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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大饥荒与共产极权主义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03日00:19:4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 杨继绳 写于 二零零八年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壹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宜、壹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壹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壹、毛泽东是中国最后壹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壹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壹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壹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壹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壹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壹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壹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壹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壹切边远的乡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壹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壹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著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壹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壹。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壹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壹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壹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壹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壹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壹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壹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壹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壹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壹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壹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壹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壹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壹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壹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壹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壹个个土皇帝。

二、国家垄断壹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壹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壹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壹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壹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壹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壹制定级别、统壹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壹架大机器,是壹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壹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壹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壹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壹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壹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壹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壹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壹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壹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壹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壹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壹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壹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壹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壹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壹批人战胜另壹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壹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壹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妳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著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壹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壹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壹个皇帝,又用壹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壹个壹党专政,又壹个新的壹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壹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壹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壹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壹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壹个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壹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壹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壹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壹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壹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壹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壹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壹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壹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壹、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壹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壹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壹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壹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壹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壹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壹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壹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壹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壹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壹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壹供给,壹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壹,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壹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壹部队有两个壹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壹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壹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壹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壹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著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壹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壹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壹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壹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壹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壹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壹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壹部是《宪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壹套,还是马青天那壹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壹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壹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壹套。


  他说的“我们那壹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壹套,“我们这壹套”否定了“他们那壹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壹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壹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壹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壹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壹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壹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壹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壹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壹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壹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壹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壹个比前壹个进步,后壹个必然取代前壹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壹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壹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壹切舆论工具,壹切图书,壹切讲坛,壹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壹种声音,只知道壹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壹阵又壹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壹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壹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壹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壹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壹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壹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壹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壹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壹目标。当时也有壹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壹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壹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壹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场壹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壹”。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壹切宣传机器、壹切文化教育,都为同壹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壹个方向影响每壹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壹律。壹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壹体化”,实现了“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壹个思想家,只有壹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壹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壹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壹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壹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壹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壹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壹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壹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壹个生产队是壹个相似形。广东省的壹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壹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壹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壹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壹网络的不同层级壹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壹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壹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壹整套价值体系。这壹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壹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壹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壹级又壹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著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壹个人的行为,还形成壹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壹。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壹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壹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壹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壹,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壹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壹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壹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壹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壹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著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著,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壹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壹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壹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壹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壹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妳站在天坛圈丘的园心大喊壹声,壹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妳听到的声音还是妳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壹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壹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壹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壹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著壹位市领导说:“妳在吹牛。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妳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壹次他当著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妳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壹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环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壹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壹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壹、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壹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壹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壹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壹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壹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壹个难题相关的另壹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壹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壹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壹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壹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儒家经典之壹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妳。”他认为,如果妳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妳就是自私的。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壹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壹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壹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壹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壹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壹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壹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壹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壹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壹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壹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著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壹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壹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妳的邻人”,不要“爱妳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壹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壹样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壹目的的至上性这壹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壹目的,这条规则的唯壹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壹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壹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壹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壹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壹个人,也不能交给壹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壹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壹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壹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壹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著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壹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壹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壹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壹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壹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壹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壹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壹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壹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壹。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壹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壹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壹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壹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壹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壹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壹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壹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壹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壹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壹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壹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壹,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壹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壹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壹点实现比晚壹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壹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壹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壹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壹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壹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壹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壹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壹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壹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壹个劳动者,每壹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壹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壹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壹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壹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壹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壹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壹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壹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壹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壹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壹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壹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壹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壹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壹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壹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壹年、日复壹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壹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妳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壹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壹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壹切思想资源、壹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壹项事业或壹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壹个虔诚的人。”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壹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壹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壹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著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壹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壹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壹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壹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1902年10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壹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壹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壹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壹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壹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壹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壹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著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壹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壹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壹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壹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著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著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壹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著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壹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壹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壹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壹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壹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壹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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