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乃忠 写于 二零一六年

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差距，这是壹切直面现实而又客观公正的人们都不否认的事实。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需要改变也能够改变，这是壹切具有理性且又追求正义的人们的美好想法和共同愿望。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改变的过程中，就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以自然演化为主和以人力主导为主的两个不同的过程。在过去——19世纪以前——的历史中，限于当时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状况，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基本上是以自然演化为主的过程。在今天——19世纪及其以后——的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东西方文明差距的改变，已经不再以自然演化为主，而开始以人力主导为主的过程。所谓以人力主导为主，就是人的目的、意识即指导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而在思想巨擘马克思之后的时代里，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严格地说，指的是东方国家文明的进步以缩小与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差距，但为了便于比较，本系列文章所论也包括西方国家文明的进壹步演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里就产生壹个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亦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所以成为问题，需要专门讨论，是因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人们，尤其中国人，通常理解的那样单纯——全盘肯定意思上的单纯和全盘否定意思上的单纯，而是壹个金沙混杂、正误皆有、是非交织的整体。因此，任何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和枝叶、真实和空想、正确和错误仔细地进行甄别。

笔者曾经论及，马克思有两个，即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 前期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壹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紧接其后，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壹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在《资本论•第壹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还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壹种自然历史过程” ；“壹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主张的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

前期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对壹般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中，而且体现在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论述中。

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于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壹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壹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壹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对印度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是再明确不过的，而且这种判断已远远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个亚洲了。

的确，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也是这样认为的。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壹）》中预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无须多加壹个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便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东方不仅包括亚洲，而且包括欧洲的斯拉夫世界，尤其包括俄国。关于俄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马克思的论述尤为具体、全面。

19世纪中叶，俄国围绕著发展道路问题，民粹派和西化派曾进行激烈争论。民粹派理论家认为，俄国由于存在著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因此俄国人民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俄国独有的这种特殊国情，使它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由村社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的马克思对于这种俄国特殊论的喧嚣壹直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他坚持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面前，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决不能使俄国避免西欧的发展道路。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他对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及其思想的反感，说：“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壹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

19世纪50年代末，俄国在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之前，政府在解放农奴方面已经采取了不少切实有效的措施，马克思对沙皇政府在改革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1858年，他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壹文中写道：“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 。的确，请设想壹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全俄罗斯独裁者”，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壹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的出路同西欧国家的出路壹样，应该倡导自由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走普世文明之路。在同壹篇文章的结尾，马克思在预测俄国农民起义可能导致的结果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再壹次表达了他的俄国应该走西欧的普世文明之路的观点。

他说，被贵族束住手脚的农民必然要求发动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直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马克思仍然对俄国未来的资本主义前景充满信心，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以普世文明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俄国地主的因货币资本不足，难以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的抱怨，劝导他们说：妳们尽可以放心。不是花不开，而是时未到；“时候壹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意思是说，只要时机成熟，“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1870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申明他的不同意俄国村社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

以上就是前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宗旨都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和正在起著的革命性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前期的马克思主张的是历史发展单线论。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改变了：由此前的反对和批判民粹主义，转变到同意和支持民粹主义，以至提出与民粹主义壹样的主张。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俄国因为保存著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又处于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时代，因此“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壹切肯定成果” 。马克思强调指出，俄国不应该沿著从1861年开始的消灭农奴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前进，“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壹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壹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自此以后，俄国应该而且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想法，马克思壹直坚持到临终之前。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进壹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们）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在这种前后的变化中我们看到，前期马克思主张，所有的——无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国家，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即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后期马克思主张，有些国家，比如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不需要且不应该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即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也就是说，前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存在“壹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壹切国家，不管历史和文化如何，迟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后期马克思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不存在“壹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显然，这是两个完全对立且无法调和的马克思。

我们当然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反复强调的，他早年的《资本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话。 我们也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壹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壹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时说的话；马克思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在这里断然否认他前期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马克思想给人们造成这样壹种印象，即他似乎从来就是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至少是双线论的——西欧壹条线，东方壹条线，并力图把前后对立的观点统壹起来。但是，我想不客气地说，马克思的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在这里，马克思是以歪曲事实、文过饰“是”为前提的。纵览《资本论》，我们发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时，不仅论及法国、德国以及西欧的壹切文明国家正在发生与英国同样的变革，而且论及美洲、澳洲和俄国也正在或即将发生英国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式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没有忘记亚洲。

关于亚洲也存在著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资本论》有很多深刻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壹段。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壹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壹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壹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壹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亚洲同样地存在著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亚洲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他的时代还处在壹种潜在的状态而已。

读完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以后，我得到的是这样壹个印象：《资本论》不仅没有把以资本集中和“剥夺”小生产者为内容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甚至根本上就没有做任何限定。相反，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发生这壹运动的时间有所不同：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典型的国家已经完成了这壹运动；西欧的其它国家正在经历著同样的运动；而美洲、澳洲、俄国和亚洲诸国或者刚刚开始这壹运动，或者即将开始这壹运动。总之，在前期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只有壹条道路，即所有国家，不管其历史、文化如何不同，迟早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壹点是马克思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因此，前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是任何人——包括马克思本人——无法掩盖的。至于前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180度的变化，当然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马克思的历史观或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关于这壹点，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

总之，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马克思：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前期马克思主义和后期马克思主义。前者以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后者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这两者不仅不能统壹，而且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壹。这里就发生了壹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究竟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并不至此。两个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前后两个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截然相反的客观论述中，而且表现在前期马克思的客观论述中的科学取向和包含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中。

关于前期马克思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讲得十分清楚。尽管伯恩施坦未对马克思作前后两期的区分，但他的具体所指就是我所说的前期马克思。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它许多著作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壹种二元论，为了不致对伯恩施坦造成误解，我拟对之作较长的引证。伯恩施坦说：就《资本论》而言，这种二元论是：这壹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壹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壹著作的基础是壹个公式，在这壹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壹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是认为他们的手段和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对此著手修正，而且用的是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而且只要研究对象同证明公式的最后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也不去勉强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在这壹限度内，他的著作摆脱了壹切必然会损害科学性的倾向。……但是壹当马克思接近认真讨论那壹最终目的的地方时，他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就产生了本书中尤其是在关于现代社会收入变动的壹章中指出来的那种矛盾，就表明了这壹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壹种教义的俘虏。

伯恩施坦接著说：说得形象壹些，他在壹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壹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为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致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脚手架。……无论如何，我的信念是，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

对于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前期许多著作中的二元论的观点，很多论者都持反批评的观点。他们不对事实本身进行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歪曲和污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种只扣帽子不讲道理的方法，实在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平心而论，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二元论观点，即本文所说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如果我们真正领会了马克思前期著作的精神实质就会发现，这种二元论，即这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情况，在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几乎到处可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主观的”目的即价值取向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他的“客观的”叙述即科学取向，却是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肯定了壹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并且揭示了当今世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历史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观的价值诉求是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社会的把物的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的做法，以致他认为必须摧毁把这壹价值原则强加给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的“客观的”叙述即科学取向，却是论证了资本运动正以“铁的必然性”向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而且这些国家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跨越资本主义这壹 “自然历史阶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二元论的马克思，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马克思。

如果还有人对前期马克思的二元论，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表示怀疑，那么，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本人对他的《资本论》是否存在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问题所持的看法。1867年12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及他的刚刚出版的《资本论》时说：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壹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壹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著壹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壹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是包括了这壹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著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著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者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坦率。他的主张社会自然演化的科学倾向的观点，“违反著自己意志”地“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这与伯恩施坦所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二元论”，“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必须摧毁脚手架”有什么不同？况且，伯恩施坦说的是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必须摧毁脚手架”，而马克思说的是“脚手架”已经被“摧毁”了——“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已经被“驳斥掉了”。所以，这里既没有伯恩施坦歪曲、污蔑和反对马克思之说，也没有本文所说的前期马克思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对立的观点不能成立之说。姑且不对前期马克思著作中的二元论，即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作价值评论，仅从事实出发，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马克思。壹个是在“客观的叙述”中基本上遵循科学、理性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在社会史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壹个逐渐变革的过程；他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他甚至指出，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著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马克思同时也就——违反著自己的意志地——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另壹个是在主观上怀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没有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不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开始写作之前在头脑中就有壹个研究“应当导致的结果”的公式——这个公式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因此也充满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所以说，这是壹个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完全对立的两个马克思。

顺便说及，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这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在与其后期著作中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关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这种对立是完全不存在的。马克思后期的主观的价值取向无疑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其客观的叙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是这壹主观价值的具体体现，所以，这里不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这里不存在种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对立，即二者之间的统壹，不壹定就是好事。很可能是负负得正意义上的统壹。）但是，在其前期著作中，如前所说，完全不壹样。马克思前期著作的客观的叙述是论证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其价值取向则是论证消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这不能不是两个对立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对立是壹种二元论，实际上，前文论及的前后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是壹种二元论，是另壹种意义上的二元论。如果将前文所说的二元论壹起考虑，马克思则有双重二元论：不仅有伯恩施坦所说的、他自己也坦然承认的二元论，即主观的价值取向和客观的叙述之间的对立；而且有我所说的、他自己却断然否认的在主观的价值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客观的叙述与客观的叙述之间的对立。——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

既然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即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究竟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就不能不成为壹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现实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盲目处之。

那么，东西方文明之间差距的改变——严格地说，指的是东方国家文明的进步以缩小与西方国家文明之间的差距，但为了便于比较，本系列文章所论也包括西方国家文明的进壹步演化——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将哪个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呢？

历史的应然发展是壹回事，历史的实然发展是另壹回事。由于存在著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因此在马克思（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斯）逝世后，他的彼此对立的学说，分别被他的两部分不同的继承者所继承，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由此出发，也就导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历史道路。

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继承、发展了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马克思的前期学说作了重大的修正，特别是克服了其前期著作的空想主义残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并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树立了成功的范例。

在讨论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马克思的关系之前，首先必须纠正壹个被人们歪曲了的观念。长期以来，由于受列宁的影响，学术界、尤其中国学术界，把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对立起来，以至于在个别前卫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价值的今天，仍然以人划线。他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凡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批评马克思的话，无论是非对错，都是错的；凡是列宁批判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话，不分青红皂白，都是白的。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他们不加分析地把列宁当成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当成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后文的论述可以说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列宁是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将在下壹篇文章中讨论，本文只讨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都有严肃的批评和重大的修正，但他们绝不是马克思的简单的反对者和背叛者。以伯恩施坦而言，他所做的如同他自己所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 1。伯恩施坦甚至明确指出，马克思有不朽的地方，“马克思的值得永垂不朽的地方在于建筑物，而不在于脚手架”。2 考茨基也和伯恩施坦壹样，并与伯恩施坦壹起，肯定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应该肯定的东西，发展了他们认为马克思所没有的东西，同样，也修正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应该修正的东西。至于他们所做的壹切正确与否，自然后人可以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马克思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和区别是壹个复杂的问题，全面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并对之评论不是本文的任务。就本系列论文讨论的主题而言，我认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为社会民主党制定理论和策略的过程中，在与各种反对派的争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至少做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壹 继承了马克思的前期学说的精华

马克思的前期的学说，值得肯定的并且被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几乎都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第壹，进化论。马克思的进化论思想如前所述，在其前期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共产党宣言》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功绩的肯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亚细亚的、古代的等四种生产方式序列的依次排列，以及《资本论》对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论述等都是进化论的体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在该书中的壹些思想“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尽管恩格斯所指的具体思想不尽恰当，但这样的贡献确实有过，比如前壹文刚刚引述过的该书关于“三个从属于”3 的论断就是属于这样的贡献。马克思本人也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科学界的达尔文”。1880年，马克思曾将自己的壹本《资本论》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回信礼貌地请马克思原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是马克思的进化论的继承者。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说出了“社会是壹个发展的有机体，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这个社会宁可说有自己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规律”的观点。伯恩施坦接著说：“同壹年，达尔文的第壹本关于有机自然界进化理论的巨著也出版了，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两本著作相提井论。……它们的基本思想表现了同样的精神。”——如同达尔文详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新的形态和品种的起源，马克思阐明了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这两者的发展条件并不相同。4 伯恩施坦还以更加简练的语言指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5 考茨基也认为：“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6 在下壹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仅是马克思的进化论的毫无保留的继承者，而且是坚决的捍卫者，曾对违背进化论的行为做过严肃的批评，因此，他们都有进化论的社会主义者之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伯恩施坦还是考茨基，他们继承和捍卫的进化论都不是他们的批评者贬称的所谓庸俗进化论；相反，他们主张的进化论——无论自然界的还是社会领域的——既有量变和有质变（突变）。考茨基曾以人的演化和社会的演化相类比。无论胎儿的发育还是婴儿的成长都是壹个进化过程，但是，从胎儿到婴儿要经过分娩即突变的过程。考茨基就此得出结论：“正如壹切动物必须经历壹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经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 7 这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进化论的继承。

第二，与前壹点密切相关，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继承了马克思前期学说中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前期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工业占经济的主导地位，工人占人口的多数。相反，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产生社会主义，在前期马克思看来纯粹是乌托邦。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不折不扣地继承了马克思的这壹理论。伯恩施坦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壹文中阐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构想，反对任何固定的、壹成不变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方案。“对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在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著的社会发展过程。不是方案，不是图样，而是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的壹种运动”。8 在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后，伯恩施坦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9 与伯恩施坦壹样，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壹书中更加具体地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考茨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以及必须具备壹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所有这些条件只能在大工业的基础上产生，而大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所以归根到底，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10 这些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前期学说中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的继承。

二 发展了马克思的前期学说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继承马克思前期学说的精华的同时，还发展了马克思的前期学说。自由和民主是马克思前期学说中的重要思想之壹。马克思十分重视自由。比如马克思的雄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于专制政权扼杀出版自由的批判，对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主张，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个人自由的主张，而且指出了获得自由的方法和途径。就个别——比如出版——而言，马克思说，获得出版自由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本身 11；就壹般而言，马克思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壹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12 同时，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民主。在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民主制比君主制优越。“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壹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壹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因此马克思主张：不应该“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应该“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3 在后来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曾设想以巴黎公社的各级“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14 的办法实现民主。但是，马克思对自由、民主——这里主要讨论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对普选制的理解还是有局限性的。在紧接上述关于巴黎公社选举的设想后，马克思说了壹句令人费解的话：“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壹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15 马克思的这句话常常被壹些人用来论证资本主义国家普选制的虚伪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不存在“应当”的问题。既然代表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在逻辑上讲，他只能为人民服务；如果他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可以随时将他撤换。这种逻辑上有问题的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普选制的轻视。也正是在这里，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发展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尤其是普选制理论提供了空间。

伯恩施坦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很多人看不到革命带来的壹定程度的民主和选举权的作用指出，社会主义变革不是在壹个短促的时期内完成的行动，但是办法已经有了，这个办法就是选举权。无产阶级以及和它的地位相同的阶级，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即使他们在下壹次选举时不能立即获得多数，就在那时我们也不会失败。” 伯恩施坦接著说，只要民主选举权仍旧始终掌握在社会的最大阶级手里，而由这壹阶级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坚持不懈的上进过程仍旧存在，“所有这壹切会作为动力而存在著，并且必然会把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改革争到手。”16 就此，伯恩施坦对选举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可以与阿基米得支点相媲美。如果阿基米得说，用壹个支点可以“把地球翻过来”，那么，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可以“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17 我们看到壹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的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就是利用民主的选举权不懈地为社会变革而努力。当然，普选制也会产生错误。比如，希特勒的总理职位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而是通过阴谋欺骗手段获得总统兴登堡的信任而受后者任命的。但是，在兴登堡去世后的壹次公民投票中，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集总理、总统和三军统帅职权于希特勒壹身的恐怖的独裁政权。然而话说回来，普选制是多数人参与的民主制，不仅有自由讨论和互相竞争的空间，而且有定期轮换和随时弹核的制度保障，即使有错误，也比专制体制容易改正错误。

从强调选举权的重要性出发，伯恩施坦发展了马克思的民主学说，并提出了壹系列关于民主的理论。伯恩施坦认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虽然不能创造奇迹，也有很多缺点，“但是无论在英国和在瑞士，还是在法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民主已证明自己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18 伯恩施坦还认为，民主是妥协的大学。“在实践中已经表明，壹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 19 针对守成主义者对于民主效率低的批评，伯恩施坦说：“如果说在个别问题上，政治上最先进的各国的立法不像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各国在急于行动的君主或他们的大臣的影响下有时能做到的那样迅速进行，那么从另壹方面说来，在民主已经根深蒂固的各国，在这些事情上是不会发生倒退的。”20 就是说，民主虽然使有些事情的进展显得较慢，但是，它能保证方向的正确，不致使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被推倒重来。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的根本在于选举权的落实。针对守成主义者的“民众的文化素质低，不能实行普选制”的观点，伯恩施坦指出，选举权本身就是壹所提高民众民主能力的大学。“对于壹个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可以长期表现为选举‘屠夫’本身的权利，但是随著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 21

在伯恩施坦发展马克思的民主理论的同时，考茨基也对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做出了重要发展。考茨基的民主理论极其丰富，但限于篇幅，我只提及两点。第壹，考茨基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联系。考茨基说，对我们来就，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壹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22 第二，强调民主内在地包含著对少数派的保护。现代民主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考茨基认为，在这种斗争中，同时也产生了壹个新因素，即对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因此，“民主意味著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著保护少数派。”23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民主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民主理论的百花园中又增加了壹朵艳丽的奇葩。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前期学说发展的另壹个重要方面，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长期以来，很多人似乎形成了这样壹种印象，即马克思只有暴力革命理论，而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壹方面与马克思本人有关，即马克思早年——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无疑是暴力革命而非和平过渡；另壹方面也与列宁的歪曲有关。在列宁的著作中，马克思的确只有暴力革命理论，而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马克思在强调暴力革命之后的时间里，随著时间的推移，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讲演时说，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壹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马克思接著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以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24 马克思对当时情况下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适用范围划分的观点，虽然比1848年单纯强调暴力革命的观点有所进步，但在理论上仍然不够彻底，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尤其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民主因素有了很大增长的情况下，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就更加凸显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进行议会斗争。伯恩施坦在189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壹书中说：“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壹定需要革命的专政。”25 在该书的另壹处，伯恩施坦说得更加明确：“在壹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26 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壹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壹整批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和壹般社会条件相对改进的结果。因此，伯恩施坦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已经“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社会民主党应该“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27 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伯恩施坦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同时，考茨基也持同样的观点。考茨基认为，社会革命或变革的形式取决于原来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状况。“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专制制度压迫著壹切自由运动的国家里爆发的，专制制度依靠壹支脱离人民的军队的支持；在这种国家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没有普选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议机构。在这种国家里，反政府的斗争必然采取内战的形式。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将在下列这样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几十年以来，民主——即使不是‘纯粹的’民主，但毕竟是壹定程度的民主——已经扎下深根，而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完全脱离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构成人民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将如何实现其夺取政权，这还需要等等再看。我们无论如何也决不需要推断，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会在西欧重演。”28 考茨基的话显然有些委婉。其实，考茨基的观点与伯恩施坦壹样，认为在有了壹定程度的民主的西欧各国，应该利用议会斗争的和平手段，促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壹发展的意义壹点也不比他们对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发展的意义小。然而，在学术界——至少中国学术界，从公开出版的文字来看，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至今仍然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即所谓修正主义理论批判。从道理上辨明二者之间的是非，需要花费较多的笔墨。好在中国很多学者是喜欢以人划线的，即前文所说的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的话都是正确的；现在，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恩格斯在写于1891年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在公式化地重复了马克思在近20年前说的英国、美国等民主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著重批评了党内有人主张的“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德国这样壹个“半专制制度的”国家，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29 但是，仅仅4年后即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壹书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指《共产党宣言》主张的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观点——引者注）只是壹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壹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30 在抛弃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后，无产阶级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斗争呢？恩格斯认为，应该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的壹个重大贡献，就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壹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把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31 恩格斯的观点改变了。批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先生们，如果妳们壹定要批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那就先批评恩格斯吧。诚然，在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后，世界并不太平，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而且德国都是两次战争的策源地之壹。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后果也很严重，但是可以断定的是，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其结果也没有阻挡资本主义社会继续以和平的方式向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不能否定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们恰恰是在违背和平“长入”理论的情况下发生的。

三 修正和否定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前期学说的同时，还修正和否定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第壹，修正了资本主义崩溃论。马克思壹生中的壹个很大错误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太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零散的危机很快会形成壹次总危机，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将资本主义推翻。这种观点被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崩溃论。资本主义崩溃论的错误已被壹百多年来的历史所确证，而且继续被目前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现实所确证；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壹个世纪前就看到了马克思的这壹错误，并对之作了纠正。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壹万三千册版序》中说：“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壹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壹思想正是本书的全部精髓所在。” 32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壹书中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随著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壹个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壹种特殊形式”，“壹个新的阶段”，33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看到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未到全面崩溃的时刻，这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会民主党人的功劳。

第二，厘清、修正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34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语焉不详，给后人留下很大的解释空间。就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和理论本身而言，无论如何是马克思的壹个败笔，实有厘清、修正乃至否定的必要。

根据考茨基的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或理论有两个问题，第壹，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考茨基认为，壹个阶级只能进行统治，但是不能进行治理（专政），因为壹个阶级是壹种不定形的群体，而只有壹个组织即政党才能进行治理（专政）。35 所以，如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中只能是如下两种情况之壹：在不可自由组党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即壹党专政；在可以自由组党的国家，无产阶级本身可能分成不同的政党，这样，“这些政党中的壹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壹部分对另壹部分的专政。”36 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了十分奇特的东西。第二，与前壹点相联系，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容易造成如下两种情况的混淆。考茨基认为，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被做出两种解释：壹种是状态；壹种是政体。考茨基说，马克思的本意不是指的政体，而是指的状态，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37 但是在实践中，往往造成两种情况的混淆，即无产阶级专政被当成政体。所以，考茨基强调，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因为“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38 可见，专政壹旦被作为政体，必然与自由、民主相对立。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不予完全否定，也要从理论上对它厘清、修正和限定。

如果说考茨基讲的比较复杂，那么，伯恩施坦说的就比较简明了。在伯恩施坦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同民主相对立。“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壹切有可能的地方实际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壹切都是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的这壹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壹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壹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壹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壹词句和现实相壹致。”39 鉴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认识，伯恩施坦进壹步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信徒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壹种更高级的文化的先锋；“但是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壹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40 伯恩施坦之所以说“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是因为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这壹时期实行专政的国家，“还完全不知道今天的传播和争取法律的方法，或者只知道这些方法的很不完善的形态，而适合于这壹目的的机关是没有的”。41 应该说，伯恩施坦讲的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不知道运用或有意不运用传播即媒体和法律的地方才需要专政，在知道并且在实际上运用媒体和法律的地方，则无需专政。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厘清、修正和否定。

在这里，我想专门对中国的壹部分读者说几句。从前文的论述已经看到，从后文还可继续看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虽然含糊其辞，错误很多，但显然被后人、包括今人误解了。误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壹，在马克思那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只是壹个短暂的时期，而不是像后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长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说过：“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42 既然国家机构是临时性的，专政当然不可能是长期的。而且在马克思那里，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历史阶段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壹个概念，向社会主义转变就是向共产主义转变。因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只是壹个短暂的时期，而不是像后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长的乃至无限期的历史阶段。尽管马克思的这壹设想是壹种空想，但这是马克思的真实想法。第二，考茨基说得对，马克思所说的“专政”，只是壹种“状态”，而不是壹种“政体”。把马克思所说的“专政”理解为“政体”而不是“状态”，是对马克思的极大的歪曲和篡改。我们这样讲的理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那段话的前壹页，说了我们前面刚刚引证过的马克思主张“把国家由壹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以实现自由的话；在那段话的后壹页，马克思在批评德国工人党主张的“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的观点时又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教育应该通过法律来实施，而不是通过国家来实施；国家和政府不仅不应该是国民教育的实施者，“相反的，应该使政府和教会壹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国家不仅不应该是人民的教育者，相反的，“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43 说这样壹个主张置国家于社会之下、置政府于法律之下，国家不仅不应染指教育和其他社会事务，相反应该受到人民的教育和监督的马克思，会主张实行那种“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的作为政体的“专政”，岂不荒唐！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之所以变得重要，完全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们歪曲、篡改和渲染的结果——至于后来演变为利益需要的结果，那已经是另外壹件事了。所以，如果客观地理性地思考，壹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对的。

第三，把社会主义由目的转变为过程。关于社会主义主要是目的还是过程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对立的两种倾向。有时候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比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凭壹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壹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著的新社会因素。”44 但是，通观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更多的是把工人运动、社会主义作为目的来关注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暴力革命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论——至于其后期的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超越论”就更不消说了——等，都或隐或显地带有把社会主义作为目的的痕迹。由于强调社会主义主要是目的而不是过程，必然会出现种种急于求成的措施，乃至置客观规律于不顾。伯恩施坦看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壹不良倾向，说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壹切”的名言。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壹切。” 45

伯恩施坦的这句名言，在长时期内的苏俄和中国学术界，都被当成否定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言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伯恩施坦的本意并非是否认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固定的模式。他说：“明摆著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46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壹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人们没有必要以此为目的而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对于将来，我所感到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壹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描绘将来的东西。我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超出这壹范围之外的远景，只有当它们能成为我在这壹方面的有效行动的准绳时，才能引起我的注意。”47 我同意伯恩施坦的处置目的和过程的观点，把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当成过程而当成目的，实际上是壹种乌托邦。

“运动就是壹切”之所以正确，因为它坚持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伯恩施坦说：“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我当时就是在这壹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脱运动就是壹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48 在1901年，伯恩施坦又壹次解释：“妳们希望把最终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认这壹最终目的，如果妳们希望有壹个理想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想就存在于壹步壹步向前迈进的实践运动本身之中。”49 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的观点，与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是过程而不是目的的观点是多么吻合。问题只在于马克思由于他的“二元论”的原因，没有将这壹观点贯彻始终，并使之成为其主要倾向，而伯恩施坦将之纠正过来了。

其实，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注重其过程而不注重其最终目的或结果，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中国古人就懂得这个道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50 据说，这句话最早是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人们天天洗澡，从最终结果或目的来说，肯定有利于健康长寿。但是，人们在洗澡的时候，谁也没有把这壹最终目的或结果放在心上，在意的是今天洗澡了，今天很舒服。这就是“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壹切”这壹名言的道理。遗憾的是，中国人只懂得把这个道理运用于洗澡，而不懂得也更没能力将这个道理运用于社会改造，所以三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只能日复壹日、年复壹年、世纪复壹世纪地在以改朝换代为表现形式的以传子传嫡为核心内容的同壹个模式中循环往复。然而，更加遗憾的是，在列宁的高压和强势灌输下，在意识形态需要的支配下，中国学人失去了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今日仍然几乎众口壹词地对这壹至理名言加以批判。试想，如果我们能把伯恩施坦的这壹至理名言用于社会改造，使我们的社会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每天都克服掉壹些缺点和错误，这样，日复壹日、年复壹年地下去，还愁我们的社会到不了社会主义吗——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为固定模式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由目的转变为过程，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壹个莫大贡献。

以上就是围绕本系列论文的主题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与马克思之间的异同所作的简单考察和评论。在我看来，就本文所论及的范围而言，无论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继承还是发展，抑或是修正和否定，都是正确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前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惟其继承、发展和修正，才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发展到了民主社会主义阶段。而众所周知，在当今的经济的社会主义方案失败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成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追求壹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总纲领。因为这个总纲领更加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因此受到西欧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抱。西方各国之所以成为目前世界上最自由、公正、富裕、幸福的地区之壹，与它们成功地吸取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改良等基本要素密切相关。也因此，伯恩施坦的思想成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维利•勃兰特于1979年11月14日在波恩发表的纪念《哥德斯堡纲领》20周年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在近几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讨论中就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从哥德斯堡纲领的角度谈到他，壹再把他称为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对马克思——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句像雷鸣壹样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说来就是壹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像是壹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 51 持此看法的不只是勃兰特壹人，而是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共识。正是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继承、发展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使马克思主义西欧化的意义上，我认为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各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

然而，这壹结论不会没有质疑的。质疑者会说，伯恩施坦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是反对马克思的，他的思想还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吗？——还能说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吗？

关于伯恩施坦和马克思的关系，虽然在本文开头曾有交代，但是，那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很不够的。我对上述问题持肯定的看法，伯恩施坦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此，我再提供如下几点证据。

第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上的进化论即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才能产生的社会历史理论，还有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些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述，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伯恩施坦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问题乃至其理论基础都有批评，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核心内容不是都壹点不漏地继承下来了吗？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上，伯恩施坦和马克思不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吗？西欧各国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典范，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遵循前期马克思的——当然是排除了“空想主义残余”的——教导，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开展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把社会主义作为过程而不是作为目的来追求。就此而论，伯恩施坦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吗？

第二，我们来看看二者的价值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强国的殖民活动方兴未艾，作为壹个思想家，对此不能没有自己的态度。 伯恩施坦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壹文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将反对对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施加暴行和进行欺骗性的掠夺，但是社会民主党也将放弃对于把这些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的任何反抗，认为这是不合宜的，同样也将放弃对扩大市场的任何原则性的反对，认为这是空想的。” 52 前文曾论及马克思对于英国殖民印度、中国的态度，也论及马克思对于扩大市场的态度。如果将二者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伯恩施坦和马克思在殖民政策上的观点，以及由此观点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多么惊人的壹致。而殖民政策——外交——只不过是内政的自然延伸。两个在价值观上高度壹致的思想家，可能在壹些理论问题、甚至重要理论问题上发生分歧，但是，说其中的壹个是另壹个的背叛者，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壹致性，决定了伯恩施坦天然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尽管是有批评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而惟其批评，才更有价值。

第三，可以用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和排中律证明伯恩施坦不是马克思的单纯的背叛者——如果不是单纯的拥护者的话。根据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在马克思主义的互相对立的二元论中，必有壹对壹错。任何人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有二元论——而这是马克思自己也承认的——，对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做出壹概肯定或壹概否定的结论。实际上，已有论者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了。西德学者托马斯•迈尔说，伯恩施坦属于最早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贯串著二元论的理论家之壹。伯恩施坦既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贯串著二元论，就“不可能单纯地背弃或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把其中互相矛盾的因素区分开来，援引合乎理性的和被经验证实的论据，批判地克服另壹些论据”。53 迈尔还说，伯恩施坦通过这样克服二元论而制定壹种经济社会观和符合这壹观点的社会主义战略。他可以声称自己是处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优良传统）之中的，同时又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矛盾，他所做的是“用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的工作。54 迈尔的评论既符合伯恩施坦的本意，也符合事实。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肯定有错误；这种错误就是他所谓的“脚手架”——空想主义残余。但是，伯恩施坦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有错误，但问题不“在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在于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黑体字是原文本身的——引者注）55 伯恩施坦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拆除这空想主义的“脚手架”，使“建筑物”——“马克思主义本身”获得存在的权利；这是壹项具有建设性的工作。从以上几点，我们难道还不能得出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结论吗？

既然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那么，他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难道不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吗？既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是西欧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那么，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各国不是在将马克思主义西欧化吗？而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各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公平、富裕的地区之壹，那么，西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西欧化，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吗？

至于说马克思本来就是德国人，对德国来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诚然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了的产物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所及，不只是德国，而是整个西欧。

如本系列论文第壹篇所论，存在两重意义上的两个马克思：既有其前期著作中的主观的价值取向和客观的叙述之间对立的两个马克思；又有在其前期和后期的主观价值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前期的客观的叙述与后期的客观的叙述之间对立的两个马克思。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尤其是在20世纪前20多年，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在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将后期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前期的价值取向中壹直沿袭下来的主观的价值取向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客观的叙述中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从而导致苏俄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从列宁的理论观点的转变开始的。早期的列宁虽然在充满民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但他主要接受的是后期的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在社会理论上著重强调的是马克思前期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 比如，在俄国革命的问题上，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壹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而俄国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的国家，所以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壹]1897年，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肯定并高度评价19世纪60年代俄国启蒙者的思想，认为俄国应该继承这壹思想遗产，“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二]列宁还很赞同地认为，这种启蒙者的思想遗产，“根本不认为知识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壹种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因素。” [③]再如，在对待民粹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1894年说：民粹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四]1897年，列宁强调指出，“60年代遗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列宁甚至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前期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在《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壹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列宁还强调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壹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消灭壹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⑥]

但是，大约在1905年以后，列宁开始接受马克思后期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并努力将此理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民粹主义俄国化。

此时的列宁不再强调作为革命条件的物质基础；相反，他把强调物质基础的人称之为经济主义者。列宁批判道：经济主义者“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七]。此时的列宁也不再强调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而开始强调资本主义阶段的可以逾越性。他反驳经济主义者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壹定的文化水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⑧]后期的列宁也改变了对民粹主义的观点。在1907年的《土地纲领》中，列宁说，民粹派的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包含著“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⑨]1912年，列宁又说，民粹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⑩]同样，在村社问题上，列宁的观点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根据金雁的研究，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1899年、1908年两个版本：前者认为“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后者认为“解散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前者反对俄国特殊论，后者和民粹主义抢“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潮头，最后把原来主张俄国特殊论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而由他自己领衔。[11]

与伯恩施坦在将马克思主义西欧化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作为运动而不是作为目的相反，列宁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运动。1900年，列宁提出政治斗争高于经济斗争的观点：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它党派的尾巴”，而且会使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这壹最终目的。[12]、由此，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壹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13]、1911年，列宁在已经认识到旧的专制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壹步”，即在已经有“黑色的和黄色的杜马”可以利用的情况下，他依然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最终目的。在论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制定的纲领时，列宁说：“我们的纲领确切地表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表述都特别强调反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14] 、出于把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的的考虑，在1915—1916年间，列宁连续两次明确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壹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的观点。[15]、列宁的意思显然是，像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众所周知，俄国是壹个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弱小，根据前期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纯粹是乌托邦，如前所说，列宁也曾经完全赞同此观点。然而，理论观点发生了变化后的列宁，在把马克思晚年的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俄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以至于在1917年3月刚刚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壹个月后，就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俄国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计划，并在当年11月（俄历10月）发动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十月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这里顺便提及，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壹说。所谓“十月革命”，只不过是在布尔什维克知道自己不可能获得议会选举多数的情况下，由列宁主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壹次军事政变。[16]、所以，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从来不使用“十月革命”壹词，凡是说及“十月革命”的地方，都以“十月事件”、“十月政变”代之。[17]、最近，由俄国学者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也不使用“十月革命”这个词，而使用了“政变”这个词。俄国的大部分教科书也如此。[18]、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仍然使用“十月革命”。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十月革命与马克思究竟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西方思想家们几乎有著壹致的看法，即十月革命与马克思无关，或者说，十月革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过壹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壹个重要阶段的尝试。……根据马克思的壹句话，专政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际上它是壹个党的专政，这个党依靠无产阶级的壹部分，在壹个顺利的时刻掌握了统治手段，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了壹切别的党派，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的。”[19]在伯恩施坦看来，十月革命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为它企图进行壹次“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壹个重要阶段的尝试”。

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著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壹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达壹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20]

普列汉诺夫说得直截了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壹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壹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21]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壹篇专门讨论十月革命的文章中说：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因为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著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该首先发展资本主义，按照西方文明的式样，必须经过壹个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已发生的十月事件战胜了马克思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22]

上述列位西方思想家们的观点是完全壹致的，即十月革命的原则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对立的。

西方思想家们的这壹观点我完全赞同。不过，就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而言，我想指出问题的另壹方面，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有前后对立的两个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考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与前期马克思主义即《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与后期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论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完全壹致的。因此，如果不对马克思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似乎难以说清楚列宁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斯蒂芬·T．波索尼在讨论列宁的书中说：“（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每壹个俄国革命者都受益于马克思，但是实际上没有壹个人是马克思的真正追随者，因为俄国条件同马克思的学说是无关的。”[23]波索尼的说法我能够理解，他也是将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们与《资本论》的马克思做比较的；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既未对马克思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也未对列宁做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如果做这种区分，我们就会发现，前期的列宁由于主张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虽然谈不上是前期马克思的虔诚的信徒，但起码是前期马克思的合格的信徒。而后期的列宁由于将后期马克思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变成了实践，不仅是后期马克思的虔诚信徒，而且堪称后期马克思的杰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了。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由于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他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十月革命的发生负责。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追究历史责任，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列宁坚持走壹条与伯恩施坦相反的道路，当他违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村社基础上发动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十月革命，用权力取消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亦即当列宁将马克思主张的俄国应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时候，壹切灾难从这壹刻全都开始了。

在村社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乌托邦；为了使这壹乌托邦变成“现实”，惟壹的手段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们看到，与伯恩施坦、考茨基在把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过程中强调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张，尽量淡化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相反，列宁在把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背弃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张，尽量强化并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它们自由地、大胆地、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使它成为‘国家’的惟壹政权，成为所有国家‘消亡’的前驱。”[24]列宁明确宣布，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与民主彻底决裂了。那么，与民主彻底决裂后，治理社会的手段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自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列宁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25]列宁还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6]人们不要忘记，列宁的这壹套全面的、血腥的、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在打著马克思的幌子下传布的。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明确提出承认不承认他的这壹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区分真假马克恩主义者的“试金石”。

然而，要使壹种错误理论成为现实的罪恶，光有错误理论本身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使这种错误理论付诸实施的权力实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所以成为现实的罪恶，关键就在于，列宁在发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也发明了使这壹理论得以实施的权力实体，即把马克思说的“专政”由本来意义上的“状态”变成“政体”；而这个政体就是工农苏维埃。列宁说：“迄今为止，人们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没有去研究这种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 列宁接著强调指出：“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壹点：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壹种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壹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组织壹种崭新的国家形式，不应该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阶级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须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27]读者壹定还记得，考茨基在论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时，也强调不应该把作为“政体”的专政和作为“状态”（姑且理解为列宁所说的，为“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的专政相混淆；但是，考茨基强调的是专政应该是“状态”，而不应该是“政体”。列宁则与考茨基完全相反；他强调专政应该是“政体”，而不应该是“状态”。在此我们看到，列宁不仅在理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国家“政体”，而且发明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

但是，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苏维埃毕竟只是国家政权，按照列宁主义，国家政权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因此，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壹党领导，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孜孜追求的目标；这可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看出来。根据《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记载，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俄历）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说：“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不得给予它壹丝壹毫的支持……武装无产阶级——这才是惟壹的保证……不得谋求与其它政党的任何接近。”这就明确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任务：“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壹党专政”。[28]后面事情的发展正如伯恩施坦所说，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了壹切别的党派”。自此，苏俄就开始长期在列宁发明的党权至上、党政合壹、党国壹体的体制下运行。

如前所说，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只不过是壹场政变，十分缺乏群众基础。在农村，虽然布尔什维克有关于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承若，新政权暂时得到了底层农民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随著抢夺农民的粮食以及其他种种暴行的发生，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便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在城市，更是壹片反对之声。据史载，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抵抗活动，早在十月革命后第壹周就已出现了。且不说克伦斯基成功地征募了壹支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开进到彼得格勒郊外。单在首都城内，作为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不满分子组成了壹个“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号召人民收回对新政府的支持。绝大多数教授和知识分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白领工人包括政府雇员拒绝工作，部队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首都的某些建筑。[29]而工人方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布尔什维克党刚刚建政后，工人阶级还享有选举、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也能选择工作并取得优厚的报酬。但是，过不多久，事情就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考茨基的出版于1919年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30]记载，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上述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壹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壹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31]自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体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由于缺乏粮食供应等原因势必变得格外强烈。虽然新政权遭到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全面反抗，但是，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壹党专政”的力量，已经剥夺了工人和所有人的结社集会的自由，因此，“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32]

仅仅在组织上阻止工人和其他各阶层的反抗，对苏维埃当局来说并不是上策，上策是如何使人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要达到这壹目的，就要统壹思想；为了统壹思想，就必须控制报刊；而控制报刊的手段，主要是报刊审批和出版审查。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控制报刊的手段是十分严厉的，不仅针对著资产阶级报刊，而且针对著所有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报刊。布尔什维克当局为这种严厉的报刊管理制度辩护的理由，是“从这样壹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著壹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壹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33]在布尔什维克当局看来，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所以必须实行严格的报刊管理制度。可是，报刊管理制度实行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34]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下，为什么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我们在这里看到欺骗和谎言的数量与报刊审查制度的严格性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互成正比例发展的奇妙情景。

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镇压工人和其它阶层群众由于利益受到侵犯而产生的反抗，并使之俯首贴耳地服从专制统治，除了使用舆论欺骗、道德说教等软的手段外，还使用硬的手段。——具体地说，就是管、关、杀的红色恐怖。据考茨基在1919年的记载：“苏俄已经组成了壹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具会（俄国自称的‘肃反委员会’——引者注），‘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壹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壹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壹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35]为了让读者了解这种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具体情况，介绍几个具体细节也许不无脾益。据《国中之国：克格勃和它掌控下的俄罗斯》记载，契卡（cheka）们所奉的指示是：“妳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内涵和实质。”[36]据莫斯的《俄国史》记载，在红色恐怖时期，外表特别像具有特权者的人会有麻烦。1918年初，壹个布尔什维克被杀死在萨拉托夫，因为他穿著壹件时髦的外套，被人当做了壹个“布尔昂”（上流社会壹员）。眼镜也足以使壹个人变得可疑，在国内战争中，有人甚至因为指甲干净、双臂平直而被红军枪毙。[37]在这次大清洗中，被杀的人数，普列汉诺夫在大清洗开始不久的1918年4月预言，“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38]如果说普氏的说法还是壹种预见的话，那么，下面的数字就是历史事实了。据2009年成书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在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39]

人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恐怖行为是在违背列宁和俄共中央意志或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基层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恰恰相反，这壹切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完全知情并亲自部署下发生的。据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2003年出版的著作记载，1918年1月，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两个月，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壹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壹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壹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壹”。雅科夫列夫接著评论道，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壹个。在坏人的行为中，壹切都很相似。[40]据《真理报》记载，当时有人写信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清洗所有那些不与共产党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才利用共产党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在1919年3月27日回信说：“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41]列宁的这些指示和号召对于全国规模的大清洗，无疑起了直接动员的作用。至于在对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逃跑等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列宁亲自下达的枪毙、处决的命令则多得不计其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芦笛的网文《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42] 在大清洗的具体操作中，契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考证，在1918年第壹季开始的反对各式各样的反对者、不配合者的“十字军讨伐”，使大清洗全面升级。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契卡被授予绝对的权力：独自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的权力，尤其是契卡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不用向任何法律机构报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枪决“人犯”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国家契卡拥有这样的权力，而且各州县的下属机构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43]而对于契卡们的工作，据《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列宁也给予高度评价：“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4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这种即决裁判的恐怖手段根本没有效果。因为这些非常委员会本身就不纯洁，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已经干了或正在干著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都钻进了各级委员会。能够阻止这些坏蛋和野心家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的手段只有不受管制的自由的报刊。但是，当时的俄国已经没有自由、公正的报刊，相反，“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污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45]大清洗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论，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为了维持政权大规模地使用恐怖和暴力的行径，无论如何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是对雅各布宾恐怖主义的接续，而且是更为恶劣的接续。[46]

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壹个如此恐怖、暴力、血腥的反人类运动，究竟是何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这要从列宁的强调独裁说起。列宁在提出组建特别法庭和肃反委员会要求的同时，又提出实行个人独裁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说：“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著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47] 为了把他的独裁主张贯彻于全党，列宁又随即提出“给与壹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的要求。列宁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强调“个人独裁制”，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壹个人的意志”。[48]事实上，列宁是要把独裁原则贯彻于全党的主张，早在建政前就很明确。据奥地利学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记载，列宁认为，壹个处在独裁政府体制统治下的革命党，也不可能以民主原则——被选举权和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民主监督的原则——作为基础。它不可能是民主的群众性政党。革命需要壹个人数不多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他们是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杠杆。[49]建政后，列宁集党政军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壹身，终于使他的独裁主张得以大行其道。所以，《国际史》又记载，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被列宁加以理想化的有知识的“职业革命家”，只不过是像雅各布宾壹样的激进资产阶级，列宁的想法是把党变成壹所由壹名以中央委员会面目出现的厂长领导的大工厂。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是“壹幅半明半暗的、可悲的雅各布宾主义强硬派的讽刺画……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要被壹座雅各布宾派法庭指控犯有温和罪，而掉下断头台的第壹颗脑袋，将是马克思的巨人之首”。托洛茨基还预言，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下，“党将会由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由中央委员会，以及最终中央委员会由独裁者取而代之”——由“壹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取而代之。[50]在独裁统治之下，无产阶级还有主人翁的地位吗？党员个人还有价值吗？还是《国际史》记载，“普列汉诺夫指控列宁力图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党员’贬低为‘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说列宁的党的思想是壹种‘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空想’，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见解是巴枯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普列汉诺夫以先见之明写道：列宁的组织原则将导致‘归根结蒂壹切都围著壹个人转，这个人注定了要总揽所有权力于壹身’”。[51]在这里我们看到，恐怖、暴力、独裁、专政天生地紧密联系在壹起。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共产主义试验在开始的头两年就被证明失败，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保全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不是承认失败，改弦易辙，而是在统治手法上耍尽花招。他们突破了壹切政治伦理的底线，他们违背了执政前向人民允下的所有承诺，他们改变了建党时关于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初衷。考茨基记载，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著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建立了壹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但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壹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壹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壹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壹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壹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壹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52]考茨基的这些记载虽然是在1919年，但是，近年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考茨基的记载是可信的。根据考茨基的记载，我们可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实际上只做了壹件事情：拆了壹座大厦，又建了壹座大厦。不同的是，原来的大厦是别人的，现在的大厦是自己的，仅此而已。就大厦功能的积极作用和结构的合理性而言，后者远不如前者。而为了这壹拆壹建，毁灭了无法计算的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不认为是罪恶，还壹直把它作为历史功绩来歌颂。

如果我们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的罪错加以概括，那就是他（们）否定人类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壹切积极成果。普列汉诺夫说得对，许多为每壹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壹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壹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被他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53]诸如此类的反对普世文明的概念和行为，对于列宁来说不胜枚举。总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人类社会有东方和西方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在俄国绝不走西方道路的口号下，他们拒绝了西方的、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议会政治、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和人权。在这条反人类、反文明的道路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统治究竟是怎样壹副面貌，要清楚地了解这壹点，我们还是来看看与列宁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包括列宁的战友的揭示。

伯恩施坦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说：“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选举权，因为对他们来说有组织的发展进程是不适用于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逻辑胜过统治者的任何暴力，当暴力和发展的规律相矛盾的时候，它只会破坏而不会壹致地为进步服务。而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它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尖锐的矛盾组成的：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只要不及时发生转变，就必然会成为壹个十足的畸形儿。”[54]伯恩施坦是有先见之明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壹个十足的畸形儿。

考茨基说，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俄国工人在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这壹点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大致相同的境地。“苏俄和西欧的差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并且也把权力关系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重要经济垄断企业的社会化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工人的壹项政治胜利；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壹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著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壹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55]

考茨基还说：“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

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壹。”此外，“更坏的是知识自由的遭到全部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共产党党员这个集体。没有了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56]

奥托·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统治下的俄国是壹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专制的特点之壹就是特别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鲍威尔说，在俄国，“专政按照自己的统治利益，规定在历史、经济、社会等问题上可以宣教些什么。它不容许偏离统治政党的现行观点。它排斥种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可能为统治政党中壹个被打倒、被击败了的派别服务。这就给历史和社会领域内的自由研究划定了狭窄的范围。由于害怕受到惩罚，研究者不敢越雷池壹步。这种恐惧把研究工作限制在正统思想的范围内，正统思想有时归根到底是用对执政党领导人的著作的解释来代替对事实的自由探讨，从而倒退到经院哲学的方法之中。”[57]在控制意识形态这壹点上，鲍威尔还将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了对比。鲍氏说：“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它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下面这壹点上，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即壹小撮当权者决定关于历史和社会哪些可以说、可以教、可以印。只允许壹种意见、壹种主义存在。不愿意讲授这壹主义的教员，壹个都不能容许在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所有学校任教。不宣传这壹主义的书报，壹份也不能刊印；不为这壹主义服务的艺术作品，壹件也不能刨作。谁胆敢发表另外壹种意见，谁就在利帕里群岛和索洛夫基群岛的集中营里结束自己的生命。”[58]

在没有出版自由、知识自由的情况下，社会的任何主导思想——在俄国是官方自我称谓并自我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变成国教。布尔什维克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学派。但是，“在（他们）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壹学派）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壹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壹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壹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壹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壹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位”。[59] 考茨基如是补充道。

如果有人认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本来与列宁就不是壹个派别，他们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与列宁同为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理论家、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有用+1罗莎·卢森堡吧。我们知道，卢森堡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她在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将工业、贸易、银行国有化的同时，激烈地批评列宁将土地分给了农民而没有国有化的做法；她甚至在写出下面我们将引用的文字的同壹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中，还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但是，就是这个卢森堡却在1919年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的表现和本质作了既生动又深刻的揭示。卢森堡认为，在俄国，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壹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惟壹途径应该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卢森堡指出：“如果这壹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壹真正的代表。但是随著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壹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壹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著和统治著，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壹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壹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壹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壹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壹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布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壹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壹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60]

通过以上几位思想家的揭示，我们大致已经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情况和特点；其核心就是取消民主，实行专政。现在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还坚持这样做呢？我们还是用当时思想家们的话来回答吧。考茨基是这样解释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把社会主义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考茨基指出：“壹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壹切，毫无顾虑地扫清它所面临的壹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61]不能不承认，考茨基的分析是符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观目的的。

如果说考茨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那么，普列汉诺夫则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针对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以及列宁的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可以更快地消灭文盲，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壹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壹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壹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62]通过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揭示，我们终于明白了，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明知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在慑于专政威力的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潮流”；是为了“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都很清楚，“因为他们壹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在上述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它的本性所决定，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方法统治，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题目下进行的。根据上文初步揭示的材料，我们说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失败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典型；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他们在取得政权后把马克思的“专政”由“状态”变成“政体”，取消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实行壹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红色恐怖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符合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壹点，即跨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恰恰就是这壹点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阶段是不能用权力取消的。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将前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是将后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由于走出了这壹步，如前所述，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世间的所有邪恶必然由此而生。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除了从前期和后期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二元论的角度分析外，还可以从前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的角度分析；伯恩施坦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伯恩施坦认为，布尔什维克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科学地区别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会主义面前干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进步。他们从这壹学说中抽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倾向的批判，然而他们忽视了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的强调，即不承认资本主义企业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承当的经济职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为文明进步创造基础的这种职能。”[63]两个角度的分析，异曲同工。相比之下，西欧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而苏俄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将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作为后期思想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此意义上，我赞成维利·勃兰特的观点：“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64]而所谓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后期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倾向战胜了空想主义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