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辛灏年 写于 一九九八年

　　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著，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一、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著一个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著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控制著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种不同的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09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二、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面对著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著是贵族阶级和平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著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11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著对德国封建主和德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著德国宗法制加小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信徒们，为了标榜其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性，曾一再地宣称该理论有著三个正宗的来源。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宣称，第一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而在于马克思是怎样曲解了这些理论来源，然后又是怎样地将它们推向了理论的歧途，并使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成为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从而为那个正在艰难进步的时代，制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乱，直至成为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

　　一、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应该说，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一个永恒的共产主义天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它不但使人类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和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的“国粹”，亦同样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因此，共产主义一语，如果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横加糟蹋，而仅仅作为人类的一种心愿，一种理想，一种文化和一个梦幻，即使永存人间，也并无所妨碍。尤如失去了权力的宗教一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们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并不在于他们怀有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于由他们所提出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类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即理论要害，更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制造了人间罪恶的根由。

　　由是，我们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才能判断究竟谁才是善良的空想，谁才是罪恶的空想。即：谁为这一空想的实现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谁又为实现这一空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罪恶。

　　虽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切构想，原就来自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要指责圣·西门和傅·立业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的分野点，便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方法上。圣·西门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傅立叶则希望劳动者应与资本家联手共同建设理想的社会，而马克思却是一再批判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  其后，列宁因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手段巩固了政权，才会更其强调地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  毛泽东鉴于有失去这个“天堂”的危险，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专政的理论，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进一步“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的专政推向极端，直至对那些敢于在内部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同伙，也要实行残酷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样一串革命与专政的理论链条，建立和发展了这个“暴力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革命领袖，所一再宣称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的方法来建立和保护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这个天堂，对于人民来说，不过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地狱罢了。

　　相反，由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资本家与无产者联手以建设人间天堂”的设想，虽然在建造人间天堂上至今仍为空想，但是，却在建设人类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以实现。至于在那些因诱发了马克思的共产革命，而重蹈专制复辟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乃是血腥空想的历史本质。这一因人类进步而获得的血的教训，才真正是当代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已经和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

　　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合理的基本内核。所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无非是指费尔巴哈在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指出这一“绝对理念”无非是上帝的“同意语”之后，乃坚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按照尘世的现实创造了上帝，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一种“反映”这样一种哲学认识。

　　然而，马克思又是怎样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呢？

　　首先，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间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认费尔巴哈所肯定的物质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他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基本内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为了证明他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乃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尔一样，建立一整套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体系，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共产主义追求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虽然把黑格尔的“帽子”从天上扔到了地上，却又把黑格尔帽子里的“绝对理念”，硬塞进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靴子”之中，从而将黑格尔所认定的“天上绝对理念在人间有秩序的辩证运动”——  这个旨在指出人类发展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改造成为符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马克思所臆定的“人类五大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正是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仅将为他所号召和发动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裁定为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实现大同阶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颂扬；更为他将新兴的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形态论定为必须推倒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前提。

　　这个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无非是要将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的帽子里所规定的世界及其必然发展，变成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靴子里所臆造的历史及其必然发展罢了。其在本质上无非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唯心化、即黑格尔化。尤如“黑格尔把民族看成是传递辩证运动的媒介，马克思却将民族换成了阶级一样”。14同时，亦如罗素所直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象黑格尔一样，是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化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宇宙性历程，竟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来，已经很显然，人类并没有从前自许的那种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没有彻底领会这个事实的人，谁也无资格把自己的哲学称做科学的哲学”。15三、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发展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宣称：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合理的辨证内核。所谓合理的辨证内核，即是指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阐述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著对立和统一这样两种状态，并存在著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一个从渐变走向突变的过程，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同时这个转化的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马克思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合理的辨证内核”，却又将这一“合理的辨证内核”，极端错误地发展成了单纯以“对抗”，即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展的绝对理论。

　　这个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深受传统暴力造反形式和当代暴力革命方式影响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理论却又因它的绝对性，而导致了既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求转化与发展，又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保护已经获得的转化与发展这样一个极端理论的产生。从而带来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才会宣称：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利用这个理论进行夺权的成功，及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就更是把这一斗争与专政的理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并巩固这一转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为他们实行革命专制的唯一途径。革命既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暴力则同样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 —— 这个革命理论的“新体系”，便终于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实际上将共产党的哲学变成了纯粹是斗争和专政的哲学。

　　同样，也正是这个将黑格尔对立统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斗争哲学，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人类正在迅速地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伟大历史转变期内，在实现了共产革命、实际上是实现了专制复辟的国土上，才促使著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既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又用屠杀来维护政权。不仅彻底地消灭了民主，绞杀了自由，而且连人类起码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们屠戮得干干净净。列宁因其身上的那一颗知识分子的子弹，而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众多庞大的劳改营，藉以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肉体施以彻底的“革命专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狂抓滥杀的“大疯狂”，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暴君。毛泽东为维护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继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幌子下，发动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亿万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说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产党在攻陷金边之后，一夜之间就能屠杀数十万生灵的兽行。还有，就是在柏林墙下，那些仅仅是因为渴望自由，而在共产党的枪口下变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一、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16 又出现了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7 一八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那些人时，18 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19二、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著无产阶级的鲜血”。20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2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2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变著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著“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23。罗素既语焉不详，又语焉不确。但他指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自然没有错。因为无产者之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即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没有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队伍”的形成。但是，问题并不在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新阶级”，重要的却是这个“新阶级”形成的“来源”何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著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著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著“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命有著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特征，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著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