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萨缪尔•冈帕斯的劳工哲学思想

美国劳工运动史的“冈帕斯时代”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终于1920年左右，做出这个推断还是很有把握的。

“冈帕斯时代”就是近半个世纪美国劳工运动史。这个时期之所以能称为“时代”，是因为这一时期劳工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形式特殊的工联主义：工联中十有八九靠技术工人，而非阶级意识，因此工联并没有控制全局的抱负；工联普遍关心产业，关心生产流程，但最多也就是有必要“斗争”时，从雇主那里抢来更高的工资，要求更短的工时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表面上看，这种形式特别的工会似乎并没有寿终正寝，也没有日薄西山。建筑业、出版业如今仍然遵循著几乎和二三十年前一样的规则和步骤。但如果看得再深入些，仔细些，是不是因为近十年来工联主义 屡屡受挫，还是因为其指导下的美劳工运动越来越弱，影响行业越来越小，才让工联主义不明显了？

而国外劳工力量却越来越强了：英、澳劳工近来认为他们能够控制政府。而国内的劳工运动却越来越弱，在国家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几乎一提到国内劳工运动，似乎结论只有两点：要么运动大到可以颠覆本国的根本思想和基本国策，要么就小到不值一提。

因此本卷论述的正是美劳工史中这段已成过往或正成过往的时代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这个时代能称作“冈帕斯时代”，是因为当时冈帕斯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正式来说，冈帕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运动的领导者，但也是真正的领袖。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即同时代工联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想就是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冈帕斯实际是劳工运动代言人，处处都与劳工运动完全一致。他不仅秉承并——表达著劳工运动思想，而且也是该思想的缔造者之一。过去30多年来，美劳工运动靠著在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早期积累的智慧资本生生不息。而冈帕斯在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本书不仅是对冈帕斯有关劳工和劳工运动观点的研究，同样是对过去50年主导美国劳工运动思想的探讨。

“冈帕斯哲学”即冈帕斯思想体系。这套思想涵盖了其“孕育劳工运动的世界”的观点，劳工运动地点和运动目的基本理念，及最有利于达成运动目标的方针、策略的观点。

但只讲冈帕斯思想还不够。他为什么这样想，他曾经做过什么也很重要。事实是：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同时理解当时冈帕斯产生上述观点的背景和经历，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冈帕斯观点。因此，本书在分析冈帕斯观点、方针时试著去挖掘这些观点、方针的缘由和起源。并鉴于冈帕斯观点、方针“与时俱变”，追溯冈帕斯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发展原因。

年轻时的冈帕斯非常有活力，是现实主义者、天生的组织者和领袖，当他70年代初与美国劳工运动首次接触时，劳工运动正处在形成、摸索阶段。起初，冈帕斯还是社会主义者，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策略脱离实际，痴迷政治行动，漠视工联主义，强调“最终理想”，这都使他不得已远离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变成了纯粹工联主义者，当国内熟练工为保有更好薪资、更少工时而投向工联主义时，他们选举冈帕斯作为他们的领袖。

这是一群先锋，他们发现并发展了工联主义原则和政策，并将其作为劳工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冈帕斯就在这群先锋之中。工联主义关注即时利益，不关心最终理想，在经济领域开展运动，主张“行业自治”——这些都成为他们壮大美工运遇到的困难。回首看看，有一个人能清楚看到上述困难有多么顽固。再没有其他的思想基础，能让劳工运动在当时的美国稳定发展。骑士公会、社会主义者行业和劳工联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所有这些“已停止活动”的运动失败了，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体系在当时美国劳工运动背景下，是多么不合适，多么不合时宜；这种失败也同等程度证明了：工联主义原则无论是发起的时间，还是实施的地点，都是基本稳定的，正是在工联主义原则基础上，美劳联成立了。

冈帕斯参与了这个正确思想基础的发展过程，帮助美国劳工运动在此思想基础上开展起来，这场发生在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先锋性建设”成就了冈帕斯很多伟大的主张。

冈帕斯是管理人的艺术家，是建设、领导人类组织的艺术家。如果他生在其他不能影响他加入工人阶级的环境，他可能要么已经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要么是一名伟大的将军，要么是一名政治机构首脑了。他热衷于运作人类组织，而让其他人起到反对、批评的作用；他想进入组织核心，想进入领导层，想管理、建设这个组织。

冈帕斯帮助雪茄工人工会转变成强大而稳定的组织后，在组建劳联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因此成为劳联领导人。但1886年劳联还流于纸面。这个新组织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团结精神，也没有存在和按部就班的传统。当时劳联旗下工会都觊觎劳联的主权，劳联处于最松散的状态；而这些工会组成了劳联，以此反对骑士工会侵犯劳联主权。为组建劳联，为让旗下工会“入联”并不再“脱联”，为让各工会互相合作，为营造团结氛围，为体现劳联价值，冈帕斯任重道远。（不过）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进一步说，早期的冈帕斯虽身为劳联主席，但总体上只是运动组织者。他要帮助组织的工会实在太多了。他组织当地工会，帮助这些工会建成全国性组织，继而引导这些全国性工会“入联”。他投身一个又一个关键处境，组织、协助开展罢工活动，劝告工会领导。他不善理论，也不擅长批评，却长于实践，长于工作。怀著十字军般的精神，怀著火热的理想，他慢慢地、坚定不移地帮助开展工会运动。虽然运动并不完美，但毕竟存在过，毕竟起过作用。冈帕斯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贡献非常巨大。

有一段时间，作为一名纯粹工联主义者，冈帕斯还能容忍社会主义。但渐渐地，由于他批判当时社会主义者，批判他们破坏劳联的企图（部分社会主义者鲁莽至极），他到了极度憎恨社会主义者及其纲领的境地。从那以后，他倾尽所能阻止运动吸纳任何社会主义思想。

战后几年见，冈帕斯关于“严格商业工联主义”的旧纲领发展起来。就像工联主义有必要越发顺应雇主心意一样，产量增加下的劳工地位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冈帕斯与其他劳联领导一起开始宣传工会管理合作，而这一方法其实已被几个更有前瞻性的工会率先采用了。同时，冈帕斯为劳工运动设立了新目标，即参与产业管理和控制。随著新志向“发声”，他批评了追求私有利益的产业运行模式，并要求产业营利从属于社会服务。

树立起这些新理想后，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冈帕斯在其事业尾声因而转向了他开始工会事业生涯时的最初思想。这一新纲领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指向行会社会主义，因为直到最后冈帕斯都痛恨在政治国家上耗费更多的力量。这部冈帕斯宣布劳工运动新目标的宣言也确实充满斥责国家干涉经济领域的词语。

只要有人关注冈帕斯观点的发展，要实现其观点的重新定向十分有趣。但从有关工运的新观点、新理想的影响看，“重新定向”并未起到巨大作用。本质上说，这些新目标是激进的，但冈帕斯用温和的用词提了出来，火药味全无。而且新纲领的发展与当时的一种信念有关，这种信念认为：产业的受雇管理者应进行道德重建，他们经营产业要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向劳工馈赠产业民主。这些因素产生的效果是：让冈帕斯的新目标有了更多的预言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斗信念。冈帕斯通过提出没有好战因子的劳工新理想，彻底抓住了问题要害。部分证据表明，运动要扩展老纲领，也开始意识到要用理想来参与管理，参与产业管控。但冈帕斯已经太老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允许他继续领导运动向著新道路继续发展。

冈帕斯社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他相信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即志愿主义）。他坚守这个信念，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的反应和敌视开始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缺乏国家对劳工运动的同情心，即这个信念是他反对劳联“政治无能”的防御机制。

冈帕斯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个人主义。但对斯宾塞来说，个人是他“原子社会论”的基础，冈帕斯个人主义的基本单位有时是个人，但更多时候是有组织的机构。他认为：生命就是“为活著而争斗”，社会只是一个象征所有正在斗争的组织的名称。每个组织只关心自身利益，为增加自身利益而斗争，让落后者遭殃。各组织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组织争相出卖劳动力，雇佣者争相购买劳动力，他们都拼命将劳动力价格压得一低再低。在这种买卖下，有组织的社会除了给予成员最大自由外无事可做。从通行规则看，有组织劳工及其与雇主的关系应完全不受国家管辖。劳工运动应将自己对社会立法的要求限制到最小。国家医疗、失业及养老保险都是国家家长制统治的范例，其结果都是不好的。个体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自由、独立，并“自取所需”。

当然，他并没有绝对地、始终如一地倡导他的思想。当各种组织迫切要求将所需条件合法化，或他自己在《移民限制法案》中看到立法可以保障积极利益时，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利用国家（力量）。但这些例子是基本规则的特例，并且被尽可能地限制了。

与自助和个人主义相同的上述原则也在运动中得以应用。冈帕斯在反对社会主义作为运动思想的斗争中也反对或许能实现运动团结的概念，“无思想”成功了。后来，“志愿主义”打败了社会主义，标志著分离主义打败了运动中的团结精神，因为“无思想”意味著整个运动没有共同目标或理想。因此，通过上述众多案例，（可以看到）各组织间缺乏实现彼此团结的联系。运动中的“无思想”原则和“志愿主义”仅仅意味著工会自治并将其作为劳联基本原则。后来的原则无非是“各行各路”，慎言慎行，为自己而斗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让其他组织如法炮制的权利和义务。伤害一个人并不是伤害所有人。

如果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无法成功争取自身利益，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糟糕。司法纷争、劳工数量上限、政治本位主义、面对公共问题缺乏公共政策和程序、未实现普遍化——这些都是志愿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坚守这个原则，美国工运难以冠之以“运动”一词，仅仅是“组织聚集体”而已。

当前冈帕斯个人主义很受劳联旗下工会欢迎，否则他们也不会允许冈帕斯担任其领导和发言人这么长时间。“自助”对那些处于优势的人是一个有用的口号。至少在现有条件下，个人主义是有经济优势的人信奉的思想。从劳联建立至今，劳联一直是“劳工权贵”的代表。

劳联形成正是分裂运动的产物，这一运动分裂出了一批更适合成立的工人团体。实际上，熟练工行业认为他们如果不与非熟练工联合，单打独斗效果更好。  当骑士工会带著他们引以为豪的“团结”信条，于80年代末破败时，熟练工却扛著“人人为己（Sauve qui peut）”的大旗昂首挺胸步入劳联。

劳联保持著它初创时就有的品格。加入劳联的组织占全体工人阶级比重从来不超过17%或18%。这些组织对在其余工人中推广工联主义热情甚低，劳联建立后的15年间有所改观。实际上，在接二连三的罢工运动中，有太多有组织的熟练工抛弃非熟练工的案例；相当一部分的非熟练工一提到美劳联就会起哄或是发出轻蔑的嘘声。

劳联内部组织要遵守的政策，其本质就是让各成员获利，而不会考虑其对其余工人阶级的影响。就拿劳联反感为工时和工薪立法来说：很明显，这种立法不仅最潦倒的工人极度赞同，就连部分劳联旗下组织也赞成。但劳联很大一部分由建筑、印刷业统治，而上述立法对这些组织而言毫无利处，因为这些立法所设标准会远低于他们已有水平。建筑、印刷业只受或基本受自我利益驱使，不能期待这些组织会关心推动只对他人有利的立法的通过。

上述因素同样解释了劳联为什么对社会、养老保险冷漠，普通劳工为什么默认冈帕斯及其他领导避开这些政策。由于劳联起主导作用的组织相对富裕，他们并没有急需通过上述立法的紧迫感；或者说，对上述立法的需求无论如何尚未紧迫到促使他们推翻整个管理政策的地步。

上述因素也同样适用政府对产业的所有权问题。鉴于熟练工能从私营雇主手中争取到比国营企业更优厚的薪资和更短的工时，因此对他们来说，政府雇佣并没有吸引力；而政府雇佣对非熟练工来说却是上选。普遍地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除了对占劳联主导地位的行业组织有吸引力外，对劳工权贵组织的吸引力很小。

因此，整体上看，劳联政策反应了旗下组织的特性和地位；反过来，冈帕斯的观点本质上与劳联主导组织的观点一致。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除非由于工人阶级下层工人渗透导致劳联组成发生变化，或除非由于劳联主导组织不能保持相对其他工人团体的优越地位导致其性质发生改变，否则期待劳联大幅改变现有思想也是瞎耽误功夫。如果可以，我们或许可以自信地期待：当来自下层工人阶级的工人组织起来并进入劳联时，劳联必将极“左”，并采取更极端的纲领。

冈帕斯能在何种程度上领导运动呢？作为领导的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影响（劳联旗下工会的）观点、政策呢？如上几段已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要更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有赖于下述因素。从本质上说，冈帕斯首先是组织者，是运动领导者，而不是哲学家。他的领导力并不是对观点的领导，他不是能掌控不流行的新观点并将运动引向这些观点的人。他的领导力是策略上的领导力，是日常活动上的领导力。作为领导者，必然要有追随者，他也曾犹豫，是否要脱离他的支持者，而现在高于一切的是：冈帕斯想要保住其美劳联主席地位。这并不是说冈帕斯自我认定为非理想主义者，是把个人事业看的比运动福利更重要的人。恰恰相反，没有人能如此理想化。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劳工运动，早年甚至为了运动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他会牺牲一切去推动运动进步。但他已将自己等同于运动，他自信自己是塑造劳工运动的最适合、最杰出的人，劳联可以遭受任何损失，但就是不能失去他这个领袖。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他建立了一套从势力、效力两方面能保住其位置的机制，一个领导人曾说：“（这套机制）在美劳联中是无敌的。”劳联曾是，现在也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组织。为了追随他的那颗“理想之星”，冈帕斯常常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

现在冈帕斯知道：要保持其主席地位，他要与票数能控制劳联主席人选的关键人士思想一致，这也意味著他必须与运动中的普通劳工观点相近，他必须遵从运动的思想。与劳联现有观点相比，他唯一能倡导的观点既不能太先进，也不能太落后。

运动策略一旦改变，他也必须坚持（改变的策略），而冈帕斯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妥协了。为保住劳联领导地位，他只能领导劳联按照他个人并不希望的方向前进。但他的有些政策，不是为了保持他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可以牺牲的。某种程度上说，冈帕斯的领导，特别是1900年后，就是倾听劳联内部的主流情绪，然后找出劳联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完成“三级跳”，保持自身领导地位。他作为运动的领袖，也是运动的代言人和风向标。

但如上只讲了一部分。冈帕斯确实坚信部分策略的公正性，并努力在运动中实行这些政策，而部分政策是进步的。他坚信要让所有工人加入组织。他用其影响力让工会废除限制措施，允许女人和非熟练工入会。（不过）也有一些反动措施：冈帕斯在商讨个人主义、避免对薪资、工时、社保立法时，对运动伤害巨大。冈帕斯在这方面的影响也让劳工成为“毫无政治地位的人”。尽管劳工很少通过国家实现自身目的，其他社会组织却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力量）。冈帕斯一面商讨规避社保，一面却支持“社会福利主义”、组织保险、养老保险等。因此，与国家家长式统治相反，劳工处受雇主家长式统治，这一结果增强了雇主力量，也削弱了工会。最终，冈帕斯在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也仅仅与运动共进退。也就是说，从1900年开始，劳工运动就已进入完全不同于美行业工会形成环境的产业主义环境中。

资本集聚越来越大，各阶层雇主联合，产业日益机械化，行业技术消失，技术创新一如既往，雇主“社会福利主义”——这些困难不论是否继续存在，更别提继续发展，都是工会运动必须面临的。冈帕斯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并未进行“建设性领导”。在为解决上述困难提出的纲领中，首先就是将组织基础从行业转向产业，继而实现更紧密的运动联合，冈帕斯（对此）并不冷漠，也没有敌意。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他写下了自传，其中讨论了工会运动崛起，面临的考验，“真诚”又“智慧”的策略，以及他所处的地位。但通读全书，我们并未发现冈帕斯对有关20世纪产业日益机械化及同时期发展带给劳联行业工联主义的困难的分毫认识。

冈帕斯是在一个时代之初走向劳工运动的。他对找到这个时代正确的，合适的策略和原则是有贡献的，并在上述策略、原则下领导创立了劳工运动，其后运动进入了新纪元。但当新纪元来临时，冈帕斯再也无从知晓了。

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计划（上）

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即阶级运动，也即工人阶级运动。工人不满他们的生存境况，渴求更好的待遇，因此劳工运动即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实现自身抱负而做出的尝试。冈帕斯始终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有权代表全国劳工运动，竭力以最小的抵抗开展工作，改善工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的生存境况，改善今天、明天，乃至“明天的明天”的生活，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实现“最好结果”——这就是劳工运动的指导原则、思想和目的，即为全人类争取更好的生活。

冈帕斯陈述完上述观点后，莫里斯•希尔奎特曾反复诘问冈帕斯，判断“何为更好”的依据，其潜在标准是怎样的，冈帕斯回答如下：

一面是一天3美元，工作日每天8小时工时，工作环境卫生；一面是一天2.5美元，工作日每天12小时工时，工作环境危险，孰好孰坏还需要拿什么眼光判断吗？

希尔奎特先生：那么，冈帕斯先生，按您的逻辑，要是一天4美元，工作日每天7小时工时，且工作环境优良，这岂不更好么？

冈帕斯先生：确实，为工人尽可能争取最好条件，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希尔奎特先生：嗯，当我们获得这些条件（上述）时——

冈帕斯先生：（打断希尔奎特）哎，接下来我们还要追求更好的。

希尔奎特先生：（接著说）你得为追求更好而努力。

冈帕斯先生：是的，工人将永无止境地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全人类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 。

冈帕斯常说，劳工运动的目的即“现在要更好，更好，更好。”但工人阶级不仅是要绝对的“更好”，如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资，他们还要改善与自身状况相关的其余社会环境。劳工运动本质即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取“更大份”国民收入的手段。

美国工人得到的并不是劳动的所有产物。工人能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多少比例的回报，没有人说得清。但多亏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劳动者已经获得并正在获得现代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劳动所得分成。因此劳工组织的作用之一即增加工人在劳动所得中的分成。组织起来的劳工对社会回报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应给予服务社会的工人更多的回报。

工人一日紧似一日地工作，他们一面以自然、平常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一面提出他们自己要求，向资方索取，确保获得更多的、持续增长的劳动分成。

由此，为整个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就成为冈帕斯的初衷，至少他曾这么说过。不过，他只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并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实际上他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组织，而这些组织也仅仅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至于这个“更多”是否意味著其他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工人所得变少，这部分组织考虑的并不多。那么，冈帕斯实际只特别关注有组织工人的发展么？他仅为有组织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么? 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但是，让所有劳动者将来都有组织确实是冈帕斯的信仰，是他的希望——让有组织劳动者吸纳组织外的劳动者，以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这正是冈帕斯的观点。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基于经济法建立的，也就是说：1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将薪资长期控制在正常水平以上；2要保持各行各业的高薪水平，劳动者必须组织起来；3非技术工人缺乏组织严重影响有组织技术工人利益；4只有通过统一行动，才能将技术、非技术工人同时纳入一个组织 。

阶级斗争

要讲劳工运动的目的，就要讲明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对立的原因是：雇主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只关心自己的劳动分成，且越要越多，因此双方利益关系是不和谐的——如上是我被社会主义作家、演说家一再误导的结果，这些作家、演说家不断重复这些错误观点，以至于最终他们只要武断地下结论，就把这些观点当成真理。

但以我对工业世界普遍条件的最初理解，我早已相信并认定雇佣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从那时起，这就成了我的立场，一丝一毫也没有变过。当然，为了短暂的共同利益，两个阶级的利益也能调和，但那只是昙花一现。

直到现在，工人所得并非“轻而易举”，他们必须不断抗争，才能从雇主那里争取更好的条件。

雇主、资本家、股东、债券持有者——整个资产阶级都在抵制美劳工联合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人们获得更大的劳动分成。极大反对工人阶级为维护已改善条件而抗争的，正是那些在分配中的获利方（也可称“不劳而获”）。当前，利益分配体制的受益人想尽可能保有其现有分成，或者提高分成比例。

接下来似乎是这样，工人阶级进行著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斗争”。1900年之前，冈帕斯也曾坚定地持上述观点，如1899年，冈帕斯在美工业委员会前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相信，随著时间推移，劳动者会不断成为每一美元所产财富的更大分享人。我今早说过，财富所有者和财富生产者的斗争会不断持续，而这些斗争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展现出来。这样的斗争会与时俱进，只要财富所有者和财富制造者存在利益分歧，这样的斗争就会存在下去。

后来，冈帕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越发敌对了，他几乎不用“阶级斗争”这个词，甚至否认劳工运动就是“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使用的“阶级斗争”一词中某些含义让冈帕斯不悦。首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而冈帕斯认为，美工人阶级斗争只是要争取更好的条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哪怕是“阶级斗争”中作为前提的“推翻资本主义”，冈帕斯也不接受。冈帕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即便真要给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划线”，这条线也经常不清楚，而且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雇主阶级，都不可能有“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设想的“阶级内团结”。同时，冈帕斯也认识到，尽管劳资双方利益在某些方面有冲突，但其他方面却有共同利益——正因如此，他非常希望促成双方合作、联合，以此拓展共同利益。他在“一战”期间与政府、雇主合作，战后主张联盟管理合作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以社会主义者的角度看，冈帕斯加入全国公民联盟这一步，是对“阶级斗争”的最无耻背叛。全国公民联盟成员主要是雇主，该组织表面上以“推动更加和平的劳资关系”为宗旨，但其真正目的至今无人知晓。部分作家认为，联盟的目的是，实现保守党和雇主的团结，共同抵制日益茁壮的社会主义浪潮。即使如此，冈帕斯只看到了联盟的“表面文章”，并在雇主群体中传播工联主义思想。冈帕斯在一次讲话时说到，如果他的岳母这样的坏人都可以给劳工运动出力，他会作她的动员工作。

结局

冈帕斯早年从事工会活动时曾是社会主义者，但19世纪80年代以来，其社会主义信条早已抛诸脑后。到1900年，他已经极度仇视社会主义，并由此抛弃了“劳工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信仰，此后也没有用其他理论重新定义劳工运动的目的。冈帕斯断言，美工会运动目的既不是取代现有秩序，也不是摆脱私有企业。能让工人一小时多挣10美分，工作日少干半小时，更好的工作条件——这些近期目标即“冈帕斯思想”的全部。至于今后的问题，未来工会是个什么样，他从来不问，也不不答。未来会带来什么？他无从知晓，也不急于预言。有一点他很清楚，现有秩序正在变，他说，现在，就让我们为了更高的薪水而奋斗，未来的问题还是留到未来考虑吧。以下他在1900年的陈述能完全阐释他的观点。

克拉克先生：您相信薪酬体制，不相信合作关系，是么？

冈帕斯先生：我不信薪酬体系。对，工人是在薪酬体系下劳动，但用什么体制取代现有体制，我不发表观点，不过我对此想过很多。我读过不少最优秀、最渊博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内容涵盖各家各派，比如工联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单一税制、合作论等。我并不是说读完这些书，踏踏实实地钻研，就能做出一个结论；我也不是说这些观点都科学、自然、符合逻辑。我明白工人活在薪酬体制下，而且只要这个体制存在，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断为工人，为这些财富创造者争取更大的劳动分成。

劳动分成不断增加，会不会导致利润彻底消亡、全部净产出归于劳动者，继而薪酬体制不复存在呢？会有这么一天么？或者，从另一面看，会不会导致在无政府理论下，废除包括占有、使用权在内的一切土地权，废除专利系统呢？——我们是否会回到“第一原则”，是否会在单一税制下，将全部土地价值用于税收呢？我想，未来自会做出决断，解决问题，这也是我十分盼望的。我明白，工人组织会更加完善，他们辛苦制成的产品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收益，他们的物质文化环境会更好，希望更高，抱负更远，他们会更加有力应对即将面临的各种困难。当前，我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更好的条件，让我们的工人更有男人气概，心智更加独立，思维更加开阔……。

尽管冈帕斯认为，当前最好将运动纲领控制在争取更高薪酬、更短工时、更高条件，即经济工联主义的范围内，前文也已就此做了说明，他仍然认为上述纲领并非工会运动的永久目标。有人认为，冈帕斯的演讲和作品中有一种“平静的信念”，那就是未来属于工人阶级，劳动者今后会以他并不了解的纲领实现“一切权利归劳工”，他们还将控制整个产业，因此，他在提及垄断时说：

经验表明，有这么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是我们在新闻界那些交情甚浅的朋友根本不会注意的。这股力量将会证明其对抗垄断的巨大力量，或者说，如果垄断先天有什么优点，我们的那些朋友就会被这股力量引导至有益于公众的道路上。这个正在崛起的力量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中饱受蔑视的有组织劳工运动。不信等著瞧。

冈帕斯并不赞成《反垄断法》出台。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既控制不了经济变革，也阻止不了产业集中和垄断组织发展——政治形势不仅控制不了，阻止不了，更不应该控制和阻止。冈帕斯认为，垄断组织应该顺其自然地发展，这一态度源自如下观点，如果法律允许雇主联盟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就不太会干涉工人联盟的存在。

三年后，冈帕斯在强烈抨击他年轻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则言论中说：

对一国政治的腐化影响是垄断的最大错误，但由于国家总是财富所有者的代表，我们就得被迫忍受这种不幸，直至劳动者的组织、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懂得这个国家无论从法理还是最终的公义上都属于他们。同时，他们要永不懈怠地在现有条件下，为实现经济、社会、物质水平的最理想进步而努力。

乌托邦是最不讲细节的。至于通往乌托邦这个天堂的路，冈帕斯笃信，路就在工联主义的尽头——这个向争取更高收入，更短工时发展的工联主义就是通往天堂之路的起点。

根据冈帕斯的论述，当前，工联主义仍是每一个承诺让工人阶级稳步前进的计划的最坚实基础。随著工联主义逐步发展，不论它是一种运动形式还是一种机制，也不论今后会建立何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将发展为“工人控制社会”，而工人则是必然的、普遍的要素。

冈帕斯不希望经济制度朝社会主义方向演化，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现有条件的“改善”，一旦引入社会主义，就会成为“限制之前所有努力和活动的最有害制度”。社会主义没有自由，而冈帕斯坚信“我们主要依靠个人能动性”。由此，冈帕斯反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大多数社会主义立法，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会让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更有控制力，更有权威，冈帕斯是反对这一倾向的。

美劳工运动有关著作经常提到冈帕斯接受了资本主义，并与之做了交易。一般而言，上述言论来自社会主义者，因为对这些相信社会主义本质是“工业国有化”的人而言，冈帕斯必然会接受资本主义——冈帕斯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纲领，1900年后又明确反对社会主义——这两点是清楚的。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他们所言极是，且冈帕斯的许多言论似乎就表明其接受了资本主义。如1913年我们发现他说：

我讲话不搞“夜郎自大”，如果说有虚荣的一面，我以为还是越少越好，没有最好。很多年前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当下的社会里和工人过一样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我们的工作既不是为了灭亡，也不是为了破坏，更不是为了推翻这个社会，我们要追求更全面的发展、更全面的进步。

冈帕斯去世前的几个月，一则社论刊登了冈帕斯关于这一点更加明确的表述。

美劳工联合会一直批评我们的经济秩序，而这个秩序是不断追求进步的，是追求公正更加广泛，功能更加完善的，但联合会自身却立场坚定地保护、维持现有秩序及其发展。联合会不同于革命者，也不同于政治极端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他们认为，万事顺其自然，万事顺利发展，而改变、修正一律都是邪恶的 。

冈帕斯的早期言论与上述言论的唯一区别是表达方式。早期言论更激进，对现有经济秩序更为不满。但冈帕斯等人并没有声明工联主义运动目的就是替代现有制度。

然而经过更加严密、务实的调查，认为冈帕斯与现有制度存在分歧的观点大都销声匿迹。以其对私有制的态度为例，冈帕斯在一篇重要社论中说过，美劳工运动并没有和私有权或产业私有制起纠纷。“劳工运动追求的不是推翻私有制，反而认为私有制是实现个人独立、发挥聪明才智的必要保障 。”因此，冈帕斯在“认同”私有制后，接著表示，美劳工运动希望阻止私有制成为纯粹追求剥削、追求中饱私囊的避风港，以此维护私有制，从而建立专制制度。同样是在这篇社论中，冈帕斯还认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永久性问题即“控制所有制，将其带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其为人类社会服务并且不会造成伤害。”

上述言论仅仅反映了工联主义确实控制了雇主财产，但这一事实毫无新意。同时还表明，某雇主私有财产体现为该雇主认为的恰当经营特权，但与之前的表述相比，雇主私有财产与雇员的组织形式大不相同。简言之，任何认为“工联主义承认目前存在的私有制”的观点都是胡说。

与冈帕斯接受私有制相似的是他接受利益的合法性。他说：

如今，产品的全部价值并没有到实实在在的工人手上，一部分价值拿去投资、用于管理及生产民众必需品的机构，也包括许多其他方面。上述用途中有些是产业中有回报的合法用途，但很多用途都应废除。合法用途包括管理、创造需求、行政和投资回报，只是因为这是真正的投资，不包括掺水股票或是通胀持股 。

冈帕斯接著说，即使利润是产业的合法诉求，公司间分配的部分红利和利润存在不公平现象。” 公司所有者、股票持有人、现代公司债券持有人都会从这种分配中获取非劳动所得，而这些非劳动所得的真正所有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生产者。1912年冈帕斯在劳资关系委员会前发表上述言论后，希尔奎特努力想从冈帕斯口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达。但分配不公的到底是哪一部分？工人除争取越来越多的薪水外，怎样才能阻止这种分配？冈帕斯没打算解释，也不可能解释。

冈帕斯一再重申，真正的投资有权得到回报。

有人问他：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投资呢？

冈帕斯回答：真正的投资是诚信的，实际的实物投资。一个诚信的人知道什么是诚信投资。

从上述问题看，冈帕斯显然从不压抑他的想法。当然，冈帕斯对通过区分“诚信”与否的法律或限制利润的法律并不感兴趣。那么，他的立场是：有“利息”“利润”标签的收入流是合法的，但是数量太大；通过逐渐增长的薪水，挪用更大的产业产物分成，将使劳动力趋于减少。

因此，股东、债券持有者无论有无自身贡献，都有权享有产业所得。不过与此同时，冈帕斯也致力于发起“收入流战争”，即将股东、债券持有者收入与工人阶级收入相比后，减少前者的收入。冈帕斯也没有给工人阶级的要求设限，他认为劳动者就应该有要求，就应该争取权益，就应该争取越来越多的产业所得。这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利润相对量就会逐步减少。那么最终利息、利润会彻底消失么？不过，有没有这样一场运动，即反对利润，希望逐渐消除利润，却又“接受”利润存在么？

上述问题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有人可能按照过去的正统解释，说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冈帕斯认可资本主义，并努力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争取“更多”的利益。但从另一面看，根据最近的趋势，或许可以把资本主义看作现有经济体系的一个特性，表现为收入、权力集中，少数人控制产业，存在与现有条件相反的社会主义因素。从这个观点看，国家掌握产业所有权似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无论发表何种宣言，是否不断提高权利需求，本质上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么？这一点也不明显。总之，社会群体都是动态发展的。

工人不惜以牺牲其他组织为代价，不断追求权力扩张。他们在扩张自身权力的同时，会按照“有利于自身”的目标改变社会制度。正如哈德曼所说，工联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积累。无论是成立组织，还是保护集体协议，都是可以“转变身份”的革命，工人可以成为雇主，雇主也可以成为工人。工人通过这“简单的一步”，以牺牲雇主权力为代价，极大增加了他们的权力。接著，他们又追求上述权力的扩张，并将这一权利写入宪法。工人的要求不断增加，目的就是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吸纳雇主手中的权力，并限制雇主对产业的控制。

因此，一个组织不反对资本主义，不仅是该组织章程前言载明了“以推翻现有制度为宗旨”这个原因，也没有哪个组织接受资本主义会如实说它接受的。不过，从组织的本质和功能出发来看组织的深层逻辑，强大的公会就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通过日常活动改变现有秩序，而弱小的组织除了规规矩矩外什么都干不了。工人阶级内在需求越多，就越激进，对现有秩序也就越有破坏性。组织领导者不会表达他们温和的需求，相反会把其所领导运动的激进面掩盖起来。

应该说，冈帕斯的社会、经济政策有“英伦范”，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对全部经济体制一些有效调控手段的延伸，但所有这些部分也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运行。他说:“我们也许应该发觉，我们不再也不想要旧有意义上的‘产业国有化’了。”

威廉姆•Z•福斯特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到:

工联主义总是按照“对剥削者，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策略，这点无可争议。他们有时甚至欺骗自己，就像罢工失败了一千次，他们还能冠冕堂皇的为自己辩护。他们的纲领就是赤裸裸的反资本主义。只要他们的要求近来发生了变化，并受到关注，那么不管是谁，只要不带偏见地看待他们，这就没什么可说的。只要工联主义有能力通过薪资系统调查剥削状况，他们就会继续做下去。但现在的大问题是，他们能发展足够的实力，阻止所有的剥削么？工联主义就像无数其他激进的社会运动一样，或多或少有一种“伪装色”或“保护色”，发起一些假模假式的运动，从而安抚、化解争议。

这也就是“一日公平工作，一日公平赚钱”，“资本和劳力的利润一致”等表达的功用。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这些标语很少甚至无人关注，它们的目的就是拉动国外消费。其实真正喊出这些标语的人，或许真会认为，他们喊出的口号分毫改变不了此时此刻的处境，就像大部分运动完全不知自己的目标为何物一样。不过有一点比较重要，这些运动真正的走向，毫无疑问……从一方面看，就是组织不断扩大，从另一方面看则是需求不断增加。工联主义如果仅向组织成员灌输某种观点，采纳某种言论，是不会变成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就算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通过十足的伪装和手段来实现的。

从上述角度能清楚看到，无论冈帕斯怎样谴责社会主义，怎样声明忠于现有制度，他都是绝对反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下，工人需求就是“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可这种需求受到压制，所以这种论断本身就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与英国劳工运动相比，也许冈帕斯为“再多一些”而采取的系列方式方法就是狭隘的、局限的。英劳动者面对的更多的“再多一些”的背后涵义，而且冈帕斯工联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合法纲领”，其组织目标就是控制产业，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冈帕斯除组织劳资双方代表谈判，争取更高收入外，拒绝为运动定目标，社会主义者对此强烈谴责，当然，这种谴责是冈帕斯反社会主义观点所致，不过也和劳工运动无任何指导思想，冈帕斯成天浑浑噩噩有关。面对种种指摘，冈帕斯本人百般辩解，但人们对他坚持“运动就该现实”一点已习以为常。冈帕斯说，劳工运动必须关心此时此刻的问题，必须关心民生问题；而对于那些理论问题，劳工运动拒绝关心，

冈帕斯说：当下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让未来去关心未来的问题。实际上，通过阅读其所说所写，我们就能判断出，除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外，冈帕斯明显对其他问题持回避态度。他对劳工运动意义、劳工运动发展方向、“再多一些”深层含义的思考都带有抵触情绪。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源于他的害怕，他害怕阐述高层次的目标可能会给赢得下一步胜利带来更大麻烦。

我们早就清楚冈帕斯的部分言论是如何试图掩盖运动激进面的。但他憎恶所谓“指导思想”，憎恶思考运动的结局，这种“憎恶”毫无疑问源于他的秉性。他是一个讲求实干的男人，是战士，是行动家，却不是哲学家。至少，也许因为上述因素，冈帕斯把对“指导思想”的厌恶转化为他的品格。他反复说：劳工运动必须务实。劳工运动不需要哲学，根本就没必要。19世纪90年代后期及接下来的10年里，在冈帕斯的作用下，“没有指导思想”的理念就成为当时劳工运动的官方指导思想。

知识分子

冈帕斯强调“实际”、厌烦理论，逐渐形成了“反智主义”，不信任那些力求加入劳工运动的外人和“知识分子”。而当时联盟大部分领导人都有这种偏见。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必须依赖自身努力前进，必须提防不同阶级人士从“上层”推进运动或提出建议。

冈帕斯认为，劳工运动不仅必须提防敌人，而且要提防那些“被误导的朋友”，因为这是劳动者自身的运动，这是为了劳动者的运动，这是由劳动者发起的运动，就算警告那些出于好意的人也可能不算错，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用“灵丹妙药”就能主宰或毁灭劳工运动的“救世主”，劳动者们最好小心了 。

    冈帕斯的这一态度，源头在于他早期接触了那些对工联主义毫无用处的中产阶级改革家，又与那些努力让联盟姓“社”的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但他对这群人的不信任和憎恨渐渐扩大，包括了所有知识分子，劳动者之友、福利员工、研究专家——他们都属于一个阵营，而冈帕斯及其联盟则属于另一个。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冈帕斯工联主义狭隘、保守、缺乏思想。他们肆意批评美劳动者联盟，并将其与英国及欧洲大陆的进步劳工运动做了不公正的对比。另一方面，冈帕斯总忍不住怀疑这些人的真诚度，总说他们是“野心家”“时尚先锋”“劳动者专业伙伴”。即使这些人不是冈帕斯所说的那样，他们也会因为无能而无法被冈帕斯瞧上。似乎冈帕斯的观点是：只有劳动者才能知道、理解劳动者的问题，只有联盟中的人才能为劳工运动出谋献策。

劳工运动不会忽视智慧的力量给文明带来的贡献，但同时也相信大量重要的基础知识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慢慢积累获得。在理解、解决劳工运动问题上，大学讲堂或教条式讨论获得的信息是无法替代通过解决商店、磨坊、煤矿的劳工问题而总结出的经验的。

知识分子常常会将劳工运动不切实际地“悬在半空”。他们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但常常局限在批评工人阶级的成就和方法上。他们在工人组织的实际结构中“找不到一块好地方”，工人组织的建立基础必须有劳工运动问题存在，只要基础结能够承受，劳工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冈帕斯不信任这些人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所谓“劳工由上述人群帮助”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劳动者必须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

永久性的改变和进步必须来自人本身。你无法拯救别人，但你必须拯救自己。

再者：为人们不仅做他们能做的事，也做应该由他们自己做的事，这是危险的试验。说到底，工人福利取决于工人自己的积极性。任何在博爱或社会道德伪装下所做的事，不仅会削弱工人的积极性，也是对劳动者犯下的最大罪过。社会上多管闲事的人和各领域所谓专业“公共道德专家”应好好考虑他们以社会福利为借口鲁莽招致的危险。

方法

1905年，冈帕斯曾说：我在这里是工会会员，同理，我也可以是大不列颠王国工会的一员，可以是俄国一名革命人士。

……就算在俄国没有那些有关自由的演讲或报道，对当局不满的思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找到宣泄的出口……

我们是美工会成员，因为我们被赋予自由结社、自由演讲、自由集会、自由出版的权利；正因为我们有自由作保证，我们的运动才在美国有不断发展的机会，而没有演变为革命。

正是由于这个信念，工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他们所处境地的所有因素，以此选择他们的策略和方法。但冈帕斯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后来这个观点本质上成了教条，这个观点是：在美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唯有工会才是工人阶级可以用来争取更好发展的真正工具。

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掌握了经济实权，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实权。“掌握了经济实权就可能成为在其他领域发展势力的基础，这便是组织化社会的根基。无论掌握经济实权的是谁，是什么力量，都会直接影响、塑造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发展。”基本的经济改变不会受到立法的影响。一个政体一旦超过某“临界点”，就无法控制产业发展走向；而如果没有经济实权，也就不可能掌握政治实权。冈帕斯曾说：“想象一下工人阶级既可以是受雇的奴隶，也可以控制选举，这种情景多么可笑。既要产业独裁，又要政治生活民主，这种巧合永远也不存在。但在相同程度下，工人会对他们身处其中的条件和受其支配的规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只要和他们有关的声音在立法大厅被听见、被注意到，人民意志就会存在。”

冈帕斯一面坚守这个前提，一面督促运动尽量远离政治活动，因为从事政治活动只能获得在其他方面不能获得的结果。按这种认识，运动对政治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抓住立法问题，以确保运动有合法组织权，能开展罢工、纠察、联合抵制等附带经济组织的活动。

要清晰地表述冈帕斯所代表的工联主义可能不难，但说起来内容并不多，因为这种工联主义说白了就是常识性问题。一言以蔽之，工联主义实质主要是商业工具，是受影响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了自身工作消除价格竞争，从而提高劳动力价格的组织。如果雇主不愿承认工人联合要求的条款，那么除了像其他小商小贩一样之外无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就是罢工。其他给雇主施压，迫使其向更有利于工人的条款让步的方式就是联合抵制及使用“工会标签”。一旦雇主同意工人所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就可写进劳资协议或合同，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有效。冈帕斯总是鼓吹这些合同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为了使工会成为一个有效的斗争力量，冈帕斯建议收取高会费，积累大罢工资金；为团结工会会员，确保内部稳定，他也建议采取“利益激励”机制。

工联主义的任务是：以尽可能的最高价售卖劳动力，仅此而已。冈帕斯认为，控制产业劳动力，但不控制产业本身，这就是工会的一个职能。控制、管理产业是雇主的职能和分内之事。至于生产方面，我们在冈帕斯一战前的言论和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能说明冈帕斯认为工会应当关心生产，或是为生产效率负责。

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进程（下）

前一章概括了冈帕斯“一战”前有关劳工运动的目的和进程的观点，要点即劳工运动目的在于薪资更高，工时更合理，条件更优厚，由于推翻现有制度并不是劳工运动的目的，因此这些目的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商业工联主义取得。冈帕斯不认为劳动者渴望与雇主分享劳动成果，不认为劳动者就缺少接管、控制产业的野心。这就是冈帕斯作为工会领导人，在他人生这一阶段坚持的观点和方针，正因为这些观点和方针，他名垂青史。

然而，“一战”期间及战后，冈帕斯改变了他的部分观点。他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来越保守。他好斗的锋芒已大不如前。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年纪大了，面对斗争开始妥协；也许因为“一战”期间曾与政府并肩作战，从那以后他感到，与现任政府再次作对，他下不去手了。冈帕斯谴责苏俄，强烈抨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极其反对忠于“美国政体”，又狂热于民族主义——这些似乎都是他转向“右倾”温和斗争的证据。不过同时，冈帕斯带领他的劳工运动，打破了旧纲领的桎梏，扩展了工联主义运动宗旨，较之争取更高薪水、更合理工时又上升了一步。正是由于冈帕斯修正、扩展了他的运动纲领，本章内容才有意义。但首先要指出，由于那些年工业和劳工运动繁荣发展，各种观点鱼龙混杂，因此只简要点说明。

 “一战”是一场“拯救民主之战”。战争期间，“拯救民主”的概念开始应用于产业。也就是说曾是“独裁—被独裁”关系的劳资双方，现在要实行民主化。“民主化”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意味深长，但在劳工运动的某些环节，“民主化”不仅是“联合声讨”，它还有引申义。

战争同样关注生产力，同样关注产业的“落后、泄露、摩擦”。劳动者开始意识到产业效率和薪酬之间的联系，对产量开始有兴趣。

   “一战”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工人极度匮乏、物价疯涨、国家政治宽松，导致工会会员数量大幅增长。联邦政府为答谢战争期间支持政府的人士，开始认可、支持他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干的越多，权力欲望越大”，随著劳动者权力增加，劳工运动胃口也越来越大。

1919至1921年正赶上世界激进主义浪潮，劳工运动开始“左倾”，激进起来，老一辈运动领袖发现他们正坐在“激进主义的盖子”上，这种主义范围很广，影响的都是劳工运动中的普通成员。1919年，罢工人数约400万。无论联邦政府领导人如何反对，西雅图、温尼伯等地仍相继罢工。那几年，部分组织成员藐视组织领袖，开展非法罢工，有关建立独立“劳工党”的言论也不少，还为此做了不少工作。由此，相当一部分运动是为解决新分歧、发挥更大作用做准备的，而在冈帕斯保守政策影响下，运动停滞不前，难以驾驭——如上所述，在1920年的联盟大会上一览无余。会议重点确立了“铅垂计划”。该计划的发起方是为政府提供铁路所有权的铁路联盟，联盟主张由广泛的工人代表、技术管理人员、政府三方实行“民主管理”。

冈帕斯强烈反对“铅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工人会被剥夺罢工权。即使他不会向任何忠于美国政府的人屈服，“他也不会赋予美公民个体更多的权利”。但大会在这件事情上无情压制了他的想法，并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该计划。

冈帕斯意识到联盟有了“新倾向”，随时会摆脱其领导，挣脱现有的规章制度。这一倾向表现的很有趣：当冈帕斯完成大会改选后，他向大会表明，即便自己是一条老狗，也能学习新的把戏，但不会对新思想无动于衷。

联盟在1921年的大会上批准了煤矿主关于煤矿国有化和民主管理的要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势力强大，刘易斯准备挑战冈帕斯，这表明冈帕斯政策当时遭到严重反对。煤矿主、机械师、铁路工会构成了反对阵营核心，他们的反对行动比管理层的抗议更进步，也更激进——他们支持“铅垂计划”，支持煤矿国有化，正体现了这一点。反对派喜欢更广泛的政治诉求，更有活力的政治运动；他们不是独立的“劳工党”；他们代表了组织的产业机构，而不是组织的“技术准则”；他们迫切要求以“融合”的办法巩固现有运动成果。总之，正如希尔奎特几年前所说，反对派已经把管理当成“古旧、过时、太传统、没效率的东西，无法满足全美劳工联盟的目标”。

冈帕斯机制通过精明的操作打败了刘易斯，从而使他实现了成为联盟终身主席的野心。到1922年，激进主义人士又开始反扑；至1923年，“铅垂计划”和矿工“煤矿国有化”的要求都成了“古老的历史”。

但运动并没有倒退至战前的思想水准。相反，正如哈德曼所说，劳工运动已迈出重大一步，这“重大一步”是说劳工运动的思维得以发展，从之前只关注薪酬、工时，只以集体声讨为目的，转变为争取更大产业收益分成，争取产业管理中的“发声权”。

冈帕斯打败了反对派，并将反对派的部分政纲“改头换面”，写进了自己的纲领。他考虑到劳工运动主体走向，把自己放在这一走向的最前沿，并领导运动走向新方向。冈帕斯成为新指导思想下的劳工运动代言人，但同时他又让这种新指导思想坚定地反政治，当然这一观点不能代表联盟全体。虽然新指导思想在某些方面走了“行会社会主义”的路子，但他提出上述思想还是很小心，不能让新思想戴上“激进”或“社会主义”的帽子。不过，冈帕斯的思想就是缺乏斗争性。他一直鼓励“放任自流”，倡导全方位严厉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冈帕斯扩展纲领的要义即劳工运动努力实现的“经济民主化理想”。当时，产业的基础是独裁，而劳工运动追求的是产业组织民主化。因此，冈帕斯在1925年大会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死亡的先兆让他字斟句酌，力求“字字言之有物”，他说：

当前，我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都存在专制，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但都是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极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财富专政、投机倒把者专政、物质资料拥有者专政。美劳工运动是挑战雇主独裁、专政的唯一有影响的力量，它是我国的民主劳工运动，也是其他工业民主国家……

当前的政治政府中有民主，但与政治政府中的民主相比，产业中的民主不仅同样合理，而且更加重要。冈帕斯因此提出如下论点：

组建工会，等于表达了工人的感觉，而我有一种感觉与这种感觉十分相似。我的感觉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人第一次向少数人掌控的政体开战，二是工人从多数人的“政治表达”中被驱逐出来。如果民主有真理，如果民主真的有合理性，那么它无论在产业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应该是完全合理的。

我敢肯定，诸位也一定能想见，我们在产业中的关系，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政治领域中也很重要。产业中做出的决定，产业面临的处境——这些时间节点对千千万万劳工而言，比所有政治决议，比国家的处境所处的时间节点都更重要，这种重要性，怎样说都不过分。就我看，有两点内容最值得强调，一是民主实践的合理性，二是对产业民主权利的思考，这两点的合理性，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一样最值得强调。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对雇主而言，他们相信自己应该成为民主权利行使状况的唯一裁判，甚至成为民主权利内容的唯一裁判就毫无道理可言。雇主一旦接受这个观点（“第一原则”），他们优越性、专制的整体结构也就不存在了。因此，问题得这么看：得有这么一种机制，工人按平等原则畅所欲言，既不管他人规定，也不受他人限制。

冈帕斯发现，民主原则应用于产业，能产生真正革命性的观点。

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就我提出的观点而言，如能得出合理结论，将会比工人们现在争取的东西要有意义的多。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说明工人争取的东西毫无价值。我以为这个结论是对美劳工“适度斗争”来说的，因为劳工要建设性地发挥作用，不能有一丝一毫损害当前“（社会）结构”的举动。我所谓“结构”，可以肯定，我们都得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到。

1923年的大会宣言由冈帕斯起草，宣言标题为“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大会宣布，劳工运动的目的不仅是薪酬、工时、劳资谈判，而是实现产业内民主。

《宣言》认为：我们感到，工人为提出有关劳工运动宗旨的宣言，举行罢工，而罢工的每个小时，与其说可以记录在这些年度报告里，不如说可以近乎表达工联主义的所有含义。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结束于“一战”伊始，正处于政治民主全面发展的时期，曾发生过势不可挡的巨变；而这个时期的结束，对产业民主而言，标志著“智能需求”和生活需求的时期到来了。“一战”结束，对我们来说，既是人类关系的转折点，也大胆凸显了现有形式和制度的不健全。自此以后，工联主义的意义更大了，社会功用也更大了。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其含义不仅是为增加组织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它还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但无论如何，组织的职能也许能保留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此，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必然表明，我们把“‘文明参与’产业民主”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功能要素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了；而产业民主的目的必然包括两面，一是更加自由、赋予生产者更多政治权利，二是与之类似的内容。

接下来的几段仍然著重强调新的分歧。

宣言认为：如今，劳动力比以往更全面地参与能塑造人类生活的决定中，他们在美的参与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充分。但我们的参与必须循序渐进，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获得更高的收入，实现更好的工作条件，还要让上述目标不仅与之前已经完成的目标，而且和目前正在完成的目标同等重要。现在，与我们紧紧相依的目标，视野更加宽广，道德更加高尚，意义更加深刻。

我们已经从初步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建立了生活标准，提出了让美工人受益的薪酬，上述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机遇，我们继而抓住这些机遇，让工人发挥了更大作用。

今后，产业一定会成为形成我们民族意识的概念……未来对美产业提出了要求，工人通过民主代表组织的有序进程，“人人尽其所能”的局面有望形成。

接下来，劳工应努力争取分担一部分产业控制权，争取在产业中获取新地位。但这一新地位也蕴含著新责任。正如冈帕斯所说，劳工本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工人们从初步竞争中脱颖而出后，他们希望通过工会“努力成为产业中受认可、有组织的一部分，并对一部分持续发展的产业公平承担责任。工会争取提供建设性的产业服务机会，而一旦有此机会，就应该对产业里的工人负责。”

我们必须找到让工人通过工会开展合作，增加产量的路子。工人们拥有宝贵的产业经验，若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无知。只有让产业内所有因素全面、积极地参与近来，才能获得最高产量。

把工会划入产业众多职能部门，能消除无数“产业垃圾”产生的原因之一……从实际经验不难看出，如果工会受权行使建设性职能，就能获得无数生产优势。虽然不少人都详细讲过个体工厂（的益处），不过“合作带来发展”倒是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即美劳工联盟铁路工人部与巴尔的摩铁路、俄亥俄铁路的合作。

冈帕斯在其他地方写道：

劳工运动给产业带来的好处，远大于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获得的好处。劳工一面提出实现伟大的、建设性的产业民主化，另一面却并不争取从产业民主化中索取，而是奉献他人——这是因为谈到索取，对所有劳工已经足够了。

产业自治

如上所述，鉴于产业是有组织的，冈帕斯想要的显然不只是劳工参与产业控制，或者说，参与对个体的、孤立的关切的管理。冈帕斯的理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个体生产者除与市场联系外，各生产者之间没有联系，而要解决无政府状态带来的问题，就应该团结生产者，发展有意识的合作。冈帕斯相信产业必须要学会负责任地管理好自己，它必须建立自己的管理秩序，并且，劳工在产业管理秩序内必须有立足之地。

冈帕斯写到：国民生活的功能要素必须与自身匹配，才能解决自身问题，消除这些要素中的无节制乱象，让美商品产量与日俱增……产业本身就有竞争力，也必须通过组织展现竞争力……产业必须自治，向自身施加任务、规则，从而让自己秩序井然。

根据上述观点，联盟认为应承认产业自治的全部结果，并在1923年的会议上公开支持废止《反垄断法》。

冈帕斯有关电力产业的观点是最清楚的。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他开始对电力产业产生浓厚兴趣。他意识到这个巨大产业的无尽潜力，并从一开始就想让这个产业按照“造福所有人而非少数人”的理念建立并组织。冈帕斯提及电力产业和其他有前途产业的发展时，写道：

金融能将巨大的超额积累变成利润，但人类有权围绕新开发的产品做一笔更好的生意。整个种族取得的成就与整个种族都有利害关系。方法更好、产量更大，这对工人群体来说，“更多”一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劳工“更加自由”也是一定的。由此，必须以公平的方式，将种种“更多”与每个公民的每个有用因素“对接”。如果产业内部没有运营各项事务的机制的话，就不能做出判断。

冈帕斯反对产业公共所有制，但他认为所有制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产业运行才是重点。鉴于现有产业机构拒绝让有组织的工人占理事会一席之地，因此冈帕斯在批评产业现有组织结构后，继续陈述了他认为能让产业得到最好发展的有效原则。

1、每一种基本要素，其职能组织都在产业里得到重视，因此这些组织可作为记录中心，记录每个必要的组织进步为有意识组织的过程，如贸易协会、工程和职业协会、工会等都是这样的职能组织。

2. 让隶属于上述组织中全国性组织的自愿纳入国家工业理事会管辖，这样所有产业领域的经验都能用于制定最佳的生产、控制政策。

3. 目前使用的每种能源与电厂的发展路线，将同样适用于当地组织。

工会应全面负责所有决定薪酬、工时、工作条件的协议的谈判，全面指导员工运用消除产业垃圾，提高生产效率中所用合作方法、合作过程，全面负责确保与工人的交易公平。

（总结）由代表消费者的政治实体制定的规章制度也许是必要的。

此外，冈帕斯就如上事宜说：首先“劳动者要全面、坦诚地认识自身作用，认识其在具体操作中的合作能力。”其次，“要完全承认劳动者的作用，必须……对整个产业中的部分有‘自觉意识’，经营某产业全体部门的人会被授予重要职能，因此也对该产业，对所用自然资源，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人负有义务。”最后，“经营某产业全体部门的人有模范地履行规则的经验，由此必然形成联合代表机构，而产业中的每个有用要素都会按如下方式发表观点，该方式即，每个有用要素不对含有部分以公平之名压迫其他观点的‘混合观点’负责” 。

上述原则当然也适合其他产业。冈帕斯在自传中将他的想法和希望进一步推向未来，思索可能在所有产业中依法成立的“经济议会”可能的发展。

下一步是把各生产车间组织起来，由此创立的贸易理事会就可以代表产业各要素利益，继而在整个产业组织内“如法炮制”，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进行中的“自然发展”。也许最终关乎所有产业的事务会由全国性经济机构决定——这是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机构，有能力做出决定，也有能力确保符合各项规定；上述事务还可以由政治性规章决定——这份规章能确保发展新技术，培养更多有能力的人才。

冈帕斯看到，各方证据表明，产业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已经开始自我组织。对不同产业的关注形成了各类协会、各类标准和各类协会广告，简言之，开始形成“单元”。他写道：“所谓‘自治’差不多都是民主的，并且有更加民主的倾向；自治不断在美发展，与通常被视为“全体政府集合”的政治政府完全没有关系。”他引用了“建设部分产业的努力”，以此引出“开展产业经营建设，实现更高更好稳定”作为典型范例。

关于产业经营规章制度的运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然合理，有建设性，并且彰显了产业发展“纠正自身错误，建立自身秩序”的决心。

在之前的议题上，美联盟主义者曾讨论在有自主功能、自主权力、自主命运的产业里发展“自觉意识”。讨论角度有二，一是从劳动者看，一是从所有发现产业为避免“政治无能”而需要自我调整的人看——从目前建设状况及可确定结果看，上述分析是比较中肯的。

接著，根据冈帕斯所说，经济民主化意味著产业内管理水平的发展，而工人需要通过工会来参加产业管理。不过至于工人通过工会可以评论哪些事，参与控制的上、下限如何，冈帕斯只字未提，因此这一块相当模糊，不过其他方面就不会这么模糊了。冈帕斯所做的就是提出了一个理想，随著实践不断推进，理想的定义也越来越严密了。但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经济民主化”么？绝对不是！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读一读1924年的大会宣言，这份无疑反映冈帕斯观点的宣言，就知道冈帕斯的观点是：

去年大会概括了劳工运动的建设性政策，还就对产业民主的期望作了精彩论述：只有结合产业中各种有用因素，包括有远见的雇主，才能实现产业民主。而要让劳工读懂这些建设性政策，就必须与劳工话语结合起来，与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特定反产业行为结合起来，与根本图利行为结合起来。必须把所失所得都说清楚，才能清楚地定义“产业内民主”。

在《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中，冈帕斯写道：

以生产私有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产业运营已导致大量无节制行为。由于产业运营是独裁的，它产生了所有独裁统治会出现的罪恶。每个要素，一旦进入产业生机维持或产业运营，必须加以保护，并给予得到公正回报的承诺，但要素运营的最终结果必须由单一要素拍板。我们已经滥用了这一“要素获利机制”，只要民主尚未融入产业，我们还将滥用这一机制，并且所有生产者、消费者要通过不正当贸易、忍受穷困来为这一滥用行为买单。

产业内部自我统一，自我组织，自我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而冈帕斯必须要转变这种理想状态，人们必须认识到“要给国家做贡献，不要给单一雇主或股东财团做贡献”。由此，冈帕斯在写于1922年矿工罢工的作品中说：

目前的矛盾是关于产业和金融间基本争议的描述，其实这就是服务和利润的冲突。大部分反对力量仍在活动，并将继续活动下去，直到能同时允许服务至高无上和公众福利胜利的调和局面出现。

煤矿存在的目的即供应煤和热能，以产生光和电能。但今天煤矿存在的目的就是为那些煤矿所有者吸金。即使在没有利润的地方，这里运营的目的仍然是利润，有鉴于此，相应政策就应运而生了。

生产是利润的根本，也是当前真正问题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煤矿主、国有组织会保守秘密，拒绝和工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由此）管理是为利润服务的，不是为生产需求，更不是为响应人民要求服务的。

这就是所有情况中最大的事实，也是所有事情的基础。直到人们考虑、理解事实前，他们仍在处理表面的事情，接触不到本质。

上述表述是否表示冈帕斯认为，应从产业里摘掉“利润动力”？是否表示他开始同意社会主义者“产业应有组织性”或“生产只为消费，不为利润”的观点？似乎冈帕斯更接近社会主义立场，但社会主义与冈帕斯的观点确有本质区别。首先，冈帕斯当然不认为应废除私人雇主，不同意国家代替私人雇主地位；也不认为应完全消除“利润动力”。他认为生产主要是为消费，不是图利。个人主观能动性值得肯定，私营企业也值得肯定（应该保留），为保持这些要素，必须有“利润动力”。但利润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利润“必须对服务的回报，不能是以投机、诈骗、剥削、独裁统治方式获得的收益”。

冈帕斯写到：劳动主宰我们的命运，它却一直与不断登场的利润抗衡。他在其他场合表示：如果发展条件允许，那么，用于消费，用于服务，却不单用于利润的生产理想替代品可能是这个时代、这一代人最大的单一成就，因为“利润理想”限制了管理者、工人的创新生产力。

产业必须与以“利润理想”为唯一主导的模式脱离。但如果脱离成功，金融对产业的影响一定会减少，甚至废止。金融如今统治著产业，但金融和产业势必要分离，因为一个由金融规定的政策必然是按利润偏向制定的。

控制投资或贷款的组织控制著产业政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旦利润控制产业，产业就被那些追求投资回报的人的欲望驱使，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现代产业……大部分功用就是辅助贷款。但贷款……一直被盗用，花在了纯粹剥削、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等许多无用的目的上……一种产业的合理功能每每被误用，酿成恶果，最终反过来打击给产业，留下难以恢复的伤害。

然而，若采用产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法，产业必将摆脱金融束缚。

产业可以更有智慧，产业组织可以更完善、更协调，产业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延伸。产业通过自我保护，不断自我净化，远离滥用信贷权力犯罪，与“错误”“浪费”“不经济”“反社会”等“划清界限”。而这种自我净化能力来自人民，来自人民赖以为生、必须使用的商品；必须摆脱信贷权利滥用，依照“普通”“合理”的工业生活要求接受监督，从服务、生产的利益出发，不以利润或产业体系反常为唯一或主要利益。

然而，如果不提冈帕斯对政治政府的作用，对冈帕斯理想的上述阐释就不完整。“一战”前，冈帕斯只表现出显著的反政治倾向，但战后，法庭宣布对劳工组织构成灾难性打击的《劳工运动禁令》，并通过立法将强制性仲裁手段合法化，至此，冈帕斯的反政治倾向就变成了真正的仇恨。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他宣扬的实际是一种“政府虚有”概念。

国家介入产业生活，其威胁是真正存在的，因此，满怀热情、行事认真的人组成强大的组织，努力争取在纯产业领域的国家控制权。《艾奇—康明斯法案》、《科罗拉多工业委员会法案》、堪萨斯劳资关系法院都是国家无知入侵产业的表现，都是政府在有组织宣传或渴望权力的贪念煽动下的失策举动，更是所有产业“不得不怕”的天敌。在“改革”“向善”伪装下，对国家管理权不断增大的追求聒噪至今，带来的只能是更深的困惑和无望的纷争。

政治政府没有能力，立法人员对产业及其需求，对“产业发展规律”并不了解。政治政府人才与产业人才相比，水平太低了。冈帕斯写道：“政治与产业的分歧大到‘七大洋’那么大，那么深。”而且政治会滋生煽动行为，培养一批容易感动、善于奉承、会说好话的人，而产业产生的是对知识的控制；政治领域充斥著抽象和理论，产业领域要的是效果和表现。

我曾说过，但我要重复一遍：政治政府在处理事务上有既定局限，若要超越这些局限，政府就只能以牺牲人民和社会、经济组织的代价。举例来说，政治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引导产业，找出拯救产业的办法，教导产业该走哪条路。政治和产业间有著巨大的鸿沟。产业必须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管理力量，将民主原则应用于自身结构，用自身智慧满足人类需求。

在《产业显而易见的责任》宣布几周后，冈帕斯写道，也许《宣言》主旨应该是产业必须“把自己的产业结构梳理的井井有条”……或是“产业会有这样的动力，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受到压迫，就会像封建君主制一样无能。”

通过上述言论，可以这样评价：冈帕斯的观点即产业应绝对自治，不受任何来自政治政府的干涉，这几乎就是他的态度。在如下陈述中，冈帕斯就政府与产业相联系过程中其适当监管范围做了说明：

政府帮助产业产生效益有一个“合理范围”，即帮助产业寻找、完善信息；政府要掌握这些信息，并让产业意识到现状，鼓励、坚持产业在其机制范围内发展。所谓“产业机制”就是把投资财富的独裁力量转到生产、雇佣和公共关系政策上。政府必须坚定地走“正常道路”，就像总有人关注生命，关注不朽。政府可能是有益的，但倘若掌控整个产业，就难免不破坏全部努力。

这就是冈帕斯脑海中对理想社会的完整描述：产业必须成为一个协调的自治整体，产业在自我管理时必须有劳动力的参与。接下来，这个民主的产业必须对自身及自身目的有“自觉意识”，即生产为了消费，不以利润为唯一或主要目的。

但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呢？应该以何种纲领实现理想呢？当前，只要关注产业统一化、协调化，就没有必要用强制手段强迫产业向自治发展。一个产业，如果仅凭其自身意志，那么这“意志”便只能是获取更大利润的渴望，产业已经向著目标很好地发展了，并正以较快的步伐靠近理想。产业正在让自己“合理化”，而“合理化”一词涵盖了冈帕斯本部分的所有思想。

人们对“允许劳动者参与管理、控制合理化产业”这一点大获成功可能深信不疑，因为劳工用劳资双方谈判的方式集聚了足够力量。但问题是，政治国家这个强制机构已不复存在，在此特殊背景下，产业如何被迫改变其理想，而让盈利服从于生产呢？冈帕斯对此没有提出纲领，也不认为需要纲领。

因为冈帕斯认为，有意志力的产业已经朝著他的理想发展了。也就是说，冈帕斯已相信不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观点：由于管理与所有制分离，产业会进行“再定位”并把服务社会放在与“挣得缺席股票持有者的分红”这一同等或更高地位上。冈帕斯认为，管理与所有制分离，会导致产业同情工人争取产业控制权的抱负，劳工为增产而合作时更是如此。接下来，管理层会希望与劳动者一同参与产业以社会服务作为生产目的的“大民主化”。

冈帕斯写到：我与所有劳工都相信，当劳工成功帮助管理层摆脱短视、自私，并摆脱对金融寡头政治（我们的称法）不明智的控制时，大部分现有产出限制将会消失，劳资双方大部分争端也会避免。

未来的福利需要管理层、劳动者和工程师间的合作，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强大的复杂财务控制产业。这种控制不仅毫无意义、耗时耗力、手段残酷，而且与现实格格不入。

如今，正是相信存在这一解释诸多问题的趋势，否则这时冈帕斯不会不知道如何讲话，也不会不知道用什么腔调讲话。这就解释了《波兰宣言》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与非劳工运动因素相关的劝导论调。正如冈帕斯所见，《宣言》一部分体现了劳工目的和愿望，一部分是预言，但也有一部分是在呼吁有远见的管理层，以实现自身形式上与所有权分离，接受劳工组织提供的合作，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获利 。《宣言》最后总结道：“我们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组织工人，我们督促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人，你们的迫切需要是建立组织，并通过为各自有组织群体发言的代表，最终实现所有组织工作机构的大团结……我们敦促……鉴于时间紧迫，为了短期内实现（我们的）目标，诸位要更强烈地意识到（运动）目的，意识到（运动的）确定宗旨。

《波兰宣言》颁布时，很明显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相信：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产业民主的道路，这条路相对较短，也没有痛苦。已实现合理化的产业要经历道德重组，并将产业民主化作为（对劳工的）馈赠。

对这一趋势的信仰是否坚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也许一些观点认为：包含产业中央集权的产业合理化可能导致产业封建主义，而不是产业民主。从国内看，管理权、所有权分离也许能在公共事业中取得最大进展，而且如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披露，除却委员会发表的文献外，产业管理无法将公共服务置于利益之上，而这是必然的。德、英劳工运动并不认同冈帕斯“合理化、专业化管理会导致产业民主”的期望，却要求以综合政治控制私有产业作为实现（产业民主）目的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雇主，无论组织与否，也无论有无远见，对劳联1923年发出的“与劳工一道加入产业民主”的邀请并无太大反应，以至于在1924年劳联大会上，冈帕斯自己最终放弃了这一希望，至少在之后较短的一段时间内是放弃的。其后，他就回到更有他特点的观点上，即劳工必须为每个进步而斗争。因此他在最后的社论中写道：

我们必须指出：通向产业民主的道路并不是劳工独立前行的道路。产业民主暗含并牵涉了产业中每个有用要素的参与……劳工仍不得不为了最单纯的权利而斗争，而这一现象过于频繁了；劳工也不得不为了产业自由的最基本内容而斗争……劳工时刻准备著以和整个产业即将前进的同样速度前进。尽管反动的、极端保守的雇主反对这一道路，劳工还是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因为这就是他们将要做的。

正是在几周后召开的厄尔巴索会议上，冈帕斯做了如上引用的发言，即美国和其他国家业已成为“独裁政体……即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政体）……即财富持有者、雇主、投机倒把者、物质所有者的独裁。”

因此，冈帕斯在其人生最后几年开始希望，产业能重新定位生产动机，即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获利。他这种态度转变的意义在于：当他认为产业管理者正接近自主决定的结果时，这种转变不会被他只希望表达理想并实现要求的事实破坏。他确实想重新引导产业走向，也确实将“重新定向”作为劳工运动可能实现的理想，劳联其他领导也在这方面支持他——这也许表明他们对目前产业组织状况确有不满。或许，如果运动变强了，或者运动真的变强时，就会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并逐步形成实际措施，以此保有已取得的成绩。

纯粹工联主义

冈帕斯在其工联主义生涯主要阶段（不含刚开始和快结束的阶段）是一名经济工联主义者、一名纯工联主义信仰者。正因为冈帕斯有这种观点，他完全可以代表美劳工运动主流。本章旨在解释冈帕斯上述态度的原因，并追溯这一态度沿革。

初为工联主义者的冈帕斯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这一信念是他从那些有阶级意识的激进分子那里学来的，他在这些激进分子的引导下加入了劳工运动。尽管他13岁就从纽约到伦敦，入职一家雪茄厂，也入了工会，但当时他并不热心工联主义运动。不过，60年代后期，模具的引进让雪茄厂经历了困难时期，冈帕斯也许就是这个时候真正参与了工人运动。这一时期，工会反对引进节省劳力的设备，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不过由于工会斗争实际上失败了，某些操作中熟练的工人就代替了不熟练的工人，工人薪酬大幅下降。此时此刻，工人亟须保护。冈帕斯因而开始思考，开始参加劳工集会。

就这样，冈帕斯不可避免地和那些在当时移民工人城市非常火热的激进运动联系起来了。当时的纽约就是天堂，是那些被迫从欧洲镇压中逃跑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这些人满怀热忱和怒火，来到纽约。他写道:“他们的思维有著绚丽的色彩，变成充满希望的迷人灯光，点亮了灰暗惨淡的纽约这一工业城市的上空。他们的话深深震动了我，于是我便参观他们的集会了。”

1873年，冈帕斯23岁时，一次偶然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影响之深，非同凡响——他先是失业，接著在当时市里唯一的工会商店，大卫•赫希（David Hirsch）的商店找了一份工。赫希是流亡海外的逃犯，因革命活动被迫逃离德国。他在纽约开了一家生产雪茄的门面，并给他在之前运动中同样流亡在外的同志提供就业机会。冈帕斯在自传里说，这些人实际都是马克思学派的德社会主义者，他们熟知劳工运动，熟读这方面的著作，大部分人都是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1873年总部迁至纽约）的一员。就是在这个安静的商店里，这些人一面卷烟，一面谈出了世界工人革命和劳工运动。

斐迪南•劳雷尔（Ferdinand Laurrell）是这个组织的思想领袖。劳雷尔曾与哥本哈根革命运动有关，并迅速发展为第一国际某分支秘书长。由于他与某一示威游行有牵连，才被迫逃离欧洲。而如今，他虽在纽约成了思想领袖，但只是幕后指挥者，不是面上的领导者。劳雷尔对冈帕斯有了好感，这两个男人因此有了热烈的友谊，年长的劳雷尔自然成了冈帕斯的导师和顾问。冈帕斯将自传送给劳雷尔，这既体现了两人的友谊，也体现了劳雷尔指导冈帕斯的价值，冈帕斯奉上自传时写上了这样的话：“致：在我摸索著找寻正道时恰好到我身边帮助我，在我的情绪和感情压制我的判断和理解时指导我的人。

这个雪茄店成了冈帕斯工联主义和劳工运动的一支，在店里，他在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浪潮中徜徉。一天，劳雷尔将《共产党宣言》复印本交给冈帕斯。《宣言》是德文写的，他看不懂，于是他决定学习德语，他此后也是这样做的，他写道：“我读了所有我能接触到的德国经济学著作，像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还有其他人的我都读过。”

劳雷尔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他坚信工联主义，坚信任何强大的劳工运动都必须建在强大的工会联盟基础上，这种观点给冈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冈帕斯总会带给劳雷尔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想法，劳雷尔也会对冈帕斯说：“山姆，学一学你工会会员卡上的内容，如果你的观点与会员卡上的条款不协调时，你的观点就不对。”

也正是劳雷尔，在那些日子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冈帕斯。正如冈帕斯在自传中透露的那样，他一旦接触纽约的激进运动，他的情绪化脾气就时不时把他带向“极左”。他由此写道：“在那青春岁月里，我充满激情，充满梦想，我的情感在燃烧，什么路我都可能走，什么表面上向我们的同志、工友承诺自由的运动我都会参与。正是我的朋友劳雷尔，他智慧的忠告救了我，‘绝不让情绪主宰你，要让理智掌控你的行为’。”

冈帕斯对第一国际非常感兴趣，这一组织“稳定、实际的”原则著实吸引著他 ，让他蠢蠢欲动。但劳雷尔认为，国际组织由欧洲移民和美知识分子组成，业已完全脱离美国生活，处于崩盘边缘，于是他劝冈帕斯远离第一国际。他同时建议冈帕斯去参加自己一行人的集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那时，冈帕斯经由这些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主义者，受其引导，加入劳工运动。70年代早期，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都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冈帕斯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吸取了社会主义信念，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早期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冈帕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希尔奎特曾说：冈帕斯是他所知最有阶级意识的人。正是这种阶级意识，这种理想主义引导著冈帕斯，无论受金钱还是何种利益的诱惑，都能始终如一，将一生都奉献给工人阶级的进步，同样也丰富了自己的经历。社会主义学说让他明确接受了雇佣劳动者地位的阶级性，也让他厌恶生产者为努力摆脱现有地位而展开合作的观念。最终，社会主义学说引导冈帕斯无可选择地产生了社会民主信念，他相信工人阶级注定要掌权。即便20多年后，冈帕斯的词汇中还会偶然蹦出他早期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痕迹。

不过，冈帕斯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70年代中后期，他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再定位，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点转移到了幕后。

冈帕斯从一开始，甚至在他成为社会主义者前，就已经是工联主义者了。有人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因为他父亲也是雪茄制造工，也曾是工会一员。而事实是，他在工会的大部分利益都拿来资助家人移民纽约了。一家人刚到纽约，冈帕斯父子自然立马加入了当地工会。从此冈帕斯再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会会员身份，即便后来几年他不再热心工会，只是偶尔开开会，他还是坚守自己的工会会员身份。而后，到70年代初，进入了“艰难时期”，促使他又对劳工运动有了兴趣，他毫不犹豫地转向工会，转向这个能帮助他和朋友提高工作待遇的组织。他在工会变得积极了，并多次领导商铺罢市，以“鼓动人士”的身份逐渐在行业劳工中赢得了荣誉。

1873年，他来到赫希的雪茄店，接受了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他的启蒙导师研究了当时美国的条件，业已相信，政治行动是行不通，也成不了的，美劳工团结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展关注民生的强大工会运动。他们相信，只有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成立一个政党。因此这些人一面教给了冈帕斯劳工运动的思想体系，一面又给冈帕斯以精神支持，对“工会是为劳工争取更好条件的理想方式”这一信念表示支持。从此，冈帕斯的这个信念就再没有动摇过。

冈帕斯此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会工作，他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当时，雪茄业境遇很差，大部分雪茄制造商都没有入会；由于国际工会制定了苛刻的入会条件，大多数制造商进不得工会大门。冈帕斯和朋友遂致力改革国际工会入会条件，由此很多半熟练的碎石工、填料工均可入会。上述举动落空后，他们在当地成立了第144号工人组织，冈帕斯当选该组织领导人，想尽办法把纽约所有雪茄制造商都吸纳进来。慢慢的，他们找到了方法，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有了成果。

冈帕斯在建立工人组织的过程中，卷入了纽约运动的漩涡。从国际工会几次公开会议开始，他逐渐建起了自己的“小圈子”，这是一个由男人组成的，以献身劳动事业为纽带的组织。成员有劳雷尔，还有阿道夫•斯特拉瑟，他几年后成为国际雪茄制造商联盟主席，后来仍是J. P. 麦克唐奈联盟的一大支柱，随后还成为一名卓越的联盟领导者。J. P. 麦奎尔（McGuire）作为麦克唐奈联盟的早期领导人，也是“小圈子”的一员，后来成为木匠领导人。不过这个时候的麦奎尔热心政治活动，和其他成员“玩不来”。“小圈子”中的大部分人是移民社会主义者，也是第一国际成员。

冈帕斯写道：“这些人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很讲原则，从这些人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劳工运动的基础。他们是一群为达目的不怕风险的人。”当时美劳工运动局面混乱，他们摸索著建立一套原则，以此实现美劳工团结，开展劳工运动。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讨论计划、政策、理论，要在激进主义和革命措辞一片混乱的背景下，谋求建立一套原则，为工友带来改善生活的机会。忙碌而认真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卡隆堡（Kronburg）给组织命名为“10个哲学家”（Die Zehn Philosophen）。但我们的兴趣并不仅是学术讨论，而是一股干实事的冲劲。有了这种共同的誓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了工会事业。

 “十个哲学家”成员相互接触、开展讨论，可谓“实副其名”。我们先是有共同的梦想，继而打破这一梦，研究什么行动可能有实际价值。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组织，提出了运动目的，也提出了运动的主动性，这一切最终催生了当前的美国劳工运动，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组织。美工会组织不是我们创造的，它是武力和客观条件的产物。但我们创造了技术，形成了引导工会提出建设性政策，做出成果的基础。

这些人一致同意的重要观点是工会的重中之重。他们是工会会员，他们对工联主义深信不疑，他们的使命就是向美国工人宣传工联主义；他们坚信“经济组织和对经济实力的控制可能会影响所有领域”，因而政治只能位居其次；他们还认为，劳工党派发起政治活动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先开展一定规模的工会运动，才能开展上述政治活动。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发现，对那些没有阶级意识的美工人来说，只有承诺并立即带来实际改善的工联主义才能征服他们的心。而且自从这些工人受激进的欧洲思潮和言论排挤以来，他们就一边倡导将建立工会作为头等大事，一边想著弱化工人的社会主义信念。

这些人就是以后工联主义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而当时工联主义是需要拥护者和捍卫者的。工会之前就有，这是事实。50年代初，海市蜃楼般的热血40年代销声匿迹后，相对温和的工会出现了。安德鲁（Andrews）写道：“褪去普世而闪耀的理想外壳，还没有订立单一的劳工文件笼络人心，熟练工种行业就一心要通过永久、独特的组织为他们获得更多的薪资。”1857年的恐慌摧毁了他们的劳工组织。1859—1860年，又出现了恐慌，不过内战爆发前就消失了。接著，经过战争后期及战后几年的繁荣，第三组织纷纷兴起并活跃起来。但1873年的恐慌导致了萧条，重创了第三组织，很多此类组织解散了，即使幸免下来的也无回天之力了。因此，工人对工联主义失去了信心，在这穷途末路之时，又转向了政治活动。一夜间，那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家、聒噪者发现他们又有用武之地了。就连好不容易又团结在一起的工会，都认为罢工是无用而徒劳的。

那四年，那些曾教育大家通过工会自我拯救的人确实是先知，但却无人问津。

和当时有关工联主义价值和定位的思想一样，工联主义的操作方式没有系统、含混不清、简单原始。

（冈帕斯写道）早期工会和如今工会相差巨大。早期工会缺乏规章和秩序，基本上就是同行业工人的特定组织，工人与雇主有麻烦时，工会可能让大家互相帮助，摆脱困境。他们并未坚持用集体谈判的方式保障薪资水平。雇主发出的薪资是固定的，且不断狮子大开口般压榨工人，直到工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反抗通常是由受压榨最狠，受伤最深的工人发起，他们起义并宣布:“我们要罢工，谁继续干活，谁就是工贼。”通常这样一来工人都会跟著他罢工。

冈帕斯的工会是通常处在危险经济条件下有典型意义的工会。但凡有罢工资金，都会被无数无计划，任意发起的罢市活动浪费掉，因此会员得不到福利。即便如此，入会脱会仍要经过工会筛选。

但冈帕斯和其他九位思想家仍倡导工联主义，仍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壮大自己的贸易组织，他们不仅要对抗工人的消极情绪，还要与部分社会主义者中的特定反对派作斗争。如今，培养冈帕斯的国际工人协会始终给予工会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国际工人协会之所以形成，其主要动力实际是英国纯粹工会，他们想和欧洲大陆劳工运动有效接触，从而避免罢工破坏者打入内部。开头几年，英工会主义者领导国际工人协会 ，后来英工联主义者退出领导舞台，由马克思接任。但马克思自己，即使急于掌控政治力量，也总把工会看得很重。下文是国际工人协会总理事会致芝加哥顽固分子一封信的摘要，其中明确表示了协会的观点：

我们应指出工会运动对国际工人协会某分支不仅有益，而且极其重要，这一作法似乎很怪，但我们不能忘记协会《章程》第三条，即协会每届代表大会都应勤勤恳恳，致力于工会运动，并努力找寻壮大运动的途径。劳工运动孕育了工会，因为工人自然会转向可以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运动，因此他们首先就会通过行业与同行联系起来，这也因此成为国际运动的职责——不仅仅帮助现存工会，并在能给予帮助前领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比如实现工会国际化，而且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建立工会组织。

但60年代后期的德国，拉萨尔（Lassalle）替代马克思成为工人阶级领袖，开始宣扬不同的观念。德国当时工业制度落后于英国，工人仍渴望个体劳动的理想变成现实，仍没有成立工会。相应地，拉萨尔并不熟悉英工会运动，他相信由其铁腕薪资政策，即薪资必须始终保持在劳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会在其纲领下不会有任何地位。按拉萨尔的思维，用生产商合作替代私人营利经营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如果政府不给他们低息贷款，合作生产方式就建不起来。至此，要掌控整个国家，必须有政治活动。

德国的拉萨尔追随者，70年代因俾斯麦压迫被迫来美，接受了工联主义，并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后来必然与国际工人协会成员产生冲突。确切地说，冲突始于1873年。1873年前，由于工业繁荣发展，拉萨尔追随者发现筹备政治活动，时机不合适，后续发展也不合适。但随著经济萧条，他们发现发起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时机成熟了。

因此，到1873—1874年，美社会主义者分为两派，冲突界限由此划清。

两派中，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或工会社会主义者，主要依附工会。他们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理所当然的组织，他们争取权益的主要途径就是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抗争。另一派是拉萨尔追随者或政治社会主义者，他们专注劳工政党领导的政治活动，认为相对而言工会不重要。到1874年，两派别的思想分歧发展成了组织分歧，同年，拉萨尔追随者脱离国际工人协会，在美西部成立了伊利诺斯州劳工党，在美东部成立了北美社会民主党。然而这一分裂并不持久，两党很快尽释前嫌，融合起来。两党合并后，成立了我们熟知的美国工人党。但组织合并了，两者潜在分歧却未抹平，反而暗中争夺合并组织的控制权。当代人诚然见证了这一幕：

美两大社会主义派系合并前遇到很大困难，合并后仍然面临危险。拉萨尔追随者是工运新手，随其一同移美的年轻移民也是新手，他们想通过普选，即首先市一级投票，接著州一级投票的方式进入政治领域，获得影响力。而工会社会主义者和年龄更大、经验更多的移民认为，若立马展开政治行动，他们就只能预见灾难。马克思派对工会，对工会效力只有一丁点信心，而拉萨尔派只期待工会救助；马克思派拿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例子，而拉萨尔拿出了英国工会的例子……马克思派想让小资产阶级对党派有兴趣，而拉萨尔只想把政党开放给工薪阶层，并认为只要非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加入工会，工会就会腐化；马克思派争取下次会议修改党纲；而拉萨尔威胁说“改党纲，就退党”。

在美工人党1876年大会上，工联分子占上风，结果否决了即将进行的政治活动。但不久，受外部环境干预，两派势力转变为政治派系。1877年，铁路大罢工爆发。由此引发的热潮大大刺激了政治活动。各处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推举候选人，开展竞选活动。这样，对工人党的控制权自然转移到政治派系手中，工人党很快更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党”。那些不满这一改动的国际主义者随即退党，并集中力量组织建立工会。

两派就政治活动是否开展过早进行争论，之后几年的政治活动整体成效说明：政治活动确实早熟而早衰。1877年，社会主义竞选活动取得很大成功，但之后几年就不怎么成功了，到1879年，由于工业复苏，条件改善，社会主义选举力量明显减少。到1880—1881年，工薪阶层对政治已然失去兴趣，社会主义劳工党派已被内讧弄的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强健的工会运动发展了，许多之前看不到曙光的激进分子，如今都转向了工联主义。

工联主义者与政治社会主义者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冈帕斯及其“10个哲学家”组织，其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由于冲突发展，这些人对工联主义的极端必要性深信不疑，甚至对他们最开始认为是极端和站不住脚的部分都深信不疑。

简单地说，两派根本区别即经济手段和政治行动的区别，即工会和劳工党的区别。最初，双方并未采取一系列针对对方的措施，都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拉萨尔追随者来说，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废除资本主义，这是重中之重。但强调政治活动时，他们就倾向于工会作用最小化，将其仅作为社会民主的附属品，大部分时候用作宣传工具。

很明显，马克思工联社会主义者敌视拉萨尔派的观点。马克思派认为，有一个能通过关注工人眼前需求与工人紧密联系的强大工会运动才是首要的。没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支撑，他们不会相信能成功建起劳工党。因此，如前例所示，因为缺乏强大工会运动的支持，他们就认为政治运动操之过急、徒劳无功。冲突把两派都引入极端。仅从把工会放在次要位置这一点看，拉萨尔追随者已渐渐开始彻底反对工会；而马克思派起初仅仅因为阻止工会运动从属政治运动这一行为而焦虑，后来就渐渐释怀了。既然拉萨尔派目前如此彻底地仇视工会，他们最终也会全盘否定政治运动。

现在，从上例可推知，与上例有关系的问题即工薪阶层既得利益，这与工运最终目的完全相反。拉萨尔派热切追求政治运动，期望彻底废除工薪制，开创生产商合作制度，但并不太关注，也不太重视保全工人既得利益问题。相反，工会社会主义者坚定认为，迅速改善工薪阶级条件，这是要考虑的问题。

马克思派越发认为，拉萨尔主义即牺牲眼前利益，追求最终理想，两派至此走向极端。拉萨尔派把能直接改善工人条件的工会运动归于次要地位，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拉萨尔派已开始认为：工会活动不仅没用，甚至有害，因为工人本该更加关注废除工薪制这样更基本的任务，马克思派对拉萨尔派这一观点有了回应，他们把拉萨尔派当成“空谈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生计问题上。最后，提倡最终理想的人与只宣扬最终理想，不顾改善即时需求的人越发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马克思派失去了他们的最终理想，他们的社会主义成了工联主义，纯粹工联主义。

因此那些年，冈帕斯把精力越发放在建设雪茄制造商组织上，也放在维护业内工人更高薪资，更短工时的努力中。当拉萨尔派像之前一样干扰他们的工作时，这只会增加他内心对政治活动、工会政治的痛恨。

有这么一个例子：国内工人开展运动，废除雪茄生产，冈帕斯则尽力保障运动。雇主有可租的房子，并把公寓租给雪茄生产者及其家属，一个营利体系就这样成长起来。一家老小每天工作14—17小时，这自然破坏了商店里有组织的工人的工时标准。为废除这一体系，冈帕斯和其他领导者开始从国家立法入手，随即深入各州。他们通过教育、宣传活动，左右国家法律制定，其后便积极游说。他们随后发现，立法者、候选人支持他们的这个法案，于是努力在选举中支持这些人，以打败该法案的反对人士。

上述斗争有一个特点：冈帕斯等人与反对工联主义，为旧党派候选人投票的政治社会主义分子发生争执。实际上，即使社会主义者提名人选所得票数不减少，他们也不许成员支持其他党派。比起社会主义党，他们更不愿看到其他媒介主宰改革，他们采取多种蓄意阻挠策略，甚至让他们直接反对旧党派候选人，而这些人发誓要为这一尚在讨论的法案投票，这一做法也得到冈帕斯的支持 。由此可见，冈帕斯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由此他对蓄意阻挠这些社会主义分子的策略嗤之以鼻。冈帕斯认为，及时改善工人条件才是重中之重，为最终获得自己的目标，不论什么样的策略、方法，他都会采用。

这里还有一个与上文有点关系的小插曲，它将冈帕斯与政治社会主义者间的矛盾进一步具体化了。继废除雪茄生产运动后，政治社会主义者与工联社会主义者的冲突，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者与“纯粹人士”的冲突，在纽约雪茄生产商组织间公开爆发。双方都意在争夺工会控制权。雪茄生产商杂志由此对这一场景做了总结。

大家一定记得，就在最近两年，超过3000名雪茄生产者来到了这座城市（几乎都是德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斐迪南•拉萨尔的跟随者。他们开始呼吁纽约144号工会中不赞成社会主义鼓动方式的领导人应该下台；他们甚至吹嘘最终会控制国际工会。

1882年，在当地举行了144号工会官员选举，社会主义者几乎要“将所有非社会主义者从管理层开除出去”。社会主义派候选人打败了冈帕斯支持的候选者成为工会主席。但是冈帕斯及其伙伴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他们请求斯特拉瑟（Strasser）搁置这一结果，理由是获胜的候选人只是一名小生产商，没资格当主席。斯特拉瑟确实也按冈帕斯等人的意思办了。国际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对此事做了研究，发现整个事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者方面脱离工会，组建雪茄生产商激进工会。这一分家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实际上，纽约工会组织在雇佣条件仍被关注的范围内，其功能多年来已破坏殆尽。

不难猜出这段小插曲会对冈帕斯造成何种影响。仅仅是想法不同，理想不同，工会就因此土崩瓦解了，这让他明白了：当时对工会而言，“想法”是令人生厌的不安分因素。把“想法”“终极”“政治”等排除出工会，就能排除因工联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而引发工会分裂的可能。

另一方面看，薪水、工时是所有工薪阶层衡量工作环境的共同标尺。至于一天能挣2美元还是1美元，白天要干8小时还是9小时，他们不太会有争议。

这里也许要提到早期发生的其他一些特定事件，这些事件毫无疑问影响了冈帕斯的思想。70年代初，国际工人协会第12分支当时由部分改革家、时尚人士、知识分子掌控，并由著名的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和田纳西•克莱夫顿（Tennessee Clafton）姐妹领导。这些人并不是工薪阶层，他们认为工会争取眼前利益的活动乏味可陈、毫无激情。他们想通过运动实现最终目标，这一愿望让他们对劳工运动有了兴趣。不过，第12分支与合法工运联系只能证明分支会伤害工运，让工运难堪。

上述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对自由恋爱、妇女普选、通用语言、全体统治（pantarchy）的支持，打倒了国际工人协会和工运领导人对上述观点的嘲笑和羞辱 。他们的示威游行和激进声明具有唤起“理智而清醒”的民众痛恨、敌视劳工运动的倾向。

这一场景正值处决巴黎共产主义者。到1874年冬，上述活动仍时有发生，这也是经济极度低迷期，工人大量失业。有鉴于此，城市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开始敦促市政官员出台缓解失业压力的政策。冈帕斯由此写道：如今，第12分支在死气沉沉的气氛中苏醒了，他们抓住机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产生了轰动。他们置身运动最前沿，做著热烈的演讲，举著红旗游行等。而这些举动的结果，诚如冈帕斯断言，政府官员对这些善意的劳动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提议产生了偏见。当警察疯狂打压工人为摆脱失业的游行时，冈帕斯认为汤普金斯广场（Tompkins Square）暴动，工会活动要承担部分责任。

冈帕斯说：对我来说，这些人对我有启蒙意义，也是我理解今后劳工运动的航标。我看到激进、追求轰动的行业如何集中所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工会运动，如何提前取消正常、必要的活动；我看到劳工运动的领导权能轻而易举委托给那些满心满脑都是“劳动换口粮”经验的粗人；我也看到改善工人必须主要依靠工人；我还看到与那些并不理解“工运经验即人类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胡乱纠缠的危险。

冈帕斯及其“哲学家”伙伴，还有其他激进主义者吸取了第12分支的上述经验教训，了解了他们对政治社会主义者所提纲领的反应，遂开始忽视社会主义者，转而成为纯粹工联主义者。凭借这一身份，冈帕斯及其团队这些年在美工联主义发展流程和技巧上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历经数次绝望的斗争，1877年就已将纽约牢牢收入囊中。之所以有此成就，是以当年斯特拉瑟在国际工人协会当选领导人为前提的。国际工人协会当时正处低谷，只有1016名成员，斯特拉瑟与冈帕斯遂对其著手重组。为了不让会员在萧条时期退会，他们向旅行外出的人、病人和失业人员发放福利。他们还从英国工会照搬了其特有的基金均等化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让没有力量却要罢工的当地民众能够借助富有地区转来的资金组织起来。他们看到，就像他们当地的实力会被无数不协调、无计划的社会罢工削弱一样，多地间不协调罢工也会削弱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国际工人协会相应采取了集中控制所有罢工的政策，并设立了罢工资金，上述举措加上斯特拉瑟的管理才能和产业复苏，共同拉开了工会复兴序幕。到1881年，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数增至12709人，雪茄生产商工会当时已成为其他工会的模范代表。雪茄生产商不仅占据了领导地位，也催生了国家组织的出现。

冈帕斯和之前其他的激进分子向纯粹工联主义转变，这对美劳工运动有何重要之处呢？正如有人更愿相信主要是这一转变导致美商业渠道的工运发展，有人又觉得纯粹工联主义是纯粹胡扯。不论是工会重新定位时，还是定位后不久，受1877年后产业兴旺的刺激，技工工会遂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而这些工会并未受上述激进观点的影响，他们明显有规避政治的强大决心，完全不理会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他们的工联主义，或简称纯粹工联主义，无论有无冈帕斯及其团队，这种工联主义一定会像在英国的发展一样逐渐壮大。冈帕斯的转变作用很大，这种作用让他有资格成为崛起中的经济工联主义领导人。这种转变还让他成为工联主义代表，促使他宣传、保护、建设工联主义，促使他维护对工联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正确原则并为之斗争。回顾一下，坚持在经济领域行动，不搞独立政治活动，没有终极目的，除工薪、工时外实际没有任何理念——似乎可以肯定，只有当初坚持这些原则，工联主义才有在本国本阶段发展的可能。

冈帕斯就是用时间证明一切的人。果然，他的疯狂是对的。

萨缪尔•冈帕斯与社会主义

前一章介绍了冈帕斯如何保护工联主义并及时改善工人境况，这势必要提一个背景，即冈帕斯学徒时吸收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后一系列事件逐渐让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把上述终极理想作为背景因素并不是要否定他们。80年代的冈帕斯确实不曾展示仇视社会主义的痕迹。但即使他在行为上表现出一副彻底的经济工联主义者的样子，也偶尔会考虑社会主义，认为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替代品可能是最合适的社会制度了。如1887年纽约发生亨利•乔治运动时，我们发现他是这样说的：

在坚守崇高理想的同时，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前进，理智考虑迫切的需求。讲到我们包括废除工薪制在内的终极目标，我对我们最先进的思想家充满信心。

有一句话叫“先做最重要的事”，冈帕斯照搬过来回应社会主义者的争论，这似乎表明他认为更高薪资和更短工时并非工联主义的全部。我们不止一次发现他这个时期说：工会是工人阶级改善眼下条件，实现最终解放的工具。但对冈帕斯来说，社会主义共和国实在太遥远，太空洞，对现阶段的事影响甚微。他是一个99%的工联主义者，满脑子都是“第一要务”和“脚踏实地”。作为雪茄生产商领导人，作为正努力建设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人，他每天忙于运动的实务工作。而这种情况下，最终理想越来越远，越来越不重要，缺乏关注的最终理想似乎逐渐衰退，逐渐消逝。

作为一名美劳联领导人，冈帕斯有各种理由将社会主义信仰抛诸脑后：联盟中大部分技工及其领导者都极端反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且社会主义本身过于脆弱，无力抵挡政治纠纷；社会主义者也不想以某官员、某公开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被世人接受。

一系列事件让冈帕斯不再同情社会主义，哪怕只是一丝的容忍，他最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而189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当年，新成立的美劳联开始要求每天8小时工作制。五月初，联合会发起一场约19万人的大罢工。但运动刚有了成效，1896年5月3日无政府主义者就制造了芝加哥秣市广场爆炸案，这一惨案的影响直接成为工会运动的绊脚石，刚有的成效也烟消云散。冈帕斯后来表明：“这一炸不仅让警察送了命，也断送了那年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努力，之后几年，尽管我们绝对不再与这些人联系，但事实是他们一直对我们的观念、思想和斗争方式怀有敌意。

这一事件也让冈帕斯认识到：如果工会思想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者等激进分子的思想相联系，那么为更高薪资、更短工时而斗争的工会运动在国内的发展必然遇到巨大阻碍。

四年后，冈帕斯与社会主义者首次爆发冲突，这一冲突直接把冈帕斯完全推向了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几年来，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深受冲突影响，双方在纽约总工会机关（即中央工会）一直闷闷不乐。1889年，社会主义者声讨中央工会太过保守、沾染政治腐败，遂退会组建了已被美劳联承认并颁发许可的中央劳工联合会。

但几个月后，社会主义者化解了他们与中央工会的差异，中央劳联和中央工会就这样融合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和平。其后几年，社会主义者因不满中央工会漠视每日8小时工作制，漠视与其他工会的政治联系，再次退会并重组中央劳联，重新向美劳联申请成立许可。

以冈帕斯为首的联盟执行委员会拒绝了社会主义者的申请，理由是附属中央劳联的系列机关包含社会主义劳工党美国支部的名字，这太让人震惊了。冈帕斯认为，美劳联自成立起就只允许工会依附于它，且美劳联绝不代表政党，因此联盟无法给予中央劳联许可，即只要社会主义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就不可能得到美劳联许可。中央劳联拒绝社会主义劳工党退出，并对美劳联1890年会议决议提出上诉。

1890年会议上，中央劳联向美劳联提出的许可申请历经长期、犀利的讨论，作为领导者的冈帕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

冈帕斯在大会主席报告中说：除了宪法上的考虑，我当时相信，现在也坚信，社会主义劳工党作为一个政党没有资格代表纯正的工会组织……我想让我的观点顺应劳工运动健康、和谐、成功发展，但我不能，也不愿证明：我所坚信的“只有纯粹工联主义才能帮助工薪阶层保护其现有物质利益和实际进步，并最终获得解放”的观点是错误的。

冈帕斯在大会发言中全面解释了他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他并不希望看见因为他想保持美劳联的纯粹工会性质，就让社会主义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如果联盟应允代表社会主义劳工党，那么还能拒绝其他政党的此类申请吗？他想让联盟规避一切与党派政治有关的事，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引发纠纷和不和。

而且，对冈帕斯来说，如果允许劳工党依附中央劳联，那么无论是劳工党，还是该党治下某党，就可以通过操纵美劳联开展独立政治运动而打开缺口。再者，他认为，允许社会主义者代表美劳联就等同于支持社会主义。他相信大部分工联主义者既不会同情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同情他们的运动，因此，如果支持社会主义，就可能引发纠纷，引发部分工会分裂。此外，铁道部门的兄弟、砖瓦工等部分组织尚未加入劳联。他还不清楚，如果他们知道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委员会一员，他们是否有可能加入美劳联。“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我们的目标很伟大，伟大到我们无法允许混乱局面的出现，也无法允许碌碌无为 。”

然而，冈帕斯在阻拦劳工党以政党身份占劳联一席之地时，他似乎也急于避免与社会主义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并尽可能对他们好言相待。

他说：现在我主张不要与劳工党敌对。不管是谁，只要说了主张与劳工党敌对的话，我都不会同意，但我们要求工会应有自己的空间，我们应像工联主义者一样开展工作。

他继续说：朋友们、与会代表们，让我告诉你们，要控告、起诉我反社会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根本就不认识山姆•冈帕斯。这里，我要开诚布公地说：社会主义者的崇高愿望并不是我的理想；他们为之奋斗的，鼓舞人心的、高尚的理想也不会让我心潮澎湃。不过我们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方式本来就与众不同。

大会经过几天讨论，投票支持冈帕斯的立场，支持执行委员会。于是，“萨尼尔先生（代表中央劳联的社会主义代表）退出会议，声称要和冈帕斯这群‘骗子’斗个鱼死网破”，并说“社会主义者就是硬塞，也要把社会主义塞到美国工人的喉咙里去。”

这个插曲对冈帕斯及其纯粹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思想差异的具体化是有作用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会运动除改善即时利益外，拒绝信奉任何最终理想，简直就是“最大的异端”。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疲于从内部夺取劳联，建造社会主义阵地时，另一部分人直接与劳联敌对起来。而冈帕斯及其“纯正工联主义者”则决心阻止社会主义者控制劳联，阻止社会主义者将劳联作为其“政党风筝的尾巴”并利用劳联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冈帕斯厌恶的社会主义观点著实很多，因此这个时期，当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仍认为社会主义会是一种变革方式时，冈帕斯只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而且，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事情在改善前都会变糟”，即按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的痛苦日益增长，最终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个逻辑的定义自然促使他们坚持工会最合适的活动不是改善现有条件，而是广泛宣传。冈帕斯因此表述了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如果工会罢工胜利，争取到更好的条件，社会主义者就会谴责工会，与工会争论，得出“这种胜利是可悲的”结论——因为用社会主义者的话说，“罢工胜利，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会使工人阶级满足现有社会制度和政府”，这样一来，工会就会阻碍人们全面理解他们推崇的理论，阻碍他们介绍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一旦罢工失败，就会立即有人喋喋不休、拼命证明罢工失败是工会业已“陈旧、衰老、无力”的表现。

再者，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党热情空前，相反他们认为工会没什么用，甚至根本没用。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党是这个，他们的党是那个，他们的党就是一切。冈帕斯曾说：“我坚信，他们更关心投向自己的票是不是更多了，而不是罢工是否失败了；或者说，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著作是不是传播得更广了。”

后来，社会主义者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工会的基础性作用。但那时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仇视已根深蒂固。

冈帕斯坚决抵制社会主义，终于引发了1890年社会主义者反对“纯粹”劳联领导人的运动。对此次运动的有关叙述，见于丹尼尔•德•列昂（Daniel De Leon）主编的、当时社会主义劳工党机关报《人民》。自1891年《人民》创办起，几乎每篇都有指向冈帕斯，特别是指向所有通常“工运的纯粹错误领导”的批判、轻视、嘲笑的报道。典型的社论会写到：“发现了纯粹（的劳工运动）”。“一些人无知，另一些人腐败，所有这些人都不适合做工运领导。要教育、团结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超越每个人……要扫清障碍，剔除流氓 。”还有文章说：“由于害怕毁掉个人前途，麦圭尔、冈帕斯……等倡导纯粹工联主义人士对社会主义发起了诽谤，这些人要么与资本主义一道，要么与资本主义政客一道密谋个人提升。”

1893—1894年，冈帕斯与社会主义者冲突又起。1893年会议出于对附属工会的考虑，投票通过了由社会主义者提出、发起的《政治纲领》。《纲领》前言参考了英劳工组织开展的独立政治行动。《纲领》共11条，除一条有争议外，其余条款已提前获劳联通过。但第10条规定“人民对所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实行集体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最终，为解决两派围绕该条的分歧，会议支持英劳工政治行动，认为“提交该《纲领》和政治工运基础要合理考虑附属工会，工会下届会议代表将以英劳工政治运动作为今后行动的标准”。《纲领》的提出并无异议，只是由于两派票数相近，大会因此删除了《纲领》中的“合理”一词。

冈帕斯在1894年会议上明确反对通过第10条，反对发动独立政治运动。他之所以反对第10条，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不赞同社会主义，而仅是因为他从实际考虑，认为拥护第10条不明智。因此他在大会主席报告中说：

世界各地工会几乎都发布了《纲领》中的若干要求，但上述要求中有一点不仅绝对雷同，而且几乎藏而不现——这就是不仅存在争议，而且明显不实用的一段表述，就是把这段表述建在经济真理上，也无法论证。这段表述离现实太远，远到在我们的工友面前，把我们和我们的运动放在了一片平淡无奇、不值得羡慕的光芒中。如果我们的组织坚持这种不切实际的表述，这无疑会阻止许多纯正的工联主义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并肩战斗，去获得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连续几天都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斯特拉斯、麦圭尔带头攻击《纲领》第10条。他们在演讲中完全代表冈帕斯的观点，反复强调“支持社会主义，工会将陷入混乱的纠纷，而劳联的团结又过于危险，危险到无法冒著紧张和压力实现这一步”的现实。麦圭尔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长久友好呢？我们可以搁置争议，等劳工运动进步到摩根兄弟无数次讲过的那种程度后（再争议）……我说：那就和你的工会组织并肩作战吧。组织第一位，教育第二位，组织要和教育共同发展；我们的工会停止活动后，我们既是市民，也是工人，然后我们就加入党派，不论是社会主义党派，劳工党派还是其他党派。如果你也希望这样，那就像市民一样为这一理想而奋斗，不过禁酒主义者、民主共和两党党员，还有你单位的各类同事在场时不要引起纠纷。

保守派成功了，首先是否决了《纲领》前言，其后借助相当犀利的议会把戏废除了第10条，最后否决了整个《纲领》。但社会主义者的这次逆转是以冈帕斯不担任主席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者遭遇挫败，十分痛心，于是与麦克布赖德（McBride）支持者合作，选举麦克布赖德接替冈帕斯成为主席。

就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比其他任何事更促使冈帕斯和劳联领导极度仇视社会主义的事。1895年12月，丹尼尔•德•里昂暗地里发起社会主义贸易和劳工联盟，这一举动无可弥补地伤害了把美工运带入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导致以下事件的发生。

劳联于1890年拒绝为中央劳联发放许可，这进一步加深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在摩根（Morgan）和巴恩斯（Barnes）领导下，社会主义者的首个组织继续在劳联内宣传社会主义。1893年，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政治纲领》，即使他们在中央劳联申请许可遭拒事件中败北，也仍旧相信他们在进步，“仍旧相信社会主义优势初显的事实 。”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组织主要在纽约，追求不同的道路。1890年社会主义者失败后，他们随后就不再支持劳联，并彻底与劳联敌对，同时转而与骑士团培养感情。在德•里昂领导下，他们开始调整控制骑士团的角度，希望骑士团最终取代劳联。他们这种态度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劳联内工作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尴尬。实际上德•里昂鄙视的是社会主义者第二组织的活动。

有一阵子，德•里昂在骑士团内部努力争权，成果斐然。苏弗林（Sovereign）代替鲍德利（Powderly）当选骑士团首领，这多半是德•里昂的手段。但当苏弗林当选后，他拒绝兑现之前承诺，即“由社会主义者担任骑士团机关报编辑”这一德•里昂支持他的条件。这一举动导致双方冲突，德•里昂及其社会主义者伙伴退出骑士团。这时，德•里昂发现自己已被现存工会组织除名，更别说能对这些组织施加什么影响了。

几星期后，德•里昂未与劳工党协商，突然创立独立于美劳联和骑士团之外，并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劳工联盟。这是对工联主义的公然翻版，对德•里昂来说也是他当时信条的合理结果。他认为：骑士团、劳联这两大旧组织已衰败、陈腐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因此有必要推翻这两个组织，建立一个崭新的组织。

社会主义者对这颗“工运新星”百感交集。一些人激动不已，另一些人则惊慌失措。而这些人最后分别成为“社会主义者内部疲于夺取工联的人”和懂得怎样在工会争权造势的人，他们知道德•里昂的这一险著会妨碍他们的活动，重创社会主义者在工会中的声望。只要社会主义工会及劳工联盟明确透露了组织目的，他们就会马上进行谴责。但劳工党官方对这个新组织是欢迎、肯定的。不过部分社会主义者后来表示当初是受到蒙蔽，才表示了赞同，原因是工会及劳工联盟创始人宣称：这个组织以建立无组织人士的组织为主要宗旨，不会与旧组织产生冲突。

这一打击在联合会及其附属工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冈帕斯认为，不论如何恶毒的语言，也无法描述社会主义者受信条驱使，为赢得工运不择手段的行径。他认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可形容为背叛劳工运动，他们已经毁坏了自己声称要帮助的事业的根基。1896年当年，他开始从头记下这些暴动，不像之后那样定期发表的犀利却空洞的反社会主义者社论。他如是写道：

我们注意到是那个所谓“纽约社会主义政党”的一支毁掉了工会，他们的头目包括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教授”，一个啰哩啰嗦的奸诈律师，还有一个为共和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派捏造数据的统计学家，这三个骗子在少数疏忽大意、容易受骗的工人帮助下，最近先开了一家啤酒沙龙，其后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全国性组织，其公然目的就是毁掉全国各工会。

他们执行著破坏方案，打击一个又一个工会。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论成败，不论条件公平与否，只要他们能够统治或毁灭工会，什么都在所不惜。现实是，工人很容易成为阴谋诡计的猎物，而资本主义的贪婪对破坏工会的人来说一文不值。

冈帕斯再次回应德•里昂的攻击，他写道：“现在可以肯定，丹尼尔•德•里昂教授，化名罗卜（Leob），已跟随伽赛德教授的步伐，成为平克顿私人侦探所的一员。”

以下叙述表明了冈帕斯的感情有多强烈：

现在，我们只要概括这些濒临死亡、受人关注的特定事件就可以了。我们从不公正中想出了这些事，也从与贪婪、无知这两个劳工敌人的残忍交媾中想出了这些事。这些事塑造了一个尚处胚胎就患肺痨的侏儒，它在腐败、污秽中诞生，现在却濒临死亡。四周远古的秃鹫时刻准备猛扑下去，啃食尸体瘦削的残骸 。

这种冒险行为会影响每一场失败的革命运动，它促使劳联和冈帕斯更加右倾，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敌意更深了，但他对支持工会及劳工联盟的部分社会主义者并不反感。不过，他认为：全体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次暴动精神上的始作俑者，都要对此事件负全责。

后来形形色色的双重工会主义的冒险尝试除了火上浇油，一无是处。1897年，在社会主义者领导下，西部矿工联合会（西部矿联）因不满美劳联的保守作风而退会，一年后，西部矿联成为建设西部劳工联合会（西部劳联）的生力军。西部劳联成功建立，使得美工运分散到各行各业。诚如“西部矿联”这一名称所示，它希望维护西部工会间关系，因此在西部成立了劳工联合会。1902年，西部劳联更名为美国工会，由此代表了西部劳联地盘扩大，想要占领整个美洲大陆的野心。西部劳联主要寄希望于建立无组织劳工的组织，继而代替劳联。作为劳联的竞争对手，美国工会除势力不足外，其余所有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的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应有的样子。美国工会是沿工厂流水线建立的组织，倾向于关注非熟练工人，它倡导独立政治活动，赞同激进路线。但它并没有实现创立者的理想，到1905年，组织仅能苟延残喘，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当年的新希望上，这希望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

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超越了极限。和之前的组织一样，这是一个激进的双重工会，对美劳联敌意明显。其目的是有计划地取代美劳联。冈帕斯因为这一点对该组织愤怒、怨恨到了极致。

1905年，冈帕斯写道：社会主义者已经呼吁其他组织粉碎美工运。这是过去十年里他们第六次“集中”打击工会。

看看响应上述呼吁的16个组织吧，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人是没有从事过试图滥用、破坏国家工运这一愉快的工作的。

如果我们对最近有组织加入丹尼尔•罗卜（即德•里昂）发起的新运动表示赞同，这会给推动最新工会打击计划的人一针强心剂，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因此，从外部打击工会的人和内部已厌倦工会的人再次联手，就好似海盗和袋鼠相拥在一起，一同为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欢呼雀跃，这景象令人愉悦。

冈帕斯将上述事件全部归咎于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全体社会主义者，原因如下：双重工会的组织者、引导者秉承社会主义信仰，但由于劳联不可能受其诱导赞同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成立了反劳联组织。美国工会和其后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与社会主义政党间有很多共同成员。如社会主义阵营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赞助方。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党从未正式承认美国工会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且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谴责此类组织出现，拒绝对其承担任何责任。不管原因如何，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的偏见并无二致。无论什么派系的社会主义者，无论观点如何阴暗，他都一律敌视。

社会主义者中同时是工联主义者的人开始行动了，那些相信“厌倦来自内部”的社会主义者精力充沛、活跃异常，沿著上述路线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他们在执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一面支持工会、同情工会，一面苦心研究保守派领导，在工人队伍中散布“社会主义者将取代保守派领导工会”的消息。作为劳联领导和纯粹工联主义信奉者的冈帕斯完全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批评言论。同时，社会主义者利用劳联大会宣传他们的观点，试图让劳联支持社会主义者，支持独立政治活动。

从90年代初到“一战”爆发，社会主义者继续奉行“让工会内部感到厌倦”的策略，可以说，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影响和权力不断加强。这段时间内，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式反对冈帕斯的领导，每次会议实际上都是冈帕斯和社会主义者的激战。

正是上述事件让冈帕斯内心对社会主义者有了难以抹去的敌意。到1898年，他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因此那一年，我们发现他说：

要了解这些社会主义者，应该看他们做什么，而不该听他们的甜言蜜语。他们想方设法把我们的运动带入复杂的漩涡，把我们的运动作为平衡其政党力量的工具……

我想用简短的话引起诸位注意：社会主义者的面具及其面具下的真实嘴脸是不同的。他们提出反映他们观点的主张，而这些观点却能破坏整个组织。他们竭尽所能地猜疑组织和工会里的劳工，瓦解他们……他们已经玷污了劳工的名声，而且还企图破坏我们的组织，他们侵害我们的荣誉、忠诚和勇敢，侵犯一个努力与工人站在一起，为今天的更好条件义不容辞斗争的人的原则。

如上所示，冈帕斯之所以一开始就反对社会主义者并与之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因为他认为想象中的社会主义联邦是不受欢迎的天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这么做有其他的实际原因。但要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隔开，毫无可能。渐渐的，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冈帕斯这种对社会主义者的敌意扩展开来并开始包括社会主义本身。

虽然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冈帕斯反感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因和主要原因，但仍存在其他原因：首先，在当时的市、州、联邦所属并经营的企业中，冈帕斯和劳联领导第一次尝到了社会主义的味道。他们有了这个机会，就是要以实践为准绳，看看作为雇主的政府会比私企更受关注，还是更不受关注。冈帕斯得出结论：经全面考察，国家不是很受欢迎的雇主，因此他反对进一步扩展政府所有权和执行权。政府有一点社会主义就不好，多了会更糟糕。

冈帕斯不喜欢国家作雇主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受雇国家的工人不仅现在会，而且将来都会被剥夺受雇私企时的权力，即结社权和罢工权。

冈帕斯写到：无论从哪一点看，法国政府的这一步（取缔了教师联合组织）有助于国家社会主义观察员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作为雇主的政府不会容忍雇员的反对，政府不仅可以摧毁雇员的组织，而且的确这么做了……不仅可以控制雇员的政治活动，而且的确这么做了；不仅依据雇员品质，而且依据以申请者坚守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的开除体制决定雇员去留，而且的确这么做了。政府职能每延伸一点，就像法国当前发生的一样，个人自由领域就会明显受限。难道法国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举动对美国工人来说不是教训吗？

冈帕斯说，政府所有制不仅使工人失去行动自由，政府所有制和管控解也决不了任何问题。法国取缔教师联合组织只意味著产业问题转入政治领域，意味著重新使用政治词汇陈述，因此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冈帕斯认为，从产业向政治的转变并不好，因为劳工的经济武器比政治武器更强大，更确定，劳工在经济领域更有力。此外，劳工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已促使劳联更大范围地参与政治。也许劳联会独立展开政治行动，但这一点上冈帕斯“选择回避”。

针对政府所有权和政府经营权的概念，冈帕斯走了一条与近15年来始终坚持的路线彻底不同的道路。1900年前，冈帕斯强烈拥护政府对铁路实施所有权和经营权。1893年他曾说“要么政府掌管铁路，要么铁路掌控整个政府。”劳联也不断支持他的这个要求，并在1893年、1894年宣布政府对电报、电话、煤矿的所有权。1897年，他说：

10年前，一个劳工首次提出了市政府对公共建设工程的所有权问题，当时这个问题还困扰著人们，现在人们却很快习惯了。我们的工会会员应该以全新的活力推广这种想法，并不断在实际中运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共同的福祉。

但到日俄战争后的1910年，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成了重要问题，冈帕斯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不仅全力反对政府对铁路的所有权，也反对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所有权。

下面可能提到与冈帕斯仇视社会主义的另一因素。约在20世纪初，冈帕斯有了明显的反政治、反政府倾向。他对《工时和最少工资法》等社会法律产生敌意。他反对给予政府更大的劳工管辖权。他开始相信杰弗逊所说：“政府管得最少才最好。”简言之，他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支持者。但他还站在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者坚信要扩大政府职能，要求政府更多地掌控人民的经济生活。这个态度是否就是冈帕斯对社会主义产生敌意的原因或结果呢？要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无论如何，一旦冈帕斯对社会主义产生敌意，这反对就会放大冈帕斯的敌意，使敌意持续下去。

战争给了冈帕斯另一个憎恨社会主义者的理由，因为他是那么爱国，而许多社会主义者要么对战争冷淡，要么反战。这个时期他有两个特别讨厌的对象，一是德国人，一是社会主义者。他成功地把这两类人和自己的满足感结合在一起。他由此开始将德国视作社会主义的老巢和源头，加倍地憎恨德国。不仅如此，他也开始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阴险的宣传手段：“一战”前德国政府处心积虑地宣传社会主义，就是削弱未来敌人战斗力的一种方式。

随著时间流逝，冈帕斯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仇视越来越激烈。他四处宣扬这种仇视，竭尽所能地在他的每次演讲和写作中表现这种仇视，同时又努力炫耀这种仇视。他的仇视变得十分无理，变得令人困惑。似乎有时他更多的是反社会主义，而不是支持劳工。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共产党员为建立更好社会秩序的雄心壮志和努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冈帕斯的理解和同情。事实上，他将疯狂的美国生活中最反动的因素与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抨击联系了在一起。他一直反对美国承认苏俄存在。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期间，他积极参与追踪、迫害激进主义者。对欧洲工会领导人来说，冈帕斯的保守太令人费解了，以至于1919年，领导人之一莱吉恩（Legien）差点就要指控冈帕斯已被雇主收买。

最后，如果不提及唯意志主义这一反社会主义的依据，即社会主义对立面，冈帕斯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就不完整。有很多原因让他偏向唯意志主义，但首先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无关，不过在其领导后期，他发现唯意志主义是适合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思维，故而开始信奉这一主义。唯意志主义其实是冈帕斯对个人主义的别称，它既是组织和个人自由的信条，也是拒绝国家干涉的信条，因此，正如冈帕斯所见那样，唯意志主义正好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强制，就是国家万能论。

在冈帕斯最后的10—15年，他时时刻刻都在向劳工运动宣扬唯意志主义。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自传就记录下了这种观点对他的重要性。“志愿”和“志愿制度”这两个词在书中多次乏味地重复出现，如果不搬出唯意志主义信条，他就很难做演讲、写社论。这样，唯意志主义也像社会主义一样成为一种困扰。

冈帕斯论产业工会主义、非熟练工人及行业自治

本章将讨论冈帕斯对某些重要工会政策的态度，即产业工会主义、非熟练工人组织和行业自治。

产业工会主义

20世纪头五年，产业工会主义的斗争开始兴起。劳联内外支持产业工会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者。产业工会主义没有劳联参与，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建立过程中逐步形成，其目的是组织流水线上的无组织工人，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要组织对象。社会主义者在劳联内抓住每个场合指出行业工会的不足，并通过劳联大会争取劳联支持产业原则，反对行业工会主义。1903年的劳联大会提出了有关反行业工会主义的首项决议。《决议》在详述行业工会的不足后，提出“劳联大会设立委员会，其职责是研究当前工运局势，并向下届会议作报告，提出实现流水线上团结一致的工联主义的计划，从而迫使纷争各方握手言和，促进劳工团结。”

其后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此类决议出台。冈帕斯及劳联管理层不断与这些决议作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冈帕斯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决议整体思想由社会主义者倡导，决议内容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决议措辞都是社会主义论调。社会主义与劳联结合，为的是让劳联保守派厌恶产业主义。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将他们的斗争集中在产业工联主义的需求和利益上，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产业主义实施计划。劳联旗下大部分工会都是行业工会，要让这些工会支持产业工联主义原则，简直就是让他们切腹自尽，因为行业工会主义和产业主义水火不容、矛盾重重，这是明摆著的。以啤酒工人工会为例，这是一个产业工会，它却在啤酒厂内不断组织卡车司机、工程师和消防人员入会。

这么一来，傻子都知道上述组织在争取对行会工人的控制权。因此，产业工会的建立、扩展只表示行业工会会员失去了影响，实力也没有了；也因此，劳联支持产业工会主义原则或许今后会有行业工会的后果：首先，脱离劳联的组织有可能把生产线上的工人组织起来，然后要求劳联承认他们，但不是承认为原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有产业化的结构。其次，在现存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间的司法纠纷案例中，如啤酒厂工人对抗消防员工会和工程师工会，劳联就有义务用自身影响力支持产业工会，否则就可能是给产业工会特权，产业工会必然迟早要跟现存行业工会冲突。最后，如果劳联强迫现存工会接受产业主义，这就意味著，现存工会将大规模违背工会自治原则。

冈帕斯在其向大会所作各类报告中都阐述了其主要观点。1906年，他曾说：

部分人准备瓦解有组织劳工运动的现存力量，理由是工会运动不会覆盖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这些人准备瓜分我们现存的工会，瓜分的理由很能迷惑人：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应该组织起来进入产业工会；而“产业工会”这个词他们很喜欢用。他们想象中的工会运动是一个模子“定制”的，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明摆著的。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特定行业或全体行业内的工人合作都必须从必要性和经验出发，走自然、有序、明确的道路。

1907年，冈帕斯在报告中提到了引进机械化及流程分工、再分工，导致了运动条件变化，并提出运动必须有所改进。但他继续说道：

他们试著满足这些条件，而又不想考虑现存组织实际，这就像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们想创立一个组织，一些人愿意称之为“产业组织”；他们高调地表示：建立组织就是为了摧毁现存工会。这种做法不仅有勇无谋，而且有破坏性，甚至是犯罪。

社会主义者虽然由此反复强调产业工会主义原则，冈帕斯及劳联管理层却反对将产业工会主义作为原则或标语，劳联自身也将逐渐偏向产业工会主义。而劳联要实现产业工会主义，有两条路：一是与其他行业工会融合，一是建立新的工会部门。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劳联面临著洪水般的司法纠纷，因此劳联执委会首次倡导相关行业联合，以解决司法纠纷。但早在1901年，劳联在《斯克兰顿宣言》中就公开表明“鉴于行业联合及组建地区级、国家级贸易委员会，联系紧密、分工细致的行业工人将最大程度地提高工会利益。”这一时期发生了大量工会合并，但大部分合并的主要原因都是司法纠纷。正是工会的进一步合并，为1907年大会上冈帕斯的言论增添了色彩，冈帕斯说：“工会不是无法满足新条件的死板组织……当若干组织覆盖了某产业的各个部分时，组织间不仅会以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并会最终发展融合成一个组织。”不过，即便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想要寻求支持，建议采取相关行业融合，这时的他们仍坚持劳联不能强迫行业工人展开合并。冈帕斯及其他劳联领导主张工会自治，认为劳联是志愿组织，不能也不该对其组成机构采取强制手段。

建立工会部门是运动向产业主义发展的另一种方式。1907年，建筑业工会部门成立。该部门很大程度上是有数十年历史的建筑业委员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部门成立主要是建筑行业本身的努力，而不是执委会的努力。1908年，金属行业部门、铁路员工部门、商标部门相继建立，这与劳联的鼓励有一定关系。后来又成立了煤矿部门，执委会其后提出建立服装、运输两部门，但有关工会对此并不感兴趣。冈帕斯本人由于并没有过多插手上述部门建立，因此对建立这些部门并无异议。他写道，这些部门的建立最终证明“那些对我们的运动吹毛求疵的批评家，那些控诉或别有用心地表示工会运动不会进步、前进或发展的人（完全）在造谣，他们不仅无中生有，而且无理取闹。”

1912年后，产业工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定向，形式上主要推动工会合并；各行各业的先进领导者为各自产业工会的合并而积极斗争。产业主义者和非产业主义者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行业自治问题，冈帕斯及其劳联管理层都认为：劳联不能用强迫合并的手段破坏各工会主权。

但劳联的决定力量仍倾向行业工人，而并不倾向组织的产业形式。1918—1919年推动建立钢铁产业组织明显表现了这一趋势。合并不仅是组织全体钢铁工人，而且是不问工种，一律被划入同一组织，就像煤矿工人都划如联合矿工工会一样。这场合并运动一共建立了24个工会，工人再按这个组织结构划分。经验证明，这种按行业组织工人的做法可能是最严重的错误。工人日复一日的工作，造就了劳动者商店——不是技术，也不是思想。工人间十分重要的团结，这时也被打破了，当工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和每天相处的工友共处一组，反而是和一些偶然间在工厂其他部门做著同样工作的人划在一起时，便有了疑心。世界教会运动关于钢铁罢工的报告把行业工会联合作为罢工失败的一部分原因，还是有道理的。

1921—1922年，推动合并的势头再起，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是这场合并浪潮的精神领袖，他领导了这场浪潮。一段时间内进展很好，很多地方工会和国家级、市级劳联都支持合并。但当福斯特与共产主义者结盟后，工人政党便明显退居这场浪潮的幕后，保守派领导开始向此次合并施压，并最终将其扼杀。

结论：几乎所有对目前国家工会运动为何疲软、低效的解释都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工会运动的结构已经过时，运动的力量被分为100个以上的“子工会”，其中普遍为行业工会，而目前则需要若干产业工会。许多有实力的观察人士都认为：钢铁、汽车、电子设备、食品等大型基础产业中，大部分工人都是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因此他们有的只是商铺或工厂意识，而不是行业意识，因而不能组织纳入行业工人一类，这就是为什么上述产业至今仍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些观察人士认为：与现代大型公司不同，“条块分割”的行业工会统统没用。因此他们有一种观点：切实将现存工会合并为若干大型产业工会，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会有人因为冈帕斯一死，整个运动组织上就过时而起诉他么？多少会有人这么做。冈帕斯确实没有反对切实可行的产业主义，即合并，但如果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合并，冈帕斯就不会没意见了。但他仅仅是顺其自然罢了。他无法领会行业工会合并的发展不仅有需求，而且也很重要。他没有提倡，也没有努力引导运动迈向产业主义这一步。简而言之，冈帕斯在这件事上没有建设性地、眼光长运地领导运动，但事情还是做成了，目前为止是做成了，它依靠的是劳联管理层之外的组织，依靠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像福斯特、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约翰斯顿（Johnston）那样的杰出个人主义者。

非熟练工人的组织

美国工人中的大部分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均处于无组织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实现非熟练工人组织化的困难一直存在——如他们容易受雇，也容易被炒；与当地人交流困难；海外移民流入美国，公司雇佣工人消耗的力量、资源太多，还要用管理知识型劳工的政策进行管理。15年来（不含战争期间、战后及去年），美劳联并未努力按预期实现上述工人的组织全覆盖，这也是事实。究其原因，一部分归咎于一直为组织服务的冈帕斯正在老去。1905年，冈帕斯55岁，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原有的创新精神和动力；一部分归咎于劳联1905年后开展了一次更广泛的政治活动，正因如此，劳联领导和冈帕斯的精力和活动由组织工作转向照顾劳联的政治利益，不断展开游说等方面；另一部分还要归咎于世纪之交发生的大规模司法纷争，这让劳联组织者一直忙于在各国际工会间斡旋。

上述多重因素导致工会运动的“中央组织机器”——劳联发生崩溃。有一种说法，即福斯特、菲茨帕特里克领导的芝加哥劳联首倡组织钢铁产业于1918—1919年开展运动，而美劳联管理层没有领导。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关，即大部分工会运动对在无组织、非熟练工人中扩大组织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么一来什么也得不到不说，还要蒙受损失。那么，为什么组织不同，对发展工人入会的回答也如此不同呢？。一些著名工会明确用高会费等手段限制入会人数，从而垄断某领域全体工人。许多工会还禁止黑人职工和女职工入会。几十年来，雪茄生产商之所以受机械工人组织排斥，与反对上述机制有一定关系。许多情况中，熟练的行业工人形成组织，他们不靠非熟练工人也能保存自身地位，因此熟练工没有组织非熟练工的动机。

为什么上述工会宣传非熟练工入会时还收高会费呢？他们甚至可能觉得，他们的宣传必定失败，因为努力实现非熟练工组织化可能会使罢工下的产业无法保持稳定。现在同样经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组织非熟练工入会，可能会在人数上超过熟练工，霸占工会控制权，采取有损熟练工利益的政策。撒坡斯（Saposs）曾指出，部分案例中工会标签（证明产品由工会会员生产的标识）起到让工会放弃组织那些无组织工人入会的效果。对联合服饰工人、雪茄生产工人等部分工会来说，标签就是维持工会的重要工具。但由于对商标产品的需求有限，因此，如果要组织更多的工人，对生产厂家来说商标价值就会缩水，他们就更不想保持有组织状态了。

整体上看，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隔阂，只要熟练工维持或提高自己组织的入会标准，他们就很容易继续漠视非熟练工的地位，就算组织他们入会，良心也没有任何不安——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工会领导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在雪茄工一案中，普通工人认为工会不批准机械工入会的限制措施理应废除，并以压倒性多数废除了上述措施。

不过一些工会里，熟练工即使赞成非熟练工人入会，工会领导也会讨厌这些非熟练工。这些领导会经常反对接受新组织入会，原因是担心新组织入会后，他们的政权就会被推翻。对来自不同种族，受激进主义影响或倾向激进主义的潜在成员，他们更是反对。撒坡斯说，“潜在会员有激进主义倾向，这让当前的工会领导在吸纳他们入会时慎之又慎。”

1907—1917年这段时间，社会主义者在不少工会都有影响力，在击败保守派领导人的斗争中，他们日益增长的实力表现了出来。因此，1911年，社会主义者夺得了国际女装工人工会，赶走了保守派领导人，高调宣布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还夺取了国际旅行者裁缝工会，导致主席约翰•B•列侬（John B. Lennon）、财务主管和劳联执行董事成员下台。他们控制了机械工工会之后，工会主席、劳联执行董事康奈尔（O'Connell）也被赶下台。

撒坡斯写道：“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加之社会主义者队伍里激进情绪发酵，曾组织这些疑似激进分子的移民入会的部分领导从最初的偶有兴趣变成了彻底厌恶。通过当时的正式采访和偶然谈话可知，保守派领导者明显像是吃了定心丸，认定美劳联决不允许这些外来人员打倒自己。这些移民没有组织，绝大多数充满激进主义情绪，又容易受激进主义影响，组织他们入会，只会招来更多的移民，这是因为：工会的老领导痛恨移民，认为他们与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南辕北辙；移民入会对工会更危险，那些要取而代之的敌人也会如虎添翼。

帕尔曼（Perlman）在最近一部书中就部分工会领导持有的同样态度做了评论。他通过调查当前的工会运动，提请人们注意“如今大部分工会领导的心理是，一面是失败主义，一面是沾沾自喜，这两者的结合十分奇特。”这些领导承认工会组织必须渗透到基本产业中去，但他们这方面的努力却大部分局限于要么指望书面决议的通过，要么一遇到阻拦就想放弃。

于是，上述领导经历了在新领域组织入会的运动，也安抚了组织者的良心，之后，他们安下心来，自以为是地调查了其所在小组织的运转情况。这里至少有一个疑问：这些领导可能都不欢迎太多与工会政治结盟的新成员，虽然这个疑问还不确定。

冈帕斯与上述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对组织这些无组织劳工，非熟练工和移民又是什么态度呢？他可能把部分老领导在组织这些无组织劳工中的犹豫偷偷告诉别人，而且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吗？他依靠当时的现存工会联盟，掌控著自己深爱著的、想一直坐到死的位子。如果不同工会改变了态度，换了领导，就像引入更激进的新组织入会，那么他的劳联主席位子会有危险吗？本书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冈帕斯的态度。相反，他想看到所有劳工都有组织，也想动用他务必确保的劳联影响力。对于工会如限制女职工、黑人职工和非熟练工的措施，对那些靠某手段或其他手段限制入会的措施，冈帕斯也都基本反对，但这就是冈帕斯敢做的所有事情了。必须记住，作为劳联主席，冈帕斯对上述事宜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和控制力，他无法命令工会领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态度是什么并不那么重要。至于他影响有关此方面的工会政策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建议、劝导和教育罢了。他赞成搁置上述限制，然后把工人组织起来，但所有这些还是逃脱不了他有限的思考。他在这件事上敢作敢当，算是进步。冈帕斯把自己放入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其后他发现，自己的管理体制是劳联里最不进步的部分。

冈帕斯为延续自身权力，必须保持上述组织的支持；他不能坚持上述组织认为适合坚守、而实际南辕北辙的政策。也许他会像之前的政客那样，为自己找到合理的理由。他没有毫不妥协地倡导清除限制措施，推动组织运动，因为他相信：只要他这样做了，就会有人推翻他，比他更保守的人就会替代他。要保住劳联这样继续盈利的企业，就要在权宜之计和原则之间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

工会自治

如以上诸章所述，冈帕斯志愿主义思想包含了他认为劳联与组成劳联的各工会间的应有关系。他对当下的劳联完全满意，而这个劳联是松散的大小工会集合体——正是因为太松散，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劳联无法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国家组织。冈帕斯想继续保持劳联的现状，即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可以容得下各分支工会拥有处理各自事务的完整主权的组织。也就是说，冈帕斯对工会自治原则坚信不疑。他相信只要坚守这个原则，只要拒绝强制或根本不强制各工会，劳联就能避免土崩瓦解。他对工会自治这个原则太深信不疑了，以至于这成为他留给劳联的遗言。

冈帕斯说：只要紧抓志愿原则不放……就能持续进步……如果实现运动目的没有中断，即使策略和决定是明智的、正确的，如果我们错误地强制实施，就会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除了经过真诚、民主的考虑直至得出一致通过的决策外，劳工运动无法保证制定政策、计划能取得长足进步。

也许大部分工会领导都会同意这个说法。但同时，虽然工会自治原则至今尚未被一个相反的原则公开挑战，但实际上劳联脱离工会自治原则的倾向已经越来越强。

为理解冈帕斯为何如此坚持志愿主义原则（或工会自治），必须追溯到该原则首次提出时的某些早期经历。起初，工会自治只是工会用来反对骑士工会的战斗口号。由于工会可能受到由骑士工会控制的威胁，许多全国性工会联合起来，组建了美劳联，以便更好地为独立而斗争。美劳联虽然免于受控于骑士工会，但它并未做好准备，将自身主权移交给他人。因此，要读透这些年来的工会文献是不可能的，要不被针对工会自治的强调“击中”也不可能；对各工会独立表示关切，心怀嫉妒；劳联主席关照各分支工会，无论工会是否隶属美劳联，都要保证工人入会不以牺牲其自愿处理个人事务的全部自由为代价。冈帕斯在美劳联成立后不久写道，“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是：向各行业、工会宣传工会自治，保障其自治；各行业、工会有权自由处理与各自行业及业务合同相关事宜且不被任何“最高”“重大”“神秘”的权力所控制。

冈帕斯在一封信中写到：美劳联主要由国家级工会和国际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团结起来，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各自行业的有关事务中，按照其认定的公平、合适标准做事的权力，这项权利不会受其他任何组织阻碍，并坚持各行业管理各自行业内事务。

很多工会非常嫉妒“工会自治”，以至于冈帕斯每每招揽新工会入联，或向老成员宣传劳联的优良品质时，就会吹嘘劳联的管理相当松散，劳联与各工会的联系非常脆弱。他因此在为麦克尼尔（McNeill）1890年有关劳工运动的书描述劳联中写道：

我相信，要让劳联永葆生机、永世长存，最有效的因素就是劳联与各工会间非常脆弱的联系。由于联系的脆弱显而易见，劳联领导没有实权；而他们一旦有了实权，这些权力就有可能用来损害各劳联附属工会。而且，即使劳联领导想搞专制，他们也会很快发现几乎或根本没有可命令的对象；因此，他们在发表声明时极其小心，以免冒犯各工会。劳联就是靠这种感情，靠这种对全体劳工利益的认可延续下来的。

但要引导铁路工人兄弟加入劳联，即便这样拒绝专制仍然不够。

因此，工会自治一开始就被确立为劳联基本原则，如果促使此原则形成的主要刺激来自其他环境，而不是与骑士公会的冲突的话，工会自治的重要性或许就不会这么高了。但在其后15年的发展中，冈帕斯通过自己的工作特点，进一步了解了工会自治（志愿原则）及把劳联当成志愿组织的态度。他致力于建设并扩大工联主义，坚定建设劳联；他组织地方工会，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意见；他把地方工会聚合成国家级工会，然后精心呵护这些国家组织，实施监管，向各工会领导提建议、写信，尽可能婉转地提出工会应如何履行职责，如何坚守工会建设原则等 。他为组建城市中心劳联和州劳联做了工作。劳联本身只是将一盘散沙的工会串起来的线。那些年劳联有很多次都面临分崩离析，组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很多工会要么因为一丁点原因，要么什么原因都没有就要退出劳联。劳联那时还不明确将带领成员走什么样的路，始终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劳联形成了引导工会入联的惯例，而这一惯例的形成经历了太多的努力。工会入联的所有工作都是冈帕斯以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处理的，这也是一种志愿精神。劳联必须用结果来证明自己。因此，冈帕斯必须凭借自己货真价实的建议和一腔热情赢得工会与劳联的合作。不过，冈帕斯的方式也只能是劝说、建议和领导。

他不能强迫别人去走他认为最好的路。因此，这种工作自然让其产生并进一步形成了某种心态。他不能强迫别人，强迫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开始厌烦强迫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他学会了吸引人开展合作，通过志愿的方法收获颇丰，这最终让他成为志愿主义的忠实信徒。

后来，劳联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强大，并企图强制旗下工会，而冈帕斯总体上并不赞成。在他看来，这些强制行为的结果证明了他对待旗下工会（放任自流的）态度是正确的。因此，20世纪头几年，因为要组织啤酒厂的行业工人入会，啤酒厂工人和消防员、工程师发生冲突。冈帕斯站在了消防员和工程师这边，即支持行业工人——这么说或许没错。最终经反复协调，劳联执委会不顾冈帕斯反对，针对该纷争下达了一条强制性决议。当然，啤酒厂工人拒绝接受该决议。劳联于是意识到：再坚持这个决议就将意味著组织瓦解，遂撤销了该决定。但啤酒厂工人仍拒绝接受劳联的处理方式，并按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上述情况使冈帕斯后来很快在劳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坚守工会自治原则的必要性。他在1907年的会议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新奥尔良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强制性决议，国际工会采纳了这个决议……说起这件事，就事论事地说，也许有一些理由，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导致，也不可能带来劳工运动的成功和持久……

我们要认识到劳联所做的伟大工作和为劳工争取的福利，总之，必须铭记我们绝不该背离如下基于事实的理念：一切权力归国际工会，上述权力并未特别授权给劳联。

……尽可能坚守作为我劳联创立之基的首要根本原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承担并保障全体附属国际工会享有与全体劳工福利一致的最大行动自由。

似乎对冈帕斯来说，劳联这样的强制企图已经给组织带来了压力，以至于工会合并失败。他说，“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把同行业工人合并起来，行动过早，下手过重，早已引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反对，也会把这些工人逼得越来越远 。”

但要重复的是，尽管有上述因素，劳联仍越发倾向将强制性决议“一对一”地传达给工会，尤其是传达给一些小型工会，因此这实际也背离了工会自治原则。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冈帕斯在其必要时妥协，随大流。但他的妥协也是不情愿的。 

冈珀斯论劳工政治活动：工会与党派和国家

工会与党派

实际上，冈帕斯自始自终都反对工联运动转化成独立政治运动，即反对工会形成劳工党派。如果沿著这个思路解释他这种态度的缘由并追踪其观点的发展，则有必要追溯到七八十年代。不仅由本例可知，由其他例子也可如，冈帕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其有关适合劳工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这些是其认为永无理由改变的观点。

之前章节表明冈帕斯已开始相信：工联主义无疑是劳工阶级最重要的武器。这是冈帕斯及时得到的关于工联主义全面而重要的结论，它在实现熟练工人从已趋向的社会主义立场向工联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冈帕斯在一面宣扬工联主义，一面防范政治社会主义者时，已经开始对政治行动有所偏见，他无疑也受到导致工人普遍遗忘政治活动的相同因素的影响。

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劳工史决定性地见证了工人如何被独立政治活动诱惑得如痴如醉，见证了这些政治活动多么缺乏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见证了这一系列活动对工联主义的稳定发展多么有害。工人不断涉入政治，而他们的政党雏形则不断被职业政客或他们之中的中产阶级改革者、假内行、知识分子占有，正如1876年劳工党声明中说得那样，“资产阶级共和国已不计其数。”

因此，要么政党瓦解，要么缺少这个“有效理由”的工人或因内讧分裂，或遭失败，或当经济繁荣，工人集体倒向工联主义时“蒸发”了。政治行动不仅徒劳，它还阻碍了稳定工联主义的崛起。劳工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浪费了本可建设经济组织的能量。将政治观念引入工会常常导致组织瓦解，原因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太脆弱了，无力承压负重。再者，当萧条导致经济领域活动困难时，屈从于政治诱惑的工人也会抛弃工会。简短的说，对60—80年代发展初期的工联主义而言，政治活动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铺张浪费。

回望这个时代，有一点似乎不难看出：在工会能成功在政治领域如鱼得水前，扎实创立工会，保持工会稳定对工联主义本身是必要的。工人们首先必须学会：一个政党，可能成为工联主义的补充，但不可能成为其替代品。

当工人慢慢发现工联主义的价值和技术时，他们已经吸取了教训，但伴随著大幅倒退。从国家工会，（美劳联前身）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设置工会就是为了避免党派政治。国家工会创始人的初衷是将该组织建成非政治组织，但国家工会政治活动偏向明显。由于1868—1869年的经济萧条，劳工政治运动加快了步伐。这时，工会慢慢由倾向独立政治活动的人掌控。1870年，国家劳工党成立了。

工会非常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国家工会一面对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敞开大门，一面依旧加深了对自身的怀疑。工会迅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因此，1870年，泥瓦工国家工会指示其官员与其他工会联络，以便建立纯粹工联主义的全国劳联。同年，雪茄生产商断绝与国家工会的联系，理由是国家工会已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组织。1871年，大部分工会、组织也脱离了国家工会；1872年，在提名工会主席时，国家工会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会员的空壳。这正应了冈帕斯之前的论断：“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运动。”

国家工会已经失败，1873年工会再次尝试建立国家组织。同年，一群工会领导人呼吁工会召开大会，建立全国组织。“我们不能让过去的失败阻止我们做出新的努力，我们要借助外来的宝贵经验建立、完善一个组织，就像1866年在巴尔的摩正式成立的组织一样。”签署者承诺“只要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组织臻于至善时不会腐变成政党，不会成为任何党派的左膀右臂，也不会成为筋疲力尽的政客的避风港。无论如何，组织的纯粹工业联盟性质不能变。”为响应这个号召，“工业国会”成立了。但该组织在1873年经济萧条吞没工会组织时就消失了。

在1873—1877年的长期萧条中，部分工会不再远离政治了。1877—1878年，各地工人都开始涉足政治。但结果却非常令人沮丧。1879年经济复苏后，工人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经济领域。

对冈帕斯来说，当其他地方的工会和工会领导人忙于政治时，他则将他的整个精力都放在组织雪茄生产商的工作中。即使当时的雪茄生产商没有能力大幅改善自身工作环境，不过他们迅速通过召集组织，借助了经济复苏的东风，并最终引领了1878年工联主义的复兴。

再次重申，总的来说，在政治活动游戏阶段，工联主义是不会掺和的。冈帕斯见证了这些，并率先吸取了这个当时工会运动的教训。

其后十年又发生了对冈帕斯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其中一件让冈帕斯更加反对独立劳工政治，另一件则加强了他对工联主义的信念，并让他逐渐疏离了通过立法来引导进步的这一观点。

美国政府的政治组成有如下特点：立法、执法权分离；法庭有权宣布立法违宪；48个州和联邦政府间的管辖范围不同，还可能会为维护宪法而挥金如土，所有这些都给劳工和社会立法施加难度，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难。这一点，冈帕斯在和其他雪茄生产商工会领导人努力废除不得在租赁房屋内制造雪茄的法律时有著直截了当的体会。

冈帕斯等人首先努力争取国家立法，却又因制造商游说受阻。然后他们又将精力放在争取州立法上。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法案最终通过，但该法案却违宪。接下来的第二个法案尽管结构上让法院无可挑剔并获得通过，但法院又宣称该法案违宪。冈帕斯在自传中描述了此事的后续进展。他写道：

上诉法院宣布法案违反法律原则后，我们讨论了采取进一步立法行动的可能性，并决定集中力量开展组织工作。我们通过工会开展罢工和鼓动工作，将这些制造商磨得焦头烂额，直到他们深信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且对制造商而言，放弃租房内生产系统，转而在条件优良的工厂生产可大大减少花费。就这样，我们成功了，我们运用经济实力完成了我们通过立法途径无法完成的事情。

第二件事与1886年亨利•乔治竞选活动有关。起初，当“劳动券”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冈帕斯就表示反对。冈帕斯在工会文件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朋友，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汤姆•阿姆斯特朗（Tom Armstrong）和其他我们能叫出名字的人或许给了我们那些盼望工人仓促转向政治的朋友一些回忆 。”但当乔治接受提名，党派成立时，这种热情的程度让乔治不可能再置身事外，他不得不随大流。他确实担任一两个委员的职位，而且成为了一名竞选演讲者。

但让冈帕斯粗暴应对独立政治运动的，并不是乔治的挫败。相反，冈帕斯这么做恰是在乔治的党派发展之后。首先，一面是竞选活动后不久，乔治和独立纳税人的摩擦开始升级；另一面是乔治与社会主义者的矛盾不断升温。很快，社会主义者脱离了乔治的领导，并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党。从那以后，两党热情退减，双方业绩都惨不忍睹。冈帕斯一直在“隔岸观火”，对他来说，派系分歧如此巨大，设立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平台难度极大，且工会团结的感情如此幼稚，此时，上述一系列事件都生动展现出要成立劳工政党的祈愿多么无用，多么渺茫。

他习惯说：“让我们尽可能避免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遇到犹如致命暗礁般的纷争。即使许多人或许能看到这些举措中的公平之处，我们也宁可延迟这些举措，直到在这些问题上获得更大程度的一致。”

不过一切并未结束。冈帕斯在其《七十年人生和劳工生涯》一书中描述了后果。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所谓的“亨利•乔治运动”落入了一些并不像推动市长竞选活动那般认真的人手中。一个叫库根（Coogan）的家具商逐渐有了当市长的野心，也有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控制政治组织的野心。这段时期正是腐化行动尚未写入法令全书，库根先生花销巨大的时期。许多人都借这个机会获利，他们辩解道：如果他们不赚，别人也会赚。我的一个朋友甚至问我：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不过这个问题也只问了一遍。我得到的肯定消息是库根为竞选活动花了不止20万美元。整件事成了纽约人的笑柄，特别是有组织劳工的笑柄，他们发明了一个短语，“库根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因此，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一个劳工政党，冈帕斯是绝不会忘记的。

冈帕斯因此决定：工会不应发展为劳工党，即使在当今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眼中，这个观点放在当时也是十分明智的。冈帕斯一直持有这个观点，而社会主义者也一直在攻击他的观点。1890年，社会主义者希望以政党身份在劳联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这件事已有人评论。1893、1894年，得益于工业萧条，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政治纲领并努力争取联合会开展独立政治活动。为反击这一行动，冈帕斯在1894年会议中指出之前的选举结果。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许多地方工会已陷入独立政治活动。约有300名劳工候选人被提名为各部门官员，但只有几个人当选。

冈帕斯说：哀伤也许可以杜撰，但各地工会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都是真的，工会运动或多或少开始分裂、瓦解。如果这样的运动一开始就在卷入运动的美劳联和所有附属组织的庇护下，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前兆太明显了……作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组织，在希望以提名候选人的方式控制某领域前，必须更加深入地组织工人，结合当地经验开展活动，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政治劳工运动要取得胜利，是不能也不会在毁灭工会的基础上进行的。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社会主义者仍在劳联内部继续宣传组建劳工政党。每次会议的决议几乎都在支持建立劳工政党，但结果仍被推翻了。冈帕斯继续被迫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他及时表明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且越来越顽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者的抗议有了某些其他影响：首先，这种抗议趋向于将劳联领导思维中社会主义劳工政党的观点等同于社会主义，使人们在讨厌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讨厌劳联领导思维中的社会主义劳工政党观点。其次，对社会主义者夺取新党派控制权的恐惧也让工会再没有建党的欲望。

冈帕斯的消极观点太多了。从其他方面看，他有关工会运动应采取何种政治态度的观点也发生著变化。事实上冈帕斯和劳联对政治事务的兴趣和政治活动的活跃度，从劳联建立到冈帕斯去世都始终处于上升趋势。1886年到90年代早期，劳联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经济组织。所以他们即便有兴趣，也是在保障立法上的兴趣，斗争也几乎完全局限在经济领域。1893年开始，劳联和冈帕斯在立法方面展现出更大的兴趣。

1895年，联合会实施了在华盛顿议会会议期间向会议派遣立法代表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时刻监视劳工关心的各类措施。后来劳联总部迁至华盛顿，从那以后，冈帕斯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推动劳工法案通过等活动上。在劳联努力以这种方式影响国家立法的同时，当地工会、州劳联及市中心都在以各种方式追求政治利益。劳联在这件事上给予地方劳联完全自主权。当地组织相应地也支持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各党派候选人，而且某些时候也会推荐自己的人选。

对冈帕斯和劳联的政治活动而言，1906年标志著新时代的开始。几年前，劳联立法活动确实成果不佳。议会对商业利益的规定作出了迅速反应，但劳工政策的发展也会“迈不开步（像灌了铅的脚跟一样）”，这一情况让行动非常重要。相应地，冈帕斯召开了一次国家各工会领导会议，与会者共同起草了《劳工申诉法案》，并将其呈给大会主席和议会有关负责官员。《法案》列举了劳联要求的立法，即联邦雇员8小时工作制合法化、避免罪犯劳工竞争保护、移民限制、排华政策、海员权利保护、违反《反垄断法》的劳动者豁免权、联邦雇员向议会申诉获得不当待遇赔偿权及废除在劳动纠纷中使用禁令。《法案》最后以这样一句话作结：“当前，劳工运动吸引著你们，我们相信这可能并非徒劳。但即使偶然间你可能不会注意我们，我们也会呼吁市民同胞的良知，呼吁大家支持《法案》。”

劳联的政策改动并未体现出《法案》要求的立法项目，而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多年来一直缺少的。相反，实施上述威胁，就需要改变。新政策虽说合理，但仍只是一个扩展劳联过往政策的标志。劳联没有把自己主要局限于试图影响已当选立法者，相反它以退为进，希望在立法者选举中系统地让候选人感受到劳联的影响。

议会对劳联的要求置若罔闻，冈帕斯呼吁所有当地工会和中央组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中极尽所能观察那些在劳工利益受损时没有丝毫同情的候选人，以及那些友善的，最后当选的候选人。声明表明“美劳联支持由各政党团结下的工会成员和劳工独立投票权的立场是最坚定的，也是确信无疑的……正面打击对劳工合理要求存在敌意或冷漠的人，这是首要关注点。”当新行动计划无法实施时，呼吁成立独立劳动党派自然也是大方向的一步，因为如果计划得以实施，结果就是断绝工人对旧党派的依赖。

您绝对想不到：劳联空前关注政治，原因是冈帕斯及其他工会领导人改变了“劳工为改善境况的斗争应尽可能限制在经济领域”的坚定看法。但劳联违背己愿，同过去一样被迫涉及政治，可以说是保护经济活动的需要，即为了保障、维持经济领域行动的自由。

劳联发起的无党派政治活动道路逐渐发展壮大。首次竞选活动，就有不少试图打败劳工声名狼藉的敌人的零散尝试。

此后，无党派政治活动更广泛、更系统地开展起来。随著候选人初选体系的发展，劳联采取了“打败敌人，选举朋友进入初选体系”的策略。不仅如此，有了立法人员就劳工措施所得票数的记录，选举就包含了“候选人是否友善”的客观测试。1920年，为加强政治活动连续性，劳联将无党派竞选活动委员会设立为永久性组织，不再实行“每轮选举设立新委员会”的制度。不久，上述过程就发展到了另一阶段。

所谓“另一阶段”，包括采纳农民无党派政治联盟运用得相当出色的原则，集中力量办好各州通常首先采用的党派初选，即将表决权集中在共和党优势州的共和党初选及倾向民主党诸州的民主党初选。最终，1920年后的几年中，两党为了各自政治目的互相帮助，特意培养与农民的友谊。

直到1918年，批判劳联无党派政治活动，要求创立劳工党派的主要仍是社会主义者。但当年及之后几年，由于运动队伍已经偏“左”，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印证了社会主义者的论点。如1918年，芝加哥劳联以10票赞成，1票反对，1919年宾夕法尼亚劳联以300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决议。这种感情用事导致1918年独立劳工党成立，劳工党与农民群体融合，1920年成立农民劳工党。运动领导宣布：这一结果证明，劳联无党派政治道路没有效果，劳工只有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实现“不该失去的一样不丢，应该得到的一样不落”。他们说：

冈帕斯诚然不能始终直接、严肃地支持自己的“政治化”方针，也不能断言其正确性。不过这些方针14年后还是处理了一些申诉（见于1906年《劳工申诉法案》），迎合了劳工需求。

让我们仔细看看。

你会在1919年美劳联大西洋城会议的抗议中找到重复提及的每一条申诉。

海员的申诉是唯一可能解决的申诉，右派通过了《海员法案》，但这并不是冈帕斯“政治化”方针的结果，而是安德鲁•奥雷布洛（Andrew Furuseth），维克托•奥兰德（Victor Olander）及其助手的努力的结果，是参议员拉•福利特（La Follette）长期、不妥协斗争的结果。

尽管当时的申诉依然存在，尽管通过了《海员法案》，但劳联的裁决让奥雷布洛要经常出入华盛顿，从而争取《法案》规定的海员权力。奥雷布洛对劳联用行政手段凌驾法律的作法气愤不已。

冈帕斯政治努力的高潮让人唏嘘不已，因为这个高潮直接暴露在了总统威尔逊管辖的世界中。虽然美工运领导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政府获得影响，也不会再有像冈帕斯这样的人获得联邦政府如此多的威望和个人权利。但工人又能得到什么？

没有哪一届联邦政府，会像如今的政府这么无情、无耻地践踏工人权利，没有哪一次滥用禁令，会像今天这样让工人遭受如此恶毒的打击。没有哪一届政府，会像这届政府一样调动一切力量打击劳工。只有威尔逊政府和有著魔鬼般热情的新共和党议会才做得出来……

是时候试试其他方案了，是时候让工人的选票发挥作用了。工会唯一能做的就是领导工人创立自己的党派，通过公民联合会或通过其他手段不与华尔街搅在一起。劳工政党由劳工自己管控，此外最重要的是，劳工政党由劳工自身财力承担。

冈帕斯和其他之前的工会领导坚决反对劳工建党和当时其他将劳联拖入独立政治运动的企图。他们承认劳工无党派路线尚有不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劳工非政治化”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搞“劳工建党”是行不通的。冈帕斯持此立场的原因或许能简述如下：

冈帕斯首先认为，劳联走无党派路线，能维持执行《克莱顿法案》中的劳工条款。这样劳联就能实现绝大部分的政治目标——至少在1912年看起来是这样的。《法案》中的劳工条款后经高级法院废除，这肯定不能归咎于劳联的政治方式。再者，如果劳联建党，只有建党成功，才能保护立法要求。冈帕斯说：“如果1912年我们就有了劳工政党，诸位应当想想，若美工运变成了政党行为，我们该向何处去？我们还能在你们的政纲中提出《法案》么？我们还能发表这份声明么？”

冈帕斯相信，创立劳工党就意味著运动能量的瓦解。他说：“如果一个政党的突发状况、负担、责任与经济、产业组织密切相关，工会运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会员和领导三心二意的”而且“劳工政党的组织意味著活动分工，意味著效忠政党和从事工会活动的分离，而这两者常常发生冲突。”再者，冈帕斯害怕，如果创立了劳工政党，工会运动就可能从属于政治活动，工会运动就会屈居次要地位。冈帕斯认为，“工会从属政治”这一点已在英国发生了。因此他过去常说英国劳工党这个，英国劳工党那个，却始终不提英国工会运动。其次，美劳工受民主、共和两老党派传统联系的强烈束缚，他认为要断绝劳工对民主、共和两党的忠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此外，新党派组织将意味著必须拟就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这样就会引起纷争，因为避不开领导权的问题。再次，由于政党控制权可能落入社会主义者手中，因此他认为建党不受欢迎。冈帕斯会问：“谁来当新党派的领导人呢？”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作新政党的领导人。

但他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工会与政党的争论是过去有组织劳工自建政党过程中最灾难性的经历。尽管事实是，当时的工会与1918年超过400万会员的规模相比，运动经验太少；尽管当时的工会新建不久，凝聚力差，但1918年，工会逐渐稳定，冈帕斯从不怀疑工会“去政党化”，但今后的劳工运动可以汲取上述教训。

但也许冈帕斯反对劳工党派的最重要原因，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即他意识到劳工队伍并没有要领导劳工党派的情绪，各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也都反对劳工建党。然而，本书作者认为，这些事实都有另一面。冈帕斯会随意忘记自己反对劳工建党的言论，继而又反过来支持劳工建党，当然他是反对这么做的。在亨利•乔治竞选活动中，我们曾说明冈帕斯如何准备将自己的信念从属于运动需求的，并且必要时与运动目的保持一致以维持其领导地位。诸如此类的叙述还有不少。他要保住劳联主席的位置直至去世，这是他热衷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在思想上与民众走的很近，具体来说，他在思想上与统治劳联的领导党派走的很近。为获得支持和选票，他必须分享、宣传这些党派的观点，这种关系在党派领导人和工会劳工队伍间同样存在。尽管有很多关于工会寡头政治的讨论，但工会领袖为保全自身地位，是不可能将自己和大众分得太开的。相应的，尽管许多人因为某个或其他原因通过劳联无党派政治路线获取既得利益，但如果这些工会领袖发现在创立独立劳工政党问题上，他们与劳工队伍还有非常明确的感情时，就不会反对劳工建党了。

工会与国家

冈帕斯对国家的态度和看法，对工会运动和国家间应存在何种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为分析这部分思想，讨论如下：

分析冈帕斯上述思想的最好方法是考察其对具体立法规定的态度，所谓“具体立法”包括两部分，一是众所周知的社会立法，一是与工联主义及其路线的合法地位有关的立法。社会立法反映了工人以政治国家为媒介，为实现其最终目的而进行的努力。工人不通过罢工强迫雇主满足其要求，转而用法律手段敦促雇主。而后一种立法是有关工人成立工会，采用罢工、联合抵制、纠察等策略的自由，工人通过这些手段就可以用自身劳动力换取更优厚的条件。我们也许可以从工时立法说起。

冈帕斯明确反对制定私企男劳工固定工时法律。因为首先他相信，劳资谈判不仅更有效、更可靠，就长期而言，也是保障更短工时较为快捷方法。工人通过工会已陆续削减工时就证明劳资谈判是成功的。其次，法律要通过还要过宪法这个难关。冈帕斯也担心立法（合法制定）这种方法的后果，他说“我有一些理解，即使允许立法机关设立最长工作时间限度，他们也会强迫工人工作到法律允许的最长工时”。同样，“美劳联理解把自己置于政府附加权力中的智慧，这些附加权力过去对劳动者有害。”如果让政府调控工时，政府的调控会延伸到其他事情上。

政府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多，政府权力就越来越大。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有政治权利，不论多少，立马就会欲壑难填。而政府权力的增长将带来政府效力的提高，这一点从铁路工制定《亚当森法》的经验就能体现。当议会行使自己的权力为铁路工建立八小时工作制时，议会也考虑制定管理铁路工人的完整纲领，这个纲领在剥夺工人罢工权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议会还考虑制定《兵役法》，为义务兵役制做准备。

冈帕斯在谈到工时或最小薪资立法时，习惯参考伊丽莎白时期的某些律法。在这些律法中，工人实行固定薪资，法律强制工人按固定薪资工作。冈帕斯此举是有益的。很明显，他相信当前政府就像当时的伊丽莎白政府一样，对工人愿望充满敌意。国家并未响应劳工要求，更没有受劳工控制。相应地，劳工运动必须回避设定标准和条件。如果劳联在政治上更强有力的话，冈帕斯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最终，由于工人是通过有点施舍味道的立法争取更短工时，血气方刚的男人对此会“咬牙切齿”，然后为争取更短工时作斗争。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如劳资谈判）来争取更少工时。因此，同是为了争取更短工时这一相同目的，与劳资谈判相比，立法就显得孱弱不少，而且少了点男人味。

女职工和国企职工并不仇视用立法手段争取更短工时的作法。要把女人组织起来不容易，况且她们普遍都没有力量保护自己。而国企工人本来就厌烦罢工，立法似乎成了最权宜之策。

冈帕斯在这个问题上是劳联的公正代表。劳联不断否决有关规范男劳工工时的立法决议。然而，尽管劳联是这个态度，很多组织仍通过立法减少工时。冈帕斯在谈到他们的行动说：

劳联并未在立法问题上作任何表态，但我认为，如果号召诸位赞成立法（非工会路线），你们就会说那些组织都已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即使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有顾虑，但我们并不会否认他们一系列行动的权利。事实是，一些人要么没有意识，要么出于好心，给了其他人限制自己的机会。

私企成年男雇员最小薪资立法从未在美正式提出，毫无疑问，冈帕斯也没有谴责这一点。但冈帕斯也反对有关女劳工最小薪资的立法。“我认为，一旦国家有权固定最低工资，国家就会仗著权力逼迫工人拿著最低工资工作……根据历史教训，政府设立工人工薪的企图将导致长期的工业奴隶…… ”在接下来类似最高法院裁决的陈述中，他继续说道：

据我判断，为女劳工设立最低工薪的法律即使用意不错，却仍在限制国家工业中女劳工的权利、自然发展和发展机会。

这一陈述背后的逻辑是：最低薪资立法会阻碍女劳工工会组织发展。冈帕斯在这件事上多少会比优柔寡断的劳联更保守些。

即使冈帕斯批准《事故赔偿法》，他也绝对反对《强制卫生和失业保险法》，对《养老金法》也不感兴趣。因此其社会思想特点即他有关此事的陈述，说起这件事，他似乎很愿意为自己辩护。因此：

社会保险既不能根除，也不能防止贫穷发生，更无法消除引起社会不公的原因。而有组织劳工运动是唯一能够解决贫穷根源的机构。

面向工人的强制疾病险基于如下理论：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置入自己的智慧，承担对工人的监护、守卫职责。国家强力推崇这种与工人间的关系总让人觉得有什么猫腻，而且这个政策让自由出生的市民很厌烦……

强制性保险覆盖国家大部分公民时，就势必会削弱人民的独立精神和男子气概……

伦敦先生（London）提案的第三节（《健康和失业保险提案》）指出：委员会应起草获利时间表，并向工会推荐；委员会也应起草规章制度，并向工会推荐——是的，规章制度等。如果用我们这群朋友的神圣词汇“规章”来形容，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思考的社会秩序，这些规章有对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一步的规定，有政府的规定，有委员会、官员的规定。

但在我们反对所谓的失业保险这一背景下，我主要想强调：我们并不想赋予政府更多调查、管理美国工人生活、行为及自由的权力。

冈帕斯反对上述立法还有其他并不太直接的原因。首先，劳联政治纲领中也包含了政策、工时和最小工薪的立法，这就意味著运动中的政治性活动增加了。对一个大纲领来说，劳联无党派路线并不合适，因此劳联越发卷入政治活动，就越容易形成劳动党派。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敦促有关劳联的社会立法要考虑这一点。

冈帕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这些政策支持者的抵触也起到一定作用。劳联说制定“这些措施”之前并未与劳工磋商，且引入立法时主要由专业社会福利代表支持。这些措施本身和提出这些措施的人代表一个社会阶级，这个阶级非常渴望为工人做些事，渴望为工人建立能防止他们自私自利，并能维护他们共同的组织的机构。

冈帕斯个人可能反对有关养老金制度，但他在公开场合表述劳联观点时却有所拘泥，并对养老金制度表示“温和的支持”。

1908年，劳联支持《养老金法案》。在1914年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前，冈帕斯表示：劳联支持由雇主买单的养老金制度。1916年，冈帕斯在国家公民联合会社保会议召开前的一次演讲中说：

有这么几种强制社保，只要看看他们的名称，就会相信其必要性和公正不言而喻，它们使得剥夺人们权利的因素无法进入，这种社保如工人的赔偿金和养老金。

虽然如此，国家公民联合会申请资金来打压养老金制度时，冈帕斯对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联合会申请信笺抬头上是首肯的。

总的来说，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冈帕斯比劳联执委会更“右”，劳联本身多少比工会会员更“右”。因此，即使冈帕斯反对健康险，1918年，执委会多少还是支持健康险，并建议会议批准执委会调查健康险，但劳联执委会至今仍不赞成这项措施，不过许多州劳联都站出来支持实施国家健康险。

冈帕斯虽反对制定上述政策，但仍支持属于社会立法部分的大量政策并为之斗争。他一生都深深感到童工遭受的待遇很不公正，并自始至终积极投身禁止雇佣童工的立法。他支持八小时工时法、事故赔偿及养老金制度等影响国企职工的多项政策，并开展游说。他支持《私企工人事故赔偿法》，并为争取该法通过而斗争。他帮助争取大量涉及安全、卫生、工厂监督和工作条件的政策。他为《排华法案》、《限制移民法》和《处理兜售非法制造产品法案》的通过而努力。此外，他还对大量更加通用的自然政策感兴趣。他帮助争取《所得税法》，战后又迫切争取联邦公司合并，争取公司账目公开化。他还支持女性争取普选权。19世纪90年，他全力以赴宣传创新精神，宣传全民公投和召回政策。

有几条普遍原则支撑著冈帕斯对社会立法的态度，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工会应该尽可能坚守经济领域，不应“通过立法和政府去追求他们本能通过自我创新和活动得到的东西。”尽管冈帕斯将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原则四处传播，但实际上不难看到，他经常会毫不犹豫地背离这一原则。正如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所说“当讨论从普遍原则范围转为实际行动时，没有人会比冈帕斯更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并能利用国家为劳工争取积极收益。”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过去30年里，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像冈帕斯这样在争取有利于普通大众的立法上起到更大作用，可冈帕斯原则上是仇视扩展国家活动的。冈帕斯事业中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这样一个宣扬劳工运动应避开政治领域的人，晚年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维护运动的政治事务上。

冈帕斯拒绝使用立法手段，这不仅作为工运权益之计，也作为社会良心。他彻底反对社会组织通过诉诸法律解决自身麻烦的趋势。因此他说道：

我们还能向哪里漂泊？那段时间国外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所有人都有一种幻觉：法律是灵丹妙药。任何有问题的……或是理想的，随之而来的建议就是——立法。

如果没有棉花市场，利益攸关方就会要求颁布法律。如果工资低，法律或委任状就会作为补救措施提出。而这种趋势的结果，除了能软化人们的道德神经外还有什么作用？当人们不愿接受一个生命的责任，不愿充分利用生命的责任时，人们必将缺失强大的、有血性的、坚定的独立精神和意志力，这精神和意志力会让他们和整个世界的错误作斗争，让他们通过有关人士的意志力建立公平机制。

许多人要求许多事都要立法规范，而这些事都应该而且必须由相关人士解决。如果国家在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理想上取得实质性进步，那么创新精神、进取信念和自我利益的启蒙都必定是人民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因立法管控过度的政策上飘忽不定，这种政策会吞噬，也绝对可以破坏个人自由的根基。

现在我们可能转向了立法的第二类别，即有关工联主义及其发展方式的合法地位问题。冈帕斯要求的道路是应给予劳工与工会结合的绝对自由，并利用罢工、联合抵制、纠察等他们认为有用的策略。

冈帕斯认为的“最后的圆满”即通过《克莱顿法案》中的劳工规定。这一法案实质上体现了冈帕斯和劳联奋斗多年的愿望，这一成果非常重要，以至于冈帕斯后来将其称作“劳动者的大宪章”。根据《法案》中的劳工规定，劳工联合可特别免除《反垄断法案》的惩处，也可禁止法院颁布禁止工人罢工、纠察或其他活动的禁令，此类案例在《法案》中措辞不佳的劳工条款通过前，受到了最高法院裁决的损害。

《法案》准确反映了冈帕斯就工联主义合法地位形式的基本观点。因为法律构建了工会及其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但这只是一种消极方式，只是肯定工人有成立工会，进行罢工和纠察等活动的权利罢了。

他并没有想过，也从未想过以工会的社会功用为基础，为工会本身申请法律认定。他并不认为工会的要求就是被国家认定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就是在工业生活中依法履行了既定、受权的职能。冈帕斯认为，工会本来就不应受法律支配，雇员—雇主关系应在法律监管范围之外。本质上看，冈帕斯对工联主义的法律保护可归结为对“权利法案”的宣言。

冈帕斯针对强制仲裁的立场明确指出了上述态度和部分有关工会与立法关系的暗示。冈帕斯按照自己的意志全力反对此类立法。他认为没有什么事能比为工会立法更糟糕。工会一旦被剥夺罢工和工运权力，就等于被打倒了。他说：“工业改善的整个纲领取决于罢工权——即给工人力量……罢工就是一种以战斗状态进取的斗争方法。这是一个各种势力相互斗争的世界……没有原则，也没有制度能在无自卫力量的保护下得以长久保持。”第三方利益，即所谓公众会被罢工伤害，这确实令人遗憾但我们爱莫能助。他说：“公众除了上厕所的权力外，再没有其他生存权；除了保护自己不受压迫的权力外，再没有其他权力。”

人们无论工作还是经商都为糊口，而不是为了服务他人。他们可能想罢工就罢工，就像农民在不考虑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拒绝种植庄稼……“公众”并不会给劳工提供什么，他们只会让劳工实现自我逐利最大化。所有劳工应给予公众的，从法律上讲，即尊重法律。

因为政府干预劳动纠纷，强迫工人接受“工业法庭”有关“薪资应建立强制劳役”的决定。“工人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对自己来说充分的理由放弃工作权，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表达。”

最终，工会不仅必须有罢工自由，不论何种理由，只要对其而言理由充分，就可以罢工；且任何工会活动都不应受法庭检查制约或受法律限制。冈帕斯在洛克伍德委员会调查纽约建设情况前就证实：上述工会的态度是用强调语气提出的。委员会发现，工会建设（也是雇佣者）是以最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因为这一方面没有相关法律可以补救。工会限产，部分案例中会籍极度受限，工会会员证每天如此频繁地出租给非会员，会员因最不公正的原因被开除，司法纷争及行为损害雇主利益并导致效率低下，学徒入会受限。然而，当冈帕斯承认工会存在滥用自由时，他仍固执地坚持绝不能诉诸法律或法庭来寻求帮助。

问：“我懂你的意思，如果上述被指证的滥用自由的情况确实存在，我或许还能指证成百起这样的案例，其中一些只要我想还是能指证的。您对此不采取任何处理措施，是这样么？”

答：“我不会通过法律途径。”

问：“您会依赖工运发展和劳工启蒙来减轻这种情况，是这样么？”

答：“是的，我们会利用美工运有关上述事情已取得的成功来引导（工运）。”

问：“然后您会对此置之不理，对那些愤愤不平的民众没有任何安抚措施吗？”

答：“不会通过法庭解决。”

问：“也不依靠行政机构？”

答：“靠法律，不可能。”

问：“您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管控，不管滥用自由发展到多么极端，是吗？”

答：“国家管控还是——”

问：“对，就是国家管控。”

答：“对，那就不会。”

他建议法庭就审核是否开除工会会员上做出公正判断，并回复到“上帝已将劳工从法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上述回复充分总结了他对工会与立法关系所有建议的回应。现在他之所以有这个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害怕如果法庭有了工会活动审核权，工会资金就会被无止境的起诉榨得干干净净。但他的态度主要跟著感觉走，这一感觉诚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有组织的社会无法理解劳工运动事务”。有组织的社会说的是政府，特别指对劳工缺乏同情心，甚至对有组织劳工怀有敌意的司法部门。他感觉法庭总是用过时的观念考虑问题。他们只关注财产权，从来都意识不到劳工的权利。也许，因为看惯了财富的原因吧，他们并不关心劳工死活。

问：“你这么害怕法律吗?”

答：“我说过，我不是害怕……”

“我害怕我的国家，如果国家有任何立法企图的话（如果法庭享有工会活动裁决权的话）”

“我害怕的是出现更大程度的暴政和权力。”

问：“会导致什么？”

答：“导致财富大规模控制立法和法庭。”

问：“你认为财富会和劳工一样拥有相等的立法控制力吗？”

答：“哦，天呐——”

问：“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答：“我认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人们不必为了找出冈帕斯这种感觉的原因大费周章，所谓原因就是冈帕斯及劳工与政府机构，特别是与法庭打交道的惨痛经验。冈帕斯眼瞅著法院下达的一个又一个禁令削弱了劳工活动，剥夺工人权利和自由。法庭在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会及巴克火炉工会诉冈帕斯案中强迫工会放弃使用联合抵制手段。希契曼煤炭公司诉米切尔案也给组织劳工设下了很大阻碍。

接二连三的法庭判决侵犯了工会纠察活动，《克莱顿法案》中的劳工条款，多年来为实现工会及其活动合法化的政治努力很大程度上被法院判决否决了。法庭逐渐开始阻碍工人武装运动，不让任何人接触雇主的武器。1919年，法院又下达了一个禁止煤矿工人罢工的禁令，甚至禁止工会官员组织罢工，禁止占用工会资金，而禁令伤害工会，甚至辱骂工会，这些都是以《雷佛法案》为基础的 。支持战时条款的人一定已向冈帕斯保证，上述条款不能用来反对劳工。冈帕斯说：“诉讼中政府的独裁本质就是一种能动摇人的思维的本性。”

冈帕斯自己就有因为不服从法院禁令而被判一年监禁的惨痛经历，这份禁令是在巴克火炉工会诉冈帕斯案中由赖特（Wright）法官下达的。禁令不仅禁止将公司名列入“我们不会资助”的劳联名单上，而且甚至禁止提及联合抵制及劳联或劳联官员的案子。为服从这一禁令，冈帕斯不得不忍气吞声甚至不能把案件结果报给劳联大会。冈帕斯觉得，禁令太不公平了，这种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太明目张胆了，他决定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不遵守这一决议，所以他也这样做了。

我们注意到在禁令问题上，冈帕斯倡导的政策与法院禁令的关系比较有趣：

记住这一点：你的委员会想表示，无论何法庭何时实施禁令，该禁令管理我们与雇主的关系，也管理我们与其他可能发生买卖关系的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法庭非法入侵个人关系，而这样让人看不到有何公平权利可言。这些禁令破坏市民权力，也破坏当前政府，因此我们坚持，忽视法庭禁令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建议，这就是我们的举措，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承受。

贯彻这一政策意味著公然对抗政府，这是叛乱。

正是这些经历孕育了冈帕斯之后的态度：往轻了说，政府和法庭就是缺乏对劳工的同情和理解。冈帕斯对此的反应是：坚持劳工及其事务必须脱离政府部门监管，推动劳工运动尽可能避免政治领域。针对劳工的禁令越恶毒，干涉罢工活动的政策和武装就会越多，冈帕斯也就更著重强调这一点。至少，他在某些方面的态度只是自然的情绪反应，多少是不理性的。其他人注意到政府机构对工会活动的关注日益增长，对这些运动怀有敌意，他们或许已经在考虑采取更加理性的流程按部就班地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让政府对劳工的愿望更加感同身受。

本书之前的章节已表现出冈帕斯社会思想的显著特点，现在可以简要总结一下这个思想：社会由相互竞争的组织组成，每个组织都一心盯著自身利益。劳工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只了解自己的组织利益，并应有自然发展的自由。因此，工人主要要求社会认可他们成立工会、罢工、联合抵制的权利。

这个道理对劳工适用，对其他人也适用——只要每个组织都只顾自身利益，不顾他人，就一定会取得进步。因为政府干涉这种为自身利益的斗争不仅错误，而且有害：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这种干涉会损害个人（不可分割的）权利；之所以有害，是因为这会破坏积极性、独立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恰是国家力量之基。冈帕斯说：“我仍然相信杰弗逊的话，政府管的最少，就是最好。”人们尤其痛恨政府管理、干涉劳工事务，因为政府对劳工运动一点都不友好，甚至对劳工有敌意。并且不仅是敌意这个问题，政府也并不具备处理劳工事务和劳资关系的能力，也不具备同产业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政府既不明白这一点，也没有这种实力。政府在与工业接触时，政治手段不仅笨拙，而且碍手碍脚。因此政治政府必须在工业解决自身问题时“退二线”，不加干涉。

冈帕斯的这种思想有很多叫法，冈帕斯将其命名为“志愿主义”。其他人称之为“放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冈帕斯产生上述思想的主要原因已经讨论过了：原因是政府不友好。保护工联主义常见于个人权利和放任自由主义等理论。但冈帕斯因此丧失了政策一致性。他不仅在保护工联主义中引入了放任自由主义，其他地方也搞“放任自流”。或许许多其他因素有助于解释冈帕斯产生上述思想的原因。他与雇主接触，与雇主建立友谊，继而从雇主身上吸收了个人主义观点，似乎就是这样。冈帕斯在加入国家公民联合会时，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就完全投身宣传个人主义思想。而且，在后续章节可以看出，冈帕斯担任劳联主席的早期工作也许对他往个人主义方向发产生了影响，最后，冈帕斯的人生观也可能是其个人思想的一个形成因素。他在生活中不会忍受禁令、限制和强制。他必须要绝对自由。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完全漠视任何惯例。

总之有这样一种说法：冈帕斯“志愿主义论”比他迄今为止的其他思想含义更加广泛。对冈帕斯而言，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它意味著避开强制，在各领域提倡设立志愿机构。冈帕斯认为：工会是自愿发起的组织，惟其是志愿组织，因而受到上帝庇佑。劳联也是一个志愿组织，而这个组织对分支机构没有操纵权或控制权。冈帕斯觉得，劳联就应该一直这样。他认为，劳联的成功都该归功志愿原则。因此，“志愿主义”对冈帕斯来说就是劳联自我管理及管理自己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完整的工会自治：每个工会独立于其他工会，也独立于整个社会。  当然，“强制”和“志愿主义”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没有法律会强迫工人隶属于他们的工会，但部分工人仍被强迫隶属于工会，如果他们不同意，生计就会成问题。但工会仍是志愿组织，同样，劳联本身的法律也不可能强制一个下属工会，因为这样做，工会就会退出劳联。劳联实际能控制，也确实控制著旗下工会，因为工会发现，脱离劳联管理没有好处。换句话说，冈帕斯最反对的就是法律或政治强制。

对冈帕斯来说，“志愿主义”重要性至高无上，直到他去世前，还把“志愿主义”作为他对工会运动的遗嘱的主要内容。他在1924年会议上说：

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让我强烈意识到：我必须放下对他人的信任和依赖，转而独自前进，这样的时刻不远了。当人们开始抓外部事物，对相对价值有了全新的感受时，不太重要的事情就没有重要性可言了。当我回顾我六十年来接触的劳工运动时，我探究了当前的困难，也研究了未来的机遇。我想告诉诸位，告诉所有参与美工运的人：绝不能丢弃工运结构建立的基础，始终要坚守志愿原则……

……我想鼓励诸位，为人类自由的基础原则而献身——这就是志愿原则。强制是无法获得持久收益的。如果我们追求武力，我们就会毁灭那些因团结而不可战胜的东西。

   我们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中尝试并证明了这些原则。工会已经尝试过这些原则，并没有发现不足。但我们在同一领域使用其他方法时，却失败了。

冈帕斯论工会国际事务和政治

本章关注冈帕斯在国际领域的观点和政策，这与他有关国内事务和劳工事务的观点不同。这些观点和政策包括（冈帕斯）关于移民限制的态度，关于和平与国际主义的观点，（冈帕斯）“一战”时期政策，关于国家条约和联盟的态度，及关于国际工会运动和泛美劳工运动的政策。

移民

毫无疑问，无论是冈帕斯，还是美劳联，都渴望限制中国移民。70年代，雪茄工感觉他们受到太平洋东海岸的中国雪茄工竞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对防止进一步移民的国家立法感兴趣，而这种要求也确实是雪茄工渴望形成全国性劳工组织的原因之一。

1881年，美劳联成立，排华突然成为劳联立法要求之一。

有组织劳工认为排华政策理所当然，一是由于极端偏见，二是由于东方人极低的生活标准，这与普遍移民限制不同。冈帕斯写道：“我处理移民问题”时情绪有些复杂，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移民。我很庆幸我不顾任何阻碍来到了这个国家，我总是觉得限制他人的发展要负沉重的责任，但由于移民数量激增，不同种族同化太快，我无法逃避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保护美国。

但到了1891年，如浪潮般的移民求职者要求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一要求打动了冈帕斯，让他出于慷慨和无私，决定帮助这些移民求职者。这是冈帕斯凭良心得出的决定，但他觉得这个决定不好，后来他为了支持自己的做法举出的原因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在1891年的大会报告中说：

我认为不该仅仅自私地站在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待移民问题，我相信，放开移民入美不仅倾向破坏人民独立、进步和发展，还会成为部分欧洲国家的疲软组织“永世长存”的有效方法，经济、政治、社会改革也由此被推迟或避免了。

我判定：代表我国有组织劳工的与会代表应明确无误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宣布我们将会从这种压抑的罪恶中解脱。

劳联像冈帕斯一样在处理移民问题上并不情愿，起初还有些许罪恶感。在冈帕斯的强迫下，劳联开了一场又一场只为讨论移民问题的会议。最终，1903年，劳联思想几经变动，终于板上钉钉要求立法限制移民。随即，冈帕斯开始孜孜不倦地为该法案游说，实现他在威尔逊当局的目的。

和平与世界战争

冈帕斯的个人兴趣比大部分劳联领导广泛，他的大部分爱好既反应了地方风格，也反映了战前美国人的典型感觉，即相信自给自足。相应地，但凡劳联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劳工运动感兴趣，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受到邀请，就是劳联主席刺激的结果。这种劳联“一战”前对和平运动的兴趣，就是真实的例子。

冈帕斯自己在“一战”前十年就有了相当的国际思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国际和平事业有著极大的热忱和兴趣。他向劳联所做各种报告就反应了这一点。早在1899年，他就把国际和平、友善的理想与国际工会运动结合起来，而且把国际和平作为有组织劳工运动的一项任务。他在1900年的报告提出“应越发依靠有组织劳工（运动）维护世界和平。”而且他在1900年的报告中总结道“没有哪一种力量会比众多促进文明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中更有力。”几年后，他在“一战”之际抛出了“将举行大罢工”的暗示。

冈帕斯说：如果我们无权期待，但愿我们不要期待那一刻。即使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世界劳工也能彻底组织起来，十分清楚地了解自身利益，他们不会为满足政治、商业领域专制者的阴谋，而与其他国家的工友弟兄对抗……有组织劳工运动代表和平，代表产业化，代表国际化。

当美西战争爆发时，冈帕斯非常担心，唯恐这预示美国将采取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他因而和其他人共同抵制美帝国主义化和军国主义化。他在反对夏威夷与菲律宾合并一事上发挥了影响，因为一旦合并，好几百万的马来人、菲律宾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就会一道和美国工人抢美国本土的工作，这也让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一旦合并会带来怎样的不公。当俄国沙皇提出设立国际纠纷仲裁庭时，他高兴地为此想法振臂高呼。到1913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提出设立“海军裁军期”，冈帕斯热情高涨，他努力通过国际工会联合会开展各类劳工运动，以推动政府尽快接受这一提议。“一战”爆发后，他有关和平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并由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出版。这就是他的态度。

可战争的降临改变了一切。冈帕斯撤销了他计划的发行量，放弃了和平运动，和平成了当时情形下不切实际的事情。即使冈帕斯当时仍保持著引人注目的官方中立立场，但其内心对同盟国的偏向已然日益高涨。到1916年，如果他在自传中所述事实可信的话，他坚信德国迟早会采取公然行动将美国拉入战争，他于是开始宣传战前准备。这样，当时和平运动、和平组织和其他人因为受到德国利益的鼓舞而不可信了。冈帕斯叮嘱劳工不要成为战争的运输工具，他因此名声大噪，以至于1916年12月，威尔逊总统委任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成为了委员会中的劳工代表。

战争

1917年最初几个月，随著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越发确定，劳工对战争态度的定位，他们在战争中应扮演的角色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冈帕斯深刻考虑过这些问题，他后来写道：“战时，我脑海里反复斟酌的是我该怎样最把我对美国劳工的职责履行到最好，从而领导他们走正确道路，保护他们的利益。”他借鉴之前英、法工运经验，这些运动事先没有准备，直接被战争从“锚地”扫了出来。由于英法劳工猜疑政府，他们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战争，没有全心全意与政府合作。因此英法政府至少一开始也同样犹豫：该不该放开劳工运动，该不该代表劳工处理各项事宜。而且，劳工在许多场合为赢取战争已经牺牲了宝贵权利，牺牲了只有通过几十年斗争才能争取来的标准。所以，对美工运来说，有必要从经验中获益。冈帕斯在给劳联执委会的一封信中总结了这件事：

要解决劳工对战争的态度及扮演的角色，有两种方法：一是寻求劳工帮助，与劳工合作。劳工代表坚持为人类谋福利的特定理想，这与任何军事目的一样，对国防都是必要的。二是劳工应该对整个局势保持冷漠，制定计划的都是那些不接触劳工运动，也不会同情工人需求和理想的人。也就是说，要么把与国防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强加在工人身上，不用问他们就系统阐述这些计划的意见；要么劳工抓住这次机会，强调劳工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对社会履行了大量义务，并坚持在决定对公众有生死影响的决策上，劳工应给出有用的指导意见。

困难的处境要求得力的领导。冈帕斯对局势看得很透，比大多数劳工领导都透，因此他担任了领导。他主动呼吁各工会领导1917年3月12日在华盛顿集会。这些领导人经过一天的深思熟练，同意了冈帕斯事先就准备好的宣言。《宣言》表示：只要美国参战，劳工运动必将支持政府。但《宣言》还说：“政府必须意识到有组织劳工运动是中介，真正与政府合作的是劳工。”

为回报劳工的支持与合作，政府必须给予劳工运动在指导、管理战争事务的重要部门里的发言权。《宣言》也表示：国防的必要性只是幌子，劳工绝不能被剥夺通过长期斗争取得的利益和保护。工会标准必须成为战时工作的标准。

其后2年，有组织劳工运动因为这种远见卓识和精打细算收获得盆满钵满。

美国是参战国，冈帕斯也将自己拉入战争活动。他为向战场“运输”全国各地劳工（以补充战斗力）做了大量工作。他组织战前激进分子加入劳工和民主联盟，利用这个组织抑制那些没有同情心的激进分子的不满。威尔逊任命他为非常重要的劳工和防御委员会委员。战争快结束时，他被政府派往国外，按照联合政府的要求行动，唤醒那些受战争摧残，但仍顽强反抗的国家的劳工大众的精神。他在英格兰期间有效地考察了如英国社会主义者为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越过政府首脑开展和平谈判的此类计划。说实话，这一时期冈帕斯成功完成的活动多得惊人。

这些有价值的服务回报了冈帕斯，让他声名鹊起，威望十足，这些是他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1917年，威尔逊在劳联大会上讲话，这是劳联标志性的荣耀。威尔逊在讲话中给予劳联领导最高的评价，他说，“如果可以，我想说，我钦佩冈帕斯的爱国勇气和宏大远见，钦佩他用政治家的感觉做了他应做的一切。我想用理智拴住我的思绪，我那烈马般的思绪是应该关进马厩了。”冈帕斯处理完海外任务回国时，《文学文摘》发表了一则共识，把冈帕斯称为“美二号人物”。没有哪个重要机关他不好进，他和威尔逊的关系比许多部门内阁成员还要近。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战前和平主义者，如此热情地投身经营战争活动，这是为什么？他如此热心参战，就像圣洁的十字军骑士，这又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当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劳工运动赢得名望和收益。另一个原因是他完全虔诚地相信，也想相信，打仗是为了拯救、延续民主体制，是为了阻止德国入侵。还有一点，德军暴行的故事锤炼了冈帕斯，他的举动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不过肯定还有更私密的原因：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好战的人，战前之所以保持和平主义者形象，只是为了保持有利的战斗姿态。

战争真正爆发后，冈帕斯习惯性地投入持续斗争，他也许发现：做任何事都比做自己热衷的事难。还有一点，冈帕斯倾其一生都在与主流作斗争，这是事实。现在，战争给予他一个和其他人并肩战斗的机会。他在自传的最后几页描述过这种感觉，句句几近悲凉：

对我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场十字军东征，而我因为关注人类的更高福祉，关注服役的光荣精神，才受到鼓舞，加入远征队伍。我毫无保留地投身这项事业，高兴地发现自己能够和这么多人和谐相处。我的一生都在战斗，这是我常说的“自己的责任”，但很少有人想听我的表白。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自身理想得到理解和赞赏的时刻，对我来说，真的是莫大的安慰了。

条约和国家联盟

实际从“一战”伊始，冈帕斯就非常珍惜他的愿景，希望在战后协约签订上或许能起到重要作用，也希望主导国际工会组织战后重建工作。他在1914年的劳联会议上建议劳联授权部分领导战后一面重建国际工会，一面组织和会性质的工会中心会议。1917年，正如海外劳工制定可并入和约的各类工会章程一样，美劳联在冈帕斯推动下把自己的和平要求和声明写入了和约。冈帕斯甚至在1917年的会议上要求，“美国政府应赋予参加和平大会的劳工全权代表足够、直接的代表权”并督促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也这么做。

最后这个要求并未实现。威尔逊总统一反众人预期，没有任命冈帕斯为国家和平委员委成员，这对他打击很大。但和平会谈开始后，劳工动乱越来越多，迫使会谈决定在条约中加入一些特定的劳工条款，并设立国际劳工组织。为此，威尔逊任命冈帕斯为设立国际劳工立法委员会两代表之一。冈帕斯作为委员会主席，在制定《劳工会议条约》，建立现今国际工会组织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冈帕斯来说，按规章指导委员会审议工作似乎可行、实际、有好处，但也不是轻松的活。他必须锱铢必较。他后来透露，“我一生从未陷入如此尴尬，如此不舒服的境地，因为我90%的时间都在主持工作……我发现任何提案上我都是少数派 。”国际劳工组织有何权力？履何职能？在这些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欧洲和英国代表团认为：应建立由各政府代表、全国性工会及雇员组织代表组成的“超国家体”。这些代表通过劳工大会和例行会议会面，各国必须接受这种形式并写进法律，而这自然就导致国家主权消除。冈帕斯太清楚美参议院对这一提案有何考虑不周之处，会如何违背议会宪法限制、国家权力原则等美政府原则。委员会为此问题行将分裂时，冈帕斯获胜，其立场实质即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特点在于只给建议，不搞命令。由此，冈帕斯成功把自身立场作为主导原则写入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志愿原则成为其思想中“一再重复”的内容。上述不同意见的第二要点来是国际劳工组织中政府代表数量及其票数问题。冈帕斯希望限制政府代表权力，认为这些代表会对劳工申诉无动于衷。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冈帕斯对政府的态度与其他劳工领导不同，他即使对威尔逊国际政策私下有信心，但涉及到劳工立法时，他又对政府极度不信任。而英国和欧洲劳工领导虽然彻底怀疑战争目的和政府动机，但他们对自身政治力量充满自信，以为自己能凌驾政府制定的劳工标准之上。第三要点，也是冈帕斯为之斗争的，甚至与委员会其他所有成员对立的，那就是国际劳工组织不应向任何国家建议规格低于其国内现有规格的法律或会议，这是为了保护美工运的高标准地位。

委员会在结束有关国际劳工组织人员组成、机构设置、功能等议程后，其后转向起草专门写入《条约》的各种声明、原则。冈帕斯向委员会提出了若干根据《美劳联1917年和平宣言》起草的声明，并努力将其写入《条约》 ；而其他劳工代表提出了几个月前伯尔尼社会主义劳动会议宣布的各项条款，即众所周知的《伯尔尼章程》。

即使冈帕斯为争取其“宣言”被采纳而极力斗争，但委员会只采纳了一部分，并在草案终稿中提出了约9个建议缔约方实施的主要原则，即劳工不应当成商品；雇主、工人享有合法集会权；薪资足以维持劳工生存；实行每日8小时，每周4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时间至少24小时；禁止雇佣童工；男女同工同酬；外国工人享有与国内工人平等的权利；建立保障司法的监管系统。

上述宣言获缔约方采纳，委员会完成了使命，协定草案也交由和平委员会审核。但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正等待著冈帕斯：原来，当协定草案从和平委员会的讨论中脱颖而出，成为《条约》第13部分时，人们发现许多劳工宣言被更改了，宣言几乎成了摆设。仅举一例：那条“劳工不该当作商品”的宣言变成了“劳工不该仅被当做商品或商业工具。”

即使结果让人彻底失望，冈帕斯仍然支持《条约》并尽可能保证《条约》获得认可。他自己对《条约》的承诺和对威尔逊主席的忠诚是他支持《条约》的重要原因；而他支持并高度评价国联，认为这是可能阻止未来战争爆发的机制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他就《条约》有关劳工运动的条款辩解说：“《条约》虽不完美，但比同类章程好太多了。而且，国际公约中工人权利、利益和福利的具体条款受到认可，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国际工会运动

正如冈帕斯在劳联的战争与和平行动中的地位那样，他在劳联与国际工会运动的关系中也是绝对的领导者。总的来说，劳联其他领导的思维向来被训练成紧密围绕国内及贸易事务，对他国劳工运动事务，对劳联与上述运动之间的联系则略感厌烦。另一方面，冈帕斯一生都密切关注世界劳工运动。“一战”前，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美劳工逐渐与国际工会运动建立了越发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努力占据了世界劳工运动的领导地位。

劳联初建时，冈帕斯与他国工运建立联系的兴趣就有所显现。因此他在1887年会议报告中建议，美劳联派代表进驻由英国工会总会提议设立的世界劳工大会。但虚弱、贫困的劳联并未很好地采纳他的建议，当时劳联投票通过了“美国工人首先应该自己团结起来，再去考虑与国外劳工团结”的原则。其后几年，冈帕斯尽其所能与英国和欧洲劳工运动建立联系。即使劳联可能因为资金缺乏不能派代表参加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冈帕斯也代表劳联，向大会及劳联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此外）冈帕斯也间接参与推动设立社会主义“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为他在与这些大会的通信中，唤起大家注意劳联1890年5月1日提出的每日8小时工作制运动。代表团因此就投票认定5月1日为国际示威运动日（即后来的劳动节）。

其后几年对劳联国际关系史至关重要。冈帕斯在劳联1889年会议报告中建议劳联邀请各劳工运动（代表），筹备1893年在美召开劳联国际会议。劳联支持了这一提案，冈帕斯发出了邀请，第二年继续发放邀请，但（有关方面）拒绝了劳联的邀请，最终，让冈帕斯倍感遗憾的是，劳联被迫中止了该计划。

冈帕斯将此次失败的部分原因归结为美劳联未派代表参加上一次的社会主义大会，但大部分还是因为“一个被劳联开除的人对劳联的不实描述”，此人在1890年的劳联大会上被开除。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890年劳联拒绝派代表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党委员会。吕西安•萨尼尔（Lucien Sanial）在给欧洲劳工运动的报告中，把美劳联当成了被驱逐的代表团，这让劳联显得动机不纯，从而声誉扫地，尽管冈帕斯努力想给恩格斯和自己的支持者写信来挽回这一损失，但影响依然很坏。

冈帕斯所遭到的漠视有著严重后果。因为，就像罗尔文说得那样：

这件事成为引发冈帕斯和美劳联与第二国际敌对的导火索。从那时起，冈帕斯就开始划清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界限，并渴望建立纯正的国际工会组织，即便不反对第二国际，也要与之有所区别。

冈帕斯尽管受挫，其后几年他仍继续努力与国际工会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即尽可能地远离社会主义运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如1894年，冈帕斯与英国工会大会开始实行兄弟代表互换，这成为之后双方长期坚持的做法。受冈帕斯鼓动，劳联多次向国外萎靡的工会组织实施经济援助。在冈帕斯的努力下，国内各工会开始接纳海外劳工入会，免收入会费，并设立了工卡交换制度，冈帕斯对此很满意，并敦促其他工会也走这条路。同样，他也敦促各国内、国际工会与海外同行工会建立联系，加入该行业的国际秘书处。

但下决心拉近美工运和其他工运距离最重要的证据却可能是1908—1909年，冈帕斯著手将美劳联带入1903年成立的国际工会秘书处。1909年，冈帕斯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秘书处会议，（但）他对所见一切一点都不开心，（因为）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对会议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发现：会议充斥著社会主义思想，敌视真正的工联主义。但冈帕斯在1909年的劳联大会报告中，仍敦促美劳联加入国际秘书处会议。

冈帕斯说：尽管秘书处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完全相信并毫不犹豫地（向诸位）推荐，因为这样才能满足美劳工的最大利益。加入秘书处的确要花钱，但都是小头；（加入秘书处）也的确有收益，但也少的可怜——但是，国际友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坚持加入秘书处，就可以加快建立国际劳联。

经冈帕斯推荐，劳联投票通过加入秘书处，并在冈帕斯领导下，试著其后几年在国际运动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因此战争伊始，冈帕斯就将劳联与国际劳工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如今，战争期间及战后，冈帕斯明确地争取运动的领导权及优势地位。

对冈帕斯而言，作为一个中立国工运领导，战争刚一打响他就希望在战后重建国际工联中起主导作用。1914年12月的美劳联大会上，冈帕斯建议赋予劳联领导于战争即将结束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召开各工会运动会议的权力，这与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联系。其后几年，冈帕斯在与联合劳工领导的信中也催促他们通过这个提议。

还有一件事能特别明显地表明冈帕斯领导国际运动的野心。1915年，国际工联总部是否从德国转到中立国尚在讨论，冈帕斯建议将总部迁到美国 ，但各运动领导立刻无情地否决了这项建议。

美国参战增强了冈帕斯争取国际工会运动领导地位的野心，同时也使他通向理想的路更加曲折。他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的战争活动和他鼓励外国劳工的使命——（这一切）都使他相信：他命中注定要在战后国际工会运动事务中起主要作用。但同时，随著美国参战，英法工运和美国工运之间很快出现了裂痕。

战争第一年，英法劳工和冈帕斯一样爱国，好战，深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但即使（后来）美国参战有一年半了，冈帕斯还是这么坚持。但三年的斗争让英法劳工厌战了，不再那么爱国了，并怀疑政府的参战目的。劳工越来越坚持通过国际劳动会议获取和平，这正体现了他们这种感情的变化。到1917年夏末，“前往斯德哥尔摩”运动（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地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面，所有重要交战国社会主义者都受邀参加。唯独美国劳工运动反对这项计划，冈帕斯将这一运动的全体观点抨击为“支持独裁者的阴险宣传”。

当冈帕斯和欧洲劳工著手复兴国际工会组织时，双方间隙随著战争结束变得越来越大。很快，休战协定签订后，冈帕斯开始筹备国际劳工会议，而他快速行动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建设性的领导无法立即担起责任，‘激进’组织就会争取主动，这是明摆著的”。但就在冈帕斯尚在筹划是否在巴黎召开劳工会议时，英国劳工赶在了他的前面，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宣布定于1919年2月2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国际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会议。

其后几个星期，冈帕斯在美劳联支持下，尽其所能保证国际劳工会议在巴黎召开。他希望会议在巴黎召开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他觉得，会谈商讨必须避免布尔什维克路线干扰 。第二，由于他仍饱受战争带来的情绪创伤和报复心理的折磨，他完全不想考虑在除和平会议举办地以外的地方召开国际会议，就在这里，鉴于外交代表要参加和平会议，敌国劳工代表和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但冈帕斯的希望破灭了。（会议筹备）有一些实际困难，欧洲大陆劳工运动对他态度冷漠，美劳联拒绝了他的计划，劳工相反涌入了伯尔尼会议，这一系列打击击败了冈帕斯，他的“战场”被迫让给了胜利者。他坚决拒绝参与伯尔尼会议，理由是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性集会，是在那些美劳联政策反对者领导下的会议。

冈帕斯对领导国际工会组织重建，并按他在美劳联的政策和组织加以塑造一事既有愿景，又有计划。但他的（这次）失败，在以重建国际工联为宗旨的阿姆斯特丹工会会议上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这次会议上，冈帕斯正式和欧洲划清界限。（实际上，）冈帕斯发现自己在所有重要议题上都势单力薄，最终被迫让步。

因此除英美人士外，所有代表都严厉批判了《条约》中的劳工条款，理由是这些条款与伯尔尼大会草拟的《劳工宪章》不同。当时德运动领袖莱顿（Legien），甚至不顾一切地含沙射影：任何人，只要默许这些差异，就一定是资本家的走狗。待到冈帕斯奋起维护上述劳工条款时，奥地利代表团提醒他：他著手的是劳工组织而不是雇主组织。最终，经大量争论，议会投票认为“不接受上述条款，因为它不能像凡《尔赛条约》有关劳工章程的条款一样，完整表达各国工人阶级需求。” 

冈帕斯在这件事上与欧洲领导人心态的不同显而易见。冈帕斯有著难以置信的耐心，他非常讲求实际，为了让事业更进一步，为了走好下一步而坚持斗争，他脚踏实地，可以肯定，他的立场也很坚定，他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很高的价值。他们（冈帕斯等人）有著建立社会主义联邦的高远、坚定、同样有价值的理想，坚定走好每一步；但同时又会对此感到屈辱，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还有多少要走的路。

这些代表团对国联的态度要比冈帕斯想象的更苛刻，他们认为：国联是政府联盟，而它本该是人民联盟。冈帕斯和其他代表团在（国际工联）基本思想和纲领问题上再次产生分歧。会议投票认为：资本主义无力采用确保大众幸福的方式重组生产，并呼吁“完整的工会组织是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基本必要途径。”这与冈帕斯的观点南辕北辙。

最后，冈帕斯与其他代表团在组织会费和制度问题上出现纠纷：冈帕斯认为会费过高，但令他特别厌恶的是，会议投票认为，会议决定应对各工会中央有约束力，即使上述决定仅由大部分人投票通过，而不是像战前一样全票通过（本应如此）。国际工联拒绝遵守志愿主义原则，而这一原则既是美劳联的核心，也是冈帕斯最感亲切的原则。

因为大会进展出现转折，冈帕斯同其他美国代表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时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重建国际工联也有些许不满。此后约一年，由于国际工联出现了某些激进活动，冈帕斯及劳联执委会有了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因此，1919年，劳联呼吁工会采取行动结束封锁苏俄。1920年，劳联通过其分支工会联合抵制匈牙利霍尔蒂反动政权；同年，为结束波俄战争，劳联呼吁所有工会成员拒绝向波兰运送武器和军需品。最终，劳联在该时期发布了许多在冈帕斯看来完全激进的公告。如劳联《“五一”宣言》呼吁举行总罢工，以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宣言》最后号召“打倒反动力量”“支持社会主义”。上述活动和公告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会让冈帕斯闹心；而这个时候，冈帕斯正准备为阻止美国劳工运动中激进主义回潮而斗争，就更讨厌这些（活动和公告）了。

冈帕斯反对这些活动和公告，他与国际工联领导通信，抱怨美劳联的其他方面，即让他不满的各工会缺乏自治和会费极高问题。事实上，所有旨在消除国际工联和美劳联分歧的努力似乎只能让这两个组织分道扬镳。

到1920年12月，冈帕斯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际工联已顺理成章地变成苏维埃主义的国际政治组织，有了‘社会化’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纲领。”不久，1921年3月，劳联执委会宣布正式撤出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

泛美劳工

即使为美国劳工运动倾其所有，将美国劳工运动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冈帕斯仍能找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的时间，他尽其所能地促进其他地方为争取自由和更好条件的劳工运动，如他向古巴、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劳工给予了物质帮助。

冈帕斯最早接触上述国家的工人斗争要从他做雪茄工时算起，那时，这些国家的工人都是他的工友。作为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他一直秉持著同情他人的态度，在劳联中培养起对这些国家劳工运动的关注，也产生了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愿望。

1896年，劳联支持古巴革命者的要求，并在美西战争后反对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以波多黎各发生的事件为例，冈帕斯领导下的劳联了解到美军统治下的波多黎各存在压迫，遂于1900年发起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公民权的活动。几年后，冈帕斯亲自访问了这个小岛，并尽其所能通过让美国人民了解小岛现存暴行的方式，进一步改善波多黎各的条件。

冈帕斯与墨西哥运动的关系更密切，也更重要。当他还是雪茄工时，就已经和墨西哥革命分子有所接触，并与这些人保持联系，从那以后，他们常常与冈帕斯商讨他们的（革命）计划。也许冈帕斯第一次为这群人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就是他努力阻止引渡墨西哥政治难民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说美国劳工运动是劝导罗斯福、塔夫脱两位总统最终禁止美国政府搜捕墨西哥难民的唯一最有力组织，一点都不夸张。”冈帕斯和约翰•默里一道，最终成功赢得美劳联对墨西哥革命运动的帮助。相应地，1910年反迪亚兹（Diaz）革命发生后，劳联便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干预。后来卡兰萨（Carranza）登上政治舞台并受墨西哥劳工支持时，冈帕斯开始支持他，并促使威尔逊总统承认卡兰萨政府。由此，冈帕斯个人开始在墨美关系和墨西哥内政上占很大分量。他对卡兰萨的影响让他可以开展土地分配和其他改革。

从1914年起，墨美（劳工）运动关系逐步向更加友好、更加协作方向发展。墨西哥方面的运动，由于受战后激进主义浪潮冲击，1921年后成为不太激进，与美国运动思想更加一致的运动。冈帕斯方面继续帮助、支持墨西哥运动，他也因此支持奥布雷贡（Obregon）、加叶氏（Calles）参加总统竞选。1923年，奥布雷贡政府面临韦尔塔（Huerta）叛乱。冈帕斯督促美国政府务必执行“禁止战时向墨运送武器”的法律，并申请美国各工会协助阻止向墨西哥的军火走私。

再强调一下，因为这次合作，墨美工人拉近了距离。1924年，本著极大的热情，墨、美劳联联席会议在两国边境召开，表现并庆祝了两个组织间的诚挚情谊。对冈帕斯这样一个具有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个圣徒的人来说，在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想到自己在弥留之际能见证、巩固两个组织之间的伟大友谊，肯定是一种安慰，因为这样一份友谊主要来自冈帕斯的努力，它对维持两组织间的和平起到了有力作用。

泛美劳工联合会

正是以美墨劳工联盟为跳板，冈帕斯试图建立整个美洲的劳工运动联合会。

正如冈帕斯已指出的那样，劳联在战争初期正不断加大国际劳工事务参与度。战争虽然暂时让更大层面的劳工活动受挫，但也将冈帕斯的兴趣转移到西半球，并使其更加清楚劳联与南半球大部分国家劳工运动存在联系或缺乏联系的情况。当时，政府也强调泛美主义，受此影响，劳工也在泛美运动上不断前进。因此，1915年，冈帕斯向当年劳联大会提出，执委会应在劳联领导下有步骤地团结全美洲劳动工人。

我们也许会问，冈帕斯的动力从哪里来？首先，他希望泛美劳联成为有助于各国和平的重要因素，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他希望为拉美诸国劳工运动提供“建设性的领导”，带领他们走美劳联运动模式，消除其激进思想；他也希望通过泛美劳联，南方劳工也许能彻底组织起来。最后还有一个与其他原因交织，也是冈帕斯或许并未意识到的原因，即他扩大自己权利和影响的野心，以及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甚至全世界劳工运动领袖的野心。

其后几年，冈帕斯努力与墨西哥劳工紧密合作，从而为理想中的泛美劳联打下基础。而美国参加“一战”既刺激了冈帕斯，也帮助了他的活动。因为当时冈帕斯相信：有必要在拉美国家间营造一种有利于共同事业的氛围，并发现在泛美劳工组织，“共同事业”是可以达到最终目的工具。他劝导威尔逊总统接受这个观点，其后威尔逊援助了特别政府资金拨款项目，用于宣传。

直到1918年末，冈帕斯的活动才初显成效。1918年11月13日，各国代表在德克萨斯州拉雷多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泛美劳联的首次大会。

之后六年，冈帕斯试著精心培育这个初生组织向更高层次发展，并最终建成，但泛美劳联总体上并未获得明显成功。与墨西哥的关系越来越友好倒是事实，但南美劳工运动与劳联在思想、距离上相差甚远，因此似乎南美劳工运动与欧洲、与“阿姆斯特丹”的关系要比与冈帕斯，与美国劳工运动的关系更紧密。因此与墨西哥工会结盟是冈帕斯必须保持的基础，以防他在更大计划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