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薩繆爾•岡帕斯的勞工哲學思想

美國勞工運動史的“岡帕斯時代”始於19世紀七八十年代，終於1920年左右，做出這個推斷還是很有把握的。

“岡帕斯時代”就是近半個世紀美國勞工運動史。這個時期之所以能稱為“時代”，是因為這一時期勞工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一種形式特殊的工聯主義：工聯中十有八九靠技術工人，而非階級意識，因此工聯並沒有控制全局的抱負；工聯普遍關心產業，關心生產流程，但最多也就是有必要“鬥爭”時，從雇主那裡搶來更高的工資，要求更短的工時和更好的工作環境。

表面上看，這種形式特別的工會似乎並沒有壽終正寢，也沒有日薄西山。建築業、出版業如今仍然遵循著幾乎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的規則和步驟。但如果看得再深入些，仔細些，是不是因為近十年來工聯主義 屢屢受挫，還是因為其指導下的美勞工運動越來越弱，影響行業越來越小，才讓工聯主義不明顯了？

而國外勞工力量卻越來越強了：英、澳勞工近來認為他們能夠控制政府。而國內的勞工運動卻越來越弱，在國家生活中越來越不重要。幾乎一提到國內勞工運動，似乎結論只有兩點：要麼運動大到可以顛覆本國的根本思想和基本國策，要麼就小到不值一提。

因此本卷論述的正是美勞工史中這段已成過往或正成過往的時代的思想體系。之所以這個時代能稱作“岡帕斯時代”，是因為當時岡帕斯確實發揮了領導作用；正式來說，岡帕斯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運動的領導者，但也是真正的領袖。他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即同時代工聯主義者的觀點，他的思想就是整個運動的指導思想。岡帕斯實際是勞工運動代言人，處處都與勞工運動完全一致。他不僅秉承並——表達著勞工運動思想，而且也是該思想的締造者之一。過去30多年來，美勞工運動靠著在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早期積累的智慧資本生生不息。而岡帕斯在這種資本積累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因此本書不僅是對岡帕斯有關勞工和勞工運動觀點的研究，同樣是對過去50年主導美國勞工運動思想的探討。

“岡帕斯哲學”即岡帕斯思想體系。這套思想涵蓋了其“孕育勞工運動的世界”的觀點，勞工運動地點和運動目的基本理念，及最有利於達成運動目標的方針、策略的觀點。

但只講岡帕斯思想還不夠。他為什麼這樣想，他曾經做過什麼也很重要。事實是：許多情況下，如果我們沒有同時理解當時岡帕斯產生上述觀點的背景和經歷，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岡帕斯觀點。因此，本書在分析岡帕斯觀點、方針時試著去挖掘這些觀點、方針的緣由和起源。並鑑於岡帕斯觀點、方針“與時俱變”，追溯岡帕斯思想的發展歷程及發展原因。

年輕時的岡帕斯非常有活力，是現實主義者、天生的組織者和領袖，當他70年代初與美國勞工運動首次接觸時，勞工運動正處在形成、摸索階段。起初，岡帕斯還是社會主義者，但當時社會主義者的策略脫離實際，痴迷政治行動，漠視工聯主義，強調“最終理想”，這都使他不得已遠離了社會主義思想。他變成了純粹工聯主義者，當國內熟練工為保有更好薪資、更少工時而投向工聯主義時，他們選舉岡帕斯作為他們的領袖。

這是一群先鋒，他們發現並發展了工聯主義原則和政策，並將其作為勞工運動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岡帕斯就在這群先鋒之中。工聯主義關注即時利益，不關心最終理想，在經濟領域開展運動，主張“行業自治”——這些都成為他們壯大美工運遇到的困難。回首看看，有一個人能清楚看到上述困難有多麼頑固。再沒有其他的思想基礎，能讓勞工運動在當時的美國穩定發展。騎士公會、社會主義者行業和勞工聯盟、美國勞工聯合會、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所有這些“已停止活動”的運動失敗了，證明這些人的思想體系在當時美國勞工運動背景下，是多麼不合適，多麼不合時宜；這種失敗也同等程度證明了：工聯主義原則無論是發起的時間，還是實施的地點，都是基本穩定的，正是在工聯主義原則基礎上，美勞聯成立了。

岡帕斯參與了這個正確思想基礎的發展過程，幫助美國勞工運動在此思想基礎上開展起來，這場發生在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的“先鋒性建設”成就了岡帕斯很多偉大的主張。

岡帕斯是管理人的藝術家，是建設、領導人類組織的藝術家。如果他生在其他不能影響他加入工人階級的環境，他可能要麼已經是一個大公司的總裁，要麼是一名偉大的將軍，要麼是一名政治機構首腦了。他熱衷於運作人類組織，而讓其他人起到反對、批評的作用；他想進入組織核心，想進入領導層，想管理、建設這個組織。

岡帕斯幫助雪茄工人工會轉變成強大而穩定的組織後，在組建勞聯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因此成為勞聯領導人。但1886年勞聯還流於紙面。這個新組織沒有物質基礎，沒有團結精神，也沒有存在和按部就班的傳統。當時勞聯旗下工會都覬覦勞聯的主權，勞聯處於最鬆散的狀態；而這些工會組成了勞聯，以此反對騎士工會侵犯勞聯主權。為組建勞聯，為讓旗下工會“入聯”並不再“脫聯”，為讓各工會互相合作，為營造團結氛圍，為體現勞聯價值，岡帕斯任重道遠。（不過）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進一步說，早期的岡帕斯雖身為勞聯主席，但總體上只是運動組織者。他要幫助組織的工會實在太多了。他組織當地工會，幫助這些工會建成全國性組織，繼而引導這些全國性工會“入聯”。他投身一個又一個關鍵處境，組織、協助開展罷工活動，勸告工會領導。他不善理論，也不擅長批評，卻長於實踐，長於工作。懷著十字軍般的精神，懷著火熱的理想，他慢慢地、堅定不移地幫助開展工會運動。雖然運動並不完美，但畢竟存在過，畢竟起過作用。岡帕斯對美國勞工運動的貢獻非常巨大。

有一段時間，作為一名純粹工聯主義者，岡帕斯還能容忍社會主義。但漸漸地，由於他批判當時社會主義者，批判他們破壞勞聯的企圖（部分社會主義者魯莽至極），他到了極度憎恨社會主義者及其綱領的境地。從那以後，他傾盡所能阻止運動吸納任何社會主義思想。

戰後幾年見，岡帕斯關於“嚴格商業工聯主義”的舊綱領發展起來。就像工聯主義有必要越發順應雇主心意一樣，產量增加下的勞工地位開始受到關注。因此，岡帕斯與其他勞聯領導一起開始宣傳工會管理合作，而這一方法其實已被幾個更有前瞻性的工會率先採用了。同時，岡帕斯為勞工運動設立了新目標，即參與產業管理和控制。隨著新志向“發聲”，他批評了追求私有利益的產業運行模式，並要求產業營利從屬於社會服務。

樹立起這些新理想後，至少在某種意義上，岡帕斯在其事業尾聲因而轉向了他開始工會事業生涯時的最初思想。這一新綱領的方向就是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指向行會社會主義，因為直到最後岡帕斯都痛恨在政治國家上耗費更多的力量。這部岡帕斯宣布勞工運動新目標的宣言也確實充滿斥責國家干涉經濟領域的詞語。

只要有人關注岡帕斯觀點的發展，要實現其觀點的重新定向十分有趣。但從有關工運的新觀點、新理想的影響看，“重新定向”並未起到巨大作用。本質上說，這些新目標是激進的，但岡帕斯用溫和的用詞提了出來，火藥味全無。而且新綱領的發展與當時的一種信念有關，這種信念認為：產業的受僱管理者應進行道德重建，他們經營產業要以社會利益為出發點，向勞工饋贈產業民主。這些因素產生的效果是：讓岡帕斯的新目標有了更多的預言性，而不僅僅是一種戰鬥信念。岡帕斯通過提出沒有好戰因子的勞工新理想，徹底抓住了問題要害。部分證據表明，運動要擴展老綱領，也開始意識到要用理想來參與管理，參與產業管控。但岡帕斯已經太老了，他的身體已經不能允許他繼續領導運動向著新道路繼續發展。

岡帕斯社會思想的主要特點是他相信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即志願主義）。他堅守這個信念，主要是從對社會主義的反應和敵視開始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他缺乏國家對勞工運動的同情心，即這個信念是他反對勞聯“政治無能”的防禦機制。

岡帕斯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個人主義。但對斯賓塞來說，個人是他“原子社會論”的基礎，岡帕斯個人主義的基本單位有時是個人，但更多時候是有組織的機構。他認為：生命就是“為活著而爭鬥”，社會只是一個象徵所有正在鬥爭的組織的名稱。每個組織只關心自身利益，為增加自身利益而鬥爭，讓落後者遭殃。各組織在市場上兵戎相見，組織爭相出賣勞動力，僱傭者爭相購買勞動力，他們都拼命將勞動力價格壓得一低再低。在這種買賣下，有組織的社會除了給予成員最大自由外無事可做。從通行規則看，有組織勞工及其與雇主的關係應完全不受國家管轄。勞工運動應將自己對社會立法的要求限制到最小。國家醫療、失業及養老保險都是國家家長制統治的範例，其結果都是不好的。個體應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其自由、獨立，並“自取所需”。

當然，他並沒有絕對地、始終如一地倡導他的思想。當各種組織迫切要求將所需條件合法化，或他自己在《移民限製法案》中看到立法可以保障積極利益時，他毫不猶豫地開始利用國家（力量）。但這些例子是基本規則的特例，並且被儘可能地限制了。

與自助和個人主義相同的上述原則也在運動中得以應用。岡帕斯在反對社會主義作為運動思想的鬥爭中也反對或許能實現運動團結的概念，“無思想”成功了。後來，“志願主義”打敗了社會主義，標誌著分離主義打敗了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因為“無思想”意味著整個運動沒有共同目標或理想。因此，通過上述眾多案例，（可以看到）各組織間缺乏實現彼此團結的聯繫。運動中的“無思想”原則和“志願主義”僅僅意味著工會自治並將其作為勞聯基本原則。後來的原則無非是“各行各路”，慎言慎行，為自己而鬥爭，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讓其他組織如法炮製的權利和義務。傷害一個人並不是傷害所有人。

如果其他工人階級組織無法成功爭取自身利益，這對他們來說非常糟糕。司法紛爭、勞工數量上限、政治本位主義、面對公共問題缺乏公共政策和程序、未實現普遍化——這些都是志願主義導致的必然結果。如果堅守這個原則，美國工運難以冠之以“運動”一詞，僅僅是“組織聚集體”而已。

當前岡帕斯個人主義很受勞聯旗下工會歡迎，否則他們也不會允許岡帕斯擔任其領導和發言人這麼長時間。“自助”對那些處於優勢的人是一個有用的口號。至少在現有條件下，個人主義是有經濟優勢的人信奉的思想。從勞聯建立至今，勞聯一直是“勞工權貴”的代表。

勞聯形成正是分裂運動的產物，這一運動分裂出了一批更適合成立的工人團體。實際上，熟練工行業認為他們如果不與非熟練工聯合，單打獨鬥效果更好。  當騎士工會帶著他們引以為豪的“團結”信條，於80年代末破敗時，熟練工卻扛著“人人為己（Sauve qui peut）”的大旗昂首挺胸步入勞聯。

勞聯保持著它初創時就有的品格。加入勞聯的組織占全體工人階級比重從來不超過17%或18%。這些組織對在其餘工人中推廣工聯主義熱情甚低，勞聯建立後的15年間有所改觀。實際上，在接二連三的罷工運動中，有太多有組織的熟練工拋棄非熟練工的案例；相當一部分的非熟練工一提到美勞聯就會起鬨或是發出輕蔑的噓聲。

勞聯內部組織要遵守的政策，其本質就是讓各成員獲利，而不會考慮其對其餘工人階級的影響。就拿勞聯反感為工時和工薪立法來說：很明顯，這種立法不僅最潦倒的工人極度贊同，就連部分勞聯旗下組織也贊成。但勞聯很大一部分由建築、印刷業統治，而上述立法對這些組織而言毫無利處，因為這些立法所設標準會遠低於他們已有水平。建築、印刷業只受或基本受自我利益驅使，不能期待這些組織會關心推動只對他人有利的立法的通過。

上述因素同樣解釋了勞聯為什麼對社會、養老保險冷漠，普通勞工為什麼默認岡帕斯及其他領導避開這些政策。由於勞聯起主導作用的組織相對富裕，他們並沒有急需通過上述立法的緊迫感；或者說，對上述立法的需求無論如何尚未緊迫到促使他們推翻整個管理政策的地步。

上述因素也同樣適用政府對產業的所有權問題。鑑於熟練工能從私營雇主手中爭取到比國營企業更優厚的薪資和更短的工時，因此對他們來說，政府僱傭並沒有吸引力；而政府僱傭對非熟練工來說卻是上選。普遍地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除了對占勞聯主導地位的行業組織有吸引力外，對勞工權貴組織的吸引力很小。

因此，整體上看，勞聯政策反應了旗下組織的特性和地位；反過來，岡帕斯的觀點本質上與勞聯主導組織的觀點一致。從這個角度不難看出，除非由於工人階級下層工人滲透導致勞聯組成發生變化，或除非由於勞聯主導組織不能保持相對其他工人團體的優越地位導致其性質發生改變，否則期待勞聯大幅改變現有思想也是瞎耽誤功夫。如果可以，我們或許可以自信地期待：當來自下層工人階級的工人組織起來並進入勞聯時，勞聯必將極“左”，並採取更極端的綱領。

岡帕斯能在何種程度上領導運動呢？作為領導的他在何種程度上能影響（勞聯旗下工會的）觀點、政策呢？如上幾段已部分回答了這些問題。要更完整的回答這個問題，有賴於下述因素。從本質上說，岡帕斯首先是組織者，是運動領導者，而不是哲學家。他的領導力並不是對觀點的領導，他不是能掌控不流行的新觀點並將運動引向這些觀點的人。他的領導力是策略上的領導力，是日常活動上的領導力。作為領導者，必然要有追隨者，他也曾猶豫，是否要脫離他的支持者，而現在高於一切的是：岡帕斯想要保住其美勞聯主席地位。這並不是說岡帕斯自我認定為非理想主義者，是把個人事業看的比運動福利更重要的人。恰恰相反，沒有人能如此理想化。他將一生都獻給了勞工運動，早年甚至為了運動饑寒交迫、窮困潦倒。他會犧牲一切去推動運動進步。但他已將自己等同於運動，他自信自己是塑造勞工運動的最適合、最傑出的人，勞聯可以遭受任何損失，但就是不能失去他這個領袖。作為一個務實的人，他建立了一套從勢力、效力兩方面能保住其位置的機制，一個領導人曾說：“（這套機制）在美勞聯中是無敵的。”勞聯曾是，現在也是一個相當政治化的組織。為了追隨他的那顆“理想之星”，岡帕斯常常要克服重重艱難險阻。

現在岡帕斯知道：要保持其主席地位，他要與票數能控制勞聯主席人選的關鍵人士思想一致，這也意味著他必須與運動中的普通勞工觀點相近，他必須遵從運動的思想。與勞聯現有觀點相比，他唯一能倡導的觀點既不能太先進，也不能太落後。

運動策略一旦改變，他也必須堅持（改變的策略），而岡帕斯就是這樣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妥協了。為保住勞聯領導地位，他只能領導勞聯按照他個人並不希望的方向前進。但他的有些政策，不是為了保持他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就可以犧牲的。某種程度上說，岡帕斯的領導，特別是1900年後，就是傾聽勞聯內部的主流情緒，然後找出勞聯應向哪個方向發展，完成“三級跳”，保持自身領導地位。他作為運動的領袖，也是運動的代言人和風向標。

但如上只講了一部分。岡帕斯確實堅信部分策略的公正性，並努力在運動中實行這些政策，而部分政策是進步的。他堅信要讓所有工人加入組織。他用其影響力讓工會廢除限制措施，允許女人和非熟練工入會。（不過）也有一些反動措施：岡帕斯在商討個人主義、避免對薪資、工時、社保立法時，對運動傷害巨大。岡帕斯在這方面的影響也讓勞工成為“毫無政治地位的人”。儘管勞工很少通過國家實現自身目的，其他社會組織卻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力量）。岡帕斯一面商討規避社保，一面卻支持“社會福利主義”、組織保險、養老保險等。因此，與國家家長式統治相反，勞工處受僱主家長式統治，這一結果增強了雇主力量，也削弱了工會。最終，岡帕斯在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也僅僅與運動共進退。也就是說，從1900年開始，勞工運動就已進入完全不同於美行業工會形成環境的產業主義環境中。

資本集聚越來越大，各階層雇主聯合，產業日益機械化，行業技術消失，技術創新一如既往，雇主“社會福利主義”——這些困難不論是否繼續存在，更別提繼續發展，都是工會運動必須面臨的。岡帕斯在面對這些困難時，並未進行“建設性領導”。在為解決上述困難提出的綱領中，首先就是將組織基礎從行業轉向產業，繼而實現更緊密的運動聯合，岡帕斯（對此）並不冷漠，也沒有敵意。在他生命的最後兩三年，他寫下了自傳，其中討論了工會運動崛起，面臨的考驗，“真誠”又“智慧”的策略，以及他所處的地位。但通讀全書，我們並未發現岡帕斯對有關20世紀產業日益機械化及同時期發展帶給勞聯行業工聯主義的困難的分毫認識。

岡帕斯是在一個時代之初走向勞工運動的。他對找到這個時代正確的，合適的策略和原則是有貢獻的，並在上述策略、原則下領導創立了勞工運動，其後運動進入了新紀元。但當新紀元來臨時，岡帕斯再也無從知曉了。

勞工運動的目的和計劃（上）

岡帕斯認為，勞工運動即階級運動，也即工人階級運動。工人不滿他們的生存境況，渴求更好的待遇，因此勞工運動即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人為實現自身抱負而做出的嘗試。岡帕斯始終認為，美國勞工聯合會有權代表全國勞工運動，竭力以最小的抵抗開展工作，改善工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兒童的生存境況，改善今天、明天，乃至“明天的明天”的生活，讓“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實現“最好結果”——這就是勞工運動的指導原則、思想和目的，即為全人類爭取更好的生活。

岡帕斯陳述完上述觀點後，莫里斯•希爾奎特曾反覆詰問岡帕斯，判斷“何為更好”的依據，其潛在標準是怎樣的，岡帕斯回答如下：

一面是一天3美元，工作日每天8小時工時，工作環境衛生；一面是一天2.5美元，工作日每天12小時工時，工作環境危險，孰好孰壞還需要拿什麼眼光判斷嗎？

希爾奎特先生：那麼，岡帕斯先生，按您的邏輯，要是一天4美元，工作日每天7小時工時，且工作環境優良，這豈不更好麼？

岡帕斯先生：確實，為工人儘可能爭取最好條件，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希爾奎特先生：嗯，當我們獲得這些條件（上述）時——

岡帕斯先生：（打斷希爾奎特）哎，接下來我們還要追求更好的。

希爾奎特先生：（接著說）你得為追求更好而努力。

岡帕斯先生：是的，工人將永無止境地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妻子，孩子以及全人類努力爭取更好的生活 。

岡帕斯常說，勞工運動的目的即“現在要更好，更好，更好。”但工人階級不僅是要絕對的“更好”，如更舒適的工作環境，更少的工作時間和更高的工資，他們還要改善與自身狀況相關的其餘社會環境。勞工運動本質即工人階級為自己爭取“更大份”國民收入的手段。

美國工人得到的並不是勞動的所有產物。工人能從他們的勞動中獲得多少比例的回報，沒有人說得清。但多虧了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勞動者已經獲得並正在獲得現代產業有史以來最大的勞動所得分成。因此勞工組織的作用之一即增加工人在勞動所得中的分成。組織起來的勞工對社會回報的要求日益增長，社會應給予服務社會的工人更多的回報。

工人一日緊似一日地工作，他們一面以自然、平常的方式，發揮自己的全部力量，一面提出他們自己要求，向資方索取，確保獲得更多的、持續增長的勞動分成。

由此，為整個工人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就成為岡帕斯的初衷，至少他曾這麼說過。不過，他只是一個組織的領導者，並不能代表整個工人階級；實際上他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組織，而這些組織也僅僅是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至於這個“更多”是否意味著其他有組織或無組織的工人所得變少，這部分組織考慮的並不多。那麼，岡帕斯實際只特別關注有組織工人的發展麼？他僅為有組織工人爭取“更多的利益”麼? 某種意義上說，的確如此。但是，讓所有勞動者將來都有組織確實是岡帕斯的信仰，是他的希望——讓有組織勞動者吸納組織外的勞動者，以保護這部分勞動者的利益，這正是岡帕斯的觀點。

美國勞工聯合會是基於經濟法建立的，也就是說：1沒有哪一個行業，能將薪資長期控制在正常水平以上；2要保持各行各業的高薪水平，勞動者必須組織起來；3非技術工人缺乏組織嚴重影響有組織技術工人利益；4隻有通過統一行動，才能將技術、非技術工人同時納入一個組織 。

階級鬥爭

要講勞工運動的目的，就要講明工人階級和雇主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

對立的原因是：雇主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只關心自己的勞動分成，且越要越多，因此雙方利益關係是不和諧的——如上是我被社會主義作家、演說家一再誤導的結果，這些作家、演說家不斷重複這些錯誤觀點，以至於最終他們只要武斷地下結論，就把這些觀點當成真理。

但以我對工業世界普遍條件的最初理解，我早已相信並認定僱傭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是不一致的。從那時起，這就成了我的立場，一絲一毫也沒有變過。當然，為了短暫的共同利益，兩個階級的利益也能調和，但那只是曇花一現。

直到現在，工人所得並非“輕而易舉”，他們必須不斷抗爭，才能從雇主那裡爭取更好的條件。

雇主、資本家、股東、債券持有者——整個資產階級都在抵制美勞工聯合會和其他組織的工人們獲得更大的勞動分成。極大反對工人階級為維護已改善條件而抗爭的，正是那些在分配中的獲利方（也可稱“不勞而獲”）。當前，利益分配體制的受益人想儘可能保有其現有分成，或者提高分成比例。

接下來似乎是這樣，工人階級進行著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階級鬥爭”。1900年之前，岡帕斯也曾堅定地持上述觀點，如1899年，岡帕斯在美工業委員會前發表了如下聲明:

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勞動者會不斷成為每一美元所產財富的更大分享人。我今早說過，財富所有者和財富生產者的鬥爭會不斷持續，而這些鬥爭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以不同形式展現出來。這樣的鬥爭會與時俱進，只要財富所有者和財富製造者存在利益分歧，這樣的鬥爭就會存在下去。

後來，岡帕斯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態度越發敵對了，他幾乎不用“階級鬥爭”這個詞，甚至否認勞工運動就是“階級鬥爭”。這是因為，社會主義者使用的“階級鬥爭”一詞中某些含義讓岡帕斯不悅。首先，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社會主義。而岡帕斯認為，美工人階級鬥爭只是要爭取更好的條件，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哪怕是“階級鬥爭”中作為前提的“推翻資本主義”，岡帕斯也不接受。岡帕斯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認為即便真要給工人階級和雇主階級“劃線”，這條線也經常不清楚，而且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雇主階級，都不可能有“階級鬥爭”這一概念設想的“階級內團結”。同時，岡帕斯也認識到，儘管勞資雙方利益在某些方面有衝突，但其他方面卻有共同利益——正因如此，他非常希望促成雙方合作、聯合，以此拓展共同利益。他在“一戰”期間與政府、雇主合作，戰後主張聯盟管理合作都體現了這一點。然而，以社會主義者的角度看，岡帕斯加入全國公民聯盟這一步，是對“階級鬥爭”的最無恥背叛。全國公民聯盟成員主要是雇主，該組織表面上以“推動更加和平的勞資關係”為宗旨，但其真正目的至今無人知曉。部分作家認為，聯盟的目的是，實現保守黨和雇主的團結，共同抵制日益茁壯的社會主義浪潮。即使如此，岡帕斯只看到了聯盟的“表面文章”，並在雇主群體中傳播工聯主義思想。岡帕斯在一次講話時說到，如果他的岳母這樣的壞人都可以給勞工運動出力，他會作她的動員工作。

結局

岡帕斯早年從事工會活動時曾是社會主義者，但19世紀80年代以來，其社會主義信條早已拋諸腦後。到1900年，他已經極度仇視社會主義，並由此拋棄了“勞工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的信仰，此後也沒有用其他理論重新定義勞工運動的目的。岡帕斯斷言，美工會運動目的既不是取代現有秩序，也不是擺脫私有企業。能讓工人一小時多掙10美分，工作日少干半小時，更好的工作條件——這些近期目標即“岡帕斯思想”的全部。至於今後的問題，未來工會是個什麼樣，他從來不問，也不不答。未來會帶來什麼？他無從知曉，也不急於預言。有一點他很清楚，現有秩序正在變，他說，現在，就讓我們為了更高的薪水而奮鬥，未來的問題還是留到未來考慮吧。以下他在1900年的陳述能完全闡釋他的觀點。

克拉克先生：您相信薪酬體制，不相信合作關係，是麼？

岡帕斯先生：我不信薪酬體系。對，工人是在薪酬體系下勞動，但用什麼體製取代現有體制，我不發表觀點，不過我對此想過很多。我讀過不少最優秀、最淵博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內容涵蓋各家各派，比如工聯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單一稅制、合作論等。我並不是說讀完這些書，踏踏實實地鑽研，就能做出一個結論；我也不是說這些觀點都科學、自然、符合邏輯。我明白工人活在薪酬體制下，而且只要這個體制存在，我們的目的就是不斷為工人，為這些財富創造者爭取更大的勞動分成。

勞動分成不斷增加，會不會導致利潤徹底消亡、全部淨產出歸於勞動者，繼而薪酬體制不復存在呢？會有這麼一天麼？或者，從另一面看，會不會導致在無政府理論下，廢除包括占有、使用權在內的一切土地權，廢除專利系統呢？——我們是否會回到“第一原則”，是否會在單一稅制下，將全部土地價值用於稅收呢？我想，未來自會做出決斷，解決問題，這也是我十分盼望的。我明白，工人組織會更加完善，他們辛苦製成的產品會給他們帶來更大收益，他們的物質文化環境會更好，希望更高，抱負更遠，他們會更加有力應對即將面臨的各種困難。當前，我們的目標就是爭取更好的條件，讓我們的工人更有男人氣概，心智更加獨立，思維更加開闊……。

儘管岡帕斯認為，當前最好將運動綱領控制在爭取更高薪酬、更短工時、更高條件，即經濟工聯主義的範圍內，前文也已就此做了說明，他仍然認為上述綱領並非工會運動的永久目標。有人認為，岡帕斯的演講和作品中有一種“平靜的信念”，那就是未來屬於工人階級，勞動者今後會以他並不了解的綱領實現“一切權利歸勞工”，他們還將控制整個產業，因此，他在提及壟斷時說：

經驗表明，有這麼一種正在崛起的力量，是我們在新聞界那些交情甚淺的朋友根本不會注意的。這股力量將會證明其對抗壟斷的巨大力量，或者說，如果壟斷先天有什麼優點，我們的那些朋友就會被這股力量引導至有益於公眾的道路上。這個正在崛起的力量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中飽受蔑視的有組織勞工運動。不信等著瞧。

岡帕斯並不贊成《反壟斷法》出台。他認為（當時的）政治形勢既控制不了經濟變革，也阻止不了產業集中和壟斷組織發展——政治形勢不僅控制不了，阻止不了，更不應該控制和阻止。岡帕斯認為，壟斷組織應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一態度源自如下觀點，如果法律允許雇主聯盟原封不動地存在下去，就不太會干涉工人聯盟的存在。

三年後，岡帕斯在強烈抨擊他年輕時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則言論中說：

對一國政治的腐化影響是壟斷的最大錯誤，但由於國家總是財富所有者的代表，我們就得被迫忍受這種不幸，直至勞動者的組織、知識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懂得這個國家無論從法理還是最終的公義上都屬於他們。同時，他們要永不懈怠地在現有條件下，為實現經濟、社會、物質水平的最理想進步而努力。

烏托邦是最不講細節的。至於通往烏托邦這個天堂的路，岡帕斯篤信，路就在工聯主義的盡頭——這個向爭取更高收入，更短工時發展的工聯主義就是通往天堂之路的起點。

根據岡帕斯的論述，當前，工聯主義仍是每一個承諾讓工人階級穩步前進的計劃的最堅實基礎。隨著工聯主義逐步發展，不論它是一種運動形式還是一種機制，也不論今後會建立何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將發展為“工人控制社會”，而工人則是必然的、普遍的要素。

岡帕斯不希望經濟制度朝社會主義方向演化，因為社會主義並不是對現有條件的“改善”，一旦引入社會主義，就會成為“限制之前所有努力和活動的最有害制度”。社會主義沒有自由，而岡帕斯堅信“我們主要依靠個人能動性”。由此，岡帕斯反對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大多數社會主義立法，因為他認為，社會主義者的綱領會讓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更有控制力，更有權威，岡帕斯是反對這一傾向的。

美勞工運動有關著作經常提到岡帕斯接受了資本主義，並與之做了交易。一般而言，上述言論來自社會主義者，因為對這些相信社會主義本質是“工業國有化”的人而言，岡帕斯必然會接受資本主義——岡帕斯拒絕接受社會主義綱領，1900年後又明確反對社會主義——這兩點是清楚的。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他們所言極是，且岡帕斯的許多言論似乎就表明其接受了資本主義。如1913年我們發現他說：

我講話不搞“夜郎自大”，如果說有虛榮的一面，我以為還是越少越好，沒有最好。很多年前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在當下的社會裡和工人過一樣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在這個社會裡生活，我們的工作既不是為了滅亡，也不是為了破壞，更不是為了推翻這個社會，我們要追求更全面的發展、更全面的進步。

岡帕斯去世前的幾個月，一則社論刊登了岡帕斯關於這一點更加明確的表述。

美勞工聯合會一直批評我們的經濟秩序，而這個秩序是不斷追求進步的，是追求公正更加廣泛，功能更加完善的，但聯合會自身卻立場堅定地保護、維持現有秩序及其發展。聯合會不同於革命者，也不同於政治極端保守分子和反動分子，他們認為，萬事順其自然，萬事順利發展，而改變、修正一律都是邪惡的 。

岡帕斯的早期言論與上述言論的唯一區別是表達方式。早期言論更激進，對現有經濟秩序更為不滿。但岡帕斯等人並沒有聲明工聯主義運動目的就是替代現有制度。

然而經過更加嚴密、務實的調查，認為岡帕斯與現有制度存在分歧的觀點大都銷聲匿跡。以其對私有制的態度為例，岡帕斯在一篇重要社論中說過，美勞工運動並沒有和私有權或產業私有制起糾紛。“勞工運動追求的不是推翻私有制，反而認為私有制是實現個人獨立、發揮聰明才智的必要保障 。”因此，岡帕斯在“認同”私有制後，接著表示，美勞工運動希望阻止私有製成為純粹追求剝削、追求中飽私囊的避風港，以此維護私有制，從而建立專制制度。同樣是在這篇社論中，岡帕斯還認為，工聯主義運動的永久性問題即“控制所有制，將其帶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讓其為人類社會服務並且不會造成傷害。”

上述言論僅僅反映了工聯主義確實控制了雇主財產，但這一事實毫無新意。同時還表明，某雇主私有財產體現為該雇主認為的恰當經營特權，但與之前的表述相比，雇主私有財產與雇員的組織形式大不相同。簡言之，任何認為“工聯主義承認目前存在的私有制”的觀點都是胡說。

與岡帕斯接受私有制相似的是他接受利益的合法性。他說：

如今，產品的全部價值並沒有到實實在在的工人手上，一部分價值拿去投資、用於管理及生產民眾必需品的機構，也包括許多其他方面。上述用途中有些是產業中有回報的合法用途，但很多用途都應廢除。合法用途包括管理、創造需求、行政和投資回報，只是因為這是真正的投資，不包括摻水股票或是通脹持股 。

岡帕斯接著說，即使利潤是產業的合法訴求，公司間分配的部分紅利和利潤存在不公平現象。” 公司所有者、股票持有人、現代公司債券持有人都會從這種分配中獲取非勞動所得，而這些非勞動所得的真正所有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生產者。1912年岡帕斯在勞資關係委員會前發表上述言論後，希爾奎特努力想從岡帕斯口中得到更明確的表達。但分配不公的到底是哪一部分？工人除爭取越來越多的薪水外，怎樣才能阻止這種分配？岡帕斯沒打算解釋，也不可能解釋。

岡帕斯一再重申，真正的投資有權得到回報。

有人問他：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投資呢？

岡帕斯回答：真正的投資是誠信的，實際的實物投資。一個誠信的人知道什麼是誠信投資。

從上述問題看，岡帕斯顯然從不壓抑他的想法。當然，岡帕斯對通過區分“誠信”與否的法律或限制利潤的法律並不感興趣。那麼，他的立場是：有“利息”“利潤”標籤的收入流是合法的，但是數量太大；通過逐漸增長的薪水，挪用更大的產業產物分成，將使勞動力趨於減少。

因此，股東、債券持有者無論有無自身貢獻，都有權享有產業所得。不過與此同時，岡帕斯也致力於發起“收入流戰爭”，即將股東、債券持有者收入與工人階級收入相比後，減少前者的收入。岡帕斯也沒有給工人階級的要求設限，他認為勞動者就應該有要求，就應該爭取權益，就應該爭取越來越多的產業所得。這就是說，如果勞動者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利潤相對量就會逐步減少。那麼最終利息、利潤會徹底消失麼？不過，有沒有這樣一場運動，即反對利潤，希望逐漸消除利潤，卻又“接受”利潤存在麼？

上述問題實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定義問題。有人可能按照過去的正統解釋，說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就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我們當然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岡帕斯認可資本主義，並努力在資本主義體制里爭取“更多”的利益。但從另一面看，根據最近的趨勢，或許可以把資本主義看作現有經濟體系的一個特性，表現為收入、權力集中，少數人控制產業，存在與現有條件相反的社會主義因素。從這個觀點看，國家掌握產業所有權似乎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而一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無論發表何種宣言，是否不斷提高權利需求，本質上都是反資本主義的麼？這一點也不明顯。總之，社會群體都是動態發展的。

工人不惜以犧牲其他組織為代價，不斷追求權力擴張。他們在擴張自身權力的同時，會按照“有利於自身”的目標改變社會制度。正如哈德曼所說，工聯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積累。無論是成立組織，還是保護集體協議，都是可以“轉變身份”的革命，工人可以成為雇主，雇主也可以成為工人。工人通過這“簡單的一步”，以犧牲雇主權力為代價，極大增加了他們的權力。接著，他們又追求上述權力的擴張，並將這一權利寫入憲法。工人的要求不斷增加，目的就是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權力，吸納雇主手中的權力，並限制雇主對產業的控制。

因此，一個組織不反對資本主義，不僅是該組織章程前言載明了“以推翻現有制度為宗旨”這個原因，也沒有哪個組織接受資本主義會如實說它接受的。不過，從組織的本質和功能出發來看組織的深層邏輯，強大的公會就是反資本主義的，他們通過日常活動改變現有秩序，而弱小的組織除了規規矩矩外什麼都幹不了。工人階級內在需求越多，就越激進，對現有秩序也就越有破壞性。組織領導者不會表達他們溫和的需求，相反會把其所領導運動的激進面掩蓋起來。

應該說，岡帕斯的社會、經濟政策有“英倫范”，他的結論是：社會主義是對全部經濟體制一些有效調控手段的延伸，但所有這些部分也嚴重影響了整體經濟運行。他說:“我們也許應該發覺，我們不再也不想要舊有意義上的‘產業國有化’了。”

威廉姆•Z•福斯特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他這樣寫到:

工聯主義總是按照“對剝削者，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策略，這點無可爭議。他們有時甚至欺騙自己，就像罷工失敗了一千次，他們還能冠冕堂皇的為自己辯護。他們的綱領就是赤裸裸的反資本主義。只要他們的要求近來發生了變化，並受到關注，那麼不管是誰，只要不帶偏見地看待他們，這就沒什麼可說的。只要工聯主義有能力通過薪資系統調查剝削狀況，他們就會繼續做下去。但現在的大問題是，他們能發展足夠的實力，阻止所有的剝削麼？工聯主義就像無數其他激進的社會運動一樣，或多或少有一種“偽裝色”或“保護色”，發起一些假模假式的運動，從而安撫、化解爭議。

這也就是“一日公平工作，一日公平賺錢”，“資本和勞力的利潤一致”等表達的功用。實際上，現實生活中這些標語很少甚至無人關注，它們的目的就是拉動國外消費。其實真正喊出這些標語的人，或許真會認為，他們喊出的口號分毫改變不了此時此刻的處境，就像大部分運動完全不知自己的目標為何物一樣。不過有一點比較重要，這些運動真正的走向，毫無疑問……從一方面看，就是組織不斷擴大，從另一方面看則是需求不斷增加。工聯主義如果僅向組織成員灌輸某種觀點，採納某種言論，是不會變成反資本主義的；他們就算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通過十足的偽裝和手段來實現的。

從上述角度能清楚看到，無論岡帕斯怎樣譴責社會主義，怎樣聲明忠於現有制度，他都是絕對反資本主義的。現有制度下，工人需求就是“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再多一些！”可這種需求受到壓制，所以這種論斷本身就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與英國勞工運動相比，也許岡帕斯為“再多一些”而採取的系列方式方法就是狹隘的、局限的。英勞動者面對的更多的“再多一些”的背後涵義，而且岡帕斯工聯主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綜合性合法綱領”，其組織目標就是控制產業，實現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國民收入再分配。

岡帕斯除組織勞資雙方代表談判，爭取更高收入外，拒絕為運動定目標，社會主義者對此強烈譴責，當然，這種譴責是岡帕斯反社會主義觀點所致，不過也和勞工運動無任何指導思想，岡帕斯成天渾渾噩噩有關。面對種種指摘，岡帕斯本人百般辯解，但人們對他堅持“運動就該現實”一點已習以為常。岡帕斯說，勞工運動必須關心此時此刻的問題，必須關心民生問題；而對於那些理論問題，勞工運動拒絕關心，

岡帕斯說：當下的問題是最重要的，讓未來去關心未來的問題。實際上，通過閱讀其所說所寫，我們就能判斷出，除最現實、最具體的問題外，岡帕斯明顯對其他問題持迴避態度。他對勞工運動意義、勞工運動發展方向、“再多一些”深層含義的思考都帶有牴觸情緒。也許其中的部分原因，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都源於他的害怕，他害怕闡述高層次的目標可能會給贏得下一步勝利帶來更大麻煩。

我們早就清楚岡帕斯的部分言論是如何試圖掩蓋運動激進面的。但他憎惡所謂“指導思想”，憎惡思考運動的結局，這種“憎惡”毫無疑問源於他的秉性。他是一個講求實幹的男人，是戰士，是行動家，卻不是哲學家。至少，也許因為上述因素，岡帕斯把對“指導思想”的厭惡轉化為他的品格。他反覆說：勞工運動必須務實。勞工運動不需要哲學，根本就沒必要。19世紀90年代後期及接下來的10年裡，在岡帕斯的作用下，“沒有指導思想”的理念就成為當時勞工運動的官方指導思想。

知識分子

岡帕斯強調“實際”、厭煩理論，逐漸形成了“反智主義”，不信任那些力求加入勞工運動的外人和“知識分子”。而當時聯盟大部分領導人都有這種偏見。岡帕斯認為，勞工運動必須依賴自身努力前進，必須提防不同階級人士從“上層”推進運動或提出建議。

岡帕斯認為，勞工運動不僅必須提防敵人，而且要提防那些“被誤導的朋友”，因為這是勞動者自身的運動，這是為了勞動者的運動，這是由勞動者發起的運動，就算警告那些出於好意的人也可能不算錯，對於所謂的“知識分子”，所謂的用“靈丹妙藥”就能主宰或毀滅勞工運動的“救世主”，勞動者們最好小心了 。

    岡帕斯的這一態度，源頭在於他早期接觸了那些對工聯主義毫無用處的中產階級改革家，又與那些努力讓聯盟姓“社”的社會主義者發生衝突，但他對這群人的不信任和憎恨漸漸擴大，包括了所有知識分子，勞動者之友、福利員工、研究專家——他們都屬於一個陣營，而岡帕斯及其聯盟則屬於另一個。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為岡帕斯工聯主義狹隘、保守、缺乏思想。他們肆意批評美勞動者聯盟，並將其與英國及歐洲大陸的進步勞工運動做了不公正的對比。另一方面，岡帕斯總忍不住懷疑這些人的真誠度，總說他們是“野心家”“時尚先鋒”“勞動者專業夥伴”。即使這些人不是岡帕斯所說的那樣，他們也會因為無能而無法被岡帕斯瞧上。似乎岡帕斯的觀點是：只有勞動者才能知道、理解勞動者的問題，只有聯盟中的人才能為勞工運動出謀獻策。

勞工運動不會忽視智慧的力量給文明帶來的貢獻，但同時也相信大量重要的基礎知識只能通過實踐經驗慢慢積累獲得。在理解、解決勞工運動問題上，大學講堂或教條式討論獲得的信息是無法替代通過解決商店、磨坊、煤礦的勞工問題而總結出的經驗的。

知識分子常常會將勞工運動不切實際地“懸在半空”。他們做了一些實際工作，但常常局限在批評工人階級的成就和方法上。他們在工人組織的實際結構中“找不到一塊好地方”，工人組織的建立基礎必須有勞工運動問題存在，只要基礎結能夠承受，勞工問題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岡帕斯不信任這些人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對所謂“勞工由上述人群幫助”的觀點嗤之以鼻。他認為勞動者必須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

永久性的改變和進步必須來自人本身。你無法拯救別人，但你必須拯救自己。

再者：為人們不僅做他們能做的事，也做應該由他們自己做的事，這是危險的試驗。說到底，工人福利取決於工人自己的積極性。任何在博愛或社會道德偽裝下所做的事，不僅會削弱工人的積極性，也是對勞動者犯下的最大罪過。社會上多管閒事的人和各領域所謂專業“公共道德專家”應好好考慮他們以社會福利為藉口魯莽招致的危險。

方法

1905年，岡帕斯曾說：我在這裡是工會會員，同理，我也可以是大不列顛王國工會的一員，可以是俄國一名革命人士。

……就算在俄國沒有那些有關自由的演講或報道，對當局不滿的思想也一定會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找到宣泄的出口……

我們是美工會成員，因為我們被賦予自由結社、自由演講、自由集會、自由出版的權利；正因為我們有自由作保證，我們的運動才在美國有不斷發展的機會，而沒有演變為革命。

正是由於這個信念，工人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必須認真考慮他們所處境地的所有因素，以此選擇他們的策略和方法。但岡帕斯很早就形成了一個觀點，後來這個觀點本質上成了教條，這個觀點是：在美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唯有工會才是工人階級可以用來爭取更好發展的真正工具。

工人們通過組織工會掌握了經濟實權，而且是舉足輕重的經濟實權。“掌握了經濟實權就可能成為在其他領域發展勢力的基礎，這便是組織化社會的根基。無論掌握經濟實權的是誰，是什麼力量，都會直接影響、塑造一個組織或國家的發展。”基本的經濟改變不會受到立法的影響。一個政體一旦超過某“臨界點”，就無法控制產業發展走向；而如果沒有經濟實權，也就不可能掌握政治實權。岡帕斯曾說：“想象一下工人階級既可以是受僱的奴隸，也可以控制選舉，這種情景多麼可笑。既要產業獨裁，又要政治生活民主，這種巧合永遠也不存在。但在相同程度下，工人會對他們身處其中的條件和受其支配的規章制度產生巨大影響，只要和他們有關的聲音在立法大廳被聽見、被注意到，人民意志就會存在。”

岡帕斯一面堅守這個前提，一面督促運動儘量遠離政治活動，因為從事政治活動只能獲得在其他方面不能獲得的結果。按這種認識，運動對政治的主要關注點在於抓住立法問題，以確保運動有合法組織權，能開展罷工、糾察、聯合抵制等附帶經濟組織的活動。

要清晰地表述岡帕斯所代表的工聯主義可能不難，但說起來內容並不多，因為這種工聯主義說白了就是常識性問題。一言以蔽之，工聯主義實質主要是商業工具，是受影響的工人聯合起來，為了自身工作消除價格競爭，從而提高勞動力價格的組織。如果雇主不願承認工人聯合要求的條款，那麼除了像其他小商小販一樣之外無路可走，只有一條路，就是罷工。其他給雇主施壓，迫使其向更有利於工人的條款讓步的方式就是聯合抵制及使用“工會標籤”。一旦雇主同意工人所要求的條款，這些條款就可寫進勞資協議或合同，並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有效。岡帕斯總是鼓吹這些合同多麼“神聖不可侵犯”。為了使工會成為一個有效的鬥爭力量，岡帕斯建議收取高會費，積累大罷工資金；為團結工會會員，確保內部穩定，他也建議採取“利益激勵”機制。

工聯主義的任務是：以儘可能的最高價售賣勞動力，僅此而已。岡帕斯認為，控制產業勞動力，但不控制產業本身，這就是工會的一個職能。控制、管理產業是雇主的職能和分內之事。至於生產方面，我們在岡帕斯一戰前的言論和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哪怕是一點蛛絲馬跡能說明岡帕斯認為工會應當關心生產，或是為生產效率負責。

勞工運動的目的和進程（下）

前一章概括了岡帕斯“一戰”前有關勞工運動的目的和進程的觀點，要點即勞工運動目的在於薪資更高，工時更合理，條件更優厚，由於推翻現有制度並不是勞工運動的目的，因此這些目的可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通過商業工聯主義取得。岡帕斯不認為勞動者渴望與雇主分享勞動成果，不認為勞動者就缺少接管、控制產業的野心。這就是岡帕斯作為工會領導人，在他人生這一階段堅持的觀點和方針，正因為這些觀點和方針，他名垂青史。

然而，“一戰”期間及戰後，岡帕斯改變了他的部分觀點。他在很多方面似乎越來越保守。他好鬥的鋒芒已大不如前。也許僅僅是因為他年紀大了，面對鬥爭開始妥協；也許因為“一戰”期間曾與政府並肩作戰，從那以後他感到，與現任政府再次作對，他下不去手了。岡帕斯譴責蘇俄，強烈抨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極其反對忠於“美國政體”，又狂熱於民族主義——這些似乎都是他轉向“右傾”溫和鬥爭的證據。不過同時，岡帕斯帶領他的勞工運動，打破了舊綱領的桎梏，擴展了工聯主義運動宗旨，較之爭取更高薪水、更合理工時又上升了一步。正是由於岡帕斯修正、擴展了他的運動綱領，本章內容才有意義。但首先要指出，由於那些年工業和勞工運動繁榮發展，各種觀點魚龍混雜，因此只簡要點說明。

 “一戰”是一場“拯救民主之戰”。戰爭期間，“拯救民主”的概念開始應用於產業。也就是說曾是“獨裁—被獨裁”關係的勞資雙方，現在要實行民主化。“民主化”這個詞對很多人來說意味深長，但在勞工運動的某些環節，“民主化”不僅是“聯合聲討”，它還有引申義。

戰爭同樣關注生產力，同樣關注產業的“落後、泄露、摩擦”。勞動者開始意識到產業效率和薪酬之間的聯繫，對產量開始有興趣。

   “一戰”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給勞動者帶來了巨大的力量。工人極度匱乏、物價瘋漲、國家政治寬鬆，導致工會會員數量大幅增長。聯邦政府為答謝戰爭期間支持政府的人士，開始認可、支持他們以前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干的越多，權力欲望越大”，隨著勞動者權力增加，勞工運動胃口也越來越大。

1919至1921年正趕上世界激進主義浪潮，勞工運動開始“左傾”，激進起來，老一輩運動領袖發現他們正坐在“激進主義的蓋子”上，這種主義範圍很廣，影響的都是勞工運動中的普通成員。1919年，罷工人數約400萬。無論聯邦政府領導人如何反對，西雅圖、溫尼伯等地仍相繼罷工。那幾年，部分組織成員藐視組織領袖，開展非法罷工，有關建立獨立“勞工黨”的言論也不少，還為此做了不少工作。由此，相當一部分運動是為解決新分歧、發揮更大作用做準備的，而在岡帕斯保守政策影響下，運動停滯不前，難以駕馭——如上所述，在1920年的聯盟大會上一覽無餘。會議重點確立了“鉛垂計劃”。該計劃的發起方是為政府提供鐵路所有權的鐵路聯盟，聯盟主張由廣泛的工人代表、技術管理人員、政府三方實行“民主管理”。

岡帕斯強烈反對“鉛垂計劃”，因為這個計劃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工人會被剝奪罷工權。即使他不會向任何忠於美國政府的人屈服，“他也不會賦予美公民個體更多的權利”。但大會在這件事情上無情壓制了他的想法，並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了該計劃。

岡帕斯意識到聯盟有了“新傾向”，隨時會擺脫其領導，掙脫現有的規章制度。這一傾向表現的很有趣：當岡帕斯完成大會改選後，他向大會表明，即便自己是一條老狗，也能學習新的把戲，但不會對新思想無動於衷。

聯盟在1921年的大會上批准了煤礦主關於煤礦國有化和民主管理的要求。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派勢力強大，劉易斯準備挑戰岡帕斯，這表明岡帕斯政策當時遭到嚴重反對。煤礦主、機械師、鐵路工會構成了反對陣營核心，他們的反對行動比管理層的抗議更進步，也更激進——他們支持“鉛垂計劃”，支持煤礦國有化，正體現了這一點。反對派喜歡更廣泛的政治訴求，更有活力的政治運動；他們不是獨立的“勞工黨”；他們代表了組織的產業機構，而不是組織的“技術準則”；他們迫切要求以“融合”的辦法鞏固現有運動成果。總之，正如希爾奎特幾年前所說，反對派已經把管理當成“古舊、過時、太傳統、沒效率的東西，無法滿足全美勞工聯盟的目標”。

岡帕斯機制通過精明的操作打敗了劉易斯，從而使他實現了成為聯盟終身主席的野心。到1922年，激進主義人士又開始反撲；至1923年，“鉛垂計劃”和礦工“煤礦國有化”的要求都成了“古老的歷史”。

但運動並沒有倒退至戰前的思想水準。相反，正如哈德曼所說，勞工運動已邁出重大一步，這“重大一步”是說勞工運動的思維得以發展，從之前只關注薪酬、工時，只以集體聲討為目的，轉變為爭取更大產業收益分成，爭取產業管理中的“發聲權”。

岡帕斯打敗了反對派，並將反對派的部分政綱“改頭換面”，寫進了自己的綱領。他考慮到勞工運動主體走向，把自己放在這一走向的最前沿，並領導運動走向新方向。岡帕斯成為新指導思想下的勞工運動代言人，但同時他又讓這種新指導思想堅定地反政治，當然這一觀點不能代表聯盟全體。雖然新指導思想在某些方面走了“行會社會主義”的路子，但他提出上述思想還是很小心，不能讓新思想戴上“激進”或“社會主義”的帽子。不過，岡帕斯的思想就是缺乏鬥爭性。他一直鼓勵“放任自流”，倡導全方位嚴厲批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岡帕斯擴展綱領的要義即勞工運動努力實現的“經濟民主化理想”。當時，產業的基礎是獨裁，而勞工運動追求的是產業組織民主化。因此，岡帕斯在1925年大會上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講，死亡的先兆讓他字斟句酌，力求“字字言之有物”，他說：

當前，我國和其他民主國家都存在專制，只有程度深淺的不同，但都是我們熟知的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就是極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財富專政、投機倒把者專政、物質資料擁有者專政。美勞工運動是挑戰雇主獨裁、專政的唯一有影響的力量，它是我國的民主勞工運動，也是其他工業民主國家……

當前的政治政府中有民主，但與政治政府中的民主相比，產業中的民主不僅同樣合理，而且更加重要。岡帕斯因此提出如下論點：

組建工會，等於表達了工人的感覺，而我有一種感覺與這種感覺十分相似。我的感覺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工人第一次向少數人掌控的政體開戰，二是工人從多數人的“政治表達”中被驅逐出來。如果民主有真理，如果民主真的有合理性，那麼它無論在產業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應該是完全合理的。

我敢肯定，諸位也一定能想見，我們在產業中的關係，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政治領域中也很重要。產業中做出的決定，產業面臨的處境——這些時間節點對千千萬萬勞工而言，比所有政治決議，比國家的處境所處的時間節點都更重要，這種重要性，怎樣說都不過分。就我看，有兩點內容最值得強調，一是民主實踐的合理性，二是對產業民主權利的思考，這兩點的合理性，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一樣最值得強調。如果這個觀點正確，那麼對雇主而言，他們相信自己應該成為民主權利行使狀況的唯一裁判，甚至成為民主權利內容的唯一裁判就毫無道理可言。雇主一旦接受這個觀點（“第一原則”），他們優越性、專制的整體結構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問題得這麼看：得有這麼一種機制，工人按平等原則暢所欲言，既不管他人規定，也不受他人限制。

岡帕斯發現，民主原則應用於產業，能產生真正革命性的觀點。

他繼續說：毫無疑問，就我提出的觀點而言，如能得出合理結論，將會比工人們現在爭取的東西要有意義的多。當然，這個結論並不能說明工人爭取的東西毫無價值。我以為這個結論是對美勞工“適度鬥爭”來說的，因為勞工要建設性地發揮作用，不能有一絲一毫損害當前“（社會）結構”的舉動。我所謂“結構”，可以肯定，我們都得生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看得到。

1923年的大會宣言由岡帕斯起草，宣言標題為“產業顯而易見的責任”；大會宣布，勞工運動的目的不僅是薪酬、工時、勞資談判，而是實現產業內民主。

《宣言》認為：我們感到，工人為提出有關勞工運動宗旨的宣言，舉行罷工，而罷工的每個小時，與其說可以記錄在這些年度報告裡，不如說可以近乎表達工聯主義的所有含義。

我們已經注意到，一個結束於“一戰”伊始，正處於政治民主全面發展的時期，曾發生過勢不可擋的巨變；而這個時期的結束，對產業民主而言，標誌著“智能需求”和生活需求的時期到來了。“一戰”結束，對我們來說，既是人類關係的轉折點，也大膽凸顯了現有形式和制度的不健全。自此以後，工聯主義的意義更大了，社會功用也更大了。組織工人加入工會，其含義不僅是為增加組織利益而建立的組織，它還蘊含了更深層次的含義，但無論如何，組織的職能也許能保留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

從此，組織工人加入工會必然表明，我們把“‘文明參與’產業民主”這一概念中最重要的功能要素有意識地組織起來了；而產業民主的目的必然包括兩面，一是更加自由、賦予生產者更多政治權利，二是與之類似的內容。

接下來的幾段仍然著重強調新的分歧。

宣言認為：如今，勞動力比以往更全面地參與能塑造人類生活的決定中，他們在美的參與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充分。但我們的參與必須循序漸進，因為我們的目的不僅是獲得更高的收入，實現更好的工作條件，還要讓上述目標不僅與之前已經完成的目標，而且和目前正在完成的目標同等重要。現在，與我們緊緊相依的目標，視野更加寬廣，道德更加高尚，意義更加深刻。

我們已經從初步競爭中脫穎而出：我們建立了生活標準，提出了讓美工人受益的薪酬，上述工作為我們帶來了機遇，我們繼而抓住這些機遇，讓工人發揮了更大作用。

今後，產業一定會成為形成我們民族意識的概念……未來對美產業提出了要求，工人通過民主代表組織的有序進程，“人人盡其所能”的局面有望形成。

接下來，勞工應努力爭取分擔一部分產業控制權，爭取在產業中獲取新地位。但這一新地位也蘊含著新責任。正如岡帕斯所說，勞工本身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寫道：工人們從初步競爭中脫穎而出後，他們希望通過工會“努力成為產業中受認可、有組織的一部分，並對一部分持續發展的產業公平承擔責任。工會爭取提供建設性的產業服務機會，而一旦有此機會，就應該對產業里的工人負責。”

我們必須找到讓工人通過工會開展合作，增加產量的路子。工人們擁有寶貴的產業經驗，若我們忽略了這一點就是無知。只有讓產業內所有因素全面、積極地參與近來，才能獲得最高產量。

把工會劃入產業眾多職能部門，能消除無數“產業垃圾”產生的原因之一……從實際經驗不難看出，如果工會受權行使建設性職能，就能獲得無數生產優勢。雖然不少人都詳細講過個體工廠（的益處），不過“合作帶來發展”倒是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即美勞工聯盟鐵路工人部與巴爾的摩鐵路、俄亥俄鐵路的合作。

岡帕斯在其他地方寫道：

勞工運動給產業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通過勞資雙方談判獲得的好處。勞工一面提出實現偉大的、建設性的產業民主化，另一面卻並不爭取從產業民主化中索取，而是奉獻他人——這是因為談到索取，對所有勞工已經足夠了。

產業自治

如上所述，鑑於產業是有組織的，岡帕斯想要的顯然不只是勞工參與產業控制，或者說，參與對個體的、孤立的關切的管理。岡帕斯的理想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個體生產者除與市場聯繫外，各生產者之間沒有聯繫，而要解決無政府狀態帶來的問題，就應該團結生產者，發展有意識的合作。岡帕斯相信產業必須要學會負責任地管理好自己，它必須建立自己的管理秩序，並且，勞工在產業管理秩序內必須有立足之地。

岡帕斯寫到：國民生活的功能要素必須與自身匹配，才能解決自身問題，消除這些要素中的無節制亂象，讓美商品產量與日俱增……產業本身就有競爭力，也必須通過組織展現競爭力……產業必須自治，向自身施加任務、規則，從而讓自己秩序井然。

根據上述觀點，聯盟認為應承認產業自治的全部結果，並在1923年的會議上公開支持廢止《反壟斷法》。

岡帕斯有關電力產業的觀點是最清楚的。在他去世前的兩三年，他開始對電力產業產生濃厚興趣。他意識到這個巨大產業的無盡潛力，並從一開始就想讓這個產業按照“造福所有人而非少數人”的理念建立並組織。岡帕斯提及電力產業和其他有前途產業的發展時，寫道：

金融能將巨大的超額積累變成利潤，但人類有權圍繞新開發的產品做一筆更好的生意。整個種族取得的成就與整個種族都有利害關係。方法更好、產量更大，這對工人群體來說，“更多”一定是第一位的，那麼勞工“更加自由”也是一定的。由此，必須以公平的方式，將種種“更多”與每個公民的每個有用因素“對接”。如果產業內部沒有運營各項事務的機制的話，就不能做出判斷。

岡帕斯反對產業公共所有制，但他認為所有制並不是一個重要問題，產業運行才是重點。鑑於現有產業機構拒絕讓有組織的工人占理事會一席之地，因此岡帕斯在批評產業現有組織結構後，繼續陳述了他認為能讓產業得到最好發展的有效原則。

1、每一種基本要素，其職能組織都在產業里得到重視，因此這些組織可作為記錄中心，記錄每個必要的組織進步為有意識組織的過程，如貿易協會、工程和職業協會、工會等都是這樣的職能組織。

2. 讓隸屬於上述組織中全國性組織的自願納入國家工業理事會管轄，這樣所有產業領域的經驗都能用於制定最佳的生產、控制政策。

3. 目前使用的每種能源與電廠的發展路線，將同樣適用於當地組織。

工會應全面負責所有決定薪酬、工時、工作條件的協議的談判，全面指導員工運用消除產業垃圾，提高生產效率中所用合作方法、合作過程，全面負責確保與工人的交易公平。

（總結）由代表消費者的政治實體制定的規章制度也許是必要的。

此外，岡帕斯就如上事宜說：首先“勞動者要全面、坦誠地認識自身作用，認識其在具體操作中的合作能力。”其次，“要完全承認勞動者的作用，必須……對整個產業中的部分有‘自覺意識’，經營某產業全體部門的人會被授予重要職能，因此也對該產業，對所用自然資源，對其他產業，乃至所有人負有義務。”最後，“經營某產業全體部門的人有模範地履行規則的經驗，由此必然形成聯合代表機構，而產業中的每個有用要素都會按如下方式發表觀點，該方式即，每個有用要素不對含有部分以公平之名壓迫其他觀點的‘混合觀點’負責” 。

上述原則當然也適合其他產業。岡帕斯在自傳中將他的想法和希望進一步推向未來，思索可能在所有產業中依法成立的“經濟議會”可能的發展。

下一步是把各生產車間組織起來，由此創立的貿易理事會就可以代表產業各要素利益，繼而在整個產業組織內“如法炮製”，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進行中的“自然發展”。也許最終關乎所有產業的事務會由全國性經濟機構決定——這是一個真正有代表性的機構，有能力做出決定，也有能力確保符合各項規定；上述事務還可以由政治性規章決定——這份規章能確保發展新技術，培養更多有能力的人才。

岡帕斯看到，各方證據表明，產業不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已經開始自我組織。對不同產業的關注形成了各類協會、各類標準和各類協會廣告，簡言之，開始形成“單元”。他寫道：“所謂‘自治’差不多都是民主的，並且有更加民主的傾向；自治不斷在美發展，與通常被視為“全體政府集合”的政治政府完全沒有關係。”他引用了“建設部分產業的努力”，以此引出“開展產業經營建設，實現更高更好穩定”作為典型範例。

關於產業經營規章制度的運動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依然合理，有建設性，並且彰顯了產業發展“糾正自身錯誤，建立自身秩序”的決心。

在之前的議題上，美聯盟主義者曾討論在有自主功能、自主權力、自主命運的產業里發展“自覺意識”。討論角度有二，一是從勞動者看，一是從所有發現產業為避免“政治無能”而需要自我調整的人看——從目前建設狀況及可確定結果看，上述分析是比較中肯的。

接著，根據岡帕斯所說，經濟民主化意味著產業內管理水平的發展，而工人需要通過工會來參加產業管理。不過至於工人通過工會可以評論哪些事，參與控制的上、下限如何，岡帕斯隻字未提，因此這一塊相當模糊，不過其他方面就不會這麼模糊了。岡帕斯所做的就是提出了一個理想，隨著實踐不斷推進，理想的定義也越來越嚴密了。但所有這些就是所謂“經濟民主化”麼？絕對不是！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讀一讀1924年的大會宣言，這份無疑反映岡帕斯觀點的宣言，就知道岡帕斯的觀點是：

去年大會概括了勞工運動的建設性政策，還就對產業民主的期望作了精彩論述：只有結合產業中各種有用因素，包括有遠見的雇主，才能實現產業民主。而要讓勞工讀懂這些建設性政策，就必須與勞工話語結合起來，與不可避免、不可調和的特定反產業行為結合起來，與根本圖利行為結合起來。必須把所失所得都說清楚，才能清楚地定義“產業內民主”。

在《產業顯而易見的責任》中，岡帕斯寫道：

以生產私有利益為主要目的的產業運營已導致大量無節制行為。由於產業運營是獨裁的，它產生了所有獨裁統治會出現的罪惡。每個要素，一旦進入產業生機維持或產業運營，必須加以保護，並給予得到公正回報的承諾，但要素運營的最終結果必須由單一要素拍板。我們已經濫用了這一“要素獲利機制”，只要民主尚未融入產業，我們還將濫用這一機制，並且所有生產者、消費者要通過不正當貿易、忍受窮困來為這一濫用行為買單。

產業內部自我統一，自我組織，自我發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而岡帕斯必須要轉變這種理想狀態，人們必須認識到“要給國家做貢獻，不要給單一雇主或股東財團做貢獻”。由此，岡帕斯在寫於1922年礦工罷工的作品中說：

目前的矛盾是關於產業和金融間基本爭議的描述，其實這就是服務和利潤的衝突。大部分反對力量仍在活動，並將繼續活動下去，直到能同時允許服務至高無上和公眾福利勝利的調和局面出現。

煤礦存在的目的即供應煤和熱能，以產生光和電能。但今天煤礦存在的目的就是為那些煤礦所有者吸金。即使在沒有利潤的地方，這裡運營的目的仍然是利潤，有鑑於此，相應政策就應運而生了。

生產是利潤的根本，也是當前真正問題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煤礦主、國有組織會保守秘密，拒絕和工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由此）管理是為利潤服務的，不是為生產需求，更不是為響應人民要求服務的。

這就是所有情況中最大的事實，也是所有事情的基礎。直到人們考慮、理解事實前，他們仍在處理表面的事情，接觸不到本質。

上述表述是否表示岡帕斯認為，應從產業里摘掉“利潤動力”？是否表示他開始同意社會主義者“產業應有組織性”或“生產只為消費，不為利潤”的觀點？似乎岡帕斯更接近社會主義立場，但社會主義與岡帕斯的觀點確有本質區別。首先，岡帕斯當然不認為應廢除私人雇主，不同意國家代替私人雇主地位；也不認為應完全消除“利潤動力”。他認為生產主要是為消費，不是圖利。個人主觀能動性值得肯定，私營企業也值得肯定（應該保留），為保持這些要素，必須有“利潤動力”。但利潤必須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利潤“必須對服務的回報，不能是以投機、詐騙、剝削、獨裁統治方式獲得的收益”。

岡帕斯寫到：勞動主宰我們的命運，它卻一直與不斷登場的利潤抗衡。他在其他場合表示：如果發展條件允許，那麼，用於消費，用於服務，卻不單用於利潤的生產理想替代品可能是這個時代、這一代人最大的單一成就，因為“利潤理想”限制了管理者、工人的創新生產力。

產業必須與以“利潤理想”為唯一主導的模式脫離。但如果脫離成功，金融對產業的影響一定會減少，甚至廢止。金融如今統治著產業，但金融和產業勢必要分離，因為一個由金融規定的政策必然是按利潤偏向制定的。

控制投資或貸款的組織控制著產業政策，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旦利潤控制產業，產業就被那些追求投資回報的人的欲望驅使，很少或根本不考慮其他因素。現代產業……大部分功用就是輔助貸款。但貸款……一直被盜用，花在了純粹剝削、牟取暴利、投機倒把等許多無用的目的上……一種產業的合理功能每每被誤用，釀成惡果，最終反過來打擊給產業，留下難以恢復的傷害。

然而，若採用產業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方法，產業必將擺脫金融束縛。

產業可以更有智慧，產業組織可以更完善、更協調，產業合作關係可以不斷延伸。產業通過自我保護，不斷自我淨化，遠離濫用信貸權力犯罪，與“錯誤”“浪費”“不經濟”“反社會”等“劃清界限”。而這種自我淨化能力來自人民，來自人民賴以為生、必須使用的商品；必須擺脫信貸權利濫用，依照“普通”“合理”的工業生活要求接受監督，從服務、生產的利益出發，不以利潤或產業體系反常為唯一或主要利益。

然而，如果不提岡帕斯對政治政府的作用，對岡帕斯理想的上述闡釋就不完整。“一戰”前，岡帕斯只表現出顯著的反政治傾向，但戰後，法庭宣布對勞工組織構成災難性打擊的《勞工運動禁令》，並通過立法將強制性仲裁手段合法化，至此，岡帕斯的反政治傾向就變成了真正的仇恨。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他宣揚的實際是一種“政府虛有”概念。

國家介入產業生活，其威脅是真正存在的，因此，滿懷熱情、行事認真的人組成強大的組織，努力爭取在純產業領域的國家控制權。《艾奇—康明斯法案》、《科羅拉多工業委員會法案》、堪薩斯勞資關係法院都是國家無知入侵產業的表現，都是政府在有組織宣傳或渴望權力的貪念煽動下的失策舉動，更是所有產業“不得不怕”的天敵。在“改革”“向善”偽裝下，對國家管理權不斷增大的追求聒噪至今，帶來的只能是更深的困惑和無望的紛爭。

政治政府沒有能力，立法人員對產業及其需求，對“產業發展規律”並不了解。政治政府人才與產業人才相比，水平太低了。岡帕斯寫道：“政治與產業的分歧大到‘七大洋’那麼大，那麼深。”而且政治會滋生煽動行為，培養一批容易感動、善於奉承、會說好話的人，而產業產生的是對知識的控制；政治領域充斥著抽象和理論，產業領域要的是效果和表現。

我曾說過，但我要重複一遍：政治政府在處理事務上有既定局限，若要超越這些局限，政府就只能以犧牲人民和社會、經濟組織的代價。舉例來說，政治政府完全沒有能力引導產業，找出拯救產業的辦法，教導產業該走哪條路。政治和產業間有著巨大的鴻溝。產業必須自己找出自我拯救的道路，建設自己的管理力量，將民主原則應用於自身結構，用自身智慧滿足人類需求。

在《產業顯而易見的責任》宣布幾周后，岡帕斯寫道，也許《宣言》主旨應該是產業必須“把自己的產業結構梳理的井井有條”……或是“產業會有這樣的動力，如果產業結構不合理，受到壓迫，就會像封建君主制一樣無能。”

通過上述言論，可以這樣評價：岡帕斯的觀點即產業應絕對自治，不受任何來自政治政府的干涉，這幾乎就是他的態度。在如下陳述中，岡帕斯就政府與產業相聯繫過程中其適當監管範圍做了說明：

政府幫助產業產生效益有一個“合理範圍”，即幫助產業尋找、完善信息；政府要掌握這些信息，並讓產業意識到現狀，鼓勵、堅持產業在其機制範圍內發展。所謂“產業機制”就是把投資財富的獨裁力量轉到生產、僱傭和公共關係政策上。政府必須堅定地走“正常道路”，就像總有人關注生命，關注不朽。政府可能是有益的，但倘若掌控整個產業，就難免不破壞全部努力。

這就是岡帕斯腦海中對理想社會的完整描述：產業必須成為一個協調的自治整體，產業在自我管理時必須有勞動力的參與。接下來，這個民主的產業必須對自身及自身目的有“自覺意識”，即生產為了消費，不以利潤為唯一或主要目的。

但如何實現這些理想呢？應該以何種綱領實現理想呢？當前，只要關注產業統一化、協調化，就沒有必要用強制手段強迫產業向自治發展。一個產業，如果僅憑其自身意志，那麼這“意志”便只能是獲取更大利潤的渴望，產業已經向著目標很好地發展了，並正以較快的步伐靠近理想。產業正在讓自己“合理化”，而“合理化”一詞涵蓋了岡帕斯本部分的所有思想。

人們對“允許勞動者參與管理、控制合理化產業”這一點大獲成功可能深信不疑，因為勞工用勞資雙方談判的方式集聚了足夠力量。但問題是，政治國家這個強制機構已不復存在，在此特殊背景下，產業如何被迫改變其理想，而讓盈利服從於生產呢？岡帕斯對此沒有提出綱領，也不認為需要綱領。

因為岡帕斯認為，有意志力的產業已經朝著他的理想發展了。也就是說，岡帕斯已相信不同經濟學家共同提出的觀點：由於管理與所有制分離，產業會進行“再定位”並把服務社會放在與“掙得缺席股票持有者的分紅”這一同等或更高地位上。岡帕斯認為，管理與所有制分離，會導致產業同情工人爭取產業控制權的抱負，勞工為增產而合作時更是如此。接下來，管理層會希望與勞動者一同參與產業以社會服務作為生產目的的“大民主化”。

岡帕斯寫到：我與所有勞工都相信，當勞工成功幫助管理層擺脫短視、自私，並擺脫對金融寡頭政治（我們的稱法）不明智的控制時，大部分現有產出限制將會消失，勞資雙方大部分爭端也會避免。

未來的福利需要管理層、勞動者和工程師間的合作，惟其如此，才能擺脫強大的複雜財務控制產業。這種控制不僅毫無意義、耗時耗力、手段殘酷，而且與現實格格不入。

如今，正是相信存在這一解釋諸多問題的趨勢，否則這時岡帕斯不會不知道如何講話，也不會不知道用什麼腔調講話。這就解釋了《波蘭宣言》為什麼有如此強烈的，與非勞工運動因素相關的勸導論調。正如岡帕斯所見，《宣言》一部分體現了勞工目的和願望，一部分是預言，但也有一部分是在呼籲有遠見的管理層，以實現自身形式上與所有權分離，接受勞工組織提供的合作，生產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獲利 。《宣言》最後總結道：“我們承諾”會盡最大努力組織工人，我們督促所有能派上用場的人，你們的迫切需要是建立組織，並通過為各自有組織群體發言的代表，最終實現所有組織工作機構的大團結……我們敦促……鑑於時間緊迫，為了短期內實現（我們的）目標，諸位要更強烈地意識到（運動）目的，意識到（運動的）確定宗旨。

《波蘭宣言》頒布時，很明顯岡帕斯及其他勞聯領導相信：他們發現了一條通向產業民主的道路，這條路相對較短，也沒有痛苦。已實現合理化的產業要經歷道德重組，並將產業民主化作為（對勞工的）饋贈。

對這一趨勢的信仰是否堅實？要回答這個問題為時尚早。也許一些觀點認為：包含產業中央集權的產業合理化可能導致產業封建主義，而不是產業民主。從國內看，管理權、所有權分離也許能在公共事業中取得最大進展，而且如同聯邦貿易委員會所披露，除卻委員會發表的文獻外，產業管理無法將公共服務置於利益之上，而這是必然的。德、英勞工運動並不認同岡帕斯“合理化、專業化管理會導致產業民主”的期望，卻要求以綜合政治控制私有產業作為實現（產業民主）目的的方式。

但無論如何，雇主，無論組織與否，也無論有無遠見，對勞聯1923年發出的“與勞工一道加入產業民主”的邀請並無太大反應，以至於在1924年勞聯大會上，岡帕斯自己最終放棄了這一希望，至少在之後較短的一段時間內是放棄的。其後，他就回到更有他特點的觀點上，即勞工必須為每個進步而鬥爭。因此他在最後的社論中寫道：

我們必須指出：通向產業民主的道路並不是勞工獨立前行的道路。產業民主暗含並牽涉了產業中每個有用要素的參與……勞工仍不得不為了最單純的權利而鬥爭，而這一現象過於頻繁了；勞工也不得不為了產業自由的最基本內容而鬥爭……勞工時刻準備著以和整個產業即將前進的同樣速度前進。儘管反動的、極端保守的雇主反對這一道路，勞工還是必須滿足這些條件，因為這就是他們將要做的。

正是在幾周后召開的厄爾巴索會議上，岡帕斯做了如上引用的發言，即美國和其他國家業已成為“獨裁政體……即眾所周知的資本主義（政體）……即財富持有者、雇主、投機倒把者、物質所有者的獨裁。”

因此，岡帕斯在其人生最後幾年開始希望，產業能重新定位生產動機，即生產的目的是使用，而不主要是獲利。他這種態度轉變的意義在於：當他認為產業管理者正接近自主決定的結果時，這種轉變不會被他只希望表達理想並實現要求的事實破壞。他確實想重新引導產業走向，也確實將“重新定向”作為勞工運動可能實現的理想，勞聯其他領導也在這方面支持他——這也許表明他們對目前產業組織狀況確有不滿。或許，如果運動變強了，或者運動真的變強時，就會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的理想，並逐步形成實際措施，以此保有已取得的成績。

純粹工聯主義

岡帕斯在其工聯主義生涯主要階段（不含剛開始和快結束的階段）是一名經濟工聯主義者、一名純工聯主義信仰者。正因為岡帕斯有這種觀點，他完全可以代表美勞工運動主流。本章旨在解釋岡帕斯上述態度的原因，並追溯這一態度沿革。

初為工聯主義者的岡帕斯是社會主義者，而社會主義這一信念是他從那些有階級意識的激進分子那裡學來的，他在這些激進分子的引導下加入了勞工運動。儘管他13歲就從紐約到倫敦，入職一家雪茄廠，也入了工會，但當時他並不熱心工聯主義運動。不過，60年代後期，模具的引進讓雪茄廠經歷了困難時期，岡帕斯也許就是這個時候真正參與了工人運動。這一時期，工會反對引進節省勞力的設備，但最終還是被迫接受。不過由於工會鬥爭實際上失敗了，某些操作中熟練的工人就代替了不熟練的工人，工人薪酬大幅下降。此時此刻，工人亟須保護。岡帕斯因而開始思考，開始參加勞工集會。

就這樣，岡帕斯不可避免地和那些在當時移民工人城市非常火熱的激進運動聯繫起來了。當時的紐約就是天堂，是那些被迫從歐洲鎮壓中逃跑的革命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這些人滿懷熱忱和怒火，來到紐約。他寫道:“他們的思維有著絢麗的色彩，變成充滿希望的迷人燈光，點亮了灰暗慘澹的紐約這一工業城市的上空。他們的話深深震動了我，於是我便參觀他們的集會了。”

1873年，岡帕斯23歲時，一次偶然深刻影響了他的人生，影響之深，非同凡響——他先是失業，接著在當時市里唯一的工會商店，大衛•赫希（David Hirsch）的商店找了一份工。赫希是流亡海外的逃犯，因革命活動被迫逃離德國。他在紐約開了一家生產雪茄的門面，並給他在之前運動中同樣流亡在外的同志提供就業機會。岡帕斯在自傳里說，這些人實際都是馬克思學派的德社會主義者，他們熟知勞工運動，熟讀這方面的著作，大部分人都是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1873年總部遷至紐約）的一員。就是在這個安靜的商店裡，這些人一面捲菸，一面談出了世界工人革命和勞工運動。

斐迪南•勞雷爾（Ferdinand Laurrell）是這個組織的思想領袖。勞雷爾曾與哥本哈根革命運動有關，並迅速發展為第一國際某分支秘書長。由於他與某一示威遊行有牽連，才被迫逃離歐洲。而如今，他雖在紐約成了思想領袖，但只是幕後指揮者，不是面上的領導者。勞雷爾對岡帕斯有了好感，這兩個男人因此有了熱烈的友誼，年長的勞雷爾自然成了岡帕斯的導師和顧問。岡帕斯將自傳送給勞雷爾，這既體現了兩人的友誼，也體現了勞雷爾指導岡帕斯的價值，岡帕斯奉上自傳時寫上了這樣的話：“致：在我摸索著找尋正道時恰好到我身邊幫助我，在我的情緒和感情壓制我的判斷和理解時指導我的人。

這個雪茄店成了岡帕斯工聯主義和勞工運動的一支，在店裡，他在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浪潮中徜徉。一天，勞雷爾將《共產黨宣言》複印本交給岡帕斯。《宣言》是德文寫的，他看不懂，於是他決定學習德語，他此後也是這樣做的，他寫道：“我讀了所有我能接觸到的德國經濟學著作，像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還有其他人的我都讀過。”

勞雷爾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他堅信工聯主義，堅信任何強大的勞工運動都必須建在強大的工會聯盟基礎上，這種觀點給岡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岡帕斯總會帶給勞雷爾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想法，勞雷爾也會對岡帕斯說：“山姆，學一學你工會會員卡上的內容，如果你的觀點與會員卡上的條款不協調時，你的觀點就不對。”

也正是勞雷爾，在那些日子裡，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岡帕斯。正如岡帕斯在自傳中透露的那樣，他一旦接觸紐約的激進運動，他的情緒化脾氣就時不時把他帶向“極左”。他由此寫道：“在那青春歲月里，我充滿激情，充滿夢想，我的情感在燃燒，什麼路我都可能走，什麼表面上向我們的同志、工友承諾自由的運動我都會參與。正是我的朋友勞雷爾，他智慧的忠告救了我，‘絕不讓情緒主宰你，要讓理智掌控你的行為’。”

岡帕斯對第一國際非常感興趣，這一組織“穩定、實際的”原則著實吸引著他 ，讓他蠢蠢欲動。但勞雷爾認為，國際組織由歐洲移民和美知識分子組成，業已完全脫離美國生活，處於崩盤邊緣，於是他勸岡帕斯遠離第一國際。他同時建議岡帕斯去參加自己一行人的集會，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

也就是那時，岡帕斯經由這些有階級意識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社會主義者，受其引導，加入勞工運動。70年代早期，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夥伴都是社會主義者。因此，岡帕斯從他們那裡接受了意識形態，吸取了社會主義信念，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早期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理論深深影響了岡帕斯，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希爾奎特曾說：岡帕斯是他所知最有階級意識的人。正是這種階級意識，這種理想主義引導著岡帕斯，無論受金錢還是何種利益的誘惑，都能始終如一，將一生都奉獻給工人階級的進步，同樣也豐富了自己的經歷。社會主義學說讓他明確接受了僱傭勞動者地位的階級性，也讓他厭惡生產者為努力擺脫現有地位而展開合作的觀念。最終，社會主義學說引導岡帕斯無可選擇地產生了社會民主信念，他相信工人階級註定要掌權。即便20多年後，岡帕斯的詞彙中還會偶然蹦出他早期受社會主義影響的痕跡。

不過，岡帕斯並沒有一如既往地堅持社會主義信念。70年代中後期，他和其他許多社會主義者經歷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再定位，他們的社會主義觀點轉移到了幕後。

岡帕斯從一開始，甚至在他成為社會主義者前，就已經是工聯主義者了。有人說，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因為他父親也是雪茄製造工，也曾是工會一員。而事實是，他在工會的大部分利益都拿來資助家人移民紐約了。一家人剛到紐約，岡帕斯父子自然立馬加入了當地工會。從此岡帕斯再也沒有放棄他的工會會員身份，即便後來幾年他不再熱心工會，只是偶爾開開會，他還是堅守自己的工會會員身份。而後，到70年代初，進入了“艱難時期”，促使他又對勞工運動有了興趣，他毫不猶豫地轉向工會，轉向這個能幫助他和朋友提高工作待遇的組織。他在工會變得積極了，並多次領導商鋪罷市，以“鼓動人士”的身份逐漸在行業勞工中贏得了榮譽。

1873年，他來到赫希的雪茄店，接受了工聯主義和社會主義。他的啟蒙導師研究了當時美國的條件，業已相信，政治行動是行不通，也成不了的，美勞工團結起來的唯一方法就是開展關注民生的強大工會運動。他們相信，只有開展這樣的運動，並以此為基礎，才能成立一個政黨。因此這些人一面教給了岡帕斯勞工運動的思想體系，一面又給岡帕斯以精神支持，對“工會是為勞工爭取更好條件的理想方式”這一信念表示支持。從此，岡帕斯的這個信念就再沒有動搖過。

岡帕斯此後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工會工作，他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當時，雪茄業境遇很差，大部分雪茄製造商都沒有入會；由於國際工會制定了苛刻的入會條件，大多數製造商進不得工會大門。岡帕斯和朋友遂致力改革國際工會入會條件，由此很多半熟練的碎石工、填料工均可入會。上述舉動落空後，他們在當地成立了第144號工人組織，岡帕斯當選該組織領導人，想盡辦法把紐約所有雪茄製造商都吸納進來。慢慢的，他們找到了方法，在當地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並有了成果。

岡帕斯在建立工人組織的過程中，捲入了紐約運動的漩渦。從國際工會幾次公開會議開始，他逐漸建起了自己的“小圈子”，這是一個由男人組成的，以獻身勞動事業為紐帶的組織。成員有勞雷爾，還有阿道夫•斯特拉瑟，他幾年後成為國際雪茄製造商聯盟主席，後來仍是J. P. 麥克唐奈聯盟的一大支柱，隨後還成為一名卓越的聯盟領導者。J. P. 麥奎爾（McGuire）作為麥克唐奈聯盟的早期領導人，也是“小圈子”的一員，後來成為木匠領導人。不過這個時候的麥奎爾熱心政治活動，和其他成員“玩不來”。“小圈子”中的大部分人是移民社會主義者，也是第一國際成員。

岡帕斯寫道：“這些人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們很講原則，從這些人身上我知道了什麼是勞工運動的基礎。他們是一群為達目的不怕風險的人。”當時美勞工運動局面混亂，他們摸索著建立一套原則，以此實現美勞工團結，開展勞工運動。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認真討論計劃、政策、理論，要在激進主義和革命措辭一片混亂的背景下，謀求建立一套原則，為工友帶來改善生活的機會。忙碌而認真的討論一直持續到凌晨，卡隆堡（Kronburg）給組織命名為“10個哲學家”（Die Zehn Philosophen）。但我們的興趣並不僅是學術討論，而是一股干實事的衝勁。有了這種共同的誓言，我們把自己奉獻給了工會事業。

 “十個哲學家”成員相互接觸、開展討論，可謂“實副其名”。我們先是有共同的夢想，繼而打破這一夢，研究什麼行動可能有實際價值。我們通過這個小小的組織，提出了運動目的，也提出了運動的主動性，這一切最終催生了當前的美國勞工運動，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經濟組織。美工會組織不是我們創造的，它是武力和客觀條件的產物。但我們創造了技術，形成了引導工會提出建設性政策，做出成果的基礎。

這些人一致同意的重要觀點是工會的重中之重。他們是工會會員，他們對工聯主義深信不疑，他們的使命就是向美國工人宣傳工聯主義；他們堅信“經濟組織和對經濟實力的控制可能會影響所有領域”，因而政治只能位居其次；他們還認為，勞工黨派發起政治活動是不合時宜的，只有先開展一定規模的工會運動，才能開展上述政治活動。他們是現實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發現，對那些沒有階級意識的美工人來說，只有承諾並立即帶來實際改善的工聯主義才能征服他們的心。而且自從這些工人受激進的歐洲思潮和言論排擠以來，他們就一邊倡導將建立工會作為頭等大事，一邊想著弱化工人的社會主義信念。

這些人就是以後工聯主義的擁護者和捍衛者，而當時工聯主義是需要擁護者和捍衛者的。工會之前就有，這是事實。50年代初，海市蜃樓般的熱血40年代銷聲匿跡後，相對溫和的工會出現了。安德魯（Andrews）寫道：“褪去普世而閃耀的理想外殼，還沒有訂立單一的勞工文件籠絡人心，熟練工種行業就一心要通過永久、獨特的組織為他們獲得更多的薪資。”1857年的恐慌摧毀了他們的勞工組織。1859—1860年，又出現了恐慌，不過內戰爆發前就消失了。接著，經過戰爭後期及戰後幾年的繁榮，第三組織紛紛興起並活躍起來。但1873年的恐慌導致了蕭條，重創了第三組織，很多此類組織解散了，即使倖免下來的也無回天之力了。因此，工人對工聯主義失去了信心，在這窮途末路之時，又轉向了政治活動。一夜間，那些不切實際的改革家、聒噪者發現他們又有用武之地了。就連好不容易又團結在一起的工會，都認為罷工是無用而徒勞的。

那四年，那些曾教育大家通過工會自我拯救的人確實是先知，但卻無人問津。

和當時有關工聯主義價值和定位的思想一樣，工聯主義的操作方式沒有系統、含混不清、簡單原始。

（岡帕斯寫道）早期工會和如今工會相差巨大。早期工會缺乏規章和秩序，基本上就是同行業工人的特定組織，工人與雇主有麻煩時，工會可能讓大家互相幫助，擺脫困境。他們並未堅持用集體談判的方式保障薪資水平。雇主發出的薪資是固定的，且不斷獅子大開口般壓榨工人，直到工人忍無可忍起來反抗。反抗通常是由受壓榨最狠，受傷最深的工人發起，他們起義並宣布:“我們要罷工，誰繼續幹活，誰就是工賊。”通常這樣一來工人都會跟著他罷工。

岡帕斯的工會是通常處在危險經濟條件下有典型意義的工會。但凡有罷工資金，都會被無數無計劃，任意發起的罷市活動浪費掉，因此會員得不到福利。即便如此，入會脫會仍要經過工會篩選。

但岡帕斯和其他九位思想家仍倡導工聯主義，仍在實際工作中穩定、壯大自己的貿易組織，他們不僅要對抗工人的消極情緒，還要與部分社會主義者中的特定反對派作鬥爭。如今，培養岡帕斯的國際工人協會始終給予工會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國際工人協會之所以形成，其主要動力實際是英國純粹工會，他們想和歐洲大陸勞工運動有效接觸，從而避免罷工破壞者打入內部。開頭幾年，英工會主義者領導國際工人協會 ，後來英工聯主義者退出領導舞台，由馬克思接任。但馬克思自己，即使急於掌控政治力量，也總把工會看得很重。下文是國際工人協會總理事會致芝加哥頑固分子一封信的摘要，其中明確表示了協會的觀點：

我們應指出工會運動對國際工人協會某分支不僅有益，而且極其重要，這一作法似乎很怪，但我們不能忘記協會《章程》第三條，即協會每屆代表大會都應勤勤懇懇，致力於工會運動，並努力找尋壯大運動的途徑。勞工運動孕育了工會，因為工人自然會轉向可以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運動，因此他們首先就會通過行業與同行聯繫起來，這也因此成為國際運動的職責——不僅僅幫助現存工會，並在能給予幫助前領導他們走向正確的道路，比如實現工會國際化，而且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建立工會組織。

但60年代後期的德國，拉薩爾（Lassalle）替代馬克思成為工人階級領袖，開始宣揚不同的觀念。德國當時工業制度落後於英國，工人仍渴望個體勞動的理想變成現實，仍沒有成立工會。相應地，拉薩爾並不熟悉英工會運動，他相信由其鐵腕薪資政策，即薪資必須始終保持在勞工最低生活水平，工會在其綱領下不會有任何地位。按拉薩爾的思維，用生產商合作替代私人營利經營是解決勞工問題的唯一方法。但如果政府不給他們低息貸款，合作生產方式就建不起來。至此，要掌控整個國家，必須有政治活動。

德國的拉薩爾追隨者，70年代因俾斯麥壓迫被迫來美，接受了工聯主義，並深信不疑。因此，他們後來必然與國際工人協會成員產生衝突。確切地說，衝突始於1873年。1873年前，由於工業繁榮發展，拉薩爾追隨者發現籌備政治活動，時機不合適，後續發展也不合適。但隨著經濟蕭條，他們發現發起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時機成熟了。

因此，到1873—1874年，美社會主義者分為兩派，衝突界限由此劃清。

兩派中，一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或工會社會主義者，主要依附工會。他們認為，工會是工人階級理所當然的組織，他們爭取權益的主要途徑就是經濟領域的大規模抗爭。另一派是拉薩爾追隨者或政治社會主義者，他們專注勞工政黨領導的政治活動，認為相對而言工會不重要。到1874年，兩派別的思想分歧發展成了組織分歧，同年，拉薩爾追隨者脫離國際工人協會，在美西部成立了伊利諾斯州勞工黨，在美東部成立了北美社會民主黨。然而這一分裂並不持久，兩黨很快盡釋前嫌，融合起來。兩黨合併後，成立了我們熟知的美國工人黨。但組織合併了，兩者潛在分歧卻未抹平，反而暗中爭奪合併組織的控制權。當代人誠然見證了這一幕：

美兩大社會主義派系合併前遇到很大困難，合併後仍然面臨危險。拉薩爾追隨者是工運新手，隨其一同移美的年輕移民也是新手，他們想通過普選，即首先市一級投票，接著州一級投票的方式進入政治領域，獲得影響力。而工會社會主義者和年齡更大、經驗更多的移民認為，若立馬展開政治行動，他們就只能預見災難。馬克思派對工會，對工會效力只有一丁點信心，而拉薩爾派只期待工會救助；馬克思派拿出德國社會主義者的例子，而拉薩爾拿出了英國工會的例子……馬克思派想讓小資產階級對黨派有興趣，而拉薩爾只想把政黨開放給工薪階層，並認為只要非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加入工會，工會就會腐化；馬克思派爭取下次會議修改黨綱；而拉薩爾威脅說“改黨綱，就退黨”。

在美工人黨1876年大會上，工聯分子占上風，結果否決了即將進行的政治活動。但不久，受外部環境干預，兩派勢力轉變為政治派系。1877年，鐵路大罷工爆發。由此引發的熱潮大大刺激了政治活動。各處的社會主義者開始推舉候選人，開展競選活動。這樣，對工人黨的控制權自然轉移到政治派系手中，工人黨很快更名為“社會主義勞工黨”。那些不滿這一改動的國際主義者隨即退黨，併集中力量組織建立工會。

兩派就政治活動是否開展過早進行爭論，之後幾年的政治活動整體成效說明：政治活動確實早熟而早衰。1877年，社會主義競選活動取得很大成功，但之後幾年就不怎麼成功了，到1879年，由於工業復甦，條件改善，社會主義選舉力量明顯減少。到1880—1881年，工薪階層對政治已然失去興趣，社會主義勞工黨派已被內訌弄的四分五裂，社會主義者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強健的工會運動發展了，許多之前看不到曙光的激進分子，如今都轉向了工聯主義。

工聯主義者與政治社會主義者的矛盾深刻影響了岡帕斯及其“10個哲學家”組織，其影響之深前所未有。由於衝突發展，這些人對工聯主義的極端必要性深信不疑，甚至對他們最開始認為是極端和站不住腳的部分都深信不疑。

簡單地說，兩派根本區別即經濟手段和政治行動的區別，即工會和勞工黨的區別。最初，雙方並未採取一系列針對對方的措施，都認為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對拉薩爾追隨者來說，政治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廢除資本主義，這是重中之重。但強調政治活動時，他們就傾向於工會作用最小化，將其僅作為社會民主的附屬品，大部分時候用作宣傳工具。

很明顯，馬克思工聯社會主義者敵視拉薩爾派的觀點。馬克思派認為，有一個能通過關注工人眼前需求與工人緊密聯繫的強大工會運動才是首要的。沒有強大的工會運動支撐，他們不會相信能成功建起勞工黨。因此，如前例所示，因為缺乏強大工會運動的支持，他們就認為政治運動操之過急、徒勞無功。衝突把兩派都引入極端。僅從把工會放在次要位置這一點看，拉薩爾追隨者已漸漸開始徹底反對工會；而馬克思派起初僅僅因為阻止工會運動從屬政治運動這一行為而焦慮，後來就漸漸釋懷了。既然拉薩爾派目前如此徹底地仇視工會，他們最終也會全盤否定政治運動。

現在，從上例可推知，與上例有關係的問題即工薪階層既得利益，這與工運最終目的完全相反。拉薩爾派熱切追求政治運動，期望徹底廢除工薪制，開創生產商合作制度，但並不太關注，也不太重視保全工人既得利益問題。相反，工會社會主義者堅定認為，迅速改善工薪階級條件，這是要考慮的問題。

馬克思派越發認為，拉薩爾主義即犧牲眼前利益，追求最終理想，兩派至此走向極端。拉薩爾派把能直接改善工人條件的工會運動歸於次要地位，僅從這一點就能看出，拉薩爾派已開始認為：工會活動不僅沒用，甚至有害，因為工人本該更加關注廢除工薪制這樣更基本的任務，馬克思派對拉薩爾派這一觀點有了回應，他們把拉薩爾派當成“空談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生計問題上。最後，提倡最終理想的人與只宣揚最終理想，不顧改善即時需求的人越發緊密地聯繫起來，於是馬克思派失去了他們的最終理想，他們的社會主義成了工聯主義，純粹工聯主義。

因此那些年，岡帕斯把精力越發放在建設雪茄製造商組織上，也放在維護業內工人更高薪資，更短工時的努力中。當拉薩爾派像之前一樣干擾他們的工作時，這只會增加他內心對政治活動、工會政治的痛恨。

有這麼一個例子：國內工人開展運動，廢除雪茄生產，岡帕斯則盡力保障運動。雇主有可租的房子，並把公寓租給雪茄生產者及其家屬，一個營利體系就這樣成長起來。一家老小每天工作14—17小時，這自然破壞了商店裡有組織的工人的工時標準。為廢除這一體系，岡帕斯和其他領導者開始從國家立法入手，隨即深入各州。他們通過教育、宣傳活動，左右國家法律制定，其後便積極遊說。他們隨後發現，立法者、候選人支持他們的這個法案，於是努力在選舉中支持這些人，以打敗該法案的反對人士。

上述鬥爭有一個特點：岡帕斯等人與反對工聯主義，為舊黨派候選人投票的政治社會主義分子發生爭執。實際上，即使社會主義者提名人選所得票數不減少，他們也不許成員支持其他黨派。比起社會主義黨，他們更不願看到其他媒介主宰改革，他們採取多種蓄意阻撓策略，甚至讓他們直接反對舊黨派候選人，而這些人發誓要為這一尚在討論的法案投票，這一做法也得到岡帕斯的支持 。由此可見，岡帕斯是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由此他對蓄意阻撓這些社會主義分子的策略嗤之以鼻。岡帕斯認為，及時改善工人條件才是重中之重，為最終獲得自己的目標，不論什麼樣的策略、方法，他都會採用。

這裡還有一個與上文有點關係的小插曲，它將岡帕斯與政治社會主義者間的矛盾進一步具體化了。繼廢除雪茄生產運動後，政治社會主義者與工聯社會主義者的衝突，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義者與“純粹人士”的衝突，在紐約雪茄生產商組織間公開爆發。雙方都意在爭奪工會控制權。雪茄生產商雜誌由此對這一場景做了總結。

大家一定記得，就在最近兩年，超過3000名雪茄生產者來到了這座城市（幾乎都是德國人），他們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是斐迪南•拉薩爾的跟隨者。他們開始呼籲紐約144號工會中不贊成社會主義鼓動方式的領導人應該下台；他們甚至吹噓最終會控制國際工會。

1882年，在當地舉行了144號工會官員選舉，社會主義者幾乎要“將所有非社會主義者從管理層開除出去”。社會主義派候選人打敗了岡帕斯支持的候選者成為工會主席。但是岡帕斯及其夥伴拒絕接受這一選舉結果，他們請求斯特拉瑟（Strasser）擱置這一結果，理由是獲勝的候選人只是一名小生產商，沒資格當主席。斯特拉瑟確實也按岡帕斯等人的意思辦了。國際工人協會執行委員會對此事做了研究，發現整個事件結果就是社會主義者方面脫離工會，組建雪茄生產商激進工會。這一分家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實際上，紐約工會組織在僱傭條件仍被關注的範圍內，其功能多年來已破壞殆盡。

不難猜出這段小插曲會對岡帕斯造成何種影響。僅僅是想法不同，理想不同，工會就因此土崩瓦解了，這讓他明白了：當時對工會而言，“想法”是令人生厭的不安分因素。把“想法”“終極”“政治”等排除出工會，就能排除因工聯主義者對這些問題持有不同觀點而引發工會分裂的可能。

另一方面看，薪水、工時是所有工薪階層衡量工作環境的共同標尺。至於一天能掙2美元還是1美元，白天要干8小時還是9小時，他們不太會有爭議。

這裡也許要提到早期發生的其他一些特定事件，這些事件毫無疑問影響了岡帕斯的思想。70年代初，國際工人協會第12分支當時由部分改革家、時尚人士、知識分子掌控，並由著名的維多利亞•伍德胡爾（Victoria Woodhull）和田納西•克萊夫頓（Tennessee Clafton）姐妹領導。這些人並不是工薪階層，他們認為工會爭取眼前利益的活動乏味可陳、毫無激情。他們想通過運動實現最終目標，這一願望讓他們對勞工運動有了興趣。不過，第12分支與合法工運聯繫只能證明分支會傷害工運，讓工運難堪。

上述知識分子通過宣傳對自由戀愛、婦女普選、通用語言、全體統治（pantarchy）的支持，打倒了國際工人協會和工運領導人對上述觀點的嘲笑和羞辱 。他們的示威遊行和激進聲明具有喚起“理智而清醒”的民眾痛恨、敵視勞工運動的傾向。

這一場景正值處決巴黎共產主義者。到1874年冬，上述活動仍時有發生，這也是經濟極度低迷期，工人大量失業。有鑑於此，城市有組織的工會運動開始敦促市政官員出台緩解失業壓力的政策。岡帕斯由此寫道：如今，第12分支在死氣沉沉的氣氛中甦醒了，他們抓住機會，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下，產生了轟動。他們置身運動最前沿，做著熱烈的演講，舉著紅旗遊行等。而這些舉動的結果，誠如岡帕斯斷言，政府官員對這些善意的勞動領導人實事求是的提議產生了偏見。當警察瘋狂打壓工人為擺脫失業的遊行時，岡帕斯認為湯普金斯廣場（Tompkins Square）暴動，工會活動要承擔部分責任。

岡帕斯說：對我來說，這些人對我有啟蒙意義，也是我理解今後勞工運動的航標。我看到激進、追求轟動的行業如何集中所有組織的力量反對工會運動，如何提前取消正常、必要的活動；我看到勞工運動的領導權能輕而易舉委託給那些滿心滿腦都是“勞動換口糧”經驗的粗人；我也看到改善工人必須主要依靠工人；我還看到與那些並不理解“工運經驗即人類生活經驗”的知識分子胡亂糾纏的危險。

岡帕斯及其“哲學家”夥伴，還有其他激進主義者吸取了第12分支的上述經驗教訓，了解了他們對政治社會主義者所提綱領的反應，遂開始忽視社會主義者，轉而成為純粹工聯主義者。憑藉這一身份，岡帕斯及其團隊這些年在美工聯主義發展流程和技巧上起了先鋒作用。他們歷經數次絕望的鬥爭，1877年就已將紐約牢牢收入囊中。之所以有此成就，是以當年斯特拉瑟在國際工人協會當選領導人為前提的。國際工人協會當時正處低谷，只有1016名成員，斯特拉瑟與岡帕斯遂對其著手重組。為了不讓會員在蕭條時期退會，他們向旅行外出的人、病人和失業人員發放福利。他們還從英國工會照搬了其特有的基金均等化政策，這個政策可以讓沒有力量卻要罷工的當地民眾能夠藉助富有地區轉來的資金組織起來。他們看到，就像他們當地的實力會被無數不協調、無計劃的社會罷工削弱一樣，多地間不協調罷工也會削弱國際工人協會的力量。國際工人協會相應採取了集中控制所有罷工的政策，並設立了罷工資金，上述舉措加上斯特拉瑟的管理才能和產業復甦，共同拉開了工會復興序幕。到1881年，國際工人協會成員數增至12709人，雪茄生產商工會當時已成為其他工會的模範代表。雪茄生產商不僅占據了領導地位，也催生了國家組織的出現。

岡帕斯和之前其他的激進分子向純粹工聯主義轉變，這對美勞工運動有何重要之處呢？正如有人更願相信主要是這一轉變導致美商業渠道的工運發展，有人又覺得純粹工聯主義是純粹胡扯。不論是工會重新定位時，還是定位後不久，受1877年後產業興旺的刺激，技工工會遂在全國各地開枝散葉，而這些工會並未受上述激進觀點的影響，他們明顯有規避政治的強大決心，完全不理會知識分子和改革者。他們的工聯主義，或簡稱純粹工聯主義，無論有無岡帕斯及其團隊，這種工聯主義一定會像在英國的發展一樣逐漸壯大。岡帕斯的轉變作用很大，這種作用讓他有資格成為崛起中的經濟工聯主義領導人。這種轉變還讓他成為工聯主義代表，促使他宣傳、保護、建設工聯主義，促使他維護對工聯主義發展至關重要的正確原則並為之鬥爭。回顧一下，堅持在經濟領域行動，不搞獨立政治活動，沒有終極目的，除工薪、工時外實際沒有任何理念——似乎可以肯定，只有當初堅持這些原則，工聯主義才有在本國本階段發展的可能。

岡帕斯就是用時間證明一切的人。果然，他的瘋狂是對的。

薩繆爾•岡帕斯與社會主義

前一章介紹了岡帕斯如何保護工聯主義並及時改善工人境況，這勢必要提一個背景，即岡帕斯學徒時吸收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後一系列事件逐漸讓他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

把上述終極理想作為背景因素並不是要否定他們。80年代的岡帕斯確實不曾展示仇視社會主義的痕跡。但即使他在行為上表現出一副徹底的經濟工聯主義者的樣子，也偶爾會考慮社會主義，認為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替代品可能是最合適的社會制度了。如1887年紐約發生亨利•喬治運動時，我們發現他是這樣說的：

在堅守崇高理想的同時，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地前進，理智考慮迫切的需求。講到我們包括廢除工薪制在內的終極目標，我對我們最先進的思想家充滿信心。

有一句話叫“先做最重要的事”，岡帕斯照搬過來回應社會主義者的爭論，這似乎表明他認為更高薪資和更短工時並非工聯主義的全部。我們不止一次發現他這個時期說：工會是工人階級改善眼下條件，實現最終解放的工具。但對岡帕斯來說，社會主義共和國實在太遙遠，太空洞，對現階段的事影響甚微。他是一個99%的工聯主義者，滿腦子都是“第一要務”和“腳踏實地”。作為雪茄生產商領導人，作為正努力建設全國性組織的領導人，他每天忙於運動的實務工作。而這種情況下，最終理想越來越遠，越來越不重要，缺乏關注的最終理想似乎逐漸衰退，逐漸消逝。

作為一名美勞聯領導人，岡帕斯有各種理由將社會主義信仰拋諸腦後：聯盟中大部分技工及其領導者都極端反感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且社會主義本身過於脆弱，無力抵擋政治糾紛；社會主義者也不想以某官員、某公開社會主義者的身份被世人接受。

一系列事件讓岡帕斯不再同情社會主義，哪怕只是一絲的容忍，他最終極端仇視社會主義，而1896年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一系列事件的開始。當年，新成立的美勞聯開始要求每天8小時工作制。五月初，聯合會發起一場約19萬人的大罷工。但運動剛有了成效，1896年5月3日無政府主義者就製造了芝加哥秣市廣場爆炸案，這一慘案的影響直接成為工會運動的絆腳石，剛有的成效也煙消雲散。岡帕斯後來表明：“這一炸不僅讓警察送了命，也斷送了那年為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努力，之後幾年，儘管我們絕對不再與這些人聯繫，但事實是他們一直對我們的觀念、思想和鬥爭方式懷有敵意。

這一事件也讓岡帕斯認識到：如果工會思想與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者等激進分子的思想相聯繫，那麼為更高薪資、更短工時而鬥爭的工會運動在國內的發展必然遇到巨大阻礙。

四年後，岡帕斯與社會主義者首次爆發衝突，這一衝突直接把岡帕斯完全推向了社會主義者的對立面。幾年來，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深受衝突影響，雙方在紐約總工會機關（即中央工會）一直悶悶不樂。1889年，社會主義者聲討中央工會太過保守、沾染政治腐敗，遂退會組建了已被美勞聯承認並頒發許可的中央勞工聯合會。

但幾個月後，社會主義者化解了他們與中央工會的差異，中央勞聯和中央工會就這樣融合了，但這只是暫時的和平。其後幾年，社會主義者因不滿中央工會漠視每日8小時工作制，漠視與其他工會的政治聯繫，再次退會並重組中央勞聯，重新向美勞聯申請成立許可。

以岡帕斯為首的聯盟執行委員會拒絕了社會主義者的申請，理由是附屬中央勞聯的系列機關包含社會主義勞工黨美國支部的名字，這太讓人震驚了。岡帕斯認為，美勞聯自成立起就只允許工會依附於它，且美勞聯絕不代表政黨，因此聯盟無法給予中央勞聯許可，即只要社會主義勞工黨依附中央勞聯，就不可能得到美勞聯許可。中央勞聯拒絕社會主義勞工黨退出，並對美勞聯1890年會議決議提出上訴。

1890年會議上，中央勞聯向美勞聯提出的許可申請歷經長期、犀利的討論，作為領導者的岡帕斯堅決反對社會主義者。

岡帕斯在大會主席報告中說：除了憲法上的考慮，我當時相信，現在也堅信，社會主義勞工黨作為一個政黨沒有資格代表純正的工會組織……我想讓我的觀點順應勞工運動健康、和諧、成功發展，但我不能，也不願證明：我所堅信的“只有純粹工聯主義才能幫助工薪階層保護其現有物質利益和實際進步，並最終獲得解放”的觀點是錯誤的。

岡帕斯在大會發言中全面解釋了他做出上述決定的原因：他並不希望看見因為他想保持美勞聯的純粹工會性質，就讓社會主義勞工黨依附中央勞聯。如果聯盟應允代表社會主義勞工黨，那麼還能拒絕其他政黨的此類申請嗎？他想讓聯盟規避一切與黨派政治有關的事，因為這些事情只會引發糾紛和不和。

而且，對岡帕斯來說，如果允許勞工黨依附中央勞聯，那麼無論是勞工黨，還是該黨治下某黨，就可以通過操縱美勞聯開展獨立政治運動而打開缺口。再者，他認為，允許社會主義者代表美勞聯就等同於支持社會主義。他相信大部分工聯主義者既不會同情社會主義者，也不會同情他們的運動，因此，如果支持社會主義，就可能引發糾紛，引發部分工會分裂。此外，鐵道部門的兄弟、磚瓦工等部分組織尚未加入勞聯。他還不清楚，如果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委員會一員，他們是否有可能加入美勞聯。“我們有很多事要做，我們的目標很偉大，偉大到我們無法允許混亂局面的出現，也無法允許碌碌無為 。”

然而，岡帕斯在阻攔勞工黨以政黨身份占勞聯一席之地時，他似乎也急於避免與社會主義者發生不必要的衝突，並儘可能對他們好言相待。

他說：現在我主張不要與勞工黨敵對。不管是誰，只要說了主張與勞工黨敵對的話，我都不會同意，但我們要求工會應有自己的空間，我們應像工聯主義者一樣開展工作。

他繼續說：朋友們、與會代表們，讓我告訴你們，要控告、起訴我反社會主義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他根本就不認識山姆•岡帕斯。這裡，我要開誠布公地說：社會主義者的崇高願望並不是我的理想；他們為之奮鬥的，鼓舞人心的、高尚的理想也不會讓我心潮澎湃。不過我們的方式不同，他們的方式本來就與眾不同。

大會經過幾天討論，投票支持岡帕斯的立場，支持執行委員會。於是，“薩尼爾先生（代表中央勞聯的社會主義代表）退出會議，聲稱要和岡帕斯這群‘騙子’斗個魚死網破”，並說“社會主義者就是硬塞，也要把社會主義塞到美國工人的喉嚨里去。”

這個插曲對岡帕斯及其純粹工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思想差異的具體化是有作用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工會運動除改善即時利益外，拒絕信奉任何最終理想，簡直就是“最大的異端”。當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疲於從內部奪取勞聯，建造社會主義陣地時，另一部分人直接與勞聯敵對起來。而岡帕斯及其“純正工聯主義者”則決心阻止社會主義者控制勞聯，阻止社會主義者將勞聯作為其“政黨風箏的尾巴”並利用勞聯進行社會主義宣傳。

岡帕斯厭惡的社會主義觀點著實很多，因此這個時期，當相當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仍認為社會主義會是一種變革方式時，岡帕斯只覺得這是天方夜譚。而且，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一致認為“事情在改善前都會變糟”，即按馬克思的理論，無產階級的痛苦日益增長，最終會激起無產階級的反抗——這個邏輯的定義自然促使他們堅持工會最合適的活動不是改善現有條件，而是廣泛宣傳。岡帕斯因此表述了社會主義者的態度。

如果工會罷工勝利，爭取到更好的條件，社會主義者就會譴責工會，與工會爭論，得出“這種勝利是可悲的”結論——因為用社會主義者的話說，“罷工勝利，爭取到更好的條件，會使工人階級滿足現有社會制度和政府”，這樣一來，工會就會阻礙人們全面理解他們推崇的理論，阻礙他們介紹自己的理論。另一方面，一旦罷工失敗，就會立即有人喋喋不休、拼命證明罷工失敗是工會業已“陳舊、衰老、無力”的表現。

再者，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政黨熱情空前，相反他們認為工會沒什麼用，甚至根本沒用。在他們眼中，他們的黨是這個，他們的黨是那個，他們的黨就是一切。岡帕斯曾說：“我堅信，他們更關心投向自己的票是不是更多了，而不是罷工是否失敗了；或者說，他們更關心自己的著作是不是傳播得更廣了。”

後來，社會主義者放棄了自己的觀點，承認工會的基礎性作用。但那時岡帕斯對社會主義者的仇視已根深蒂固。

岡帕斯堅決抵制社會主義，終於引發了1890年社會主義者反對“純粹”勞聯領導人的運動。對此次運動的有關敘述，見於丹尼爾•德•列昂（Daniel De Leon）主編的、當時社會主義勞工黨機關報《人民》。自1891年《人民》創辦起，幾乎每篇都有指向岡帕斯，特別是指向所有通常“工運的純粹錯誤領導”的批判、輕視、嘲笑的報道。典型的社論會寫到：“發現了純粹（的勞工運動）”。“一些人無知，另一些人腐敗，所有這些人都不適合做工運領導。要教育、團結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因此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超越每個人……要掃清障礙，剔除流氓 。”還有文章說：“由於害怕毀掉個人前途，麥圭爾、岡帕斯……等倡導純粹工聯主義人士對社會主義發起了誹謗，這些人要麼與資本主義一道，要麼與資本主義政客一道密謀個人提升。”

1893—1894年，岡帕斯與社會主義者衝突又起。1893年會議出於對附屬工會的考慮，投票通過了由社會主義者提出、發起的《政治綱領》。《綱領》前言參考了英勞工組織開展的獨立政治行動。《綱領》共11條，除一條有爭議外，其餘條款已提前獲勞聯通過。但第10條規定“人民對所有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實行集體所有制，”即社會主義。最終，為解決兩派圍繞該條的分歧，會議支持英勞工政治行動，認為“提交該《綱領》和政治工運基礎要合理考慮附屬工會，工會下屆會議代表將以英勞工政治運動作為今後行動的標準”。《綱領》的提出並無異議，只是由於兩派票數相近，大會因此刪除了《綱領》中的“合理”一詞。

岡帕斯在1894年會議上明確反對通過第10條，反對發動獨立政治運動。他之所以反對第10條，並不是因為他有多麼不贊同社會主義，而僅是因為他從實際考慮，認為擁護第10條不明智。因此他在大會主席報告中說：

世界各地工會幾乎都發布了《綱領》中的若干要求，但上述要求中有一點不僅絕對雷同，而且幾乎藏而不現——這就是不僅存在爭議，而且明顯不實用的一段表述，就是把這段表述建在經濟真理上，也無法論證。這段表述離現實太遠，遠到在我們的工友面前，把我們和我們的運動放在了一片平淡無奇、不值得羨慕的光芒中。如果我們的組織堅持這種不切實際的表述，這無疑會阻止許多純正的工聯主義者加入我們的隊伍，與我們並肩戰鬥，去獲得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連續幾天都在激烈討論這個問題，斯特拉斯、麥圭爾帶頭攻擊《綱領》第10條。他們在演講中完全代表岡帕斯的觀點，反覆強調“支持社會主義，工會將陷入混亂的糾紛，而勞聯的團結又過於危險，危險到無法冒著緊張和壓力實現這一步”的現實。麥圭爾說：“我們為什麼不能長久友好呢？我們可以擱置爭議，等勞工運動進步到摩根兄弟無數次講過的那種程度後（再爭議）……我說：那就和你的工會組織並肩作戰吧。組織第一位，教育第二位，組織要和教育共同發展；我們的工會停止活動後，我們既是市民，也是工人，然後我們就加入黨派，不論是社會主義黨派，勞工黨派還是其他黨派。如果你也希望這樣，那就像市民一樣為這一理想而奮鬥，不過禁酒主義者、民主共和兩黨黨員，還有你單位的各類同事在場時不要引起糾紛。

保守派成功了，首先是否決了《綱領》前言，其後藉助相當犀利的議會把戲廢除了第10條，最後否決了整個《綱領》。但社會主義者的這次逆轉是以岡帕斯不擔任主席為代價的。社會主義者遭遇挫敗，十分痛心，於是與麥克布賴德（McBride）支持者合作，選舉麥克布賴德接替岡帕斯成為主席。

就在這件事發生一年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件比其他任何事更促使岡帕斯和勞聯領導極度仇視社會主義的事。1895年12月，丹尼爾•德•里昂暗地裡發起社會主義貿易和勞工聯盟，這一舉動無可彌補地傷害了把美工運帶入社會主義的目標，並且導致以下事件的發生。

勞聯於1890年拒絕為中央勞聯發放許可，這進一步加深了工會與社會主義者的分歧。在摩根（Morgan）和巴恩斯（Barnes）領導下，社會主義者的首個組織繼續在勞聯內宣傳社會主義。1893年，正是這些社會主義者提出了《政治綱領》，即使他們在中央勞聯申請許可遭拒事件中敗北，也仍舊相信他們在進步，“仍舊相信社會主義優勢初顯的事實 。”社會主義者的第二個組織主要在紐約，追求不同的道路。1890年社會主義者失敗後，他們隨後就不再支持勞聯，並徹底與勞聯敵對，同時轉而與騎士團培養感情。在德•里昂領導下，他們開始調整控制騎士團的角度，希望騎士團最終取代勞聯。他們這種態度不僅沒有效果，反而讓勞聯內工作的社會主義者感到尷尬。實際上德•里昂鄙視的是社會主義者第二組織的活動。

有一陣子，德•里昂在騎士團內部努力爭權，成果斐然。蘇弗林（Sovereign）代替鮑德利（Powderly）當選騎士團首領，這多半是德•里昂的手段。但當蘇弗林當選後，他拒絕兌現之前承諾，即“由社會主義者擔任騎士團機關報編輯”這一德•里昂支持他的條件。這一舉動導致雙方衝突，德•里昂及其社會主義者夥伴退出騎士團。這時，德•里昂發現自己已被現存工會組織除名，更別說能對這些組織施加什麼影響了。

幾星期後，德•里昂未與勞工黨協商，突然創立獨立於美勞聯和騎士團之外，並與之對立的社會主義者工會和勞工聯盟。這是對工聯主義的公然翻版，對德•里昂來說也是他當時信條的合理結果。他認為：騎士團、勞聯這兩大舊組織已衰敗、陳腐到無法修補的地步，因此有必要推翻這兩個組織，建立一個嶄新的組織。

社會主義者對這顆“工運新星”百感交集。一些人激動不已，另一些人則驚慌失措。而這些人最後分別成為“社會主義者內部疲於奪取工聯的人”和懂得怎樣在工會爭權造勢的人，他們知道德•里昂的這一險著會妨礙他們的活動，重創社會主義者在工會中的聲望。只要社會主義工會及勞工聯盟明確透露了組織目的，他們就會馬上進行譴責。但勞工黨官方對這個新組織是歡迎、肯定的。不過部分社會主義者後來表示當初是受到蒙蔽，才表示了贊同，原因是工會及勞工聯盟創始人宣稱：這個組織以建立無組織人士的組織為主要宗旨，不會與舊組織產生衝突。

這一打擊在聯合會及其附屬工會中引起強烈反響。岡帕斯認為，不論如何惡毒的語言，也無法描述社會主義者受信條驅使，為贏得工運不擇手段的行徑。他認為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只可形容為背叛勞工運動，他們已經毀壞了自己聲稱要幫助的事業的根基。1896年當年，他開始從頭記下這些暴動，不像之後那樣定期發表的犀利卻空洞的反社會主義者社論。他如是寫道：

我們注意到是那個所謂“紐約社會主義政黨”的一支毀掉了工會，他們的頭目包括一個沒有教授職稱的“教授”，一個囉哩囉嗦的奸詐律師，還有一個為共和黨，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黨派捏造數據的統計學家，這三個騙子在少數疏忽大意、容易受騙的工人幫助下，最近先開了一家啤酒沙龍，其後就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全國性組織，其公然目的就是毀掉全國各工會。

他們執行著破壞方案，打擊一個又一個工會。他們天不怕地不怕，不論成敗，不論條件公平與否，只要他們能夠統治或毀滅工會，什麼都在所不惜。現實是，工人很容易成為陰謀詭計的獵物，而資本主義的貪婪對破壞工會的人來說一文不值。

岡帕斯再次回應德•里昂的攻擊，他寫道：“現在可以肯定，丹尼爾•德•里昂教授，化名羅卜（Leob），已跟隨伽賽德教授的步伐，成為平克頓私人偵探所的一員。”

以下敘述表明了岡帕斯的感情有多強烈：

現在，我們只要概括這些瀕臨死亡、受人關注的特定事件就可以了。我們從不公正中想出了這些事，也從與貪婪、無知這兩個勞工敵人的殘忍交媾中想出了這些事。這些事塑造了一個尚處胚胎就患肺癆的侏儒，它在腐敗、污穢中誕生，現在卻瀕臨死亡。四周遠古的禿鷲時刻準備猛撲下去，啃食屍體瘦削的殘骸 。

這種冒險行為會影響每一場失敗的革命運動，它促使勞聯和岡帕斯更加右傾，岡帕斯對社會主義者的敵意更深了，但他對支持工會及勞工聯盟的部分社會主義者並不反感。不過，他認為：全體社會主義者都是這次暴動精神上的始作俑者，都要對此事件負全責。

後來形形色色的雙重工會主義的冒險嘗試除了火上澆油，一無是處。1897年，在社會主義者領導下，西部礦工聯合會（西部礦聯）因不滿美勞聯的保守作風而退會，一年後，西部礦聯成為建設西部勞工聯合會（西部勞聯）的生力軍。西部勞聯成功建立，使得美工運分散到各行各業。誠如“西部礦聯”這一名稱所示，它希望維護西部工會間關係，因此在西部成立了勞工聯合會。1902年，西部勞聯更名為美國工會，由此代表了西部勞聯地盤擴大，想要占領整個美洲大陸的野心。西部勞聯主要寄希望於建立無組織勞工的組織，繼而代替勞聯。作為勞聯的競爭對手，美國工會除勢力不足外，其餘所有都是社會主義者認為的一個全國性工會組織應有的樣子。美國工會是沿工廠流水線建立的組織，傾向於關注非熟練工人，它倡導獨立政治活動，贊同激進路線。但它並沒有實現創立者的理想，到1905年，組織僅能苟延殘喘，只能把自己託付給當年的新希望上，這希望就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

世界產業工人組織超越了極限。和之前的組織一樣，這是一個激進的雙重工會，對美勞聯敵意明顯。其目的是有計劃地取代美勞聯。岡帕斯因為這一點對該組織憤怒、怨恨到了極致。

1905年，岡帕斯寫道：社會主義者已經呼籲其他組織粉碎美工運。這是過去十年裡他們第六次“集中”打擊工會。

看看響應上述呼籲的16個組織吧，我們根本找不到一個人是沒有從事過試圖濫用、破壞國家工運這一愉快的工作的。

如果我們對最近有組織加入丹尼爾•羅卜（即德•里昂）發起的新運動表示贊同，這會給推動最新工會打擊計劃的人一針強心劑，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因此，從外部打擊工會的人和內部已厭倦工會的人再次聯手，就好似海盜和袋鼠相擁在一起，一同為他們即將到手的獵物歡呼雀躍，這景象令人愉悅。

岡帕斯將上述事件全部歸咎於社會主義者，而且是全體社會主義者，原因如下：雙重工會的組織者、引導者秉承社會主義信仰，但由於勞聯不可能受其誘導贊同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成立了反勞聯組織。美國工會和其後的世界產業工人組織與社會主義政黨間有很多共同成員。如社會主義陣營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就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贊助方。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政黨從未正式承認美國工會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且相當一部分社會主義者譴責此類組織出現，拒絕對其承擔任何責任。不管原因如何，岡帕斯對社會主義者的偏見並無二致。無論什麼派系的社會主義者，無論觀點如何陰暗，他都一律敵視。

社會主義者中同時是工聯主義者的人開始行動了，那些相信“厭倦來自內部”的社會主義者精力充沛、活躍異常，沿著上述路線繼續從事自己的活動。他們在執行上述政策的過程中，一面支持工會、同情工會，一面苦心研究保守派領導，在工人隊伍中散布“社會主義者將取代保守派領導工會”的消息。作為勞聯領導和純粹工聯主義信奉者的岡帕斯完全接受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言論。同時，社會主義者利用勞聯大會宣傳他們的觀點，試圖讓勞聯支持社會主義者，支持獨立政治活動。

從90年代初到“一戰”爆發，社會主義者繼續奉行“讓工會內部感到厭倦”的策略，可以說，由於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影響和權力不斷加強。這段時間內，正是這些社會主義者正式反對岡帕斯的領導，每次會議實際上都是岡帕斯和社會主義者的激戰。

正是上述事件讓岡帕斯內心對社會主義者有了難以抹去的敵意。到1898年，他開始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因此那一年，我們發現他說：

要了解這些社會主義者，應該看他們做什麼，而不該聽他們的甜言蜜語。他們想方設法把我們的運動帶入複雜的漩渦，把我們的運動作為平衡其政黨力量的工具……

我想用簡短的話引起諸位注意：社會主義者的面具及其面具下的真實嘴臉是不同的。他們提出反映他們觀點的主張，而這些觀點卻能破壞整個組織。他們竭盡所能地猜疑組織和工會裡的勞工，瓦解他們……他們已經玷污了勞工的名聲，而且還企圖破壞我們的組織，他們侵害我們的榮譽、忠誠和勇敢，侵犯一個努力與工人站在一起，為今天的更好條件義不容辭鬥爭的人的原則。

如上所示，岡帕斯之所以一開始就反對社會主義者並與之鬥爭，並不是因為他反對社會主義本身，也不是因為他認為想象中的社會主義聯邦是不受歡迎的天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這麼做有其他的實際原因。但要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隔開，毫無可能。漸漸的，到世紀之交的時候，岡帕斯這種對社會主義者的敵意擴展開來並開始包括社會主義本身。

雖然社會主義者的活動是岡帕斯反感社會主義的首要原因和主要原因，但仍存在其他原因：首先，在當時的市、州、聯邦所屬並經營的企業中，岡帕斯和勞聯領導第一次嘗到了社會主義的味道。他們有了這個機會，就是要以實踐為準繩，看看作為雇主的政府會比私企更受關注，還是更不受關注。岡帕斯得出結論：經全面考察，國家不是很受歡迎的雇主，因此他反對進一步擴展政府所有權和執行權。政府有一點社會主義就不好，多了會更糟糕。

岡帕斯不喜歡國家作雇主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受僱國家的工人不僅現在會，而且將來都會被剝奪受僱私企時的權力，即結社權和罷工權。

岡帕斯寫到：無論從哪一點看，法國政府的這一步（取締了教師聯合組織）有助於國家社會主義觀察員研究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實踐。作為雇主的政府不會容忍雇員的反對，政府不僅可以摧毀雇員的組織，而且的確這麼做了……不僅可以控制雇員的政治活動，而且的確這麼做了；不僅依據雇員品質，而且依據以申請者堅守的政治原則為基礎的開除體制決定雇員去留，而且的確這麼做了。政府職能每延伸一點，就像法國當前發生的一樣，個人自由領域就會明顯受限。難道法國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舉動對美國工人來說不是教訓嗎？

岡帕斯說，政府所有制不僅使工人失去行動自由，政府所有制和管控解也決不了任何問題。法國取締教師聯合組織只意味著產業問題轉入政治領域，意味著重新使用政治詞彙陳述，因此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這些問題。岡帕斯認為，從產業向政治的轉變並不好，因為勞工的經濟武器比政治武器更強大，更確定，勞工在經濟領域更有力。此外，勞工鬥爭轉向政治領域已促使勞聯更大範圍地參與政治。也許勞聯會獨立展開政治行動，但這一點上岡帕斯“選擇迴避”。

針對政府所有權和政府經營權的概念，岡帕斯走了一條與近15年來始終堅持的路線徹底不同的道路。1900年前，岡帕斯強烈擁護政府對鐵路實施所有權和經營權。1893年他曾說“要麼政府掌管鐵路，要麼鐵路掌控整個政府。”勞聯也不斷支持他的這個要求，並在1893年、1894年宣布政府對電報、電話、煤礦的所有權。1897年，他說：

10年前，一個勞工首次提出了市政府對公共建設工程的所有權問題，當時這個問題還困擾著人們，現在人們卻很快習慣了。我們的工會會員應該以全新的活力推廣這種想法，並不斷在實際中運用，只有這樣才有利於我們共同的福祉。

但到日俄戰爭後的1910年，政府對鐵路的所有權成了重要問題，岡帕斯的態度180度大轉彎，不僅全力反對政府對鐵路的所有權，也反對政府對公共設施的所有權。

下面可能提到與岡帕斯仇視社會主義的另一因素。約在20世紀初，岡帕斯有了明顯的反政治、反政府傾向。他對《工時和最少工資法》等社會法律產生敵意。他反對給予政府更大的勞工管轄權。他開始相信傑弗遜所說：“政府管得最少才最好。”簡言之，他變成了一個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支持者。但他還站在社會主義者的對立面，因為社會主義者堅信要擴大政府職能，要求政府更多地掌控人民的經濟生活。這個態度是否就是岡帕斯對社會主義產生敵意的原因或結果呢？要弄清楚這一點並不容易。無論如何，一旦岡帕斯對社會主義產生敵意，這反對就會放大岡帕斯的敵意，使敵意持續下去。

戰爭給了岡帕斯另一個憎恨社會主義者的理由，因為他是那麼愛國，而許多社會主義者要麼對戰爭冷淡，要麼反戰。這個時期他有兩個特別討厭的對象，一是德國人，一是社會主義者。他成功地把這兩類人和自己的滿足感結合在一起。他由此開始將德國視作社會主義的老巢和源頭，加倍地憎恨德國。不僅如此，他也開始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陰險的宣傳手段：“一戰”前德國政府處心積慮地宣傳社會主義，就是削弱未來敵人戰鬥力的一種方式。

隨著時間流逝，岡帕斯對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的仇視越來越激烈。他四處宣揚這種仇視，竭盡所能地在他的每次演講和寫作中表現這種仇視，同時又努力炫耀這種仇視。他的仇視變得十分無理，變得令人困惑。似乎有時他更多的是反社會主義，而不是支持勞工。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共產黨員為建立更好社會秩序的雄心壯志和努力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岡帕斯的理解和同情。事實上，他將瘋狂的美國生活中最反動的因素與他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抨擊聯繫了在一起。他一直反對美國承認蘇俄存在。1919—1920年的“紅色恐慌”期間，他積極參與追蹤、迫害激進主義者。對歐洲工會領導人來說，岡帕斯的保守太令人費解了，以至於1919年，領導人之一萊吉恩（Legien）差點就要指控岡帕斯已被雇主收買。

最後，如果不提及唯意志主義這一反社會主義的依據，即社會主義對立面，岡帕斯對社會主義採取敵視態度的原因就不完整。有很多原因讓他偏向唯意志主義，但首先與他對社會主義的態度無關，不過在其領導後期，他發現唯意志主義是適合反社會主義的一種思維，故而開始信奉這一主義。唯意志主義其實是岡帕斯對個人主義的別稱，它既是組織和個人自由的信條，也是拒絕國家干涉的信條，因此，正如岡帕斯所見那樣，唯意志主義正好是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強制，就是國家萬能論。

在岡帕斯最後的10—15年，他時時刻刻都在向勞工運動宣揚唯意志主義。他在生命最後幾年寫下的自傳就記錄下了這種觀點對他的重要性。“志願”和“志願制度”這兩個詞在書中多次乏味地重複出現，如果不搬出唯意志主義信條，他就很難做演講、寫社論。這樣，唯意志主義也像社會主義一樣成為一種困擾。

岡帕斯論產業工會主義、非熟練工人及行業自治

本章將討論岡帕斯對某些重要工會政策的態度，即產業工會主義、非熟練工人組織和行業自治。

產業工會主義

20世紀頭五年，產業工會主義的鬥爭開始興起。勞聯內外支持產業工會主義的都是社會主義者。產業工會主義沒有勞聯參與，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建立過程中逐步形成，其目的是組織流水線上的無組織工人，並以非熟練工人為主要組織對象。社會主義者在勞聯內抓住每個場合指出行業工會的不足，並通過勞聯大會爭取勞聯支持產業原則，反對行業工會主義。1903年的勞聯大會提出了有關反行業工會主義的首項決議。《決議》在詳述行業工會的不足後，提出“勞聯大會設立委員會，其職責是研究當前工運局勢，並向下屆會議作報告，提出實現流水線上團結一致的工聯主義的計劃，從而迫使紛爭各方握手言和，促進勞工團結。”

其後十年，幾乎每年都有此類決議出台。岡帕斯及勞聯管理層不斷與這些決議作鬥爭，並最終贏得勝利。岡帕斯這樣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決議整體思想由社會主義者倡導，決議內容與社會主義密切相關，決議措辭都是社會主義論調。社會主義與勞聯結合，為的是讓勞聯保守派厭惡產業主義。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者將他們的鬥爭集中在產業工聯主義的需求和利益上，並提出了不切實際的產業主義實施計劃。勞聯旗下大部分工會都是行業工會，要讓這些工會支持產業工聯主義原則，簡直就是讓他們切腹自盡，因為行業工會主義和產業主義水火不容、矛盾重重，這是明擺著的。以啤酒工人工會為例，這是一個產業工會，它卻在啤酒廠內不斷組織卡車司機、工程師和消防人員入會。

這麼一來，傻子都知道上述組織在爭取對行會工人的控制權。因此，產業工會的建立、擴展只表示行業工會會員失去了影響，實力也沒有了；也因此，勞聯支持產業工會主義原則或許今後會有行業工會的後果：首先，脫離勞聯的組織有可能把生產線上的工人組織起來，然後要求勞聯承認他們，但不是承認為原組織，因為這些組織有產業化的結構。其次，在現存行業工會和產業工會間的司法糾紛案例中，如啤酒廠工人對抗消防員工會和工程師工會，勞聯就有義務用自身影響力支持產業工會，否則就可能是給產業工會特權，產業工會必然遲早要跟現存行業工會衝突。最後，如果勞聯強迫現存工會接受產業主義，這就意味著，現存工會將大規模違背工會自治原則。

岡帕斯在其向大會所作各類報告中都闡述了其主要觀點。1906年，他曾說：

部分人準備瓦解有組織勞工運動的現存力量，理由是工會運動不會覆蓋特定行業的所有工人。這些人準備瓜分我們現存的工會，瓜分的理由很能迷惑人：特定行業的所有工人，不論正式工還是臨時工，都應該組織起來進入產業工會；而“產業工會”這個詞他們很喜歡用。他們想象中的工會運動是一個模子“定製”的，是一成不變的，這是明擺著的。他們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特定行業或全體行業內的工人合作都必須從必要性和經驗出發，走自然、有序、明確的道路。

1907年，岡帕斯在報告中提到了引進機械化及流程分工、再分工，導致了運動條件變化，並提出運動必須有所改進。但他繼續說道：

他們試著滿足這些條件，而又不想考慮現存組織實際，這就像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他們想創立一個組織，一些人願意稱之為“產業組織”；他們高調地表示：建立組織就是為了摧毀現存工會。這種做法不僅有勇無謀，而且有破壞性，甚至是犯罪。

社會主義者雖然由此反覆強調產業工會主義原則，岡帕斯及勞聯管理層卻反對將產業工會主義作為原則或標語，勞聯自身也將逐漸偏向產業工會主義。而勞聯要實現產業工會主義，有兩條路：一是與其他行業工會融合，一是建立新的工會部門。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頭十年，勞聯面臨著洪水般的司法糾紛，因此勞聯執委會首次倡導相關行業聯合，以解決司法糾紛。但早在1901年，勞聯在《斯克蘭頓宣言》中就公開表明“鑑於行業聯合及組建地區級、國家級貿易委員會，聯繫緊密、分工細緻的行業工人將最大程度地提高工會利益。”這一時期發生了大量工會合併，但大部分合併的主要原因都是司法糾紛。正是工會的進一步合併，為1907年大會上岡帕斯的言論增添了色彩，岡帕斯說：“工會不是無法滿足新條件的死板組織……當若干組織覆蓋了某產業的各個部分時，組織間不僅會以共同利益開展合作，並會最終發展融合成一個組織。”不過，即便岡帕斯及其他勞聯領導想要尋求支持，建議採取相關行業融合，這時的他們仍堅持勞聯不能強迫行業工人展開合併。岡帕斯及其他勞聯領導主張工會自治，認為勞聯是志願組織，不能也不該對其組成機構採取強制手段。

建立工會部門是運動向產業主義發展的另一種方式。1907年，建築業工會部門成立。該部門很大程度上是有數十年歷史的建築業委員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部門成立主要是建築行業本身的努力，而不是執委會的努力。1908年，金屬行業部門、鐵路員工部門、商標部門相繼建立，這與勞聯的鼓勵有一定關係。後來又成立了煤礦部門，執委會其後提出建立服裝、運輸兩部門，但有關工會對此並不感興趣。岡帕斯本人由於並沒有過多插手上述部門建立，因此對建立這些部門並無異議。他寫道，這些部門的建立最終證明“那些對我們的運動吹毛求疵的批評家，那些控訴或別有用心地表示工會運動不會進步、前進或發展的人（完全）在造謠，他們不僅無中生有，而且無理取鬧。”

1912年後，產業工會主義的鬥爭經歷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定向，形式上主要推動工會合併；各行各業的先進領導者為各自產業工會的合併而積極鬥爭。產業主義者和非產業主義者間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了行業自治問題，岡帕斯及其勞聯管理層都認為：勞聯不能用強迫合併的手段破壞各工會主權。

但勞聯的決定力量仍傾向行業工人，而並不傾向組織的產業形式。1918—1919年推動建立鋼鐵產業組織明顯表現了這一趨勢。合併不僅是組織全體鋼鐵工人，而且是不問工種，一律被劃入同一組織，就像煤礦工人都劃如聯合礦工工會一樣。這場合併運動一共建立了24個工會，工人再按這個組織結構劃分。經驗證明，這種按行業組織工人的做法可能是最嚴重的錯誤。工人日復一日的工作，造就了勞動者商店——不是技術，也不是思想。工人間十分重要的團結，這時也被打破了，當工人發現自己並不是和每天相處的工友共處一組，反而是和一些偶然間在工廠其他部門做著同樣工作的人劃在一起時，便有了疑心。世界教會運動關於鋼鐵罷工的報告把行業工會聯合作為罷工失敗的一部分原因，還是有道理的。

1921—1922年，推動合併的勢頭再起，煥發出全新的活力。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是這場合併浪潮的精神領袖，他領導了這場浪潮。一段時間內進展很好，很多地方工會和國家級、市級勞聯都支持合併。但當福斯特與共產主義者結盟後，工人政黨便明顯退居這場浪潮的幕後，保守派領導開始向此次合併施壓，並最終將其扼殺。

結論：幾乎所有對目前國家工會運動為何疲軟、低效的解釋都在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工會運動的結構已經過時，運動的力量被分為100個以上的“子工會”，其中普遍為行業工會，而目前則需要若乾產業工會。許多有實力的觀察人士都認為：鋼鐵、汽車、電子設備、食品等大型基礎產業中，大部分工人都是非熟練或半熟練工人，因此他們有的只是商鋪或工廠意識，而不是行業意識，因而不能組織納入行業工人一類，這就是為什麼上述產業至今仍處於無組織狀態的一個原因。而且這些觀察人士認為：與現代大型公司不同，“條塊分割”的行業工會統統沒用。因此他們有一種觀點：切實將現存工會合併為若干大型產業工會，在當前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會有人因為岡帕斯一死，整個運動組織上就過時而起訴他麼？多少會有人這麼做。岡帕斯確實沒有反對切實可行的產業主義，即合併，但如果共產主義者也支持合併，岡帕斯就不會沒意見了。但他僅僅是順其自然罷了。他無法領會行業工會合併的發展不僅有需求，而且也很重要。他沒有提倡，也沒有努力引導運動邁向產業主義這一步。簡而言之，岡帕斯在這件事上沒有建設性地、眼光長運地領導運動，但事情還是做成了，目前為止是做成了，它依靠的是勞聯管理層之外的組織，依靠的是社會主義者和像福斯特、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約翰斯頓（Johnston）那樣的傑出個人主義者。

非熟練工人的組織

美國工人中的大部分非熟練和半熟練工人均處於無組織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實現非熟練工人組織化的困難一直存在——如他們容易受僱，也容易被炒；與當地人交流困難；海外移民流入美國，公司僱傭工人消耗的力量、資源太多，還要用管理知識型勞工的政策進行管理。15年來（不含戰爭期間、戰後及去年），美勞聯並未努力按預期實現上述工人的組織全覆蓋，這也是事實。究其原因，一部分歸咎於一直為組織服務的岡帕斯正在老去。1905年，岡帕斯55歲，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原有的創新精神和動力；一部分歸咎於勞聯1905年後開展了一次更廣泛的政治活動，正因如此，勞聯領導和岡帕斯的精力和活動由組織工作轉向照顧勞聯的政治利益，不斷展開遊說等方面；另一部分還要歸咎於世紀之交發生的大規模司法紛爭，這讓勞聯組織者一直忙於在各國際工會間斡旋。

上述多重因素導致工會運動的“中央組織機器”——勞聯發生崩潰。有一種說法，即福斯特、菲茨帕特里克領導的芝加哥勞聯首倡組織鋼鐵產業於1918—1919年開展運動，而美勞聯管理層沒有領導。但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與此相關，即大部分工會運動對在無組織、非熟練工人中擴大組織並不感興趣，因為這麼一來什麼也得不到不說，還要蒙受損失。那麼，為什麼組織不同，對發展工人入會的回答也如此不同呢？。一些著名工會明確用高會費等手段限制入會人數，從而壟斷某領域全體工人。許多工會還禁止黑人職工和女職工入會。幾十年來，雪茄生產商之所以受機械工人組織排斥，與反對上述機制有一定關係。許多情況中，熟練的行業工人形成組織，他們不靠非熟練工人也能保存自身地位，因此熟練工沒有組織非熟練工的動機。

為什麼上述工會宣傳非熟練工入會時還收高會費呢？他們甚至可能覺得，他們的宣傳必定失敗，因為努力實現非熟練工組織化可能會使罷工下的產業無法保持穩定。現在同樣經常有這麼一種感覺：如果組織非熟練工入會，可能會在人數上超過熟練工，霸占工會控制權，採取有損熟練工利益的政策。撒坡斯（Saposs）曾指出，部分案例中工會標籤（證明產品由工會會員生產的標識）起到讓工會放棄組織那些無組織工人入會的效果。對聯合服飾工人、雪茄生產工人等部分工會來說，標籤就是維持工會的重要工具。但由於對商標產品的需求有限，因此，如果要組織更多的工人，對生產廠家來說商標價值就會縮水，他們就更不想保持有組織狀態了。

整體上看，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之間有一條很深的隔閡，只要熟練工維持或提高自己組織的入會標準，他們就很容易繼續漠視非熟練工的地位，就算組織他們入會，良心也沒有任何不安——無論是普通工人還是工會領導都是這樣認為的。因此在雪茄工一案中，普通工人認為工會不批准機械工入會的限制措施理應廢除，並以壓倒性多數廢除了上述措施。

不過一些工會裡，熟練工即使贊成非熟練工人入會，工會領導也會討厭這些非熟練工。這些領導會經常反對接受新組織入會，原因是擔心新組織入會後，他們的政權就會被推翻。對來自不同種族，受激進主義影響或傾向激進主義的潛在成員，他們更是反對。撒坡斯說，“潛在會員有激進主義傾向，這讓當前的工會領導在吸納他們入會時慎之又慎。”

1907—1917年這段時間，社會主義者在不少工會都有影響力，在擊敗保守派領導人的鬥爭中，他們日益增長的實力表現了出來。因此，1911年，社會主義者奪得了國際女裝工人工會，趕走了保守派領導人，高調宣布自己的激進主義。他們還奪取了國際旅行者裁縫工會，導致主席約翰•B•列儂（John B. Lennon）、財務主管和勞聯執行董事成員下台。他們控制了機械工工會之後，工會主席、勞聯執行董事康奈爾（O'Connell）也被趕下台。

撒坡斯寫道：“有了這些前車之鑑”，加之社會主義者隊伍里激進情緒發酵，曾組織這些疑似激進分子的移民入會的部分領導從最初的偶有興趣變成了徹底厭惡。通過當時的正式採訪和偶然談話可知，保守派領導者明顯像是吃了定心丸，認定美勞聯決不允許這些外來人員打倒自己。這些移民沒有組織，絕大多數充滿激進主義情緒，又容易受激進主義影響，組織他們入會，只會招來更多的移民，這是因為：工會的老領導痛恨移民，認為他們與自己的理想和願望南轅北轍；移民入會對工會更危險，那些要取而代之的敵人也會如虎添翼。

帕爾曼（Perlman）在最近一部書中就部分工會領導持有的同樣態度做了評論。他通過調查當前的工會運動，提請人們注意“如今大部分工會領導的心理是，一面是失敗主義，一面是沾沾自喜，這兩者的結合十分奇特。”這些領導承認工會組織必須滲透到基本產業中去，但他們這方面的努力卻大部分局限於要麼指望書面決議的通過，要麼一遇到阻攔就想放棄。

於是，上述領導經歷了在新領域組織入會的運動，也安撫了組織者的良心，之後，他們安下心來，自以為是地調查了其所在小組織的運轉情況。這裡至少有一個疑問：這些領導可能都不歡迎太多與工會政治結盟的新成員，雖然這個疑問還不確定。

岡帕斯與上述這一切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對組織這些無組織勞工，非熟練工和移民又是什麼態度呢？他可能把部分老領導在組織這些無組織勞工中的猶豫偷偷告訴別人，而且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嗎？他依靠當時的現存工會聯盟，掌控著自己深愛著的、想一直坐到死的位子。如果不同工會改變了態度，換了領導，就像引入更激進的新組織入會，那麼他的勞聯主席位子會有危險嗎？本書作者認為：這並不是岡帕斯的態度。相反，他想看到所有勞工都有組織，也想動用他務必確保的勞聯影響力。對於工會如限制女職工、黑人職工和非熟練工的措施，對那些靠某手段或其他手段限制入會的措施，岡帕斯也都基本反對，但這就是岡帕斯敢做的所有事情了。必須記住，作為勞聯主席，岡帕斯對上述事宜並沒有太多的影響和控制力，他無法命令工會領導。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態度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至於他影響有關此方面的工會政策的方式，也就是通過建議、勸導和教育罷了。他贊成擱置上述限制，然後把工人組織起來，但所有這些還是逃脫不了他有限的思考。他在這件事上敢作敢當，算是進步。岡帕斯把自己放入社會主義者的對立面，其後他發現，自己的管理體制是勞聯里最不進步的部分。

岡帕斯為延續自身權力，必須保持上述組織的支持；他不能堅持上述組織認為適合堅守、而實際南轅北轍的政策。也許他會像之前的政客那樣，為自己找到合理的理由。他沒有毫不妥協地倡導清除限制措施，推動組織運動，因為他相信：只要他這樣做了，就會有人推翻他，比他更保守的人就會替代他。要保住勞聯這樣繼續盈利的企業，就要在權宜之計和原則之間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協。

工會自治

如以上諸章所述，岡帕斯志願主義思想包含了他認為勞聯與組成勞聯的各工會間的應有關係。他對當下的勞聯完全滿意，而這個勞聯是鬆散的大小工會集合體——正是因為太鬆散，所以在很多人看來，勞聯無法成為一個高效率的國家組織。岡帕斯想繼續保持勞聯的現狀，即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可以容得下各分支工會擁有處理各自事務的完整主權的組織。也就是說，岡帕斯對工會自治原則堅信不疑。他相信只要堅守這個原則，只要拒絕強制或根本不強制各工會，勞聯就能避免土崩瓦解。他對工會自治這個原則太深信不疑了，以至於這成為他留給勞聯的遺言。

岡帕斯說：只要緊抓志願原則不放……就能持續進步……如果實現運動目的沒有中斷，即使策略和決定是明智的、正確的，如果我們錯誤地強制實施，就會阻礙了自己的發展……

除了經過真誠、民主的考慮直至得出一致通過的決策外，勞工運動無法保證制定政策、計劃能取得長足進步。

也許大部分工會領導都會同意這個說法。但同時，雖然工會自治原則至今尚未被一個相反的原則公開挑戰，但實際上勞聯脫離工會自治原則的傾向已經越來越強。

為理解岡帕斯為何如此堅持志願主義原則（或工會自治），必須追溯到該原則首次提出時的某些早期經歷。起初，工會自治只是工會用來反對騎士工會的戰鬥口號。由於工會可能受到由騎士工會控制的威脅，許多全國性工會聯合起來，組建了美勞聯，以便更好地為獨立而鬥爭。美勞聯雖然免於受控於騎士工會，但它並未做好準備，將自身主權移交給他人。因此，要讀透這些年來的工會文獻是不可能的，要不被針對工會自治的強調“擊中”也不可能；對各工會獨立表示關切，心懷嫉妒；勞聯主席關照各分支工會，無論工會是否隸屬美勞聯，都要保證工人入會不以犧牲其自願處理個人事務的全部自由為代價。岡帕斯在美勞聯成立後不久寫道，“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基本原則是：向各行業、工會宣傳工會自治，保障其自治；各行業、工會有權自由處理與各自行業及業務合同相關事宜且不被任何“最高”“重大”“神秘”的權力所控制。

岡帕斯在一封信中寫到：美勞聯主要由國家級工會和國際工會組成，這些工會團結起來，是為了維護他們在各自行業的有關事務中，按照其認定的公平、合適標準做事的權力，這項權利不會受其他任何組織阻礙，並堅持各行業管理各自行業內事務。

很多工會非常嫉妒“工會自治”，以至於岡帕斯每每招攬新工會入聯，或向老成員宣傳勞聯的優良品質時，就會吹噓勞聯的管理相當鬆散，勞聯與各工會的聯繫非常脆弱。他因此在為麥克尼爾（McNeill）1890年有關勞工運動的書描述勞聯中寫道：

我相信，要讓勞聯永葆生機、永世長存，最有效的因素就是勞聯與各工會間非常脆弱的聯繫。由於聯繫的脆弱顯而易見，勞聯領導沒有實權；而他們一旦有了實權，這些權力就有可能用來損害各勞聯附屬工會。而且，即使勞聯領導想搞專制，他們也會很快發現幾乎或根本沒有可命令的對象；因此，他們在發表聲明時極其小心，以免冒犯各工會。勞聯就是靠這種感情，靠這種對全體勞工利益的認可延續下來的。

但要引導鐵路工人兄弟加入勞聯，即便這樣拒絕專制仍然不夠。

因此，工會自治一開始就被確立為勞聯基本原則，如果促使此原則形成的主要刺激來自其他環境，而不是與騎士公會的衝突的話，工會自治的重要性或許就不會這麼高了。但在其後15年的發展中，岡帕斯通過自己的工作特點，進一步了解了工會自治（志願原則）及把勞聯當成志願組織的態度。他致力於建設並擴大工聯主義，堅定建設勞聯；他組織地方工會，向他們提出建議和意見；他把地方工會聚合成國家級工會，然後精心呵護這些國家組織，實施監管，向各工會領導提建議、寫信，儘可能婉轉地提出工會應如何履行職責，如何堅守工會建設原則等 。他為組建城市中心勞聯和州勞聯做了工作。勞聯本身只是將一盤散沙的工會串起來的線。那些年勞聯有很多次都面臨分崩離析，組織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很多工會要麼因為一丁點原因，要麼什麼原因都沒有就要退出勞聯。勞聯那時還不明確將帶領成員走什麼樣的路，始終處在時好時壞的狀態。勞聯形成了引導工會入聯的慣例，而這一慣例的形成經歷了太多的努力。工會入聯的所有工作都是岡帕斯以十字軍東征的精神處理的，這也是一種志願精神。勞聯必須用結果來證明自己。因此，岡帕斯必須憑藉自己貨真價實的建議和一腔熱情贏得工會與勞聯的合作。不過，岡帕斯的方式也只能是勸說、建議和領導。

他不能強迫別人去走他認為最好的路。因此，這種工作自然讓其產生並進一步形成了某種心態。他不能強迫別人，強迫是沒有用的。因此，他開始厭煩強迫這一觀點。另一方面，他學會了吸引人開展合作，通過志願的方法收穫頗豐，這最終讓他成為志願主義的忠實信徒。

後來，勞聯越來越穩定，越來越強大，並企圖強制旗下工會，而岡帕斯總體上並不贊成。在他看來，這些強制行為的結果證明了他對待旗下工會（放任自流的）態度是正確的。因此，20世紀頭幾年，因為要組織啤酒廠的行業工人入會，啤酒廠工人和消防員、工程師發生衝突。岡帕斯站在了消防員和工程師這邊，即支持行業工人——這麼說或許沒錯。最終經反覆協調，勞聯執委會不顧岡帕斯反對，針對該紛爭下達了一條強制性決議。當然，啤酒廠工人拒絕接受該決議。勞聯於是意識到：再堅持這個決議就將意味著組織瓦解，遂撤銷了該決定。但啤酒廠工人仍拒絕接受勞聯的處理方式，並按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上述情況使岡帕斯後來很快在勞聯大會上發表演說，強調堅守工會自治原則的必要性。他在1907年的會議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新奧爾良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強制性決議，國際工會採納了這個決議……說起這件事，就事論事地說，也許有一些理由，但這件事本身的影響並沒有導致，也不可能帶來勞工運動的成功和持久……

我們要認識到勞聯所做的偉大工作和為勞工爭取的福利，總之，必須銘記我們絕不該背離如下基於事實的理念：一切權力歸國際工會，上述權力並未特別授權給勞聯。

……儘可能堅守作為我勞聯創立之基的首要根本原則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就是要，承擔並保障全體附屬國際工會享有與全體勞工福利一致的最大行動自由。

似乎對岡帕斯來說，勞聯這樣的強制企圖已經給組織帶來了壓力，以至於工會合併失敗。他說，“我們的經驗表明：我們把同行業工人合併起來，行動過早，下手過重，早已引發越來越多的敵意和反對，也會把這些工人逼得越來越遠 。”

但要重複的是，儘管有上述因素，勞聯仍越發傾向將強制性決議“一對一”地傳達給工會，尤其是傳達給一些小型工會，因此這實際也背離了工會自治原則。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樣，岡帕斯在其必要時妥協，隨大流。但他的妥協也是不情願的。 

岡珀斯論勞工政治活動：工會與黨派和國家

工會與黨派

實際上，岡帕斯自始自終都反對工聯運動轉化成獨立政治運動，即反對工會形成勞工黨派。如果沿著這個思路解釋他這種態度的緣由並追蹤其觀點的發展，則有必要追溯到七八十年代。不僅由本例可知，由其他例子也可如，岡帕斯正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其有關適合勞工運動的政策和策略的觀點，這些是其認為永無理由改變的觀點。

之前章節表明岡帕斯已開始相信：工聯主義無疑是勞工階級最重要的武器。這是岡帕斯及時得到的關於工聯主義全面而重要的結論，它在實現熟練工人從已趨向的社會主義立場向工聯主義轉變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岡帕斯在一面宣揚工聯主義，一面防範政治社會主義者時，已經開始對政治行動有所偏見，他無疑也受到導致工人普遍遺忘政治活動的相同因素的影響。

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勞工史決定性地見證了工人如何被獨立政治活動誘惑得如痴如醉，見證了這些政治活動多麼缺乏實實在在的利益，也見證了這一系列活動對工聯主義的穩定發展多麼有害。工人不斷涉入政治，而他們的政黨雛形則不斷被職業政客或他們之中的中產階級改革者、假內行、知識分子占有，正如1876年勞工黨聲明中說得那樣，“資產階級共和國已不計其數。”

因此，要麼政黨瓦解，要麼缺少這個“有效理由”的工人或因內訌分裂，或遭失敗，或當經濟繁榮，工人集體倒向工聯主義時“蒸發”了。政治行動不僅徒勞，它還阻礙了穩定工聯主義的崛起。勞工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浪費了本可建設經濟組織的能量。將政治觀念引入工會常常導致組織瓦解，原因是所有這些組織都太脆弱了，無力承壓負重。再者，當蕭條導致經濟領域活動困難時，屈從於政治誘惑的工人也會拋棄工會。簡短的說，對60—80年代發展初期的工聯主義而言，政治活動真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鋪張浪費。

回望這個時代，有一點似乎不難看出：在工會能成功在政治領域如魚得水前，紮實創立工會，保持工會穩定對工聯主義本身是必要的。工人們首先必須學會：一個政黨，可能成為工聯主義的補充，但不可能成為其替代品。

當工人慢慢發現工聯主義的價值和技術時，他們已經吸取了教訓，但伴隨著大幅倒退。從國家工會，（美勞聯前身）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設置工會就是為了避免黨派政治。國家工會創始人的初衷是將該組織建成非政治組織，但國家工會政治活動偏向明顯。由於1868—1869年的經濟蕭條，勞工政治運動加快了步伐。這時，工會慢慢由傾向獨立政治活動的人掌控。1870年，國家勞工黨成立了。

工會非常厭惡這種發展趨勢。國家工會一面對知識分子、社會改革者敞開大門，一面依舊加深了對自身的懷疑。工會迅速表達了他們的不滿。因此，1870年，泥瓦工國家工會指示其官員與其他工會聯絡，以便建立純粹工聯主義的全國勞聯。同年，雪茄生產商斷絕與國家工會的聯繫，理由是國家工會已成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組織。1871年，大部分工會、組織也脫離了國家工會；1872年，在提名工會主席時，國家工會實際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會員的空殼。這正應了岡帕斯之前的論斷：“這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運動。”

國家工會已經失敗，1873年工會再次嘗試建立國家組織。同年，一群工會領導人呼籲工會召開大會，建立全國組織。“我們不能讓過去的失敗阻止我們做出新的努力，我們要藉助外來的寶貴經驗建立、完善一個組織，就像1866年在巴爾的摩正式成立的組織一樣。”簽署者承諾“只要在我們的可控範圍內，組織臻於至善時不會腐變成政黨，不會成為任何黨派的左膀右臂，也不會成為筋疲力盡的政客的避風港。無論如何，組織的純粹工業聯盟性質不能變。”為響應這個號召，“工業國會”成立了。但該組織在1873年經濟蕭條吞沒工會組織時就消失了。

在1873—1877年的長期蕭條中，部分工會不再遠離政治了。1877—1878年，各地工人都開始涉足政治。但結果卻非常令人沮喪。1879年經濟復甦後，工人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經濟領域。

對岡帕斯來說，當其他地方的工會和工會領導人忙於政治時，他則將他的整個精力都放在組織雪茄生產商的工作中。即使當時的雪茄生產商沒有能力大幅改善自身工作環境，不過他們迅速通過召集組織，藉助了經濟復甦的東風，並最終引領了1878年工聯主義的復興。

再次重申，總的來說，在政治活動遊戲階段，工聯主義是不會摻和的。岡帕斯見證了這些，並率先吸取了這個當時工會運動的教訓。

其後十年又發生了對岡帕斯影響最大的兩件事：其中一件讓岡帕斯更加反對獨立勞工政治，另一件則加強了他對工聯主義的信念，並讓他逐漸疏離了通過立法來引導進步的這一觀點。

美國政府的政治組成有如下特點：立法、執法權分離；法庭有權宣布立法違憲；48個州和聯邦政府間的管轄範圍不同，還可能會為維護憲法而揮金如土，所有這些都給勞工和社會立法施加難度，甚至比其他國家更難。這一點，岡帕斯在和其他雪茄生產商工會領導人努力廢除不得在租賃房屋內製造雪茄的法律時有著直截了當的體會。

岡帕斯等人首先努力爭取國家立法，卻又因製造商遊說受阻。然後他們又將精力放在爭取州立法上。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法案最終通過，但該法案卻違憲。接下來的第二個法案儘管結構上讓法院無可挑剔並獲得通過，但法院又宣稱該法案違憲。岡帕斯在自傳中描述了此事的後續進展。他寫道：

上訴法院宣布法案違反法律原則後，我們討論了採取進一步立法行動的可能性，並決定集中力量開展組織工作。我們通過工會開展罷工和鼓動工作，將這些製造商磨得焦頭爛額，直到他們深信我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且對製造商而言，放棄租房內生產系統，轉而在條件優良的工廠生產可大大減少花費。就這樣，我們成功了，我們運用經濟實力完成了我們通過立法途徑無法完成的事情。

第二件事與1886年亨利•喬治競選活動有關。起初，當“勞動券”這一概念首次提出時，岡帕斯就表示反對。岡帕斯在工會文件里這樣寫道：“我們的朋友，約翰•斯溫頓（John Swinton）、湯姆•阿姆斯特朗（Tom Armstrong）和其他我們能叫出名字的人或許給了我們那些盼望工人倉促轉向政治的朋友一些回憶 。”但當喬治接受提名，黨派成立時，這種熱情的程度讓喬治不可能再置身事外，他不得不隨大流。他確實擔任一兩個委員的職位，而且成為了一名競選演講者。

但讓岡帕斯粗暴應對獨立政治運動的，並不是喬治的挫敗。相反，岡帕斯這麼做恰是在喬治的黨派發展之後。首先，一面是競選活動後不久，喬治和獨立納稅人的摩擦開始升級；另一面是喬治與社會主義者的矛盾不斷升溫。很快，社會主義者脫離了喬治的領導，並建立了一個獨立政黨。從那以後，兩黨熱情退減，雙方業績都慘不忍睹。岡帕斯一直在“隔岸觀火”，對他來說，派系分歧如此巨大，設立一個所有人都接受的平台難度極大，且工會團結的感情如此幼稚，此時，上述一系列事件都生動展現出要成立勞工政黨的祈願多麼無用，多麼渺茫。

他習慣說：“讓我們儘可能避免一切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可能會遇到猶如致命暗礁般的紛爭。即使許多人或許能看到這些舉措中的公平之處，我們也寧可延遲這些舉措，直到在這些問題上獲得更大程度的一致。”

不過一切並未結束。岡帕斯在其《七十年人生和勞工生涯》一書中描述了後果。上述一系列事件後，所謂的“亨利•喬治運動”落入了一些並不像推動市長競選活動那般認真的人手中。一個叫庫根（Coogan）的家具商逐漸有了當市長的野心，也有了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產生的控制政治組織的野心。這段時期正是腐化行動尚未寫入法令全書，庫根先生花銷巨大的時期。許多人都借這個機會獲利，他們辯解道：如果他們不賺，別人也會賺。我的一個朋友甚至問我：為什麼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不過這個問題也只問了一遍。我得到的肯定消息是庫根為競選活動花了不止20萬美元。整件事成了紐約人的笑柄，特別是有組織勞工的笑柄，他們發明了一個短語，“庫根先生，發生什麼事了？”

因此，這樣不光彩地結束一個勞工政黨，岡帕斯是絕不會忘記的。

岡帕斯因此決定：工會不應發展為勞工黨，即使在當今許多社會主義思想家眼中，這個觀點放在當時也是十分明智的。岡帕斯一直持有這個觀點，而社會主義者也一直在攻擊他的觀點。1890年，社會主義者希望以政黨身份在勞聯委員會中有一席之地，這件事已有人評論。1893、1894年，得益於工業蕭條，社會主義者提出一個政治綱領並努力爭取聯合會開展獨立政治活動。為反擊這一行動，岡帕斯在1894年會議中指出之前的選舉結果。會議召開前的幾個月，許多地方工會已陷入獨立政治活動。約有300名勞工候選人被提名為各部門官員，但只有幾個人當選。

岡帕斯說：哀傷也許可以杜撰，但各地工會政治上的失敗無論如何都是真的，工會運動或多或少開始分裂、瓦解。如果這樣的運動一開始就在捲入運動的美勞聯和所有附屬組織的庇護下，又會是什麼結果呢？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前兆太明顯了……作為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組織，在希望以提名候選人的方式控制某領域前，必須更加深入地組織工人，結合當地經驗開展活動，才能獲得更好的結果。政治勞工運動要取得勝利，是不能也不會在毀滅工會的基礎上進行的。

雖然這次行動失敗了，社會主義者仍在勞聯內部繼續宣傳組建勞工政黨。每次會議的決議幾乎都在支持建立勞工政黨，但結果仍被推翻了。岡帕斯繼續被迫為自己的觀點做辯護，他及時表明自己對這件事的態度，並且越來越頑固，這都是理所當然的。社會主義者的抗議有了某些其他影響：首先，這種抗議趨向於將勞聯領導思維中社會主義勞工政黨的觀點等同於社會主義，使人們在討厭社會主義的同時，也討厭勞聯領導思維中的社會主義勞工政黨觀點。其次，對社會主義者奪取新黨派控制權的恐懼也讓工會再沒有建黨的欲望。

岡帕斯的消極觀點太多了。從其他方面看，他有關工會運動應採取何種政治態度的觀點也發生著變化。事實上岡帕斯和勞聯對政治事務的興趣和政治活動的活躍度，從勞聯建立到岡帕斯去世都始終處於上升趨勢。1886年到90年代早期，勞聯幾乎就是一個純粹經濟組織。所以他們即便有興趣，也是在保障立法上的興趣，鬥爭也幾乎完全局限在經濟領域。1893年開始，勞聯和岡帕斯在立法方面展現出更大的興趣。

1895年，聯合會實施了在華盛頓議會會議期間向會議派遣立法代表的政策，這樣就可以時刻監視勞工關心的各類措施。後來勞聯總部遷至華盛頓，從那以後，岡帕斯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出席委員會聽證會，推動勞工法案通過等活動上。在勞聯努力以這種方式影響國家立法的同時，當地工會、州勞聯及市中心都在以各種方式追求政治利益。勞聯在這件事上給予地方勞聯完全自主權。當地組織相應地也支持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各黨派候選人，而且某些時候也會推薦自己的人選。

對岡帕斯和勞聯的政治活動而言，1906年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始。幾年前，勞聯立法活動確實成果不佳。議會對商業利益的規定作出了迅速反應，但勞工政策的發展也會“邁不開步（像灌了鉛的腳跟一樣）”，這一情況讓行動非常重要。相應地，岡帕斯召開了一次國家各工會領導會議，與會者共同起草了《勞工申訴法案》，並將其呈給大會主席和議會有關負責官員。《法案》列舉了勞聯要求的立法，即聯邦雇員8小時工作制合法化、避免罪犯勞工競爭保護、移民限制、排華政策、海員權利保護、違反《反壟斷法》的勞動者豁免權、聯邦雇員向議會申訴獲得不當待遇賠償權及廢除在勞動糾紛中使用禁令。《法案》最後以這樣一句話作結：“當前，勞工運動吸引著你們，我們相信這可能並非徒勞。但即使偶然間你可能不會注意我們，我們也會呼籲市民同胞的良知，呼籲大家支持《法案》。”

勞聯的政策改動並未體現出《法案》要求的立法項目，而所有這些項目都是多年來一直缺少的。相反，實施上述威脅，就需要改變。新政策雖說合理，但仍只是一個擴展勞聯過往政策的標誌。勞聯沒有把自己主要局限於試圖影響已當選立法者，相反它以退為進，希望在立法者選舉中系統地讓候選人感受到勞聯的影響。

議會對勞聯的要求置若罔聞，岡帕斯呼籲所有當地工會和中央組織在即將到來的選舉活動中極盡所能觀察那些在勞工利益受損時沒有絲毫同情的候選人，以及那些友善的，最後當選的候選人。聲明表明“美勞聯支持由各政黨團結下的工會成員和勞工獨立投票權的立場是最堅定的，也是確信無疑的……正面打擊對勞工合理要求存在敵意或冷漠的人，這是首要關注點。”當新行動計劃無法實施時，呼籲成立獨立勞動黨派自然也是大方向的一步，因為如果計劃得以實施，結果就是斷絕工人對舊黨派的依賴。

您絕對想不到：勞聯空前關注政治，原因是岡帕斯及其他工會領導人改變了“勞工為改善境況的鬥爭應儘可能限制在經濟領域”的堅定看法。但勞聯違背己願，同過去一樣被迫涉及政治，可以說是保護經濟活動的需要，即為了保障、維持經濟領域行動的自由。

勞聯發起的無黨派政治活動道路逐漸發展壯大。首次競選活動，就有不少試圖打敗勞工聲名狼藉的敵人的零散嘗試。

此後，無黨派政治活動更廣泛、更系統地開展起來。隨著候選人初選體系的發展，勞聯採取了“打敗敵人，選舉朋友進入初選體系”的策略。不僅如此，有了立法人員就勞工措施所得票數的記錄，選舉就包含了“候選人是否友善”的客觀測試。1920年，為加強政治活動連續性，勞聯將無黨派競選活動委員會設立為永久性組織，不再實行“每輪選舉設立新委員會”的制度。不久，上述過程就發展到了另一階段。

所謂“另一階段”，包括採納農民無黨派政治聯盟運用得相當出色的原則，集中力量辦好各州通常首先採用的黨派初選，即將表決權集中在共和黨優勢州的共和黨初選及傾向民主黨諸州的民主黨初選。最終，1920年後的幾年中，兩黨為了各自政治目的互相幫助，特意培養與農民的友誼。

直到1918年，批判勞聯無黨派政治活動，要求創立勞工黨派的主要仍是社會主義者。但當年及之後幾年，由於運動隊伍已經偏“左”，運動中有相當一部分印證了社會主義者的論點。如1918年，芝加哥勞聯以10票贊成，1票反對，1919年賓夕法尼亞勞聯以300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建立獨立勞工政黨的決議。這種感情用事導致1918年獨立勞工黨成立，勞工黨與農民群體融合，1920年成立農民勞工黨。運動領導宣布：這一結果證明，勞聯無黨派政治道路沒有效果，勞工只有建立自己的政黨，才能實現“不該失去的一樣不丟，應該得到的一樣不落”。他們說：

岡帕斯誠然不能始終直接、嚴肅地支持自己的“政治化”方針，也不能斷言其正確性。不過這些方針14年後還是處理了一些申訴（見於1906年《勞工申訴法案》），迎合了勞工需求。

讓我們仔細看看。

你會在1919年美勞聯大西洋城會議的抗議中找到重複提及的每一條申訴。

海員的申訴是唯一可能解決的申訴，右派通過了《海員法案》，但這並不是岡帕斯“政治化”方針的結果，而是安德魯•奧雷布洛（Andrew Furuseth），維克托•奧蘭德（Victor Olander）及其助手的努力的結果，是參議員拉•福利特（La Follette）長期、不妥協鬥爭的結果。

儘管當時的申訴依然存在，儘管通過了《海員法案》，但勞聯的裁決讓奧雷布洛要經常出入華盛頓，從而爭取《法案》規定的海員權力。奧雷布洛對勞聯用行政手段凌駕法律的作法氣憤不已。

岡帕斯政治努力的高潮讓人唏噓不已，因為這個高潮直接暴露在了總統威爾遜管轄的世界中。雖然美工運領導從未像今天這樣在政府獲得影響，也不會再有像岡帕斯這樣的人獲得聯邦政府如此多的威望和個人權利。但工人又能得到什麼？

沒有哪一屆聯邦政府，會像如今的政府這麼無情、無恥地踐踏工人權利，沒有哪一次濫用禁令，會像今天這樣讓工人遭受如此惡毒的打擊。沒有哪一屆政府，會像這屆政府一樣調動一切力量打擊勞工。只有威爾遜政府和有著魔鬼般熱情的新共和黨議會才做得出來……

是時候試試其他方案了，是時候讓工人的選票發揮作用了。工會唯一能做的就是領導工人創立自己的黨派，通過公民聯合會或通過其他手段不與華爾街攪在一起。勞工政黨由勞工自己管控，此外最重要的是，勞工政黨由勞工自身財力承擔。

岡帕斯和其他之前的工會領導堅決反對勞工建黨和當時其他將勞聯拖入獨立政治運動的企圖。他們承認勞工無黨派路線尚有不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勞工非政治化”才能有更大的進步，搞“勞工建黨”是行不通的。岡帕斯持此立場的原因或許能簡述如下：

岡帕斯首先認為，勞聯走無黨派路線，能維持執行《克萊頓法案》中的勞工條款。這樣勞聯就能實現絕大部分的政治目標——至少在1912年看起來是這樣的。《法案》中的勞工條款後經高級法院廢除，這肯定不能歸咎於勞聯的政治方式。再者，如果勞聯建黨，只有建黨成功，才能保護立法要求。岡帕斯說：“如果1912年我們就有了勞工政黨，諸位應當想想，若美工運變成了政黨行為，我們該向何處去？我們還能在你們的政綱中提出《法案》麼？我們還能發表這份聲明麼？”

岡帕斯相信，創立勞工黨就意味著運動能量的瓦解。他說：“如果一個政黨的突發狀況、負擔、責任與經濟、產業組織密切相關，工會運動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會員和領導三心二意的”而且“勞工政黨的組織意味著活動分工，意味著效忠政黨和從事工會活動的分離，而這兩者常常發生衝突。”再者，岡帕斯害怕，如果創立了勞工政黨，工會運動就可能從屬於政治活動，工會運動就會屈居次要地位。岡帕斯認為，“工會從屬政治”這一點已在英國發生了。因此他過去常說英國勞工黨這個，英國勞工黨那個，卻始終不提英國工會運動。其次，美勞工受民主、共和兩老黨派傳統聯繫的強烈束縛，他認為要斷絕勞工對民主、共和兩黨的忠誠，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此外，新黨派組織將意味著必須擬就一份完整的政治綱領，這樣就會引起紛爭，因為避不開領導權的問題。再次，由於政黨控制權可能落入社會主義者手中，因此他認為建黨不受歡迎。岡帕斯會問：“誰來當新黨派的領導人呢？”他自己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作新政黨的領導人。

但他在講話中強調最多的是，工會與政黨的爭論是過去有組織勞工自建政黨過程中最災難性的經歷。儘管事實是，當時的工會與1918年超過400萬會員的規模相比，運動經驗太少；儘管當時的工會新建不久，凝聚力差，但1918年，工會逐漸穩定，岡帕斯從不懷疑工會“去政黨化”，但今後的勞工運動可以汲取上述教訓。

但也許岡帕斯反對勞工黨派的最重要原因，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表達過，即他意識到勞工隊伍並沒有要領導勞工黨派的情緒，各工會的大部分領導人也都反對勞工建黨。然而，本書作者認為，這些事實都有另一面。岡帕斯會隨意忘記自己反對勞工建黨的言論，繼而又反過來支持勞工建黨，當然他是反對這麼做的。在亨利•喬治競選活動中，我們曾說明岡帕斯如何準備將自己的信念從屬於運動需求的，並且必要時與運動目的保持一致以維持其領導地位。諸如此類的敘述還有不少。他要保住勞聯主席的位置直至去世，這是他熱衷的事情。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在思想上與民眾走的很近，具體來說，他在思想上與統治勞聯的領導黨派走的很近。為獲得支持和選票，他必須分享、宣傳這些黨派的觀點，這種關係在黨派領導人和工會勞工隊伍間同樣存在。儘管有很多關於工會寡頭政治的討論，但工會領袖為保全自身地位，是不可能將自己和大眾分得太開的。相應的，儘管許多人因為某個或其他原因通過勞聯無黨派政治路線獲取既得利益，但如果這些工會領袖發現在創立獨立勞工政黨問題上，他們與勞工隊伍還有非常明確的感情時，就不會反對勞工建黨了。

工會與國家

岡帕斯對國家的態度和看法，對工會運動和國家間應存在何種關係的認識，構成了他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為分析這部分思想，討論如下：

分析岡帕斯上述思想的最好方法是考察其對具體立法規定的態度，所謂“具體立法”包括兩部分，一是眾所周知的社會立法，一是與工聯主義及其路線的合法地位有關的立法。社會立法反映了工人以政治國家為媒介，為實現其最終目的而進行的努力。工人不通過罷工強迫雇主滿足其要求，轉而用法律手段敦促雇主。而後一種立法是有關工人成立工會，採用罷工、聯合抵制、糾察等策略的自由，工人通過這些手段就可以用自身勞動力換取更優厚的條件。我們也許可以從工時立法說起。

岡帕斯明確反對制定私企男勞工固定工時法律。因為首先他相信，勞資談判不僅更有效、更可靠，就長期而言，也是保障更短工時較為快捷方法。工人通過工會已陸續削減工時就證明勞資談判是成功的。其次，法律要通過還要過憲法這個難關。岡帕斯也擔心立法（合法制定）這種方法的後果，他說“我有一些理解，即使允許立法機關設立最長工作時間限度，他們也會強迫工人工作到法律允許的最長工時”。同樣，“美勞聯理解把自己置於政府附加權力中的智慧，這些附加權力過去對勞動者有害。”如果讓政府調控工時，政府的調控會延伸到其他事情上。

政府掌控的東西越來越多，政府權力就越來越大。任何一個組織，只要有政治權利，不論多少，立馬就會慾壑難填。而政府權力的增長將帶來政府效力的提高，這一點從鐵路工制定《亞當森法》的經驗就能體現。當議會行使自己的權力為鐵路工建立八小時工作制時，議會也考慮制定管理鐵路工人的完整綱領，這個綱領在剝奪工人罷工權方面發揮到了極致；議會還考慮制定《兵役法》，為義務兵役製做準備。

岡帕斯在談到工時或最小薪資立法時，習慣參考伊麗莎白時期的某些律法。在這些律法中，工人實行固定薪資，法律強制工人按固定薪資工作。岡帕斯此舉是有益的。很明顯，他相信當前政府就像當時的伊麗莎白政府一樣，對工人願望充滿敵意。國家並未響應勞工要求，更沒有受勞工控制。相應地，勞工運動必須迴避設定標準和條件。如果勞聯在政治上更強有力的話，岡帕斯也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最終，由於工人是通過有點施捨味道的立法爭取更短工時，血氣方剛的男人對此會“咬牙切齒”，然後為爭取更短工時作鬥爭。他們通過自身努力（如勞資談判）來爭取更少工時。因此，同是為了爭取更短工時這一相同目的，與勞資談判相比，立法就顯得孱弱不少，而且少了點男人味。

女職工和國企職工並不仇視用立法手段爭取更短工時的作法。要把女人組織起來不容易，況且她們普遍都沒有力量保護自己。而國企工人本來就厭煩罷工，立法似乎成了最權宜之策。

岡帕斯在這個問題上是勞聯的公正代表。勞聯不斷否決有關規範男勞工工時的立法決議。然而，儘管勞聯是這個態度，很多組織仍通過立法減少工時。岡帕斯在談到他們的行動說：

勞聯並未在立法問題上作任何表態，但我認為，如果號召諸位贊成立法（非工會路線），你們就會說那些組織都已在其權力範圍內行事。即使我們對他們的行動有顧慮，但我們並不會否認他們一系列行動的權利。事實是，一些人要麼沒有意識，要麼出於好心，給了其他人限制自己的機會。

私企成年男雇員最小薪資立法從未在美正式提出，毫無疑問，岡帕斯也沒有譴責這一點。但岡帕斯也反對有關女勞工最小薪資的立法。“我認為，一旦國家有權固定最低工資，國家就會仗著權力逼迫工人拿著最低工資工作……根據歷史教訓，政府設立工人工薪的企圖將導致長期的工業奴隸…… ”在接下來類似最高法院裁決的陳述中，他繼續說道：

據我判斷，為女勞工設立最低工薪的法律即使用意不錯，卻仍在限制國家工業中女勞工的權利、自然發展和發展機會。

這一陳述背後的邏輯是：最低薪資立法會阻礙女勞工工會組織發展。岡帕斯在這件事上多少會比優柔寡斷的勞聯更保守些。

即使岡帕斯批准《事故賠償法》，他也絕對反對《強制衛生和失業保險法》，對《養老金法》也不感興趣。因此其社會思想特點即他有關此事的陳述，說起這件事，他似乎很願意為自己辯護。因此：

社會保險既不能根除，也不能防止貧窮髮生，更無法消除引起社會不公的原因。而有組織勞工運動是唯一能夠解決貧窮根源的機構。

面向工人的強制疾病險基於如下理論：他們沒有能力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國家必須置入自己的智慧，承擔對工人的監護、守衛職責。國家強力推崇這種與工人間的關係總讓人覺得有什麼貓膩，而且這個政策讓自由出生的市民很厭煩……

強制性保險覆蓋國家大部分公民時，就勢必會削弱人民的獨立精神和男子氣概……

倫敦先生（London）提案的第三節（《健康和失業保險提案》）指出：委員會應起草獲利時間表，並向工會推薦；委員會也應起草規章制度，並向工會推薦——是的，規章制度等。如果用我們這群朋友的神聖詞彙“規章”來形容，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思考的社會秩序，這些規章有對每個男人、每個女人每一步的規定，有政府的規定，有委員會、官員的規定。

但在我們反對所謂的失業保險這一背景下，我主要想強調：我們並不想賦予政府更多調查、管理美國工人生活、行為及自由的權力。

岡帕斯反對上述立法還有其他並不太直接的原因。首先，勞聯政治綱領中也包含了政策、工時和最小工薪的立法，這就意味著運動中的政治性活動增加了。對一個大綱領來說，勞聯無黨派路線並不合適，因此勞聯越發捲入政治活動，就越容易形成勞動黨派。社會主義者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敦促有關勞聯的社會立法要考慮這一點。

岡帕斯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對這些政策支持者的牴觸也起到一定作用。勞聯說制定“這些措施”之前並未與勞工磋商，且引入立法時主要由專業社會福利代表支持。這些措施本身和提出這些措施的人代表一個社會階級，這個階級非常渴望為工人做些事，渴望為工人建立能防止他們自私自利，並能維護他們共同的組織的機構。

岡帕斯個人可能反對有關養老金制度，但他在公開場合表述勞聯觀點時卻有所拘泥，並對養老金制度表示“溫和的支持”。

1908年，勞聯支持《養老金法案》。在1914年的勞資關係委員會前，岡帕斯表示：勞聯支持由雇主買單的養老金制度。1916年，岡帕斯在國家公民聯合會社保會議召開前的一次演講中說：

有這麼幾種強制社保，只要看看他們的名稱，就會相信其必要性和公正不言而喻，它們使得剝奪人們權利的因素無法進入，這種社保如工人的賠償金和養老金。

雖然如此，國家公民聯合會申請資金來打壓養老金制度時，岡帕斯對自己的名字出現在聯合會申請信箋抬頭上是首肯的。

總的來說，在所有這些事情中，岡帕斯比勞聯執委會更“右”，勞聯本身多少比工會會員更“右”。因此，即使岡帕斯反對健康險，1918年，執委會多少還是支持健康險，並建議會議批准執委會調查健康險，但勞聯執委會至今仍不贊成這項措施，不過許多州勞聯都站出來支持實施國家健康險。

岡帕斯雖反對制定上述政策，但仍支持屬於社會立法部分的大量政策並為之鬥爭。他一生都深深感到童工遭受的待遇很不公正，並自始至終積極投身禁止僱傭童工的立法。他支持八小時工時法、事故賠償及養老金制度等影響國企職工的多項政策，並開展遊說。他支持《私企工人事故賠償法》，並為爭取該法通過而鬥爭。他幫助爭取大量涉及安全、衛生、工廠監督和工作條件的政策。他為《排華法案》、《限制移民法》和《處理兜售非法製造產品法案》的通過而努力。此外，他還對大量更加通用的自然政策感興趣。他幫助爭取《所得稅法》，戰後又迫切爭取聯邦公司合併，爭取公司賬目公開化。他還支持女性爭取普選權。19世紀90年，他全力以赴宣傳創新精神，宣傳全民公投和召回政策。

有幾條普遍原則支撐著岡帕斯對社會立法的態度，即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工會應該儘可能堅守經濟領域，不應“通過立法和政府去追求他們本能通過自我創新和活動得到的東西。”儘管岡帕斯將自由主義理論作為原則四處傳播，但實際上不難看到，他經常會毫不猶豫地背離這一原則。正如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所說“當討論從普遍原則範圍轉為實際行動時，沒有人會比岡帕斯更快意識到國家的重要性，並能利用國家為勞工爭取積極收益。”有諷刺意味的一點是：過去30年裡，也許沒有一個人能像岡帕斯這樣在爭取有利於普通大眾的立法上起到更大作用，可岡帕斯原則上是仇視擴展國家活動的。岡帕斯事業中有諷刺意味的一點是：這樣一個宣揚勞工運動應避開政治領域的人，晚年卻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維護運動的政治事務上。

岡帕斯拒絕使用立法手段，這不僅作為工運權益之計，也作為社會良心。他徹底反對社會組織通過訴諸法律解決自身麻煩的趨勢。因此他說道：

我們還能向哪裡漂泊？那段時間國外有一種奇怪的思想。所有人都有一種幻覺：法律是靈丹妙藥。任何有問題的……或是理想的，隨之而來的建議就是——立法。

如果沒有棉花市場，利益攸關方就會要求頒布法律。如果工資低，法律或委任狀就會作為補救措施提出。而這種趨勢的結果，除了能軟化人們的道德神經外還有什麼作用？當人們不願接受一個生命的責任，不願充分利用生命的責任時，人們必將缺失強大的、有血性的、堅定的獨立精神和意志力，這精神和意志力會讓他們和整個世界的錯誤作鬥爭，讓他們通過有關人士的意志力建立公平機制。

許多人要求許多事都要立法規範，而這些事都應該而且必須由相關人士解決。如果國家在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理想上取得實質性進步，那麼創新精神、進取信念和自我利益的啟蒙都必定是人民的主要特徵……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絕不允許自己在因立法管控過度的政策上飄忽不定，這種政策會吞噬，也絕對可以破壞個人自由的根基。

現在我們可能轉向了立法的第二類別，即有關工聯主義及其發展方式的合法地位問題。岡帕斯要求的道路是應給予勞工與工會結合的絕對自由，並利用罷工、聯合抵制、糾察等他們認為有用的策略。

岡帕斯認為的“最後的圓滿”即通過《克萊頓法案》中的勞工規定。這一法案實質上體現了岡帕斯和勞聯奮鬥多年的願望，這一成果非常重要，以至於岡帕斯後來將其稱作“勞動者的大憲章”。根據《法案》中的勞工規定，勞工聯合可特別免除《反壟斷法案》的懲處，也可禁止法院頒布禁止工人罷工、糾察或其他活動的禁令，此類案例在《法案》中措辭不佳的勞工條款通過前，受到了最高法院裁決的損害。

《法案》準確反映了岡帕斯就工聯主義合法地位形式的基本觀點。因為法律構建了工會及其發展模式的合法性，但這只是一種消極方式，只是肯定工人有成立工會，進行罷工和糾察等活動的權利罷了。

他並沒有想過，也從未想過以工會的社會功用為基礎，為工會本身申請法律認定。他並不認為工會的要求就是被國家認定為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就是在工業生活中依法履行了既定、受權的職能。岡帕斯認為，工會本來就不應受法律支配，雇員—雇主關係應在法律監管範圍之外。本質上看，岡帕斯對工聯主義的法律保護可歸結為對“權利法案”的宣言。

岡帕斯針對強制仲裁的立場明確指出了上述態度和部分有關工會與立法關係的暗示。岡帕斯按照自己的意志全力反對此類立法。他認為沒有什麼事能比為工會立法更糟糕。工會一旦被剝奪罷工和工運權力，就等於被打倒了。他說：“工業改善的整個綱領取決於罷工權——即給工人力量……罷工就是一種以戰鬥狀態進取的鬥爭方法。這是一個各種勢力相互鬥爭的世界……沒有原則，也沒有制度能在無自衛力量的保護下得以長久保持。”第三方利益，即所謂公眾會被罷工傷害，這確實令人遺憾但我們愛莫能助。他說：“公眾除了上廁所的權力外，再沒有其他生存權；除了保護自己不受壓迫的權力外，再沒有其他權力。”

人們無論工作還是經商都為糊口，而不是為了服務他人。他們可能想罷工就罷工，就像農民在不考慮消費者需求的情況下拒絕種植莊稼……“公眾”並不會給勞工提供什麼，他們只會讓勞工實現自我逐利最大化。所有勞工應給予公眾的，從法律上講，即尊重法律。

因為政府干預勞動糾紛，強迫工人接受“工業法庭”有關“薪資應建立強制勞役”的決定。“工人可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對自己來說充分的理由放棄工作權，這就是個人自由的具體表達。”

最終，工會不僅必須有罷工自由，不論何種理由，只要對其而言理由充分，就可以罷工；且任何工會活動都不應受法庭檢查制約或受法律限制。岡帕斯在洛克伍德委員會調查紐約建設情況前就證實：上述工會的態度是用強調語氣提出的。委員會發現，工會建設（也是僱傭者）是以最不合理的方式進行的，因為這一方面沒有相關法律可以補救。工會限產，部分案例中會籍極度受限，工會會員證每天如此頻繁地出租給非會員，會員因最不公正的原因被開除，司法紛爭及行為損害雇主利益並導致效率低下，學徒入會受限。然而，當岡帕斯承認工會存在濫用自由時，他仍固執地堅持絕不能訴諸法律或法庭來尋求幫助。

問：“我懂你的意思，如果上述被指證的濫用自由的情況確實存在，我或許還能指證成百起這樣的案例，其中一些只要我想還是能指證的。您對此不採取任何處理措施，是這樣麼？”

答：“我不會通過法律途徑。”

問：“您會依賴工運發展和勞工啟蒙來減輕這種情況，是這樣麼？”

答：“是的，我們會利用美工運有關上述事情已取得的成功來引導（工運）。”

問：“然後您會對此置之不理，對那些憤憤不平的民眾沒有任何安撫措施嗎？”

答：“不會通過法庭解決。”

問：“也不依靠行政機構？”

答：“靠法律，不可能。”

問：“您不會支持任何形式的管控，不管濫用自由發展到多麼極端，是嗎？”

答：“國家管控還是——”

問：“對，就是國家管控。”

答：“對，那就不會。”

他建議法庭就審核是否開除工會會員上做出公正判斷，並回復到“上帝已將勞工從法庭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了。”上述回復充分總結了他對工會與立法關系所有建議的回應。現在他之所以有這個態度，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害怕如果法庭有了工會活動審核權，工會資金就會被無止境的起訴榨得乾乾淨淨。但他的態度主要跟著感覺走，這一感覺誠如他自己解釋的那樣，“有組織的社會無法理解勞工運動事務”。有組織的社會說的是政府，特別指對勞工缺乏同情心，甚至對有組織勞工懷有敵意的司法部門。他感覺法庭總是用過時的觀念考慮問題。他們只關注財產權，從來都意識不到勞工的權利。也許，因為看慣了財富的原因吧，他們並不關心勞工死活。

問：“你這麼害怕法律嗎?”

答：“我說過，我不是害怕……”

“我害怕我的國家，如果國家有任何立法企圖的話（如果法庭享有工會活動裁決權的話）”

“我害怕的是出現更大程度的暴政和權力。”

問：“會導致什麼？”

答：“導致財富大規模控制立法和法庭。”

問：“你認為財富會和勞工一樣擁有相等的立法控制力嗎？”

答：“哦，天吶——”

問：“你是這樣認為的嗎？”

答：“我認為？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人們不必為了找出岡帕斯這種感覺的原因大費周章，所謂原因就是岡帕斯及勞工與政府機構，特別是與法庭打交道的慘痛經驗。岡帕斯眼瞅著法院下達的一個又一個禁令削弱了勞工活動，剝奪工人權利和自由。法庭在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會及巴克火爐工會訴岡帕斯案中強迫工會放棄使用聯合抵制手段。希契曼煤炭公司訴米切爾案也給組織勞工設下了很大阻礙。

接二連三的法庭判決侵犯了工會糾察活動，《克萊頓法案》中的勞工條款，多年來為實現工會及其活動合法化的政治努力很大程度上被法院判決否決了。法庭逐漸開始阻礙工人武裝運動，不讓任何人接觸雇主的武器。1919年，法院又下達了一個禁止煤礦工人罷工的禁令，甚至禁止工會官員組織罷工，禁止占用工會資金，而禁令傷害工會，甚至辱罵工會，這些都是以《雷佛法案》為基礎的 。支持戰時條款的人一定已向岡帕斯保證，上述條款不能用來反對勞工。岡帕斯說：“訴訟中政府的獨裁本質就是一種能動搖人的思維的本性。”

岡帕斯自己就有因為不服從法院禁令而被判一年監禁的慘痛經歷，這份禁令是在巴克火爐工會訴岡帕斯案中由賴特（Wright）法官下達的。禁令不僅禁止將公司名列入“我們不會資助”的勞聯名單上，而且甚至禁止提及聯合抵制及勞聯或勞聯官員的案子。為服從這一禁令，岡帕斯不得不忍氣吞聲甚至不能把案件結果報給勞聯大會。岡帕斯覺得，禁令太不公平了，這種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太明目張胆了，他決定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不遵守這一決議，所以他也這樣做了。

我們注意到在禁令問題上，岡帕斯倡導的政策與法院禁令的關係比較有趣：

記住這一點：你的委員會想表示，無論何法庭何時實施禁令，該禁令管理我們與雇主的關係，也管理我們與其他可能發生買賣關係的人之間的關係。這種法庭非法入侵個人關係，而這樣讓人看不到有何公平權利可言。這些禁令破壞市民權力，也破壞當前政府，因此我們堅持，忽視法庭禁令是我們的義務，我們建議，這就是我們的舉措，不管結果如何，我們都能承受。

貫徹這一政策意味著公然對抗政府，這是叛亂。

正是這些經歷孕育了岡帕斯之後的態度：往輕了說，政府和法庭就是缺乏對勞工的同情和理解。岡帕斯對此的反應是：堅持勞工及其事務必須脫離政府部門監管，推動勞工運動儘可能避免政治領域。針對勞工的禁令越惡毒，干涉罷工活動的政策和武裝就會越多，岡帕斯也就更著重強調這一點。至少，他在某些方面的態度只是自然的情緒反應，多少是不理性的。其他人注意到政府機構對工會活動的關注日益增長，對這些運動懷有敵意，他們或許已經在考慮採取更加理性的流程按部就班地給政府施加更大的影響，從而讓政府對勞工的願望更加感同身受。

本書之前的章節已表現出岡帕斯社會思想的顯著特點，現在可以簡要總結一下這個思想：社會由相互競爭的組織組成，每個組織都一心盯著自身利益。勞工組織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它只了解自己的組織利益，並應有自然發展的自由。因此，工人主要要求社會認可他們成立工會、罷工、聯合抵制的權利。

這個道理對勞工適用，對其他人也適用——只要每個組織都只顧自身利益，不顧他人，就一定會取得進步。因為政府干涉這種為自身利益的鬥爭不僅錯誤，而且有害：之所以錯誤，是因為這種干涉會損害個人（不可分割的）權利；之所以有害，是因為這會破壞積極性、獨立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恰是國家力量之基。岡帕斯說：“我仍然相信傑弗遜的話，政府管的最少，就是最好。”人們尤其痛恨政府管理、干涉勞工事務，因為政府對勞工運動一點都不友好，甚至對勞工有敵意。並且不僅是敵意這個問題，政府也並不具備處理勞工事務和勞資關係的能力，也不具備同產業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政府既不明白這一點，也沒有這種實力。政府在與工業接觸時，政治手段不僅笨拙，而且礙手礙腳。因此政治政府必須在工業解決自身問題時“退二線”，不加干涉。

岡帕斯的這種思想有很多叫法，岡帕斯將其命名為“志願主義”。其他人稱之為“放任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或“無政府主義”。

岡帕斯產生上述思想的主要原因已經討論過了：原因是政府不友好。保護工聯主義常見於個人權利和放任自由主義等理論。但岡帕斯因此喪失了政策一致性。他不僅在保護工聯主義中引入了放任自由主義，其他地方也搞“放任自流”。或許許多其他因素有助於解釋岡帕斯產生上述思想的原因。他與雇主接觸，與雇主建立友誼，繼而從雇主身上吸收了個人主義觀點，似乎就是這樣。岡帕斯在加入國家公民聯合會時，和其他工會領導人就完全投身宣傳個人主義思想。而且，在後續章節可以看出，岡帕斯擔任勞聯主席的早期工作也許對他往個人主義方向發產生了影響，最後，岡帕斯的人生觀也可能是其個人思想的一個形成因素。他在生活中不會忍受禁令、限制和強制。他必須要絕對自由。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完全漠視任何慣例。

總之有這樣一種說法：岡帕斯“志願主義論”比他迄今為止的其他思想含義更加廣泛。對岡帕斯而言，這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概念：它意味著避開強制，在各領域提倡設立志願機構。岡帕斯認為：工會是自願發起的組織，惟其是志願組織，因而受到上帝庇佑。勞聯也是一個志願組織，而這個組織對分支機構沒有操縱權或控制權。岡帕斯覺得，勞聯就應該一直這樣。他認為，勞聯的成功都該歸功志願原則。因此，“志願主義”對岡帕斯來說就是勞聯自我管理及管理自己與其他組織間關係的原則。這就是完整的工會自治：每個工會獨立於其他工會，也獨立於整個社會。  當然，“強制”和“志願主義”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沒有法律會強迫工人隸屬於他們的工會，但部分工人仍被強迫隸屬於工會，如果他們不同意，生計就會成問題。但工會仍是志願組織，同樣，勞聯本身的法律也不可能強制一個下屬工會，因為這樣做，工會就會退出勞聯。勞聯實際能控制，也確實控制著旗下工會，因為工會發現，脫離勞聯管理沒有好處。換句話說，岡帕斯最反對的就是法律或政治強制。

對岡帕斯來說，“志願主義”重要性至高無上，直到他去世前，還把“志願主義”作為他對工會運動的遺囑的主要內容。他在1924年會議上說：

近幾個月發生的事情讓我強烈意識到：我必須放下對他人的信任和依賴，轉而獨自前進，這樣的時刻不遠了。當人們開始抓外部事物，對相對價值有了全新的感受時，不太重要的事情就沒有重要性可言了。當我回顧我六十年來接觸的勞工運動時，我探究了當前的困難，也研究了未來的機遇。我想告訴諸位，告訴所有參與美工運的人：絕不能丟棄工運結構建立的基礎，始終要堅守志願原則……

……我想鼓勵諸位，為人類自由的基礎原則而獻身——這就是志願原則。強制是無法獲得持久收益的。如果我們追求武力，我們就會毀滅那些因團結而不可戰勝的東西。

   我們已經在經濟、政治、社會和國際關係中嘗試並證明了這些原則。工會已經嘗試過這些原則，並沒有發現不足。但我們在同一領域使用其他方法時，卻失敗了。

岡帕斯論工會國際事務和政治

本章關注岡帕斯在國際領域的觀點和政策，這與他有關國內事務和勞工事務的觀點不同。這些觀點和政策包括（岡帕斯）關於移民限制的態度，關於和平與國際主義的觀點，（岡帕斯）“一戰”時期政策，關於國家條約和聯盟的態度，及關於國際工會運動和泛美勞工運動的政策。

移民

毫無疑問，無論是岡帕斯，還是美勞聯，都渴望限制中國移民。70年代，雪茄工感覺他們受到太平洋東海岸的中國雪茄工競爭的影響，於是開始對防止進一步移民的國家立法感興趣，而這種要求也確實是雪茄工渴望形成全國性勞工組織的原因之一。

1881年，美勞聯成立，排華突然成為勞聯立法要求之一。

有組織勞工認為排華政策理所當然，一是由於極端偏見，二是由於東方人極低的生活標準，這與普遍移民限制不同。岡帕斯寫道：“我處理移民問題”時情緒有些複雜，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移民。我很慶幸我不顧任何阻礙來到了這個國家，我總是覺得限制他人的發展要負沉重的責任，但由於移民數量激增，不同種族同化太快，我無法逃避一個結論：我們必須做點什麼來保護美國。

但到了1891年，如浪潮般的移民求職者要求保護自身合法權益，這一要求打動了岡帕斯，讓他出於慷慨和無私，決定幫助這些移民求職者。這是岡帕斯憑良心得出的決定，但他覺得這個決定不好，後來他為了支持自己的做法舉出的原因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他在1891年的大會報告中說：

我認為不該僅僅自私地站在自我保護的角度看待移民問題，我相信，放開移民入美不僅傾向破壞人民獨立、進步和發展，還會成為部分歐洲國家的疲軟組織“永世長存”的有效方法，經濟、政治、社會改革也由此被推遲或避免了。

我判定：代表我國有組織勞工的與會代表應明確無誤地表達他們的感情，宣布我們將會從這種壓抑的罪惡中解脫。

勞聯像岡帕斯一樣在處理移民問題上並不情願，起初還有些許罪惡感。在岡帕斯的強迫下，勞聯開了一場又一場只為討論移民問題的會議。最終，1903年，勞聯思想幾經變動，終於板上釘釘要求立法限制移民。隨即，岡帕斯開始孜孜不倦地為該法案遊說，實現他在威爾遜當局的目的。

和平與世界戰爭

岡帕斯的個人興趣比大部分勞聯領導廣泛，他的大部分愛好既反應了地方風格，也反映了戰前美國人的典型感覺，即相信自給自足。相應地，但凡勞聯對國際事務和國際勞工運動感興趣，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因為受到邀請，就是勞聯主席刺激的結果。這種勞聯“一戰”前對和平運動的興趣，就是真實的例子。

岡帕斯自己在“一戰”前十年就有了相當的國際思維。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對國際和平事業有著極大的熱忱和興趣。他向勞聯所做各種報告就反應了這一點。早在1899年，他就把國際和平、友善的理想與國際工會運動結合起來，而且把國際和平作為有組織勞工運動的一項任務。他在1900年的報告提出“應越發依靠有組織勞工（運動）維護世界和平。”而且他在1900年的報告中總結道“沒有哪一種力量會比眾多促進文明世界和平運動的力量中更有力。”幾年後，他在“一戰”之際拋出了“將舉行大罷工”的暗示。

岡帕斯說：如果我們無權期待，但願我們不要期待那一刻。即使其他所有方法都失敗了，世界勞工也能徹底組織起來，十分清楚地了解自身利益，他們不會為滿足政治、商業領域專制者的陰謀，而與其他國家的工友弟兄對抗……有組織勞工運動代表和平，代表產業化，代表國際化。

當美西戰爭爆發時，岡帕斯非常擔心，唯恐這預示美國將採取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政策，他因而和其他人共同抵制美帝國主義化和軍國主義化。他在反對夏威夷與菲律賓合併一事上發揮了影響，因為一旦合併，好幾百萬的馬來人、菲律賓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就會一道和美國工人搶美國本土的工作，這也讓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一旦合併會帶來怎樣的不公。當俄國沙皇提出設立國際糾紛仲裁庭時，他高興地為此想法振臂高呼。到1913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提出設立“海軍裁軍期”，岡帕斯熱情高漲，他努力通過國際工會聯合會開展各類勞工運動，以推動政府儘快接受這一提議。“一戰”爆發後，他有關和平的演講被集結成冊，並由卡耐基和平基金會出版。這就是他的態度。

可戰爭的降臨改變了一切。岡帕斯撤銷了他計劃的發行量，放棄了和平運動，和平成了當時情形下不切實際的事情。即使岡帕斯當時仍保持著引人注目的官方中立立場，但其內心對同盟國的偏向已然日益高漲。到1916年，如果他在自傳中所述事實可信的話，他堅信德國遲早會採取公然行動將美國拉入戰爭，他於是開始宣傳戰前準備。這樣，當時和平運動、和平組織和其他人因為受到德國利益的鼓舞而不可信了。岡帕斯叮囑勞工不要成為戰爭的運輸工具，他因此名聲大噪，以至於1916年12月，威爾遜總統委任他為國防委員會委員，成為了委員會中的勞工代表。

戰爭

1917年最初幾個月，隨著美國捲入戰爭的可能性越發確定，勞工對戰爭態度的定位，他們在戰爭中應扮演的角色成了無法迴避的問題。岡帕斯深刻考慮過這些問題，他後來寫道：“戰時，我腦海里反覆斟酌的是我該怎樣最把我對美國勞工的職責履行到最好，從而領導他們走正確道路，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借鑑之前英、法工運經驗，這些運動事先沒有準備，直接被戰爭從“錨地”掃了出來。由於英法勞工猜疑政府，他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戰爭，沒有全心全意與政府合作。因此英法政府至少一開始也同樣猶豫：該不該放開勞工運動，該不該代表勞工處理各項事宜。而且，勞工在許多場合為贏取戰爭已經犧牲了寶貴權利，犧牲了只有通過幾十年鬥爭才能爭取來的標準。所以，對美工運來說，有必要從經驗中獲益。岡帕斯在給勞聯執委會的一封信中總結了這件事：

要解決勞工對戰爭的態度及扮演的角色，有兩種方法：一是尋求勞工幫助，與勞工合作。勞工代表堅持為人類謀福利的特定理想，這與任何軍事目的一樣，對國防都是必要的。二是勞工應該對整個局勢保持冷漠，制定計劃的都是那些不接觸勞工運動，也不會同情工人需求和理想的人。也就是說，要麼把與國防相關的責任和義務強加在工人身上，不用問他們就系統闡述這些計劃的意見；要麼勞工抓住這次機會，強調勞工無論和平還是戰爭時期，都對社會履行了大量義務，並堅持在決定對公眾有生死影響的決策上，勞工應給出有用的指導意見。

困難的處境要求得力的領導。岡帕斯對局勢看得很透，比大多數勞工領導都透，因此他擔任了領導。他主動呼籲各工會領導1917年3月12日在華盛頓集會。這些領導人經過一天的深思熟練，同意了岡帕斯事先就準備好的宣言。《宣言》表示：只要美國參戰，勞工運動必將支持政府。但《宣言》還說：“政府必須意識到有組織勞工運動是中介，真正與政府合作的是勞工。”

為回報勞工的支持與合作，政府必須給予勞工運動在指導、管理戰爭事務的重要部門裡的發言權。《宣言》也表示：國防的必要性只是幌子，勞工絕不能被剝奪通過長期鬥爭取得的利益和保護。工會標準必須成為戰時工作的標準。

其後2年，有組織勞工運動因為這種遠見卓識和精打細算收穫得盆滿缽滿。

美國是參戰國，岡帕斯也將自己拉入戰爭活動。他為向戰場“運輸”全國各地勞工（以補充戰鬥力）做了大量工作。他組織戰前激進分子加入勞工和民主聯盟，利用這個組織抑制那些沒有同情心的激進分子的不滿。威爾遜任命他為非常重要的勞工和防禦委員會委員。戰爭快結束時，他被政府派往國外，按照聯合政府的要求行動，喚醒那些受戰爭摧殘，但仍頑強反抗的國家的勞工大眾的精神。他在英格蘭期間有效地考察了如英國社會主義者為召開國際社會主義大會，越過政府首腦開展和平談判的此類計劃。說實話，這一時期岡帕斯成功完成的活動多得驚人。

這些有價值的服務回報了岡帕斯，讓他聲名鵲起，威望十足，這些是他之前做夢也想不到的。1917年，威爾遜在勞聯大會上講話，這是勞聯標誌性的榮耀。威爾遜在講話中給予勞聯領導最高的評價，他說，“如果可以，我想說，我欽佩岡帕斯的愛國勇氣和宏大遠見，欽佩他用政治家的感覺做了他應做的一切。我想用理智拴住我的思緒，我那烈馬般的思緒是應該關進馬廄了。”岡帕斯處理完海外任務回國時，《文學文摘》發表了一則共識，把岡帕斯稱為“美二號人物”。沒有哪個重要機關他不好進，他和威爾遜的關係比許多部門內閣成員還要近。

也許有人會問：一個戰前和平主義者，如此熱情地投身經營戰爭活動，這是為什麼？他如此熱心參戰，就像聖潔的十字軍騎士，這又是為什麼？一個原因，當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為勞工運動贏得名望和收益。另一個原因是他完全虔誠地相信，也想相信，打仗是為了拯救、延續民主體制，是為了阻止德國入侵。還有一點，德軍暴行的故事錘鍊了岡帕斯，他的舉動有濃重的感情色彩。不過肯定還有更私密的原因：他骨子裡就是一個好戰的人，戰前之所以保持和平主義者形象，只是為了保持有利的戰鬥姿態。

戰爭真正爆發後，岡帕斯習慣性地投入持續鬥爭，他也許發現：做任何事都比做自己熱衷的事難。還有一點，岡帕斯傾其一生都在與主流作鬥爭，這是事實。現在，戰爭給予他一個和其他人並肩戰鬥的機會。他在自傳的最後幾頁描述過這種感覺，句句幾近悲涼：

對我來說，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十字軍東征，而我因為關注人類的更高福祉，關注服役的光榮精神，才受到鼓舞，加入遠征隊伍。我毫無保留地投身這項事業，高興地發現自己能夠和這麼多人和諧相處。我的一生都在戰鬥，這是我常說的“自己的責任”，但很少有人想聽我的表白。我一生中有這麼一次自身理想得到理解和讚賞的時刻，對我來說，真的是莫大的安慰了。

條約和國家聯盟

實際從“一戰”伊始，岡帕斯就非常珍惜他的願景，希望在戰後協約簽訂上或許能起到重要作用，也希望主導國際工會組織戰後重建工作。他在1914年的勞聯會議上建議勞聯授權部分領導戰後一面重建國際工會，一面組織和會性質的工會中心會議。1917年，正如海外勞工制定可併入和約的各類工會章程一樣，美勞聯在岡帕斯推動下把自己的和平要求和聲明寫入了和約。岡帕斯甚至在1917年的會議上要求，“美國政府應賦予參加和平大會的勞工全權代表足夠、直接的代表權”並督促其他國家的勞工運動也這麼做。

最後這個要求並未實現。威爾遜總統一反眾人預期，沒有任命岡帕斯為國家和平委員委成員，這對他打擊很大。但和平會談開始後，勞工動亂越來越多，迫使會談決定在條約中加入一些特定的勞工條款，並設立國際勞工組織。為此，威爾遜任命岡帕斯為設立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兩代表之一。岡帕斯作為委員會主席，在制定《勞工會議條約》，建立現今國際工會組織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對岡帕斯來說，按規章指導委員會審議工作似乎可行、實際、有好處，但也不是輕鬆的活。他必須錙銖必較。他後來透露，“我一生從未陷入如此尷尬，如此不舒服的境地，因為我90%的時間都在主持工作……我發現任何提案上我都是少數派 。”國際勞工組織有何權力？履何職能？在這些問題上有了不同意見。歐洲和英國代表團認為：應建立由各政府代表、全國性工會及雇員組織代表組成的“超國家體”。這些代表通過勞工大會和例行會議會面，各國必須接受這種形式並寫進法律，而這自然就導致國家主權消除。岡帕斯太清楚美參議院對這一提案有何考慮不周之處，會如何違背議會憲法限制、國家權力原則等美政府原則。委員會為此問題行將分裂時，岡帕斯獲勝，其立場實質即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特點在於只給建議，不搞命令。由此，岡帕斯成功把自身立場作為主導原則寫入國際勞工組織章程，志願原則成為其思想中“一再重複”的內容。上述不同意見的第二要點來是國際勞工組織中政府代表數量及其票數問題。岡帕斯希望限制政府代表權力，認為這些代表會對勞工申訴無動於衷。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岡帕斯對政府的態度與其他勞工領導不同，他即使對威爾遜國際政策私下有信心，但涉及到勞工立法時，他又對政府極度不信任。而英國和歐洲勞工領導雖然徹底懷疑戰爭目的和政府動機，但他們對自身政治力量充滿自信，以為自己能凌駕政府制定的勞工標準之上。第三要點，也是岡帕斯為之鬥爭的，甚至與委員會其他所有成員對立的，那就是國際勞工組織不應向任何國家建議規格低於其國內現有規格的法律或會議，這是為了保護美工運的高標準地位。

委員會在結束有關國際勞工組織人員組成、機構設置、功能等議程後，其後轉向起草專門寫入《條約》的各種聲明、原則。岡帕斯向委員會提出了若干根據《美勞聯1917年和平宣言》起草的聲明，並努力將其寫入《條約》 ；而其他勞工代表提出了幾個月前伯爾尼社會主義勞動會議宣布的各項條款，即眾所周知的《伯爾尼章程》。

即使岡帕斯為爭取其“宣言”被採納而極力鬥爭，但委員會只採納了一部分，並在草案終稿中提出了約9個建議締約方實施的主要原則，即勞工不應當成商品；雇主、工人享有合法集會權；薪資足以維持勞工生存；實行每日8小時，每周48小時工作制；每周休息時間至少24小時；禁止僱傭童工；男女同工同酬；外國工人享有與國內工人平等的權利；建立保障司法的監管系統。

上述宣言獲締約方採納，委員會完成了使命，協定草案也交由和平委員會審核。但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正等待著岡帕斯：原來，當協定草案從和平委員會的討論中脫穎而出，成為《條約》第13部分時，人們發現許多勞工宣言被更改了，宣言幾乎成了擺設。僅舉一例：那條“勞工不該當作商品”的宣言變成了“勞工不該僅被當做商品或商業工具。”

即使結果讓人徹底失望，岡帕斯仍然支持《條約》並儘可能保證《條約》獲得認可。他自己對《條約》的承諾和對威爾遜主席的忠誠是他支持《條約》的重要原因；而他支持並高度評價國聯，認為這是可能阻止未來戰爭爆發的機制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他就《條約》有關勞工運動的條款辯解說：“《條約》雖不完美，但比同類章程好太多了。而且，國際公約中工人權利、利益和福利的具體條款受到認可，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國際工會運動

正如岡帕斯在勞聯的戰爭與和平行動中的地位那樣，他在勞聯與國際工會運動的關係中也是絕對的領導者。總的來說，勞聯其他領導的思維向來被訓練成緊密圍繞國內及貿易事務，對他國勞工運動事務，對勞聯與上述運動之間的聯繫則略感厭煩。另一方面，岡帕斯一生都密切關注世界勞工運動。“一戰”前，正是在他的領導下，美勞工逐漸與國際工會運動建立了越發緊密的聯繫，而且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幾年，努力占據了世界勞工運動的領導地位。

勞聯初建時，岡帕斯與他國工運建立聯繫的興趣就有所顯現。因此他在1887年會議報告中建議，美勞聯派代表進駐由英國工會總會提議設立的世界勞工大會。但虛弱、貧困的勞聯並未很好地採納他的建議，當時勞聯投票通過了“美國工人首先應該自己團結起來，再去考慮與國外勞工團結”的原則。其後幾年，岡帕斯盡其所能與英國和歐洲勞工運動建立聯繫。即使勞聯可能因為資金缺乏不能派代表參加1889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岡帕斯也代表勞聯，向大會及勞聯致以兄弟般的問候。（此外）岡帕斯也間接參與推動設立社會主義“五•一”國際勞動節。因為他在與這些大會的通信中，喚起大家注意勞聯1890年5月1日提出的每日8小時工作制運動。代表團因此就投票認定5月1日為國際示威運動日（即後來的勞動節）。

其後幾年對勞聯國際關係史至關重要。岡帕斯在勞聯1889年會議報告中建議勞聯邀請各勞工運動（代表），籌備1893年在美召開勞聯國際會議。勞聯支持了這一提案，岡帕斯發出了邀請，第二年繼續發放邀請，但（有關方面）拒絕了勞聯的邀請，最終，讓岡帕斯倍感遺憾的是，勞聯被迫中止了該計劃。

岡帕斯將此次失敗的部分原因歸結為美勞聯未派代表參加上一次的社會主義大會，但大部分還是因為“一個被勞聯開除的人對勞聯的不實描述”，此人在1890年的勞聯大會上被開除。讓人記憶猶新的是，1890年勞聯拒絕派代表參加社會主義勞動黨委員會。呂西安•薩尼爾（Lucien Sanial）在給歐洲勞工運動的報告中，把美勞聯當成了被驅逐的代表團，這讓勞聯顯得動機不純，從而聲譽掃地，儘管岡帕斯努力想給恩格斯和自己的支持者寫信來挽回這一損失，但影響依然很壞。

岡帕斯所遭到的漠視有著嚴重後果。因為，就像羅爾文說得那樣：

這件事成為引發岡帕斯和美勞聯與第二國際敵對的導火索。從那時起，岡帕斯就開始劃清工會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界限，並渴望建立純正的國際工會組織，即便不反對第二國際，也要與之有所區別。

岡帕斯儘管受挫，其後幾年他仍繼續努力與國際工會運動建立緊密的聯繫，即儘可能地遠離社會主義運動，很多方面都體現了這一點。如1894年，岡帕斯與英國工會大會開始實行兄弟代表互換，這成為之後雙方長期堅持的做法。受岡帕斯鼓動，勞聯多次向國外萎靡的工會組織實施經濟援助。在岡帕斯的努力下，國內各工會開始接納海外勞工入會，免收入會費，並設立了工卡交換制度，岡帕斯對此很滿意，並敦促其他工會也走這條路。同樣，他也敦促各國內、國際工會與海外同行工會建立聯繫，加入該行業的國際秘書處。

但下決心拉近美工運和其他工運距離最重要的證據卻可能是1908—1909年，岡帕斯著手將美勞聯帶入1903年成立的國際工會秘書處。1909年，岡帕斯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秘書處會議，（但）他對所見一切一點都不開心，（因為）社會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對會議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他發現：會議充斥著社會主義思想，敵視真正的工聯主義。但岡帕斯在1909年的勞聯大會報告中，仍敦促美勞聯加入國際秘書處會議。

岡帕斯說：儘管秘書處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我完全相信並毫不猶豫地（向諸位）推薦，因為這樣才能滿足美勞工的最大利益。加入秘書處的確要花錢，但都是小頭；（加入秘書處）也的確有收益，但也少的可憐——但是，國際友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的。我們堅持加入秘書處，就可以加快建立國際勞聯。

經岡帕斯推薦，勞聯投票通過加入秘書處，並在岡帕斯領導下，試著其後幾年在國際運動中發揮更顯著的作用。

因此戰爭伊始，岡帕斯就將勞聯與國際勞工運動緊密聯繫起來。如今，戰爭期間及戰後，岡帕斯明確地爭取運動的領導權及優勢地位。

對岡帕斯而言，作為一個中立國工運領導，戰爭剛一打響他就希望在戰後重建國際工聯中起主導作用。1914年12月的美勞聯大會上，岡帕斯建議賦予勞聯領導於戰爭即將結束時，選擇合適的時間、地點召開各工會運動會議的權力，這與他的這種思想有一定聯繫。其後幾年，岡帕斯在與聯合勞工領導的信中也催促他們通過這個提議。

還有一件事能特別明顯地表明岡帕斯領導國際運動的野心。1915年，國際工聯總部是否從德國轉到中立國尚在討論，岡帕斯建議將總部遷到美國 ，但各運動領導立刻無情地否決了這項建議。

美國參戰增強了岡帕斯爭取國際工會運動領導地位的野心，同時也使他通向理想的路更加曲折。他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他的戰爭活動和他鼓勵外國勞工的使命——（這一切）都使他相信：他命中注定要在戰後國際工會運動事務中起主要作用。但同時，隨著美國參戰，英法工運和美國工運之間很快出現了裂痕。

戰爭第一年，英法勞工和岡帕斯一樣愛國，好戰，深信他們事業的正義性；但即使（後來）美國參戰有一年半了，岡帕斯還是這麼堅持。但三年的鬥爭讓英法勞工厭戰了，不再那麼愛國了，並懷疑政府的參戰目的。勞工越來越堅持通過國際勞動會議獲取和平，這正體現了他們這種感情的變化。到1917年夏末，“前往斯德哥爾摩”運動（國際社會主義者會議地點）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面，所有重要交戰國社會主義者都受邀參加。唯獨美國勞工運動反對這項計劃，岡帕斯將這一運動的全體觀點抨擊為“支持獨裁者的陰險宣傳”。

當岡帕斯和歐洲勞工著手復興國際工會組織時，雙方間隙隨著戰爭結束變得越來越大。很快，休戰協定簽訂後，岡帕斯開始籌備國際勞工會議，而他快速行動是有必要的，因為“如果建設性的領導無法立即擔起責任，‘激進’組織就會爭取主動，這是明擺著的”。但就在岡帕斯尚在籌劃是否在巴黎召開勞工會議時，英國勞工趕在了他的前面，亞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宣布定於1919年2月2日在瑞士伯爾尼召開國際工會和社會主義者會議。

其後幾個星期，岡帕斯在美勞聯支持下，盡其所能保證國際勞工會議在巴黎召開。他希望會議在巴黎召開有兩個重要的原因：首先他覺得，會談商討必須避免布爾什維克路線干擾 。第二，由於他仍飽受戰爭帶來的情緒創傷和報復心理的折磨，他完全不想考慮在除和平會議舉辦地以外的地方召開國際會議，就在這裡，鑑於外交代表要參加和平會議，敵國勞工代表和我們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但岡帕斯的希望破滅了。（會議籌備）有一些實際困難，歐洲大陸勞工運動對他態度冷漠，美勞聯拒絕了他的計劃，勞工相反湧入了伯爾尼會議，這一系列打擊擊敗了岡帕斯，他的“戰場”被迫讓給了勝利者。他堅決拒絕參與伯爾尼會議，理由是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政治性集會，是在那些美勞聯政策反對者領導下的會議。

岡帕斯對領導國際工會組織重建，並按他在美勞聯的政策和組織加以塑造一事既有願景，又有計劃。但他的（這次）失敗，在以重建國際工聯為宗旨的阿姆斯特丹工會會議上更清楚地表現出來。在這次會議上，岡帕斯正式和歐洲劃清界限。（實際上，）岡帕斯發現自己在所有重要議題上都勢單力薄，最終被迫讓步。

因此除英美人士外，所有代表都嚴厲批判了《條約》中的勞工條款，理由是這些條款與伯爾尼大會草擬的《勞工憲章》不同。當時德運動領袖萊頓（Legien），甚至不顧一切地含沙射影：任何人，只要默許這些差異，就一定是資本家的走狗。待到岡帕斯奮起維護上述勞工條款時，奧地利代表團提醒他：他著手的是勞工組織而不是雇主組織。最終，經大量爭論，議會投票認為“不接受上述條款，因為它不能像凡《爾賽條約》有關勞工章程的條款一樣，完整表達各國工人階級需求。” 

岡帕斯在這件事上與歐洲領導人心態的不同顯而易見。岡帕斯有著難以置信的耐心，他非常講求實際，為了讓事業更進一步，為了走好下一步而堅持鬥爭，他腳踏實地，可以肯定，他的立場也很堅定，他的每一步進展都有很高的價值。他們（岡帕斯等人）有著建立社會主義聯邦的高遠、堅定、同樣有價值的理想，堅定走好每一步；但同時又會對此感到屈辱，因為這會讓他們想起還有多少要走的路。

這些代表團對國聯的態度要比岡帕斯想象的更苛刻，他們認為：國聯是政府聯盟，而它本該是人民聯盟。岡帕斯和其他代表團在（國際工聯）基本思想和綱領問題上再次產生分歧。會議投票認為：資本主義無力採用確保大眾幸福的方式重組生產，並呼籲“完整的工會組織是實現生產方式社會化的基本必要途徑。”這與岡帕斯的觀點南轅北轍。

最後，岡帕斯與其他代表團在組織會費和制度問題上出現糾紛：岡帕斯認為會費過高，但令他特別厭惡的是，會議投票認為，會議決定應對各工會中央有約束力，即使上述決定僅由大部分人投票通過，而不是像戰前一樣全票通過（本應如此）。國際工聯拒絕遵守志願主義原則，而這一原則既是美勞聯的核心，也是岡帕斯最感親切的原則。

因為大會進展出現轉折，岡帕斯同其他美國代表從阿姆斯特丹回來時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對重建國際工聯也有些許不滿。此後約一年，由於國際工聯出現了某些激進活動，岡帕斯及勞聯執委會有了日益增加的不滿情緒。因此，1919年，勞聯呼籲工會採取行動結束封鎖蘇俄。1920年，勞聯通過其分支工會聯合抵制匈牙利霍爾蒂反動政權；同年，為結束波俄戰爭，勞聯呼籲所有工會成員拒絕向波蘭運送武器和軍需品。最終，勞聯在該時期發布了許多在岡帕斯看來完全激進的公告。如勞聯《“五一”宣言》呼籲舉行總罷工，以實現生產方式社會化；《宣言》最後號召“打倒反動力量”“支持社會主義”。上述活動和公告無論放在什麼時候，都會讓岡帕斯鬧心；而這個時候，岡帕斯正準備為阻止美國勞工運動中激進主義回潮而鬥爭，就更討厭這些（活動和公告）了。

岡帕斯反對這些活動和公告，他與國際工聯領導通信，抱怨美勞聯的其他方面，即讓他不滿的各工會缺乏自治和會費極高問題。事實上，所有旨在消除國際工聯和美勞聯分歧的努力似乎只能讓這兩個組織分道揚鑣。

到1920年12月，岡帕斯形成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國際工聯已順理成章地變成蘇維埃主義的國際政治組織，有了‘社會化’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綱領。”不久，1921年3月，勞聯執委會宣布正式撤出阿姆斯特丹國際工聯。

泛美勞工

即使為美國勞工運動傾其所有，將美國勞工運動利益視為最高利益，岡帕斯仍能找到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的時間，他盡其所能地促進其他地方為爭取自由和更好條件的勞工運動，如他向古巴、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勞工給予了物質幫助。

岡帕斯最早接觸上述國家的工人鬥爭要從他做雪茄工時算起，那時，這些國家的工人都是他的工友。作為美國勞工運動領袖，他一直秉持著同情他人的態度，在勞聯中培養起對這些國家勞工運動的關注，也產生了向他們提供援助的願望。

1896年，勞聯支持古巴革命者的要求，並在美西戰爭後反對美國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以波多黎各發生的事件為例，岡帕斯領導下的勞聯了解到美軍統治下的波多黎各存在壓迫，遂於1900年發起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公民權的活動。幾年後，岡帕斯親自訪問了這個小島，並盡其所能通過讓美國人民了解小島現存暴行的方式，進一步改善波多黎各的條件。

岡帕斯與墨西哥運動的關係更密切，也更重要。當他還是雪茄工時，就已經和墨西哥革命分子有所接觸，並與這些人保持聯繫，從那以後，他們常常與岡帕斯商討他們的（革命）計劃。也許岡帕斯第一次為這群人的事業做出重要貢獻，就是他努力阻止引渡墨西哥政治難民的時候。他這樣寫道：“說美國勞工運動是勸導羅斯福、塔夫脫兩位總統最終禁止美國政府搜捕墨西哥難民的唯一最有力組織，一點都不誇張。”岡帕斯和約翰•默里一道，最終成功贏得美勞聯對墨西哥革命運動的幫助。相應地，1910年反迪亞茲（Diaz）革命發生後，勞聯便採取行動阻止美國干預。後來卡蘭薩（Carranza）登上政治舞台並受墨西哥勞工支持時，岡帕斯開始支持他，並促使威爾遜總統承認卡蘭薩政府。由此，岡帕斯個人開始在墨美關係和墨西哥內政上占很大分量。他對卡蘭薩的影響讓他可以開展土地分配和其他改革。

從1914年起，墨美（勞工）運動關係逐步向更加友好、更加協作方向發展。墨西哥方面的運動，由於受戰後激進主義浪潮衝擊，1921年後成為不太激進，與美國運動思想更加一致的運動。岡帕斯方面繼續幫助、支持墨西哥運動，他也因此支持奧布雷貢（Obregon）、加葉氏（Calles）參加總統競選。1923年，奧布雷貢政府面臨韋爾塔（Huerta）叛亂。岡帕斯督促美國政府務必執行“禁止戰時向墨運送武器”的法律，並申請美國各工會協助阻止向墨西哥的軍火走私。

再強調一下，因為這次合作，墨美工人拉近了距離。1924年，本著極大的熱情，墨、美勞聯聯席會議在兩國邊境召開，表現並慶祝了兩個組織間的誠摯情誼。對岡帕斯這樣一個具有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一個聖徒的人來說，在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想到自己在彌留之際能見證、鞏固兩個組織之間的偉大友誼，肯定是一種安慰，因為這樣一份友誼主要來自岡帕斯的努力，它對維持兩組織間的和平起到了有力作用。

泛美勞工聯合會

正是以美墨勞工聯盟為跳板，岡帕斯試圖建立整個美洲的勞工運動聯合會。

正如岡帕斯已指出的那樣，勞聯在戰爭初期正不斷加大國際勞工事務參與度。戰爭雖然暫時讓更大層面的勞工活動受挫，但也將岡帕斯的興趣轉移到西半球，並使其更加清楚勞聯與南半球大部分國家勞工運動存在聯繫或缺乏聯繫的情況。當時，政府也強調泛美主義，受此影響，勞工也在泛美運動上不斷前進。因此，1915年，岡帕斯向當年勞聯大會提出，執委會應在勞聯領導下有步驟地團結全美洲勞動工人。

我們也許會問，岡帕斯的動力從哪裡來？首先，他希望泛美勞聯成為有助於各國和平的重要因素，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第二，他希望為拉美諸國勞工運動提供“建設性的領導”，帶領他們走美勞聯運動模式，消除其激進思想；他也希望通過泛美勞聯，南方勞工也許能徹底組織起來。最後還有一個與其他原因交織，也是岡帕斯或許並未意識到的原因，即他擴大自己權利和影響的野心，以及成為美國勞工運動甚至全世界勞工運動領袖的野心。

其後幾年，岡帕斯努力與墨西哥勞工緊密合作，從而為理想中的泛美勞聯打下基礎。而美國參加“一戰”既刺激了岡帕斯，也幫助了他的活動。因為當時岡帕斯相信：有必要在拉美國家間營造一種有利於共同事業的氛圍，並發現在泛美勞工組織，“共同事業”是可以達到最終目的工具。他勸導威爾遜總統接受這個觀點，其後威爾遜援助了特別政府資金撥款項目，用於宣傳。

直到1918年末，岡帕斯的活動才初顯成效。1918年11月13日，各國代表在德克薩斯州拉雷多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成為泛美勞聯的首次大會。

之後六年，岡帕斯試著精心培育這個初生組織向更高層次發展，並最終建成，但泛美勞聯總體上並未獲得明顯成功。與墨西哥的關係越來越友好倒是事實，但南美勞工運動與勞聯在思想、距離上相差甚遠，因此似乎南美勞工運動與歐洲、與“阿姆斯特丹”的關係要比與岡帕斯，與美國勞工運動的關係更緊密。因此與墨西哥工會結盟是岡帕斯必須保持的基礎，以防他在更大計劃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