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工党思想史：1900-1949

　　为了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总体的价值观，把握其重要人物、内部斗争、政策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历史这些历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尽管不可能对于其历史无所不包，但将首先试图提供工党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开始本章将追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的根源，分析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英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接著，本章将试图挖掘出植根于工党历史中隐藏的价值观念。本章开始解释、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因此必须确认与新工党政治哲学相关的重要思想主题与问题。本书主张，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张的，行动与物质运动相反，表现了对于其身份认同来说最为关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工党在十九世纪的起源

　　十九世纪初，新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因为联合王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选举权，所以为获许更多的选举权而发起运动。由于国内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也部分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辉格党（Whigs)颁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这带来了更大的选举权特许，并导致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会的出现。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特许的选举权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促进了给予城镇地方税纳税人部分选举权的开始。随著十九世纪时间的推进，原先的两个党演变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更像是辉格党、异议分子、激进派的同盟，而不是一个有著系统意识形态的政党。乍一看，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可被理解为最可能支持与工人阶级生活相关的事业的政治团体，但自由党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组成的，协同于放任主义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而该学派所持观点与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包含一种强烈的社会家长制（social paternalism)意识。事实上，迪斯累里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说是托利党家长制主义（Tory paternalism)和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当政时期的托利党家长制派通过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立法，它试图：

　　“……解决整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并且政府当局第一次担负起改进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会通过义务购买的方式来改进”。

　　迪斯雷里的托利党政府还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和鼓励互助社团（Friendly Society)的法规，使劳动合同更加公正合理，并将工会从阴谋法的范畴中去除，等等，都是这种托利党家长制主义者所颁行的立法。托利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一派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各分支在执政方式上是家长制和国家主义的。W? H ?格林利夫称：

　　“……很多不考虑历史的评论家坚持不合时宜地看待保守党的记录，要么是从一些基于意识形态敌意的谬误传说的方面出发，要么是从保守党传统中另一个很不同、很反国家主义的派别的独有情况出发。无论你是否肯定，托利党所做出的努力与所达到的成效，从集体主义观点看，实际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将自由党视为完全的天然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太准确的，另外，将十九世纪的保守党视为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这样做也是不坦诚的。可以说，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以及托利党的社会改革的进度与限制都没有了耐心。社会主义社团、社会主义协会与联盟主要形成于伦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业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联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进工人阶级投票登记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够作为工人代表候选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对于联盟的支持逐渐减少，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这次失败：

　　“……辉格党和自由党中的中产阶级不情愿看到工人被选为他们的代表。”英国政治在工党出现之前，是自由党，尤其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并且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阶级己经满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党，因为他己经在十年前就解决了工人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保守党总是得到工人阶级当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阶级体制直到最近都还能在社会习俗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强化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对于上层阶级的顺从。此类的顺从是特别针对托利党的，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传统，即选出少数它主要关心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君主制。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认为，上层理应执政，而且一定最擅长于此，因为他们是托利党，他们象征著阶级体制，因而这就是顺从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而非自由党的一个原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自由党中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植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对于1906至1914年时期有立法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被形容为与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相悖的政治哲学。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与雷蒙德?普兰特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出现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増大联系起来。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卓著的是牛津哲学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要旨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干预作为积极的手段能确保民众有更大的社会正义。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径庭，而自由主义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方式的。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识到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方式对于自由党的益处。格林利夫写道：

　　“一向反对社会主义‘昆虫般的状态（insect state)'马斯特曼早就准备接受并敦促社会‘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来缓和英国的社会、经济痼疾，先后发表于他1901年的著作《帝国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著作《英国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与第一点关于以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手段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学概念。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地理解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尽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制的范围内需要的自由，并且自由市场能制造出最优于创造财富的环境。相反，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地认识自由能増强个人自主权，并能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机制确保物质资料与设施不只是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务。特别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题为《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中主张这种对自由的积极认识。格林利夫认为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体'‘积极’的自由概念之上；并被浓缩在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第三个哲学观点是社会道德问题。他们认为个人不仅有个人的道德要维持和个人的责任要完成，而且有社会的道德要维持和社会的责任要完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资本主义是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种的自由主义观相对立的。于是，简言之，社群责任的价值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者从英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当中吸取政治哲学，他们也采纳了影响英国唯心主义者对责任、社群、权力的认识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却是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体的，因此，每个人都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几乎没有提及更广泛的有关弱势、贫困、赤贫群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于社群和责任的观点高于洛克著作中的观点。

　　大卫?马昆德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期工党的修正主义右翼。马昆德说，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斯特曼，当然还有格林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渊源。关于英国左翼政治哲学传统的演进，这一点在马昆德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这段话本来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者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和个人实现的核心自由原则，以确证一种活跃的状态，能够如‘消极’自由一样确保‘积极’自由。在其后的一个阶段的语言里，政治公民将由社会公民补充：宪法民主将由社会民主补充。”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的广泛默从并非十九世纪晚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全部情况。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于1871年，每年开一次会；它被视为工人的中央议会。22这包括被选举出的工会代表参加年会、讨论各工会所需要为工人做的改进，并且议会委员会被公认代表工会游说政府。

　　在德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进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地位。1877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赢得国会（Reichstag)十三个席位。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该党在1875年实施《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me)之后的一次意识形态轨迹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身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两个分开的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与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爱森纳赫议会（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儿（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联合会遵循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拉萨尔派（Lasallians)”。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要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民主地过渡到信奉社会正义思想的社会。两党在1875年哥达议会上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之后合并，这次斗争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干预与报复行动。哥达议会上提出并接受了一份拉萨尔派起草的纲领，该纲领将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方向，并相应地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选举人群，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主要参与者之一就是思想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伦理、进化社会主义将在本章讨论。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受到了早期费边社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记述伯恩施坦作为被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出德国之后是怎么生活、工作、活动于英格兰的左翼圈子里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后居留于此，他在此地编辑正式的党报。1888年，因俾斯麦政府施压，瑞士政府驱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编辑的党报。于是他迁往伦敦，在那儿与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像是英国社会主义活动的分水岭。尽管社会主义组织在构成上多种多样，但它们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得务实，以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这十年中发表了无数宣传册子、报纸文章和信件，都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表达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服从（如果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在此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与社会主义社团相关的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连贯的经济学学说。社会主义在英国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1900年各组织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会主义，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阶级对于当下政治集团的不服从的表达，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时候其他与工人运动相关的组织开始成立起来，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于1881年的社会民主同盟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相信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不正义的，且伴随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Labour Marxists)这样的社会民主同盟数量一直很少，而且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与工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政治思想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涉及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对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认为“工党主义”（labourism)与其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妥协，为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尽管如此，工党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看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与欧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因而他们承认英国有众多具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是有可能从选票箱里通过工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导人物，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而是在于他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摒弃了社会民主同盟，而倾向于使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富特（Foote)写道，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独裁式的，而且关键在于，他拒绝了将工会作为煽动工人阶级的工具。对工会的这一拒绝导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运动，并因失去影响力而离开社会民主同盟。

　　另一个组织是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相信由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的手段民主渐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物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韦布本人对于费边社的特性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进步与社会改进不可避免，改革将不断増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要求的是渐变而非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关费边社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富特认为，早期费边社更希望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从两大国家党派的现存结构与传统内部深化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合作，因为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理论来说这些政党态度常是不友善的：

　　“费边社的领导人常被最苦于现行制度的阶级那种狭隘的偏见激怒，于是转而寻找两个主要政党的开明成员，拒绝接受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有些费边社人，如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对于工人政党比对于其他党派更加同情，但费边社领导人的总体态度是从地方到全国，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说，这个时期费边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其组织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这些讲座内容后于1889年出版，由萧伯纳编辑，标以新题《费边社会主义论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广泛好评。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颁布，准许农业工人投票选举。尽管如此，城市里穷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选举权。这样，到1884年英国的政治版图己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和城市穷困男性一样，女性仍没有政治代表或者选举权力。1893年，又一个组织成立了，被称作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苏格兰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独立工党由一群思想非常独立的人组成，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发起运动。

　　独立工党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之前就有众议院的议员，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小型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聚集起来，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发起活动，以使其成员被选入议会。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只有两名议会议员，基尔?哈迪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但工会联盟（TUC)在现实中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组建可观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国工人阶级。

　　工人代表委员会与之后的工党被承诺在关键的席位中得到自由党选票，以及在议会中得到远超出它单凭一己之力组织运动所希望能达到的影响力水平。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一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由党也许不会同意与其签订如此便利的协议。此外，工人代表委员会开始的几年，其成员由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阶级“工党派”（labourite)结合而成。“工党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以通过实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生活为事业的议会议员和工党党员。例如，通过提升工资、増加福利、工会代表等改善措施，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提倡工业国有化相反。工党派按照这种定义而言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就大部分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都有矛盾的态度，持著实用、非教条化的政治观。直到1918年党章确立，工党才致力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党章、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1918-1949

　　1918年，工党以文件形式建立了党章，被称为《未来纲领》（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鲁克说出了工党为何在1918年表达其政治目标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鉴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崩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工会代表运动（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绪的増强，一些关键的工会当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己经担忧如果工党不采用一个纲领而其他党会采用，于是运动就会与工党无缘……”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党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将该党由附属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各地方选区内拥有推举议会代表权利的政党（constituency party)个体成员须服从中央的纪律。工党大会将由全国性附属机构代表和选区议会代表组成，按照各自附属成员比例分配名额。”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一年工党试图通过一部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达其哲学动机。这份文件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诺内容:对于经济制高点和生产工具、分配渠道与交换媒介的共同所有权(特别是声名狼藉的“第四条”译者注:条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津贴制的前身），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时工作的最低工作条件，累进税制，为偿还战争欠款征收财产税，以及为公共利益所积累盈余。尽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认为，通过“第四条”并不能公正解读工党所奉行的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解读为伦理的，而非科学的或经济决定论的。伯恩施坦在他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论著《进化社会主义》(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这一区分。伯恩施坦强调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对于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意味著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 。

　　第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是因为其试图把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伯恩施坦强调阶级战争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而这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未曾显现。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基于价值而非科学的或由经济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是关于民主、社会正义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因而成为了政治方案：

　　“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覆的代替品。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这个片段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著。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主张议会制与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与最终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西德尼?胡克认为，《进化社会主义》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一个原因在于其倡导社会主义应当与乌托邦主义的所有观念决裂：

　　“它必须不再把自己设想成完成一个终极目标，持续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务中实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民主化运动。无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它们的手段必须与这些目标保持连续性。”据胡克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不存在脱离民主的预设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个观点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于我来说运动即是一切，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最终的样子，因为它就是一种运动或是通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使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时期居住在伦敦时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有何影响呢？答案是，很难计量，因为尽管工党中盖茨克尔派采用“修正主义”之名，且人们可从其试图改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其他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还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做第二个伯恩施坦。因此，鉴于克罗斯兰认为需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原则而非具体政策等同看待（相比于更大的公平，与国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许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响者。

　　当时的另一个思潮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对于产业工人管理的主张来自科尔（G.D.H.Cole)，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据其工人阶级受工资制度压榨的观点。与马克思遥相呼应，科尔不仅称工资制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痼疾，他还呼吁进行一场阶级战争，就如同工团主义者所呼吁的一样。产业行为形式的阶级间武装冲突对于科尔来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阶级剥削另一阶级而彼此对立。科尔在他1928年的著作《工人的世界：探讨工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当中有对此类问题的政治观点。科尔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自由主义的，与费边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尔对于费边社一派的社会主义持深刻的批评态度，因为科尔认为他们：

　　“……由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出需要国有化的逻辑结论，但这么做的同时忘记了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商业的命题，还是关于人的……他们把国有化视作解决无政府式竞争问题的万灵药，而没能注意到资本主义自身己经通过在垄断中创造一个更加致命的敌人解决了竞争问题。”行会社会主义拒绝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国家垄断的提议，其理由是，将资本主义权力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官僚机构那里是一样的，同样有害，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人在生产者的角色范围内还不能够管理、决定、占据权力位置。第二，资本主义权力正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确立，例如一些人倡导国家所有制与产业管理。对于行会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控制的基本问题被产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忽略生产者（即工人）角色的问题，而关注产品的分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性质。

　　富特认为，工团主义（他把行会社会主义也包括在此义项内）：

　　“……再一次提出了生产者的观点，不过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体主义者完全忽视生产者，工团主义者完全忽视除了生产者之外的一切。”这论断当中的正确之处在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其通过国家管理和产业所有制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概念当中，对于工人的地位关注较少。尽管如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早期费边社人，也许认为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将会成为民主的共同所有制，并因而使得诸如工人等个体在控制产业的国家机构中拥有股权，而不是资本家或者董事会。

　　黑斯勒引用科尔的话，把社会主义称为“……代表底层人的广泛人类运动”。

　　科尔的这一言论颇为中肯，尤其在于科尔这样的博学之士选择凭藉对英国社会贫困人口的模糊且略显直觉性的感觉总结出工党的社会主义哲学要旨。表面上科尔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暗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缺少坚实的哲学要旨，然而，科尔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关于行会社会主义的著作，就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而言确立了他思维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于休?盖茨克尔有著巨大的影响。如上所引他的言论表现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而运动当中派别与派别之间在哲学方面是不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为英国社会的贫困或“底层人”而存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而同时在确切的政治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并不相同。

　　黑斯勒认为，“第四条”于1918年被工党采纳，自此工党开始试图定义其关键的动机，并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国社会贫困群体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有些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确定的认识并能通过具体的政策（如国有化、工人议会、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等）来表达这种认识，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围绕政策建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程度较低，但坚持以一套潜在的价值观（如对于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责任持有积极的理解）作为尺度来衡量是否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定义与重新定义工党的哲学价值观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两方面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论战”中重新显现，也是现今围绕新工党的讨论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里，工党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民基础，原因在于普选权逐渐得到扩大，尤其是192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纪30年代，新当选的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试图将党员限制在民主主义者内。这一事件可被理解为逐渐排斥与压制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迫使其离开。例如，1901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工党，它曾是创建工党的组织之一。1924年的党大会上，工党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内或参选。1925年的党大会再次加强禁止共产主义者成为个人党员，并要求工会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作为地方或全国议会代表。1928年的党大会禁止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代表参加议会。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被驱逐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被称为党内同情共产主义的派别或者“同路人”。驱除共产党的支持者、倡导者或者党员，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英国的大学、工会及社会其他部门中的支持提升之后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工人阶级与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有效补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影响工党的高峰期。克罗斯曼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韦布夫妇主导了 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很多务实的政治家。左派书会（Left Book Club)取代了费边社成为先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广泛誉为“英国社会主义”兴起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家之一。马特?卡特（Matt Carter)认为，托尼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期间，与院长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时任牛津主教的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结下友谊，其间所学使他的哲学观与格林（T.H. Green)的英国唯心主义传统趋同。卡特认为在托尼于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期间，乃至在格林死后，学院都是充斥著格林的思想：

　　“当格林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对于像托尼这样的年轻而具有社会意识的贝利奥尔学生，不深深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观点是，托尼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格林的哲学传统，和诸如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尔斯?戈尔等格林的追随者，而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统一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天衣无缝，但根据卡特的观点，它是真实存在并且从历史角度看是准确无误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础同样为戈尔和霍兰的思想打下基础，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有著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三种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对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机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统一起来的社会。”“尽管格林想要一个建设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复兴自由党，托尼构建了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来支持工党，但是两种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确实，按照鲍尔（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个观点，托尼认为他的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继承者，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对自由的关注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学时的政治观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之后的政治观点则很难明晰归入英国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因为在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富特就难以划分托尼政治观点明智地说道：

　　“由于他自身政治上的数次转变，在政治上将他归类尤显困难；从1921年支持激进的行会社会主义到1928年渐进主义的著作《工党与国家》aabour and rteWat/on)，从20世纪30年代对于渐进主义的猛烈抨击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义。”在本章这一节的上下文中，可以将托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营利社会》（T^eAcqu/s/t/Ve5oc/ety) 视作至少表明他对于工党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对类工党马克思主义（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斯特雷奇一并做讨论。《营利社会》，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响了工党左翼。托尼在写作此书时受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类的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尽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著作中的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不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并不具备固有的剥削性，并不属于异化并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阶级上层建筑。托尼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的性质怀有敌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财产是用于公共利益与社群利益，而非财产拥有者阶级的私有经济利益，那么财产在道德上是正义、公平的。

　　如果托尼对财产性质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假设不一样，但仍近似于工党马克思主义将私有财产视作资本主义痼疾，那么他在《营利社会》当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一主要思想观点简言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专注于营利，而以托尼的规范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败的。托尼指出：“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营利社会，因为它们整个的趋势、兴趣、专注之事全是推进获取财富。”由营利性问题继续引入，托尼认为它引起了另外两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第一，人们这样的物质主义和贪婪使得他们对于贫困者的同情减少，因而贫穷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这一营利社会的道德面貌严重受损，利己主义成为盛行的社会哲学。然而，如果作为思想家的托尼为西方资本主义诊断出营利性的病症，并指出这一状况引起了严重的贫穷与空虚、自私的道德观，那么他认定什么是这种营利社会的起源点呢？富特提出，托尼将其归罪于两个主导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将这一混乱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此时个人权力参考个人在社会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来。”第二，托尼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拒绝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兴起，取代了对于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渐式微，这种社会的社会、国家品格被严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德行本身是不够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精神的东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义是荒诞的.…"”另一位重要的工党思想家是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表达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1932年出版的《未来的权力斗争》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他的传记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未来的权力斗争》是一本复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著作，斯特雷奇在书中置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却是放在二十世纪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纪的情况……带来了垄断、民族主义，以及1919年之后的不稳定的货币。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真实性质乃源于资本主义根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是无计划的，其唯一调控机制是市场的机制，群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于其生产方式；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还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进行：“对工人直接的、公开的恐吓，对反叛者暴力镇压，现代帝国仅凭此就能维持自身。这样的政权有了一个名字：法西斯主义。”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英国共产主义的呼吁，这是马克思本人倡导的通过工人革命实现的正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斯特雷奇1933年的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一本令人震惊且旨在发人警醒的政治宣传册，内容是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掌权以后即将发生什么。此书主要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而没有准备写成政治思想著作或明确传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斯特雷奇这十年间的第三部著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是倡导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次公开的尝试。在这本书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太过专注于货币问题而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托马斯所说，斯特雷奇认为：“这一拒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犯这个错误，他指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关键的区别：技术工人或农民将他体现在社群中的劳动出卖到市场上；工人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由雇主将此工人的劳动出卖。”然而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影响力且有诚意，却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达到顶峰，那么战争及战后时期则是摒弃它而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富特指出：“……通过阅读凯恩斯的著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越发相信国家指导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于是他成为工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1945年政府的粮食大臣……”哈罗德?拉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义影响并接受了联邦主义有关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当中清楚地看到。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拉斯基以标准的眼光看待国家。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强制性，尽管如此却能够为其公民的需要服务。国家由统治阶级管理，这对于拉斯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治下，国家管理能够公正。可以说拉斯基想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这是他在1935著作《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说道：“……政治哲学的首要责任是检验国家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观念上的品格。”因此，显然对于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国家的性质与实际功用对于其所产生的政治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注意到拉斯基对国家的态度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准确的，但他的议程却是激进而偏离于主流工党社会主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消失，而二战也反过来分裂并最终结束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左派书会。另外，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1945年获得选举胜利，在其治下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方式得以回归。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工党还未决定何种政治经济形式最适合用来贯彻其政策目标。大多数工党左派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集体所有制思想的影响，还受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费不足论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响。工党右派在经济领域的犹豫不决在1929-1931年工党政府时期表现出来，时任财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屈从于自由市场与城市银行家（City bankers)的权威来协调制定经济政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著的凯恩斯传记中认为，即使是在《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不久，工党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作为其经济学说，尽管有部分工党人士开始看出如何能够管理控制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斯基德尔斯基所说的工党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己消除私营部分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必然己在工党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逐渐影响与经济学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出现在工党的一部分当中，作为通向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经济途径。富特指出：“凯恩斯对于工党中一部分知识阶层造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痛恨私营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却没有办法解决商业循环和总体失业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对于工党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这是与工党的哲学价值观相一致的。第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其对充分就业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现出它对于在道德上厌恶高失业率的工党有所便利。最后第三，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通过实用性的论据证明了以国家机构为工具维持经济稳定的合法性。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工党提供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论据，国家干预反过来能使工党得以追求其哲学目标，诸如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有关工党采用凯恩斯主义另外有个观点，是由伊利莎白?德宾（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开始得到工党重要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埃文?德宾（Evan Durbin)、休?多尔顿（Hugh Dalton)、休?盖茨克尔等工党经济学小组XYZ社的成员，他们在尼古拉斯?达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贝里（Vaughan Berry)的指导下集会8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支持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工党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宾所说，直到1944年《关于失业的白皮书》(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发布，该书接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一些人怀疑凯恩斯的自由联合，怀疑试图使资本主义制度切实可行、改善资本主义痼疾的理论。大卫?马昆德认为，1947至1949年艾德礼政府时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渐米用为工党的官方经济学说。马昆德指出在那段时期：“……大臣们慢慢地放弃了原先对于受社会调控的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根据政治决策而非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他们转而支持一种混合的经济，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礼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国最先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府。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与资本主义民主妥协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基础。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国家能调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经济的民主监督调节这一前景……对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调控成为使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妥协之词。”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国家实施扩大开支的政策以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另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与左翼政党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诸如再分配、国家管理、提高税率以投资福利与公共设施的财政灵活机制。1945至1951年时期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思想在关于经济学说的辩论中占上风的起点，并且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在1945至1970年间达到顶峰。本章试图提供工党从其十九世纪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还尝试介绍某些主题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轨迹，从而为考察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做准备。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大论战”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著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里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里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著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制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里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著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著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里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志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注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制，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注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制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著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赞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制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制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制，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著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里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制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制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制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制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著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制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志，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复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制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著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注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制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制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志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著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制，克制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制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制，对工资的控制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制造不正义。市场制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台，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著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著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著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党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台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阿里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注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里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注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里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著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赞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

　　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

　　斯蒂芬?德赖弗和卢克?马特尔带有些许争议地提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也许对工党现代化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92年总统选举获胜一一这一年工党败给了约翰?梅杰，士气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党可以在保守主义长期占有支配权后赢得权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场转移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同样，有关所谓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使用相关的第一手访谈材料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问的问题是，“你就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有何观点？”关于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泰勒认为工党政治的研宄者必须区分政策、策略与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修辞与解释方式是有影响的。尽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党在政策问题上，相较于向欧盟学习，并没有产生过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向美国学习有一套系统的过度分析。泰勒称，因为英国的国家政策决定放在美国是相当于州的层面上的，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对英国工党就教育、健康、养老金改革方面没有可以建议之处。此外，激发工作主动性的福利与其说借鉴自美国，不如说同等地借鉴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己经如此实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如菲利普?古尔德等工党官员与新民主党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党确实有一套社会与社会变化的理论是为新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据吉登斯所言，新民主党认为工业时代己经被信息时代取代，在信息时代需要权力的分散，选民政治当中存在变动的联盟（shifting alignment),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被夸大了。关于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长期做媒体的操纵、防御、进攻游戏。雅各布斯特别指出，新工党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响，这种方法使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公众意见之间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显得同时处于左派与右派，进而能够构建共识。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新工党用以改善其温和的号召力，这种提法似乎是准确的，因为菲利普?古尔德说，布莱尔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左右藩篱。22古尔德将布莱尔重新定义政治分界线的欲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学联系起来。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与泰勒一样，认为关于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程度与源自美国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总结说，新工党从新民主党那里借用了福利国家改革与大规模政策方案，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昆德不确定新民主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但他的印象是这一政治影响是颇为可观的。马昆德引述，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而此时新民主党是赢得选举的唯一的同类西方政党。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将比尔?克林顿视为取得了他们所想要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赢得了历来投票给右派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马昆德还提出，布莱尔和布朗认为美国新民主党的政策就在英国“行得通”而言，比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金诺克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产生影响的观点是误导性的。金诺克指出，在两个组织内部都存在可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新民主党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因而真实的政治影响无法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另外，金诺克指出一些工党官员，如菲利普?古尔德，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为新民主党提供过帮助，并事实上向美国出口了英国的助选手段，诸如快速的媒体反驳系统。

　　雷迪斯的观点与金诺克相似，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某种程度是被夸张了。雷迪斯认为唯一新工党可能真正受到影响的领域是关于如何被选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这影响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确定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有何影响，但他感觉美国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制”与政府对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最初公开讨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而这影响了新工党的一些人，特别是布莱尔。在竞选与助选活动方面，哈特斯利承认，诸如曼德尔森、古尔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与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50%法则”（即领导人无法制定超过50%的选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响。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新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政治策略、解释、修辞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思想与政策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的影响是误导性的；认为新工党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新民主党。

　　关于“新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这个问题，我认为新民主党以某种方式对新工党产生影响，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访者的观点（除金诺克所提出的任何影响的观点都是误导性的之外）。应该指出，金诺克的这一回应符合预料，如正面回应所暗示的，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内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国民主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为他声称他担任工党党首时，工党成员帮助了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诺克之外所有受访者概括出的论点，即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现方式、修辞等方面影响了新工党。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选技巧，以使他们显得同时在各种问题上既是右派也是温和的左派。尽管这样，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雷迪斯一样，我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充其量也无足轻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诺克与泰勒提出的观点，即新民主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声称代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颇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认为新民主党影响了大量新工党的思想与政策规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支撑，即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制定，而不是美国的联邦层面，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就公共服务、养老金改革及类似国内问题对新工党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最后，新工党如果受到了新民主党的影响，我不确定其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条”

　　“第四条”的重新起草也许是最为深远地影响工党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党现代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改革行动。菲利普?古尔德认为重新起草“第四条”是布莱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一次与布莱尔的谈话中，古尔德就工党章程的那一部分讲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领袖失利是因为他们妥协了。我不会妥协。我宁肯被击败，离开政治，也不要向工党弯腰。我打算和工党较量。”此外，在1994年党大会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条”需要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尔德引用阿里斯泰尔?坎贝尔的话：“我们没有约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这事的一一不是约翰勉强同意，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后是约翰说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得把它说出来，你不能瞎转悠。那正是在我们为新时代检讨章程的最后一刻写进去的。那其实是出自约翰一一我们当时是要绕过这一关的。”唐纳德?麦金太尔（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一措施，是工党对现代化的最终表达。麦金太尔说，布莱尔非常热衷于这一想法是因为：“这将相应地成为与工党的社会主义过往作象征性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认为曼德尔森是谨慎对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为他记得盖茨克尔在1959年选举之后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时遭遇的问题，而正是这最终导致了失败和内部冲突。

　　不过，布莱尔重新起草“第四条”的热情既体现了新工党与“旧工党”的决裂，也去除了工党的政治重负，而保守党曾不时从这重负中获取政治资本。麦金太尔将重新起草“第四条”视为新工党现代化者的一项早期的成功：“‘第四条’的替换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一一尤其是因为充斥全国上下的布莱尔的竞选热情劝服工党不仅同意改变它，而且到最后是想要改变它。”然而，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指出，全国工党的部分人对章程的任何变化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工会，如投票支持保留传统的“第四条”的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来自工党左派的明显而合乎预料的反对，尤其是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的议员。另外，菲利普?古尔德认为倒数第二稿并不充分，他劝布莱尔亲自拟写。重新起草的“第四条”最终表述如下：“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勤奋的力量，我们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单一人达成更多，这样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机会都是在众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亦反映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我们亦可以在一片团结、宽容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一同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条”于威斯敏斯特宫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支持新版条款的总投票达到65%，它还得到了 90%选区工党的支持与55%工党附属机构的支持。附属机构支持率的降低是由于工会运动中部分人对工党价值的现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条”被改革，现代化者将在他们的影响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旦‘第四条’被改革，布莱尔很快巩固了对工党自金诺克开始的机制改革。布莱尔加强了一人一票制，并通过发展政策论坛有效地削弱了大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同样，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不时对领导层做出刁钻的批评，在其政策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归属于布莱尔。”全球化论点

　　新工党于1997年时隔十八年后重新执政时，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受著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显著影响。新工党坚持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点，这贯穿其理想与政策目标。在西方世界，各个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学者批判的。38称之为“全球化主题” 一定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为本章起见它还是够用了。全球化论点认为，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演变出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学说运行的衰弱与市场力量的主导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与服务流入国家经济中。简言之，更多的国家活跃于贸易关系中，并在经济上彼此依靠。

　　经济上另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这些市场进行实时交易，这是由于高级的远程通讯系统让大量资本能够通过全世界市场上的广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交易中被“转手”。同样，公司选择在劳动力训练良好、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投资。因此，投资者对一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该国内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性意味著跨国公司很容易关闭工厂，这使得就业不稳定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方面。这一状况的积极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国家控制对其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公司能快速创造就业。布莱尔在他《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这本书中题为“全球经济”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确信的全球化论点：“现今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是移动的。跨越国界的工业竞争愈加激烈。消费者在加快这个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日益増强的作用。旅游、交通、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缩小世界，扩大品味、选择、知识。所有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观点加强国与国在全球市场上互相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革命。我们所说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个人电脑、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到网站与卫星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创造出一个即时通信与即时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货币市场依赖于卫星和电脑技术，电视现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电子技术提供信息、娱乐、互动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转变了各国商业部门，也转变了娱乐、休闲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性质，例如NHS (全国健康服务)，全天24小时运营、由护士领导、基于互联网与电话的帮助专线，被称为NHS Direct，接受人们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咨询。

　　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层方面。诸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亚洲四小龙等经济集团，对国家经济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对英国来说，特别是加入欧洲或是与其保持距离，这是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性的全球化决定。军事防御、全球犯罪预防、政治趋同都是世界从合作与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孤岛城邦的角度要面临的问题。全球多元化的发生是对于冷战传统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随后东欧与欧洲东南部等地区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应，部分也是对全球化世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反应。全球化在金融、时间、空间方面缩小了世界。这为西方世界内外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机遇;这缩短了西方历来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距离；这意味著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在一个更小、更多样的世界里融合在一起，意味著国家的、国际的合作成为了必要的而非可选择的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化也唤起了文化与宗教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并突显出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世界的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这一特征而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工党建构起其经过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是记述新工党思想史需要考虑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宣言明确了到1997年时，新工党己经将自身定义为现代的、经过内部改革的工党，观点和政策计划都有所改变：“在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己经制定出新的明确的方针，是与旧左派和保守党右派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工党是新的的缘故。”另外，宣言概括出两点有意思的内容，在关于新工党发展的讨论中很重要。第一点是，作为政党，工党自称是“……思想与理想的政党，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管用的才有价值。目标是激进的。手段将是现代的。”由于很多原因，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对思想与理想的承诺是很好地适应于工党传统的，然而这一说法公开地在新工党的思想与理想与被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上一代工党理想之间做出区别。说某些思想己经过时因而不再适宜，这是一回事，但将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这个词编织出这样一种宏观叙事意象，声称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类问题。它还能使人想到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因此，新工党暗示传统的工党思想与理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在贬义的基础上同等地表现出敌意。这一说法的潜台词可能是新工党只接受“新的”、“当下的”思想，“现代”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价值所在。这说法中第二点有意思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学上的困难，即新工党的目标或目的是激进的，因此是传统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或手段是“现代的”。在政治的层面上，这是用新工党的话语、以不无确定的措辞表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必须以现代而非传统的术语处理。这样，关于经济，新工党认为应当追求的是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经济相反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贯彻其社会政策。哲学上在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达成某一目的或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改变目标。这个问题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也声明，新工党只愿意承诺：“……有限的一套重要诺言并将其实现。”可以说这体现了新工党谨慎、保守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国政治的选举历史中锻造出来的，因为宏大的承诺曾经吓得天性保守的选民不敢冒险让工党执政。宣言的语调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党的第一届执政期将是讲求实用的，在立法方面则大体上没什么野心，但将会通过第一届执政期内稳定有效地处理经济寻求确保第二届执政。与这种谨慎的特征和缺少改变英国社会的真正雄心相关的是，布莱尔承认新工党不会对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正确执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党做对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尽管布莱尔没有直接说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在哪些法律领域执行正确，但很可能他是指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大多数内容，接受市场作为提供商品、服务的首要经济机制，此推断还暗含了承诺不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价格控制、三方协商、收入政策。进一步是由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揭示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所正确执行的政策领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税的惩罚性息率，以及强调通过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产率。

　　第三条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后的时期里，布莱尔试图用哲学术语定义新工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己与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联系起来。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经常被用来与美国新民主党的相比较，确实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存在紧密而直接的接触。”1998年，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本费边社小册子，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积极热诚地承诺社会正义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对实现它们的方式则灵活、创新、富有远见。这是建立在逾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进步政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国际主义。但它是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决然超越于旧左派的国家控制、高税收、生产者利益，也超越于新右派将公共投资甚至常常是‘社会’和集体努力这些概念视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认为，布莱尔小册子的引言从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对新工党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政治学最清楚的表达了。就第三条道路己经付出大量时间和研宄，对其标准的结论是以立场的模糊作为政治理论。有关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最适于理解为布莱尔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例如，布朗自新工党执政之后从未在他的任何演讲或声明中提及这个说法。另外，尽管在1998年至1999年间，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维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就第三条道路思想发表讲话，但现在鲜有人说它即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的简化表达。

　　关于布莱尔所阐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可以明确的是，他试图将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与他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布莱尔试图表现出一方面新工党不是工党版的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是经过改进的、对媒体友好的“旧工党”。尽管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工党不是介于传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或归拢中心，而这本身就要求放弃一些他和新工党不愿意牺牲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不是要折衷右与左之间的差异。它是关于己改变的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关于布莱尔想让新工党代表的政治类型，其提出的另一点重要内容是他将新工党指作重新联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说新工党：“……极大地得益于联合两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一本世纪这两者的分离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进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以国家为主要中介的社会正义。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冲突，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赞成国家权力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体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他想重新联合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能够且己经采取许多来自右派也同等地来自左派的哲学立场。然而，（如上所述）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被视为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传统工党右派政治哲学时，是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像贾尔斯?雷迪斯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而且工党左翼人士常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其强烈倾向于公有制、以国家为中心的执政方式以及他们对市场的反感。

　　最后，似乎布莱尔不再以第三条道路的修辞术语描述新工党的政治学，但他也许觉得自己己成功定义新工党在当代英国政治中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可以说，大多数自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的内阁和工党议员己确定，第三条道路的修辞己经终结，因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国学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当作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准确而严密的政治哲学。

　　第二届执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党竞选宣言对于记述工党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没有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经济因素，即对英国公共服务高水平投资的持续承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单凭再度如此强调一次，就将其政治轨迹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则。布莱尔在他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写道：“这次大选从很多方面比上一次还重要。自1997年5月之后我们为经济更为强大的英国奠定了基础，现在这里的投资正注入公共服务……”这一态度转变出自第一届执政期到一半的时候，布朗在他1999年财政预算案前报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这件事引发工党的评论家相当大的争论。在遵守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开支计划满两年之后（可以说己向选民证明，工党政府能够胜任管理经济之责），政府终于开始向公共服务投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诺的主要区别。用布莱尔的话说是：“好好建设未来的机会己经到来，将要在第二届执政期内为英国复兴奠定激进纲领的基础：严格控制通胀，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进而在未来建设动态、高产的经济；保持对公共服务投资，进而通过改革以使我们很好地使用资金……”由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中的声明，2001年宣言明确作出承诺，将为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供资金。为确定工党是否在第一届执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届执政期结束之间改变其政治途径，以及这样一种途径的改变是否意味著其基础价值的改变，我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

　　“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泰勒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根据对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莱尔周围的人更有可能会说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意识到如果不投资更多他们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反应，尽管在入主政府时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谓“布莱尔派”最初认为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不取决于高投资。泰勒认为“布朗派”会主张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他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得是出于实用目的，为了应选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因为工党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党。

　　吉登斯认为，因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们能够将其投入公共机构，并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税收以进一步为投资提供资金是与新工党执政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视作对“旧工党”的回归，如果那意味著不负责任的税收。吉登斯提出，“旧工党”的税收和开支意味著高税收与过度支出，并且招致巨额债务与借贷，这都不是新工党的方式。最后，吉登斯说，他认为第一届执政期为第二届做准备工作，新工党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你（政府）必须表现出你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时有效地履行了承诺，并且是为国家花费这些钱。

　　雅各布斯说，在回答有关“旧工党”与新工党（尤其是第二届执政期时的新工党）政策与价值上的区别时，在“旧工党”原则与新工党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从何开始和结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见是，强调高水平的公共投资是新工党执政方式与第一届执政期的大多数时候相比而言的一个明确转变。新工党一号（New Labour Mark-I)中说他们能在没有大量投资的前提下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但在第一届执政期内这种观点己不复存在，并且由于提高税收为高水平投资提供资金这一新方式，这意味著政策规划与哲学的一大改变。最后，雅各布斯说，因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不得不说，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党，尽管我们承认新工党二号与新工党一号不一样。同时，他指出持续强调公共服务改革无疑是新工党所为，而“旧工党”也许不那么担心公共服务，并对其运行表现得更为乐观、自信，这是由于它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采纳了撒切尔主义中最坏的一个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门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追求垄断的集团，保护著自己的特权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另外，马昆德断言新工党几乎对公共服务运行的改善没有耐心，尽管他承认“旧工党”也许对公共服务的利益群体过于著迷。

　　金诺克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只是工党所为而己。他指出，工党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悬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识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投资，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影响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诺克猜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也许应该在工党政府执政期更早些时候进行。

　　雷迪斯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并不特别属于“旧工党”或新工党，只是工党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免费医疗保健。尽管如此，他称赞新工党致力于保证公众从额外的税收中获取应有的价值，而这些税收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服从的。雷迪斯说，强调物有所值，并且审计获得额外资金的公共服务的表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没有提起过的，当然在70年代也没有。

　　哈特斯利在被问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否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时，认为这明显是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他进一步说，2002年预算预示著巨大希望，新工党将愿意通过更高税收提供持续的投资以致力于更好的公共服务。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以及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而未必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

　　关于“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 ”这个问题，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总结出的观点，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我支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旧工党”这个词并不能作为工党中的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分类，因此“旧工党原则”同样是个冗余的概念。尽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样，我认为这的确体现出工党侧重点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改善公共服务（如上所述）是新工党的第二届执政期的中心问题，但是似乎有些人认为，公共服务的改进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而不要大量的额外资金。泰勒认为，这是“布莱尔派”的观点，而“布朗派”一直倾向于改变策略并充分地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根本上不可能经得起验证，因为一个政府很少会这么清楚地披露这种意图。另外，和吉登斯一样，我认为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的到来必将是随著新工党成功表明他们能够管理经济，因此，在执政最初两年中产生了剩余的基金，这段时间里由于承诺遵循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开支计划，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资金。我认为这个承诺在政治上是审慎的，成功达成这一承诺，消除了所有对布莱尔工党政府将不能像之前的工党政府那样胜任经济管理之责的顾虑（不管有多不公平)，这样部分地帮助政府获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莱尔公开承认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许诺。70 2001年宣言不仅列出到2010年时要达到的十个宽泛的目标，还承诺了实现五个保证，是关于经济稳定、优质公共服务、现代化福利国家、加强社群、英国的海外影响等问题。7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诺投资公共服务而言更为激进。尽管如此，其主要历史性重要之处是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开始的经济思想突变。

　　在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的后半期，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未来的新工党政府要代表什么，有关这些几乎都没有连贯的表述。这种哲学言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在第二届执政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忙于国外事务。其导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余波耗费了政府与布莱尔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并不必惊讶他们没有将焦点放在整整两届执政期后重新阐述其政治哲学。

　　在2001至2004年间，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布莱尔在2004年布莱顿(Brighton)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讲到对“机遇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纪传统福利国家为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必须被重塑为机遇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能力与过去完全一样坚实稳固，只是更加适应未来的要求。这将是进步的未来，只要我们记住我们与非正义斗争的原因从来都是解放个人　�幝鄣乃�方不是爱自由的人和不爱自由的人，而在于保守党与我们之间，他们认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后站，让最适应竞争者与最具备特权者成功，而我们理解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生活起点如何，其自由都将通过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社群得以实现。在机遇社会中，与旧有的福利国家相反，政府不发号施令，它只授予权力。”布莱尔试图将“机遇”这一在新工党反复出现的主题置于他为公共服务改革所作解释的中心。机遇可以理解为意味著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布莱尔很有可能希望工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机遇，与他的市场领导的公共服务改革之间产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可争议，因为工党正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増加对它的投资，这些服务对所有公民“在让渡这一点上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甚至试图向工党的部门为市场领导的改革作出解释是引发争议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应该鼓励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因为市场会变得更加巩固而繁荣起来，进而对高质量的公共供给造成威胁。真正切中“机遇社会”言论的关键的是，它在第二届执政期出现得太晚了。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为公共服务改革的计划提供全新的促动力，并使得布莱尔有机会在工党大会上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己经过一个艰难的夏天，他据说曾考虑辞职。另外，批判保守党执迷于帮助有特权者，这在本质上使布莱尔能够开始2005年的大选的竞选活动。

　　正如此前引用马丁 ?史密斯所说的，工党中的现代化者并没有出现于1994年布莱尔成功当选党首之后。要说的是，“现代化者”或按其传统称作“修正主义者” 一直存在于政党中。然而，有意义的修正常在重大社会和（或）经济变化之后发生。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能充当改革的执行者，以新工党而言，1994年后修正主义者确实如此。例如，现代化者提议重新起草工党章程“第四条”实际上重新定位了工党的目的和目标。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在历史的特定阶段走到了政治话语的最前沿。工党现代化者恰当的先例就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经做过讨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一位著名修正主义者就足以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盖茨克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仅就此而言，那么这就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他通过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了修正主义者在工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在其所处特定的时代都信奉一个观点，即世界己经发生巨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也做出改变与之适应。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认为世界变了，己进入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影响著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活动。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多种因素也有所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变革，进而也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75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群体分别以盖茨克尔和布莱尔为工党的领导核心。尽管现代化者们在布莱尔自己还是一位关键性的现代化者时是在金诺克领导下存在的群体，盖茨克尔派也差不多，在盖茨克尔作为1951至1955年间影子大臣时支持他领导工党。还有相似之处在于，盖茨克尔和布莱尔都试图在工党这样非常保守的机构内主张现代化。现代化或修正主义需要思想开放的氛围以及与大众视角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盖茨克尔与布莱尔的个性都允许存在这样的氛围，这可以从他们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件事上看出，区别是布莱尔成功了，而盖茨克尔失败了。盖茨克尔修正主义者与新工党现代化者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为了能赢得选举、组建政府从而实行其思想，他们承诺致力于改变。新工党现代化者，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是1983年大选上的新议员，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与工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在1997年赢取执政权之前作为议员目睹了工党三次选举失利。盖茨克尔派也类似地在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于1963年赢得胜利前目睹了工党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选。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最后一个主要相似点是，两个群体的人都来自工党右翼。许多新工党现代化者的意识形态历程比盖茨克尔派的还要富有戏剧性。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杰克?斯特劳（JackStraw)、约翰?普雷斯科特、玛格丽特?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尽管人数较少，他们属于工党右派，自称占据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翼，他们中有彼得?曼德尔森和己故的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对之前的政治承诺所做的这一简要概括说明单个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转变。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视为新工党的代表，尽管他们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新工党政治学的主旨。

　　然而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时，盖茨克尔派己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有一套表达明晰连贯的政治经济哲学，而新工党的现代化者却还没有产生一部具有显著思想价值的作品以阐述新工党的政治经济哲学。

　　缺乏这样的文本使得辨明现代化者的思想传统这一过程变得艰难。我们可以说彼得?曼德尔森和罗杰?利德尔的书《布莱尔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于阐述新工党的世界观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标，但绝不能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作品。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纯粹的实际问题，即新工党现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权力并改变了工党的政治话语，而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及其后的克罗斯兰派从未完全主导1964至1970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说，1974至1979年工党政府包括盖茨克尔派或克罗斯兰派的部长，他们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其中还包括了克罗斯兰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尔?罗杰斯、罗伊?哈特斯利，但是他们失败了，不像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义成为工党的主导信条。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通过1987至1989年政策检讨的形式以严肃的方式开始。金诺克失利之后，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继续党内改革，最为显著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机制，改变了党员为事务和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是现代化者，但仅限于党内民主，而非党的政策和修辞。布莱尔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后成为党首时，被有些评论家称为“超现代化者”的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改革工党的政策、助选方式及其修辞，超出了此前所有体现出的修正。现代化者同新工党一起把工党完全现代化了，以至于一些工党右派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都说新工党“不再是我的党了 ” 因此，到1994年时，并且无疑到1997年时，新工党现代化者己经成为工党的新右翼。这并不意味著成为工党中的现代化者或修正主义者必须只能是来自工党右翼，因为我们可以将新左派视为修正传统的或“旧左派”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观点。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国公司的中观经济力量，这是在斯图尔特?霍兰1973年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挑战》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试图给出工党最近的思想史，并解释新工党的一些政治影响和哲学目标。接下来三章的任务是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价值观入手分析、辨明新工党的政治哲学。每一章将以审视与这三个价值之间相关的新右派思想开始，进而探讨关于价值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视角，最后将是分析新工党对每个探讨过的相应价值观的具体哲学承诺。

　　新工党与自由

　　自由是定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试图评价自由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接下来三章的出发点是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政治组织这一历史内涵，因此新工党必须有鉴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所谓新右派理念与原则在英国的思想垄断而坚持维护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据此，本章的第一个任务是探讨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新工党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与新右派相关的观点则坚持严格的消极自由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指出，新工党对“机遇”的承诺及其有关于此的修辞，尤其是“机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证明了新工党致力于积极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对自由的理解开始。

　　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

　　讨论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时，博赞基特（Bosanquet)写道：“自由对于新右派来说是免受强制（coercion)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类动因干预的自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说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个人不依赖于或不必服从于“别人的专断意志（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个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须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而为此他或她必须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有人认为消极自由的这些定义并非内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的，且是表达消极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赞基特说，对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本质上是免受强制的自由。这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主要定义，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由也可以是免于其他个体的专断意志支配，这与免于强制的观点并不冲突，事实上为消极自由増加了又一层概念。

　　哈耶克的观点由于只关于个体人类的强制而不是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强制，因此仍然与消极自由的传统一致。对这个定义可能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开始了关于任意与非专断意志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的辩论。另外，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这个观点补充了第一种观点，即自由是没有强制，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传统，一个人若受到强制则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为消极自由的定义増加第三层论证，即一个人只有在不受强制时才能真正成为其行动的主人。如果他们被强制作出生活中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并在强制的威胁下被人为地影响。

　　哈耶克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中不存在另一个人专断意志的干预则等于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自由”或对自由的强制干预只有通过人类动因才会发生。对于哈耶克，个人的自由只会被不需要的、蓄意而为的人类行动侵害，而不会是通过社会或经济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据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因贫穷而不能承担住宿费用不是由另一个人造成的限制，而是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后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个人没有住处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类动因强制这个人就何处容身做出选择。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于将自由消极地理解为没有人类干预和强制这种简单的哲学信念。

　　大卫?格林（David Green)认为，哈耶克信奉消极自由，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导他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免受强制的自由不能维持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义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没能意识到和认识人类知识的限度，这样也就忘记了社会现实世界（social world)的错综复杂。社会和经济机构历经文明的历史进化发展，不是由试图解决抽象问题的人独立创造的。哈耶克认为，试图进一步安排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而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再次没能承认人类知识的限度，即告诉人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自发而不受调控的，任何调控它的尝试终将失败，这样的尝试会冲击个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于实际认为冲击个人自由长远来看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暴力限制个人的独创性之自由，则破坏了进步和适应可能的改变的机制，即主动性的自由运用。以此观点，改革者不应当采取干预自发性秩序的规则，而应该通过私营组织实现其目标。”哈耶克认为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相信社会正义。对哈耶克来说，社会正义需要大政府，且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无限制的国家主权。哈耶克认为民主制度己偏离其基础原则，即通过分离权力、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依法执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规则等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予个人自由。结果是民主政府的统治具有潜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仅仅是统治人民，并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尤其是，萨缪?布里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民主：“……己经堕落为无道德原则的拍卖，被用来满足彼此竞争的有组织群体，他们长久看来终宄不会得到平息，因为他们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种描述性的意义上支持受美国启发的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从争取得到公民的选票这个方面分析政治市场，就如同商业企业为了公民的英镑或美元竞争一样。但是，和这些理论家不同，他不仅仅视其为缺陷一一在商业市场中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他认为其内在令人反感，因为它们与正义毫无关系。”布里坦认为，哈耶克将利益群体视为对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为政府最终会让步于巨大的利益，而这些让步的总的结果是公民间接受到授予这些利益群体的措施的影响，而他们是不属于这些群体的。这可以通过对个体公民征收更高的税而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反贫穷活动家向政府请愿重新分配更多的财富给贫困群体，或者是超级市场中可供消费者的选择减少而限制个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因为“公平贸易”倡议者成功地说服了政府禁止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劳动法为止。这样，由于利益群体的交易，个体公民更可能体验到他或她自由的减少而非増加。从而这就需要权力和政府的职权范围最小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对哈耶克消极自由观点以及民主制度缺点的这一简要概括使得我们能够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相应地理解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撒切尔说，尽管保守党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自由企业的政党，并且使用过“英国强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这样的选举口号；在战后数年里，这实际上：“……是在向左转的长征途中暂缓脚步罢了。”撒切尔认为，每届工党政府向左的方向推进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在重返权力之后对改革小修小补，而从未逆转左倾的趋势。她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保守党只放松社会主义的束缚，却不曾脱掉它。”撒切尔自1979年担任首相开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约瑟夫的影响，他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传播者。15自由对于撒切尔来说明确地与具体的政府态度相关。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制度，其中的个体家庭和企业能够追求他们的雄心壮志。稳定的体系包括宪章性稳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国、通过健全货币的管理实现经济稳定。撒切尔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国家因素应当停止干预个人的生活。

　　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对自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从消极方面表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雷蒙德?普兰特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理论家赞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严格独立于任何自由所能服务的积极目的和价值观。从追求某些目的（如个人只有在遵循X、Y、Z等价值时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义自由则是积极概念，其预设的前提是人类的性善论与自我实现理论，这样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论断不相符了。”社会民主主义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将其视为授权性动因（enabling agent),通过政府的积极协助保证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再分配性税收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公，从而确保社会的贫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利。新工党的准确作用不是关于回应所谓的自由主义消极命题的思想霸权，如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任务严肃地开始时那样。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诸如亚历克?诺夫、雷蒙德?普兰特、伯纳德?克里克、布赖恩?古尔德、罗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将这一自由概念与其他同类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比如平等。因此，新工党的任务不只是实行政策从而将积极自由概念与机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而是这样将个人需要与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手段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消极自由概念的回应，即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似乎两者界限模糊了。这两种政治哲学都相信且想要促进个人的自由。本章认为，正是期间变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基本的分歧。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论文《消极和积极自由》当中认为，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自由的消极和积极概念。他认为关于自由的论断应当被认为是三兀素组成的关系，即X免于Y并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学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哲学群体就其所理解的X、Y、Z等变量的范围是有不同意见的。19因此，麦卡勒姆认为我们不足以对自由的争论中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说：“这一无能为力的表现，换言之，其诱因是源于把两种自由的区别简单却传统地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与可做某事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一这样的分类意味著自由可以是此两种二元关系中任何一种。”麦卡勒姆认为，如果关于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不是解决自由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部分地解决什么可算作阻碍或干涉了所考虑的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样假设将更加有用。他说：

　　“其区别是植根于关于长期变量的范围的不同看法一一即关于这些自由的动因的（‘真实'属性，或者是关于这些动因所会（或者不会）做（或成为）的事物范围。这些区别尽管也许不是一向明显或突出，但还是会导致对个人何时可谓自由的解释极为迥异。”接著麦卡勒姆提出三点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的长期变量的不同信念之间的区别，分别如下：

　　1.坚持消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坚持积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

　　2.前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况下才有做（X)的自由；后者不采用这样的限制条件。

　　3.前者认为自由问题中的动因（例如，“人” “人类”）实际上可以视同为英美法律中所认定的“自然”（与人工相对）人；后者有时关于这些动因如何辨别有差异很大的看法。

　　普兰特展开了麦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关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由是三元素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辨识出动因（X)，阻碍性条件，可能是强制、限制、干预、障碍（Y)以及动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视的性格和环境的行动或状况(Z) 。

　　新工党的积极自由概念

　　也许可以通过以下纲要表示：

　　(X)动因=个人和社群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个人和社群一（Y)缺少机遇一（Z)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关于工党中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纲要将与新工党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党中自由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左派”或比万派左派认为尽管减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工人的工业民主。理查德?克罗斯曼28可以说是主要的“旧左派”思想家，他说：“如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工业管理或者国家官僚机构手中权力的集中化一一简言之是重新分配职权，从而扩大选择的自由。”因此，也许下列纲要概括出了他们对积极自由概念侧重点的不同：

　　(X)动因=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加上私营管理/国家官僚机构和缺少工业民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与新工党的一样，但另外还有工业的社会所有制和工人的工业民主。

　　(X)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一 （Y)缺少机遇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机遇使个人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并通过工业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产业从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怀有与“旧左派”相似的愿望，即重新分配经济权力并确立工人的工业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经强调，斯图尔特?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阐述的论点引起了对中观经济力量（这挫败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的注意。

　　用富特的话说，霍兰的论点寻求：“……通过计划和公有制（提供）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补救方法。现代国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际资本主义中己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从而动摇了这些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阐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纲要在侧重点上将和上述“旧左派”的纲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认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从历史上是作消极理解的。换言之，即是免受强制的自由，免于他人独断权力的自由，以及使个人免于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其所附庸之上级的那种联系。33另外，他指出社会主义己经操纵了自由的意义，并将其变为免于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当然只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己。”而且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蓄意败坏“自由”这个词的名声。事实上，公允地来看应当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从消极方面论证，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得到有力的论证，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当中呈现出的悲观主义充分地表明，数量可观的人正在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的观点。

　　新工党与“机遇均等”

　　在新工党的修辞、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说中，自由的重要性并不被经常提起。尽管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著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传记中回忆了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10月写给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中对消极自由的限制难道没有激发一代代人去寻找某种超越放任主义的社会模型吗？ ”布莱尔继续写道，“积极自由有其正确性，无论它在苏联模式中被如何践踏。” 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布莱尔关注诸如信奉积极自由这样的哲学信念。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封信的日期仅在新工党执政五个月之后，可见布莱尔也许是在寻找某种哲学观点以表达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莱尔的信，自此新工党对积极自由概念几乎没再做出哲学承诺。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有所著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和布赖恩?古尔德将自由作为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述中心。这很明确地是在回应新右派将自由以纯消极的意义使用。至于新工党为什么不经常讨论自由的价值，则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在这里表明的一点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体的公理，尤其作为英国所有政党所提倡的一项原则。以赛亚?伯林在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当中提出，自由几乎得到普世认同，因此可以对之有多种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自由被当作假定的事实，这样下一步政党要做的就是定义不同版本的自由并将它们与政策建议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所认为的自由则是从它对无处不在的机遇所做的承诺，抑或所谓的“机遇均等”。机遇可以被定义为适宜或有利的境况、前景或选择的结合。

　　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机遇”用作授权性动因，以使尤其是来自贫困背景的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新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的社会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机遇的社会。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会赞成机遇平等，这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能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出自己决策的平等机遇以及免受强制、免遭干预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的标志。新工党所信持的“机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组织提倡的机遇平等更为“厚实”，覆盖面更广。然而，新工党必须从它的其他价值方面表达它对“机遇均等”的承诺，否则将很难辩驳认为其与机遇平等并无区别的指责。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机遇均等”是新工党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与平等作为“优先事项”的务实的外围工作。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概念为基础。这不像黑暗对于光亮那样绝对相反，而是消极自由的延伸，正如对社会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认为。自认为持积极自由论的人不否认消极自由论者的观点，即人应当在生活各领域中从没有明显“善”的限制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将自由的范围从仅仅是一个从强制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个授权行动的概念；从个人的有意的强制到自由市场结构性的间接强制，以及人生机会全凭运气的分配。积极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消极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以赛亚对两种自由概念所做的评论，那么这样的态势则变得复杂起来：“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著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我由谁统治？”和“谁告诉我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表明，彻底考察两种自由的概念时，它们试图就人类状况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将导致我们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中一种概念。这也转而导致我们假定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类型以及我们认为同类政治概念（如结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使一种政治信条区别于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赞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完全可以大体一样），而是这些价值观的分级结构（hierarchy)。”通过对比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学可以得到此命题的一个实例。安东尼?阿布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信条不同，因为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置于他们价值观分级结构的顶端。45 T.H格林与哈耶克都可以被列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指出，格林提倡积极和消极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纯粹的消极自由概念。尽管两位思想家都信奉个人的首要地位，都坚持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政治原则，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会”的概念，重视不同的次等原则，比如社群。积极和消极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这种过分的简化是误导性的、不准确的。这两个概念真正引起的讨论是由个人决定他们要就社会和人性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会最重视怎样的答案。积极和消极自由作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价值，也涉及人们根据对人性和他们所想创造的社会类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问题。

　　新工党赞同(就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它认为“我被谁统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于是开始争取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政治征程。这样，自由变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强制，而成为了人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实现其内在欲求的自由，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我统治”(self-mastery)。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授权性动因，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领域，而不只是道德领域的，免于人类干预的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论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党的修辞中，“机遇”是授权性动因，使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自我统治。

　　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是机遇和积极自由暗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政府干预、优先重视社会贫困群体并将他们提升至足够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遇的原则被指隐含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莱尔和布朗所说:“有相当重要的少部分人从社会主流中被分割、隔离出来。他们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长期无业、贫穷或缺少教育机会，有时还经受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犯罪的困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得不到缓解。” “在工党的新章程中我们承诺寻求最大范围地推广财富、权力、机遇。我想强调机遇是新的政治学中的关键性价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对右派来说，机遇的特征是个人从国家那里得到自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遇与社会不可分离，政府行动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过去太过轻易贬低其为个人改善自身与家庭而推进大范围机遇的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以抽象平等的名义抑止了机遇。严重的不平等继续代代相传，于是进步的左派必须强有力地解决对真正机遇平等的障碍。但是平等机遇的推进并不意味著福利供应和公共服务中毫无生气的整齐划一。现代左派也不会狭隘地看待机遇：艺术与创造性产业应该是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稳定提供了平台。但是如果我们不解放每个人的潜力，则不能建立动态的经济。阻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机遇的福利国家将拖累经济。促进工作的福利国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建设经济的更大的动态机制。”“我想要这样的国家，人们取得发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虑嫉妒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nvy)。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而不是更少。但这些人生机会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壮志雄心和同情怜悯被视作同伴而不是敌人一一我们既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公共服务。”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认为，有关新工党机遇价值观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味著新工党政治哲学存在分歧。这些不同当中有一个如怀特所说的：

　　“……关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问题存在‘左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个承诺宄竟是针对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宄竟需要什么政策来满足这个承诺。”怀特称，工党现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间派”，因此新工党内存在哲学分歧。

　　布莱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领导人物，但“左派”领导人物却未指出。怀特的观点仅仅是，这两派人的分歧在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并且“中间派”从精英领导体制的方面理解“真实机遇”，而“左派”从更为平等主义的方面理解。这也相应地意味著，他们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实机遇”的正确政策有分歧，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履行他们对积极自由的承诺。紧随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左派”认为精英领导体制允许“真实机遇”中存在非正义的不平等，这些是因为残酷的时运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随意性差异。怀特认为“左派”“……认为原则上政策应当谋求如何缓解不应有的残酷时运所带来的不平等。” 相反，据怀特的观点，“中间派”是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对收入再分配态度含糊，反对对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税。尽管怀特的观点对新工党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实验，亦即，我们如何基于极少的源数据看出单个新工党政治家是否是“中间派”或“左派”？这是有疑问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赖于推断。

　　怀特关于“中间派”和“左派”的“真实机遇”论点的第二个缺陷在于术语方面。“左派”这个词是可接受的，可视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但“中间派”一词的政治含义则不清楚。也许更恰切的且根源于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衍生出的温和左派的态度。社会或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了自由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放任主义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后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义的先驱。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中间派，具有政治传统，是一种进步的左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使用时与具有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观点认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纽带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与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部分相同，后者被认为影响了盖茨克尔、布莱尔、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传统紧密相连，很难轻易区分。因此，如上所述，怀特所形容的关于“左派”和“中间派”之间对“真实机遇”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是侧重点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目的。

　　积极自由的价值观被新工党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先辈相似的模式继续下去。新工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罗斯兰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坚持通过享有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积极权利体现出来的自由的价值。尽管如此，新工党将自由与社群的价值联系起来，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积极自由预设为前提的诸多优点方面，关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许会有争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强调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换取某些国家授权。例如新政项目，规定个人在求职并同时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补助之后，为了继续享有获得补助的资格，必须在下列四项中选择一种：教育课程；有组织的工作安置；从事环保项目的工作；或者从事慈善或志愿者机构工作。20世纪中叶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继续优先重视公民享有权利，而不顾任何社会或群体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阻碍自由和可以算作限制自由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对于如哈耶克这样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类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碍才能限制个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认为，任何由人类行动或社会和经济力量引起的障碍能够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例如，贫穷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限制，不管贫穷的个人是否对他的状态负责，也不管他的贫穷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兰特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识的行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义传统必然想要抵制和限制的那种，而也是生来就有、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行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源、福利、教育等领域都存在。”对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讨论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行动的蓄意和可预见结果。哈耶克认为，在市场运行中，个人对其行动的结果不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些结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这意味著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贫困群体）与纠正市场中的非正义对个人的市场决策没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尽管个人行动可能并非蓄意而为，但其影响有时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它们是可预见的，且伤害到了他人，则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预先得以制止的，因此个人就变得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了。如普兰特所说:“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论证，能够基于某种社会正义的思想使市场易受道德评论的影响，无论这思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放弃它的理由。”我们己经注意到，新工党用来履行其对积极自由价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诺个人生活各层面无所不在的机遇或者“机遇均等”。机遇的理论语言是新工党用来阐述其自由概念的务实方式，个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尽可能保证最充足的情形和选项供每一位公民选择。

　　新工党与平等

　　本章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平等的价值，和上一章针对自由的方式一样。本章将依据所谓新右派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观点考察新工党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澄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不同概念的术语，诸如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党表达的两个理念：“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以及“进步普世主义”（progressive universalism)。于是可以认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为充足(sufficiency)、优先（priority)、平等主义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这被当作关键任务，因为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评论家和作家曲解了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一概念，并与此同时指责新右派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透彻地探讨新右派有关平等问题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个任务（按照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类）是，指出包括诸如R. H.托尼、安东尼?克罗斯兰、罗伊?哈特斯利及继承其影响的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平等的优先与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平等概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提出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类型乃是促进优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进严格平等主义的自由概念，因此这样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关平等价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开始将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围绕平等概念的术语。

　　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平等”的术语

　　显然，在讨论平等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讨论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时，可以概括出三个版本。它们分别是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有时被称为“民主平等”）以及结果平等。机遇平等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由保守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公开支持的原则。此原则坚持，每个个人都应当能平等地获得工作和职位，例如公职。它包括无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待遇，并要求一个以才能为基准的社会。机遇平等禁止裙带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优惠待遇和个人特权，它试图保证所有个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是非歧视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支持，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在较低程度上支持这一原则。它扩展了机遇平等原则，通过减少由不幸、基因遗传和社会非正义带来的影响，包括了由个人背景、教育、才干或能力决定的问题。它试图从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做的同时减少社会中的物质性与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结果更大平等的政党这么做是基于不平等，比如基因遗传的差别是随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因为，作为社群他们认为个人有责任通过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更大平等，从而进一步帮助弱势团体，而不只是保证程序上非歧视意义的机遇平等。

　　工党中坚持结果平等的原则（或结果的完全平等）的为少数个人和团体，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Marxist SDF)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随著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工作将成为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公社行为，因此工资薪酬的差别将与之无关。

　　除了这三种平等，新工党在执政期间还支持两种观点，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承诺。这些观点是，“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与“进步普世主义”。7新工党“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观点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财政部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中运用。尽管如此，布朗的演讲中似乎没有对这个观点明确给出过定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暗示，这既是承诺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也是承诺保证结果以使其不低于最低水平。体现这一观点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现在是领恤金者信贷（Pensioner Credit)。新工党“进步普世主义”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预算中用以描述巩固新税收和救济金制度的原则。进步普世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为几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但更多关注于最需要财政支持的人群，将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预算报告认为：“新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实践了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支持所有人，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时提供更多帮助。然而根据布朗在1997年大选准备阶段与前自由民主主义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一次谈话，围绕新工党对平等的承诺的争论变得更加混乱：“我尝试想出一个单独的中心主题，来表达我们所有的观点并将它们一起连结起来。不能称之为“主义”一一那样听起来太意识形态化了。我决定中心思想是‘机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写的《公民的英国》这本书中所谈的。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无法设计结果。我们必须有的是一个做好干预准备从而为所有人提供机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当在他的自传中记述，布朗倡导机遇平等，并表示这是他对当代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的中心原则。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布朗在1997年于大选前回见阿什当，到他任职期间概括出机遇平等、结果公平及其后的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其间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对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解释仅仅是传统的、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吗？有观点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布朗改变了他将机遇平等作为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中心原则的观点，回答的根据是，他的预算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虽然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原则比较明确，但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仍可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各种解释，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的理解混乱。另外，新工党提倡的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寻求对诸如平等概念的哲学承诺时问题重重，且进步普世主义的观点对新工党描述其平等观而言是一种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本章我倾向于遵循这术语上的区分，但并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学家德里克?白菲特在他的著作《平等与优先》中阐述的结论，因此在下列关于平等原则的观点中作出区分：承诺把人提高到一定层次，以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过满意的生活；承诺一直优先考虑社会贫困人群；承诺信奉严格的平等主义（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财富的所以不平等）。这三种观点可以分别命名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优先概念、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新右派反对平等的思想和观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对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这类观点直接与他的自由概念相联系。哈耶克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贫穷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不意味著缺乏自由或者导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则和他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反感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英国及其海外的社会主义的高涨。尽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才主导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内核，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书出版之后早期新右派对保守党的影响：“其本质上的意图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大学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兴起对保守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在教师中也是如此……工党失去了对智识和思想界的垄断。”这个观点得到撒切尔的支持。她讲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对她观点的影响，表示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党内获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经使她的观点成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为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干脆、明确的分析性观点，论证了其经济理论与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短缺有何关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长期对自由事业和自由持乐观主义态度，并让我从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占上风时坚持了过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二个观点是，社会主义是相悖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价值1(尤其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经济中有限的政府干预 (定义为个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尽可能免于强制）。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政府干预经济、再分配税收的攻击在于他认为这些内在都是社会主义措施。因此，哈耶克认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涨与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废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己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著，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还是以一种相当复杂难懂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级。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的观点相联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能区分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渐进的社会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极权主义。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自然的结论必将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导致对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这就是后来的著名论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这一次哈耶克的断然否定并不只是基于认为富裕者因收入向贫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对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于社会正义不存在这一论点。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幻象，因为在自由市场的交易中没有社会正义发生。23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断言非正义只有在蓄意违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当窃贼偷窃钱包时，非正义就被施于盗窃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个人失去工作或者获取不合比例的回报，也没有发生非正义，是因为市场的运行反映的是无数个人并非蓄意的行为，这不造成任何非正义。

　　有观点认为，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为对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优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学承诺。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是再分配税收、高公共支出、全体授权性社会福利计划等经济和社会机制。因此，新右派坚持平等的概念吗？本章认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应当得到国家的最低工资以防赤贫。然而这是对充足概念极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诺。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充足概念是极端不同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耶克所认为在道德上“充足”的标准是远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水准的。他说，防止赤贫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国民饥饿致死、无家可归的国家物资供应的最少量，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而是基于简单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持的对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诺。

　　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引起了对哈耶克思想逻辑的注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哈耶克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该确保基本最低标准？”哈耶克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困难，因为基本最低标准的思想要求具有什么是基本需要或绝对需要的概念，而因为他想说许多社会概念是主观性的，那么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会不在此列？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连贯之处，乃是基本最低标准的实行问题。要让基本最低标准起作用，其必须由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而从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确立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不应该在理论上支持中央国家机构作为资源的分配者，这对纳税人来说费用昂贵，而通过支付能力调查（meanstesting)会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并且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哄抬”影响。

　　以下观点将指出，新工党的充足概念与哈耶克的概念实质上是不同的，它因为新工党所定充足的标准远高于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寻求提供仅够防止无家可归和饥饿的物资，反之新工党实质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权利资格。新工党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现并不表示它是出于对相对性的考虑，而只是对应该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标准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观点更为充足。另外，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同样包括了对平等的优先概念的承诺。优先概念的意思是，尽管个人也许有适量充足的生存物资，但优先主义者想要深入持续地满足社会贫困群体的需要。26这要进行尝试，无论这些贫困群体是否己经得到国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资。

　　如此，要总结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不平等和贫穷不构成“不自由”，尝试弥补相对贫困需要强制个人，从而限制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财务自由，而且实行平等回报制度将造成大量财务成本；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尝试都是在道义上不合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是错误的，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赞基特将这些新右派的观点浓缩为两个命题。第一，关于分配问题，社会别无其他合法的计划，只有防止绝对意义上的贫穷；第二，与更大平等原则相联系的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危险而非法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关平等的论著影响了工党内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过减少收入、财富、机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到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其中心在于他意识到有更大平等则会有更大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托尼的逻辑，更大平等带来更大自由，这也允许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大的遵循个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由意味著：“……能够在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因而不会更简单。这个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否对普通人开放，后者从中选择时遵循他们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于纠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与平等将能和睦共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者注定为敌。”有趣的是，托尼意识到平等一词的复杂性以及可归于该词的意义的冗余：“再一次显而易见，‘平等’一词具有不只一种意义，围绕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为同一术语在使用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本章中我认为托尼对平等的观点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后者历来在工党内得不到支持，除了萧伯纳、1901年脱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社民联31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党左翼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优先概念构成。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与此不同，如托尼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如果不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平等则不能更加自由、博爱，这需要一种持续给予贫困人群优先关注的平等。接下来的评论，尤其是加著重号的评论，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类“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资时，额外的责任应由额外的回报补偿，以作为对己执行的服务的承认以及对执行服务的诱导，没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一个人应当比别人挣得多，因为社区的环境、普通教育、生活习惯孕育出尊重与考虑的普遍传统，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的人忘记、忽略了这些账房的细节（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阶级应当从其他阶级享有的文:明传统中被排除出去，并且人类根本的、深刻的伙伴关系，应当为琐细的、肤浅的经济差异所遮蔽，“寻求平等不能通过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为这既对得到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对没有得到的人有害，寻求平等是要通过确保现在他们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不认为所有不平等都应该废除，但他确实坚持认定给予社群中所有成员“合理的物资供应”，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可以视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观点认为托尼持有平等的优先概念，因为他觉得所有阶级应该分享社群的财富，在事实并非如此的地方，人们应当优先关注最贫穷的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从而使“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这些语言并非准确地概括持续优先关注最贫穷的群体，但暗示富有群体更多的财富将必须用于“共同的用途，，而这个短语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的术语。简言之，这个短语是托尼用以表达优先关注（特别是通过社会开支）最贫穷阶级的说法。

　　其他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与更近一些的罗伊?哈特斯利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信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结果更大平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罗斯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原则，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硬’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自由的’概念。”如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结果的更大平等，亦即严格的平等主义概念，那么这就特别地意味著要保证持续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而问题之一则是什么是“结果”？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通常意味著缩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正如克罗斯兰明确指出的：“首先，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继承的财产而非工作，它们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每个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最高回报这一原则，而授予有差别的利益只与出生的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人类自己劳动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劳动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们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别，也有机遇的差别一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人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悬殊，以至于人们认为，为了这么大的回报而单独挑出经济能力素质，相较于其他个人属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较于其他类似收入受到税收制度过分慷慨的对待一一也就是说，如果税收的基础在衡量个人的赋税能力方面是个糟糕的工具，那么就会出现非正义。”尽管如此，克罗斯兰同样关心缩小教育制度、财产分配、需求阶段中的资源分配、工业权利定位当中的不平等。然而，有关所谓新工党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讨所要问的最为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没有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追随者倾向于批判新工党放弃了结果更大平等原则或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平等”。有观点认为新工党所认为的平等在原则上与克罗斯兰所认为的相似。两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权的形式保证生活所依赖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两者都想持续关注贫困群体，两者都想通过保证如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机遇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自由概念，来减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问题如下所述：“克罗斯兰和新工党对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别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对于社会贫困群体中的哪些人应该给予优先关注？可以允许社会中多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关于这三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工党之间，就侧重点、政策规划好和期许有差别，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阶段（克罗斯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工党是在21世纪初）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像新工党那样信奉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吗？如果答案是“不，他们从未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们像新工党那样坚持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那么如哈特斯利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工党在哲学上比他们所想的更为相似。

　　上述所引内容表明，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他而言其本质是关于平等，约翰?罗尔斯称之为“民主平等的”平等。罗尔斯的立场是他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以使两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另外，罗杰斯认为，当这两条原则相冲突时，第一条原则或“自由原则”必须优先于第二条原则或“差别原则”。因此，由罗尔斯的观点可推知，社会中会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假设遵循了第二个原则。很清楚的是，罗尔斯不提倡严格的平等主义。差别原则所真正体现的是，罗尔斯提倡平等的优先概念，他认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应该如此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随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罗尔斯是什么类型的优先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提倡社会以之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应该持久地优先关注最少受惠者，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体与例如社会普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并不影响原则。因此，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认为罗尔斯所信奉的平等的优先概念是严格的优先主义。本章将论述新工党持有非严格的优先概念，与罗尔斯所持有的有细微的差别。总体来说，克罗斯兰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罗尔斯的概念，并与新工党所持概念相类似，但是原则中的个别地方还是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赞成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强烈斥责新工党放弃这一承诺，而事实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时表现出对平等和自由明确的误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学价值是什么？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我们无法达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种程度。我指的不仅是经济平等，我指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财富的也是权力的平等分配。对更大平等的承诺本身是目的吗？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认为，自由需要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力量。我不认为自由是没有限制，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你做你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学上是混乱的。他说，平等和对结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则，从而他成为了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如此，在下一个问题中他回答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们在实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则，那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结果的更大平等。另外，这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怀疑，即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有关平等和他们政治价值的整体秩序非常类似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厌恶新工党的保守修辞和过于谨慎的政策规划方式。

　　新工党的平等概念

　　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平等观念都不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概念。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把人们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够”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之（如上所述）称为平等的充足版本。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足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充足”？在英国社会，关于一个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称作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是没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识的。45尽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务。在历史上，这工作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津贴和授权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等的概念是达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于是它毫无保留地允许个人挣得收入。鉴于国家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劳动力在充足的最低标准获得报酬，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个范例。

　　新工党平等概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承诺在财政上优先关注英国社会的贫困成员。这(如上所述）可以被称为平等的优先概念。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优先概念可以有两个流派或者以两种方式解释。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严格和非严格优先主义者。严格优先主义者想优先关注社会贫困群体，不管他们按绝对值计算是多么富有。譬如，这样的贫困群体也许事实上（据严格优先主义者）拥有相对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国度假，拥有较高额的存款并仍需要在财政上得到优先关注，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也许仍旧是一定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非严格平等主义者也想给予社会贫困群体优先关注，但他们认为当贫困群体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优先关注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两个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经济状况在绝对值上逐渐变好，那么非严格平等主义者就逐渐停止优先关注这个群体。这样的问题在于明确两个疑问。第一，谁是社会的贫困群体？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规定资源到什么水平则停止在财政上优先关注这样的群体？

　　本章认为新工党信奉的是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党在全英国将生活标准提高到以下程度：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对贫困群体没有清楚的分类，因为75%的人舒适、充足地生活（意味著不只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们也有“合理”水准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则非常富有，那么根据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不需要再信奉这种平等的概念了。尽管如此，假设新工党信奉的是严格平等主义形式的平等，那么它将继续为英国人口中生活相对25%的富人而言贫穷的那75% (尽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满足，并且他们倾向于获取一些财政“需求”）获得更大平等而从事运动。

　　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是与新工党不同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与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程度，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区分，那么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人将少得多。

　　新工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其例证有针对最贫穷领退休抚恤金者与最贫穷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党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其他例证包括其对幼儿“安稳起步”（Surestart)、每一个四岁儿童的托儿所的5800万欧元投资；供儿童慈善事业使用的4500万欧元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亿欧元投入针对18至25岁人士的新政以及针对25岁以上人士的新政；针对50岁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针对单身母亲及残障人士的新政；同样，针对2000个最贫困地区就业的行动团队（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学开支；针对11至25岁不能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人的“纽带”（Connexions)项目。

　　我们注意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则证明是一些怀疑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凭据的人论点的哲学支柱。显然新工党对于平等的原则相当含糊不清。与围绕平等原则的辩论类似的问题是，新工党是支持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抑或有时称为上升的衡量贫困的绝对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一次，新工党似乎在发出自相冲突的信号。布莱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新闻之夜”（Wewsn/ght)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时作出著名的表态，即他认为绝对的贫困水平是重要的，并且几乎要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点滴获益”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过在概括他对抗儿童贫穷的策略时使用相对衡量标准，进一步使得辩论混乱，并进而宣布表示儿童贫困的绝对水平有显著降低。

　　新工党关于平等原则含糊不清的例证是，1999年3月18日，布莱尔在伦敦汤因比大厅(Toynbee Hall)发表贝弗里奇演说（Beveridge Lecture)以纪念牛津大学学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说中，他阐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时消除儿童贫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减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内消除120万。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50万(相对而言），即从1996至1997年的440万减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万。因此，距离目标相对而言还差70万，但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50万，己然超过了目标。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对性数据，于是没能达成目标，所以从绝对性方面展示其发现。

　　因为布莱尔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在新工党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这纯粹是猜测，也许在将来回忆录出版后会清楚明确地解决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与资深公务人员就新工党政治思想的访谈中，我得知新工党或至少是财政部坚持克罗斯兰派的平等概念，但将其应用到现代经济的语境当中。受访者说，财政部应用结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教育津贴、如“安稳起步”等具体的技能与教育培训机会，还包括“工人家庭税收抵免”，确保了有两名儿童的家庭有更为公平的结果，这些家庭每年劳动收入13000欧元左右，或者国家平均收入的一般从而大约状况得以増加3500欧元。受访者告诉我，这么做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劳动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为了提供更公平的结果并进而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结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党所奉行之平等原则的含糊不清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因素。新工党的平等包括对当地社群和社区的投资。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将权力分散至社群，并使得就政府的钱花费在什么上的决策民主化。汤因比和沃克认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于由1000至4000人组成的20个或更多的社区，向每一个社区提供2000万至5000万欧元项目资金，必须显示出它们是真正立足于当地社群，吸纳所有当地服务一一学校、卫生、社会服务人员、警察、房屋管理部门、就业服务部门。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事情并对当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问题提出当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产生这些措施，是因为意识到不平等不只是个人之间薪酬比例不等，还包括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社会和公共服务供应不平等，并且各社区还在获取社会物资（如公共空间、好的学校、图书馆、当地便利设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党关于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遗憾的，但它强调人生每一阶段的教育、技能、机遇，这是实用的而且是为应对英国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受众而做出的选举权宜之计。例如，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期间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税，即25%的较低税率，33%的基本税率，83%的较高税率，以及98%的针对非劳动所得的较高税率，这对于现在的选举不可行。这并不是说，英国公众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増加。在2002年预算中，税收増加（主要通过国民保险分担（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将大量的钱投入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书写作时，根据可获取的民意调查数据）这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欢迎。57这种对所谓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水平的直接税制的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对社会收入最高群体征收较高的税阶。费边社的税务与公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议对每年100000欧兀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创建50%的税阶，这将对约200000公民产生影响。国内税收（Inland Revenue)计算得出，这样的税阶将在2000至2001年产生29亿欧元，并预计随著更多人进入收入100000欧元的群体，而会在之后数年以每年约2亿欧元的速度増长。

　　我们在评价新工党及其信奉的平等时，必须考虑到新工党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后撒切尔政府，试图劝服仍旧心怀疑虑的选民相信税收増加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存在于某种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个人主义、有限的政府干预、对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围里。哈特斯利说，是否持结果更大平等的观点（约1956年60)是看一个政党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测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英国共产党将可算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参与民主，而新工党将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脱离工党的社民党一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广阔空间中找不到容身之处。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罗斯兰、哈特斯利以及新工党提倡平等的原则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手段，并时而作为确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会的手段。本章的观点是，工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以来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同样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认为，在工党中只有萧伯纳、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最后，本章提出，诸如“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和“进步普世主义”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并且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信奉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主义与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党与社群、民主

　　本章将再一次以前一章针对平等的方式，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价值。本章还将根据所谓新右派观点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群的观点，考察新工党所采用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概括出新右派关于社群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其的反感。

　　第二个任务是讨论包括R.H.托尼、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内的思想家对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本章第三个任务是解释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将探讨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美国社群主义和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观念，即“联谊”（fellowship)，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理解新工党的社群价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个任务是讨论在新工党社群框架内扩大民主的问题。将考虑围绕新工党权力分散项目的含义；将探讨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各服务的平等状况的看法；还会评论新工党对志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的态度。本章开始将讨论新右派思想家对于社群价值的态度。

　　新右派反对社群的思想和观点

　　约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认为社群原则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这一思想是与新右派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自然状态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中的社群作为具有规则和联系的集体，只是由允许更为自然的联合体一一市场来运行的契约建立起的人造物。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于人性，与此相似的是，诺齐克（Nozick)认为市场活动是第一位的，带领国家悄悄地接近人们，甚至连概念上的契约都不需要。赚钱的买卖永远都比友谊的本能重要。”那么哈耶克关于这种政治价值是怎么说的？简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对社群的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哈耶克不攻击社群也不就方法论提出反对它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的哲学中并不明确体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关注的是反对社会正义的概念，反对中央国家的所谓权力増长，反对限定或限制个人自主权的任何运动或政策。他所敌视的是集中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他认为这些倾向会对国家权力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就意味著哈耶克会反对国家层面的社群行动而不反对地方层面的社群行动。当然，这要视个人理解“社群行动”的意思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动的定义不只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约性关系且仅仅是实用性联合体，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于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联谊共同体。这一观点表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会反对允许国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提出基于社群价值、规范、信念的有利于其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是社群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共同体。哈耶克的意思并非反对围绕地方层面的社群，因为这不会直接引起他对国家权力提升的警觉，而他认为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是坚定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因此，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并且回避任何社群主义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论的或规范性的。以哈耶克看来，社群主义对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的构想会将政治推向极权主义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类上反对，基于对超越防止贫穷的基本社会供应的兄弟情谊或伙伴关系的理解，从社群对贫困公民的义务或从对社群其他成员负责的方面来表达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

　　总而言之，社群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倾向不管是作为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的支持、解释，或是作为对国家层面公民权的描述，还是作为提倡善的某种概念的原因，都将违反构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哲学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

　　在实际的政治中，撒切尔和梅杰领导的英国新右派政府对社群思想鲜有评论。在总结新右派主导的政治世界的时代精神时，撒切尔有很著名的一句简短的话，其中说道：“……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不只是新右派对于社群概念、社会责任、“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还可以理解为所有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公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包含有对社群和社会责任的描述。也许从迪斯累里（Disraeli)时期，但必然是受到由伦道夫?丘吉尔（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帜下领导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的影响，保守党人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是社群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以此作为其政治任务的声明。尽管人数少，但丘吉尔和他的同盟者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并转而到了其子即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这份遗产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格林利夫（Greenleaf)准确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对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的影响：“当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并没有在保守党圈子里引起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怀疑主义的支持下也许不能期望什么，因为他的态度类似于苍白的、消极的迪斯累利主义……然而在伦道夫离开以后，激进的精神依然很强烈，正如托利党改革联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组织的活动。”约瑟夫?张伯伦以他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保守党政治家。他在自由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壮大之前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正视一个新的有先进纲领的激进政党形成，取代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政党有能力处理工业化和民主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张伯伦由于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场，转而支持对方，他成为保守党席位中赞成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进一步说明，张伯伦的政治观点要求他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对待社会问题，政府代表整个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的激进的关于公共义务与社会企业的托利式理念集中关注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本章提出，“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个词很适合描述某种家长式保守主义，强调社群责任与社会义务，而且这很明确是保守主义内的一个思潮，自20世纪中期以来15,尤其是70年代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党运动历史上被视作伦理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工党内对立派系的很多成员也会承认他对其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性影响力。在工党运动中，托尼的著述是认同社群价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词“联谊”（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关于政治思想的著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问题和由贫穷导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时很难发现对社群所做的明显、确切的讨论。尽管这样，一旦读者研宄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记》(Commonp/ace Soo女),那么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会主义是他基督教联谊的理想。他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价值上使他们平等，并以此为目的本身，他的这种态度贯彻于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评论揭示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神学秩序：“……托尼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强调效率，或是完美社会机器的对称，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宁说其强调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伦理上的，强调基于人类联谊的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群或基督联谊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在某个方面是托尼追求的价值，尽管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会。格林利夫将托尼给予个人更大自由与鼓励建设更为博爱的社会这一目标视为，社群鼓励并授权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在更为平等主义和道德的社群中成为积极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环境更为富足、特权更少的社会环境中的联谊、参与性的公民权以及个人自我发展的渐进过程。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规整的社会制度，而是基于真正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当联系中释放人们的能量和潜力。”与新工党相似，托尼将降低物质与社会不平等视作使社会同时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认为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著重提出了支撑托尼强调学习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及其质量在维持托尼所强烈批判的阶级差距中起著实质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转变，那么将涉及从根本上改变社群中所有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贪婪性、竞争性的态度转变成以联谊、合作、互相理解为特征的态度，从而权利的维护将与责任的实现相适应。而就每一点考虑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本章还认为，托尼意识到并提倡这样的观点，诸如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为社群式的社会等，他的这些目标只有在英国社会降低或结束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贪婪性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作为联谊的社会主义这一潜台词蕴含在托尼的一本饱受赞誉的著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这一段话中：“所有这些思想家所著重强调其合适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学识的平等，而是环境、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不是个人禀赋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平等。他们关注的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精神关系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简言之，他们的看法是，因为人类是人类，所以社会机构一一财产权、工业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制度应当被计划得尽可能强调、加强使他们联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们分开的阶级区别。”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则地信奉社群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理解为信奉基督联谊最为准确，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则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学的、进化的：“麦克唐纳将社会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对立于现存的事态，即根据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管理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真正的个体性会繁荣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融入先进的整体，会为这个整体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学中，个体的细胞通过整体具备功能与个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人会在整体中具有社会功能和要扮演的个体角色。” 23麦克唐纳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较少地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作为整体的社群，而非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例如工会）所做的长期斗争。麦克唐纳想要工党的社会主义将工人阶级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义的公民。大卫?马昆德在他所著麦克唐纳的传记中引用了麦克唐纳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如果新的工党运动只是工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为了纯粹的部分目的进行的一次尝试……那将威胁作为公共生活荣誉标志的所有品质……政治中的工会主义对自身的认同必须比工会的产业需求更高更广。它必须将这些需求建立为一套国民福祉的体系；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公民；工会必须成为经济正义的守护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给出了一个印象，一个简略的关于麦克唐纳如何看待社群价值的印象。

　　这确实意味著麦克唐纳从伦理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一个被积极遵循的原则。麦克唐纳和托尼是爱德华时期（Edwardian era译者注：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工党的重要人物，然而我们能看出他们对社群原则的概念化有何区别。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被看作英国工党运动中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或顶峰，据此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基于社群主义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新工党出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安东尼?克罗斯兰开创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部二十五章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关于社群原则的。本章想论证，二十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思想家选择在他的著作中忽略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之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克罗斯兰的作品专注于创建基于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了，克罗斯兰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工党中盖茨克尔派被卷入与比万派的“大论战”，辩论工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和何种哲学途径。克罗斯兰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任何具体的政策行为，如国有化，而是关于政治价值，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个价值比其他任何价值都能团结社会主义者。25因此，克罗斯兰的任务是写一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这一政治价值。这是克罗斯兰的著作首要关注平等而对社群价值不做任何评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认为，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看不出此价值与当代有何相关。下列加著重号的文字强调了这些观点：

　　“关于博爱，克罗斯兰持不可知论：‘不是因为我认为其内容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就其与当代状况的相关性得出确定的结论。” “他早前对收入政策的怀疑一一最初与工党中左派相联系的政策一一转为对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为使过多的个人要求从属于整体的社群要求。然而这个转变仅限于此，.因为克罗斯兰从未停止关注，以免社群精神的过度会对隐私和个人自由造成无谓的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克罗斯兰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在法律、社会、个人生活领域内自由化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生的社会和道德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几年里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推论所得出的那样，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时代，工党内的进步左派认为这需要进入社会议事日程，因为英国社会是特别保守的，根据阶级、性别、单一道德传统进行分层。与克罗斯兰著作中缺失社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自然倾向是自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有时会在他的著作中被混淆，但它是关于通过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既想要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大的博爱，但这里可以看出克罗斯兰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而对社群概念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直接质疑它的。克罗斯兰对社群的观点与托尼?赖特（Tony Wright)在当代对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意味著：“……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社会不会只被理解为（不论是道德上还是经验上）彼此割裂开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是理解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紧密结构并能制定共同目标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关于这个没有什么统一单调、压制不同或是引人怀念过去的地方。”带著这种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社群概念，我们继续讨论其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党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兰特、哈里?莱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顾柏（Peter Taylor-Gooby)认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义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处。30 “社群” 一词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按照传统，这个词是用来指地区（locality);利益群体；团结一致的系统；对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体；以道德认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权威或种族完整性为特征的群体；以历史延续性和共同传统为标志的群体；其成员以某种整体的方式（与作为特定角色、功能或职业团体相反）聚集的群体；以及最后，职业、功能或部分的共同体。”因此，对于普兰特和泰勒-顾柏，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对“社群”一词的理解。安德鲁?梅森尝试这个任务，他认为“社群”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联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区别于人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认为组成普通概念的是：“……这样的人的群体，他们共有一系列价值、生活方式，认同于该群体及其实践活动，并彼此认知为该群体的成员。”梅森将群体（group)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行动或合作以实现其目标，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认他对“普通概念”的描述并未概括出确定群体有资格成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3“道德概念”涵盖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还包括两个额外的组成部分：“第一，其成员间必须团结。‘团结’是个有多重意义、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是相互关心：从最低程度上而言，这意味著成员间必须在实际理性思考中些许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视彼此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有制度性的剥削与非正义。”从对社群的两个概念的简要区分，我们可以说，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单薄”概念，与此相反，“道德”概念则是社群的“厚实”概念。换言之，“普通概念”是具体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则是内在规范性的。“普通概念”尝试解释一种类似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联合的社群。解释是基于经验的断言，更低程度上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借由“道德概念”这解释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包括了对团结的说明，这意味著成员间更为紧密的伦理关系。

　　社群是定义新工党的主要哲学价值之一，并指示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与“道德概念”理解；有时既是“单薄”的也是“厚实”的社群概念。工党使用“普通概念”时是在谈论地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区分权（包括下放权力）能够使有共同目标、属于国家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能够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地区的政治。“道德概念”则与新工党所提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社群主义公民权相一致。它想让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权利和对彼此所负责任激发促进。这意味著由社群作为“联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与互相关心的休戚与共的道德规范。例如，工党的新“第四条”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团结、宽容、尊重”的社会。这不只是个人的联合或共有一些价值观念或为了某些利益为合作的人，它承载著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养的伦理规范。

　　如普兰特、莱塞、泰勒-顾柏所指出的，社群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于不同层面。

　　譬如，新工党所信奉的社群价值大多是对于国家层面的社群的承诺。这既涉及公民权的社群主义概念，强调对社群的责任，也涉及社群内的个人权利。社群的另一个层面是区域性社群。

　　新工党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成立区域发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证。另外，特别是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地区议会（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讨论突出强调，英国的区域是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社群)，能够得益于更大的权力下放以及区域性地关注解决问题与公共服务管理。社群的更深层面是地方层面的社群。新工党通过其财政分权项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层面上的社群概念。据阿维内里（Avineri)与德夏里特（de-Shalit)的观点，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可以从两个分开的领域理解。第一，可以从哲学的层面理解、诠释、提倡，利用其对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二，从伦理层面批判纯粹自由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结果。如此，社群主义就同社群的价值一样似乎难以定义而含糊不清。例如，鲁特?莱维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可被赋予不同的形态变化。本章认为，社群主义的一种有助于理解新工党对社群所做诠释的形式是当代的美国社群主义。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对新工党，尤其是对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响。2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埃齐奥尼在承认前辈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的影响的同时，认为他们有别于“新社群主义者”，后者是与《有效社群：权利与责任》期刊相联系，并且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自治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埃齐奥尼推行的社群主义类型是民主运动式的社群主义，寻求就美国社会中权力与责任失衡发表言论。它不否认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两个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仅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区、志愿者和宗教组织还是更为宽泛的任何因共同的价值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这与新工党对聚合性社群的强调相似。例如，托尼?布莱尔在他的费边社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会中社群的价值。他认为：“强大的社群依赖于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可一一不只是纳税与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是有义务将孩子养育成为合格、负责任的公民，并支持国家所雇用受此任务的人（如教师）。过去，我们倾向于将这些义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它们被忽视的地方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鼓励履行这些义务乃至强制实施它们，如我们正在寻求主动实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家庭-学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齐奥尼没有天真地认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价的或良善的：“社群并非自动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许多同类的传统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统的，都是独裁且压迫的。而且一个社群会锁定在一套你会认为令人厌恶的价值体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绞死是合法的。”这种形式的美国社群主义的立场是介于分隔社会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论者的道德与哲学分水岭之间。埃齐奥尼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社会秩序，类似于自由论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自治。53他断言，社群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保守主乂者：“……更关注秩序，而较少将自治作为首要的道德予以关注，他们有更为普遍且一元化的规范性议事日程，相较于依靠道德意见（moral voice)倡议价值的最终实行，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国家。”至于自由论者或者个人主义者，埃齐奥尼认为，他们声称自治是西方社会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种社群的或社会的“利益”结构否定或者侵犯。55这类似于撒切尔与梅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对社群、社会合作及集体行动的沉默态度。新自由主义哲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个人置于优先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刻意沉默。德赖弗与马特尔人文社群主义政治思想为新工党提供了除新自由主义外可供选择的社会哲学。

　　埃齐奥尼概括出自由论者为其自治观辩护所采用的典型参照标准：“主要参照的是法定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并赋予个人生命获得保护以及控制、使用其财产的权利特别的重要性。”在英国，因工党运动与大多数工党议员的社群主义本能己经消失，新工党意欲重新塑造与社群主义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政策规划。在工党中，一种强调个人权利而非财产权利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理论处理方式中的主导，因而个人和社群的责任被降级了，如果还未完全摒除，个人权利受到了青睐。新工党的社群主义政策包括，针对年轻违法者的严厉量刑，但带有教育与改造工作，还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区的青少年宵禁，但带有政府资助的青年项目。

　　另外，还有给予个人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项目，并期望个人通过数个选择中的一个来为他或她的未来承担责任，这选择包括再培训或再教育、志愿者工作、环保项目或有组织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齐奥尼认为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意识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学地图了，因为诸如左与右、保守与自由这类术语经常在当代的讨论中得不到恰当的使用：“在这一端我们看到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如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与独立之钟(Liberty Bell))。他们强烈要求，通过从学校祷告到强迫妇女待在厨房等措施将他们所信仰的道德立场强加给所有人。在另一端我们看到激进个人主义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论知识分子；公民自由论者，尤其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选择、权利、自身利益，那么将皆大欢喜。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群，这能支持他们抵抗国家的侵犯，并通过亲朋邻里及其他社群成员温和的敦促维护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制或对权威的恐惧为基础。”埃齐奥尼说，他的社群主义模式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独裁主义，因为他信奉性别平等与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例如，埃齐奥尼提议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无偿工作，如抚养儿童和养护老人65,还包括“同阶婚姻”（peer marriage)，从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分工由个人因素决定66的情况下，公司须提供带薪探亲假，并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额外两年的工作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会服务分散至由志愿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社群作为第三部门，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当合适的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同时节省开支。这些提议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欢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担更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对无偿养护的资助相结合，以及提升女性权利与儿童保育结合，必然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议题。美国社群主义的批评者，如莱维塔，不公正地将埃齐奥尼归为保守主义者一类，因为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双亲家庭较单亲家庭更利于抚养子女，因而应当提倡婚姻。埃齐奥尼并未将任何有关婚姻的宗教立场置于道德的首位，但他认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几率小于未婚或离婚父母或继父继母的子女。70在这个讨论中，埃齐奥尼的观点可被定性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他认为双亲能够共同承受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将他的社群主义模式归为保守主义一类站在莱维塔的立场上明显是极其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莱维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从社群价值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强制性的，并且确实有其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试图惩罚违反者，以威慑和预防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埃齐奥尼应当承认，他的社群主义模式确实使各种形式的强制合法化了：“论证这种社会压力，包括排斥，不是强制性的，这事实上动摇了埃齐奥尼自己的观点。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那只有针对潜在异议者产生某种强制性的影响，这才有可能。于是出现了 ‘谁有权力施行他们的标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了通过非正式机制确保执行过程公正、公平、可问责过程中的困难。”然而，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对？埃齐奥尼否认这种类型的强制固然不对，但莱维塔将其等同于专制主义也不正确。社会的否定乃至温和的排斥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请参加儿童聚会，到酗酒的父亲在家人面前喝醉，与所有人都争吵，得不到邻里、同事、朋友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会强制的形式，但正是“强制”（coercion)这个词，带有政治色彩，吓坏了一些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半点“强制性”的人。

　　本章认为，新工党重新发现了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一部分可以根据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理解为“联谊”，这为资深新工党政治家（包括布莱尔、斯特劳、布朗、布伦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对其进行理解。乔西?哈里斯(Jos6 Harris)评论认为，新工党关于社群价值的思想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党的思想，那些类似“博爱”的概念与联谊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中丢失了。她说：“爱德华时代对‘责任与公民权’的关注被世纪中叶的技术官僚文化排斥在一边，通过许多新工党的文件引起共鸣，正如爱德华时代关于福利与工作、惩罚与欺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念。尽管关于道德由什么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党派必定会赞同新工党的观点，即政策应当是‘道德的’，公民应当是‘良善’的。”这个观点重要是因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论点，亦即，尽管社群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爱德华时代源起于麦克唐纳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主导。另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主要关注

　　的是个体工人的位置问题，他们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这种工资不平等的补救方案。社会领域内的个体思潮，与之相关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状况，保护残障者与少数族裔的权利，消除对同性恋生活方式强加的罪名和污蔑，同时改变反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所有这些问题，常被归类为滑向“纵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趋势的一部分，是与英国的左派，工党有关的，是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有关的。对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克罗斯兰派的修正主义者来说，社群的哲学价值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围内鲜有提及。更大平等的价值占据了舞台中央，并耗费著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哲学讨论，直到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将其与他们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民主与公民权

　　如上所述，新工党对公民权的社群主义解释包括了地方、地区、国家层面的理念。通过从政治中心分散权力，更大的民主化成为新工党对地区层面上公民权的议程中的关键思想。

　　这包括，抱著最终形成地区议会的理念，为需要的地区建立区域发展署，将权力分散至英格兰的各地区。这还包括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伦敦。因此，新工党的章程现代化，尤其是将权力下放至地区层级，被一些工党评论家看作近两个世纪来最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稀奇。其他人认为，这是新工党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改革。75新工党继承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党章改革项目，而将其视作仅仅为了赢得选票的实用策略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尔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选民选择支持设立威尔士地方议会（WelshAssembly),因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了拉选票，因为其并未明显赢得选票。这样，承诺权力分散，尤其是权力下放的政策存在于布莱尔政府。

　　权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区开放，以威尔士的情况而言，也就是公国(principality)，还要求提升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够对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政策通过自治市和城市议会选举在地区以及地方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大选在国家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哲学上讲，权力分散背后的动机对于提倡这一方式的人来说是双重的。从个人的立场看，其意在通过给予公民个体投票权或对地区层级的政府就更为广泛的问题提出抗议的权利，从而提高个人自由。从集体的立场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标、同为国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公民群体能以与他们共同目标一致的方式决定他们地区的政治。根据梅森的定义，权力分散的这种集体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范例。

　　对于工党的权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批判是，它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

　　我们最多认为，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认为社群无论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价值的个人所聚集的地区或是城市，它都有权利尽实际可能行使其民主意志。与此观点相关的观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正是政府遇到困难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则(如全国服务平等原则）的普遍应用造成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无法计数。大卫?布伦基特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内权力分散的这一传统批判：“是否对社群授权与向地方的民众下放权力将导致不平等：导致结果的差别，势必违背我们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平等这一核心原则。换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布伦基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将他们对社群与权力分散的价值信念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分散了的权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时，社会正义就会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诸如生活机会、社群资产的不公正分配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高发，这些都是不能允许的。80尽管如此，在考察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尤其是全国的服务平等）的关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一点，新工党没有出现来落实任何防止此类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应对措施。例如，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没有受到权力下放的显著影响，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己经取消大学生学费，然而英格兰的大学生仍在缴费。

　　这是在大学部门对英格兰学生的一种形式的服务不平等。再例如，对于所有威尔士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威尔士议会颁发免费公交通行证，然而英格兰的领取退休金人员则没有这种权益。

　　同样，这也是对于特定公民群体在公共交通服务中平等的差异。因此，新工党对权力分散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下放的态度，影响著其对服务与权益平等的承诺，也许相比全国范围内有关威尔士领取退休金人员免费公交通行证以及苏格兰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们更关心其他实质性福利权益和公共服务。

　　权力下放和分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样化的选举制度由不同的选举机构落实到位。

　　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选举中使用联立投票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使用单记可让渡投票制（SingleTransferable Vote)欧洲议会选举使用当前由政党组织的地区名单（Regional Lists)伦敦市长选举使用非正比増补性投票制（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制度的这种多样化意味著给予公民个体与地区社群更大的政治决策自治权。不管结果的性质是政治的、选举的还是经济的，多种结果都是权力分散的总结果的一部分。

　　新工党对社群主义公民权的表达也包括了志愿部门的作用。在全国志愿组织委员会(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会上，戈登?布朗将志愿者行为与社群价值联系起来：“你们的努力体现了运转中的社会、行动中的同情心、处于最好状态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说的，使得‘邻居’一词成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词，而且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志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支柱，可以理解为社会三大部门中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大部门。志愿部门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种多样，但可以列举五个具体的特征来定性志愿部门的作用。第一个是，很多慈善机构通常在建立之后都基于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续。国家以普遍供应服务为主要考虑，私有部门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营利，与此两者不同，志愿部门是关注社群的。与这种方式相关联，对了解地方情况带来了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特别为满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制的。国家作为中央分配的中心，经常在建构服务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时候不够细致成熟。因而，志愿部门是基于社群的，并且很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它必然表现出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会改变的。由于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家也处于这种状况，但志愿部门往往显得对社群生活的特色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们由当地公民领导，而他们是理解其他公民变化著的需要的。在市场中，私营公司通常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而具有创新性，顾客需要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志愿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名誉相比于寻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志愿部门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后，志愿部门更少地受生产者利益主导，因其劳动的中坚力量是志愿性的。个人并不关心使他们的薪酬或工作条件或养老金额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免于那些“专业”问题的。人们志愿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于一种“社群精神”的意识或者对邻里和社群成员的利他主义。

　　似乎新工党知道志愿部门的特征，同样也知道政府与市场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于社群的服务时的缺点，这些服务持续变化著，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应。在同一篇讲话中，布朗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与志愿部门的关系都是不对的，但新工党更为充分地理解国家、市场与志愿部门之间需要的关系标准：“过去，志愿组织被夹在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中间。左派中的部分人将志愿部门视为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威胁……就右派来说，用志愿部门为政府分担其适当的责任。新右派试图用慈善行动代替国家。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确实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支持，在人们民主投票认为服务必须提供的地方作出这一保证。但是政府必须意识到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必须与人中的极少数（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进不总是需要公共控制……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机构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伙伴关系合作，基于认识到志愿部门不是法定条文外的廉价备选，也不是躲避家庭责任的方式，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会。”然而，新工党与志愿部门的关系，以及它想允许慈善与非营利性组织来运营某些服务，因为他们觉得比由国家来做更完备，这引起了一些问题。第一，志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作自治而独立于政府的。而其与政府关系越近，那么其独立、由公民领导的声誉，乃至其有效性都会受到质疑。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在范围上逐渐国际化，这有时候意味著它们在公共领域与政府竞争。达伦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义上，所有慈善事业都是地方性的。志愿给出的时间和金钱大部分是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么它们就有増长的趋势……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很大，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乐施会（Oxfam)，更不必说红十字会。它们规模之大，即推动它们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方面可与政府匹敌的重要角色。他们变得类似于半政府机构（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达伦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调节国家与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提到这己经以《英格兰政府与志愿和社群部门关系协约》的形式完成。另外，财政部对志愿部门在执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跨领域检讨试图阐明政府与志愿部门及其目标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质。84然而，志愿部门的代表参与了跨领域检讨一些问题，诸如志愿部门面临的财政风险、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造成的压力，以及资金关系缺乏稳定性会造成组织机构在财政上变得脆弱，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的最好理解是，人们作为个人具有权利，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确保他们有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定权利。尽管如此，因为公民权是在社群之内，所以公民必须履行个人责任。例如，社群主义左派的解释也许认为，人们作为公民对国家有守法的责任，对家庭和社群有致力于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对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积极地保持警惕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助与针对在其社群内需要帮助的人的志愿主义来完成。布莱尔和其他新工党社群主义的领头人物认为，工党作为全民自由权利的政党太久了，而没有期待和表达个人作为公民具有的责任。

　　许多工党议员也许会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群主义者，但论争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权利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事实上，并不是彼此冲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关系，但这作为区分个人、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的社会哲学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工党议员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甚于社群主义者，乃至于视自己为“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或“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非单一将自己定为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

　　有人也许会说，设定一道不可调和的社会鸿沟的辩论是谬误的，因为没有自由主义者会忽视社群的重要性，没有社群主义者会忽视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评价至少有些许正确之处，然而，这个讨论是关于侧重点的，它确实体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明确的区别，而这个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同一区分在工党中是能够注意到的。

　　尽管如此，围绕工党的社会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新工党重新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群价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现，将其他政治价值视作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达到更为道德更为博爱的社会的手段。新工党没有向其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中输入新的价值，而是重新发现了自爱德华时代之后就未被注意的一个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