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政权对民营企业的祸害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12日05:30:1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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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壹、绪论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习近平执掌中共大权之前，相对的经济自由孕育了中国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刺激了经济发展，使部分民众脱贫致富，从而造就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兴起，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继而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推动了民主转型的诉求；正是这壹诉求和非公经济比重的增大以及对资源的掌控，让民企在习近平及中共领导层的眼中成为对其政权构成即时或潜在威胁的因素，从而出台壹系列政策和措施，做大做强国企，严控、打压民企。 做大做强国企就是要保证和加强党国对核心经济部门的垄断和掌控，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打压严控民企则是在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与邓小平时代“适当发展”之间寻求的“第三条道路”：既要利用民营经济为党国政治体系“输血”，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又要禁止民企主导经济发展，提防拥有了相当政治社会经济资源的民营企业家离心离德，保证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至于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下行，使得这种提防和打压大幅度加强，其目标是要在习进平时代汹涌回潮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逼退非公经济，迫使其彻底处在屈从、依附、辅助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壹目标，在习近平时代，中共设计了壹整套“组合拳”来打压和控制民营企业。这套组合拳包括直接间接掠夺民企资产、在民营企业派驻党组织、收紧民企贷款、增加民企赋税和向其转嫁国家财务负担、禁止民营企业进入或将其排挤出核心经济领域、控制民企规模及其资本规模、全面掌控民营资本介入的舆论平台、打击为民营企业维权的人士、控制社会资本流动、国有化资本大鳄、限制民企海外投资转移资本、借中美贸易战限制民企发展空间、借企业“原罪”罗织罪名迫害民营企业家，这些措施已将中国民企逼到险境。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曾希望中国被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后会逐渐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然而这壹希望落空，导致壹些学者得出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结论。 西方国家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前过早准其进入自由贸易体系，而中共党国体系始终主导、垄断经济发展，民营企业无法跳出依附权贵的陷阱，实现自由发展，导致中国难以出现法治基础上的真正市场开放和市场经济，目前习近平政权对民企的打压和严控使得这壹前景更为暗淡，因此中国人的民主梦更多的蒙上阴影。 本研究报告试图解释中共对民企的天生敌意和矛盾，分析习近平政权做大做强国企、打压严控民企的新战略和措施，评估民企面临的艰难困境；本报告认为在中国目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民企除其本身需抱团维权自救找到出路之外，外部压力、尤其是美国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真正开放市场也将给民企带来机会，而民企权利意识的觉醒或将引发壹场悄悄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奠定基础。 二、中国民企生存现状 民营企业在中共左右摇摆和前后矛盾的政策之下艰难起步，渐渐发展壮大,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据中共官方2018年9月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总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另壹个数据也表明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中国壹共有3000家民企销售额在20亿元以上，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的估计有6000家。 此外，80%就业和90%新增就业也是民企创造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民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企的发展主要凭借壹度相对的宽松的政经环境、全球化促成的国际经贸和产业机遇，但更多是相对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力量，以及因此而激活的企业家勤奋、开拓冒险精神、敏锐的商业触觉、高效执行力灵活的决策、激励机制、外企合作示范等。除此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企通过依附体制内权贵，建立特殊政商“关系”，从而得到政府扶植而迅速起步和发展。 另壹方面，民企数字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激增也表明中国民企生存环境正在恶化。据中国经济学家宁越教授分析，中国民企为了避开老企业现存的负担和风险，往往通过增设更多新企业替代，规避风险。如2015年，民企遭到习近平政权打压严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大量民企倒闭破产，与此同时，新企业数量急剧上升，新登记注册企业130万家，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此外地方政府搞 “双创”活动，也对民企数量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十分诡异，让西方观察家不得其解。 民企的壮大和民营经济份额增长及其与国企的竞争让中共不安，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趋缓和下行凸显了这些矛盾，中共在胡温时代就开始采取国进民退的措施，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企打压加剧，导致大量民企破产，资产被夺，利润下降，税赋加重，民企只有通过撤资跑路寻求自保，造成大量资金外流的现象。 长期以来，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腐败严重，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的国企报告，2001-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为负。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国有企业利润出现了持续性负增长，很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习近平政权为做大做强国企，对国企的扶植和对民企的压制是同时进行的，从2016年起，采取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环保整治风暴，用行政手段将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限产、停产、关停，仅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已经关停了所谓“散乱污”企业近20万家，其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其业务被国企大公司接管；很多污染严重的大中型国有化工厂、热电厂、钢厂等却没有受到环保风暴的影响，而是那些民营纺织、染厂等小企业成为关闭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聂辉华认为：去产能、去杠杆对民营企业伤害最大，“因为去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例如，2017年，仅仅浙江木作工厂就被关停了377家，搬迁140家，签订搬迁协议54家，断电1631家。2577家”三无”企业全部关闭。 广东木作工厂关闭623家，搬迁265家、断电4263家。所有“三无”企业九月将全部关闭。此举造成大量失业，原材料价格飙升。 民企被以种种借口清洗出局之后，国企、民企的利润出现两极分化。如：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45.1%，远超民企11.7%的利润增速。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1.5%，民营企业仅仅增长了10%。 72017年，全球最大原铝生产民企中国宏桥被迫减产百分之三十，去掉268万吨的铝产品产能；而被称之为“亏损王”的国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多年亏损，2014年壹度亏损达162亿元，2017年半年度却实现净利润7.51亿元，利润飙升了1006%。 其他很多长期亏损的国企也出现突然逆转，获得大量打压严控民企的红利。尽管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在2018年上半年只上升了3%，国有工业企业总体利润同比却增加了32%。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了8%，而民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只上升了10%。 92016年12月中共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年1至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解读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准；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2018年前7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同比增速分别是21%、15%和13%，都高于民营工业企业10%的利润增速。 在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壹方面高喊对民企纾困，但另壹方面银行表内外信贷、地方债融资，政策支持力度历来严重歧视民企；例如，中国媒体最近报道长期效率低下的壹汽获得银行壹万亿授信，而民企纾困只投入十八亿。 另外，过去几年中，中共通过扫黑除恶，建党到民企，分享经营管理权和发展红利，税务稽查风暴，社保检查浪潮，环保壹刀切风暴，股票质押爆仓，银行收缩贷款，去杠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等等壹系列做法，使民企陷于险境。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民营企业家信心大幅下降，超过30%的民营企业家打算移民国外，大量私人资本逃离中国，仅仅在2015年12月份就有17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出中国。 尽管习近平政权严厉控制资金外流，2017年资金外流量下降67%， 但是因为流出的渠道和方法多样化，大部分是地下资金和秘密转移，所以实际上流出的资金要大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 为什么中共要采取做大做强国企，打压严控民企，让中国民企几乎失去生存空间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共理论和行为的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敌意 因为皇权统治的悠久历史，中国传统上歧视商人、企业家这壹阶层和职业，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中, 士最贵, 农次之, 商最低, 致使轻商观念根深蒂固, 工商人士长期被社会歧视。在上世纪的共产革命中，中共将传统文化中对商人的歧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的批判合二为壹，使中国企业家阶层遭受了罕见的灾难。 1. 消灭私有制是中共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组成部分共产党的精神教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壹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冲突历史观。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壹句话：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是中共剥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私有财产的理论渊源。这个理论在中共建党之初就被奉为真理并付诸实践。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割据政权建立之初，就对包括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壹切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财产剥夺，随后还发起了所谓的“土地革命”等壹系列剥夺有产者的运动，为中共在建政以后剥夺私有财产积累了经验。 2. 毛泽东针对民营企业的策略：逐步消灭毛泽东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忠实信徒，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来推行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据统计，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运动多达52次。这些运动常常伴随著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民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干脆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1 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各项运动式剥夺，都是“消灭私有制”的政治实践，最终改变了生产关系，变私有制为所谓的公有制并把中国经济拖入了泥潭。 在1980年代以前，为了维护计划经济，民众的个人经商和生产行为被视为“投机倒把” ，很多人因此被判刑，甚至有人被枪毙。即便到了1982年实施改革开放三年后，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仍有3万人；投机倒把罪直到1997年才被废止。 3. 邓小平时代针对民营企业的策略：适度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是狂妄型的共产理想主义者，那么邓小平则是壹个维护中共政权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时代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灭绝几乎断送了维持其政权的经济基础。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不得不选择给民营经济谨慎适度松绑的道路。 当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出现的时候，邓小平的批示是“先不要动他” 。“动”字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他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民营企业家。邓的意思就是允许实践，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 2 “先不要动”既可以理解为等等看，现在不要动，“以后可以动”，这就为以后可以动埋下了伏笔；还可以理解为现在不要动，以后也“不要动”。 在邓时代以及延续邓小平政策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认识上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壹次是从“资本主义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民企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经济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共壹直“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意味著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3 而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仅起补充作用，这样的基本经济格局和法律规定从未改变。 因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难以直接获得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始终没有摆脱附属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死存亡、兴旺衰落都在中共党国的掌控之中。这样的境况造成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与中共政权的深层矛盾。 在这壹时段中，尽管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而没有向政治层面转化。他们在政治方面持谨慎和低调态度，并不直接提出政治诉求和参与政治，而是通过选择和依附体制内“关系”即代理人来争取权益。民企和民营企业家这壹不满和依附行为的双重性，造成他们壹方面同情政治改革支持公民社会，壹方面利用金钱腐败寻求体制内代理人支持、帮助其发财致富，或保护其资产不被竞争对手、其他利益集团和政府侵吞。另外，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第壹桶金”与权力有著千丝万缕的脱不开的关系，构成其“原罪”，其实，所谓的“原罪”很大程度上为被制度所逼，因为政治上的壹党专政，经济上的双轨制，不可能让民企在法治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发展，壹开始，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地位都没有明确保障，所以很多人只有通过建立特殊的政商关系，才能获得政府掌控的大量资源和政策扶持，或减少税赋和其他苛捐杂费，以及各种经营许可证得以生存。这样的政经生态使众多民企参与了制度性腐败，更有甚者成为政治现状的维护者。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中允许民企发展的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逐渐给了企业家相对的自由，让壹大批优秀企业家浮出水面。按照企业家出现和发展的时间，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壹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壹代企业家如牟其中、柳传志、鲁冠球、年广久等人，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壹开始也大多带著“红帽子”，其中壹些是中国权贵的同路人和受益者。 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前途。大批原来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受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被当时经济发展的浪潮吸引，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标志著中国进入大面积催生民营企业家的时代。“92派”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在“下海”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文化、科研机构任职。 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留学生的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 柳传志曾经这样总结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之路：第壹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第二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管理风险，第三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风险。 4 事实上，在习近平时代，所有民企和民营企业家都面临生存风险。 四. 胡温时代防范民企对中共政权的冲击 胡温时代，随著民企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中共开始意识到民营企业继续发展有可能会给中共政权带来冲击，于是便开始小范围地尝试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国进民退”的开始。2004年铁本被勒令停建，2005年陕西民营石油国有化，都是“国进民退”的先例。这是第壹波“国进民退”，算是小试牛刀，其特点是针对个别民企的“点”退。2009年从山西开始的全国性的煤炭重组，形成了壹种行业性地“国进民退”。 这是第二波“国进民退”，算是进壹步推进，其特点是针对某些重大资源型行业的“线” 退。 有学者指出了“国进民退”的动因、危害、根源和目的。其动因是，“国进民退”符合权贵资产阶层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权贵资本直接或者间接操控下展开的，它给有关的国有企业及其裙带关系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并将进壹步诱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大的热情去推动国有化进程。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壹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二是削弱了民营经济，损害了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三是给国民经济埋下隐患，酝酿了更深刻的社会危机。 其理论根源是“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推行“公有制”，实现“共产”。说白了，就是抢夺私有财产为权贵集团所用，这就是中共推行“国进民退”政策的真正原因。 五、习近平时代中共应对民营企业的策略 打压严控习近平上台以来壹直在开历史倒车，从其政策思想脉络和实践来看，大有退到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起跑线后面的趋势。 1. 提高党国国力争霸世界的需要许多人对习近平千方百计打压严控民企的行为感到不解。实际上，从习近平2013年在12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政治讲话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习近平在壹般性发言之后，出人意料地来了个重大转向，特别强调“国家竞争力”，并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以后中共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发展壮大党国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是中共的壹贯方针，旨在巩固壹党专政，建立红色帝国，争霸世界。毛泽东当年为了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不遗余力地通过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将全国私营企业和私有资产党国化，迅速提升（党）国力。而习近平极力效仿毛泽东，要实现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美国争霸世界主导权，而国有企业是党国经济的核心载体和支柱，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所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成为习近平的主要战略。 在2016年10月10日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壹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壹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壹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2016年7月4日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称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并且强调说，“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西方常常对中国的国企有误解，以为它们真是国家所有，殊不知在中国，国有即党有、党有即官有。所有的国有资产都是党产，为中共政权和中共金字塔顶层的极少数人服务的。 对国有企业地位的加强，实际上就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由于改革开放40年，民企在政策的夹缝中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开始在经济上动了效率低下国企的奶酪，威胁到国企的利益。打压严控民企，推进国企对民企的抢收强购、吞并重组，进壹步加强国企对资产资源的高度垄断，通过大资源、大联合、大配置使得国企形成规模竞争能力，使之在国际争霸中为中共服务。 2. 消除党国执政安全隐患：政治风险另壹方面，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改变世界的有以下五种力量，即：宗教、行政、资本、舆论、智库。 4 这五种力量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其中，宗教是国家精神的源泉，行政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舆论主要是大众意见，智库主要是战略和策略研究，而上述四种力量又都需要资本作支撑，作为资本来源的民营经济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原动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营企业家对宗教、行政、资本、舆论、智库这五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相互关联也越来越强。这也是中共统治者对于民营企业家最忌讳的壹点，因为民营企业家代表的是资本。前面我们提到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壹直处在极度矛盾之中：壹方面，如果消灭了民营企业，中共就会害怕失去维持其政权的重要经济基础；另壹方面，如果任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共又会害怕民营企业的崛起动摇中共政权。随著企业的壮大，民营企业家争取规则的制订权和政治话语权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很显然，这就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是中共统治者的壹块“心病”。 而且在中国的特殊的国情之下，成功民营企业家利用各种政治光环，在政治关系中寻租或获取政治保护伞，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开始认识到制度缺陷是其发展生存的瓶颈，他们的诉求逐渐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转化，从过去寻求体制内代理人到开始直接支持参与和介入维权，提出政治诉求和公民权利诉求。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企四通集团公司创始人万润南用2万元借款起家，1988年营业额达8亿， 1989年民运期间积极支持和引导学生抗议，并推动召开壹次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消除军事镇压威胁，被中共当局列入〝六四黑手〞名单，被迫流亡海外。IDG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与许志永同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壹；王功权开始推动教育平权，旨在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又出资出版影响很大的《公民社会评论》，并公开与许志永、徐友渔等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2013年，王功权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 另壹位民营企业家勾洪国是北京澳客筑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莱辐烯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积极参与中国民主转型运动，资助和组织各种维权活动，2016年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彭明是更早的壹位参与政治的成功民营企业家。他曾担任多家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彭明1998年创立有万名成员的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旨在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发起讨论中国敏感政治问题，遭到中共查抄，并被勒令解散，彭明被迫而流亡美国，继续推动中共政权更迭。2004年彭明在缅甸被绑架回中国，“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彭明先生无期徒刑，2013年死于中共监狱。 2013年以来，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了所谓中国“送饭党”，即为中国的良心犯、陷于囹圄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支援的壹个群体。他们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对选定的良心犯家属进行捐助。 中共最担心的就是民营企业家有组织地集体叫板、上书干政，因为企业家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强，有可以掌握和调配资源来收买和影响权力，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对民营企业家的防范心理超过了对其经济贡献的考量。 3. 消除党国执政安全隐患：经济风险中国民营企业掌控数百万亿资金资产的资源，尤其是民营金融大鳄每个人都掌控海量金融资源，由于中共对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抵触，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以所谓“政治规矩”治国，而民营企业家阶层不是“政治规矩”的忠实遵守者，随著他们财产的增加，对其控制变得困难，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操控的资金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不主动配合中共对经济的计划性，在中共看来，某些情况下，甚至足以“搞乱”金融市场，引发金融风暴。 习近平上台之后，沿用了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抢夺侵吞了民企财产的做法，通过反腐运动重点打击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民营企业富豪大佬们，其中包括金融大鳄肖建华、盘古郭文贵、股神徐翔、安邦吴小晖、平安段伟红、华信叶简明、娱乐“豪门” 范冰冰、海航王健、万达王健林、京东刘强东等人。万达、海航等公司都被迫廉价变卖海外资产，将现金转回国内。阿里巴巴的马云被迫交出其网络金融业务，主动退休。这些都表明中共即使允许民营企业在壹定时间内继续存在，但不再打算让政治上不是绝对可靠的民营企业家继续扩大规模。正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奥佛霍尔特所说：“习近平政府正吞食私营部门，而这些部门实际上位中国带来好处。私人部门不仅缺乏所需的资金，国有企业还正在吞噬他们。这背后的想法是，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壹旦拥有这些大企业，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取得更多控制……如果中国政府从对国有企业和法院的直接控制当中退回壹些，将会对经济、习近平的自信和法治带来好处。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是壹个在各个层面上，都要确保其政治掌控力的政党。” 4. 原教旨主义和现实政治的需求习近平主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不变，民营企业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壹部分，参与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过渡。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可见，习近平信奉《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原教旨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并没 有改变。 只要中共当权者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对其政权构成了威胁，就会对民营企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遏制这种势头。其实，在这次集体学习之前，中共的专家就已经开始了理论预热。 因此习近平牵头的这次学习既可以看作是对前几年中共控制民营资本的壹次理论升华，又可以看作是后来进壹步控制民营资本的壹次理论引导。 不过，不管理论多么有诱惑力，中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改革开放已经历三十多个年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率占50%以上；GDP贡献率占6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占70%以上；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者就业；企业数量占了90%以上。 民营企业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共在对待民营企业的策略上无法采取壹刀切的简单处置，既不能使用毛泽东时代的任意“消灭”策略，也不再允许邓小平时代的大尺度“发展”策略。对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既要保证民营经济为中共政权持续输血，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证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会突破中共有效掌控政权的“临界点”，这个方式就是“控制”其发展。这种选择，是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为了维持其政治统治，保住政权，中共所能够接受并采用的“效益最大化”的壹种策略，那就是在毛邓之间选择壹条“中间道路”，也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中间道路”实际上是在打压严控的基础上实施的。在习近平坚定做大做强国企政策的鼓励下，中国“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引起民营企业家惊恐，普遍认为中共要对民企和民营经济下杀手，导致众多的企业家纷纷关闭业务，仓皇出逃，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 2018年10月左右，这种惊慌的严重性和广泛蔓延让习近平不得不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以避免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局面出现。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壹旦民营经济崩溃，中共的执政基础及其合法性将会动摇，为此，他在短时间内口气大改，数度喊话安抚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给他们吃“定心丸”。2018年11月1日，他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出台壹系列措施为民企纾困，其中包括减税，宽松融资，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此后，中共法院也声称开始平反民营企业家的冤假错案，但是只占冤假错案中的极少数，只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完全没有保障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任何系统性举措，因而只是壹种欺骗性策略。 对民企的打压是习近平政治倒退的壹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在访谈中含蓄地指出了这壹点：“凡是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都是民营企业受到挫折的时候；凡是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时候，都是极左思潮被打压的时候。所以，如果真的要让企业安心，稳定企业家的心，与其发那么多文件，不如向极左思潮亮壹次剑。我的观点可能很极端：十次讲话不如壹次亮剑。如果敢于对极左思潮亮剑，那么民营企业就安心多了。” 在下壹章中，我们用壹些实际案例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具体壹步步将民企逼上绝路的。 六、习近平打压民企的实例和手段 1. 全方位的“国进民退”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手段是壹套明抢暗偷、全面掌控的“组合拳”，下面的案例虽然 是冰山壹角，但大体体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打压、严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兼并侵 占民企资产，加速吞噬民营经济的种种做法。 案例:2018年1月2日，壹段视频引起网络热议，视频中，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 长毛振华称自己在亚布力“被欺负、被愚弄”，“这个管理委员会来了之后，是亚布力最 黑暗的日子”。 毛振华在视频中控诉亚布力管委会及其执法机构非法侵占23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非法 栈道、拦截旅行社、强买强卖等行为。 “在这里，我们壹个正常经营企业，动不动就执法机构来威胁我们，今天查这个，明天查 那个，又是公安，又是什么食品检验，又是什么锅炉检查，天天找我们麻烦，他们没有为 我们办壹件事情。”毛振华在视频中说。据媒体报道，最近壹个月亚布力管委会以各种名 目对阳光度假村进行检查执法，阳光度假村管理人员持续受到度假区公安局的传唤。亚布 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曾在1月2日称，亚布力管委会动用当地公安力量，传讯公司 各级管理人员，弄得人心惶惶。“2017年12月初，我们在进行雪道维护时与现场租用人 员产生矛盾，事件进壹步升级。”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5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组建了由省长任组长的亚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区改革工作推进组，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由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代管，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局长王敬先兼任亚布力 管委会主任。 王敬先还是中国龙江森工(集团)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与龙江 森工是两块牌子壹个机构，后者投资了10余家公司，包括黑龙江亚布力亚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其董事长为王敬先，法定代表人李春伟同时也是亚布力管委会规划发展处处长。 亚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旅游经营公司、旅游运输公司、旅游建筑公司和雪亚旅行 社。亚布力阳光度假村与之业务多有重叠。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亚布力管委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其下辖多个企业与 景区其他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造成了矛盾。毛振华在视频中控诉，“他们是政府，但是他们也是个企业，他们打著政府的幌子，非法夺走我们民营企业，让我们外来的在黑龙江尝到了苦和难。”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称:“我们是最早到亚布力来进行旅游开发的，而亚布力 管委会自2014年介入亚布力后，非法侵占阳光度假村公司23万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占用 我们的雪道造雪厂，反过来和我们壹起竞争。竞争出现矛盾时，亚布力管委会就动用行政 力量对我们进行打压。” 案例:80后刘忠良民企创业尴尬困局这个案例最典型地反映了习近平时代民营企业家恶劣的生态环境，及其创业和生存的艰辛 (此案例基于刘忠良自述文章): 80后刘忠良2015年创建中能国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热超导无机传热技术推广。 他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中国法律障碍，法规规定注册公司必须是商用办公地址，中国不允许 像乔布斯在自己车库创建苹果公司，必须雇佣会计人员。租商用房和雇会计壹下就让其创 业成本飙升几十万人民币。由于中国土地垄断、低土地供应，人为制造高房价高房租，结 果造成中国房价畸高，提高民营经济成本、挤压民营经济发展。 此外各种各样执照许可证繁文缛节数不胜数。个体户不敢转为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不敢转 壹般纳税人，因为壹旦初具规模，工商、税务、公安、环评、城管接踵而至，各种检查找 上门了，各种打点的钱或上缴的钱极大增加。另外，中国是国企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壹方 面国企高管普遍不作为，无利不起早，另壹方面国企垄断了上游的基础产业，提高民营企 业的原料产品价格或获取难度，同时又垄断了很多市场，扼杀了民企的生存空间，让其难 于发展，甚至逼死很多民营企业，被迫被卖身给国企或外企。 中共党国的信贷系统壹方面不断向效率低下的集权经济和僵尸国企大量授信，另壹方面又 对创业民企的歧视百般刁难和歧视，让刘忠良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只能到民间融资，但民 资利率高达60%。 由于中国股市未实行注册制，大量民营企业不能上市，风险投资不能在上市获利退出后再 投资，民营企业及其股东缺少资金进行再投资，结果导致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更加稀缺， 创业及新企业发展更加艰难。 高税费和社保金等其他费用让民营企业不堪重负，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 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在高税负压力和国有及行政垄断挤压之下，民营企 业为了生存，被迫偷税漏税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被迫违法犯罪。在中国创业，当 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老板，真苦、真累、真危险! 从社会层面来说，当下像刘忠良这样的年轻人就业和创业都极为艰难，导致社会阶层向上 流动板结。政府鼓励“万众创业”，但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创业，多数是血本无归。 刘忠良认为造成以上种种困境的核心问题是，受到权力支持的集权经济挤压民营自由经 济，让其濒临破产，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权经济严重遏制代表绝大多数利益的民营经 济。这是中国民企危机的实质。 2. 明火执仗“劫富济共” 在习近平时代，通过发动新壹轮“劫富济共”运动，明火执仗地强行抢夺民企资产和市场 份额是中共的主要做法。习近平上台后强调金融安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没收民企和金 融大鳄资产是其金融风险防控战略的重要部分。民营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济共”的重灾 区之壹。为了控制社会流动资本，从2015年开始，中共十部委联合对所有网上支付平台 实施全面监控，并全面控制个人外汇流通规模。2017年，对明天控股肖建华、安邦吴小 辉等壹大批资本巨头设法拘捕，并强行将壹批民企巨头收为国有。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宝也被收归国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制，壹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案例:亿万富豪肖建华被跨境绑架失踪案肖建华(1972年—)，系集团公司“明天系”的幕后控制人。经过他多年的经营，“ 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这30家金融机构包括12家城商 行、6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资产 管理公司。这些机构资产总规模近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1月27日，肖建华被不明人士 从其所在的香港的四季酒店与其保镖壹起被5至6名便衣公安绑架带返内地。四季酒店向 香港警方提供闭路电视片段，虽然无显示房间内的情况，但肖建华被带走时在走廊和电 梯内并无反抗。后经证实，肖建华已经以非正常方式被带离香港，有媒体报道称，肖建 华现在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规军队而不是武警部队看守。肖建华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目前已被关押近两年，但外界几乎完全无法了解其遭遇。明天系的几项主要资产已经挂牌出售，如华夏人寿保险(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给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另据《财新》杂志报导，“明天系”还计划出售部分其所持的包商银行股 份。 案例: 安邦吴小辉亿万资产被抢夺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邦保险)创始人，安邦保险是壹家全球化 的保险公司，总资产约为19710亿人民币。安邦在全球聘用了3万多名员工，拥有超过 3500万客户和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业务领域涵盖寿险、财产险和意外险、健康险、养 老险、银行和资产管理等多种业务，包括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它是中国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险公司之壹。近年来安邦保险壹直大举在海外收购资产，包 括2014年出资19.5亿美元买下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2016年从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以65亿美元买下的的战略酒店及度假村(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2017年 安邦保险集团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139位。2017年6月14日，中共拘留了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半年之后，中共当局于2018年2月23日突然宣布 接管安邦保险，并宣布将依照“依法”起诉吴小晖。上海市第壹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 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对被告人吴小晖，并以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8 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至此30多家吴小晖亲属团股东全部出局，安邦保险为3家 国企所持有:保险保障基金持股98.23%，还有两家国资上汽持股1.22%、中国石化持股 0.55%。吴小晖被抓后，安邦集团的法人代表已由吴小晖变更为何肖锋。何肖锋为安邦保 险接管工作组组长，为原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主任。 案例: 政泉郭文贵被处史上最高罚款中国富商郭文贵2013年因与合伙人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李友发生商业纠纷，遭李友举报， 导致郭文贵2015年流亡海外，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双规。2017年初，郭利用海外媒 体发声，声称为了“保命，保钱，报仇”，披露多位中共权贵包括主管反腐工作的王岐山 等人涉嫌贪腐丑闻，也披露了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任总裁李友之间的商业利益争执。中共 抓捕了其家人、公司员工，同时启动国际行动要将郭遣返回中国。2018年10月，郭旗下 公司北京政泉控股被辽宁大连市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罚600亿元人民币，创中共建政 以来最高金额的法庭罚款判决。郭文贵手下5名公司高管分别被裁定“强迫交易”和“挪 用资金”罪名成立并判缓刑，5人都表明不上诉。 法庭称，2008至2014年，郭文贵决定以政泉的名义收购中国民族证券公司的股权以实现 控股。郭与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共谋指使手下高管直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施压，威 胁、排挤竞争对手，最终政泉成功对民族证券控股。在此过程中，政泉非法获利约119亿 元。法庭称民族证券已收到还款共计4亿元，判决冻结政泉控股持有的18亿余股方正证券 股票，扣除其投资支出的60.9亿余元后的所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并继续追 缴被挪用未归还的资金16.3亿余元。 壹位中国法律专家对此案“强迫交易罪”提出如下看法: 壹、任何法律诉讼都应有主客体。按中国的刑法，企业法人是不承担刑责的，只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刑事责任要由自然人承担，如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股东、代表企业利 益的相关负责人等，但必须要有充分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与受到侵害的控告人。本案 应有充分的证据、证人唯壹指向郭文贵本人或指使他人有犯罪嫌疑，且取证的程序要合 法，要当庭质证，否则不合法;就不是依法庭审，依法宣判，判决书称，五名服判者均受 到郭的指使，但并未见实物证据。 二、“强迫他人交易”罪，是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强买强卖，理应是刑责，而被强迫交易 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企业)判决书里没有具体的人名(只是称向单位个人威胁)，也就是没有刑事控告的主体，壹个连主体都缺失的诉讼何以成立? 三、判罚金额没有法律依据，像是为郭量身定做的。不多不少，600亿罚款差不多就是政 泉控股在国内的全部资产。郭文贵壹案，取证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有先定性后罚款的高 度嫌疑。在民族证券与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两个企业的两次股权转让中或转让完成之后 (从2008年至2014)长达六年的时间，转让方从未就不公平交易而提出异议，或民事讼 诉。 对这壹判决的疑问还表现在法庭不仅未出示政泉非法获利约119亿元的证据，并且将政泉 控股持有的价值数百亿的股票低价估值，予以没收，完全上缴国库，而不是用来返还给所 谓受害者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 案例:国企收编支付宝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案马云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是中国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用户壹度达到两亿多。据易观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壹季度，支付宝的交易规模已经达22万亿元人民币，占移动支付首位，因此也动了国有银行 的奶酪。自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番发文 整肃支付宝等，要求其必须停止直连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联合施压，使支付宝受到转 账、条码和持有额度的种种限制。央行多次 约谈蚂蚁金服，叫停花呗借呗金融等产品; 蚂蚁基金也被关停; 天弘基金余额宝的利息 被人为地壹再压低。 最终，2017年央行下发《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 台处理的通知》，硬性规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宝和其他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 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央行旗下的网联平台处理，壹是断开直连有利于监管部门 掌握支付机构的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清理市场乱象;二则剪断了支付机构与银行之间的利 益链;还要求各银行和支付机构于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 准备工作。央行支付结算公司仅凭壹纸通知，就将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机构、网联平台尽收网中。2017年6月30日，网联平台宣布正式启动业务切量，包括 支付宝、财付通在内的9家机构接入，这些机构的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合计占 比超过96%。共有12家银行在6月30日前已先后完成接入。上述接入银行所复盖的个人 银行账户数量，在市场份额占比超过70%。马云无奈地表示:如果国家需要，随时可将 支付宝无偿贡献给国家。2013年，马云接受《时尚先生》采访时曾谈到，“中国的企业 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案例:“依法抢劫”黄冈粮油店案2016年12月15日，湖北黄冈市黄州区的小商户张月华的粮油店里来了几名黄州区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他们借口怀疑店内某品牌食用油有问题，要带走样品调查。 按照规定，执法人员应该向经营者提供相应的执法依据，但执法人员拒绝出示相关文件， 直接从店里往外搬油，壹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老板张月华情急之下说:“妳这是抢 劫!”面对商户质疑，执法人员张杰大言不惭地说: “我就是抢劫，我是依法抢劫!” 最后 又补了壹句:“妳要明白壹条: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种利用权力，通过欠缺 监督约束的审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罚”环节，明火执仗地“依法抢劫”，其名目繁多， 花样翻新，数不胜数，大大增加民企的成本。压得民企喘不过气。 3.混水摸鱼暗偷民产除了明火执仗强抢民企资产之外，中共吞噬民营经济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种各样 的经济政策来控制民企发展规模和吞噬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壹，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公私合营2.0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营资本。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这壹举动实际上是 以改革国企为名，让国企借机大规模兼并民营企业，利用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据统计，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 22家接盘方均为国资，接盘总市值已超过1330亿元。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计 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 国资接盘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极大的股权质押风险。如深圳国资控股的怡亚通，其控 股股东共计质押该公司5.66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陆电子控股股东饶陆 华，股权质押比例更高，已质押4.5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团的第壹 大股东质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国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抄底这些民企，根本不会带来所谓 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混改实际只会产生两种结果，壹是民企被 大规模吞并，二是国资流出中饱贪官私囊。 案例:中国联通“混改” 中国联通近几年成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业绩最差壹个，国企病比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更重，近几年来业务营收负增长，利润下滑，已接近亏损边缘。官方多次强调，联通混改 不是为了筹集资金，而是优化结构。实际上，从财务报表上看，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1%， 并不算高，说明联通不是缺资金而更缺的是企业管理与创新的体制与机制。 然而，联通2017年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方案，腾讯、京东、苏宁云商、滴滴出行、网宿科技、用友网络、宜通世纪、光启互联、中国人寿等中国若干互 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联通“混改”方案实现后，联通 集团合计持有中国联通36.67%的股份，包括民企在内的新战略投资者和核心员工合计持 股约35.19%，其他持股者为壹般中小股民。联通“混改”后所有制并没有改变，仍是国 资控股的企业。7 联通混改吸纳了七百亿民企资金，为做大做强提供了财务基础，有更多 的财力来研发新产品和服务。但是除了吸纳巨额民企资金，联通并未引进民企管理与创 新的体制与机制，民企对联通也没有话语权和管理权，企业管理高层的任免，仍然由政府 国资主管部门决定，民企也无权决定公司内部的任命。按中共企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企业 党委或党组决定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正如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所指出的，民企“ 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 有企业的机制。”除此以外，国企和民企的目标不壹致，壹个是执行党的政策，壹个要赚 钱。混合体制不可能改变联通党的领导和党的决策。正如中国壹位经济评论家所说，联通 混改不过是壹场“豪华盛宴，最后将会是壹地鸡毛，不会对改善联通的经营困境有实质性 的帮助。” 更为诡异的是，联通混改通过股权激励方案，给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股票给了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和技术骨干，变相地吞噬了国资和民资，让那些把企业搞得壹塌糊涂毫无业绩可言的 官僚壹夜之间暴富。 4.血染的民企融资路由于中国的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构建、执行运行体系、风控标准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 端，中国民营企业永远不可能享有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和权利。民企这种被歧视性地位在融 资、借贷、授信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银行只钟情于国企和政府投资平台，民企历来向国有 银行贷款困难，银行通过种种借口不借贷，或“肆意”通过各种苛刻条件增加贷款成本， 或抽贷等方式置民企于死地，让民企举步维艰，只好靠借高利贷为继，造成恶性循环。在 经济下行的当下，民企借贷授信处境更为糟糕;民营企业家不仅贷不到款纾困，而且也无 门公开募集资金，民间集资者甚至会被政府以“非法集资”关进监狱或整死。所以，民企 融资路是鲜血染成的说法并不完全是夸张。《上海证券报》文章称，在所谓混改中，“有 分析人士认为，部分民企由于壹时的流动性困难寻求转让，但所处行业前景不差，也有壹 定市场地位，国资进驻后有望盘活资产，不排除这些企业未来还能产生不错的效益。”这 也反映了金融对国企、民企的不同对待，使民企处于被动地位。据统计，2013年以来， 流向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0%。 案例:曾成杰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案曾成杰是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湘西州政协委员。他在上世纪90年 代初期从做小包工头开始成为颇具规模的地产开发商，2003年，曾成杰获得湖南吉首三 馆地区开发权，因为开发费用巨大，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在当地政府公开大力支持和提 倡下，部分工程款项从吉首当地的民间集资。当地政府2008年换届之后，新领导要重新 利益洗牌，对民间集资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变，地方政府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 退出民间融资，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民间集资非法”的消息在坊间流传，立即引发了 挤兑，从而引爆了民间融资群体性事件，将曾成杰被当作替罪羊，他在政府提倡下的民间 集资行为被加上非法集资诈骗的罪名。难以令人置信的是，曾成杰作为嫌疑人还没有被定 罪时，他的财产已经被政府处置了。当地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将三馆公司当时(经资产评估 和清产核资)价值23.8亿元(现在价值超过40亿元)的资产，以3.3亿元的低价变卖给湖南省 财政厅下属国企，并以其低价变卖的结果认定三馆公司资不抵债。曾成杰于2013年被核 准死刑秘密枪决，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认为，湘西政府新领导对民间融资的180度的转弯和打压，实际上就 是在排挤政治异己，因为其他同样参与民间融资的企业家均被释放，唯独曾成杰由于跟 前任州长关系密切而被置于死地。王少光说:“说到底，壹直到现在，包括吉首在内的 湘西广大地区，还在搞民间集资。前段时间我接到吉首群众举报，说曾成杰的三馆公司被 政府变卖后，新接手的领导也在继续集资。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在 做。” 在中国经济下滑巨大压力之下，中国银行对资金运转困难的民企不是帮助其纾困，而是用 抽贷手法落井下石，将成千上万地民企推向破产的火坑。下面几个案例虽然是冰山壹角， 但颇能反映民企的融资困境。 案例:山东聊城于欢“辱母杀人案” 民营企业家苏银霞是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创始人，生产汽车零部件，以前年利润可达 200万至300万元，但2014年中国经济下滑后其资金链条发生问题，源大工贸在另壹公 司的担保下从两家国有银行获得了2000万贷款。贷款到期后，源大工贸四处凑钱包括借 年息为120%高利贷还款以期续贷。然而当苏银霞借钱还上银行贷款后，银行以风险为借 口拒绝续贷，导致源大工贸资金链完全断裂。苏银霞东拼西凑，还了高利贷者吴学占的 184万元现金，并拿自己价值70万元的房产做抵押，但仍欠17万高利贷债务。2016年双 方矛盾加剧，吴派出暴力讨债人员。讨债人员暴露生殖器侮辱苏银霞，其子于欢用水果刀 杀死壹人，杀伤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后在民众的声援下改判为5年。民企在国有银行贷 款难，难于上青天。导致地下钱庄的高利贷盛行，涉黑性质的暴力催债近年来引发了数百 起高利贷刑事案件，包括致人伤亡的恶性犯罪。 案例:权天林走投无路自缢解脱宝鸡圣丰乳业董事长权天林将扶风县天度镇西权村壹家村办企业“谷物蛋白厂”发展成 为颇具规模的乳制品企业，其产品“小花牛”远销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四川、河 北、河南、甘肃等省市及省内各地市、县区。近年来市场疲软，圣丰乳业产品销售下 滑。2016年市场更不景气，导致权天林走向血染的民企融资路。他于2016年共向宝鸡市 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近1800万元，由于银行催缴贷款并承诺还款后续贷，迫使权天林借高 利贷2000万元还款。但当其还清农发行贷款后，银行反悔，停止向其贷款。最终，林在 高压之下选择自杀解脱困境。 案例:民营企业家因维权案遭死亡威胁被迫流亡美国浙江省温岭民营企业家黄文庆1980年代开始创办渔付产品加工场，1984年开始建设改革 开放后中国最早最大的第壹家私营影剧院，1986年开始做水产冷冻厂。后来冷冻厂出现亏损，在贷款时间未到期前被银行违约提前抽贷，黄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遭判败 诉，冷冻厂和影剧院遭封。随后黄走上了上访之路，2011年在当地医院离奇死亡。家属 报警不立案，医院还不断恐吓家属。黄的外甥陈祥卫也是黄的生意合伙人随后因进京上访 过于频繁，被市级、省级、至直公安部将本人列入重点维稳黑名单，2014年5月陈和股 东去当地政府反映问题遭到暴力对待。2016年4月陈遭派出所扣押。 随后陈因为经常给 政府制造麻烦多次被国保约谈甚至遭到死亡威胁，2017年8月陈被迫逃往美国。 银行的这些做法是普遍和系统性的，源于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金融政策，不仅造 成壹些民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且让民企整个生存环境恶化，经营成本增加，艰难度 日。从2013年开始，中共全面收缩各大银行对民企的贷款规模，增加民企营运成本，中国财科院的研究数据显示，民企的银行贷款成本比国企高出接近2个百分点，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两种方式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约1个百分点。 通过增加融资难度和成本驱赶消灭政府不喜欢的民企也是中共政权的壹个阴招。如工信部 印发了《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其中规定了被淘汰和要支持的行业、企业，银行不会给不 符合《产业机构调整目录》规定的行业和企业贷款。 由于银行信贷收紧，企业各个融资渠道都面临价格上涨、额度紧张。据了解，目前企业的 非金融机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20%。而壹些小微企业更是面临无钱可借的境地。于是，企 业家们各显神通，采用壹钱多用，额度滚动，小额借款，多家拼凑等方法，来渡过资金难 关。 案例:民企融资昂贵秦楠是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这家民企成立于2004年，公司有几十项专 利技术和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信用良好。2017年5月，该公司向北京某银行申请 壹笔500万~1000万元的贷款，银行因其无地产等不动产抵押，拒绝贷款，秦楠只得通 过担保公司，抵押了价值近4000万元的股权和部分核心专利。但是担保、质押、变更手 续繁多，涉及若干部门，他费时5个月才拿到500万元贷款，壹算下来，成本达到贷款 的10%。贷款到期时，因为资金周转问题，他只好从民间借高利贷偿还银行贷款。2018 年，秦楠向银行提出续贷，但银行的放贷条件更加严格了，除了专业担保，还需法人、股 东、核心技术人员做个人担保，而且还要子女担保。秦楠称不但向银行贷款抵押难，即便 贷到款，银行也会将其支付利率往上浮10%~15%，远远要高于国有企业。 据中国官媒报道，浙江省有300多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超过60%的企业或个体工 商户贷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业总量95%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 的仅占1%，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另壹项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100 家有银行信贷需求的小微企业中，只有57.8家去银行申请贷款。剩下的民企因银行贷款 标准高、手续繁、时间长、隐性费用高而却步。财务顾问费、承诺贷款收费、快放费、资 金调剂费、人情费不壹而足，这些费用通常是贷款金额的3%，甚至更高。银行融资包括 隐性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加起来达到了17%。 银行还用“以贷转存”的方式敲诈民企。如民企在银行的实际融资成本账面上约为6%， 实际超过12%。民营企业的融资贵也因为银行可以收两遍利息。具体的做法是，先以贷转 存，然后存单质押再融资。这种“以贷转存”等做法是壹家民企申请贷款，银行要求该企 业将全部或壹部分贷款存在银行作为抵押，同时还要为这部分款项承担利息。 案例: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A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银行要求这1亿元A企业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银行变成1 亿元的存款。然后A企业用存单质押，再向银行申请1亿元的贷款。企业拿到手的资金1亿 元，但倒腾壹遍后在银行账上变为“贷款2亿元，存款1亿元”。对企业来说，其账面贷 款2亿元，实际到手的融资额仅1亿元，承担的却是2亿元的利息。壹般资质不错的民企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贷款年化利率约6%，但两笔贷款利息12%以上，存款 的利息约1.3%-1.5%，扣除存款利息银行实际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尽管如此，这个利 率仍低于非标和民间融资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还是会接受银行的这种要求。 由于习近平打压严控民企政策，引起社会反弹，中共近期又改变策略，变打压为扶植，决 定增加对民企贷款，还硬性规定了贷款比例: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占新增公司类贷款不 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三年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不低于50%。 这样的做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会制造更大的扭曲，导致贷款向不缺资金的民企 倾斜。民企的问题不仅是融资难，更重要的是其肩负的高税负、高社保(五险壹金)和额 外的行政费等难以承受的企业的社会成本之重。 5.高税负加高社保:政府转嫁负担，民企雪上加霜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税务专家李炜光教授称中国企业税收、附加税与各种商业保险之和占 净利润之比计算出的中国总税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国企业的平均税率达百分之八十多。 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税费实际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著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 做“死亡税率”。 13 高税率对 国企不会有影响，税收不过是国 家把钱从左手换到右手，但对民 企来说则是生死存亡问题。 这样的高税率导致自2003年以 来中共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高居不下，财政收入大约占GDP 的20%，其实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更大，因为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据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披露，从1997年到2017年，壹般财政支出从占GDP比 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个百分点。 更有甚者，由于中央政府允许无限制的地方超收，超收部分可以地方可以自行支配使用， 地方增收措施花样百出，导致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相当部分的超收是 压榨民企获得的。 这些海量财政收入被中共政权用于维持其专政机器，豢养军队、维稳人员和供养各种庞大 的官僚机构。光财政供养政府人员壹项就达6400万以上，按GDP比为美国的4.8倍。近几 年来，中共壹直高喊为民企减税，也出台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民企的税费并没有降 低，反而却是越交越多。因为中共在实践中是减了国企的税，但加强了对民企的征税，尤 其是社保税和其他隐性税收大大提高，从而加重了民企负担。 天则研究所盛洪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 理的风险溢价已出现负值;它表明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 税法明显歧视民企。 中共税制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的现象严重。无论企业是否赚钱必须先交纳17%的增值税， 其后对企业所得部分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中共税法规定，最终投资方是法人者所得利 润不再交税，因为由于国企的最终投资人是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所以其利润不用交 所得税，而民企的最终投资人是自然人，所得利润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 国企的税负是25%，而民企的税负是40%。仅仅高税负壹项就会压垮大批民企。 据凤凰财网报道，民企税负重到了赚壹块交五毛税的程度。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同2008 年相比，民营企业的上缴的税收增加了1.92倍。2012年纳税总额己经超过了税后利润总 额;税后利润增幅则逐渐落后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民企更多的营业利润被税收拿走，党 国税收侵蚀了民营企业资本。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的研究也表明，民企上缴的税收从2005年的2.75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万亿元，壹年壹个台阶，占比达到51.43%;而国企的税收贡献率整体呈 下降趋势。 中共为了转嫁政府财务负担，又假借改革提高了五险壹金的社保税。这些税是压垮民企的 最后壹根稻草。民营企业家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社保征收白了头!中共表面说“ 减税降费”，但2018年1-7月的税收收入仍飙升14.0%。中共壹面喊减税，另壹面又以改 革社保基金征收制度为借口，变相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税费。据国泰君安证券宏观团队估 计，政府这次减税3,200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企业和个人光补交的社保税就会高达约 2万亿元人民币。 连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都说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壹金”已占到工 资总额的40%至50%。18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的计算，中国 户均税负已近6万。19 虽然各地缴纳五险壹金的比例不壹致，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 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这样的税负已经超过了主要发达的福利国家，对企业和家庭以 及个人都过高。 这些增加的社保费支出给民营企业带来极大负担。从2019年1月1日起，中共将国税地税 合并、个税改革、社保由税务机关征收，预期会有大批中小民企因激增的社保开支而倒 闭。 根据中国会计专家马靖昊的计算，可以看出新增社保税的影响有多大:壹个税前月薪1万 元的员工，扣除五险壹金和个税后拿到手的钱是7454元，其中包括养老8%、医疗2%、 失业0.2%、公积金12%和个税;但是企业要为每壹位员工缴纳养老20%、医疗10%、失 业1%、工伤0.3%、生育0.8%和公积金12%。总成本达14410元。社保改革之前企业需要缴纳的社保金为1163元;改革后企业要缴纳4410元，增加了280%。 这样的人工成本是民企不可能承受的，这会使使得企业成本急剧上涨，逼死壹大批民企。 这些钱不会用于人民福利，而是用来拆东墙补西墙，填补养老金巨额亏空以及退休官员们 的医疗保障等等。未来保障拿到这些钱，政府还建立“黑名单”制度来严惩违反社保规定 的企业和个人，政府采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考公务员都将受限。 李炜光教授研究了2016年中国总税率68%的具体构成，他发现其中10.8%为利得税、48.8%为劳务税、10.8%为其他税;企业缴纳的劳务税即“五险壹金”支出最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李炜光认为在10%利润率的情况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税费占比会让大多数民企陷入困境，“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壹个原因。” 李炜光教授的调研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家认为税负过重: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 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他说，这“反映出我国 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更大的负担来自税赋、社保之外的权力压榨成本。 案例: 2019年初，民营企业家陈天庸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在网上流传，陈天庸认为， 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更让企业防不胜防、不堪重负。 “我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 干预用 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 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 女上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 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政府官 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管理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 防，最令子夜经营者心力交瘁。应付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 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且 政府还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 法。因此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岁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 高社 保，先行体制下要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案例:女企业家的哭诉在李炜光2016举办的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上，壹位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起重设备的机械 制造企业女企业家因为税负和其他隐性费用的重负，称自己经营十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壹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她哭诉，“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为了企业生存，这 位企业家把所有的个人积蓄都投入进公司，牺牲了家庭。甚至让在外国公司任职的女儿放 弃良好待遇回来帮忙，但现在连给女儿的工资都付不出了。 面对习近平新增的纳税重负，民企生存出现真正危机，壹些企业靠借高利贷，东拼西凑，苦苦硬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聪明的用脚投票，把资产转到国外。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其中之壹，他叹中国税负过重，不顾中国国 内“别让曹德旺们跑了”的恐慌和批评，2013把工厂搬到美国，三年就实现盈利。2012 年香港富商李嘉诚也卖掉房产撤出中国。近两年，跑路风潮更甚，大量私人资本流出中国，引发中共当局的担心，并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民企出逃潮。 6. 限制民企海外投资转移资产据香港《动向》杂志2017年8月号报导，近期中国顶级富豪持续抛售资产套现，SOHO中 国潘石屹出售资产约套现236亿人民币;前乐视董事长贾跃亭3次减持股套现约逾117亿 人民币;海南航空最大股东在纽约设立2千亿美元的慈善基金。报导认为中国金融危机正 在浮现，为防系统性风险爆发，习近平当局的新经济政策壹改昔日的市场化及国际化发展 战略，改成稳定和管制。风向改变，富豪先跑，中国外汇储备连续3年下滑，从2014年 的近4万亿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万亿美元。 2017年12月21日，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五个部委，联合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加强对民企海外投资的审核。这份由发改委拟定，联合商务部、外交部、 人民银行、全国工商联等五个部委，明确规定海外投资要履行国内申报程序，主动申请 备案或核准。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须获核准;其他情况须申请备案。其中， 虚假境外投资非法获取外汇、转移资产、洗钱等被列为禁止范围。条文亦对海外投资的金 融把控收紧，禁止在获得金融机构出具承贷、承保意向书前，不得做出对外融资或保险承诺。 该通知壹出，立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解读为官方试图拦截人心不稳的民企大规模外 逃。香港商报原助理总编龙镇洋认为，因为国内的政治左转，人心不稳，投资下滑，向境 外转移资金成为普遍现象。大家彼此都清楚，国内不可能给民企提供壹个可以预期的安全 环境和未来，使得他们只要有本事的都往海外转移资金。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政表 示，美国减税也可能导致大量民营企业向美国转移，而官方在没有长效机制的前提下，就 会以临时性的规定为严管提供依据。在降税之前，美国的综合税负比中国要低35%。现在 美国又降税，可能要比中国要低60%到70%。这个对中国影响还是比较大，也会导致国内的民营企业向美国大搬家。从国内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共在没有找 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只有采取硬性限制的办法。 案例:王健林被迫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2017年7月19日，万达商业宣布整体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业务，总金额达600多亿。其中，旗下13个文旅项目91%股权以438.4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77个酒店以199.06亿 元的价格转让给富力地产，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这些资产原定由融创全部吃下。富 力接手万达酒店资产的价格比原定给融创的价格打了六折，即少了136亿。王健林在此之 前没有这么狼狈过。2017年之前，他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万达壹直保持高歌 猛进的姿态，万达广场、万达城在国内壹家接壹家开工，国外的收购投资布局涉及地产物 业、影视娱乐甚至足球。直到银监会要求银行系统排查万达、海航等海外并购明星企业授 信及风险，壹切戛然而止。随后，王健林对外表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 要投资放在国内。”277.借助P2P平台吸收并控制民间资本为了进壹步控制民间资本，从2014年开始，中共不计后果全面推行因特网金融，各级政 府拼命鼓励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再由各级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资金流向，这也是 各地政府为P2P平台背书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2014年，中国政府推出因特网金融，到了2015年，就遇到了因特网金融的“健康”问 题，2016年，提出要“规范”因特网金融，2017年，对因特网金融累积的风险已经达到 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程度，2018年，不得不提出要“加强监管”。发端于2016年的央 行等17个部门联手启动因特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两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 共立案1390起，共有5074家从业机构涉嫌违法经营。 28 作为重点整治的业态，P2P网络 借贷和网络小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清理任务更加艰巨。P2P是次级金融，资产是次级债， 这天然的劣势决定了P2P机构的整体风险要远远大于正规金融机构，中国政府对P2P机构 的隐形背书导致了极大的监管风险，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据中共官方《大公报》统计，仅2018年12月宜贷网、爱贷网等近四十家网贷平台提现困 难或倒闭。去年全年全国就有658家平台出现网贷平台出现跑路失联、平台停业、主动退 出、提现困难等情况，预计2019年行业将有过半平台将退出(加注)。以每个平台5000个投资人估计，受害人多达数百万之众。 据报道，在目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收紧，企业各个融资渠道都面临价格上涨、 额度紧张。壹些地方大型企业也潜藏著巨大的流动性风险，这些企业的负债情况大同小 异，而局部违约风险正在加速暴露。2017年上半年企业民间融资成本还在12%-15%左 右，2018年普遍涨至20%以上，而保理公司本身在银行的融资成本也提高了1.5-2个百分 点。相比之下，资金中介的生意更加简单粗暴。从P2P获得资金，给企业放信用贷款。 表面上贷款年化利息不到10%，但加上多道中介费用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也在20%左右。 据悉，由于政府承担了为P2P平台背书的角色，P2P融资的70%被政府借用，变成政府的 隐型债务，投入企业最多20%，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运行资本。 我们来看壹下北上广前十名P2P平台中的壹个案例。2017年12月，按北京、上海、广 东三省市选取各自发展指数前十位的平台,得出“北上广前十名平台榜”，宜人贷、陆金服和团贷网，分别居于三省首位。在三省市居前十的平台，多为国资系、上市系、风投系。 案例:宜人贷财报真相:414亿借款，73亿砍头息2017年全年，宜人贷净收入55.43亿人民币，较2016年全年增长71%;净利润13.72亿 人民币，较2016年全年增长23%。在这份看似光鲜的财报的背后，隐藏著壹个并不难发 现的真相:2017年宜人贷促成的借款总额为414亿元，其中包括前期服务费(也就是砍 头息)73亿元。宜人贷最近公布引入第三方担保，分别为中国人保和天达信安(北京)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32 政府背书下的网贷平台通过欺瞒和诱导等非法活动，向原本 处于弱势地位的借款人收取高额费用，极大地增加了诈骗、倒闭破产的风险。 再来看壹个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的因特网借贷平台的案例。 案例:因特网借贷年息24%北京朝阳法院2018年4月11日就壹起夏某起诉朱某的因特网借贷纠纷做出了壹审宣判; 朱某通过因特网借贷平台向夏某借款12万余元，但在扣除咨询费、审核费和服务费合计 2.3万余元后，朱某实际上只收到了不到10万元 后朱某逾期未还款，夏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预扣中介费导致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少于约定本金，但借款人却需按照借款 协议偿还本金及利息。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借款人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计算，借款协议 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超过24%，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超过36%。这样的高额利息，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最终，法院裁定，被告朱某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罚息及违约金，并偿还夏某剩余本金四万八千多元，并驳回了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党建全复盖”民产变党产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种动向，从2013年开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党组织，对重点企业还派特务渗透。 早在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 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员达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党的 支部;党员达到50人以上，可以设立党总支;党员达到100人以上，设立党委，若不足 百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成立。 2014年6月29日，中组部公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97.3万个非公有 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次日，《人民日 报》发表署名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党建平的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非公有制企业 党员占比仍偏低，提出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复盖面。 201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 制经济组织等，要实行“党建全复盖”，即党组织组建率必须达到100%。 据《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报道，国有企业党组织复盖率为92.8%;非公企业党组织 复盖率为73.1%，已由2000年的4.4万个增加至2018年的187.7万个，增加了l183.3万 个，8年之间增加了41.66倍，平均每年增加5倍以上，目前看来，这个进程还会继续。 中共还专门制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情况统计表”，此表在非公有制企业设立登记 和年检时发放并收回，详细规定界定了各种类型的非公企业如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商 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 事经营活动、外商合伙企业。党组织的组建情况比较明确。如单独组建:指有3名以上党 员单独建立支部;联合组建:指有党员，但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联合其他 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共同成立支部;其他:指既非单独组建，也非联合组建，采取依 托、委托、挂靠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乡镇社区居委会等，将其党员纳入组织管理和 活动的方式。 对如何实现“党建全复盖”，《意见》给出了具体的措施:壹要按单位建立党组织。二要 按行业建立党组织。三要按区域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可以通过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没有党员的企业，可以派驻党员;有党员未建组织的，可以派进书 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要求:民政、司法、财政、税务、教育、卫生、工商等 部门结合登记、年检、评估等工作职能，协同做好党建工作。这就是说，对党建未复盖或 拒绝复盖的民营企业，在登记、年检、评估等“关口”上给予“刁难”乃至“封堵”，迫 使其就范。这样壹来，“党建全复盖”的风潮便大规模地吞噬了非公企业。全复盖使得民 营企业被绑架到党组织的船上，被囊括进了“党”的网里，其人权、财权、事权，党都要 插手，甚至最终都要由“党”说了算。有朝壹日，党需要妳放弃企业和全部资产，妳必须乖乖地照办。 为防止民营企业家与中共对抗，从2015年开始，证监会便有壹条不成文的规定，A股上市公司老总必须是中共党员。2018年5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 见稿)，明确规定，在上市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35 到 了2018年6月，中共便发布通知，要求中国上市企业必须建立党组织，该规定从6月中旬 开始，进入为期壹个月的“质询期”。此规定壹旦生效，企业将不得不遵守。 案例:民营企业家拒绝入党卖厂移民美国前些日，壹位私企老板见到本研究报告的起草人之壹，满脸沮丧地说:“中国的私营企业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我已经将厂子廉价转让了。”他是搞食品加工的，打拼了20余年， 业务颇具规模，据说身价逾千万，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他说，对外讲是经营不善，实则是要逃避中共的“党建全复盖”。他不是党员，上面要他 申请入党，并承诺让他当书记。他说他是生意人，不信仰马列和共产，拒绝入党。厂里已 有的3个党员，都是不善言语的粗壮工，不是当书记的料子，行业党委要给厂里派壹个退休官员来当书记。他顶著不答应。他的想法很现实，厂里若建立了党组织，我的企业就改 姓“党”了，“私产”就会沦为“党产”。由于他的顶牛，有关方面就给穿“小鞋”，设 障碍，经营不畅。于是他壹狠心就把厂子卖了。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事业有成，并拿到 了“绿卡”。他决定投靠儿子，移民美国求发展。 除了通过党建控制民营企业，中共不顾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试图以职工抽象的“民主权利”威胁企业的所有权，2018年9月，人社部副部长公开宣称:“推动民营企业民主管 理工作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职工主体地位，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 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事实上，在号称“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壹般职工 恰恰无法享有任何民主权利，邱小平不征得民营企业主的意见，有什么资格要求私营企业 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管理? 9.打著法律幌子严控民营企业家为了达到控制民营企业的目的，中共的各种招数不断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数都不能奏 效的话，中共还有壹个最后的绝招，那就是壹旦认为有必要“动”哪位不听话的民营企业 家，就会通过“查找”和“制造”产生于制度之罪的所谓“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边际 线等行为，设计“构陷”，为民营企业家罗织各种罪名，最终迫使他们就范。 《2017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被定罪的中国企业家(2,292人)中， 国有企业家(328人)占比14%;民营企业家(1964人)约占86%。民企老板壹旦获 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其资产往往也会任人宰割，这或许是民营企业家获罪比例奇高的 根源，或者说怀璧其罪。 中国企业家网刊登了壹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京衡 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则称: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 身，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壹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 力量来剥夺壹个企业、壹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 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列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被构陷的十宗罪，并把这十宗罪叫做悬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中最令人困惑 的就是“非法入罪”，非法不是违法，违法也不等于犯罪。非法不仅是壹个口袋罪，而且还是某些特权官员违法执政的通行证。 下面我们来看壹下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被构陷的十大罪名。 壹是虚报注册资本罪。《公司法》对注册公司的资本设有门槛。刚起步的企业，注册资本 壹般会比较少，随著企业的发展，资本的增加，就会随时招致责罪的风险。 二是虚假出资罪。这个罪名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虚假注册资本 罪欺骗的是登记主管部门，而虚假出资罪欺骗的是其他股东或债权人。 三是抽逃出资罪。跟虚假出资罪相关，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妳是公司发起人或股东，除非 是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资金、房子、技术专利等转走，否则就涉嫌将注册资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如果妳是壹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将国有资产 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可能会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国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则涉嫌此罪。 六是集资诈骗罪。如果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妳就有可能涉 嫌集资诈骗罪。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称，这是民企的专属罪名。实际上最高 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营企业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妳经营壹家特许加盟店，对会员许诺以高额回报筹集资金，就可能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当然，还有以支持生态环保、植树造林等为幌子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的。 八是高利转贷罪。如果妳的公司从银行贷出了壹笔款，没能立即使用而成为闲散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妳将这笔贷款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 罪。 九是虚报破产罪。如果妳是壹家公司的老板，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仍隐瞒财产、积极转移和处分财产后实施破产，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经营罪。如果妳未经许可经营尅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中衍生而来。 上述十大罪名，并不能穷尽民营企业家被构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认为有必要，壹些层 出不穷的罪名就会根据不同的企业家“量身定做”。在系统性的政策歧视之下，各级官员 出于个人目的侵害民营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 陈有西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面临三大困境:消灭限制私营经济的基础理论环境;公权用刑 法手段强制剥夺私企财产的法律环境;以及高度垄断限制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的金融环境。 这三大困境，仅仅用微观的刑罚界限去解读，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在改革近乎停滞、中国企业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孙大午重点提醒民营企业家的 是:壹是不要得罪政府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中国现状，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挑壹顶帽子给妳，弄个冤假错案，容易得很。二是离政治远壹点。壹旦碰了政治 稳定的高压线，某些特权是可以先抓人后找罪名的，官贵民贱，在有些人那里厉害著呢。 案例: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非法”案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是大午集团创始人，他从承包荒地办养鸡场发展到拥有六七千工人的企 业、壹所近万人师生学校和三甲医院。2003年，公司在发展高峰，又从国有银行贷不到 款，只好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员工借款。因为当地穷，农民无钱但有粮食而且卖不出去， 他的饲料公司通过向农民借粮食，同时付给利息，半年后按作价本利同付。不仅帮了农民 也促使大午集团饲料厂飞速发展，农民将这个做法叫做大午粮食银行。当地政府领导壹不 高兴了，就把他找了壹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处以有期徒刑3年;公司还有20多人被抓。 2015年，大午集团决定开发养老项目。2016年，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然后，土地局勘测 了土地，认定项目合规予以批准。2017年的7月被评为康养小镇，市委市政府还发了康 养小镇的证书。公司交了400多万土地使用费，开始建设。2017年的8月，土地局变卦， 称此项目违法，又不说违什么法。2018年，土地局发通知，要没收康养小镇，炸掉7.7万 平方米的养老公寓，并下达罚款通知。孙大午走投无路，只好将此案向行政法院起诉，但 是不断受到各方的骚扰和威胁。 案例:陈有西律师讲述: “我们辩护的贵州打黑第壹大案，黎庆红的案子，他被判了15年。政府说他的爸爸是壹 个由五十七个人组成的黑社会团伙的第二号老大，我为他爸爸辩护，第二也是为他不涉黑 辩护。他爸爸是5个罪全部不成立，无罪释放。贵州打黑第壹大案，我们这个辩护是成功 的。也就是说，57个团伙的第二个被告居然是假的，5个罪名全部是不能成立的，公安、 检察全部把他送上法庭，把他关了将近3年，最后无罪释放。最后，把他的儿子坚决要定 成黑社会，判他15年。他原来是贵州的政协委员，因为牵涉到黄瑶的案子，想从他这里 找到壹个行贿的突破口，找来找去找不到行贿，最后把他搞成黑社会了。” 案例:得罪权贵石立军10亿资产消失山东蒙阴县民营企业家石立军1999年设立了山东省蒙阴棉纺织有限公司，每年产值达4 亿多元，如数上缴大量税金。2013前，他拥有三家纺织公司、资产市值逾10亿;石立军 因为个性较耿直，怠慢了来棉纺厂视察的县委书记朱开国。朱开国想占公司棉纺厂地皮， 增加自己政绩，设计了职工罢工上访的阴谋。以此为名，派工作组进公司，强行清算， 同时派出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石立军，长达910天。公司土地，办公楼，生产 车间房产，生产设备和总价值11.6亿多元的其他资产被朱开国等人非法抢夺、侵占和毁 坏，导致企业全面停产，1000多名职工下岗，三年来造成的停产等间接损失更是无法计 算。朱开国公开宣称要要把石立军弄得倾家荡产。 石立军的企业本来是优良民企，本人是劳动模范，壹直合法经营。警方找不到罪名，不断 虐待石立军，连续审讯不准睡觉，关押期间让其挨饿，警察声称是朱开国让他们折磨石立 军。最后公司内部运营借款中找到了未拿发票入账的五笔费用来栽赃石立军挪用资金。而 这五笔费用是给公安局四警区的赞助费.朱开国手下的司法部门以此将石立军入罪，石不 服，壹直利用法律手段抗争。但是等到2016年11月11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石立军无罪，他公司财产已被侵吞，至今仍不能收回和得到补偿。 七、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救赎和出路 随著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它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让位于对中共统治的潜在威胁，而成为中共政权的主要考量。为稳固中共统治政权，实现红色帝国梦，习近平必定会不惜壹切代价压制民营企业力量的扩展，利用做大做强国企来夯实其永久执政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可以沉迷于埋头数钱、在商言商的日子已经结束。当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基本被证实，当刘强东声称共产主义将在这壹代人实现，当马云的支付宝的网络支付被迫“网联”化，当“混合制经济”的锣鼓越敲越响，各种税负隐性费用越来越高，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遍地开花，即使是较为迟钝的民营企业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生存危机的临近，甚至有人预估第二次“公私合营”将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厄运。李嘉诚敏捷地抽身跑路、王健林、吴晓辉自投罗网、王健等人的神秘之死、肖建华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灭顶之灾等案例更证明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黑暗时刻已经到来，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正在成为壹个壹个“高危职业”，据统计，2018年A股上市公司有603名董事长辞职，19名董事长跑路，30余名被捕或立案调查，多名董事长自杀。 身陷复杂而严峻的时代棋局，意识和感受到危机来临是壹回事，正确地处理危机、避免成为俎上之肉则是另壹回事。清楚地认识到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化解它的第壹步。 习近平的政治倒退、改革停滞、剥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倒行逆施是引起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恐慌和反弹的直接原因，但在这场历时倒退中，中共善于使用“退两步进壹步”的策略。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为了平息恐慌，稳定民营经济，又企图使用中共惯用的手段愚弄民营企业家，通过给他们吃所谓的定心丸、打强心针来为民企“纾困”，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6个方面政策举措：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加注）。这些举措似乎在帮助民企，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性缺陷却壹句未提，回避产权概念和公平市场地位，回避壹党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和民营经济有著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意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不放弃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理论，不从根本上扭转国进民退的政策，不约束党国各级权贵的绝对权力，不结束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建立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治环境来保护私有产权和保障公平竞争，民企的快速衰落、民营企业家暴力出局是不可避免的。 1所以，国民营企业家需要反思：中国权贵者与企业家的结盟关系，并非壹种可以持续的常态，而是壹种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例外。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壹切——企业生存发展、财富资产多寡、个人人身安全、命运前途 ——均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只要中共继续垄断资源、实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双轨制，民企永远只会在夹缝中生存；只要拒绝法治中共政权在，所有人的财产权利及人身自由都是可以被非程序化剥夺的。有鉴于此，民营企业家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解决财富保全、企业生存和发展问题。 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民企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都需要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社会责任，寻找自己及企业的救赎之路。 现实已经证明，中共政权的理论思想指导和资本属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历史的殷鉴不远。在显性和隐性税负飙升、行政性关卡壁垒重重、官员贪腐猖獗、企业成本已达不可承受临界点的生态环境下，民企的生存环境正在急剧变差。尽管资金外逃势头不减，但民营企业家不可能作为壹个整体“跑路”出国，而且中共对此已有应对，两年前开始严格收紧对资金外流的控制，中国的护照审批和出境控制也在趋于严格，因此中国“资本家”的资产、权利保卫战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民营企业家可以自我救赎、并通过社会和外部压力改变生存环境。由于体制之恶是置民企于险境的根本原因，提倡和促进中国的政经体制实质性改革即成为彻底纾困脱险的唯壹出路。 1.增强权利意识和使命感，壮大公民社会首先，加强民营企业家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意识，积极推动真正的法治社会，才能打赢这场民企保卫战。 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人格完整、生命权、不受歧视，还包括隐私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包括被告人权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正当，还包括参与公民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申诉权、选举权等。 在中共体制下，民企首先面临存在和经营合法性问题、其次是政治、经济、司法、金融歧视、不平等待遇、重税费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参政议政等各种权利，而生存权则是民企平权的当务之急，这些权利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以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确定和保障下来。 201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民营企业家最在乎的无外乎两个权利，壹是人权，二是产权。所谓人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置人，产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罚甚至关闭壹家企业。这两点，是基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壹些举措实际上是动摇了这两点。” 因此，民营企业家应该公开呼吁，确保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公民权利不受侵犯，防止政府滥权，争取税负、金融等政策的合理公平。民营企业家应当利用壹切渠道维护自己这些公民和政治政治权利，并采取联合行动。 毕竟，壹个企业家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束手待缚，在专制政权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阶层必须认识到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自由作为壹种生活信仰，与近现代工业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多数国家的历史表明，在建立现在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和资产者作为壹个阶层或者说壹个阶级，总是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我们无法想象壹场被工商资产者阶层广泛抵制的革命会成功地促进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运动、民主变革，首先应该是资产者的责任。而资产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动力，具有丰厚的资源和优秀的组织能力，概言之，这壹阶层不仅应该承担推动自由的历史责任，也有能力参与这壹伟大的变革。在中共的官方理论中，长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代名词，这壹定义虽有偏颇，却大体说明了资产者阶层与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关系。 2：承担社会责任集体发声抗争当民营企业家认识到制度缺陷是其发展生存的瓶颈时，其诉求应当逐渐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转化，从过去寻求体制内代理人到直接支持参与和介入维权，提出政治诉求和公民权利诉求。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兴旺、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精英、掌握大量政经资源、社交人脉，享有名望，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民营企业家更有义务为己为人发声，变革图存。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有担当的工商人士，他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口，挺身而出，上书干政，为社会进步鼓与呼，尤其是清末掌握相当的经济实力的中国实业家们，当掌权者逆潮流而动，将国家推向黑暗的时刻，他们开始大胆维护自身权益，保路维权，参政议政，广泛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站在革命阵营壹边，募集大量资金，支持改朝换代。政府则以软硬两手来应对，壹方面授爵位和政治通路笼络商贾，另壹方面打击镇压，这时候，壹些中国实业家展现了他们的历史担当。 比如，1899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策划立皇太子，以便废除因戊戌变法失败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上海企业家经元善办实业建女校做善事，在清末工商界有良好口碑和影响。他拥护维新立宪，反对慈禧守旧倒退。1909年1月当他收到立储电诏后，立即草拟了壹份反对立储、要求光绪亲政的电报，并号召上海、江浙工商界、慈善界人士联署。1231名绅商联名通电向政府请愿；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呼吁全国反对抗争，号召工商界集体罢市。随后各省反对通电纷纷而至。荣禄怒斥其胆敢妄言干政，要将其杀头。在经元善被迫逃亡澳门期间，他还投书要求“速解党禁”，再行变法维新，救国救民。经元善完全可以闷声当官发财，但企业家的历史责任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梁启超称其“气贯云霄，声振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 清末中国各地民间商会在“保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接促进了体制的变革。在清地方政府征收高额牙帖税敲诈勒索民企时，商会联合行动走向社会力陈商困，成功地废除了这壹税负。在保路运动中，全国各地民间商会壹马当先要求收回路权，再集资兴办铁路，继而反对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民营铁路收为国有，卖给外国以获得贷款。1906年11月，江苏铁路协会率先喊出争路权即争人权的口号。四川保路运动，直接成为武昌事变的导火索。而在辛亥革命中，众多的工商人士为革命筹款，有的直接参与革命。如上海商业总会成为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堡垒。 从历史经验看，保路成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将自己“保商”的利益诉求提升到人权诉求，并走向社会，诉诸于社会，动员各方力量合力促成的。 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寻求建立社会同盟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其他阶层迅速结盟更为重要。 长期以来，在法治、人权等领域，资产者处在壹种矛盾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法治却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权、厌恶意识形态宣教却又对普世价值缺少实质性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维权者大体上采取了壹种漠视的态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孤身奋战。而在权力与资本的暂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 这壹方向将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国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任何社会转向的完成都需要时间，这壹点会误导被剥夺者，让他们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却也会同样制约统治者，再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壹夜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候甚至玩“退两步进壹步”的把戏，让壹些被剥夺者认为“狼来了” 的警告不过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壹场与时间的赛跑，首先是对中国资产者阶层政治判断力的考验，然后才是与智慧和行动力有关的较量，中国资产者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和目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人们会错误地认为，在社会各阶层形成自由联盟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扮演的只是赞助商角色，其实，在民主变革中，他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就行动来说，这是壹个具有活力的群体，而且他们在与权力结盟的过程中，对这个政权内部的了解也多于壹般社会底层，不仅如此，他们创造就业，繁荣经济，掌握资源，因此，来自这个阶层的挑战，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价值。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传统皇权统治和列宁主义的独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压社会、维持统治上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清醒的整体自我意识，而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民间力量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力量并不弱小，却总是分散的，在中共长期致力于消除成熟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民间抗争大都具有自发性和被动性，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抗争可以被事先纳入有效的维稳模式的防范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对各阶层利益的非法剥夺，就需要破除其对单独个体、各阶层抗争的分割；被动和自发的抗争，无论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壮，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带有清醒政治意识的联合行动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争者都需要做壹些基本功课：首先增加对同盟者，增加对镇压者和镇压方式的了解……然后，大家会明白怎么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 此外，尽管中共专政政治治理架构有韧性，习近平仍能掌控大局，任何有组织的抗争和结盟都会受到严厉打杀，但铁板壹块的中共壹元化领导已经出现裂缝和众多不稳因素，民营企业家有可能在现有政治框架下，抱团自救，集体发声，公开参政。 比如全国工商联共有会员471万多个，其中企业会员260万多个，团体会员6万多个，个人会员205万多个。行业商会和地方商会覆盖全国。虽然工商联是政府NGO，但是这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来发声、叫板习近平的好平台。近年来，企业家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数量也在增加，2018年共有153名中国大陆的有名企业家，分别占两大会议的2.7%和3.4%而至少有402名新壹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企业家，占比13%。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报导指出，至少有402名新壹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企业家，占比13%。 2中共每年都喊减税，但民企的税越交越多，核心是权力没有制衡和约束，利益驱使各级政府明降暗升，降少升多。实质性减低企业税负废除不合理隐形行政税费直接关系到民企的生死存亡。民营企业家应当以此为议题，利用工商联平台，落实民企纾困减税措施。譬如，力争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税等降低到发展水平相同的国际水平；废除增值税留抵税款制度，已留税款全部以退税方式返还给企业；废除苛捐杂税，将隐性费用显性化，公开透明。 现在是中国私有资产者——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的重要关头，需要以属于自己群体的历史视野和责任、 使用其他民间阶层所没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资源推动进壹步市场化、法治、政治层面的变革，与长期孤独奋斗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社会底层抗争者联盟。政治层面的变革应该成为他们的根本理想和自觉行动，让中国资产者阶层—资本家--作为壹种非从属、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站在历史面前。 3：因应贸易战，勇敢面对挑战与机遇美国于2017年8月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调查，启动对中共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调查，重点调查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等议题。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签署行政命令对从中国进口约2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中共的宣传机器把此次贸易战说成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严重失衡赤字增加、美企业不能与中国企业竞争引发的，但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民族复兴。中共完全否认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反而将责任推给美国，认为贸易赤字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造成的。中共2018年9月份发布《白皮书》，否认了其在涉及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政策方面存在问题。 实际上，中共在美中贸易上利用美国的善意和自由经济体系，占了大量的便宜，过去10年里中共从美国市场赚取了3万亿美元，从1985年以来贸易顺差近5万亿美元。而中共并没有和民企以及民营企业家公平地分享这些红利，后者得到的仅仅是个零头，大部分被中共用于国内维稳国际扩张、军队现代化和做大做强国企了。 美国因中共偷窃美技术和IP每年损失达2000亿到6000亿之间。尽管美国壹再努力与中共接触，国际社会也对北京的技术转让政策发出警告，但中方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应，根本没有改变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这类不合理行为仍在继续。 壹些中国人认为偷窃技术是国际潜规则，每个国家都间谍行为，商业性质的间谍行为在国际间也属”常态”。利用国家机器大规模窃取商业机密为国企牟利服务绝对不是常态，而是极权政权的专利。这样的不公平做法破坏了现行的贸易规则。 不公平贸易不仅伤害美国企业和工人，也伤害中国民企和中国工人。不公平的贸易使民营企业家更容易遭受中共极权政府的剥削和压榨，让他们不能自由进行贸易，自行决定经营，随意使用手中外汇，处处要受阻于各种各样的非贸易壁垒，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大部分被政府拿走。 通过窃取技术和商业机密、征收高额关税，设置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等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违法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破坏了其取消关税的终极目标，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譬如中共征收进口药品的高关税，使得老百姓无法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实惠而健康受到影响。美中贸易战刚开始时中共即对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目前中国工人享受的双休，也是美当时坚持中共加入WTO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中共的贸易战将迫使中共开放市场。中共2018年11月已向美方提交壹项计划，对美国作出140项让步，包括开放市场，尤其是长期为国企垄断的中国42万亿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开发和竞争壹定有利于民企的融资，从而改善其生存环境。在G-20会议上，中共进壹步让步拟进口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宗美国产品，解决强制性技术转让、IP盗窃等问题，重审高通收购恩智浦案、放宽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的合资要求，开放其他被国企高度垄断的电力、能源等领域，这些领域中国民企也是被排挤的，美中企业家的利益在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降低关税、减少行政性干预和税费、享有更多经济自由等众多领域是高度重合的。 事实上，中共统治之下的对外贸易不公平同时伴随国内市场的不公平原则，根本上说，市场需要公平和法治，这才是对企业家来说最珍贵的元素，贸易战可能给壹些民营企业带来短期的压力，但长远来说，贸易战可能为企业家带来真正的历史机遇，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不是党国经济的附庸。在法治环境下，企业独立经营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在中国，即使华为这样的企业，事实上也是权力的附庸，即使在技术上有强大的实力，最终也会因为政治因素的卷入使之无法真正成为壹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反受其害。 八、中共国进民退对美国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越大，中产阶级就会越多，公民社会就会越强大，政治自由也越大，政治权利越有保障，宪政民主越容易建立。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根本，是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的壹部分。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会为实现宪政民主政体奠定良好的基础。 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此应具有战略眼光，不要把贸易战仅仅限于贸易逆差和窃取技术，而应将贸易战当政治战来打，推动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迫使中共放弃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努力帮助中国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壹旦中国经济基础发生这样的改变，民主转型也就具备了基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对西方民主国家就通过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开始将中共接纳进其自由贸易体系，随后又在2001年2001年12月接纳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国。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曾期冀中国被纳入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体系后会逐渐实现社会政经转型，然而这壹希望落空，导致西方政治人士和学者得出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结论。 实际上，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所犯的壹个主要错误是在中共欺骗和误导下，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前过早准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关贸总协定在批准新成员国时要求计划经济国家做出重大结构性改变，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世贸组织也要求非市场经济国家承诺在谈判决定的期限内成为市场经济。但是中共党国壹党专政制度下，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改革，承诺的市场经济壹直可望而不可及。 在WTO的谈判中，中共党国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在6年的期限内逐渐开放农业、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行业，取消补贴，改革国企管理来确保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在此承诺下，美国市场对中国实行即时地、不受限制地完全准入。其结果是中共党国大占便宜，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5年到2017年，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贸易顺差达4738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设在海外数万家公司向美出口的顺差。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美国还因中共的出口流失了超过300万制造业工作。中共系统性地窃取美国技术和商业秘密，造成每年2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损失。 当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畅通无阻，尽情享受低关税、大举赚取入世红利的同时，它自己却利用各种贸易壁垒、非贸易壁垒和高关税,以及各种行政手段故意限制美国产品和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共对美国电影、图书、报刊、药品、汽车、高科技产品、各种金融产品等，均课以高额关税和严格审查，并完全禁止美国互联网企业像谷歌、脸书、推特的准入。即便6年期限过后，中共仍然拒绝兑现承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8月，中共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但是中共入市17年之后，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仍然没有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中共的大部分承诺都没有兑现。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壹份报告显示，中国迄今为止仍未履行当初加入WTO时的部分承诺如下： 世界银行发表的壹项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确认中共政府并未兑现承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继续主宰经济关键部门，政府、大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已产生了既得利益，它阻碍改革，造成国家继续干预经济。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和非市场措施混杂壹起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国企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区分不明确。报告建议中国加快结构改革，建立壹个基础良好的市场体系，国家重点放在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之上，而让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著更重要的作用。专家认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来实施党的政策。由于中共内部反对进壹步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以及党通过国企执行其政策的内在政治关系，他们怀疑中国不能完成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欺骗性，它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这种四不像的经济双轨制从广义上说是指政府控制关键产业，同时在其他产业允许私有企业有限制地进入。在市场的表象背后，是严密的计划性和政治性。 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4年10月24日，习近平指示要“领导班子要把国企做强做大，挡住私有化逆流”；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通过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目前习近平政权对民企的打压和严控，公开将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成壹项重要国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划、调节与控制力度不减反增以及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等等举措，使得中国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壹前景更为暗淡。 4美国政策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市场经济，无论中共给其经济制度打上任何标签，它所推行只是壹种“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的计划经济变种，壹种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比纯社会主义体制更有韧性和应变能力，从而更危险，必然要与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共从不公平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利用这些收益强化其极权统治，为合法化其壹党专政、回归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 毫无疑问，中共极权政治下的经济制度违背世贸组织原则和中国入世所做的承诺，而世贸组织目前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机制来防止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美国要么退出世贸组织，要么将中共踢出该组织，要么改组该组织，要么迫使中共党国发生实质性结构变化。 习近平打压严控民企、做大做强国企的政策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加大不公平贸易，继续多占美国便宜，更重要的是推迟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发展，造成民主转型的困难，进壹步巩固中共极权，极大提升党国国力，威胁美国的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甚至全方位挑战美国，危害美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 虽然中共壹元化领导已经出现裂缝和众多不稳因素，但当下中国专政政治治理架构仍有韧性，习近平仍能掌控局面，他全面打压公民社会, 扼杀民营经济，打造超级警察国家、特务国家。没有外部压力，中国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狭小，有可能完全退回毛泽东极权统治和经济政策。 美国有能力给中共施加压力，因为中共手中没有足够的政经和军事手段和筹码来反制美国，中共经济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美国经济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依赖，而且，贸易战造成的心理预期在中国社会会产生巨大影响，贸易战迫使中共留下的出口真空很快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代替，而贸易战会迅速向政治军事领域延展，对中共政权造成更为直接的威胁。所以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很可能推动中国政改和社会良性转型。 因此美国应当抓住这壹时机，通过改变中共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最终改变其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考虑以下政策： 1. 明确要求中共接受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向法治社会转型。 2. 明确要求中共进行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市场，马上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市场开放承诺，按照市场化原则对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反对对民营企业的壹切不公平和歧视性待遇，迫使国企从垄断和高利润领域和行业退出，彻底废除经济双轨制，让所有企业在相同规则下自由竞争。 3. 坚持对等原则，消除制度性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包括对外贸易权，外汇权，审批、经营权以及网络审查和控制。在中共没有实质性减少或消除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之前，利用对等原则限制中共国有企业和产品准入美国市场。 4. 重新将人权和贸易挂钩。长期以来，人权是美国外交的核心，但美国1995年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并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应赴会人权与贸易挂钩的政策，限制中国以低人权优势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劳工组织调查和督促中国履行劳工、环境保护的承诺，拒绝进口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生产的中国产品。 5. 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迫使其放弃其放任人民币贬值的做法刺激出口,并在未来美中贸易谈判中将具体要求中共停止汇率操纵行为。 6. 公开明确地支持中国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维护自己的权利，为受迫害的民营企业家提供道义支持，并鼓励他们到美国落地设厂，要求中国政府放松金融和外汇管制，确保中国企业家安全便利地在美国自主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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