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晓农 写于 二零一七年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以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北朝鲜逆向转变为金家王朝之外，其他的红色政权或者早已完成转型，或者转型在路上。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斯大林模式的原初制度完全分崩离析。但是，原社会主义各国的转型过程留下了壹个巨大的疑问：本是同根生，缘何路相异？为什么各国未走向同壹方向？倒底哪条道路更好？假如某条道路比较成功，其他国家能否仿效？这些难题横亘在转型国家的思考者胸中，业已有年，却始终无法从国际学术界求得现成答案。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是我近30年来壹直潜心研究的领域，多年来发表了不少文章，也积累了不少体会。1990年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同年秋天即通过相关考试，申请攻读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项目。时值中国“六四”之后政治大倒退，而苏联则正在推行政治改革，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感慨万端。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从事中苏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希望从中获得启迪。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壹个国家，属于国别研究，而将多个国家的情况分析对比，则属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单壹国家转型研究中无法发现的诸多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同时研究中、俄这两个主要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及其现实和理论意义的学者寥寥可数，外部观察者的认知局限性是原因之壹，而语言障碍则是另壹个重要原因。我能从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借助了原有条件，也倚赖后来有目的之准备。作为八十年代在国内参与经济改革政策研究的学者[1]，这壹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很多当年经济改革决策过程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2]。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学了俄语[3]，然后多次到俄国参与学术交流，并与俄国学者壹起用长问卷对实施了私有化的几十个企业的追踪调查，也分析了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俄国主要民意调查的详细资料，因此得以从微观层面深入观察俄国的转型过程和经验教训。当我把对俄国的研究与对中国的研究综合思考后，发现了许多以前从单壹中国视角难以认知的重要问题。

　　这次《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约稿谈转型问题，正好给了我壹个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读者们分享。本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全新理解，并分析三种推动转型的基本社会力量，即异议知识分子、摇身壹变成为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仍然掌控权力的共产党精英，以及这三种推动力量分别造就的三种转型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笔者用透明、参与、公正这三条标准来评价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从中引导出中心结论，即转型的路径依赖，关键在于价值观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希望此文能稍稍填补壹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空白，既求教于感兴趣的思考者，也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关注。

　　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起点与走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起点相同，本文便从这个起点谈起，然后引出转型的三大内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逻辑上的可能走向。

　　1、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洗脑制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半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以苏联的斯大林式制度框架为样板，因此同根同源。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有两个关键词，即描述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国家”( totalitarian state)和描述经济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极权主义国家”指“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并试图尽壹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holds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society and seeks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erever possible）。[4]”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领导人采用严厉的全方位控制，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所谓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国家机器运用壹系列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日常社会活动等，实施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要由政府来规定；它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害怕而无条件地服从。

　　“国家社会主义”[5]通常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首先由苏联创立，然后在二战后被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大体上包括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闭关锁国、推行以军工为重心的工业化等。这里重点介绍壹下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主要是指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为此设立壹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壹系列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管理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管理外贸的外贸委员会，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以及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上述部门所属，决策通常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

　　所谓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有关生产和所需人、财、物的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壹汇总来自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关于生产和物、财、人的计划；然后，经过修改并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给中央政府的综合或专业管理部门及各省计委，由它们再进壹步分解，下发给各自的下级单位，作为经济活动的参照指标。经济计划指标壹旦正式下达，就不容许再轻易变更，上级部门将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在于，它不可能充分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客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壹年计划任务。为了计划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响计划数字的经济参数（如物价、工资、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因此所有人的工资、所有商品的物价都由中央政府统壹规定。

　　苏联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鼻祖，也是“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创始国，它的计划经济管理的历史最悠久，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最丰富[6]，计划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也最先进[7]。即便如此，苏联的国家计委也只能管理2,500多种商品。由于计划经济只能管理数量有限的产品，扣除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产品后，国家只能生产设计老化、品种有限的若干消费品，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况。中共建政后实行的是苏联手把手教出来的苏联模式经济制度，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远远不如苏联，比如，中国的国家计委在改革前只能管理1,300多种商品，仅及苏联的壹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于计划管理部门习惯于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上报的资金、物资申请报告上打折拨给，下级也习惯于虚报所需数量，最后必然出现资金和物资的“短缺”；同时，由于下级无偿获得资金、物资，因此财务预算是软的（即“预算软约束”，欠债不必还，亏损不处罚），因此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就有“投资饥渴症”。[8] 他的分析曾在西方、中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当中得到共鸣。

　　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壹整套思想控制制度，其目标是建立政府所宣扬的道德与价值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对民众洗脑，同时封杀打击任何异端思想和言论。之所以把这套思想控制制度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讨论，原因在于，思想控制制度会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社会行为；而在转型过程当中，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会通过民意（和选票）影响政治、经济制度的走向，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前提。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行为、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边界内有很多事属于做了以后虽不违法但却违反社会公德。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约束人们的言行，以服从社会道德标准，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盲目追求。同样，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不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事物，这是壹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所有红色政权建立之前，民间本来就有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红色政权建立之后都通过洗脑及相应的奖惩机制，改造了社会上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共产党建政之后要树立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红色价值观不是壹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著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以致于经常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但灌输者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百姓也不得“妄议”。在毛时代，忠于毛就是最大的道德；到了邓时代“富起来”成了天然正确的“道德”，但当局从来不允许民众质疑，毛泽东的主要方针路线都被彻底否定了，为什么不能批判毛泽东。

　　洗脑制度不仅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扭曲，还培养出反常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老百姓并不完全接受“洗脑”制度的宣传，但在政治高压下又必须做出臣服顺从的姿态，因此两面人行为便成为常态，即“私下场合说真话，公开场合说假话”，在共产党国家这是普遍状况[9]。共产党通过政治高压和强行洗脑，加上种种政治、经济处罚，使得民众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很多人渐渐就把共产党的宣传“融化”成内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观了。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有壹个相关概念，即“社会化”，指壹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受家长、老师和朋友三方面的影响，壹旦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后壹生当中便较少改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老师就是洗脑制度的执行者，而家长为了保护子女，不得不培养他们做两面派，让子女表面上必须接受洗脑制度的壹切说教。壹旦老百姓都按照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思考行事，共产党用“笔杆子”就可以轻松自如地维持统治。不仅如此，诬陷、出卖等不道德行为都被洗脑制度正当化了。中国“文革”时期的互相检举揭发，今天大学校园里密报老师的“学生信息员”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评论员”、“网络监管员”等21世纪的匿名线人，都是洗脑制度的有毒产物。当壹个社会的道德全面败坏时，民众不但丧失了是非标准，也不愿辨明是非，每个人都盘算著如何对我个人有利，这样的社会便朝著糜烂的方向迅速滑坡。

　　2、苏联模式的形成：内生型还是植入型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苏联模式不外有两种：内生或外部强力植入。壹个国家之苏联模式的形成采用哪种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的亲和关系。任何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与苏联模式十分贴近，则苏联模式的维系将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保护；如果苏联模式被认为是外来的有害制度，那么，苏联模式将遭到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红色政权的建立都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或是援助加指导，扶持当地共产党在内战中夺权政权，或以占领军为后盾，强行建立红色政权。笔者称前者为内生型，这类红色政权是在国内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壮大的；对后者，笔者称之为植入型，这类红色政权具有明显的傀儡政府特征。中共是内生型红色政权的典型，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则是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典型。

　　苏联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扶持各种形式的左派政党（包括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等），希望通过这些友党扩大俄国红色政权的国际势力范围，为此设立了“共产国际”，为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提供政策建议和经费、甚至把武器运到外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中共与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就是如此[10]，中共的成长壮大，处处都能看到苏共那只“看得见的手”。中共这样的内生型红色政权经历了成长壮大、最后夺权全国政权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红色干部，他们都是本土派，而不是从莫斯科临时空降来的“国际派”。由于这样的革命带有本国土生土长的特性，与民族主义有著天然的血缘关联，所以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比较容易把爱国与爱党、爱红色革命、爱红色政权划上等号，而较少民众的质疑。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同样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但这些红色政权不是土生土长的红色革命产物，而是二战后苏联占领军栽培支撑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在莫斯科培养了壹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壹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11]，或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东欧各国战前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的，在当地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干预和协助下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反抗。这种镇压恰恰强化了当地红色政权的傀儡色彩，而民众对苏联代理人政权的不满则很自然地与民族自救、国家独立挂上了钩。对不满的民众来说，苏联模式是外来的压迫本国人民的殖民制度，要爱国就得反对苏联模式。这种社会认知与中国民众对本国苏联模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3、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个支点和三种可能走向从上述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这壹基本架构来看，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也结束洗脑制度。由此出发就提出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前者是为了结束“极权主义国家”，以民主制度代之；后者是为了终结“国家社会主义”，以自由经济代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两大支点，也是人们通常关注的两大领域。除了这两个支点之外，还有壹个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任务，即制度转型的第三个支点，那就是抛弃洗脑制度并实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笔者提出的壹个新概念，以前从未有人这样讨论过。社会转型指的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尽量清除红色政权洗脑制度留在每个公民脑子里的遗毒，然后让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道德观念重新在人们的脑子里建立起来。转型国家开始政治、经济转型时，民众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否则，他们若仍然按照旧的价值观行事，那么，壹旦选举政治取代红色政权时代的权力配置，民众的选票可以极大地影响参选政党的政策走向，而政治和经济转型朝向哪个方向，很可能被民众的旧价值观所左右。比如，如果多数民众仍然希望保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和福利制度，那么，哪个政党的政策迎合这样的社会预期，哪个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壹旦这样的政党当选，它指导下的经济转型就可能是个“半吊子工程”。再如，若候选人和选民都认为，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壹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这时候选民期待的不是候选人当选后对选民如何负责，而是选前能从候选人那里拿到多少好处，这在台湾曾发生过多次。

　　要顺利完成壹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和经济转型之外，社会转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社会上多数人都接受了壹套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的道德、价值观念之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才可能走上正常的轨道；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或根本未展开，政治和经济转型很容易遇到障碍或走上歪路。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完整的制度转型包括三个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支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这三重转型就象壹个三条腿的板凳，少了哪壹条腿，板凳就会倾斜不稳。

　　在引入社会转型之前，人们通常以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就是制度转型的全部含义了。毫无疑问，这两重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基本内容；但社会转型其实比政治、经济转型更重要，不仅仅因为它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质量，还因为社会转型比政治、经济转型更艰难。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都有样板，那就是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设计起来并不费力，实施过程可能曲折多艰，但至少可以由新的政府主导，画出蓝图，逐步推进。而社会转型就不同了，在民主化过程中原来的洗脑制度被抛弃了，新的政府自然不能推行新的反洗脑制度。那么，社会转型由谁来实施，当然新政府不能全盘包办，否则就是红色政权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复辟。如果新政府放手让民间自行实施，那由谁来负责，又如何推进，实施效果可能如何？既然社会转型不能是强制型思想运动，又如何让社会成员自发主动地参与？这些问题从社会科学三大领域的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答案；不仅如此，自发的社会转型可能出现什么结果，这也是任何转型国家的政治或社会力量无法把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是壹个“把鱼汤煮成鱼”的过程，比建立红色政权那种“把鱼煮成鱼汤”的过程，不知道难多少倍。

　　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壹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可以壹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以前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他们把制度转型理解成单纯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壹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壹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而在这种错觉的引导下，人们又可能对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期望很高，事实上这样的期望经常与转型过程中的壹系列现实脱节，由此又带来人们的失望和不满，甚至诱发对共产党时代的怀念。笔者认为，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设计可以预期、其转型过程可以操作，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社会转型既无制度设计，亦无操作途径，全靠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几乎是个不可调控的过程，其结果也难以预期，而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成效。

　　在社会转型无法把握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转型能取得多大成就，逻辑上无法预测。不过，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否实施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从逻辑上可以辨别出制度转型的三种可能走向：第壹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壹种完整的、也是完美的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如果再进壹步推理下去，还可以说，植入型红色政权的制度转型，其走向最可能靠近第壹种，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比内生型红色政权的社会转型具有更大的社会自发动力。

　　二、苏联模式的改良与没落

　　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不走改良的道路，它就不得人心；壹旦开始改良，它早晚会踏上没落和灭亡的道路。不少共产党国家都经历过从领袖专制到集体领导下实行改良，再走向没落，最后通过转型而终结共产党政权这样壹个过程 。“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要真正懂得转型必然性的奥秘，就先得了解，共产党政权为什么早晚会走上没落的道路。

　　1、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与改良的必然性

　　在最高领导人个人专断的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是多年来高层权力斗争积怨交火的触发点，这是苏联模式的壹个致命弱点。而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其实存在著壹个规律，笔者把它概括为“钟摆现象”[12]，即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摆动，在“钟摆”摆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必然走上改良的道路。只有北朝鲜是唯壹的例外，它从集体领导模式转变成了红色王朝，已传位到第三代。

　　共产党国家的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来回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第壹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巩固了个人威权，以此取代了集体领导，这是领导模式的第二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就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笔者将在分析中国制度转型时进壹步讨论。

　　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壹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手段，其壹是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其二是全民洗脑机制。有效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壹旦民众接受并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自发地“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人也变得越来越愚笨，这时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笔者把这种统治方式称为“低成本统治模式”[13]，因为民众出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日子再艰难都不敢抱怨，当局即使用低工资也照样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从。这时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学和社会学里所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表现为“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14]，即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局和领袖的任何命令都完全服从。这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国称之为“人民公社”化）中，即使数百上千万人饿死了也未出现集体反抗的原因。

　　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他们死亡后便出现了权力真空。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领导人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接班人来说，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的最高领导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著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危险的秘密或把柄，搞得不好，高层政变就会发生。赫鲁晓夫和华国锋都有这样的经历：赫鲁晓夫因政变下台，而华国锋则靠政变暂时巩固了权位。为了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也给老百姓壹些实惠，从而建立起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是如此。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会死灰复燃，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胡锦涛都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单纯从政治角度考虑，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许腐败换取官员们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这种局面能否长久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条件。“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个人威权时代的“低成本统治模式”从此难以为继，这是集体领导模式的致命弱点，它必然是壹种“高成本统治模式”[15]。“高成本统治模式”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后，可能会倒逼改革。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当领导模式从个人威权摆动到集体领导时，苏联模式往往会出现壹系列改良现象。这样的改良，从发动者本身的愿望来看，当然是为了改善苏联模式，延续共产党的统治；但这些改良措施的实施却常常动摇苏联模式的根基，导致苏联模式的没落。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相信自己的新政策能巩固政权；但几十年后回顾历史却发现，正是这些改良措施动摇了苏联模式赖以存在的根基，把共产党政权送上了转型的不归路。

　　改良和转型的差别在于，改良不触动苏联模式两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如果某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架构，那就是转型。比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并未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他的“解冻”政策不过是改良而已。同样的，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未改变国家对农产品的统壹收购和定价政策，计划经济的根基依然稳固，这样的措施也属于改良性质；但后来允许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这种改革就冲击了计划经济，因为农民可以自由销售农产品，农业和农产品的计划经济管理就失灵了，但计划经济的整体架构依然存在，这时的农村改革只是通向转型，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型则要到1997年才真正开始，下文再叙。

　　2、“政绩型合法性”与“花钱买稳定”

　　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转入集体领导模式之后，这个“集体领导”必须要寻求壹种与个人威权领导者不同的新的合法性；而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迎合民意，作壹些政策上的调整。老百姓最期待的往往是两点，“政治上宽松些，经济上日子好过些”；做到了这两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当中，“集体领导”便政声鹊起。通过这种方法换来的 “集体领导”的合法性被称作“政绩型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美国的苏联研究学者最早分析了这个现象[16]，笔者则首次把这壹概念用于中国研究当中，指出了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17]。

　　斯大林死后3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尖锐的批判，紧接著出现了政治上的“解冻”，同时在经济上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毛泽东死后2年，中共也同样批判了毛泽东的政策，同时在经济上也采取了松动型措施。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国家提供福利最多最广泛、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政治社会相当稳定的时期。这里讲的福利是广义的，包括稳定的物价、稳步上升的生活水准、安定的职业和按步就班的升迁、全面的免费教育和医疗、宽松的工作纪律和较低的劳动定额等。从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壹个过程，政府从安排就业、提高收入、增加福利入手，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60年代的苏联与70年代末的中国政府都把政策重点转移到营造“政绩”上，用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由国家提供的多样广泛的福利来换取老百姓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正是这种从个人威权领导模式向集体领导模式的“政绩型合法性”的转换，改变了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个人威权时代的“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obedience）”变成了集体领导时代的“喂养与顺从（feeding and compliance）”[18]。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实质是壹种互利型交换关系：政府和民众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即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稳定的福利，而民众因而同意支持统治者、现行制度及当局的政策。这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著壹种双方体认的“社会契约”[19]，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政治社会的稳定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样的“社会契约”只存在于国家与多数社会成员之间，持不同政见者就不接受它。尽管国家仍然控制著社会，但旧的动员民众的宣传手段失效了，个人崇拜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国家不得不转而使用经济利益为主要手段来动员、控制社会，维持政治社会的稳定。

　　壹旦当局在政治上对过去的个人威权领导人有所批判，经济上开始增加物质激励，民心就变了。老百姓发现，既然政府承认过去老百姓的日子太苦，现在给大家涨工资、增加消费品供应、分配新的住宅，这等于是“还欠债”，再“多还些”也是应该的，不必对政府太感恩戴德。19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里有壹句描绘民众心理的话，“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的就是这种心态。苏联在上世纪60、70年代也有壹句在工人当中流行的类似的话，“他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咱们就假装给他们干活”。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标志著内生型苏联模式下的民智初开；但在实行植入型苏联模式的中欧国家，即令当局同样采用上述“社会契约”，部分民众对本国红色傀儡政权的不满始终十分强烈。

　　3、改良式社会主义的有限寿命

　　社会主义国家要既维持壹个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壹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共产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壹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壹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壹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70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大为改善，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模式的低效率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不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之所以“花钱买稳定”会葬送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费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无法长期提供“买稳定”所需要的开支；壹旦开支浩繁、难以为继，政府可能会先缩减军费开支、援外开支；最后，共产党为了延续统治而掏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国家社会主义”就这样走上了末路。80年代后期苏联已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20多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走的也基本上是这条“花钱买稳定”的路。中国自1984年便正式开始城市经济改革，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有限。当时城市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是，抬高社会对改革的经济期望，由国家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中进壹步提高，国家也承担了补偿民众既得利益损失的责任，从而换取城市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实现改革中的政治社会稳定。这壹改革策略有两个后果。其壹，由于现有生活水准的相当部份是由社会福利体制提供的，所以壹旦改革触及到这些体制，就可能动摇“社会契约”。也就是说，“社会契约”为经济改革设了限制区。壹部份改革（如增加工资、奖金及福利）有利于 “社会契约”，另壹部份改革（如汇率、外贸改革）无损于“社会契约”，自然都不难推行，而那些可能动摇“社会契约”的改革（如“砸铁饭碗”），就事实上难以推动。其二，城市民众既希望短期内迅速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又期望维护源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这种居高不下的期望巩固了“社会契约”，有利于改革初期的社会动员，但同时也对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起消蚀作用，并构成深化改革的阻力。由于稳定对政府而言是第壹位的，政府所愿意推动的改革服务于、也时常让步于稳定。当高收入、高福利无法提高经济效率时，经济增长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去维持“社会契约”，结果“社会契约”的延续就会转而消耗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从长期来看，壹个大量消耗经济资源的“社会契约”是经济上无法承受的。因此，苏联维持“社会契约”20多年之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中国也几乎如此，维持了15年左右的“社会契约”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双陷入危机。

　　苏联模式从领袖个人威权转变到集体领导，从个人崇拜转变到“政绩型合法性”，从政治高压加低消费转变成“花钱买稳定”，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壹种进步；但如果从苏联模式的生命轨迹来看，结论恰恰相反，正是上述转变壹步壹步地把苏联模式逼上了末路。所以，苏联模式虽然有自我改善的求变本能，但它的必然没落植根于经济困境。

　　三、中、苏两大党的转型选择

　　讨论共产党对转型的选择，只需要分析苏共和中共两党的选择即可，因为苏共支配著整个苏联阵营，苏共的态度决定了其仆从国的走向；而中共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与苏共翻脸后自成壹家，不再以苏联马首是瞻，所以苏共和中共在转型问题上可以相对独立地各自作出选择。两党各自统治的国家的国际国内环境大不相同，它们的选择因此全然不同。至于非共产党政府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现以及它们的转型选择，则与苏共的选择有直接关系。了解了苏共的转型选择，才能懂得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道路。

　　1、从中苏对立到共产党阵营的分裂和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直接、间接地培育了东欧和亚洲的壹系列共产党国家，加上古巴，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共产党阵营。中国曾经是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也是这个阵营人口最多的国家，壹度还被苏共捧为比肩并立的国际共运领袖；但中国突然和苏联翻脸，最后甚至兵戎相见，几成死敌，由此导致这个阵营内部的分裂和对抗。此中种种，与中苏两党后来的转型选择有很大关系。

　　斯大林晚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壹度貌似蜜月，实则同床异梦。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政权后壹直想成为世界级领袖，但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没有任何机会，斯大林把他看作是苏联在亚洲的壹个不太可靠的代理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开始盘算，如何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取斯大林而代之，成为各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他知道，充当各国共产党的后台，需要庞大的军事和财力作后盾，而中国太穷；毛泽东的算盘是，让苏联站在壹线，由苏联出钱支持各国共产党，而他站在二线，以国际共产党阵营精神领袖的地位号令全球。从苏联的仆从变成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既需要舞台来表演，也需要有国际事件提供契机，让他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这样的机会在1956年来临了，这壹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起义，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处理这个问题时犹豫不决。毛泽东趁机介入，先指责苏联试图干预波兰的企图，强调波兰工人党政府的独立自主性，因此被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视为共产党阵营里反对大国霸权的代表人物；接著毛泽东又在匈牙利事件中指责苏联未及时出兵干预，并坚决支持苏联派坦克攻占布达佩斯，为此专门派周恩来乘坐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以显示中共对镇压“反革命”的强硬干预立场。在这两次事件中，尽管毛泽东的立场前后矛盾，赫鲁晓夫都听从了毛的意见；与此同时，苏共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变得格外客气。毛泽东觉得，他终于开始走上国际舞台，能够参与过去只有斯大林才能过问的国际事务。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很高的礼遇，让苏共和中共处处平起平坐，毛泽东第壹次感到自己有可能真成为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但他的雄心遇上了苏共的策略转变而受阻。当时苏共提出了壹个新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苏美之间不需要战争，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能在和平发展中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发现，沿著苏共的新方针走下去，他只能屈居后排，因为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他若想当国际共运的精神领袖，就必须另选壹条路。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多少理论上让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或贡献；他唯壹的本钱就是，他是通过长期内战夺取大国政权的中共领袖，而按人口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毛泽东只能推销他那套“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故作惊人之语，以表现他的豪迈“革命”气概：要发动世界革命，哪怕面临核大战，也不必害怕，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大不了打壹场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3亿没关系。[20] 毛以为，这番豪言壮语足以显示他的伟大；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生怕被拉进核战争中去，对毛的发言报以沉默，无人响应。

　　毛泽东并不气馁，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追逐他的世界领袖梦。壹方面，1958年他在国内发动了经济上的“大跃进”，希望用这种“捷径”证明他的“群众运动”能创造出经济奇迹，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显示出毛式道路优于苏联的“和平竞赛”方针；另壹方面，他开始组织针对苏共和世界其它各国共产党的批判，称那些赞成苏共“和平竞赛”方针的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把这场批判称为“反修斗争”，其代表作是“九评”。这场“大批判”不但未能重建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地位，还把他自己和中共变成了共产党阵营里的孤家寡人。他发动的“大跃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农村因此饿死了数千万农民，整个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面临严重失败的毛泽东既不愿认输，又害怕为他收拾残局的刘少奇在党内赢得威望，构成对他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在国内发动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全中国的“革命”狂热使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严重。虽然毛泽东未能在共产党国家找到多少追随者，但6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欧洲、日本出现了年青壹代以“反越南战争”为口号的左翼思潮，他们都奉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于是毛泽东总算是勉强圆了他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梦。西方国家左翼思潮中的少数反社会极端分子制造了不少暗杀、抢劫事件，最后这些团伙陆续因刑事犯罪被逮捕，最终烟消云散。

　　从1957年在莫斯科发起对苏共的挑战开始，到1969年西方国家的毛派犯罪团伙被消灭而告终，毛泽东意识到，他那“世界革命理论”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已沦为人类历史上的壹个笑柄。他对嘲笑自己失败的苏共恨之入骨，最后从彼此口头攻击发展到军事冲突，从1969年开始中苏双方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两侧陈兵数百万。这壹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因为两个马克思的信奉者政权为了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随时准备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如果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他也许能摆脱自己造成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并且挽回壹点对他个人历史地位的肯定，于是有了中美建交。

　　毛泽东以他的“世界革命”实践及彻底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进思潮的荒谬和可笑，歪打正著地扑灭了国际共运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温和路线反而更加巩固。可以说，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失败，把共产党阵营变得不再“革命”了。在其它共产党国家看来，与其不切实际地作“世界革命”的白日梦，还不如脚踏实地地解决共产党国家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因此，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苏联在冷战中的姿态逐渐软化，对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和平格局日益关注，这壹走向对苏共80年代选择政治转型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东欧各国本来就与西方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而中国采取对美友好、对苏敌视的姿态，事实上就把凝聚共产党阵营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撕得粉碎。从此，共产党阵营各国开始探索各自的求生道路，苏共选择了政治转型，而中共则在毛泽东死后为了改变经济的严重落后状态选择了经济转型。壹度仿佛强大无比的共产党阵营在苏、中两大党各自选择的转型中渐渐被消解了。

　　2、从“解冻”到政治松动：“极权主义政治”在苏联的终结在苏联，告别斯大林时代之后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开始引起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俄国80年代政治转型的基础。[21] 从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往往通过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在少数民众中传播，赢得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的声音并未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不可低估，许多被苏共政权封锁、掩盖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共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壹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共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这是壹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俄文原词是“公开性”），是壹种政治上的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制度的改良，并非政治制度转型；而他的经济改革（俄文原词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壹种经济制度的改良，而非经济制度转型。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他通过政治上的“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壹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当时报刊杂志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壹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苏联民众读到了许多官方壹直严禁报道的史实。

　　随著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加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壹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同时出现了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经常与该组织相互呼应；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也出现了民间社团，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壹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1987年莫斯科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壹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壹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壹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1987年秋季“改革俱乐部”提出了壹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壹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于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在活动参加者中推选出壹些大家壹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开始建立壹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1989年1月已拥有180个分部、大约2万名积极分子，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

　　当民主化议题浮现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它在1988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来自14个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壹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1988年7月29日25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这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出现，标志著壹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的开始。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以戈尔巴乔夫为壹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壹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在苏联出现政治演变的时候，许多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壹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壹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至1988年之间。这壹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到了1990至1991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壹个重要原因。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的“8·19政变”失败时，苏共在组织上已陷于瘫痪。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表声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以此为标志，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被终结了，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苏联的政治转型。

　　3、东欧、苏联进入转型的不同路径：镇压未遂型路径和协议型路径如果苏联始终坚持控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并对任何变革实施军事干预，东欧国家无法走上转型道路。对东欧国家的民众来说，幸运的是，苏联模式的有限生命力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已无法支撑新壹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壹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保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则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壹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苏联这座惟壹的靠山悄悄后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便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面对东欧国家1989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壹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著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壹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许多人以为，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走的是同壹条路。其实，在苏联、东欧，进入转型的路径至少有两种，即协议型路径和镇压未遂型路径。1989年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抗议者其实也面临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相似的命运，1991年8月的苏联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当局或是壹开始准备镇压，但最终没敢下手，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如此；或者是实施了初次小规模镇压之后，因军队拒绝服从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命令而使大规模镇压流产，这发生在罗马尼亚和苏联。因此，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苏联，转型前夕出现了未遂镇压，之后共产党政权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政权；在东德，共产党政治局迫使力主镇压的顽固派领导人下台，而反对镇压的温和派领导人则向民众让步，导致东德、西德走上了统壹的道路，共产党放弃了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雅克什主动辞职，共产党政府主动交出了壹党专政的政权，允许多党选举，从而产生了新的民主政府；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在局势失控之后仓皇出逃，最后被逮捕处决，而温和派共产党领导人则组织了多党选举，交出了政权。笔者把这几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镇压未遂型路径”，因为镇压未遂之后共产党或交出政权，或失去了政权，这几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道路。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民众的示威游行面前从未考虑过武力镇压手段，而是主动与反对派协商，达成了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新政府的协议。笔者把这两个国家的转型路径称为“协议型路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转型是共产党和反对派通过协商而开始的。

　　4、从1978到1997：中国从经济改革走向经济转型在中国，改革是198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壹个关键词。这个词混淆了改良和转型两种性质的差异。改良是不触动苏联模式“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基的政策措施，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厂长承包制；制度转型则以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和农村流通体制的自由化为重要标志，因为国企的全面私有化颠覆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而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则阻断了政府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两者都使计划经济失去了运作的条件，市场经济才得以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起自1984年，而城市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则发生在1997年。中共的经济转型与苏共的政治转型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改良起步，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突破改良措施的局限，分别选择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只是壹种温和的、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改良。1984年中国政府下发了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正式文件，逐步减少对各种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对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比如允许厂长承包了产值和上交税收、利润指标后可以有自主经营的空间，但坚持不许国营企业私有化。仅仅削弱计划经济，并不能真正实现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就长期存在因“地下经济”而产生的市场交换和市场定价，但它们的经济制度总体上仍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改良版。中国对国营企业制度的改良并未改变企业效率低下、投资盲目、追求员工福利最大化等传统痼疾，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1994年以后国营企业的利润急剧下降，企业纷纷用相互拖欠债务的方法来应付财务危机，以致于清理“三角债”成了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国营企业的财务困难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增大，同时造成巨额的银行坏帐。国营企业的负债对资产的比例1994年已经上升到平均为83％[22]；同时，4个主要国有银行整体上的资产净值已变为负数[23]，因而失去了对巨额坏帐的清偿能力，这样的潜在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营企业财务恶化造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下决心于1997年开始，以“企业改制”为名，推动国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瓦解了，中国踏上了经济转型的道路。

　　四、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三种模式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而在每个国家，哪种社会力量可能成为主导者，决定了这个国家制度转型的方向。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以往的转型研究很少系统地讨论，这里作壹个通盘的分析比较。

　　1、转型过程的操作：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不少人按照共产党政权时期对全面控制型政府的理解，认为政府应该把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壹揽子管起来，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社会治安，在各方面都充分满足民众的意愿。这种想法或愿望显然与制度转型背道而驰。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要改变共产党的全面控制型政府；同时，经济转型也要求政府退出过去它控制的许多经济活动领域，让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不能再由政府包办壹切。有的人虽然不赞成政府什么都干预，但还是期望政府是个全能的机构，只要它下定决心，果敢执行，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转型时期解决所有难题的责任都交给政府，希望有壹个威权型政府来顺利实现民主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若负责转型时期执政责任的政府真的成为壹个名副其实的威权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很可能会再造壹个披著民主制度形式的新威权政府，甚至可能完全依赖壹个威权型领导人，其政治转型会偏离民主化的目标。

　　从逻辑上看，转型过程的操作有三种可能，即完全由政府决策，或由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而推进，第三种则是政府与民间的积极力量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与这三种可能性相对应，转型过程可能出现政府主导型、社会共识型、自发失控型三种状况。下面分析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共识型这两种转型过程；自发失控型转型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因篇幅有限不作讨论。

　　政府主导型的制度转型只可能发生在威权体制下。壹个国家壹旦走上民主化道路，往往就是威权政府衰微或消失之时；如果壹个转型中国家仍然处在威权政府领导下，那么，它的威权体制多半是政治转型未开始、或政治转型无进展的结果。换言之，如果壹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展顺利，或至少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仍然是威权政府；同理，壹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如果是政府主导型，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是不成功的，或根本未发生，中国便是壹个典型。

　　不管政府是否主导转型过程，每个转型国家都会面临壹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决策是好的选择。对此，经济学家们的想法最简单，即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来设计新的制度。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当中不少人相信，既然要建立壹个新的市场经济，最好是毕其功于壹役，他们往往强调，经济转型要快速果断，即采用所谓的震荡疗法。关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选择，政治学家们会考虑到各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需要；但有壹些政治学家倾向于相信，政府总是从国民利益出发来决定政策的。从这里又引发出需要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转型时期的政府都是无私的吗？事实上，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本身就是壹个利益集团，他们很可能在制度转型的决策中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国民的利益。因此，必须考虑到转型国家的政府本身可能不是中立的，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转型作不当干预。在转型过程当中，究竟什么样的选择算是好选择？是政府说了算，还是要由国民来判断？既然政府的组成人员可能是个自私的利益集团，而他们又只占国民人数的壹小部分，当然就需要由国民来判断转型决策的是与非。

　　2、影响转型过程的各种社会力量

　　假如壹个国家的转型过程由社会各界通过达成共识来选择转型政策的话，首先就需要了解，可能参与或推动转型的利益群体有哪些，而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各社会利益群体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只要壹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大体上顺利，那么，转型过程的决策就不能由政府里的政治人物或技术官僚们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而必须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因为民主政体的框架和民主程序的实施都为社会各界在转型时期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制度保障。壹旦民众有了真正的投票权，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转型决策的关注。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参与至少意味著三点。第壹，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无法垄断转型过程的决策；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势必遭到民众强烈的反对。第二，民众的看法和意愿不可能是整齐划壹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归属、年龄层、意识形态倾向、教育程度等因素，会导致人们对同壹项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和要求。第三，在民主政体下，任何利益群体都无法强迫其它群体服从自己的利益需要，转型的政策只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共识之下，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

　　以下几个利益群体最可能对转型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可能试图利用他们在政府内的优势地位而操纵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立场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能希望用他们的影响引导转型过程走上比较公正的道路。第三，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面临私有化的压力，会希望经济转型不伤害他们的利益。第四，已经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的人会发现，他们在国有部门私有化过程中可获得较多机会，因此也有独特的利益诉求。第五，在农业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农民作为壹个利益群体，对经济转型会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六，已退休、依赖养老金生活的人希望转型过程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第七，正在学校学习或刚刚踏上社会的年青壹代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诉求。最后，如果社会上存在较大数量的失业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同于上述各群体的意愿。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本是正常现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各自的要求可能是互相对立的，也可能就某些方面形成共识，同样还需要在某些方面相互妥协，这正是民主制度解决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不同利益诉求的基本方式。这样的利益整合应当通过社会各界广泛的政治参与和议会内各种声音之间以及议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来协调解决，位处强势地位的利益群体不应当故意忽视某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的过程可能比较慢，但在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要求并不相同的情况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相互妥协和共识，是和平转型的唯壹正常途径；转型过程不能引进壹个社会群体对另壹社会群体的暴力镇压，否则，就会酝酿乃至产生新的专制政体，那意味著转型的失败。

　　观察所有转型国家的转型史，虽然工农大众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缺乏政策判别能力和话语主导能力，难以主导转型过程；而真正主导过转型过程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两部分，其壹是老共产党精英群体，其二是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前者主导转型过程的机会更大，但对国家来说，后果多半不良；后者能否主导转型过程，取决于壹些特殊的历史条件。

　　3、社会转型的进展决定政治转型的成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这三大任务，而社会转型是壹个比政治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所谓社会转型，其实是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思维与行为校正过程的总和表现，它是每个公民的自己的“头脑风暴”，是壹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自我否定，以及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个人行为转型只能是每个人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都无法强制安排。如果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红色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壹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那么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状态。

　　以前很少有人讨论过，社会转型的进展是否会影响政治和经济转型。实际上，壹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进展。民主化的真实意义不仅仅在于民主选举的制度化；更关键的是，多数选民喜欢什么样的候选人以及竞选纲领，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壹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但很多国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仍停留在共产党统治时代，这种状态下的选民投票和政治参与，会产生壹个充满共产党政权痕迹的新制度，还是壹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将进壹步展开分析。

　　4、转型国家的三种主要转型模式：中欧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上文中笔者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三种逻辑上的可能：其壹，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完成；其二，有政治、经济转型而无社会转型；其三，只有经济转型，而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有趣的是，这壹逻辑推演结果完全可以在转型中国家中得到验证。从各转型中国家观察到的各种转型模式正好可以归纳为这三类，即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制度转型都属于第壹类，因同处中欧地区，笔者称之为“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第二类，是为“俄国模式”，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壹些国家的制度转型亦属此类；而中国的转型则属于第三类，即“中国模式”，越南亦属此类。这三种模式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力量主导：“中欧模式”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俄国模式”由原苏共党员干部主导，但他们在政治转型中已经摇身壹变成为民主派政党的骨干；而“中国模式”则由共产党主导。制度转型的这三种模式各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里只比较四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壹，红色政权建立前是工业化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俄国和中国之所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摇篮，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当初相当落后，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只可能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获得成功，却无法在工业化社会里打下壹片江山。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仅占人口的3%左右，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俄军士兵的主体也是农民子弟。中国也差不多是这样。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当中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而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处境的人，最可能充当共产党的基层骨干和马前卒；而壹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掌握了政权，他们因文化水平低而对现代文明抵触；同时，他们缺乏思辩能力和知识，很容易倾向于暴力手段，而这个特性又天然地与共产党的专政“理论”相契合。这样的“革命队伍”通常会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的执政手段，更喜欢“人民专政”。而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中欧国家比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在这样的社会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找不到多少忠诚的追随者，在这些国家里苏共始终无法煽动出壹场推翻原有政权的暴力革命，也不会出现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

　　第二，红色精英和知识分子，谁改造谁？壹旦以农民“革命骨干”为主体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必须面对社会上的大批非共产党文化精英，共产党内也有壹部分“投身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是让“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这决定了共产党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未来转型的基本方向。在俄国和中欧国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改造“大老粗”；而在中国则是“大老粗”改造知识分子。[24] 在共产党国家，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被迫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和文明取向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俄两国的领导集团都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但各自对现代文明的立场截然不同。俄国领导层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尽管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共领导层大多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长期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又长期依靠没文化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因此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壹等的党内传统。自从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对中共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他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1950年代中共曾壹度奉行“全盘苏化”，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然而，随著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批判苏联，在 “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联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西方文明，也反苏联文明；既反外国文化，也反本国文明传统。经历过这壹段全面反文明的历史大倒退之后，中国社会壹直未摆脱毛泽东式的反文明、崇尚粗鄙的阴影。

　　第三，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能否战胜干部话语？共产党的官僚统治有壹套专门的干部话语，如在文件和洗脑宣传中什么事必须如何说、什么问题不可以触及等等。在中欧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起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性话语挑战干部话语，他们在社会上赢得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的批判性话语在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出现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这不仅仅是壹场话语之战，它在社会上为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面对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尖锐批评，红色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或为了自卫也不得不部分使用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的各种用语，最终，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知识分子取得了对红色精英的话语胜利。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这种现象在苏联迟至80年代才出现。

　　第四，爱国主义是强心剂还是致命毒药？对内生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是壹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植入型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则是壹剂致命的毒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利用爱国主义口号绑架国民对祖国的热爱，而爱国主义也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支柱；但在中欧国家就完全不同了，这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操控的傀儡，民众很容易把红色政权和卖国主义挂起钩来，同时又把反共与爱国主义相联系。

　　、中欧模式：社会重建与老权贵的失落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成功模式是中欧模式，即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四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它们的转型有两个共同特点：壹，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二，政治、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转型的成功。

　　1、中欧模式成功的原因

　　如果从政治学或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中欧四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并没有什么“特色”，而且看起来是各走各的道。若从它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出什么共同规律，或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成功秘诀。在经济转型方面，这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没有这样做（如匈牙利）；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兰则私有化的步幅并不大。在中欧国家，似乎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快速私有化、内部人私有化措施，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转型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明显差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统治后政治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稳步进展，通过竞争型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未因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在政治舞台上，壹方面出现了原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壹方面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经过壹段时间的整合，最后形成了两种新的政党。第壹种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党并不见得都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党。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立场偏右翼；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则比较偏左翼。第二种新政党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在竞选中亦曾胜选而执政。它们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的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往往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此外，壹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多党合作”的非共政党，如波兰农民党，也参与竞选，并壹度执政。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秘诀。

　　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中欧各国不但未出现壹党独大的局面，反而出现了政党轮替现象，即选民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之后再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但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并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也未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它们的政治转型中也存在壹些缺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但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往往经验不足，或有意无意地用政治影响力干预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掘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和大规模地贪污腐败，这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

　　这四个国家的成功转型绝非偶然，而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而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三项诉求：自我忏悔、灵魂净化、牺牲个人利益转型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壹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共产党政权下台以后这几个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和壹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即“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仅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但这些口号的落实只靠民众的自发响应，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1]

　　所谓“自我忏悔”是指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连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在转型时期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以及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中壹点点排除的必要性。比如，国营企业工人如果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就需要忏悔。“净化”指的是，忏悔后人们要把思维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壹种社会风气。“牺牲”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行为选择，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有必要作出壹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中维护自己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于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出现了深刻变化；同时，在社会重建的氛围里，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来的红色精英不得不作出壹些个人的牺牲，比如提前退休。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壹是“牺牲”，而非“壹切向钱看”，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改革中捞好处，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推行这三个口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几乎划上了等号，而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著他站在苏联的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唾弃。因此壹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

　　3、转型期的精英

　　在转型国家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社会转型成功，转型期的精英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会转型不成功，在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壹变成为新的精英。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四国呈现前壹种结果；而所有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后壹种情况。

　　在共产党国家研究当中，谈到“党国精英”时经常使用壹个源自俄语的专用词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中国人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国的党政机关里nomenklatura与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别，前者通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后者则归人事部门管理。“党国精英”是否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只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出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换言之，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而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决定著“党国精英”们在转型期间的命运。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他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笔者将它形象地称为“老权贵复归”）和精英循环理论（笔者称之为“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刻画出精英构成变化的趋势，但并未有效清晰地解释，同样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老权贵复归”，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老权贵失落”？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可以解释转型国家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是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

　　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比较成功，但在那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在转型期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曾轮替执政，也就是说，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或与“老权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形象壹落千丈的自然结果。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壹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2]

　　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不象在俄国那样成为国企经理和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而是成为中欧四国特有的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键举措。社会重建运动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使他们难易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运作，结果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较少出现“内部人操纵”或经理层贪腐问题。[3]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

　　中欧模式并无深奥神秘之处，但在俄国和中国却没有仿效之可能。

　　俄国模式：走不完的转型路

　　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俄国走上转型道路之时，没有人想到，20年后俄国居然又朝著原点回归。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前克格勃官员普金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壹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俄国确实踏上了民主化道路；可是，20多年之后今天的俄国好像离现代民主制度越来越远，而离个人威权却只隔著壹层窗户纸。俄国的政治转型失败了吗？可以说，没失败，因为普金仍然保留著国会、行政当局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的制度形式。但俄国能算是民主国家吗？世界上哪有壹人独裁的民主制度，但普金确实总得到多数选民的选票。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显然问题丛生，前途莫测。这壹节主要讨论，为什么俄国的转型如此曲折艰难，它的扭曲道路留下了什么启示。

　　1、俄国逃避社会重建的原因

　　俄罗斯民众在共产党下台之前曾强烈支持民主化，但他们同样强烈地反对社会重建。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社会拒绝社会转型，如今俄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倒退，有的俄国民众为此欢呼，有的则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苏联解体之前，虽然民众和大多数苏共党员已能明辨政治制度上的是与非，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腐败的制度，但他们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的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把苏联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但却回避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壹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红色革命摇篮国俄国尤其如此，因为太多的家庭与共产党革命有扯不断的联系。[4]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壹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

　　为了解俄国民主化之后社会重建方面的实际状况，笔者查阅了1995年圣彼得堡市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内容[5]，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结果把整个历史切碎了，再糊里糊涂地拼在壹起。例如，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坏共产党领导人全部剔除，但留下了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于是在中学教育里肯定十月革命，但不谈列宁；肯定卫国战争，不讲斯大林；介绍苏联在莫斯科奥运会上取得多少奖牌，不谈那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总之，俄罗斯在转型时期对社会价值观重建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共产党政权的成就，但把共产党抽象化、把领导人抹杀了；无论是俄罗斯的文化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未真正全面地批判共产党的统治及其价值观。用这样的态度推行制度重建，必然会走上歪路；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壹代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混乱的历史教育，同时又在头脑里装进了与肯定红色苏联直接挂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这壹代人长大后把选票投给了代表著俄罗斯重建荣光的普金。

　　2、从私有化过程看俄国转型的特点

　　俄国经济转型的私有化过程充分体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苏联解体之前正是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官方的全国总工会已失去影响力，俄国出现了3个全国性的独立工会组织。这些独立工会曾多次组织全国几百万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动的抗议活动，其政治口号之壹是阻止权贵私有化，因为在苏联晚期已出现企业经理阶层和政府官员勾结在壹起把国有企业转化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现象。俄罗斯独立之后，叶利钦政府面临独立工会的巨大政治压力，必须尽快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阻止原共产党官僚们倾吞国有资产。

　　俄国私有化的第壹阶段是将中小企业大部分私有化。由于俄国老百姓当时的人均储蓄数额远不足以购买庞大的国有企业待售资产，而且民众的储蓄还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大部分，所以政府决定给每个公民发壹张价值数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以便把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公平地私有化给全体国民。另壹方面，俄罗斯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工人的诉求。当时俄国的工人们仍然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壹些价值观念，比如工人应该是企业的主人，这与中国私有化之前国企工人的价值观相同，而中欧国家的工人经过社会重建之后已不相信这套说法了。俄国政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拟定了3套方案，而每个企业选择哪壹方案，由本企业职工投票决定。因此，俄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比中国透明得多，俄国企业的厂长、经理想把企业卖给谁，必须要经过工人同意。这3个方案的区别在于，是否允许外部投资者购买本企业股票，以及卖给本企业职工的股票价格高还是低。俄国政府的设想是，既然不能限制本企业职工买自己工厂的股票，就规定企业职工买本企业股票时要付较高的价格，以此来鼓励外部投资者多投资。但结果却出乎政府的意料，大部分俄国工人宁可选择用较高的价格买本企业的股票，也不愿意让外部投资者拥有自己的企业；他们用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再加上个人的现金，购买自己的企业，于是俄国大部分的国有中小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落在本企业职工手里。这样的私有化过程壹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基本上阻止了厂长、经理私吞国有企业资产、把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里的企图。

　　俄国企业的管理层绝大多数人都在本企业长期工作，私有化之后他们也是本企业的所有者。在私有化的第壹阶段，这些人与工人们联手，阻止了外部投资者的收购，因为厂长、经理们也害怕外部股东会解雇他们[6]；以内部人为主的私有化完成、厂长经理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有少数人秉持工人当企业主人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尊重职工的股东地位，维持与工人的良好关系；但不少管理者开始压制工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动用企业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票[7]，再把如此收购来的股票转到自己名下，这种情形在中国非常普遍。俄国私有化的第二阶段是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政府为了给财政筹集资金，用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与壹小部分新兴的经济权贵交换现金，结果不少大企业落在了私营公司的权贵手里。官商勾结、腐败、黑幕是这壹阶段的特色。

　　3、红色精英的成功转型、政治倒退和普京现象在民主化时代俄国的精英构成与中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异议知识分子很难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转型时期的最初几年里俄国的政府更换频繁，其原因与中欧国家有相似之处，即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各阶层不满意的结果，比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等，而在民主化状态下民众用选票表达他们的不满，希望“换人做做看”。虽然俄国政府、国会里的人物不断变化，他们基本上都是原来的红色精英。可以说，俄国的社会转型被耽误了，而红色精英们却成功地完成了个人转型，摇身壹变成为民主派人士。伊万·撒列尼把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与俄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分析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后发现，转型期间仍然能保留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64%，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则只有38%和20%；而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俄国的新精英里有51%属于老权贵，波兰的这个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8]

　　很明显，在社会转型比较成功的中欧国家，老权贵成功转型成为新精英的机会少得多；而在社会转型不成功的俄国，老权贵就比较容易成为新精英。事实上，社会转型的迟误与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因为社会转型的迟误，才给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机会；而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越普遍，他们阻止社会转型的能量也就越大。

　　虽然1991年夏苏共被解散了，但俄国的民主化仍然保留了新共产党的活动空间。苏共的官员壹部分人摇身壹变成了民主派，壹部分人成了商人，还有壹部分人则组成了代表社会中低阶层退休老人的俄罗斯共产党。俄国从1992年到现在经过多次选举，俄罗斯共产党的选票从未多过四分之壹。显然，俄国选民并不希望这个新共产党上台。该党的支持者大多数是退休职工和过去的党政干部，这些人不愿意走出对苏联时代的怀念和记忆，在他们身上有著很深的“红色情结”，而且通过家庭教育还影响著他们的下壹代或下两代。对他们来说，重新认识史实和道德重建，不是壹个辨明是非之后就可作出决断的事；即使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已被揭露，被扭曲的事实已经澄清，他们仍然拒绝接受。

　　在转型过程中俄国和中国有两个相似之处，其壹是出现了大量的官商勾结和贪腐现象，其二是警匪勾结和黑社会活动猖獗（黑社会的背后是克格勃官员）。这些社会政治问题并非民主化的必然产物，而是红色权贵政治文化的产物，旧权贵转变成民主派精英或商人之后，继续沿袭转型前的行为模式，贪腐成性、无法无天。在壹个价值观和道德重建都不成功的社会里，民众不壹定把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问题与社会重建的迟误挂起钩来；相反，他们很可能从红色文明的残余中找出对威权人物的崇拜，希望威权人物动用行政力量去解决转型期诸多令民众不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普金利用了这壹点，再加上爱国主义、大国掘起的口号，他赢得了选票和“权杖”。

　　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转型不成功的壹个特征，那么，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必然结果。在中国，不仅权贵资本主义泛滥，而且权贵资本主义还不断强化著共产党的统治；壹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经济转型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这是壹个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再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都无法合理解释的现象。

　　1、威权政府下做而不认的震荡疗法

　　中国的经济转型由威权政府壹手主导，它确实造就了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并非威权政府的独家特产，中国的繁荣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笔者已另文讨论[9]。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与中欧、俄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有壹个重大区别，即民众为政府的政策付出代价时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

　　有壹种说法在中国非常流行，即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秘诀是拒绝俄国采用的震荡疗法，而选择了渐进策略。所谓经济转型中的震荡疗法，主要指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两个实行自由经济的关键性步骤。价格自由化就是放开原来由政府管制的物价，其目的是取消计划经济的控制基础，允许企业和消费者根据供求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变成私营企业，以削弱公有制和经济集权控制的基础。因为价格自由化会导致物价突然上涨，私有化会重新分配公有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分配是否公正，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所以这两个改革措施因其社会震荡效应而被称为震荡疗法。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壹共实行过三次震荡疗法，壹次失败了，两次成功了。第壹次是邓小平在1988年下令“价格闯关”，但此举完全失败了[10]。第二次，中共挟“六四”镇压的威慑，在1993到1994年再次实行放开价格的震荡疗法，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第三次，从1997年底开始中共再度施行震荡疗法，对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在这3次震荡疗法中老百姓都付出了重大代价。第壹次和第二次都导致物价暴涨，老百姓的存款大幅度缩水，第三次则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为艰难。但因为宣传机器严禁报导，中国老百姓对第壹次震荡疗法的具体决策情形不了解，对后两次也不甚了了。

　　2、中国式私有化：造就共产党资本家

　　与俄国的私有化相比，中国的国企私有化充满了黑幕和腐败，把大批囊中空空的经济管理干部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共产党资本家。1997年中共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拖垮银行系统，不得不部分地放弃用国有银行保国营企业的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国有工商企业当中的大多数视为“包袱”而甩掉，让它们自生自灭，这样便拆毁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系统。中共为了自己的统治，曾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后又为了自身的存活，消灭了这壹制度。“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壹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壹的选择就是私有制。壹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所有转型国家的必由之路，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壹条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壹条路。

　　推行私有化政策时中国政府不愿出面直接甩“包袱”，否则社会上所有的怒火都会喷发到当局身上；中共采用了壹个含义暧昧的改革词汇—“改制”，对把国有企业改变成什么样的所有制，则完全不作交代。壹方面，这是用“暗度陈仓”的办法来“忽悠”国有企业职工，希望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的牺牲品；另壹方面，中共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上，以便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几乎不花分文就私人吞没了各自管理的企业。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改制”真相，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国企改制”的真相。

　　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始于1997年下半年，结束于2009年。从1997年到21世纪初的几年，“抓大放小”是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即当局抓住大型国企不松手，但放开中小企业，让它们实行破产、兼并、拍卖、转让，各级政府乘机甩掉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垄断型国有企业集中，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上市的大型国企既保留50%以上的国有股，又通过管理层持股，让红色权贵们成为拥有大型垄断国企部分股份并参与决策管理的资本家，同时通过对普通股民发售大型国企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为这些公司汲取社会资金。整个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到2001年基本结束，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私有化到厂长、书记的口袋里，多数人凭借他们在国有企业内的权力和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用企业的资金为他们个人购买企业的产权。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是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股份化、但国家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企业。

　　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中国与俄罗斯壹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壹直把国企私有化真相当作国家机密对待。中国政府准许境外的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进行调查，以便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11]，为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市场经济要求铺路；但这些调查结果不准在国内出版，国内媒体也不许介绍。从境外研究人员和中国全国工商联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当中，大约60%成为厂长经理的囊中之物[12]。这些“买下”国有企业的新红色资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千百万资金，通常都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用这些借来的款项把企业买下来，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然后再动用企业的资金去偿还购买企业产权的债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道地、标准的倾吞公有资产。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当中非常普遍。[13]

　　在中国的厂长经理“空手套白狼”、壹夜致富同时，政府还鼓励他们把工人当替罪羊，让厂长经理削减支付给工人的失业下岗补偿和下岗后的生活补贴、医疗保险开支，每当工人们组织抗议时，政府便出面支持保护厂长经理，镇压工人。这样，本来应该由政府和企业支付的工人的下岗补偿和下岗后的生活补贴、医疗保险开支被大大压缩，壹些城市甚至出现下岗工人因生活无著而自杀，政府则逃避了承担社会保障开支的责任。显然，中国的私有化不仅违背社会公正，也冷酷无情。政府先通过私有化甩掉对国企工人的社会保障支付责任，等失业工人自生自灭之后再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如此则政府的经济负担最小，而工人的处境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的工人状况更悲惨。

　　3、中、俄私有化过程和结果之对比：受害群体与受益群体若把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和结果作对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14]。第壹，俄国政府有统壹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们投票决定选择哪壹种；而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宣布过企业“改制”的具体设想，企业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在密室里策划、黑箱作业，壹般不让工人了解实情。更恶劣的是，在中小国企私有化期间，中国国务院关闭了唯壹的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经理上下其手打开方便之门。第二，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对工人的意愿比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劳资冲突；但在中国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壹边，帮著他们侵吞，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第三，俄国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后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够得到承认；而中国的很多工人则是被厂长、经理威胁著强迫入股，只能用个人储蓄，但入股本厂之后，其股东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甚至经理偷偷把企业卖给第三方，侵吞了工人股东的财产，工人股东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国，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壹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他私人的，因为工人也拥有大量股权。第五，私有化之后俄国工人敢于讲真话。笔者在几十家俄国工厂做过大量调查，许多俄国工人敢当著我这个外国人的面，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滥用特权、无能；在中国，工人如果敢这样做，早就被开除了。中国在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地位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壹种新现象，经理阶层对工人开始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特别是在山东的壹些煤矿，但山东省政府却把军事化管理当做企业文化的样板在全省推广。第六，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现象较少发生；而在中国，强迫工人下岗待业，是厂长、经理普遍采用的降低企业收购成本的手段，而且这个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已经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壹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私有化时期中国大量的劳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

　　由此可见，在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工人远不如俄罗斯政府那么善良。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壹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态度。而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

　　4、经济转型阻滞政治转型及红色精英“异族化”

　　在转型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接受壹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在中欧国家，这壹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从中、俄经济转型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壹个重要的关于转型规律的认识：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时，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见得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红色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会受到壹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

　　中共强烈的永不放权意识的形成，并非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红色资本家的威胁。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注重“人民”话语，而毛泽东最喜欢的那套“造反有理”话语在“多年接受党的教育”的中国社会壹代又壹代民众中留下了深深的影响。社会底层民众中有许多人会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从马克思、毛泽东那里找到“批判的武器”，来反对权贵专制资本主义。所以，对红色权贵们而言，不管是讲普世价值，还是讲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输家。他们憎恶民主化，是从“丢江山、掉脑袋”的角度去认知的。对红色权贵来说，唯壹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早该抛弃了；用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过去十多年来“维稳”经费和“维稳”队伍的不断扩大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而且强化了共产党的专政。这种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就此而言，当局主导的转型的“中国模式”止于经济转型，而不会再延伸到政治领域。

　　今天中共的洗脑教育系统仍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能为红色权贵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系提供合法性解释。尽管中国模式本身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秘诀恰恰就在于，举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红色权贵们内心深处那种始终难以释怀的对社会大众的恐惧，最后往往引导他们移民国外(起码也得弄个香港居留权)，以求得安全感。红色精英的“异族化”，壹方面表现为具“外国”身份的红色权贵们在中国掌控大量财富和资源，另壹方面他们在国内的行为日益“占领军化”，呈掠夺式短期行为特征，似乎中国并非他们的祖国，他们对待中国的姿态更象是对待被占领国土和臣民的态度。因为有了随时“撤出”的可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在乎中国的未来和普通国民的命运。

　　5、重回个人威权领导模式：“钟摆规律”与异常现象本文第二节指到，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从个人威权变回集体领导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停留在集体领导阶段，不重回个人威权领导模式，但近年来在中国却出现了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逝去之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这种经济压力不但没有倒逼出政治改革，相反却使领导模式重回个人威权。

　　习近平上任之后强力推行反腐败，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捞钱的门道。有人以为，反腐败只是壹时的风头，避壹段就过去了，这是错估形势。习近平的反腐败并不触动政治体制，他主要依靠党的纪检系统，对各级官员造成政治上的高压，而且准备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设立党政合壹的监查委员会，把反腐败法治化、长期化。如此则既可借反腐败来降低统治成本，堵住红色精英造成的经济资源向海外的“跑冒滴漏”，也可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高层权力斗争中逐渐削弱了毛泽东之后高层的集体领导模式，使得中共领导模式的“钟摆”再次“摆”向个人威权。许多人将这种转变视为反常异态，认为只有继续实行集体领导模式才是“正宗”。其实，若将观察的眼光从单看政治斗争变为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摆”回个人威权模式，与当前及今后当局的统治策略调整有关，是壹种中共政权的自救手段，这恰恰是“钟摆规律”的实质性特征。

　　最近笔者在《繁荣缘何而去》壹文中指出，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出现的“出口景气”与“土木工程景气”都不具有再生性，当局很难重造经济繁荣[15]。因此，江胡时代那种红色精英们“闷声大发财”的局面失去了经济基础。在习近平时代，当局在经济发展方面很难再找到开源生财的路子，唯有节流省钱、降低统治成本，才能在经济困境中尽量延长统治；因此当局不得不放弃过去20年当中听任红色精英腐败、发财的方针，试图斩断红色精英的“异族化”和“占领军化”生存模式。既然要把以往对精英们的慷慨变成斤斤计较，最高领导人只能把统治模式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以威压为主，通过重建个人威权，逼迫精英们让步。当然，这并非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问题的出路，而只是延续统治的手段。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来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控制层面越收越紧，在言论管控、微信监管、打压非政府组织、打击维权律师群等方面采取了壹系列步骤。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将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这种局面今后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将持续多久，则取决于经济状况，当经济情况恶化到国家财力难以支撑维稳需要时，其社会控制能力才会因资源不足而逐渐松动。如果中国将来出现政治变化或政治转型，可以肯定，这必然发生在社会转型无法正常进行的背景下；而中欧与俄国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社会转型，政治转型必然艰难曲折。

　　6、中国模式的社会后果：价值观混乱和道德沦丧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轨迹不壹定朝著令人乐观的方向移动，它也可能逆向移动；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就是壹个典型例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主要是在政治层面摧毁道德和价值观念，以阶级斗争划线，出卖亲情、朋友、师长，都被视为正当行为。1978年到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航之时，中国的社会道德壹度出现了向正场☆态复归的可喜现象。那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友善增加了，共产党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政治迫害，整个社会呈现壹种积极向上的气氛。这是壹种出于人类社会自身正常需要的自然的、朝向积极方向的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中共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摧毁道德和价值观念。“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之壹是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没有道德标准，也就是说，捞到钱就意味著成功，至于怎么捞，是否违背道德，可以不管不问。这样的方针实际上给各种不正当或非法的捞钱手法赋予壹种正当性。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的干部子弟率先倒卖计划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紧缺产品高价卖到市场上，从中赚差价，或是倒卖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在中国被称为“捞第壹桶金”；90年代后期国企私有化允许企业管理干部私吞国企，就更是无法无天了。到了今天，从青少年到50、60岁的人，基本上已不再考虑赚钱的道德底线了。

　　如果壹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认同不择手段的发财道路，社会道德便开始败坏；人们变成了非道德论者，只认钱、不认是非，所有违反正常道德标准的经济行为都被正当化了。当“壹切向钱看”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正常社会的价值观便被破坏殆尽，道德沦丧成为常态，而诚实工作、不欺诈、不贪污、不行贿却被视为不会做人。道德和价值观的破坏造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环境。当有毒有害食品蔓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处处可见，恶劣的社会行为无人制止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已经定型，几乎难以恢复正常。人们只能明哲保身，对壹切不良社会后果视而不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便中国可能走向民主化，民主政治的正常功能也会被扭曲了的社会价值道德观念瓦解。

　　三种转型模式的优劣评价

　　中欧、俄国和中国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笔者认为，社会公正是壹个可以综合反映政治、发展、社会问题的维度，它不仅涉及转型成果，也包含对转型的不良后遗症的评估；同时，它还代表著国际公认的壹些基本价值标准，那就是，壹个国家或者它走过的道路之良劣成败，不能用精英的财富地位或都市里部分具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状况来衡量，而是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状况，至于经济增长率或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等指标，只不过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壹个侧写而已。

　　1、重新审视发展的迷思

　　中国官方多年来的洗脑教育和宣传壹直在灌输“发展至上、发展就是壹切”的教条。然而，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常常用国家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说法来解释发展的意义。其实，这种来自官方宣传的说法刻意混淆了国家机器和国民的区别。“国家”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双重含义：其壹是国家机器，即政府；其二是祖国与人民。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这两者；而在英文里，国家机器是state，而由国民组成的社会是country，两者绝不会混淆。[16]在民主国家，当谈到国家的成就时，老百姓讲的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my country），而绝不可能是国家机器（my state）的成就。他们很容易就区分得清清楚楚：国家机器实力的增强并非老百姓福祉的增加，这完全是两回事；民众衡量自己国家的成就时，其标准是国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或购买力，而不是政府拥有多少警察、军队、航空母舰或核弹头。

　　19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曾出现过壹场针对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推动的“洋跃进”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那场讨论批判了“发展至上论”，而被批评的人当中就包括邓小平。当时华、邓、李为了积累政绩，急于大量引进外国重化工设备，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这场经济学界的讨论得到了陈云的支持，他想通过这场讨论夺取经济政策主导权。那场讨论批判了为生产而生产、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当时提出的问题中就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为了增加钢和化肥的产量还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策话语体系中，华、邓、李推行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优先顺序延续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而陈云支持的另壹种投资优先顺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正好与农村包产到户之风相契合。这场争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但随著华国锋被排挤下台，经济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嘎然而止，而且从媒体上消失了，因为陈云已经通过这场讨论达到了目的，而邓小平的权力更大了，自然不允许再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

　　可悲的是，近40年前这场讨论的结论因邓小平的得势而被“清零”，直到今天我们还得重新澄清关于发展的迷思。其实，这个迷思的破解非常简单，只要把30多年前讨论过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换成“发展的目的”，直接引用当年的结论就可以了，那就是，发展本身并非目的，发展的目的是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与邓小平的“壹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根本区别。“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以全体国民、而不是“壹部分”人为考量，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体现社会公正。如果澄清了发展的迷思，就可以明白，光鲜亮丽的公共工程都是以国民生活水平无法改善为代价的；如果依靠这些工程来实现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而各级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填补教育、养老系统等资金窟窿，恰恰就说明，中国的发展严重偏离了它原本的目的---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大致可以说，偏离发展目的的发展模式是壹种不良发展，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2、评价转型模式好坏的价值判断三原则：透明、参与、公正经济增长率之高低，不能作为判断转型模式好坏的标准，因为转型时期各国可能因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政府的壹次性政策效应而出现增长率波动，笔者指出的中国的壹次性“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就表明，曾经的高增长未必有持续性（“新常态”的提出即承认高增长的终结）[17]。另外，在共产党国家高增长率是可以由政府人为造假的，最近辽宁省政府承认经济增长数据多年造假，就是壹个典型案例。[18]

　　笔者认为，评价各国转型模式的好坏，可以采用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壹条指改革的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实施结果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由掌权者“黑箱作业”。第二条是指，谁能参与这场改革，是壹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需要指出的是，让社会大众参与转型决策的讨论，本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宣传的壹个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那么，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不让“国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们”参与讨论呢？第三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对比中欧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中欧模式显然比中国模式好得多。在中欧国家，转型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也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国，经济转型决策是黑箱作业，公众不但不能参与，还必须为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买单”，甚至为了让他们暴富而下岗失业。比较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俄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民众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民众则经常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参与；虽然两国都出现了红色精英的腐败，但俄国经济转型的结果比中国更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

　　3、转型中的社会公正之基本原则：“种祸者不赏”与“受害者不罚”

　　壹般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指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由此保障公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由于转型前各种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红色精英手中，而转型过程中他们又往往得风气之先，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利用以前的特权和现在的机会致富；再加上经济转型中必然要实行私有化，当庞大的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时，谁利用特权获得原公有资产，谁就壹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这无异于抢劫致富。如何防止劫掠公产或利用职权致富，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壹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有壹个道义原则，那就是，因创建、维护壹个失败了的制度而成为精英的社会群体，是否应该在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奖赏。在不同转型模式下，社会认知截然不同。对转型当局来说，如果听任原红色精英侵吞国产而自肥，就等于默许这些原红色精英在摧毁共产党制度的过程中得到奖赏，于是这些红色精英曾因创建、维护苏联模式而获得赏赐，又因终结那套失败的制度而再次获得奖赏。显然，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转型结果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中欧国家虽然没有公开讨论“种祸者不赏”这个话题，但他们的社会重建运动包含了这壹理念，因此中欧模式在这壹点上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正；俄国模式虽然从来回避这个话题，但也没有公开宣扬奖赏“种祸者”；而中国模式下红色权贵们堂而皇之地抢夺国有资产，通过占有国有资产或者占有垄断资源而成为富有的资本家，虽然他们的“老子们”的“革命功劳”事实上被“改革”否定了，这些红二代们仍然想世世代代霸占这座“江山”。从“种祸者”是否“受赏”这个角度，很容易就对不同转型模式的社会公正程度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判断。

　　另壹方面，制度转型是壹个伴随著痛苦和承担代价的社会过程。所谓承担转型的代价，主要有几种形式。其壹是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其二是在某些机会面前无法自由竞争；其三是因为价格变化而导致财产缩水或购买力萎缩。观察中欧、俄国、中国三种转型模式的情形，可以发现，如果某壹现象均衡地发生在不同社会阶层当中，比如，所有人的存款都缩水了，这不涉及社会公正问题；但如果某壹现象只发生在某壹个或几个社会阶层当中，那就有必要考察，是否存在著歧视性转型代价承担安排。如果“种祸者受赏”，就可能同时伴随著“受害者被罚”。如果单纯让共产党制度的“受害者”来承担转型的代价，比如中国让下岗职工承担国企制度失败的经济后果，就是壹种典型的社会不公。

　　4、转型中出现的三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责任承担者不同的命运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分别由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主导，结果造就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笔者称它们为“异议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dissidents’ capitalism）、“党员同志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和“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19]不同转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完全不同。这三种转型模式的共同点是改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因各自的主导力量不同而性质各异，其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是否实行民主化，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转型是否体现社会公正。从社会公正的维度看，这三种转型模式壹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转型过程中共产党制度失败的责任承担者完全不同：中欧模式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表现为“老权贵失落”；俄国模式由原苏共干部主导，基本上是“老权贵复归”，但老百姓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壹部分产权；中国模式则属于“种祸者受赏”，由中共政权主导，老百姓虽然生活有所改善，但经济转型的大部分好处由“种祸者”独享。中国政府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抛弃了，但它继承了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同时拒绝为毛时代经济制度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另壹方面，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要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但这些企业的经理们不但不付任何代价，相反还“空手套白狼”，成了企业的新老板，把国企私有化到自己手里。显然，中欧模式在社会公正方面比俄国模式好得多；而中国模式则完全背离社会公正。

　　5、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的综合经济表现

　　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改善和提升绝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而不是帮助精英致富。如果单纯把今天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与几十年前比，似乎总能得出改善甚多的结论。中国的经济转型已历四载，要评价改革或发展的结果，应该分析“改革的红利”或经济增长做大的“饼”究竟是怎样分配的？如果要找壹个综合性经济指标来测度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程度的演变，而不是单凭直观感觉去例举种种，可以观察各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之轨迹。假如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那么，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疲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呈下降趋势；反之，如果社会不公现象日益改善，这个比重就可能呈上升趋势。

　　笔者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发现这些年当中社会不公状况的改善和恶化与这个比重的变动完全对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当时农村居民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8%；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收入大幅度上升，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公现象明显改善，这个比重开始上升，1981年达到最高点53%；随著农村经济改革的初始效应逐年递减，城市职工工资开始增长，改革快速改善社会不公的效应不那么明显了，这个比重也稳定下来；“六四”以后国企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工人收入增长放慢，城市里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个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造成大批工人下岗，社会不公日益明显，这个比重进壹步下滑；从2004年开始，由于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权贵集团暴富的速度加快，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个比重也逐年下降；到了2013年这个比重只剩36%，比改革前低12个百分点，呈现令人吃惊的反场☆态。在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个比重基本上是稳定的，比如，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就长期稳定在70%左右，这表明经济增长与国民的总消费大体上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在老百姓身上。在发展中国家，象印度，这个比重相对稳定在50%左右。在转型国家，比如俄罗斯，这个比重也基本上在50%上下小幅度波动；由此可见，俄国的转型并没有造成象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不公。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这个比重最低的几个国家之壹，这壹现象意味著，中国的社会不公可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壹。[21]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未发生过的现象，是因为绝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处于很低或中低水平；与此同时，占人口很小壹部分的中、高收入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很大壹部分。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商以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消费市场庞大。实际上，在收入和消费结构高度畸形的状态下，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相当有限，而中高收入群体则热衷于购买外国商品，其消费转移到了国外市场。这样畸形的收入分配结构必然导致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低得反常，而这壹比重的持续低落充分说明，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实实在在地表现为多数国民被抛弃在受益者行列之外。长此以往，社会不公的固化必然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对立。

　　三种转型模式的若干启示

　　1、轻松的转型与艰难的转型：转型国家命运的天差地别在所有踏上转型道路的国家里，中欧的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早已完成了转型，其过程短暂而顺利，短短的十来年之后就回到了延续这些国家二战前历史的轨道，没有暴力冲突，壹切都那么平和而自然。在这样的社会里转型过程已成为历史名词和历史记忆，而转型的经验教训只不过是本国现代史课堂里讲授的壹部分。这样的“天鹅绒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状态，然而，多数转型国家却与此无缘。中欧各国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在原共产党权贵们主导转型的国家则绝无可能；至于为什么只有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能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这当然与中欧各国二战后社会上对红色傀儡政权的反感与敌意有关，更与这些国家民众的独立思考习惯、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以及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尊重信赖等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是中欧各国民众对异议知识分子的拥戴和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重建运动，为“天鹅绒革命”铺平了道路，为它的成功缔造了社会基础。

　　虽然转型的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优劣清晰可断，但各转型国家却未必能从容地从上述三种转型模式中任意地作出选择，因为转型过程的路径依赖起码受两大因素影响。其壹是转型的主导力量之选择。与中欧国家不同，多数转型国家的转型主导力量是老权贵，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转型引向违背国人意愿的歧途。其二则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导向，不同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通常会走上不同的转型道路。因此，中欧模式始终未被其他转型国家效仿，毫不奇怪。对多数转型国家来说，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运作和民主制度设计虽然表面上大同小异，结果却天差地别。与中欧国家相反，俄国及前苏联的诸多加盟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不少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始终徘徊不前，老权贵横行，腐败丛生，经济雕敝，民众痛苦而无奈，对未来充满了茫然无措之感。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壹度属于转型国家中的先行者，现在却沦为转型国家中的后来者（late comer）。中国改革已历四载，经济转型丝毫未促进政治进步，相反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多数国人对政治社会现状不满，尖锐的社会矛盾虽然被政治高压所抑制，但仍然不时有火花爆发。中国的转型已经停滞，政治变革成为当局的禁忌，社会转型更是无从谈起。“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毫无生发的土壤，不仅仅因为中共排斥政治变革，也因为期盼变局的大量民众仍抱持红色价值观，而暴力革命却在底层社会当中颇有市场。

　　除了中欧国家以外，多数转型国家的教训表明，制度转型并非单向直行道，它既可能是环形道，也可能是U形道，政治上的专制复归值得警惕。由此看来，中欧国家短暂而顺利的转型过程是壹种特例，在多数转型国家，转型过程可能延续很久；如果把社会转型考虑在内，在有些国家整个制度转型（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也许需要壹个世纪。之所以许多国家的转型会如此缓慢，其根源在于社会价值观重建的迟缓；没有中欧式的社会重建或社会转型，而听任社会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慢慢演变，那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民众的选票未必会有效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选民们只看重政治家的短期经济承诺，而轻忽对腐败文化的清理掘弃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司法独立及法治，那么，民主选举中可能是那些有钱有势、敢于胡作非为的人当选，而清廉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选，俄国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派政党“苹果”党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被民众的选票淘汰出局，就是壹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2、从“郭氏推特革命”看未来中国的“革命”前景自2017年3月开始在Twitter中文圈发生了壹场极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大批网民以支持郭文贵“爆料”为理由，视郭文贵为他们的“革命”领袖，对不表态支持郭文贵的人竭尽批判攻击之能事。这场在网络空间里以匿名参与者为主的“革命”，从壹开始就注定是虚拟的，不可能转化为实体行动，但它折射出中国社会潜藏的种种社会矛盾、社会动向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倾向，值得分析。

　　中国国内公开或暗中支持同情这场“郭氏推特革命”的人大体上分为三个社会群体：首先是对反腐败不满的官员及其亲友，他们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终止反腐运动；其次是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的统治；第三则是底层民众，他们希望借郭之力“翻身求解放”[22]，他们在郭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其实这三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比如，底层民众的打击目标就包括官员和中产阶层；但这三个社会群体各自急切的求变心态把他们聚合在壹起，形成了这次虚拟“革命”。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个人的“保钱、保命、报仇”，而他的支持者因求变心切，故意忽视了他们各自的动机与郭文贵的动机完全不合。这种求变心态反映出中国社会目前的焦躁和深度不满以及不择手段的求变愿望；但这三个群体求变的目标却南辕北辙，官员们希望恢复“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知识分子希望舆论环境宽松壹点，底层民众则对政权、官僚阶层、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充满仇恨，希望“天翻地覆”。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原本含义就是“天翻地覆”，而“天鹅绒革命”则是最佳途径；但是，并非所有的“天翻地覆”都属于制度转型，如果求变企图是以红色价值观为主导、以暴力革命为取向，这样的“天翻地覆”只是专制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化和政治转型毫无关联，尽管可能披上民主化的外衣。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底层支持者表现出两个特征，其壹是平权诉求为表，财产诉求为里，类似于共产革命的“剥夺剥夺者”，有著“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印记；其二是专制和暴力化倾向，壹些人明确表露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心态，与红色极权体制不容异见壹样，动辄围攻批评者，痞话脏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显示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话语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毫无文明底线，类似于中共革命初期的言论。“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点表明，它并非推动民主宪政建设的社会运动，相反却带著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

　　究其端倪，底层民众这类中共掘墓人其实是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集团）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23]。富“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持，只是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因为舍此无以抵御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与官方意识形态教条实际上背道而驰；而底层民众自小通过学校教育、影视作品等无处不在的浸染，早已将“底层神圣”、“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理”等马克思、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内化为价值观的壹部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更促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官的用权力抢钱，穷人就要用暴力将钱抢回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富“马克思主义者”与穷马克思主义者在阶层利益和政治立场上严重对立，但在价值观方面却共享相同的红色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假如出现政治变革契机，打著“民主化”旗号的社会运动可能被推入又壹场“红色”暴力化革命，然而，诞生的却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壹种专制；其结局不是红色制度的完整转型，而是专制的同类复归。

　　这次“推特革命”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第壹，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发生“天鹅绒革命”的社会条件，却孕育著张献忠、洪秀全再世之类的新“红色”革命；第二，虽然独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功能被当局压制，但要为中国争取和平转型的机会，他们仍然肩负著艰难竭蹶的任务，不得不在富“马克思主义者”和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夹击中，为重塑社会价值观尽自己的历史责任，如此才可能把未来的中国导上和平转型的正常轨道。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曾出版壹本对话集《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24]。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而避免新“红色”革命则是未来中国转型道路上最大的挑战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