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湾网友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我们军人不喜欢把内部的事情摊出来讲，怕打击士气；但打不了仗的八旗军，空有士气也没什麽用，把问题讲出来，至少还知道该怎麽改善。我也不怕会洩漏什麽内部祕密，毕竟最大的祕密就是“内部壹无所有”。

心战：现代国家的主战场
壹般人以为“心战”根本不重要，以为这是飞弹和按钮主宰壹切的时代。实际上，心理作战才是当代国与国间极少数“可以打”而且“有价值”的战场──妳不能随随便便把飞弹打出去，但假新闻可以想发就发，壹则假新闻对国家的破坏力可能比壹枚飞弹还大。近期因为关西机场事件的缘故，部分国人终于开始注意到了当代心理作战的威力。

在现代世界，出兵的代价非常高昂：后勤成本高昂、政治风险高昂、经济制裁代价高昂。因此，壹支正常的现代军队，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准备战争”：训练、操演、军购，是为了准备下壹场战争；即使是透过网路技术窃取敌国军事机密，那也是在替还没开打的战争做准备。

心理作战不是在准备下壹场战争，心战能够在未开战的情况下直接衝击对方国力。有效的心战可以影响敌方国内局势、颠覆敌方国家政权（轻则扭转选情，重则引爆革命），进而削弱敌方对本国的威胁，为本国带来国家利益。凡是军事手段以外的作战方式，都是“政治作战”（简称政战），而心理作战正是政治作战的精华部分。

普鲁士将领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壹种暴力行为。”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可以不动用暴力行为，而是只透过释放壹些讯息、交换壹些条件，就能让敌人分崩离析、屈服于我方意志，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政府部门和有良知的媒体必须尽可能服膺于新闻伦理，军人则没有这个束缚，军人要服膺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插手媒体、网路和舆论的心理作战，就成为了现代军人的工作之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看看美国起诉了哪些俄国人？12名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军人。

这就是21世纪10年代兴起的壹种战争型态。

被蔑称为“五毛”的对岸网军、流窜在LINE上的政治宣传图文、足以撼动国家局势的“假新闻”，其实这些都只是最表浅的东西。这壹切的行动，背后都有壹个宏观的政治算计与布局：中国共产党要去思考，当他们透过末稍释出特定讯息时，台湾民众会有什麽反应？台湾舆论会有什麽反应？台湾媒体会有什麽反应？最终能为台湾的政、军情势造成怎样的打击？这样的细腻程度，堪称战争艺术。

这裡要注意到：虽然都叫作“网军”、“网路战”，但是负责洗舆论、带风向的心战网军，和负责盗取国安、军事机密的资通电网军是截然不同的，涉及的技术层次与面向都天差地远，不可混为壹谈。军方目前比较重视后者，对于前者则没什麽头绪。

当过兵的人为什麽嘲笑心战？因为我们只联想到自欺欺人的样板式心战喊话，联想不到发生在国家层级、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战略层级心战。大概可以这样形容：在心战这领域，人家已经在丢飞弹了，我们脑子裡却还联想到丢鸡蛋。

两岸心战部门：是他们的党和我们的军在对决
作为意识型态宣传工作传统丰厚的党国体制，对岸参与执行对台心理战、舆论战的部门层级高、规模庞大，部门横跨党、政、军三界，包含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乃至于各级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外围组织。大家比较熟悉的网路舆论攻势，基本上也是由这几个部门在筹划和执行。至于共军的心战部队，则是著眼在战术层级的心战（战场心战喊话、抱宣弹），比较少直接参与对台湾的战略心战。

反观已经脱离党国体制的台湾，有哪些相对应的部门在反制对岸的心理战和舆论战？我们也从党、政、军三个面向来看看：

党的方面，台湾的壹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有网军，但这种网军是用来对付政敌与竞选对手的，了不起就是挨打时出来护航壹下，不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共网军，所以在此忽略不计。

政府机关方面，只有用于公开发布讯息、公开作出澄清的新闻部门，没有专司舆论战与宣传战的部门。毕竟对于民主国家而言，由公家机关直接去插手和影响民间舆论，可想而知会成为众矢之地。

至于所谓的“防范”或“防御”对岸舆论战攻势，这种思考方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面对“假新闻”，不管是监控问题粉专与社团，还是透过大数据系统来掌握舆情，甚至要求发言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反应及澄清，都不可能发挥多少“防御”的作用。当代的心理作战防不胜防，而且难以透过事后措施来弥补伤害。真正的舆论战攻防，就是拿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讯息去和敌方讯息衝撞、抵消对方攻势，甚或转移焦点。

这样看下来，只有军方与相关情报部门有可能出手反制对岸心战攻势。在现有的职能分配下，国安局著眼于反间谍、反渗透与战略情报蒐研；军情局著眼于蒐集军事情资；真正专司文宣、心战工作的，唯有国防部下辖的政治作战局。

在两岸心战的战场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对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军”，是中共对上国军。或许不成比例，但也不代表台湾必败，还要端看国军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国内唯壹的正规应敌战力、该採取怎样的作为去应战。

政战局底下设有文宣心战处，文宣心战处对下则指导理应实际制衡对岸心理战的心理作战大队（简称心战大队）。

可以这麽说：当前全台湾专司对抗对岸心理战、舆论战、宣传战的指挥官，就是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文宣心战处处长陈育琳将军（2016年10月接任）。而负责执行心理战、宣传战工作的，则是陈育琳将军的嫡系子弟：心战大队大队长陆军政战上校张景泰（2017年9月接任）。心战大队的壹切工作方向，基本上由文宣心战处决定。

也就是说，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在台湾的官方对手，就只有政战局文宣心战处和受其指导的心理作战大队而已（以下合称为台湾心战部门），这两个单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在这麽重要的岗位上，却埋下了两个恐怖的祸根：

第壹，艺工队（艺宣大队）和汉声广播电台（播音大队）这两个本来和心战工作无关、不属于心战大队的单位，却在2013年时被降编併入了心战大队。这就像妳把壹只猫和壹只狗缝进壹个人的身体里，三者无法整合也无法互通，后果可想而知。

这衍生出了壹个非常变态的现象：妳把跳舞、做美工的人招进心战大队，告诉他可以进入艺工队服务，结果他却被送去情报部门做研究，当然什麽都研究不出来，而单位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师资去培训他，最后这个人做什麽都不专精。类似的情形层出不穷，两岸文宣心战实力的差距，就从这种小地方飞也似地拉开了。

第二，在如此混乱的基础上，倘若上级存在私心，把“既不懂心战、也不懂艺术、更不懂传媒”的自家人马安插到心战大队领导干部的位子上，那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岗位对国家安全有何重要性，不会分辨手上的幕僚、心战人员、表演工作者彼此间有什麽差异，只要不断地把人员摆到错误的位置，就能轻易地把台湾的心战部门摧毁于无形。

台湾的心战部门如何应付对岸攻势
这边先来检视结局：近两年来，当对岸向台湾逐渐增强心战攻势并取得战果时，政战局领导下的文宣心战处和心战大队到底都做了些什麽？

对岸的心战部门指挥大批网军进驻台湾各大新闻网站、网路论坛、社群媒体，成功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壹定程度克服了自2014年起对台湾舆论动向“手足无措”的情形。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没有建置自己的舆论网军，甚至连主动在Facebook和LINE投放讯息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投稿报刊社论或透过机关粉丝专页发布讯息。花钱建置了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上级却连对岸网军的存在都没意识到，甚至把对岸网军的留言计入本国民众的舆情声量，拿来作为施政参考。

对岸的心战部门已经洞悉台湾舆情各“同温层”的差异，学会收买台湾人当五毛，学会打正体字和使用台湾用语，学会“假扮成蓝军来打击蓝军”、“假扮成独派来打击独派”，学会选择性炒作，压抑特定议题。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的领导者不要说去了解对岸网路生态了，连自己国内的网路生态都不太清楚，更无意去分析各议题背后的政治族群与意识形态脉络。因为对于第壹线的分析者而言，“就算写出来，上面的人也看不懂，高层只想要有数字帮政策背书”。

对岸的心战部门抓住台湾各年龄层流行趋势，开始制作大量正体字图文投入Facebook和LINE，至少已经抓住了部分族群的政治脉动。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还被迫要划壹些划风过时、配色吊诡、文字冗长、既没美感也没幽默感的老式政治讽刺漫画，这些漫画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也不会正式投入社群媒体使用，只是为了迎合外行领导的喜好而划。

对岸的心战部门精准掌握到台湾的政治要人与意见领袖，甚至多方从网路上或现实生活中刺探台湾民间情势，在台湾扩展关係网路、参酌在地观点，进而弥补既有资讯的不足。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对于对岸政、经情势的蒐整，却受限只能使用“公开来源情报资料（OSINT）”──说穿了，绝大多数都是网路上查到的资料，官方完全不打算与“人”建立联繫、拓展自己的情蒐网。公情资料不是不能用，问题在于这些关于对岸情势的中文资料当然多半是中共官方自己放出来的，所以都和事实存在壹定程度的出入，倘若没能力分析资料的真伪与意图，就只能被中共给的讯息牵著鼻子走。

由于过度仰赖二手资料、不培养自主情蒐能力，长期吸收中共释出讯息的台湾心战部门，反倒成为了最先遭受对岸心战的壹群人。所有工作重点都随著北京的宣传步调在起舞：人家炒壹带壹路、我们就跟风研讨壹带壹路；人家派辽宁号出来晃晃，我们就跟风研讨辽宁号。就这样，台湾的心战部门基本丧失了主动开创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

以上是台湾目前心战能力的大致面貌，充分呈现了非专业领导专业的代价──拥有全军最专业的人才，这些人单打独斗时各个都能大放异彩，汇聚起来给上级指导时，却什麽都发挥不出来。

国军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官僚积习深重的地方，但是在心理作战这个领域上，国军的官僚作风竟然还远胜中共，惨状令人不寒而慄。

美国人怎麽看？老美其实很期待妳们台湾能不能玩出壹点真功夫，毕竟理论上讲中文的妳们应该最懂中国。老美没有政战制度，但他们知道政战的厉害，兰德公司今年曾经就俄罗斯、伊朗与“伊斯兰国”对美国及其盟邦的政治作战攻势（诸如假新闻、干扰舆论等）发表过研究报告，鼓励美方积极应对。所以老美也想看看妳们台湾的政战都怎麽玩，结果看了几次以后，美国人却只能翻白眼笑笑。

老共又怎麽看？内部盛传，对岸的情报部门曾经给他们的情蒐人员下过壹道指示：蒐集国军情资时，不要去蒐政战的东西。如果属实，那表示连老共都知道台湾政战做的东西几乎没有价值，毫无刺探的必要。

现实如此，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把真话说出来而已。至于各领域的详细情形，留待以后的篇章详述。

全台湾能用来对抗对岸心战攻势的公部门正规战力，只有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文宣心战处（对下指导心理作战大队）。国军以外的其它公家机关，都只有“澄清谣言”和“监看舆情”的能力，并没有“打心战”的能力。

然而，国军的政战系统却从未发挥实力去反制中国共产党的心战攻势；追本溯源，首先要检讨领导层面的问题。用比较口语化的说法来讲：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但为什麽会让不适任的人去领导台湾的心战部门？

2018年迄今，台湾面对8次攻势，政战8次旁观

以下撷取ETtoday近期壹篇报导中的片段：

政战系统在历经约两年的改造与训练后，从文宣心战处长陈育琳、新闻处长陈中吉应对反应上，党政人士坦言，相关工作与危机处理上，已经越来越成熟，而此时共军频频来犯，且台海掀起文宣战，“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

在此先不讨论新闻处，单就文宣心战而言，这段文字叙述几乎“完全悖离实情”，甚至被我们内部人员讥笑为“平行时空”。我们不知道文中所谓的“党政人士”是指谁，但如果党政人士真的对如此悲惨的心战成果感到“满意”，还对领导层级“讚誉有加”，这已足以令我们第壹线心战人员心寒。

借用学者的整理：今年以来，台湾已经遭遇对岸8次较明显的心战攻势，依序是1月M503航线争议、4月全球航空公司改名运动、5月多明尼加及布吉纳法索与我断交、7月东亚青运主办权取消、8月金厦通水典礼、85度C事件、萨尔瓦多断交、9月关西机场假新闻事件。

事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岸心战部门借力使力，抓住民间痛恨的点（金援外交、推卸责任、施政无能、不知民间疾苦等）去扩散虚实相杂的讯息，并引导国内意见领袖去发表意见，进而改变台湾的舆论流向。

回顾几次事件，有些引发了国内政治的混乱，有些甚至成功重创了中央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对岸心战部门有效开创形势、利用环境，战术战法上确实可圈可点。

如外交部之类处在风暴正中心的当事机关，自然只能疲于奔命地应对外界压力，没有多少还手的馀地，惟可倚靠专业心战部门在檯面下进行反制或反击。回过头来看我方，台湾心战部队是否也像对岸心战部门那样，採取过些许缜密谋略或积极作为来反制中共？

还真的没有。

除了做些舆情数据分析与投稿社论以外，台湾心战部队没有採取其它作为，甚可说是几乎没打算要去引导两岸舆论。明明对岸每壹次心战行动都有许多可供揭露的点，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浑身上下都是可以攻击的靶，上级却从来不曾下令去主动反击。

这就是所谓的“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吗？国家的心战部队，没有被用来具体抗击对岸攻势，反倒被高层要求去为军人年改做政策护航。不仅弃守了本该坚守的战场，这根本称得上是跑错战场了。

军方没有心战人才？还是“所託非人”？
外界对国军与政战系统的官僚作风，大多抱持著负面印象。但与外界想像或有差异，政战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心战专业人才：虽然国军的人才养成方式仍有进步空间，但在文字、情报、语言、新闻、网路、美术、音乐、影视等领域，确实还是有壹些不逊于外界的顶尖干部。

国军也不是没有肯做正事的干部。实际上，政战体系底下壹直都有许多想为国家做出壹点实际贡献的军人，其中也不乏中校、少校这种较资深的军官。许多政战人员心中更是都有壹个共同的痛，就是不愿看到政战被各兵科军事干部视为“没有实际用处的存在”。若无此心，我的上壹篇文章也不会在政战圈和各院校的相关群组裡被国军同仁大力转传。

人员优秀、装备精良、资源充沛，面对中共攻势时却什麽也发挥不出来。不要说虽败犹荣了，根本连战场都没有踏上去。可想而知，高层的用人方针、领导统御与国家意识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两年来，为什麽战院毕业成绩敬陪末座的人，可以被政府拔擢陞官、领导文宣工作？为什麽不懂对岸、不懂宣传战、不懂情报价值、不懂艺术层面的人，会被派去指挥心战部队，取代真正了解相关领域的前任者？总不该让政治问题、派系问题和滥用私人的弊病，去限制住台湾的应敌战力。

为什麽只有中共有官方网军，台湾却没有
台湾的心战部队，目前是被怎样的人给领导著？

谈到网军，台湾的心战部队也不是完全没考虑过要建立网军。当相关单位开始思考创办社群网站帐号、组建网军去反击对岸“五毛”网军时，领导却否决了这个提案，因为怕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说，“成立网军”这种能创造实际战果的工作，非但无法向上级展现单位绩效，还可能导致单位被责罚。

这是很可怕的壹件事，不单是领导只求表现、不愿冒险的官僚心态，更反映出壹个结构性的问题：台湾竟然不把对敌作战成效视为绩效。

被蔑称为“五毛”的网军为什麽存在？当然是共青团里的干部为了在上级面前求表现而积极发展的，网军“爱党爱国”的发文就是绩效所在，每则贴文人民币5角钱就是对绩效的奖励。对岸的官场把打击台湾的成效视为绩效，台湾却不把反击对岸的成效视为绩效。

什麽才是长官眼中的绩效？但愿不是办活动和拍微电影。如果政战拍几部微电影、办几场活动就能讨政府高层欢心，让当局者心满意足、无视接二连三遭受的重创，那就真的没救了。如果台湾的官僚体系都是这种思维，那也不难了解为什麽当年会祭出“徵文比赛”来应对钓鱼台纷争。

我们心战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
谈到情蒐，心战情报部门自然要定期将情报蒐研成果彙报给上级单位。在彙报之前，总是要经过单位主官审核内容，针对情报价值、推论合理性与工作方向进行指导。然而，当领导没有能力针对情报工作做出评论与指导时，就只能针对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文字位置、图标位置）耗费大量时间去钻牛角尖；到后来，甚至发生领导长期不参加审核会议的情况。

在壹次聚集长官与学者的研讨会上，有内部人员起身提到了中国大陆境内多元性别族群遭受压迫的情形。会后，在场的壹位领导竟然唸了他壹顿，要他不要在长官面前“标新立异”。

我们心理作战都讲求设定“目标对象”，为的是在执行心战作为以前，预先设定好要影响的群体为何。然而，某些上级对“目标对象”壹词的认知，好像跟我们不太壹样：某壹次会议上，就有某领导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我们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这种露骨的话。

原来“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对于军人而言，专业素养是个课题，国家意识也是个课题。我们内部确实有想过要对中共採取心战反击，例如向对岸释出特定讯息、加大中共内外压力等。但是，当有关计划与意见呈报上去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那心战大队到底要对谁心战？于是，提议的人换了壹个方向，建议採取壹些作为巩固国人的心防、提升民众御敌信心。结果得到的结果却是：我们也不能对民众採取心防作为。

我们就困惑了，那国家养我们心战大队做什麽？

上面的解释是，我们并没有被“授权”对中国大陆心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託之词，但如果“心战大队真的没有被授权进行心战”，那揭示了壹项更严重的问题：

中共授权他们的心战部门去攻击台湾，台湾却不授权给我们的心战部门去反击中共。人家已经侵门踏户，把我们扫射得血肉横飞了，我们却还没从长官那裡获得对敌开火许可。在我的认知中，这叫作“间接助敌”。

是谁没有授权？是政府没有授权给国防部？还是国防部没有授权给政战局？还是政战局没有授权给文宣心战处？抑或是文宣心战处没有授权给心战大队？台湾在两岸心战中不战而败，这责任归属是该釐清的。

或许根本问题不在于“授权”，而在于“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与操守”。毕竟，负责研发战场留置文宣品的部门，都可以被经常性地要求制作印有高阶长官大头肖像的应酬礼品了，难道这种事情反倒能够获得授权？公器可以被淮许用来逢迎拍马，却不淮被用来抵御外侮。

不知道上面是“不敢”对中国大陆心战，还是“不愿意”对中国大陆心战。无论是哪壹种，听在军人心裡都是很难受的。

我们写的东西，台北不看，北京会看
我们曾经在对岸网路上刺探与套话，确认出某几个使用正体字的脸书粉专和内容农场是中共中宣部在经营的。我们把相关资讯彙报上去，过了两、三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长期抨击台湾政府的几个粉丝专页，忽然不约而同地调头过来讲中国大陆坏话，甚至还发文讚扬了壹下前总统陈水扁（我不太懂这是什麽逻辑），简直是故意要洗清自己身为统战粉专的嫌疑。

“不要再说我们写的东西没有长官要看了。台北政府不看，但北京政府会看，还马上就有动作。”我们只好这样安慰彼此。

我不知道是上面哪个层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真的是巧合？或许吧，希望如此。但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真正敏感的资讯，是不能报上去的。

在俄军多次有效干涉外国选情以后，据传共军战略支援部队也开始把影响台湾选情列为重要的“信息战（即资讯战）”任务。“干涉选举”是目标，达成的方式就是从民主国家内部发动舆论攻势，“舆论战”本身才是关键课题。

这边要再强调：在资讯传播快速的当代，舆论攻势是防不胜防的，监控与澄清都无法挽救已经造成的伤害。因此，惟有组建壹支与敌人同样专司战略层级心战的专业部队，借由主动投放讯息来衝击敌方，才可能抵销境外势力不正常干扰，维持国内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自然运作。

想要打好舆论战，自然就要熟稔掌握舆论环境。目前看来，对岸心战部门恐怕远比台湾心战部门来得更加了解台湾舆论。

当我们的心战部门不懂台湾舆论，也不懂对岸舆论

若先撇开层级较高的国际舆论不谈，两岸舆论战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大战区：

其壹，是我国政府治下受言论自由保障的舆论生态。
这个战区有著重视市场偏好（有时甚至会出现“市场失灵”）的複杂媒体文化，舆论与选举制度和政权更叠息息相关。战场环境瞬息万变，舆情走向不受政府引导，而是被金权、传媒与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所交互影响。

虽然这是我们的主场，但我们近壹年来却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因为入侵者竟然比防守军更加对台湾舆情“熟门熟路”，甚至打得“左右逢源”。摸著良心讲，专司台湾心战工作的单位（国防部政战局文宣心战处与心战大队），内部领导干部对于台湾舆论生态与政治脉络的了解，恐怕还远远不及国内许多寻常网友。

其二，是中共当局治下被“防火长城”环绕、由官媒与“评论员”引导舆情、网民自成壹套特殊文化的半封闭舆论生态。
牆内虽然号称受到严密控管与发文审查，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监控系统与巡查人员再怎麽厉害，都永远无法控制住每天数以亿计的讯息、影音、思想与情感传散。在那裡，每天都有人示范给妳看该如何和党中央打舆论战：要用“捧杀”的方式去打击对手，要擅长“说反话”，要用字母、符号、同音字或谐音掩饰敏感词，要融入红色群众之中打“游击战”。

壹些民间朋友以为：中共要渗透言论自由的台湾很容易，台湾要打入言论受到严控的中国却很困难；其实未必如此，只要了解对岸的网路生态，就不难去干涉对岸的舆论甚至地方政治。和核武壹样，舆论战也可以玩“相互保证毁灭”：拥有足够的反击能力，才能让对方知道攻击我们不划算，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可惜，我们的心战部门不但根本没有踏上这个战场，甚可说是对这壹大片战场几近全盲。作为台湾的心战专业部队，绝大多数在位者对微信公众号与新浪微博的生态并不熟悉，搞不清楚QQ、知乎、天涯、人人是什麽东西，更不要说去认识乌有之乡和科学网这种相对生硬的东西。至于香港、澳门的舆论生态就更不用提了，主事者对港澳不关心，基本上是壹无所知。

可以这样形容：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脱节，我们与群众脱节的情形比他们还严重，这群众战是要怎麽打呢？我们不只和对岸的民众脱节，和自己民众也脱节。畏惧舆论如洪水猛兽的台湾官僚，口口声声自称重视舆论，为何还能对舆论如此无知？他们到底是以什麽态度与方法去检视舆论的？

对“科技感”的迷信：完全不懂舆论脉络，就在看数字编故事

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都壹窝蜂地流行起了大数据系统，心战大队也不例外。公部门想要利用大数据来掌握国内舆情（甚至两岸舆情），有些还声称要借由大数据来“反制对岸的假新闻攻势”。可是，单靠系统和设备就能了解舆论吗？

大数据系统不是不能用，但当妳想借由系统来观察複杂的人文世界时，系统自然会存在不少侷限。大数据系统在搜寻网友舆论时，没办法精确判断髮话者的情绪，系统对于发话者情感正、负判定的准度，通常落在40%到50%左右。

也就是说，像“反讽”、“反串”或“带葬话的激赏”这类网路上常见的表达方式，发话者对意提的真正立场就很有可能被系统误判。要有具备舆论敏感度的分析人才，才能正确运用这种分析工具，否则恐怕会从数字身上推导出更加错误的结论语政策建议。

举壹个经典的例子：去年1月时，莒光园地节目播出了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单元剧《彩虹》，让许多年轻网友大感惊喜。由于会对此议题发表意见的网友大多是对多元性别抱持开放态度的年轻世代，社群网站上（尤其国防部发言人脸书）讚扬军方此举的舆论明显居多。

但心战大队的大数据系统不知在统计上受到什麽因素干扰，就是跑出了“网民负面声量居多”这种与事实相反的结果。虽然单位同仁据理力争，负责大数据舆情分析的指挥者仍坚持依照数据来向上级报告：多数网友不喜欢这部单元剧。

我不知道国防部最后有没有受这份报告所影响。至今快两年了，莒光园地似乎真的不曾再推出过类似议题的单元剧或节目。如果对舆情的错误解读导致国防部宣传政策上的误判，这会是壹大悲剧。倘若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是为了迎合上级而导致真实舆情被扭曲与掩盖，那就更是丧失了借助系统来分析舆论的意义。

也有另壹个极端的案例：自从新疆加强监控穆斯林、大规模兴建再教育中心以后，心战大队的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也试著去统计中国网友反应，最后得出了“对岸网友大多支持加强对维吾尔人控制”这样的数据。

得出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中国许多汉族本来就对维吾尔族存在严重的负面刻板印象，所以会支持中共当局採取高压手段防阻恐怖攻击。但负责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并不了解对岸这种民情，觉得“舆论怎麽可能普遍支持打压人权”，最后乾脆决定不要分析这个议题了。

说到底，台湾心战部门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用大数据系统来认真了解舆论，只想把大数据系统当成可以朝自己脸上贴金的“高科技装备”。在政战局行将交接之际，上级竟然急著要在现任长官离开前完成大数据作业室的标案，相关规划更是以“陈展”作为主要考量，为求华丽展现、替长官留下美好政绩；至于舆论分析上的实用性，反倒在决策过程中被牺牲。

高层使用大数据系统的立场，也显得本末倒置：几乎只要国军壹挨骂，就要求动用大数据系统分析，已经到了浮滥的地步。分析出来的结论却壹点都不可靠，因为指挥者总是会用长官喜欢的话语来美化数据。这让人有种感觉：国军的大数据系统，仿彿是为了安慰高层长官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而建置。

这让人不禁感慨：对于壹支军队而言，官僚思维远比装备不足还要可怕。

研究机构把大数据系统用在学术性的民意探究上，那会是很有价值的量化研究工具；企业把大数据系统用在消费者调查上，那会是很棒的商业工具；但如果政、军之类的公部门想仅凭大数据之力来掌控台湾複杂的舆论走向，还想拿统计方法纰漏百出的数据来替政策背书，那真是痴人说梦话了，原因大致如下：

“同温层”让数据难以反映舆论形势
这年头都在讲“同温层”了，怎能妄想单靠几组数字来解析各大舆情板块？打个比方：在台湾，LINE可能代表了壹个世代（或群体），PTT代表了壹个世代，Facebook代表了壹个世代，Instagram代表了壹个世代，抖音现在搞不好也自成壹个世代。

Dcard、巴哈姆特、Mobile01等舆论平台，也代表著彼此特性截然不同的族群。各同温层彼此间交流程度不高，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壹样，对各类议题发表意见的频率更是不同。

网路上谁比较大声、谁比较多话，绝对不代表民意就比较倒向那壹方。而对于特定议题能产生影响力的群体，也可能不是多数的壹方，而是掌握了关键话语权的少数。

光靠系统与数据，不可能看懂舆论的政治脉络
要对壹个议题做量化分析，首先还要了解这个议题的两造在吵些什麽、坚持些什麽。在根本不清楚双方在吵什麽的情况下，连变项都无法划定出来，这样要怎麽去分析壹项议题的舆情？这是国军在面对新时代舆论战时的重大难题，绝对不是靠著时髦的大数据系统就能解决的。

以统独问题为例：基于行政中立，军事系统的教育不敢深谈统独问题，军事院校先天具有保守倾向，军校生也没经历过民间院校热衷于政治、社会议题的氛围。因此，即使是军人也难以理解“统独到底在吵什麽”。偏偏台湾绝大多数的政治议题（尤其那些会被中共拿来操作的议题）都是围绕著统独议题在发想与延伸，存在历史包袱的国军自身更是难以从统独争议中脱身。

对于舆论战场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却忌讳去谈论与了解，自然就会陷入不利形势。我们要面对的对手，至少还懂什麽叫作社会主义，多少接触过壹点唯物辩证法。大多数军人连国军理论上信奉的“三民主义”与“革命精神”都搞不清楚是什麽了，更不要说左派／右派、环保、民族、性别、文化这类细腻、前卫的当代议题。

军人不必去支持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但如果政治思想薄弱到壹贫如洗的地步，只会空喊“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那样的思想韧性是极度脆弱的。军人无法和关注国家议题的民众沟通，这样要如何去从事舆论战？如何在自己土地上抵御敌人所擅长的政治攻势？

如果心战部门的指挥者真的把舆论战当成壹回事，他们应该会看重对于判读者的政治教育。但他们不知道严重性，在他们幻想的世界观裡面，所谓舆论就只是由“不理解政府与国军辛劳的酸民”与“支持政府与国军的理性民众”这两种生物所简单构成的。这些人身为政治作战干部，却不重视政治教育，只想著依赖大数据系统。这就像不去磨练自己的手艺，却拚命喊著买漂亮电锅。

“低等五毛”与“高等五毛”壹起编织出的舆论假象
中共网军在台湾网路生态中，是铺天盖地的存在。包含各大媒体的讨论区，到许多重要的脸书粉丝专页，乃至于不少脸书社团内，都存在著大量的“假帐号”。这壹点，许多台湾网友都早就查觉了，但台湾心战部门的长官似乎并不在意。

“五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绝对不是可以被这样“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存在会让许多重大议题的网路舆论分析效益大打折扣。然而，从结果来看可以这麽说：过度依赖大数据系统的台湾心战部门，似乎经常把中共网军炒作出来的网路舆论当成纯粹的本国民意来参考，并且浑然不疑有它。讲白了，在每壹次上给政战局的提呈单中，所谓的“网民舆论声量”裡面不知道都掺杂了多少被五毛灌水出来的假舆论，但上级却没打算要处理这个盲点。

五毛也是有分等级高低的。最低阶的五毛，就只是中国各省市想要打工、赚外快的廉价网路评论员，他们许多人教育水准极低，只能照著SOP来创办假帐号，照著SOP来谩骂共产党的壹切敌人。这些人不只在台湾、香港讨人厌，他们在对岸也同样令人憎恶。

他们喜欢对台湾人喷粗话，因为喷粗话最能浅显易懂地向上级表明“我有骂他们了”，而且不需要动脑。他们打字时甚至也懒得切换成繁体字，大头贴上偶尔会放个五星旗或共军武器照片来表明爱国立场，根本不打算伪装。和他们在网路上争辩也没多大意义，因为他们就只是领钱办事而已。

恐怖的是“高等”五毛，也就是真的训练有素、了解台湾舆论的职业带风向部队。他们的目标是炒作他们想放大的议题，压抑他们不想宣扬的议题；为了遂行任务，他们可以伪装成任意立场的网友，也不必忌讳在伪装的过程中谈及某些敏感词（如“六四”、“藏独”等）。

他们擅长运用阴谋论，把真实的消息打成“不实讯息”。他们有些甚至还会模仿台湾网友的口吻，把他们不希望曝光的对岸人权问题说成“它国事务，干我屁事”。为了制造阵营内部的对立，他们还会假意为候选人护航，质疑网友“转移焦点”与“恶意抹黑”。

他们也会掌握各平台的浏览巅峰期，以PTT为例，虽然全天候都有网军（有些可能是外包给公关公司）驻板，但他们主要活跃时段大概落在每天晚间10点半至凌晨1点半之间。跟这种网军比较起来，透过群组和内容农场散播不实讯息图文的网军，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除非经过专业试探或调出发文纪录，这种网军是无法被壹般民众辨别出来的。

台湾的舆论环境正在高速地複杂化，境外势力的干涉已非单靠培养国民媒体识读能力就能克服的，必须要有积极且有系统的反制计划。在中共舆论战能力突飞猛进的同时，如果台湾有关部门还继续原地踏步，那就和就地弃守简直没两样。

在新时代下，面对俄罗斯、中国和壹些穆斯林国家这种借由操纵网路和舆论来遂行的心理作战，壹般西式民主国家目前还很难找出有效方式去抵抗，因为它们国内普遍缺乏于法有据且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

台湾因为保留了苏联式的军队政治作战系统，所以还有个现成的心理作战部门可以反制敌方攻势。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高司政战系统在应对中共对台心战攻势时却严重失能，究竟台湾政治作战工作方向出了什麽问题？

首先要强调两点：第壹，本文要反思的是中央单位的战略层级政战，不是基层部队为战时而准备的战术层级政战工作；第二，本文要探究的是政治作战的原始功能：政治教育、文宣工作、心理作战、群众战。早从北伐时期开始，政战人员就是用来散播革命思想和鼓吹敌后群众抗争的，这才是本务。因此，这边不讨论辅助性质的心辅、监察、保防、福利、眷服与民事工作。

可以这样理解：真正发挥作用的政战，就像是《世纪帝国》裡面的僧侣壹样，对外要能拉拢敌方（招降），对内要能恢复及稳固战力（治疗）。军队政治工作是壹套源自苏联红军的制度，早年被国、共两军同时仿效。在国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作战（政战），由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统辖；在共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工作（政工），由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辖。

共军的政工玩到多大？相较之下国军政战有多消极？双方差距简直是石器时代与石油时代的差异，只差壹个字，等级却天差地远。举壹个例子就能让妳感受到双方的巨大差距：

妳可能听说过王炳忠疑似获得了对岸的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但妳大概没意识到，和王接触的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下辖的单位（上海联络局，对外自称“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也就是“共军版的政战系统”。先不讲王的“星火T计划”收效如何，这就是壹次真枪实弹的政治作战行动：货真价实的群众战与思想战，货真价实的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情报网。

人家的政战情报是玩真的，而且财力充沛，情蒐网直接盖到妳家，壹拉就拉到在地知名人物。我们的政战情报呢？国军政战系统唯壹的敌情蒐研部门就在心战大队辖下，但这单位不要说建立情蒐网了，蒐集敌情的方式基本上只淮透过看电视、看报纸和上网查资料。这裡还“自称”不受《情工法》保障，把自己赶出法律的保护圈。

国军政战情报系统蒐集的“中国情报”都是哪些情报呢？真正能用于心理作战的对岸人文情资、社会情况、网民习惯与各地民情，反倒不是我们的情蒐项目；上面的长官只要“中共政工相关资讯（实施作法、人事异动等）”这种无关紧要的相对敌情，给他别的他还不要。

蒐研方式也非常八股，交上去的报告壹定要批评壹下共军政工的缺点；但网路上的资料都是老共自己放出来的，根本不会主动把缺点告诉妳。由于查不到资料，研析人员只好把自己印象里国军政战的缺点（例如“流于形式”“只做表面”之类的刻板印象）硬是套到共军政工的身上，写出无数份“纯粹为骂而骂”的研析。

国军政战的情蒐能力真的那麽弱？不是能力弱，是被上级装上了“限制器”，就像奥运国手被某些协会装上了限制器。几年前，心战大队曾经有人无聊混进了新疆军区某支部队的微信群组，这支部队几点操课、几点上哨、几点镇暴都被看光光，共军完全没人发现群组裡多了个陌生帐号。

这种那麽厉害的才能，有长官要吗？没有。这个人后来也不干了，退伍了。妳如果真的想去渗透中国，还会被威胁要以“正义专案”来惩办。正义专案是什麽？是用来防范中共渗透国军的，结果却被用来阻止国军的情报部门渗透中共。总觉得好像有哪裡搞错了。

全中华民国国军的网路心战建制，只有壹个没人看的网站

政战系统在本务上的方向错误，还远不止如此。近来上级开始推动心战部队和资通电部队的交流合作，摆出了想要发展网路心战的态势。我想不只是身在心战部队的我满头问号，资通电部队应该也是满头问号，因为这两个单位的功能根本完全不同：

人家是在做资讯安全攻防的，跟网路心战所需要的洗舆论、带风向完全不壹样。这种提议的出现，直接证明了上面至今还没搞清楚网路心战到底是什麽。

政战自己建制的对敌网路心战部门，没有网军专用帐号、没有社群网站专页或频道、没有自营的内容农场。全军编制内的网路心战工作，就只有壹个几乎没人会看的某电台官方网站。网站裡面放了许多自欺欺人的对中国心战文宣，网页排版风格大概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经营状况更是到达了惨淡的地步，连报上去的浏览人次都是逼不得已用机器人自己跑出来的。

这就是把不相干的部门裁併在壹起后的典型产物，壹个四不像的存在。上级自己也知道经营这种东西没绩效，所以要求做出壹点别的东西；但是不管文宣部门提了什麽方案，都不会被上级採用。两岸网军实力的差距就是这样：

人家都弄出好几支航母战斗群了，我们却还抱著壹颗破篮球在海上漂。这种奇蹟似的差距，已经不是单靠双方国力差异就能解释的。

不是没钱没资源：我们有钱到能砸几千万买根本不需要的装备
共军的政工系统能动辄抛出大把人民币收买台湾人、拓展情蒐网路，老共能花大钱把网路心战工作BOT给台湾的公关公司，大家或许会感慨：是不是因为对岸有钱、台湾穷，所以我们才什麽都玩得那麽悲剧？

其实不是没有钱，而是经常被花到了不明所以的地方。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期预算，台湾的心战部门花了新台币4498万7千元购买了壹系列“几乎只能用来看电视和打电话”的精密设备，这些造价高昂的器材不只不符合单位任务需求，而且容易碰撞损毁，上级却想把这些设备用在野战。

整个单位上下没人能问心无愧地讲出这些设备究竟能发挥什麽实际国防用途，但计划就是写了、预算在立法院就是过了、纳税人的钱就是花了、东西就是买回来了。资源运用规划上的常识判断与理性决策能力，显见已经崩坏了。

如果能把这将近半亿的预算拿来从事对中国的网路战、宣传战和开拓民间情报网路，今天就不会是我们的政府抗议中共假新闻干涉台湾，而是国台办跳出来谴责台湾严重影响中国内政。老共除了谴责以外，又能怎麽办？受国际形势所限，他们没有办法拿台湾怎样，何况是他们先开始的。为了维持内部稳定，最终只能寻求和台湾壹起各退壹步、降低自身损失。

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年底的大选最终只能任人当成练兵场──以现在作法，监控就是乾瞪眼，澄清就是没人听，就算抓到了帮中共制发影音图文和洗风向的台湾公关公司，妳又真能拿内乱外患罪来办他们？他们会说那是言论自由。

妳创造了言论自由，让老共进妳家门安心享用。歹徒闯进妳家了，妳手边明明有和歹徒不相上下的武器（政战），却还不敢正当防御，怕事后被歹徒告《伤害罪》。等到人财两失以后，妳第壹时间召开记者会澄清、钜细靡遗地说出事发经过、分析犯案手法，想证明自己很机智、很勇敢。

政战工作的努力方向错误的原因

如果真的要求台湾心战部门的高阶领导干部去检讨这些问题，大概没人会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多半都会觉得是上壹级（甚至政府）侷限了他们的空间。然而，就算真的存在高层过度保守畏战的问题，心战部门的壹些领导干部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的克尽了自己职权范围内所能做的壹切努力”。

绝大多数的问题不是没有做事，而是努力方向严重偏离了实务需要，甚至起到了内部破坏的作用。从心战部门内部体制来看，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情形：

壹、中央单位部分不具专业能力、缺乏国家意识的资深军、士官干部长年佔据同壹职务，缺乏轮调。
这些与社会变迁趋势早已脱节的人，长年来在国家的核心部门裡拉帮结党、打击异己，对上则阿谀逢迎、欺瞒上级，对下则作威作福、挑拨离间，违规乱纪的同时却又能获得整个体制的保护而免于处分。

最后，上级指挥者被这些人制造出来的浮夸假像所蒙蔽、听不见真话，自然也无法追求进步与改进。此类人等更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将专业人员逼离专业单位。甚至可以这麽说：这些人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伤害不亚于共谍。

二、底层人员调动无常，专业能力不易养成，又缺乏基于国家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高层宏观指导，进而普遍丧失了对工作有效性的检视与自省能力。
即使想要经营单位专业能量，也会因为人员的快速流动而使能量无法续积，部门传统也难以积累，最后往往人亡政息。到头来，整个部门除了陈展的功能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我们这圈子裡面有句很糟糕的话，叫作“如何打到长官的靶”，意思是做长官喜欢的事、让长官讚扬。这是个很可怕的观念：政战干部不知道如何“做国家需要的事”“把事情做对”，只知道“做长官喜欢的事”“把事情做到讨喜”。

专业判断被压抑，所以没有专业意识和职务操守，不知道怎麽玩真的，只能无止尽地做假戏；偏偏每个人爱看的假戏却又都不壹样，妳爱听黄梅调、他爱看牛肉场，最后反而把执行者搞得更累。

三、政治作战忽视政教，使大量工作本末倒置、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作战本来就是壹套苏维埃式的制度，是根植于政治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而产生的。监军是为了确保政治思想而监军，宣传是为了散播政治思想而宣传，军队实务上的心辅工作也和思想工作息息相关。

社会民主转型后，政战也不可能拿“政治中立”这面挡箭牌来迴避政教工作，必须重新确立出壹套符合当前国家立场与社会价值的政治教育内涵，而非空洞的保家卫国口号。

关于政治教育部分，如果无法新拟壹套思想，政战至少可以延用国军故有政治教育中较无争议的部分，比方：国军传统上所谓“革命精神”的原始意涵，所指涉的实际上是追求公民启蒙、民主普及、改善社会财富分配与实现土地正义，愿意为此“扫除壹切障碍”的变革意识与人道情怀。这样的思想内涵合乎国家立宪精神、能被当代社会所接受，并且不违反行政中立。

如果完全没有政治教育，那政战体系也就失去了维续的意义，毕竟很多东西都不知为何而做、丧失目标性。不如让监察、保防、福利、心辅乃至于军事安全总队各自独立或併入相关部门，反倒更能发挥专业效用。

整体而言，关键职务上“为官不为”的情形已经让台湾的政战能力严重空洞化，让国家在面临新型态威胁时岌岌可危。自1979年金门抱战结束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沉寂、转型与等待，政战终于在新的时空环境下找到战场了，却被自己人五花大绑、拒战不出。

关于如何反击当前环境下的敌心战攻势，笔者会在下篇提供拙见。我自己是抱著被法办的觉悟在写文章的，因为想让对手知道：至少我们这裡的军人敢穿著军服讲真话，敢说服公众、影响政府、改变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输妳们壹大截，但有朝壹日我们会赶上妳们。

近期壹些证据的浮现，例如：中共方面有能力大量制造影音图文、改变网路舆论声量、选择性拉抬、压抑特定议题、操作台湾既有政治矛盾、暗中支持部分候选人，渐次呼应了笔者过去几周来所提到壹些当前对岸心战部门的操作特长。

本篇笔者希望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在符合国内法律、不偏袒特定政党、不侵犯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民主国家该怎麽借由战略层级的网路心战攻势来“抵销”境外势力影响。

首先简扼提要壹下，当前我们在台湾“境内”遭遇到的网路心战攻势，有哪些重要特点：

“官营土制”的“中式巨魔工厂”已经过时，“外包”、“民营”与“在地化”才更具威胁

其实所谓的中式“巨魔工厂”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笔者与心战大队同仁早在壹年前就向国防部政治作战局举报了相关手法与背后部门，换来的却是情资的走漏，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被重视与应处。

和俄罗斯不壹样，中共版的“巨魔工厂”其实未必真是工厂，更多是党、政部门人员直接参与制作。比起“巨魔工厂”这种“在照片上添加色彩鲜艳正体字政治标语”的对岸“官营”、“土制”影音图文，中共方面早就有了更加细腻且强大的全新网路心战利器：

直接透过第三方金流外包给台湾的公关公司（甚至网红），用最细緻、最诙谐且“高制作成本、高时效性、高话题性”的方式去制作影片与经营频道，并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体创造出大量“天然的”观看次数与分享数。这种作法不但难以用我国法律去定罪，而且极难掌握金流证据。

不得不敬佩这个经历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国家，他们比我们还清楚“外包”对于提升工作效率而言何其重要。

中共支持候选人的原则：不必立场相近，但要有实力打倒“主要敌人”

要分辨这些间接承包对岸委託的宣传作法，其实也并不困难，只要分析这些影音图文的声援对象就好：

中共出资协助宣传的候选人清单之中，经常会同时存在泛蓝与泛绿的候选人；然而，站在蓝绿两党中央的立场，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正当性）去兼为敌营候选人造势。对岸想支持的并不是“立场与中共最接近的候选人”，而是“壹切有实力击败中共在台‘主要敌人’的候选人”。

这就是壹个典型的统壹战线概念（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部分候选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获得了对岸宣传部门的青睐与暗助。目前北京对于台湾政坛两大阵营的现况都不满意，所以他们乐于重塑壹套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政坛生态。

用“宣传支持”取代“政治献金”也比较符合中共利益。不少台湾政客擅长用花言巧语骗取北京金援，对岸花费了大把资金扶植选战代理人后，才惊觉血本无归：大把钞票被放进了个人的口袋，这些人却没为北京带来多少政治效益。和政治献金相比，直接出资从事宣传工作有个好处：钱怎麽花，操之在我，省却被台湾政客敲诈的风险。

之所以点出这些问题，是要佐证以下两点：

1. 站在公部门的立场，“对抗境外势力干涉国内选举”是不违反行政中立原则的

法务部门与警察机关之所以要防治贿选，就是为了减少金钱因素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同理，情治单位与军方的心战部门之所以应该反制境外干扰，也是为了遏阻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

公部门要做的不是指控特定阵营或候选人受到对岸支持，而是把对岸干扰选举的情形纠举出来并“强力宣扬”，将舆论的焦点从中共释出的不实讯息转移到中共本身的污点上，使其对舆论的影响无效化，并且顺势把负面形象“还给”中共本身。

公部门必须在各政党间严守中立，但我们不需要对中国共产党也严守中立，操作宣传机器打击中共并不违反法治，也不会侵犯民众言论自由，所以没有必要对此畏首畏尾。

2. 只依靠监控与澄清是无力的，必须有宣传攻势佐助

应对中共结合网路、舆论与宣传的攻势，“监控”本身是充满侷限性的，壹来会有为执政者打击异己的嫌疑，二来会有侵犯民众言论自由的嫌疑，此种问题在近来国安部门所遭受的质疑声浪中已经展现无遗。与“以国人为对象的舆论监控”相较，“以中共为对象的宣传攻击”更能受国内的民主、法治环境与舆论所接受。因此，在抵御对岸新型态攻势的防线中，国家心战部门的参与是有其需要性的。

对于中共手段的“宣扬”与“攻击”，是必要、重要且有学问的，没有技巧性的宣扬，就无法打破同温层与族群界线去散播讯息、使民众周知。缺少了宣传手段的调查与指控，其产物可能就只是壹场无力的澄清记者会、机关网站上壹篇乏人问津的新闻稿，或者壹篇只会在特定群体内部流传的新闻报导。

讲求行政中立与言论自由的台湾，如何从零开始执行壹场网路心战？
台湾所需面对的网路心战有两大战场：

壹个是守住国内舆论生态、资讯环境与政治制度不受外敌恶意干扰的“网路卫国战争”，必须从境内扫除敌方影响力，让敌方持续做出“无效投资”，空耗自身资源。

另壹个是打进中共老家“围魏救赵”的网路对敌攻势，在符合国家民权（civil rights）与人权（human rights）价值的原则下协助敌境潜在盟友宣传，增进我方影响力与谈判筹码，同时达到“以战逼和”的效果。不要以为台湾不可能对壹个实施网路管控的国家发起攻击，他们的防火长城与审查机制实际上千疮百孔、满是罅隙，能选择的攻击方式也更丰富、多元，而且北京实际上也没多少为此报复台湾的馀地。

针对这两大战场，笔者会分享壹些实务操作上获得的经验法则。如果要澈底解决中共对我国内干涉的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关键，因为战略上的平衡与行动代价的提升，才能造成敌方攻势的缓和。但鑑于目前国内环境比较关注前者，所以在此先讨论：如何在台湾境内遂行网路心战。

台湾能不能成立壹支“官办”的“舆论网军”？
台湾不比美国，我们以极度劣势的人口与资源在面对与我们使用相同语言的巨大假想敌。同样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美国，可以用成本高昂的法案、贸易手段、情治手段与司法手段来有效遏制中共攻势；但我们并没有能力这麽做。

在此前提下，兴办舆论网军是壹种相对低廉且有效的方式，国内应严肃考虑在合乎法治的情况下採纳这种手段。

以国内目前的环境，如果由公部门成立壹支“专门帮政府（或者特定政党）”护航的网路舆论战部队，那是不可能被民众接受的，正常的民主国家也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请试著想象壹下：

如果今天成立的是壹支“专门揭穿境外敌对势力谎言”以及“专门压制敌方不实讯息”的网路舆论战部队，并且明确规范“禁止发表壹切为政府政策及特定政治势力辩护的言论”，依此接受体制监督，那麽成立壹支台湾自己的“官办网军”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官办网军”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资源与数量，而在于“拥有可以看见全局的高度”；要能看见宏观的舆情局势，前提是要维护壹套四通八达的民间情报网路。打个比方：对岸的网军知所以能有效影响台湾舆论走向，是因为他们能在快速发现议题热点，并且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帐号灌注到单壹议题上，这是民间网友的自发性行动所难以达成的。正因如此，网路心战的遂行不可能脱离情报工作独自进行。

实际上，只要维持壹支50人的队伍和足量的用户帐号，确保他们能在壹段时间内固定坐在电脑萤幕前，依据法律规范与教战守则来上网发言，并且任命壹位了解舆情的指挥者，台湾就能在国内特定壹个网路舆论平台上“彻底压制”中共网军（无论是新闻粉专或是PTT之类的论坛）。

如果在压制的过程中创造“热点”、提供“传送门”，吸引民间网友自发性参与助战，发挥“徵召网路民兵参战”的效果，那麽需要的人力就会更低。只要把对岸网军的每壹次行动都转变成惹民众发笑的“闹剧”，网民就不会被中共创造的沉默螺旋所误导。

于此同时，政府方面需要“正式授权”指定部门，允许他们在壹定规范下与民间人士及团体维持壹定程度的沟通与联繫，才能使其不与民间脱节，并且自主发掘重要的讯息传散管道（如重要LINE群组、FB社团等）。虽说目前也没有哪壹条法律明文禁止公部门从事这样的行为，但基于官僚特性，他们就是不敢去进行缺乏明确授权的工作。

惟有与网民（尤其意见领袖与关键团体）产生联繫，才能维持公部门对网路舆论现况的了解，并且在自己的国土上借力使力，揭发对岸网军或代替对岸执行攻势的本地公关公司，并且对其实施围剿。这才是有意义的心战情报网路构筑，而非“打高抱”式地跟风聚焦壹些高层级的政、经议题，蒐整来的东西完全无助于指导心战实务工作。

如何跟对岸网军争夺舆论焦点：“事件行销”远胜传统文宣
舆论战的本质，就是较量谁更能争取到民众的关注。真正能在短时间内争取到大量关注的，往往都是“壹个事件的爆发”。创造出壹则新闻的效益，远比投稿壹篇社论、发布壹则影片、释放壹份文宣来得更高。这就是为什麽包含对岸在内的许多国家专注于“制造新闻”，而不是专注于“投稿社论”或“拍微电影”。即使是设法运用影音、图象或文字，那也要设法用这些工具去“创造出壹个新的议题”，引发话题性。

以近期为例，虽然愈来愈多关于对岸操作舆论的证据浮上檯面，但这还不足以抵销掉中共对国内舆论的不正常影响，因为这些证据的传散大多隻会停留在特定的同温层中，不容易扩及到其他群体。

证据需要经过包装与加工，转变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简单、更具吸引力、更有情绪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让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民众相信“壹个天大的事情发生了”“壹个天大的阴谋和骗局被揭发了”，刺激民众主动去传散讯息，把敌方讯息对民众产生的影响抹煞掉。

正因如此，影音与图像未必有用，具备刺激性与话题性的影音与图像才有用，而且还要锁定愿意买帐的目标对象与有效率的传散管道。

不该把“创造新闻”全然联想到“造假”，“创造新闻”可以是把已经存在的现象与状况借由壹项事件来切入、回溯、整理，透过具吸引力的叙述方式来提高民间关注，把我们想要引发公众注意的内容转变为“时事”。

在台湾的舆论环境下，只要善用各大舆论平台与社群网站，并且结合新兴媒体、公民记者与意见领袖的力量，就能成功达到“事件行销”：借由事件来向阅听人推销特定议题。只要能掌握这个方法，就能把许多对岸网路心战行动的“成效”在壹夕之间“拉黑”。

正因为阅听人有追求刺激讯息的倾向，所以永远不要期待借由“培养民众的媒体识读能力”来化解假讯息攻势：连公民素质在全球民列前茅的北欧国家民众，都未必能够仅凭自己的理智去辨别资讯真伪了，更何况胃口大到养出台湾这种腥羶色媒体生态的国人同胞。

国军的文宣心战部门不能“只守国军，不守国家”
国家供养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借由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国家。但国军的文宣心战方向俨已出现偏差：把“维护国军自己的形象”置于首位，反倒无意去维护国家自由舆论环境与社会制度的正常运作。

虽然成天高喊要掌握中共的“三战（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手法，却不花心思去思考我们该怎麽反击，仿彿我们天生就是给敌人当成肉靶的命。如果真要让主事者去思考如何反击，他们反而会头痛欲裂、不知所措。

本文只是根据经验提供壹些发想，仿效墨子用腰带和木片演示壹次如何守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也可供民间人士参考实作。如果军方要实践本文提到的作法，那势必要有资历、见识能与职位相符的高阶干部来指挥任务遂行。

国军并不是没有真正领导过心战工作、敢推动变革的将校，但对于国家而言极其重要的文宣心战职位，却经常被交给不具相关经验与专长的人，只为让这些人“补上壹个漂亮的资历”。把个人的资历与仕途置于国家战略全局成败之上，这种错到离谱的本末倒置，在政战部门迎来新气象的此刻，期盼能止于今朝。

时至选前壹周，我们已不得不接受事实：年底这场保卫民主国家选举机制正常运作的战役，我们已经澈底失守了。中共灵活运用虚实相杂的讯息、假手台商的金流、对民营公关公司的外包以及与草根政治势力的暗中契合，达成了壹项了不起的政治作战目标：

自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以来，中共首度成功引导了台湾选情，用不流血的方式干涉了台湾的政治权力变迁。

对岸的党、政、军系统在短短几个月内展现了出色的胆识与智慧，为他们效忠的国家与政权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必须承认他们是“可敬的对手”；反观台湾，虽然几年前早有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大选的前车之鑑，我们却对于这种新时代的威胁麻木不仁，现在大刀终于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脖子上。对岸的心战工作因善战而胜利；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不战而败。

今年，我们必须心服口服地认输，也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今年他们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地方选举，来年他们就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中央选举、公民投票、立院表决，乃至于塑造民意来改变国家宪政与主权（壹如1890年代美国併吞夏威夷王国）。

外力对民主制度的直接插手，绝对不是蓝绿候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小破事。今年因中共干涉大选而得利的壹方，来年更容易因为言行与中共意志稍有违背而遭到报复性的舆论战打击与媒体丑化──中共痛恨拿了对岸好处却倒打对岸壹耙的“白眼狼”，无论妳是否真的想要他们的帮助，无论妳是无意间惹到中共还是真的吃裡扒外，他们对付“白眼狼”的狠劲永远比对付敌人更为凶猛。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同壹条船上，我们的民主还没成熟就被渗透，我们处在社会制度逐渐沦亡的前夕。

前篇文章谈到了如何在国内网路环境下驱逐敌方影响，这样的作法虽然能取得成效，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们仍然需要主动攻击。这样的攻击不是挑衅或挑起纷争，而是在“现在已经发生的两岸衝突中”去追求均势。惟有顺应国际情势、发挥自身优势去发动针对中共的舆论战与网路战，才能让中共当局意识到“干涉台湾内政不划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几年前，美方某些部门做出了壹项结论：在网路资讯发达的时代，“黑色宣传”（散播不实谣言去攻击敌人宣传方式）是不可行的，因为网友很快就会发现真相併揭露事实，散播谣言的壹方反而会损害到自身国家名誉。国军政治作战系统採纳了美方的结论，所以对黑色宣传（譬如今天大家所说的“假新闻”）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这项结论是有问题的：正因为网路资讯传递又快又广，还没等到键盘柯南跳出来揭穿不实讯息，无法弥补的伤害就早已造成──而且多数人喜欢听八卦，不喜欢听妳键盘柯南讲道理。

不实讯息引导北约去摧毁了利比亚的格达费政府，让俄罗斯恢复了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力，让人口有限的伊斯兰国得以从世界各地做网路募兵。经过这几年，美国人惊醒了，知道黑色宣传的恐怖；已经被推上断头台的台湾却还在醉生梦死。

在核子武器上，有所谓的“不率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壹说，意思大概是：使用核武不道德，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不会用；但是壹但其它国家先朝我扔了核弹，那就不要怪我也扔核弹回去砸妳。

笔者主张，民主国家对于“黑色宣传”的使用，也可以依循“不率先使用”原则。换句话说，既然老共都这样大刺刺地释放谣言干涉台湾内政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回去干涉对岸内政，又有什麽不行？就算被发现了，我们政府像北京壹样打死不承认就好，这就是“隐蔽政治行动”（covert political action）的精髓──被妳知道又怎样，反正我永远可以否认（deniable）。

国军传统上固有的政治作战教范，本来就肯定黑色宣传的战争效益。国防部在民国64年颁布的“国军政治作战特遣队（现已裁撤）”准则，裡面的第314条中，就写道“耳语（谣言）为对敌人心战最犀利之武器”。所谓“网路心战”，其实就只是把政治作战搬到网路这个平台上运用而已，根本不是什麽困难的事情。

笔者依据近两年来私下与对岸交手的经验，整理出对中共发动网路战与舆论战所须把握的19项原则如下

1. 要攻击省，而不是攻击中央

对于对岸民众而言，真正令他们关心且“比较有讨论空间”的问题，是省、市层级以下的地方性议题，包含环境污染、权利受损、官民衝突与官员丑闻。

全国性议题如果受到民间抨击，容易动摇到中央威信，中央会施加比较大的力道去控制舆论；相较下，地方贪官恶吏的自家地盘裡失火了，中央就没有那麽大的动机去帮妳灭火（只会消极地清出防火巷，避免火势延烧到其它地区）。台湾如果要打网路舆论战，打地方政府当然比较容易得手。

以台湾的网路力量，要和中共中央正面对决当然是稍嫌吃力的。但中共是个强中央、弱地方的政治体系，省级的网路防御能力与舆论控制能力都相对薄弱，台湾可以相对容易地突破单壹省、市的网路控制，打击中共贪官污吏在地方上的威信。

打击地方势力，对于台湾的舆论环境安全是有直接帮助的：依据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网军主要是“分派”给地方政府机关运作的，在网路上跟妳吵架的“五毛”或许就是对岸某省某市某乡某镇壹处党办公室裡面的小小职员。只要把地方政府打残、打怕了，地方就会把他们公家网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境内维稳上，避免再招惹妳台湾。

2. 要打著红旗反红旗

到对岸网站上骂中共、反极权、声援民间维权，这种明目张胆的作法当然会被删帖删帐。但妳可以“反串”成“五毛”，表面上高唱爱党爱国，言谈里却指桑骂槐、揭露黑暗面。表面上帮党讲话，实际上却“越帮越忙”，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47条所提到的“冒充混进”精神壹致。

中共的网路巡管人员无法立即发现这类贴文的问题，相关贴文就能在公众的视野里停留更久。真正的对岸网民和只会叫嚣的五毛网军不壹样，由于长年身在特殊的网路环境下，许多对岸网民是非常聪明、有文化深度且观察力细腻的。虽然他们可能也希望“收回”台湾，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认可中共官吏许多狗屁倒灶甚至根本悖离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

近几个月来，对岸网军对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冒充混进”：假冒成蓝绿支持者来引导舆论，有时甚至是纯粹借由互相谩骂来激化民间对立。

3. 要借由谴责自己与吹捧敌人来制造合法曝光

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国际处境还是国内问题，都有很多他们“不愿让民众知道的真相”。公开讲出这些问题的人士，自然会成为被党“解决”的对象。反之，如果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小青年、跳出来替国家谴责这些“提出问题的人”或“外国势力”，这样的谴责反倒会“证实”并“曝光”了问题的存在，让问题被更多人知道，同时又不容易被删帖。

举例来说，大家本来不知道某省某县发生了群众维权抗争事件，如果我跳出来“谴责”这群抗争民众，就会让大家知道了抗争的存在。大家本来不知道有740万名农民工失业，如果我跳出来“讚扬”这74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家就知道他们因为企业大量倒闭而失业了。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4条所说的运用公开掩护祕密跟合法掩护非法道理壹致。

4. 要运用借古讽今的方法讽刺对方

对岸网民对于历史议题热衷的程度，远胜于台湾。谈论本朝的政治，容易惹祸上身；但是讨论唐、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的政治，似乎没什麽大碍。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用来躲避文字狱的传统：以古喻今、借古讽今。

有时候妳在网路上抨击壹个朝代吏政的昏暗，或者热捧壹个时期相对于现在的开明与繁荣，就算妳隻字不提共产党，只要用词露骨壹点、“似曾相识”壹点，对岸网民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当今存在的政治问题。

5. 要高举社会正义，而不是高举民主自由

按照中共的逻辑，对岸现在实施的是壹种叫作“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制度”：各级代表都投票产生（虽然他们的投票制度很有问题），重大政策都投票决定（虽然没什麽人敢投反对票），壹旦决定好的事情就要绝对服从、不淮反对。

相比下，台湾的民主呈现出壹种非常混乱的形象，而且民主化之后就遭遇了经济成长的停滞期。正因如此，台湾的民主自由对他们多数人而言，是“低效率”“反智倾向”“闹事”与“盲从西方”的同义词，没有太多效仿的价值。

在贫富差距巨大且公民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妳想说服壹位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内陆的文盲农民壹起“壹人壹票选出壹位领导”，那就和“说服壹头肥羊去和九头饿狼投票决定晚餐要吃什麽”壹样荒谬。

他们反感中共，通常不是因为中共治下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而是因为缺乏民众监督机制的各级干部经常打著党的旗帜多行不义，嘴裡讲的是仁义道德、马列毛习，手裡乾的是仗势欺人、姦淫掳掠，这才是基层民众对中共愤怒的根源──虽然这也算是缺乏民主课责与言论自由的后果，但多数人联想不到这壹层。

6. 要善于寻找代理人

今年下半年，中共对台工作在操作上和往年有壹项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们找到了掩护”。如果今天老共自己跳出来说“我是中共，为了祖国统壹，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麽没有几个台湾人会理他们，因为大家普遍很讨厌中共，也反感他们自称“祖国”的嘴脸。

但如果老共假手台湾政客、名人，让他们的嘴巴说出“我是台湾人，为了台湾好，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就有可能成功改变台湾人的行为。

台湾倘若要朝对岸推展舆论战，那同样也要寻找代理人来隐藏自己的身分，因为很多对岸网友是真的不喜欢台湾人。如果妳在网路群众之中喊壹声“打倒共产党”，虽然不见得有人敢应声，但很多人会暗自窃喜；如果妳喊出来的是“快来跟台湾壹起打倒共产党”，那麽更多人心裡想的会是“就凭妳”“干妳屁事”或“滚”。自己的政府自己骂，这种心理对双方而言都壹样。

7. 要了解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

与共产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岸最有钱的那群人可以来台湾扫空壹间又壹间的名牌精品店，广大的穷苦民众却没有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他们基本上活在不同的世界，对彼此的生活缺乏了解；但他们都能够使用网路，所以身在台湾的我们可以同时和这两种人交流与产生连结。

既得利益的富裕阶级除非接触到外界思想（如留外学生），否则不太会去反思当前政治制度的缺点。反之，受到压迫、对现况存在怨怼的中下阶层，才更有动机去传散壹些针砭现况的政治材料，协助我方遂行舆论战。

8. 要洞悉东西部省份的发展落差

改革开放的初衷就像倒满壹座香槟塔，我把香槟（经济利益）倒在最顶端的高脚杯里（最先开放的沿海省市），溢出杯缘的香槟会流到底层的高脚杯（二、三线的中西部省份），最终达到利益均霑。但30年过去了，上面几个高脚杯却愈来愈大，分给底下的香槟没有几滴，有些底层的高脚杯甚至被压碎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治下的财富重分配机制严重失灵，内陆的人才与资源不断东流，对现状不满、怀念旧时代的情绪也开始在内陆蔓延。这也影响到对于台湾的态度：

壹些东线省市的人均GDP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台北了，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自信就越高；中、西线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好，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意愿也就越低。如果台湾要对中共政权发动舆论战，最能如鱼得水的地方或许不是和台湾比较有渊源的几个东部省份，而是和台湾比较疏远的中、西部省份。

贫富、城乡及东西差距，可以合称为“三差问题”，这“三差”正是对中共发动网路攻势的关键突破口。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5条提到“对各阶层进行政治号召时要主打不同的要点”，这在上述各项中可以体现。

9. 要掌握牆内与牆外的天然界限

翻牆出来的不只是五毛，还有很多真的对中共治理存在不满的对岸网民（包含大量留学海外的学生）。在不同的社群网站上，他们所占的比例也不壹样：因为台湾青、中年主要使用Facebook，所以被派到Facebook影响台湾舆论的五毛比例较高；在台湾人少用的推特上，五毛相对较少，反共的对岸知识份子则比五毛更多、更活跃。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好分辨，不容易混淆。

这意味著中共的“防火长城”已经自动帮我们把“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都过滤到“牆外”了，只要花点心思，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壹套线上的政战情报工作网。透过这些立场壹致的盟友，我们不必潜入牆内，就能把影响力渗透进牆内。

本文所提及的各项要领或作法，都是笔者近年来私自实验所得的结论；不用担心官方作法外洩，因为台湾的政战部门根本没有在运用这些底层实务作法推动对敌政战工作，更高的层级也没有。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路应声中断，笔者已经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发现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因此，笔者选择将工作心得向大众公开分享，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民运人士参考运用。

最近适逢第壹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周年，其实笔者在原单位时经常拿壹战时期的地图供单位同仁做教育训练与推演。许多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战工作，都发生在壹战期间，是“还没有政战制度的政战工作”：

英国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少尉和阿拉伯盟友壹起撕裂了鄂图曼帝国，受德军支持的列宁在俄罗斯帝国点燃了世界共产革命，这些都是政治作战“六战壹体”（思想战、组织战、情报战、谋略战、心理战、群众战）的经典展现。

如果国军政战部门能多少找回壹点20世纪初的军人情怀，并且正视21世纪初的战场环境，我们的国家今天不会输得那麽妻惨。

台湾已经迎来了民主转型以来最大的变局：在抵御中共干涉内政上，遭逢了2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舆论战上反制中共网军（尤其是共军编制部队採取的认知空间作战），是国军政治作战系统编制内已在进行的任务，确实不是国安局、NCC、资安处、资通电军的权责范围。

反制壹直都有做，只是此前壹直做得很失败。在中央单位政治作战系统壹直都有在进行对国内舆论拨乱反正的任务，也有面向对岸网民的网路心战宣传。

可惜因为缺乏符合现实环境教范与人员训练机制，加上机构不按专业用人、指导工作者不具国家宏观思维，此类反制作为传散管道错误、产出成品无用，所作所为始终只能自娱娱人、自欺欺人。

想要及时掌握议题，就要有进步、畅通的情蒐能力。但政战部门对于情蒐的态度也极其消极、落后，不重视由下而上、自主发现的第壹手资讯，只能跟风媒体报导与立委质询来下令情蒐。

所谓“巨魔工厂”、新疆集中营暴行、对岸藉宫庙渗透国内民间等情形，早在距今半年至壹年前就已经被掌握与提报了，但上级指导单位只在乎当时在新闻上热门的共军演训、对台利多、断交等问题，对当时仍处于发端阶段的新议题兴緻缺缺。

等到媒体、立委或高层长官开始追问这些议题时，毫无头绪的上级指导单位只能急忙让下属“上网找资料”，殊不知下属早在壹年半载以前就把议题呈上去了，只是他们无心追踪与了解罢了。这种只会跟风媒体与立委，全无早期预警能力的情蒐指导方式，注定台湾“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

在政治作战的领域，这是壹个对守方极度不利的年代，如果壹个民主国家想保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受专制国家侵犯，那麽对专制国家的攻击就势在必行。专制国家的舆论生态迥异于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想要对专制国家有效发动舆论攻势与网路心战，就要了解专制国家的网路舆论特性。

近来国家几番人事变动，新环境、新长官、新思维领导下的政战系统，或许就快面临到十馀年最重大的全面转型。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路已然中断，笔者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甚要遭受践踏与要胁。台湾已经到了不得不全面反击的时机，笔者若无缘参与，只能抱憾自愿接受体制汰除，另觅战场。

本文接续前文，分享笔者近年来私下从事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得的结论，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友部）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各民族人士参考运用。

三、舆论管控下的技术性反制

10. 要活用网路监控的人力死角与系统死角

中共的网路巡管实际上是充满侷限的。以系统来说，各级巡管部门依然是透过关键字系统来搜寻网友发言中的“敏感词”；换言之，妳只要使用同音异字、谐音字、特定代称、缩写，系统就很难搜寻到妳的言论，或者阻止妳发表敏感词。

妳也可以透过图档来散播讯息，如果想迴避中共的图片辨识系统，妳也可以故意上传上下颠倒、左右翻转的图档，或者故意调低图档解析度。中共运用台湾LINE群组尚流行的“长辈图”来发动舆论战，我们则可以用对岸流行的“表情包”来偷渡壹些隐晦的政治宣传。

透过通讯软体发送的私人讯息，也是网路监控的壹个盲点。虽然中共当局有能力监看微信裡面的私讯对话，但说穿了，除却已被锁定的重点人物以外，当局根本不可能监控全中国每个人的微信帐户。

事实上，很多记录下对岸群众抗争、城管殴打民众的影片，根本就是透过微信流出牆外的，当局拦都拦不住。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9条提到，“祕密传播”须能使目标群众在不公开的环境下发现获取得宣传材料，当代的手机通讯软体其实就能发挥这种功效。

足以监控私人讯息、盗用私人帐户的网路技术，大多存在于中央层级的情治单位，地方的治安部门通常不具备这样的高端网路技术（不过也有某些地方例外）。以在对岸活动的台湾诈骗集团为例，他们因为手机通讯被警方掌控而落网的案例比较稀少，对岸警察往往要透过乔装和卧底才能掌握台籍诈骗集团罪证。这也呼应本文第1点：攻击地方比攻击中央更容易得手。

11. 要蒐集各级官员贪腐内幕，并运用骇客予以曝光

台湾如果真的要蒐集对岸情资，其实CP值最高的应该是蒐集各级官员贪腐、淫秽的证据（反倒不是军事武器诸元或部队动态）。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推动反腐工作，大量敌对派系的文武官员被斗倒、斗死。真正能让党、政、军官员恐惧的，是自己腐败的证据被别人掌握与揭发，只要掌握这些人的罪状，就能箝制这些人的言行。那麽，如果掌握这些罪状的是台湾？

这些罪证可以直接从体制内举报，也可以借由网路舆论战来发挥作用。如果有某位对岸官员发表了对台湾挑衅的言论，我们大可运用骇客技术在网路上大举揭发此人的丑闻与弊端（比方骇入特定省市人民政府的官网发布图文），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进而吓阻其他官员在言行、政策上挑衅台湾。

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3条提到“黑函是以文字攻心的心战媒介之壹”，同样的作法完全可以在网路时代活用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或许他们早就已经在用上述手法对付我们官员了，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

12. 要顺著他们的宣传政策去制造恐慌

中共喜欢借由宣传工具来制造小幅度的群众集体焦虑，进而转移民众焦点、稳固政权统治。前阵子对岸媒体大肆操弄的“台谍案”，就是为了将境内的混乱怪罪给境外势力。这提供台湾壹种新的操作选择：顺势接球、火上添油、夸大事态、假戏真做。

举例来说，面对中共操作“台谍”议题，台湾除了官方澄清以外，其实也有其它选项，譬如透过非官方管道释出讯息：妳谎称抓到了100个台谍，我就陪妳演戏，宣称其实“还有900个台谍没抓到”，其实“好多党干部都是台谍”，其实“妳父母也都是台谍”。

这种宣传方式顺应了中共官方的政策，不会立刻遭到删帖，却能有效扩大敌人内部的恐慌与自我猜疑，达成内部破坏的效果，让中共宣传部门玩火自焚。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提到借由“篡改敌方宣传标语”来替自己宣传，其实“让宣传自己失控”的收效也不亚于“篡改”。

四、政治操作

13. 要与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裡应外合，缩小打击对象

对岸操弄台湾政党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操弄中共党内派系的矛盾。实际上，当妳真正开始从事对中共的心战工作以后，妳会发现很多对敌宣传会得到“莫名的外力帮助”。妳本来以为妳投放的讯息会被全力封锁与压制，结果却被某些官媒用“谴责”的方式“大肆报导”出来，搞得众所皆知。

在中共展开反腐工作以后，派系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许多非当权派系的成员朝不保夕，巴不得有多壹点材料彰显当权者的无能（比如故意夸大壹些弊端的严重性），迫使当权派系让步。

台湾如果要散播中共官员的负面讯息，首先要看清楚他们的派系归属。如果打得对、打得巧，中共党内会有很多人跳出来朝政敌补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7条提到，由于我方“缺乏在敌后长期潜伏经营之基础”，所以应该要灵活结合既有的党、政、军、民势力来进行操作。

14. 要善用带路党

中共透过台商出资给台湾的公关公司，把舆论战、宣传战工作“外包”给台湾人，这证明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再怎麽想伪装成台湾民众，都实在学得不像，很容易被揭穿，所以不如找真正的台湾人来办事。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和立场壹致的的对岸网友合作，打击共同敌人（中共）。在对岸也有壹群早已对中共政权不满的人，他们抱持著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与民族立场，但都希望能做些什麽来反制中共、改变国家。他们非常了解在地民情与舆论生态，与他们保持壹定程度的默契（甚或直接合作），将能弥补台湾在操作上的许多限制。

15. 要消除公民壹方的资讯不对称

现实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个网路资讯四通八达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生活、语言文字、交通距离、流行文化等等因素，都能使人与人对彼此无知。在对岸，牆内不懂牆外、内陆不懂沿海、农村不懂城市、北方不懂南方、穷人不懂富人，汉族不懂少数民族，多数人只能透过官方媒体来了解这整个巨大的国家，而中共的官方媒体通常会选择把现实中的黑暗面隐藏起来。

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无知、隔阂与误解，使得跨境的公民运动串联不容易促成，任何壹群人在党国机器面前都处在严重资讯不对称的地位上。

如果能运用牆外的资讯流通来帮助特定群体打破资讯不对称，甚至运用骇客技术选择性地攻破防火长城、让特定资讯大幅流入，那就会严重鬆动中共对公民活动的控制，让民间更有能力去判断情势、衝击恶政。

16. 要鼓励中共把资源花在没价值的台湾人身上

实际上，在今年以前，中共绝大多数对台统战所投入的资金都是被浪费掉的，因为台湾有太多牟取中间利益的政治掮客和没有真本事的譁众取宠者，他们从北京那裡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却没发挥多少实际用处，无法影响台湾主流民意。我方自然应该夸大这些人的功用，让对岸的对台工作部门志得意满，继续把资源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五、外围操作

17. 要认识香港的重要性

曾有壹种说法：香港对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不亚于金门和马祖，都是自由世界钉在铁幕上的壹个重要据点。受到香港政治情势转变的影响，香港知识份子现正经历自香港开埠以来最需要台湾、心向台湾的时期。

香港不论在各种意义上都处于枢纽地位（东西枢纽、两岸枢纽），对于台湾的政战工作而言，香港既可以作为进出的门户、也可以作为掩护。对香港民心的支持、鼓舞与掌握，能为台湾带来很大的战略利多。

18. 要运用民族的天然界线

共产中国大致承袭了大清国晚期的疆域，是壹个同时统治多民族的国家。虽然本质上有许多差异，但中共实际上还是承袭了不少清廷的民族治理特色──分而治之，让各民族互相箝制。

妳可以把今日的中国视为壹个整体，但妳不能不像庖丁解牛壹般注意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肌骨缝隙：民族是比省份更天然、更有机的壹种界线，如果省界是肌肉间的接合处，那民族界线就是四肢与躯干之间的关节，他们是可以活动的、可以变动的，甚至能分能合。

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则更像是让肌肉与骨骼都困顿窒息的壹条裹尸布，对外虽然能起到壹点保护的作用，对内却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排序，只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係，跳脱共产党给定的剧本，就能撑破共产党这条裹尸布。想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係，符合民族需求的宣传与战略沟通就是必须的工具。

19. 要重视俄罗斯与印度的舆情

壹般民众在考虑台湾的国家安全处境时，大多隻会联想到美国和日本。其实，站在国际战略与舆论战的立场上，真正具备开拓价值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印度。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舆论对共产中国已经充满敌意了，可以操作的空间不大；但俄罗斯和印度始终与中共处于暧昧状态，有相对大的操作空间。

再者，美国与日本的六地领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接壤，俄罗斯和印度却是与中国陆地边界大幅接壤的陆权强国，无论俄罗斯与印度对中国是敌意居多还是善意居多，两国的国力都会对共产中国构成威胁（共产中国对于两国而言亦然）。

当中共虎视眈眈地面对台湾时，在共产中国背后摩拳擦掌、伺机而动的，就是俄罗斯和印度，印、俄可以把共产中国的国力牵制在台湾的反方向。

俄罗斯与印度的民主都尚未成熟定型，但他们终究是民主制国家，民意会对政府涉外政策产生影响，政府也必须去积极煽动民意。两国的舆论对共产中国的敌意增加多少，共产中国在国界线上（尤其各大民族自治区）面临的威胁就增加多少，舆论可以直接转化成部署在中国边境的战车与飞弹。

台湾是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很难仅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盟友，但我们可以协助敌人的敌对强权去争取盟友。我们可以和俄罗斯在中亚维持檯面下的默契，和印度在东南亚保持私底下的合作，透过非正式舆论宣传工作来促成大范围的战略牵制。很多时候，保持默契比实质的合作关係更有用。

在任何国家，军事都是政治的延伸；而在台湾，政治也是军事的延伸，绝大多数政治问题的讨论核心都根植于“台湾能不能抵御中共侵犯”。军队国家化以后，军人秉持的行政中立是在国内各党派之间保持中立，而不该是“在我国与敌国之间保持中立”。在国家政治制度蒙难的时刻，国军的政治作战机制应该发挥作用了。

中华民国国军的前身，叫作“国民革命军”。国军《奋斗》月刊的前身，也叫作《革命军》。忘记如何从事革命的军人，怎麽能以“革命军人”自居？

政治作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说：组织斗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清敌友”、“结合群众”、“掌握形势”、“运用关係”、“抓住矛盾”与“严守祕密”。国军拥有壹套不逊于中共的政战行动准据，可惜早已被束之高阁。

准则往往是集前人经验之大成，犹如当代的兵法；可惜，国军政战系统的准则教育已经沦为不检验思辨能力的逐字逐句死背，枉费前人所留下的战争智慧结晶。

我只是壹名中尉，阅历浅薄，人微言轻。1517年10月31日，马丁 路德在萨克森的维滕贝格教会大门张贴《九十五点论纲》，引述《圣经》阐释“真正的信仰是什麽”。笔者在此东施效颦，引用国军政战过去使用过的准则来探究“真正的政战是什麽”，希望可以引起更广泛的反思与激荡。

谈到我国、我军在心理作战上的许多困境，也试图提供壹些经验与方案。但就算找得到问题、提得出建议，就真的能改变现况吗？恐怕很困难，因为我们有更深壹层的东西腐坏了，导致任何变革倡议都会承受非常巨大的阻力。

制度、风气、人，决定了我们和现代国家的差距
制度决定风气，风气决定人，人决定新的制度。每个单位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但人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循环产生的。

在我们国家，政战是人的工作，人的问题当然是政战的权责范围。要处理人员与组织的问题，制度自然是关键。人留不住、被逼住院了、被逼死了，不去检讨组织制度，反倒去检讨心辅工作，这对于经营者、管理者而言是非常大的罪恶。

制度、风气、人，三个东西合在壹起，决定了我们会打败仗，决定了我们和“现代国家”之间决定性的致命差距。

在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武器与科技或许存在差距，但那是有限的差距，了不起就是拿二战的武器对上当代的武器，不会有大到像穿越剧壹样的落差。何况，拿烂装备的壹方也不壹定总会打败仗，不然抗战、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不会是这种结果。

制度、风气和人，才会真正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时代差距，差距大到像在看穿越剧，就像送美军的绿扁帽回到三国时代打黄巾贼壹样。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甲午战争的时候，清军的武器比日军还要先进。清军的枪枝性能比日军好，野砲比日军多，主力舰比日军大，欧洲教官指导下的战术战法也不输日军，更不用谈人口与兵力上的优势。但那场战争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清军输到脱裤，壹路被人家打得不要不要的，台湾和澎湖被割让给日本。

小时候唸书时没想懂，为什麽清末的八旗军会腐败到把操演当成年度性的大作秀，根本打不了仗；为什麽后来清朝买了壹堆洋船洋砲，还是被外国当成塑胶在打。长大后看了自己国家，才终于缓然大悟：啊，原来就是这样啊！

什麽梦迴大清，现在根本就还是大清。

中国幅员那麽大、财力那麽雄厚，要不是共军比我们腐败很多，我们早就完了。为什麽我们心理作战已经完蛋了？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战部门壹枝独秀，比腐败的共军还要更加迂腐无能，变成整道防线上最大的壹个突破口，也是第壹个因为交战而暴露出来的弱区。

如果可以，我希望国防部不要只纪念抗战胜利70週年、八二三砲战60週年，也要记取失败的教训，只有成熟的国家才会坦然纪念过往的失败。明年应该要纪念壹下国共内战失败70週年，警醒全军不要重蹈覆辙。今年这壹整年的两岸心战攻防，我们输得像国共内战壹样惨。如果真的有把70年前政战工作惨败的教训记取起来，今天不该玩成这样的。

好的制度有自我修复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好的制度会鼓励组织基层透过实作去发现问题、提出弊端，据此调整装备、编制，并且训练出壹批能符合需求、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体制可以在任何时代克服任何困境，让国家得以生存下来。罗马壹度差点被迦太基灭亡，但最后是罗马赢了，迦太基亡国了。不是因为罗马出了比迦太基的汉尼拔更厉害的天才，是因为罗马优良的制度让次佳的人才发挥出了超越天才的战力。

优越的体制，让罗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现问题，给人尝试、创新甚至犯错的机会，最终摸索出克服危机的办法；优越的教育，让罗马有壹群能理解问题、公开思辩并依循理性解决问题的人才；优越的人事，让罗马的专业人才有机会依靠实力去坐上正确的位置。所以罗马赢了，制度造就了军事上的胜利。

我们的制度？这边不谈全国、不谈全军，光看国军心战大队近壹年来的情况，就糟到足以出壹本专书来探讨了：

失败的体制，让所有人每天面对大量无用而且失败的工作成品，却没人敢说出真话，因为真话难听，长官讨厌听真话。受体制遴选前来的管理者，本身偏偏就是最外行的人，对官场权术高度依赖，情绪管理上却又极度失败，带领大家愈走愈偏、愈走愈错的同时，所有人却都只能选择讲漂亮话来明哲保身。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不能说──如果妳还想继续干的话。这样谈何发现问题？谈何解决问题？

为什麽笔者今天被迫要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来指出问题？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底层干部几乎没有反馈意见、调节体制的可能性，就算反映了也不会被正视，装睡的人叫不醒，体制有“为现况辩护”的强烈偏好，提出问题的人反而会被视为有问题的人。

失败的教育，人员训练脱离实务需求，变成例行性的交差了事与经费核销。本来应该“壹专多能”，在专业精通之后再培养多元能力。但近来错误的实践却是“放空壹专，光搞多能”，底层执行者要学的花招愈来愈多、愈来愈花俏，甚至不惜荒废掉核心任务的执行能力，变成“无专也无能”。

以中共为对手的敌情蒐研部门，裡面却没几个人懂什麽是社会主义，没几个人搞得清楚活生生的对岸民众在想些什麽。这是既有体制下选员方式所造就的根本弊病，亟待透过系统性的教育训练来改善。但教育训练的方向却不是这些，人员时间、精力都壹股脑地放到新系统、新软体、新装备的操作上，不惜挤压既有任务的遂行、牺牲成品的品质。手上道具愈来愈多，但都不太会用，加上常识严重缺乏，根本不知道要把道具用在哪裡。

上等的教育是教妳“做对的事情”，次等的教育只教妳“把事情做对”，最差劲的教育实践是“选了壹个错的事情、错的方向，要妳把事情做对，做不对就怪妳能力不足”。教不出能为体制把关、除错、保养的人，却教出好多无条件替体制辩护的人。

失败的人事，让外面的专才被挡在门外，裡面的专才忙著后悔和出逃。决策者既然不打算选对的事情来做，自然就会经常性地把不对的人摆到不对的位子上。领导国家核心的功能性部队，却用对待车、兵、化、工、通的逻辑在对待稀缺专业。

把没有对应能力的人丢到重要岗位上，就好像把壹条鱼丢到地上逼牠爬树，拿“交织历练”当藉口，把全局成败当儿戏，把在第壹线作战的部队当成干训班。不惜“以急济缓”来做交织历练，却也没有获得“训练”的成果，再好的鱼使出浑身解数都依然学不会爬树。习惯性地将调职当成“压事情”“搓事情”“息事宁人”“权斗角力”的工具，让任职制度完全失去选才用能的作用。

对于壹支部队而言，最差劲的内部管理不是军纪状况百出，而是让这支部队“完全失能”、丧失实用性，变成壹支公然糟蹋人民纳税钱的部队。三天两头摆壹次陈展给参访班队看，频率高到匪夷所思，让工作的神圣场域沦为观光景点，展示板与解说图简直被看得比工作成果还重要。

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心战大队，怎麽可能打得赢当前的两岸心理战？不要说共赴国难，用来应敌的核心部队沦落到这种状态，却无人意识到要插手纠正，这本身就是国难。

只会做事、不会表现成效的干部，那叫作老实、叫作笨。他们官途坎坷，而且会为了自己对于专业的坚持而触怒上级，最终随著时间迁移而被体制汰除。这种人非常多，国家其实很需要这些人，只能说“可惜”。

不会做事、光会作秀而仕途亨通的官吏，那是可恶、可恨。不要说每个国家都是这样，有生存压力的国家会优先汰除无能的人，而不是优先汰除不讨喜的人。这种人也不少，通常会捞到个不错的位子，但国家眞的壹点也不需要这种人，只能说“可叹”。

非但不会做事，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破坏，靠著分化团结与打压异己来进行领导统御，对国家的伤害犹如敌国卧底的间谍，这就真的是“其心可诛”了。如果这样的人反倒能在官场上却能处处得意、平步青云，那就更需要去深究“到底哪裡出了问题”，为什麽我们的体制能允许这些人发挥犹如秦桧壹般的效果？

落后会让壹个国家付出代价，尤其那些无法发现自己落后的国家
笔者此篇所言，不知道会让多少国军同仁读后心有戚戚焉。笔者是陆军出身，相信三军各单位都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只是程度轻重差异而已，这不是居上位者壹人壹职、壹朝壹夕就能改变的。但如果上述的制度面弊病密集发生在中央单位，而且情况比地方更加惨烈，那就是整个体制重大的危机与灾难。

基于职务之利，偶有几次机会接触到美方人员，或者辗转得知壹些美军、星军的言行与评论，经过瞭解与思考后，笔者每每都会有很巨大的震撼。那种震撼就像1853年日本人在江户湾第壹次看到美国庞大黑色蒸气船来航壹样，在国家力量的交界上看见了巨大、令人无地自容的落差。

美国人有壹套鼓励人们从实务经验中发现问题、提出需求的体制；美国人有壹套依据真实需要来进行训练的教育模式，他们的教育鼓励创新、鼓励反省；美国人为自己创造出了全世界最丰厚的人才库，因为他们敢用人才、肯用人才、尊重人才，所以人才会源源不绝地诞生，别国的失意人才会被美国吸引过去。

真正见识到我们作法的外国专家，无奈于我们的颟顸，看不起我们的死要面子、不要裡子的官僚作风，看不起我们浪费纸张印资料、做表面工夫，像在看停留在上个世纪的野蛮国家壹样。我们落后美军多少年？10年？30年？还是70年？在某些方面，我相信起码差了人家100年。

把人送去美国、学美国的东西，如果没办法把美国人的制度与文化带回来，到底又能学到些什麽？ 学到了外军的准则，我们有没有好的制度去实践它？学到了时髦的英文单词和新颖概念，我们有没有好的制度去把它複制到自己的国家？

举例来说，美国人的战略沟通是壹套能为国家争取利益、需要谋略与跨部门整合的宏大概念，我们把东西学回来后，却把重点放在如何于记者会上回答问题。为什麽会这样？

这是作法之于制度的问题，就像是花朵之于土壤、鱼之于水域。

再好的花朵插在污水裡都只会变成垃圾，再好的鱼丢到树上都只会变成尸体。力战而败是非战之罪，不战而败是制度注定。

近来，愈来愈多民间读者开始注意到新时代、新威胁下我国政治作战工作的重要性。有人倡议要自发对中共发起网路心战反击（无论从国内著手还是从对岸著手），这除了要有足够的人力与时间外，更重要的是“建置壹套可靠的情报网络”。没有情报工作支撑的心理作战，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政战需要自己的人文、社会情报，这些情报没有其它部门在负责
如果有人认为政治作战与情报工作无关，那肯定是天大的误会。政治作战是需要自己的情报作业制度的，战役、战术层级的政治作战都需要依据战场情报来做出判断，更何况涉及网路、传媒的这种国家战略层级政治作战。共军的政战系统同样也有自己专属的情报部门：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辖的“联络局”。

我国的政战系统不只“应该”要有情报部门，实际上也“已经”有情报部门了，包含执行国内反情报、反渗透工作的军事安全总队及执行敌情蒐研任务的心战大队下辖单位。心战工作所需要的国内外人文、社会情资，当前是由心战大队在负责蒐研，但这个单位不但不受《情工法》保护，更被大量不明所以的纸本工作给绑死了，足见政战情报在整个国家的情报体系中的“高度不被重视”。

这壹类的人文、社会情资能不能交由其它情报部门来蒐整？当然可以，但是目前国内并没有政战系统以外的任何情报部门在蒐集这壹类情资。军情局专蒐武器诸元与敌军动态，国安局专司战略层级议题、反渗透与电讯情报；没有任何部门会特别去帮政战系统蒐集民间态势、舆论走向、族群关係、政治矛盾、语言文化、意见领袖、社群团体这壹类情资，更遑论佈下相应的情蒐网络。

任何部门都不会花费心思去蒐集自己用不到的政战情报，也不知道哪些情报真正有助于政治作战的实际操作，这是组织天性使然，政战系统只能想办法强化自己现有的情报蒐研部门。

政治作战是用“政治”的方式去“作战”，需要相应领域的知识库与人才库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情报工作和政治作战长年来处与彼此交杂的状态。

以军统局－军情局为主轴的戴笠系统，当年也有在从事政治作战工作，并且相当程度压制了国共内战初期共军的政战攻势；但军情局系统目前已经不再从事政战工作了。以政战局为主轴的蒋经国、王昇系统，早年更是与情报工作有千丝万缕的关係；但时至今日，政战情报已经被限缩在上网查资料、写文章而已，更因法规环境的缺陷而深受侷限。

非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了列宁式的政治工作制度，适用时会有许多职务重叠上的尴尬。但制度上的尴尬不代表这些事情不用做，没有政战制度的国家同样也有在执行政战情报工作。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大佐（相当于上校）明石元二郎以驻外武官的身分在欧洲经营情报工作，他经营的所谓“情报工作”极大部分都是“政治作战”下的对敌心理作战：勾结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芬兰革命党、东正教工人运动、波兰复国者、高加索穆斯林。这是壹百多年前壹位陆军上校在做的事情，真的拿“政治”在“作战”，这些工作的成果被当时日军参谋次长盛讚为“能抵得上陆军10个师团（相当于20万人）”。

不懂政治、不懂宗教、不懂阶级、不懂经济、不懂意识形态、不懂语言习惯、不懂民族文化脉络，就根本不可能从事有意义的对敌政治作战。整个国军体系内，只有复兴岗的政战教育系统在孕育这些人才（政治系、心理及社工系、新闻系、应用艺术系），但他们却鲜少被投入实用。

中共制度的强大，在于他们对科层体制的动员，他们可以把网军工作分派给各层干部、职员，由“量变”创造“质变”。在近年政策下，政战业务简化已成趋势，若能进壹步将基层营、连辅导长从壹切可裁併的庞杂业务中解放出来，这些政战干部都能成为国家整体心战作为甚至情报网络的底层结构。如果我们能动员全国政战干部去防备来自本国媒体与民代的攻击，那我们当然能动员全国政战干部去反制来自中共的心战攻击。

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文、社会情报，到底有没有人在经营？
就算不跟对岸比、不要光看政战体系，整个台湾的情治系统在对敌政治工作上也是不及格的。中国异议人士到了欧洲、北美、日本甚至印度，他们可以受到当地情报部门壹定程度的庇护，旅费也可以循正式管道核销。这些国家难道不怕激怒中共吗？当然也怕，当然也想赚人民币，可是这些事情他们照常壹直有在做。

即使外国所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远不及我们，他们仍知道这些异议人士对他们的国家安全与情报网构筑能产生利益，所以必须保持与他们的畅通联繫。国家安全跟经济利益自始至终都应该被划分得壹清二楚，政治、经济上休兵，国安工作的日常运行不能也跟著休兵。

我们呢？中国异议人士来台湾，竟然只能仰赖政党、政治人物和NGO资助，整个情报系统根本不在乎这些中国异议人士。笔者本来也希望“其实某些高层部门有做这方面工作，只不过我们这个层级不知道”；但长期深入瞭解后，才惊觉台湾情报部门真的鲜少涉足这个领域。台湾的情报单位上壹次积极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大概是许多年前了，而且支持对象仅限于民运人士。

这再度印证壹件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作战所需要的人文、社会情报，如果政战自己不去撒网蒐集，那就没有其它部门会好心帮妳政战蒐集，毕竟他们也不知道妳政战到底需要什麽情报。需求的壹方和蒐集的壹方必须壹致，因为不同部门之间永远只会相互轻视、相互倾轧。

这些年来，中国异议人士感受得到欧、美、日、印情报部门的善意，却唯独感受不到来自台湾情报部门的善意。我们某些政府高层人士甚至认为“这些事情不该由政府部门来做，否则将会激怒对岸”。但不要说那些真会激怒北京的实质行动了，我们至今连最基本的畅通情报联繫都没有去做，所谓“避免激怒对岸”恐怕只是个假议题。

在防堵中共的战线裡，台湾最大的优势是和对岸语言相同、文化相近，我们在心理战与资讯战的遂行上有极大利多。然而，如果随便壹个不说中文的西方国家都做得比我们好，世界民主阵营还需要我们干什麽？

台湾想当华人民主灯塔？这灯塔大概被断电很久了。

妳不想激怒他们，他们却每天激怒妳。不只激怒我们，中国连它在经贸上高度依赖的美国都敢激怒，面对贸易战庞大压力仍执意渗透美国。重点根本不是做了什麽事情，重点是这些事情“事后能不能被政府否认”。

俄罗斯做了那麽多事情，他们也是永远都否认，再怎麽罪证确凿的事情都要说是“对手编造的”。国家之间的交手本应如此，偏偏只有我们国家被“驯化”了，内斗心狠手辣，外斗温良恭俭让。

肮髒但是有用：中共正在把对付异议人士的情治手段用到台湾身上
近年来中共对台攻势的加剧，只不过是把对待自家异议人士的作法用到台湾身上而已。他们喜欢用性丑闻去抹黑异议人士，喜欢让异议人士互相猜忌、直指对方是共谍。异议人士对于能自由进出港澳大陆、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战友都会特别猜忌，怀疑他们已经被中共吸收了。

对岸的情报部门甚至抓住这壹点，故意放宽某些异议人士的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壹方面让民间压力得以宣洩，另壹方面诱使异议人士之间彼此猜疑与攻伐。

这些年来，他们藉此手法瓦解了无数个异议团体、维权团体、民主派团体与分离主义团体，让无数志同道合的战友反目成仇。现在，这些手法开始用在台湾身上了，如果不同样用情报工作去反制他们，台湾能幸免于难吗？

共军的政工情报系统都跑来吸收到王炳忠了，我们的政战情报部门还在关起门来鑽研怎麽剪辑影片、操作软体。我们忙著在做能端得上长官办公桌的事情，他们却壹心去做真正能让我们分崩离析的肮髒事。这不只是政战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体制如何明确定位政战工作的问题。

在没有政战制度的其它国家，军事系统以外的情报单位会去蒐集政治作战所需情报，那是因为这些部门本身就是某些政治作战任务的执行者。除非我国把政治作战也裁併给其它情报部门去做，否则政战自己势必需要壹套完善的情报系统──就像共军政工部的联络局那样。

何谓“完善的情报系统”？就是不只能情蒐、情研，还能主动联络、主动接触、主动作为、主动协同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遂行战略沟通──就像共军政工部的联络局那样。真正的情蒐网络本来就是靠著互动来缔建的，本来就要容许壹定程度的风险，不可能永远闭门造车、上网抄资料。

国家如果真有把中共对台心战威胁当成壹回事，那就不能再轻视政战作战所需的情报材料。不是只有武器和共谍可以摧毁这个国家，舆论与宣传也可以摧毁这个国家，情报工作上不能有所荒废。

政治作战缺乏情报工作，就像盖房子却不打地基
有读者问笔者：写了那麽多我方的弱点出来，难道不怕对岸知道吗？笔者认为，重点并不在于他们知不知道，而在于“他们已经得利于这些弱点了，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有这些弱点”。早点知道病情，至少能早点治疗。

又有读者问：把壹些台湾可以採用的作法直接写出来，这样不会被对岸掌握与提防吗？其实笔者写的都只是大方向，并没有把细部操作写出来，目的只为提供有志者多壹些启发，毕竟实践阶段的具体作法永远是日新月异且防不胜防的。就算对岸真要按照笔者所写的方向去“全面戒备台谍渗透”，那也只会让他们组织内部疑神疑鬼，陷入不符效益的内耗。

笔者本文讨论政治作战的情报工作，用意依然如上所述。中华民国作为壹个后列宁式的国家体制，在政治作战上需要作出抉择：是要像共军那样完善政战自身的情报系统；还是要习仿西式国家，让战略层级的政战工作回归壹般情报部门与宣传部门。按照现况，最便捷的方式应该是重建政战局自身的对敌情报系统，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规范来充分授权。

如果国家当前已经在思考“如何反制新时代下的政治作战”，那务须理解这壹点：没有情报工作支撑的网路战、舆论战、文宣战、群众战，那就是没有打地基便动工兴建的房子，投入再多资源都只会换来壹场空。

进入网路时代以后，政治作战的重要性因为工具的进步而再度提升，是时候重新对政治作战情报工作做出明确的定义与授权了──授权对敌人情蒐，而不是对自己人情蒐。政战应该“专搞敌人”，而不是“专搞自己人”。专搞自己人的政战，注定要被所有人看不起。

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心战部队，但他们有在做心战、心防工作。有些国家虽然有心战部队，但他们未必真的有在做心战、心防工作。没做攻势心战可以推託给政治问题，没做心防工作（或者守势心战）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对于隶属于军队之下的心战部门而言，不要说新时代下抵御网路舆论攻击的心防，连“维持民众对国防武力的信心”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本分工作都办不到，那就跟卫兵擅离岗位没什麽两样。

如果国家将心战部队交给“只会当官”的人来领导，那就宣告了国家心战能力的死亡。主事者想当平安官、只求平安升官，不愿意冒险从事任何尝试与创新，那就不可能做好心战工作，因为心战所必须的正是“变化”与“谋略”。明明握有丰厚文宣能量，却只挑风险最小、讚许声最多的事情来做，这种不必冒险就能得到绩效的事情就是“部队形象包装”。

不搞心战，不搞心防，专搞部队形象包装。不是不能包装部队形象，问题是“展现武器”“展现肌肉”“鼓励参与”“呼吁感谢”这壹类表浅的方式无法解决民众对国防事务更深壹层的忧虑，对于真正的“全民国防”目标而言收效甚微。

骂国军的老百姓，大多都是当过兵的人
军方有些人觉得民间人士总爱不明就裡谩骂国军，但这其中有个盲点：会骂国军的民人很大壹部份是当过兵的人（尤其义务役），是“昨日的军人”，是“由兵转民”的人。他们花了至少壹年的时间亲身经历过军事体系，他们记忆中存在的问题与质疑，绝对不是靠几支影片、几场活动就能抹去的。

军方呈现武器，民众想到武器妥善率；军方呈现训练与肌肉，民众想到业务与造假；军方呈现火力，民众想到对岸有更具压倒性的火力。民众真正的国防顾虑，我们的心防工作没能有效触及到，没能有效解决掉。

国民想知道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如何守住这个国家？光鲜亮丽的表象敷衍不了他们，因为在他们之中有许多昨日的军人，他们未必专业，但多少看得懂壹些内部问题。

在台湾，政治是军事的延伸
笔者曾说过：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但在台湾，政治也是军事的延伸。以最敏感的统独问题来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统独的倾向并非仅由国族情感所决定，而是由“对实际层面的预期”来决定的。

举例来说：如果认为台湾绝对抵挡不了共军入侵、民众上战场的意愿普遍低落，那麽主动挑衅中共的“宣布独立”就不是壹个理性的选项；在此假设下，趁台湾未受战火摧残、尚有军事及经济筹码时尽早与北京展开统壹谈判，就是壹个相对理性的选项；如果相信共军基于某些顾忌在近几年内不敢进犯台湾，那麽维持现状（不主动挑衅也不主动统壹）就是更加合理、能维持最大利益的选项。

壹旦上述前提改变了，民众的统独立场也会改变，军事上的前提会影响主流民意的政治倾向，此即笔者所谓“政治作为军事的延伸”。这就是为什麽美国分析师葛里尔（Tanner Greer）今年会在《外交政策》中撰文指出“台湾最大的敌人不是解放军，而是失败主义”。

失败的心防工作与错误的国防想像，会在开战后毁掉壹个国家
民众对本国防务的想像如果与现实存在严重差距，那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波兰在1939年以前自信有能力入侵德国东部；1939年时，虽然意识到纳粹德国军力的上升，波兰还是向民众宣称有能力在缺乏天然屏障的边界线上击退德军的壹切侵犯。结果战争爆发后，波兰的防线被高度机动化的德军瞬间击溃，战事发展与波兰民众的想像落差太大，毫无心理准备的波兰民众很快就陷入了恐慌。

波军残部其实仍有机会撤至后方，沿河重组防线。但恐慌引发的逃难潮重创了波军的士气；波军机动力本已不足，大量难民更进壹步瘫痪了波军的撤退路线，波军最终覆灭。无论是过度自信还是过度自卑，都会毁掉壹场原本能打的仗，失败的心防与错误的国防宣传会在战时拖累军事、摧毁壹个国家。

笔者相信台湾现在正处在类似波兰的危机中，情况甚至更糟：过度悲观的民众与军人根本不相信趋于乐观的官方说辞，同时也没有做好应战的心理准备。

多数民众对台湾防务的认知仍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许多人只依据两岸人口、兵力的悬殊差异来做判断，认为台湾必败无疑；受国内传媒影响，不只民众如此认为，许多军人乃至于高阶军官都抱持这种思维。于此同时，另有壹部分乐观者深信美、日等国不会坐视台湾沦陷，必将插手台海战事、击退共军。

但比较贴近事实的情况应该是：“台湾有能力在付出惨痛代价后迫使北京停止战争”且“如果台湾不能靠自己支撑壹段时间，就不能期待获得外国支援”；就算外国支援，也是物资、情报、塔台、潜舰、外交这壹类援助，不能期待外国出动地面部队参战。详细原因可参见专家论述，笔者这系列文章主要谈论心战，恕不在此赘述。

这也就是说，台湾有能力获得“惨胜”，而且要靠自己保持“不被秒杀”。但多数民众根本不相信台湾会“胜”，官方也不愿意跟民众提到“惨痛代价”。这道认知上的鸿沟足以让台湾在战时枉费地理、外交、社会与局部兵力优势而迈向失败。承平时期的心战都能不战而败了，当前这种程度的心防更是会让全体军民在战时不攻自溃。

心防工作不能光靠《国防报告白皮书》（无论是文字版还是漫画版）来支撑，还要用接触门槛更低的方式来推向民间基层。推出对于台湾御敌能力过度自信、乐观的阐述，会与民间认知存在巨大差距，使官方论述不容易被民众接受。需要想出能说服民众的壹套防务宣传，并且正视受到民众质疑的黑暗面，与民众展开真实且坦率的沟通。

心战部门用大数据舆情侦蒐系统去探悉民众对军方的批评，却总是提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呼吁民众保持对国军信心”这壹类空洞且无关痛痒的建议处置作为给高层，甚至连战时状况想定也拿这种口号来应付，那国军的心防工作就真正是形式主义。

“就算知道会打输，妳还愿不愿意上战场？”
国人抗敌的信心虽然低落，但抗敌意志或许比想像中更令人鼓舞。笔者在新训单位服务期间，每每会问入伍役男几个问题，虽然不是严谨的量化统计，但得到的结果都大同小异：

第壹个问题是：“妳是否认为共军在妳有生之年不会攻打台湾？”通常只有少数役男举手答“是”，多数役男仍相信共军有犯台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妳是否认为就算共军打来了，反正我们也壹定打不赢？”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役男都会举手，甚至出现过全连都举手的情形，显示大多数人对国军御敌能力没有信心。

第三个问题是：“妳是否认为就算我们打输了，给中共统治也没什麽大不了？”这壹题只有少数人会举手，多数人对于接受中共的统治仍然抱持疑虑。

最后壹个问题则是：“就算已经知道壹定会打输，共军登陆台湾的那天，妳是否还愿意拿起枪上战场？”

对于这壹题，役男的反应很有趣。通常会先有壹小群役男毫无犹豫地举起手，其他役男则会在稍微观望后跟著慢慢举起手，最后超过半数（有几次甚至多达8成）的役男都表示“愿意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自愿投身战场”。

如果发放匿名问卷，或许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但这反映出了壹种现象：民众愿意为了保护国家而牺牲（就算认为毫无胜算），但这样的意愿会视舆论氛围来决定是否要表现出来。我想这可以为台湾的心防工作经营带来壹点启示。

我们国家在心理层面的战争准备与交战作法上存在许多问题，笔者至今已经提到不少问题的成因。如何著手修复这壹系列的严重缺漏，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机器故障未必是机器整组都残破、不堪用了，有时只要在关键处旋上壹块鬆脱的零件，整台机器就会逐渐甦醒、起死回生。

问题的源头获得修葺，许多相关问题即使无法立即复原，也能获得体制内壹定程度的“自动校正”。关键在于：问题的“源头”在哪裡？

我们军人讲“打、装、编、训、用”：先知道要打怎样的壹场仗（战略规划），再来建置所须装备，接著拟定相应的人员编装，并据此制订准则、推展教育训练，最终才能投入实用。

从前面几篇提到我国心战部门的现况来看，我们知道至少“用”的部分出了很大的问题，在挨打了几回以后，确定这台机器已经损坏。那我们就回溯使用以前的各阶段，逐层检示“打、装、编、训”的各个环节。

有装备、有人员，出了问题的是教育
“打”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要打什麽仗，即官方所谓的“面对中共文攻武吓”。其实中共是“文攻为实，武吓为虚”，他们的文宣工作厉害到可以把部队的例行性活动写得像是在进行战前动员壹样。如果看懂其中端倪，会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武吓”其实都只是“文攻”的壹环──武器照样在跑，官媒记者换个写法而已。

“面对文攻”是什麽概念？差不多是眼巴巴地看著敌人拳头揍到自己鼻樑上，这就是“面对”，毕竟妳本来就闪不开。相较下，“反制文攻”是个比“面对文攻”更好的概念。如果要“反制”，“先发制人”当然是比“被动反制”更好的选择。妳打他，战场就在他家，损失是他家的损失；永远都等他来打妳，那战场就永远在妳家，损失也都在妳家。

以上这些是细微的观念问题，但至少我们在战略上大概知道自己要应对是什麽威胁，这点没什麽问题。

“装”的部分，我们购置的装备和系统并不差，整体来说只存在两种问题：

第壹种问题，是把能用的装备交给“不懂如何运用”的人去指挥。注意，不是不会“使用”（操作），而是不会“运用”（规划）。妳买了壹把枪，妳懂得怎麽装弹、击发、清枪、保养，但妳不拿枪来打敌人，只拿枪来打地上的石头、打天上的飞机，那当然是浪费钱的行为。

比方把注意力都放在骂国军的本国网民身上，而非对我们国家挑拨离间的中共网军身上；或者把注意力都放在心战部门自己无力插手的国际经贸、国际金融、大国元首会晤上，而非放在真正能操作的低层级民生、社会、族群、宗教议题上。这些都是现存“拿枪打石头、打飞机”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买了不少次要甚至非必要的装备，反过来把操作必要装备的时间给大幅占用掉了，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在我们的心战部门内部非常严重。次要的装备往往更华丽、更具“科技感”，搬出来让人很有面子；于此同时，与战训本务密切相关的装备与技能反倒被冷落了。

“编”的部分，我们虽然没有和对岸壹样庞大、完善的逐级人员编制，但最低程度的独立单位建置还是有的。如果把这些有限的人力完整投入到心战工作上，台湾还是可以打得很出色，可以像游击队应战正规军那样让对手不堪其扰。但这些编制内人员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没有”被投入到现实中的心战战场，95%以上的时间和战力都被杂务及表面工夫给消耗掉了。

这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人员教育训练的问题，而不是装备或编制本身的问题。教育训练没有养成“在现实中解决问题、指引方向”的能力，才造成了对装备与人力的浪费，造成了对公帑的浪费。说白了，从来没有教过这些人如何打心战，旧时代的交战经验通通没有传承下来，那他们当然把资源乱花、把人员乱摆。

如果要为充实国家心理作战能量来推展教育训练，我们首先要知道：该就哪些面向推展人员养成？

我们的民众到底在想什麽？对岸的傢伙到底在想什麽？
第壹个面向，是要具备现实世界中会用到的壹些两岸基本知识与常识。要懂我们自己国内有关“统独”的政治光谱，也要懂对岸关于“左右”的政治光谱；要懂两岸四地这100年来大致发生了什麽事、对当代民众心理产生了什麽影响；要懂他们哪个省、哪个民族大致在什麽地方；要懂我们的民众在想什麽、他们的民众在想什麽；如果行有馀力，最好去瞭解壹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也瞭解壹下何谓汉民族主义、何谓中华民族主义。

读者见到此段可能会想：这些不都是最基本的吗？难道不是台湾心战工作从事人员所必备的常识吗？没错，但我们心战部门的人员大多不具备这些知识。最应该瞭解敌人的心战部门裡面，能明白说出“共产主义是什麽东西”的人恐怕屈指可数（就更不要问有几个人讲得出“何谓三民主义”了，虽然三民主义还写在陆海空军军人读训裡面，但大概没几个人讲得出这是什麽东西，简直比共产主义更令人陌生）。

为什麽笔者在离开原职后会备感沉痛，因为原先主持的工作根本没有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的人员能接续起来，只能任其在壹夕间化为乌有。这不是基层人员的问题，人员本身的能力与素质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这些基础知识不被重视”所造成的困境。

以上所谈的领域都还没涉及到真正艰涩困难的知识层次，只要壹段短暂但专注的训期就足以养成了，但我们从没有认真去养成这些基本知识。连对岸基本的政经状况和意识型态都搞不清楚了，怎麽可能去处理更细腻的时事议题？

这样的心战部门要怎麽判读情势？要怎麽理解人心？要怎麽视情况投放心战讯息？不要说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两岸资讯心理战环境，这样壹穷二白的知识水准就算放在过去20年（1998年至2018年）也不可能发挥多少心战能力。以前国军曾经有个名为“心庐”的心战研究班，后来被併入军事院校的研究所教育裡面了。我们现在大概也需要壹个心庐，壹个用来补足基础教育、真正“为用而训”的心庐。

准则：群众战需要接触、渗透、组织战与欺敌伪装，必须有战场行动准据
第二个面向，是针对当代舆论环境、网路环境、政治环境的操作方式与应对进退。这会需要壹套全新的政治作战准则，才能训练出第壹批能适应新环境、克服新环境的心战人员。

心理作战跟资通电作战壹样，是在所谓“认知空间”中直接参与战斗的部队，不能被划为纯粹的战斗支援部队。现代的心理作战不能只依靠文宣投放，许多时候必须直接与民人接触、互动，甚至在壹定默契下互相配合行动，这才能遂行真正的“群众战”。群众战脱离不了接触、渗透与组织战，有时甚至要做欺敌伪装，这不能没有壹套行动上的准据作为依归。

中共的心战部门早就在这样做了，他们拿著有系统的理论与准则，搭配上银弹、动员科层组织、用我们的国民作为掩护，有条有理地在朝我们进攻。

“用我们的国民作掩护”是什麽概念？早年还在动员戡乱的戒严时期，好像有不少学校老师会和学生说“共匪会在战场上押著老百姓当人肉盾牌，让国军不忍心朝自己同胞开枪”，这个说法应该还存在于壹些长辈的印象中。姑且不讨论真伪，但这“人肉盾牌”的概念实在很适合套在今日：

共产党人让我国公民代替他们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由台湾人去散播共产党想要散播的讯息，由台湾人去制造共产党想要制造的谣言。如果没有到触犯刑法的程度，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能够去取缔这些本国公民吗？这在民主国家于法无据。何况妳只要敢动他们，他们就会说妳侵犯言论自由、搞政治迫害。这就叫作“押著妳家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打头阵”。

这种鑽法律漏洞的打法肯定是有壹套教战守则在指导的，壹定要有另壹套教战守则去反制他，在民主体制下引导合法的群众力量去破解它。

再进壹步说，如果有了壹套准则，那麽把心理作战的战术战法推行到整个政战系统的科层体制，让各层级都能藉由攻击中共来争取绩效（至少取代掉壹部分的基层投稿绩效），就不再是不可能了。

经验：不允许开火还击，就无法获取实战经验值，无法调整战术战法
第三个面向，是要让人员从实战累积经验，从经验中获得教育。要累积实战经验，就要允许人员在大战略目标指导下、在法律规范授权与约束下，对特定敌目标“不待命令自行开火”，壹定程度地由小建制单位“各自为战”。

中共对台心理战就是处于这种“不宣而战”、“不待命令”、“各自为战”的状态，许多的攻击都不是由高层逐级命令下来的，而是由各个层级、各个部门在各种尝试中朝台湾壹枪壹弹打出来的，最后归结出宝贵的对台心战经验，才逐渐推行到全国，让中央有信心循此方式发动总攻。不过，虽然是“各自为战”，他们仍是依据壹套准则与理论在作战。

这样的模式真的非常可取。大家以为过去30年来对岸的改革开放是怎麽进行的？壹样是中央节制、地方先行，中央给地方空间，让地方自己试验出了好办法，中央看看觉得不错，就允许这个办法传播出去，甚至由中央主动推广到全国。这种模式不只适用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适用于统壹战线工作的与时俱进上。

过去长年来，我们的科层体制没有获得这样的授权空间，没人敢自行开火，所以我们就是给对岸文宣、政工人员当成靶板的命，什麽经验也学习不到，还逐渐被敌军看破手脚。在绵长的战线上，他们在各点各段朝我们进行各式各样的骚扰、奇袭、渗透、贯穿、夹击，我们则全线龟缩在壕沟裡等待开火命令，两岸心战大概就是这种悲壮惨烈的画风。

最痛的事情：国家明明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人
要说自己这些年来最沉痛的事，不外乎两件事：

国家不是没有钱，税都有在收，但真正能扩大战果、需要用钱的项目，却总是没有相应的科子目能核销。
国家不是没有人力，但可以投入前线的人力，往往都被“做面子”和“做杂事”给占用掉了。
这不能全怪部门裡的这些人员，因为他们真的是迷惘的，不知道国家到底要他们走去哪裡，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哪些属于这岗位的“实事”，大家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妳告诉我该学英文，我就去学英文；妳告诉我该学软体考证照，我就去考个证照；妳告诉我该唸个大学、研究所来充实自己，那我就去报个学校唸看看。能力越来越多，反正技多不压身，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能力投入到职务本分的作战工作上，反而都像是在为了退伍出社会在做准备。10个任务交办下来，10个任务都和作战无关，这些人当然就不知道要怎麽作战了，作战气息出了军校就被“职场”消耗掉了，因为真的看不到“战场”在哪裡。

教育训练是用来修补这台机器的关键零件。这个部分做好，真正做到“为用而训”、“为战而训”，新的观念才能产生，相应的作战机制才会建立，国家心战能量的任督二脉才能打通，资源与人力的配置运用才会趋于合理。

笔者知道，现在开始愈来愈多民人与民间团队想靠自己的力量反制中共心战，所以这篇文章也提供给民间人士作为参考，试著描绘出“壹套堪用的心战机器应该长什麽样”。在官方或将迈向转型之际，如果民间能产生更多自发抗敌的公民团队，让国家总体心战战力获得扩充，让我们国家多壹分筹码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也是全民之幸吧。

如果今年还是2012年，有台湾人说想要和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下的对岸进行壹国两制、和平统壹，无论我统独立场为何，我都会尊重他的意见、聆听他所提出的配套措施、接纳这个选项在民主社会中被讨论的空间──只要这壹切不是被迫的，只要确保我们有凭自身意志选择的空间。

胡温时代的中国，民主开始在基层乡镇萌芽、言论自由在网路上有默契地被壹定程度保存、地方立法机构正尝试著要监督政府、经济发展没有碰壁、对外关係还在韬光养晦中稳步推行。如果把这个巨大的国家拿到放大镜底下看，当然会看到无数的弊病，但中国当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变好。

2012年，是对岸距离部份台湾人嚮往的壹个“民主化”的中国最近的时候，纵使当时的水准仍与我们的理想有很大壹段落差。那时候的中国不需要用虚伪浮夸的口号去自吹自捧，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代。

然而，这个“最好的时代”已经被习近平结束了，我们“目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巅峰时期。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想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推动壹国两制，我要打壹个天大的问号。

这篇要谈的依然是台湾心防工作的核心问题，但会偏重对岸那壹侧。这篇讨论的也是中共散播虚假讯息的问题，但这是壹个存在时间更久、笼罩范围更巨大的假象：201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荣景，以及习近平被吹捧出的统治能力。

笔者写的不是严谨的学术文章，但会把壹些经得起检验的实情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叙述出来，大家能从海内、外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得到验证。以下将从两岸、政治、经济、外交等四个面向来逐步探究习政权的问题，首先就由最近当红的《告台湾同胞书》事件来切入。

两岸：台湾人的心防不是自己人构筑的，都是被中共的猪队友创造出来的

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谈话，有些人形容这是习版的《告台湾同胞书》。明眼人很快就能发现到壹个事实：习版的《告台湾同胞书》不是讲给“台湾同胞”听的，他是讲给自家党、政、军人士与民众听的。

妳从两岸反应的差异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习对台态度强硬，让很多对岸网友为之叫好；但台湾这壹侧呢？台湾人被这段谈话激怒了，原本被中共心战工作打得萎靡不振的政府支持度，竟然被习近平给救援起来了。“领导人对台讲话”这种对中共而言如此重要、需要稳健处理、必须缜密计算受众反应的政策工具，北京实际上考量的却不是台湾民众的观感，而是自家人的爽度与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

从结果来看，习版《告台湾同胞书》的“心战目标对象”竟然不是台湾民众，反倒是对岸民众。这位领导人（与其幕僚、文胆）宁愿让中共近壹年来苦心经营心战工作的成果倒退，宁愿实质推迟和平统壹的进度，只为换取自家人观感的上升。这不是对台湾的攻略，而是壹种对内统驭的方法。

就是心知肚明现阶段的中国不能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武力统壹，才会壹再强调和平统壹。和平统壹就是“太阳与北风”的逻辑，冷冽的强风（欺压与恫吓）吹不掉台湾人身上愈抓愈紧的国家外衣，和煦的阳光（让利、包装与挑拨）却能让人自愿脱下国家外衣，更加情愿接受统壹。

如果能避免用些粗糙拙劣的方式打压我方的国旗、国号、艺人、商家、邦交国，避免放任壹些在台湾不讨喜的人物（诸如黄安、刘乐妍）说出更多会恶化台湾民众对北京观感的言论，只要等台湾民众对北京的好感度到达壹定程度，接受对岸影视、文化、用语、流行的新世代（尤其是看对岸节目、听对岸歌曲、使用抖音的九年级生／00后）陆续成年后，台湾自然而然会走上与北京的谈判桌。

统独民调会随著蓝绿执政而起伏，但真正让促统民调数十年来未随著对岸经济成长而明显爬升的，正是因为“中共有太多自己人在帮倒忙”：明明知道应该避免让台湾人反感，但底下的执行者还是会过于教条式地做出壹些让内部民众自爽、让台湾民众强烈反感的强硬举措。

台湾的心战部门做得那麽失败，那台湾的心防工作到底都是谁在建立的？就是这些中共自家的猪队友在帮我们做的，都是他们在巩固台湾人的心防。只要他们壹激怒台湾人，台湾人就会短暂地团结起来对抗外侮。

但整体来说，他们的对台统战部门还是有记取教训的，努力避免在台湾大选前节外生枝、激怒台湾选民，努力避免再生出壹个帮李登辉助选的台海飞弹危机，努力避免再生出壹个周子瑜事件。如果他们小心谨慎壹点，不要壹直犯下低级错误激怒台湾民众，其实光靠渗透与虚假讯息就能“温水煮青蛙”，让台湾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抵抗力。关于这壹点，中共内部壹直以来都做得不好，壹直“沉不住气”，总是在犯低级错误。

这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低层执行者缺乏策略宏观而已，是各部门手脚不协调而已，他们想不到自以为的“促统”行为反而会“促独”。只有壹点变了：2000年以来，给统战工作帮倒忙的每每都是底下的执行者；到了2019年，给统战工作帮倒忙的，竟然是国家领导人自己。

我们都说“中共打压台湾”，其实“打压”本身是壹门精细的艺术，是“霸凌的艺术”，是“欺负弱小的艺术”。“精湛的打压”可以引导台湾民众去抨击政府的两岸政策，造成台湾内部恐慌、分歧与混乱；“拙劣的打压”则会壹口激怒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把仇恨拉到中共自己身上。对岸的心战部门近年来壹直在避免后者，他们对台湾各界分化、拉拢的统壹战线工作正在渐入佳境，但没想到这壹切努力会被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给损耗大半。

“九二共识”最好用的地方在于它的模糊空间，习近平却自信满满、自以为理所当然地把这个模糊空间给抹煞掉，让九二共识本身显得难堪。习展示出壹套对台湾强硬的戏码给自家人看，想让人觉得自己有在积极推动两岸统壹；但这种作法本质上是在让两岸和平统壹的进程开倒车。表面上催促统壹，实际上是打乱促统佈局、忽悠自己人。 正因此，无论妳支持统壹还是独立，妳都不该对专制、昏昧且反改革的习政权抱有任何期待。

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该正视这个问题了：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内部治理或涉外战略、无论能力或大局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往往是只要面子而不要裡子。习政权在很多层面上都举措失当，只有两件事干得特别出色：对于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对于台湾的渗透与操作。前者是他本人的手腕所致；至于后者，目前看来大概不是他本人的功劳。

习虽然暂时打乱了中共对台攻势的佈局，但相信对岸各心战部门很快可以恢复对台湾局势的掌控与引导──毕竟他们已经找到对付我们的办法了，而我们还没准备好应对。

政治：中国曾拥有过壹点基层民主与言论自由，但是被习近平否定了

中国刚刚告别了壹个盛世。我们只知道对岸这些年来变得有钱了，大楼盖得高了，武器造得多了，手笔愈来愈大了。但这些是最肤浅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惊艳的成就不在这些，它表现在经济改革下的政治氛围与社会活力上。现在的习近平当局不会想强调这些成就，以至于我们不会知道这些刚被他糟蹋掉的前朝美好。

2012年以前的中国，“壹带壹路”还没开始喊、“中国梦”还没开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踏入所谓“新的发展阶段”、辽宁号才刚下水、中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巅峰时期。之所以称之为“颠峰”，不代表真有那麽好，纯粹只是因为后面开始走下坡了。

2012年以前的中国，政经状况依然是乱七八糟的，胡锦涛根本管不动各方势力，温家宝像个民主国家政客壹样作秀搏版面。正因为统治者弱势，所以给予整个社会更多的弹性。虽然搬不出太多丰功伟业，但中国老百姓那时候过得比较好，官员、企业和异议人士都比现在有活力；经济成长是相对扎实的、不需要被过度灌水；政府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暖、亲和的，而不是竭力控制壹切、推行个人崇拜、打破自身任期限制的冰冷独裁机器。

成千上万名能在胡温时代安居乐业、养家活口的普通老百姓，却在习近平时代死去了。他们有些是弱势农工，有些是少数民族，有些是知识份子──这些人本来不用死的，他们被新政府的政策杀死了。这些都是人命，人命背后是壹个又壹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以为随著中国愈加富有，人民壹定会对民主更加渴望。但这个想像是错的，中国民主发展最蓬勃、人民参政动机最强烈的地方，有时候反倒是穷困的农村地区，因为手中的壹票可以决定当地资源的分配。

胡温时代，已经萌芽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穷乡僻壤、深山幽谷裡快速地成长，四川、云南之类的地方产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民主实验。有些地方可以用选票选出村长或村党支部书记了，部分地区甚至壹度可以直选乡、镇长了。就算不敢让所有公民参与政治，很多地方至少尝试了“党内民主”与“党员投票”。虽然只是第壹步，虽然只是半调子，但迈向民主的早期阶段当时确实在中国发生了。而这样的空间，却在习近平时代被限制与扼杀。

胡温时代，城市裡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不是真正经由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开始试著去监督行政机关，有些人大代表甚至自愿开始从事“选民服务”、接受民众陈情。在城市的壹个个小区裡，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居民开始组织起来争取权益，律师能够为维权而活动、靠维权营生。到了习近平时代，维权律师却被政府大规模抓捕而“失踪”，维稳的恐怖袭捲而来。

胡温时代，中共中央编译局敢出书高谈民主，人权不再是敏感词。纵使人权表现仍然不好，但“人权”二字在2004年终于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让律师与各级法院得以引用。温家宝敢在西方媒体面前坦言中国人权有进步空间、应该发展民主选举制度，据传他还曾经在党内会议中提到要为六四平反。

到了习近平的时代，集中营盖起来了，各种酷刑玩起来了，天罗地网般的监视器也装起来了。公权力没本事抓到真正的穆斯林恐怖份子，就虐杀无辜的穆斯林妇孺来凑人头、灌水反恐绩效。货真价实的凌虐与屠杀正在上演，在阿尔泰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广大土地上，每天都有家庭破碎，每天都有小孩沦为孤儿。

胡温时代，虽然有网路审查制度与防火长城，但对岸网友总有无数漏洞可以鑽，可以用隐晦的方式抨击政府，这种不完整的言论自由空间在官民互动中被默许，网路使用者不必生活在恐怖裡。曾经，有些对岸网友还敢于嘲笑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容不下中国大陆网友意见的壹言堂”，并自信能在对岸网路上拥有更大的实质言论自由空间。

到了习近平时代，各大论坛删帖频频、风声鹤唳，微信群组更是人人自危，因为国家制订出愈来愈多用来对付网友的刑责、展示愈来愈多手段来恐吓网友。无关乎政治的平台也遭殃，纯属娱乐取向的App“内涵段子”被永久下架，难以事先审查的直播也开始遭受监看。

胡温时代孕育出了韩寒这种敢讲真话、敢评论公众事务的作家，韩寒甚至还能获得官方的肯定。韩寒在胡温的时代掀起浪潮，却在习的时代走向沉寂。韩寒不再针砭时事，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个人的转变；但壹整个中国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世代在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迅速消退，这就真的解释不过去了。公知对公众事务的批评未必总是正确；但公知存在的空间大小，本身就代表著壹个国家接受社会检视与监督的空间有多大。中国公知的全盛时期结束了，意谓著那个还容许壹些评论、思想自由的时代结束了。

到了2015年，中共可以直接派人去泰国绑架出版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闆；到了2018年，不只民主、维权的右倾言论会被打压，连大学裡面主张维护工农权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都要被拒绝注册。

胡温时代，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反23条立法虽然不合中共的意，但是中共与港府也没有去强力压制。香港2003年的七壹游行，官方与建制派大抵上也只能消极地目睹壹切发生而无能为力。到了习近平时代，香港的言论自由与自治权利不断遭到压缩，雨伞革命与鱼蛋革命相继爆发，这不是偶然的。

曾经有那麽壹瞬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几乎真的要诞生了，中共差点就要以自己的方式迈向“还权于民”的道路了。但在习上任后，这样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接近窒息，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中国梦”破碎了，中国终究走向衰退。

台湾有些帮中共辩护的人会说：对岸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社会才不会乱，经济才能发展得那麽好。这种论调是错误的，是对中国认识肤浅的表现：在习近平主政以前的胡温时期，对岸曾经拥有早期民主的雏形、曾经拥有低度言论自由，地方官员试图在既有体制下改革政治、接受民意监督，这样的空间保持了民间活力、调剂了党国体制下的社会，为中国创造出壹段最好、最风调雨顺的时代。

如果妳歌颂中共的改革开放，那妳怎能同时也歌颂当今这个倒行逆施的中共当局？

台湾有些帮中共辩护的人会说：“对岸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社会才不会乱，经济才能发展得那麽好。”这种论调是错误的，是对中国认识肤浅的表现。

在习近平主政以前的胡温时期，对岸曾经拥有早期民主的雏形、曾经拥有低度言论自由，地方官员试图在既有体制下改革政治、接受民意监督，这样的空间保持了民间活力、调剂了党国体制下的社会，为中国创造出壹段最好、最风调雨顺的时代。

2012年，是对岸距离部份台湾人嚮往的壹个“民主化”的中国──最接近的时刻，纵使当时的水准仍与我们的理想有很大壹段落差。曾经有那麽壹瞬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几乎真的要诞生了，中共差点就要以自己的方式迈向“还权于民”的道路了。但在习上任后，这样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接近窒息，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中国梦”破碎了，中国终究走向衰退。

2012年以前的中国，“壹带壹路”还没开始喊、“中国梦”还没开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踏入所谓“新的发展阶段”、辽宁号才刚下水、中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巅峰时期。之所以称之为“颠峰”，不代表真有那麽好，纯粹只是因为后面开始走下坡了。

2012年以前的中国，政经状况依然是乱七八糟的，胡锦涛根本管不动各方势力，温家宝像个民主国家政客壹样作秀搏版面。正因为统治者弱势，所以给予整个社会更多的弹性。虽然搬不出太多丰功伟业，但中国老百姓那时候过得比较好，官员、企业和异议人士都比现在有活力；经济成长是相对扎实的、不需要被过度灌水；政府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暖、亲和的，而不是竭力控制壹切、推行个人崇拜、打破自身任期限制的冰冷独裁机器。

2012年以后的中国，以韩寒为代表的公知世代被噤声了，刚萌芽的基层选举与党内民主被压制了，对岸网友引以为傲的实质言论自由空间被挤压了，连维护工农权益的大学左翼社团也被打压了，原先能自我调节的经济发展也被掐死了，成千上万名本来能安居乐业的弱势农工、少数民族与知识份子被杀死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路程被强行中止了。很多现象，对岸民众有感觉到，但他们大多数人没想清楚因果关係，少部分知道因果关係的人则不敢明白说出来。

我们自2012年以来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是失真的：中国确实“曾经”准备要作为强国而崛起，但习近平对中国崛起没有功劳，还亲手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给摀住口鼻闷死了。作为掌舵者，他不仅挥霍掉了前人改革的遗产，还让改革开上倒车。

这个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最好的时代”已经被习近平结束了，我们“目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巅峰时期。中国已经在2010年代改变了，这不应该被无视，这应该被记得。这不应该被我们台湾人无视，我们应该让这个事实被所有使用中文的人认识、记住。这是两岸真正的共同利益，也是台湾用以保卫自主的重大心战武器，时代赋予我们的武器。

笔者讨论的仍然是中共散播虚假讯息的问题，但这是壹个存在时间更久、笼罩范围更巨大的假象：201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荣景，以及习近平被吹捧出的统治能力。前壹篇谈到两岸层面与内部政治层面的问题，有兴趣者可参阅；而此篇将接续讨论经济与外交层面。

经济：宁可牺牲中下阶层的生计，也要拿钱帮外国兴建豪华无用建设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当年讲的是“让壹部份的人先富起来”。改革先行者早有先见之明，他们预期到当中国有壹小部分的人自顾自地暴富起来后，必然会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到时候就要用这些“多出来的财富”解决问题，把改革开放获得的盈馀用来改善广大穷苦人民的生计。

中国终于走到了必须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这壹天，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剩馀财富”却没有优先拿来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而是被习近平拿去当凯子装阔、打肿脸充胖子，打著“壹带壹路”的旗号给第三世界国家滥盖基础建设，用中国穷苦纳税百姓的钱去资助亚、非、拉国家的贪官污吏。

台湾人最痛恨政府搞凯子外交、金援外交，宁可把钱用在偏乡儿童的营养午餐上，也不愿意花钱绑邦交。要知道，对岸的凯子外交是更加令人髮指的。对岸最有钱的那群人比台湾的富人有钱，但对岸的广大穷苦民众也比台湾的穷人还要困苦许多。好大喜功的习近平政府眼见自己国家每天都有穷人为生计与病痛而困苦不已，仍执意要把钱捧去对外国人放高利贷。

在习近平任内，国内热钱持续外逃、失业率持续窜升、中产阶级加速移民欧美纽澳、GDP成长率下降、外汇储备恐将跌破3兆美元、大量民营企业倒闭破产、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股市严重崩盘。我们印象中胡温时代那个富裕、得意、自信的中国，当年那幅盛世画卷现在正在著火。

美其名曰是开发中国家早期优势不再、全球产业分工变迁、国际政治环境打击所致，实际上就是错误无能的治理方式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人祸包含两个层面：其壹，用不当的政治模式去管理中国的经济，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循环调节能力；其二，在最不该得罪国际主要贸易伙伴的时候，主动跑去挑衅与渗透各大贸易伙伴，自己加速了贸易战的发生。

台湾的人才确实还在流向对岸大城市，对岸企业给高科技人才开出的薪资待遇确实还是比台企高上许多，但这样的荣景只存在于对岸的“同温层”裡。

对岸当然也有同温层，东方、南方的大城市裡依然夜夜笙歌，许多没有感受到景气动盪的富家子女依然在党裡混得很好，依然对中共的治理模式充满信心，依然为大城市的繁盛面貌感到骄傲，大公司依然开得出高薪去聘用台湾青年，他们怎麽可能认清现在中国的中下阶层现在正面临怎样的危机。

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民国初年也是这样，城市裡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帮助帝国主义去榨取农村资源，把农村经济逼向破产。国家再苦的日子，城市裡仍然可以马照跑、舞照跳、鸦片照抽。那套运作原裡依然存在于今天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台湾人如果都往他们城裡跑，当然看不到他们的国难，毕竟和妳打交道的那群人没有在共赴国难，妳再怎麽看都只看得到对岸的“萤幕保护程式”。

台湾人在对岸接触到的人，绝大多数算是对岸的“富人”。就算中国景气再持续恶化数倍，他们依然能在自己的舒适圈裡悠游自得，依然消费得起潮流时尚、影视娱乐，再怎麽地动山摇也不容易衝击到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享受物质生活（除非自己投资失利、倾家荡产）。

但这些人是广大人口裡的绝对少数。据对岸壹项流行的说法，中国还有10亿人没搭过飞机，5亿人没办法用到冲水马桶，妳看不到他们的辛苦，而他们这几年来“愈来愈辛苦”。

资本主义失去了法治与政治的调节，最终成为了靠剥削维生（而非靠持续创造价值维生）的帝国主义。壹百年过去了，帝国主义同样在利用城市裡的买办去剥削中国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劳动人民，只不过现在的帝国主义则是自家权贵把持的帝国主义。

外交：为什麽说中国像壹战前的德国？不是“好战”，而是“白目”
有些西方人士形容现在的中国像是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这绝对不是在指现在的中国“好战、穷兵黩武”，而是指现在中国“过早出锋头、不自量力、白目”。

俾斯迈时期的德国竭尽全力与假想敌法国以外的所有列强都保持友好关係，德国不去跟列强积极抢夺殖民地，专心发展欧洲本土的工业与民生，闷著头发大财，成为壹个低调但民生富裕、令人尊敬的强国。

到了德皇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开始做起“德国梦”了，开始兴筑大砲巨舰、和英国竞争海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超越英国），开始因为殖民地问题而得罪其它列强，先是把英、俄这两个朋友推向了法国那壹方，战争爆发后又亲手把美国这个置身事外的低调强权推向英国那壹方。最后，第壹次世界大战击碎了威廉二世短视而不自量力的大国梦。

真正的强国不是这样张扬、叫嚣出来的，真正的强国会在别国忙著打打杀杀的时候闷声发大财，忙著藏富于民，在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变得强大。两次大战以前，美国根本没有想到要当世界霸权，美国只想把自己孤立在美洲大陆上当个有钱的边缘人。等到不得不踏上战场时，美国才发现原来自己认真干起架来“连自己都会怕”，才发自内心惊呼“厉害了，我的国”。而后，欧洲旧列强才摸摸鼻子自认不如，簇拥著美国去担负世界霸权责任。

邓小平当年要中国“韬光养晦”，或者可以说他大概就是要中国走类似于美国的这条路，把国力节省下来好好改善自己严重的民生问题、完善自己匮乏的国内制度，宁可藏富于民也不要洒钱炫富，要成为壹个扎扎实实而非外强中乾的强国。

习近平放弃了韬光养晦，插手中亚得罪了俄国，插手印度洋得罪了印度，插手东欧与南欧得罪了欧盟，插手南海得罪了东南亚，插手大洋洲得罪了澳大利亚，经贸问题上的不识相得罪了美国，任内还顺带促使日本藉由《新安保法》解除自身封印，并且用“壹带壹路”把自己最死忠的血盟巴基斯坦搞到倾家荡产。

“壹口气得罪所有强国”、“争取小国，激怒大国”，世界列强要嘛站到中国的对立面、要嘛坐等看中国笑话。习这种奇蹟似的战略佈局教人难以理解，完完全全地好大喜功、捨本逐末，威廉二世看了大概都会略感安慰，原来有人玩得更糟。

1886年，清朝的北洋舰队曾经远赴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用武力与外交迫使小国日本对清朝赔款。当年忍气吞声的小国为此发愤图强，8年后，茁壮的日本联合舰队壹雪前耻，“壹艘不剩”地全歼了清朝的北洋舰队。大国可能没有自己想像的那麽强，过度张扬反而会警醒敌手急起直追。这个故事大家通常只知道后半段，不知道前半段，而类似的故事正发生在中国各个战略前缘上。

我们对抗的不是全中国，不是整个共产党，而是昏庸的暴君
中国现在被壹个怎麽样的人统治著？是壹个内斗内行，政争拿手；但治国无能，战略短视的人。他既是个昏君，也是个暴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曾经历过壹小段名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日子。那时候的中国还没开始搞人民公社、还没开始搞大跃进。知识份子还能批评政府政策，民间资本家还有活动空间，民主党派还能和共产党协商合作。虽然是壹党专政，但那时候的中国过得不错，比从前纷乱腐败的时代来得更好壹些，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未必不能从中实现。

但只会斗争、不会治国的毛泽东终究毁了这壹切，推行不合实际的经济政策，打压抱持异议的党内同志，推行无所限制的个人独裁与个人崇拜，在人为灾难中葬送了千万人命。

习近平正在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他恢复了被邓小平明言禁止的个人崇拜，结束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把国家经济的走向从民营化拉回国营化，把胡温时期的民主政治尝试与言论自由形式给壹手扼杀，把三大边区少数民族与境内基督徒、穆斯林带回对威权暴力与警察国家的恐惧之中，把国家推进被世界列强孤立的处境。而这样的无能暴政，正试图要突破台湾海峡、登陆金马台澎。

前阵子，对岸网路上开始流传壹篇文章，在谈宋仁宗的好。宋仁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薄弱的皇帝，他个人不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立有赫赫功业，相较下实在是缺乏记忆点。

然而，唐宋八大家有6位出现在宋仁宗壹朝，世界第壹张纸币诞生在宋仁宗壹朝，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3项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壹朝，包青天也活跃于宋仁宗壹朝。宋仁宗治下41年，中国的皇权被朝廷与制度所深深侷限，寻常百姓有钱安家，知识份子有话就说，就算写反诗也不会被杀头。

或许，这代表对岸不少人开始怀念起这样的时代了，毕竟他们才刚经历过这样的时代，毕竟他们才刚失去了这样的时代。

台湾人真的应该去瞭解对岸，尤其是那些想抵御中共的台湾人
对于中国，台湾民众真的瞭解得太少，我们真的应该多加关心对岸。这只是近10年内发生的事：短短10年间，因改革开放而壹度欣欣向荣的泱泱大国，被壹个昏庸的独裁政权给搞砸了；我们的认知却还停留在十年前，我们误以为胡温时期那种“还可以接受”的治理方式依然存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使我们误信是今日这个昏庸的独裁政权造就了泱泱大国的欣欣向荣。

壹位牺牲民生去搞凯子外交、牺牲经济去搞民粹主义的无能领袖，是最受台湾民众痛恨的政客典型，而这样的人正在治理整个中国，并且试图把这种比台湾更烂的治理模式带进我们的家园，而我们对此壹无所知。此时此刻，我选择用对台湾人而言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描述这些实情。

心理作战是认知空间的作战，认知上的缺乏或根本错误，就是心理作战的关键败因。偏偏在我们国家，瞭解中国的人却无心对抗中共，想对抗中共的人却无心去瞭解中国，这应该是最大的尴尬与悲剧。如果真的不假手中共媒体、用台湾自己的双眼去瞭解中国，妳会知道此时此刻绝对不是台湾的战略劣势期，我们的心理作战不应该打得那麽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