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者谈人与世界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16日23:30: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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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辉 写于 二零零三年 宇宙是时间空间和其中存在的总称。《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即宇宙是天地万物和万事的总称。 不知道我们的原子弹、鞭炮、屁，会不会被比我们更渺小、更短促的智慧生命去研究．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的认识还是局限在分子、原子、质子、中子、毛粒子上，我们还看不到质子上究竟有没有生命和智慧，也看不到这些生命在质子上放原子弹、放鞭炮，更看不到他们放屁． 世界，什么是世界？当妳还是壹个婴孩的时候，妳的世界就是摇篮；当妳开始笑，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妳的世界就是长辫子的洋娃娃，或者是奇形怪状的仿真手枪；上了学，妳的世界就是老师、教室、同学、作业；谈起恋爱来，妳的世界就是壹阵阵的焦虑和期待；结了婚，妳的世界就是锅碗瓢勺，磕磕绊绊……。 现代极权统治所借重的马列教化，大家活学活用，结果是出了各个国家各个版本各个时期的各个“主义”．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不是在马列的指导下，而是指导马列．好久不听见有人说什么反对修正主义的话了。没有修正主义了吗？当然不是，大家都去修正去了，就没人反了。 不知道大秦帝国有没有跟屁虫，反正没有传下来的秦始皇主义，或者秦家思想．后世的人们只知道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还有“拔壹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扬朱思想． 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也要教导人，让人有所信仰．比如说叫妳信仰唯心主义，又比如说叫妳信仰唯物主义，或者叫妳信仰别的主义．这些主义里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要叫人家去信？这些主义里面的冠冕堂皇下，有壹些人们孜孜以求的利益．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壹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主义，所以，大家不可能不需要“壹个主义”，也就不需要“壹个党”和“壹个领袖”。“壹个主义”，“壹个党”，“壹个领袖”，当然是有人喜欢的，那就自己去喜欢，不能强迫别人，不能让别人做自己的驯服工具。 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书上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就是唯物主义的理论；意识决定物质的就是唯心主义的理论． 有壹次我十点起床后在网上遇见网友，我说：“这么早就来了？” 于是，现在的哲学完全不知道世界就是人与人的生活，整天研究物质和意识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概念，却忘记了世界的主体－－人。于是，自以为是，好大喜功，天天研究什么物质、什么精神、最后连人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哲学。于是，人们对哲学不熟悉了，对这些东西采取壹种比较回避的态度． 世界，或者人的世界的主体是什么？或者说构成哲学首要的或者说全部的主体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人！没有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什么人的社会或人的历史或人的世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也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壹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那么，人是什么呢？很显然，作为判定有否人类的根本依据、人的定义问题，就是事关以人类社会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任何历史观正确与否的根本问题。如果壹种世界观连什么是人的问题都搞不清，或者不想搞清，那么这种世界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１、普罗塔格拉斯：人是万物的尺度。 那么我们能够用人与其他动物的牙齿之间的区别来说明人是什么吗？也许能，但肯定不是从主要的方面去说明，或者说不是用事物的主要矛盾去说明事物的本质．所以说，以上那么多名家的结论对我们来说还不要当做结论下的太早． 由于人仍是由动物进化而来，故这里首先要从概念上设定人是人，动物是动物．要不，人就永远从动物界解脱出来，永远不能从那些远古的像猴子壹样的动物进化中解放出来，必须认识到，人已经不是那些进化的猴子类，而是壹群正在主宰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是壹群正在发展的人． 毛泽东说，没有普遍的人性，只有特殊的人性，此乃胡言乱语。没有普遍的人性，他怎么依据自己是人呢？或许他从不把他人当作尊重的对象而尽心耍弄，就是因为他的人性观，也许在他看来那些被耍弄的只是玩物。毛泽东身后，“中共之笔”胡乔木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又对中国大陆曾经热了几天的人性研究热进行了口诛笔伐，中共进而以清除“精神污染”的雷厉风行使人性研究几近销声匿迹。中共打牙人性研究的目的，无非就是恐惧众人在研究中找到自己的人性，中共不需要人们有自己的人性，他们需要的只是“螺丝钉”。 人是有人性的，人性中有最普世的东西，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相同的人性要求，中国人之所以没有美国人幸福只是因为曾经比美国人忽略了更多的人性。那么，什么是人的特性呢？人的特性不是妳和动物比较得出的，也不是我和动物比较得出的，而是“妳、我”和动物比较得出的，是人类和动物类比较，看我们和它们有哪些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就是人的共性． 思维性．思维性就是人之比于动物的又壹个伟大的共性．思维性就是人的头脑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规定性．说到底，思维性就是人可以以利益认清楚、看透彻． 整个社会历史都被壹张网所笼罩。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网，每壹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壹个扭结．人要生存，就要和他人发生关系：财产关系、师生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等等．妳的生活和秦始皇有关系，和秦始皇的父亲有关系．中国公民和美国总统有关系，和总统的老婆也有关系． 回头看过去，人的共性越来越看不清楚了，我们看见了壹群猴子壹样的东西在东张西望．转头看未来，人的共性也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它们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前人，觉得他们愚昧无知、不开化，近乎兽类；后人看我们也是壹样．考古界的北京人头骨如果突然清醒过来，会以为我们都是“仙人”；如果我们死后壹万年也清醒过来，也会发现满世界都是“仙人”。 创造改变著人，思维唤醒著人，实践造就著人，社会联系著人．人的壹切都使人成其为人，世界上的壹切都使人成其为人，反之，人也使人的壹切成其为人的壹切，人也使人的世界成其为人的世界．可是，创造为什么改变著人？思维为什么唤醒著人？实践为什么造就著人？社会为什么联系著人？ 既得利益产生未得利益，未得利益的实现又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利益的辩证法，这就是利益的否定之否定． 既得利益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现实、实际．未得利益就是人们常说的追求、目标．实事求是．壹切从现实出发．壹切从实际出发．这些常见的话语在说什么？这些常见的话语就是在说，我们力争达到的利益，我们力争实现的利益，都要从我们现有的利益来出发． 埃及法老的利益是高耸的金字塔；秦朝始皇帝的利益是九泉下的神秘地宫．他们不可能需要纪念堂，也不可能需要把骨灰通过飞船撒向苍茫的太空． 而我们所能达到的利益、所能实现的利益，也只能是我们现有利益的产物．其余，都是空想． 人的壹切共性，就其出处和归结来说，都是人的本性的壹个方面，所谓人的方方面面，就是人的本性的方方面面．人的壹切无不为利益所支配．利益无所不在、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无所不用其极。 人们的眼睛、鼻子、头颅、毛发，还有四肢，这些东西加在壹起就是人吗？我说，如果没有人的需要和利益像电脑的驱动壹样在里面发生作用并使之产生灵性，那么，这些无非就是眼睛、鼻子、头颅、毛发，还有四肢，以至于妳还可以说它们连眼睛、鼻子、头颅、毛发和四肢也不是，只是蛋白质、钙和水壹类．这壹类东西若脱离了人的利益需要，其实和畜肉没有多大分别，要说有，就是下到锅里以后的味道有区别而已． 人们想象出的神仙，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眼睛、鼻子、头颅、毛发、还有四肢，但是，人们给了他们利益的属性，所以他们就像壹面镜子般，用另壹种方式照映出人和人的世界．世界各国的宗教和神话，以及现代的幻想文艺，生活在这些里面的人（或者妳把他们称之为神），不论妳把他们想象的多么怪异，多么神圣，也不论他们有多么高的精神境界，他们都不是没有利益、没有灵性的异类．这样的异类，人们不需要，也就想象不出来． 人性之二好者，好壹利，好二利也。非此即彼也．二好俱齐者，谓之二好先生；具其壹好者，则为壹好学生；壹好俱无者，不为凡人也，亦不是神仙也。 以前，我给别人打工，就抱怨剥削制度不合理，现在别人给我打工，我又为这个剥削制度欣喜若狂．妳说它究竟合理不合理？我说自己打工的时候，它就不合理；到自己坐上了老板的椅子时，它就合理了．打工的可以说他们不分昼夜地干，就应该是给自己工作。老板也可以反驳说，资金是我投的，技术是我买的，厂子是我办的，妳们不给我干，还要我给妳们干？双方谁说的对？从各自的立场来说，双方都对． 壹个谋杀计划能让杀人犯成功实行，这个计划就是杀人犯的真理；壹个侦破计划能成功让警察逮捕犯人，这个侦破计划就是警察的真理．共产主义理论如果是对的，那也只是共产主义者的真理，我要不相信，就和我无关．对于壹个确定的利益性来说，真理是确定的，反之，则是不确定的．这就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毛泽东的原话本身也有逻辑硬伤，他在《实践论》中先是说理论是不是真理要看实践的结果，而后紧接著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由此误导了几代中国人。实践和实践的结果，根本不是壹个东西，实践是人们的行为过程，也就是检验真理的过程，而实践的结果是利益的获得或者失去。 人们有不同的、非常现实的利益状况，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存能力．我有壹百万，我就能开公司；妳没有这壹百万，就只好在我的公司里打工．这就是妳我不同的生存能力．由于这种能力的不同，妳我就形成了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恰恰就是这种关系促成了妳我在公司里不同的工作内容和思路，而不是妳我在公司里的工作内容和思路决定妳我在公司里的关系。 由于妳我获得壹定的、不同的利益之后，妳我的工作能力就会发展成另外的壹个样子。这时，妳我的工作能力就会和妳我原有的工作关系发生矛盾．于是，妳我原有的工作关系使妳我现有的工作能力不能充分的发挥，公司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公司发展的桎梏．那时，妳我之间的冲突和争论就到来了．随著妳我工作基础的变更，原来存在于妳我之间的工作内容和思路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而后，妳我的利益又要重新分配了．以上，这就算我模仿马克思对唯人主义的壹个趣谈．后人可以称之为唯人史观趣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壹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著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壹定阶段，便同它们壹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著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就是被后来人称之为“唯物史观公式”的壹段话．可是，唯物史观公式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的畅谈终究是无始无终的．解释历史变革的公式如果起点和终点都没有历史的主人，就算正确无比，也不能解释得更通顺、更直接了当．历史观造就壹个政党的品格，共产党以“唯物史观”压制了历史上人性鲜活多样的运动方式，抛弃了人，而求之于物，这就是共产党世界观壹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抛弃了人和人性，共产党造就的世界里，人是壹颗颗螺丝，是壹个个开关，因为抛弃了人和人性，历史成了壹些必然的阶段，而共产党也把自己限制在某壹个阶段，不得出去，从而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发展。 唯人史观趣谈比唯物史观公式更彻底地、也更深刻妳贴近了妳我每壹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唯物史观公式”只有套入到唯人史观中去，才有了切入每壹个人、每壹个人的每壹件事情、每壹个人的每壹个阶段的活力。 无论是乞丐还是富翁，无论是市长还是市民，无论是看守还是犯人，谁都可以用我这个唯人史观趣谈去套解自己人生的每壹个脚步和印迹． 局长升迁到厅长，厨师开了酒店，司机进了大狱，学生上了大学，夫妻离了婚，这壹切都可以套用唯人史观趣谈来自己诠释自己的故事．就比如说夫妻闹离婚吧，它从哪儿开始？就是从双方原有的需要和利益开始．夫妻双方原有的利益状况使他们表现出了各自相应的吸引力。在这种吸引力的基础上，他们结成了夫妻，开始了和谐生活。并且在这些生活中寻求实现新的利益．可是，新的利益实现到某壹个点上，就和原有的夫妻关系发生了交叉和不适应，这时的夫妻关系就成了双方或者其中壹方个性张扬的绊脚石．于是，夫妻间的和谐生活就变成了吵吵闹闹．最后，或迟或早，就闹到了法院．离了好啊，离了就可以实现自己新的利益需要．暴发户为什么离婚的多？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用唯人史观趣谈去解释轰轰烈烈的历史演变也是绰绰有余的，只不过需要在这个趣谈里把妳换成“这个群体”，把我换成“那个群体”而已．农民起义、宫廷政变、阶级斗争、大国角力，这壹切都可以从利益的角度、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套用唯人史观趣谈来说明和演绎。 人的利益性是撬动历史的杠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就是人类利益的潮流．它勇往直前的那种精神，那种气概，那种慑人心魄的力量，除了“浩浩荡荡”，还真的难以再找到另外壹个更恰当的词语来描绘．还有比人的需要、利益更了不得的东西吗？细细想来，娓娓道来，这种东西不知何处才有，反正人间没有． 妳受雇于我，妳就是我的囚犯;我雇佣妳，我也是妳的囚犯．为什么说我也是妳的囚犯？因为雇佣了妳，我就要受到妳我之间的某种契约的限制,在这个契约里，妳必须给我劳心劳力，而我也必须给妳壹定的、哪怕是壹丁点的报酬． 原来，人不仅与自己的利益有相关性，而且与别人的利益有相关性．人们的壹言壹行必然要为自己索取壹些利益，也必然为别人贡献壹些利益．人的本性，也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在其完整之中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人为自己索取壹些利益就是人的本性中为我的壹面，或者叫做“为我性”．这为我的壹面，妳有.我也有．谁要自称没有，谁是木头．中共吹出来壹个“无私”的雷锋，够有风格的了吧！雷锋省吃俭用，到处帮助别人，假如是真的，我可佩服得不得了。可是要说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没法相信，我听说他带了壹块在当时很贵重的手表呢．主流的媒体上，到处宣扬某某领袖壹心壹意地为群众服务，从来没有为自己著想过，这类的话大家也别相信，谁信了就是傻瓜．领袖或许有点伟大，妳能给大家办大事情，大家也愿意跟妳走，妳就是好领袖了，千万别出来丢人显眼说自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中共说自己的领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自己的组织也吹成这样，真是吹得上嘴唇碰天下嘴唇碰地了。假设每壹个人都被中共“洗脑”成了毫不利己的人，中共自己也毫不利己，那全体中国人都活著图个累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有“神中之神”才具有这样的品质，而中共“洗脑”的目的就是做个“神中之神”让人们来永远朝拜。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结论是好些人琢磨了好久才得出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主观或者客观，而是在于人性的必然．有了人性的必然，才有了所谓的主观和客观． 人们的利益性有为我和为他两个方面．人们谋取利益的本性，就是利益性．这是壹个完整的人，而这个完整的人又分裂为两方面，分裂为两个片面的人．我们每壹个人都是这两个片面的人的机械组合，或者是这两个片面的人的有机融合． 人与人的交流，是人的生命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壹环，失去了交流的人是不曾存在过的人。而人如何去与他人进行交流呢？比如说，妳和我是怎样交流的？这首先要确定妳是谁，我是谁．妳就是在我生命过程中对我产生作用的那个“妳”，我就是在妳生命过程中对妳产生作用的那个“我”． 我曾经问过网友关于妳是谁、我是谁的问题，有壹位网友“闲水野蛙”说：“找个比妳还狠的人打壹场，立刻就知道了；”另壹位网友“睡懒觉的鱼”说：“当著老板的面问壹句：‘我是谁，妳是谁’，马上就清楚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这么渺小卑微，妳就那么伟大崇高么？我渺小卑微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包括妳）交换给我的太少，妳伟大崇高是因为妳周围的人（包括我）交换给妳的太多．人性是从哪儿分裂的？就是从人和人交换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时候，发现了交换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因而产生了分裂．人性的裂痕所在，就外在于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割处． 我在政府里上班，我是为国家服务，我的工资只是国家给我的报酬．我在公司里打工，我是为老板工作，我的工资只是老板给我的报酬．我在监狱里劳动，我是为统治者做苦力，我的工资（或者不叫工资）是统治者给我的报酬．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数量的报酬？我所付出的和我拿到回报是壹定相等的吗？或者说，我贡献的和我索取的是壹定相等吗？或者说我的那个“为我”和我的那个“为他”是壹定相同的吗？ 戒毒我不知道究竟有多难，听说是难得不能再难了，可是难毕竟是难，还不是不可为，对于我们这些贪婪的人类来说，真正叫做不可为的是“戒财”。海洛因毒性大，也只是让少数人上瘾，也只能耗去少数人的青春和笑容，财富却不仅耗去了每个人的全部精力和生命，而且整个人类都因此汗流浃背。 妳有，妳就更有；妳多，妳就更多．老百姓讲，有钱的人赚钱容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为我性的实现程度和我原来拥有的财富成正比；为他性的实现程度和他原来拥有的财富成正比．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他性完全服从为我性，但不是完全服从人们自己的为我性，而是完全服从别人的为我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叫做为他性．我的为他性成了别人的为我性的手段，别人的为他性也成了我的为我性的手段． 人性中的“为我”是“为他”的前提，“为他”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那么我的财产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第壹位的，不管我的财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这样，那么，保护我的财产就是这个社会公共权力的首要责任。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要尊重人性就要尊重人性所关联的财产，要尊重每壹个人的人性就要尊重每壹个人的财产。 当初共产党人都是打著“打土豪，分田地”等为工农争取财产的口号，又打著“从前做牛马，今后做主人”等为工农争取人性的口号，骗取大众的支持，取得了壹些胜利。可是共产极权最终没有为每工农个人争取到财产和人性，而是把个人的财产先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收归国家机器所有，使人们都失去了自己人性，人性被丑化为附著于国家机器的“国家性”，然后又通过改革使这些财产被官僚权贵占为己有，从而又使人性失去了国家的“神圣光环”，处处散发著腐臭。通过财产的剥夺进而剥夺每壹个人的人性，是共产极权对当今世界最大的伤害。 大同世界，这个词好．人在世界上是相同的，世界上的壹切对于人也是相同的．没有剥削和压迫，就是好．共产主义，这个词更好．财产是共有的，说到根上了．可是，如果做为壹种理想，壹种期望的共产世界还有多远？妳不能预测，我也不能．因为还没有人见过那样的世界，谁也不知道财富到底要积累到什么程度才算共产主义．就算财富积累到大家认为已经极丰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继续不停的积累．最基本的真实就是：人永远都没有个够．这就是利益的属性，到财富积累停了下来时，人就不发展了，也就呜呼哀哉了． 现代世界标榜开明、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其他概念，究其实质，它还是因为它是私有化社会．公有化的社会没有这些欲盖弥彰的概念，就好比我和太太之间不讲什么自由壹样，因为自由已经蕴藏在我们心中．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私有化社会，就要老实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多的开明、自由、民主和平等，踏实发展。本来没有的事情，不需要吹嘘，壹切自我吹嘘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可以闭嘴了，壹切以此为借口拒绝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胡言乱语都可以收起了，壹切被中共斥之为“自由化”的事情都该张扬起来了。 小时候，曾经和母亲吵了个天翻地覆．她伤心地缀泣，说我养妳这么大，含辛茹苦，妳却是个负心狼．我也伤心的怒吼：谁叫妳生下我，活的烦死了，妳要是不生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烦．我这怒吼发的对不对？妳说不对．那我问妳，妳为什么活著？妳给我娓娓道来，好不好？ 幸福和幸福肯定也不壹样．要是有钻石般的幸福，妳肯定会果断抛弃胸针般的幸福．所谓幸福无分别的说教，其实是让下层群众安贫乐道的鬼话． 书上说，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最有价值．这里的劳动人民做为壹个广大的群体，就其在推动历史方面的作用来说，壹点都没有错．我们抽出劳动人们中的壹员还能这么说吗？清洁工就比总统更有价值？妳要说“有”，我看鬼听了都不相信，我听了就更加不相信．掏粪工人让国家主席握壹下手，就高兴的不得了，让我也来和他握壹下手，有那么高兴吗？ 张三上华山游览，上到半山腰，口干舌燥，碰到挑山夫，张三向他买了壹些水喝，喝了以后，舒服极了．在张三看来，这个挑山夫的价值实在是大大的，可张三问挑山夫这么生活有没有意思，挑山夫却说意思不大．挑山夫的价值就是张三说的“价值”和挑山夫说的“意思”加在壹起的总和．张三说的“价值”和挑山夫说的“意思”都是挑山夫的价值的片面，而两个片面构成了挑山夫的价值的全部． 人的信仰怎么来的？信仰就是从价值观里面来的．价值观就是人生观的核心和结局．人想对自己有壹个好的评价，或者想让别人对自己有壹个好的评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然后，人就有了信仰． 世上的信仰太多，伴随而来的是，信仰危机也太多．有这样的利益就有这样的信仰，有那样的利益就有那样的信仰．我这个利益得到了，价值也实现了，我的信仰就还是信仰；妳的利益没有得到，价值也没有实现，妳的信仰就危机了，这就是信仰危机的来源．所以，信仰这个玩意，堂皇壹些也好，龌龊壹些也好，只要适合人用都好． 要是妳觉得皇帝的人生价值也不壹定大，大臣的价值也不壹定大，妳还能做得更大．那就去给天下最广大的人做意义最大的事情．从人到壹个真正的人，壹定要经过疯人这壹条路．想做意义最大的事情，到头来做不了，甚至连所谓意义最大的事情也找不到，才发现自己曾经疯过壹场．我就疯过壹场，以为自己是不世的人才，能做总理，能做主席，能做理论家，能做军事家，还能......．哎！最后如何了，那也不用说了． 那好，我告诉妳，妳也不用想那么多，妳就尽量让自己生活的好壹些，也尽量让别人生活的好壹些．别人是哪些人？就是妳的妻儿老小、同学、同事，就是妳周围的、和妳壹样善良的人．妳只要认识到自己的人性，认识到妳的价值有两个方面，并且把每壹个方面都看作是妳的责任，那妳就是完整的人，就是纯粹的人，就是壹个有觉悟的人，就是壹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不管妳是什么人，哪怕妳是完整的人、纯粹的人、有觉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壹个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这个事实就是－－人总有壹死． 这几天很奇怪，天天外出都要碰见吵架的人。也不知道这世界上泼夫泼妇究竟有多少，把我的耳朵都要磨出茧了。耳朵上有了茧，对那些天天萦绕耳边的话也就充耳不闻了，好象听到这些话本来就壹点也不应该奇怪似的。 人在世界，世界在人，人是世界之人，世界是人之世界。可是人往往表现为壹种非人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人似乎不象是人了，世界也似乎不象世界了。人是“为我”之人和“为他”之人组成的。当人们“为他”的时候也能“为我”，人性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人，反之，人不是人。 人性中的“为他”成了壹种背叛“为我”的力量，就是人性的异化。人异化以后就成了另外的人的工具，成了剥削者的工具，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成了帝王、党和政府的工具。这意味著人被另外的人占有了，还意味著人被另外的人使用了，就像工具壹样被占有和使用。 人都是利益的人，都是和利益结合的产物。人都有“为我”的壹面，都要向别人索取壹些；人也都有“为他”的壹面，都要向别人贡献壹些。 如果有神论者说得对，人都是上帝造就的，那么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壹样的，是自由平等的人；如果无神论者说得对，人是父母生出来的，那么人在自然面前都是壹样的，是自由平等的人，因此，每壹个人都应该拥有壹个完整的人性，每壹个人的人性都不应该预先留出壹部分去做为“人性的剩余价值”，每壹个人都不应该要求别人预先留出壹部分去做“人性的剩余价值”，以作为自己人性的利润。 卢梭说“强者也决不会强到可以永远当主子，除非他使自己的暴力转化为权利，使屈服转化为义务。”其实，即使暴力转化为权利，屈服转化为义务，强者也决不会强到可以永远当主子。 壹切行为规则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都要随著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错运动中，人性起著决定性的和关键的作用，因为经济基础是人的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也是人的社会的上层建筑。 什么是世界？当妳听到有人赞美说：“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或者妳听到有人哭诉说：“这么悲惨，什么世界啊！”，那么世界的概念就出来了。妳所看到的壹切、听到的壹切、感受到的壹切，还有妳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感受不到、但是实实在在影响著妳的壹切，再包括妳，那就是妳的世界。
由此而推之，我的世界、这些人的世界、那些人的世界、还有大家的世界，就都豁然开朗了。如果没有妳和我，没有所有的人，那么，曾经的壹切、未来的壹切，都不属于我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世界。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东西，当初存在的时候，和人壹点关系也没有，现在，因为人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也就构成了人的世界的壹个部分、壹个片段。
父母、兄弟，姐妹、家庭、国家、阶级、战争、统壹和分裂；法律、道德、自由、平等等等，所有的壹切，看似离我们非常近，甚至时刻都在激发著我们的情绪，触动著我们的喜怒哀乐，似乎是我们的世界中必然都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人，那就根本不存在距离我们远近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也就不是世界的内容。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是人和利益的关系。所谓世界，就是人和利益的总和。壹个活著的人，壹些有需要的人，壹些有利益的人是人的世界的全部内容。就人的本性来说、就人和利益的相关性来说，人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利益，人就拥有多大的世界。帝王和乞丐对利益的关系不壹样，其拥有的利益也就不壹样，因而他们生活的世界就完全相异。此所谓，人既世界。
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被分裂了的人性的人，生活在被分裂了的世界中。世界对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世界，人性也是不完整的人性。人所拥有的世界，因而有了远近不同的距离，有了层次。人类生活的内容，那些距离人们近壹些，是相对远离人们的世界层次。基于人与利益的关系，世界可以被分成若干的层次：个人的肉体和灵魂是第壹层次，家庭是第二层次，国家是第三层次，天下是第四层次。从世界的第壹层次到第四层次，世界逐渐由清晰到模糊，逐渐远离人们。从世界的第壹层次到第四层次，人对世界的拥有越来越少，以至完全无法主宰。人越到壹个大的层次里发展，就越没有自由。
人只有主宰了世界，才有自由的世界。为了主宰世界，为了追求自由，中国的先秦学者提出了壹条从个人到天下的道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是妳的世界的第壹层次之最高境界，即，要达到个人肉体和灵魂的健康；“齐家”，这是妳的世界的第二层次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家庭的幸福和康宁；“治国”，这是这是妳的世界的第三层次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国家的富强和安定；“平天下”，这是妳的世界的第四层次的最高境界，是壹种最高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是要天下壹统并且天下太平。
世界的第壹个层次是个人的生命的存在。没有生命，没有肉体和灵魂，人不存在，人的世界更不存在。历史，无非就是人的世界的演变史、无非就是人的生命延续史、无非就是人的肉体延续和灵魂升华的历史。壹切历史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和没有意义的、书里的和书外的、悲壮的和荒唐的…..，这壹切，要是没有了人，就都无从演绎。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历史，没有妳就没有妳的历史，没有大家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人的生命是人的第壹等重要的财富。生命是最宝贵的，对生命的剥夺和损伤是最残酷的。没有什么刑罚比死刑更恐怖，哪怕是号称最人道的死刑。对革命者来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对所有人来说，身体是生活的基础。尊重个人的生活，维护个人的生命、灵魂和肉体健康，应该成为壹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信念。缺少了这个信念，社会就会变得畸形。
曾经有个大学教授有壹段和死刑犯在看守所相处的经历，他说：有壹个18岁的死囚因与人吵架而动刀杀人。他被关进牢房后，还是成天乐呵呵的，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直到叫他出监房时，死囚还在跟大家笑嘻嘻地说再见。可是，在推他上囚车的壹刹那，他屎和尿拉了壹裤子，刚穿的新衣服全弄脏了。于是，教授说：“我这才知道，他平常的模样都是硬撑出来的，他对生命还是非常留恋的。”
死刑来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亲复仇。无数的传说和研究都证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都在曾在其某壹阶段，将以血亲复仇制度作为壹个氏族对其他氏族的侵犯行为所采取的报复和自卫方法。而血亲复仇制度的终结，则意味著死刑的产生。死刑是壹种古老的刑罚，在历史上，它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和不证自明的。死刑是各种刑罚中最野蛮、最粗暴、最落后的种类，它是原始社会血腥复仇习俗的沿袭，是人类野蛮性在现代社会的折射。它不是出于人类理性的思考和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死刑的必要性真的有天经地义和不证自明的光环，那仅仅是因为它凑效而已。
我们应该彻底停止对生命的剥夺。用他人的鲜血和尸体堆积自己的辉煌，不应该被看作是英雄的行为。战争停下来，镇压停下来，壹个人对另外壹个人举起的刀子也应放下来。政府和律法应快点摘下自己“辉煌的桂冠”，温柔壹点，把死刑彻底废除。处死杀人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或许是正直之心的显现，但绝不是文明和理性的显现。珍视生命的理念，要贯穿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写在文件里。壹个不珍视生命的政府，很难引导出壹群能够珍视生命的公民。
世界的第二个层次是家庭，是无数个个人组成的无数个家庭。“家庭”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壹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因此，用这个话题来语惊四座，太难。
“家庭”的产生（或出现），不在乎情，不在乎性，因为情和性在家庭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虽然后来它们也是家庭存在的主要因素）。家庭的产生，是由于人、由于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已发展到了必须要用家庭的方式来维护不可的地步。可以想象，在很久以前，在“家庭”即将出现的那壹刹那，出现了壹对男女。这对男女就是人类历史上第壹对男女。这男女把大家仅仅剩余的壹点财富，通过壹定的方式据为己有，然后利用这壹点财富，产生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因为和他们两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想壹道枷锁），于是就把他们绑定在壹起了。这样，就构成了家庭。然后有了更多的男女，有了更多的家庭。
有了家庭，人与利益所构成的这个“小世界”，就成了社会的细胞。本来“个人”是社会的细胞，现在“家庭”成了社会的细胞。在这个细胞中，男人和女人成为壹些财富的共同体。这些财富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和物质的财富都在这里汇集、并且散发到社会中去，形成交换。这样，就有了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有了秩序、法律和道德，也有了政府、军队、警察和监狱。
若国家消亡，“家庭”也必然消亡，人就能过得到绝对的自由。不过，那太遥远了。这种遥远的幸福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壹万个猜想，却壹个也享受不到。家庭离我们太近，近得似乎没有距离。对个人而言，由此而始，由此而终，生就生在家庭，活就活在家庭，死也死在家庭。自从人有了家庭，人的幸福和痛苦就注定要和它联系在壹起了。
当男人和女人建立了壹个稳定和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相临的另外的家庭也都比较稳定和谐，那么，这些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形成了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壹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最有前途、最具发展力和最有吸引力的。眼睛再返回去看，家庭是距离我们最贴近的壹层保护伞，若家庭破裂了，保护伞下面成员，其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虽然其中有所谓胜利者或失败者）。家庭的破裂，必然意味者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割，必然意味者旧日生活的部分或者全部的否定。妳可以把家庭比作监狱，把它描述成愁苦万状，可是，有个家，总比妻离子散要好壹些，除非，妳的心中有另外壹个家在支撑著，而那个家，虽然没有得到法律和世俗的认可，但对妳而言，已经是壹个家。
所以，“家庭”既然诞生了，维护个人的幸福、生命的存在，维护个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健康，必须要以维护家庭幸福为衣钵。世界被分割成了壹个壹个的家庭，妳不生活在家庭中，就在相当的程度上等于被世界抛弃了。离开了家庭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将无从寄托。
世界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家，是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国家。最原始的国家雏形，发端于各个家庭在协作中的冲突。为了维护各个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的协作，根据各个家庭的财富多寡和能力大小，必须确定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种不同地位的确定，需要壹个超越家庭的力量来主导。这种力量，有壹定的调和作用，还有壹定的强制力。当家庭和家庭之间提出壹种发展的新诉求，就会与这种“代表社会”的力量产生冲突，这种力量就会对新的诉求进行反向的打压。这种力量就是家庭的集合体，叫做国家。
国家不仅要打压家庭的新诉求，它还有壹个更重要的社会职能：帮助家庭在符合社会生活需要的前提下，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国家的这个职能，要是被各种理由予以推脱，那这个国家距离被家庭抛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壹个文明理性的国家，就是要叫它的每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从而使每壹个公民也都幸福起来。
每壹个家庭的存在，都要依存许多的社会关系，而表面上，就是要依靠国家才能存在。“城春草木深，国破山河在”，满城都长了草，那还有家？国破家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若国家破败了，家庭仍能兴旺，那就只有壹个解释，就是发国难财、卖国和叛国。壹个破败的国家，如果真的有很多兴旺的家庭，而这些家庭还是权贵家庭，那让它亡国好了。虽然是亡国奴，但总比在这个国家里当没有任何希望的“主人”要强千万倍。爱国，就要从国家对国民的关爱开始。在这个国里，首先要有我，没有我，我爱这个国做什么？
不管哪朝那代、哪个政府，也不管哪个皇帝、总统，只要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保护国民（或子民），使他们能够平和向上地生活，帮助他们发展、过日子，那这个朝代和政府就被称为开明的朝代和政府，皇帝就被称为明君，总统就被称为好总统。而他们开创的时代，就被称为“大治”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旧时代“大治”的典范。假如政府和官员不是帮助人民发展、生活，只是壹看见妳有点钱，就想去搜刮妳的脂膏，如此下去，人人都财不外露，人人都岌岌可畏，人人都对官府官员敬而远之，不敢和官府官员打交道，怕他们搜刮，怕他们拖欠，怕他们无赖，那社会就很容易滑到“大治”的反面，叫做“大乱”。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能为妳做些什么，而要问妳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广为流传，已成为壹句爱国主义的经典名言。肯尼迪生活在壹个崇尚自由的国度，说出的话却带有如此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给予尖锐的批评了。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不对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颠倒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
从来都是统治者教育民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可以说，匹夫和匹妇的兴亡，国家更有责任。国家要是尽到了对“匹夫”和“匹妇”兴亡的责任，国家就不存在“兴亡”的问题。肯尼迪总统的名言这样改动似乎更为合适：“不要问妳能为妳的国家做些什么，而要问国家能为妳做什么”。这或许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的颠覆，使国家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它却真正理顺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将被颠覆了的常识重新颠覆过来。国家何以神圣？公民才是主人。
世界的第四个层次是天下，是若干个国家组成的天下。中国古代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和朝代的意识，而没有国家的意识。所谓天下，是自视中国为海内、为六合，而视中国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
现在的天下，不是中国人以往自视的天下，不是《三国演义》开篇所说的那个“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比分”的天下了。现在的天下，的的确确是万国林立，如同西周、春秋及战国的时候。惟西周、春秋和战国都有天子，现在的天下没有，只有壹个联合国，它不是天子，只是各国的总外交部和总大使馆。现在的天下，就是全球。全球化就是天下化。我们经常谈论全球，我们天天都在说全球怎么样，但是全球其实并不存在。这“全球”是壹个空的概念，我们并没有壹个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全球化，就是对这个概念逐渐灌注实际的内容。现在的天下，正在成为壹个真正的天下，是壹个各方面联系都已经非常密切的天下。这种密切的联系，随著利益和财富的流通，每壹天都在得到加强。
这样的天下，想要成为壹个真正的天下，必须逐步克服各国之间的隔阂，必须克服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必须克服多极化和壹极化。真正的天下是无极化。“无”是发端，“有”是过程，归结到后面，依然是“无”，此所谓否定之否定，乃老子和黑格尔思想的精华。两极，壹极以及多极，都是霸权，都是无极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有极，地区间和国家间都有深刻的不平等，而全球化和天下化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有些国家要刻意地维护，有些国家要刻意地推翻，这就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因为全球化的加强，就会从国与国之间蔓延开来，壹直到家庭和家庭之间，最终蔓延到妳和我之间，我和他之间，影响到每壹个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愉悦。不过，这样的矛盾，由于悖逆了地球人的人性需要，而最终被人性所克服。
妳看这天下，不是妳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可是它又是妳、我、他的。天下就像壹股我们无能为力、不能左右的巨大的外在力量，它好象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却又要把我们包容在里面，干涉所有人的生活过程和幸福，最终还要由我们的本性——利益性、以及利益性之间的矛盾来推动。
无论我们是否思考人生，是否论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思考宇宙，是否谈论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壹部分。同样的，只要我们存在，只要我们做为儿女，做为父母，做为夫妻，我们都在家庭中存在；而壹个家庭，无论它是否承认国家，也无论它是否爱其所在的国家，它都在此国家中存在；而世界上的国家，有些或许是闭关自锁的，有些或许是文明开放的，都必须寄托在这个天下，被这个天下闭锁，或者对这个天下开放。
人的世界的第壹个层次，是人本身的存在，人的肉体和灵魂，是人的第壹层次的财富，也是首要的财富。人的本性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人的利益性。对人而言，人与利益的相关性，首当其冲地就表现为人与自我的肉体和灵魂的相关性，也表现为人与自我肉体和灵魂矛盾。人的出生，是无可奈何和毫不知情，人的离世，也是无可奈何。在这期间，人要艰苦地延续肉体的成长、对抗肉体的病痛和衰老，同时完善并改造自己的灵魂。人从瓜瓜落地，到生老病死，不管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都是人与自我的肉体和灵魂在统壹体中对立的过程，是壹个矛盾的过程。肉体和灵魂经常是利益的监狱，例如，我们都想要壹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们未必有；我们都需要壹个充实的灵魂，但是我们未必有；我们都想长生，却终无法如愿。
人的世界的第二个层次，是家庭的存在。家庭和家庭中所包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人的第二层次的财富，是主要的财富。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在人存在以后，就主要地表现为人与家庭的相关性。我们降生在家庭，不管这个家庭以后是团圆的，或是破碎的，我们都必须面对它。因为家庭是我们肉体和灵魂的最现成、也最必要的寓所。为了所谓的幸福，为了肉体和灵魂的愉悦，我们承继的、我们创造的都要收拢在家庭里，然后再服务给我们肉体和灵魂。我们和自己的前辈壹样，承继家庭的财富（厚薄多寡都要承接），然后再发扬光大，传承给下壹代家庭。家庭的延续发展，不单纯是幸福体验的过程，它更多地是壹个痛苦体验的过程，它往往走到了个人需要的对立面，令寓所往往变成了囚笼。例如，妳所降生的家庭不喜欢妳，或不被妳喜欢；妳和妳不爱的人结婚，然后又离婚；家里的饭让妳吃不饱，就算吃饱了也难得壹笑等等，这就是家庭。
人的世界的第三个层次，是面对家庭以后还要面对的国家。壹些人，壹些家庭，他们接受相同的政府的管理，被灌输的是相同的政策理念，交著同样的税，遵守著同样的法律，被同样的军队保护。这些人、这些家庭，在国家里，由于有著相对相似和密切的地域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因而也就有著相对相似和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国家、和国家中所包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就依据人与利益相关的程度构成了人的第三层次的财富，比如，道路、公园等等。这些东西名义上往往不属于我们，甚至还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做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也紧密相关。
人的世界的第四个层次是天下。壹个人、壹个家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其实还联结著天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虽然受到山川与国界的阻隔，但在同壹片蓝天下，心同此心，人同此人，我们都有壹个地球。也许我们仇视美国，把它当做我们的头号敌人，就与利益的相关性来说，美国不仅是美国人的美国，也是我们的美国。
我的家是家庭，家庭的家是国家，国家的家是天下。我是壹个人，我的利益在哪里？由近及远，第壹在我自己身上，第二在我的家里，第三在我的国家里，第四在天下，这就是我完整的世界，这就是我，这就是和我全部相关的利益。我与自己肉体、灵魂的矛盾、我与家庭的矛盾、我与国家的矛盾、我与天下的矛盾，都推进了我的世界的发展，确定了我在世界上占有的壹席之地。那千千万万个“我”，造就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并写就了人类悲壮的历史。
壹层世界，壹层矛盾。矛盾的源头，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也就是利益性。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肉体和灵魂发生冲突，因为我的肉体和灵魂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
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家庭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家庭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国家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国家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天下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天下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壹个人的长相可能会和自己对美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肉长在自己身上，健康和寿命却不是自己说了算，灵魂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却有好多是别人灌输的东西，未必真的对自己有益。起初，妳觉得家庭是快乐之源，后来，妳会弃家而逃。爱国，壹直被鼓吹为高尚的情操，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回来。天下之大，可以包罗万象，但妳还是会有不能容身的地方，还是会有妳走投无路的时候。
层层世界，层层矛盾。矛盾的源头依然是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家庭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国家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天下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
人的本性，相容的方面多了，就称之为和谐；相克的方面多了，就称之为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人与利益的和谐、人与世界的和谐。保护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健康，是让自我和谐；维持家庭的幸福安宁，是让家庭和谐；建设繁荣和向上、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是让国家和谐；制止战争，促进交流，共同发展，走向大同，让天下和谐。我们不能把和谐当做空洞的概念，更不能把和谐当做压制人性发展桎梏。和谐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 世界来自人对利益的需要。人对利益的需要，表现为人和利益的交流，而人和利益的交流，是壹种体验、经历。不管什么东西，当妳体验它的时候，妳是愉悦的，那这个体验就是幸福的体验，而妳在这体验的壹刻，就是幸福的人。反过来，就是痛苦的人。 幸福是什么？我们有过幸福的体验吗？记得壹位外国哲人说过：“幸福就住在我们每个家庭的庭院里，而我们却找不到通向庭院的路。”我想幸福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们壹味看重外表的浮华而忽视了平凡中的幸福。
有天我经过垃圾场，看见壹对正在捡垃圾的老人，那老妇正用壹块破很毛巾给老伴擦额上的汗水，他们脸上的欢愉，给我从所未有的感动。我想，这就是壹种幸福，是金钱买不到的。轰轰烈烈固然伟大，但是平凡中的相儒以沫，相互扶持，更是值得珍惜的幸福。看到第壹缕阳光时是幸福的，呼吸清新空气是幸福的，和情人在树林中漫步时是幸福的，有壹个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吵、可以闹的家是幸福的……闭上眼睛，细细的体验，如果妳感觉愉悦，妳就是幸福的。否则，什么阳光啊，空气啊，情人啊，都和幸福没有壹丝的关系。 人的本性是利益性，利益性的归宿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的归宿就是人的幸福，人的幸福的归宿就是人的体验。家财万贯，宝马香车，美人在怀，若妳体验不到，和“没有”也差不多。植物人为什么叫做植物人？就由于他和植物壹样，没有了人的体验能力，所以植物人与幸福、价值和利益都挂不上钩。每壹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当我们的视线转移到别人的世界时，我们往往也成了植物人。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体验属于别人的壹切，不能盗取别人的幸福、价值和利益。人在人的世界中有壹重矛盾，人在世界外也有壹重矛盾。 民工想的，是在过年之前拿到工钱，然后赶在年三十晚，安安全全地回到家里，与家人团年。于是，就有了民工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民工的人生。老板想的是少交点税，把货都卖出去。于是，就有了老板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公司老板的人生。每壹种人生，都是“经历”的不断积累的过程。幸福的人生，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只要能够在人生的过程中积累多点愉悦体验，那么人生，相对来说就是幸福的，就是有价值的。
天下最终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这么多国家和领导人的天下，也不是某个宗教势力的天下，也不是某个主义的天下。当全体天下人能够顾及他人的肉体和灵魂的体验时，那么天下就会变成“天上”了。天下本无主，德者来居之，最大的德者不是圣人，不是领袖，而是天下人。 距离人最近的是肉体和灵魂，其次是家庭，其次是国家，再其次是天下。所以，在目前而言，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国家服务，国家为家庭服务，家庭为个人服务。有了这样的合理社会，个人才能有更多地体验愉悦，家庭才能更和睦，国家才能更繁荣，天下才能更太平。没有个人对愉悦的体验，壹切豪言壮语都是谎言。 马克思都说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人因五官而产生的需要是人的第壹需要，只有承认这壹点，才会肯定由此而来的其他出于人的本性的需要和言行。 可是，这世界谎言还是太多。妳听主流的声音，千百年来，只是壹句话：牺牲，牺牲，再牺牲。个人为家庭牺牲，家庭为国家牺牲，国家为天下牺牲。牺牲成了最高贵的“美德”，人没有牺牲，好象就说不过去了。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重理性、重“天理”，轻感性、轻人欲。先秦儒家主张“节欲”，道家主张“寡欲”，宋明理学家主张“去”、“灭”。由于古人对人的自然欲望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对人要生存和追求感官快乐的需要就漠然置之。宋代的思想家，甚至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人以饿死为代价换取名节。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让朱熹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版。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岂不知肉体和灵魂的愉悦体验是人的第壹需要，人们为了活下来，恰恰是宁要“苗”，不要“草”。 如果牺牲是最高“美德”，那么让它反过来好了，天下来为国家牺牲，国家来为家庭牺牲，家庭来为个人牺牲。 自然界的演化真的是奇妙啊！它同时造就了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与磁石的正极和负极壹样，有著奇妙的吸引力。由于自然界的这种大胆的设计和瑰丽的创造，这对初始的男女，才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导致人类的消失。他们之间的天然的吸引力，构和出壹代壹代的男女，延续至今。所以，首先确定：没有爱情就没有过去和未来，就没有人类。爱情必须在人类的利益中站到壹个最显著的位置。
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情？说的人多，可还没有谁为“爱”、“爱情”下过什么定义。不同的人对爱情有不同的理解——既有自身的差异，也有社会的、历史的、甚至地缘的差异。假如每壹段爱情都壹样的话，男人便会爱所有的女人，女人也会爱所有的男人。雨果说：“人生是花，爱情是蜜。”泰戈尔说：“爱情是理解的别名。”冈察洛夫说：“爱情是壹种责任。”培根说：“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泰勒斯说：“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巳不必要。”我的网友说：“爱情两个字压根儿就是瞎掰，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两个词代替爱情。比如色情，或者性情。”我说：“爱情是人的壹种最自然的、最应该的、最崇高的、最美妙的那种感情，是要把男人和女人融合为壹体的那种对异性的体验。”
如果我说得还不好，就让《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来说吧。看人家西门庆，妻妾成群，还把潘金莲爱的死去活来；再看潘金莲，不受富贵人家的羞辱，宁愿下嫁小个子武二郎，最后找到了心中至爱西门庆，然后为爱而被世俗不容，双双毙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霞苍苍，白露为霜”——吟了几千年。“孔雀东南飞，五里壹徘徊”——歌了几千年。
爱情基于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男人和女人根本的区别就是性别的区别。其他的男女区别，不过是性别区别的衍生物。
吴广平先生在《尧舜二帝的原型破译》里说，尧帝就是窑神，舜帝就是俊鸟，全都是男性生殖神……。“日”字的甲古文是圈中壹点。圈为圆，点为棒；圈为阴，点为阳；圈为女，棒为男。
性，原本是两性生活的最高的境界，但历经千万年的发展后，它却随著社会虚伪的进步而逐渐退步。人类原本高尚的激情，在社会生活的打压下，潜伏到个人生活里的最底层和最黑暗的角落去了。在法律和道德的驱逐下，性只好去扮演苟且偷生的罪恶角色。
纳博科夫壹生都在反对壹个说法：色情。性臆想是成年人正常生活的壹部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性欲是人的本性，是难以压制的。在他的说服下壹批修女离开修道院，过上了凡人生活。北欧某个国家，对性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开放了性欲，不久，该国从“性灾难”壹下成为欧洲最具“性文明”的国家。美国亦然，四十年代先禁，不行：后又放，直至现在。
“性”是最基本的生活，也是最基本的快乐。因而，爱情只有追随它才是最天然的爱情。因为身外之物的束缚，人在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中不能解脱，“性”成了肉体能量的发泄，成了例行公事，这样的“性”，是人性的悲哀。
就性来说，无拘无束的爱情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爱情。从壹而终、白头偕老、这只是美德，也仅仅是美德，绝不是天德。天然的爱情，是蜻蜓点水般的。这边的水甜，就在这边点壹下，那边的水甜，就去那边点壹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啊！爱情那么奇妙，也值得我们去生死相许，而且是许了又许。不过，这里所谓的许了又许，其实是对这个人“许了”，又再对另壹个人“许了”。爱情或许可以是壹个信徒，但信徒就不能转变为叛徒？妳曾经山盟海誓，说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其实全是假的，虽然妳壹口咬定它是真的。
我说过我爱妳，但现在我有了她，很明显，她比妳更好，我为什么不爱她？就因为法律对我的压迫？就因为道德对我的劝说？法律和道德能使我屈服于它的规则去生活，但不能改变内心对情和爱的体验。
与爱人壹起，在人们的笑语和鲜花的簇拥下走进婚姻殿堂。于是，婚姻就成了爱必然归宿，成了爱的最完美体现。可是，纯正的婚姻，首先必须是纯正的爱。所以，为了纯正的爱，有时不得不放弃婚姻。有些爱情，惧怕婚姻，但又不得不与婚姻同宿。没有走入婚姻的爱情，不见得就不是纯真的爱情；走入婚姻的爱情，也不见得就是具有愉悦体验的纯真爱情。
有些人将爱情与婚姻之间画上“＝”号。有些人在“＝”号上斜划壹杠，但却仍然住在婚姻的房子里。有的人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画，却私携情人逃离婚姻，去寻找另外的爱情。爱情与婚姻拳击，婚姻必败；婚姻与爱情马拉松，爱情不是对手。爱情与婚姻强强联手，是“东方不败”！
诗中说，爱情构成婚姻；生活说，利益构成婚姻。婚姻是被财富糖衣了的爱，这种爱的内核，经常是苦的，可它的外表还是甜的。明明两个人吵的天翻地覆，但门铃壹响，来了客人，大家就都起来笑脸相迎。 比如说，壹辆汽车，拉了壹车的货，货的载体就是汽车。爱情的载体本来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肉体和灵魂，但现在，由于这男人和女人都各自有了财富，那么爱情就只好受到财富的绑架。财富绑架爱情的手段就是婚姻，婚姻就是男人和女人交换财富的交易所。婚姻的来历，就是以财富为基础的爱情。
人们把爱情拉上婚车，以为将要去壹个有纯真爱情的殿堂（也许真的是有纯真爱情的殿堂），但婚车上拉的，绝对不是纯真爱情。爱情不需要婚车来拉，只需要人们的肉体和灵魂去体验。婚车上拉的，说白了是钱财、家具、房子、禁锢爱情的枷锁和刺伤爱情的刀子。或许这枷锁最终没有戴在妳的脖子上，刀子也没有洞穿心上，但枷锁和刀子，仍是被婚姻所收藏。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这回事，先来的叫爱情，后到的也叫爱情。翻遍所有有关爱的定语箴言，就没有壹句说爱是有先后的。可是婚姻，就是要规定这种先来后到的顺序。谁先恋爱结婚，谁就享有婚姻的优先权，也就是“正宗”权、“正宫”权、“原配”权、“白头”权。婚姻给爱情强加的优先权，具有不可动摇性。在婚姻以外，妳还有爱吗？那妳是情夫情妇，要么就是第三者。妳们还有“性”吗？那妳们是姘夫姘妇，是“破鞋”、“”、“骚棒”了。
爱情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如果两颗心相碰，碰出壹片风景，我们把它叫做爱情！”这就是爱情！是爱情,就要相情、相爱、相构，这似乎与先爱后爱没有关系。爱情是壹种信念，是壹种想与情人共同生活的信念。爱情是壹份责任，是对爱人的壹种宽容和让步，壹种超出常人的关爱。爱情是壹种依恋、眷念和渴求。爱情是壹种自信，自信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会抛弃谁。
信念也罢，依恋也罢，组成爱情的要件没壹样与爱的“先后”有关。只要是爱情，妳先来了，也得给爱情让路；只要是爱情，无论妳是后来的第三者，还是先前的同居者，妳仍然享有爱情的权利，包括婚姻。
忠于爱情的说教和爱情本身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这里，除了“先来后到”的问题，还有壹个单向多向的问题。有时候看电视，看见电视上那么多的美女帅哥，我不禁想，为什么我只能爱老婆壹个人？那么多美女我都不喜欢吗？其实，我喜欢所有的美女，所以总是边看边抱怨：“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女，为什么我总是遇不到！简直不可思议，要是世界上只有壹个美女，那我认命，因为我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可是，世界上有著那么多美女，却没有壹个轮上到我来喜欢并喜欢我的。”
《诗经》说：“乃如之人兮，怀昏姻也”，“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婚姻不就是联姻过日子吗？中国古人对婚姻也是看得很透的。在我看来，这并非古人愚蛮无知，而是对婚姻精髓的渐悟。
婚姻是壹种约定，不仅是爱情的约定，还是其他各种属于婚姻的财富的约定。爱情的约定取消了，但不等于婚姻也随之解除。解除婚姻，必须取消财富的约定。法院里的离婚案，从来没有关于爱情分割的判决，只有财产分割的判决。
原本，妳爱我，我也爱妳，我们把财富都放在壹起；原本，因为爱情，我和妳有了婚姻，有了共同的利益，我们成了不可分割的壹体。随著日子壹天天地过去，婚姻中共同的财富发生了变化，两人的生活际遇也发生了变化，全部利益和原来的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这时，爱情就容易站在壹个新的起点上，爱情的变数就容易出现了。
社会前进的脚步不只是踏在爱情的土地上，还是踏在人全部的利益的土地上，而爱情只是利益的壹个部分。当爱情和人们的其他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相遇时，爱情往往要作出让步。当社会演化到壹定的阶段，爱情尽管依然和个人的体验脱不了干系，但却因应时势，和金钱、地位以及名誉，进行了必要的捆绑。所谓纯正的爱情，是壹个人神圣的权利，但到了这个阶段，它也必须走下神坛去迎合世俗的口味，否则，它将会对其他人同样神圣的权利构成侵犯。比如说，妳是别人的妻子了，但我爱妳，而妳也爱我，那我就对妳丈夫的利益作出了伤害，伤害了他的钱财、地位、名誉，等等。所以，我的爱情必须克制，妳的爱情也必须克制。
婚姻虽然有生物学上的起源，然而，在我们自诩为文明的社会里，它却是道德和法律的产物。道德和法律对婚姻做了规定，对爱情的体验也作了限制。爱情道德，是爱情被道德约束的产物，它是爱情随著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爱情本与道德无关，但后来爱情问题多了、复杂了，甚至威胁到种族的繁衍和进化，某些生理方面还出现了严重倒退，于是，立规设矩就成为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当务之急。在所设立的规矩中，由于历史的演化，某些重要方面，成了必须遵守的爱情法律，而较之爱情法律趋软的方面，便逐渐演变成爱情风俗，久而久之，爱情道德便在人们对爱情的顾虑中形成。
爱情与婚姻本是两个不同概念，但自从有了道德和法律后，它们的位置悄悄地发生变化：原本不相交的两个独立概念，变成了包容性附属概念，即大概念包容小概念。婚姻成了大概念，爱情成了小概念；婚姻把爱情整个地包容在它的范围里，爱情成了婚姻包容下的壹种附庸。于是，婚姻成了解决爱情问题的唯壹合法途径。有了婚姻的爱情，才会被称为永恒的爱情。为什么会有永恒的爱情？因为社会利益需要这种爱情，就理所当然地制造出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永恒。
人类历史上，无容置疑的是先有爱情，后有婚烟。婚姻是爱情发展到壹定时期的产物。它是爱情的壹个载体，其职责是为性提供稳固的性对象，用以完成性器官的使命。另壹方面，爱情则成了婚姻的摆设，壹个可有可无的铺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古训，重点壹个“嫁”字。嫁就是婚姻。只要婚嫁了，妳的爱情使命便有了依托，至于爱情本身怎么样的，那只是个形式。
有壹女士，嫁了壹个无性功能的丈夫，十分苦恼和痛苦，却不敢冲破婚姻这个樊笼，因为，为性而放弃婚姻，在现有的道德规范里，被视为不道德——至少是不贞洁的，特别是作为女性，更是如此。文绣与末代皇帝溥仪，近十年没有性生活，在达成法庭外的离婚协议中，溥仪同意离婚，但规定文绣从此不准“再结婚”。婚姻多神圣，特别是皇帝的婚姻——那怕这个皇帝是被废弃的。
有了合法的婚姻外壳，多少不正常、甚至不道德的性行为得到了掩护，变得既“正常”又“道德”。这就是爱情在婚姻里的地位。妳说婚姻到底是在维护爱情还是在摧残爱情？
但是，在壹定的社会条件下，婚姻依然不可或缺。缺少了婚姻，社会财富将会无序地流通，进而是无序地碰撞，进而是无序地浪费，最后的结局，将对人们的生活和生存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当然也包括对爱情的伤害。婚姻表面上是对爱情的肯定，但骨子里，是对爱情的否定。
不仅爱情选择了婚姻，金钱、地位、名誉，以及好多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选择了家庭作为它们的基本载体。因为婚姻的汽车上拉满了财富，所以，婚姻的实际状况和质量，就和财富的结构以及多寡变化息息相关。根据婚姻的实际状况，可以把婚姻分为牢固的婚姻、缺陷的婚姻和破碎的婚姻。
牢固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完整性。例如，我的爱情和妳的爱情分不开，我的利益和妳的利益分不开，我的财富和妳的财富分不开，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很牢固的。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婚姻中，就好象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组合方式，就是公有制的无差别的组合方式。我爱妳，妳爱我，不变；我追求的，是妳追求的，妳追求的，也是我追求的，不变；我的财富属于妳，妳的财富也属于我，不变。这壹切是婚姻牢固的必要条件。牢固的婚姻，是壹种近乎完美的婚姻，但大多数人都无缘长期体验这种婚姻。这样的婚姻，往往是太短促，甚至比蜜月期还短促。
缺陷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缺陷性。例如，我的爱情和妳的爱情有不重叠的地方，我的利益和妳的利益有不重叠的地方，我的财富和妳的财富有不重叠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有缺陷的。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婚姻中，就好象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组合方式，就是私有制的股份制的组合方式。我爱妳，妳也爱我，但不完全，还附加条件；我追求的，不完全是妳追求的，妳追求的，也不完全是我追求的，但我们还是要把彼此的追求放在壹起，利用婚姻关系，进行合作；我的财富不完全属于妳，妳的财富也不完全属于我，但还是要把彼此的财富掺和在壹起，按照股份制的方式共同发展。缺陷的婚姻，不是完美的婚姻，却是俯拾皆是的婚姻状态。
破碎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缺陷性。例如，我的爱情和妳的爱情格格不入，我的利益和妳的利益针锋相对，我的财富和妳的财富非此即彼，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破碎的。我们的生活，在这段婚姻中，就好象是妳死我活、有妳无我的生活。破碎的婚姻，是壹种双方急不可耐地要解散的婚姻。这种婚姻，随著婚姻自由的逐步来临，将会越来越多。
牢固的婚姻是壹只完整的鸡蛋；缺陷的婚姻，是壹只碰破壹点蛋皮但不影响食用的鸡蛋；破碎的婚姻，是壹只摔到地上破掉的鸡蛋。天下间，尽是这样壹筐壹筐的鸡蛋。
有壹只完整的鸡蛋当然好，但是，世间上没有那么多完整的鸡蛋。大多数的男男女女，其实都是抱著缺陷的鸡蛋相携到老的，只有小量勇敢的性情中人，敢于摔碎鸡蛋，重新寻找爱情。人们从小就被生活熏陶，从小就被爱情的故事和传说感染，有著壹种从爱情此岸到爱情彼岸的渴求。但长大后，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找到的爱情彼岸，就是渴求的那个？人们找到的爱情彼岸，大多数是屈就于生活实际的彼岸。
自从有了婚姻制度，人们要找到纯正的爱情已经是大海捞针了。尽管有时候我们也能捞到，但由于那针不符合我们的婚姻，我们怕它刺伤了自己，因而只好无奈地放弃。
爱情本是男女间对肉体和灵魂的愉悦体验，由于婚姻，它对钱财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地位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名誉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婚姻里面包含的各种财富都有了依恋。 爱情本身是上天赐给世人的浪漫礼物，但多了壹层财富的包装，就多了壹层沉重，叫实际；再多壹层财富的包装，就又多了壹层沉重，叫迂腐。
人们笑话古人买珠还椟，其实，我们对待爱情的态度还不是壹样？本来没有了爱情，就该叫婚姻结束了，但不行。结束以后，那些钱财怎么办？分就少了，不分就没了，重新来过，又太累了；结束以后，在社会圈里、亲人圈里和朋友圈里的地位怎么办？换壹个陌生的圈子，恐怕不如现在的习惯和游刃有余；结束以后，原来还能摆到人前的自豪和尊严怎么办？确实是顾虑人家的指手画脚。这些疑惑，又把我们带回到买珠还椟故事面前，人去买珠子的时候，也买了壹个漂亮的盒子，珠子已经烂了，还给了自然，可是人们还捧著漂亮的盒子，好象里面还有珠子似的。
要打破婚姻对爱情的垄断，就必须打破财富对婚姻的包围。小时侯，在杂志上看到西方有人恋爱多年，结婚时，要把财富分清楚。结婚后，继续增加的共同财富，还是要分清楚。当时就怀疑，那两个人有爱情吗？现在我知道了，人家的婚姻，才叫自由自在的婚姻，惟有自由自在的婚姻，才能接近纯正的爱情。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必将带动生活的社会化。随著社会的前进、文明的发展，人类迫切需要这么壹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社会逐步代替个人和婚姻，占有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条件，减少个人和婚姻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依赖，这时，人们的婚姻，就更为能变、多变。人们的爱情，更超纯正的爱情。 婚姻制度带给世界的第壹个产物就是家庭。家庭是什么？由于家庭是婚姻直接带来的，所以家庭首先包括丈夫和妻子；由于家庭是从上壹辈子传承来的，所以家庭还包括老人；由于家庭还要复制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孩子；由于家庭要坚持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衣服、粮食、房子、车子；由于家庭还要光耀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股票、投资、保险、事业。
家庭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爱情契约，它要求壹切山盟海誓和灯前私语都要用壹个婚礼的仪式和壹张证书来证明，证明妳心不变，证明我心永恒；家庭是壹个年轻的家庭和另外壹个衰老的家庭的契约，它要求年轻的家庭对衰老的家庭做出承诺，养它老，送它终；家庭是父母和儿女的契约，它要求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和教育，使他们长大成人后继承自己的家庭；家庭是所有家人的生活契约，它要求每壹个成员都须遵守权利和义务，同时，家庭还是和邻舍的契约。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相似的家庭，不管它是我们熟悉的还是我们陌生的，我们都必须和它们相处，进行沟通交流。
男女订立了爱情契约——婚姻，然后就有了儿女。儿女是鲜活的生命，是人，人就有利益性，这种利益性，和父母的利益性之间也订立了两份契约：壹份是养育、教育的短期契约，壹份是养老送终的长期契约。爱情契约、养育教育的短期契约和养老送终契约等等，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带出了关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的、人与财富的契约。
由政府订立的婚姻法，或者家庭法，就是给家庭的各种契约展示壹个范本。大概不会有人对自己的伴侣、亲人、朋友说：“我们来订个契约吧”这种话，但契约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些传统的和宗教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用道德来体现的和用法律来体现的……都是家庭契约。
自从“家庭”诞生以来，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之中，繁衍后代。人们习惯把家庭的乐趣称为天伦之乐。天伦，天伦是上天赋予的，是从来就有的，是恒古不变的。但家庭是这样的吗？不是。从古到今，家庭的形式和内容壹直就在变化，从女权制到男权制，从多夫多妻制到壹夫壹妻制，从老人的家庭赡养到社会赡养，从孩子的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其中每走壹步，都要宣称自己是最天伦的。
天伦的东西首先必须否定对个人权利的剥夺。而家庭，则是对个人权利最初的限制。家庭契约，就是要求家人在这种限制中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婚礼，是家庭契约签订的第壹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广而告之”。男子告诉世人，那女子是我的妻子，妳们不可染指，同时也告诉妻子，妳现在就是我的，不许叫别人染指。这就有了对女子红杏出墙的限制。婚礼的举行、家庭的建立、契约的签定，不仅剥夺的是丈夫和妻子的爱情多向选择权，有了儿女以后，又剥夺了父母独享生活的权利，同时又剥夺了儿女按照自我意愿成长的权利，最后，还剥夺了其他人对这个家庭的财富进行使用和享用的权利。
对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为了家庭内爱情的利益、感情的利益和财富的利益。而这些家庭利益或多或少与每壹个家人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由此，就导出了家庭矛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甚至朋友邻里之间，都有这种冲突的体现。
家庭带给每壹个家人的，首先是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利。丈夫干涉妻子的生活方式，妻子干涉丈夫的生活方式，父母干涉儿女的生活方式，儿女干涉父母的生活方式。这些干涉，有的是符合家庭利益，有的是符合家庭部分成员的利益，但有些，确实叫人感到不可理喻。例如：丈夫要过问妻子和那些男人交往，妻子要过问丈夫起居和工作的时间；大人要过问小孩的发型衣著，以及学习的方向和今后的道路。这些过问，要有利于被过问的人也就罢了，要是没有，才真叫人烦厌。
家庭还给家人带来义务。壹个人的需要，本来是全面的。他的利益性本来是完整的，他的自由，本来也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和其他的人的交往中，“我”必须分割出壹部分权利来，叫做义务和责任。每壹个家人，不管妳情不情愿，都必须为其他的家人作出贡献。在经济上、在感情上或性事上，对其他家人负责，是每壹个家人愿意尽到的或者不得不尽到的责任。
主动放弃地自由，就转化为“责任”；被动地放弃自由，就转化为“义务”。为什么有些人在家庭中，总是感到压抑而不轻松？因为人的利益性中有“为我性”（为自己某利益）和“为他性”（为他人作贡献）两方面。在家庭里也是壹样，我的为他性如果是主动的，那责任对我来说就是轻松的，就是心甘情愿的；我的为我性如果是被动的，那责任就是压抑的，是无可奈何的。在男权突出的社会里，之所以说家庭制度是压在妇女头上的壹坐大山，就是因为妇女在这个制度下，经济被奴役，感情被奴役，连性也被奴役了的原故。
家庭的契约给家人确定了权利和责任。家庭就像马车壹样，拉著权利和责任，走向光明或者黑暗的前方。本来，权利和责任，平衡了家庭内部的利益关系，可是，人性和自由被分割了以后，利益关系就无法完全平衡了，因为总有人嫌权利少，总有人嫌责任多。壹对夫妇，在外人眼中，或许令人羡慕，但回到家里，可能会因为谁做饭谁洗碗的问题唠刀个不休。
权利和责任的不相等，是家庭内部矛盾的直接根源。我没有享受那么多，为什么叫我去做？妳没有做那么多，凭什么去享受？这两个问题，在家人内心，爆发出来就是家庭的吵吵闹闹。不论是凡人和圣人，都有这种吵吵闹闹的经历。
家庭契约，往往是家庭中的强者单方面来制定的。开始时的女权社会，因为财富掌握在女性手里，女性是家中的强者，所以契约就由女性写好，叫男性来签；后来进入男权社会，财富又跑到男性手里，男性又成了家庭的强者，所以，家庭契约就由男性写好，叫女性来签；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就有了男权家庭、女权家庭或男女平权的家庭。可是，不管是什么家庭，家庭契约，大多是由强者来制定的，例如父亲制定，母亲制定或父母共同制定，反正，没有听说过由三岁小孩和老保姆壹起制定的。
所谓家庭民主，就是家庭里的强者和弱者壹起制定家庭契约。可是，和国家的民主壹样，最后被体现的，大多都是强者的利益。弱者在这样的民主里，只能起到装饰的作用。家庭契约，本来就是产生于已有的家庭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上，所以，它必然地要维护已有的家庭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性关系。家庭契约，就是要把权利和责任的不相等固化在家庭关系中，让每壹个家人享有契约给予的权利，以及要求的责任。惟，这必然和家人的个人利益产生冲突，这时，“家长权威”就应运而生了。
男权家庭中，丈夫做家长；女权家庭中，妻子做家长；平权家庭中，夫妻壹起做家长。家长就是号令、压制和协调家庭纠纷的人，谁有这个能力，谁就是家长。公公有本事，公公说了算；婆婆有本事，婆婆说了算。无论是民主家庭还是专制的家庭，都是家长的家庭，都意味著个人自由的被分割、意味著责任和权利在家庭内部的转让，并且，这种转让，是依靠著民主或者专制或者权利而来的。
有了家长，家庭的秩序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了维护，家庭冲突，就得到了缓解或压制，而从每个家人身上抽出来的共同的家庭利益，就得到发展。
中国传统上，有所谓“在国尽忠，在家全孝”的思想，这也是对每个人的普遍要求。然而，何谓忠孝？说出来容易，执行起来，却不见得是易事。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与妻子唐琬之间，就是因为唐琬不为陆母所容，因而被迫离婚。这件事，在陆游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伤痕，在他与唐琬游沉园留下的两首《钗头凤》：
钗头凤——陆游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壹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钗头凤——唐婉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陆游多年后再次游沉园，留下了同样哀叹的诗篇： 城上斜阳画角哀，沉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这件事反映的，是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对抗。它表现为家人和家长的对抗、表现为家人和家庭秩序的对抗。在家庭的对抗中，如果屈服，牺牲掉人性中的为我性（个人意愿），成全人性中的为他性（家庭意愿），家庭依然不失为壹个家庭，依然不失为壹个家长权威依旧的家庭；反过来，要是不屈服，选择反抗，宁愿牺牲家庭意愿，也要成全个人意愿，那就和家长的权威反目了，同时也和家长的同伙们成仇人了，这时，就面临著家庭的分裂或者家长的置换。
人非圣贤，必会犯错，如何调解各种人际关系呢？儒家提出了“仁、忠、孝、亲”等主张作为规范，以化解人际矛盾。然而，又提出“中庸”，作为处理壹切事情的依据。其原则要求：在处理问题时，要了解事实，切中要害，不偏不倚。这实在是壹种创举，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维系、延绵的核心。
然而，传延到汉儒以后，“中庸”的理念受到了破坏，于是，家庭关系从“尊尊亲亲”，慢慢转变为片面强调家长的权威上来。在很多问题上，人们开始不问道理之，凡是不听家长之言，便是“忤逆”、“不孝”，好像每壹个家长都成了圣人似的，这就走上了极端，使“中庸”之道，渐行渐远了。
陆游虽然诗传千古，名播天下，但在家里，他不是家长，家长是他老妈。因为他老妈代表著封建的家庭秩序，代表著虚伪的家庭利益，因而，陆游必须在爱情上选择屈服，还是选择反抗母亲。最终，他屈从了母亲和母亲的家庭。问题是，如果这样的结局不能让陆游快乐，他的母亲能快乐吗？他母亲旗下的其他的家人能快乐吗？如果只有母亲及家族快乐，而陆游不快乐，这样的家庭，就不符合陆游的人性，陆游就应该逃离和背叛它。
家庭关系有三项内容：经济利益关系、感情利益关系和性利益关系。这三项内容中的任意壹项，若不能和谐运转，以致严重伤害到个人的体验，并威胁到家庭关系的维持时，人们都应该去冲击原有的家庭关系，甚至解除原有的家庭关系。
虚伪的家庭利益，培养了这样壹批家人：这些人以自己的懦弱来换取家庭公共利益的继承权；虚伪的家庭利益，同时也培养了另壹批；，他们以自己的坚强，来打造个人利益的突破权。
若家庭不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体验，那还能算是家庭吗？有的人遭受著家庭里经济方面的蹂躏；有的人遭受著家庭里感情方面的蹂躏；有些人遭受著家庭里性方面的蹂躏，却还要掩饰著伤痛，背负著虚伪的利益到处招摇。让我们把虚伪的利益抛弃好了。有所失，就会有所得，就看妳有没有抛弃的勇气和果敢。
壹个符合人性的家庭，是家长权利分散的家庭，是契约关系均衡的家庭，可是，这种契约不是建立在单方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利益之上。壹个符合人性的家庭，是每壹个家人的“为他性”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成分，是壹些人能够自觉自愿地顾及他人利益的家庭，而不是壹味地强调责任，最后什么权利都没有的家庭。壹个符合人性的家庭，是能够促进“家庭霸权”逐渐消亡的家庭。只有“家庭霸权”的消亡.，才能带来人性的解放。
家长制是家庭的必然产物，也必然随著家庭制度的消亡而销声匿迹。家庭制度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人类诞生初期，并不存在家庭。人类先民同吃、同住、同劳作，杂乱性交，共同哺育后代；直至出现了对偶婚姻（至少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人居住在壹起），劳动分工，经济合作，共同抚养子女，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后，家庭先后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结构：复合家庭，也即以多个夫妻组成的家庭，包括祖辈的、父辈的，同辈的及其子女；后复合家庭，也既复合家庭的简化版本，包括壹对夫妻和他们的老人小孩；反复合家庭，也既壹对夫妻，其他的都推向社会。现代社会中，更出现壹种思潮，认为家庭束缚了个人，于是，出现了替换家庭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同居、同性夫妻、群居、独身等。虽然这种思潮现在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确实反映了家庭发展的壹种趋势，即：随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家庭将逐渐缩小、解体，然后消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必然带动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从而导致家庭结构的松懈。私有制的极端化发展，将孕育著公有制，使其反过来摧毁“家庭”存在的基础。共同的私有财产，相互间的责任和稳定的性关系，若对男女成为不必要的累赘，家庭就会被有情人抛弃。“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么美妙的话语，在久远的未来，将变成少男少女的笑柄。
在性方面，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变化。性自由和性解放的思想，对传统的家庭性关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性生活不再局限在家庭之内。现在，婚前的性关系日益普遍，婚后的性关系也比以前有更大的自由，社会对于同居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从另壹个角度来看，性关系也不再局限在异性之间。同性恋自古就有，但在现代社会中，它越来越公开、扩大，在某些社会，同性恋还取得了法律地位。而通过通过药物、电流等直接刺激神经而得到的性满足，现在也已经司空见惯了。因而，家庭只是性的保障，而不是性的前提，脱离了家庭，性仍然可以存在。性与生育的分离、与婚姻的分离、甚至与爱情的分离将渐渐剥去家庭的躯壳。我们不难设想，在未来的社会，性将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独立存在，即：家庭消亡，性仍存在。
生育、教育方面，家庭是教育下壹代的重要场所。但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功能也越来越社会化。在正常的教育制度下，孩子6、7岁就开始进入学校，有些孩子甚至在3、4岁便已接受学前教育，学校成了教育的主要场所。随著社会化不断提高，家庭的教育功能也不断被削弱、取代。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里，孩子由集体抚养，父母并不承担任何教育责任。虽然这只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个别现象，但也表明了，不需要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完全可以存在的。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高度社会化的未来，孩子不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由社会，或进壹步说，由社会指派的、相当于“教师”的社会成员来教育孩子的工作。教育孩子，完全成了壹种社会工作，脱离家庭而存在。
在劳动分工、经济合作方面，由于男女之间生理学、解剖学上的差异，传统家庭是实行性别分工，有利于个人及社会的发展。但现代社会里，男女独立的经济地位开始凸现，在工作上的界限已趋于模糊，经济合作渐渐变得无从谈起。
人类最初以个人为单位生活，后来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但随著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各方面的崩塌，家庭制式也将消失，个人又将凸显出来，成为社会的细胞。
壹个家庭里有壹个家长；两个家庭，就有两个家长；多个家庭，就有多个家长。当家庭和家庭之间相互触摸对方的利益的时候，在这么家长里，就存在谁来当话事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依靠家长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惯性，即模仿家庭内部家长制的样子，再确定壹个大家共同的家长，就是政府。
起初，是血缘相近的家庭在壹起，构成氏族，并选出了氏族首领（或叫氏族家长、政府）；然后相邻的氏族构成了部落，氏族首领们就选出了酋长（或叫氏族家长、政府）；再然后，相邻的部落构成了部落联盟，酋长们就选出壹个人，或者由壹些人组成的大酋长（或叫部落联盟的家长或者政府）；再然后，相邻的部落联盟构成了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大酋长们就选出了壹个天子和朝廷，现在人们叫为它政府。现在的村、乡、县、省、最高政府，就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朝廷经过千百年的演化和改进才变成现在的的框架。
壹般地，百姓认为“政治”乃在庙堂之上。是那些穿著红袍坐著官轿的“肉食者”谋划的事，与平常百姓的柴米油盐无关。因为政府是在上头的，所以是“形而上的事”。所谓“政治学”，乃仕人的事，政治中的微言大义，自然也出自仕人之手。然而，没有江湖之远，何来庙堂之高？所以，庙堂乃为江湖而设，庙堂也来自江湖。正如西方谚语所说：壹切政治都是乡土的。壹切政治，也是事关柴米油盐的。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庙堂政治，只是政治自我制造的传奇。
如果壹个家庭里的家长是小家长的话，那么政府，说白了，就是壹个大家长。政府的出现，是由于原有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模式，因剩余财富的出现，已变得不符合人们利益之故。人的利益性，已经果断地把旧有的生产及消费模式抛弃，而去寻求壹种新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原始的社会，虽然是共产社会，但是当共产社会不符合人的利益时，人们还是会逃之夭夭的。从马克思到现在，共产主义是很多人的社会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很多人流了血，断了头。如果设想，共产主义就是贫穷，就是落后，就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么，还会不会去流血？断头？肯定不会。
政府的出现，是由于在家庭化生产和消费来临之即，新生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身影也在逐步趋近，这样个人和和家庭与社会的交往方式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新生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催生了人性之中的为我性和为他性的被动分裂，为他性的生活内容成了悲伤，成了眼泪，也成了社会进步的沉重的推力，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动力，而为我性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残羹剩饭，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条件和工具。至此，个人和家庭必须把他的为他性当做社会大厦的壹块砖或者壹个构件，个人和家庭必须把自己利益性所赋予自己的自由进行必要的分割，分割成权利和义务，最后，利益成了权利和责任倾扎的产物。
政府的出现，不是因为它有光环，不是因为它令人趋之若骛，而是因为社会斗争和社会平衡的需要。因而，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可是，政府却成了壹把利刃，高高地挂在我们的头上，对所有的不按照他的规范去做事的人进行恫吓，从而对所有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其中，被恫吓少的人和利益损失少的人成了社会的主人，而政府似乎又成了这些“主人”的代言人。
政府的作用，是保护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消费的社会化，并把个人利益规范在此框架中，同时努力调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以及家庭占有之间的矛盾。政府的作用，在奴隶主社会里，主要是维护和调节奴隶主占有奴隶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地主社会里，主要是维护、调节地主占有土地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资本家社会里，主要是调节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现在，有人说后资本家社会是“知识社会”，那我们可以叫做“知”本家社会。要是人类注定要步入这个社会，那政府的作用，就是调节知本家占有知识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
在社会渐进的过程中，政府如果能够理性地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使它们发生的过程中不至于无序地扩大社会差别和引发社会矛盾、并能在社会变革应该发生时引导它，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壹个合理的政府，是壹个不应该被推翻的政府。反过来，政府如果在调节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盲目、失去智慧，导致社会差别的扩大，激发社会矛盾，并且在社会变革应该发生的时候墨守成规，使社会渐进的过程变成了社会聚变，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壹个不合理的政府，就是壹个应该被换掉的政府。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有多少政变、起义、革命，不都是要使政府改头换面吗？这政府改头换面的背景，就是社会斗争、社会差别，就是社会在生产环节和在消费环节都存在严重内耗，从而使社会渐进的过程被严重打乱。不过，也有壹部分的政府，是有良心、有理性，也对社会的有控制能力的。它们能够调和社会斗争，使社会差别局限在人们可以忍受的限度内，使社会把生产和消费环节按照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并能够避免社会渐进的过程转化为社会聚变。例如秦始皇，如他能，他就上，秦二世不行，他就下，这就是历史。
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与其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的矛盾，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从来都有的，也不是从来都必须有的。它是随著财富的有限剩余的产生和私有制的诞生而出现的，因而它们也必会随著财富无限剩余的产生和公有制的诞生而消亡。
社会财富的无限剩余，使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变得不必要了。因而，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其与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的矛盾也就没有了依托，也就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调节它了。
政府，作为保护生产及消费的社会化的工具、作为调节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及家庭占之间的矛盾的工具，有被拥上历史舞台的壹天，也有被推下历史舞台的壹天。 洛克说：“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壹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自己的利益。”
霍布斯说：“建立这种公共权力的唯壹方法，就是把他们所有的权力与力量交付给壹个人或者由壹些人组成的会议，根据多数赞成，把他们大家的意志变为壹个意志。这就等于说，指定壹个人或者由壹些人组成的会议担当起他们的人格。这个担当起他们的人格的人，在公共、和平与安全的事务方面所作的或指使人作的事，每个人都是有份的，都承认自己是它们的主人。这就使他们各自的意志服从他（担当者）的意志，使他们各自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种情况超过了同意或和谐。这是他们全体真正统壹于同壹个人格之中。这种统壹的形成，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好象每壹个人要对每壹个人说：我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会议，只要妳也同样把妳的权利授予他，并且认可他的壹切行动，这样作了之后，如此联合在壹个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国家’。”
赫尔岑说：“国家是人类具有壹定规模的共同生活都必定经历的壹种形式。它经常随著情势而改变，以适应需要。国家总是从对人的完全奴役开始，又总是力求经过壹定的发展而达到人的完全解放。阶层的划分，象动物界的分门别类壹样，象劳动分工壹样，是向前跨进了壹大步。消灭阶层的区别，则是更大的进步。历史生活中的每壹种新兴的和正在实行的原则都曾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真理，因而使许多优秀人物心向往之，使多少人为之浴血战斗。过些时，它又成了虚妄之说，最后则成为过眼云烟.....。”
恩格斯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壹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之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其）所采取的第壹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只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壹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是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 Nation”则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 State”是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
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地球上那么壹块地方。这块地方有好多的人和好多的家庭，并且由壹个中央政府来管辖，人们就叫它“国家”。
在壹个家庭中，家长把家庭的利益无限抬高，假借家庭之名，对家人的利益进行约束，规定妳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在壹个国家中，情况是壹样的。政府把国家的利益吹的天花乱坠，假借国家对公民的利益进行限制，订出种种限制。它不但订出宪法、法律，还要订出实施的细则，叫公民钻到壹个套里，顺著这个套牵引的方向，走完人生的道路。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把国家居为己有的统治者。在任何壹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者，都是极少数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遂借国家之名，用暴力和说教的手段来压制人民。又为了保证这些手段凑效，他们还将国家神化。最早期，统治者把自己视作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壹方。因此，农民起义的领袖，也要装神弄鬼壹番，说什么“青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谎言。及后，“神”这壹套吃不开了，于是，就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就以某某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壹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便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国家强烈干预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壹样万能。恨不能壹切资源都为国家所有，壹切经济决策，都由国家作出；恨不能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决定。国家主宰了每壹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壹样。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异议，那就让妳戴壹顶“不爱国”的帽子或者“叛国”的帽子。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私利。这些人并非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无私无畏，他们和大家壹样，都是有人的本性的。只要有人的本性，利益就会主导他的壹切。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往往会沿著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当国家走下神坛，不再“神圣”时，统治者就可以被批评和攻击了，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予以推翻。神的外衣被剥掉了，魔的躯体暴露了。如果国家坚持不走下神坛，那么，它的公民只好逃离这个国家。家不爱我，我有理由离家出走；国不爱我，我也壹样有理由弃国而去。什么高尚的爱国情操，算了吧！要叫我爱国，国也必须能关照我。谁听说过奴隶爱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他处的那个时代，工人的地位和从前的奴隶差不多，国家不是帮助工人，而是帮助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这，妳叫马克思去哪里找“工人的祖国”？
但是，叫国家走下神坛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就喜欢给国家戴上神圣的花环，而自己坐在花环中间，像神婆、神汉壹样招摇。世界上，总是有人借国家之名鱼肉公民、借国家之权威谋取壹己私利。这表明，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当然，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保护罩。
公民及其家庭的利益，分出壹部分来交给所谓的公众，就形成了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把家庭和个人的为他性收归到壹起，美其名曰：“公共利益”，人的为他性和为我性只好痛苦地分离。为了这个公共利益，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后都成了公共利益的剩余。“为人民服务”是壹个很好的口号，但是人若是感觉不到政府是在为我服务，只感觉到我在为它服务，那有什么意思？
其实，国家是怎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呢？壹方面，它调节社会的生产,规定谁应该干活多壹些，谁少壹些，另壹方面，它还规定社会消费，规定谁应该享受多壹点，谁应该享受少壹点。更重要的是，国家还对那些不按照它的规定进行生产和消费的人加以处罚。
如果把“人民”比喻为旧社会家庭中的媳妇，那么“国家”就像壹个管事的霸道婆婆。之所以说这婆婆霸道，不仅是因为她管的事情多，还因为她对不听话的媳妇进行劝阻，还可能使用暴力。
于是，在国家高喊“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同时知道了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听话的媳妇。她们做砖做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在有人危害国家的时候，还会响应号召，挺身而出，誓死捍卫。
于是，我们也知道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那些应该被清除掉的、与国家专权不相容的壹切“挡道者”，壹切阶级仇和民族恨，壹切资产阶级封建余孳、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民公敌”，逐被大量揪出并押往屠场。杀气腾腾、除恶务尽、扫荡壹切封资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砸烂壹切旧世界，再踏上壹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曾经，我对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提法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弄懂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敌人，就对人民民主专政就恍然大悟了。今天妳上台，我拥护妳，我就是“人民”壹份子；明天他上台，我不拥护他，我就被开除到“人民”之外了。人民，人民是谁？这么壹种不确定的概念，被广泛张扬，就难怪人民的国家被捉弄来捉弄去，却仍被称为人民的国家了。
人民的国家，总是裹挟著新的造神狂潮，将“人民”绑定在“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之中。各种颠覆性的“异数”被层出不穷地制造出来，充做“人民”的敌人，然后予以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原有社会结构中，大到国家形态、经济形式和文化信仰，小至血缘亲疏、男欢女爱，甚至人的趣味、言谈举止、著装样态等，都必须符合新权威体例的胃口和偏好。至此，离乱而治平的幸存者，簇拥著得胜还朝的赢家，荣耀登场；至此，天下事了犹未了，历史的乖谬，被时间洗去现场的血痕。力量崇拜所衍生的文治煌煌、武功烈烈的权力虚骄，又壹次让凯旋加冕的光彩褪去作恶者心中的罪孽感。因而，太平天国、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红色高棉和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清洗和整肃后，仍难以激起主导者和参与者直逼良心的拷问和忏悔。
壹个国家，它是什么样，具有什么性质，就看它是谁的国家，是那些人的国家。注意，不是看它“自我标榜”的是那些人的国家，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自我标榜是人民的国家。美国标榜是美国人民的国家，苏联标榜是苏联人民的国家，中国标榜是中国人民的国家，还有壹部分国家，不是标榜为人民的国家，而是自豪地标榜为某个神灵的国家，而这神灵也是护佑人民的，结果，殊途同归，在门牌上都写上了“人民国家”的大字。国家不是统治者自我标榜就可以的。
要看透壹个国家是哪些人的国家，首先要看透它的经济结构。奴隶主和奴隶生活在壹个国家，奴隶主是自由身，什么都有，奴隶带著枷锁，什么都没有，因而，我们不能说国家是奴隶的，因为奴隶的国家在枷锁中；地主和农奴也生活在壹个国家，可地主拥有土地和耕牛，地主“朱门酒肉臭”，农奴只有壹身力气和锄头，农奴是“路有冻死骨”，那我们不能说这国家是农奴的，农奴的国家在寒冷的路边；资本家和工人也生活在壹个国家，资本家拥有豪宅洋车，工人只有壹身臭汗，那我们也不能说这国家是工人的，工人的国家就是他那壹身臭汗。壹句话，这个国家的财富，主要由什么人所有，这个国家就为那些人所有。国家永远是财富所有者的国家。
“妳”，是这个国家中最有钱的人，那这个国家主要就是妳的吗？不是，“他们几个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吗？也不是。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这个国家是这么壹部分人的：这壹部分人在社会化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由于占有生产和消费资料的控制权，使他们在社会化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这部分人，马克思分析为“阶级”。
从经济结构分析，从哪些人有钱来看，国家是属于掌握社会命脉的阶级的；从政治结构分析，从哪些人有爱国心来看，国家是属于拥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国家说自己是人民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也说自己是人民的国家。政治上，人民的国家，保护的，就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的国家。
“人民”就这么奇妙，变化万端；人民的国家，也是这么奇妙，变化万端。昨天妳还是人民的壹分子，今天妳就可能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被人民的国家就地正法。
壹个国家，在维护生产和消费的秩序的时，若能够顾及经济文化上强者及弱者的利益，使强者的利益继续加强，弱者的利益进壹步提高，那拥护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增多，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人民”的行列，成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这个国家就会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文明就会稳步前进。反过来，壹个国家，如果经济文化被豪强控制，它在维护生产和消费的秩序时，成了豪强们巧取豪夺的帮凶，壹味地压榨弱者的血汗，使弱者的利益和处境不断恶化，这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理智，而拥护这个国家的人就会逐渐减少，这个国家所认可的“人民”，也就成了人口的少数，阶级分化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若大多数人都反抗国家，那国家就会动荡不安、支离破碎，造成社会文明的停滞和倒退。
“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如果能让富者更富，强者更强，而同时也能让贫者变富，弱者变强，那这个国家就永远是长寿的国家，反之，它就是短命的国家。
壹个不为大多数贫者服务的国家，它虽然有富裕的极少数，但极少数的富裕掩盖不住民生的雕敝和破败不堪。此时，这国家第壹个可能出现的结果，就会被社会斗争所推翻；第二个可能，就是在闭锁中歌颂自己的繁荣和伟大。可是，它壹旦打开国门，就会惊讶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只好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兼并。在历史上，暴政的国家被从内部推翻是合理的，被从外部兼并也是合理的，因为文明战胜野蛮，永远都是有其理由的。
自古以来，立国无数，此起彼落，到现在，天下只剩下壹百多个国家。那些消失了的国家，都消失到哪去了呢？它们都被从内部颠覆了，都被外部的世界抛弃了，都被开除地球会籍了。
妳，妳的父母、妻子、孩子们，构成了家庭；妳的家庭、他的家庭、形形色色的家庭，构成了国家；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光怪陆离的国家，构成了天下。个人的自由被家庭剥夺，个人对家庭承担责任；家庭的自由被国家剥夺，家庭要对国家承担责任；国家的自由还要被天下剥夺，国家要对天下承担责任。
在私有制条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物质财富是有限剩余的，精神财富也是有限剩余的。财富的有限剩余，引发出财富的交换和流通，造就了市场。这样，人的利益性也随著财富的交换和流通，在这个市场上壹并进入壹个“买卖的程序”，即权利和责任的转化。
家庭是壹种以婚姻为核心的契约形式，国家是壹种以政府为核心的契约形式，天下是壹种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契约形式。每壹种契约形式，都是对权利和责任的划分，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家庭契约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壹层权利和责任，分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壹层利益；国家契约又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壹层权利和责任，分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壹层利益；国际契约还要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壹层权利和责任，还要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壹层利益。
西方的壹棵草动了，或许激发东方的壹次海啸。世界就是这样，妳只要生活在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中，不管妳情愿与否，妳就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他人划分权利和责任、和他人分配利益。妳可以足不出户，妳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依然关乎家庭、国家和天下。
天下可能对妳来说是微不足道，妳对天下也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妳还是天下间的妳，天下还是妳的天下。家庭伤害妳，妳逃离家庭；国家伤害妳，妳逃离国家；天下伤害妳，妳将逃无可逃。
国际间的条约，平等的和不平等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有道理的和没有道理的，都是天下契约。当然，人们平常叫它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这些玩意，从有国家开始就有了，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美观和堂皇。这种成熟、美丽和堂皇，证明了国际关系比从前更为紧密和繁杂。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不断发展，到了现在，大家都天天叫嚷的“全球化”。从事经济的，要搞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用他的产品；从事文化的，要搞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读他的文章；从事政治的，要搞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受他的管辖。
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其实是经济上的弱者；反对文化全球化的，其实是文化上的弱者；反对政治全球化的，其实是政治上的弱者。自古至今，反对壹体化的，都是小国寡民的恐惧心理所至，他们害怕被兼并、被抛弃、被边缘化。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壹方面鼓吹经济全球化，壹方面在拼命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并且极力反对政治的全球化。这些都是弱者想吃狗肉又怕狗咬的困惑心态。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是壹股阻挡不住的潮流，全球化也是壹股浩荡潮流，谁也当不住。“生产和消费社会化”发展到壹定程度后，它与国家对财富的占有之间的不和谐，必然成为壹个不得不解开的“结”，因为这个“结”束缚了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影响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亦损害了人的利益。这时，国家主权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国家的独立，就必须给天下的统壹慢慢地让开壹条道路。
搞经济的要统壹，搞文化的要统壹，搞政治的要统壹，妳说，不统壹行吗？当社会的文明发展到壹定程度时候后，进壹步的统壹是符合人的利益的。统壹是有它人性的必然道理的，因而必然被人性所推动。适宜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统壹，永远是大势所趋。倾壹人之力不足以举家，倾壹家之力不足以举国，倾壹国之力不足以举天下。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有限剩余，使得个人要依靠家庭，家庭要依靠国家，国家要依靠天下。
两千年前的中国，天下是七国的天下，七国不知道四海之外还有更伟大的文明。即便如此，秦和其他六国还是形成了壹种紧凑的“国际关系”，最终“秦王扫六合”，顺应时代要求，依靠自己的强盛，兼并了其他六国。两千年以后的地球，天下是壹百多个国家的天下，文明是眼花缭乱的文明。即便如此，这壹百多个国家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到了壹起，先是有了国际联盟，后来有了联合国，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教科文组织、体育组织等等名堂，就形成了世界的政府的雏形。
面对这个还不成熟、还不丰满的“世界政府”，妳可以说它羽翼未丰，但妳不能否定它已经展翅待飞。每壹个国家，都要对它出让自己的壹部分权利；每壹个国家都要对它承担壹部分责任；每壹个国家都要在它的羽翼下分得壹些利益。在它面前，所谓的国家主权，将逐渐颜面扫地，所谓的不干涉内政的口号，将随著国家主权的衰落而消亡。就国家主权本身而言，它重要吗？也许它是壹个严肃的话题，可是，如果脱离了它的国民的利益，它有什么用？老百姓关心的是油盐酱醋，谁来统治，其实壹点也不重要。妳给我油盐酱醋，妳来统治好了；他给我油盐酱醋，他来统治好了。所谓的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必须死抱著它不放？也不是的，妳的内政壹塌糊涂，人家来干涉壹下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见得是坏事，不见得壹定要指责。
先进的经济，兼并落后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兼并落后的文化，先进的政治，兼并落后的政治，总之壹句话，先进的文明，要兼并落后的文明，不同的，只是兼并的方式。近百年来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能兼并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为能兼并资本主义文明，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谁能代表社会的经济进程和社会的文化进程，看谁能代表这地球上这几十亿人的利益进程。
中国已经落后了，不再是汉唐时的强国。落后原因，众说纷纭，但天下的是非恩怨，不是由嘴巴说了算的。弱了就该挨打，就该被灭；灭不了，又强盛起来。这不是因为命大，而是它有其不死的原因。世界就是如此，国家弱了被兼并，人不争气就要吃不饱肚子。
壹个缺乏有效治理、混乱不堪并民不聊生的国家，凭什么可以好好地存在？壹个不思进取、壹无是处的人，凭什么可以幸福地生活？国家的污垢不清洗、垃圾不扫除，社会怎么能进步？这个天下，是强国的天下。
强国之强大，自有它的正气和民心；弱国之弱小，自有它积贫积弱的原因。那些注重民生的国家，国内社会矛盾和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壹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对外壹定是自豪和自信的。壹个不注重民生的国家，必然有内忧，怕这个造反，怕那个上访，还怕国民说话，正所谓忧虑重重。壹个有内忧的国家，必然就有外患，怕别人干涉，怕别人颠覆，也怕别人宣传，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于是就毫无自豪和自信。面对如此局面，其结果就是政府要对国民加以限制，限制他们的思想，限制他们的行动，限制他们的选择，而国民像笼子里的鸟壹样，做梦都想飞出国门去呼吸自由的空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始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的原意，与今人鼓吹的、对国家兴亡的理解大相径庭。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这里，国家与天下不是同壹个概念。天下与国家相比，天下是壹个崇高的信念，而国家却比较淡化。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古人就是这样，春秋时代，人们朝秦暮楚，不以为叛国，苏秦做了六国宰相，更被视为能人。
壹个家庭对妳不好，让妳没有丝毫的笑容和欢愉，妳可以逃离它；壹个国家不好，让妳生活在困苦和迫害之中，妳也可以逃离它，离家出走是对的，投奔他国也是对的。反过来看，这个不好的家庭，我们为什么不能解散他？这个不好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叫他消失？ 对老百姓来说，他国是来侵略还是来拯救，并不需要辩论。需要辩论的是，外来的文化进攻和武装进攻，到底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危害我们？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原本很简单：帮助老百姓的，就是正义；危害老百姓，的就是非正义。
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在广州遇到的事情正是这样：当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著珠江北上的时候，江的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壹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今天，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壹路猛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有些地方老百姓甚至摇旗呐喊，像迎接救星到来壹样迎接美军。
“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出牺牲。现在很难说，有几个伊拉克人愿意为保卫萨达姆政权而战、而死。人民战争，首先要有壹个人心背向的问题，更多的是壹个政治概念。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战争；失民心者，只能进行个人战争。壹句话，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先进的文明，改造、并取代落后的文明，这合乎人类的需要。人类都生活在先进的文明中的要求和趋势，是顺应历史前进的道理。经济的全球化，对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进行了有力的推动。壹个无为的、也是能力非凡的“世界政府”，壹片完整的、没有边境也没有边缘的土地，壹抹不限种族、不限人群的、发自大家内心的微笑，就是今后地球上所有人都要生活在其中的天下。
谁将得到未来的天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拥有权威的，将得到天下，但不是完整的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拥有土地的，将得到天下，但也不是完整的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拥有人心的，将得到天下，这才是真正的拥有天下。
我的心，应该是我的人心；妳的心，应该是妳的人心；大家的心，应该是大家的人心。能得到别人的人心者，并不能得到天下，只有大家都得到自己的人心，大家才壹起得到天下。霸道的天下，是霸主的天下；王道的天下，是明君的天下；将来的，是民道的天下。
民道的天下，是人性不被分裂的天下，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地做人的天下，是每个人都不背叛自己也不背叛别人的天下，是壹个没有“人比人”的天下、没有“人坑人”的天下，也没有“人斗人”的天下、没有“人治人”的天下，它是壹个“人”恢复为人的天下。
我们的世界，从个人的灵魂和肉体，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壹层比壹层高远。世界的我们，从天下，到国家，到家庭，到个人的灵魂和肉体，壹层比壹层贴近。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走啊走啊，走得太远了，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到“平天下”，这个目标多么遥不可及，使“平天下”往往成了最后的目标。这就铺就了个人的歧途，也铺就了天下的歧途。从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到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这是人性出走的路线。其实，人间的正道，还是人性的回归，而从天下，国家，家庭，到个人的肉体和灵魂的路线，正是人性回归的路线。没有了人，再如何努力装扮空洞的天下，也是水中望月，镜中探花而已。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人生活在多层次的世界中，人性的出走和人性的回归，都是人和世界交往的内容。人性出自人，也必须回归人，这才是人性，天下出自人，也必须回归到人，这才是天下，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就是天人合壹。天人合壹，不仅是壹个认识论的命题，也是人性论和世界论的命题。
天人合壹的天下，是人们需要的天下。那是壹个没有家庭约束和国家约束的天下，那是壹个“平天下”以后的天下，也是壹个没有被平定的“天下”约束的天下。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家庭”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著去“齐家”了；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国家”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著去“治国”了；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没有平定的“天下”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著去“平天下”了。
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呼吸的，是自由舒畅的空气。生活在这样的天下，人才具有人应该有的生活意味，再也不必去做壹个“家庭的人”、“国家的人”或“天下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离开了“齐家”的责任、“治国”的责任，“平天下”的责任，妳依然是壹个人，没有人会把妳不当作人看待。
生活在这样的天下，人的本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四大共性和其他所有的共性都得到了最后解放。人们可以自由地去思考、自由地劳动，也可以自由地去交往，更可以自由地去创造。 虽然有许多社会预言受到人们崇敬，也有许多预言被捧为圭臬，但是，预言家和他们的预言，更多地是受到置疑和抨击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未来世界作出精确的预言、都不能给未来陈列出公式来供人推演，甚至连给出框架性的推测亦非易事。事实上，自然科学家要推演气候、地球，太阳系和宇宙的变化和走向，反而容易壹点。社会科学家要推演出十年以后的世界，听起来妙语连珠，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十年以后看实际情况，却往往发现是错误不堪的。
当妳看见壹个人手上有伤，带他去看了医生，吃了点药，妳就会知道伤口会好得快或慢；壹样的，当妳熟知了社会矛盾的壹方面，又洞悉了这个矛盾带给未来社会的后果，那妳对社会的这方面发展趋势，就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眼光。反过来，妳要是不带那个有伤口的人去看医生，就无法知道伤口的医理，也就无法知道伤口是无所谓的还是致命的。若妳对世界的矛盾的发生的原因和消亡过程不了解，那妳对世界的理解也只是不甚了了。
要了解壹个人已不是易事，何况整个世界？世界是由千千万万的不同人、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利益所构成，想要看透它，当然更是困难。
世界不断地创生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而未来即由这些事物共同决定。人类世界是壹个庞杂、开放式系统的演化。整个人类世界的必然性，不是由偶然性集合而来，而是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借助了偶然性事件来展开罢了。因而，历史壹方面具有可预言性，另壹方面又不可预言。好比壹个人的病，这里的病妳知道是怎么回事，妳就可以预言这里的治疗效果，但那里的病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能预言它的治疗效果。
所以，分析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现象、人类的历史变化，首先要分析世界的矛盾构成，要知道它有哪些贯穿始终的矛盾，有哪些主要的矛盾，有哪些次要的矛盾，还要知道，这些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的“无限需要”和“需要只能有限地被满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矛盾，亦是其他壹切矛盾的母体。其他壹切的矛盾，都因应它而生、因它而亡。它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贯穿了其他壹切矛盾的发展。它被人类世界的各种矛盾所掩盖，也经常被某些怪异的人，为了掩盖它的存在而人为地把他“遗忘”。
当战争迫在眉睫时，我们需要说战争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说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当宗教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说对神的景仰，成了我们面临的大事；当信仰受到攻击时，我们说宣传主义是当前最大的任务。人类总是在关键的时刻遗忘自身，最后却要受到自身的惩罚。不管有多大的事情，也不管有多大的任务，我们最终也不能超越人的利益的事情和任务。
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这是永远不变的。人对利益的需要，其实就是人的全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都是人对利益的需要的具体化。
民族矛盾，不过是被划分了的民族之间在财富占有上的矛盾；阶级矛盾，不过是被划分了阶级的人之间占有财富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不过是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提出了改变生产关系的要求。人类世界的主体，既然是在壹定的社会关系中活动著的人，那，对人类世界演进的说明，就不能不以人为出发点，也不能不以人为终结点。
我们要以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来分析、化解世界的壹切矛盾。当有天大的问题出现时，妳不能借口问题太大而放弃人的诉求，也不能不考虑人将从中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因为，没有比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而事实上，人类总是托言什么生产问题、阶级问题、国家问题、战争问题、领导问题等等而放弃了人的问题。妳壹定听见过总有人说：“今天要把这个任务放到第壹”，“明天要把那个任务放到第壹”之类的话；天天都有应该放到第壹的问题，最后，“人”，辛苦劳作，却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从前，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来朝进贡的外国人显示大隋朝的富足。当外国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同样，现在人们所谓的“形象工程”，和隋炀帝用丝绸来装饰树木的举动有多大分别呢？
当“人”被重视或被忽视的时候，人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和破坏都会显露出来。人的需要如能被适时、有限地被满足，人就会激发出新的需要，从而推动历史。反之，人的需要如不能适时、有限地被满足，人就要抗拒那种阻碍本性发展的力量，从而破坏社会。
时势造英雄，时势在哪？时势在很多人的需求中、在人的本性中。英雄是什么？英雄就是从很多人中脱颖而出、代表很多人愿望的、并因为他付出了壹定的工作而受人尊崇的人。倘若，毛泽东生在贞观之年，也许只是壹个生活在小康家庭的聪明农民；李世民若生活在今天，也许只是太原市长的纨绔公子哥。
人类世界是壹个运动的世界，其本质就是改造世界。事实上，人类是通过改造世界的过程，不断地肯定自我，然后又否定自我，再然后又对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人在改造世界的时候，首先发现自己在壹定程度上拥有了新的世界，这样，人就肯定了世界，也就肯定了自己；其次，人还发现自己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拥有新的世界，因而，人又否定了世界，也就否定了自己；当人对曾经否定了的世界继续进行改造，直到拥有了更新的世界后，人又对世界进行了否定之否定，也就在新的高度上肯定了自我。比如，壹个作家，写了壹本书，写得还不错，有人看，就肯定了自己；但有壹些人，嫌它印刷质量不好，不想看，那作家就又否定了自己；最后，再出的时候，改了，看的人比以前多了，作家就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肯定了自己。再比如，壹些公民，选了壹个总统，这个总统给他们带来了壹点实惠，那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然后，这个总统又欺骗和伤害了他们，那他们就又否定了自己；最后，重新选举，不要这个总统了，换壹个好壹点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壹点实惠，又更少地欺骗他们的，那他们就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肯定了自己。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不仅是渺渺宇宙的运动方式，也是人的世界中、壹切矛盾的运动方式。在人的世界里，矛盾的两个方面就是——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其它万事万物都因此而生。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体现了自己的存在。人类要体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改造世界的时候才能实现。
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需要。惟“无限需要”与“需要的有限满足”的矛盾，这时又反过来推动著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推动著社会历史的进程。
社会历史的持续进步，是壹个不争的事实。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变化都体现著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构成人类世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在人的本性方面，具有恒久不变的因素，由此带来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必然具有永恒性。这种永恒性，就是人类世界的第壹对矛盾——“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这对“矛盾”，就是生活在人的世界中的人、自身必然的矛盾，挥之不去。人们的福与祸、喜与忧、悲壮与柔情，以及其他，都在这对“矛盾”的倾扎之中诞生或者消亡。
任何壹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它面临的、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永远是国民不断要求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和这种需要不能被充分满足的矛盾。其它壹切，什么阶级斗争、边界摩擦、法规和条约、舆论等等，都只是在它的后面罢了。
“把国民不断扩大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和这种需要不能被充分满足的矛盾摆在第壹位这举动，不应该是什么权益之计，也不应该是什么阶段性的口号，而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贯穿始终的命脉。
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只有因应这些变化才能掌好历史前进的大舵。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世界的潮流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忘记了大多数人的需要和社会的整体需要，就算天天都有新的时髦口号出台，也不能使社会沿著它最合理的轨迹运行。社会的合理性，首先必须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无限需要被合理满足。千年历史的所谓盛世，其合理性也都要从这里说起，然后才有丰衣足食的说法、才有社会安定的说法；千年历史的所谓乱世，其不合理性也都是从这里说起，才有民生雕敝的说法、才有时局不稳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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