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经济意识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22日16:01:3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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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一、何谓劳工经济意识 所谓劳工经济意识,简要言之,就是劳工对客观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与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经济前途的看法,包括认知、评价和愿景几个方面。展开而论: 1、 劳工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 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过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的底层或底盘,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可以三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也可以四分为经济、政治、社交、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仍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经济人”乃至“经济动物”。劳工作为经济生活主体,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处身其中的经济世界和经济体系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或者来自口耳相传,或者来自学校教育,或者来自自身体验,比如,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劳动、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工资、什么是利润等等。 在形成对经济事实的认知的同时和基础上,劳工会对这些经济事实作出评价:哪些事实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事实是或然的和可以避免的,哪些事实是正常的、公正的因而是可以保留和继承的,哪些事实是不正常、不公正的因而是应该改变的。进一步,劳工会提出自己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和愿景,乃至理想和蓝图。 2、 劳工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经济前景的认知、评价和愿景 如果前面说的是劳工对整个经济世界、经济环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可以称之为劳工的宏观经济意识的话,此处说的是劳工个人对自己在这个经济世界、经济环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趋势中的地位、价值和前途的看法,可以称之为劳工的微观经济意识,同样也包括对个人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的认知、对个人经济价值和作用的评价以及对个人经济前途的愿景和追求。认知可能是客观真实的也可能是主观虚幻的,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恰当的也可能是过高或者过低的;愿景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是乌托邦幻想。 由于教育与舆论的误导、知识结构的陈旧、思维方式的固化等等原因,劳工既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宏观经济世界的不正确的看法,也有可能形成对自己微观的经济世界的不正确的看法,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选择,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有两种,一是消极忍受、悲观认命、无所作为、苟且偷生;二是认同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游戏规则,不择手段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3、 劳工的集体(阶级)经济意识与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的关系 劳工具有二重性:作为阶级成员而存在和发展与作为个人而存在和发展。通常,对宏观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看法更有助于劳工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对微观的经济地位、经济价值和经济前途的看法更有助于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的形成,以至于会产生阶级存在与个人意识的背反现象:一些劳工会产生某种官僚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固化的,阶级成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也是正常的,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和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阶级归属,一些工人白手起家、创办微小企业并最终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只要合理合法,不仅其个人选择是值得嘉许的,而且客观上也能够削弱垄断,増强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平等竞争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动力。 但是,在劳资矛盾还处于对抗性的历史阶段,劳工通过个人奋斗上升的通道是很狭窄的,只有少量的工人可以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大多数劳工是不可能的,即使霸王硬上弓创办一个微小企业,也很快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破产。那么,怎样才能改变劳资力量极度不均衡的状态呢?只有靠工人团结、联合和和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对资本的霸权和专制形成强有力的制衡,而这样做的绝对前提是劳工具有清晰的阶级意识,这就需要大多数工人从自身的微观痛苦体验出发,上升到对整个宏观经济世界、经济秩序、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的客观认识。 于是,在劳工的集体经济意识(阶级经济意识)与个人经济意识之间存在著这样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劳工当然首先会从自己在工厂、家庭和工人社区等日常生活场景中尖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经济窘境,但这种意识会处于一种感性的、直观的、模糊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还达不到一种理性的、本质的、清晰地、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飞跃,就要通过劳工之间以及劳工与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的交流和学习,由个体的经济意识上升到阶级经济意识,达到对整个劳工阶级处于贫困和无产、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原因的认识,亦即达到对整个经济世界的科学认识,这样才能找到改变这一状态的路径和方法。阶级经济意识一旦形成,劳工的个人经济意识才会变得明确清晰起来,才会克服单个地争取自己经济利益的盲目性、孤立性和无助性,才会形成个体劳工之间的团结、互助、联合和组织,才会加入一起争取经济利益的集体行动。 二、改革开放以来劳工经济意识的演变 随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劳工经济意识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正在变得日益真实和清晰起来。 1、老工人的传统经济意识惨遭解构 所谓老工人,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就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随著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向私营企业的大规模改制,老工人根深蒂固的经济意识被一步一步地拆解; 第一步是民主参与的经营管理意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意识被拆解。数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至少在法律和观念的层面上使老工人形成了一种作为“经济主体”(俗称“主人翁的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通过大规模和持久的宣传而为工人所熟知,工人与工人之间尤其是工人与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小,甚至有些干部的工资还没有资深工人那么高。随著两权分离的改革开始,随著厂长负责制和承包制的推行,随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颁布实施,国家授予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等14项权利,但这些权利都明确属于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层,而不属于职工,同一条例并没有专辟一章理顺与此前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大会条例》之间的关系,后一个条例曾经赋予职代会的五项职权®就完全被虚置了。经营管理层与职工的权利差距变得非常悬殊,工资、奖金和收入差距也相应拉大,这就剧烈地动摇了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分配的信心。 第二步是所有者和所有权意识被拆解。经营管理权使依托于所有权的。如果说在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没有被改变之前,两权分离只是剧烈地动摇了职工参与经营、管理、分配的信心,但由于他们在法律上和理论上的所有者身份还没有失去,他们的幻想还没有被彻底打破的话,那么,随著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疾风暴雨般的转制,他们就真的还原成为雇佣劳动者了,而且是毫无所有权和参与权的、赤裸裸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能以他们曾经仿佛拥有过的“历史权利”来抵抗这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改制了。然而,他们的抵抗是无效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绕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国内国际的资本所有者的暗箱操作,把公有企业变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的私有企业,即使有少数企业进行了职工持股的试点,但后来也以各种名目废除了,比如上海徐家汇集团最初是有一部分职工持股的,后来这些职工股都被赎买了,因为证监委规定公司要上市,就不能有内部职工股。著名作家余秋雨就是因为花了 241万元搞到了一部分职工股,而在徐家汇上市后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经过这一番大洗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所有权和所有者意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劳动者意识了。 第三步是劳动权利意识遭受重挫。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端的是铁饭碗,就业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大不了城市安排不了,可以把工人下放或者遣返到农村去。两权分离的改革时,己经开始进行优化组合了,小部分工人或内退,或停薪留职到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去工作,或者自谋生路自己创业,那时候还没有太大的下岗失业风险。到了企业转制时,伴随著所有权易主,职工的就业权等劳动权利遭受前所未有的侵害,大约有6000万左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在失去所有者和主人翁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他们不仅主人做不了了,连雇员也做不了了,这使他们的劳动权利意识受到极大的冲击,也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尊严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第四步是社会保障权利意识遭受重挫。从前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经济安全是有保障的,随著企业大规模改制以及职工大规模下岗,很多职工也失去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企业给个几千几万元,就买断了职工的工龄,了断与职工的关系,因为这些下岗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往往只能非正规再就业,甚至长期难以就业,找不到正规单位为自己续缴社保,只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来续缴社保,有时落入到吃了饭就缴不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第二章第七条: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定期听取厂长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经营方针、长远和年度计划、重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计划、职工培训计划、财务预决算、自有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就上述方案的实施作出决议;二、审议通过厂长提出的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方案、工资调整计划、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方案、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三、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四、评议、监督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奖惩和任免的建议。对工作卓有成绩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奖励,包括晋级、提职。对不称职的干部,可以建议免职或降职。对工作不负责任或者以权谋私,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可以建议给予处分,直至撤职。五、主管机关任命或者免除企业行政领导人员的职务时,必须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职工代表大会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荐厂长人选,也可以民主选举厂长,报主管机关审批)上社保或者缴了社保就吃不上饭的困境,有人因此而离婚、精神失常、等死和自杀的困境。这使他们反过来无限怀念虽然普遍贫穷但却拥有基本社会保障的计划经济时代。 经历了这四步打击,老工人的经济意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日益意识到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低下、贫困、被抛弃与被损害的经济地位。 2、新工人的经济意识逐步形成 这里所说的新工人,主要是指在90年代全面市场化过程中参加工作的工人,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子弟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到2013年末,农民工总数达到2.68亿,加上城市户籍新工人,总数在3亿以上,年龄在16岁左右到40岁左右,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上。2013年劳工文化问卷调查所显示的工人年龄结构可供参考: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 年龄人数百分比(%) 新工人与老工人相比具有如下特征:(1)老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转制以后,一部分留在剩下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直到退休,大部分都下岗失业了,而新工人,即使其中年龄最大的,即使在国有企业呆过,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旋后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迅速由行政化、终身制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市场化、合同制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主人身份被迅速淡化,而劳动者的雇员身份及其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迅速凸显出来;(2)老工人大都具有城市居民户口并且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而新工人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相对而言不享有任何城市特权;(3)新工人不仅文化教育程度高于老工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迅速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甚至熟练地使用博客、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相比而言,即使是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工人,对新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对信息的消费、吸收、适应能力,比新工人要弱得多,两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可能对他们的经济意识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老工人更加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地位和优势,而新工人则更倾向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 如果说老工人的经济意识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下行的过程,那么,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学界又称之为“新生代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意识,则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上行的过程: 第一步是默默忍受城市企业的超级经济剥削,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经济意识。最老的一代农民工现在己经在没有拿到退休养老金的情况下返回农村了,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初进城打工时,只是为了挣钱盖房、为儿子娶媳妇、养老等等,并没有想在城里定居下来,另一方面,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农民工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忍受低工资待遇: 一是“比较收益”。打工收入相对其他城里人而言无论多么低,相对自己务农的微薄收入而言又要高得多,而且农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呆在农村闲著也是闲著,出来做事好 歹能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二是“比较权利”。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其实接近于农奴,没有劳动力所有权和人身自由,区别只在于农奴依附于农奴主,而公社社员依附于组织和政权,相比之下,进城打工意味著农民获得了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以及相随而来的人身自由。 三是“比较劣势”。陌生的城市毕竟是“别人的地盘’’,农民工感觉自己是外人和流动人口,相对作为主人的城里人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和被动状态,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再怎么不满,对自己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得到的收益的反差再怎么感到不公平,还是不敢跟人家公开讨价还价,最多只是默默地用脚投票,不断地更换雇主。 第二步是积极的个体经济意识逐渐形成。农民工积极的经济意识包括对自己经济权利的匮乏(被压迫)、经济收入的低下(被剥削)、经济安全的缺失(被抛弃)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未能享受到的经济权利、经济收入、经济安全的追求。这种意识得以产生,对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而言,主要源于自己对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贡献与自己长时间工资不涨或者増长缓慢的比较,而对年轻的80后、90后而言,更多的来自对父辈经历的观察、劳动法知识的普及以及来自网络的启蒙,当然,在这些之后起作用的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压力、共同的追求公平正义和幸福生活的本能和感情。于是一些人率先起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包括要求増加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要求工伤职业病赔偿、要求缩短工时或提高加班工资或支付带薪年休假、要求企业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等。这些都是通过签订或修改劳动合同、诉诸个别劳动仲裁或诉讼以及其他更激烈的个别抗争(如跳楼、人身攻击等等)而表现和实现出来的。 第三步,在珠三角等工业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积极的集体经济意识己经开始形成。一当农民工意识到所有像自己一样的人,都有对于工资、工时、工作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共同诉求,并且意识到个别行动不可能成功而只有集体行动才能获得成功时,农民工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共同的经济地位和权利以及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道路和方法,就开始形成明确的意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网络和小范围的线下互动,表达和梳理共同的诉求,然后通过突然的罢工行动,向企业提出这一诉求,逼迫企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对劳工做出让步。这种模式被称为“先罢后谈’’,主要是因为工人不能公开地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会向企业发出集体谈判邀约,于是只好通过罢工先发制人。在发达国家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下,在有工会作为工人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的组织机构的情况下,罢工只是一种威慑手段,一般都是先谈判后罢工,这种模式因而也被称之为“先谈后罢”。 3、老工人经济意识的下行与新工人经济意识的上行的交汇 毋庸置疑,在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老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年代形成的新工人阶级之间,存在著某种意识断裂现象,以至这两大工人群体的知识构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在老工人中,怀念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比新工人明显多一些,这也难怪,正在向他们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给他们上升的空间,于是只好向过去寻求安慰;另一方面,在新工人中,肯定市场经济和欢迎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人比老工人也明显多一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固然让他们处在弱势地位,但一则还有提升和改变的可能,二则他们成长起来时接受的教育、信息和价值观,使他们不可能再愿意返回到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了。当然,新工人中也有怀念毛泽东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中也有拥护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一种人具有哪一种经济意识,而是在总数和总量上,是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意识的劳工多呢?还是具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意识的劳工多?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做出宄竟以何种经济意识来引导和整合中国工人阶级的选择,从而推动工人阶级的两个部分的联合和融合,使老工人阶级和新工 人阶级结合为一个完整的阶级。 无论从理论推演还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老工人阶级应该并且必将融到新工人阶级中去,理由很简单:第一,市场经济在可见的将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除非发生重大的人类灾变,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再也回不去了;第二,新工人在人数上超过了3个亿,而老工人,把在职、退休与下岗失业的合计起来,也不过1个多亿,真正在职的或者在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运行中起实际作用的国有企业职工不过两三千万人。 在1个多亿的老工人中,一部分己经退休了或领取养老金了,己经退出了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领域,另一部分大都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就业的,年龄在45-54岁之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留在国有企业。如果是在垄断型国企工作,那么作为正式工他们也享受了国企垄断带来的好处,也可以说分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虽然他们与国企的经营管理层也有矛盾,但大体上可以说是“工人贵族’’,这一部分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如果是在竞争型国企工作,那么他们虽然比私营企业的劳工的处境要好一点,但在用工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方面实际上是在日益趋同,他们与经营管理层的矛盾也很大。总之,仍然在国企任职的老工人,他们的经济意识大多也经历了上文中所说的下行过程。至于多达6000万的下岗失业工人,那么,他们的客观经济状况和主观意识状态都下降到了最低点:他们甚至没有了正规工作,只能打些零工,甚至买不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意识甚至己经低于农民工了。 所以老工人经济状况的下行线和新工人的经济意状况的上行线实际上己经交汇了,只不过由于观念对于现实的迟滞效应,他们的经济意识还没有完全交汇,还有若干差别和矛盾,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从网络舆论表现来看,老工人的维权不太引起新工人的关注,而新工人的维权也不太引起老工人的关注,只有双方具有较高觉悟的那一部分人才会彼此关注。两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隔膜,这是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劳工经济意识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收入状况 根据2013年4-5月份的调查,目前劳工的经济状况如下: (1)工资水平 调查样本的收入分布 收入人数百分比(%) 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这些央企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 GDP 增长近 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 80%。以上。http://blog.sina.com.en/s/blog_5408ee850102v9xthtml资。2001到3000元的占40.2%,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在社会上处于低端收入阶层®。30.8%在3001到5000元之间,勉强接近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只有4.4%在5000元以上,考虑到本调查的对象不包括企业的高管,仅限于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者”,这4.4%仅限于部分车间科室负责人和中级技术人员。 调查样本的岗位分布 岗位人数百分比(%) (2)工资发放情况 劳工的工资发放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人数百分比(%) 不同类型企业发放工资情况 企业类型 不同年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状况 年龄 拖欠1年以上0.0%0.7%0.0%1.5% 不同户口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户口类型 不同学历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学历 不同岗位的职工所在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工资发放情况您在企业里的岗位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单位发放工资的情况 您目前的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3)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劳工的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劳动合同时间人数百分比(%)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 企业类型 因为工龄短,签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没签合同的比例达到15.6%。 从户口看,当然是农民工最差,居民户口好一些,城市户口更好一些。 从学历看,基本上呈现出学历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关系。 从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组长好一些,班组长以上更好一些。 从工资收入看,也呈现出工资由低到高与合同签订状况由低到高的对应。 综合分析:劳动合同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发生劳动纠纷时诉诸仲裁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从本次调查看,多达20.4%的工人没有获得劳动合同,且多为农民工(初高中、农业户口、普通工人)。 (4)执行劳动合同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 执行劳动合同情况人数百分比(%) 不同类型企业履行劳动合同情况 从年龄看,合同执行情况呈现出60后、70后、80后、90后由好到差的分布。 企业类型 况较为特殊,其满意度高于初高中低于大专本科,而其不满意度高居榜首,达33.3%。 从户口看,农村户口不如居民户口,居民户口不如城市户口。 从岗位和地位看,将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综合计算,对劳动合同履行情况呈现出普通工人一班组长一初中及技术人员一车间科室负责人由低到高的评价。 从工资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认为合同执行情况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评价就越高一■些。 综合分析:总的来讲,占比最大的底层劳工即农民工,不仅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最低,而且劳动合同执行情况也相对不好,这无疑使他们的经济状况犹如雪上加霜。 (5)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劳工的工资集体协商情况 工资集体协商情况人数百分比(%) 不同企业类型是晋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企业类型 以上从五个方面调查分析了劳工的收入状况或基本经济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工时、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等重要的内容,因而对劳工经济状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们仅能从收入状况和劳动力议价机制这一基本面分析出如下要点: 第一,在全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在总体上处于低收入阶级,经济状况仅仅好于仍然以种地为主要收入的农民,而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工处于最底层。 第二,劳工收入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别劳动合同甚至无合同是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制,个体劳工面对强大和高度组织化的企业(雇主)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集体协商、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这种能够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力量的劳动力定价机制。 2、劳工对具体经济处境的意识 那么,劳工对自己所处经济处境具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呢? 收入满意度 满意度人数百分比(%) 不同企业类型员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企业类型 不同性别的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70后的满意度最低、不满度最高,其次为80后,其次为60后,再次为90后,大概因 性别 不同年龄的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 年龄 不同户口的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户口类型 是否独生子女与对收入水平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 满意度是否独生子女 不同学历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学历 不同岗位的职工对目前收入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您在企业里的岗位 预期人数百分比(%) 不同企业类型员工对未来收入变化的预测 I 预期 企业类型 国企民企 不同性别的职工认为自己收入在未来5年内的变化 性别 不同年龄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内收入的变化 年龄 不同户口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的变化 户口类型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水平的变化 预期学历 不同岗位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水平的变化 预期所在企业里的岗位 不同工资收入的职工认为未来5年收入的变化 月平均税后工资收入(含奖金、节假日加班费等) 评估人数百分比(%) 不同企业类型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企业类型 不同性别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性别 不同年龄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年龄 户口类型 是否独生子女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是否独生子女 婚姻状况 有无子女 不同学历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学历 不同学历职工认为今后盖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会 今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会学历 不同工资收入职工对改善工作和生活机会的评估 上的经济地位评价不高,但相对而言,在民企工作的年轻农民工即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其他工人而言,对改变自己经济地位有更大的信心和更高的预期。 3、劳工对经济制度的意识 劳工对具体经济处境的意识大体上还停留在个体经济意识的水平上,对一般的经济制度的意识则上升到了集体经济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水平上了。 (1)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认识和评价 劳工对私有制的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评价人数百分比(%) 劳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认识人数百分比(%) 经济目标人数百分比(%) 劳工对资本和利润的认识 认识人数百分比(%) 认识人数百分比(%) 评价人数百分比(%) 劳工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评价 评价人数百分比(%) 评价人数百分比(%) 尽管有若干差别,总的结果的确如上述调查统计数据所示: 第一,彻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工人占比最低,坚决拥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工人略多一些,超过70%的工人认为私有制应该与公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市场经济应该与计划调控相结合,从而,主张应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只占8%,与之相反(另一个极端)的只占12%,而高达61%的工人主张自己应该成为积极的有产者和市场竞争主体,促进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公平发展,高达82.71%的工人认为劳动者也应该并可以拥有资本和分享利润。 第二,从理论上说,虽然只有2-3%的工人赞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本价值论和分配论,但也只有20-22%的工人赞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倒是有34%的工人赞成价值是由劳动、资本、管理、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资本的利润部分来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来自经营管理活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尚有38-40%的工人表示不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也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些问题。 第三,如果说,大部分工人己经达到对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比较客观的认识,并且意识到建立一种综合两者之长扬弃两者之短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必要性的话,那么,面对现实生活中严重的剥削和两极分化,他们又表现出较强的否定现存经济制度的倾向:认为存在严重的剥削应立即予以消灭的工人上升到22.51%,认为存在严重的劳资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应该重新恢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工人上升到31%,相应的,认为存在一定的剥削应逐步予以消除的下降到54.99%,认为应该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缓和并解决劳资矛盾的下降到51%.,当然,相对前一种激进态度而言,主张温和改变的人仍然占多数。 第四,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a.除非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至使工人到了活不下去的状况,大多数工人不愿意再回到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那种贫穷而没有人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b.80%的工人己经意识到了自身受剥削的、处于贫富两极分化之中的、不平等的现实经济地位,但超过50%的工人主张通过改造、限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来逐步消灭剥削并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有超过80%的工人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资本和分享利润。 四、劳工经济意识发展趋势预测 研宄当代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及其走向,要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1、宏观历史下的劳工经济意识 就宏观历史走向而言,人类经济大致经历了并正在经历这样几个阶段:(1)原始的、氏族范围内的公有制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2)地区和国家范围内的私有制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3)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阶段;(4)国际范围内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至于更高历史水平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及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迄今没有成功的实践,有之,全是失败的。 从中国历史发展而言,我国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大体上应该是第三阶段,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它们是从私有制和自然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跨入这一阶段的,而我国是从人为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转向这一阶段的,实际上是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来,但这一回归打上了深深的权力主导的烙印,正如当时所谓跨越式发展也 是由权力主导的一样。 应该说,当代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是对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的正确的回应。发达国家己经处在第四阶段,中国在很大可能上也会走向这一阶段,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也会在现在己经达到的水平迈向更高级的阶段,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这是我们可以比较乐观地预期的,具体特点是,中国工人会有比现在更为强烈的经济联合与合作意识、集体谈判意识、财产权利意识、利润分享意识和社会保障意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更为强烈的参与和制衡意识,总之,由个体经济意识转向集体经济意识、由简单的劳动力经济意识和雇员意识转向全方位的劳动经济意识和工业公民意识。 2、中国特色经济政治制度下的劳工经济意识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进入第三阶段的,那么,在过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制度中积累的巨大的权力资源一定要通过市场而变现为巨大的经济权利和利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权力垄断、驱动和控制下的残缺不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旧称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村劳动力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获得解放以及进城打工获得的比较经济收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不想也不可能返回农村而渴望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他们大都形成了上述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大体认同的个体经济意识。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一种权贵官僚垄断和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导致官商勾结剥夺和剥削劳工,导致世界上最高的基尼系数和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底层劳工的怨愤和绝望不断地积累和发酵,一当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大量失业和严重的生存危机,那么,大量底层劳工的怨愤和绝望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加上残存下来的传统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并且给劳工的怨愤和绝望推波助澜火上浇油,那么,在中国重新爆发上个世纪40-5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工农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简直就是必然的,到时,劳工在前几十年形成的经济意识就会迅速地转变为彻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经济意识,这种意识将引导他们再一次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所以,中国劳工的经济意识尤其是其集体经济意识,宄竟是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意识,还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元公有制计划经济意识,首先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完成一场宪政民主革命,把权贵官僚主宰的市场经济改变为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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