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内容提要  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逐步明确了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在初次分配领域确立集体协商制度，在再分配领域确立社会保障制度。但这项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原因是，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太大而来自劳工阶层的动力和压力不足。新冠疫情等引起的中长期经济衰退恰好提供了完成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契机。就像罗斯福新政一举实现分配体制改革、奠定了80年来美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一样，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功也将奠定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也就是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性质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立一个公正的劳资关系，以及一个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应该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只有实现这一战略，才能重构工人阶级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

关 键 词  新冠疫情 经济危机 分配体制改革 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

引言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病毒，像一只巨大而邪恶的黑天鹅，突然袭击中国并延烧至全世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灾难。

在最初的恐慌和混乱之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临抗疫前线指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奋起迎战，以举国体制、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网格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固有优势，迅速动员、调动、集结全国的力量，开展了一场同仇敌忾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当人类面临某种突然的、毁灭性的危机和灾难（瘟疫、火山、地震、战争、核事故和生化危机等等）时，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应战，集权政治体制在社会常态颇受争议，但在非常时期却能够按照其惯常的“集体主义逻辑”，驾轻就熟、顺理成章地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应对危机，与此相反，分权政治体制固然在社会常态能够运转自如，但一旦遇到非常事变，其决策的分散性、多元性和缓慢性等固有的特点就会立刻变成致命的弱点，使政府不能迅速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迎战突如其来的、个体公民和局部社会所无法抗衡的极其危险的敌对力量，从而错失抗战的有利时机，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的伤害和损失。新冠疫情已经夺去了10万以上美国人的生命，造成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就是一个惨痛的证明。

从眼前的、短期的绩效比较，似乎可以得出中国体制完胜欧美体制的结论，于是就有一些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反，欧反美人士，大肆鼓吹中国模式的无比优越性而嘲笑欧美模式的蹒跚、低效、无能和腐朽。应该说，这同样是不客观、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其要害是未能从中长期的绩效比较来评价两种体制和模式的优劣。从中长期观点来看，分权政治制度也是动员、凝聚、组织、团结民众和形成集体力量的有效机制，君不见二战之初，德日意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欧亚大陆，一俟英美等国缓过神来，发动全民抗战，到底还是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其实，严复、梁启超等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立宪、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对于国家富强的根本作用，它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为现代国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国民和社会基础。就应对新冠疫情而言，一旦欧美国家形成二战时期那样的国民共识并且依法采取特殊的、非常时期的政策和体制，一旦在民主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集体力量，其后发优势就会充分地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在短期内雷厉风行、迅速地解除当下危机的体制优势，未必在中长期也能持续地发挥作用。真正的考验也许还没有到来。比如，新冠疫情还会不会第二次、第三次来袭？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反过来对中国的后续影响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对中国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产生致命的打击？会不会在全球形成问责中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剿？进行了40余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停滞不前，还是继续深化扩大，或是向计划经济时代倒退？这些都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

本文不拟对整个中国模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做全面的探讨，而仅仅局限于对劳动关系领域的国家治理问题做一个中长期的探讨。就短期而言，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急处理，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其中包括出台了很多新冠疫情下的劳工政策：

首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最高层面意识到了新冠疫情对就业的严重冲击，在去年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基础上，今年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了更为严峻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实际上把劳工问题提到了最高的战略层面。3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4月7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同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全国不同风险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知》，对新冠疫情下劳动关系的治理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

其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相关部委办形成了新冠疫情下劳动关系治理的分工合作体系，其中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出台了一系列侧重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并吸纳劳动力的政策，而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最高法院等出台了一系列侧重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包括就业、劳动合同、工时、工资待遇、失业保障、社会救济、劳动争议等方面的合法权益）的政策，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保持了大体上的良性互动、平衡互补的关系。

本文在肯定上述短期政策所取得的成效的前提下，重点转向对劳动关系治理机制的中长期构想。这一构想基于以下三个假设：第一，在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中西新冷战以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等诸种约束条件下，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较长的低增长乃至负增长的萧条与危机周期；第二，存在著三种应对如此严重经济危机的选项，一是不作为，二是回到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三是进一步改革开放，本文选择第三种，主张建立一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劳动关系治理机制；第三，本文仅仅是一种“假设推理”和“思想实验”，并不奢望成为解决中国劳工和劳动关系问题的科学方案，如果能够提供一个角度和一种思路，激发人们更多的创见，本文的目的就实现了。

大敌当前，久拖不决的分配体制改革反而有了实现的契机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

我国自1992年正式由计划经济全面转变为市场经济，经济就像起了飞一样，持续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蛋糕的分配问题就日益凸显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生产和交换体制的改革基本完成后，分配体制的改革就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如果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资本和劳动等不同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出现严重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那么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就迷失了，其动力和需求也就衰退了，最终生产和交换过程本身也就进行不下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陷入到这一发展的困境之中，导致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把内在矛盾外部化，把相对于国内购买力来说过剩的资本和商品向全世界扩散，于是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先后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是在内部进行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别，缓和阶级矛盾，发展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是错误的，第二种方法是正确的。

应该说，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较早地注意到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说，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关于分配体制改革的思路，基本沿用了十五大的提法，重点是“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那么，在五年以后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出现了新的提法：“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里已经提到初次分配也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际是承认过去那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做法，导致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事实。十八大报告除了继续强调十七大报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外，还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这就把原则和理念具体化为操作机制和体制了，明确指出初次分配的具体机制就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再分配的主要机制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了十八大的这一重要思想：“著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2015年4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推动企业与职工就工作条件、劳动定额、女职工特殊保护等开展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同。”这个重要文件，把工资集体协商看作是反映人力资源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至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配体制改革的构想已经趋于完整和明确了：第一，所谓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或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二，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要纠正长期以来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过低的不公平现象；第三，要确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初次分配的基本机制，即工资决定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是分配体制改革的最核心、最重要的环节，在这个基础上，辅之以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享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分配体制和分配体系。

二、我国分配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因此而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分配体制改革的理念到现实的分配状况之间，差不多还存在遥远的距离。

1、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在初次分配领域，在现实中作为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的，仍然是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即由老板或雇主单方面说了算的所谓个别劳动合同，个别劳动者没有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和能力，只能用脚投票；国际上通行的、在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劳资双方对等的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变成了“党政主导、劳资参与、工会运作”的集体协商制度。这个集体协商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

“党政主导”是与劳动力价格由劳资双方集体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本性相冲突的，党政主导集体协商，是党企不分、政企不分、政治与经济不分、权力与市场不分的表现，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党政主导下的“劳资参与”，把劳资双方由劳动力市场交易和集体协商的主体地位，下降到了被动参与者和适应者的地位，集体协商的结果，最终由党政说了算。
党政主导下的“工会运作”，表面上工会的地位高于雇主组织，但其实不过是党政意志的执行者；由于党政要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因此，作为集体协商运作者和执行者的工会，就既要促进企业发展，又要保护职工利益，因此成为劳资双方之间的一个中介，这与国际上通行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所明确规定的“工会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性质和定位是直接冲突的。
相比“集体谈判”而言，“集体协商”这个概念是不太准确的，不能完整地表达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其实，集体谈判并不仅仅是一个斗争和冲突的过程，也是一个协商、妥协、合作的过程，因此，集体谈判是一个更加准确和合适的概念，并不带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含义，是适用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概念。
第五，就是这样一个在理论上存在种种问题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和执行过程中也大打折扣，一是局限于企业层面，还远远没有上升到具有更大效力的行业层面；二是严重形式化和公式化，各个企业把一个通用的集体协商模板稍加改动，盖上企业和工会的章子，就算是建立了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就可以上报算作各级劳动行政部门、企业管理部门和工会的“政绩”，据说全国范围内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了，有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数字游戏”、“自娱自乐”；三是普遍存在企业方面不愿谈（协商）、不屑谈（协商）而工会和工人方面不敢谈（协商）、不会谈（协商）的现象，表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并没有得到劳资双方的真正认同；四是不少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工人，绕开官方自上而下倡导的集体协商，绕开工会，展开集体维权和集体抗争，与企业、资方展开直接的集体谈判。其间频繁地采用了罢工的方式和手段。

2、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分配机制残缺不全

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区别，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会出现这种区别。随著我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和深入发展，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再分配机制和体制也从无到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但从建立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还存在社会保障机制残缺不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太小的问题：

在已经覆盖到的城镇居民和职工那里，存在著社会保障双轨制等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一般而言，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尤其是高干的养老和医疗待遇成倍地好于企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待遇，这是完全违背社会保障作为再分配机制应当以平等和公正为原则、缩小在第一次分配中形成的贫富差距这一本质要求的。
在2.9亿多农民工中，只有大约20%获得了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待遇，尚有80%即2.3亿多农民工没有被覆盖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下；他们的职业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却是农民，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现代化的城市，但自己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市民权利和待遇。
除农民工以外其他还在农村的数亿农民，都没有加入到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其中医疗待遇走的是新农村合作医疗路径，报销范围小、报销比例低；满60周岁的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当然没有退休金，只有大约每月100元左右聊胜于无的养老金；农民也没有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待遇，没有丧葬费等福利待遇，享受不到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分配不公已经并将继续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

第一是导致劳资冲突愈演愈烈。这主要是由初次分配不公所产生的结果。资方垄断了财产权、经营权和分配权，使得劳资双方所得显失公平。进入21世纪以后，劳资争议数量、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数量急剧攀升，2010年伊始，以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为标志，个别劳动争议越来越多地转化为集体劳动争议、劳工集体行动和劳工运动。

第二是导致贫富差别越拉越大。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世界最高水平之列，即使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如2016年的0.465，也远远超过了世界警戒线（0.4），而西南财大和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都认为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7。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干脆就不公布基尼系数了。基尼系数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公平合力造成的结果。

第三是导致官民矛盾日趋紧张。由于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直接加剧了贫富分化，由于法律、政策和行政、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放纵了贫富两极分化的自然趋势，民众对执政党、政府和党政官员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并通过网络言论表达出来，各界群众的维权行动也此起彼伏，这对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第四是导致经济发展动力日趋衰弱。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多数居民有效购买力严重不足，而市场经济整体上是需求和消费推动型的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振，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卖不出去。过去，外需和外贸这一块消耗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产能和商品，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很可能使这一份额降低到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速严重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

三、我国分配体制改革久拖不决的原因分析

大体上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分析：

1、历史原因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前后突然断裂，或彻底决裂，具体地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垄断性、排他性经济政治资源和权力的官僚阶层，没有积极的和足够的动力和动机一下子就转变成为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清廉公正的公务员，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涌流，没有几个官员会心甘情愿地放过钱权交易或者将权力变现为资本和金钱的巨大的、诱人的机会，这就使得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府推动、权力主导、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和特征。

对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没有必要特别避讳和否认，因为这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法律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不如说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不到条件成熟时是很难解决的。不仅前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在转制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他所有从威权体制和管制经济转向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些问题，而在于有了这些问题后，能够及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让这些问题长期积累与恶化，最后达到无法良性解决的程度。

现实原因
一个并非令人无法理解的事实是，恰好不是因为经济的停滞或萎靡不振，而是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才使得分配不公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才使得喊了一二十年的分配体制改革久拖不决，才使得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分配体制改革理念无法落地生根并茁壮成长。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为捷足先登的既得利益阶层提供了更快、更大、更多发财致富的机会，面对对他们来说仿佛唾手可得、予取予夺的滚滚财富，他们怎么舍得让它们从自己的指缝里流失呢？他们怎么想起要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呢？比如说，老板、股东、投资者、企业主、企业高管们，怎么愿意让员工真正成立独立自主的工会并与自己展开法律上对等的集体谈判呢？与企业界有千丝万缕利益联系的各级党政人大政协，怎么会破除阻力推动集体谈判制度呢？如果让数亿农民工和数亿农民都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待遇的话，估计每年必须有数万亿收入从企业和政府转移到劳工和城乡居民手中，既得利益阶层怎么舍得从自身上剜出这么大的一口肥肉呢？正像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后李克强答记者问时所说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另一方面，正因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那么大水漫灌，惠及全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吃肉，老百姓也能喝汤，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前还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最近十几年来，农民工的平均名义工资由过去的几百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3962元，虽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但温饱问题还是解决了，因此，劳工、劳动者方面固然有牢骚和怨愤，但还没有达到必须马上改变现行分配制度和机制的程度，不像当年的农民，自下而上地对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力，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

四、由新冠疫情等引发的经济危机恰好提供了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机遇

人类的一些制度创新，往往不是在承平日久、经济社会顺风顺水时期完成的，而恰好是在出现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或者某一社会面临强大的外部或内部挑战时实现的，在这种历史时刻，不进行制度创新，不通过调动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分散的力量而形成集体的力量，不建立新的更为广泛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就不足以克服危机和渡过难关，就很可能面临社会的瓦解、国家的崩溃和文明的停滞乃至毁灭。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联系到分配体制改革这一主题，我们也可以以美国的例子来作为我国的参考对象。

1、罗斯福新政一举完成了美国分配体制的改革

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头30年，信奉和实行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劳动力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个别劳动契约所决定和调节，工会和劳工运动常常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力量的严厉管控和打压，一些罢工甚至受到国民警卫队或工厂武装力量残酷的暴力镇压。到了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来了，蒸蒸日上的美国经济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 年。时任总统胡佛以自由主义政策应对危机，结果加深了危机，导致民怨沸腾。罗斯福采用凯恩斯经济学，以“新政”为竞选口号，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于1933年当选总统，随之进行了系统的改革。

罗斯福新政的要点如下：

（1）整顿银行与金融系统。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在整顿银行的同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这些金融政策，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

（2）复兴工业或对工业的调整。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要求各工业企业依法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要求资本家们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原工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工资只有60美分，调整后为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周工资12美元）。

（3）推行“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罗斯福促请国会通过了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程建设。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新政期间，全美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前者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创办了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4）1935年国会通过的《劳工（劳资）关系法》，一举解决了初次分配中的劳动力定价机制问题，建立了集体谈判制度。瓦格纳议员明确提出国家劳资关系法的目的是“详细解释 《工业复兴法 》第7条（a）款；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赋予其适当的执行的权力。”该法案完善了《工业复兴法》的不足之处，促进了劳资之间在集体谈判中的平等地位，在保护劳工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的立法思想的前提下，又让资方代表的经济发展与劳方代表的工资水平达到平衡。随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负责实施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和纠正工会或雇主对待劳工的不当行为；举行无记名投票，让雇工们自己决定是否由工会代表他们进行集体谈判。该机构有五名成员和一名总法律顾问，均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

（5）通过《社会保险法》，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和保险，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给予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在美国第一次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6）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

罗斯福新政的以上内容，前三项主要是从扩大宏观经济总需求的角度，通过国家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和扩大就业，并由政府直接设立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大规模解决失业问题；后三项（集体谈判、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主要是分配体制改革的内容，通过国家法律全面保障了“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和社会保障权利。

2、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及主要内容

本文认为，罗斯福新政在大危机之际完成了美国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分配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此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论证：

一方面，正因为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既得利益阶层对分配体制改革的阻力和阻挠极有可能降低和减弱，否则，由上亿人失业和无法承受的贫富极端分化所引发的激烈的阶级仇斗和社会暴乱，极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满盘皆输这种负和博弈结果；两害相权取其轻，既得利益阶层极有可能理性地选择对忍无可忍的民众做出让步和妥协，这样，虽然眼前的利益受到损失，但却能够换来较长时间的社会和平和国家稳定，换来既得利益阶层的长远利益并惠及其子孙后代。在历史上，不仅美国既得利益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了这种明智的选择，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各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也曾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另一方面，在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中受损害最深重的当然是劳工大众了，他们在经济上升时期得到的好处最小，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却必须承受最大的坏处，他们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慑和危险，他们会对分配体制改革产生最为迫切的要求，会产生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从而对既得利益阶层施加巨大的压力。

这样一来，既得利益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意愿与劳工大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求就极有可能在某个中间位置达成几点共识：第一，大家都在一条遇难的船上，是一个同生共死的命运共同体，如果不是团结起来而是相互残害的话，船就会沉没，所有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第二，外需和出口很可能严重萎缩，只有扩大内需和激发内部市场才能救活和复兴中国经济，这只有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才能做到，在这个意义上说，分配体制的改革决定中国经济的生死存亡，增加劳工大众的就业、收入、福利保障，绝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某种施舍和恩德，而就是最核心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所在；第三，返回到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即使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面临某种国际上的孤立和敌对，我们仍然要在40余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大方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官民共识、劳资共识）下，我国的分配体制改革就会犹如一次“最美的逆行”，在上下同心、同舟共济的氛围中得以完成，其核心的内容是：

（1）在初次分配领域，以劳动力的集体议价机制取代劳动力的个体议价机制，作为主要的劳动力议价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制度，从而建立起在初次分配领域增加劳动收入比重的有效分配机制，为此，在国家层面，一是必须落实劳工三权，即通过工会立法、集体谈判立法和罢工立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二是建立其级别和效力高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融劳资政三方代表于一体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研究、指导、协调、仲裁全国劳动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

（2）在再分配领域，建立统一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原则上由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和国家财政支出三根支柱构成社会保险基金，鉴于客观上存在著城市与乡村、有单位和劳雇关系与无单位和劳雇关系以及个人缴费有多有少的区别，保险待遇自然也有差别，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能达到最低标准，即基础养老和大病医保，此外，即使是农民、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也应该进入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范畴。需要强调的是，加入社会保险，既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义务，带有强制性，不以个人和单位主观意愿为转移，个人必须缴纳最低限度的保险金，所有单位，无论大小、无论所有制性质，都必须无条件参保，小微企业可以降低缴费基数和比例，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奖励，或直接由政府给予社保补贴。

3、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一个政治家团队的坚强领导

分配体制改革直接触动利益格局，盘根错节，伤筋动骨，搞不好会四面树敌、引爆内乱，搞好了会泽被万民、惠及千秋，正如李克强在说完“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句话后紧接著所说的那样：“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想当年罗斯福在推进《复兴工业法》、《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时，也同时遭到来自劳资、左右双方的攻击。总有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会顽强地捍卫他们的特殊权力和利益，总有一部分底层民众，不满足任何形式的改革，而倾向于提出推倒重来的、彻底革命的要求。就当前中国的现状而言，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是准备顽抗到底、顽固阻挠分配体制改革的，而一部分底层民众，尤其是被称之为“毛粉”、“毛左”的那部分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底层民众，他们不满足于上述分配体制改革，而希望彻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重建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实际上就是要返回文革、毛时代和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有像罗斯福一样富有智慧和勇气的领导人和领导团队，从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从大多数人民中吸取力量和支持，一方面克服顽固守旧派的阻力，另一方面消解激进革命派的冲动，从而完成分配体制改革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分配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因为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分配机制，即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反过来说，劳动关系的核心就是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劳动关系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来调整的集体劳动关系。之所以在分配体制改革之外，还要专辟一节来讨论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是因为分配体制改革主要基于经济学的视角，而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则主要是基于政治学的视角，即从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劳动关系的治理提出要求，反过来也探讨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于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认为，正如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带来了分配体制改革的契机，它们也给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带来了契机。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求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九大报告有5处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真正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次中央全会的主题进行全面研究和探讨，并全面做出阐释和说明的，是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的主要内容

（1）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4）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5）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7）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9）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0）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11）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12）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3）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涉及到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有上述第一方面的内容第四款：“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著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第二方面内容的第五款：“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著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五方面内容的第二款：“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著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3、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含义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一大前提进行推理，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含义就是劳动关系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所谓劳动关系治理的科学化，首先是要承认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承认劳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和对立，承认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其次，是要承认劳资双方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承认工会和雇主协会作为利益代表的独立自主性，承认劳资谈判包含妥协、合作与对立、斗争的双重性，承认依法罢工和有条件的闭厂行为作为劳资谈判手段的自然合理性和正当性。应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客观性质，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解决劳资矛盾的治理机制。

所谓劳动关系治理的民主化，就是尊重劳资双方作为劳动关系相对而立的两个主体的地位和权利，让劳资双方按民主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组织化，即自主组成工会和雇主协会，由会员民主选举和撤换工会和雇主协会的领导人；由工会和雇主组织按照平等、民主、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集体谈判；由工会会员投票决定是否罢工，由企业股东大会或行业雇主协会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暂停生产经营。总之，劳动关系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贯彻民主和自治的原则，这才是企业和行业作为劳资双方利益共同体最合理的内部治理方式，能够使劳资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得到可持续和良性的发展。

所谓劳动关系治理的法治化，那就是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集体谈判法、工会法、罢工法等相关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全过程进行治理，具体来说，劳资双方要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罢工和闭厂要接受法律规制；劳动行政部门要依法处置不当劳动行为；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要依法独立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扰和控制。

二、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为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1、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传统的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反而大行其道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未能实现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其原因与此一时期未能完成分配体制改革的原因是一致的，此处不必重复论述，此处需要列举该时期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种种非现代化亦即非科学化、非民主化、非法治化的现象：

非科学现象：对劳动关系、劳资矛盾、劳资冲突、劳工运动，加以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和处置，片面强调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和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承认劳资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指劳工维权为闹事、破坏和谐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指劳工自我组织是成立“团结工会”、“独立工会”、非法工人组织，指民间劳工机构或劳工非政府组织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与党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等等。

非民主现象：以党的领导或党政主导的名义，过度干预和控制劳资双方各自的民主自治、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直接影响各级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人事安排，过度干预和控制劳资之间的自主谈判进程，甚至出现地方有关部门直接出面，阻止和叫停资方接受劳工集体诉求的妥协让步行为的现象，担心资方的让步会带来连锁反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稳定大局，或组织各种维稳力量，对工人集体维权行动进行围追堵截，等等。

非法治现象：劳动关系领域立法不足（如欠缺集体谈判法和罢工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放任资方侵犯劳动权利）、违法不究、司法不公（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做出偏袒资方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动辄出警抓捕维权工人，暴力驱散、冲击和平理性地进行集体维权的工人队伍，动用刑法打击劳工维权积极分子，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等罪名对劳工维权人士判处刑罚，四川什邡市甚至公审公判讨薪农民工，等等。

2、在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时期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反而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于上述那些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的非科学、非民主、非法治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劳工方面具有较大的承受能力和容忍度，因为毕竟温饱问题解决了，有一部分劳工甚至还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经济大萧条大危机的情况下，继续维护严重倾斜、强弱悬殊、贫富悬殊的劳资关系，那是要死人的，那是让劳工无法忍受和接受的，那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动乱，其后果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有人说，那就干脆宣布国家进入非常状态或紧急状态，实行统制经济和命令经济，强制性地平衡劳资关系，强令企业提高工人工资，或者由政府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发放消费券、建立一刀切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没错，当年的希特勒纳粹德国就是这样干的，结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很快就灰飞烟灭了；斯大林用血与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系，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也土崩瓦解了。还是罗斯福新政靠得住，通过国家对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干预和调整，既克服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弊端，又保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既成功地恢复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又大大增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美苏冷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及其关键环节

1、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全面落实劳工三权

传统劳动关系治理体系的根本缺陷，就是没有落实劳工三权；劳动关系领域由掌握了资本和权力的少数人说了算，而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却缺少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以及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共享权，劳动关系的治理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在传统劳动关系治理向现代劳动关系治理转化的过程中，劳动始终是积极的自变量，相对而言，资本和权力则是被推动、被倒逼、被动回应性的因变量，作为自变量、积极推动者、现状改变者和制度创新者，劳工手中就必须拥有一些有效的武器、工具、方法，也就是他们借以改变现实的程序性权利，这就是劳工三权，没有这些权利、工具、手段、方法，他们就不可能增进自己的实体性权利（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险等等），就不能能实际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一般的情况是，劳工的抗争和压力到位了，资方才会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让步，政府才会调整和改良对劳动关系的管理和规制。如果劳工的集体抗争一开始就被认为是非法的并遭到镇压，那么劳动关系就会永远停留在不平等、不公正的状态了。由此可见，劳工三权是实现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动力机制。

2、落实劳工三权的关键环节是工人的自主组织和工会的改革

在劳工三权中，团结组织权是前提和基础，劳工们只有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与早就已经组织起来的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才能对资方进行罢工抗争。然而，不仅我国工会法对工人的团结组织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现行工会体制和工会运作过程，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工作的批评所说的那样，带有相当严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色彩，不仅使工人的团结组织权得不到落实，也使工会自身难以履行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基本职责。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工会是民办、工办还是官办、资办的冲突。按宪法关于结社自由和工会法关于工会性质（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的规定 ，民办、工办本来是板上钉钉、无需讨论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盛行的却是工会由企业筹办、由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担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地方总工会审核批准或不批准、各级工会直接接受党政领导的体制，这就使得工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资办工会（俗称“老板工会”）和官办工会（党的群众工作部门和政府的辅助职能部门）的色彩，鲜有由工人自主筹备、自主组建、民主选举和罢免工会主席、独立自主地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直至发起和领导罢工的例子。这样的工会是很难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工会改革已经说了和尝试做了30多年了，曾经一度涌现出一些典型和模式，但后来都不了了之、黯然消失了。2015年，为了回应习总书记对工会等群团组织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的批评，又掀起了新一波工会改革热潮，方向和目标是增强工会工作和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把更多的资源向基层倾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基层一线，努力解决基层基础薄弱问题，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具体措施和方案包括提高领导机构中职工代表比例，从劳模和一线优秀工会工作者中考录、遴选机关干部，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全总和省级、市级地方工会实行编制“减上补下”和县一级整体编制调整，充实基层工会组织，逐步解决县级工会和乡镇（街道）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短缺问题，工会经费进一步向基层倾斜，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在假定现行体制的政治正确性前提下的某种自上而下的松动和移动，而不是工人作为劳动关系主体和工会主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自下而上的推进和提升。如果从自下而上的思路提出改革举措的话，如下几点值得研究探讨：

要禁止由企业行政或资方筹备和组织工会的成立和换届选举，与此同时，要颁布工人自愿自主筹备、组织、改组、换届选举工会的操作规程和流程，废除上级工会对工人成立的基层工会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如上级工会质疑工人自主自愿成立工会行为和过程的合法性，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工会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但不得自行宣布其为非法工会，工人和基层工会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上级工会的不作为和反作为；民主选举的工会专职干部由工会支付工资报酬，直接对自己的“老板”（工人和会员）负责，从根本上废止资办工会、老板工会；上级工会按照早在1988年全国总工会第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会议和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的《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所提出的代表制、联合制的原则由下级工会选举产生，上级工会对下级工会的“领导”限于指导、帮助、服务，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干预和直接决定下级工会事务。
在现实的劳资冲突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工人自组织行为，他们绕开企业里的老板工会和不作为的上级工会，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甚至发起和组织罢工。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看待和处置？首先要承认工人自发组织行为的自然合理性，它来自于人的群体性、互助性以及团结起来应对困难和挑战的人性冲动；其次要承认这种行为具有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结社自由规定的一般合法性或法理正当性；再次，各级工会要化被动为主动，把工人自发的集体抗争和自组织行为，看作是工会改革的难得契机和宝贵推动力，及时予以承认，迅速把工人代表吸纳到工会体制中来，在还没有工会的企业，认可自发产生的工人代表委员会为合法的工会，在已经有工会的企业，改组工会，通过会员大会，撤换不称职干部而代之以得到工人信任的工人代表。这才是劳动关系的现代治理，相反，把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推到对立面，由资方予以开除，甚至由公检法予以拘捕、起诉和判刑，不客气地说，简直就是在给党和国家挖坑，是典型的“低级红和高级黑”行为。
鉴于三、四亿工人的维权需求与现行工会体制供给能力不足之间存在著巨大的缺口，一些由工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建立的劳工NGO或民间的劳工公益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也应该看作是具有自然合理性和法理正当性的现象，不要把这些组织和机构当做敌对势力通通推到对立面，而同样应该把这种现象看做是推动工会改革的契机，与这些组织和机构建立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关系：首先，要学习它们置身于草根群众、短小精悍运转灵活、成本低廉却能提供高效服务等优点，促进工会自身去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改革；其次，可以收编、整编、吸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人员成为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的志愿者；再次，可以面向它们进行课题招标或者业务外包，也可以购买这些组织和机构所做出的劳工公益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最后，如果它们当中确实有涉嫌勾结境外反华势力颠覆我国国家政权的行为，理所当然应该依法予以打击。
现代化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展开了。

四、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将重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家认同，真正夯实执政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工农阶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地主和富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就是单一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也就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老大哥，对国家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出现了劳资分化和劳资矛盾，出现了官民分化和官民矛盾，而且种种证据和数据表明，掌握权力和资本的社会阶层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而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普通劳动者则处于弱势和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对国家的认同自然就大打折扣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感到自己被国家抛弃了，而自己也不再认同这个国家了。

现在到了重建工人阶级国家认同的历史时刻了。其实，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核心就在于建立各阶级和阶层、全体社会成员更大和最大程度的国家认同。罗斯福新政，改革了国家的分配体制，完成了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其巨大的政治效应就是重建了包括美国工人阶级在内的、美国民众对美国国家的广泛的认同，从那以后，美国工人阶级、美国的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就与美国民主党形成了长期的政治同盟，成为美国政治结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与带有劳工取向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政治同盟，也是先后在一战以后和二战以后进入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欧美国家由于增加了工人和普通民众的国家认同而获得了新的、持久的合法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人均达到小康水平或中等收入水平时，各阶层民众都会或多或少产生政治参与要求，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序吸收和消化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从而赢得大多数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

特殊而言，上述历史时段也正是强弱、贵贱、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时期，搞不好的话会使社会陷入长期的撕裂、动乱、政变、革命、内战之中。失败国家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它们只获得了占人口少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而没有争取到占人口多数的利益受损阶层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在这个意义上，分配体制改革和劳动关系治理的现代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两个层面的治理问题，其实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没有多大关系，和姓社姓资、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必要和可能获得劳工大众的认同和忠诚，何况是拥有依靠工农群众的悠久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赢得工农大众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方面，不仅更加应当、更有必要，而且也更加可能、更有能力。有些思想僵化的人，一听到劳工三权，一听到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一听到劳工的集体维权和罢工抗争，一听到劳工运动，就觉得天会塌下来了，就认为会危及党的领导、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这只不过表现出他们的短视、狭隘、心虚、无能而已。难道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压制工农大众的权利诉求，把他们推到对立面，把他们变成反对者或者消极沉默的大多数，反而是执政党的福祉、国家的福祉、民族的福祉、社会的福祉、人民的福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