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文/潘 毅 卢晖临 严海蓉 陈佩华 萧裕均 蔡 禾]

　　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30 年改革尘埃未定，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新兴主体，它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也必然承担著书写中国社 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中国未来与这一多达两亿的打工阶级息息相关，农村问题、城市发展、城乡关系、改 革走向，几乎一切有关中国现状和未来的重要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一新兴阶级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 30 年之际，为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农民工以及农民工所承载的历史，2009 年 1 月 11 日 至 18 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 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讲习班”，此次主题为“农民工与农民工社区”。来自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 学、西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汉大学、汕头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女工关怀”志愿者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 顾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师生逾 60 人在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就此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刊作为此次讲习班的协办单位，将分两期刊发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部 分标题为编者另拟。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马克 思的阶级形成理论

   我们想利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重点探讨中国 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当然大家都知道，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只包含农民工，还包含 国营下岗工人，也包含了国营转制工人，但我们此 次将重点放在探讨这一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我 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历史的笑话里面，或者说 一个比较荒谬的状态下，当阶级话语在中国几乎 是过时的、落后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讲阶 级的问题?记得我二十几岁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时，校园里经常会有这种讲法:20 岁讲马克思，你 是个好学的人;30 岁讲马克思，你是个激进的人; 40 岁还讲马克思，你是个没头脑的人。我现在年 近四十，已经是没头脑的白痴一族了。可是，我还 是要讲马克思。我在 40 岁这个人生交叉点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看阶级、看马克思呢?20 岁 该看的时候我没有看，30 岁我在看尼采、福柯，40 岁我才开始往马克思的理论上面走。其实，我是白 走了一圈，这一圈我一直带著两个大的历史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社会主义 的革命?我们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可是今 天，它改变得非常快。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这种制 度，我认为是一个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这 种发展阶段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主义 还要来得更粗暴。所以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为什 么会走进这样一个年代?我自己就是在这两个大 问题下来思考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新工人阶级 形成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要建立一个和 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就是取消阶级。我们现在研究 阶级，很清楚，是为了到达一个无阶级的状态。所 以，我们其实也是为了促进和谐社会而做出一点 努力。

　　一个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是 谁，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形成?我一直有这种观点， 中国经过 30 年的磨砺、30 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人群，叫做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的产 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可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书 写还远远不够。

　　研究农民工其实是解构农民工，而解构农民 工的前提是我们要颠覆这个身份的形成。农民工 作为一个人群，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是外在于工人 之上的。要记住，我们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 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所谓我们理 解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 是让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一直认为，过去 30 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 过程并没有特殊性。我们看历史，看其他国家的发 展经历可以知道，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 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中国的经验特 殊在何处呢?我们的无产阶级化特殊在何处呢?其 实就是农民在转化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 务。为什么农民工已经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的 前提是什么?我认为，过去 30 年的改革已经创造 了一种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有足够的 条件。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形成以什么方式来进 行?国内这种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经验，跟其他 国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跑到西方去读书的时候 (我去 的时候是 90 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一个人讲马克 思，也没有人讲阶级，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刚好是要 告别马克思的年代。告别马克思是因为他们的社 会已经到达中产社会的状态，他们认为他们没有 工人，认为消费者替代了劳动者，他们在处理社会 内部问题的时候越来越感到马克思理论的不足。 所以，他们走向后现代、后结构的理论中去了。我 的那本《中国女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所 以你们会看到有福柯等很时髦的理论。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就跑 得远远的。比如，我当时没有处理好中国社会结构 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中国的社会关系的问题。我在 没有处理好中国宏观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就跑 到非常微观的层面去了。我不是认为我原来的做 法是非常错误的，而是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足够， 我没有在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 下来看中国的问题，也就造成我整本书没有处理 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是把阶级问题边缘化了。这是 我那本书最严重的缺点。

　　我回国后开始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走进了 一个“女工关怀”的 NGO，让我能自觉地对应到权 力和资本，让我感觉到在对抗状态下一个工人的 压力有多大。这时我发现，我原来把权力放到个体 及身体这种微观层面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 大的环境、一个大的空间，而这时的权力还来得更 加赤裸裸。我这次走进工业区，想推动工人做一点 小事情的时候，才使我整个人开始改变，让我开始 认真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也让我认识到马克 思《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对应我们今天的 问题的。

　　我最近在看建筑工人的问题时，我认为今天 的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 更加残酷。在《资本论》中，我们看不到工人打一年 工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也找不到频频出现工伤 的情况，《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不 认为是马克思故意忽视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有工 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钱的情况而马克思不把它写 进去，也不认为有很严重的工伤而马克思不写进 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马克思 写《资本论》时面临的情况还来得更加猛烈。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上去，马克思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生产方式、生产关 系。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 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马克思用一生的时间来揭示资本的秘密，他认 为资本的秘密其实就是资本的累积过程，他一直 追问，资本凭什么达到资本的累积?马克思主要贡 献就是阐述劳动、劳动力、劳动价值等方面，他认 为资本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产出的剩余价值制 造了大量的私有财产，而这些私有财产并不像以 前那样是由社会分享的，而是累积在一小部分人 的身上，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 资本使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与工人无 关，所以创造了异化过程。而这种异化过程又创造 了工人与资本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无法处理，于 是最后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比较 经典的一些概念。

　　马克思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 题: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资本 主义?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还是 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他认为在 16 世纪就孕育了 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现 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工厂的扩张，特别是美洲的开 发，这些过程有助于达到资本累积的过程。而刚才 谈到，资本累积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概念。这样就 造成了两个阶级分化的过程。

　　马克思经常讲，资本跟雇佣劳工是一个互相 制造对方存在的关系，所以，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 劳工，没有雇佣劳工也不会有资本。资本累积的过 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 本家跑到市场上去，寻找自由劳动者。马克思说， 等你一无所有只能变卖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作为 自由者，作为一个个体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商 品来自由买卖。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过程 时，我们都是农民，都是一些小农，看起来，小农比 工人生活更悲惨。其实按马克思的理解，他拥有土 地，起码一小块土地，他自己能掌握生产工具，他 可以决定产出什么。但是当小农变成雇佣工人时，他便失去了生产工具，失去了生产材料，也无法决 定生产什么，无法掌握劳动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 主义的制度就是不停地创造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历 史过程，而这种过程是一种暴力的过程。这种暴力 过程是通过一种圈地运动形成的。

　　当小农变得一无所有，成为自由劳动者之后， 进入了劳动过程，其产出便是剩余价值，是私有产 权，而这种私有产权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所以，资本和雇佣劳工之间的对立状态是无法避 免的。虽然我们会偶尔听工友说某老板人很好，有 工伤会立即送去医院，对工人很关心，但是资本和 雇佣劳工的这种对立跟资本家作为个体是黑心老 板还是良心老板无关。良心老板同样要榨取劳动 剩余价值，他也需要资本的累积。

　　马克思理解的资本是一种集体的成果，而劳 动也远远不是个体化的劳动，劳动也是一种相互 合作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资本需要把一个个孤 立的工人安排在一起，用这种高度的合作性来推 动生产。所以，管理在资本主义里面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通过管理把个体联合起来，达到一种合 作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管理者其实是一个 交响乐团的指挥。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工商管理绝 对是一个资本的代言人。

　　马克思一直在研究劳动的异化，他看上去在 讲工人的异化，其实他是在讲人类的异化问题，而 工人异化问题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 工人经历了两个异化的过程，一个是人自身的异 化，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我们稍作解释，第一 点，劳动跟工人是外在化的，是外化的过程，在劳 动过程中，工人不是在实践自己，而是在否定自 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劳 动的时间不是属于我的，是卖给了工厂的，而下班 的时间才是我的。这就是说，劳动过程中工人是一 个异化的过程，工人掌握不了劳动过程。第二点， 刚才说的是工人的劳动过程是不属于工人的，现在讲的是工人的劳动成果也不是属于他的，也是 外在于他的。而且劳动成果还与工人站在对立面， 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一种劳动的对 象化过程。举例来说，当一个工人在 Disney(迪士 尼)的现代化工厂里面生产出精美的公仔时，按理 说她应该感到骄傲，但是当她发现她没有能力为 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她生产的公仔时，这个公仔，这 种劳动就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又比如建筑工人，去 年我们与北大学生一起在工地上做研究。在这些 工人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追讨工资的时候，他们 往往会告诉我们，他们想去破坏自己辛辛苦苦建 起来的别墅。

　　刚才说到，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整个人类的 异化，而这种异化其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 更加极端化的。马克思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 放出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私有财产的问 题。而解决私有财产这么重大的问题交给谁解决? 马克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阶级，这看上去很 天真。他之所以交给工人阶级是，因为他认为工人 阶级的劳动是整个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所以， 只有借著工人阶级的解放来解放人类，来解放社 会。

　　如何解放呢?马克思在 1844 年就问过这个问 题，德国那时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了，他问，我们 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当时 他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必须形成，而这个阶 级需要有激进的手段，这个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解 体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其实是整体社会 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工人阶级的 革命性在哪里呢?答案是，工人阶级不但是在处理 单一阶级的问题，还是在处理整体社会的问题。所 以，马克思说社会的瓦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 而谁能扛起这一重任呢?那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 认为，当无产阶级宣称当今这个社会的制度是有 问题的，是需要瓦解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就讲出了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他创 造了剩余价值，可是这些东西又被拿走了，他经历 了异化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动力来 改变自己，挑战现在的权力结构或者说资本的支 配状态。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资产时，无 产阶级其实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前提。 这么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 阶级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在文本上，马克思对无产 阶级的形成梳理了四个部分。他认为这种抗争首 先在小规模上进行，是个体的不满造成的，个体可 能因为拿不到工资，工资太少，或受了工伤。由工 人个人不满工厂对他的操控扩大到整个工厂，扩 散到一个行业，慢慢地把个体变成集体。个体在与 资本的角力中如果不团结起来是不能成功的，所 以，工人会先慢慢地解决工人内部的矛盾与竞争。 第二点，大工业的发展是要求工人数量不断扩大 的，这让工人非常集中于工业区，集中于工业城 镇。因为数量更由于集中，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有力 量的，是可以共同来对抗资本的。他们越来越知 道，资本内部会有竞争，过几年便会有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因为过度生产而制造的资本内在矛 盾。工人知道，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影响他们的工 资，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力量。当他们需要保护 自己的工资时，他们感觉到需要一种集体的阶级 力量。所以资本与劳工的对抗不是个人的过程，而 是一种阶级化的过程。最后一点，工人迟早会感觉 需要建立集体的基础，这种集体的基础可能是工 会，也可能不是。而且工人也认识到，资本本身其 实也日益联合起来了，所以工人不联合起来便不 会有对抗成功的机会。工人的抗争其实是一种政 治抗争，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阶级，然后走到 一起，形成一种阶级力量，这便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著作里给我们比较清楚地梳理了阶 级存在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可是，虽然我们说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的外在条件早已成立，但这 不代表他们从自在走到了自为，这需要一个相当 漫长的历史过程。

　　卢 晖 临(北 京 大 学 社 会 学 系):主 体 、经 验 与 文化刚才潘老师将为什么要研究阶级以及阶级形 成的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讲述了马克思的一些基 本观点。下面我用一点时间对汤普森最主要的理 论作一个梳理。

　　讲到马克思和汤普森，他们其实有很大相似 性，都是非学院派的学者。马克思一生都没在大学 教过书，而汤普森也是 40 岁时才在英国一所大学 获得教职，此前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成人教育、共 产党的基层党务、政治活动等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度过了他们的后半 生，但是此后 100 年，英国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直到 1940 年之后，随著一批 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兴起，英国 才形成比较强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所以有 人说，过了 100 年，马克思用英语开始讲话了。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理论体系开始形成，过了 100 年，他的后继者在英国发展了马克思理论。这 中间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汤普森。

　　我今天的讲题叫“主体、经验与文化”，但是它 们之间的关联，我们需要认真地讨论。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我非常 喜欢。他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 下创造的，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 下创造的。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把人之能动性 和我们讲的人的限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得很 到位。而马克思本人呢?刚才潘老师已经讲到，在 他的阶级理论中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结构这 一面，就是结构限定这一面。就是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阶级就好像是必然产生 了。所以马克思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给我们 讲的更多的是被条件局限和约束的这一面。

　　回到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直接论述，我认为 在他的文本中并不多。有几段相关的话我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下。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的本质是一种 社会经济关系。他说，阶级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生产 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另外一段，他讲，经济条 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给这 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批 人对资本家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 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 为的阶级，他们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 级的区分，但是到底怎样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 级，他的论述并不多。他主要强调社会经济条件下 造就一批在结构地位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这中 间有必然的逻辑结果。这批自在阶级能够为自己 的利益作斗争，形成自为的阶级。

　　那汤普森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他是 在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即 自在阶级怎样变成自为阶级。刚才已提到，马克思 有自在和自为的区分，但是他认为从自在到自为 是一种逻辑发展过程，至多通过阶级斗争便可以 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汤普森则非常明确，在 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工 人阶级形成，他说，劳工在他们的长期生活和经验 斗争中，认识到他们是作为利益一致的社会群体 而存在的，并且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也就是说， 只有在产生了阶级意识的情况下，他们才产生出 一个阶级。自在与自为的区分不新鲜，新鲜的是， 在汤普森看来，不是客观的利益一致性制造了阶 级，而是对这种同一性的感觉和明确表达制造了 阶级，所以他的重点放在这种主观性感受上。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接受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他的贡献在于引入了 一个概念，这就是“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 个重要修正。如果我们分两端，经济基础是底层， 就是社会存在这一块，那么上面就是社会意识。在 这两者之间，马克思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 是汤普森说，社会存在要决定社会意识需要一个 非常重要的介质，这就是人的经验。在《英国工人 阶级的形成》这本书中，汤普森的主要论题是，工 人阶级的出现是在 1790 年到 1832 年这样一个动 荡的年代里，是工人复杂和矛盾的经验的产物。如 果脱离这一经验，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在讲到马克思时会说，马克思的逻辑是 一种决定的逻辑。在汤普森这里，这种决定性依然 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由于他引进了“经验”这样一个概念，使得这种决定性更加开放。 按照汤普森的说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存 在的决定，但不是完全的决定。经验在社会存在中 生成，但并不是不加思量的生成。每一个人，每一 个工人是具备理性的，他们会思考发生在他们身 上以及周围的事情。所以在汤普森看来，理性的、 积极的、能动的人就使得社会存在和经验之间有 了一定的空间。没有工厂体制、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当然不能产生工人的经验，可是每一个工人 作为一个人都有反思能力，所以，在这种决定性中 间就有了活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验对 于社会意识来说，这种决定性就更弱了。如果说社 会存在对于经验的决定有一定空间的话，社会经 验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就比较松散了。具体到阶级 经验和阶级意识来说，阶级经验大部分是由他不 愿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可是阶级意识在汤普 森看来是一种用文化的术语来处理经验的方式， 体现在社会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制度形态之种 种。相同职业的群体，我们在他们的反应中可能会 发现某种逻辑，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任何法则。同样是工厂工人，同样是某条生产线的工人，可是他们 的社会经验转化到社会意识时，其实践空间很大。

　　刚才讲到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交给 了工人，汤普森想解决的是工人如何具备这种主 体性，如何获得这种主体性，人的能动性如何显现 等问题。刚才已说到，当一个个人、一个工人在进 行文化处理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便得以显现。 因为我们可能具有相似的经验，但是如何去解释 这个经验，如何用文化的术语看待这个经验，方式 可能多种多样。这样，人之僵硬的社会存在，具体 到阶级形成，即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意识乃至阶级 意识，这种决定性便具有了灵活性。虽然方向仍然 是沿著生产关系、社会经验到阶级意识移动，但决 定性色彩薄弱了很多。

　　我们看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 它的篇章结构已经把汤普森的逻辑体现得非常清 楚了。它的第一部分讲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就是 英国劳工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前所继承的政治文 化，主要是 18 世纪前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初 期的政治文化。第二部分则花了非常大的篇幅，非 常详细地工人群体怎样来经验、经历、评价构成资 本主义文化的政治变迁，主要讲工厂工人的经验、 经历，手工工人及不同行业工人的经验。第三部分 描述了劳工群体响应这种工业化的经验，辅以创 造性地使用既存的文化传统来锻造一个有组织、 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其实就是讲工人阶级意识如 何形成，工人如何用第一部分所谓 18 世纪的政治 文化来描述解释第二部分的经验。

　　第一部分描述的政治和宗教传统，当遭受第 二部分描述的剥削的经验时，通过第三部分描述 的政治煽动，转化为最后一章描述的“阶级意识”。 汤普森在第二部分花了很大篇幅展现人类经验的 变动性和他们逃脱社会存在以及逃脱生产关系局 限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说，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 英国工人阶级时会热衷于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业化早期，工人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 下降了。但汤普森认为重要的不是关于工人状况、 工资或消费水平这些客观变化因素，而是人们如 何感觉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巨大转变。所以他会 考察经济资料和人们如何感觉之间的差异，得出 了一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结论，这是《英国工人阶 级的形成》里的一段话，他说，在 1790 年到 1840 年之间，平均物质水平有轻微的改善，但是同一时 期剥削、不安全以及人类苦难却不断增加。他说， 到了 1840 年，从经济角度、工资水平讲，大部分的 状况要比 50 年前他们的前辈好，但是他们从这一 轻微的改善中体会到的更多的是悲惨性的经验， 而且继续承受煎熬。所以，通过这种工人继承和分 享的政治传统的详细叙述，汤普森令人信服地说 明了，工人的剥削经历不是新技术、蒸汽机、棉纺 厂和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也不是生产组织和政 治制度变化的直接产物，而是从特定的前资本主 义和前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获得的价值和希望 塑造了工人剥削的感觉。在汤普森看来，正是从 18 世纪前工业化继承的价值和期望为劳工提供 了一个文化的透镜，使得劳工藉著这种文化的透 镜来阐释工厂、技术和生活水平并做出反应。

　　汤普森通过历史叙述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说明 文化主体如何促进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的例子。 比如，他追溯社会平等主义和农村手织工中强烈 的道义社区感是如何转化为重塑社会的乌托邦观 念，接著又促成政治活动的。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研 究中，有很多人会研究破坏机器的运动，我们称之 为卢德运动(Luddism movement)。很多历史学家 把卢德运动看作对不可避免的工业进步的情绪性 和非理性反应。但汤普森不接受这种广为流行的 观点，他认真地考虑那个历史时代，尝试去理解当 事人是如何评价和理解他们的生活处境的。他说:“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这个观点:在 19 世纪初期，行业应该已经从‘限制性惯例’中解放出来。以至于 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才可以理解，那些通过无度 竞争、削减工资、挖对手墙角、削减技术标准等手 段积蓄财富的‘自由’的工厂主，或者大的针织品 商，或者棉花制造主，不仅被看作是嫉妒而且被当 作一个从事不道德和非法行为的人。”在工人那 里，资本家这种竞争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具有很大 的非道义性。拼命地降低工资、无序的市场竞争， 在我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这些都成为 工人在道德上对资本家进行指控的一个缘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汤普森的整个的历史研 究有一个重要特点，他致力于重建当时经历事件 的人们如何解释那些事件，而不是重建真实的事 件本身。通过耐心地收集尚存的文献，以及仔细地 关心其中表现出来的判断或者感觉，他已经将19 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熟悉的事件 —— 工业革命、 人身保护权的中止、卢德运动，转化成普通人的经 验。这样一来，汤普森让我们从那些经历过这些事 件的人的观点中看到了事件。或者我们应该说，他 创作了故事的脉络，籍此我们能够看到事件。汤普 森认为，英国工人的新的阶级意识和组织不是工 业革命的直接产物。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变化的生 产关系和工作状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有一段 话，他说这不是由原材料赋予的，而是由生而自由 的英国人赋予的，是工厂工人或长袜工，也是记忆 中的村庄权利、法律面前平等的观念，也是工匠传 统的子孙。他们是强有力的宗教教导的对象，同时 也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造就了他自 己，正如他被制造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形成有两面: “造就自己”和“被制造”。可能马克思的理论谈论 的更多的是“被制造”的一面。他讲的是社会存在 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如何在逻辑上必然 性产生有著阶级意识的工人。但汤普森强调工人 阶级“造就自己”的一面，即工人自己造就自己的一面。也是开头我引用的马克思的那一段话，而汤 普森更强调的是人创造历史的这一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点，这样一个特别大 的变化?当然一方面跟马克思理论中论述人造就 历史的这一方面不多有关。另一方面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整个马克思理论、国际共产主 义理论发展的走向有关。汤普森生活的年代实际 上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年代，在西方则是新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的 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汤普森明确反对这一点，他 既反对斯大林机械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阿尔都 塞结构决定论。所以，他特别强调工人阶级造就自 己的一面。但是在整个叙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他并无意走向一个极端，他不认为人是一个自由 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叙述中， 人类主体具备行动的力量，但不是天真的个体主 义者的“自由意志”，而是被结构化的行动。工人们 能够思考什么，感觉什么和做什么是由他们是卫 理教徒、是“自由英国人”、是衰败行业中的熟练工 人、伦敦人等这些事实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又 不是机械的，因为汤普森的主体是吉登斯所讲的“ 有 见 识 的 ”(knowledgeable)人 ，是 聪 明 、任 性 的 人，他们会对经历的事件进行反省，能够在构成他 们的主体性和环境的结构所设定的限制及开放的 可能性之内，在经验的基础上有目的、理性地行 动，从而造就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

　　我的介绍类似于导读性质，帮助大家理清工 人阶级形成的逻辑结构，也帮我们理清汤普森所 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即工人从自在阶级到自为 阶级是如何发生的。从梳理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 重要的特点，就是汤普森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主 体性。他反对工人阶级意识是从外部被灌输的这 种观点。实际上列宁就认为，工人很难从内部发展 出工人阶级的意识，特别难以发展出足以承担无 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必须要有工人先锋队，要有共产党的组织把这种意识 教育和灌输给工人阶级。但是在汤普森看来，他强 调工人阶级内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然后认识到 这种利益与另外集团对抗的可能性，所以他会花 很多时间去研究英格兰的这种文化传统。他关注 这种看似与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的古老传统在工业 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时代来临时，与新的时代碰撞 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化本身进行创造同时生出新 的承担历史变革的主体。

　　回到我开头讲到的题目“主体、经验与文化”。 刚才谈论的比较多的是经验和文化。那么这里有 一个有关文化的概念的理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 下。当然，比较为大家接受的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是 格 尔 兹(Clifford Geertz)受 韦 伯(Weber)影 响 而 作 的关于意义之网的解释。讲到文化，就要讲到文化 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在说到这一套关系的时候，大 家比较接受的应该是帕森斯的说法，即文化给我 们提供价值和目标。

　　但是我想，对于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应该 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元的理解。至少可以从三方面 来理解:一是利益和策略层面;二是价值和意识形 态层面;三是习惯和本能层面。利益和策略层面是 帕森斯不太关注的层面，这里面有一个 Swidler 教 授称之为工具箱(tool kit)的概念，是给行动者提 供行动策略的工具包的概念。他认为人会在这个 工具包中选择有利的策略来构建自己的行动。这 是强调人在运用策略时理性的一面，以及创造性 运用文化的一面。第二个层面是价值和意识形态 的层面。在第二个层面下，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不再 是输赢得失。这个层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当人们 相信某种文化的意识形态时，人们就会按照这些 文化和意识形态办事，即使这种办法会给他的利 益带来损害。在这里，文化主要是扮演剧本的角 色，人们按照这个剧本行事。第三个层面是从文化 从本能、习惯和习以为常的方式上对行动者的影响。这个层面是指文本和意识形态已经在行动者 的头脑中被彻底内化了，这些文本和意识形态已 经成为行动者的惯习。汤普森讲文化，我认为主要 是从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的，当然也有一部 分是从策略与利益层面来讲，但这部分不多。我认 为我们在考虑问题时有必要把这三个层面都考虑 进去。

　　再回到标题，讲到主体概念本身。主体概念在 哲学上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在讲到阶级形成这点 时，实际上可以从一体之两面来理解，一方面是自 由，一个人要去争取自由;另一方面是反抗和抵制 被控制的状态。工人阶级同样可以这样理解，这种 自由可以包括他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 由。从反面来讲，则是他去反抗很多加在他身上的 控制，比如政治控制，工厂里对他的肢体的控制。 那么，这种主体性的创造如何和工人的经验以及 他所继承的文化对接与关联?我想这是我们在研 究工人阶级形成时需要特别关注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汤普森被称为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就是 他在承认结构决定论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的东 西，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时每个 社会所继承的文化如何通过有行动能力和理性的 个人对他的行动和经验产生影响。

　　潘毅: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阶级形成

　　今天的问题回到我们的重点——农民工。我 们昨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阶级结构，马克思 给我们梳理了一种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汤普 森则帮我们处理了阶级形成这样一个主观的过 程。我们今天结合马克思和汤普森的理论来理解 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应该讲讲汤普森过后马克思主 义理论也就是“后马”的发展，但时间关系没有来 得及讲，我现在高度概括地讲一下。“后马”其实是 在马克思和汤普森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比马克思和汤普森更为细致更为深刻的分析架构。他们把阶 级形成分为了四层:第一层是阶级结构，第二层是 阶级认同，第三层是阶级感情(就是汤普森及后来 者经常讲的 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译恰 当，但我认为阶级感情比较接近本义)，最后一层 就是阶级行动或集体行动。马克思处理了阶级结 构和阶级行动这一部分，而汤普森帮我们处理了 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这一部分，“后马”则发展出 了一套更细致的分析结构。

　　回到中国本土的问题，中国经过 30 年改革开 放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经验没 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过 程一样，当出现高度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出现世界 工厂。我们的特殊性在于制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 级，但是新工人阶级产生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历史 经验相比较也没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于我 们的新工人阶级是由农民工这种特殊主体形成 的。

　　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的一点是阶级结构出 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 级就已存在。从人数来讲，不管是之前我们常说的 1.2 亿还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师说的 2 亿，这都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马克思讲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人 数，也强调集中。我们很清楚，今天的农民工集中 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 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 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 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 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 程。这个阶级无产化的过程在刚才讲的阶级结构、 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阶级行动中是最为重要的 一步。而这一点恰恰是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工 研究非常忽略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样一个起点性的环节呢?我这样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 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走过了无产阶级化的过 程。什么是无产阶级化呢?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 让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所谓农民工 恰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间，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或 者忽略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中国农民 工的起点是要看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中尤为重 要的是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 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西方的经验相比，异同之 处何在?这是我今天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会影响中国新工人 阶级形成，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认同问题。这点很容 易理解，就是说你到底认同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 你认同的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 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种农民生活方式还 是一种工人生活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阶级感情。这 一切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集体行动。

　　我理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 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 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我们试著从马克思的理论 上来理解。马克思强调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环 境和物质条件创造和约束一个阶级结构的出现。 这个宏观论述其实是在讲两个大点，一个是工业 化，现代化工业的出现制造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另 一个是城市化，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 化和城市化是比较同步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制 造了一个阶级形成的大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比较同步，使得他们在农民转化为 工人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是 30 年来农民工身上发 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 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我们让他 们走进工厂打工，让他们走进工地劳动，让他们走 进家庭当保姆，可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让他们在他 们打工的地方生活下来。我们仅仅是想用他的劳 动力，当我们用完之后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赶回农村。这样的基础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 工。很多社会学学者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撑 这样一个农民工的群体，那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 社会化再生产的成本。简单理解就是这些农民工 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 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 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 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这种没有 必要便成为让农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 argument。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理解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 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 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 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 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 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 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 点点。汤普森讲到，因为圈地运动被迫离开土地， 因为他们找不到可维持生活的生产材料，所以他 们一定要逃到工厂里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经讲到 了，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蛮不道义的过程。因为农 民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他们可以掌握生产材料， 掌握生产工具，决定自己要种什么。但当他被迫离 开家乡来到工厂时他马上失去了这种自由。我们 知道马克思经常用“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其实有 非常讽刺的意味。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 lost 的意 思，就是你失去了生产条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 质条件，除了买卖身体外没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我们经常会问，那农民工 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 我这样理解，当我们的农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时，他 们大部分是高高兴兴的，可是等他们高高兴兴地 走出去了以后，他再也不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不能回去”不单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汤普森所讲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是说 当他离开家乡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改 变。首先他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他不再是小农的生 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也 就是说，他其实想认同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人。 比如我早期接触的女工，她们是对自己成为现代 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业背景下，他们的阶级 认同开始出现变动，虽然有些群体慢些，有些群体 快些，比如建筑行业是比较慢地转变的，他们的阶 级认同还一直放在农民的身份认同方面。在制造 业方面，我们也看到服装行业的阶级认同比电子 行业快些。服装行业招募的是一些初中毕业的，很 爱打扮。我 90 年代去的时候，她们都说“:潘老师， 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们整个装束和打扮其实 是在经历著一个强烈的内在身份转化和调整的重 要过程，慢慢从这种阶级认同转化为阶级感情。但 是 90 年代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现在讲起来比 较压抑。我们知道，她们工作时间比较长，12 或 14 个小时，经常性的连续加几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 标准的 8 个人，那时是 20 个人;她们的工资是 300 多块到 500 块左右，跟农村比较，她们在农村 可能一年的工资都达不到 300 块。她们虽然是在 一个非常压榨性的场所劳动，其实在进行著内在 的心理平衡。虽然有很多压抑无法讲出来，但她们 认为已经比她们的上一代幸福了，她们有现金，可 以改变自己，或最起码可以走出农村。当时那样恶 劣压榨的工作环境下，那些女工内心可能会挣扎， 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愤怒，也看不到她们有集 体的行动。到现在，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转化到第 二代了，这一代已经从压抑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愤 怒，接著由愤怒的感情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我们可 以制造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还可以 这样维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资 本及制度上的这种压榨的。

　　扯远了，讲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分割，然后资本又通过劳动的体制把它们合一起来。这一点，任 焰老师会跟我们详细地梳理，讲的就是中国的特 殊性 —— 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虽然可以通过户 口体制和城乡区隔来卡住，但空间上的硬性分割 是不可能的，户口制度等可以做的仅仅是让他们 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打工期间起 码要有地方住，还是需要进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的国 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著一个非常 重要的角色，它起码提供了一个集体消费的过程， 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下一代等，这些任务，我们叫 劳动力再生产。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承担这一任务， 而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资本和工人自己处理。当丢 给资本来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宿舍劳动体制;丢 给工人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农民工社区。而劳动 宿舍体制和农民工社区也会影响到集体行动。

　　当我们交给资本处理时，它往往以最廉价的 方式来处理，20 人、10 人、8 人一个房间，而这还 是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方式安排的是一个个人 而不是一个家庭。我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撑起 30 年廉价的世界工厂是与宿舍劳动体制紧密相 关的。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二十年，劳动力成 本就会提上去，以香港为例，香港 60 年代的工资 是 500 块钱，80 年代我记得我家开一个小工作 坊，请工人是 1000 块工资，可是到了 1989 年，香 港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是 6000 块。现在广州、东莞、深圳生活费多高，但是整个劳 动力成本没有提上去，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 与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世界工厂是相关的。没有这 种体制安排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 东莞工人要在东莞活下去，他拿 1500 的月工资可 能活吗?他要住房、要医疗、要教育的话，没有两三 千怎么活下去?

　　我们用一个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了一个世界工 厂，这种世界工厂还创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间、无法转化的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这种不完整的劳动主 体代表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既是 农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我认为 第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 交叉的模糊状态。这一代人整个生活重心还放在 农村，他也认可农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则“既 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早就失去了耕种的经 验，早就失去了当一个农民的可能性。我接触的第 二代、第三代农民工 80%都讲不出他家里有多少 亩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过程中受了苦受了气，炒 老板鱿鱼，然后跟朋友讲他想回家，种田比打工 好，可是他们在家呆不了一两个月还是会走出来。 也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一个 农民了，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因 为他们知道，到了三十多岁再在工厂呆下去的可 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工厂在运用你的劳动力的时 候是有时间性的，在你由一个不懂技术的工人转 化到懂技术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劳 动力作为商品最有商品价值的时候。电子行业招 募的通常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你到了四五十岁时， 其实已经走完了作为工业化工人身份认同的高峰 期。

　　我们创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体，这一批主体 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不能往前走，也没办法往后 退，夹在中间。我们也可以从工人的诗词中看到， 比如“我注定要四处流浪”，“流浪”、“无根”、“漂 泊”是他们的词汇，漂泊无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项 生活体验。当他们问北京到底属不属于我，或者深 圳到底属不属于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 交叉点，他们会想，我应不应该留下来，还是我要 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样走。这些都影响到阶级认 同，阶级感情和接下来的阶级行动。

　　卢晖临:回不去的农村

　　刚才潘毅讲到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农民工的转变。我们分析的重点应该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她谈 到 disposition，她理解为阶级感情，但是我认为我 们似乎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往前倾一 点，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性情倾向。当我们分析 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时，我们发现他们的性情 倾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与第二代农民工 成长环境有密切联系。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相 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个是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 很多是初中文化或初中以上的文化。家庭状况呢? 由于 1978 年以来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及父兄出 来打工有了一定积累，家庭经济状况有了一定改 善，对这些人而言，家庭经济压力较小。另外，他们 成长于一个消费主义文化中，更加追求个人的独 立和发展，而第一代农民工则有更多经济的目的， 比如要支持自己的家人或为了自己的嫁妆等。而 第二代农民工有很多其他目的，比如见世面、开眼 界、闯事业、追求并实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 代农民的特点很多，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反应出来， 比如他们的发型、化妆、穿戴、说话、举止以及生活 消费的其他各个方面。这样一种性情倾向就使得 刚才提到的在城市中无法找到一个让疲惫身心得 以休憩和恢复的地方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了。第 一代农民工经济目的很明显，他们的生活重心放 在农村，城市是他的一个过渡，这样就可以压制自 己的消费，压制自己的苦和累。但是对于第二代农 民工，经济目的相对下降，而个人发展、体验新的 生活、追求与实践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些目标出 现。

　　我们在农民工创作的作品、农民工的日记、香 港“女工关怀”出版的刊物以及其他各种农民工作 品中间都能看到贯穿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 工的一个共同的且是主导性的主题就是对家、家 人、家乡的思念，这些可以表现为母亲的温情、家乡熟悉的景色、非常喜欢的地方风味等。这种想家 的情绪很明显。两年前，我与北大的同事一起去东 莞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在开放性问题 中写下打工的感受，我们发现在答案中反复出现 次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 达想家、想念家人。在我们收集的 600 多份问卷 中，这种想家的感受出现频次达到 100 多次。这与 刚才提到的农民工作品突显的主题是相互呼应 的。

　　这种对家的思念不单停留在思想层次上，还 表现在行为层次上，比如说“回家”。我们现在去调 查工厂里面的农民工，“回家”也是他们周期性的 一种行为。很多人一年回一次，有些人两年回三 次，等等。比如在去年的大雪灾中，我们看到千百 万的农民工如此执著地用各种交通工具往家赶的 一幕幕惨烈而感人的画面。

　　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安 家，无根、漂泊，那么我们会想，那这是不是意味著 农民工有一个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农民工不但 在思想层面上而且在行为层面上表现想家的主 题，那农村、家乡是不是他的根呢?这其实是一种 误解，在学术界也有这种误解，把农民工的再生产 寄希望于农村，而我们的政策也似乎有这种假设。

　　现在让我们考察农村能够为农民工提供的空 间。很多农民工会跟你说将来可能会回到农村，他 有很多与农村相关联的计划，比如，他说要回去做 生意。但是我们若考察农村中的现状，我们发现这 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梦幻。在大多数农村， 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非常紧张，华北一带可能一 个人就一亩多地，东北可能多一点，江南、华南那 儿就是几分地。刚才也说到，农民工连自己的土地 有多少亩都不知道，许多人已没有耕作经验。另 外，大家会想到种养业，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进行 规模经营进行养殖等。当然这是一种选择，很多留 在农村的人以及回来的农民工从事这些，但是这种职业有局限性，在我们今天的农村环境下，金融 体系、市场空间等限制决定了这不可能是将来大 多数农民工的选择。有些农民工会跟我们说回去 做生意，做小生意开小店是他们一个非常普遍的 想法。这一点前面的学者做过很多大规模的问卷 调查，发现做生意成功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与我们 农村中的市场空间以及城镇发展中已有行业的高 度饱和状态有关系。

　　上面从经济方面来证明农村为回去的农民工 提供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其他方面，文化价 值、生活方式上，则这种空间局限性更加明显。这 一点，明天严海蓉老师会讲得更加明确，就是说农 村已经掏空了，这种掏空不仅仅是资源和劳动力 上，而且是在意义体系上。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农 村被我们既在宣传上又在事实上定义为一个落后 的土的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远离的地方。呆在农 村的人已经和“没有用”、“窝囊废”等形象联系在 一起了。所以从文化价值上，为农民工回到农村生 活提供了很大的阻力。生活方式上更不用说了，虽 然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非常抱怨工厂，但是回到 农村后又抱怨村里到处是土，路也不平，出门一脚 泥。所以，农民工在家呆一会又会跑回来，说在家 里很不习惯，比如，来东莞打工的湖南农民工说家 里很冷，呆了十几天说吃不消，晚上又黑灯瞎火 的。

　　我们讲一个阿新的例子，这个例子有点特殊 性。阿新曾经是想回去的，他在深圳打工，想回家 发展，去种经济作物或者承包土地。可是反对他的 是谁?是他的父亲，一个没有离开过土地的老农 民。在他看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高中)的人呆在 农村是没有出息的。他反对并且破坏儿子的计划。 这个例子有特殊性，因为很多农民工是被迫回到 农村的，到了四十多岁，或者结婚生子等，在城市 呆不下去了才回去，不像阿新是主动要回去。但是 对农村、对土地熟悉的父亲看到了农村发展空间的狭窄和没有前途。 虽然很多农民工在思想和行为层次上都表现出与家的紧密关联，好像家是他的根，但其实，现 实中很难实现。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上，家不过是农 民工在想象中所扎下的根，是在城市中没有根，茫 然、漂泊的状态中希望获得意义的表现，就像船需 要抛锚一样。我认为，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对家乡 的思念更多的是想象意义上的。我以前一直在农 村做调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村生活的没有意 义，更多的是农村家庭生活的破败，儿子不孝顺父 亲，媳妇不孝顺公婆。而在农民工中间却突然出现 了这么多想家的主题。我认为我们更多的要把这 些看作是对工业事件的反应，是他在城市生活中， 在工业事件中的无根状态下想象的东西。

　　回到两年前我们做的问卷调查，我对开放题 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阅读，发现除想家外还有两个 非常明显的主题发生在新一代农民工身上。我把 它 归 纳 为 :一 个 叫 做“ 不 自 由 ”，一 个 叫 做“ 无 意 义”。“不自由”是在问卷中反复出现的，他直接用 这个词汇。我们通常认为自由是知识分子经常喜 欢谈的，现在我们发现，这些青年农民工如此频繁 地使用这个词。另一个就是“无意义”，当然很少直 接用这个词，更多时候他用“像机器一样”、“枯燥” 等。当然这一点和工厂生活有直接关联，和工厂的 纪律、长时间的工作等有直接的关联。我记得去年 我在香港做类似报告时就有人向我提问说，朝九 晚五的上班族也一样感到不自由，也在早上被闹 钟闹醒，是不是说农民不能适应工厂生活是农民 变成工人早期必然出现的状况呢?当然这有一定 道理，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家的平衡。 因为对于我们很多朝九晚五的人来说，公司上班 是我谋生的一个手段，可是回到家里，有家人、有 社区、有朋友来开展生活，这样一来，不自由的体 会一方面容易忍受，另一方面可以相对淡化。但对 于农民工来说却是有工作没生活。当然农民工也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在这种不自由、无意义中去创 造自由，这一点很多表现在消费上面，我们有时候 会发现农民工使用非常新潮的手机，一个月 1000 多块工资，手机费加上网费平均一个月可以达到 100 多块。如果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会觉得不 理性。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是由于无意义、不自由、 没有长久地和未来相联系的家等状况而生发的一 种暂时的释放，这也包括频繁地换工作。我们有时 会听到农民工很高兴地说:“我把老板给炒掉了。 非常爽!”这也是对工厂生活之枯燥和对前途的迷 茫而多少体现出的所谓自主性。

　　潘毅:极其错误的观点——“农民工回到农村 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我接著补充下去，其实刚才卢老师非常的“汤 普森”，因为他使用汤普森通过生活的经验来理解 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我再回到马克思，回 答什么叫“回不去”，什么叫“没办法往前，没办法 退后”。如果从马克思的结构性话语来看“没办法 回去”，我们会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圈地”。因为 英国或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起点是无产阶级 化，而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是圈地运动，就是农民失 去了土地，被迫变成雇佣劳动者。而中国的情况是 相反，我们的农民工还保留了一块土地，而这块土 地变成了合理化不完整的劳动主体的理由。而现 在到了需要来处理这个不合理过程的时候了。到 底一块土地能不能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 我可能会讲的比较激动，因为这两年我与卢老师 和他的学生跑了不少农村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 看法:我们一直认为的整个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 村社会中进行的这种观点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 我们看到农村中除了粮食外，住房的钱来自打工， 孩子读书上大学或职业学校的一年几万块钱来自 打工，得病动手术的钱来自打工，穿著的钱来自打工，等等。而上面的错误观点还是我们一些挺优秀 的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样的 观点。当我们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时候，我们 就再也没有理由说，农民工手上有一块土地，所以 没有必要在城市中解决他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慢慢地由“精神圈地”走 向实质性的圈地。“精神圈地”刚才卢老师给我们 梳理了，就是他们虽然非常想家但是却没有办法 回去。而实质性的圈地就是说，虽然他有一块土 地，但是他同样也没有办法回去。这块土地没有办 法解决他的经济生活，他所有的经济来源还是要 求他到工厂里面去打工。在结构性问题下面看的 话，他们累积的社会矛盾只会一代比一代严重，而 这种状况又会因为第二代及往后的农民工越来越 认同城市而不是乡村而变得更加严重和剧烈。这 种矛盾的激化和加强也可以用来解释今天为什么 集体行动越来越严重。

　　对比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农民工，我们 会发现其实第二三代农民工赚的钱更多，他们也 不像第一代那么急迫地拿到钱回乡下建设家园， 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经济独立性，可是恰恰 他们的不满是最强烈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回不 去”的经验上累积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整个生活的 认同是在城市，有比上一代更多的自由，这样他们 背后会有更多的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来支撑他们进 行集体行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从以前失语 和压抑的状态变成现在的不满与愤怒。

　　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个农民工 的新阶级，农民工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无产阶级 化是一个特殊的过程，这个特殊性在于，我们让他 们走进工厂却不让他们走进城市，也就是把他们 的劳动力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分割开来。这种分 割与断裂也制造了他们身份认同的断裂:到底我 是农民还是工人?这种身份的断裂造成了一种不 完整的劳动主体，而这种不完整性又造成了一种创伤:第一代失语和压抑以及第二代的愤怒。 我想用一个笑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同时也平 息一下大家的情绪。大家知道我是在(香港)科大 教书的，科大的特点是有蛮多国内学者，他们跑到 美国读书或教书然后又回到香港教书。每一次我 们讨论农民工，当我稍稍要往我的思路上来理解的时候，他就会蛮好意地说:“这是中国的国情。”每次碰到“国情”，我就马上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 “国情”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潘毅，其实你不懂 中国。”“国情”代表什么?代表它背后有特殊性。而 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会再追问下去，而我 则会追问这个特殊性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 农民工，为什么农民工会出现这样不合理的离谱 的状况呢?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已经接受了的特 殊性，你再追问下去就代表你根本不懂。另外，他们又会用“国情”把我置于一个“外人”的位置上。 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外人”，跑到中国妄图理解中 国。后来我发现，那些讲我不懂“国情”的人其实跑 的地方没有我多，扎的根也没有(我深)，还发现他 们根本不做田野调查，他们理解中国现实问题其 实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话说回来，“国情”其实是要求我们 open up， 要求我们发现“国情”背后的特殊性，问题在于这 种特殊性背后是不是隐含了这样的想法:农民工 是需要存在的，将这一存在合理化在于中国需要 高度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让我们享受深圳、广 州、北京等大城市的生活物质条件。其潜台词就是 我们需要牺牲几代的农民工。到了今天，我认为这 种理解可以自我批判了。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发展 模式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最有市 场效益的发展模式?今天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一 个很好的反省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工厂开始倒 闭，特别是东莞以及周边。倒闭之后，我们会想农 民工可以回乡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没办法 回乡了。我们走了 30 年的这种发展模式之后的结果是“一头热、两头空”，“热”的是资本，甚至是跨 国资本，“两头空”的一头是农村的虚空化。农村在 七八十年代有了一个比较高速健康的发展之后， 进入了 90 年代到今天，我认为中国农村停止了 20 年的发展。我认为这种停滞最核心的问题并不 是土地制度，而是我们把农村的劳动力掏空，农村 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可以思考 东莞的工厂一倒闭，工人一走，那些工业区变成了 什么，变成了空城，变成了死城，这同样也是一个 虚空化的过程，这些城市没有承担一个有机发展 的过程。我们讲不出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牺牲了 之后还留下了什么。

　　严海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城 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为什么我不讲现代化而讲现代性呢?因为现 代化在我们经常性的使用中已经被指标化了，是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的，比如“GDP 翻两番”。当我们 把现代化本身用数据抽象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 我们把发展观表现为一种线型的发展观，由不发 达到发达这样的线型思维。线型发展观有这样的 问题，它把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关系的演变和一些 社会本身的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通常，社会的发 展有连续也有断裂，会有跳跃和转折，但是采用线 型指标后往往会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连续的由低到 高的发展过程。这会造成许多的问题。我用一个例 子说明，比如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个中层干部 的收入可能是几百块，但是 90 年代末到现在，一 个工人的收入可能有两三千块。如果我们认为由 几百发展到了几千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那 么我们心里都会打鼓，比如社会福利的问题、货币 本身的含金量，还有一直到 80 年代我们的社会其 实还没有完全货币化，所以当时货币所起的作用 和 90 年代及现在起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你把这 些都忽略了来讲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讲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就，如果单纯用数据来说明 的话是有待商榷的。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联系在一起，有些媒体甚至把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等同起来，好像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现代化”这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不想用“现代 化”的原因。

　　刚才讲到了“现代化”的指标性、线性和抽象 性，“现代化”还有同质性的特点。比如世界银行、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会经常出经济 发展报告，通过数据展示出的不同是量上的不同， 没有质上的不同。这样就把不同的社会变成同质 的东西。基于此，我不用“现代化”而用“现代性”。

　　我用“现代性”，是因为这个词具有多元性的 历史经验和非同质性。“现代性”里面包含了很多 的矛盾，很多曲折的东西。哪怕是中国的“现代性” 里面也包含了挑战自身的矛盾性的东西。比如，中 国半殖民地的现代性和帝国中心的现代性之间有 很大不同，毛泽东时期的现代性和改革开放的现 代性也是不同的。我们用“现代性”强调的是非同 质性，而且我们强调的是复数而非单数。

　　我想先讲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明朝的 1350 年到 1650 年之间，中国和欧洲发展的方式 很大程度上是基本相像的。到了 18、19 世纪有了 一个“大分流”，这些是世界体系的学者提出的观 点。这种大分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中 国的发展是勤奋革命，是在自己疆域里面的发展， 而在欧洲的发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为基础的帝国 式的发展，在帝国里面建立了以欧洲国家为中心 的中心边缘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中心与边 缘的区分从殖民时代已开始。中国还是以家庭生 产为生产的基础，而在欧洲则已发展为以阶级区 分的生产方式。他们是工业革命，而我们是勤奋革 命，通过丰富的劳动力的投入来进行消耗人力但 节省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是以 河流为渠道，在欧洲则是长距离的海洋为渠道，建立与殖民地长距离的贸易关系。同时，欧洲各个小 国的竞争力完全取决于它能够摄取海外殖民地资 源的程度。而中国历来是大国，邻居又都是小国， 长期以来没有战争，中国不需要跟谁竞争以获发 展，中国的发展历来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发展，贸 易也是短途的。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农村和城市没 有形成对立的关系，而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 来后形成的城乡关系是对立性的。(可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末尾部分) 我讲这些其实是说，在传统中国，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是没有分离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同 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 位。生产和消费没有分离，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 有一定分离，但不完全分离。比如，小农除了耕种 自己那一小块地外还会帮地主耕种一些地，他跟 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部分的结合。而在欧洲则是大 都市化生产，生产和消费分离，生产在工厂中完 成，织布机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同时生产者和生 产资料分离。前面几讲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生产者和生产 资料剥离的过程。分离后，两方都商品化，生产者 商品化变成劳动力，生产资料商品化变成资本，通 过市场交换二者又加以结合。但是中国漫长的市 场经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分离，这样 来说，欧洲形成的是几种强烈的矛盾对立关系:城 乡对立，城市的发展是剥夺农村资源和劳动力的 发展;帝国和殖民地的对立;阶级对立。这些对立 在 18、19 世纪的中国都没有完全出现。中国不是 完全没有资本主义，但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和资本的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就是国家机 器及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所掌控。在中国，长期以 来有皇权和绅权的矛盾关系，皇权不能完全代表 经济利益。简单来说，传统上，中国和欧洲发展出 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可以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 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和乡没有巨大的对立 和隔离，对于当时的精英来说，衣锦还乡，做乡绅 都是他的选择，他可以从城到乡，也可以从乡到 城，没有什么隔阂。

　　进入 19 世纪后，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先介绍一本费孝通的书《中国绅士》，这本书讲 的城乡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本书写得浅显，但 却揭示了相当深刻的东西。他主要讲在半殖民地 时期，中国城乡对立是怎样形成的。以前其实没有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中国有“城”，这是有围墙的地 方、有防御工事。我们还有“市”，集市稳定下来就 变成小镇，若隔三差五的则变成流动的非固定的“市”。“城”是政治精英和军事权威落脚的地方，而 “市”则不定。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在 19 世纪发展起来的。他讲到，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很 多地主，不需要特别富有，可以完全不劳动，雇人劳动，自己在城里住，跟政治精英去亲和。 我提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发生在前几年，我 去耶鲁旁听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会议。一个中国 访问学者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地主 所拥有的土地根本无法跟美国的农民(farmers)所 拥有的土地相比，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拥有地 主呢?可能当时在座的人感觉耳目一新，这是一个 反正统的想法。但是，费孝通在 40 年代写的这本 《中国绅士》里，早就揭示了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中 国劳动力非常便宜，在中国不需要很多土地，不需 要很多的钱财就可以成为地主。我之所以讲这个 例子，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一个 人只通过所谓实证论的方法——看数据，就会得 出我刚才说的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沿著 费孝通等人的方法，沿著社会关系，沿著生产关系 来分析，回到当地情景中去的时候，那个人的讲法就变得非常可笑。 马克思在研究英国工业化时曾经提到，家庭里面的织布机，和当这个织布机去了工厂变成工厂里面的织布机，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他 说，它们整个灵魂都变掉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 关系都变了。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著织布机， 说“:这还不是同一部织布机吗?”若这样的话，我 们就看不出社会本身的变化，看不出其中产生的 断裂。所以，有时看似有证可查的所谓实证主义的 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可能是滑稽的。

　　回到费孝通当时讲的城乡关系。这个城指的 是有围墙的城，在里面住的主要是消费者，也有一 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供城里的消 费者消费的。他说，这种城里进行的交换，这种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以农村资源为基础 的。城里的消费者的资源来自地租及其他盘剥，有 了地租后还可以进行多元投机，比如投资粮店、米 铺、当铺，但总的来说，他的资源来自农村。所以， 城里的交换其实包含了剥削性的城乡关系。

　　费孝通进一步指出，到了 19 世纪以后，这种 传统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出现了现 代意义上的我们所了解的城市——通商口岸，以 上海为代表的半殖民的通商口岸。对这种通商口 岸，费孝通在他的书里面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 说，这种通商口岸的出现使得原来已经有了的城 乡剥削关系变得更加剧烈，其剧烈程度使得原来 可以维持生计的很多小农破产了。这个过程是这 样发生的，本来住在城里的这些消费者，一方面要 跟手工业者进行交换，另一方面要跟住在农村的 农民进行交换。费孝通根据江村的数据通过算每 一家有多少土地，种多少粮食，这些粮食可以到市 场上换多少钱，他发现，完全靠粮食，一个家庭是 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家庭需要补贴，这个补贴从 何而来?就是手工艺，农民拿手工艺到市场上进行 交换，这种手工艺对平衡家庭开始是至关重要的。

　　通商口岸出现后，住在城里的消费者不再愿 意买农村土产品，他更想买洋货，比如洋肥皂、洋 火柴，因为这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很大面子和排场。

　　这样一来，农村的农民生产的手工艺就没人买了， 没有销售渠道了。同时，由于这些城里的消费者热 衷于买洋货，他们的生活开始日益奢侈，他们需要 更多的钱来维持他想要的生活。这样，不但农民自 己的手工艺卖不出去，而且地主对农民的盘剥更 加厉害，在中国就出现了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对于 农民而言，地主是看得见的，他拿了我的东西;他 看不见的是，整个事件背后，通商口岸带来的帝国 主义经济对中国的冲击。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 出现了一种状况——城市的兴起伴随著农村的破 败。

　　这是经济带来的变化，还有社会关系带来的 变化。费孝通在书里面做了研究，他调查了 915 个 举人的城乡来源。他发现 52%的举人来自于传统 意义上的城，41%的举人来自乡村。他还调查了几 个具体的大省份，山东、安徽、山西、河南，这些省 份里，来自农村的举人是过半数的。这也就是说， 在中国传统城乡之间没有对立的关系。城镇与乡 村都提供了精英来源，同时这些精英也可以回乡。 但是到了 19 世纪以后，洋学堂开了，并且都开在 现代性城市里，比如上海、天津等。由于这种教育 是西方引进来的教育，与中国乡村社会不接轨，这 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回不去了，而且不只大学生，就 是中学生也回不去了。费孝通用了一个有趣的词: deserters，这个词在军事上是指逃兵，形容他要逃 离农村，他来了城市就回不去了。

　　到了 20 世纪初，我们还在城乡关系中挣扎。 比如，鲁迅写的“假洋鬼子”就是那种食洋不化的 角色。到了 30 年代，鲁迅写《故乡》，写 30 年代的 知 识 分 子 ，也 就 是 小 说 主 人 公“ 我 ”，他 在 城 里 谋 生，是新型知识分子。当时有一大批人从农村来到 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 小说里，他没法回去了，回来只是为了卖他的老 屋，举家搬迁，把老母亲也接到城市里。他跟他儿 时的朋友见了面居然没有话说，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到了嘴巴里却什么也没 有。最后，他还是离开了故乡。这里就遇到了一个 强烈的困境，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为了整合一个民 族，整合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同时要把这种文化大 众化。但是走到 30 年代的时候，这种新文化运动 显现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以都市为 根基的，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跟广大农村没法结 合;同时其知识结构也是一种外来的知识结构。尽 管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左翼文学，但是，即使这种 左翼文学也没有逃脱这种结构性的局限，这种文 学无法下乡。鲁迅小说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面 对的巨大的城乡差异和伴随著的无能为力。最后 他的小说结尾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想保存希望，但他不知道 希望在何处，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那么后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性中是如何 突破的?有两个突破，一个是有一部分左翼知识分 子终于下乡了，这部分人的下乡从某种意义上是 被蒋介石“打下去”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蒋介 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共产党势力势必要转移。当 然，这一下乡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毛泽东在大 革命之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他当时没有领导权，他的话没人听。1927 年 大革命失败后，这批左翼知识分子被迫下乡，跑到 了江西这个红色革命根据地，这其实把中国新文 化运动往前推了一小步。这时开始了探索知识分 子跟农民结合的办法。

　　第二个突破，也是被“打下去”的，这次是日本 人打的。日本侵略中国 30 年，占领了中国的很多 中心城市。很多在城市里的知识生产的机构—— 学校、媒体等开始转移，往西南和西北转移。一旦 下乡，往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带转移时就面临了一 个问题:以城市为中心、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 运动如何面对广大农村?这时，知识分子要和农村重新找结合的方式，这就产生了“延安文化”，这样 以城市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要重新进行地方化和 乡土化。这时产生了中国另类的现代性。我这里可 以举一个作品《小二黑结婚》。我为什么说《小二黑 结婚》反映的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呢?因为它反映 的是根植于乡村的现代性。那么又为什么是现代 性呢?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反抗的是一种传统的 社会关系、传统的家长权威，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及 权威背后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这是一 个反封建、反家长权威的爱情故事，这为什么成为 可能?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私奔等传统结局呢?他 们的爱情为什么可以成为可能?在我看来，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革命、土改。因为这两个年轻 人不再需要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生活资料，不怕被 赶出家门，他们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里有 一个强大的生产资料再分配的动力，使得二人的 爱情不至于成为一个悲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 的乡村现代性或另类现代性的文本。

　　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就是农 村青年作为革命主体的出现。“青年”这个词是舶 来品，在 19、20 世纪指的是生活在城市的、受过教 育的年轻人。但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被“打下去”， 进行土地革命，寻找另类现代性，农村青年主体开 始出现，他们具有革命性，改革当地生产关系和社 会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两次左翼知识分子下 乡，寻找和农村相结合的道路，都把新文化运动往 前推进了。

　　下面我要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毛泽东时代的 现代性。我以保姆为例来讲。先讲下大背景，在毛 泽东时代，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一个结合—— 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比如当时说“以厂为 家”“，厂”和“家”放在了一起。我们现在也许认为 这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但当时却是切实的经验。 这尤其可以从后来下岗工人的口述史看出来，他 们会感觉失去的真的是他们的家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和农民工的反抗是 不一样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反抗是要“护厂”，而农 民工的反抗则像西欧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 样要捣毁生产工具，砸掉厂子。反观历史，我们发 现，毛泽东时代希望建立的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 的一种结合，另一种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当时很 多国营单位是生产性的单位，也是消费性的单位。 以单位为基础，有托儿所、医院、住房和其他福利， 某种程度上有种家的形式，这就是说，那时的领导 不但管生产，还管吃喝拉撒。那么农村呢?在农村 也出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以及生产与消 费的结合。和以往传统不相同的是，结合的级别提 高到了生产队。虽然传统家庭仍然存在，但是生产 与消费大都在生产队中完成。

　　毛泽东时代的全民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企 业(social enterprise)。虽然增产和利润是它的一大 目的，但是它还承担著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在农村 发展起来的是社区农业。但是这种结合的方式却 是以定点方式完成的，就是说，你进了工厂或者呆 在农村之后不要流动。那个时候流动是很困难的， 你的生产和消费是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使这些得 以保证的是户籍制度。我们当时是部分地去市场 化，很多交换不是通过市场交换的;另外，我们的 生活资料部分地去商品化，虽然还需要钱来买，但 又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票证。所以，户籍制度起到 了定点供应的作用，以及生活资料部分去商品化 的作用。

　　当然，现在的户籍制度是臭名昭著、人人喊 打。但是会有人认为，从一开始，户籍制度就是为 了控制人的流动，为了剥夺农民。我认为，这种看 法是不客观的和不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完全忽 视了户籍制度在当时去商品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以及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所起的作用。如果 我们把当时的户籍制度等同于现在的户籍制度的 话，就等于是把前面讲到的马克思的织布机当作是同一个织布机了，看不到织布机的灵魂发生的 变化。

　　当然，当时的定点供应和种种结合方式是以 流动的减少为代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生产 资料是全民所有，但是管理者只能是少数而不能 是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管理方式是通过代理人 的方式实现的。代理人是谁?我们的干部，干部代 替全民实行管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 管理权和所有权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出 现分离。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的代理人确实能够 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阶层的利益来管理 呢?这就涉及到了前几天讲的阶级感情的问题，怎 样保证管理者能够有工人的阶级感情?我们知道，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私有化是管理层收购，是管理 层的大倒戈。文革中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管 理者阶级感情的问题。

　　我下面要通过一个最不好的例子来说明毛泽 东时代城乡关系。这个例子就是保姆，家庭服务行 业。我们提到，毛泽东时代很多劳动和生产都是社 会化的。但是家庭服务还没有社会化。当时的政策 里，可以给干部发保姆补贴金，而没有把他们组织 起来进行社会化劳动。也就是说是通过雇主把钱 发到他们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例是毛 泽东时代最不好的一个案例，同时也是局部现象， 当时雇佣保姆的人家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通过这些保姆看当时的城乡关系是一 种怎样的城乡关系?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当时 在城里工作就是做工人，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 事情。做工人和做农民的区别就是和生产资料结 合的方式不一样。在城市里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 保障，而在农村做农民的保障则仅限于生产队里， 是部分的保障。所以，当时城乡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类比成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那么，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的城乡关系是怎样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 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费的中心。以消费为基础的现代性，改变了原有的城乡关系。当然这是后 话。

　　当时出来做保姆的都是已婚的农村妇女，人 数相对少。对她们来说，出来工作苦不苦?苦。这 种苦有几种苦法。一种是离开家庭离开儿女很苦; 一种是工作劳累，吃不好，有时还不被雇主信任， 很苦。她们不用“不信任”，用“偷看”，说雇主偷看 她。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很多城里人雇 保姆，他不“偷看”，他“监视”，对劳动过程监视，比 如，家里放个老人。这种监视是明目张胆的监视， 完全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保姆们描 述雇主“偷看”的时候，她们会认为这种“偷看”、这 种“监视”是具有不正当性和不合法性的。但是改 革开放之后，这种对劳动过程的“偷看”和“监视” 是相当合法的了。如果比较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做 保姆的体验的话，二者都是以工资为形式的雇佣 劳动，二者都很累。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多 数保姆认为她的劳动过程是一种自主行为，她可 以自己掌握劳动过程，而在后毛时代，劳动过程被 监视与被掌控非常普遍。另外，在毛泽东时代，城 市文化具有很浓郁的乡土性。很多延安时期出来 的干部，原先是城市知识分子，经过延安后具有很 多的乡土性，回城后依然保持著。又比如城市从农 村招工、上学等。同时整个时代有艰苦朴素的作 风，我们自己做鞋子、做小手工啊。这些都有与劳 动者、与乡村相结合的特色，使得当时城乡差距并 不显得很大。当时孩子都会穿保姆为他做的鞋，并 不丢脸，城里孩子送到乡下住几年也很正常。这些 都说明，当时城乡流动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多元的。 但是 80 年代直到今天，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养，这 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农村的破败，使我 们很难相信农村可以承担起抚养我们下一代的责 任。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流动，但这种流动只体 现在单一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这时的 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在毛时代做保姆，有一个大的背景，就 是基本上普遍的物资都是非商品化的。同时，当时 抚养小孩是由社会的各个角色来参与的，可以是 邻居、亲戚、雇来的保姆。去商品化的大背景下，整 个的风气是“当家作主”，保姆的劳动也有比较大 的自主性，其劳动是被信任的。现在呢?我做田野 时发现，城里雇主比较愿意要听话的、易受培训 的。你不要说你在家里面带过弟弟妹妹，不要说你 在家里养过自己的小孩，所以你是有经验的。这可 不行，北京那些家政服务机构会跟你说，你在农村 带过小孩的种种经验都要统统忘掉，你到城市里 来是一张白纸，你要重新学起，城里人教小孩的方 法和你的完全不一样，你不能按你以前的方法来 做，那不科学。这其实是对农村主体经验的全盘否 定，是对农村乡土性价值的否定。这个否定其实也 是一个阶级改造和劳动改造的过程。这个改造不 是说你不来做打工妹了而来做白领，而是，你依然 是打工妹，但你的想法最好和我一样，我的想法就 是你的想法，你能替我想。这是一个阶级主体改造 的过程。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认为农民出去 外面打工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那么，什么是“提 高素质”呢?我们对“素质”的界定都是包含了阶级 想象。所以，从地方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个阶级 改造过程。

　　毛泽东时代的保姆在城市打工几年后回去农 村没问题，参加农业劳动没问题。而现在的打工 妹，出来做保姆或是其他工作，出现了一个主体性 危机，她进城后没办法再回去，即使回去了也是人 在心不在。这时我们又回到了费孝通在三四十年 代讲到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中学生进城后就没办 法回去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乡关系又一 次面临了和三四十年代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 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城市成为唯一的现代性 可以发生的地方。回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 问题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是一个企业甩包袱的过程，企业不再成为社会企业，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下一个正常的企业。所以，我们重新出现了 生产资料商品化和资本化、劳动力商品化、生活资 料商品化，这是一个全面商品化的过程。在农村，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还是有结合，我们还保留了一 点点类似社会主义的尾巴。按人头分田地，有平等 的思想在里面，但是历朝历代小农都有这种均田 的想法，所以这本身不代表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 义推动下的平等思想。我们保留了这个尾巴，所以 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农民工问题。保留这个尾 巴是为了什么?为了社会稳定。没有这个尾巴，我 们的社会就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动荡。我们保留 了这个尾巴，使得农民和生产资料不能完全脱离， 之间有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从生产队回归到了 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讲土地流转，其目的何 在?这种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想把上面的这个尾巴 割掉，认为这个尾巴是不合时宜的。这个问题我们 以后可以讨论。改革开放时代，农村不但丧失了其 相对自主性的存在而变成了现代性的反面，而且 成为城市的反面教材。

　　最后我想讲讲“新农村建设”，国家提出“新农 村建设”其实是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困境以 及这种困境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大家应该听 过最近的一些新闻，比如大学生村官。国家可能是 想推动某种程度上的城乡结合。但是我认为，如果 大的社会背景及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这种结合 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而已，不可能真正起到 效果。

　　陈佩华 (澳洲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萧裕均(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沃尔玛中国 供应厂的“血汗劳动”这是我们正在写的关于中国沃尔玛的书 (书 名还没定) 中的一部分。打开网络，关注西方的 NGO，他们有很多的个案调查，大都讲述工资和工时的问题。我们想将这些个案做个有系统的分析， 即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分析。我们用了很多很精细 的数字来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讲讲关于“血汗工厂”(sweatshops)和“血汗劳动”(sweating) 这两个概念。西方认为中国有“血汗工厂”，中国的 文章有时也用这个名词。而“血汗劳动”则很少见 到。其实“sweating”这个词在 200 年前(即工业革 命的时候)就已经常被使用，但现在似乎已经淡 化。在欧洲工业革命时代，政府做了许多关于工厂 的调查。他们用分毫来讲劳动的价钱。现在，有些 人的报告也用诸如 0.01 美金来看公司之间劳动 价钱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即工资是 那么低以致不得不用这样细的单位来衡量。所以， 我们现在也追问到底有没有“血汗劳动”?如果有， 在调查中如何分析出它的存在。但是，“血汗劳动” 在历史上也常常处在变化中，它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比如说，19 世纪时“血汗劳动”是承包的概 念。多年后，在 1892 年，Sidney & Beatrice Webb 写有一本名叫 《如何停止血汗劳动制度》，但是 当时他们对“血汗劳动”只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定 义:不正常的极低工资、极长工时、极不卫生的工 作环境。再几年后，新的定义的出现依然很空泛。 我们要做的则是看中国有没有“血汗劳动”的现 象。所有关于“血汗劳动”的定义都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极长工时;第二，卑微的报酬;第三，能引致 身体不适及疾病的不卫生工作环境。由于第三点 研究起来很困难，工人的主观很难定义，且并不能 进行实际的测量，我们的研究没有包括这一点，只 研究工资与工时的关系。另外一个概念是“体面劳 工”。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国际劳 工组织)现在用的一个概念是“体面工作”(decent work)，而不是以前的“血汗劳动”。后者描述的是低至不能再低的劳动条件，而前者则表示发展中 国家工人渴望的最高基准。现在 ILO 在进行一个 运动，就是提倡用“体面工作”的标准。

　　我们为此作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点中 4 个 是制衣厂，5 个是玩具厂，得到了 88 份可用的问 卷。

　　我们常常听到做出口的公司整天抱怨说，人 工太高，付不起。但是我们的图表(图 1)显示，工 人工资其实并不高。我们的资料是从 1993 年开始 收集的，一直到 2007 年。图 1 中的第一条线是深 圳关外职工工资。在中国，什么是职工呢?职工就 是有深圳户口的工人。跟著我们看第四条线，那是 农民工最低工资，官方公布的。我要补充一下，在 中国，如果你看年鉴，是没有农民工最低工资的。 所以，我只有拿官方最低工资标准来做比较。我们 发现，1999 年之后，农民工最低工资一直没有增 加，即使增加也是一点点。到了 2004 年之后，工资 又突然增加了。为什么增加呢?就是劳动力短缺， 2003 年和 2004 年后这个现象在广东省出现。再 看最下面那条线，我们为什么用食品的 CPI 来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呢?因为食品是生存所必需的。调 整后我们发现，农民工工资其实是很低的，也可以 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其实没怎么调整。我想通过 这个方法作一个跨国的比较，比如，跟越南的比 较，也可以作跨行业的比较。我们调查发现，由于 出现了劳工短缺，男工人增多了，年龄也变得偏高 或偏低。

　　再分析工资和工时的关系。我们认为劳动强 度的分析也很重要，但是这个很难做，因为只有去 到工厂管理层才能得到数据和资料，否则只能进 行比较主观的分析。

　　我们先看一些定义。“正规工时”是官方的正 规工时，在中国为一周40个小时(或每月21.75 天，或每月 176 小时);“加班工时”就是超过了这 40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加班工资”是劳动法规定的，周一至周五内的每个加班小时都应是正规工 时所得工资的 1.5 倍，而在周六周日的每个加班 小时应是正规工时所得工资的 2 倍;“法定最高工 时”是每个月 212 小时 (即每月正规工时 176 小 时，再加上 36 小时的加班工时);“实收工资”是我 们在访问工人时问到的上个月的实收工资;“期望 公平工资”是我们问“你希望每月能得到工资是多 少?”时得到的回答;“法定应得工资”是指按照劳 动法的规定，工人在正规工时及加班工时中劳动 所应得的工资，而不管这种加班是否因为超时而 不合法。

　　我们看表 1，调查样本中的工人平均每月工 作 303 小时，其中 127 小时为加班工时，每月总工 时超过法定最高工时 43%。大部分工人(88%)都 每天工作 11 小时;81%的工人每月休息日少于 4 天，而劳动法规定每月最少要有 4 天休息日。

　　当比较制衣厂和玩具厂的情况时，制衣厂所 有工人都是超过法定最高工时的，玩具厂好一点， 但也只有极少量符合法律规定。比较发现，制衣厂 在很多的待遇方面都比玩具厂差。比如，制衣厂正 常工作时间至少需要 13 个小时，而玩具厂平均 12 个小时。又比如，我们问他们在旺季有没有连 续工作一个月而没有一个休息日的情况，制衣厂 有 33%的工人做了肯定回答，而玩具厂则只有 25%。再比如，我们问他们最长连续工作了多少小 时，有 2 / 3 的玩具厂工人说有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 的情况;而制衣厂则有 16%的工人反映他们有连 续工作超过24小时的情况(玩具厂没有工人说工 作超过 24 小时的情况)。

　　虽然制衣和玩具在每月法定最低工资、实收 工资等方面不可做比较，因为我们获取数据的时 间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在行业内部作比较。比 如，我们发现“当地职工工资”远高于农民工的实 收工资、法定应得工资，甚至他们期望的公平工 资。我们还发现，“法定应得工资”差不多高出“法定最低工资”一倍。另外，“期望公平工资”和“法定 应得工资”差不多是相当的，好像工人很了解法 律似的。制衣厂工人期望的比法定应得的多些，我 们猜测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很辛苦但工资又很低， 他们希望有很大的改变。制衣工厂的工人都是通 过计件来计算其工资的，而玩具厂工人则是通过 时间来计算工资的。我们在表1 已看到，在 40 个 制衣厂工人中有 22 个工人每月工时超过 300 个 小时，但是算下来发现他们每个小时的工资只有 2 ~ 3 元，这就是说，按小时算的话，他加班的工资 低于他正常不加班的工资。“多劳多得”变成了“多 劳少得”。

　　我们问他们理想中最多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包括加班时间?制衣工人中有 28%的选择小于 10 个小时，41%选择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30%选择工 作11~12个小时。而玩具厂选择工作11~12个小时的工人是少很多的(只有 18%)，大部分选择 工作 10 个小时。我们接著问他们，希望每个月有 几个休息日?制衣厂差不多 60%选择少于 4 天的 休息日，而玩具厂则有 60%的工人选择 4 天休息 日。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出，工人每月平均期望 工时为 260 小时(即每星期 60 小时)。这期望工时 比他们实际工时少 43 小时，但是比法定最高工时 多 48 小时。也就是说，他们期望的工作时间在法 定最高工时和实际工时之间。有趣的是，这期望工 时亦与很多跨国公司的劳动规范 (code of con- duct) 中最高工时相吻合。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 是，这每周工作 60 个小时并不是工人所想的，而 是他们身体的容忍度，超过了这个容忍度他们就 几乎不能工作了。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也是我们调查中发 现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工人想赚得比上个月多很多，而有些则只想多赚一点儿?这时我们引入了 “期望工资指数”的概念，其算法是:期望工资指数= 期望工资 ÷ 实收工资。 我们认为，由于他们的实收工资都很低，所以他们所期望的都会高于他们的实收工资。另外我 们发现，若他们实收工资越来越低的话，那么他们 的期望工资会越来越高，即负相关。比如，他的工 资只有 500 元，但是他的期望却是很高的。相反， 工资比较高的人，所期望的工资却比他们实收工 资还低。当然，这里我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我们访 问的工人中有5 个对工资有很不实际期望的工 人，他们的工时很长，可是工资极低。我们认为，他 们这种不实际期望其实是沮丧的表现。而另外有 4 个工人，他们赚钱很多，可他们却期望赚少一 点，这是因为他们宁愿少赚一点来换取较短的工 时。工厂管理层总会跟你说，工人都希望加更多的 班，这样就可以赚多些钱。可是我们发现，到了一 定的工时限度和工作强度时，工人是不希望再加 班的，他宁愿赚少些。当我们把工资用小时来衡 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 你工作越长，每 小时的工资就越低。这也可以解释我们所讲的“多 劳少得”的问题。

　　现在，我们做个结论。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 出，我们是有“sweating”现象的，就是极多工时但 却极低工资。我们发现，出口行业中工人工资其实 不高，之所以会产生“高”的幻觉，是因为工厂被供 应商逼得很厉害，在工厂眼里就什么都变成“高” 的了。很多因素使得工厂的成本很高，而唯有工资 是工厂可以压制的。

　　我们在做研究时有一个问题，常觉得工人应 该得到最低工资。现在维权的概念里面，就是以最 低工资为标准的，因为最低工资是合法与非法的 界限。我们认为合法就是对的，所以说，你给的工 资不合法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最低工资。但是 我们反思，到底最低工资定对不对?最低工资是一种最低标准，而不是最好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我 们的概念要改下，不要常常用“最低工资”为标准， 而是要高于最低工资，这如何得到呢?那就需要集 体谈判，否则没法提高工资。要知道，最低工资是 政府定的，我们最后还是需要跟政府谈判。不要常 常讲维权，维权维持的是最低的标准。我们觉得， ILO 定义的“体面工作”很模糊，建议换成更具体 的“条例”，因为这是可以量化的。

　　最后，我们认为，不能再讲“月工资”，要改变 话语，用“小时工资”。在发达国家，低等的工作通 常都是用“小时工资”的，美国、澳大利亚都是。但 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用“月工资”计算 的，中国、越南、印尼都是。其实，“月工资”是很模 糊 的 概 念 ，使 用“ 小 时 工 资 ”的 话 ，工 人 就 比 较 清 楚。

　　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行政赋权与劳动 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我的发言是想做一个制度文本的分析，实际 上是从这几年来国内的一些相关政策来看农民工 的一个权利的变化。改革开放让中国步入了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但是由此带来的农业人口的 迁移和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村民向市民的转化 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步的过程。所以才会出现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农民工是城 乡二元体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的 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完全是二元的话，不可能出 现农民工。同时这个过程是政策选择导致的结果， 所以值得研究。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化和市民化，实 际上是在二元体制下权利获取的过程。二元体制 实际是一个以户籍为代表的权利分割。工人阶级 化和市民化是依附在这上面的农民如何获取权利 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 关农民工的政策与法规，这些政策是对农民工权 利的“制度性确认”。分析制度本身或政策本身，在国家层面怎么来看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在权利 的变化过程中，农民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生变 化。文本中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制度肯定存在差别。 可能有了制度，而实践操作很小。但文本制度至少 表明了国家层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发展的趋 势。有了一个文本，表明国家确认了农民工处在何 种地位。我们透过文本的描述，讨论农民工权利获 取的“合法性”基础，展现出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历 史过程。

　　我把农民工的权利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就业 权。二元体制是农民固定在农村，城里人固定在城 里。这两个就业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一个个城 市、一个个乡村也是固定的。所以，第一个是农民 有没有进城务工的权利，即有没有自由流动进城 务工的权利。第二个是社会保障权，国内称为社会 保险，即工伤、失业、养老、医疗四大强制保险，严 格来讲是职业保险，即个人参加工作，通过雇主和 个人供款来获得的东西。这跟其他国家的所谓社 会保险，即一定要缴钱到了一定年龄则有一笔养 老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市民权，也可 叫公民权。即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或 是城市的居民而得到的权利。比如义务教育、社会 救助、选举、住房等。大致来讲，农民工怎么工人 化、市民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权是与工人身 份联系的，而市民权是与市民身份联系在一起。这 种变迁大致经历了从就业权向社会保障权，再向 市民权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但基本 路径是这样。

　　首先，以就业权来看，改革开放农村实行承包 制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就显现出来，农民为了 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开始向城镇和城市流动。在 城市里，随著私营个体经济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改 革，用工制度的改革，也越来越希望接纳一部分外 来用工。80 年代的国有企业工人就像贵族工人， 底下指挥著一帮农民工。80 年代初实际上还在控制、清退农民工。当时把所有农民工叫做“计划外 用工”。因为计划经济没变，计划外用工，政府是严 格控制的。当时的一些文件制度很清楚地表达了 这点。清退的原因是跟改革开放后城市的自身就 业压力有关。整个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我称之 为以乡镇就业为主，80 年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的时候，所以需要大量的劳工。这时候的国家政策 也叫做“离土不离乡”，鼓励乡镇企业。所以，从国 家给农民工开放的角度讲，在小城镇开放的就业 权利，是鼓励乡镇就业。这在 1983 年的国务文件 中有很清楚的体现。“在城镇或城关镇可以招收农 民人员，但不得改变其户籍，国家不供应口粮。”到 了 1984 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有所变化，允许务工 经商服务的农民自提口粮到城镇落户。到 90 年 代，乡镇企业开始衰落，大中城市开始发展，农民 工潮开始形成，向大中城市流动。这个时代叫“准 入审查下的城市就业”，即允许农民工进城，但设 定了一系列审查条件，如暂住证、就业证的制度。 流入地和流出地都要有一个证，而且提倡用工审 和流出审的劳动部门协商、规范引导。整个 90 年 代，审查制度控制得比较严，不仅在进入时有审 查，在用工类别上也有审查。比如，上海把工种分 三种，哪一类农民工才能用，哪一类不许用。在各 个省，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北京市当时有 12 个 行业、200 个工种对外开放，到 2000 年的时候限 制到 5 个行业、8 个工种。2000 年以后，农民工就 业才进入平等流动就业的阶段。标准性的文件是 2000 年在劳动部国家计委等各部的一个联合文 件里面第一次提出来“改革城乡分割体系，取消 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6 月份，国务院 出台一个文件，提到对农民工及子女入学参军就 业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但强调的还是探索小城 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到了 2001 年计委的文件是全 面清理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的各种收费。2002 年 的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农民工进城的方针，即“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4 年，中央进一步下发文件，强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 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就业的 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跨地区就业务工 的手续。而且第一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 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从这里可以 看出就业权利的变化，归纳到两点，从“计划外用 工 ”到“ 平 等 就 业 ”;从 劳 务 供 给 转 向 平 等 的 劳 动 者。

　　第二个叫社会保险。城镇的社会保险项目有 五大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与生育保险。这五项社会保险中，主要有四项 涉及农民工，即养老、医疗、工伤与失业保险。各地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上的探索不尽一致，国家没有 形成统一。比如在广东，农民工的四险和城里人缴 费是一样的。但在上海则专门有农民工的社保体 系。这两个各有优缺点。广东是农民工将来在权利 的享受上与城里人无区别，但相对农民工的低收 入则缴费较高。上海则缴费较低，但不是城里的社 保体系。广东省在 1998 年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条 例里面，从制度上已经把农民工纳入其中，但其落 实时间很久。从国家的制度安排上讲，最早是 2004 年实行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但养老险和 失业险并无专门国家政策法规来规定。工伤险的 产生动因不是在于农民工的权利，而在于大量农 民工进城尤其在比较低层次的产业工作时，工伤 事故特别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纠纷和社会问题 非常严重。曾经有统计说，一年要断几万根手指。 2004 年还出台有公有企业和非公有企业医疗保 险的国家制度法规，强调非公有企业也要建立医 疗保险，实际上把农民工纳入其中，但没有纳入城 市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所以，目前很多企业针对农 民工的医疗保险主要是大病医疗保险。2006 年发 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中央和国务院在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逐步建立务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 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大病 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不管怎么说，农民工 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职业保障在中央 的制度里面已经出现。《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 年末，全国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1417 万人，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2367 万人，参加工伤 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2537 万。如果农民工人数以 1.4 亿算，大概比例为 10% ~ 18%之间，工伤最多， 医疗第二，养老第三。

　　第三，市民权问题。市民权实际上享受由政府 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一些权利。首先看教育，这个工 作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前面的职业保 障在 90 年代在各个地方已经开始了探索。到了 2003 年、2004 年，中央开始出台一些文件来加以 肯定。中国的改革是以地方先行，中央最后整合的 模式。教育是最晚开始的，2003 年国务院教育文 件第一次提出来“进城市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 府负责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全日 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4 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学 费一视同仁;2008 年一号文“坚持以公办学校为 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与当地学生平等对 待。”农民工子女教育在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当 时主要走的市场化的民办教育。当时广州的第一 个民办学校是在中山大学对面的鹭江村，后来被 拆掉了。当时我在《广州日报》给它写过一篇文章， 最后留下来了。到 90 年代中期，由于对农民工子 女教育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民办学校达不 到城市标准，但作为辅助已经开始发展起来。直到 本世纪，政府才开始强调教育是一个公共产品，即 从市场领域进入义务教育领域。到 2004 年，国务 院文件提出“，把农民工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 保障和其他服务经费纳入正常财政预算。”从农民 工的居住来讲，居住一直是个空白点。但在 2008年开始，建设部、发改委等部门发文，“改善农民工 居住条件，多渠道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将长期在 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 房建设规划。”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要把农民工住房 问题纳入城市住房规划。当然现在并没有实现。但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策上从 2005 年后对市民权利 的关注开始增加。2008 年一号文提出“提供符合 农民工特点的低租金房屋，改善农民工居住条 件。”据我们了解，2008 年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农民工享有“申请和 获取社会救助的权利。”市民权利的变化在 2008 年以后表现的较为明显。再看户籍。在 90 年代初， 中央政策是在小城镇逐步把户籍放开，到 2004 年 国务院提出，“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 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2008 年一号文“加 快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在城镇有稳定职 业和固定居所的农民登记为城市居民的办法。”广 东今年搞了优秀农民工落户，虽然有政治秀的表 现，但毕竟在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权 利变迁在制度文本里的一步一步的变化。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农民工获取权利的基础在哪?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 权利变迁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行政赋权的过程。也 就是说，农民工之所以能获得以上提及的权利，不 是因为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劳动者这一事实本身， 或者说没有坚实的法权，而是由政府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所以，其基本点还是 建立在农民工是“农民”这一认识上。行政赋权的 性质决定了农民工的权利不是当然的权利，而是 具有或然性的权利，这种或然性取决于政府发展 策略的选择。21 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城规模越来 越大，而且沉淀的时间也越来越久，围绕著农民工 的问题和呼吁也很高。行政赋权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治理体系，中央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多 层级地方政府组织来实现的，多层级政府之间的 目标紧张必然导致赋权过程首先是一个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的过程。以市民权为例，比 如子女教育，这是义务教育，但供给是由地方财政 支付的，那么地方财政能不能支付和愿不愿意支 付呢?以广州为例，前段时间《广州日报》有一篇文 章说广州现在可以接受的义务教育儿童大概是 50 多万，按照广州的办学标准，一个人每学期的 开支是 1 万多，但要扩充学校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要重建很多的学校。据公安局讲，广州的外来工是 600 万。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上 的供给能力和主动性与中央政府想要实现的目标 之间，一定存在差异性。这就导致在实践农民工权 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有滞后性，会根据自己的经 济发展要求来调整。在吸纳农民工相对紧张的时 候，政策规定的权利的落实相对较快;当市场供给 非常充分时，制度的落实则较慢。比如广东省大规 模地推行养老保障、工伤保障、最低保障是在出现 农民工荒以后。这其中就有博弈过程。

　　第二，地方政府的赋权实践服从于地方经济 增长目标和政治稳定目标的要求，同时遵循“城市 中心主义”的原则。所谓经济增长是指根据当地的 经济发展需求来实践这个问题。所谓服从政治目 的的要求，即如果导致社会不稳定，问题就会被提 出来，就像工伤保险的出台。但当城市本身发展发 生问题的时候，还是遵循城市中心主义，它优先考 虑的还是城市居民。比如 90 年代，政府鼓励乡村 向城市转移时还是优先安排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 失业人口。

　　第三，行政赋权与行政限制往往是伴随在一 起的。我能够赋权，也能制定规则限制权利的实 现。比如说允许农民工流动，但必须要有两证。通 过证来约束你、控制你，所以这种权利一定具有不 完整性、不稳定性和权变性。行政赋权在操作层面很难完全实现。 在行政赋权的制度结构中，农民工处于被动和从属状态，必然导致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变以及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无法 真正实现的。但是，行政赋权无法形成劳动者源于 自我规定性的权利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工 人阶级的转变;无法形成稳定的职业行为和人力 资本的投资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市民化的 转变。比如农民工的流动率是非常高的，非常不稳 定。这种不稳定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有著法权基 础的权利相关，比如说养老保险，农民工退保率是 非常高的，他很清楚自己做不了多久，所以不如拿 走。其实说句刻薄的话，城里人的养老保险缴费率 能够维持在这个水平是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做了 贡献。因为 12%，至少在广州是拿不走的，就沉淀 在广州。在农民工权利不确定的条件下，农民工本 身是很难形成自己的权利意识。所以整个人力行 为和投资意识都不太一样。其实，他也影响企业行 为。因为企业不愿意缴失业保障金、养老保障金， 它有理由:我缴了，农民工也拿不到养老保险，也 拿不到失业培训，我干嘛要缴这笔钱呢?这是必须 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行政赋权还会导致政策难以得到农民 工自身的积极回应。农民工对这套权利的认同相 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和企 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如果不能建立 权利意识的话，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权利意识的建 立又和政府的规定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确定一个概念:劳动赋权。劳动赋权是 指权利来自于农民工作为“新城市工人”参与劳 动过程这一事实本身，它不应受行政权力的剥夺。 这是一个理念，首先要确定这点。其依据是:劳动 必须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统一，而农民工的现状是 劳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拆分”的，农民工没有当然的权利获取诸如义务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医 疗等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集体消费 品;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消费为城市社会经 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拥有的权利是依附在 其劳动创造的价值和作为纳税人的贡献中的，而 农民工的现状是贡献和创造与回报和权利是“拆 分”的。

　　我们强调劳动赋权，一可以消除“拆分”，二可 以弱化赋权过程的地方行政干预能力。当然我们 承认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需要政府行政的推动， 但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不是一个概念。树立了这 个理念就能弱化行政干预的能力;三可以提高农 民工的权利主体意识，约束资本在实践农民工权 利方面的“不轨行为”;四有助于减少农民工行为 的短期化，促进其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城市工作生 活的自我约束，即遵循城市的法规。有了这样四个 方面，才能加快其实现工人阶级化和市民化的转 变。

　　当然，这很虚，怎么去赋权呢?我们有个设想， 首先，确定的理念是劳动是农民工获取权利的唯 一依据。但第二点也要看到，在中国现有国情下， 权利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尤其是满足市民权利的 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是逐步提高的。那么，劳动赋 权的制度设计依据是以是否参加城市劳动和劳动 时间为依据来分享各种权利。即只要农民工在城 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就有 权利来分享。确定农民工的劳动，是以农民工是否 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缴纳强制性保险为凭据。当有 稳定的工作后，他就有权利来分享小孩的读书问 题。我们公立的学校现在开始有剩余的学位，虽然 不多，这些学位的分配目前基本还是属于货币的 分配，即外来人就需要缴费。这样，这些学位也就 意味著向有钱人开放。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公立学 校不能因家长钱的多少来决定谁的小孩有优先读 书的权利。我们承认学位是少的，只能向少部分人开放，但选择的依据必须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 是，所有没有户籍的人口依他们在当地的劳动和 缴纳保险的时间来决定。而且这样做可以增强农 民工的合同意识。当我们告诉你如果你有 10 年的 合同，缴了 10 年的保险，可以转户口，那些想要城 市户口的人会非常在意劳动合同，会非常在意自 己的劳动保险，不会轻易退保。但如果没有期望， 子女教育也没有期望，户口也没期望，那农民工就 不会太关注这个东西。其实当一个人缴够了 15 年 的保险，对于城市来讲是没有负担的。这个制度对 政府压力相对不那么强，但至少给了农民选择的 权利。市民权利是公共产品，应该以平等权利来分 配。在户籍制度还不可能马上取消的现阶段，同样 以在当地稳定工作的时间为基本尺度 (可能还要 考虑稳定的居所、无犯罪记录等)决定户籍获取的 权利，从而为农民工的入户提供一条通道。我们做的研究表明，打工人的规模与要入户的人的规模 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以打工人的规模来考虑我 们这个城市是不是有这么多人要户口，这是不同 的概念。但这至少可以改变现阶段只以文凭、投资 为依据，实际上只向精英开放的入户制度。在农民 工的社会保障权方面，政府其实只起个担保作用。 而恰恰在公民权与市民权这块是需要政府提供公 共产品的。这一块的推进反而是最难的，因为需要 政府拿钱。我的观点是，这不能一日实现，但需要 制定一个公平的制度，即所有的公共产品对每个 阶层都有公平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建立在劳动赋 权的理念上。

　　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 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潘 毅 卢晖临 张慧鹏

　　[内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 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 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 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 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

　　但不能没有工钱

　　工人不再沉默无语

　　只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你的付出

　　改变了城市的容颜

　　劳动权利一定要争取

　　团结起来讨工钱

　　——建筑工人大军改编的《讨薪之歌》

　　2008 年 6 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1，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著老板发工资，家 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 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 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一星期前，老张代表十多个工人向包工头提出了结清工资的请求， 当时包工头满口应允。眼看约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头却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再 等一等。工人们很生气，但拿不到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再等两天。

　　最后的期限到了，却不见包工头的影子，工人们来到建筑公司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经 理给包工头打电话，让他赶紧来处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来了老板娘，工人们把她团 团围住，让她结工资。老板娘说工程没有完工，不能给钱，要工人们收完麦子再回来，把活 干完才能给工钱。工人们愤怒了，一个工人把吃饭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 为老板娘是女人的话，工人们恐怕早就动手了。几个工人去买了锤头，扬言要去砸了自己 干的活。还有工人威胁说要去劳动局告老板。老张对老板娘说，必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 题，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 11 点，包工头派人送来 3 万块钱，说是过两天再给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 北京再一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只好把这些钱先发给工人，让他们先回家收麦子，自己 留在工地上等著拿剩下的钱。夜里两点多，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桃源村的这一幕令人心酸和愤怒，却一而再地在全国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常见的情 况是，包工头想方设法把工人打发回家，承诺年底结清工资，甚至给工人打下欠条，而到 年底工人追讨工资时却困难重重，包工头要么以没钱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认 账。几乎每个建筑工人都有过讨工资的经历，可以说，工资拖欠成了建筑行业的顽疾。分 析工资拖欠牵连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放宽视野，直面建筑工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引入阶级这一既老套又新鲜的视角。

　　一、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20 世纪中期以 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 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 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 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 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 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 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 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 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 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 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 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3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 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 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开展阶级行动了。4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 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 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 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 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5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 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 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

　　“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 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 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 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 果，而且有著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 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 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 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 随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 三十年来，这一群体的劳动和生活处境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更成为本土社会学共同 关注的一个宏大课题。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 要问题上，却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 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 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 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 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 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 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 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背后的剥削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说法:“判断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国的国情，尤其得弄明白我 们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可是农民工却认为，这总比俺农村强，竟喜欢受剥削。何止农民工 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愿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 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 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 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 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 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 实质性变革。在一篇名为《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文章中，沉原提出了一个理 解农民工问题的阶级视角，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 免地导致劳动剥削。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正在形成的马克 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6吊诡的是，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 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 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 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 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 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两年来，我们对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研究——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感，活生生的劳 动、生活及抗争经验——让我们不由不重拾“不合时宜”的阶级视野。我们注意到阶级结 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从自在到自为是一条充满荆棘、与主流意 识形态不断角力的艰难历程，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取消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 们更进一步体会到阶级视野对于本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因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而产生的对立关系概念。对立的两方 中一方是资本家，他们靠榨取劳动剩余获得资本增殖，并通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 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另一方是雇佣工人，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活 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涵义在于它拥有双重意义的自由:“一 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 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7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阶级结构上，他强调的是工人阶 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内在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却没有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形成， 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倾向如何影响其集体行动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并没 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阶级形成机制的微观学说，在此，我们引入汤普森和卡兹尼尔森(I. Katznelson)的论述进行补充。 《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致力解决的正是阶级形成机制问题。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形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来一样”，他强调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动性， 特别地突出工人劳动和生活经验在阶级意识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强调 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将历史停顿在一个定点上，那么那里是没 有阶级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当多不同经验的个人而已……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 中间自己定义出来的，而且在最后，这也是唯一的定义”。因此，“阶级本身并不是一个事 物(thing)，它是一个发生的过程(happening)”。8汤普森将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理解为阶 级斗争的过程，只有透过长期的冲突，透过斗争中的经验与学习，阶级形成才能够最终完 成。

　　卡兹尼尔森在对德、法、美等多个国家阶级形成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进一步提 出理解阶级形成的四个层面，即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性情倾向、集体行动。9他指出， 在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空下，阶级形成会呈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样式，但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为阶级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它确定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位置， 简言之，它奠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连同社会经济组织，构成了理解阶级形 成的社会经济层面，这两个层面所确立的阶级地图，主要是一个人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 的客观位置，他的劳动、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阶级地图中，尚无法找到意识、文 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这两个层面恰恰弥补了这一重要缺失。性情倾向 是工人在劳动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们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体 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认识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变的判断。卡兹尼尔森 特别提出集体行动层面，是考虑到分享共同性情倾向的工人未必会自动走向共同的集体 行动。工人以运动和组织的形式展开集体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个 不断克服障碍的动员过程和成就。性情倾向与集体行动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层面，将其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幅理解阶级形成的更为完整同时 又更为复杂的图景。

　　三、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前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 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10 轰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增 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 2008 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 10%。讹辑辊然而，像老张这样在大工地上 挥洒血汗的建筑工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关注。

　　2007 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 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 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 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 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 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 到建筑工地和这些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著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 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 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 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在两年多时间里，我 们重点探访了北京的 5 个工地，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他们大部分 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 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 所有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我们的研究不 仅仅停留在工地上，我们还利用春节和麦收、秋收的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 家乡。我们先后进行了 3 次下乡调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台共 4 个农村。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根据 2009 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 年 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 3901.1 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借鉴 马克思和西方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 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 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重要特点。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 村联系更为紧密，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 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与反抗。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而工人又是如何进行抗争的。建筑工人的抗争具有怎样的特点?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 体验如何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国家和资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兴工人阶级?他们将具有 怎样的阶级身份与主体性?我们将在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四、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既有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似的一面，又有著自身的历史特 殊性。历经三十年，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一个庞大的雇佣劳 动者队伍陷入到“半无产阶级化”的困境中。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著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 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 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 主义的，他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 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讹輰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改革 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 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 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出现是马克思的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 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的“劳动从属于 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 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 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 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 属”的过程，这意味著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视野出发，理解今天的建筑业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 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虽然绝大多数建筑业 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一块田地，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与一个 世纪前列宁分析的俄国的农村无产阶级没有分别，“(他们拥有的) 小块土地的经营规模 微不足道，而且经济完全处于衰落的状态中，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 低下，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讹輱辊但从身份角度看，中国的农民工则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 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们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 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 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和生 产资料相分离，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 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 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恰恰在于它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 国家体制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就已经把他 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在他们进入城市的生产 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处于“半无产阶级化” 的当代中国农民工身份政治的奥秘。这是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 资本所利用，成为更好地控制和剥夺建筑工人的基础。

　　五、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建筑业改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 发展，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已经通过改制，转变经营方式，其目标从追求社会效益 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其劳动关系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进而，中国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 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 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 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 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 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建筑业是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自 1980 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 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 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 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 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 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讹輲辊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建筑行业用工体制的变化。按照国家的改革方 案，国营建筑企业一方面大量使用农村劳务承包队，另一方面大量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为 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 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著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 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 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六、分包劳动体制与劳动控制

　　在当前的中国，建筑工人属于典型的雇佣劳动者;而建筑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则 将工人带入到一种劳动关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既有普遍特征，又体 现出中国特色。

　　在今天的建筑行业里，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 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在这种体制下，数千万的农民 工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这些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 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层层分包是当前中国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 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 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最少的 涉及四层，最多的超过十多层。如图 1 所示，我们以简化的五层承包体制来进一步说明该 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 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 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 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 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 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 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 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 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 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 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 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

　　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 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或带工讹輴辊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 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 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 算。

　　建筑业的分包劳动体制，对于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抗争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层层分包，谁是老板?

　　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工人通过老乡的介绍进入工地，跟著包工头干活，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头接触，将包工头当成自己的老板。层层分包、转包之后，大 大小小的包工头横亘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它导致的直接后 果是，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

　　2009 年 3 月，在北京温泉镇北辰工地上，建筑工人史东东在寒风中爬上了高高的塔 吊，以死相威胁，意在讨回自己的工伤赔偿。史东东来自江苏，2008 年 10 月跟著同乡包工 头李龙发来到北京北辰工地做木工，工程总承包商是北京六建集团，劳务公司是北京鸿 佳建筑工程公司。和其他工人一样，当初史东东只认识自己的包工头，也就是他的老乡李 龙发，至于开发商、承包商、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一概不知。2008 年12 月，史东东在 10 米高空作业时从楼上摔下，医生诊断为腰骨爆裂。想不到遭受工伤之后， 公司的项目经理拒不承认史东东是他们的工人，称史东东是包工头李龙发找来的，应该 由李龙发负责，和公司没有关系。史东东去了两次劳动局，工作人员都以没有劳动合同、 证据不足为理由不予受理。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人身份， 史东东费劲了周折。

　　(二)化整为零，分化瓦解 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劳动关系，还将整个工人队伍化整为零，分化瓦解，从而削弱了工人抗争的力量。事实上，以专业分包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方式作为后福特 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众多行业都有体现，但在建筑业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层层分包 的用工体制不但实现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在将工程分解的同时，也导致工人的分化，让资 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层层分包的体制先是将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队，同时在同一个包工队内部也造成分 化。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包工队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分别由不同的带工带领著。虽 然他们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样的活，平时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地 缘网络为纽带，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时候同一宿舍住著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 交流却很少。加上工人们流动频繁，不同地方的人难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难以建立。在桃 源村的工地上，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带工老靳告诉我们，老板通常会选择不同地方的工 人，这样即便一部分工人闹事，其他工人也不会跟著闹，不至于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

　　(三)乡缘关系的挪用

　　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 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 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

　　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而是拖到工程结束之后 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资。原本是生产领域的矛盾被转移到生产领域之外，削 弱了工人抗争的意识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涉及到直接的经济利益问 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清楚，而回到农村社区之后，所处的环境变了，工人和老板之 间的乡缘、朋友的关系更加凸显，受到乡土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熟人社会，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乡土社会的规范可以约束包工头，同样也对 工人具有约束作用。人们顾及面子，总不好撕破脸皮，把事情做得太绝。在河北尧村，很多 人向我们展示陈年的欠条，而拖欠者大多是同乡包工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告诉我们， 他每到过年的时候都到包工头家去要拖欠的工资，但包工头总是说没有钱，一年年下来， 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现代社会中的乡缘关系，竟然 成为现代社会中资本追逐最大利益加以挪用的资源。

　　总结起来，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 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 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 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著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 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

　　遮蔽性作为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早就作出过深刻的分 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是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讹輵辊。然而，建筑行业的遮蔽性却多 了另外一层含义，资本不但要掩盖剩余价值，更要掩盖劳动关系，遮蔽农民工的工人身 份，以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体现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 强度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即工资的按时发放却不是主要 问题。但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却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兑现的。通过 拖欠，资本以最廉价的方式获取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包劳动体制的存在，使得今天的 建筑工人在事实上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他们的劳动关系却被一层一层 地遮蔽，最终陷入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

　　七、与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为了追 逐利润胆敢犯下任何罪行。讹輶辊而资本的利润最终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 值，资本主义生产从本质上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就像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驱使资本 家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当资 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突破工人的底线的时候，就会激起工人的反抗。

　　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 18 世纪英国工厂的情况，但在 21 世纪的中 国，在建筑行业，我们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房地产业兴起只有十多年的时间，然而 这十多年却是一个财富迅速膨胀的时期，地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在地产资本和 建筑资本一夜暴富的同时，广大的建筑工人陷入了毫无保障可言的境地。建筑行业层层 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 处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忍受著最强烈的压迫。在老板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们却 不得不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然而即便这点工资，工人们 都很难顺利拿到，有的不得不采取爬塔吊、堵马路等暴力方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8 年 6 月 1 日，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张他们向老板追讨工资的同时，另一群工 人也在追讨工资，他们来自河北邢台，从开春到麦熟已经在工地上干了 3 个月，还没有拿 到一分工钱。

　　包工头还没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于是就利用老乡的关系，极力安抚工人继续工作， 承诺等工程一结束就发工钱。工人和包工头是老乡，看到包工头如此肯定的态度，碍于老 乡的情面，工人们答应继续干活。

　　活干完后，工人们又开始催钱，包工头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钱，但公司总是以钱未到帐 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们去找建委，建委的人说没有劳动合同，管不了。

　　“怎么办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 3 个月，到最后不给钱，让农民怎么过日子?”小芳是 个年轻的女工，显得很焦虑。

　　“放心，不给钱就跟他拼了，敢不给钱?” 另一名女工王蓉却显得很坚决。在工地上，女 工承受著更大的压力，她们只能做小工，哪怕 和男工干一样的活，工资也比男工低很多。

　　“前 3 个月时间拼命干活，后 1 个月时间等著 要钱，打工容易吗?干活的时候头头们一个比 一个会抓紧，给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会推， 可恶!”王蓉愤愤难平。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们现 在要钱要理直气壮。”工人们气愤地说。

　　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他们人数太少， 于是小波联系了在北京昌平干活的同乡，请 他们过来支援。

　　小波说:“明天咱们的大部队就来了，咱们要好好闹一回，让他们知道工人并不是好欺负的。”6 月 8 日一大早，同乡们赶了过来，这次，他们决定挂著牌子去堵马路，牌子上书写著“还我们血汗钱，回家去收麦”。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建筑行业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立性的阶级结构，然而，中国建筑业广泛采用的分包劳动体制，即卡兹尼尔森阶级分析框架中的 社会经济组织，在建筑工人那里发挥了遮蔽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作用。层层分包的劳 动体制，复杂的承包链条，尤其是包工头的存在，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使得工人难以 认清真正的老板。一方面，分包劳动体制利用乡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压抑、缓解和转化劳动 现场中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结构中内在的利益对立 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是从第一天就将矛盾和冲突推延积累，直至最后的爆发。分包劳动体 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使得资本的剥削程度被推到极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身体的 界限，使得工资发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成为问题，最终将工 人推到无法生存的绝境，反而激发了工人的绝地反击。讨工钱这一看似最简单的经济斗 争，让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隐蔽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清晰地呈现在工人眼前。

　　在汤普森的理解中，阶级意识并不是先于抗争而存在的，阶级意识与抗争是相互交 织、密不可分的，“(工人)经历了剥削，他们认识了对立利益，他们针对这些议题展开斗 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各自发现他们自己是阶级，他们知道了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 识。阶级和阶级意识经常出现在历史过程的最后而不是最初阶段。”讹輷辊可是，中国建筑行业的社会经济组织，使得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具有它的特殊性 与复杂性。我们看到，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经常让工人产生对老板的不满和怨恨，但这 仍然是一种处于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零碎、模糊、多变，并且时时遭遇工地上的分包劳 动体制的稀释和扼杀。工人与包工头乡缘纽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工人可以承受其他行 业难以想象的劳动条件和剥削程度，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不满和怨恨经常停留在包工头 身上，并随著包工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转化。于是，阶级意识与乡缘意识经常处于纠缠 和错位状态中，使得明晰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困难重重。可是，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总 是将包工头推入到一个无法化解矛盾的境地。工人的不满和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了 辛苦劳动的工资都无法拿到的关头，爆发为行动，乡缘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剥落。 在“还我们血汗钱”等诉求引导的讨工钱的行动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怨恨 在最后的关头爆发，使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讨要工资的抗争行动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怨恨的激发，它也将这些弥散的怨恨引导到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使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复杂纠结，模糊的阶级意识逐渐尖锐化、明 朗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他们认清了老板的真实面目，也认清了工 人和老板之间的区别，这种经历为以后的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八、工人行动的政治化

　　以往的工人阶级研究，经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工人的抗争到底是经济性 还是政治性的，把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争取提高工资等抗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 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置于简单对立的状态，并赋予工人的阶级行动内在的目的论，即 阶级行动最终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终极 目标。

　　现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拖欠而展开的经济领 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都可以将它们称作 经济斗争。但是，在工人讨要工资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工人行动总是处于一种不 断政治化的过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人行动，都涉及到将单个的工人团结起来进 行集体抗争的复杂过程;第二，工人在抗争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发生关系，他们要么 直接求助于政府并与相关部门交锋，要么援引相关法律和政策对抗资本，无论是哪一种 方式，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于国家和制度的认识。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背景下， 国家与资本密切交织，工人行动的政治化更是无法避免。

　　当工人受到工伤无法获得赔偿，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找政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然而，在抗争过程中， 工人目睹政府部门在劳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经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反差之后，对于政 府的看法和认识总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008 年春节过后，河北石家庄的 8 名工人来到北京马连洼亿城工地打工。按照当初 他们和包工头的约定，每人每天 85 元。后来，他们的包工头跑了，公司项目部的管理人员 要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并承诺一定发工资。工程完工时，公司发给每人 500 元路费让他们 回家，却不给工资。

　　工人们不同意，说如果不能拿到工资，就要去劳动局告状。公司扬言“:爱到哪告到哪 告，告到劳动局也不怕。”于是工人们来到街道办事处的劳动科，工作人员首先向他们索 要劳动合同，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劳动合同。工作人员说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 准，分别按每人每天 35 元、45 元和 65 元不等的标准结算工资，并扣除每天10 元钱的伙 食费。工人不答应，坚持按照当初的约定结算工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工人的要求:

　　你想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没有这个可能。我知道，这活儿没法干，这个人(包工 头)走了，找不著了，这是个事实吧。找不著怎么办?这要找他们上一级机关单位对不对 ……工资不能都给你们，因为这个问题啊，也有咱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直接老板(指 包工头)走了，找不著了，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处理。讹輮辇街道劳动科的答复让工人们很不满意。工人代表刘小兵不明白，为什么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刘小兵不明白国家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又总是说 要维护农民工权益，为什么建筑工地上一点都不按法律办事:“现在国家法律很明确了，8 小时工作制，什么双休日工资翻倍啊，在工地上面还是这样，一天还是十几个小时，吃的 也还是这个饭，住的也是最破的……”和刘小兵他们一起讨工资的还有河南林州的工人马斌，他孤单一个人，更没有办法 争取自己的工资，共同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从劳动科出来，他们都感到很气愤。马斌 感慨道“:不知道这些执法者啊到底是帮工人呢还是帮老板呢?”刘小兵说的更直白:“我 觉得啊，官儿和有钱人近，官帮有钱人，谁有钱帮谁，是吧。”街道劳动科的人不管，他们又找到上一级——海淀区劳动局。工作人员依然坚持在 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结算工资。

　　马斌气愤到了极点:“最起码我是特种作业吧，我说你打听一下子，我这特种作业，低 压电工一天给多少钱?”“你别跟我说市场价，市场价 30 块钱我还能找到人干活呢……” 工作人员如此回答。马斌无语。

　　资本的嚣张和国家的不作为，把工人逼上绝境。次日，工人们将行动升级，把工地仓 库和项目部的大门锁上，不让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想以此迫使公司发工资。

　　项目经理报了警，一位警察很快赶过来，了解情况后对刘小兵等人说:“要钱归要钱， 要钱很正常，不过你这个手段不应该影响人家正常生产。”警察把刘小兵和另一名工人带 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连哄带吓，劝工人们接受劳动部门给的条件，赶紧拿钱走人，否则就 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刑事拘留。工人不同意，警察就把工人关在派出所，从上午 11 点 一直关到下午两点半，直到项目经理过来，才放他们回去。公司只答应给每个人按每天 65 元结算工资，工人不同意，见工人态度坚决，公司不想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工人提出 的要求。当晚，所有工人拿到了所有的工钱。

　　这次行动让工人们对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 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建筑工地上的讨工资事件，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国家卷入其中，在此，工人行动 的政治性非常明显，正如列宁一个世纪前评论的一样:

　　工人群体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 能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是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 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 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问题。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 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讹辑辇考察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冲突，不能忽视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的结构性作用，汤普森、卡兹尼尔森补充了阶级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布洛 威则提醒我们注意影响劳动关系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家为规范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 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治理手段讹輰辇。简言之，对劳动控制与抗争的探究，不但需要我们了 解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微观运作，更需要我们了解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 作。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中国，其国家性质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 多，它既承载著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遗产，同时又成为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导航者，这使得它的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在面对频繁的劳资冲突时，它 必须以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形象出现，甚至经常出台一些较西方超前的法律法规;另一方 面，在实际处理劳动纠纷时，地方政府又因其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漠视劳动者的权 利，致使相关的法律法规落空，暴露出国家阶级属性亲资本的一面。

　　2003 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下发文件， 要求相关部门整治建筑工程非法转包、保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切实解决建筑工人 的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建立专用账户，到发放形式、发放 工作的整个操作流程，无所不包，细致入微，但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被架空。讹輱辇国家给 了工人美好的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求助政府部门的时候，却又一次次失 望而归。

　　国家角色的内在紧张，令工人行动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现激进化的倾向。 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更 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 到权益侵害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的方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 体行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行政渠道是用来调和劳资矛盾、规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制度 设计，当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其实也暗含著类似的考虑;吊诡的 是，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 推向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 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

　　九、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 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 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 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 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讹輲辇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 / 受控的力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 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讹辏辇，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 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 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 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讹輴辇，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力量”而言， 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建筑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 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 动能力;其二，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 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 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建筑工地上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 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

　　2009 年 8 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北辰工地上，来自河北的 7 名工人与来自河南的 8 名 工人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跟著一个来自江苏的老板干活。他们都是木工，从开春到 8 月 底，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虽然有乡音、地域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但在朝夕相处中他们 还是建立起了信任关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出来打工的，都是给同一个老板干 活，平时都相互照顾，也不分谁是哪个地方的。”8 月底，工程完工了，河北工人决定不再干下去，就去找老板结清工资。和其他工地 上的情况一样，老板百般推脱，说是要年底才能结清工资。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担心 人数太少，斗不过老板，于是就动员河南工人加入。他们一起来到劳动局信访办投诉。

　　两天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员来到北辰工地，找到包工头以及劳务公司和建筑公司 的项目经理，要求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工资。大小老板们都叫苦连天，推脱没有钱，要工人 们等一等。工人不答应，一个工人扬言要爬塔吊，被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制止了。工人和老 板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担保，每人先领 1000 元，剩下的由包工头打下 欠条，等到 31 日当场结清。

　　有劳动局的承诺，工人们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 南的工人决定继续呆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资。河南的工人在北京南郊找到了新的工程，邀 请河北工人一起干。

　　31 日上午，河北和河南的 15 名工人从南郊赶往北辰工地，为壮大力量，河北工人还 叫来了之前跟著同一个老板干活而中途没有拿到工资的 5 名工人，让他们从老家河北定 兴赶过来。这样，人数增加到 20 人，大家很齐心，表示拿不到工资誓不罢休。

　　在他们即将到达工地的时候，接到包工头的短信，说当天钱不够，要第二天才能给 钱。工人们一下子愤怒了。

　　“就得跟他们干，不能太软了，劳动局得给个说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让他写个条子， 说我管不了。”“我们去要钱，又不犯法，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劳动局不给解 决就去静坐去。”在对老板的愤恨情绪中，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下午两点钟，劳动局的人赶来了，公司却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在工人们激愤的抗议声 中，公司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劳动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兑现承诺。僵持了很长时 间，公司答应给每个人 150 元作为路费和住宿费之后，工人才答应再宽限一天，并且要公 司当众承诺，如果第二天还不能给钱，就给每个工人多加 1000 元。第二天，工人们顺利地 拿到了工钱。

　　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著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在夹缝 中生存，如何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 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 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著你，有钱也不给你。”包工制度建立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在工人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一方面，乡缘意识一 定程度上维系了包工队内部的团结，与包工头之间的乡缘纽带更是建筑行业拖欠工资得 以可能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乡缘意识也造成建筑工地上不同包工队工人之间的 分隔，来自不同地域的工人甚至在日常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时常产生纠纷。但是，一旦进入 讨要工资的环节，包工头难以满足工人要求，资本从幕后走上前台，真正的老板出现，劳 资双方正面碰撞时，乡缘意识就不再是资本利用包工制度约束工人阶级意识的枷锁，反 而成为工人迅速团结的社会基础。正如裴宜理曾经指出的，乡缘、技术、性别等造成工人 分裂的因素，同样可以推动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讹輵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讨要工资的抗争 中，工人经常从附近工地甚至老家调来同乡工友壮大声势，在缺乏工会等组织的支持下， 乡缘关系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最重要的组织依托。在本节的个案中，面临共同的工资拖欠， 来自河北、河南的工人一方面各自在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又超越乡缘 意识实现了更大的联合。资本的残酷剥削，共同的利益，加上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累的共 同不满和怨恨，使这种联合成为可能。

　　由于农民工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的分离，没有办法形成工人社区来承载、累积斗争 力量，也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组织基础，现阶段建筑工人难以以城市为基地开展长久的、大 规模的、组织化的抗争，集体行动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式的特征，达到直接的目 标之后即告终结，一场典型的讨工资的抗争往往维持不过几天，参与人数通常不超过百 人。由于讨工资通常发生在建筑工程行将或已经竣工的时候，工人要么已经脱离生产领 域，要么难以对生产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工人的集体行动往往不是采取罢工的方式， 而是选择多种多样“闹”的方式，这些集体行动虽然规模小，但往往采取极端化甚至充满 暴力的手段，或者冲击项目部围堵具体的管理人员，或者转而围堵售楼部，或者爬吊塔、堵马路，呈现出与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 十、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老张、小波、史东东、刘小兵……这些来自河北、河南、江苏的普通农民，当他们最初 离开家乡走入城市工地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改换一种谋生方式，在土地之外讨生活而已。 吃苦、受累，甚至受委屈，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准备之中，但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现时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注定要将他们推入一个阶级主体锻造的历程中。

　　在建筑工人走入城市之前，城乡分割的历史遗产连同国家的发展主义战略，已经将 他们打造成为残缺不全的劳动主体，这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利意识、生活期望以及可用 资源，反过来，这为地产及建筑资本控制及剥夺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就连建筑工人唯一 可以凭籍的乡缘关系，当遭遇强大而贪婪的资本时，也在分包劳动体制之下沦为资本追 逐利润的利器。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造成了哪怕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 难得一见的严重而又普遍的工资拖欠现象和残酷剥削。

　　在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 剥削和压迫，体会到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建筑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 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他们的情感本质上正是一种阶 级情感。然而在当今的中国，阶级语言早已经被打上极左的标签，成为整个社会的禁忌， 阶级主体也因此患上了失语症讹輶辇。现代性的话语喧嚣湮没了底层的声音，建筑工人没有 办法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合法的语言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 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因此更多地以对于包工头、管理人员的不满和怨恨 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们至多是一种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模糊、零碎，并且经常因与乡缘 意识的纠结而变得复杂多变，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之路充满荆棘。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本文开篇引用的这首《讨薪之歌》所揭 示的，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承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 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著工人心中的 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著，但并没有 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 量。当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当工人受工伤却没人管的时候，包工头与 工人老乡关系的温情面纱瞬间滑落，隐于幕后的资本被迫走上前台，乡缘关系再也难以 掩盖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正是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 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 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在中国农民工群体中，建筑工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很多人连初中的学堂 都没有迈进过，更谈不上去读马克思列宁的鸿篇巨著，也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自外部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打工生活，尤其 是与资本持续不断的抗争，就如同一个熔炉，终将它们模糊、零散的不满和怨恨锻造成为 阶级对立的意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利益对立，以及资本残酷的剥削，使得建 筑工人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能够突破诸多结构性障碍和压制，摆脱社会经济组织(分 包劳动体制)、主流话语以及他们的农民工身份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完全自发的反抗行 动中(主要是讨要工资的集体行动)塑造出明确的阶级意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后马克 思主义者殚精竭虑思考的“为什么不”的问题，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逻 辑关系再清楚不过地呈现出来。

　　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很难确定一个僵硬的评判标准，与汤普森描述的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程相比较，我们看到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大多为零碎的野猫 式抗争，虽然频繁发生，但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相互之间的呼应和联合，更没有形成任何坚 实的组织基础，工人的团结还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 抗争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阶级形成尚处在一个初生的阶段中。

　　每到开春，一个个工地在机器轰鸣声中开工，掀起阵阵尘土，地表仿佛被撕开一道道 伤口。及至岁末，一个个工地又在一片静寂中完工，地表的伤口弥合，留下的是一栋栋或 宏伟或精美的建筑，而那些工地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 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 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 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 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 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 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著阶级主体一次 重生的机会。

　　本文作者对连佳佳、刘静、李大君、刘晓红、周丽娟、李庆素、小强、李丁、张劼颖、王 敦猛、朱倩等人为本研究成果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万分的谢意。本项研究受到以下课题的 支持: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KRGC)研究项目“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华南地区宿 舍劳动体制下集体行动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 认同”(批准号 06CSH009)，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新一 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阶级与公民意识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