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横扫中国、蔓延世界。新冠疫情已经导致逾四百万人染病，近30万人死亡（本文写于二零二零年初），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与财产损失无可计数。

    这场世纪巨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数十万条生命不能白白逝去，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遭重创、数十亿人的生计被波及和打击，也不能没有个说法。如果没有追责，这样的悲剧就很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告慰逝者和伤者，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追究本次疫情中各环节尤其发端期间失职渎职者的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不可不做的。

疫情初露獠牙时中共当局的隐瞒与对发出警示者的打压

    众所周知，在去年12月即疫情早期爆发时，曾经有中国医疗专业人员以不同方式发出了警告。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向同事和同学传递了关于新冠肺炎（当时还被称作“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其中有“SARS冠状病毒（准确说本次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壹个变种，即‘SARS-Cov-2’）”字眼，并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此后不久，艾芬就遭到了医院纪委（即事业单位中负责党纪的机构）的约谈，约谈期间被严厉斥责，如被训斥“无组织无纪律”等。而参与传播的8位医生也被警方训诫。他们后来也分别被称为“发哨人”和“吹哨人”。

   此后，武汉卫健委及第壹批赴汉中央专家组均宣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暗示只有直接接触或食用野生动物才会患病而不会人际传播。官方通报的“不明肺炎”确诊病例长期在两位数徘徊，与后来证实的当时实际感染者数量天差地别。同时，包括央视在内的官媒，还以义正言辞的口气播发了对8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新闻，称武汉爆发SARS病毒是“谣言”，以稳定人心。而很有分量的官媒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文章《莫让流言冲淡春节的年味》，也代表著当时的中共官方对于疫情的态度。面对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的双重危机，当时的中共当局选择隐瞒疫情、淡化危险、避免民众恐慌，试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

抗疫关键期中共当局采用的残酷手段及其恶果

    直到1月下旬，疫情走向失控后，中共当局才急忙采取措施补救。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在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以此为分界点，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态度由隐瞒、淡化，转向不惜壹切代价严控。而这“代价”包括了国民基本的生存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平等权、迁徙自由权、免于匮乏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等。

     很快，各种封锁和隔离措施从武汉市、湖北省，推向全国。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全国采取了几乎是建国以来最强力的封锁和隔离措施。除医疗等特殊行业外，工厂停工、停产，商铺停业，学校停学，社会处于停摆状态。同时，在武汉，几乎所有市民均被关在各小区禁止出入，形同囚禁。在湖北以外，各地的官方和民间掀起了对湖北籍民众及常住湖北人士类似“集体猎巫”式的骚扰、刁难、驱逐。湖北省尤其武汉市的民众遭到了残酷的歧视和恶劣对待。许多滞留外地的湖北人没了容身之处。

    在近年来中共当局日益完善的“大数据”管控下，对湖北居民隐私的侵犯和泄露无处不在。隐私泄露后，就面临“壹刀切”的粗暴软禁和驱逐措施。这严重侵害了湖北人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权，破坏了来自湖北民众正常生活。壹些湖北籍人士的基本信息和行动轨迹被曝光于朋友圈和各种群组中，不仅横遭侮辱谩骂，还无法离境、返乡、工作、生活，甚至流落街头。而在湖北，外地打工者也露宿武汉等地街头，还被保安和市政人员暴力驱赶，忍饥挨饿。在疫情中，军警、保安人员、社区和村镇联防人员等各方面的管理者普遍使用粗暴甚至残忍的手段对待市民和村民，“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比比皆是，但无壹例被处罚，日常的法纪处于休克状态。

    “壹刀切”和过于严酷的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国民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国民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著的贫民。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实行如中国这样的抗疫“休克疗法”，而是允许部分行业正常营业，或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营业。如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严格防疫如保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正常营业。其他如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及欧美大多数地区，均以折中温和的方式兼顾了防疫和民生。

   中国采取的彻底停摆，的确更有利于遏制疫情，但严重损害了国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民生活动，得不偿失。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第壹季度经济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其对中国本就严峻的经济、就业、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在中国这种防疫的“休克疗法”下，农民工和底层市民受害尤其严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保障。相较于欧美及壹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壹分钱的救助，非国企的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

    各行各业的停摆也让国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没有供给或供给极少，导致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短缺，物价飞涨。而由政府配给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务员尤其警察等强制力机构人员配给品中时鲜果蔬齐全，平民只能十元买到壹根萝卜、壹颗白菜、两颗土豆等共三样菜品组成的“爱心菜”包裹且时常断货。

    更为恶劣的是，全国各地大批滞留于外地、需要被隔离14天甚至更久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甚至上千元，对于本就没了收入的民众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几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因为保安不允许躺下，只能坐著睡）。

    而在高强度隔离下，老弱病残等极度弱势群体面临著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对此政府所做甚微，这些弱势者处于坐等死亡的状态。不许出门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无法像平常那样逃离和求助，导致许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

    这些悲惨情形，有些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当局纵容民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总之都是中共当局罔顾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生存权的例证，也是中共治下社会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体现。

疫情期间中共当局对舆论的操纵和打压

    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共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审查。虽然疫情中中国媒体出现了壹次揭弊的小高潮，涌现出不少优秀报道。但是对于触及到审查红线的报道或个人爆料，中共的舆论控制机构仍进行了激烈打压。例如有声称被医护人员虐待的新冠患者被删帖，当事人被逼道歉；反映武汉市内医疗调度混乱、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新闻被打压；在殡仪馆不允许逝者家属用手机拍摄惨况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那篇关于发出预警者艾芬的采访文章《发哨子的人》进行全网封杀，并引发了壹场审查与反审查的拉锯战和反审查的行为艺术。再后来，由官方授意的对揭露疫情期间种种黑暗的《方方日记》及方方本人的围攻，更是中共在疫情舆论战中最明显的手笔。

    最突出的，是对于三位“公民记者”即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的抓捕。这是中共当局使用暴力手段对新闻自由的直接侵犯。三人被以非法方式“失踪”，现今除李泽华获释外，陈秋实和方斌依旧下落不明。

    因此，无论是疫情爆发初期对疫情的隐瞒和淡化，还是后来过于严酷措施对公民人权的肆意侵犯，以及整个疫情期间及之后对舆论的打压和操纵，中共政权在涉及新冠疫情的事情上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当然，说到这里，壹定会有人（尤其是亲中共人士）认为，“那中共怎么做都是错的了？宽了不行，严了也不行，轻视不行、重视也不行？那怎么办？”以及“西方国家防疫更差，现在都死了几十万人了，中国反而控制了疫情，那么西方国家应不应该追责？世界各国的疫情都要中国负责吗？”等疑问。

    我下面就对这些必然产生的疑问进行详细解答。

从壹个极端到另壹个极端是双重错误

    首先，无论是隐瞒和淡化疫情，还是后来严酷的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的。不作为和“矫枉过正”的乱作为都是错的。走向两个极端的恶无法“相抵”、“归零”，恰相反，两个极端造成的危害是叠加的，都需要被追责和反思。

    如果在早期，从中共中央到武汉地方政府都公开疫情实情、积极采取措施防治，而不是隐瞒病毒危险性及有大规模传播扩散的危险，就可以将疫情扼杀在萌芽之中，控制于武汉地区之内，中国的感染人数会远低于现在，更不会造成世界大流行。自然的，也就根本不必要像2月及之后那样，选择以经济停摆、民生休克的方式抗疫，就不会有上亿人短期或长期失业，国民衣食住行也就不会受到如此之大的影响。

    另壹方面，即便在早期隐瞒疫情的情况下，如果中共当局后续采取有节制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折中的温和方式抗疫，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壹样，尽可能保持经济运转，必要的工业和服务业照常运行，就可以让失业人数大幅减少。如果允许国民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限的自由流动，就可以保障他们获取基本而相对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生活负担。同样，如果国家以巨资为失业者和弱势群体提供经济补助，对中小企业开放原本几乎只给国企的借贷服务，就能让平民和中小企业、个体户等弱势者、受疫情波及最严重的公民和机构有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还有，在对待武汉人、湖北人时，如果公权力积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舆论宣导上积极反歧视，就可以让这些原本就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做，虽然会使得对疫情的控制打折扣，不会像现在这样较快遏制疫情，感染者会更多壹些，但对于经济民生的恢复大有裨益，更保障了国民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拯救了更多因非新冠病毒而可能死亡的人们。因此，即便早期隐瞒疫情，中共还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将功赎罪”。

    可是，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与以上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的这壹切背道而驰。在建设与破坏中，他们选择了破坏；在提供救济和任人自生自灭中，他们拒绝救济；在应反民粹反歧视护平等时，他们选择纵容甚至支持歧视与排挤。他们选择牺牲国计民生、牺牲湖北居民，来实现对疫情的控制，继而维持社会稳定，获取抗疫政绩，以利于其独裁统治。

    因此，在隐瞒疫情、遮掩真相后，选择的不惜侵犯人权和破坏国计民生为代价的防疫，不是“纠错”，而是错上加错。1月下旬以来中共当局实行的极端化抗疫措施，虽然的确比西方国家更快更有力的遏制了疫情，但伤害了国计民生，给国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包括专家张文宏在内的多位学者均提到，仅仅从造成死亡这壹方面，封城、隔离及将所有医疗资源用于抗击新冠而不顾其他，造成的死亡就多于新冠。例如患有各种严重疾病的患者因医疗资源集中于新冠而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还有破产和负债导致的家破人亡。至于GDP和人均收入下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的大趋势，更是国际早就有的共识。

西方国家和中共当局抗疫方式的差异及同样抗疫不力本质上的区别

    如前所述，中共和亲中共人士，总是拿西方国家抗疫不力来为自己脱责和转移视线。在他们眼里，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疫情更为恶化，无论是人均患病率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超中国。言下之意是，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抗疫同样不力甚至更糟糕，所以西方没有资格指责中国、追责中国，中共体制也并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好。

    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从表面上看，例如看疫情数据，的确是欧美比中国更加严重，而且是在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失控，“现成的作业不会抄”。而从泛滥和蔓延的程度，中国更是取笑西方缺乏中国这种强力管控的能力，是西方民主国家治理的失败，是中国“东风压倒西风”的制度与模式胜利。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壹回事。

    首先，西方国家完全没有隐瞒疫情、欺骗公众，更没有压制媒体和专业人士的报道和呼吁。“透明度”是真相的前提，真相的呈现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或者说，只有公开事实真相，才能集思广益、权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与中国的“黑箱政治”、“黑箱抗疫”不同，西方国家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从未系统性的压制和操纵舆论，也基本没有公权力施压相关人士以隐瞒疫情状况。其抗疫不力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壹切得失对错都呈现给了公众，这本身就胜于“黑箱抗疫”百倍。没有透明度，里边就有亿万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肮脏的人和事；有了透明度，即便有许多肮脏，大众是知情的，是可以追责的、改变的、反思的。即便这次做的不如“黑箱”，但长远却可从中得到太多经验教训。西方公众对疫情有知情权、有批评权、有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这本身就胜于大肆禁言、抓人，制造寒蝉效应、壹切决策皆出于黑箱、壹切皆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的中国。再大的罪恶和悲剧，能被看见和批判，都好于壹切没有透明度、壹切被操纵限制约束下的各种罪与罚。没有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恶；不透明，就比新冠病毒还毒。

    第二，西方国家抗疫的效率和结果不如中国，是因为他们需要在防疫和民生之间折中、在管控和自由之间权衡。前面已提到，中国的防疫是牺牲了经济民生，是以更大比例民众失业、破产为代价的。而对于西方国家乃至大多数国家，不可能选择为了政绩和稳定而顾头不顾腚、拆东墙补西墙，而是要统筹兼顾遏制疫情与维持国民生计。他们不可能选择对国家封控下大量失业者不闻不问，不可能为了新冠这点感染率和死亡率让远高于此比例的人民陷入衣食无著的局面。因此，无论是进行封锁和隔离的决策还是执行力度，西方国家都有更多犹豫、更大宽松。这自然会导致防疫效率相对低下，但更好的保障了民生，或者说至少不让就业、国民收入等民生指数恶化的那么厉害。这显然是比中国更人道的抗疫方式。兼顾各方各领域，远好于民粹和威权引导下的壹刀切。

    还有，如果效仿中国的高强度管控，会牺牲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珍视的自由，会导致公权力扩张和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政治信条。人们更在乎自由和尊严，不愿为活命而失去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习惯于被管束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不知道自由与尊严为何物，或者至少觉得为保命应该牺牲这些。而对于大数据的监视与管控，国人既然无力反抗，更是坦然受之。而在西方，反对大数据侵犯隐私和干预生活，壹直是公民社会抗争的焦点。西方国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绝不允许有中国这样极具入侵性的“大数据”管控存在。

    不同的体制和文化下，中西方对于疫情下管控的力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是倾向于自由与尊严重于生命的。何况，新冠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其实是有限的，并不是人人都会死。在微小的死亡率与每个人基本的自由与尊严之间，西方政府尊重民意，不采取中国式高压管控，容许市民有限的自由活动，是值得称赞而非需要被谴责的。

    而更值得称赞的是，西方各国在疫情期间，均给民众发放大量现金，以“发钱”的方式助国民渡过难关，充分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履行了作为民选政府的责任。相对于中国在救急分配中对特权者锦上添花也不肯为平民雪中送炭的行径，西方壹直坚持重点救助受疫情更大、处境更恶劣的弱势群体。

    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民主体制下政府和社会机构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维护人民的自由与尊严。西方国家在疫情早期的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预防疫情蔓延，是出于国民权利、社会自由、经济民生等多方面的考虑，且其决策过程得到民主体制的确认，公开透明。而这都是专制黑箱的中共当局不能比拟的。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看法：“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公民可以批评政府的国家，和真相被压制的国家之间没有可比性。”

马克龙还指出，“考虑到这些差异、所做的选择以及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尊重中国，但我们不能那么天真地说，中国在应对疫情上做得好。” “很明显发生了壹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当然，西方各国抗疫不力，也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第壹，民主政治下公开透明决策中的失误，与专制政体下统治集团为壹己之私进行黑箱操作导致的罪恶，完全不在壹个层级；第二，西方各国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并不能抵消或代替中共当局应负的罪责。西方国家抗疫不力，其政府和相关人员自需承担责任，但抵消不了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端和源头上防治不力的责任。

责任在于谁？要向何人追责？

   根据现有信息，新冠病毒明显发端于武汉（至少是在武汉发生了第壹次集中爆发），并首先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爆发。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武汉市委市政府，是最需要为本次疫情负责的。

    而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壹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把武汉肺炎定为壹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的话明显在暗示，此前选择隐瞒疫情，是由于中央不许披露，责任在于中央。

    根据中国现行体制的运行规则，中国实行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尤其在重大事务上中央更是有最终拍板的权力。因此，周先旺所说的是可信的，即隐瞒疫情的始作俑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

   那么，武汉市政府的“中央”是国务院，也就是说责任是李克强及相关的下属人员。真的是这样吗？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党都在政府之上，且中央尤甚。而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权力极度膨胀，成为自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党的领袖、国家领导人，连邓小平都没有习这样的集权。相对而言，作为总理的李克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弱势的总理”。

    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务，李克强恐怕是难以拍板的。而且以他的执政风格，可能更倾向于较公开透明的处理，而非捂事压事。因此，真正导致疫情初期新冠传播被隐瞒、“发哨人”被约谈、“吹哨人”被训诫，舆论噤若寒蝉、附和太平的，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中国现今的最高领导人、集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与壹身的红色帝王--习近平。

   202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严峻。40年来改革开放的各种“红利”已消耗殆尽，经济下行已成不争事实。同时，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达到惊人地步，医改、教改失败，住房和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极大困扰著绝大多数国民。而2020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中美贸易战又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种压力之下，维稳和保增长成为习近平政权最重要的两项任务。

    因此，面对新冠疫情，习近平及其核心统治集团必然不希望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并为下壹年党庆百年献礼，选择压制舆论、恐吓医疗专业人员，试图让“不明肺炎”悄悄消失，自然会成为习近平政权的选择。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约谈和训诫，以及后来对舆论的打压、各种删帖封号，还有官媒粉饰太平的鼓噪。

    正是因为这些“人祸”，开启了新冠病毒疯狂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导致了在中国染病八万死亡4600、在世界染病四百万死亡近30万的惨剧。

    而后来的极端抗疫中侵犯人权和酿成经济民生危机，习近平同样是第壹责任人。作为保守、强硬、僵化的领袖，其执政风格体现在其执政以来的众多事件和发展历程中，从“党媒姓党”到“七不讲”，再到驱逐“低端人口”和强化警权、偏袒既得利益阶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习近平粗暴野蛮、不顾人权和法治的执政特性显露无疑。因此，本次防疫过程造成的“次生灾难”，习近平“当之无愧”同样是需要最终负责的。

    那么除了习近平，还有哪些人需要为这场疫情承担责任呢？作为疫情发生地地方官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市长周先旺均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即便是由中央的命令，他们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防控，如停止两会和“万家宴”等集体活动，减缓疫情蔓延。但他们行动迟缓，隐瞒不报，后来应对多有不当甚至作秀，自然都有相应的责任。只不过相对于习近平，他们承担的是相对次要的责任。而他们属下相关官员和职员，也需不同程度承担罪责。

    而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的武汉市卫健委及中央第壹批调查组，也需要为故意淡化疫情严重性承担责任。根据后来明显人传人的情况，武汉卫健委和中央调查组不是故意知情不报就是技术失误，无论哪种都需要承担责任（当然前者更为恶劣）。

    而作为武汉卫健委上级的湖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同样逃脱不了干系。国家卫健委还需要对疾控中心和中央调查组的失职负责。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严密的，利益盘根错节。因此，基于权力与责任统壹的原则，国家卫健委也需要承担责任。除卫健委主任马晓伟需要承担领导责任外，负责应对突发流行病和流感类病毒的分管副主任及相关司局科室人员，也需要为他们日常尸位素餐、敷衍了事、官僚和形式主义等导致的疏失承担罪责。

    “老虎”需要被打，“苍蝇”也不能放过。直接指使对“发哨人”艾芬进行训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就是“苍蝇”的典型。据说，蔡莉的女儿曾在加拿大留学，经常高调炫富，出手阔绰，热衷名牌包包和化妆品。这显然不是蔡莉正式工资和奖金可以支付的了的。而蔡莉的丈夫则是医疗器械商人，有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商业腐败。蔡莉这种中层官僚紧密靠拢体制，以维稳和对专业人员的管控，换取体制回馈的巨额收益。这样侵蚀民脂民膏和医疗经费的蛀虫，若不除之，天理难容。蔡莉之外参与威胁、训斥艾芬等人的医院行政人员，平常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外行领导内行”，他们也需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于八位医生进行训诫的武汉公安，不能把责任推给基层派出所民警，而是应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而拍板进行“训诫”的。既可能是省厅市局，也可能来自公安部某些高级官员。如果以后这类事情都只“甩锅”给基层民警，那幕后主使必然更有恃无恐。遏制警权滥用，就应该从每个案件做起。而这次的“训诫”案，就应该成为倒追滥用警权责任人的范例。

    而对于在防疫期间泄露公民隐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歧视湖北居民不许其工作和租房等行为，严格来说均属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些人理论上都应该成为追责的对象。

    还有，在追责时，壹定要注意“撤职”、“开除”和“免职”的区别。前两者才是真正的处分，且后者重于前者。至于“免职”，只是壹种职务调动，此后往往会平调、官复原职甚至升职。如对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免职”，其实不属于任何壹种处分，只是为敷衍百姓民愤的花招。只有正式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处罚，才是真正的“追责”。

    当然，惩罚只是追责的其中壹个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惩罚来警示他人和后人，使得别处和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失职、渎职，让这种令中国和世界遭遇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没有对责任人的追责，就没有痛彻的反省，人们面对法纪就会有恃无恐，人为的历史悲剧也就还会以各种形式再次发生。

    除了对具体责任人的追责，还要要求中共当局解除舆论封锁、解除报禁，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运作体系，实现信息公开（尤其数据公开）、运转公开、人事公开、奖惩公开，并允许媒体和公民进行查核。“透明度革命”迫在眉睫。

变革与走向民主法治才是根本出路

    我所说的这些追责，都只是道理上、纸面上的。如果想真正的追究以上人员责任，除非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如今的中共，不仅不可能自我审判习近平，连那些“苍蝇”都不会追究。因为整个特权阶层乃至既得利益者，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官官相护、狐朋狗友相隐，绝不会“出卖”共同体内的人。习近平和核心统治集团深知，为了维护统治，必须包庇纵容中下层的爪牙为非作歹，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拱卫政权。只要中共独裁政权存在壹天，追责就实现不了。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各种错误，根本在于中共执政及中共主导的专制体制。

   因此我认为在从道义和道理上提出追责后，不应对中共当局自我反省、主动自我追责抱有任何信心。还是要坚持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的目标，最终建立壹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新国家，以及壹个阳光透明、受各界监督的政府系统。那个时候包括新冠肺炎事件在内的中共各种罪行，都将被清算。正义的人民，会给历史上惨剧的制造者以公正的审判，以告慰逝者，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