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当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于战火纷飞的中东、动荡不安的委内瑞拉，对东南亚的关注也多集中于缅甸和越南时，中南半岛的另一个国家正在相对“宁静”的逐步向专制倒退。它就是政治强人洪森统治下的柬埔寨。

柬埔寨民主政治破灭、专制主义回归最直观的表现，就是2018年柬埔寨大选的结果，以及它与2013年大选的对比。2018年8月15日，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国会全部125个议席。而仅仅在5年前，柬埔寨还在政党轮替的边缘：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以44.5%的得票率夺得55席，仅次于人民党以48.8%得票率夺得的68席。而且反对派这样的成果，还是在反对派及国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执政党方面存在大量舞弊行为的前提下取得的。但即便这样的结果，也足以让反对派对洪森政府进行有力的制约。然而随著洪森政权对反对派一连串的削弱、打压，柬埔寨的民主日益萎缩，至今几乎消亡。

那么，这5年间，柬埔寨究竟发生了什么？柬埔寨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脉络大致是怎样的？为什么柬埔寨曾经有过的民主政治繁荣到现在却荡然无存？以洪森为首的执政集团是如何破坏民主进程的？外部力量尤其中国对柬埔寨政治变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模式”是如何在柬埔寨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复制的？柬埔寨未来会走向何方？“中国模式”的传染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冲击？

民主的萌芽与衰败

柬埔寨民主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在柬埔寨推行法文和西式教育，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也逐渐传播开来，尤其对上流阶层和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许多赴法留学的高棉裔和柬埔寨华裔留学生，更是后来柬埔寨多次政治革命中的骨干（波尔布特就属于较晚的一批曾在法国留学的柬留学生）。日占时期过后，法国殖民统治摇摇欲坠。很快，在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的努力下，柬埔寨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与民族独立运动同时兴起、在柬埔寨独立后更为蓬勃发展的，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

与中国官方舆论宣传营造的形象相反，西哈努克并不是一个宽容大度、支持自由民主的君主（至少他掌握实权时不是这样的君主），而是一个希望把国家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专制国王。从1953年到1970年，西哈努克在掌权的17年间，不断的打压左右两翼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在1950年代中期，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柬埔寨完全可能在当时就开启民主化。但西哈努克利用暴力镇压、分化瓦解、耍弄政治阴谋等手段打击反对派人士，摧毁了通过参与选举和议会斗争追求民主化的民主党、高棉独立党、人民协会等党派，驱逐了名望甚高的政治家山玉成、符宁等政敌，独揽大权。此后，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一部分反对派人士走上武装斗争之路。西哈努克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堵死了和平实现民主化的道路，也为后来朗诺为首的右翼军人政变和红色高棉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统治，建立右翼军人政权“高棉共和国”。1975年，红色高棉攻陷金边，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统治，其血腥屠杀致使150万-300万人死亡。1978年底，柬越战争爆发，次年初建立由越南扶植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于1989年改名为“柬埔寨国”）”，于1991年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和马列主义。1993年柬埔寨举行大选，并于当年恢复君主制和国名“柬埔寨王国”，开始了国家的重建。而这23年间，柬埔寨始终处于专制之下，完全没有民主或只有形式上的民主。

1993年时，柬埔寨主要有西哈努克长子诺罗敦·拉那烈、洪森、宋先、红色高棉四股势力。其中最具实力的，就是洪森领导的派系。

洪森又名云升、韩森，1952年出生。1970年，他放弃在金边的学业加入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后升任为团长，并在战斗中失去右眼。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不久后就开始了大屠杀。此后数年，波尔布特对柬共内部的清洗也逐步展开。1978年，一些不甘坐等被清洗的军官如曾任红色高棉部队师长的韩桑林等人，决定逃往与波尔布特交恶的越南，洪森也在其中。不久后柬越战争爆发。越军攻占金边后，韩桑林任国家革命委员会（相当于中央政府）主席，年仅26岁的洪森任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相对于亲越、亲民的韩桑林，洪森与越南若即若离，政治手腕更为高明，且在军队中威望甚高。1985年，洪森担任总理，韩桑林的权力被削弱。1990年越军撤出柬埔寨后，韩桑林进一步被洪森排挤，后者掌握了柬军政大权。洪森在宾索万、谢辛等政权高层同僚中脱颖而出，并从韩桑林的下级逐步变成柬实权领袖，还架空了这位“开国元勋”，其权斗之能已初露头角。

民主再兴与威权政治并存

1993年，柬埔寨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了民主选举。如前所述，这时的柬埔寨主要有四股势力。一是洪森和韩桑林等亲越的前红色高棉军人集团，他们组成了柬埔寨人民党（1979-1991年称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也是此时柬埔寨最具实力、尤其军事力量最强的势力，并得到了越南的全力扶植；二是西哈努克及其支持者。西哈努克这时的威望很高，也是得到国际普遍承认的柬埔寨领袖（而洪森、韩桑林则被认为是越南的傀儡而不被国际认可）。他的儿子诺罗敦·拉那烈组建了保王主义政党奉辛比克党，该党深得民心，在尊奉王室思想强烈的农村更是得到普遍支持，但武装力量弱小是其致命缺点；三是柬埔寨前首相宋双控制的佛教自由民主党。宋双是亲西方的反共主义者，得到了美国和泰国的大力支持，国内的支持者也以亲美派为主，军事实力不俗；第四股势力就是波尔布特率领的红色高棉残部，其势力范围局限于以拜林省为中心、邻近泰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他们虽然孤立无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波尔布特仍有数千士兵，凭借出售宝石和木材等当地资源维持补给，短时期内难以被剿灭。

由于红色高棉宣布抵制大选，只有其他三股势力参与了1993年柬埔寨国会选举。选举结果是，在全部120个议席中，奉辛比克党获得58席，人民党51席，佛教自由民主党10席，还有一席被一个叫做“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的小党获得。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超过国会半数议席。而更重要的是，手握兵权的洪森，并不愿意把首相大位拱手让给没多少军事力量的拉那烈。于是，洪森的人民党指责选举存在舞弊，并就此向联合国控诉。

在新政府难产、权力分配问题出现僵持时，洪森的部下（他们的利益当然是和洪森一致的）诺罗敦·夏卡朋和辛松发动了武装叛乱，声称要将部分省份从柬埔寨分裂出去，并攻击这些省份中奉辛比克党和佛民党的分支机构。洪森则称是舞弊行为导致他们不得不制造分裂。最终，在联合国调停下，由西哈努克出任国家元首，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任第二首相，但二人有相同的行政权，且洪森兼任柬埔寨王家军联合总司令。权力分配告一段落后，夏卡朋和辛松也放弃了分裂行为，这场政治危机才得以化解。

1993年大选前前后后的一系列权力斗争，以拉那烈、洪森分享权力而告一段落。对洪森而言，他没有完全赢得权斗的胜利，但至少保住了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位置，还成为柬埔寨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名义统帅是西哈努克），将军权名正言顺的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新政府成立后，虽然作为“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在名义上的地位要略高于洪森，但却没有军权。政府中的官僚也多是旧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遗留下来的，这些人是忠于洪森的。于是，拉那烈步了韩桑林的后尘，其权力日益被洪森削弱，他这个“第一首相”的位子也逐渐被架空。

但拉那烈不甘于将权力拱手相让。他的奉辛比克党还是有一定实力的，1993年大选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后4年间，拉那烈与洪森因利益冲突、政见不和，不断发生冲突。1997年，洪森撕破了和平面具，发动了军事政变，用武力摧毁了奉辛比克党总部，拉那烈也逃亡到国外。虽然后来在西哈努克的调停下，拉那烈返回国内，与洪森达成和解。但拉那烈不得不放弃首相一职，改任没有多少实权的议会议长。而洪森成为了唯一的首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柬埔寨实际统治者。1998年大选，占据权力和资源优势的人民党夺取了过半议席，奉辛比克党虽仍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但丧失实权的后者已无力制衡洪森和他的人民党执政集团。

大权在握的洪森，利用高压和暴力，破坏国际社会和柬埔寨有识之士建设民主制度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暴行，就是对新闻记者的杀害和恐吓。1997年政变期间，洪森控制的军队就对反对派媒体进行了严厉的扫荡，包括杀害记者和摄影师、关停所有反对派报章。有40多名记者因此逃到了邻国泰国。紧接著，反对派人士桑兰西的支持者集会遇袭，军方对调查该事件的记者进行恐吓，威胁要杀死参与调查的记者。而威胁记者的洪森近卫部队第70旅的两位军官Huy Piseth和Hing Bunheang不仅未被处罚，还得到升迁。洪森制造的寒蝉效应，使各独立媒体不得不噤声，而御用媒体则垄断舆论，为洪森强化专制、愚化国民打下了舆论基础。

洪森借政变和大选胜利之东风，将亲信安排在政府各重要职位，实现了对政府的全面控制；确认了军方对他的忠诚，并将军事弹压作为打击反对派的惯常手段固定下来；继续打击奉辛比克党和佛教自由民主党（此时已解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残余势力；在党内强化个人权威，进一步边缘化了元老韩桑林、谢辛等人……

但洪森并未彻底摧毁柬埔寨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无论是普遍选举，还是多党制、议会与基层的政治多元化，仍旧得到了保留。之所以如此，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外部因素最为重要。这个1993年才诞生的新政权，是联合国一手“操办”的，其建国的预备、大选、权力分配，都有联合国和美欧中越泰等国的参与。这也就意味著国际社会对它有更多干预的权力和责任。如果洪森贸然取缔所有反对党，实行一党专制，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和制裁。而以洪森当时的实力和威望，是难以应对的。而在国内，此时仍有多股政治势力在博弈，红色高棉残余也未彻底清除。如果西方干预和制裁的力度足够大，在内外夹击下，洪森政权就很可能垮台。因此，洪森选择了抓住军权、打垮政敌，但保留部分民主政治架构的做法，既掌控了国家，又不至于遭受内外强烈的反弹。这就为政治多元化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新的政党–桑兰西党悄然崛起。

民权运动的活跃与民主政治的曙光

桑兰西党的前身为高棉民族党，于1998年更名为桑兰西党，后与柬埔寨人权党合并组建为柬埔寨救国党。而桑兰西始终是该党及其后继者救国党的灵魂人物，也是洪森近20年来最主要的政敌。

桑兰西1949年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是华裔柬埔寨人。和此前的许多柬埔寨民主人士一样，他也曾经在法国留学。他热衷于政治，是奉辛比克党的创建人之一，1993年即当选国会议员并担任财政部长。但后来因政见不合，退出了奉党，组建了高棉民族党。1998年大选，已改名为桑兰西党的该党得到了14%的选票和15个国会议席，成为继人民党和奉党之后的第三大党。桑兰西党持高棉民族主义立场，反越南情绪强烈，倾向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在城市知识分子和中下阶层中有较多支持，与奉党的支持群体多有重叠。而洪森为了制约奉辛比克党在民族主义者和基层民众中的影响力，就默许了桑兰西党的发展。

不同于奉辛比克党利用西哈努克威望和王室影响力吸引支持的路径，桑兰西党的发展壮大是自下而上的，平民而非贵族是它的中坚，这就让它比奉党有更加稳固的社会根基。桑兰西党及它的后继者救国党，成为了柬埔寨现代社会运动、公民运动的开创者和主导者。柬埔寨的劳工运动、农民地权运动、争取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的运动、争取司法独立运动、反腐败运动、女权运动、LGBT权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各种追求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抗争运动，都是由桑兰西党/救国党发起、主导。其中，维护工人权利的劳工运动和维护被强征土地的失地农民权利的运动最为激烈，也最有声有色。在中国，工人被剥削、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往往只能忍气吞声，但柬埔寨却有政党和NGO组织这些弱势者联合起来，为权利和尊严与政府、资本家博弈。哪怕前者往往也是败多胜少、屡遭打压，却至少有了对强者的反抗与制衡，而不是一边倒任人宰割。如金边万谷湖开发中NGO与湖畔居民对抗政府与开发商野蛮强征土地的事件，就是民间有组织抗争的典型案例，也是公民运动的一个样本。

柬埔寨的公民社会也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逐渐成长了起来，而桑兰西和他的政党功不可没。因此，桑兰西和他的政党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城乡贫民、民族主义者等阶层和群体大多都由支持奉党或人民党转向支持桑兰西的政党。而首都金边的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更为进步，公民意识强烈，是桑兰西党支持者比例最高的区域。在2003年大选中，金边直辖市是桑兰西党得票占优的唯一一个一级行政区（其余24个省份均为人民党得票占优）。

如前所述，在桑兰西党发展初期，洪森是把它当做削弱奉辛比克党的力量来对待的。而桑兰西党后来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在1998–2008年，桑兰西党取代了奉辛比克党在柬国民中的影响力，也蚕食了后者的国会议席，2008年大选时奉党在国会仅余两席。洪森削弱奉党的目的的确达到了。但面对桑兰西党策动的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洪森逐渐对它产生了戒备。但人民党当时的统治依旧稳固，大权在握的洪森不认为桑兰西党能挑战他的执政地位。现实某种程度也的确如此。执政的人民党拥有远多于桑兰西党的资源、经费、话语权，而且据反对党和国际机构称，执政党经常在大选中舞弊，所以直到2008年大选，桑兰西党也只取得了五分之一的国会席位。因此，洪森并没有用暴力手段直接取缔桑兰西党。

但他面对自己的政敌，还是进行了一些打压行动。例如桑兰西党的灵魂人物桑兰西，就在2005年和2009年遭遇两次政治报复，第一次是被以“诽谤、应受法律制裁”为由剥夺了议员豁免权；后一次因反对柬越勘界划线而鼓动农民拔除界碑，被缺席判处10年徒刑，导致他两次流亡。不过他两次都被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赦免，让他得以返回柬埔寨继续从政。而洪森在桑兰西第二次被赦免后依旧禁止他参加2013年大选。此外，洪森政府也通过打压舆论遏制反对党影响力的扩大，例如以拖欠税款为借口关闭独立报纸《柬埔寨日报》，英文独立报纸《金边邮报》也被亲洪森的企业收购，只剩下亲政府的报刊可以发行。

桑兰西党虽经历了这些打击，但是依旧迅速壮大。2012年，它与根索卡的人权党合并为柬埔寨救国党。两党合并后的救国党在柬埔寨议会拥有29个席位，占到总席位（123席）的近四分之一。桑兰西和他的救国党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准备在次年大选中向夺取执政权发起冲刺。

面对洪森政府的打压，桑兰西和救国党为何还有如此雄心壮志呢？除了他们通过社会运动、动员基层积累的支持，他们还有一件可以打破信息封锁、新闻审查的利器–社交媒体。与中国不同，柬埔寨没有“防火长城”，国民可以自由登录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通过互联网获取、传递信息。而且在2012-2013年，假新闻、谣言和诽谤还没有像如今这样泛滥，统治者对社交媒体的重视、利用还落后于民间反抗者。此前爆发且当时还在继续延烧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例子。

在2013年大选前，救国党在社交媒体方面深耕细织。救国党每个国会议员及议员候选人都有了自己的Facebook账号并保持活跃，频繁更新信息，与选区民众互动。经过长期的努力，救国党建立了绵密的社交媒体网络。而这个线上网络与线下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尤其在金边等城市工作的劳工阶层的支持和参与。这些作为柬埔寨社会的中坚和希望的青年男女，成了救国党“Facebook救国”的主要响应者。据《南风窗》报道，“救国党苦心经营的新媒体阵营已初见规模，包括官方网站、脸书、YouTube、推特等等。在桑兰西的脸书专页上，已有43万个赞、7万多人关注。在一个脸书用户刚破百万的国家，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桑兰西的脸书上，一天至少10条更新消息，每条消息后的留言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后台工作人员以桑兰西的口吻发布各种消息，显得更平易近人。年轻的支持者们用英、柬、法、中等至少4种语言在留言里相互交流和鼓励，甚是热闹。……可以说，在媒体宣传战中，人民党占据传统媒体的有利地形，却被救国党的新媒体迎头赶上。”这段报道虽是指2014年的情况，但也是建立在之前几年的努力之上的，2013年救国党新媒体的规模也相差不大。救国党的这一系列举动，在六七年前社交媒体刚刚兴起时，是很有前瞻性的。

反观洪森政府，对于社交媒体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是相对忽视的、反应是迟钝的。他的人民党依旧依靠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宣传政绩，一如既往的枯燥和浮夸。洪森本人直到2015年9月才开设了Facebook专页。虽然人民党在当时也没有彻底忽略社交媒体，但是整体上重视程度和影响力都远不如当时的救国党。洪森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社会运动的洪流和社交媒体的暗涌，正在对其统治的合法性形成致命的挑战。而救国党则认为，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看到国家真相和参与政治抗争的公民们，会在这次大选中选择他们，实现政党轮替的。

2013年7月28日，柬埔寨举行重建以来的第五次大选，符合资格的选民近1000万，投票选出123个国会议席。柬埔寨的国会选举实行封闭式名单比例代表制，即每个省份为一个选区，选出1-18个席位，并以汉狄法分配各参选政党的席位。

根据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的结果，执政的人民党以48.83%的得票率夺得68席，而救国党则以44.34%的得票率得到55席，其余政党得票率（不包括空白票）加在一起仅有6.3%，未能取得席位。

救国党立即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声称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将救国党、选举观察组织“自由与公正选举委员会”，以及“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机构的说法进行汇总，此次选举主要有以下几点舞弊嫌疑：1.洪森和人民党控制的政府及选举委员会捏造数据，在统计选票时作假；2.洪森政府利用柬埔寨五年内未进行人口普查、选民人数不清的情况，将120-130万人从选民名册中删除，以便于伪造选举结果；3.执政党高官伪造选举文件、把选民的身份载入不同省份的选民名册；4.允许大量越南裔在柬居民参与投票（关于越裔柬埔寨人是否应该有柬埔寨公民权，在柬国一直是争议问题），而越裔柬埔寨人绝大多数支持人民党；5.在选举中为防止选民重复投票而采用的不褪色墨水可以轻易拭去，导致选民可以在不同省份的投票站重复投票；6.柬埔寨各地均被忠于洪森的军警控制，而高级军官又为人民党候选人拉票，让选民感到恐惧，而不得不投票给人民党。即选举中存在暴力恐吓行为。此外，欧盟和美国也宣称对选举中可能存在的舞弊表示关注。

面对这些质疑，柬埔寨政府宣称选举不存在舞弊行为，也拒绝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声称若要调查应有（被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监督。于是从2013年7月28至2014年7月22日，反对党救国党发起了持续长达近一年的抗议活动，包括游行、示威、罢工、集会（期间也发生暴力骚乱），抵制选举结果，并拒绝参与组建新一届国会和政府。而洪森则调动军警进行镇压，造成许多抗议者伤亡。据《纽约时报》登载的柬埔寨前妇女事务大臣、救国党国民大会成员莫淑华的文章所述，“上周五（2014年1月3日）在位于金边郊区的一个工业区，数百名军警和地方警察用AK-47和手枪向抗议者开火，至少导致四人死亡，超过29人受伤，他们当中大多是服装厂工人。次日，警察、地方安保人员和戴著摩托车头盔和红袖章的暴徒对民主广场发动了猛烈攻击。这个公园是政府指定用来进行和平抗议的地方。他们挥舞著斧头、锤子、金属管和木棍，赶走了这里的抗议者。然后，他们摧毁了这个对柬埔寨大量边缘化公民来说少有的言论自由区、集会地点和避难所。他们推翻这里的讲台，把一座佛坛夷为平地。他们还砸烂了扬声器、金属募捐箱和急救帐篷。”

虽然如此，抗争依旧持续了下去，罢工和游行此起彼伏，工人、农民、学生、僧侣纷纷加入抗议队伍。此外，柬埔寨民间一直对人民党的亲越历史与现实政策不满，洪森又在镇压示威期间赴越访问，更激怒了民众。于是反抗专制与反越民族主义合流，反政府一方的声势更为壮大，让洪森政府焦头烂额。

强人洪森首次感到了来自人民的力量和挑战。其实，即便退一万步，选举结果真实，也足以对洪森和他的人民党造成巨大震撼。因为根据计票结果，救国党得票仅比掌控了军队、财政、媒体，占尽选举资源优势的人民党少4%。而声势浩大、难以扑灭的示威游行，更让洪森意识到已经无法用暴力平息变革的呼声。而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均谴责洪森的暴力镇压行径，美国国会议员罗伊斯公开呼吁洪森“结束自己掌权30年的局面，辞职下台”。而在示威运动发生后两个月，洪森就与桑兰西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据桑兰西说，“在去年（即2013年）9月份的谈判中，他（洪森）曾提到，总有一天我会下台，因此希望救国党能够在国会中提出‘特赦法案’的议案。这意味著洪森也许在为自己让渡政治权力做打算。”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一些分析人士还是认为，洪森表现出了并不常见的怯懦迹象。他摆出了一反惯常做派的和解姿态，近期曾三次与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领导人桑兰西会面。其中一次会面的时间长达五小时，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改变该国的选举制度。……金边独立倡议组织柬埔寨人权中心(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主席乌威拉(Ou Virak)却认为，洪森已经受到沉重打击，并开始惧怕未来。乌威拉说，……这个结果‘对他的自我感觉造成了严重打击’。洪森在过去三年的演讲中反复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洪森对这个问题的明显关注可以帮我们深入了解这位首相的思想。乌威拉说，‘他很害怕，他的眼光望向了世界各地那些已经倒台的长期独裁者和军政强人’。”

从洪森这一系列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已经萌生了放弃专制、甚至放弃权力、将执政权在未来移交给反对党的意愿。最终，在大选结束一年后的2014年7月，他与桑兰西的救国党达成协议，由人民党和救国党分享国会的权力，其中国会第一副主席由救国党指派；国会10个专责委员会中的5个（包括反贪污委员会）由救国党成员担任；被禁止参选的桑兰西也被允许成为国会议员。同年8月5日，反对派议员在王宫宣誓就职，这次示威，也是柬埔寨重建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才告一段落。

2013年大选及此后长达一年的抗争运动，是柬埔寨距离真正的民主最接近的时期。如果没有那些已被证实和未能证实但极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柬埔寨就会实现政党轮替，让历经磨难的柬埔寨走上民主之路。虽然对选举舞弊的抗争最终以妥协告终，洪森也保住了首相大位，但大选结果和抗争运动展示了人民渴望变革的力量，极大的动摇了洪森的威权统治。而且在当时的反对派、人民，以及外国观察家看来，柬埔寨的专制时代将一去不返，在下次选举中很可能实现政党轮替，将腐败而渐失人心的洪森政府赶下台，和平实现柬埔寨的民主转型。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柬埔寨民主的夭折

但为什么五年之后，柬埔寨的民主进程却出现了惊人的倒退，洪森反而建立起比2013年之前更加专制的体制呢？概括起来说，柬埔寨对外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内反对派的相对脆弱性又无法抵抗政府的暴力镇压，导致了柬埔寨专制的回归。

柬埔寨与中国关系的迅速升温，以及随之中国对洪森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洪森不再忌惮美欧制裁、敢于用残酷手段打击反对党的底气所在。而中柬关系升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柬埔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坚定的支持中方立场的行为。而中柬关系再次提升的契机，就是中菲南海纠纷仲裁案。

2016年7月12日，在中国方面缺席且提前宣布不承认仲裁结果的前提下，国际海洋法法庭就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争议做出裁定，支持菲律宾在此案相关问题上的几乎全部诉求。而东盟十国中，有六国均支持仲裁结果，缅甸没有表态，只有柬埔寨、老挝和文莱不赞同通过仲裁解决争端，而支持中国方面所说的“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其实早在2012年，柬埔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就阻止在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中提及一些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海的争执，导致公报流产。而在2016年仲裁结果公布前夕的中国-东盟外长特别会议上，柬埔寨再度抵制了包括“对南中国海事态表示‘严重关切’及‘无法忽视’”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引发东盟内部分裂并被曝光。而仲裁案公布之后的7月25日，又是在柬埔寨的“坚决反对”下，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没有提及仲裁案。而柬埔寨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是不惜得罪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盟盟友、让东盟撕裂、让重要的会议成果流产的。由此可见，柬埔寨为讨好中国付出的代价之大、与中国关系之紧密。（当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的争议孰是孰非，是另外一回事，与本文无直接关联，且相当复杂、无定论，因此在此不讨论、不评价。本文仅仅讲述在争议中柬埔寨的态度和行为及其目的）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洪森政权迫切需要得到来自中国的支持。洪森之所以在2014年选择向反对派妥协，除了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强大，也是因为担心国际干预和制裁。而洪森最亲密的盟友–越南，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无法和西方国家相比。于是，洪森便转向迅速崛起的中国。而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利争端，又希望在南中国海及周边抗衡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美国和印度，在东南亚有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南半岛是“一路”上的关键一环，而缅甸已“变天”、越南与中国有积怨、老挝羸弱、泰国亲美，因此柬埔寨就成为中国拉拢的首要目标。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桑兰西是柬埔寨对华友好派。桑兰西在接受《南风窗》访问时称，来自中国的投资对柬埔寨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还是平衡越南在柬影响的重要力量。桑兰西说，“对柬埔寨来说，最大的威胁是越南。越南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吞并柬埔寨的议程。只有中国可以从中协调。”他也说，“救国党不是西方代言人”。桑兰西公开对华示好，显然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中国还是选择了洪森而非桑兰西作为合作对象，这既是考虑到洪森实力更强、根基更深，恐怕也有“气味相投”的因素，尤其在涉及“中国模式”在柬复制方面，洪森远比桑兰西“值得托付”。

不同于欧美国家将援助与人权挂钩的政策，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其实就是不顾及受援国人权状况和人民苦难，只取悦当权者（中国的援助并不是真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是包含各种经济、政治、外交和战略利益交换）。这种援助自然颇受在人权记录上劣迹斑斑的统治者欢迎，洪森自然不例外。2016年10月，习近平访问柬埔寨。习近平访柬期间，双方签订了31项协议，包括免除柬埔寨6亿人民币的债务、将双边贸易额由当年的44亿美元提高到次年的50亿美元、鼓励中国企业在柬埔寨修建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在产能、投资、农业、水利等领域加强合作。其实，1993年柬埔寨重建之时，中国就开始著力发展中柬关系，据德国之声报道，“过去10年（2006-2016年）里，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在那里大规模投资。中国还对柬埔寨成百上千种商品免除关税，并减免该国大量债务。作为回报，柬埔寨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表示支持，包括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纷争议题上。今年7月，中国向柬埔寨提供近6亿美元援助，帮助该国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 而在2016年习近平访柬后，双方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柬埔寨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最亲密而忠诚的盟友。这一点在中国与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发生外交摩擦的情况下更为显眼。

与此同时，是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消退。导致这种消退的直接原因，就是特朗普的上台。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很重视人权问题，将援助与人权状况挂钩。2012年奥巴马访问金边期间，就提及了洪森政权对人权的侵犯问题。但特朗普上台后实行“美国优先”的战略，对外援助大幅减少，放弃了人权外交政策，对和美国及其盟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的人权状况漠不关心，放纵了包括洪森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和有独裁倾向的掌权者。而欧盟和日本对柬的影响力都不及美国，更没有美国那样的军事干预能力。悬在洪森头上的“人权之剑”不复存在了。

没有了来自外部的制约，洪森就放开手脚向没有一兵一卒的反对派下手了。早在中国援助已大规模到来的2015年，洪森就利用他控制的司法机关控告桑兰西涉嫌“煽动社会动乱罪”，把桑兰西鼓动的一系列罢工、游行等社会运动称为煽动动乱。桑兰西因此再度流亡国外，从此就再也没有返回国内。2016年12月，桑兰西被缺席判处5年徒刑。紧接著，在此后的一年内，救国党的骨干成员纷纷被捕和逃亡到国外：救国党二号人物根索卡于2017年9月以叛国罪被捕，直到一年后才获准保释出狱；救国党三号人物、柬国最主要的女性反对派人士莫淑华在遭到会被逮捕的警告后逃亡国外……到2017年底，约有一半的救国党国会议员逃亡到国外。

而批评政府的媒体和记者的处境也迅速恶化。2016年7月，柬埔寨以激烈批评政府著称的知名政论家、记者肯雷被枪杀，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警方称他因债务纠纷被杀，而反对派人士则认为是政治谋杀。2017年7月，柬埔寨政府关闭了18家电台，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在柬的工作机构。此外，洪森政府还拘捕了数十名批评人士。

而洪森政府对反对派最大的镇压，则是直接解散了最大反对党救国党。柬埔寨没有司法独立（这也是反对派抗争的焦点之一：要求实现司法独立），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系统一直是洪森打压反对派的工具，只不过以前只是用来对付反对派成员，而这一次直接将矛头对准整个反对党。2017年11月，柬埔寨最高法院以“妄图勾结外国势力推翻政府”为名宣布解散救国党，其在国会的55个议席及各乡区理事会的5007个席位全部自动丧失。此外，为防止被解散的救国党的成员重组政党，还对其118名骨干党员作出禁止从政五年的处罚。

洪森政府直接解散最大的、也是唯一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反对党，相当于摧毁了1993年以来柬埔寨各界苦心积累的民主成果，向一党专制回归。这震惊了柬国内外。但细究起来，又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因为此时的洪森已不再担心西方国家的制裁。面对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警告，柬埔寨发言人公开声称：“少了美国和欧盟的支持，柬埔寨不会有问题。如果欧盟和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会帮我们‘推进民主’。”而事实上，美国的制裁也仅仅是将涉嫌侵犯人权的柬埔寨官员的资产冻结和列入旅行禁令。然而中国早已是柬埔寨官员便于藏金之地。“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采取更多手段对柬埔寨施压，军事干预更不在选项之内。这些制裁敷衍了事，作用有限。而欧盟取消关税优惠（几乎是零关税）虽会对柬埔寨经济造成一定打击，但中国的援助足以弥补损失。

救国党被解散、主要成员被捕或逃亡海外后，柬埔寨能够制衡洪森政府的反对派不复存在。而劳工、农民地权、女权、环保等各种抗争运动也丧失了领导者和骨干参与者，群龙无首下，柬埔寨社会运动和公民运动陷入沉寂，柬埔寨人民在十多年间奋力争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付诸东流。

由民主政治与公民运动活跃，到专制回归与公共社会死寂，是迅疾而彻底的。

洪森回归专制的又一助力：社交媒体作用的逆转

如前所述，社交媒体一度成为反对党崛起、打击洪森政权的利器，让救国党在2013年大选中斩获颇丰。但近几年，社交媒体反而有利于洪森政府而不利于反对党。

2013年大选后，洪森对大选结果感到震惊，也开始关注让反对党人气大增的社交媒体。洪森政府迅速使用两手手段在互联网空间打击反对派人士。一方面，洪森政府对互联网加强了管控，并对在网上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进行惩罚。据美国之音报道，2016年柬埔寨一项新的通讯法律加大了政府对通讯业的管控权力，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这项法律给予政府“过度广泛的监控权”，对“使用者的隐私构成威胁”。这项法律包括对几类行为进行处罚，例如涉嫌“国家安全罪”可以判处7到15年徒刑。2016年，法庭以煽动罪判处一名大学生（Kong Raiya）18个月有期徒刑，因为他在脸书上发表了批评人民党的言论；反对党救国党的网络言论越来越成为目标：反对党参议员洪索胡（Hong Sok Hour）被指控在脸书上发布伪造文件而被判7年监禁，但在首相洪森的要求下国王西哈莫尼赦免了洪索胡；一名20岁的水果商贩被逮捕，据报道被指控的罪名是在脸书上进行煽动和公开污蔑洪森首相以及国王的母亲。柬埔寨人权中心的拉马纳·索恩（Ramana Sorn）说：“柬埔寨的因特网自由越来越令人担心，政府收集民众通讯与社交媒体信息的技术手段大为提高。”这让敢于在互联网上批评政府的人越来越少。此外，柬埔寨网络封锁的能力也在提高，在2018年大选期间，外国知名新闻网站纷纷被封锁。

另一方面，洪森政府在互联网上转守为攻，营造执政党的正面形象，打击反对党及反对派人士的声誉。美国之音在上述的同一篇报道中提到，“政府在加紧打压网络异见人士的同时，洪森首相和他的柬埔寨人民党正在设法利用社交媒体，在明年的选举前争取更多民众支持……65岁的洪森敦促政府官员多使用脸书，他本人从2015年以来开设脸书账号，现在有8百50万粉丝。分析人士说，柬埔寨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网络单位’项目，在社交媒体发表支持人民党的信息，抨击反对党和批评政府的声音。活动人士摩西说人民党进来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态度实际上掩盖了柬埔寨言论自由下降的局势。”不过据BBC报道，洪森疑似购买假账户为其Facebook主页点赞以拉抬人气，点赞大多来自外国（主要是印度）。而洪森对此表示否认，说来自印度等外国的点赞多是因为他在印度知名度高。

当各国政治冲突蔓延到互联网后，揭露隐私、诽谤、诬陷、变造事实越来越普遍。据维基百科引述柬华日报消息，在2016年Facebook上曾爆料救国党副主席根索卡与一名女子偷情，且在电话中诽谤救国党“明星”提索万塔，导致提索万塔倒向执政党；该通话内容涉及性事，但根索卡对此事未作评论，还要求党内不要在意这些“胡扯”的事。而关于救国党是“境外敌对势力”、桑兰西是“美国傀儡”、“破坏分子”、攻击罢工者受罪犯煽动等谣言或歪曲变造的事实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而相对应的则是对执政党的称赞，例如洪森的Facebook页面评论区总是一片祝福与赞扬，间或有个别“击网鸣冤”内容的评论贴。

事实上，以社交媒体为主的互联网舆论总体上更有利于掌握权力或（和）更多金钱的强者、人多势众的一方、不择手段与阴险狡诈的恶人，已是全球普遍的现实。

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初，因其发布信息便捷、易绕过言论审查，它的确是有利于话语权较小的被压迫者的。但随著时间的推移，无论专制政权还是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都纷纷“回过味来”，认识到掌握互联网话语权的重要性，也逐渐掌握了操纵这一新兴舆论的方式，因此很快就比相对弱势一方更能利用互联网为己方宣传。这既是因为专制者和利益集团有更多权力、金钱及人脉操控互联网，更是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本身固有特性造成的。其特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互联网上自媒体、社交媒体发表意见的“零门槛”，让许多用心险恶、没有道德底线、缺乏甚至全无基本常识和逻辑的人都得以发言甚至发表文章，让包括政治在内的许多自然与人文专业领域被严重污染。而居心不良的人更擅于煽动民粹、迎合特定群体、取悦大众，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世界“基本网情”；2.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的便利性，让发布假新闻等谣言和仇恨言论非常便捷。而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能产生巨大破坏性。这些谣言导致人与人之间愈发缺乏互信，人们面对各类真真假假消息难以分辨。这让人们丧失追求真相的心力，转而听信简略且顺耳的谣言；3.社交媒体的相对虚拟性、匿名性和隐蔽性，让制造和传播谣言、诽谤等行为难以被追究责任。但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却是现实的、实实在在的，会影响互联网以外的真实生活的；被“暗箭”所伤的受害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组织机构乃至国家）的情况是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的；4.互联网圈子的密闭性、内卷化，让许多人待在朋友圈同温层内，长期只接触到非常狭隘、单一、缺乏营养的信息，很容易被不断重复的同类信息洗脑，无法了解多元和复杂的社会状况。且因其相对封闭，如同加入邪教组织般无法被外人“解救”，甚至外人根本难以发现；5.人们用社交媒体尤其如Twitter、微博、Facebook、WhatsApp等平台发的信息简短、笼统、片面、浅薄、来源缺乏考证的特性，也为讲一面之词、断章取义、选择性陈述、制造谣言、夸大和变造事实等弄虚作假、扭曲真相、颠倒黑白的行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以上特性导致了互联网上绝大多数信息和讨论的劣质。在社交媒体上，有意义的政治、社会议题讨论百不足一，而高质量的辩论更是一千条中都不见得均出一条。各种辱骂、诽谤、攻击异类附和同类、反智、无逻辑、简单化情绪化的短语是社交媒体信息的主流。每条信息只有几十个甚至几个字词，字数限制下，便利的是谩骂、诡辩、骚扰、“站队不站对”及各种形式的胡言乱语，根本无法全面、客观的反映事情的是非曲直与人的善恶正邪，甚至连基本的说清事实、讲明道理都难以实现，没有脏话的争吵和各执一词已可以归类为较好的讨论了。这就注定了在互联网上的讨论鲜少有建设性的沟通成果，也不可能让真理“越辩越明”。相反，恶劣的互联网生态加剧了社会舆论的分化、极化、低劣化，拉低了政治参与的水准，强化了针对异质群体的歧视与偏见，破坏了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爱与理性的根基，加深了不同诉求群体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让真相“越搅越混”。即便偶有优质的信息和辩论，也都被淹没在如山般堆积的网络垃圾之中了。

而权贵阶层乃至一切既得利益群体和恶势力，都可以利用互联网的这些缺点，通过雇佣水军、炮制谣言、煽动仇恨等方式，操纵网络舆情，打击争取权利的弱势一方、相对有良知的一方。例如明镜主编何频评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的竞选顾问罗杰斯通的一段话，就概括了其肮脏手法和取胜的原因：“……用一切令人恶心的故事污名化他人。即使制造的谎言非常容易证明就是谎言，但依然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击败了对手，因为对手没有办法毫无底线。”面对大众，没有良知的人会毫无顾忌的投其所好以获取支持，而不会在乎责任、真相与正义。

于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阴谋论因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交媒体的普及而极速膨胀和泛滥，对自启蒙运动以来构建的世界文明与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从美国到巴西，从俄罗斯到匈牙利，从意大利到印尼，整个世界都陷入以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民粹化与反文明的泥沼。而独裁者和威权统治者更能借助执政资源优势操纵网络舆情歪曲事实、诽谤抗争者，最起码也把是非搅浑，让民众无法看清真相。而洪森政府同样如此，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其实相对于美国、巴西等国的极右势力，洪森和人民党的“社交媒体攻势”反而相对文明和温和。（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现今政治、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冲击和破坏的详情（原因、表现、影响和它的未来），因本文主旨并非探讨该问题，且篇幅所限，在此不详述）

反对派自身的失策

除了国际局势的变动、社交媒体的影响，反对派自身的各种失误也是柬埔寨民主迅速夭折的原因之一。

首先，反对派普遍对于柬埔寨政治前景过于乐观，被洪森政府的镇压打的措手不及。2014年洪森与桑兰西达成协议后，反对派以为民主政治进程已不可逆，开始出现惰性。自2013-2014年大罢工大游行之后，救国党就再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也没有建立牢固的基层组织，被洪森政府镇压时只能束手待毙。直到2017年6月柬埔寨地方选举，救国党在拿下1646个市镇中的489个之后，副主席根索卡还在庆祝集会上称救国党会在2018年大选中胜利，对自己即将被捕和救国党被解散毫无思想准备。2017-2018年洪森政府对反对派发起接二连三的打击，包括逮捕骨干成员、镇压罢工运动、破坏救国党在金边和各省的基层组织、取缔非官方的NGO等，而反对派没有任何一次像样的抵抗，再也无法重现2013年大选后的抗争了。这固然是由于洪森政府的强大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但反对派对此缺乏准备，没有任何应对策略，也是洪森政府如此顺利的清除反对派势力的一个原因。

其次，反对派没有积极争取柬埔寨军方、警察等武装力量的支持，也没有组建自己的武装。军警大多为洪森的亲信，有些将领早在1980年代就已追随他，而洪森为确保军警的忠诚也对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因此军警对洪森的忠诚度当然很高。但如果反对派努力争取，得到一些对洪森专制不满、在内部派系争斗中失利的军警支持，还是有可能的。洪森在2013年大选后的忧虑与退让也证明，他对于军事镇压并无绝对把握。此外，面对全面军事镇压的危险，反对派没有组织武装力量对抗，也是一大失策。“凡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非暴力不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例如提倡非暴力的曼德拉，在坚持和平抗争的同时，也建立了“民族之矛”对抗沙佩维尔大屠杀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非暴力运动之父”甘地在二战后印度争取独立的关键时期，也默许了人民的暴力反抗；促使卢旺达大屠杀停止下来的，不仅有国际社会的介入，还有图西族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武力反攻。而没有武装的柬埔寨反对派，面对“要武斗不要文斗”的洪森政权，只能如砧板上的鱼肉，任洪森政府宰割了。

第三，在对待红色高棉大屠杀和越裔柬埔寨人的问题上，救国党为一己之私否定真相、抛弃平等原则，在道义上失分不少。如前所述，救国党持高棉民族主义立场，对越南及越裔柬埔寨人抱持强烈敌意。而终止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恰恰是越南的入侵，洪森和人民党也以此作为奉行亲越政策的合法性依据。而既反洪森又反越的救国党对大屠杀的真实性颇有微词。2013年洪森推动“禁止否定红色高棉所犯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战争罪行”法案时，时任救国党副主席的根索卡表示反对，并表示S-21集中营（红色高棉最臭名昭著的监狱）纪念馆的展品是虚构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后伪造的。此言论引发轩然大波。虽然后来根索卡声称其评论被断章取义，但他与救国党对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态度明显是不合适的。

而救国党支持者针对越南裔柬埔寨人的暴力行为，更是展示了这个代表进步、标榜人权的政党的黑暗一面。救国党一向反对越南裔柬埔寨公民拥有投票权在内的政治权利，对后者持强烈的歧视、敌视态度。2013年大选期间，越裔柬埔寨人遭遇救国党支持者的威胁和暴力攻击，以阻止其参加投票。例如在干丹省Troeuy Sla市Sa Ang区的越裔柬埔寨人被禁止投票；一名越南裔男子在金边SteungMeanchey区遭到暴徒袭击。一系列暴力行为导致许多越裔柬埔寨人不敢在投票日去投票站。而大选之后长达一年的动荡中，越裔居民也成了柬埔寨反对派泄愤的目标。2014年1月3日，金边的Veng Sreng大街附近发生暴力冲突后，当地一些越裔居民的店铺据称遭到袭击和抢劫，其中一家由越南人拥有的咖啡店被破坏。这一系列对越裔居民的暴行表明了救国党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狭隘性，也暴露了它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与昂山素季及她的民盟对罗兴亚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类似，救国党的排越言行违背了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也损伤了它作为柬埔寨民主与人权代言人的形象。

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力量，不对弱势族群施加暴力，坚持客观公允的理念，既是树立自身良好形象、争取支持的现实要求，也是理所应当的价值选择。而救国党和它的支持者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不及格”的，也让它丧失了更多的同情与声援。

总之，反对派的一系列失误、失策举动，让洪森清除这些反对势力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加速了专制的回归。

柬埔寨民主夭折背后：“中国模式”的输出

柬埔寨由走向民主到回归专制，中国在其中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为洪森撑腰输血，更在于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复制在柬埔寨。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著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而随著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洪森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不仅洪森和人民党统治集团，投资柬埔寨的中国商人和企业管理人员、柬埔寨当地雇主阶层、柬埔寨华人华侨，也都普遍欣赏“中国模式”而对自由民主体制颇有微词。例如在中国商人眼里，各种罢工活动的“总策划”桑兰西就是“头号捣乱分子”，让厂商因罢工损失严重。据《南风窗》报道，“在柬埔寨，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参与救国党示威需要停止工作甚至变卖家产。示威者白天参加游行，晚上露宿民主广场，这样的状况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直到政府闪电拆除救国党搭在民主广场的舞台和营地。如此劳民伤财之举让中国人费解，而桑兰西认为，他的支持者们深知，想要改变，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就必须行动，不可能坐享其成。”与桑兰西和柬埔寨工人的想法相反，中国人对此的主流意见往往是，“改变不了环境，要适应环境”、“罢工才是懒惰、坐享其成”、“别管权利，老老实实干活得工资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人如何看待柬埔寨大选》，更是将在柬中国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心态展现的淋漓尽致。文中提到，“在柬埔寨的中国人……希望这股‘乱劲儿’早点过去。他们很难接受几百辆年轻人驾驶的摩托车拿著旗帜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呼啸而过的场面。……对于一些跟柬埔寨政府有密切往来的中国企业，洪森领导的人民党政府能不能继续执政直接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前期投入，以及人脉关系的维持是否能有回报。……就像新华社在大选之后的评论里面提到了‘今后，在柬埔寨投资的外国企业不仅需要考虑能否继续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更应考虑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游戏规则或许会发生改变’。一位国有企业老总朋友的总结我觉得很精辟：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成功有两个因素一定缺一不可，‘稳定’和‘两国关系友好’。细细想来其实两国关系友好很容易……让中国人搞不定的是这个‘稳定’。国内通行的‘刚性维稳’放到柬埔寨这样的民主国家几乎没有了市场，而且这里的国家机关，无论是政府、军队还是警察，根本没有跟中国同行可以相比的执行力。在柬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似乎只能想到通过寄希望人民党和洪森能够赢得选举继续执政来确保稳定。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不论是西方还是日本都会更加强调，只有一个良性运行的民主制度才能够给柬埔寨带来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稳定。”中西方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差异跃然纸上。

的确，2013年的柬埔寨，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实质上禁止一切罢工、示威的环境，也没有权大于法、为维稳不惜一切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没有仅仅只靠“拉关系”、“走后门”如贿赂官员就能“搞定”生意的便利（当然在柬埔寨这些贿赂和关系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不得不忍受国人看起来像“闹事”一样的罢工、游行、请愿等各种抗争，不得不支付给工人相对充分的工资和提供较好的劳动权利保障。而在他们内心，对于中国的经商、办厂环境及维系这种环境的“中国模式”是坚决支持的。

因此，“中国模式”在海外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础，只不过这个“民”主要是统治者、军警、投资商、工厂主、农场主、生产管理者等既得利益阶层。当然，许多常年被洗脑的中国籍普通工人和职员及被蛊惑的当地职工也是“中国模式”的拥趸。

此外，早在1993年重建开始时，柬埔寨的发展路径就大抵类似于中国在文革结束后“经济先行、人权放一边”的模式。在桑兰西党崛起之前，柬埔寨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民主”也更多体现在上层各党派和政客的权力斗争上，平民多是为生计辛苦劳作而无力参政。而红色高棉倒台后，柬埔寨从废墟中重建的也是较快的。在1994年因大选后的政治动乱而导致GDP萎缩三分之一后，从1995年至今，柬埔寨经济绝大多数年份都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年均增速超过7%，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状况很相似。虽然在桑兰西党/救国党发起的包括罢工在内的社会运动高度活跃的2008-2014年，除2009年因全球经济危机GDP增速为零外，年均经济增速同样在7%左右（这也侧面证明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初期，民主与社会运动也不一定导致低效）。而柬埔寨国民普遍信奉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忍耐服从的价值观有相通之处，且柬埔寨本身就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柬埔寨另一个文化影响来源是印度，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圈），实行中国发展模式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总体上说，柬埔寨重建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社会环境均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便于推行“中国模式”。

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意”和历史、社会条件预备，洪森推行“中国模式”就更为顺畅了。

随“中国模式”同时来到柬埔寨的，还有中国的投资。正如1980-1990年代中国对外招商引资一样，柬埔寨也积极欢迎中国热钱的到来。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破旧的金边，房地产业日益兴盛，而其中的大型项目多为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而建。有些楼盘80%的买家均为中国人。而在西哈努克港建设的“西港特区”，更是依照中国深圳特区来模仿的柬埔寨经济特区，也是中国在柬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是在柬复制和巩固“中国模式”的火车头。它本身就是由中国企业红豆集团主导建立的，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曾在其个人署名文章中点名赞扬了西港特区，中国对其介入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于是，如前所述，洪森在中国的撑腰下，在两年时间内完成了对反对派的镇压，也在最近5年内全面走向“中国模式”。没有了反对派的掣肘，洪森大权独揽，人民党一党专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人权议题在柬国迅速降温。柬埔寨国民也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在救国党组织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而是选择了和中国主流国民一样放弃关心公共事务，从公共空间收缩回私人生活，转向追求个人成功，无论是通过默默劳动和忍受剥削，还是选择依附与钻营，或者兼而有之，总之与权利、公正、法治渐行渐远。对柬埔寨和它的人民来说，正义的希望不再，灰色的年代降临。

而事实上，“中国模式”不仅在柬埔寨开花结果，它已经伴随中国的经济援助，如生物界的“入侵物种”般迅猛的向全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蔓延。不顾及弱势者的人权，是这个“物种”最具入侵性的基因。据BBC报道，“一些批评者认为，中国是剥削非洲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工，在发展当地时忽略当地环境以及工人保障。”在坦桑尼亚，世界银行暂缓了对该国的3亿美元贷款，因为该国政府决定开除所有怀孕的女学生，剥夺她们的受教育权；而丹麦也因该国司法部长鼓励人们举报同性恋者（在该国同性性行为违法）而暂缓了980万美元的援助。但中国则宣布向非洲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600亿美元，其中仅仅在坦国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由中国协助兴建的图书馆就耗资4060万美元。在斯里兰卡，中国同样对斯政府在内战中侵犯人权的行为无感，投入巨资支持该国政府，以换取对该国汉班托塔港的控制权。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为经济发展忽视劳工权利、为开采资源不惜破坏环境等行为，都是在中国的投资、建设的魅影下出现。

而亚投行，更是摧毁“援助与人权挂钩”国际援助秩序的铲车。与它的竞争对手亚开行的贷款要求中包含“必须满足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如就业创造、城市发展、技能培训和性别平等”等规定截然不同，2015年《纽约时报》文章中如此评论亚投行：“美国担心，中国会借著这家银行，以自己的方式制定全球经济议程，抛弃西方国家长期倡导的环境保护、人权、反贪腐措施等治理标准。美国官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现有的记录，像是借贷给不稳定的政府、推进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在赔偿金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迫使村民离开家园。”而如今这些担心已经成为现实。从东南亚到非洲，从中东到拉美，“低人权”与腐败总和中国援助及“中国模式”形影相随。其中马来西亚的“一马公司丑闻”更是震惊马国内外，也间接导致纳吉布和他的巫统被选民赶下台。不过大多数走向“中国模式”国家未如马来西亚那样“换了天地”，而是在中国的输血下，威权政府愈加稳固，如巴希尔的苏丹、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

相对于这些为维系统治、接受中国援助后几乎必然选择“中国模式”的当权者，还有许多威权或威权化领袖是在有较完善的民主体制下，抛弃较民主的旧制度，转而主动学习“中国模式”。曾效力于印度教原教旨组织、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成员的印度现任总理莫迪，早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就在古邦实行经济先行、社会正义靠边的“古吉拉特模式”，大力推动基建、招商引资，而对宪法中列明的要致力于消除种姓差异、扶持低种姓群体摆脱落后状态的国策，选择置之不理；对低种姓和“表列部落”被歧视与边缘化无动于衷（相反，另一大党印度国大党则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种姓制度带来的歧视与不平等，但吃力不讨好，为败选种下祸根。例如在2006年扩大大学种姓配额制，导致高种姓学生尤其医学生组织起来罢课抗议，已工作医生也以罢工响应，教育、医疗机构几乎瘫痪）。此外，莫迪还放任了印度教徒攻击穆斯林并造成双方逾千人死亡、大批穆斯林妇女遭强奸、虐杀的“古吉拉特骚乱”。

而2014年印度人民党胜选、莫迪当选总理后，他将在古邦的政策推向全国，高举印度教至上和印度民族主义大旗，放弃国大党注重社会公平的经济政策，改为亲商亲资本的发展原则，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印度的邓小平”。在消除种姓制度造成的差别、少数宗教和族群权益维护、女性参与宗教活动、LGBT权益等方面，莫迪均持保守、反对改革的态度；而对于印度教徒的利益尤其男性教徒的主张，以及维护印度种姓和宗教特权，他却选择默许、放纵，这与他的政治对手拉胡尔·甘地对比鲜明（拉胡尔·甘地一直致力于推动女性参政、突破禁忌参与宗教活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还强调要警惕印度教极端分子，认为印度教极端分子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印度威胁更大（因为前者在印度人数更多占比更大））。

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同样依靠发展经济（例如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恢复传统伊斯兰主义迎合保守派穆斯林，用宗教、民族和传统文化蛊惑落后地区受教育水平低的居民，破坏凯末尔和他的追随者建立的世俗主义、进步主义制度和文化。埃氏还强化个人崇拜，修改宪法，将土耳其政体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赋予总统巨大权力。而埃氏的政策的确得到了土耳其内陆保守的农村地区居民及其他阶层保守派穆斯林（如穆斯林商人群体、富豪和技术中产阶级）的普遍支持。2002年至今，埃氏率领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凭借这些落后地区人多势众的铁票和富裕阶层的金钱资助，屡次战胜捍卫凯末尔世俗化政策的共和人民党和知识阶层。

莫迪和埃尔多安都是民主政体下的威权主义者，他们背离民主和世俗主义的原则，选择向“中国模式”学习，或者说走和中国类似的道路（莫迪和埃尔多安的政策倾向均为经济开放、政治保守、忽视人权、回归传统价值观、鼓吹民族主义），是更值得思考和警惕的。

柬埔寨的未来：“东南亚的中国”？

2019年的柬埔寨，金边房地产与金融业热火朝天，高楼拔地而起，街头和公园再无示威游行者的吼声；西港特区娱乐会所的灯红酒绿，也取代了当年激昂壮阔的劳工抗争。人们认为，既然政治运动已被镇压，那就老老实实工作吧。这种心态在老一代的柬埔寨人中最为普遍。他们都记得红色高棉统治年代的疯狂，对洪森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更为认同（这一点和从文革中走出的国人对改革开放的肯定态度很相似）。2018年柬埔寨经济维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GDP增速为7.3%。

在思想文化领域，洪森大力弘扬“柬埔寨传统文化”，而柬传统文化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2017年12月，洪森宣布在吴哥窟举行佛教祈福大会。大会规模盛大，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佛教徒的洪森连续两天亲自出席。BBC的相关报道评论道，“通过在吴哥窟举办佛教祈福大会，洪森将自己与柬埔寨的历代贤王拉上了关系，同时还将自己打扮成佛教的头号支持者。把吴哥窟这样一个象征柬埔寨的地方巧妙地加以操纵，对维护执政合法性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很多柬埔寨人的苦难遭遇使他们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向当局低头。”专制者为了对抗普世价值和进步思想，总是会选择复兴传统、鼓吹宗教（或类似于宗教的意识形态）来拉拢和麻痹大众，从俄罗斯的普京到中国的习近平，莫不如此。

而柬政府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迫害，在2014年就被国际组织披露。据“人权观察”的报告，柬埔寨当局将乞讨者、流浪儿童、性工作者、身心障碍者都短期或长期的监禁起来，且往往和吸毒者共同关到戒毒所内，遭受毒打、强迫劳动甚至性虐待。“人权观察“组织55页的报告《他们把我们当畜牲对待：柬埔寨戒毒所虐待吸毒者和‘街头流浪人员’（They Treat Us Like Animals’: Mistreatment of Drug Users and ‘Undesirables’ in Cambodia’s Drug Detention Centers）》纪录了最近曾被拘禁在这些场所的人们的经历，他们自称被用橡胶水管抽打、用木棍或树枝痛殴。有些人表示遭到令人剧烈疼痛或羞辱性的体罚，例如爬过石砾地面或站在腐水池中。一些女性前收容人说，她们遭到男性管理员强暴和性虐待。许多收容人说，他们在戒毒所里──某些在建筑工地──被强迫从事无偿工作，若不服从就被殴打。”如今洪森一党专权，对边缘人群的迫害自然变本加厉。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被“清理”后，金边等城市也越来越像中国京沪穗那样，比欧美城市还干净整洁、“外国人来了都说安全”了。

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洪森将自己的近亲属安排在要害职位。他的次子洪马奈担任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三子洪马尼被擢升为上校，且担任人民党青年运动（类似于共青团）领袖；他的女婿则被任命为副国家警察首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长子洪马内。201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三军联合参谋长。而早在2011年，洪马内就已是少将军衔、陆军副司令，且据说在同年指挥了发生在泰柬争议地区柏威夏寺的战役。洪森如此栽培洪马内，不仅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和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还有培养后者为接班人的打算。2018年12月，洪马内成为人民党常委会委员。洪森家族垄断了全柬的党、军、政、警、特及青年事务等领域的权力，由“党天下”迈向“家天下”。

对外关系方面，只要国际形势没有发生剧变，洪森的专制统治就能长久的维持下去。柬国内部在中短期已经没有可以挑战他的力量，足以促使其垮台的力量只可能来自外部。而外部因素中，中国是决定性的因子。对中国而言，柬埔寨是中国在东盟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也是唯一称得上“盟友”的东盟国家。因此中国会不惜金钱和国际声誉，全力支持洪森政权。而洪森方面，自然愿意投桃报李、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当然，因为洪森的人民党与越南有著绵长的历史渊源，而中越又存在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如何处理好柬、中、越三角关系，对洪森是重大考验。洪森大抵会在中越之间更为亲中，但也不会与越南闹翻，而是会保持相对友好但有距离的两党（柬人民党与越共）两国关系。而对于欧美的一系列谴责和制裁，洪森则不屑一顾。在2018年11月，洪森还公开驳斥了彭斯对“中国会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的怀疑。对洪森而言，与美欧恢复正常关系当然好，但继续被制裁也不怕。有了中国源源不断的援助，柬埔寨的经济就能稳定发展，洪森的专制统治就不会垮。

至此，由洪森主导的柬埔寨“新秩序”已渐趋稳定，且日益巩固和完善。从纵向比较，它不同于柬埔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既非法属印支的殖民地形态，又不似西哈努克掌权时的王权贵族专制，更与战火纷飞的朗诺至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迥然不同，也不像1993-2017年的各党派龙争虎斗及后来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而从横向看，它却与一党专制下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中国惊人相似，也与国际上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合拍：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文明停滞甚至退步并行，开放的经济与专制的政治不仅不矛盾，还在某种程度“互补”，以专制护航“低人权优势”，换取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又能让既得利益阶层更富裕、对体制更忠诚，使得专制更加稳固。而中国的投资与援助也让“新秩序”下的柬埔寨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如果说中国的援助让洪森重新建立了专制体制，“中国模式”则让柬埔寨的专制社会得以稳定运转。

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乌兹别克斯坦称作“中亚的中国”，其依据大致是，乌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威权高压、鼓吹民族主义、对外反西方干预、常搞大规模集体表演等特征与中国很是相似。而柬埔寨不仅在这些方面大多也与中国类似，连经济、政治中的微观政策、架构都是“拷贝”自中国，与中国形神皆似，从皮到瓤都是“中国模式”。因此，称柬埔寨为“东南亚的中国”可谓“实至名归”。

但这个“东南亚的中国”向专制的回归，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重视，哪怕它代表著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蔓延、代表了中国”完美独裁”被复刻的不祥之兆。有人曾以“宁静革命”描述台湾和平、稳定的实现民主化，而洪森回归专制的过程则可称为“宁静的反革命”，哪怕实际上后者并不“宁静”。但很明显，洪森的反动措施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被国际社会相对忽略了。

结语：警惕“中国模式”的传染

忘却历史会让人民重蹈过往悲剧的覆辙，而对未来麻痹则易使世界陷入新式的灾祸。国际社会对柬埔寨专制回归与“中国模式”在柬的复刻缺乏警惕，既说明了民主与人权在国际关系中权重下降的残酷现实，也暴露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认知缺位的危险局面。

德高望重的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在其文章、著作和演讲中多次就“中国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做过精确和独到的分析。秦教授说，“西方关于中国威胁有各种说法，但基本都说中国好战，从来没有考虑中国会和平演变他们。现在出现的趋势，中国有可能‘和平演变’他们，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可喜还是可忧，值得讨论。……我们（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取得进步，但原来没有改掉的问题或者称之为‘中国模式’的问题，的确随著全球化的过程影响著全世界。2010年环球时报登过一版文章，讨论西方福利国家受‘中国模式’的冲击摇摇欲坠。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中国人比你更辛苦、比你挣钱更少，你能把我怎么样。的确不能把你怎么样，入世后‘中国模式’的崛起，迫使西方的左派收缩福利。”西方通过“冷战”及人权攻势“和平演变”了苏联和东欧，如今中国却可能用冷热结合、对抗合作并用的方式迫使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接受“中国模式”。

秦晖教授比较了东欧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中国户籍制度，将中国利用“低人权优势”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甚至“反向演变”西方的原理和现状做了全面的阐述。在讲到西德统一东德时，秦教授假设，如果东德实行“中国模式”，压低劳动力成本和实行中国的低福利、不管法律与人道进行铁腕改革（如“仇和式改革”），会将西德的投资和生产吸往东德，反而可能让东德经济急速提升、国力增强。而西德反而囿于人权和法治难以效仿，从而在竞争中败给东德。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投资回报率极高、城市治安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同样基于极低的黑人劳动力成本、严厉的社会管制、白人可以毫无顾忌奴役黑人的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的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异曲同工，中国的农民工处境也与当时的黑人劳工很是相似。

虽然就短期看，“中国模式”还不至于能“和平演变”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如今的危机更多是其他复杂的原因），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已经在亚非拉有了广泛的拥趸，得到许多国家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效仿，而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只是相对最像原版“中国模式”的国家罢了。

许多人对“中国模式”缺乏警惕性，最重要是在于缺乏对其具体危害和邪恶本质的认识。那么“中国模式”的特点、本质究竟是什么？前文已做了概括，但在此有必要再举例和补充。

虽然今日的柬埔寨与中国发展模式最为类似，但与“中国模式”最“心有灵犀”的，莫过于在2019年元旦新上任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他的言论和政策主张，才反映了“中国模式”的内在邪恶性。博索纳罗敌视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反对福利国家，视推动社会公平与捍卫人权的进步人士为仇敌。他大搞个人崇拜并以“弥赛亚”自居、鼓吹威权统治赞美独裁、强调个人奋斗而非改变社会结构性不公、主张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实行大幅减税和私有化一切国企、为发展经济放弃环境保护、褒扬家庭价值和父权主义。他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将世界各国既得利益群体内心想却不方便说的话都直白的说了出来：

他公开对巴西的“低端人口”–世代定居于巴西的黑人公民–加以辱骂，称“黑奴好吃懒做，别说干活连生孩子都不愿费劲去干”；扬言“一旦当选会取消亚马逊印第安保留地”，允许对这些保留地进行“无差别无补贴开发”，不顾无节制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其对巴西和世界生态举足轻重），更不顾忌当地印第安人的生存；喊出“谁不信奉上帝就该消失、世俗化在巴西不应存在”的话，以取悦在巴西人口众多福音派基督徒；发表仇视同性恋、鼓励反同者的言论“如果我儿子是同性恋我宁可让他被车撞死”。如同中共和拥护中共者对六四屠杀和“党指挥枪”的认同甚至赞许，他公开盛赞被国际社会和许多巴西人憎恶的前巴西军政府，推崇军政府里一些臭名昭著、对异己施行酷刑的秘密警察头目，为残酷的军政府统治辩护。他在2014年面对巴西工党女成员罗萨里奥指责军政府“强奸被捕左翼女性”的罪行时口出狂言“我才不会对她这么做，她实在太难看了”。他发表的此类“反政治正确”言论不胜枚举，且执政后已开始将其主张在现实中实行。

博索纳罗的这些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虽有一部分从外壳看与中国国情不同，甚至在宗教观念、私有化政策等方面表面看与中国截然相反，但其内质上恰恰与当代的“中国模式”十足契合：为发展经济不惜以牺牲人权和环境为代价、为取悦强者和主流群体而践踏弱者和边缘人群尊严。“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的价值观中体现出来。概括来说，就是反社会公正、排斥政治正确、精致利己、厌恶女权、仇视平权、蔑视多元和差异、唾弃公共社会义务、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把残酷冷血当作成熟理性、做人做事没有底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博索纳罗这样的人在肮脏的互联网选举攻防战中如鱼得水，战胜无法像他那样没有底线的对手，于民主选举中登上大位。这也说明，“中国模式”不仅在专制国家是“硬通货”，民主制度也无法抵御夹带在民粹主义与社交媒体谣言中“中国模式”的幽灵。此外，这也隐隐约约的证明：集愚民、顺民、暴民三个身份于一体的群氓之恶，并不会因民主宪政、公民教育的实现而消除，相反它根植于人性和社会结构之中；而“中国模式”某种程度是符合人性、延续了历史惯性的，哪怕它符合的并非人性之善而是其恶、延续的并非历史之文明进步而是丛林法则。

文明优于野蛮但并不一定能战胜野蛮；正义代表真善美，却经常败于谎言、暴力武装起来的邪恶。这本应是常识也在某种程度是常识。但对于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命运，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却经常沉浸在“历史必然进步、生活越来越好”的乐观情绪中，将好莱坞式大团圆结局套在人类文明进程上。而放松警惕本身就意味著危险。

历史史实一次次证明，输赢胜负往往与是非善恶并不常是正相关，甚至是反相关。无论是斯巴达击败雅典、“蛮族”裂解罗马，还是蒙古西征南下，以及女真/满族两次入侵且统治中原，都不是更文明开化的力量取得胜利。相反，野蛮与暴力总是统治者之所以成为统治者的通行证。即便到了二战时期，如果德国没有选择入侵苏联，维斯瓦河以西恐怕皆为纳粹长久控制，英国沦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如苏联加入轴心国，美国继续坚持孤立主义政策，如今的世界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二战同盟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正义战胜邪恶”，毋宁说是诸强争霸更强者胜，只不过更强者恰巧位列于相对正义的一方罢了。某种角度说，人类及人类的整个历史，何尝不是一个土地广袤的角斗场、披著文明外衣的大丛林呢？

相对于普世价值、西方文明，保守、残酷但却有“野蛮的活力”的“中国模式”，同样很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将民主法治、平等博爱甩进垃圾箱，把以不平等、不公正、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价值观树立为“新普世价值”。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模式，确实会极大刺激人的奋斗积极性，不仅能弥补在创新等领域的不足，还可能在一些领域更胜一筹，在物质上比注重公正和共享的模式产出更多、更大成果。“不择手段”的手段、“没有底线”的底线，可以为一切竞争的胜利铺平道路，在缺乏有力的“裁判员”的国际竞争中尤其如此。这种有利于强者的模式，也能将精英阶层充分的笼络和团结起来，中上阶层内部相互利用、合作分赃、“各取所需”，成为几乎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残酷人民共和国”的统治集团、既得利益阶层乃至广大民众，还剩多少道德、还有几分底线呢？而已经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不断的西方，又如何有把握击败“中国模式”这个崭新物种的入侵呢？而发展中国家又怎么可能对它有足够的免疫力呢？

洪森的柬埔寨如90年代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自由民主却遥遥无期，弱者的人权更是渐行渐远。而今日的中国，也已成为繁荣而残酷的世界级帝国，相对于法治和平等的国家，它让幸福的人更幸福，让不幸的人更不幸；让幸福的人的幸福可以更容易的代际传承，而不幸者同样将种种不幸传给下一代；不幸者也有机会成为幸福者，只是，要过独木桥、要依附体制和“贵人”，以及将一切“潜规则”运用的纯熟。这个窃取了“中华”之名、也非“人民”所有、更无“共和”之实的政权治下的国家，是特权阶级巧取豪夺、有权无责、穷奢极欲的天堂，是中产阶级爱恨交织、欲变不能、欲弃不舍的人间，是平民大众为活而活、痛而用忍、顾昔足今的年代，是弱势群体力锥无地、唾面自干、残死无声的地狱。

但讽刺的是，生活、生存、生命轨迹天差地别的各阶层，恰恰构成了推动“中国模式”运转的不同功用的部件，“各就各位”，让它轰鸣的前进著。如果它变成世界主流的模式，将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根本反动，更是对欧洲政治革命以来构建的世界文明秩序的颠覆。世界人民想要这样的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