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話的權利和道德底線(兩篇) |
| 送交者: 張三一言 2006年03月15日21:28:4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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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一言 題目的“說話”是泛指言論,這裡主要以維權和民運動角度來談。 我寫了《重申我關於公開批評的意見》,後又看到一些關於批評與道德等相關議論,聯繫到網上有關的討論一直存在,故在這裡談談有關“維權、民運、權利、道德和批評”等等的問題。對言論自由的權利,我說過很多,最近的兩篇《漫畫事件的警示》是重複再談。但是這個問題好像是一個永遠沒有完結的怪物;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不斷重複以道德、感情、利益、文化等等混淆權利的概念,並以之為取消言論自由權利的理由。 有人要求鼓吹自由民主者必須為那些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犧牲和受難的異議人士負責。 試舉一些說法: 例如:你們高談自由民主,相信了你們的那些無知的老百姓去維權爭民主,結果是失去了自由甚至付出了生命;而你們仍然領着鼓吹自由民主的稿費優哉游哉坐在三十八樓高座的軟沙發上,享受着冷氣,品嘗着香檳。 例如:在聲援劉荻和杜導斌時,有人主張“人道主義第一”,應寫檢討認罪以求免罪。指責聲援者是煽動誤導劉、杜和黨對抗,談堅持理想、歌頌英雄行為就是把人推下火坑;是犯罪行為,結果是黨加重對劉杜的懲罰,是立心要他們走向死路。於是那些義務或受僱御用文人、網評員、民主叛徒叛將掀起了一陣“作秀”、“吃人血饅頭”謾罵聲。 例如:沒有決心當烈士,你就沒有鼓吹革命的權利。 例如:那個“張三一言”自稱反共,卻連在香港都不敢公開參加抗議活動… 諸如此類的言論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人們大都對之習以為常,沒有認識到這種言論的欺騙性、侵蝕性和毒害性。 [一]、把部分的“立心不良者”擴大為全部;而且是被他們指定的某一類的全部。 持這些說法的人的欺騙性在於,把部分擴大為全部;而且是被他們指定的某一類的全部。他們依據現實中的確存在的一部分“立心不良者”的事實,利用他們歪論、邏輯,把它無限擴大到他們屬意的某一類事實上去。即是說,把“立心不良者”專門地指向自由民主人權這一現代文明類:凡是鼓吹自由民主理想,維護真理、道義、權利,都是煽動和誤導無知的百姓與黨對抗,是立心要坑害百姓的行為。進而把所有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論都打入害人理論之列,把所有民運和維權人士都打成“吃人血饅頭”的魔鬼,把他們的行為誣指為“作秀”。因為這些說法都是建立在部分事實的基礎上的(現實中實實在在有這樣的人和事)所以有真實感。基於這一部分的事實,所以它也是符合部分人性和道德的,顯得合理。正因為如此,才具有欺騙性。 持這些說法的人其實絕大多數都是“立心不良者”!何以見得?這些說法的支持者絕大部分都是擁共擁專制獨裁的人,他們明知那些三四千萬無辜老百姓都是在完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白白餓死的。他們也知道,分田到戶是農民“反抗”大鍋飯的結果。他們明知道所有認罪寫檢討的右派和歷次被整對像的結果不是被從輕發落而是得到“應有的懲罰”,因為大家都相信了“坦白從寬”的謊言,得到的倒是“抗拒從嚴”的結果。他們也都知道:“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事實。他們看在眼裡記在心中,近年的事實是,孫志剛並沒有反抗,但是被專制者打死了;而由之引發的反抗卻爭到了取消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和暫住證制度戶口管理制度的成果。今天的冰點事件,更是在公開反抗下取得了空前勝利的成果。這些重要的事實是:擁共擁專制,不反抗專制共產黨數以億計的中國平民百姓被專制共產黨傷害和屠殺了;反抗則多少能夠(而且越來越能夠)保護自己的權利。在這樣鐵一般的事實面前,他們仍然繼續要人不要反抗,要寫檢討認罪,立意要人受更多的苦和罪。請問這些是不是“立心不良者”?他們為了主子的利益,鼓吹煽動誤導別人去做犧牲或付代價而沒有回報的蠢事,自己享受着統治者恩賜的殘羹餿飯的成果。所以,我說,持這些說法的人都是“立心不良者”。
持上述說法的人有一個被他們隱瞞着的前提:個人是沒有判斷和決定能力,即沒有獨立自主能力的,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受到聖賢王者的保護。在現實中就是每一個人(集合就是民眾)都要由專制者代決策和受他們的保護。這是所有專制獨裁者的哲學和通用的邏輯。基於這一前提,所有這些權威者認為合理正確的話就可以說,被他們認定會誤導和煽動人的話就不能說!很明顯,按照這些人的理論邏輯必然推導出這樣的結果:任何“可能”產生有害結果的話都不能說。例如,有了橋就“可能”會有人在橋上跳下尋死、“可能”有人不慎掉下去死了,“可能”塌橋死人…可見,發明橋的作用和提倡建橋的話也屬於““立心不良者””說出的有害言論了,因而要求提倡橋和造橋者對因橋死傷者負責。這看去無比荒唐,但是,按照他們的理論推導是極之自然合理的。按照“可能有害就不能說”的理論,其邏輯結果必然倒退到原始洪荒時代。事實上這是不會出現的事,也就是說,持這一說法的理論是荒唐和不可行的。 其之所以荒唐和不可行,是因為其前提是錯的。合理的預設前提是: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主體。個人的獨立自主權利是不可侵犯的,相應的義務是個人的一切行為結果由個人負責。事物的是非對錯真假由個人自由地作出判斷;自行確定相信、認同或質疑、反對任何事理;獨立決定自己採取行動;最後是對這一切後果由自己負責。比如有人說,男人應該娶妻,甚至有人還說B女是一個好姑娘。若果你真箇娶了B女,而她事實上是個河東獅;苦果只能由你自己吃。你怪不得鼓吹男人娶妻論者,也怪不了贊B女的人。這是常識,也是道理。 由此可見,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理想和理論,別人信而行之後帶來挫折或犧牲,這代價應由行動者負責,而不是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理想和理論者負者。正如鼓吹保家衛國反抗侵略,有人信而行之拿起槍來抗敵而傷亡了,這個代價只能由反抗行動者負,不能由宣傳抗敵者負。兩者道理是一樣的。因為你的行動是經過你對別人宣傳的觀點、你見到的事實的認知判斷確認後才自行決定的;你面對同樣的事實,完全有自由決定採取相反的行動,或不採取任何行動,所以,行動的後果,當然由行動者負責。當然,如果,情況是你只能得到單方面的訊息和觀點,或者不能表達你的意見,或者不由得你自行決定,是被迫作出行動的,這行動後果應由強迫者承擔。 當然,宣傳鼓吹者對信者行動造成的傷害應給予同情和援手。例如國家對抗敵傷亡者家屬的撫恤和現在人們對國內維權民運人士的物資和道義援助就是這一方面的表現。 要補充一下的是:持上述說法的人並沒有把他們的這些理論邏輯應用到權力者、自命為聖賢王者的保護者所說的任何可能誤導煽動別人行動而產生危險的話上面去。 【說話的權利和道德底線之一】 二、常人有敬佩和歌頌英雄烈士的權利。 張三一言
[一]、不敢當英雄烈士者有權利支持、鼓勵、敬佩和歌頌英雄烈士 在《說話的權利和道德底線之一》說到一個人面對各種觀點理論、客觀事實作出獨立判斷,自由地採取正面、反面行動或不採取行動。只要不傷害別人,任何行動(例如見義為勇拔刀相助、投降保命、“吃錯藥”的行動:撥墨三壯士、包產到戶農民做的就是吃錯藥的行動)或不行動(例如見死不救)都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別人不應剝奪人們的這些權利。當然人們有評論這些人的行為的權利,這不構成干涉或剝奪權利;因為你同樣有反批評的權利。 本來這是政治理論ABC,也是生活常識,但是就是有人用用的就是前面說的無厘頭廢話,用違反ABC常識的理論來反自由民主。這些人常這麼說:要反共反專制,你就回大陸去和共產黨拼命去;你沒有這個膽量就不要再談反共反專制。當真的有人到大陸或在大陸反共反專制而受難時,他們又振振有詞說:你們自己不敢到大陸去和中共斗,卻在這裡支持、鼓勵、敬佩和歌頌他們的行動,分明是煽動別人去送死。也就是提出“你不敢當英雄烈士,就沒有資格支持、鼓勵、敬佩和歌頌英雄烈士”的歪論;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能下決心當英雄烈士的人都是少數;能當上英雄烈士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人都不想當英雄烈士,更難成為英雄烈士。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會讚賞、歌誦、敬佩甚至崇拜英雄烈士,相反會鄙視、譴責叛徒。這些事實說明:一是,人們不想當英雄烈士是常態;二是,不想當英雄烈士的人讚賞、歌誦、敬佩甚至崇拜英雄烈士是理所當然的事。對他們或他們的家屬給予儘可能的援助,更加是正常、合理,也是光明正大的行為。 諸如前面例舉的反對非行動者說話例子多的是。我們必須看到反民主人士提出這些指責的惡毒用心。他們是想這樣實現他們的惡毒用心的:先提出一個道德上看似堂而皇之,但常人不能達到的標準(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得到就要做得到;你若能做到你就說,做不到就閉嘴!)來要求說話者。他的這一套似是而非的謬論一旦對你產生了壓力,你就會因自慚而自我禁言了,這就達到了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消音的作用。若他們能做到大面積產生壓力,反專制的異議聲音會自行消失;讓那些行動者失去了後援、支持、鼓勵,從而被孤立,反專制的勢力也就瓦解了;專制制度和現專制政權也就萬歲,萬萬歲了。這是為專制制度和現政權效勞的御用文人們特別愜意的事。 事實上,現在被中共迫害的異議人士,絕大部分是即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鼓吹者也是實踐者,楊建利博士、王秉章醫生就是典例。現在其他系獄者、維權民運的前線活動者大多如是。這些人是自由民主人權的英雄好漢,是我們鼓勵、讚賞、歌誦、敬佩的對象。但是同時極之重要的是“沒有行動的人們”對行動者的援助、支持鼓勵;這就要大家高聲鼓與呼。同樣極之重要的是,力求做到每一個在自己可能的犯圍內為自由民主人權做儘可能的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理就說。這樣自由民主才能形成波濤洶湧波瀾壯闊的威勢,才能對專制統治者產生強大的壓力。反民主人士就是想在其中把“有理就說”消解掉,我們要識破專制統治者從逼迫民主自由人權自我消音的惡毒陰謀鬼計,反其道而行之,有話就說,而且要大聲說,高聲喊!
“你不敢當英雄烈士,就沒有資格支持、鼓勵、敬佩和歌頌英雄烈士”的歪論,涉及到言論自由人人平等問題。本來,言論自由權利是人人對等的,是不是英雄好漢同樣有對英雄好漢評品的權利;但是,這些反民主人士就巧妙地、讓你不自覺地接受他們對“言論自由人人平等”加入“有資格才有言論自由權利”的條件:!你不敢當英雄烈士,你就沒有評論英雄烈士的“資格”;沒有資格就沒有言論自由權利。很明顯,他們是用“資格”去剝奪別人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言論自由“權利”。 所以,還是有必要把我幾年來重複陳說的話題再重複說。一般地說,關於可不可。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有權利說;凡是你認同了的契約規定不可說的你就不可以說,你要說,請先解除你的承諾。你要違法違約去說,你就要承受法律和條約對你的懲罰。這是權利的底線,是第一層。在這一層,人們不得以諸如資格、利益、道德等理由取代權利。第二層是道德利益等底線,指的應該不應該說。傷害別人感情、對人不敬、有損自己或他人利益的話,雖然可以說,但是,不應該說。在沒有共識時的辯論,各方都可以和應該在法律範圍內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不能設限。當然,在沒有共識情況下若能相互尊重和體諒,作良生互動對取得共識有莫大好處;所以,我主張在沒有共識條件下的辯論最好能相互尊重和體諒。但是,在沒有共識的對立觀點爭論時,不能用道德利益取代權利;“相互尊重和體諒”絕不能當作言論自由權利的必要條件;絕對不能以之作為禁止別人說話的理據。在有共識的情況下,“不應該”說超越或損害共識的話。在有共識和討論策略時,最好不要奢談權利。非回教徒與回教徒對真主並沒有共識,但是,回教徒卻強求外部的別人遵從他們內部的共識,禁止別人的言論自由權利。伊斯蘭原教旨就是把“不應該”偷換成為“不可以”,以“不應該”為理據要求禁止言論自由權利。中共憲法上的具文人權,全被他們提出具體的“不應該”而化之為烏有。
這一點簡單說一下。能事前預見者是高人高智,是極之難能可貴的,我們應珍惜和領教。事後放“馬後炮”,總結經驗教訓以提高能力和少犯錯誤、以便做得更好,亦是必須。若否認事後諸葛亮,就沒有歷史,最低限度沒有了史評;更談不上總結或吸取歷史教訓了。現在有一種壞風氣是作事後教師爺。把自己認為正確的總結強加於人還算小事;最討厭的是以教師爺的身份和口吻指責、譴責、否定當事人: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也幼稚那也無知。 【說話的權利和道德底線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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