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真实，文笔诙谐，尊称简略。

      “胡风事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总纲，就像红楼梦的第五回，三国演义的虎牢关，主要角色悉数登场，同时所有作家的命运都在此刻注定了，观点表达不对就是“牢狱之灾”，思想问题作“组织处理”，开启了中国作家的噩梦，在那场胡风批判运动中，胡乔木，周扬，林默涵，丁玲，老舍，巴金包括各省市的文联作协领导，人人发言表态，揭示“投名状”，北京主会场上郭沫若居中主持大会，七八百人参加，宣布开除胡风的会籍时大家举手拥护通过，欢呼雀跃和踊跃上台讲话，巴金说“胡风是毒蛇”，老舍说“他有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就在这时一个叫吕荧的人上了讲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刚才没举手，大会主席郭沫若立马制止了他的发言，全场人情绪开始激动，好多当时冠名堂皇的作家或学者，如沙汀，刘白羽，欧阳山，艾青，赵树理等坐前排，有人就叫着要他下台，还有人抢夺他的话筒，乱作一团，原本还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现在都脱了成了“饿狼”。坐在头排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上台就把吕荧推了下来。在新中国文学史上，胡风事件成了恶虐的开头，人人过关表态，要积极参与，运动来了你就是运动中人，想当旁观者那不成，你不整人，人就整你。

       在整治“胡风”同时，毛主席还“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文艺界展开对《红楼梦》的大讨论，他指示两个年轻人对红学家俞平伯的质疑和攻击，而由此“剑指”当时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这《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唯心论有什么关联？这不是个平常的话题，广大人民群众不说，即便是文化界人士，也讲“术业有专攻”，能把那两关系说清道明的也不多，所以起初也“不明圣上何意”，即使俞平伯也是每天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也没往心里去，积极性也不高。人民日报写批评文章的编辑也不得要领，“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了”？主管文宣的邓拓，周扬也没怎么重视，于是毛主席很恼火，主席生气了，问题变得严重了！他就写了封关于研究《红楼梦》的信，指定传阅的人有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由此文艺界理论界的问题波及全国，开始人人口诛笔伐，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批判，佛教僧侣也起来声讨，说这也是一个“功德”。后来传说，毛主席之所以不放过胡适，因为当年一个图书管理员偷跑到胡适教室举手提问，被胡适呵斥离席有关，内心是否有这“疙瘩”只能问毛主席本人。 

       用左翼的文学来指导新中国文学是胡风的错误的重症所在，李泽厚曾说过，当时除了启蒙救亡这两个主题外，被忽略的一个主题是“解放”，这是穷苦人翻身的主题，左翼的解释是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题是党领导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所以左联的主题在新中国不是被压倒弱化，而是彻底被终结。新中国的文学就是“三座大山”已经推到，人民已经当家做主，文学的任务是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但是工农兵也有缺点，有烦恼，但是不准写，“政治正确”要求塑造先进人物，先进典范，写光明的一面，要乐观地展示历史的发展前程，要的是文学的政治效应而不要审美功能，由此可见胡风的不合时宜，居然提出“题材轻重”，“民主形式”“思想改造”什么，他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和主观意识形式，不就是对党的政策“蛮拧”吗？他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连沈从文也开始明白了。

        文学大师沈从文自从得了精神病之后，精神就好多了。能跟正常人一样思考，他和胡风的不合时宜相比，他还算是识时务者，他看了人民日报刘白羽写的赞美几个女英雄的文章，在一篇日记里写到“使我感动而且惭愧，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文学必须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文学的意义。”你瞧，正常了吧！所以他决定重新动笔，他先参加了政治学习，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每天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检查和反省。他学习了十个月，常去食堂帮忙，跟一个烧菜的大师傅拉家常，混得挺熟，于是写了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老同志》，他认为这是写革命文学的尝试，但是没成功，几经修改还是没发表，后来他又去参加“土改”，根据见闻写了篇“土改”的小说也不成功，这个沈从文是死瞧不上赵树理，他觉得乡村和农民完全不是赵树理写得那样，他要再写出《湘西》散记还有《边城》那样的东西，他相信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要比“李有才”的故事更深刻。他参加“土改”的人里有个作曲家，于是他帮忙写起了歌词，“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这什么呀这是！他实在是没理由瞧不上赵树理。

      新中国初那些关于文艺的大大小小运动，就是给中国作家定了一个新的规约，新的体制下展开创作，而这体制性的规约是背离文学本质属性的，原来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人生的怀疑，对现实的批判，甚至对未来的怀疑绝望都是正面的无可非议的，包括感伤，迷惘，沉沦，渴望等情绪是文学天空必不可少的云彩，去掉所有这些，文学不是一棵活着的树，而是一根旗杆了，而新社会的政治性的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之间就成了一种悖论的结构。新制约就比如踢足球，规定踢进自家球门为进球，只要改变战术和略加训练，不是不能比赛。中国作家也太难了，他们渐渐清晰了自己的处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他们，使他们比较的聪明起来了。”这是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句子。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作家们已经会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踢起了“朝自家球门进球”的足球比赛。五十年代那批老作家“鲁郭茅巴老曹”，王小波戏称好像是用蒙古话骂娘，他们解放前的作品要重印再版，还得无一例外地加个序言，要检讨和批判一下自己的“旧作”里的“旧思想”，鲁迅幸好死了，如果活到新中国，正如所传的“要么闭口不说话，要么关到牢里还在写”。这是毛主席的判断。

       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它确立了革命文艺的体制和规范，已组织化的形式使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与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党事业的一条战线，中国作家从此也就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利控制下的“宣传队伍”，“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用周扬的话就是写政策，每个作家都是战士，要听指挥守纪律，所以我们再也出不了伟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