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缘、卖艺、卖身与出卖灵魂

──写给毛主席的好孩子们

芦笛

“民运之姨”胡安宁先生出来大爆民运圈钱内幕，说“民运之父”魏京生当初为了向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要钱（据说是每年２００万美元），满口答应李登辉“山东也可独立”。不幸的是，民进党人上台后，觉得毫无必要以民脂民膏养那群百无所长的废物，便无情断了民运的粮道，于是魏民父便愤然起来反对台独，云云。

胡民姨所说，证实了我从可靠来源听到的消息，亦即许多所谓“民运”人士都由台湾军情局豢养，而伟大领袖胡（平）主席的政论立场，便是指明他的财源的风向标。不过，姨娘的概念极度混乱，竟然把这种要钱方式称为“化缘”，谬之极矣。

所谓“化缘”，说白了就是讨饭，乃是叫花子与和尚道士们的营生。活不下去，只好向人乞讨。其本质是单向性的，并非商品交换。给不给钱，全在施主自愿，付钱也没有什么条件。施主慷慨解囊后，并不对叫花子或僧道们有什么要求或期待，钱给过也就算了，end of the story。说起来并无可耻之处，十分清白干净，甚至可以说是高尚。

人活在世上，开门第一件事就要钱。这挣钱的常规方式，乃是“卖艺”。例如搞科研吧，有无出息，要到的钱的数量就是最直接的指标。你得搞出重大成果来，施主们才会给钱，有了钱，才能去招募有本事的同志来扩大再研究。如此便如滚雪球一样，成果出的越多，钱来的也就越多，摊子也就更大，成果也就更多，进入了良性正反馈。反过来则是恶性负反馈，最后非但连课题组都没有了，就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从表面上看，这和职业革命家们很相似，但不同的是，科学家们既不是化缘，也不卖身，更不出卖灵魂，而是卖艺。

不幸的是，时代在中国造出了整整一代无艺可卖的可怜虫，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具有毛式价值观，最后必然堕落为职业革命家。

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认定“男盗”更恶于“女娼”，宁愿冻饿而死，也绝对不会去抢劫别人的财产。我有位迂腐腾腾、儒家风范十足的前辈，青年时代曾在某个面粉厂里作小员司。据他说，那个厂子连围墙都没有，面粉生产出来就堆在并不上锁的棚子里。晚上也没有什么警卫。厂外常有冻饿而死的乞丐，但从未发生过失窃，真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可惜我党上台后便彻底颠倒了这是非善恶观，主张“做土匪有理”，不遗余力化民为匪，最后终于实现了“全民皆贼”的理想境界。

毛时代所有过来人中，唯一没偷过公家财产的，大概只有我那糟糠之妻，就连我本人当年都曾盗窃过厂里的财产。当然，除了芦婆，我大概算是手脚最干净的同志了。而我之所以偷窃国家财产，竟然是出于一种虚荣心。

那时社会上盛行“作贼光荣”的耻荣观。人民的“盗窃”概念，只限于私有财产。盗窃国家财产非但不是耻辱，而且是光荣。谁偷的越多，谁就越有本事。我厂“厂花”竟然因此爱上并嫁给了某位最能挖空心思偷盗厂子财产的青年。敝人因深受传统家教熏陶，从骨子里鄙视这种行为，最后竟然被大众视为“赣大”（赣下有心，“赣大”念“敢度”，即“傻子”之意）。为了证明自己并不痴呆，我这才愤然做了一次贼，由此获得大众认可接纳。待到我出国时，那厂子设立了由数十人组成的“经济民警”，如百眼巨龙一般虎视眈眈地看守着产品和设备，可偷盗狂潮反倒因他们的监守自盗更甚了。

这些“无艺阶级”出得国来，生计当然要成问题。乞讨人家是不会干的，在他们心中，做土匪不可耻，当乞丐才可耻。可在西方要使出国术来，立马就得进监牢。女同志倒好办，把黄脸公退了，找个金龟婿趸卖出去，从此再无冻饿之虞，远远胜过那些沿街拉客的零售商们。男人无身可卖，当然只好出卖灵魂，去作职业革命家。

所谓出卖灵魂，也就是出卖信仰。像魏民父和胡（平）民师那样，随时根据施主要求，及时修改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古语来说，便是“桀之犬可使吠尧”──夏桀那昏君养的????当然只会根据主子的号令，对着尧那样的明君狂吠。

敬爱的江阿姨说，她是毛主席的狗，毛让她咬谁她就咬谁。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当然也是这样，谁给钱就帮谁说话。国民党给钱就反台独，民进党给钱就挺台独，法轮功给钱就言人之所不敢言、不齿言，愣有本事说那些人没有搞政治！

在我看来，以上所有的谋生之道中，卖艺当然最正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做；乞讨次之；卖身再次之；出卖灵魂则等而下之，不足齿数了。

这道理应该是人都能接受吧：卖艺对外造福他人，对内养活了自己。乞讨虽然没有造福他人，但也没有侵犯他人利益，起码没有强暴他人意愿；卖身也如此，趸卖给资本家的女同志丝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即使因此破坏了自己和对方的家庭，受害人也不过两人而已。零售的女同志则能满足男性特殊消费需要，换来金钱也是应该的，只是她们有可能传播性病，必须处于宏观调控之下；出卖灵魂则难以原谅了。不管是把自己卖给尧还是桀，总要咬人，为金钱咬人，与充当文字土匪何异？

可悲的是，上面说的乃是正常人的耻荣是非观，而毛教的威力，恰在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毛主席的好孩子们从小就给培养出一种“作土匪光荣”的颠倒了的价值观。他们从心眼里认定，为了高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需认定自己是人民大救星，那就再做出什么肮脏下流的事来，也绝对只会欣欣然、施施然、甚至傲傲然，内心世界绝对不会有任何困扰，分明是“无波古井水，有节孤竹竿”。那“节”不是作人的起码气节，而是革命大节，也就是和共匪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只要对共匪充满深仇大恨，那么，就算把灵魂卖给魔鬼，自己仍然是人民大救星，仍然是孙中山那样的圣贤。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可悲的不是世上竟然有出卖灵魂的烂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在这么干的同时还特别自豪悲壮！需要一个怎样可怕的世界，才能锻造出这种坚韧不拔的灵魂来！

前天读了万润南先生悼念刘宾雁、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不禁悲从中来。曹先生完全是之死靡他、矢志不渝的毛主席的好孩子，这辈子是再没希望看到光明了。可悲的是曹道不孤，魏民父、徐民舅等人，又何尝不是同一模子锻造出来的？

他们的共同点，乃是在一种革命戏剧里长大，从此终生活在那卡通中走不出来。那卡通剧中只有两种角色：代表正义的革命天使和代表邪恶的反革命魔鬼。魔鬼绝对不会改变邪恶天性，也绝对不会和天使妥协，正如狼绝对不会改变吃羊的天性一般。所以，革命群众绝不能对反革命抱以幻想，绝不能听信那些散布改良主义麻醉剂的魔鬼宣传。改造社会的唯一道路就是无情消灭那些魔鬼。而天使要做的事，不过是登高一呼，自然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太平世界也就此造出来了。即使给抓到大牢里去，也只需照着那电影上现成的共产党员模式行事，宁死不屈，和敌人斗智斗勇，最后胜利总是属于自己的。

这种劣等卡通，在一个常态社会中，就连孩子都没兴趣看。到过伦敦海德公园的同志都知道，那儿登高一呼者颇不少，可从来见不到应者云集的壮丽景象。这种病态景象只会出在中国那种幼稚社会中。

即使是在中国，也只有文革中才能出这种怪事。那原因很简单：毛为了打倒政敌，特地短暂恩准那群土匪出来呼风唤雨，害得他们从此生活在那卡通剧里，以为社会就是用这种闹剧方式改造的。谁要是没见识过这种荒唐错觉，请去看文革时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韩爱晶的回忆录。他的病态妄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非但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毛“沐猴而戏” ，放出来跳梁的小丑而已──为猴子洗了头穿戴上衣冠，再把他们放出来演猴戏，却自作多情到以为和毛一同运筹帷幄，决定苍生气运、乃至人类前途的国家大事！

这种卡通妄想症就是魏民父、王民母、徐民舅等人的世界观，按那电影里的正面角色的模式说话做事就是他们的全部本事。凡在文革出过风头的人，诸如魏、徐、老郑等人，无一不至今生活在那劣等革命卡通剧中，做张做致地表演着，反倒是胡平似乎还要狡猾高明得多。光从革命激情的亢奋度，似乎就足以判断出某位革命家是否在文革中酣畅淋漓地表演过。

我据此判断，胡主席可能在文革中也是个逍遥派，而其他同志不是造反派就是老保头子。而这恰是他们如今反对台独的原因。例如老郑就反台独，但那和王民母一样，与金钱利害无关。他俩之所以如此，还是托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福，被伟大导演一度穿上了衣服，在魏民父那“老兵”给撵下场后，被放进圈子中，跳了一阵子梁，从此就和魏民父一样，再也无法从那“革命二维世界”的银幕上走下来了。

成年人竟然会终生活在一部劣等卡通中，只会按上面的英雄模式想问题、说话、行事、谋生，这实在是令人发指、令人肝颤、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心动魄的时代大悲剧，是文革造成的最严重的心灵劫难。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比起这些灵魂被扭成了不可思议的畸形的可怜虫们来，就连张志新、遇罗克都算幸运的。唉！

所以，毛主席的孩子们其实很值得同情。没出卖灵魂的王民母、郑民什么（郑民妯？）固然如此，就连胡民师、魏民父也同样如此。不过，我对后者的劝告是，哪怕是出卖灵魂，也有高下之分，这话已经写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了，这里再总结并补充一下：

第一、不要为了金钱，就像胡平那样，因为必须向施主证明自己没有尸位素餐，就去鼓动国内同胞为自己奋勇堵机枪眼，发“愿陪刘荻坐牢”之类假誓，欺骗愚弄国外华人，坑害国内冤大头们。做这种缺德事，死后是要下地狱的！

第二、不要为了金钱，就像胡平那样，因为必须向施主证明自己没有尸位素餐，就去煽动国内民众起来争取民主，人家不听便辱骂人家是“奴才”，是“犬儒”；或如徐水良那样号召“全民起义”。要干这种事，请诸位自己回国去身先士卒。否则做这种丧天良的事，死后是要下１８层地狱的！

第三、不要为了金钱，就像胡平那样，彻底抹煞良心，写出遗臭万年的《法轮功没有搞政治》的不要脸的烂文字来。如果要吹拍施主也可，那就最好向卖魂老前辈郭沫若学习，光吹不骂，不要帮施主去咬别人。

第四、终生不要指责共党那些御用学者，因为诸位和他们毫无二致，没有这个道义资格。

第五、终生不要冒充正人君子，如胡平那样开口“道德”，闭口“至善”，以免引起天下人上吐下泻而严重脱水，甚至造成环球水荒。

第六、终生不要冒充什么“独立作家”，否则只能连累那组织，使洁身自好者从此掩鼻裹足。

第七、“盗亦有道”，卖魂当然更有道。最高尚的道，乃是如吴弘达、刘青那样去圈钱来用于慈善目的，而不是以在国内制造骚乱作为回报施主的手段。

第八、不要再像徐民舅那样专干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以“传达中共三反一缓和的要求”为胡民姨的共特罪行。在我看来，中共那对民运“反暴力、反恐怖、反台独、缓和社会矛盾”的要求，彰显了中共与民运合作的诚意（考虑到民运根本不构成有丝毫斤两的政治势力，这诚意就更难得了），代表了中国的全民利益。如果改为“四反一缓和”，亦即“反暴力、反恐怖、反台独、反武统、缓和社会矛盾”，那就是完美的全民口号。公开反对这基本国策，只表明所谓民运分子完全是私利熏心、视国脉民命如草芥的土匪。

以上“芦笛八戒”，如果诸位还没让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彻底毁灭良知，这就给我裤带上打个结，牢牢记住罢！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