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英国工党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工党思想史：1900-1949

　　为了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总体的价值观，把握其重要人物、内部斗争、政策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历史这些历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尽管不可能对于其历史无所不包，但将首先试图提供工党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开始本章将追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的根源，分析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英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接著，本章将试图挖掘出植根于工党历史中隐藏的价值观念。本章开始解释、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因此必须确认与新工党政治哲学相关的重要思想主题与问题。本书主张，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张的，行动与物质运动相反，表现了对于其身份认同来说最为关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工党在十九世纪的起源

　　十九世纪初，新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因为联合王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选举权，所以为获许更多的选举权而发起运动。由于国内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也部分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辉格党（Whigs)颁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这带来了更大的选举权特许，并导致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会的出现。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特许的选举权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促进了给予城镇地方税纳税人部分选举权的开始。随著十九世纪时间的推进，原先的两个党演变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更像是辉格党、异议分子、激进派的同盟，而不是一个有著系统意识形态的政党。乍一看，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可被理解为最可能支持与工人阶级生活相关的事业的政治团体，但自由党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组成的，协同于放任主义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而该学派所持观点与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包含一种强烈的社会家长制（social paternalism)意识。事实上，迪斯累里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说是托利党家长制主义（Tory paternalism)和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当政时期的托利党家长制派通过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立法，它试图：

　　“……解决整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并且政府当局第一次担负起改进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会通过义务购买的方式来改进”。

　　迪斯雷里的托利党政府还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和鼓励互助社团（Friendly Society)的法规，使劳动合同更加公正合理，并将工会从阴谋法的范畴中去除，等等，都是这种托利党家长制主义者所颁行的立法。托利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一派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各分支在执政方式上是家长制和国家主义的。W? H ?格林利夫称：

　　“……很多不考虑历史的评论家坚持不合时宜地看待保守党的记录，要么是从一些基于意识形态敌意的谬误传说的方面出发，要么是从保守党传统中另一个很不同、很反国家主义的派别的独有情况出发。无论你是否肯定，托利党所做出的努力与所达到的成效，从集体主义观点看，实际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将自由党视为完全的天然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太准确的，另外，将十九世纪的保守党视为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这样做也是不坦诚的。可以说，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以及托利党的社会改革的进度与限制都没有了耐心。社会主义社团、社会主义协会与联盟主要形成于伦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业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联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进工人阶级投票登记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够作为工人代表候选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对于联盟的支持逐渐减少，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这次失败：

　　“……辉格党和自由党中的中产阶级不情愿看到工人被选为他们的代表。”英国政治在工党出现之前，是自由党，尤其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并且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阶级己经满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党，因为他己经在十年前就解决了工人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保守党总是得到工人阶级当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阶级体制直到最近都还能在社会习俗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强化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对于上层阶级的顺从。此类的顺从是特别针对托利党的，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传统，即选出少数它主要关心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君主制。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认为，上层理应执政，而且一定最擅长于此，因为他们是托利党，他们象征著阶级体制，因而这就是顺从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而非自由党的一个原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自由党中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植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对于1906至1914年时期有立法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被形容为与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相悖的政治哲学。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与雷蒙德?普兰特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出现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増大联系起来。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卓著的是牛津哲学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要旨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干预作为积极的手段能确保民众有更大的社会正义。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径庭，而自由主义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方式的。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识到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方式对于自由党的益处。格林利夫写道：

　　“一向反对社会主义‘昆虫般的状态（insect state)'马斯特曼早就准备接受并敦促社会‘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来缓和英国的社会、经济痼疾，先后发表于他1901年的著作《帝国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著作《英国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与第一点关于以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手段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学概念。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地理解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尽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制的范围内需要的自由，并且自由市场能制造出最优于创造财富的环境。相反，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地认识自由能増强个人自主权，并能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机制确保物质资料与设施不只是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务。特别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题为《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中主张这种对自由的积极认识。格林利夫认为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体'‘积极’的自由概念之上；并被浓缩在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第三个哲学观点是社会道德问题。他们认为个人不仅有个人的道德要维持和个人的责任要完成，而且有社会的道德要维持和社会的责任要完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资本主义是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种的自由主义观相对立的。于是，简言之，社群责任的价值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者从英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当中吸取政治哲学，他们也采纳了影响英国唯心主义者对责任、社群、权力的认识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却是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体的，因此，每个人都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几乎没有提及更广泛的有关弱势、贫困、赤贫群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于社群和责任的观点高于洛克著作中的观点。

　　大卫?马昆德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期工党的修正主义右翼。马昆德说，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斯特曼，当然还有格林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渊源。关于英国左翼政治哲学传统的演进，这一点在马昆德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这段话本来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者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和个人实现的核心自由原则，以确证一种活跃的状态，能够如‘消极’自由一样确保‘积极’自由。在其后的一个阶段的语言里，政治公民将由社会公民补充：宪法民主将由社会民主补充。”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的广泛默从并非十九世纪晚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全部情况。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于1871年，每年开一次会；它被视为工人的中央议会。22这包括被选举出的工会代表参加年会、讨论各工会所需要为工人做的改进，并且议会委员会被公认代表工会游说政府。

　　在德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进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地位。1877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赢得国会（Reichstag)十三个席位。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该党在1875年实施《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me)之后的一次意识形态轨迹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身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两个分开的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与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爱森纳赫议会（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儿（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联合会遵循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拉萨尔派（Lasallians)”。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要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民主地过渡到信奉社会正义思想的社会。两党在1875年哥达议会上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之后合并，这次斗争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干预与报复行动。哥达议会上提出并接受了一份拉萨尔派起草的纲领，该纲领将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方向，并相应地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选举人群，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主要参与者之一就是思想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伦理、进化社会主义将在本章讨论。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受到了早期费边社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记述伯恩施坦作为被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出德国之后是怎么生活、工作、活动于英格兰的左翼圈子里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后居留于此，他在此地编辑正式的党报。1888年，因俾斯麦政府施压，瑞士政府驱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编辑的党报。于是他迁往伦敦，在那儿与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像是英国社会主义活动的分水岭。尽管社会主义组织在构成上多种多样，但它们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得务实，以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这十年中发表了无数宣传册子、报纸文章和信件，都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表达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服从（如果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在此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与社会主义社团相关的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连贯的经济学学说。社会主义在英国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1900年各组织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会主义，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阶级对于当下政治集团的不服从的表达，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时候其他与工人运动相关的组织开始成立起来，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于1881年的社会民主同盟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相信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不正义的，且伴随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Labour Marxists)这样的社会民主同盟数量一直很少，而且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与工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政治思想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涉及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对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认为“工党主义”（labourism)与其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妥协，为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尽管如此，工党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看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与欧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因而他们承认英国有众多具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是有可能从选票箱里通过工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导人物，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而是在于他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摒弃了社会民主同盟，而倾向于使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富特（Foote)写道，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独裁式的，而且关键在于，他拒绝了将工会作为煽动工人阶级的工具。对工会的这一拒绝导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运动，并因失去影响力而离开社会民主同盟。

　　另一个组织是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相信由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的手段民主渐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物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韦布本人对于费边社的特性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进步与社会改进不可避免，改革将不断増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要求的是渐变而非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关费边社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富特认为，早期费边社更希望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从两大国家党派的现存结构与传统内部深化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合作，因为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理论来说这些政党态度常是不友善的：

　　“费边社的领导人常被最苦于现行制度的阶级那种狭隘的偏见激怒，于是转而寻找两个主要政党的开明成员，拒绝接受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有些费边社人，如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对于工人政党比对于其他党派更加同情，但费边社领导人的总体态度是从地方到全国，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说，这个时期费边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其组织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这些讲座内容后于1889年出版，由萧伯纳编辑，标以新题《费边社会主义论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广泛好评。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颁布，准许农业工人投票选举。尽管如此，城市里穷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选举权。这样，到1884年英国的政治版图己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和城市穷困男性一样，女性仍没有政治代表或者选举权力。1893年，又一个组织成立了，被称作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苏格兰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独立工党由一群思想非常独立的人组成，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发起运动。

　　独立工党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之前就有众议院的议员，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小型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聚集起来，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发起活动，以使其成员被选入议会。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只有两名议会议员，基尔?哈迪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但工会联盟（TUC)在现实中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组建可观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国工人阶级。

　　工人代表委员会与之后的工党被承诺在关键的席位中得到自由党选票，以及在议会中得到远超出它单凭一己之力组织运动所希望能达到的影响力水平。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一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由党也许不会同意与其签订如此便利的协议。此外，工人代表委员会开始的几年，其成员由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阶级“工党派”（labourite)结合而成。“工党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以通过实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生活为事业的议会议员和工党党员。例如，通过提升工资、増加福利、工会代表等改善措施，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提倡工业国有化相反。工党派按照这种定义而言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就大部分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都有矛盾的态度，持著实用、非教条化的政治观。直到1918年党章确立，工党才致力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党章、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1918-1949

　　1918年，工党以文件形式建立了党章，被称为《未来纲领》（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鲁克说出了工党为何在1918年表达其政治目标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鉴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崩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工会代表运动（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绪的増强，一些关键的工会当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己经担忧如果工党不采用一个纲领而其他党会采用，于是运动就会与工党无缘……”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党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将该党由附属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各地方选区内拥有推举议会代表权利的政党（constituency party)个体成员须服从中央的纪律。工党大会将由全国性附属机构代表和选区议会代表组成，按照各自附属成员比例分配名额。”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一年工党试图通过一部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达其哲学动机。这份文件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诺内容:对于经济制高点和生产工具、分配渠道与交换媒介的共同所有权(特别是声名狼藉的“第四条”译者注:条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津贴制的前身），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时工作的最低工作条件，累进税制，为偿还战争欠款征收财产税，以及为公共利益所积累盈余。尽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认为，通过“第四条”并不能公正解读工党所奉行的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解读为伦理的，而非科学的或经济决定论的。伯恩施坦在他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论著《进化社会主义》(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这一区分。伯恩施坦强调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对于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意味著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 。

　　第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是因为其试图把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伯恩施坦强调阶级战争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而这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未曾显现。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基于价值而非科学的或由经济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是关于民主、社会正义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因而成为了政治方案：

　　“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覆的代替品。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这个片段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著。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主张议会制与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与最终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西德尼?胡克认为，《进化社会主义》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一个原因在于其倡导社会主义应当与乌托邦主义的所有观念决裂：

　　“它必须不再把自己设想成完成一个终极目标，持续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务中实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民主化运动。无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它们的手段必须与这些目标保持连续性。”据胡克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不存在脱离民主的预设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个观点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于我来说运动即是一切，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最终的样子，因为它就是一种运动或是通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使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时期居住在伦敦时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有何影响呢？答案是，很难计量，因为尽管工党中盖茨克尔派采用“修正主义”之名，且人们可从其试图改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其他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还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做第二个伯恩施坦。因此，鉴于克罗斯兰认为需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原则而非具体政策等同看待（相比于更大的公平，与国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许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响者。

　　当时的另一个思潮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对于产业工人管理的主张来自科尔（G.D.H.Cole)，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据其工人阶级受工资制度压榨的观点。与马克思遥相呼应，科尔不仅称工资制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痼疾，他还呼吁进行一场阶级战争，就如同工团主义者所呼吁的一样。产业行为形式的阶级间武装冲突对于科尔来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阶级剥削另一阶级而彼此对立。科尔在他1928年的著作《工人的世界：探讨工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当中有对此类问题的政治观点。科尔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自由主义的，与费边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尔对于费边社一派的社会主义持深刻的批评态度，因为科尔认为他们：

　　“……由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出需要国有化的逻辑结论，但这么做的同时忘记了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商业的命题，还是关于人的……他们把国有化视作解决无政府式竞争问题的万灵药，而没能注意到资本主义自身己经通过在垄断中创造一个更加致命的敌人解决了竞争问题。”行会社会主义拒绝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国家垄断的提议，其理由是，将资本主义权力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官僚机构那里是一样的，同样有害，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人在生产者的角色范围内还不能够管理、决定、占据权力位置。第二，资本主义权力正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确立，例如一些人倡导国家所有制与产业管理。对于行会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控制的基本问题被产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忽略生产者（即工人）角色的问题，而关注产品的分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性质。

　　富特认为，工团主义（他把行会社会主义也包括在此义项内）：

　　“……再一次提出了生产者的观点，不过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体主义者完全忽视生产者，工团主义者完全忽视除了生产者之外的一切。”这论断当中的正确之处在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其通过国家管理和产业所有制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概念当中，对于工人的地位关注较少。尽管如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早期费边社人，也许认为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将会成为民主的共同所有制，并因而使得诸如工人等个体在控制产业的国家机构中拥有股权，而不是资本家或者董事会。

　　黑斯勒引用科尔的话，把社会主义称为“……代表底层人的广泛人类运动”。

　　科尔的这一言论颇为中肯，尤其在于科尔这样的博学之士选择凭藉对英国社会贫困人口的模糊且略显直觉性的感觉总结出工党的社会主义哲学要旨。表面上科尔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暗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缺少坚实的哲学要旨，然而，科尔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关于行会社会主义的著作，就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而言确立了他思维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于休?盖茨克尔有著巨大的影响。如上所引他的言论表现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而运动当中派别与派别之间在哲学方面是不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为英国社会的贫困或“底层人”而存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而同时在确切的政治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并不相同。

　　黑斯勒认为，“第四条”于1918年被工党采纳，自此工党开始试图定义其关键的动机，并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国社会贫困群体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有些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确定的认识并能通过具体的政策（如国有化、工人议会、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等）来表达这种认识，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围绕政策建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程度较低，但坚持以一套潜在的价值观（如对于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责任持有积极的理解）作为尺度来衡量是否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定义与重新定义工党的哲学价值观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两方面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论战”中重新显现，也是现今围绕新工党的讨论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里，工党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民基础，原因在于普选权逐渐得到扩大，尤其是192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纪30年代，新当选的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试图将党员限制在民主主义者内。这一事件可被理解为逐渐排斥与压制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迫使其离开。例如，1901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工党，它曾是创建工党的组织之一。1924年的党大会上，工党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内或参选。1925年的党大会再次加强禁止共产主义者成为个人党员，并要求工会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作为地方或全国议会代表。1928年的党大会禁止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代表参加议会。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被驱逐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被称为党内同情共产主义的派别或者“同路人”。驱除共产党的支持者、倡导者或者党员，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英国的大学、工会及社会其他部门中的支持提升之后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工人阶级与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有效补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影响工党的高峰期。克罗斯曼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韦布夫妇主导了 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很多务实的政治家。左派书会（Left Book Club)取代了费边社成为先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广泛誉为“英国社会主义”兴起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家之一。马特?卡特（Matt Carter)认为，托尼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期间，与院长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时任牛津主教的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结下友谊，其间所学使他的哲学观与格林（T.H. Green)的英国唯心主义传统趋同。卡特认为在托尼于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期间，乃至在格林死后，学院都是充斥著格林的思想：

　　“当格林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对于像托尼这样的年轻而具有社会意识的贝利奥尔学生，不深深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观点是，托尼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格林的哲学传统，和诸如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尔斯?戈尔等格林的追随者，而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统一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天衣无缝，但根据卡特的观点，它是真实存在并且从历史角度看是准确无误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础同样为戈尔和霍兰的思想打下基础，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有著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三种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对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机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统一起来的社会。”“尽管格林想要一个建设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复兴自由党，托尼构建了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来支持工党，但是两种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确实，按照鲍尔（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个观点，托尼认为他的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继承者，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对自由的关注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学时的政治观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之后的政治观点则很难明晰归入英国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因为在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富特就难以划分托尼政治观点明智地说道：

　　“由于他自身政治上的数次转变，在政治上将他归类尤显困难；从1921年支持激进的行会社会主义到1928年渐进主义的著作《工党与国家》aabour and rteWat/on)，从20世纪30年代对于渐进主义的猛烈抨击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义。”在本章这一节的上下文中，可以将托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营利社会》（T^eAcqu/s/t/Ve5oc/ety) 视作至少表明他对于工党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对类工党马克思主义（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斯特雷奇一并做讨论。《营利社会》，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响了工党左翼。托尼在写作此书时受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类的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尽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著作中的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不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并不具备固有的剥削性，并不属于异化并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阶级上层建筑。托尼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的性质怀有敌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财产是用于公共利益与社群利益，而非财产拥有者阶级的私有经济利益，那么财产在道德上是正义、公平的。

　　如果托尼对财产性质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假设不一样，但仍近似于工党马克思主义将私有财产视作资本主义痼疾，那么他在《营利社会》当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一主要思想观点简言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专注于营利，而以托尼的规范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败的。托尼指出：“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营利社会，因为它们整个的趋势、兴趣、专注之事全是推进获取财富。”由营利性问题继续引入，托尼认为它引起了另外两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第一，人们这样的物质主义和贪婪使得他们对于贫困者的同情减少，因而贫穷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这一营利社会的道德面貌严重受损，利己主义成为盛行的社会哲学。然而，如果作为思想家的托尼为西方资本主义诊断出营利性的病症，并指出这一状况引起了严重的贫穷与空虚、自私的道德观，那么他认定什么是这种营利社会的起源点呢？富特提出，托尼将其归罪于两个主导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将这一混乱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此时个人权力参考个人在社会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来。”第二，托尼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拒绝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兴起，取代了对于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渐式微，这种社会的社会、国家品格被严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德行本身是不够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精神的东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义是荒诞的.…"”另一位重要的工党思想家是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表达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1932年出版的《未来的权力斗争》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他的传记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未来的权力斗争》是一本复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著作，斯特雷奇在书中置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却是放在二十世纪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纪的情况……带来了垄断、民族主义，以及1919年之后的不稳定的货币。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真实性质乃源于资本主义根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是无计划的，其唯一调控机制是市场的机制，群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于其生产方式；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还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进行：“对工人直接的、公开的恐吓，对反叛者暴力镇压，现代帝国仅凭此就能维持自身。这样的政权有了一个名字：法西斯主义。”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英国共产主义的呼吁，这是马克思本人倡导的通过工人革命实现的正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斯特雷奇1933年的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一本令人震惊且旨在发人警醒的政治宣传册，内容是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掌权以后即将发生什么。此书主要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而没有准备写成政治思想著作或明确传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斯特雷奇这十年间的第三部著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是倡导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次公开的尝试。在这本书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太过专注于货币问题而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托马斯所说，斯特雷奇认为：“这一拒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犯这个错误，他指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关键的区别：技术工人或农民将他体现在社群中的劳动出卖到市场上；工人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由雇主将此工人的劳动出卖。”然而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影响力且有诚意，却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达到顶峰，那么战争及战后时期则是摒弃它而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富特指出：“……通过阅读凯恩斯的著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越发相信国家指导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于是他成为工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1945年政府的粮食大臣……”哈罗德?拉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义影响并接受了联邦主义有关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当中清楚地看到。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拉斯基以标准的眼光看待国家。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强制性，尽管如此却能够为其公民的需要服务。国家由统治阶级管理，这对于拉斯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治下，国家管理能够公正。可以说拉斯基想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这是他在1935著作《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说道：“……政治哲学的首要责任是检验国家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观念上的品格。”因此，显然对于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国家的性质与实际功用对于其所产生的政治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注意到拉斯基对国家的态度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准确的，但他的议程却是激进而偏离于主流工党社会主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消失，而二战也反过来分裂并最终结束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左派书会。另外，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1945年获得选举胜利，在其治下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方式得以回归。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工党还未决定何种政治经济形式最适合用来贯彻其政策目标。大多数工党左派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集体所有制思想的影响，还受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费不足论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响。工党右派在经济领域的犹豫不决在1929-1931年工党政府时期表现出来，时任财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屈从于自由市场与城市银行家（City bankers)的权威来协调制定经济政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著的凯恩斯传记中认为，即使是在《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不久，工党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作为其经济学说，尽管有部分工党人士开始看出如何能够管理控制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斯基德尔斯基所说的工党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己消除私营部分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必然己在工党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逐渐影响与经济学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出现在工党的一部分当中，作为通向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经济途径。富特指出：“凯恩斯对于工党中一部分知识阶层造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痛恨私营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却没有办法解决商业循环和总体失业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对于工党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这是与工党的哲学价值观相一致的。第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其对充分就业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现出它对于在道德上厌恶高失业率的工党有所便利。最后第三，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通过实用性的论据证明了以国家机构为工具维持经济稳定的合法性。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工党提供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论据，国家干预反过来能使工党得以追求其哲学目标，诸如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有关工党采用凯恩斯主义另外有个观点，是由伊利莎白?德宾（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开始得到工党重要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埃文?德宾（Evan Durbin)、休?多尔顿（Hugh Dalton)、休?盖茨克尔等工党经济学小组XYZ社的成员，他们在尼古拉斯?达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贝里（Vaughan Berry)的指导下集会8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支持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工党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宾所说，直到1944年《关于失业的白皮书》(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发布，该书接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一些人怀疑凯恩斯的自由联合，怀疑试图使资本主义制度切实可行、改善资本主义痼疾的理论。大卫?马昆德认为，1947至1949年艾德礼政府时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渐米用为工党的官方经济学说。马昆德指出在那段时期：“……大臣们慢慢地放弃了原先对于受社会调控的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根据政治决策而非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他们转而支持一种混合的经济，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礼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国最先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府。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与资本主义民主妥协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基础。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国家能调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经济的民主监督调节这一前景……对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调控成为使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妥协之词。”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国家实施扩大开支的政策以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另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与左翼政党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诸如再分配、国家管理、提高税率以投资福利与公共设施的财政灵活机制。1945至1951年时期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思想在关于经济学说的辩论中占上风的起点，并且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在1945至1970年间达到顶峰。本章试图提供工党从其十九世纪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还尝试介绍某些主题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轨迹，从而为考察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做准备。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大论战”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著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里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里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著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制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里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著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著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里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志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注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制，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注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制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著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赞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制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制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制，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著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里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制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制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制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制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著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制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志，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复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制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著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注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制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制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志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著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制，克制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制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制，对工资的控制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制造不正义。市场制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台，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著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著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著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党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台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阿里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注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里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注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里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著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赞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

　　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

　　斯蒂芬?德赖弗和卢克?马特尔带有些许争议地提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也许对工党现代化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92年总统选举获胜一一这一年工党败给了约翰?梅杰，士气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党可以在保守主义长期占有支配权后赢得权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场转移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同样，有关所谓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使用相关的第一手访谈材料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问的问题是，“你就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有何观点？”关于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泰勒认为工党政治的研宄者必须区分政策、策略与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修辞与解释方式是有影响的。尽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党在政策问题上，相较于向欧盟学习，并没有产生过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向美国学习有一套系统的过度分析。泰勒称，因为英国的国家政策决定放在美国是相当于州的层面上的，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对英国工党就教育、健康、养老金改革方面没有可以建议之处。此外，激发工作主动性的福利与其说借鉴自美国，不如说同等地借鉴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己经如此实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如菲利普?古尔德等工党官员与新民主党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党确实有一套社会与社会变化的理论是为新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据吉登斯所言，新民主党认为工业时代己经被信息时代取代，在信息时代需要权力的分散，选民政治当中存在变动的联盟（shifting alignment),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被夸大了。关于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长期做媒体的操纵、防御、进攻游戏。雅各布斯特别指出，新工党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响，这种方法使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公众意见之间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显得同时处于左派与右派，进而能够构建共识。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新工党用以改善其温和的号召力，这种提法似乎是准确的，因为菲利普?古尔德说，布莱尔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左右藩篱。22古尔德将布莱尔重新定义政治分界线的欲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学联系起来。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与泰勒一样，认为关于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程度与源自美国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总结说，新工党从新民主党那里借用了福利国家改革与大规模政策方案，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昆德不确定新民主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但他的印象是这一政治影响是颇为可观的。马昆德引述，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而此时新民主党是赢得选举的唯一的同类西方政党。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将比尔?克林顿视为取得了他们所想要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赢得了历来投票给右派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马昆德还提出，布莱尔和布朗认为美国新民主党的政策就在英国“行得通”而言，比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金诺克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产生影响的观点是误导性的。金诺克指出，在两个组织内部都存在可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新民主党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因而真实的政治影响无法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另外，金诺克指出一些工党官员，如菲利普?古尔德，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为新民主党提供过帮助，并事实上向美国出口了英国的助选手段，诸如快速的媒体反驳系统。

　　雷迪斯的观点与金诺克相似，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某种程度是被夸张了。雷迪斯认为唯一新工党可能真正受到影响的领域是关于如何被选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这影响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确定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有何影响，但他感觉美国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制”与政府对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认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最初公开讨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而这影响了新工党的一些人，特别是布莱尔。在竞选与助选活动方面，哈特斯利承认，诸如曼德尔森、古尔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与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50%法则”（即领导人无法制定超过50%的选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响。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新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政治策略、解释、修辞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思想与政策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的影响是误导性的；认为新工党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新民主党。

　　关于“新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这个问题，我认为新民主党以某种方式对新工党产生影响，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访者的观点（除金诺克所提出的任何影响的观点都是误导性的之外）。应该指出，金诺克的这一回应符合预料，如正面回应所暗示的，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内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国民主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为他声称他担任工党党首时，工党成员帮助了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诺克之外所有受访者概括出的论点，即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现方式、修辞等方面影响了新工党。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选技巧，以使他们显得同时在各种问题上既是右派也是温和的左派。尽管这样，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雷迪斯一样，我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充其量也无足轻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诺克与泰勒提出的观点，即新民主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声称代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颇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认为新民主党影响了大量新工党的思想与政策规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支撑，即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制定，而不是美国的联邦层面，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就公共服务、养老金改革及类似国内问题对新工党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最后，新工党如果受到了新民主党的影响，我不确定其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条”

　　“第四条”的重新起草也许是最为深远地影响工党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党现代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改革行动。菲利普?古尔德认为重新起草“第四条”是布莱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一次与布莱尔的谈话中，古尔德就工党章程的那一部分讲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领袖失利是因为他们妥协了。我不会妥协。我宁肯被击败，离开政治，也不要向工党弯腰。我打算和工党较量。”此外，在1994年党大会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条”需要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尔德引用阿里斯泰尔?坎贝尔的话：“我们没有约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这事的一一不是约翰勉强同意，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后是约翰说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得把它说出来，你不能瞎转悠。那正是在我们为新时代检讨章程的最后一刻写进去的。那其实是出自约翰一一我们当时是要绕过这一关的。”唐纳德?麦金太尔（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一措施，是工党对现代化的最终表达。麦金太尔说，布莱尔非常热衷于这一想法是因为：“这将相应地成为与工党的社会主义过往作象征性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认为曼德尔森是谨慎对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为他记得盖茨克尔在1959年选举之后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时遭遇的问题，而正是这最终导致了失败和内部冲突。

　　不过，布莱尔重新起草“第四条”的热情既体现了新工党与“旧工党”的决裂，也去除了工党的政治重负，而保守党曾不时从这重负中获取政治资本。麦金太尔将重新起草“第四条”视为新工党现代化者的一项早期的成功：“‘第四条’的替换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一一尤其是因为充斥全国上下的布莱尔的竞选热情劝服工党不仅同意改变它，而且到最后是想要改变它。”然而，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指出，全国工党的部分人对章程的任何变化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工会，如投票支持保留传统的“第四条”的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来自工党左派的明显而合乎预料的反对，尤其是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的议员。另外，菲利普?古尔德认为倒数第二稿并不充分，他劝布莱尔亲自拟写。重新起草的“第四条”最终表述如下：“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勤奋的力量，我们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单一人达成更多，这样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机会都是在众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亦反映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我们亦可以在一片团结、宽容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一同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条”于威斯敏斯特宫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支持新版条款的总投票达到65%，它还得到了 90%选区工党的支持与55%工党附属机构的支持。附属机构支持率的降低是由于工会运动中部分人对工党价值的现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条”被改革，现代化者将在他们的影响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旦‘第四条’被改革，布莱尔很快巩固了对工党自金诺克开始的机制改革。布莱尔加强了一人一票制，并通过发展政策论坛有效地削弱了大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同样，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不时对领导层做出刁钻的批评，在其政策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归属于布莱尔。”全球化论点

　　新工党于1997年时隔十八年后重新执政时，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受著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显著影响。新工党坚持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点，这贯穿其理想与政策目标。在西方世界，各个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学者批判的。38称之为“全球化主题” 一定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为本章起见它还是够用了。全球化论点认为，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演变出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学说运行的衰弱与市场力量的主导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与服务流入国家经济中。简言之，更多的国家活跃于贸易关系中，并在经济上彼此依靠。

　　经济上另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这些市场进行实时交易，这是由于高级的远程通讯系统让大量资本能够通过全世界市场上的广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交易中被“转手”。同样，公司选择在劳动力训练良好、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投资。因此，投资者对一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该国内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性意味著跨国公司很容易关闭工厂，这使得就业不稳定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方面。这一状况的积极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国家控制对其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公司能快速创造就业。布莱尔在他《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这本书中题为“全球经济”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确信的全球化论点：“现今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是移动的。跨越国界的工业竞争愈加激烈。消费者在加快这个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日益増强的作用。旅游、交通、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缩小世界，扩大品味、选择、知识。所有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观点加强国与国在全球市场上互相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革命。我们所说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个人电脑、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到网站与卫星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创造出一个即时通信与即时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货币市场依赖于卫星和电脑技术，电视现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电子技术提供信息、娱乐、互动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转变了各国商业部门，也转变了娱乐、休闲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性质，例如NHS (全国健康服务)，全天24小时运营、由护士领导、基于互联网与电话的帮助专线，被称为NHS Direct，接受人们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咨询。

　　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层方面。诸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亚洲四小龙等经济集团，对国家经济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对英国来说，特别是加入欧洲或是与其保持距离，这是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性的全球化决定。军事防御、全球犯罪预防、政治趋同都是世界从合作与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孤岛城邦的角度要面临的问题。全球多元化的发生是对于冷战传统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随后东欧与欧洲东南部等地区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应，部分也是对全球化世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反应。全球化在金融、时间、空间方面缩小了世界。这为西方世界内外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机遇;这缩短了西方历来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距离；这意味著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在一个更小、更多样的世界里融合在一起，意味著国家的、国际的合作成为了必要的而非可选择的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化也唤起了文化与宗教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并突显出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世界的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这一特征而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工党建构起其经过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是记述新工党思想史需要考虑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宣言明确了到1997年时，新工党己经将自身定义为现代的、经过内部改革的工党，观点和政策计划都有所改变：“在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己经制定出新的明确的方针，是与旧左派和保守党右派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工党是新的的缘故。”另外，宣言概括出两点有意思的内容，在关于新工党发展的讨论中很重要。第一点是，作为政党，工党自称是“……思想与理想的政党，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管用的才有价值。目标是激进的。手段将是现代的。”由于很多原因，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对思想与理想的承诺是很好地适应于工党传统的，然而这一说法公开地在新工党的思想与理想与被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上一代工党理想之间做出区别。说某些思想己经过时因而不再适宜，这是一回事，但将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这个词编织出这样一种宏观叙事意象，声称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类问题。它还能使人想到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因此，新工党暗示传统的工党思想与理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在贬义的基础上同等地表现出敌意。这一说法的潜台词可能是新工党只接受“新的”、“当下的”思想，“现代”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价值所在。这说法中第二点有意思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学上的困难，即新工党的目标或目的是激进的，因此是传统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或手段是“现代的”。在政治的层面上，这是用新工党的话语、以不无确定的措辞表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必须以现代而非传统的术语处理。这样，关于经济，新工党认为应当追求的是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经济相反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贯彻其社会政策。哲学上在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达成某一目的或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改变目标。这个问题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也声明，新工党只愿意承诺：“……有限的一套重要诺言并将其实现。”可以说这体现了新工党谨慎、保守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国政治的选举历史中锻造出来的，因为宏大的承诺曾经吓得天性保守的选民不敢冒险让工党执政。宣言的语调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党的第一届执政期将是讲求实用的，在立法方面则大体上没什么野心，但将会通过第一届执政期内稳定有效地处理经济寻求确保第二届执政。与这种谨慎的特征和缺少改变英国社会的真正雄心相关的是，布莱尔承认新工党不会对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正确执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党做对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尽管布莱尔没有直接说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在哪些法律领域执行正确，但很可能他是指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大多数内容，接受市场作为提供商品、服务的首要经济机制，此推断还暗含了承诺不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价格控制、三方协商、收入政策。进一步是由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揭示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所正确执行的政策领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税的惩罚性息率，以及强调通过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产率。

　　第三条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后的时期里，布莱尔试图用哲学术语定义新工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己与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联系起来。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经常被用来与美国新民主党的相比较，确实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存在紧密而直接的接触。”1998年，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本费边社小册子，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积极热诚地承诺社会正义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对实现它们的方式则灵活、创新、富有远见。这是建立在逾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进步政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国际主义。但它是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决然超越于旧左派的国家控制、高税收、生产者利益，也超越于新右派将公共投资甚至常常是‘社会’和集体努力这些概念视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认为，布莱尔小册子的引言从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对新工党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政治学最清楚的表达了。就第三条道路己经付出大量时间和研宄，对其标准的结论是以立场的模糊作为政治理论。有关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最适于理解为布莱尔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例如，布朗自新工党执政之后从未在他的任何演讲或声明中提及这个说法。另外，尽管在1998年至1999年间，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维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就第三条道路思想发表讲话，但现在鲜有人说它即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的简化表达。

　　关于布莱尔所阐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可以明确的是，他试图将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与他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布莱尔试图表现出一方面新工党不是工党版的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是经过改进的、对媒体友好的“旧工党”。尽管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工党不是介于传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或归拢中心，而这本身就要求放弃一些他和新工党不愿意牺牲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不是要折衷右与左之间的差异。它是关于己改变的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关于布莱尔想让新工党代表的政治类型，其提出的另一点重要内容是他将新工党指作重新联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说新工党：“……极大地得益于联合两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一本世纪这两者的分离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进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以国家为主要中介的社会正义。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冲突，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赞成国家权力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体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他想重新联合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能够且己经采取许多来自右派也同等地来自左派的哲学立场。然而，（如上所述）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被视为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传统工党右派政治哲学时，是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像贾尔斯?雷迪斯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而且工党左翼人士常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其强烈倾向于公有制、以国家为中心的执政方式以及他们对市场的反感。

　　最后，似乎布莱尔不再以第三条道路的修辞术语描述新工党的政治学，但他也许觉得自己己成功定义新工党在当代英国政治中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可以说，大多数自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的内阁和工党议员己确定，第三条道路的修辞己经终结，因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国学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当作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准确而严密的政治哲学。

　　第二届执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党竞选宣言对于记述工党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没有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经济因素，即对英国公共服务高水平投资的持续承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单凭再度如此强调一次，就将其政治轨迹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则。布莱尔在他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写道：“这次大选从很多方面比上一次还重要。自1997年5月之后我们为经济更为强大的英国奠定了基础，现在这里的投资正注入公共服务……”这一态度转变出自第一届执政期到一半的时候，布朗在他1999年财政预算案前报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这件事引发工党的评论家相当大的争论。在遵守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开支计划满两年之后（可以说己向选民证明，工党政府能够胜任管理经济之责），政府终于开始向公共服务投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诺的主要区别。用布莱尔的话说是：“好好建设未来的机会己经到来，将要在第二届执政期内为英国复兴奠定激进纲领的基础：严格控制通胀，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进而在未来建设动态、高产的经济；保持对公共服务投资，进而通过改革以使我们很好地使用资金……”由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中的声明，2001年宣言明确作出承诺，将为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供资金。为确定工党是否在第一届执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届执政期结束之间改变其政治途径，以及这样一种途径的改变是否意味著其基础价值的改变，我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

　　“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泰勒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根据对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莱尔周围的人更有可能会说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意识到如果不投资更多他们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反应，尽管在入主政府时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谓“布莱尔派”最初认为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不取决于高投资。泰勒认为“布朗派”会主张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他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得是出于实用目的，为了应选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因为工党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党。

　　吉登斯认为，因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们能够将其投入公共机构，并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税收以进一步为投资提供资金是与新工党执政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视作对“旧工党”的回归，如果那意味著不负责任的税收。吉登斯提出，“旧工党”的税收和开支意味著高税收与过度支出，并且招致巨额债务与借贷，这都不是新工党的方式。最后，吉登斯说，他认为第一届执政期为第二届做准备工作，新工党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你（政府）必须表现出你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时有效地履行了承诺，并且是为国家花费这些钱。

　　雅各布斯说，在回答有关“旧工党”与新工党（尤其是第二届执政期时的新工党）政策与价值上的区别时，在“旧工党”原则与新工党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从何开始和结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见是，强调高水平的公共投资是新工党执政方式与第一届执政期的大多数时候相比而言的一个明确转变。新工党一号（New Labour Mark-I)中说他们能在没有大量投资的前提下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但在第一届执政期内这种观点己不复存在，并且由于提高税收为高水平投资提供资金这一新方式，这意味著政策规划与哲学的一大改变。最后，雅各布斯说，因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不得不说，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党，尽管我们承认新工党二号与新工党一号不一样。同时，他指出持续强调公共服务改革无疑是新工党所为，而“旧工党”也许不那么担心公共服务，并对其运行表现得更为乐观、自信，这是由于它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采纳了撒切尔主义中最坏的一个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门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追求垄断的集团，保护著自己的特权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另外，马昆德断言新工党几乎对公共服务运行的改善没有耐心，尽管他承认“旧工党”也许对公共服务的利益群体过于著迷。

　　金诺克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只是工党所为而己。他指出，工党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悬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识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投资，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影响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诺克猜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也许应该在工党政府执政期更早些时候进行。

　　雷迪斯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并不特别属于“旧工党”或新工党，只是工党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免费医疗保健。尽管如此，他称赞新工党致力于保证公众从额外的税收中获取应有的价值，而这些税收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服从的。雷迪斯说，强调物有所值，并且审计获得额外资金的公共服务的表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没有提起过的，当然在70年代也没有。

　　哈特斯利在被问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否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时，认为这明显是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他进一步说，2002年预算预示著巨大希望，新工党将愿意通过更高税收提供持续的投资以致力于更好的公共服务。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以及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而未必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

　　关于“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 ”这个问题，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总结出的观点，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我支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旧工党”这个词并不能作为工党中的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分类，因此“旧工党原则”同样是个冗余的概念。尽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样，我认为这的确体现出工党侧重点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改善公共服务（如上所述）是新工党的第二届执政期的中心问题，但是似乎有些人认为，公共服务的改进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而不要大量的额外资金。泰勒认为，这是“布莱尔派”的观点，而“布朗派”一直倾向于改变策略并充分地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根本上不可能经得起验证，因为一个政府很少会这么清楚地披露这种意图。另外，和吉登斯一样，我认为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的到来必将是随著新工党成功表明他们能够管理经济，因此，在执政最初两年中产生了剩余的基金，这段时间里由于承诺遵循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开支计划，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资金。我认为这个承诺在政治上是审慎的，成功达成这一承诺，消除了所有对布莱尔工党政府将不能像之前的工党政府那样胜任经济管理之责的顾虑（不管有多不公平)，这样部分地帮助政府获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莱尔公开承认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许诺。70 2001年宣言不仅列出到2010年时要达到的十个宽泛的目标，还承诺了实现五个保证，是关于经济稳定、优质公共服务、现代化福利国家、加强社群、英国的海外影响等问题。7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诺投资公共服务而言更为激进。尽管如此，其主要历史性重要之处是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开始的经济思想突变。

　　在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的后半期，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未来的新工党政府要代表什么，有关这些几乎都没有连贯的表述。这种哲学言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在第二届执政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忙于国外事务。其导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余波耗费了政府与布莱尔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并不必惊讶他们没有将焦点放在整整两届执政期后重新阐述其政治哲学。

　　在2001至2004年间，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布莱尔在2004年布莱顿(Brighton)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讲到对“机遇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纪传统福利国家为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必须被重塑为机遇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能力与过去完全一样坚实稳固，只是更加适应未来的要求。这将是进步的未来，只要我们记住我们与非正义斗争的原因从来都是解放个人　�幝鄣乃�方不是爱自由的人和不爱自由的人，而在于保守党与我们之间，他们认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后站，让最适应竞争者与最具备特权者成功，而我们理解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生活起点如何，其自由都将通过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社群得以实现。在机遇社会中，与旧有的福利国家相反，政府不发号施令，它只授予权力。”布莱尔试图将“机遇”这一在新工党反复出现的主题置于他为公共服务改革所作解释的中心。机遇可以理解为意味著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布莱尔很有可能希望工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机遇，与他的市场领导的公共服务改革之间产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可争议，因为工党正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増加对它的投资，这些服务对所有公民“在让渡这一点上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甚至试图向工党的部门为市场领导的改革作出解释是引发争议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应该鼓励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因为市场会变得更加巩固而繁荣起来，进而对高质量的公共供给造成威胁。真正切中“机遇社会”言论的关键的是，它在第二届执政期出现得太晚了。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为公共服务改革的计划提供全新的促动力，并使得布莱尔有机会在工党大会上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己经过一个艰难的夏天，他据说曾考虑辞职。另外，批判保守党执迷于帮助有特权者，这在本质上使布莱尔能够开始2005年的大选的竞选活动。

　　正如此前引用马丁 ?史密斯所说的，工党中的现代化者并没有出现于1994年布莱尔成功当选党首之后。要说的是，“现代化者”或按其传统称作“修正主义者” 一直存在于政党中。然而，有意义的修正常在重大社会和（或）经济变化之后发生。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能充当改革的执行者，以新工党而言，1994年后修正主义者确实如此。例如，现代化者提议重新起草工党章程“第四条”实际上重新定位了工党的目的和目标。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在历史的特定阶段走到了政治话语的最前沿。工党现代化者恰当的先例就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经做过讨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一位著名修正主义者就足以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盖茨克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仅就此而言，那么这就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他通过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了修正主义者在工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在其所处特定的时代都信奉一个观点，即世界己经发生巨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也做出改变与之适应。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认为世界变了，己进入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影响著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活动。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多种因素也有所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变革，进而也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75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群体分别以盖茨克尔和布莱尔为工党的领导核心。尽管现代化者们在布莱尔自己还是一位关键性的现代化者时是在金诺克领导下存在的群体，盖茨克尔派也差不多，在盖茨克尔作为1951至1955年间影子大臣时支持他领导工党。还有相似之处在于，盖茨克尔和布莱尔都试图在工党这样非常保守的机构内主张现代化。现代化或修正主义需要思想开放的氛围以及与大众视角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盖茨克尔与布莱尔的个性都允许存在这样的氛围，这可以从他们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件事上看出，区别是布莱尔成功了，而盖茨克尔失败了。盖茨克尔修正主义者与新工党现代化者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为了能赢得选举、组建政府从而实行其思想，他们承诺致力于改变。新工党现代化者，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是1983年大选上的新议员，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与工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在1997年赢取执政权之前作为议员目睹了工党三次选举失利。盖茨克尔派也类似地在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于1963年赢得胜利前目睹了工党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选。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最后一个主要相似点是，两个群体的人都来自工党右翼。许多新工党现代化者的意识形态历程比盖茨克尔派的还要富有戏剧性。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杰克?斯特劳（JackStraw)、约翰?普雷斯科特、玛格丽特?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尽管人数较少，他们属于工党右派，自称占据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翼，他们中有彼得?曼德尔森和己故的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对之前的政治承诺所做的这一简要概括说明单个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转变。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视为新工党的代表，尽管他们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新工党政治学的主旨。

　　然而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时，盖茨克尔派己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有一套表达明晰连贯的政治经济哲学，而新工党的现代化者却还没有产生一部具有显著思想价值的作品以阐述新工党的政治经济哲学。

　　缺乏这样的文本使得辨明现代化者的思想传统这一过程变得艰难。我们可以说彼得?曼德尔森和罗杰?利德尔的书《布莱尔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于阐述新工党的世界观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标，但绝不能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作品。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纯粹的实际问题，即新工党现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权力并改变了工党的政治话语，而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及其后的克罗斯兰派从未完全主导1964至1970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说，1974至1979年工党政府包括盖茨克尔派或克罗斯兰派的部长，他们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其中还包括了克罗斯兰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尔?罗杰斯、罗伊?哈特斯利，但是他们失败了，不像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义成为工党的主导信条。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通过1987至1989年政策检讨的形式以严肃的方式开始。金诺克失利之后，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继续党内改革，最为显著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机制，改变了党员为事务和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是现代化者，但仅限于党内民主，而非党的政策和修辞。布莱尔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后成为党首时，被有些评论家称为“超现代化者”的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改革工党的政策、助选方式及其修辞，超出了此前所有体现出的修正。现代化者同新工党一起把工党完全现代化了，以至于一些工党右派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都说新工党“不再是我的党了 ” 因此，到1994年时，并且无疑到1997年时，新工党现代化者己经成为工党的新右翼。这并不意味著成为工党中的现代化者或修正主义者必须只能是来自工党右翼，因为我们可以将新左派视为修正传统的或“旧左派”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观点。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国公司的中观经济力量，这是在斯图尔特?霍兰1973年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挑战》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试图给出工党最近的思想史，并解释新工党的一些政治影响和哲学目标。接下来三章的任务是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价值观入手分析、辨明新工党的政治哲学。每一章将以审视与这三个价值之间相关的新右派思想开始，进而探讨关于价值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视角，最后将是分析新工党对每个探讨过的相应价值观的具体哲学承诺。

　　新工党与自由

　　自由是定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试图评价自由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接下来三章的出发点是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政治组织这一历史内涵，因此新工党必须有鉴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所谓新右派理念与原则在英国的思想垄断而坚持维护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据此，本章的第一个任务是探讨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新工党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与新右派相关的观点则坚持严格的消极自由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指出，新工党对“机遇”的承诺及其有关于此的修辞，尤其是“机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证明了新工党致力于积极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对自由的理解开始。

　　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

　　讨论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时，博赞基特（Bosanquet)写道：“自由对于新右派来说是免受强制（coercion)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类动因干预的自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说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个人不依赖于或不必服从于“别人的专断意志（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个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须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而为此他或她必须不受其他人的强制。有人认为消极自由的这些定义并非内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的，且是表达消极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赞基特说，对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本质上是免受强制的自由。这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主要定义，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由也可以是免于其他个体的专断意志支配，这与免于强制的观点并不冲突，事实上为消极自由増加了又一层概念。

　　哈耶克的观点由于只关于个体人类的强制而不是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强制，因此仍然与消极自由的传统一致。对这个定义可能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开始了关于任意与非专断意志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的辩论。另外，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这个观点补充了第一种观点，即自由是没有强制，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传统，一个人若受到强制则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为消极自由的定义増加第三层论证，即一个人只有在不受强制时才能真正成为其行动的主人。如果他们被强制作出生活中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并在强制的威胁下被人为地影响。

　　哈耶克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中不存在另一个人专断意志的干预则等于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自由”或对自由的强制干预只有通过人类动因才会发生。对于哈耶克，个人的自由只会被不需要的、蓄意而为的人类行动侵害，而不会是通过社会或经济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据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因贫穷而不能承担住宿费用不是由另一个人造成的限制，而是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后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个人没有住处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类动因强制这个人就何处容身做出选择。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于将自由消极地理解为没有人类干预和强制这种简单的哲学信念。

　　大卫?格林（David Green)认为，哈耶克信奉消极自由，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导他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免受强制的自由不能维持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义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没能意识到和认识人类知识的限度，这样也就忘记了社会现实世界（social world)的错综复杂。社会和经济机构历经文明的历史进化发展，不是由试图解决抽象问题的人独立创造的。哈耶克认为，试图进一步安排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而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再次没能承认人类知识的限度，即告诉人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自发而不受调控的，任何调控它的尝试终将失败，这样的尝试会冲击个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于实际认为冲击个人自由长远来看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暴力限制个人的独创性之自由，则破坏了进步和适应可能的改变的机制，即主动性的自由运用。以此观点，改革者不应当采取干预自发性秩序的规则，而应该通过私营组织实现其目标。”哈耶克认为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相信社会正义。对哈耶克来说，社会正义需要大政府，且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无限制的国家主权。哈耶克认为民主制度己偏离其基础原则，即通过分离权力、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依法执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规则等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予个人自由。结果是民主政府的统治具有潜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仅仅是统治人民，并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尤其是，萨缪?布里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民主：“……己经堕落为无道德原则的拍卖，被用来满足彼此竞争的有组织群体，他们长久看来终宄不会得到平息，因为他们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种描述性的意义上支持受美国启发的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从争取得到公民的选票这个方面分析政治市场，就如同商业企业为了公民的英镑或美元竞争一样。但是，和这些理论家不同，他不仅仅视其为缺陷一一在商业市场中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他认为其内在令人反感，因为它们与正义毫无关系。”布里坦认为，哈耶克将利益群体视为对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为政府最终会让步于巨大的利益，而这些让步的总的结果是公民间接受到授予这些利益群体的措施的影响，而他们是不属于这些群体的。这可以通过对个体公民征收更高的税而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反贫穷活动家向政府请愿重新分配更多的财富给贫困群体，或者是超级市场中可供消费者的选择减少而限制个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因为“公平贸易”倡议者成功地说服了政府禁止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劳动法为止。这样，由于利益群体的交易，个体公民更可能体验到他或她自由的减少而非増加。从而这就需要权力和政府的职权范围最小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对哈耶克消极自由观点以及民主制度缺点的这一简要概括使得我们能够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相应地理解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撒切尔说，尽管保守党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自由企业的政党，并且使用过“英国强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这样的选举口号；在战后数年里，这实际上：“……是在向左转的长征途中暂缓脚步罢了。”撒切尔认为，每届工党政府向左的方向推进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在重返权力之后对改革小修小补，而从未逆转左倾的趋势。她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保守党只放松社会主义的束缚，却不曾脱掉它。”撒切尔自1979年担任首相开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约瑟夫的影响，他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传播者。15自由对于撒切尔来说明确地与具体的政府态度相关。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制度，其中的个体家庭和企业能够追求他们的雄心壮志。稳定的体系包括宪章性稳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国、通过健全货币的管理实现经济稳定。撒切尔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国家因素应当停止干预个人的生活。

　　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对自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从消极方面表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雷蒙德?普兰特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理论家赞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严格独立于任何自由所能服务的积极目的和价值观。从追求某些目的（如个人只有在遵循X、Y、Z等价值时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义自由则是积极概念，其预设的前提是人类的性善论与自我实现理论，这样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论断不相符了。”社会民主主义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将其视为授权性动因（enabling agent),通过政府的积极协助保证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再分配性税收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公，从而确保社会的贫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利。新工党的准确作用不是关于回应所谓的自由主义消极命题的思想霸权，如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任务严肃地开始时那样。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诸如亚历克?诺夫、雷蒙德?普兰特、伯纳德?克里克、布赖恩?古尔德、罗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将这一自由概念与其他同类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比如平等。因此，新工党的任务不只是实行政策从而将积极自由概念与机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而是这样将个人需要与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手段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消极自由概念的回应，即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似乎两者界限模糊了。这两种政治哲学都相信且想要促进个人的自由。本章认为，正是期间变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基本的分歧。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论文《消极和积极自由》当中认为，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自由的消极和积极概念。他认为关于自由的论断应当被认为是三兀素组成的关系，即X免于Y并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学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哲学群体就其所理解的X、Y、Z等变量的范围是有不同意见的。19因此，麦卡勒姆认为我们不足以对自由的争论中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说：“这一无能为力的表现，换言之，其诱因是源于把两种自由的区别简单却传统地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与可做某事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一这样的分类意味著自由可以是此两种二元关系中任何一种。”麦卡勒姆认为，如果关于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不是解决自由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部分地解决什么可算作阻碍或干涉了所考虑的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样假设将更加有用。他说：

　　“其区别是植根于关于长期变量的范围的不同看法一一即关于这些自由的动因的（‘真实'属性，或者是关于这些动因所会（或者不会）做（或成为）的事物范围。这些区别尽管也许不是一向明显或突出，但还是会导致对个人何时可谓自由的解释极为迥异。”接著麦卡勒姆提出三点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的长期变量的不同信念之间的区别，分别如下：

　　1.坚持消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坚持积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

　　2.前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况下才有做（X)的自由；后者不采用这样的限制条件。

　　3.前者认为自由问题中的动因（例如，“人” “人类”）实际上可以视同为英美法律中所认定的“自然”（与人工相对）人；后者有时关于这些动因如何辨别有差异很大的看法。

　　普兰特展开了麦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关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由是三元素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辨识出动因（X)，阻碍性条件，可能是强制、限制、干预、障碍（Y)以及动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视的性格和环境的行动或状况(Z) 。

　　新工党的积极自由概念

　　也许可以通过以下纲要表示：

　　(X)动因=个人和社群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个人和社群一（Y)缺少机遇一（Z)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关于工党中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纲要将与新工党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党中自由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左派”或比万派左派认为尽管减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工人的工业民主。理查德?克罗斯曼28可以说是主要的“旧左派”思想家，他说：“如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工业管理或者国家官僚机构手中权力的集中化一一简言之是重新分配职权，从而扩大选择的自由。”因此，也许下列纲要概括出了他们对积极自由概念侧重点的不同：

　　(X)动因=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加上私营管理/国家官僚机构和缺少工业民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与新工党的一样，但另外还有工业的社会所有制和工人的工业民主。

　　(X)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一 （Y)缺少机遇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机遇使个人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并通过工业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产业从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怀有与“旧左派”相似的愿望，即重新分配经济权力并确立工人的工业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经强调，斯图尔特?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阐述的论点引起了对中观经济力量（这挫败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的注意。

　　用富特的话说，霍兰的论点寻求：“……通过计划和公有制（提供）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补救方法。现代国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际资本主义中己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从而动摇了这些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阐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纲要在侧重点上将和上述“旧左派”的纲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认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从历史上是作消极理解的。换言之，即是免受强制的自由，免于他人独断权力的自由，以及使个人免于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其所附庸之上级的那种联系。33另外，他指出社会主义己经操纵了自由的意义，并将其变为免于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当然只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己。”而且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蓄意败坏“自由”这个词的名声。事实上，公允地来看应当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从消极方面论证，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得到有力的论证，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当中呈现出的悲观主义充分地表明，数量可观的人正在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的观点。

　　新工党与“机遇均等”

　　在新工党的修辞、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说中，自由的重要性并不被经常提起。尽管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著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传记中回忆了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10月写给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中对消极自由的限制难道没有激发一代代人去寻找某种超越放任主义的社会模型吗？ ”布莱尔继续写道，“积极自由有其正确性，无论它在苏联模式中被如何践踏。” 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布莱尔关注诸如信奉积极自由这样的哲学信念。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封信的日期仅在新工党执政五个月之后，可见布莱尔也许是在寻找某种哲学观点以表达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莱尔的信，自此新工党对积极自由概念几乎没再做出哲学承诺。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有所著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和布赖恩?古尔德将自由作为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述中心。这很明确地是在回应新右派将自由以纯消极的意义使用。至于新工党为什么不经常讨论自由的价值，则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在这里表明的一点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体的公理，尤其作为英国所有政党所提倡的一项原则。以赛亚?伯林在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当中提出，自由几乎得到普世认同，因此可以对之有多种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自由被当作假定的事实，这样下一步政党要做的就是定义不同版本的自由并将它们与政策建议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所认为的自由则是从它对无处不在的机遇所做的承诺，抑或所谓的“机遇均等”。机遇可以被定义为适宜或有利的境况、前景或选择的结合。

　　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机遇”用作授权性动因，以使尤其是来自贫困背景的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新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的社会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机遇的社会。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会赞成机遇平等，这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能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出自己决策的平等机遇以及免受强制、免遭干预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的标志。新工党所信持的“机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组织提倡的机遇平等更为“厚实”，覆盖面更广。然而，新工党必须从它的其他价值方面表达它对“机遇均等”的承诺，否则将很难辩驳认为其与机遇平等并无区别的指责。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机遇均等”是新工党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与平等作为“优先事项”的务实的外围工作。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概念为基础。这不像黑暗对于光亮那样绝对相反，而是消极自由的延伸，正如对社会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认为。自认为持积极自由论的人不否认消极自由论者的观点，即人应当在生活各领域中从没有明显“善”的限制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将自由的范围从仅仅是一个从强制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个授权行动的概念；从个人的有意的强制到自由市场结构性的间接强制，以及人生机会全凭运气的分配。积极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消极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以赛亚对两种自由概念所做的评论，那么这样的态势则变得复杂起来：“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著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我由谁统治？”和“谁告诉我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表明，彻底考察两种自由的概念时，它们试图就人类状况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将导致我们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中一种概念。这也转而导致我们假定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类型以及我们认为同类政治概念（如结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使一种政治信条区别于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赞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完全可以大体一样），而是这些价值观的分级结构（hierarchy)。”通过对比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学可以得到此命题的一个实例。安东尼?阿布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信条不同，因为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置于他们价值观分级结构的顶端。45 T.H格林与哈耶克都可以被列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指出，格林提倡积极和消极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纯粹的消极自由概念。尽管两位思想家都信奉个人的首要地位，都坚持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政治原则，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会”的概念，重视不同的次等原则，比如社群。积极和消极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这种过分的简化是误导性的、不准确的。这两个概念真正引起的讨论是由个人决定他们要就社会和人性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会最重视怎样的答案。积极和消极自由作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价值，也涉及人们根据对人性和他们所想创造的社会类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问题。

　　新工党赞同(就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它认为“我被谁统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于是开始争取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政治征程。这样，自由变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强制，而成为了人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实现其内在欲求的自由，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我统治”(self-mastery)。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授权性动因，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领域，而不只是道德领域的，免于人类干预的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论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党的修辞中，“机遇”是授权性动因，使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自我统治。

　　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是机遇和积极自由暗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政府干预、优先重视社会贫困群体并将他们提升至足够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遇的原则被指隐含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莱尔和布朗所说:“有相当重要的少部分人从社会主流中被分割、隔离出来。他们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长期无业、贫穷或缺少教育机会，有时还经受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犯罪的困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得不到缓解。” “在工党的新章程中我们承诺寻求最大范围地推广财富、权力、机遇。我想强调机遇是新的政治学中的关键性价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对右派来说，机遇的特征是个人从国家那里得到自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遇与社会不可分离，政府行动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过去太过轻易贬低其为个人改善自身与家庭而推进大范围机遇的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以抽象平等的名义抑止了机遇。严重的不平等继续代代相传，于是进步的左派必须强有力地解决对真正机遇平等的障碍。但是平等机遇的推进并不意味著福利供应和公共服务中毫无生气的整齐划一。现代左派也不会狭隘地看待机遇：艺术与创造性产业应该是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稳定提供了平台。但是如果我们不解放每个人的潜力，则不能建立动态的经济。阻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机遇的福利国家将拖累经济。促进工作的福利国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建设经济的更大的动态机制。”“我想要这样的国家，人们取得发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虑嫉妒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nvy)。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而不是更少。但这些人生机会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壮志雄心和同情怜悯被视作同伴而不是敌人一一我们既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公共服务。”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认为，有关新工党机遇价值观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味著新工党政治哲学存在分歧。这些不同当中有一个如怀特所说的：

　　“……关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问题存在‘左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个承诺宄竟是针对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宄竟需要什么政策来满足这个承诺。”怀特称，工党现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间派”，因此新工党内存在哲学分歧。

　　布莱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领导人物，但“左派”领导人物却未指出。怀特的观点仅仅是，这两派人的分歧在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并且“中间派”从精英领导体制的方面理解“真实机遇”，而“左派”从更为平等主义的方面理解。这也相应地意味著，他们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实机遇”的正确政策有分歧，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履行他们对积极自由的承诺。紧随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左派”认为精英领导体制允许“真实机遇”中存在非正义的不平等，这些是因为残酷的时运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随意性差异。怀特认为“左派”“……认为原则上政策应当谋求如何缓解不应有的残酷时运所带来的不平等。” 相反，据怀特的观点，“中间派”是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对收入再分配态度含糊，反对对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税。尽管怀特的观点对新工党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实验，亦即，我们如何基于极少的源数据看出单个新工党政治家是否是“中间派”或“左派”？这是有疑问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赖于推断。

　　怀特关于“中间派”和“左派”的“真实机遇”论点的第二个缺陷在于术语方面。“左派”这个词是可接受的，可视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但“中间派”一词的政治含义则不清楚。也许更恰切的且根源于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衍生出的温和左派的态度。社会或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了自由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放任主义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后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义的先驱。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中间派，具有政治传统，是一种进步的左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使用时与具有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观点认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纽带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与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部分相同，后者被认为影响了盖茨克尔、布莱尔、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传统紧密相连，很难轻易区分。因此，如上所述，怀特所形容的关于“左派”和“中间派”之间对“真实机遇”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是侧重点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目的。

　　积极自由的价值观被新工党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先辈相似的模式继续下去。新工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罗斯兰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坚持通过享有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积极权利体现出来的自由的价值。尽管如此，新工党将自由与社群的价值联系起来，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积极自由预设为前提的诸多优点方面，关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许会有争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强调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换取某些国家授权。例如新政项目，规定个人在求职并同时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补助之后，为了继续享有获得补助的资格，必须在下列四项中选择一种：教育课程；有组织的工作安置；从事环保项目的工作；或者从事慈善或志愿者机构工作。20世纪中叶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继续优先重视公民享有权利，而不顾任何社会或群体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阻碍自由和可以算作限制自由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对于如哈耶克这样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类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碍才能限制个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认为，任何由人类行动或社会和经济力量引起的障碍能够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例如，贫穷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限制，不管贫穷的个人是否对他的状态负责，也不管他的贫穷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兰特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识的行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义传统必然想要抵制和限制的那种，而也是生来就有、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行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源、福利、教育等领域都存在。”对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讨论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行动的蓄意和可预见结果。哈耶克认为，在市场运行中，个人对其行动的结果不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些结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这意味著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贫困群体）与纠正市场中的非正义对个人的市场决策没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尽管个人行动可能并非蓄意而为，但其影响有时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它们是可预见的，且伤害到了他人，则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预先得以制止的，因此个人就变得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了。如普兰特所说:“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论证，能够基于某种社会正义的思想使市场易受道德评论的影响，无论这思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放弃它的理由。”我们己经注意到，新工党用来履行其对积极自由价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诺个人生活各层面无所不在的机遇或者“机遇均等”。机遇的理论语言是新工党用来阐述其自由概念的务实方式，个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尽可能保证最充足的情形和选项供每一位公民选择。

　　新工党与平等

　　本章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平等的价值，和上一章针对自由的方式一样。本章将依据所谓新右派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观点考察新工党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澄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不同概念的术语，诸如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党表达的两个理念：“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以及“进步普世主义”（progressive universalism)。于是可以认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为充足(sufficiency)、优先（priority)、平等主义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这被当作关键任务，因为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评论家和作家曲解了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一概念，并与此同时指责新右派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透彻地探讨新右派有关平等问题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个任务（按照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类）是，指出包括诸如R. H.托尼、安东尼?克罗斯兰、罗伊?哈特斯利及继承其影响的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平等的优先与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平等概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提出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类型乃是促进优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进严格平等主义的自由概念，因此这样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关平等价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开始将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围绕平等概念的术语。

　　社会民主主义著述中“平等”的术语

　　显然，在讨论平等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讨论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时，可以概括出三个版本。它们分别是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有时被称为“民主平等”）以及结果平等。机遇平等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由保守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公开支持的原则。此原则坚持，每个个人都应当能平等地获得工作和职位，例如公职。它包括无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待遇，并要求一个以才能为基准的社会。机遇平等禁止裙带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优惠待遇和个人特权，它试图保证所有个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是非歧视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支持，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在较低程度上支持这一原则。它扩展了机遇平等原则，通过减少由不幸、基因遗传和社会非正义带来的影响，包括了由个人背景、教育、才干或能力决定的问题。它试图从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做的同时减少社会中的物质性与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结果更大平等的政党这么做是基于不平等，比如基因遗传的差别是随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因为，作为社群他们认为个人有责任通过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更大平等，从而进一步帮助弱势团体，而不只是保证程序上非歧视意义的机遇平等。

　　工党中坚持结果平等的原则（或结果的完全平等）的为少数个人和团体，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Marxist SDF)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随著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工作将成为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公社行为，因此工资薪酬的差别将与之无关。

　　除了这三种平等，新工党在执政期间还支持两种观点，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承诺。这些观点是，“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与“进步普世主义”。7新工党“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观点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财政部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中运用。尽管如此，布朗的演讲中似乎没有对这个观点明确给出过定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暗示，这既是承诺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也是承诺保证结果以使其不低于最低水平。体现这一观点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现在是领恤金者信贷（Pensioner Credit)。新工党“进步普世主义”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预算中用以描述巩固新税收和救济金制度的原则。进步普世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为几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但更多关注于最需要财政支持的人群，将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预算报告认为：“新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实践了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支持所有人，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时提供更多帮助。然而根据布朗在1997年大选准备阶段与前自由民主主义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一次谈话，围绕新工党对平等的承诺的争论变得更加混乱：“我尝试想出一个单独的中心主题，来表达我们所有的观点并将它们一起连结起来。不能称之为“主义”一一那样听起来太意识形态化了。我决定中心思想是‘机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写的《公民的英国》这本书中所谈的。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无法设计结果。我们必须有的是一个做好干预准备从而为所有人提供机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当在他的自传中记述，布朗倡导机遇平等，并表示这是他对当代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的中心原则。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布朗在1997年于大选前回见阿什当，到他任职期间概括出机遇平等、结果公平及其后的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其间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对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解释仅仅是传统的、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吗？有观点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布朗改变了他将机遇平等作为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中心原则的观点，回答的根据是，他的预算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虽然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原则比较明确，但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仍可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各种解释，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的理解混乱。另外，新工党提倡的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寻求对诸如平等概念的哲学承诺时问题重重，且进步普世主义的观点对新工党描述其平等观而言是一种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本章我倾向于遵循这术语上的区分，但并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学家德里克?白菲特在他的著作《平等与优先》中阐述的结论，因此在下列关于平等原则的观点中作出区分：承诺把人提高到一定层次，以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过满意的生活；承诺一直优先考虑社会贫困人群；承诺信奉严格的平等主义（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财富的所以不平等）。这三种观点可以分别命名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优先概念、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新右派反对平等的思想和观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对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这类观点直接与他的自由概念相联系。哈耶克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贫穷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不意味著缺乏自由或者导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则和他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反感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英国及其海外的社会主义的高涨。尽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才主导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内核，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书出版之后早期新右派对保守党的影响：“其本质上的意图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大学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兴起对保守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在教师中也是如此……工党失去了对智识和思想界的垄断。”这个观点得到撒切尔的支持。她讲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对她观点的影响，表示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党内获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经使她的观点成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为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干脆、明确的分析性观点，论证了其经济理论与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短缺有何关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长期对自由事业和自由持乐观主义态度，并让我从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占上风时坚持了过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二个观点是，社会主义是相悖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价值1(尤其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经济中有限的政府干预 (定义为个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尽可能免于强制）。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政府干预经济、再分配税收的攻击在于他认为这些内在都是社会主义措施。因此，哈耶克认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涨与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废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己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著，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还是以一种相当复杂难懂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级。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的观点相联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能区分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渐进的社会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极权主义。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自然的结论必将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导致对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这就是后来的著名论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这一次哈耶克的断然否定并不只是基于认为富裕者因收入向贫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对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于社会正义不存在这一论点。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幻象，因为在自由市场的交易中没有社会正义发生。23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断言非正义只有在蓄意违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当窃贼偷窃钱包时，非正义就被施于盗窃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个人失去工作或者获取不合比例的回报，也没有发生非正义，是因为市场的运行反映的是无数个人并非蓄意的行为，这不造成任何非正义。

　　有观点认为，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为对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优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学承诺。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是再分配税收、高公共支出、全体授权性社会福利计划等经济和社会机制。因此，新右派坚持平等的概念吗？本章认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应当得到国家的最低工资以防赤贫。然而这是对充足概念极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诺。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充足概念是极端不同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耶克所认为在道德上“充足”的标准是远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水准的。他说，防止赤贫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国民饥饿致死、无家可归的国家物资供应的最少量，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而是基于简单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持的对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诺。

　　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引起了对哈耶克思想逻辑的注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哈耶克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该确保基本最低标准？”哈耶克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困难，因为基本最低标准的思想要求具有什么是基本需要或绝对需要的概念，而因为他想说许多社会概念是主观性的，那么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会不在此列？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连贯之处，乃是基本最低标准的实行问题。要让基本最低标准起作用，其必须由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而从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确立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不应该在理论上支持中央国家机构作为资源的分配者，这对纳税人来说费用昂贵，而通过支付能力调查（meanstesting)会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并且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哄抬”影响。

　　以下观点将指出，新工党的充足概念与哈耶克的概念实质上是不同的，它因为新工党所定充足的标准远高于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寻求提供仅够防止无家可归和饥饿的物资，反之新工党实质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权利资格。新工党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现并不表示它是出于对相对性的考虑，而只是对应该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标准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观点更为充足。另外，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同样包括了对平等的优先概念的承诺。优先概念的意思是，尽管个人也许有适量充足的生存物资，但优先主义者想要深入持续地满足社会贫困群体的需要。26这要进行尝试，无论这些贫困群体是否己经得到国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资。

　　如此，要总结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不平等和贫穷不构成“不自由”，尝试弥补相对贫困需要强制个人，从而限制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财务自由，而且实行平等回报制度将造成大量财务成本；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尝试都是在道义上不合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是错误的，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赞基特将这些新右派的观点浓缩为两个命题。第一，关于分配问题，社会别无其他合法的计划，只有防止绝对意义上的贫穷；第二，与更大平等原则相联系的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危险而非法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关平等的论著影响了工党内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过减少收入、财富、机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到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其中心在于他意识到有更大平等则会有更大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托尼的逻辑，更大平等带来更大自由，这也允许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大的遵循个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由意味著：“……能够在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因而不会更简单。这个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否对普通人开放，后者从中选择时遵循他们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于纠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与平等将能和睦共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者注定为敌。”有趣的是，托尼意识到平等一词的复杂性以及可归于该词的意义的冗余：“再一次显而易见，‘平等’一词具有不只一种意义，围绕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为同一术语在使用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本章中我认为托尼对平等的观点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后者历来在工党内得不到支持，除了萧伯纳、1901年脱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社民联31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党左翼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优先概念构成。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与此不同，如托尼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如果不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平等则不能更加自由、博爱，这需要一种持续给予贫困人群优先关注的平等。接下来的评论，尤其是加著重号的评论，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类“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资时，额外的责任应由额外的回报补偿，以作为对己执行的服务的承认以及对执行服务的诱导，没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一个人应当比别人挣得多，因为社区的环境、普通教育、生活习惯孕育出尊重与考虑的普遍传统，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的人忘记、忽略了这些账房的细节（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阶级应当从其他阶级享有的文:明传统中被排除出去，并且人类根本的、深刻的伙伴关系，应当为琐细的、肤浅的经济差异所遮蔽，“寻求平等不能通过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为这既对得到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对没有得到的人有害，寻求平等是要通过确保现在他们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不认为所有不平等都应该废除，但他确实坚持认定给予社群中所有成员“合理的物资供应”，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可以视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观点认为托尼持有平等的优先概念，因为他觉得所有阶级应该分享社群的财富，在事实并非如此的地方，人们应当优先关注最贫穷的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从而使“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这些语言并非准确地概括持续优先关注最贫穷的群体，但暗示富有群体更多的财富将必须用于“共同的用途，，而这个短语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的术语。简言之，这个短语是托尼用以表达优先关注（特别是通过社会开支）最贫穷阶级的说法。

　　其他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与更近一些的罗伊?哈特斯利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信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结果更大平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罗斯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原则，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硬’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自由的’概念。”如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结果的更大平等，亦即严格的平等主义概念，那么这就特别地意味著要保证持续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而问题之一则是什么是“结果”？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通常意味著缩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正如克罗斯兰明确指出的：“首先，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继承的财产而非工作，它们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每个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最高回报这一原则，而授予有差别的利益只与出生的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人类自己劳动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劳动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们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别，也有机遇的差别一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人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悬殊，以至于人们认为，为了这么大的回报而单独挑出经济能力素质，相较于其他个人属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较于其他类似收入受到税收制度过分慷慨的对待一一也就是说，如果税收的基础在衡量个人的赋税能力方面是个糟糕的工具，那么就会出现非正义。”尽管如此，克罗斯兰同样关心缩小教育制度、财产分配、需求阶段中的资源分配、工业权利定位当中的不平等。然而，有关所谓新工党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讨所要问的最为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没有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追随者倾向于批判新工党放弃了结果更大平等原则或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平等”。有观点认为新工党所认为的平等在原则上与克罗斯兰所认为的相似。两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权的形式保证生活所依赖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两者都想持续关注贫困群体，两者都想通过保证如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机遇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自由概念，来减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问题如下所述：“克罗斯兰和新工党对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别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对于社会贫困群体中的哪些人应该给予优先关注？可以允许社会中多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关于这三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工党之间，就侧重点、政策规划好和期许有差别，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阶段（克罗斯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工党是在21世纪初）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像新工党那样信奉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吗？如果答案是“不，他们从未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们像新工党那样坚持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那么如哈特斯利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工党在哲学上比他们所想的更为相似。

　　上述所引内容表明，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他而言其本质是关于平等，约翰?罗尔斯称之为“民主平等的”平等。罗尔斯的立场是他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以使两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另外，罗杰斯认为，当这两条原则相冲突时，第一条原则或“自由原则”必须优先于第二条原则或“差别原则”。因此，由罗尔斯的观点可推知，社会中会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假设遵循了第二个原则。很清楚的是，罗尔斯不提倡严格的平等主义。差别原则所真正体现的是，罗尔斯提倡平等的优先概念，他认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应该如此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随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罗尔斯是什么类型的优先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提倡社会以之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应该持久地优先关注最少受惠者，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体与例如社会普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并不影响原则。因此，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认为罗尔斯所信奉的平等的优先概念是严格的优先主义。本章将论述新工党持有非严格的优先概念，与罗尔斯所持有的有细微的差别。总体来说，克罗斯兰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罗尔斯的概念，并与新工党所持概念相类似，但是原则中的个别地方还是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赞成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强烈斥责新工党放弃这一承诺，而事实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时表现出对平等和自由明确的误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学价值是什么？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我们无法达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种程度。我指的不仅是经济平等，我指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财富的也是权力的平等分配。对更大平等的承诺本身是目的吗？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认为，自由需要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力量。我不认为自由是没有限制，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你做你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学上是混乱的。他说，平等和对结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则，从而他成为了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如此，在下一个问题中他回答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们在实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则，那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结果的更大平等。另外，这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怀疑，即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有关平等和他们政治价值的整体秩序非常类似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厌恶新工党的保守修辞和过于谨慎的政策规划方式。

　　新工党的平等概念

　　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平等观念都不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概念。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把人们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够”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之（如上所述）称为平等的充足版本。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足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充足”？在英国社会，关于一个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称作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是没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识的。45尽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务。在历史上，这工作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津贴和授权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等的概念是达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于是它毫无保留地允许个人挣得收入。鉴于国家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劳动力在充足的最低标准获得报酬，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个范例。

　　新工党平等概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承诺在财政上优先关注英国社会的贫困成员。这(如上所述）可以被称为平等的优先概念。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优先概念可以有两个流派或者以两种方式解释。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严格和非严格优先主义者。严格优先主义者想优先关注社会贫困群体，不管他们按绝对值计算是多么富有。譬如，这样的贫困群体也许事实上（据严格优先主义者）拥有相对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国度假，拥有较高额的存款并仍需要在财政上得到优先关注，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也许仍旧是一定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非严格平等主义者也想给予社会贫困群体优先关注，但他们认为当贫困群体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优先关注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两个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经济状况在绝对值上逐渐变好，那么非严格平等主义者就逐渐停止优先关注这个群体。这样的问题在于明确两个疑问。第一，谁是社会的贫困群体？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规定资源到什么水平则停止在财政上优先关注这样的群体？

　　本章认为新工党信奉的是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党在全英国将生活标准提高到以下程度：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对贫困群体没有清楚的分类，因为75%的人舒适、充足地生活（意味著不只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们也有“合理”水准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则非常富有，那么根据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不需要再信奉这种平等的概念了。尽管如此，假设新工党信奉的是严格平等主义形式的平等，那么它将继续为英国人口中生活相对25%的富人而言贫穷的那75% (尽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满足，并且他们倾向于获取一些财政“需求”）获得更大平等而从事运动。

　　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是与新工党不同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与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程度，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区分，那么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人将少得多。

　　新工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其例证有针对最贫穷领退休抚恤金者与最贫穷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党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其他例证包括其对幼儿“安稳起步”（Surestart)、每一个四岁儿童的托儿所的5800万欧元投资；供儿童慈善事业使用的4500万欧元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亿欧元投入针对18至25岁人士的新政以及针对25岁以上人士的新政；针对50岁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针对单身母亲及残障人士的新政；同样，针对2000个最贫困地区就业的行动团队（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学开支；针对11至25岁不能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人的“纽带”（Connexions)项目。

　　我们注意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则证明是一些怀疑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凭据的人论点的哲学支柱。显然新工党对于平等的原则相当含糊不清。与围绕平等原则的辩论类似的问题是，新工党是支持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抑或有时称为上升的衡量贫困的绝对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一次，新工党似乎在发出自相冲突的信号。布莱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新闻之夜”（Wewsn/ght)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时作出著名的表态，即他认为绝对的贫困水平是重要的，并且几乎要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点滴获益”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过在概括他对抗儿童贫穷的策略时使用相对衡量标准，进一步使得辩论混乱，并进而宣布表示儿童贫困的绝对水平有显著降低。

　　新工党关于平等原则含糊不清的例证是，1999年3月18日，布莱尔在伦敦汤因比大厅(Toynbee Hall)发表贝弗里奇演说（Beveridge Lecture)以纪念牛津大学学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说中，他阐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时消除儿童贫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减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内消除120万。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50万(相对而言），即从1996至1997年的440万减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万。因此，距离目标相对而言还差70万，但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50万，己然超过了目标。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对性数据，于是没能达成目标，所以从绝对性方面展示其发现。

　　因为布莱尔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在新工党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这纯粹是猜测，也许在将来回忆录出版后会清楚明确地解决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与资深公务人员就新工党政治思想的访谈中，我得知新工党或至少是财政部坚持克罗斯兰派的平等概念，但将其应用到现代经济的语境当中。受访者说，财政部应用结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教育津贴、如“安稳起步”等具体的技能与教育培训机会，还包括“工人家庭税收抵免”，确保了有两名儿童的家庭有更为公平的结果，这些家庭每年劳动收入13000欧元左右，或者国家平均收入的一般从而大约状况得以増加3500欧元。受访者告诉我，这么做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劳动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为了提供更公平的结果并进而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结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党所奉行之平等原则的含糊不清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因素。新工党的平等包括对当地社群和社区的投资。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将权力分散至社群，并使得就政府的钱花费在什么上的决策民主化。汤因比和沃克认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于由1000至4000人组成的20个或更多的社区，向每一个社区提供2000万至5000万欧元项目资金，必须显示出它们是真正立足于当地社群，吸纳所有当地服务一一学校、卫生、社会服务人员、警察、房屋管理部门、就业服务部门。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事情并对当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问题提出当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产生这些措施，是因为意识到不平等不只是个人之间薪酬比例不等，还包括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社会和公共服务供应不平等，并且各社区还在获取社会物资（如公共空间、好的学校、图书馆、当地便利设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党关于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遗憾的，但它强调人生每一阶段的教育、技能、机遇，这是实用的而且是为应对英国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受众而做出的选举权宜之计。例如，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期间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税，即25%的较低税率，33%的基本税率，83%的较高税率，以及98%的针对非劳动所得的较高税率，这对于现在的选举不可行。这并不是说，英国公众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増加。在2002年预算中，税收増加（主要通过国民保险分担（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将大量的钱投入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书写作时，根据可获取的民意调查数据）这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欢迎。57这种对所谓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水平的直接税制的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对社会收入最高群体征收较高的税阶。费边社的税务与公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议对每年100000欧兀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创建50%的税阶，这将对约200000公民产生影响。国内税收（Inland Revenue)计算得出，这样的税阶将在2000至2001年产生29亿欧元，并预计随著更多人进入收入100000欧元的群体，而会在之后数年以每年约2亿欧元的速度増长。

　　我们在评价新工党及其信奉的平等时，必须考虑到新工党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后撒切尔政府，试图劝服仍旧心怀疑虑的选民相信税收増加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存在于某种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个人主义、有限的政府干预、对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围里。哈特斯利说，是否持结果更大平等的观点（约1956年60)是看一个政党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测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英国共产党将可算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参与民主，而新工党将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脱离工党的社民党一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广阔空间中找不到容身之处。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罗斯兰、哈特斯利以及新工党提倡平等的原则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手段，并时而作为确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会的手段。本章的观点是，工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以来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同样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认为，在工党中只有萧伯纳、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最后，本章提出，诸如“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和“进步普世主义”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并且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信奉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主义与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党与社群、民主

　　本章将再一次以前一章针对平等的方式，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价值。本章还将根据所谓新右派观点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群的观点，考察新工党所采用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概括出新右派关于社群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其的反感。

　　第二个任务是讨论包括R.H.托尼、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内的思想家对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本章第三个任务是解释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将探讨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美国社群主义和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观念，即“联谊”（fellowship)，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理解新工党的社群价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个任务是讨论在新工党社群框架内扩大民主的问题。将考虑围绕新工党权力分散项目的含义；将探讨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各服务的平等状况的看法；还会评论新工党对志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的态度。本章开始将讨论新右派思想家对于社群价值的态度。

　　新右派反对社群的思想和观点

　　约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认为社群原则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这一思想是与新右派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自然状态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中的社群作为具有规则和联系的集体，只是由允许更为自然的联合体一一市场来运行的契约建立起的人造物。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于人性，与此相似的是，诺齐克（Nozick)认为市场活动是第一位的，带领国家悄悄地接近人们，甚至连概念上的契约都不需要。赚钱的买卖永远都比友谊的本能重要。”那么哈耶克关于这种政治价值是怎么说的？简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对社群的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哈耶克不攻击社群也不就方法论提出反对它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的哲学中并不明确体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关注的是反对社会正义的概念，反对中央国家的所谓权力増长，反对限定或限制个人自主权的任何运动或政策。他所敌视的是集中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他认为这些倾向会对国家权力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就意味著哈耶克会反对国家层面的社群行动而不反对地方层面的社群行动。当然，这要视个人理解“社群行动”的意思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动的定义不只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约性关系且仅仅是实用性联合体，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于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联谊共同体。这一观点表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会反对允许国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提出基于社群价值、规范、信念的有利于其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是社群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共同体。哈耶克的意思并非反对围绕地方层面的社群，因为这不会直接引起他对国家权力提升的警觉，而他认为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是坚定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因此，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并且回避任何社群主义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论的或规范性的。以哈耶克看来，社群主义对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的构想会将政治推向极权主义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类上反对，基于对超越防止贫穷的基本社会供应的兄弟情谊或伙伴关系的理解，从社群对贫困公民的义务或从对社群其他成员负责的方面来表达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

　　总而言之，社群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倾向不管是作为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的支持、解释，或是作为对国家层面公民权的描述，还是作为提倡善的某种概念的原因，都将违反构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哲学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

　　在实际的政治中，撒切尔和梅杰领导的英国新右派政府对社群思想鲜有评论。在总结新右派主导的政治世界的时代精神时，撒切尔有很著名的一句简短的话，其中说道：“……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不只是新右派对于社群概念、社会责任、“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还可以理解为所有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公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包含有对社群和社会责任的描述。也许从迪斯累里（Disraeli)时期，但必然是受到由伦道夫?丘吉尔（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帜下领导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的影响，保守党人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是社群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以此作为其政治任务的声明。尽管人数少，但丘吉尔和他的同盟者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并转而到了其子即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这份遗产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格林利夫（Greenleaf)准确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对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的影响：“当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并没有在保守党圈子里引起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怀疑主义的支持下也许不能期望什么，因为他的态度类似于苍白的、消极的迪斯累利主义……然而在伦道夫离开以后，激进的精神依然很强烈，正如托利党改革联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组织的活动。”约瑟夫?张伯伦以他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保守党政治家。他在自由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壮大之前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正视一个新的有先进纲领的激进政党形成，取代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政党有能力处理工业化和民主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张伯伦由于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场，转而支持对方，他成为保守党席位中赞成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进一步说明，张伯伦的政治观点要求他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对待社会问题，政府代表整个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的激进的关于公共义务与社会企业的托利式理念集中关注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本章提出，“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个词很适合描述某种家长式保守主义，强调社群责任与社会义务，而且这很明确是保守主义内的一个思潮，自20世纪中期以来15,尤其是70年代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党运动历史上被视作伦理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工党内对立派系的很多成员也会承认他对其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性影响力。在工党运动中，托尼的著述是认同社群价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词“联谊”（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关于政治思想的著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问题和由贫穷导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时很难发现对社群所做的明显、确切的讨论。尽管这样，一旦读者研宄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记》(Commonp/ace Soo女),那么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会主义是他基督教联谊的理想。他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价值上使他们平等，并以此为目的本身，他的这种态度贯彻于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评论揭示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神学秩序：“……托尼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强调效率，或是完美社会机器的对称，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宁说其强调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伦理上的，强调基于人类联谊的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群或基督联谊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在某个方面是托尼追求的价值，尽管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会。格林利夫将托尼给予个人更大自由与鼓励建设更为博爱的社会这一目标视为，社群鼓励并授权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在更为平等主义和道德的社群中成为积极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环境更为富足、特权更少的社会环境中的联谊、参与性的公民权以及个人自我发展的渐进过程。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规整的社会制度，而是基于真正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当联系中释放人们的能量和潜力。”与新工党相似，托尼将降低物质与社会不平等视作使社会同时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认为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著重提出了支撑托尼强调学习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及其质量在维持托尼所强烈批判的阶级差距中起著实质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转变，那么将涉及从根本上改变社群中所有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贪婪性、竞争性的态度转变成以联谊、合作、互相理解为特征的态度，从而权利的维护将与责任的实现相适应。而就每一点考虑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本章还认为，托尼意识到并提倡这样的观点，诸如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为社群式的社会等，他的这些目标只有在英国社会降低或结束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贪婪性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作为联谊的社会主义这一潜台词蕴含在托尼的一本饱受赞誉的著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这一段话中：“所有这些思想家所著重强调其合适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学识的平等，而是环境、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不是个人禀赋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平等。他们关注的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精神关系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简言之，他们的看法是，因为人类是人类，所以社会机构一一财产权、工业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制度应当被计划得尽可能强调、加强使他们联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们分开的阶级区别。”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则地信奉社群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理解为信奉基督联谊最为准确，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则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学的、进化的：“麦克唐纳将社会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对立于现存的事态，即根据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管理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真正的个体性会繁荣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融入先进的整体，会为这个整体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学中，个体的细胞通过整体具备功能与个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人会在整体中具有社会功能和要扮演的个体角色。” 23麦克唐纳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较少地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作为整体的社群，而非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例如工会）所做的长期斗争。麦克唐纳想要工党的社会主义将工人阶级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义的公民。大卫?马昆德在他所著麦克唐纳的传记中引用了麦克唐纳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如果新的工党运动只是工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为了纯粹的部分目的进行的一次尝试……那将威胁作为公共生活荣誉标志的所有品质……政治中的工会主义对自身的认同必须比工会的产业需求更高更广。它必须将这些需求建立为一套国民福祉的体系；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公民；工会必须成为经济正义的守护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给出了一个印象，一个简略的关于麦克唐纳如何看待社群价值的印象。

　　这确实意味著麦克唐纳从伦理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一个被积极遵循的原则。麦克唐纳和托尼是爱德华时期（Edwardian era译者注：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工党的重要人物，然而我们能看出他们对社群原则的概念化有何区别。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被看作英国工党运动中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或顶峰，据此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基于社群主义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新工党出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安东尼?克罗斯兰开创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部二十五章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关于社群原则的。本章想论证，二十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思想家选择在他的著作中忽略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之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克罗斯兰的作品专注于创建基于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了，克罗斯兰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工党中盖茨克尔派被卷入与比万派的“大论战”，辩论工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和何种哲学途径。克罗斯兰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任何具体的政策行为，如国有化，而是关于政治价值，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个价值比其他任何价值都能团结社会主义者。25因此，克罗斯兰的任务是写一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这一政治价值。这是克罗斯兰的著作首要关注平等而对社群价值不做任何评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认为，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看不出此价值与当代有何相关。下列加著重号的文字强调了这些观点：

　　“关于博爱，克罗斯兰持不可知论：‘不是因为我认为其内容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就其与当代状况的相关性得出确定的结论。” “他早前对收入政策的怀疑一一最初与工党中左派相联系的政策一一转为对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为使过多的个人要求从属于整体的社群要求。然而这个转变仅限于此，.因为克罗斯兰从未停止关注，以免社群精神的过度会对隐私和个人自由造成无谓的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克罗斯兰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在法律、社会、个人生活领域内自由化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生的社会和道德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几年里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推论所得出的那样，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时代，工党内的进步左派认为这需要进入社会议事日程，因为英国社会是特别保守的，根据阶级、性别、单一道德传统进行分层。与克罗斯兰著作中缺失社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自然倾向是自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有时会在他的著作中被混淆，但它是关于通过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既想要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大的博爱，但这里可以看出克罗斯兰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而对社群概念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直接质疑它的。克罗斯兰对社群的观点与托尼?赖特（Tony Wright)在当代对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意味著：“……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社会不会只被理解为（不论是道德上还是经验上）彼此割裂开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是理解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紧密结构并能制定共同目标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关于这个没有什么统一单调、压制不同或是引人怀念过去的地方。”带著这种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社群概念，我们继续讨论其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党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兰特、哈里?莱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顾柏（Peter Taylor-Gooby)认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义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处。30 “社群” 一词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按照传统，这个词是用来指地区（locality);利益群体；团结一致的系统；对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体；以道德认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权威或种族完整性为特征的群体；以历史延续性和共同传统为标志的群体；其成员以某种整体的方式（与作为特定角色、功能或职业团体相反）聚集的群体；以及最后，职业、功能或部分的共同体。”因此，对于普兰特和泰勒-顾柏，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对“社群”一词的理解。安德鲁?梅森尝试这个任务，他认为“社群”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联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区别于人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认为组成普通概念的是：“……这样的人的群体，他们共有一系列价值、生活方式，认同于该群体及其实践活动，并彼此认知为该群体的成员。”梅森将群体（group)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行动或合作以实现其目标，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认他对“普通概念”的描述并未概括出确定群体有资格成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3“道德概念”涵盖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还包括两个额外的组成部分：“第一，其成员间必须团结。‘团结’是个有多重意义、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是相互关心：从最低程度上而言，这意味著成员间必须在实际理性思考中些许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视彼此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有制度性的剥削与非正义。”从对社群的两个概念的简要区分，我们可以说，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单薄”概念，与此相反，“道德”概念则是社群的“厚实”概念。换言之，“普通概念”是具体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则是内在规范性的。“普通概念”尝试解释一种类似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联合的社群。解释是基于经验的断言，更低程度上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借由“道德概念”这解释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包括了对团结的说明，这意味著成员间更为紧密的伦理关系。

　　社群是定义新工党的主要哲学价值之一，并指示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与“道德概念”理解；有时既是“单薄”的也是“厚实”的社群概念。工党使用“普通概念”时是在谈论地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区分权（包括下放权力）能够使有共同目标、属于国家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能够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地区的政治。“道德概念”则与新工党所提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社群主义公民权相一致。它想让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权利和对彼此所负责任激发促进。这意味著由社群作为“联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与互相关心的休戚与共的道德规范。例如，工党的新“第四条”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团结、宽容、尊重”的社会。这不只是个人的联合或共有一些价值观念或为了某些利益为合作的人，它承载著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养的伦理规范。

　　如普兰特、莱塞、泰勒-顾柏所指出的，社群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于不同层面。

　　譬如，新工党所信奉的社群价值大多是对于国家层面的社群的承诺。这既涉及公民权的社群主义概念，强调对社群的责任，也涉及社群内的个人权利。社群的另一个层面是区域性社群。

　　新工党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成立区域发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证。另外，特别是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地区议会（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讨论突出强调，英国的区域是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社群)，能够得益于更大的权力下放以及区域性地关注解决问题与公共服务管理。社群的更深层面是地方层面的社群。新工党通过其财政分权项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层面上的社群概念。据阿维内里（Avineri)与德夏里特（de-Shalit)的观点，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可以从两个分开的领域理解。第一，可以从哲学的层面理解、诠释、提倡，利用其对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二，从伦理层面批判纯粹自由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结果。如此，社群主义就同社群的价值一样似乎难以定义而含糊不清。例如，鲁特?莱维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可被赋予不同的形态变化。本章认为，社群主义的一种有助于理解新工党对社群所做诠释的形式是当代的美国社群主义。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对新工党，尤其是对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响。2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埃齐奥尼在承认前辈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的影响的同时，认为他们有别于“新社群主义者”，后者是与《有效社群：权利与责任》期刊相联系，并且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自治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埃齐奥尼推行的社群主义类型是民主运动式的社群主义，寻求就美国社会中权力与责任失衡发表言论。它不否认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两个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仅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区、志愿者和宗教组织还是更为宽泛的任何因共同的价值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这与新工党对聚合性社群的强调相似。例如，托尼?布莱尔在他的费边社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会中社群的价值。他认为：“强大的社群依赖于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可一一不只是纳税与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是有义务将孩子养育成为合格、负责任的公民，并支持国家所雇用受此任务的人（如教师）。过去，我们倾向于将这些义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它们被忽视的地方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鼓励履行这些义务乃至强制实施它们，如我们正在寻求主动实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家庭-学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齐奥尼没有天真地认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价的或良善的：“社群并非自动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许多同类的传统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统的，都是独裁且压迫的。而且一个社群会锁定在一套你会认为令人厌恶的价值体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绞死是合法的。”这种形式的美国社群主义的立场是介于分隔社会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论者的道德与哲学分水岭之间。埃齐奥尼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社会秩序，类似于自由论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自治。53他断言，社群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保守主乂者：“……更关注秩序，而较少将自治作为首要的道德予以关注，他们有更为普遍且一元化的规范性议事日程，相较于依靠道德意见（moral voice)倡议价值的最终实行，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国家。”至于自由论者或者个人主义者，埃齐奥尼认为，他们声称自治是西方社会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种社群的或社会的“利益”结构否定或者侵犯。55这类似于撒切尔与梅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对社群、社会合作及集体行动的沉默态度。新自由主义哲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个人置于优先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刻意沉默。德赖弗与马特尔人文社群主义政治思想为新工党提供了除新自由主义外可供选择的社会哲学。

　　埃齐奥尼概括出自由论者为其自治观辩护所采用的典型参照标准：“主要参照的是法定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并赋予个人生命获得保护以及控制、使用其财产的权利特别的重要性。”在英国，因工党运动与大多数工党议员的社群主义本能己经消失，新工党意欲重新塑造与社群主义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政策规划。在工党中，一种强调个人权利而非财产权利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理论处理方式中的主导，因而个人和社群的责任被降级了，如果还未完全摒除，个人权利受到了青睐。新工党的社群主义政策包括，针对年轻违法者的严厉量刑，但带有教育与改造工作，还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区的青少年宵禁，但带有政府资助的青年项目。

　　另外，还有给予个人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项目，并期望个人通过数个选择中的一个来为他或她的未来承担责任，这选择包括再培训或再教育、志愿者工作、环保项目或有组织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齐奥尼认为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意识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学地图了，因为诸如左与右、保守与自由这类术语经常在当代的讨论中得不到恰当的使用：“在这一端我们看到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如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与独立之钟(Liberty Bell))。他们强烈要求，通过从学校祷告到强迫妇女待在厨房等措施将他们所信仰的道德立场强加给所有人。在另一端我们看到激进个人主义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论知识分子；公民自由论者，尤其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选择、权利、自身利益，那么将皆大欢喜。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群，这能支持他们抵抗国家的侵犯，并通过亲朋邻里及其他社群成员温和的敦促维护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制或对权威的恐惧为基础。”埃齐奥尼说，他的社群主义模式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独裁主义，因为他信奉性别平等与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例如，埃齐奥尼提议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无偿工作，如抚养儿童和养护老人65,还包括“同阶婚姻”（peer marriage)，从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分工由个人因素决定66的情况下，公司须提供带薪探亲假，并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额外两年的工作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会服务分散至由志愿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社群作为第三部门，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当合适的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同时节省开支。这些提议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欢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担更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对无偿养护的资助相结合，以及提升女性权利与儿童保育结合，必然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议题。美国社群主义的批评者，如莱维塔，不公正地将埃齐奥尼归为保守主义者一类，因为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双亲家庭较单亲家庭更利于抚养子女，因而应当提倡婚姻。埃齐奥尼并未将任何有关婚姻的宗教立场置于道德的首位，但他认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几率小于未婚或离婚父母或继父继母的子女。70在这个讨论中，埃齐奥尼的观点可被定性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他认为双亲能够共同承受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将他的社群主义模式归为保守主义一类站在莱维塔的立场上明显是极其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莱维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从社群价值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强制性的，并且确实有其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试图惩罚违反者，以威慑和预防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埃齐奥尼应当承认，他的社群主义模式确实使各种形式的强制合法化了：“论证这种社会压力，包括排斥，不是强制性的，这事实上动摇了埃齐奥尼自己的观点。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那只有针对潜在异议者产生某种强制性的影响，这才有可能。于是出现了 ‘谁有权力施行他们的标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了通过非正式机制确保执行过程公正、公平、可问责过程中的困难。”然而，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对？埃齐奥尼否认这种类型的强制固然不对，但莱维塔将其等同于专制主义也不正确。社会的否定乃至温和的排斥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请参加儿童聚会，到酗酒的父亲在家人面前喝醉，与所有人都争吵，得不到邻里、同事、朋友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会强制的形式，但正是“强制”（coercion)这个词，带有政治色彩，吓坏了一些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半点“强制性”的人。

　　本章认为，新工党重新发现了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一部分可以根据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理解为“联谊”，这为资深新工党政治家（包括布莱尔、斯特劳、布朗、布伦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对其进行理解。乔西?哈里斯(Jos6 Harris)评论认为，新工党关于社群价值的思想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党的思想，那些类似“博爱”的概念与联谊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中丢失了。她说：“爱德华时代对‘责任与公民权’的关注被世纪中叶的技术官僚文化排斥在一边，通过许多新工党的文件引起共鸣，正如爱德华时代关于福利与工作、惩罚与欺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念。尽管关于道德由什么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党派必定会赞同新工党的观点，即政策应当是‘道德的’，公民应当是‘良善’的。”这个观点重要是因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论点，亦即，尽管社群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爱德华时代源起于麦克唐纳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主导。另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主要关注

　　的是个体工人的位置问题，他们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这种工资不平等的补救方案。社会领域内的个体思潮，与之相关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状况，保护残障者与少数族裔的权利，消除对同性恋生活方式强加的罪名和污蔑，同时改变反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所有这些问题，常被归类为滑向“纵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趋势的一部分，是与英国的左派，工党有关的，是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有关的。对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克罗斯兰派的修正主义者来说，社群的哲学价值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围内鲜有提及。更大平等的价值占据了舞台中央，并耗费著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哲学讨论，直到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将其与他们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民主与公民权

　　如上所述，新工党对公民权的社群主义解释包括了地方、地区、国家层面的理念。通过从政治中心分散权力，更大的民主化成为新工党对地区层面上公民权的议程中的关键思想。

　　这包括，抱著最终形成地区议会的理念，为需要的地区建立区域发展署，将权力分散至英格兰的各地区。这还包括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伦敦。因此，新工党的章程现代化，尤其是将权力下放至地区层级，被一些工党评论家看作近两个世纪来最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稀奇。其他人认为，这是新工党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改革。75新工党继承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党章改革项目，而将其视作仅仅为了赢得选票的实用策略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尔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选民选择支持设立威尔士地方议会（WelshAssembly),因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了拉选票，因为其并未明显赢得选票。这样，承诺权力分散，尤其是权力下放的政策存在于布莱尔政府。

　　权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区开放，以威尔士的情况而言，也就是公国(principality)，还要求提升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够对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政策通过自治市和城市议会选举在地区以及地方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大选在国家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哲学上讲，权力分散背后的动机对于提倡这一方式的人来说是双重的。从个人的立场看，其意在通过给予公民个体投票权或对地区层级的政府就更为广泛的问题提出抗议的权利，从而提高个人自由。从集体的立场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标、同为国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公民群体能以与他们共同目标一致的方式决定他们地区的政治。根据梅森的定义，权力分散的这种集体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范例。

　　对于工党的权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批判是，它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

　　我们最多认为，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认为社群无论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价值的个人所聚集的地区或是城市，它都有权利尽实际可能行使其民主意志。与此观点相关的观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正是政府遇到困难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则(如全国服务平等原则）的普遍应用造成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无法计数。大卫?布伦基特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内权力分散的这一传统批判：“是否对社群授权与向地方的民众下放权力将导致不平等：导致结果的差别，势必违背我们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平等这一核心原则。换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布伦基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将他们对社群与权力分散的价值信念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分散了的权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时，社会正义就会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诸如生活机会、社群资产的不公正分配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高发，这些都是不能允许的。80尽管如此，在考察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尤其是全国的服务平等）的关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一点，新工党没有出现来落实任何防止此类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应对措施。例如，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没有受到权力下放的显著影响，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己经取消大学生学费，然而英格兰的大学生仍在缴费。

　　这是在大学部门对英格兰学生的一种形式的服务不平等。再例如，对于所有威尔士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威尔士议会颁发免费公交通行证，然而英格兰的领取退休金人员则没有这种权益。

　　同样，这也是对于特定公民群体在公共交通服务中平等的差异。因此，新工党对权力分散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下放的态度，影响著其对服务与权益平等的承诺，也许相比全国范围内有关威尔士领取退休金人员免费公交通行证以及苏格兰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们更关心其他实质性福利权益和公共服务。

　　权力下放和分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样化的选举制度由不同的选举机构落实到位。

　　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选举中使用联立投票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使用单记可让渡投票制（SingleTransferable Vote)欧洲议会选举使用当前由政党组织的地区名单（Regional Lists)伦敦市长选举使用非正比増补性投票制（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制度的这种多样化意味著给予公民个体与地区社群更大的政治决策自治权。不管结果的性质是政治的、选举的还是经济的，多种结果都是权力分散的总结果的一部分。

　　新工党对社群主义公民权的表达也包括了志愿部门的作用。在全国志愿组织委员会(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会上，戈登?布朗将志愿者行为与社群价值联系起来：“你们的努力体现了运转中的社会、行动中的同情心、处于最好状态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说的，使得‘邻居’一词成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词，而且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志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支柱，可以理解为社会三大部门中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大部门。志愿部门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种多样，但可以列举五个具体的特征来定性志愿部门的作用。第一个是，很多慈善机构通常在建立之后都基于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续。国家以普遍供应服务为主要考虑，私有部门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营利，与此两者不同，志愿部门是关注社群的。与这种方式相关联，对了解地方情况带来了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特别为满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制的。国家作为中央分配的中心，经常在建构服务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时候不够细致成熟。因而，志愿部门是基于社群的，并且很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它必然表现出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会改变的。由于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家也处于这种状况，但志愿部门往往显得对社群生活的特色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们由当地公民领导，而他们是理解其他公民变化著的需要的。在市场中，私营公司通常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而具有创新性，顾客需要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志愿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名誉相比于寻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志愿部门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后，志愿部门更少地受生产者利益主导，因其劳动的中坚力量是志愿性的。个人并不关心使他们的薪酬或工作条件或养老金额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免于那些“专业”问题的。人们志愿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于一种“社群精神”的意识或者对邻里和社群成员的利他主义。

　　似乎新工党知道志愿部门的特征，同样也知道政府与市场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于社群的服务时的缺点，这些服务持续变化著，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应。在同一篇讲话中，布朗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与志愿部门的关系都是不对的，但新工党更为充分地理解国家、市场与志愿部门之间需要的关系标准：“过去，志愿组织被夹在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中间。左派中的部分人将志愿部门视为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威胁……就右派来说，用志愿部门为政府分担其适当的责任。新右派试图用慈善行动代替国家。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确实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支持，在人们民主投票认为服务必须提供的地方作出这一保证。但是政府必须意识到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必须与人中的极少数（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进不总是需要公共控制……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机构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伙伴关系合作，基于认识到志愿部门不是法定条文外的廉价备选，也不是躲避家庭责任的方式，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会。”然而，新工党与志愿部门的关系，以及它想允许慈善与非营利性组织来运营某些服务，因为他们觉得比由国家来做更完备，这引起了一些问题。第一，志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作自治而独立于政府的。而其与政府关系越近，那么其独立、由公民领导的声誉，乃至其有效性都会受到质疑。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在范围上逐渐国际化，这有时候意味著它们在公共领域与政府竞争。达伦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义上，所有慈善事业都是地方性的。志愿给出的时间和金钱大部分是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么它们就有増长的趋势……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很大，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乐施会（Oxfam)，更不必说红十字会。它们规模之大，即推动它们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方面可与政府匹敌的重要角色。他们变得类似于半政府机构（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达伦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调节国家与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提到这己经以《英格兰政府与志愿和社群部门关系协约》的形式完成。另外，财政部对志愿部门在执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跨领域检讨试图阐明政府与志愿部门及其目标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质。84然而，志愿部门的代表参与了跨领域检讨一些问题，诸如志愿部门面临的财政风险、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造成的压力，以及资金关系缺乏稳定性会造成组织机构在财政上变得脆弱，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的最好理解是，人们作为个人具有权利，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确保他们有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定权利。尽管如此，因为公民权是在社群之内，所以公民必须履行个人责任。例如，社群主义左派的解释也许认为，人们作为公民对国家有守法的责任，对家庭和社群有致力于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对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积极地保持警惕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助与针对在其社群内需要帮助的人的志愿主义来完成。布莱尔和其他新工党社群主义的领头人物认为，工党作为全民自由权利的政党太久了，而没有期待和表达个人作为公民具有的责任。

　　许多工党议员也许会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群主义者，但论争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权利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事实上，并不是彼此冲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关系，但这作为区分个人、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的社会哲学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工党议员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甚于社群主义者，乃至于视自己为“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或“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非单一将自己定为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

　　有人也许会说，设定一道不可调和的社会鸿沟的辩论是谬误的，因为没有自由主义者会忽视社群的重要性，没有社群主义者会忽视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评价至少有些许正确之处，然而，这个讨论是关于侧重点的，它确实体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明确的区别，而这个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同一区分在工党中是能够注意到的。

　　尽管如此，围绕工党的社会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新工党重新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群价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现，将其他政治价值视作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达到更为道德更为博爱的社会的手段。新工党没有向其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中输入新的价值，而是重新发现了自爱德华时代之后就未被注意的一个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一九九八年

　　Ⅰ.我们的意愿

　　我们社会民主党党人，妇女和男子，努力为创建壹个和平世界与壹个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为建立壹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我们要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抵御威胁生存的危险，并且鼓起勇气通过斗争而获得进步。

　　我们希望和平。

　　我们为创建这样壹个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这个世界中，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们之间的冲突不是通过战争或军备竞赛，而是在为了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而进行和平竞赛中得到解决，― 在这个世界中，通过壹种伙伴政策和壹种争论文化来消除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世界中，欧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种保障民主与社会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并以南部民族的希望与和平为出发点，― 在这个世界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于壹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公平机会。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世界社会，它通过壹种新型经济而使我们星球上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护。

　　我们希望实现男女社会平等，希望建立壹个没有阶级、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没有排挤的社会。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使所有妇女和男子都享有从事人道的职业工作的权利、壹切形式的劳动都得到同样尊重的社会。

　　我们希望通过团结互助的努力实现所有人的福利，并进行公正的分配。

　　我们希望，文化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丰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们希望在整个社会，包括在经济界、企业、以及工作岗位上，都能实现民主，限制经济权力，并实行民主监督。

　　我们希望经济的基本决策，首先是在哪些应当增长和哪些应当萎缩的问题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们希望公民能参与技术改造，从而改善劳动和生活的质量，并减少技术风险。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获得男女公民政治热情参与和支持的现代民主国家，它有能力实现社会目标，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变革和经受考验。

　　仅仅延续以前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希望实现壹种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以人类生活的更高质量为目标的进步。它要求首先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改变思维，改变方向，精心选择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临威胁，这种进步就越有必要。谁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就必须进行变革。我们需要这样壹种进步，它能确保国内外的和平，保护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惧并唤起希望。我们需要这样壹种进步，它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没有这样壹种进步，就势必出现倒退。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同所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壹道为实现这壹进步而努力。

　　Ⅱ.我们的政治基础

　　1.基本经验和基本价值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它的誓言承诺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工人运动提出控诉，要求兑现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个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团结互助的社会。这壹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壹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 19 世纪人民民主运动的传统，所以它希望做两件事：民主与社会主义，即人们在政治和劳动世界的自决。

　　然而，他们的历史未能摆脱缺点和错误：在第壹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使许多希望这壹运动能够强制实现和平的人深感失望。这壹运动在涉及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此后，那些假托工人阶级名义建立起壹党专政的共产党人，同那些致力于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改良建立壹种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那种自称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曾经唤起人们的希望，却又令人痛心地使这壹希望破灭。他们不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会，而是建立了壹种特权官僚统治。这种统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首次承担民族国家政府的责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并且开始建设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曾经抵制、但未能最终阻止民族社会主义的暴力统治。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时期付出重大的牺牲的反抗斗争，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权利要求对第二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建设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与专制和恐怖进行斗争的经历，使我们对于粉饰民族社会主义罪行的企图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重新复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运动深化了这样壹条经验：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够为同壹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

　　政治力量的对比，被低估的资本主义生命活力，还有社会民主党人缺乏动员多数居民的能力，这壹切都阻碍了社会民主党改革政策对于传统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非民主基本结构进行深刻变革。大经济财团的权力、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理所拥有的优势地位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并没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纲领》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它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壹项任务，即通过社会民主化、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表述了自己长期以来就已经具备的身份，即它是壹个左翼人民党。它将继续保持这种身份。

　　社会民主党曾经作为执政党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扩大了企业男女雇员的权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参与权利；扩建了社会福利国家，并消除了对壹些居民集团法律上的歧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人也曾作出错误估计或者错误的决策；对于保障自然生存基础缺乏必要的重视；反对极端分子的法令[1]与其说是消灭了，不如说是造就了我们对抗民主制度的壹批反对者。这壹期间的突出成就是：同东欧国家和解与保障和平。

　　在德国东部，1945 年以后苏联军事当局和德国共产党禁止迅速掘起为最强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发展。在欺骗、压力和强制下成立了成为未来民主德国执政党的德国统壹社会党，在这里，共产党人滥用了在民族社会主义专政时代人们的迫切愿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号下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当时和在以后年代，很多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共产党专政的牺牲者，许多人受到迫害、监禁，被剥夺政治生命，被迫离开民主德国，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

　　德国东部的社会民主党被查禁长达 47 年之久，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壹种被紧张关注的意识形态敌人形象。但是，在柏林东部地区，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会民主党人还在坚持党的工作。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领导的联邦政府从政治现实出发，通过它的缓和、对话和小步推进政策使得东西德国的边界变得容易渗透，并为民主德国的男女公民扩大国内的自由活动空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壹党专政和官僚化的计划经济证明自己并不能把民主德国的国家和经济引向壹个有保障的未来。1989 年 10 月 7 日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重新建党，他们向德国统壹社会党的无限权力提出彻底挑战。他们在民主德国革命运动内部最先决定支持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就为从内部瓦解德国统壹社会党的国家制度发出了关键性的信号。

　　经济上也严重失常的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由于 1989 年中东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垮台了，对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具有深刻影响的东西方矛盾对抗消失了。由于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民主自决权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国实现，最后，德国男女公民的自由决策结束了德国的国家分裂。

　　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国历史在和平革命中实现了转折；他们对于统壹的成功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自己在专政下的艰难经历、沉静而顽强的斗争精神、令人可信的新开端，丰富了整个党的精神财富。自从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时它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整个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1990 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壹成为消除德国分裂后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务就是减少继续生效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为此需要团结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志的形成。为东西部所有德国人创造同样机会，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赋予我们的应尽义务，我们党是壹贯支持实现为所有人服务的法律和社会公正的。

　　作为国家和政党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工人运动曾经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主要流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种分裂的后果也对 20 世纪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失败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信仰，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坚决维护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个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将永远是无法与作为政治社会平等前提条件的人权保障截然分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决心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实现壹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这也已经被证明是壹条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首先是中东欧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壹部分共产党人也对上述思想承担了义务。他们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把社会党国际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园。社会民主党人欢迎这个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的转变，并且推动它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这种变化是与真实可信地同壹党专政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划清界限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男女社会民主党人引以为骄傲的是，我们继承了这样壹种运动的传统，即它从未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战争、压迫或暴力统治，而是使毫无权利的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国家公民。

　　社会民主党从它存在之日起就坚持争取和平与国际主义合作。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际主义已成为惟壹能够承担起责任的现实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今后它们也将是我们改革政策的基础。

　　我们的历史渊源

　　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合作。他们的协调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纪就已被工人运动接受，并且得到进壹步发展。我们用了壹百多年的时间才使上述这些思想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们欢迎并尊重个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决不会让它们屈从于党的决议。

　　我们关于人的概念

　　不论我们如何解释人的尊严，它都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联合国《人权宣言》开头的第壹句话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享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应以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相待。”

　　我们共同把人理解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个性和社会性的人。人作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并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个性只能在与自己同胞组成的共同体中得到发展。

　　人并非注定要成为好人，也并非注定要成为坏人，他们都有学习的能力和运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制是可行的。人可能会犯错误，误人歧途和倒退到丧失人性的状态。因此，实行民主制是必需的，由于人是开放的，并且具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关键取决于他生活在何种环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种新的和更好的、对维护人的尊严负有义务的社会制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严要求每个人能够在同其他人合作共处中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妇女和男子应具有同等权利，并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责任创建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人的尊严的获得，不取决于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权

　　我们对实现人权负有义务。国家和经济应为维护人和人的权利服务，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权得到充分实现，就需要对自由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给予同等保障。这些权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应被用来相互排斥。集体权利应有助于个性的发展。

　　只有在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和运用的时候，人们才能作为自由人、平等人从事生活和实行民主。只有在实现社会基本权利的时候，才能对所有人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给予重视。只有在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得到尊重，从而允许进行自由的意见争论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共同实现所有这些人权，才能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风俗、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确定壹种同联合国的人权相协调的少数民族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对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们进行共同生活的壹个必要范畴。它并不局限于国家机构。当人们传播或者隐瞒信息的时候，当意识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人们形成意见、表达意愿、行使权力或者代表某种利益的时候，都是在从事政治。

　　政治行动应该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错误与罪过，疾病与灾祸，痛苦与绝望，过失与失败，即使在壹种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会中，这些也都属于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为实现壹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如果它想自己创造幸福和满足，它就有误入极权主义歧途的危险。

　　然而，政治必须超出并且不同于仅仅管理已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做到并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须确保自己行动的活动空间，并且提出新的任务。如果它听凭经济利益决定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那么，它只能去做客观事物强制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制国家的内容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民主制国家并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会的手段。政党既是倡议者，又是中介人。它们通过把握社会的脉搏和需要，并将其转化为立法和政府行动，在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沟通。政党必须自己提出新的思想并且拿出决策性建议提交讨论。

　　政治不仅仅局限于履行真正的或所谓的客观事物强制力量的要求。它必须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与才能贯彻执行。政治有可能作为自由的、其结果是公开的公民对话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对话要求并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参加，传播信息，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促进判断能力，并最终形成共识或获得明显多数。

　　公民对话是民主文化的表现。当必须做出关系所有人利益、并且在以后很难改变（例如技术的改造）的决策的时候，公民对话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舆论自由和新闻媒介自由是公民对话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须有权利并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后代的生活机会的问题形成并宣传自己的意见。国家、学术界、新闻媒介必须为有牢固基础的舆论形成以及为民主的争论文化创造前提条件。

　　公民对话意味著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国家干预。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我们判断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壹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男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指南。

　　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这样壹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能负责地参加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

　　人作为个体，必须并且有能力获得自由。使个人获得发展自由的机会，始终是社会的壹项应尽义务。我们认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权。

　　他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界限和条件。自由要求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摆脱困苦与恐惧；自由也要求获得施展个人才能和负责地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机会。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实现自由的机会。而为了实现自由，我们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以及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机会。它要求实现男女社会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财产和权力分配方面，还有在教育、培训和文化生活方面实现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机会并非意味著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有发挥个人爱好和个人才能的发展空间。

　　团结互助作为超越法定义务的彼此之间承担义务的意愿，不能强制实行。团结互助对于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精神振奋。没有团结互助，就没有人道的社会。

　　团结互助既是弱者争取自身权利斗争的壹个武器，同时也是从人与人相互需要这壹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只有我们彼此承担责任，并愿意使其他人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过著人道的生活。陷于困境的人必然会指望得到社会的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也意味著这样壹种要求：让第三世界人民获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机会。我们今天决定著以后世代的生活机会，他们有资格要求我们与他们团结互助。

　　为了扩大个人发展机会，也需要进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动，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和确保个人自决的前提条件。

　　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它们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释、相互补充以及相互限定，它们相互充实各自的意义。

　　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持久性任务。

　　2.我们生存的世界

　　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在世界壹些地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大和工会的政策，这些财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为了克服我们的物质短缺，在世界范围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从而使人和大自然面临新的威胁。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继续存在，此外还造成了对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胁。

　　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用基因技术控制进化过程。核能的释放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然而，提升责任感的意识也在增强。

　　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人类的危险还没有祛除。

　　然而反对疯狂扩充军备的反抗却加强了。裁军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观念正在消失。

　　由于土地、水源、空气受到污染，森林、海洋、动物和植物正在经受死亡的折磨，我们正在剥夺自身的生存基础。

　　然而，生态主义思想已经获得力量支持。新的技术和工艺程序以及壹些过早被宣布为过时的技术和工艺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种有利于自然的经济。

　　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生存。气候变化或者臭氧保护层变薄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越国界的。战争会使未参战民族受到影响。地球的壹部分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或获得经济成就，也会对所有其他地区发生影响。世界社会已是壹个现实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种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还十分遥远。

　　但是，认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认识正在增长。共同的任务迫使人们实现和平并进行国际合作。

　　经济权力似乎不可阻挡地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和紧缺资源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全球资本流动的周期日益缩短。庞大的跨国康采恩在国际范围内制定赢利战略计划，破坏民主监督，并且强制政治决策。势力扩张和追逐利润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却使无数个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们限制了我们民族国家的活动空间。全球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结构危机迫使壹些经济地区崩溃。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成功地组成了区域共同体，在工会消除民族国家边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国家依附于北部的银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国家，南部国家的独立发展受到工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它们沦为东西方冲突的练兵场，又常常受到腐败精英的剥削，这些南部国家正在争夺它们的未来机会。贫困压力越重，人口增长越迅猛，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日益加速，独立养活自己的机会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于北部的决策。然而，穷国正在奋起反对监管与剥削，它们联合起来并寻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开始认识到，对于所有人来说，南部的贫困潜伏著什么样的危险。共同的责任意识在东方和西方与日俱增。

　　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劳动世界、公众舆论、并且越来越多地对私人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它们对劳动质量、就业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构成威胁；凡是在新技术被片面用于谋取利润或权力的地方，它都加强了操纵和监视的发展趋势。

　　另壹方面，它们又为建立更加人道的劳动组织、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参与开辟了新的机会。

　　国家正在变成力不胜任的修理厂。它要通过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事后补救和滞后的环境保护来修补那些对生态和社会福利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预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些没有固定社会联系、而且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个人，常常感到自己单独面对壹个陌生的和神秘莫测的社会。与此同时，这个社会不断提供新的选择机会使他们既感到神往，又觉得力不胜任。

　　然而，自由选择的机会，只有纳入个人生活设计，并且在与其他人团结互助的情况下加以利用，才会导致更多的自由与个人发展。

　　我们始终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在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中受到歧视。

　　但是，妇女正在日益加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许多人为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苦恼，他们不再对政治抱有希望，退缩到私人和小团体的圈子内，或者逃避现实，陷入新的依赖性。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证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的。我们挺身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危险。我们不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吓倒，我们努力寻求同那些敢于和我们壹道调整方向、制定规划和实施改造的人进行对话。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务

　　人类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毁灭。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择要求人类重新采取新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决不允许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这壹点首先适用于当今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和平不仅意味著停战，和平还意味著各国人民在没有暴力、没有剥削和没有压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经济、生态、文化和人权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利。

　　和平政策必须缓解大国冲突，寻求各方利益平衡，考虑共同利益，通过地区性联合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霸权行径，并且以和平竞赛和政治争论文化来解决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对立。

　　和平政策必须打破军事官僚利益集团和军火工业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并将军火生产转为民用商品生产。

　　和平政策必须以和平教育与和平研究为支柱　�幦『推讲唤鼋鍪钦�府的任务。和平需要人们为了实现民族和解、裁减武器和消除敌对形象而在世界范围的积极投入。

　　在爆发冲突的时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毁灭本来想要保护的对象。我们主张消除军事威慑体系，建立跨越集团的安全体系，其中包括没有武器的宇宙空间。我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生产、拥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它必须摆脱壹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不得谋求与别人分享这些武器。应以宪法的形式确保联邦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与化学武器。

　　我们要遏制扩军备战的势头，推动裁军进程。

　　我们的目标是阻止武器和军备物资的出口。

　　共同安全

　　东西方都曾经试图通过扩军备战实现彼此的相对安全，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给所有人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

　　在欧洲，任何壹个单独国家都不会比可能交手的敌人更加安全，因此每个人不得不为了自己利益而替别人的安全承担责任。共同安全的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维护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进缓和，也需要缓和。共同安全希望减少威胁恐惧和消除集团之间的对抗。

　　我们的目标是以欧洲和平秩序取代军事联盟。在此之前，联邦德国依然要在大西洋联盟中寻求可能实现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条件是，它既能在联盟中体现并贯彻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实现共同安全利益。东欧的变革削弱了联盟的军事意义，增强了它的政治意义，并赋予联盟壹个新的职能：它必须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自行安排解散，并且有计划地向欧洲和平秩序过渡。这也为结束美苏两国在其领土之外的欧洲驻军开辟了前景。

　　在联盟中必须贯彻主权平等的原则。联盟必须具有防务能力，是防御性的，并且具有缓和愿望。这些政治意愿必须凌驾于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军火工业的经济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项政治任务，而不是武器技术的任务。

　　共同安全旨在销毁壹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迅速减少并改组常规武装力量，直至双方在结构上失去进攻能力。应通过有限度的单方面采取措施和发出信号来加速这壹进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军备开支、减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试验等。

　　在欧洲建立没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地区有利于共同安全。我们希望建立这种地区并且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应有联邦军队的地位。它的任务仅仅是保卫祖国。它的使命是，在结构上失去进攻能力的情况下，以自己的防御能力阻止战争的发生。联邦军队机构必须支持和促进裁军进程。只有政府才能担任联邦军队的政治领导，对它们的议会监督是联邦议会的责任。

　　士兵是身穿军装的国家公民。我们拥护联邦军队和义务兵役制。我们拒绝对妇女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平政策的目标就是，使军队成为多余。

　　我们尊重那些谋求没有暴力的民族共同体乌托邦的和平主义者的责任感。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合法地位。我们保证人们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我们主张取消所谓良心审查。拒服兵役者的补偿勤务不应令人望而生畏或为军队服务。

　　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和平秩序

　　社会民主党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纲领》中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们的目标。各民主国家必须将自己的力量汇聚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致力于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

　　欧洲共同体是划分为不同区域的世界社会的壹个基础。它是实现和平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机会。整个欧洲必须成为壹个和平地区。

　　欧洲共同体应通过共同外交政策为和平效力，使它的众多民族在国际关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对抗。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前景并不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它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是在发展贸易和工业、科学技术、创造无污染的环境和促进第三世界持续发展方面成为世界范围内深受欢迎的伙伴。欧洲共同体必须随时准备接纳壹切欧洲民主力量作为自己的成员，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与所有东欧国家的合作，克服欧洲的分裂。

　　欧洲共同体必须通过与地球南部国家的伙伴政策，偿还欧洲殖民主义列强欠下的历史旧债和目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欠下的新债。因此，欧共体必须支持南部国家和力量谋求独立、自决发展的努力，并积极建立壹种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

　　我们希望欧洲共同体继续发展成为欧洲合众国。这个合众国将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保证所有公民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同样的发展机会。

　　这就要求欧洲议会具有充分权利，要求壹种具有行动能力的、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要求明确确定职权范围和实现欧洲的经济民主。我们要在整个欧洲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制度。

　　我们的目标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边境、尊重所有欧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欧洲国家必须按条约规定实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各项原则。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迅速推进的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希望。我们愿意对这些国家的改革提供帮助。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保证实现人权，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秩序。

　　发展全欧合作应有助于消除南北对立，通过全面保护环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继续生存，实现个人和集体的人权，把经济合作扩大到相互依存状态，保护欧洲的共同遗产并促进文化交往。为此我们还需要建立全欧性的机构。

　　德国

　　德国领土必须成为和平的发源地。我们要建立充满生机的德国人民的责任共同体，要谋求实现两个德意志国家在裁军、缓和与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国人同所有民族壹样拥有自决权利。民族问题服从于和平的需要。我们努力使欧洲保持壹种和平状态，使德意志民族能够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统壹。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人们将对他们在走向统壹的欧洲过程中所建立的机构共同体的形式作出决定。德国人的历史经验以及他们关于壹个共同欧洲的决策不允许德国再走壹条特殊道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不可更改的。

　　随著人们不断增加跨越边界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柏林作为德国和欧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

　　四大国对整个德国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权必须被全欧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壹种平衡，整个人类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在被饥饿和困苦统治的地方不会有持久和平。南方国家不应成为东西方冲突的战场，相反，东西方应通过裁军节省更多的资金，为世界上生活贫困的三分之二的人类开辟发展机会。

　　北方工业国家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南方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经济结构依然沿袭五百多年来的殖民主义传统。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视性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影响，并且把负担推给第三世界。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所有南方国家必须最终获得机会，自己养活自己，保护或恢复本国的自然生存基础；找到适合本国农业、能源供应、教育、就业、工业化、卫生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模式；通过高效能的国内市场满足本国基本需求以及保护自己的文化认同。

　　只有当妇女的劳动不再被过低估计的时候，南方国家的发展才会成功。必须承认妇女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妇女必须在所有层面上权利平等地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发展项目的实施。她们必须能够参与决定发展道路。这种发展必须也以她们的利益和需要为目标。

　　地区性联合可以有利于加强南部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合作。

　　在反动力量阻止独立发展的地方，我们支持当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废除。

　　南方国家的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因为我们在自己国家正在通过生态革新对我们的工业社会进行纠正，鼓励开发再生能源或技术，这些对于南方国家也是很有益处的。

　　因此，发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为某壹职能部门的孤立任务，在进行所有政治决策的时候，包括宏观经济控制、降低关税、促进出口，以及制定环境政策、农业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它们对发展援助政策的影响。

　　北方和南方国家必须首先找到壹种能够促进持续进步、尊重生态负荷极限、并同今天的和未来的世代的需要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在利用资源、确定技术革新方向、确定投资规模、地点和目标的时候以长远发展目标为方向，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短期利润。为此，必须改造现有国际机构，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利。我们努力谋求建立壹个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它将使所有国家都能持续发展。

　　在通往这壹目标的道路上，必须使交换条件向著有利于南部国家的方向改变，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制还债劳务，鼓励从北部国家向南部国家的资源转移，扩大公共发展援助的资金筹措和在世界范围内对跨国康采恩进行监督。

　　如果发展中国家为了世界社会的利益，错过了有益于保护环境的经济机会，工业国家必须对于它们的财政损失做出赔偿。

　　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国际组织中以权利平等的伙伴身份推动这些组织的改革时，所有这些才能成功实现。这里主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组织。

　　国际共同体

　　世界社会必须建立这样壹种秩序，通过这个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经济权力从政治上得到监督，原料、技术与知识得到公正的分配，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能够得到持久的保护。

　　联合国可以使我们接近上述目标。因此，它的作用必须加强。它必须成为不使用暴力处理世界内务政策的工具。我们希望从政治和财政上加强它的力量。

　　联合国受东、西方对抗的牵制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进和平，抵制全球性威胁和维护穷国利益。只有在各个民族国家准备赋予联合国更多权限和任务的时候，联合国才能应付这些挑战。我们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强国际法院，改革安理会和设立国际军备监督委员会。必须改组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结构，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动能力。

　　社会党国际致力于团结和加强壹切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它必须进壹步发展，以便能够为壹个民主的世界社会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壹种共同生活和共同协作的新文化壹种共同生活的新文化

　　文化 ― 任何社会都有多种文化存在 ― 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人与其他生物和事务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于思想 ― 世界观传统和宗教传统。在这些遗产具有生命活力并在对话中经受考验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伦理和社会方面产生推动作用。

　　文化表现在各种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现在对弱者的关注中。社会福利国家和法治国家，还有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须在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经受考验。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性。保护和爱护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劳动质量的影响，包括职业劳动、家务劳动、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的质量的影响。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壹种为经济利益所操纵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领域都商业化。我们希望建立壹种能够与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适应的经济。

　　对大部分城市和市镇的人们来说，社会文化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体现在劳动岗位、邻里之间、以及就公共利益进行讨论和愉快聚会中的文明交往和团结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种能够把必要的基本共识和必要的争论结合起来的政治文化中经受考验，并且不断强化。对此，宽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个团结互助的社会中人人平等

　　妇女和男子的社会平等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团结互助地生活。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选择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能发挥作用，他（她）们在完成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及职业工作以后，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从事艺术、体育或社会活动。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

　　― 它不再把人们分成是具有所谓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 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职业工作划归给男子，而把受到歧视的家务和家庭劳动留给妇女，― 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则甘居从属地位。

　　现实状况是：

　　― 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始终打著男性烙印，

　　― 关于男女社会平等的宪法要求并没有成为现实，― 妇女更多地受到贫困打击，

　　― 妇女在接受培训和从事职业方面依然受到歧视，― 她们在经济、科学和艺术、政治和新闻媒介领域仍然受到冷落，― 依然把私人领域的事情，把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推给妇女，― 对妇女的历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谈或加以歪曲，― 职业工作和义务兼职工作的时间长短和组织形式依旧根据男性的需要确定，― 妇女成为男人暴力的牺牲品，她们的性生活自决权利遭到藐视。

　　但是，妇女意识正在迅速变化。他们比多数男人更加痛苦地体会到，男女双方的部分愿望、能力和才智不断地受到压抑。许多妇女开始反对这个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对那些要维护这个世界的男人们。男人也日益认识到，所谓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从于理性和自我实现能力，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贫乏，甚至沦于病态。

　　男女双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双方扭曲变态，彼此疏远。

　　我们要克服这种分裂状况，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在实现法律平等之后必须实现社会平等。这并不意味把妇女整合到壹个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这个社会。

　　教育应使年轻人为进人这个社会做好准备。它必须帮助人们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断使这种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劳动，并且进行另外壹种不同的劳动分配。谁若想不仅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务、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谁就必须首先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我们首先力争实现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时的工作制，以便使妇女和男子能将职业工作、家务和家庭劳动、义务兼职活动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需要制定壹个男女平等法，结束工资歧视，制定支持职业妇女的计划。通过由妇女提出要求和帮助她们重返职业生活来实现她们在社会保障权利和公务员权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须通过家庭负担平衡[2]来保护孕妇及产妇，为产假及护理病人而损失的工作时间提供经费，这样就不会因为各企业增加额外负担而造成妇女丧失工作岗位的风险。国家的财政资助和订货必须以实现男女平等为条件。

　　日间托儿所和全日制学校是使男子和妇女的职业与家庭工作协调壹致的前提条件。新的居住形式，对于儿童、老人、病人以及伤残人的分散的社会服务可以帮助家庭工作摆脱孤立状况。

　　在政党、工会、各种协会和联合会从事义务工作的时候，作为陪审员、监事会成员或家长代表，妇女必须具有同男子壹样的参与机会。在所有委员会中，妇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须各占壹半；在劝说工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需要制定法规。为了实现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时可修改联邦、州和乡镇的选举制度。

　　未来要求我们大家，妇女和男子们，从事许多长期被当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人著想，关心他人，用智慧战胜突如其来的困难，尤其要同他人进行伙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会，必须克服男性统治的世界。

　　几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同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条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社会中，建立壹种团结互助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必须维护、扩大、保护和支持这种关系。

　　文化和技术方面的迅速变化可能加剧几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旨在使这种紧张关系转化为有益于全社会的成果。决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应是隔膜和竞争，而应是经验交流和团结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

　　社会的变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两性关系形式的变化中。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共同体中寻找爱情、安全、承认和温暖。为此，他们建立了多样化的长期的结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见的。它同家庭壹样受到基本法的特别保护。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体都有资格得到保护和法律保障。不允许歧视它们，包括不能歧视同性生活共同体。

　　作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体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担责任为条件的，子女长大成人并不意味家庭的结束。不应该把属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任务推给家庭这个互助性团体。

　　对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过份要求也会对家庭产生冲击。并非所有在无情竞争的职业世界中无法实现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对劳动世界进行变革，以便使妇女和男人能够在家庭中以伙伴的身份为双方、为他们的子女承担责任，为维持生活、教育和家务劳动做出同样的贡献。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对每个人的个人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们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保护和支持。国家和基层行政机构有义务对家庭的物质负担至少给予部分补贴，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亏待，特别要准备向单身抚养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伤残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护理家属的家庭提供帮助。

　　我们要建立壹种不要使妇女感到非堕胎不可的生活环境。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解决人际之间的壹切冲突。对堕胎进行法律惩罚并没有达到保护胎儿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导致妇女受到更大的威胁和侮辱。刑法并不是解决堕胎冲突问题的合适手段。因此，我们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规定。

　　我们要保护胎儿，但必须遵从而不能违背妇女的意愿。因此，我们承认妇女的责任和自决权利。

　　儿童

　　我们要建立壹个关爱儿童的社会。儿童需要鼓励，以便使他们能在壹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们需要壹种符合他们爱好和兴趣的教育制度，从中得到帮助和激励。他们需要游戏和活动的空间。他们需要保护，以防止身心受到过重的压力，免遭暴力，并防止他们无节制地沉迷于媒体消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儿童能够作为独立法人受到尊重。在进行政治决策时，要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对家庭进行资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框架内，首先是在住宅建设、交通规划以及在提供足够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方面确保实施壹种坚持不懈的关爱儿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来

　　青年人的现实生活现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上学的时间更长了，所拥有的学历更高了，许多青年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可以独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业、环境破坏以及核威胁使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要求发生变化和分化。青年时代已成为壹个独立的生活阶段。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要求发生了变化。目前，绝大多数青年对社会改革和个人生活前景的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妇女更是这样。青年人受新闻媒介和业余消闲工业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义力量企图把青年中的社会分裂固定下来，并使个人的生活要求转化为贯彻个人主义化的战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个人的发展只有在所有人都获得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机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欢自己塑造生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试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为此，他们需要拥有物质上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主张实行壹种符合青年需要并且不依赖父母的教育资助。最低社会保障也应包括那些没有工作的青年。我们将给予所有青年人独立生活的机会。因此，必须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个接受培训的位置，并且在接受培训之后有壹个劳动岗位。所以我们要通过分摊税款筹措经费的办法创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来的培训位置。为了使年轻妇女有同样的机会，必须把全部培训名额的壹半留给妇女。

　　为了使青年能自己负责安排业余时间，而不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我们要扩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业余活动机构和文化机构。同时也需要促进青年社团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们希望，中学生、接受职业培训者以及大学生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增进德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我们要为建立壹个超越欧洲范围的团结互助的多民族共同体做出贡献。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于传播知识。政治教育应当培养实际行动能力，树立同情心、团结互助精神和责任意识。我们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强政治教育，就是因为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把握未来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们对于进入老年的感受已与过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发展并不会由于退出职业生活而告结束。确切地说，老年人从此开始了壹个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新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壹个充满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机会的阶段。

　　对老年人来说，继续接受教育和社会参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应该能够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表达和维护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阐述和检验自己的观点。老年人也必须有机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为了能在几代人之间进行合理的任务分工和协作，必须打破那种关于教育时期、就业时期和退休时期的僵硬划分。

　　同以往壹样，老年人的生活仍与社会风险及个人风险联系在壹起。生活早期阶段获得的社会福利国家资助和团结互助的资助也会提高老年阶段的机会平等。

　　使所有人获得有保障的养老金，确保抵御风险的关怀，提供多种居住形式，对于城市与社会福利进行计划，使人们能够具有壹种独立生活和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将有利于老年人权利平等地、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必须扩建社会服务并使之网络化，这样可以使老年人尽可能长时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对于老年人的家内护理来说，对家庭采取补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们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独。我们要力争使他们的个人尊严受到保护，使他们的生活成就得到社会承认。

　　各种文化之间的团结互助

　　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联邦共和国。欧洲各国已成为具有跨国文化的国家。正像很多外国人生活在德国壹样，很多德国人也生活在国外。在德国的很多外国公民仍旧深受文化和社会孤立的痛苦，常常成为歧视的牺牲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觉痛苦。

　　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尽壹切努力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使它们能够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们要改善外国人的居留权，使他们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对于受政治迫害的人来说，政治避难权必须继续成为壹种不受限制的基本权利。这包括由于性别和种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双方均享有独立的居留权。

　　消除阶级社会

　　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存在著旧的和新的特权。收入、财产和机会的分配不公使社会分化为两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别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别人支配，他们的自决权和政治参与权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制。这影响到政治和国家事务方面的意志形成。

　　我们谋求建立壹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所谋求实现的那种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是壹种摆脱阶级限制的社会。我们要通过取消特权和完善民主制来实现这个社会。

　　2.未来的劳动和业余时间

　　劳动的意义

　　劳动不仅是生存条件，也是人类存在的决定性维度。人们通过劳动不仅创造生活所必需的资金和服务，同时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劳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并带来了新的需求。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劳动，如何去组织、设计和分配劳动，这壹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这也同样适用于职业劳动、家庭劳动、集体劳动和自由个体劳动。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共同决定著我们的生活质量。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劳动时间和劳动范围、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都是由人来实现的，因而是可以通过政治进行改造的。任何壹种形式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使人们致富，但也造成了异化并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种劳动形式都要依赖其他劳动形式，它们共同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

　　劳动的苦与乐始终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机器，通过劳动设计、规划和组织，通过履行职务以及通过与社会、企业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与分工，人的个性得到了发展。劳动的痛苦是由于负荷过重或要求过低，由于健康伤害和有损尊严的劳动，由于劳动的压迫和异化。非人道的劳动分工或与社会隔绝的劳动所产生的后果也能造成劳动痛苦。

　　劳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技术的历史。技术能够带来财富和人道的舒适条件，能够减轻劳动强度。但是，技术的社会应用也会给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几乎壹无所有的人们带来贫穷、疾病、依赖性和异化。

　　我们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从事劳动。我们的社会把劳动分成职业劳动和无报酬的、但又是社会所必需的家务、家庭与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分工和评价都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表现为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两性之间不同的发展机会。

　　职业劳动对于人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人们获得独立并得到社会承认，它决定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有利于人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热情投入，保证了人的物质独立性。

　　社会必需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必须得到同等评价，必须在男女之间进行平等的分工。在职业生活中，不允许对从事家庭劳动和集体劳动的人进行歧视。

　　通过发展生产力所获得的社会财富使我们能够大大缩短职业劳动时间并增加改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机会。这样，就能够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

　　― 普遍富裕和社会安全；

　　― 扩大社会基础设施；

　　― 公正地分配劳动和生活机会；

　　― 在男女之间公正地分配各种形式的必要社会劳动；―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机会；

　　― 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闲和社团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 从事创造性活动和分享文化生活；

　　― 在劳动中谋求自我实现；

　　― 改善劳动质量；

　　― 增加多种可供选择的劳动组织形式；

　　― 扩大经济领域的参与决定权和民主化。

　　职业劳动的结构变化

　　今天，劳动正经历彻底的结构变化。在职业劳动中，结构变化表现为在生产、服务、管理方面实现灵活自动化，表现为新的通讯技术和控制技术的采用，生物遗传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产程序、新产品和新式服务的迅速传播。

　　人们必须处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适应日益迅速的变化。计划和发展、控制和监督、发现和纠正错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将来，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质量、富裕程度及业余时间，但另壹方面也会引起失业率上升，把许多人排挤出职业生活，使人们增加新的肉体和精神 ― 心理负担，结果造成来自劳动世界的新的风险和威胁。

　　劳动者面临的风险

　　由于这些变化的规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没有自觉地对劳动权承担义务的新的劳动政策，大规模失业就会始终是壹个核心的社会问题。那时，长期失业者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越来越多的老人或残疾人、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妇女、青年和外国人都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并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的数量日益增加。

　　这些将导致生活状况严重两极分化，使我们国家分化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男女雇员之间的竞争将尖锐化，团结互助变得更加困难，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断发展：与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性别、国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国的北部还是南部，是生活在农村还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 ― 相比，学习技术和创造成绩的意愿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不仅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职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在逐渐提高。

　　资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鉴于我们的社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鉴于尚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规模失业只能表明社会失灵，这种状况长期持续将危害民主制度。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需要从事的劳动。

　　制定壹项新的劳动政策

　　劳动权利是壹项人权。力求实现充分就业是壹个民主的和社会的法治国家的责任。失业不是个人的暂时依靠保险就能解决的问题。失业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个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

　　大规模失业给各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越重，人们就会越加经常地试图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为本国经济捞取好处。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有关国家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大规模失业是绝对必要的。而联合行动的前提是：我们要准备在自己的国家里实施壹种有效的就业政策。

　　采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为所有人创造有意义的、长期的就业岗位，― 有效而迅速地减轻环境负担，特别要减少能源消耗，― 创造人道的劳动条件，

　　― 坚持联邦共和国作为国际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工业基地的地位，― 鼓励人们提高知识水平、劳动热情和创造性，― 推动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实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为了实现社会平衡，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生态革新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样，清理陈旧设施，以及发展环保措施、发展有益于大自然的农业、改造交通设施和能源系统都会增加就业机会。在节约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分散化、进行垃圾再处理、用有益于环境的产品替代有害于环境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对城市和农村必须进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实现住宅现代化，扩建城市间短途交通网络，保护文化古迹。

　　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我们希望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要扩大对那些受歧视的人们和集团所提供的服务。教育、继续教育、文化、科学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须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来做，病人和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护理，外国人和他们的孩子需要有人帮助去适应环境，残疾人需要人的照顾和康复，预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来治疗，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帮助重返社会，帮助实现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来组织。这些社会服务必须组织成壹个覆盖面很大的、流动与定点相结合的协作网。

　　缩短劳动时间 ― 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自主支配时间我们希望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短劳动时间。但是，在这里，缩短劳动时间并不意味著自动缩短机器运转时间。缩短劳动时间就是在将来也是对于进壹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大贡献。它减轻了职业劳动负担，为职业劳动之外的必要活动创造了活动空间，为消遣、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时间，它创造了就业岗位。

　　如果全体妇女和男子都有可能从事职业劳动，缩短劳动时间就更为必要了。要实现家务劳动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职业劳动时间就必须减少。因此，我们力争实现每天工作 6 小时，每周工作 30 小时的法定职业劳动时间。

　　在减少法定劳动时间的同时进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为重要。因此，应当对不同收入集团的工资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为了雇员的利益、而且为了使集体利益得到保障而实行的灵活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支配时间的自主权。同时，要注重保持有益于健康、有利于发挥个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劳动节奏。星期六不得成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劳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夜间劳动有害健康，所以，我们要把它限制在例外情况的范围内。对于加班加点必须从法律上予以限制，如果人们在非正常时间劳动，劳动者有权要求得到相应补偿。

　　所有男人和妇女都应该获得缩短或中断职业劳动的机会。这是― 为了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 为了接受继续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时间，

　　― 为了照顾老人、病人或残疾人，

　　― 为了顺利地向退休过渡。

　　我们将设法在上述情况下使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险能够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们将制定资金筹措的模式并与劳资协议各方共同贯彻实施。除此之外，我们希望通过劳动法创造壹种机会，使就业者在暂时脱离劳动生活以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不允许缔结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必须禁止租借劳动。我们要求制定壹部劳动法典，以便将所有就业关系置于统壹的劳动法律保护之下。对于各种形式的职业劳动必须作为正常劳动关系给予保障。这并不意味维持壹成不变的劳动时间结构，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职业劳动都得到劳动法和社会法的法律保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不要为失业、而要为创造劳动岗位提供资金。我们希望为每个失去工作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训机会。

　　创造人道的劳动环境

　　我们对于塑造职业劳动的要求是：人道化、专业技术化和民主化。这三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劳动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损健康的劳动条件的伤害。不能接受有损健康的劳动材料、噪音、高温、煤气、射线和尘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单调感和神经负担、加强控制和异化并使自身责任感降低的技术。在所有职业中，劳动条件和劳动要求也必须适应那些因缺少专门技能、健康受损或由于年老而处于弱势的人。

　　因此，我们要继续发展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促进符合人道的技术工艺和组织形式。国家的任务是：在试验用新的方法解决企业问题的时候，对于劳资协议各方，经济界和科学界给予支持，同时要注重传播关于人道地塑造劳动世界的知识。

　　为了实现劳动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还要求关注培养人的创造性、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人们需要有意义的劳动内容，扩大活动空间，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专业技能以及加强共同决策和参与。

　　所有职工只有通过更好的专业培训，才能改善劳动质量。所有职工应该在从事职业劳动期间享有终生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应该像延长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样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新技术使创造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应改变单调劳动和过细的劳动分工，伙伴式的合作应该成为准则。这些不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产效率。只要技术革新能使等级强制下的劳动变得多余或者被废除，从而使企业劳动实现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须利用这种机会。在职业劳动的很多地方，人们已经用集体的和个人的创造取代了异己决定，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职业劳动中筋疲力尽、麻木不仁或受尽屈辱的人们，是不可能在业余时间弥补这些创伤的。因此，本著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原则来组织劳动是使人们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劳动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个层次的技术和组织部门创造符合人尊严的劳动条件。同时，必须考虑到人们不断提高的要求。

　　实行民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劳动解放。它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在扩大参与决定职权的情况下实现，使自己从经济奴仆变成经济公民。

　　因此，男女雇员必须对于以下问题进行参与决定：按照什么目标、以什么组织形式、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工作？当需要对新的就业机会、对工作岗位的生态和社会标准作出决策时，参与决定依旧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为此，包括为公共服务业，创造法律的先决条件。

　　家庭劳动

　　儿童教育和家庭劳动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它们必须得到社会承认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保证。职业劳动人道化、劳动时间的减少以及职业工作的合理分配，这些都有助于搞好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同职业劳动壹样，家务和家庭劳动也是男女双方的共同任务。家务和家庭劳动同其他劳动形式壹样，向人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如果负担过重也会妨碍人的自身发展。

　　在住宅附近的职业劳动岗位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并便于职业劳动与家务和家庭劳动的衔接。必须保持并重新创造这样的联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购物机会和扩建地方基础设施有助于使职业劳动与家务、家庭劳动之间的关系相互协调。

　　必须把教育和护理子女的时间计算在养老金条件之内。儿童 3 岁以前，父母应该有权得到带薪的家长休假。为教育子女而暂停职业工作的人有权要求重返工作岗位。在招聘和职业晋升时要考虑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时间。此外，还有继续接受技术培训以及鼓励才能和爱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动和休闲

　　人们的生活是在劳动与休息，紧张与松弛之间有节奏地进行的。随著职业工作时间的缩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我们不想听任娱乐商业完全占据这些新赢得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用于改善邻里关系或环境，完成工会工作或政治任务的机会。必须使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发挥创造力。社会必须为此改善前提条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们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职业和继续晋升对人们进行教育和技术培训，教育的自身价值在于人的发展。

　　教育应唤起人们对自己传统的认识，并使人们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应该开辟这样的机会，即：自主地从事劳动，利用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外的业余时间去从事个人工作、艺术和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教育必须使人们有能力批判地对待社会和劳动世界的要求，并共同对社会和劳动世界的参与改造施加影响。教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我们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帮助人们明智地利用技术和生产资料并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教育应该促进创造力的发挥并使人们能够对付消闲娱乐业和信息的泛滥。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了解人类的基本经验并从中吸取经验，不断成长。

　　不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不论是思考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离不开教育。教育应开发人的天性，使人们能够为他人承担责任，磨练团结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须使人们能够用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帮助人们为劳动生活和职业工作进行合理的准备工作：在壹个需要团队工作和共同思考并且不断完成新任务的劳动世界中，教育内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职业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必须在财政上对中小学生、受培训者和大学生给予资助，使他们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独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职业道路。合格的学校教育和初级技术培训将为人们终生学习和参与社会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动创造机会。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我们认为，教育事业中机会均等是不能放弃的原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更加接近了我们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这壹目标。我们为所有阶层的儿童打开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门，延长了义务教育的时间。妇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训。

　　我们的教育事业面临新的挑战。随著质量的提高，数量也必须扩大。

　　我们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职业教育融为壹体。这种做法适用于所有教育机构。

　　我们希望开办全日制学校，因为这种学校促进机会均等，使社会化的学习以及使传授知识、集体工作和娱乐的交替成为可能。

　　学校必须面向劳动世界，必须向城市和乡镇实行开放，同地方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希望，在学习生涯的选择方面，当事人能有更多的参与决定权，在教育机构中能有更多的师范教育活动空间。国家制定的框架条件必须是根据当地形成的意愿能够加以满足的。我们鼓励尝试新的学习和授课形式的实验学校。

　　我们希望男女青年、外国儿童和德国儿童、残疾儿童和健康儿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见和歧视。

　　我们要求传授知识同社会学习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对付劳动世界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

　　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促进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选尖子。我们希望学校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育机会和结业形式，能够考虑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分别给予不同的鼓励，并更多地实现机会均等。综合性学校最适合于实现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职业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每个年轻人都有权利接受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使他们有能力从事壹项职业，定期接受继续教育并共同建设我们的公共事业。因此，培训必须包括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既要传授职业的特殊能力，也要传授跨越各种职业的壹般能力。国家对于双轨制的职业教育负有特别的责任。

　　已婚和未婚妇女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进入劳动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视。

　　迅速的结构变化需要对继续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及初级职业教育同等地加以促进。因此，必须扩大壹般性的、职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继续教育，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并成为教育事业的第四大支柱。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活和职业培训方面遭受歧视的人们，或者由于技术发展使其职业知识贬值的人们，国家必须使他们获得能够从事新职业的技能。

　　作为与企业组织的继续教育对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国家兴办或国家资助的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业必须承担壹部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费用。

　　职业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至少应相当于初级职业培训时间。

　　高等院校、科学与研究

　　开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们的目标。那些在职业工作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获得才干的人也应能顺利地进入大学和接受继续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须比以往更多地重视劳动世界的问题。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体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参与决定权。我们希望扩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动空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得到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同样的资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可分割地同属于壹个整体。

　　我们要尽壹切努力，使科学和研究的质量保持国际水平。

　　学术自由和责任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作为科学家，有资格向社会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须准备为研究成果的应用后果承担责任。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保障每个科学家免受国家和经济权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无阻碍的学术争论以及不断公布研究成果都属于科学自由的范畴。

　　我们忧虑地看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迫使研究服从于军事目标或单纯经济目标的研究机构。它们束缚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潜力，妨碍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科研投入。由于这些机构从不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碍了对问题的认识过程。

　　按壹般规律，科学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应用时才会接受社会监督。但是，如果科研计划违背伦理标准或导致无法承受的风险，立法机构必须禁止这类研究方法和程序。这主要是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用活人进行医学实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遗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改变人的遗传基因。

　　我们希望公开讨论科学程序的审批并建立伦理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些途径对那些在伦理道德方面存有疑问的实验进行社会监督。如果是人的尊严、生命权利或自然保护的需要，国家就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发布禁令和命令对科学研究进行干预。

　　民主制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运动从壹开始就被理解为也是壹场文化运动。它继承了欧洲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主张艺术风格的自由，并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分享文化财富。实现上述目标依然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文学、音乐、艺术和科学的范畴。正是在壹种广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这些社会边缘领域已经移到社会的中心。

　　不断增多的业余时间增加了人们从事自己文化活动的机会。通过个人的文化活动，人的思维能力和感情认知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发展，并从中形成了也决定我们民主未来的价值观念、榜样形象和思维模式。我们将竭尽全力同那些蔑视人的价值的思潮和派别，例如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们遵循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传统。我们要鼓励批判意识，提倡便加积极、更加团结友爱地建设生活，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解放。

　　我们知道，只有从自己党的内部，从党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种文化推动的能力方面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文化工作，我们才能对社会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响。

　　我们鼓励在不同集团和方案、不同市区和住宅区所呈现的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艺术必须成为尽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们要排除阻碍人们享受艺术和教育的障碍，只要这些障碍不是存在于文化作品本身。

　　壹种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与产业标准化的休闲消费相对抗的。我们认为，文化生活并非仅仅是各种彼此没有联系活动的总和。我们要使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局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辩论和挑战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艺术和文化需要公开展示的场所。为此创造前提条件并对艺术家给予鼓励是政治应尽职责。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国家的壹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国家决不是文化监护人，而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保证人。

　　媒体的责任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影响。与此同时，由本国和国际康采恩统治的新的媒体产业对文化生活、人们的情感和思维的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加。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文化和新闻工作的多样性。我们要保证和扩大媒体摆脱国家、摆脱强大经济和社会集团控制的独立性。我们要求所有在新闻部门工作、特别是从事节目制作和编辑工作的人们拥有参与决定权。

　　报纸、杂志和书籍能向人们透彻和广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也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意义。我们的文化依赖于读书，我们要鼓励读书。

　　具有公法性质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责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务。它包括广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见形成、娱乐、教育、咨询和文化等方面的节目。因此，必须继续保证公法广播电台的存在和发展。这类广播电台首先应保证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我们期望这类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时做到：不要把播放节目的收视率作为惟壹的标准，不要为了相安无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评性的和引起争论的文章。在新闻和娱乐性节目中，我们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审视现实并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须促进德国和欧洲的电影事业。电影的发展有助于保持欧洲的、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认同感。

　　体育

　　体育是文化的壹个重要部分。它能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乐趣的增长。为此，我们从工人体育运动中接受了发展全民体育的基本原则，并由此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及体育运动和伤残人体育运动上。与此同时，我们也支持不损害人的尊严并保证运动员自决权的竞技体育。为了保证这些条件，有时还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联邦、各州和市镇必须同承担相应责任的体育组织建立壹种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3.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团结互助的社会

　　体现团结互助的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要使作为整个社会主导思想的团结互助精神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壹种社会结构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动的壹个维度。

　　团结互助并不能代替个人自身责任，它也不会忍受任何监护。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工人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我们将维护和发展它。

　　在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中，青年人为老年人、健康人为病人、健全人为残疾人、就业者为失业者承担责任。我们反对把抵御基本生活风险变成壹种纯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会福利政策仅仅局限于消除已经出现的伤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财政上将很快无力承受。最有效的保护是通过预防来实现。社会福利政策不应只起修补作用，仅仅应付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应防患于未然。它应使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符合人的尊严。旨在保护健康的生态政策、劳动人道化、克服失业、更公正地进行收入分配，是预防性社会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务。

　　我们要求提供数量足够的有益于健康和价格低廉的、适合于家庭或单身需要的各种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样，是壹项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必须以壹种符合社会福利的租赁法对租房者给予持久、切实的保护。帮助那些不能凭自己力量满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场上遭到拒绝的少数群体，这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因此，建造社会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样，始终是不可放弃的。

　　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基本法》关于社会福利国家的规定责成国家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义务。

　　社会福利国家的支柱包括：由国家担保的社会保障和分享，可以诉诸法律的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合法要求，获得法律保障的雇员地位。

　　人们是根据合法权利还是作为接受慈善捐赠而获得社会福利金，它们在劳动关系中是屈从于雇主专制，还是完全像企业主那样履行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涉及到人的尊严。享受社会救济的人不应受到歧视。

　　社会保险必须是可靠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应彼此协调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会福利国家规定为标准。

　　用改造社会福利取代削减福利

　　社会福利政策也适用于质量优先于数量的原则。要想阻止削减社会福利，就必须推动它的改造。

　　必须遏制赢利企图，打破官僚主义的僵化。必须使社会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社会保险在经历了壹个世纪之后衍生出众多的分支机构。社会福利法种类繁多，很难让人们壹目了然。职业等级的划分导致对相同情况不能壹视同仁。我们要克服这种状况。

　　我们的目标是要实行这样壹种社会保险：

　　― 在情况相同的时候，对所有人同等对待，

　　― 对所有人都应要求按其实际财力承担费用，― 积极加强自我管理，

　　― 通过帮助实现自助，

　　―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 促成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协调，

　　― 将独立经营者纳入保险体制，

　　― 保证残疾人加入保险者行列。

　　我们要建立壹种与收入挂钩的社会基本保障，它是对那种把个人缴纳保险与享受福利相挂钩的保险制度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壹基本保障应能在人们年老、伤残和失业时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社会基本保障应使社会救济回归到对于那些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资助，并简化社会福利法。这种社会保障的附加费用应从税收中筹措。

　　我们将力求使养老金继续得到保障。因为领取养老金者越来越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越来越少，所增加的负担必须在正在缴纳保险费的人、退休者和国家之间合理分担。不利的年龄结构对于特殊护理和补充护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逐步使几种老年保险体制相互协调。所有人都必须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合理安排养老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

　　用资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劳动的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少，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雇主缴纳的社会福利保险费能够以企业的效益、即创造的价值为依据。

　　卫生事业的改革

　　我们谋求建立这样壹种医疗保险，它使投保者的利益优先于临床医生、牙医、医药工业、康复药品和辅助医疗手段的供应商、以及医院经营者的利益。医疗保险机构必须做到维护投保者的权利，使它不致受供应商利益的侵犯，并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预防和享受价格低廉、富有成效的医疗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

　　我们的卫生事业在防治传染病、抢救重伤者、实行外科手术方面是极有成效的。但面对数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却常常壹筹莫展。克服各种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会的壹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壹方面也应实行帮助先于惩罚。

　　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必须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卫生宣传教育应作为中心任务。这些工作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对那些导致肉体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必须更好地进行研究，更强有力地加以改变。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住宅建设和适应自然的农业，必然会有助于保健预防。

　　各种有效的医疗手段，包括自然疗法，不得受到某种利益权势的压制。

　　每个病人，不论其收人多少，都应得到符合医学科学水平的治疗。

　　壹切人都有权自由选择医生和治疗方法，包括另类医学[3]的医生和治疗方法。

　　紧急救护医学能够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长了死亡过程并使死者丧失尊严，它就成了问题。高效能的技术、器械医疗、化学疗法不应排斥廉价便捷的治疗方法。

　　对疾病的社会和心理方面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不能推开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离起来。他们应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得到关心体贴、受到尊重、并尽可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为此，必须在市镇附近提供各种形式的门诊和住院治疗，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精神病患者和肉体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顾的权利。应增加人员，改进康复机构，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与肉体疾病患者同等的护理。

　　我们要使门诊医疗优先于住院医疗。为此，需要建立壹个尽可能面向市镇的、由个体或集体诊疗所、保健中心、扩大的社会服务站、日间医院和康复机构组成的网络。

　　在卫生事业上必须降低医疗费用，这不仅要求权力关系发生改变，也要求用人道主义精神理解疾病。问题的关键不是暂时消除病状，恢复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来。为此我们需要在医生、病人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关系。

　　法定的医疗保险不允许投保者负担超出医疗保险费以外的费用。

　　帮助实现自助

　　我们要建立壹个由独立的人组成的社会，人们既对自己、也对别人承担责任。我们要向那些力图依靠自己力量、或与其他人共同处理自己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因此，应当支持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和自助机构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们要鼓励自助运动，并使它的思想和经验为社会福利国家所利用。

　　自助不会使大型团结互助团体或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多余。但是它能够减轻它们的负担，成为它们的补充，并使它们能够能更灵活地适应新的需要。从自助意愿出发，产生了诸如工人福利会等福利团体或教会慈善救济工作，对此，我们予以赞赏和支持。

　　4.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

　　经济应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对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保障劳动权利，爱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础。资本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

　　在现代民主制的工业社会，出现了通过混合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竞争与国家干预行动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则上优越于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经济。

　　竞争制度的壹个历史的基本问题就是它同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相联系，这种联系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失控的经济权力以及对劳动、收入和财产的不公正分配。

　　要对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就要求有壹个具有行动能力的国家、强大的工会和参与决定。

　　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要实现对收入、财产和时间的公正分配，就必须实现劳资协议自治，落实国家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鼓励职工购置资产。

　　竞争制度不适于向人们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主要是国家的任务。

　　竞争经济由于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失控的技术革新趋势，导致了对原料的浪费和对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国家必须抵御各种对生态的危害，并且推广有益于环境的产品和生产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约束资本利益的框架条件，就可以在不损害效益能力的情况下引导竞争朝著有利于共同福利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国家，这可以通过国家调控、工会抗衡力量、决策分散化，以及通过也包括新社会运动在内的广泛改革联盟基础上的社会共识来实现。

　　国际框架条件

　　紧密的国际联系

　　国家规定的框架条件迄今为止几乎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然而，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因此跨国康采恩能够通过加重社会负担获得优势，逃避应尽义务。

　　大多数工业产品和大量服务业的竞争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我们要在世界范围的竞赛中保护联邦德国的机会，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我们拒绝扩张性的出口方针。为了给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减少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我们必须加强国内经济和开放本国市场。

　　为了阻止各经济空间的生产基地竞争导致世界范围的压低工资，以及劳动条件、社会福利和环保标准日益恶化，对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作出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资本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进壹步削弱了民族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金融投机使汇率急剧波动，扭曲了国际竞争，并对工业基地造成威胁。市场的国际化使民族国家的利息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活动空间日益狭隘，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国家的职权损失没有得到国际规定弥补的时候，强者的权利就会得逞。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很容易遭受危机的伤害。因此，我们要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建立框架条件，恢复和扩大调控经济的能力，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会因此而免除责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经济秩序

　　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加依赖世界经济新秩序。它们备受屈辱地依附于地球北部的银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对它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惟命是从，在这里，西方工业国家占据绝对优势。

　　为了满足债权国要求，债务国不得不采取破坏本国自然生存基础和加重普遍贫困的措施。对热带雨林的开发，对山林地区破坏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扩大，这壹切都对整个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让世界经济听任那些经济上最有权势和最肆无忌惮的人的摆布，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的监督机制必须得到保证，在国际范围活动的资本不能逃避它在社会福利和生态方面的责任以及纳税义务。

　　我们主张制定旨在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保护森林现状、大气层和海洋系统的协定。必须保护南极周围地区免遭因开发经济而带来的环境破坏。

　　要使地球南部的发展既不因负债过重、也不因我们实行保护主义而被扼杀，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须解除最穷困国家的债务，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国家的偿债付息义务。南方国家必须能够在不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护的情况下，共同就自身发展的优先步骤达成壹致。免除债务时不得附带提出使这些国家陷入社会贫困的条件。

　　必须通过国际原料基金组织减少发展中国家对于原料价格波动的依赖性。越是鼓励满足自身需求的农业生产，就越能避免刺激过度生产。

　　公正的世界贸易必须借助有制裁能力的国际法规来保证。单方面地提供优惠条件可以使工业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成品商品开放，使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的年轻行业暂时得到保护。

　　为了减少货币投机和有害的货币波动，壹种民主监督的国际货币秩序是非常必需的。这种货币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与预算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变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过南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改革，开辟通向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债台高筑和单方面的经济依赖性，壹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得到良性发展。

　　没有强大工会的密切国际协作，壹个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作为区域联合的欧洲共同体

　　通过区域联合将会促进建立壹种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壹些国家把它们的力量和利益联系起来并协调壹致的时候，它们也就为建立壹个更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

　　欧洲共同体开辟了活动空间，提供了自我保护和对世界市场施加影响的机会。它必须融合为壹个统壹的经济、货币和社会活动空间。

　　欧洲共同体应当：

　　― 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实现欧洲内部大市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消除地区性的不平衡；― 在共同体的贫、富成员国之间实行有效的财政平衡；― 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各国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福利成就造福于整个共同体；― 就业者和他们的工会都能实行参与决定；

　　― 实现欧洲经济民主，阻止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 在科学和研究中整体协调成员国的力量；

　　― 有效地帮助妇女；

　　― 通过税收、收费和确定严格的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标准来促进生态革新；― 通过共同体农业政策的改革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确保消费者利益和农民农业；― 通过促进区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确保多样化的欧洲文化认同。

　　民族责任

　　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动空间。它对国际经济决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越是坚决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动空间进行生态和社会改革，我们就越能有力地影响国际决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欧洲或世界范围的统壹规定，最终将壹无所获。

　　尽管我们的某些设想只能在欧洲范围、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才会充分实现，但我们的行动必须从我们直接承担责任的地方开始。

　　生态革新

　　环境危机是世界范围的。我们要在国内克服这壹危机，并且要以此推动国际性紧迫间题的解决。必须把保护自然生存基础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基本法。

　　地球大气层不断遭到破坏，海洋受到污染，出现了可怕的气候灾难，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开采，环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这壹切令人触目惊心地表明，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正遭受全面破坏。对我们的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是工业国家使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日益严重。它们生产和消费的长期影响伤害了海洋，它们消灭了世界范围的动植物种，并且破坏了地球大气层。

　　因此，工业国家应对世界范围恢复自然生存基础承担主要责任，并为此承担费用。它们必须率先对自身社会进行生态改造，并且停止对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费。它们必须使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能力为保护自然生存基础做出自己的贡献。

　　即使在那些对人们没有直接好处的地方，我们也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爱惜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动物是我们的团结互助社会观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保护自然必须成为壹切政治领域的任务。

　　凡是在生态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个经济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态并不是经济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责任感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因此，解决紧迫的生态间题，也必须是企业经济行为的原则。我们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长期损害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必需品。我们必须生产和使用与自然界物质新陈代谢相适应的产品。对于我们经济所进行的这种生态改造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过程、原料消费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质新陈代谢过程的链接。这种生态改造要求人们从生态角度评价使用的原材料、联系和生产程序。它还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获取和能量转化。生态改造的重点必须是化学工业、交通业和农业。

　　我们的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因此，就更加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规划生态改造。

　　生态改造具有明确的目标：

　　― 废除损害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代之以有益于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 为此加速必要的技术革新；

　　― 加强废物利用；

　　― 有效地组织不可避免的废物处理；

　　― 及时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破坏；

　　― 节约和爱护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节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无法进行生态革新。我们要通过确定价目表、价格、捐税、收费和环保标准使这件事成为经济上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鼓励废热利用，电能与热能的配合使用，鼓励分散的，特别是地方的能源供应，而首先是开发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载体。它们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帮助它们实现突破。在无法放弃使用本国煤炭的时候，必须采用有益于环境的技术。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安全的、有益于环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应。我们认为，核能经济是壹个歧途。

　　由于伤害自然界的物质所占比例日益增长，自然界的负担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也在日益增长。因此，生态改造也必须给化学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学产品和生产方式必须适应物质新陈代谢。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必须成为化学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的最重要原则。对基因技术的利用也必须按照这壹标准加以限制和控制。

　　自然界以及我们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负担，已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公路、铁路、航空和内河航运的失控竞争导致重复投资、破坏自然风景和增加生态负担。我们要开发出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同样使人放心的交通载体。我们要使竞争条件朝著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的交通载体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在货运和客运交通中，铁路运输必须居优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级公路和住宅区内实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够减轻环境负担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区建设规划壹定要迅速减少对自然风景区的损害，同时也要避免危害生态的布局过密。修复、维护和改建应优先于新建。应鼓励有益于环境的建筑。不允许无条件扩大加重自然和环境负担的、用于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土地需求。发展城市内部和有节制地利用土地，必须作为具有生态意义的城市发展目标而居于优先地位，必要时应加强对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会义务的监督。

　　必须使农户从这样壹种经济窘况中摆脱出来：因超量使用化学物质和外来能源而生产了大量滞销的过剩农产品，既耗尽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饲养动物方面既不值得、也无需实行集约化。农民的家庭经营也是壹种符合生态的经营形式。我们将通过规定与耕地面积相适应的存栏牲畜最高限额来保护农民，使他们的利益不致因农工联合企业大规模饲养牲畜而受到损害。

　　壹种有益于环境的农业经营可以实现有机循环过程，能够以满足动物要求的方式饲养牲畜并保持动植物种多样性和保护风景，这样的农业经营需要付出代价。应对农户为我们的文化景观做出的成绩给予适当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阻止农业工业化，并使农户的经营形式作为壹种对生态负责的农业基础长期保存下去。我们的食品也将因此更加有益于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不用行政单壹决策，而是通过建立政治框架条件来促进生态革新。必须使伤害生态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使适应生态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好处。为了做到这壹点，壹方面要靠征收捐税和费用，另壹方面要靠财政刺激。必须提高能源价格。

　　同以往壹样，我们需要制定规则、禁令、限价和保留批准的权力。此外，我们需要对环境的承受能力进行检查，需要壹个更为严厉的环境破坏惩治法和新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4]的责任法。我们主张实行集体上诉，加强环保专员的地位，以及扩大在健康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参与决定。

　　环境保护要从地方开始。市镇和县必须成为生态改造的推动力。为此，要加强它们的财政支付能力。

　　进步、增长和结构

　　并非任何增长都是进步。凡是能确保自然生存基础、改善生活质量和劳动质量、减少依赖性和促进自决权、保护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和未来机会、鼓励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经济，都必须增长。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础、降低生活质量、毁坏未来机会的经济，都应该缩减或完全取消。

　　选择增长领域的政策必须认真考虑人们的愿望、需求、忧虑、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这壹政策必须改变生产的、分配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结构。

　　合理的结构变化不会自行产生。结构政策必须影响和调节结构转变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

　　― 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

　　― 消除大规模失业，

　　― 改善劳资关系，

　　― 保持经济效益能力，

　　― 在各地区创造同等的生活条件，

　　― 裁减军备，把军事生产转换为民用商品生产。

　　具有预见性的结构政策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发挥人的创造力和开辟未来前景。我们必须对结构转变的不利后果从社会福利角度加以约束。

　　为了使结构转变有利于增进地区之间的机会均等，我们将在财政调拨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结构计划都必须促进薄弱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革新能力，创造有可靠前途的劳动岗位，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改造

　　人们通过使用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界并创造了社会财富。然而，由此也破坏了自然界并使人类文明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并非每项技术革新都是进步。

　　技术能力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扩大。然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是中性的。技术、科学和市场化日益紧密地交织在壹起。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跨国公司和跨国研究机构。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实是，科技发展日益脱离社会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过了现已实现的能力，无论如何都应对它进行选择。关键在于依据什么标准和谁的利益进行选择。迄今为止优先考虑的是赢利企图和军事利益。因此，技术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务。

　　我们不赞成让人去适应技术，我们要的是壹种符合人的尊严、符合社会福利准则和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技术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经济不可缺少的，它应有助于推动生态革新和实行合理化，促进劳动人道化，保护基本权利和实现基本价值。它应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缩短劳动时间，保证竞争能力，节省能源和原料，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对劳动过程进行合理的安排。

　　技术的改造和应用必须保证能对失误加以控制和纠正，并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对错误的发展趋向加以纠正。我们要阻止那些可能会制造出无法估量的风险、而且无法进行民主控制的技术革新。由于在壹国范围内往往无法做到这壹点，因此我们要求订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监督的国际协议。

　　在对新的、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风险的开发研究进行资助时，必须同时从政治角度进行技术评定。在制定研究计划阶段，必须对技术发展和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在这里允许对研究计划提出各种替代性方案，并提交公民对话进行讨论。

　　对于决定技术体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措施进行决策，从而对经济增长领域做出决策，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务，而是政治的任务。这些决策只能通过男女雇员的参与，并且像能源政策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只能作为公民对话的结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围绕技术替代方案进行对话的时候，需要科学界的帮助。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科学界则有义务向社会报告他们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及可能实现的应用。这些都要以加紧新技术后果研究为前提条件。

　　首先应在议会中建立技术后果评估机构。咨询委员会应使人们便于通盘了解研究课题情况，汇集信息并使人人都能获取这些信息，还要指出机会、风险和替代选择方案，并将自己的评估提供讨论。我们要鼓励关于技术体系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研究。

　　对于围绕科技革新风险所进行的公开辩论来说，在议会中建立壹个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评定机构是必要的开端，但还不够。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扩大从事技术鉴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机构，使它们网络化，并使它们对公民对话实行开放。

　　经济民主

　　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

　　经济民主本身就是壹个目标，因为它保证并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时又是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可以：

　　― 向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并且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 在这样做时，从有益于社会的角度利用科学技术进步，― 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

　　― 在壹切生活领域实现民主、参与决定和自决，― 保护自然生存基础。

　　经济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财产负有义务。它的使用应同时服务于公众福利”。

　　在经济民主中，社会目标优先于私人经济资本增殖目标。不允许经济权力或控制市场的公司预先给政治划定行动框架，相反，必须通过民主合法的决策，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经济行动设定框架和目标。

　　只有在民主决策优先于赢利企图和经济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对生态和社会负责任的经济。

　　经济权力的表现形式是：

　　― 作为大公司的市场权力，它们以牺牲客户、供货厂家和竞争者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 作为资本对于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市场上的人所拥有的统治权；― 作为使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

　　― 作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过投资政策影响整个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能力。

　　经济民主有利于公共福利利益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对各种形式经济权力的监督并组织经济发展。它必须是开放的和形式多样的；它将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个人首创性和对公共事业的责任以及国家行动结合起来；将竞争和国家总体框架设定、企业自由和对权力的监督、参与决定和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经济民主是使社会尽可能摆脱危机而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民主的任何壹个内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和意义只能依据壹个社会的和民主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来确定。

　　我们要使壹切人都拥有发言权和财产占有权。这意味著职工和他们的工会在壹切层次上拥有参与决定权，以及所有人都参与分享生产财富。

　　全社会的民主调控

　　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要按照质量标准发展。它首先应有利于充分就业，维持生态循环，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对此必要的全社会调控必须从政治上进行决策和实施。

　　由此产生了政治的、国家的和经济的任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要对经济施加影响，而仅仅在于它施加影响的目标和手段。

　　它必须有预见性地规划自己的行动，推动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避免明显的错误趋向，并且使自己的计划能够不断地得到修正。它应该贯彻实施在本国公民讨论中形成的多数派政治意愿。

　　国家确定经济发展的框架条件。它必须设法做到：将公众负担的社会福利成本和生态成本尽可能地纳入企业的决策和成本计算之内。

　　国家 ― 联邦、州、市镇和欧洲共同体 ― 对于自己和经济有关的行为进行计划。这包括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计划，特殊专项计划，地区发展计划和相应的壹系列措施。只要这些规划是确有成效和切实可行的，就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跨地区的发展规划。这些法定的框架条件和计划是企业自主决策必须遵循的预先规定。

　　无论民主调控，还是对各种计划的协调，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协调手段：

　　― 必须进壹步扩大结构报告制度和预测；

　　― 对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大企业应及时和定期地向国家和地方行政机构通报对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的计划和生产基地计划；― 经济委员会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应当享有从地方、州和联邦各级议会、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信息以及向它们提供咨询和倡议的权利。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工会和雇主代表外，还应当包括消费者协会和环境组织推举的代表。这样的委员会能够有助于明确表达公众利益，使政治框架条件以及企业、国家和地区规划之间的协调更加切合实际，更加灵活。

　　市场和调控

　　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框架内，市场和竞争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场能够有效地协调大量纷繁庞杂的经济决策。

　　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公共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

　　经济民主需要企业开创精神和效益。我们承认它们并且鼓励它们。它们也必须在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生态责任方面接受检验。

　　效率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和他们的自由消费选择。市场是壹种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将市场纳人壹个适当的总体框架内，它也是壹种调控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诉人们可能出现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发展的情况。然而，市场既不能创造充分就业，也不能实现公正分配或保护环境。

　　尽可能开展竞争，必要时进行计划！

　　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会被过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会使中小企业丧失竞争能力，并且使国家民主合法调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们支持企业的多样化，尤其要加强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具有革新能力，并且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多种多样的需要。在克服地区结构缺陷方面，它们也起著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加强中小企业。我们鼓励建立新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大企业就不能维持。大企业的实力在于有能力长期从事研究与开发，合理进行生产。它们的威胁在于它们的这样壹种发展趋势：通过扩大市场强权造成中小企业的依附性，自己却不受政治框架条件的约束，甚至自己来确定这些框架条件。

　　由于竞争可以对市场强权进行监督，我们要制定更为严格的竞争法。资本的统治权力必须受到强大工会的制约。应当发动尽可能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抵制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公众舆论是社会监督的基础。

　　为了遏制银行和保险公司对经济基本决策的影响，我们要通过分散资本股份来限制它们对企业的权力。我们也要限制银行在企业监事会中的席位以及它们根据代企业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决权。

　　不仅市场，而且国家也可能失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两种危险。

　　我们致力于对国有经济产业部门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经济进行改革。当权力制衡原则或公共经济利益原则需要这种企业的时候，当公认合理的需求面临私人积极性不足或过分巨大的风险时，国有企业和公共经济企业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这些企业不单纯考虑赢利，它们往往能够最佳地满足社会公认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许把它们仅仅限制在那些不赢利企业和行业范围内。

　　我们特别感到有义务实现把团结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的合作社思想。为了便于创立新的合作社，我们要改善经济和法律的框架条件。

　　在以其他手段无法保证建立壹种符合对社会负责的经济力量对比秩序时，在不能保证贯彻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时，公共所有制是合适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制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发展的空间，它只能与现行秩序条件相适应。社会化必须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员参与决定

　　经济民主要求男女雇员和他们的工会在进行经济和社会决策时能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并行使特定的共决权利，这包括：

　　― 在劳动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规划，以及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组织形式进行决策，― 在企业中，对于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培训教育和继续教育，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对于产品和生产进行决策，― 在所有大企业和康采恩中通过劳资双方人数对等的代表机构和通过监事会的特定共决制度进行决策，― 经济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进行跨企业的经济决策，男女雇员利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的要求都应提交给这些委员会，― 通过欧洲范围的共决对跨国公司的共决制度作出国际规定。

　　经济民主只有在实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竞争法的基础上，在拆散银行和大企业的紧密关系的基础上，以及在为了加强共决机构的监督权和决策权而改革企业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在保持资本所有者和雇员双方代表对等的情况下，监事会和决策机构的权力应进壹步扩大，使它们有可能代表社会利益。

　　劳资协议自治是实现经济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为使劳资谈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须从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罢工者的规定。

　　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

　　男女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也可以成为经济民主的壹个内容。雇员通过这种方式分享利润，并且分享他们共同劳动而获得的资本增长，但并不会因此减少必要投资的资金。这样，职工和他们的代表机构就会对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越来越大的支配权。

　　我们主张确定壹个法律框架，在这壹框架内，劳资协议双方能够就设立促进雇员参与生产性资产的跨企业基金订立协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养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换，也不会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财产投资和投机活动的对象。

　　我们需要有壹个能够在市镇和地区的空间规划中贯彻生态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的土地法。这壹法律首先适用于住宅建筑和住宅区改造。为此，我们需要：

　　― 制定壹个更为简明的没收法和赔偿法，

　　― 确定壹种限定价格的市镇优先购买权，

　　― 对因区域规划而增值的土地，地方当局应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费用，― 确定土地增值税，

　　― 在使用地产时实行继承建筑权优先。

　　消费者参与协作

　　经济民主必须使消费者的以下权利得以实现：

　　― 保护健康，

　　― 受到保护以避免经济损失，

　　― 赔偿损失的权利，

　　― 获取信息的权利，

　　― 通过代表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 拥有壹个健康环境的权利。

　　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是经济调控的壹个重要手段。税收和收费、预算计划和财政激励，国家订货和投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都必须相互协调，以使它们服务于设定的政治目标。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穷的国家。[5]为了大家的利益，国家不断增加新的任务，因此即使在采取最严格的经济措施和节约措施的情况下，今后也很难减轻总的税收负担。我们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确实需要的开支。

　　国家提供资助资金必须同时提出目标明确的条件并进行相应有效的效果监督。

　　国家投资必须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为生态革新做好准备，创造就业岗位和使所有地区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此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政策必须承担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不得缩减开支。持续稳定的开支，即使需要借贷，也必然会稳定经济发展。要削减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非公平合理的补贴。

　　在重要增长领域，完全或者主要通过贷款筹资的国家投资计划可以缓解短期的经济滑坡、推动生态革新和创造就业岗位。全面和长期的就业计划和投资基金只适用于具有结构意义的、准确界定的生态或者社会福利目标，必须主要通过向非投资利润或者向高收入征税的办法为上述计划和基金筹集资金，为此进行的法律调整应当同税法改革壹起鼓励将利润用于有意义的投资，阻止将利润用于投机活动。

　　税收法需要彻底改革。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们主张对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实行免税，减轻中低收入的税收负担，用子女补贴费取代子女免税金额。取消不合理的税收补贴。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的征税要明显优惠于提走的利润。对于金融投资收入在税收方面不应比劳动收入更加优待。

　　此外，税收法必须成为生态革新的手段。我们要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加重征税，首先是扩大能源税征收范围并逐步提高税率，与此同时，减少对于劳动收入的征税。

　　5.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种生活方式

　　我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人自身承担责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当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承担责任时，自由才会存在。在国家和社会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参与之外，或者说，不得通过社会限制阻止他们的民主参与。

　　民主从社会和社会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经济权力或新闻媒体权力的过分集中，统治术[6]在私人或国家手中的积累，都会使民主受到威胁。

　　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建立在它的全体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作为公民自由权利和参与权利的基本权利是预先为国家规定的，它们为壹个受价值观念约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础。保障和维护基本权利，使它们免受威胁，这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国家应当在社会和经济中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为此应保证决策过程必要的公开性。但是，国家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如果对国家要求过高，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监督，财政上也无法维持。我们反对社会的国家化。

　　当个人或团体自身无力承担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或者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务以其他方式无法提供的时候，国家就必须承担义务。辅助性原则，小单位优先于大单位的原则[7]，只要运用适当，就能够限制权力，鼓励社会参与。

　　法律与政治

　　法治国家以法律制约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遵循民主宪法、三权分立、权力相互监督，也就使国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垄断的职权和义务合法化。法治国家不仅会由于个别公民违犯法律、而且也会由于国家滥用权力而受到损害。

　　现代信息技术使官僚机构的影响不断加强。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国家得不到保障和扩大，民主化也就无法实现。

　　我们承认我们是服从法律的，即使在拒绝批准壹项法律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了能够修改法律，我们为议会多数而斗争。价值评估和对比衡量原则也属于法治范畴。为了实施和保护高位法律，必须经过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并非每壹项违背法律的做法都触犯了法治，相反，通过运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开性

　　民主依赖公开性原则而生存。国家和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有透明度，对公民则不能提出这种要求。公民必须监督国家，而不是国家监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须享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对于涉及公共事业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务，男女公民必须要洞悉内情并能够做出判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监督以他们名义行使的国家权力。因此，只要数据保护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会因此受到利益损害，就应该对于公民查看档案和使用国家数据库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规定。

　　对于自身数据的处理实行自决是壹种基本权利。因此．搜集数据工作必须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必须不断改善对于官方机构和私人机构所掌握的涉及个人数据的保护。数据收集和它的网络化必须限制在极端必需的范畴内。

　　新闻自由和广播自由也需要内心思想自由。我们要确保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游行示威、结社和集会的权利。

　　多层次的国家结构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对公共事业的认同主要取决于市镇的行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和扩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镇自治。强有力的市镇自治需要在政治领导和监督下的现代管理。国家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要根据分派给它的任务来确定。国家收入必须随著任务的发展而发展，国家收入分配给地方政权的份额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拒绝在没有相应资金筹措规定的情况下给市镇分派任务。市镇的财政筹措能力必须改善。它们必须能够对于自己的预算收入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不能用财政平衡取代独立的地方税收。必须扩大宪法所规定的市镇机构的活动空间。在进行涉及市镇的决策时，必须在法律上保证它们参与决定的机会。

　　联邦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国家权力，促进了与公民的接近和地区的多样化。宪法规定的联邦、州、市镇所拥有的行动自由和财政自由必须得到保障。联邦制也必须成为塑造欧洲共同体的原则。通过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跨越国界的区域合作，各种成熟的传统将能使面向未来的行动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要把欧洲共同体进壹步发展为欧洲合众国。按照《基本法》第 24 条的规定，把国家主权转交给欧洲共同体，将会使传统的国家结构得到补充。共同体的男女公民应能参与共同体的决策。欧洲共同体必须由壹个经济共同体变成壹个公民的欧洲，在其中，国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制定壹部将民主与法治国家及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宪法。

　　议会民主和多数原则

　　我们宣布承认议会民主。

　　在议会民主制中，自由选举赋予受到监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权力。

　　多数派的权力需要自我约束。多数派必须同自己的批评者保持长期对话，包括议会外的对话。多数派也会犯错误，因此，多数派的决策必须是能够收回的，特别是当触及到生存基础和危及未来世代幸福的时候。必须使后代人能够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自主地做出决策。

　　议会民主并没有减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责任。因此，我们要扩大公民参与，更有效地实施请愿权利。在市镇、州和联邦所进行的全民公决和全民决策应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对议会决策进行补充。宪法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也适用于公民直接参与。

　　应当加强议会和议员在政治意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以，议员必须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应公开自己的经济联系。妇女和男子应根据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议会中各自保持相应数量的席位。

　　如果没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断成为可能的政党，议会民主是无法设想的。为了实现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党内民主和党内意向形成过程的透明度。政党的意向形成、政党行为和政党组织必须与我们的基本改革目标相壹致，并能满足关于扩大公民参与决定权的新的社会要求。

　　公民倡议组织和社会运动反映了壹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们的出现使民主的意向形成过程更为活跃。它们经常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们迫使人们对于壹些重要题目进行辩论，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们的民主充满活力，并且丰富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它们能够并且应该不断向政党提出挑战，但不能取代政党。

　　社会团体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合法体现。当它们以共同幸福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寻求同它们合作。当它们不顾壹切地谋取局部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抵制。

　　工会

　　没有自由工会就没有民主。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目标将我们与工会联系在壹起。工会自主确定自己的任务。我们认为，工会的自由活动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员利益，工会就应参与社会和政治任务的完成。我们尊重它们在党派政治上的独立性。

　　我们支持工会关于雇员公平分享自己劳动所得的要求，参与决定经济决策的要求，以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在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方面中我们对工会寄予厚望。

　　我们支持和维护从痛苦经验中成长起来的统壹工会，并把它作为联邦德国的壹项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维护。

　　劳资协议自治是民主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维护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并加强雇员法律地位的劳资协定需要具有罢工能力的强大工会。组织自由和罢工权利是不能放弃的。

　　我们敦促在企业和管理部门中的社会民主党雇员积极参与工会工作。

　　教会和宗教团体

　　社会民主党承认基本法赋予教会和宗教团体的特殊意义和法律地位。在宣讲布道、灵魂帮助[8]和举行祭祀方面，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独立的，不屈从于国家施加的任何影响。

　　我们维护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讲布道的自由，如果教会和宗教团体、教会小组和个别教徒通过批评、建议和实际参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响，并因此接受公众批评，我们将采取欢迎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对于社会政治对话所做的壹种重大贡献，在这种对话中，必须保证对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也是自愿寻求对话的，凡是在我们与教会、宗教团体和教会小组双方认为存在共同任务的地方，都要进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视。普遍生效的雇员权利也必须在各种教会、宗教团体和世界观团体的机构中得到保障。

　　贴近民众的行政管理

　　我们需要壹种贴近民众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必须摆脱专制国家的传统，在所有层面都是透明的，能够受到监督的。这种行政管理不应使公民丧失进行自助、承担责任和积极参与的勇气，而应鼓励他们这样做。

　　我们主张在行政管理机关编制计划的时候公民应更早、更全面地进行参与。司法机关对于反对行政管理机关决策的行为所提供的法律保护必须得到保障，并且应通过实行集体起诉扩大这种法律保护。凡是感到自己受到决策弊端伤害的人，都应能够向壹名专门调查社会弊端或负责听取民众意见的官员求助。

　　对于公共服务部门就业人员的法律关系应统壹做出规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权，罢工权也应包括在内。对于忠于宪法的要求必须依据基本法的自由精神来进行解释。我们要摒弃反极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实践。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壹切权力都要用法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受到法律制约。法律判决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我们要运用法律来实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特别要用于保护弱者和维护自然生存基础。

　　法院必须对所有人壹视同仁，我们希望处于辩护时期的男女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重视。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参加审判的人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加强男女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机会。联邦和州的宪法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须在程序透明的公开听证会之后，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或州议会的民主合法机构以特定多数选举产生。

　　警察机关在执行保护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为和保障法治国家的任务时，需要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批评。不得依靠警察解决政治冲突。

　　刑法和执行判决也是为维护我们的法治国家秩序服务的。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公民和团体，使犯法者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进行报复。对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必须给予特殊的社会照顾。

　　联邦德国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议和任务，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同其他政党壹起在竞争中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感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共和国。它有许多缺陷。因此，我们希望它的现实情况接近于宪法规范。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带进了这个共和国，为的是使它能够成为宪法规定的那样：壹个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为此，需要持久不断的改革。我们是改革的政党。

　　改革工作经常以小步进行。对我们来说，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为重要。

　　改革工作必须克服强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仅是政府、议会和政党的任务。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公民对话获得多数人积极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没有争论的政治是无法想像的。我们的争论方式必须体现出我们为之争论的目标。即使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也不能为了神圣目标而不择手段。

　　没有基本共识的争论会导致思想领域的内战。我们赞同与那些承认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规则的社会力量达成基本共识。在各种形式的争论中，这种共识应是清晰可见的。

　　如果未来构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会变得十分虚弱。只有当千百万具有自我意识的男女公民在未来构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这种未来设计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

　　只有当人们能够负责地参与设计和体验政治，能够不受约束地将自己的设想引入政治的时候，才能释放出团结互助社会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力量。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摆脱被动执行客观强制的状况，采取必要的行动，实现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过排除危害，而是在公开对话的启示中产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拯救的时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负责任的政策。

　　我们的未来构想是：建议成立壹个新老社会运动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与工会合作。但是，它也必须包括壹切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或者通过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们需要壹个包括尽可能多的团体和力量的广泛的改革联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战胜这样壹些人的反抗：他们将壹切有利于自己盈利企图、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事情统统宣布为进步。只有许多人形成共同意愿，并且大力宣传各种特殊利益如何损害公众幸福，才有助于抵制少数人的权力优势。

　　我们并不许诺在地球上建立壹个天堂。但是我们能够共同抵御危险，减少风险，壹种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包括：

　　― 壹个众多民族的民主共同体，它将为地球繁荣昌盛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 壹个摆脱了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疯狂、不以武力解决冲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保护自然界和消除饥饿的人类，― 壹个公正分配收入，扩大雇员在生产性资本中的股份，始终具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的社会，― 壹种在生态和社会领域进行革新的经济，它节约地使用有益于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时代遗留下来的负担，― 这样壹个社会，它在降低经济增长率、减少职业劳动和增加个人劳动的情况下，提高社会富裕程度，通过更加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世界和更多的个人支配时间来改善社会的生活质量，― 壹个使所有人都能从事符合人尊严的工作的社会，它在两性之间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和家务与家庭劳动，促进劳动中的参与决定和自决，― 壹个在妇女与男子、青年人与老年人、德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实现了平等与团结互助的社会，― 壹个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时能够权利平等地作出决策并能贯彻实施的社会。

　　我们的纲领只能在批评性的对话中实现。我们呼吁壹切愿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人，用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声援、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想像力来激励和加强德国社会民主党。

欧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壹次代表大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冰岛社会民主党、以色列工党、日本社会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等民主社会主文政党参加了该次大会。该次大会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题，发表了对人类社会进步有著重大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宣言”。这篇宣言向整个人类社会表达了要建立壹个“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的“和平与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个关于“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进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党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本国人民为“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为和平而奋斗，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恐惧与忧虑”，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不过，这篇宣言所提出的关于“公有制”化的要求，如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公有制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法兰克福宣言——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

序言

（壹）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其代价则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创造了壹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它使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虽然世界蕴藏的资源足以供每个人过像样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它诉诸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手段，从而使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衝突更形剧烈。在某些国家中，强有力的资本主义集团帮助过去的野蛮主义，使之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形式重新抬头。

（二）社会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病的运动在欧洲诞生。因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受资本主义之苦最深，社会主义的最初发展乃是壹个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民--专业人员与办事人员，小农与渔民，手工业者与零售商，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对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对人剥削的人们具有号召力。

（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佔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

（四）社会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已成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从宣传走向实践。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

（五）在许多国家中，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让位于壹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需要计划化。社会保障、自由工会运动和工业民主都正在取得进展。这种发展多半是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採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壹个新的社会秩序。

（六）近年来，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发现社会主义是争取民族自由与提高生活水平这壹斗争的可贵手段。在这裡，在各种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逐步得到发展。在这些地区裡，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当地金融寡头的寄生性剥削和外国资本家的殖民剥削。社会党人为政治与经济的民主而奋斗, 他们谋求通过进行土地政革与工业化、扩大公有制和发展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七）正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进展之际，新的力量也在兴起，威胁著争取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运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

（八）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学。

（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实现自由与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壹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

（十）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麽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会主义是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壹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壹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十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赋予人类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毁灭自己。为了这个理由，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佈，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尊重个人保持个性的权利。社会主义主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都要有自由和计划。

（十三）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个人的贡献。它的做法不同于集权主义，并不强使人民充当被动的角色。相反，若没有人民全面的、积极的参与，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

（二）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

（三）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

每壹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其代表。
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
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
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前通过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
（四）社会党人壹贯为人权进行斗争。必须使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每壹个国家中生效。

（五）民主制要求不止壹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制也有权利与责任来保护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保卫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六）以保护资本家利益为基础的政策，不可能使为保卫民主不受极权主义攻击所需要的力量与团结得到发展。只有在工人的积极帮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维护，工人的命运有赖于民主的保存。

（七）社会党人表示声援壹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八）任何独裁统治，不论出现在什麽地方，都是对所有自由国家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凡是对强迫劳动进行无限制剥削，不论是在私人利润还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都是壹种对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

经济民主

（壹）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壹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而计划的。

　　这种计划化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既同资本主义的计划，也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计划尖锐对立，因为后两者都把对生产的公共监督和对生产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应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採用的计划化形式。

（四）公有制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

（五）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国家必须防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帮助私有者，使其对增加生产和福利作出贡献。

（六）工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决不能让它们蜕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或成为壹个僵硬的社团性体系。这些经济组织，在不侵犯宪法承认的议会特权的情况下，应当参与制定总的经济政策。

（七）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意味著壹切经济决定都置于政府或中央机构手中。只要与计划的目的相符，无论在什麽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进程，防止公营或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部门民主地联结在壹起。

（九）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

（壹）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私人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产成果时，应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这并不剥夺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积极性。社会党人认为还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绩优良带来的自豪感和当人们为共同利益工作时得以加强的团结互助与协作精神。

（三）社会主义不仅意味著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著经济和社会权利。后者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有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四）社会党人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

（五）社会主义的意义远不止于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凡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的经济与进步，都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

（六）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它违背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

（七）社会主义为使人类从恐惧和忧虑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因为恐惧和忧虑同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安全是分不开的。这壹解放将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和在文化上逐渐形成完整的个性开闢道路，社会主义是促进这种文化发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会主义力求给人们以壹切手段来提高文化水平和促进人类精神中的创造愿望。艺术与科学的宝藏必须向全人类开放。

国际民主

（壹）社会主义运动从壹开始就是壹个国际性的运动。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独地解决它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必须超越对民族主权的限制。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国家之间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社会党人所争取的新的世界社会才能在和平中繁荣昌盛。因此，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的规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

（六）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它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七）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它为反对压迫和剥削任何壹国人民而斗争。

（八）仅仅消极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广大地区遭受极度贫困、文盲与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著其它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财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这些地区物质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应鼓励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不然它们就会沦为新压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只有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障和平，为国际裁军创造条件。

（十）维护和平的斗争同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人民独立的威胁，直接导致战争危险。

　　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社会民主的发展，乃是壹种历史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不断反省修正理论观点，以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灵活弹性的调适能力，可以说是社会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国家，社会民主的发展不儘相同，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时间来看时，仍然能从中区分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作为我们瞭解社会民主的概观。

起源：改良主义（reformism）的兴起
　　社会民主的发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以前，总是在“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之间摆盪，壹直要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后，社会民主运动才算真正确立改良主义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脱离了社民党，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改良主义的兴起，最早应该是源自德国。壹八七八年，俾斯麦提出了“社会主义镇压法”，逼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面临党的瓦解危机，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因而对党的生存策略产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开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义，这壹种新的呼声，自然引起了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击，引发了往后壹连串的论战，不过在镇压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则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镇压法取消，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获得新生，并随即将党名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且通过了著名的“爱尔佛特纲领”。这份纲领由于理论纲领部份是由考茨基执笔，因而在原则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但是行动纲领部份则由伯恩斯坦负责，所以实际上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主张议会路线与渐进改良，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被略而不提。

　　“爱尔佛特纲领”，可视为是第壹份标举改良主义行动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壹八九壹年，成立刚两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正式通过以爱尔佛特纲领作为党的首份发展纲领，显示出瑞典的社会民主运动，从壹开始便是以改良主义作为行动方针，当然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以“无阶级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是以改良主义为建党基准，强调透过选举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

　　改良主义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阶级两极化与劳动价值论，更主张在实践手段上，以渐进式的方法，累积改革力量，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后，再进行社会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卢森堡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改良主义者只关心手段（社会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式的代议民主政治过度乐观，将使工人阶极无法坚持根本的改变，误以为不必透过阶级斗争，便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较为激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导致分裂，党中的急进派获得投票胜利，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党中的和缓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则回流到社民党。至此，德国社民党乃正式确立了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从壹个体制外的革命党转变为体制内的选举党。社会民主运动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的议题，成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的首要实践任务，特别是在社民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而首先进行这项工作的便是北欧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党在未掌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组阁，为了实践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因此瑞典社民党在执政后，便实施了国有化及工业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国的工党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壹九四五年上台执政，并实施国有化政策；此外，北欧的挪威与丹麦等国也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了国有化，将私有企业转为国有。虽然各国的国有化政策，在实施时间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却均是以此壹政策作为首要施政目标。

　　然而，这波国有化的风潮，却明显遭到了挫败。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瑞典社民党在壹九二八年，由于企图强化国有化政策，而在大选中失败，首次下台；同样的，挪威的社民党也在同年下台，国有化政策维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终止。两国的社民党虽然在四年之后，再度得以执政，但是却都已改变策略，不再提起国有化问题了。

　　为什麽国有化政策会遭到挫败？壹项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党本身并未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同时民众也不了解国有化的内涵与意义，甚至于连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然而，更为重要的壹个原因，应该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会化意指将私有产业转为该产业的工人阶级拥有，而国有化则是意指将私有产业转移为国家所有）而事实上，依照马克思原本的意涵，应是指社会化，而不是国有化。

　　由于国有化政策的挫败，导致社民党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将国家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１．国家只能介入控制非营利性及社会民生必要的产业，而其目的是要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
２．国家可以干预调控私有产业，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恶性循环，以及经济资源的合理运用。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韦格佛斯（E.Wigfors）曾为此种修正作出辩护，他认为壹旦私有产业完全国有化，将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另壹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市场混乱，然而，倘若国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控制私有产业，则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运作，并将部份资源移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事项。

　　这样的修正，实在是十分重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著承认私有制，以及社会化范围的自我设限，甚至于后来还以效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观念作为国家调整的标准。整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道路，至此可说已再度修正，因为这种修正几乎等于已不再将转化私有制结构，视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已经走到大幅转变的时刻，同时再加上外在情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更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必需採取新的因应策略。
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爆发了。欧洲各国受到美 国的经济危机影响，面临了空前的经济衰退，不但失业人口激增，国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瑞典社民党的重要理论指导家韦格佛斯，乃参考了凯恩斯早期的经济理论，并综合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党内提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不久便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正式失业政策。因此，这比凯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论名著－“壹般经济理论”还早六年。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党内理论家主张採行凯恩斯的充份就业理论，并且在壹九四五年工党执政后正式採行，同时工党并对外宣扬英国是“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具有几项重要的意义。
第壹，这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调整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不是直接国有化。
第二，这代表壹种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针对薪资所得进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赋税改革与建立社会安全制度，间接进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壹种“去商品化”的过程，使消费领域受到商品市场的控制能够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党再次执政，便採用韦格佛斯的扩大 公共投资理论，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因此社民党便与农民党联盟，而为了同时稳定工农阶级的支持，因此就先从“再分配”与“扩充高等教育”两项政 策方向著手，因为工农阶级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准不高，而不同点则是所有权之有无，故而社民党迴避了所 有制问题，将焦点集中在分配及教育问题上。

　　至于其具体内容，在社会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费健康医疗照顾、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业金制度等；而在英国，工党也实施了“公医制度”、住宅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工党在壹九五壹年下台，但是接著执政的保守党，却并未取消这些制度，因为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国、瑞典与西德的社民党除了扩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设有“综合学校 ”，即学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后，便可依照兴趣进入不同的 职业或壹般教育。

　　福利国家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更进壹步创造出壹种新的社会民主成功典范，特别是世所称羡的北欧斯堪地维亚模式，更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对象，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期。
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但农民阶级的人数降低，同时新兴的白领受薪阶级相对快速增加，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寻求新的阶级联盟。因此，社民党自六○年代开始，便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以广大受僱阶级为主的政党，而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藉以与新兴的中间阶层进行结盟，扩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便採取了壹连串的劳动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劳资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迈进壹大步，实施“工业民主制”，使受僱者也能参与产业的经营，将产业的经营权予以社会化，进壹步使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实施，可说是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壹个里程碑，使社会民主主义向前跨进了壹大步。

　　同样的，法国自从六○年代末期，发生了学生大革命之后，在左派及社会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产业民主的呼声十分高昂，他们主张将民主扩大到各种产业的领域，甚至于包括媒体、大学及教会等特殊领域，以彻底落实社会权的理念。而在西德，经由社民党与工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工业民主的浪潮也同样相当高涨，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后便于“企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并于壹九七四年通过“共同决定法”，扩大实施共同决定制。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党乘胜追击，推动“受僱者基金”，以给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过这项创举随后便因资本家的联合上街头抗议，而被取消了。这个挫败，却促使社民党与工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终于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项新的方案，主张：透过营利所得税与薪资所得税的法案，建立众多的薪资所得者基金与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则是产业中的受僱者与同壹郡内的其他受僱者。由于基金不可出售，同时乃是集体拥有，因此将可以保证：五百人以上的产业受僱者，至迟三十五年，便可以将基金逐渐转移给受僱者。

　　事实上，这是社民党为了团结白领与蓝领劳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时其实也是壹种迂迴的团结基金手段，以谋求资本家的妥协，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进壹步嚐试推动经济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经过多次的协调，瑞典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规定：企业应提拨20%的利润，存入中央银行，用于科技研发，使用时则需与工会先行商量，这项新制度虽然已与原本的想法有所距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进展。
结语
　　社会民主的发展，历经百馀年，其间虽有过数次的理论与策略转变，从国有化到福利国家，再转变到工业民主，甚至于也曾尝试经济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应社会变化，但是其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始终保持，就是：促进社会平等、维繫社会团结以及人性自主的尊严，而其实践方式则是要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扩充到劳动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使社会的其它领域也能够更为民主与平等，达成社会民主的目标。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自十九世纪工业化以来， 发展形成工业社会，“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逐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称之为“福特主义（Fordism）”。而面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统社会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立基于民主政治，针对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平等与剥削问题进行改革，而为了达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国家（State）”来启动与实施管制性的政策，才能够降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社会问题（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过历史之演变发展，“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对于“国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来呈现，同时国家的主要角色任务，在于进行社会资源的重分配，以达到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的目标，国家施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扩张政策，建立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等社会福利政策，强化工会组织与落实团体协商，以强化统合主义。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规律，则是立基于“资本投资－劳动经济－ 过度积累－ 降低需求－ 失业－提升效率－再投资－弹性积累－弹性化劳力运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繁荣与萧条中交替循环，全球化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会导致企业组织处于存货过多等危机中，因此迫使企业必需採取所谓“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弹性运用劳动力，以及改变生产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弹性积累策略思惟下，传统工业社会“福特主义（Fordism）”的“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已不再适用，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丰田主义（Toyotism）”的“少量多样化生产管理模式”（Waters,2000）。

　　从福特主义时代将国家定位为福利国家，转变到全球化时代的后福特主义，“传统社会民主”理念受到了明显的衝击影响，同时也使得福利国家的运作，出现了问题，可分为二方面来说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后期起，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国家藉由税收方式，来支持福利体系高额财政支出的意愿，已达到极限，导致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的扩张受到明显影响；其次是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执行效能出现下降的问题，导因于“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的社会安全体系，是以“生产者”为核心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消费者”为协助对象，使得儘管“传统社会民主”宣称是基于民主理念来制定政策，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是採取“有差别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落差导致“传统社会民主”难以因应变化，持续扩张其影响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管制形式下，“国家”的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从“社会民主”的立场来看，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国家”的角色？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分析说明。

1. 全球化下“现代化社会民主”国家的角色变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民主”运作形式面临了挑战，有部份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如英国、荷兰），逐渐转而採取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部份观念，比起“传统的社会民主”理念， 更加强调市场自由竞争， 形成“竞争性统合主义（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时认为国家难以再扮演如同过去的积极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制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显限制（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点。第壹项理由是因为在全球化下的多数国家，仍然是站在国家自利的立场，只有局限在反应与处理全球化经济竞争对国家境内公民权益产生影响的情况发生时，才会採取政府干预主义，而不是基于对国内公民加强社会保障的立场来进行市场干预；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运作下，国家的管制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国组织影响力持续扩大趋势的影响，国家对于国内事务本身的掌控能力与程度均明显下降，使得国家难以有效地针对国内事务进行管制。

　　因此，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制约下的单壹“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 也日益採取所谓“竞争国（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来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于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对抗性心态，进行跨国性策略运作，对外更加强化参与国际间的权力策略运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竞争的优势位置与资源；另壹方面，则是藉由将国家资源移转至国际竞争的理由，对内向国内公民要求必需提升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相对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国家在经济上的“生产性”角色
　　国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来自于国家作为各种社会与经济组织间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进行直接的经济生产活动。即使当国家成为直接生产者角色时，国家虽然因此自然会进入竞争行列而改善其生产效率，但这并不是意指国家从此必需遵循市场法则，而是公民必需改变对于国家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的控制方式。例如社会保障虽然是壹种非直接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但是其作用正是在于平衡市场竞争活动造成对个别公民的社会风险扩大问题，此种社会生产活动便不能依据市场法则运作，其运作与存在有赖于公民团结（citizenshipsolidarity），因为关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原则，必需在公民的控制之下，经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应该提供的承诺与资源，特别是必需提供给不平等机会处境的公民，享有社会资源协助的机会（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制形式下，会出现与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相反的管制形式，使得国家原本决定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势将历经衝击与再发展。同时因为受薪者阶级将发现，面对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这种竞争压力， 更必需透过国家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中介，才能够扩散力量，而要想影响国家的决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强调“在公民控制下，经由民主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承诺”，避免国家基于国际竞争的理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国家在“就业”上的社会性角色
　　关于国家在面对失业问题时，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存在著二种相反立场的极端理论（Nadel,1999:11）。壹是“负所得税”理论（negativetax），假定市场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则，依照此壹法则自然会将个人就业能力安置到最适合的职位上，只有当无就业能力的个人失业者出现时，才可获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财源来自于负所得税，而国家的角色是将收取之税金，做出适当分配给个人失业者，使个人获得基本收入。在此，“个人责任”仍然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角色，而国家则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极性角色。

　　另壹种立场相反的理论，则视国家为失业者“最后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国家并不是藉由市场运作规律与提供最低收入来安置失业者，而是国家直接僱用失业者，也就是由国家提供有薪工作给市场视为无就业能力的个别失业者。在此，国家被赋予壹种义务，认为国家必需积极提供失业者工作机会的特别责任义务。

　　实际上，多数国家在失业问题上所担负的角色，介于这二种极端理论之间。因为每壹国家的福利体系，在实务运作时， 均需同时透过市场诱因与制度性架构来运作， 而这二个面向的运作， 多少都会受到意识型态、政治与社会支持力量、劳工阶级的影响， 因此国家必需取得制度性妥协（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够实施就业政策。而“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强调国家应该提供“最低机会（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给受到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业者（Martell,2001:6），例如荷兰已发展出“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强调兼顾雇主的市场竞争需求与劳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扩大解除对于各种非典型工作的管制，同时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给非典型工作者获得政策协助；而英国则是实施“新协定计划（New Deal）”，强调领取寻职者津贴的失业者，有义务与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签立协定，接受国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体制之下，“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市场弹性化的趋势，如何调控（Steering）对于经济市场与就业关系领域的管制程度，各有不同，同时如何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在不同体制的扮演角色，藉以因应高失业率与非典型工作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Esping-Anderson（1999）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在面对“平等－工作”之间的交换难题时（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现出不同的选择途径，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採取去管制化的策略，放宽就业保护规范、扩大弹性工作与弱化工会力量，但是此种过度顺应劳动市场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积极性公共训练计划，会明显产生社会风险扩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问题；而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基本处理原则均是根据“社会保障”的传统，即使是所谓“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也是採取扩大积极性劳动市场政策，以吸纳过多劳动人口，降低社会风险，积极处理“不平等”问题，因此与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採取的去管制化的策略，有明显不同，而这也正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继续维持的珍贵原则与精神。

传统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能否与全球化的经济需求（demands）互相协调？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优良的社会民主传统是，不论经济的全球化与否，必须总是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工作机会，所以，不必为世界的经济新环境与现况所限制，应使其为我们所用。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让步。但是首先必须摆脱旧的、不合时宜的部份。必须停止经由借贷来建立的福利国家，依此观点，全球化反而对财政上的限制是有帮助的。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现在并非描写社会民主正站在面临选择全球化与否的转折点上，问题毋宁是，我们是否要带著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来？

面对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经济

　　这样的计画需要健康的经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人Felipe Gonzalez曾说，这样的计画不需脱离与右派份子在通货膨胀上的斗争，通货膨胀就像是对低收入者的税壹样，对它的斗争应为左派的首要任务。别想要我们的政敌与我们有共识，而是要作的比他们更好。

　　社民党在1994秋天执政时，瑞典的经济是沉重的，预算赤字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3%，国家负债增加到失控。市场与企业要求政府的财政正常。社民党同意并实行了壹个庞大的预算强化计画，使预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没有赤字，瑞典成为欧洲经济强国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维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经成为关键，但不是唯壹；社民党也增税，儘管有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以及降低投资意愿。但社民党坚持每个人都应共体时艰，经由降低给付或增税。政策起效用时，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消失了，工业投资增加到70%。

　　在政策实行的同时，社民党回复了瑞典对社会民主价值的追求。对过度通货膨胀的对抗就是为了福利国家的延续而对抗。虽然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点出财政的困难并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财政的危机最终带来了失业、国家负债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这是起源于不良的家庭稳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两年，社民党将预算削减至边缘，乃企图在未来能继续保有基本的福利体系核心。社民党认为这是左派壹个重要的计画，并为之骄傲。预算赤字、公共负债、通货膨胀与财政上的失职，不是与社会民主有关的价值。

　　有些时候，修改作风是痛苦的，社民党被迫修改原本优良运作的计画，去适应财政。其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摆脱那些代价高昂却不起效用的部份。我们调整福利以国家适应现代的状况。现在这种调适看来如何？它并不是壹种决策上主要的与大的转折而是许多小的、突然出现在每壹个政策制订面向。在壹个时常变化的环境中，必须时时适应与熟悉。要将它做好，社民党同时必须依赖社会民主意识型态与表现出壹些实用主义的风格。

私有化不见得有效率

　　壹个重点是，社民党不是像对手那样在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那种实用主义，在许多状况下，他们的对手常常见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性时，他们就说私有化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与民营化的运作会比国家公营的运作来的有效率。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跳跃地结论。社民党认为只要比较瑞典与美国的健康照护体系，就可以明白公开运作的体系会比民营的体系来的有效率多了。同样的健康照护，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国却需要14%。社民党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比较愿意少付出7%的税，而不是14%的保险给付。而且其体系并没有含纳进更多的人口，品质也没有更好。当然，公立体系必须令人满意。但社民党主张公营系统应有很好的机会成为那样，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为了每壹个人而付出的话。

　　社民党认为，瑞典经验告诉我们：当系统令人满意并且有效率时，每壹个人都会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当人们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价值时，他们会愿意付出必须的税金。如同壹位学者所说：“对人们来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的”。

　　社民党固守著这个原则，将福利计画的预算削减，维持在会危及品质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党也拒绝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福利计画之外，而且拒绝尝试福利体系中存在著平行、针对不同团体有不壹样的品质的状况。在普遍性的原则上我们绝不妥协。

对抗贫穷必须吸纳中产阶级

　　至于常被提出的个问题：“将富裕的人纳入公共安全体系是否会侵蚀对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别是在资金稀少的时候，将至少比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标之外是否更好”？社民党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个跨国的比较发现，若要真正对抗贫穷与不平等，就必须策略地将中产阶级纳进福利国家的体系中来。

　　要真正援助穷人却又要给予富人福利的理由为何？“社民党称之为再分配的弔诡”。简单讲，因为经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广泛分享，有机会让他们喜好这样的政策，为了留给穷者更多，最好是透过社会安全体系给予更大多数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党从科学上的证实与政治上的教训，认为若将政府的资源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保留著，事实上反而可能帮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数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们付出的，而没能让他们得到回馈，这个政策注定失败。

让人们感觉没有被利用

　　在瑞典过去就将失业与疾病津贴削减至薪水的75%，但这对低收入的劳工在失业与疾病来说，并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党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资，但不认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劳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党认为执政时，重要的有两项：要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福利国家的壹份子，还有让他们没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觉。

只有最好的，对人才是足够的

　　当社民党在管理福利国家的财政时特别注意，对于纳税人公帑的配置有几点需要注意：

1.钱与财货的使用必须公开使每壹个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资金不可浪费，效率是指针。

3.绝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门的腐化，必须成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对人们才是足够的”，品质是招牌。

　　若人们认为是税收支配著福利系统，则社民党这些要点就是重要的。因为，税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样是作为壹种主要的部份。广泛的福利体系不必成为为了对企业有较佳环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对欧洲21成员国家作了调查，对企业的环境较佳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爱尔兰、荷兰与瑞典。

　　有人认为这样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税收的压力，或许要他们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难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时期中，确实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国家（OECD）中税收最高的国家。

　　但以“总税收偏高”这个指标来衡量壹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粗糙不严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时拥有高税收与高经济成长的国家。另外，还有更恶劣的说法，谓“总税收偏高”的福利国家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指标。其实就整个国际的观点来看，瑞典的公司税（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还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税有多高，他们就有更多的公平与效率。在如此高税收的体系中，以税收构思成长是重要的。

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础

　　1980年代瑞典的税收立法系统是混杂的。特别是资产税，非常不稳定。税制使之在借贷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润，故若要避免被课税，只要在交易买卖上仔细地动手脚就可以达到。当变成所得税时，也没能变的更清楚。不良的税制与通货膨胀使人们在经济上作了错误的。不具生产性的行为。人们投资在不动产与休閒观光等事业替代生产、成长与就业。但对社民党而言，这些都不是社会民主精神应该有的。这不是建构福利国家之健康的经济基础。今日，瑞典已经摆脱凌乱并取得健全的税收体系，有较少的漏洞，较广泛的税基与更低的税率。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

确保社会安全因应全球经济

　　同时，好的税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场经济的动力。部份是因应全球化经济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变，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清楚知道，福利与改变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事实上，两者还彼此增进了彼此。

　　或许我们被灌输了太多，说福利与安全是过时的现象，不是用于全球化的经济脉络。可笑的是我们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但瑞典的历史告诉我们，福利国家是成长主要的推动者。福利国家带给巨大变动中的人们以安全与稳定。这样使人们在变动中能够利用机会（工业发展）得利。强大的国家激励人们改变生活却不会危急生活安全。改变使产业持续成长。

　　这是瑞典的壹个重大的传统，这种观念是说：当人们面临变迁时，若能感到安全，则他们会欣然接受变迁。这个传统也结合生产的利益与福利国家两者——企图使人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会民主的意涵是什麽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选择或价值内容，与工会运动又有什麽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麽说：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著不尽相同的用语或名词，但是所谓的社会民主路线，泛指壹种明确的政治政党取向，其内涵就是企图结合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原则，所标榜与追求的价值，也即是社会主义与民主。

　　以社会民主的先驱德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前叶，主张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毕其功于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称之为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en），以别于拥护自由主义式议会民主，未著眼或甚至否定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以及坚决主张社会革命的共产党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萨尔（F. Lassalle）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会（ADAV）在莱比锡成立，这个组织结合拉萨尔阵营掌控下的工会人士及工人，其纲领主张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路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国家（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平等的实现。数年后，1869年，与拉萨尔阵营打对台的马克思阵营，其旗下的主要工会领导者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与倍倍尔（A. Bebel），在艾森纳（Eisenach）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该党首度使用所谓的“社会民主”的名称，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也就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治与意识型态的基础，以有别于德国工人总会的“民族国家的”及“和平方式的”，双方互别苗头，虽然该会在领导人拉萨尔1864年去世后，似有积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国工人总会与社会民主工人党，为了团结工人与工会的政治力量，两派所谓的“拉萨尔信徒”（Lassalleaner）与“艾森纳人”（Eisenacher），遂共同携手合作，在哥达（Gotha）共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该党遂又在1890年，改组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皇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团结作为工人的政治力量。从党纲上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也就是仍然标榜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随著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茁壮，不但在党的内部，也在由其所领导的“共产第二国际”（Kominter II）之中，逐渐兴起了论战，也就是辩论如何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此时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的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野），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在经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路线，逐渐佔了上风，主张以在现存国家之下的“改革主义”（Reformismus），来取代、来放弃革命的目标。影响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时，受德国工人组织政党风潮所鼓舞、所推波助澜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运动，特别是在西欧及南欧，内部也都出现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争。各国情形也大致与德国近似：壹个主张积极的宪法政策与社会政策路线（普遍选举权、劳工保护法令、8小时工时、团体协约、肯定工会的合法性），也就是坚持“修正主义的思考”及“改革主义的实践”的主张，最后都获得胜利。当然，继续捍卫革命理想的罗莎卢森堡（R. Luxemberg）与列宁（W. I. Lenin），渐渐的与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政治运动脱离，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兴起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类型”，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总而言之，今日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依循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议会民主体制”＋“愿意与其他的民主力量/势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当然，今天许多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许多主张与价值内涵上，其实或与社会民主政党相去不远，但仍在基本的意识型态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欧与南欧的社会主义党，其党纲就经常特别强调所谓“工人阶级的壹体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纪“改革与革命”路线之争的残馀吧。

　　观察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极为肯定的说道：社会民主政党，以及抱持同样价值内涵与主张（议会民主、自由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催生者，无疑的，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劳动者，是工人的团结组织 - 工会，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动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劳工，除了工会，也别无他求。壹个社会民主运动，壹个社会民主政党，乃至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没有工人的发起，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携手的共同努力，是没有诞生与实践的可能的。社会民主的价值壹但清晰，或许可以有不同的阶层阶级支持，但社会民主运动的主体却很单壹而明确：只有劳动者，只有工会。

社会民主政党既然出现，在如何的条件之下，才会形成壹社会民主体制的政府，才有从施政上落实社会民主理念的机会呢？究竟从专制君主政体，亦或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体制，在何等的时机之下，才有可能蜕变为标榜“社会团结”、“扶助弱势”、“实现社会正义”，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会的”（sozial）、变为社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呢？

　　观察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 – 德国威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历程，也许我们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统帅下的帝国军队已呈强弩之末，节节败退，军事上虽未显露全线溃败之势，但社会与政治局势动盪不安，经济全面崩盘，帝国政府已心知肚明，战争恐怕将以败战、或至少和局收场。1918年10月，由返乡的士兵及知识分子所组成之“斯巴达团体”（Spartakusgruppe），举行全国性之集会，决议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导向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这壹次的集会，通过所谓的“人民革命纲领”（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开德国“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尔（Kiel）军港帝国舰队的水手们，拿起武器，支援当地的工人总罢工行动，随后数日，德国各地纷纷兴起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工人罢工，士兵声援保护，双方壹起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员会”与“军人委员会”，著手接管各地政府、企业及治安机关，试图稳定后战争时代的社会秩序；这便是史称的“11月革命”或“委员会运动”（Rätebewegung）。行动的最高峰，出现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当地工人发起总罢工，并与返乡的士兵肩併肩，发起武装起义。行动开始后没有多久，德皇即透过最后壹任帝国总理巴登王子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逊位，逃往荷兰，政权移交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艾柏特（F. Ebert），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君主时代，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在聚集于柏林总理府之政治人物们焦头烂额，苦商如何应付紧接之乱局之际，社会民主党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台边，向外头等后的群众高喊：“共和国成立！”，从此刻开始，历史上所称之威玛共和国正式诞生。历经同壹日的密集协商后，艾柏特宣布组成“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为临时政府，并在数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义的政治纲领，确立自由民主的议会路线，拒斥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馀孽，赋予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强调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同参与权，加强社会保障。

两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战，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务必落实11月革命所诉求的民主权利。12月19日，在德国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所召开之全国会议上，决议参加共和国政府依11月30日所颁布之命令而即将举行之全国大选，放下武器，参与议会民主体制的选举，“委员会运动”正式宣告结束，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权趋于稳固，1919年1月19日，德国大选，各地选出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于首都柏林的极左派继续暴动不断，国民大会遂决定改于中部的威玛市召开。1919年2月6日，国民大会于威玛正式开议，经过六个月的冗长讨论，同年8月11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草案，8月14日，“威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权，伴随著它社会民主宪法基础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实验之路。

从以上的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什麽蛛丝马迹呢？首先，历史学家都承认，没有11月革命，没有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的风起云涌（而显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而非贵族的军官），普鲁士的专制君主体制不会被划下休止符，因为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并未战败，只是军事的失利，逼迫必须选择停战，政权并不壹定要垮台，然而，德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压力下，才逼使旧政权必须黯然退下。从另壹个角度来说，在委员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社会必须被迫面对抉择：要不就走向壹社会主义的体制，要不就与资产阶级合作，选择壹妥协的社会民主体制，虽然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式的共产或政治社会秩序，但至少在议会民主的体制下，加入重视社会正义、参与、共同决定的结构特徵。当然，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肇因于所谓人民的自主选择，而经常来自于政治阴谋或合纵连横（例如艾柏特与陆军将领秘密签定、用以镇压委员会运动的所谓“艾柏特-哥罗内协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

我们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德国威玛共和，那个惊心动魄的诞生过程，理解到壹个或许放诸四海皆准的现象：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其实，虽然本质上如此，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都像德国那般的充满张力与戏剧性。让我们来看看另壹个例子，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英国。

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党 – 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于世纪交替的1900年，与德国的发展极为类似的，它亦是在工人运动发展到壹相当的时期及阶段，亦即理解到：必须投入资产阶级的体制内政治结构中，寻求对运动更有利的出发基础（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现法权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从体制内达成改变体制的改革路线时，由工会与支持工人运动的知识份子所组成。不例外的，知识份子的参与与催生，居功厥伟，但是工人运动所累积蕴发的社会力量，方是背后真正的实力基础。英国工党曾经在1923及1924两度执政，成立合计不到三年的少数政府，政事的推行并不顺利，壹项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工党在J. R. MacDonald的领导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线不清，而且不断试图组织联合政府，也就是结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份子，以解决自己少数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党内部工会阵营的反对，乃至全面退出。换句话说，在如此的政治现实之下，壹个所谓真正的“社会民主”，其实是无从实现的。

　　历史给了工党及社会民主第二次机会，虽然是代价惨重的机会：第二次世纪大战的玉石俱焚。英国虽然战胜，但却处处残破，民不聊生，人民处于飢荒、濒临死亡的边缘，如同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记中所记载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发生之最悲惨的情况…”。国家财政破产，国内与国际金融秩序瓦解，百业面临全面的崩解，经济显得毫无活力，似乎无法从战争的惊慄与破坏中回复，当时的人们相信，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英国的处境：摧毁、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来工党执政（1945年波兹坦会议期间大选的拉下邱吉尔）、乃至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有著关键性影响的现象：英国人民意识中，资本主义的全面破产。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Alan Taylor写道：“在欧洲，没有人相信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为它就是大企业主的同义词。或者，更精准壹点的说：那些还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弃的政党，是壹群没有未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命运，跟1688年雅各宾党人没有两样…”。在普遍的国民认知中，资本主义道德败坏，只谈贪婪，不知何谓理想，盲目的支持社会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会的期许，更赤裸壹点的说：世界大战的元凶根本就是资本主义工党接下了这项历史任务。获得政权之后，工党真正塑立了壹个英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政府路线，简言之，就是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理性坚持（raison d’etre）。工党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无能，它投资太少，没有企业伦理与道德，只知贪婪获益，赚取暴利，并不忘掠夺劳动者。工党的决定是：放弃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远离作为英国经济哲学的十九世纪传统自由主义。执政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谓的国家健康服务医疗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并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创造充分就业。相对于欧洲大陆希特勒式的“权力国家”（Machtstaat），工党把自己的理想国度，除了称之为壹次大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傲称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党在选战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连的实践与行动，又替英国发明了壹个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英国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进程，当然完全不同。德国经常呈现断裂式的时代交替，社会必须去面对天崩地裂般的变天，某个程度上来说，英国人是较为幸运的，不论历史的挑战为何，英国总是在内国秩序的和平状态下，完成时代的更迭。但同样的，在国家与社会面临剧变，遭逢生死关头的挑战时，壹个以工人运动为后盾，壹个反资本主义、以崇尚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与尊严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国家与社会，在存亡的关键壹役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吾人又回到壹个相似的历史逻辑：时代在巨大灾难之后的转折点，要挽救国家与社会，唯壹的凭藉，恐怕仍是自主觉醒的大众劳动者，集结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国的以武力对抗反动，亦或英国的以选票投下不信任，以社会民主的价值为后盾，落实自己的社会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国与英国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历程，虽然壹个充满戏剧性张力与爆发力，另壹则是缓进中带著坚毅的决心向前，然而，历史的规律某个程度是壹致的：资本主义体制出现危机（战争），它被证明不但无能解决危机，甚至自己就是危机的制造元凶。某种角度上来说，社会民主政权解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它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义”，乃至真正的“繁荣”与“自由”的实现。这壹期中，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例子。

　　与德国英国壹样，壹切的转折来自于战争的灾难。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法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既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壹些用来描述当时法国的字眼，大概就是社会瓦解、经济崩溃，通敌与反抗，跟战前没有太多的差别。战后法国的首要任务，无异复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显然德国佔领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们需要壹个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显然，它的答案不是“资本主义”。

　　如同在战后的英国，资本主义体制被认为是腐化与无能的代名词，它是落伍的、顽固的、僵化的、短视近利而怯于投资未来的。那些只知维护自己私利的家族企业，缺乏进取精神的商人们，眼中只有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阻断别人的竞争，以巩固家族企业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早在战争爆发前，法国的资本主义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国的工厂机器的平均寿命，是美国的四倍，英国的三倍，每壹工作时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三分之壹，英国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间，法国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的提升，国民的平均所得继续停留在1919年的水准。

　　战争的严酷考验更不会放过法国：落后的经济组织，无疑就是政治与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旧有的体系无法供应社会与经济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业又以与纳粹通敌、与维琪政府眉来眼去著称。

　　法国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并没有像英国或德国壹般的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现，换句话说，法国经验的重点不在政权的易手，因为，“被盟军解放”的命运，直接牵引法国的命运到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乐虽然顽固，顽固到要抱轰登陆北非法国殖民地的盟军，虽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断宣称自己是战胜国，但是有壹点，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在法国，资本主义体制是无能的，是被证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点在于：“国家必须出来将权力的槓杆掌握在手”。

　　戴高乐警告说：妳们这些养尊处优、享尽特权的人们注意了，我们是可以放弃妳们的，因为妳们的行径，只证明自己的无能与荒谬而已。社会民主的价值，开始取代了战前自由主义的价值，在强调“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倚赖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必须出面担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会民主的体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体制”的思维与共识下，法国真正蜕变了。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宣称自己在伦理道德上没有瑕疵、却只是在赤裸裸的贯彻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其信用是会破产的。

　　在所谓法国重建之父 – 亦有人称他为欧洲统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筹划下，法国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民主与经济复甦之路。曾担任壹次大战后国际联盟代理秘书长的Monnet，出身香槟酒商，还曾到中国筹办多国银行铁路大借款，但除了经营获利之外，Monnet对于宏观的计画、伟大的挑战，总是兴致盎然。二次大战期间，他任职法国流亡政府，负责与同盟国整合有关后勤补给及策划战后重建之事宜，他曾经说了壹句后来成为举世名言的话：“美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虽然之后被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所剽窃过去，成为美国从中立、绥靖政策转向的历史代名词。

　　战后，面临壹片废墟的法国，Monnet认为要展开重建，关键有二：壹是国家预算赤字问题的解决，二是经济体系从头到脚的现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个问题只有国家能做，第二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已证明自己没有办法做，社会与人民也不再相信，私营利部门真有克服难关的能力。

1945年8月，欧战结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乐到华府访问，壹天晚上，Monnet终于忍不住的跟戴高乐抱怨：“…妳总是说“伟大的法国”， 但我要告诉妳实话：法国渺小的很。只有法国人自己创造出伟大的身形，能够抬头挺胸，法国才会真正伟大起来…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法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因为在当前，法国壹点也不现代。法国必须从头改革到脚，没有退路”。

　　骄傲又伟大的戴高乐，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道：妳说得没错。但是，妳愿意接下“将法国现代化”这个重任吗？Monnet当然不会放过历史给他的机会，他全面设计新的国家经济计划，投资方案、投资手段，乃至于经济龙头工业的重建。藉著“中央计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开了现代化法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国的成功，标榜著壹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危机充斥的时代，人民与社会所需要的，其实是纪律、方向、前景、信赖与希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片面所谓自由，这也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价值内涵：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仅著眼于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遗留的伦理（韦伯：“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植基于公益之上，在社会正义、普遍繁荣的目标之下，资本主义才能延续，社会方能健康的发展下去。

　　法国的经验，也许不是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戏剧性的上台–法国的政治条件并无法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或许不是像威玛德国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权的诞生，但是，就人们面临危机的痛定思痛，回顾过往的教训，壹个社会民主价值的深化、乃至实现，却是与其他国家无分轩轾的。

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成功试验，也是工会运动的典范。在199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落败以前，瑞典劳资双方 的“历史性妥协”持续了53年之久。但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结束了 这种劳资权力的平衡，显示出以壹国为基础的策略已有不足之处。

　　1909年是瑞典工运史上的壹个关键。雇主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企图压低劳动条件，引发了劳资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参加了那次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儘管罢工基金几乎耗尽，工人们面临飢饿却仍坚持 不退。那时资方动员军队与警察，再加上工贼的破坏，使工会遭受空前的挫折。

　　罢工后的秋后算帐使工会损失了近半数的会员。工会学到了壹个教训：只靠罢工是不够的。为了反击反工会的立法以及军警的镇压，工会必须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因此那次挫败反而促使工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密。1921年瑞典实现了普选权（废除了财产及性别的限制）后，社会民主党透过与农民党的结盟，终于在193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掌握多数。

　　以此强势地位，1938年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联盟(SAF)达成了 “和平协议”，终止了半世纪来剧烈的劳资衝突，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国性集中的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及劳动条件；
2.工会坚持“团结工资”，即不分产业将工资拉平；
3.全面就业政策优于提高工资。

　　争议不必壹定透过罢工来对决，而可由谈判或劳工法庭仲裁来解决。由于工会能在团体协约有效期间保证产业和平，但又能保有协约 期满后号召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乃使得工运更为强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渐发展为壹套複杂的经济理论及政治实验，包括：
1.财富的重新分配。
2.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完全就业及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
3.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工会参与职业训练及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工作。

　　“和平协议”使几十年都有定期谈判，资方关厂与劳方罢工的案例急速减少。由于生产没有中断，工资乃持续提高。

资本国际化
　　到了1970年代，权力的平衡转移成对资方有利。控制瑞典经济的几家出口企业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变成了跨国公司。资金跨过国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动，已非国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在壹分钟内买进几千万的克朗（编按：克朗为瑞典币与美金兑换约为US$1.00=6.35Kr.），然后在几分钟后转手卖出。汇率操作往往比工业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瑞典的大企业不再依靠国内的购买力，也不再在乎劳资之 间是否和平相处，雇主联盟更公开背离“和平协议”。社会民主党1976年选举的落败，给予资方反击工会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来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数的工会会员遭受资方关厂的挑衅。 当然，工会最后获胜了。因为劳工阶级的实力远比1909年强大，劳工运动再度得到鼓舞。

资本逃逸

但这个胜利并不稳固。劳资衝突加速了资本的逃逸，而执政的保守党，除了将瑞币眨值外，并无因应之道。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掌政权， 面对金钱投机导致外汇消耗殆尽的困境，同样的也被迫将货币眨值。

　　1990年代壹开始，景气持续衰退。为了对付大量的资金外流，社会民主党提议由劳工、资本、国家三方协商壹个新的所得政策，却引起工会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举是要禁止罢工权。社会民主党被迫改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机。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业辅助，却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资方的强力反扑下， 那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终于鞠躬下台。

同样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壹个国家接著壹个国家重覆地发生，证明了壹国的劳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无能。

　　在芬兰，雇主最近要求删减20％工资。面对货币眨值30％的威胁，芬兰劳工联盟只好退让，减薪7％。工会最近以总罢工作要胁、阻止了对失业福利的删减，这是壹个重大的精神胜利。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萧条，瑞典工会可能被迫进行本世纪的第三次大衝突，其结果将会对全球各地工运的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瑞典工会有赢的实力，罢工基金仍然完整无损，组织坚强，政治意识很高。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工运绝不能再孤立于国境之内。工运的发展有赖国际团结。我们不能只是跟著国际资本屁股后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场经济消失。工运需要壹套长远的策略、来规范资本与产品在 国界之间任意游走。

　　目前的国际劳工团结组织有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CFTU)以及社会主义国际。更进壹步的国际合作则有赖各国总工会的投入。

　　工运不能单独作战，还应与其他的人民组织，如宗教、环保、和 平团体，以及反种族歧视，人权、妇女运动合作。我们在各国际组织 ，如欧洲共同体，OECD, GATT, 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国 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联合国本身，都应有壹致的策略。

　　总之，前途困难，但绝非不可能！

国有化、社会福利
　　英国的工党在战后刚结束时，便上台执政，当时的首相艾特里为 解决失业问题，便推动连串的社会保险及医疗服务，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权利。当时工会并且表态支持政府，放弃罢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劳动条件。同时也推动第壹波大规模公用事业国有化 政策。

　　然而由于重税政策造成民众难以忍受实质收入减少，再加以严重 的通货膨胀，致使工党于五壹年下台，保守党邱吉尔再度执政，但他 并未放弃福利政策，致使失业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达九十多万人 ，使工党于六四年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

　　竞选期间，工党以“限制加薪幅度”作为承诺，企图藉以缓和物 价，此举并获得“工会委员会”的支持。工党上台后，便成立“价格 与所得委员会”执行“限制工资”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进壹步提出“价格与所得”法案，宣布冻结六个月的薪资， 不淮加薪。工会委员会初期接受该法案，但随后又要求废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弹压力，因为工资始终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同年，发生 海员大罢工，不久工党下台。

　　保守党上台后，立即强制宣布：所有罢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却期 ，同时罢工需经工人投票，工会不可发动。此举引发工人的强大反弹 ，展开马拉松式的大罢工，逼使保守党最后终于在七四年下台。工党 再上台后虽立即取消薪资限制，企图使工资上涨正常化，即依照劳资 协议进行，但却使工资飞快上涨，工党不得已只好再下令制定工资上 涨的上限，可是如此壹来却又陷入“工资赶不上物价”的恶性循环中 。七九年，工党三度下台，保守党的柴契尔夫人上台执政。

　　归结起来，在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里，虽然始终到面临经济方面 的问题挑战，但是它总是维持两项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国有化：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共有两波，第壹次是在战后，当时的重点是要 将水力、电力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国家经 营管理；第二次则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鉴于生产技术的日益複杂， 加上英国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为配合技术的研发，提昇竞争力而进行 。但是在柴契尔夫人上台后，则致力推动将国营事业私有化。

（二）社会福利：
　　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有长久的历史，在战前便已有相当的基础。 战后工党执政期间更是加强推行，如年金、公医制、失业金制等，其 中尤以公医制最为著称。这项制度共动用整合有近七万名医师、二十 八万多名护士，十分庞大，同时其支出佔总预算的6％多，使私 人医疗大为萎缩，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医疗照顾。

工业民主、自治管理、权力分散

　　战后法国的社会党，历经了壹段长时期的低迷，虽然从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间，社会党在27届的政府中参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却只 有壹成五到两成，不复战前的风光。到了六九年的总统大选，社会党 更是惨败，只得到5%，远不如法共的20% 。
　　这种情形壹直到密特朗于七壹年出任党魁后，才有所改观。密特 朗壹改过去摩勒时代的反共立场，主张在策略上联合法共，以赢得选 举，这项改变在七三年的选举中得到了收获，两党的席次均增加了两 倍，随后七七年的地方选举，社会党更是获得大胜，赢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执政权。到了八壹年，密特朗当选总统，社会党执政。

　　社会党与法共的联合，有其现实上的重要考量，因为法共自四七 年以后，便掌握了两大工会，并且拥有三分之二蓝领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时，法共发动了近八十万的工人罢工，支持学 生，显示其强大的动员力。而社会党本身的工人党员却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数成员均是白领中产阶级与学生，因而这其实是壹项阶级联盟 的策略。

　　密特朗执政后，採取了多项的措施，以实施他所称之“法国式的 社会主义”，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新国有化：
为了扭转国有企业的高亏损，社会党政府于壹九八二年实施了壹 套新的国有企业管理办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计划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与资方代 表共同组成；自治管理则指国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特别是取消 事前审议及监督员，使国有企业在财务、行政上自主；计划合同则是 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计划能与国家整体计划相协调所订定。

（二）工业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联合政府，曾为了减缓六八年以来的工 人问题，成立了“促进劳动条件国家委员会”（简称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它的权责只能反应意见与 沟通，不但无法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只是消极地要求劳资双方进行 协议，而它自己却不积极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签订的协议中，法 国的两大工会（工会联合会与总工会）均未签署。

　　八二年，社会党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法案 中赋予工人可以反应意见、获知资讯与资方谘商、协商谈判，使工人 获得更大的权利。其中反应意见由“雇员代表”组成；谘商则由“工 厂委员会”执行，此委员会由受雇者代表中选举产生，并由管理阶层 任主席，因此根据统计，施行至八三年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谘商程序。至于工会，在法案中则赋予它每年与资方针 对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进行协商的权利。

（三）经济计划改革：
密特朗上台后，不但继续法国自战后便壹直推行的经济计划，同 时成立“改革委员会”，进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国计划总署的成员，应纳入官员、工会与企业主；
2.权力分散化，即二十二个法国地区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计划署， 同时每壹地区亦可制定该地的自主性计划，强化地区自主权；
3.重视贯彻执行及协调，务使计划具体施行。

劳动人性化、工业民主、共决制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社民党被纳粹宣布为非法，因而流 亡英国，直到战后才回到汉诺威重建。战后的十馀年间，社民党壹直 处于劣势与低迷的状态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党员人数也 由战后初期的87万人降至五○年代的58万人，年轻人纷纷退党，只剩 下老的党员支撑。

这种情况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党接连赢得总统及国会大选， 汉尼曼当选总统，布朗德组阁，才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次国会大选， 社民党获得了超过四成的得票，得以与自民党组成联合内阁。在布朗 德任内，他积极推动东进政策，与莫斯科、波兰签订和约，并于七二 年与东德签订了历史性的“基本法”。后来布朗德因“间谍事件”下 台，使社民党失去了第壹大党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继续组阁，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党转与基民党联合，社民党才真正下台。

　　在社民党执政的十四年间，它施行了不少实践社会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企业的民主化以及劳动的人性化，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劳动人性化：

　　社民党于六九年上台后，有鉴于该年九月发生的大罢工事件，因 此便组成了“研究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建立壹个“更以人为导向” 的劳动条件标准，以做为进壹步之劳动人性化纲领（ＨＤＡ）的依据 。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纲领，不仅规定了最低的合法劳动条件， 使劳工的劳动环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时也为日后新的“共同决定制 ”及劳资争议制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础，换言之，它预先为“劳－资－ 官”的三角统合协商系统铺下了路基，因为它赋予工人有合法的权利 ，可据以争取进壹步的劳动利益。

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国的“工资自主制”，亦即由各行业的 劳资双方每年自行谈判协商，以确定未来壹年的工资变动幅度，以达 成“工资合理化”的目标。此外，并有僱工协议，包括由工会与僱主 协会签订的“集体劳资协议”，以及僱工与僱主直接签订的个人僱工协议，内容包括工作性质、作息时间、各项劳动条件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工业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企业法”，规定五人以上 员工的私人企业，必须成立工厂评议会，该评议会由企业成员中选出 ，并且至少须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参与企业事务，并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决权。虽然这项权利不是由工会行使，但是由于八成以上的工厂评 议会成员是工会中人，因此实际上工会仍保有相当的影响力。

壹九七二年，议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在法律上进壹步加强了企 业内部工人的共决权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 了“共同决定法”，使工人的共决权力正式获得确认。根据德国工会 联合会（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统计，享有不同程度共决权的僱员 约有二千万左右，佔全部僱员的87%，涵盖比例很高。

劳工运动、再分配、工业民主

斯堪地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在社会民主的发展经验中是十分独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几项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和其它北欧国家比较起来，是较为平顺且渐近的过程，没有产生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

第二，在这三个国家中，社民党的执政时间均十分长，超过三十年以上，同时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达四成以上，显示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最特别的是，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政党与阶级之间有十分强的联繫关系，同时各个阶级力量所支持的政党光谱十分相似，资本家多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小雇主则支持介于自由与激进间的政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则多支持社民党。

　　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纷纷对其提出解释，希望能从中找出新的启发思考。

　　依照Korpi的说法，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社民党壹方面能够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使其在国会中佔有多数，另壹方面则是劳工运动及工会力量的强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政治实践，以具体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劳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党得以长期执政，同时也促成了劳资关系的改变，使社会更为平等与团结。

　　Korpi并从下列指标来说明他的解释，这些指标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统计值。第壹，工人的组织比率分别为瑞典71%、丹麦49%、挪威46%，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国工人支持社民党的比率分别为瑞典43%、挪威41%、丹麦39%，若是只看蓝领工人时，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达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则认为：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为社民党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特别是福利政策，藉此进行社会再分配，而能获得广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换言之，他强调的是：政策结果对于社民党政治支持的影响程度。

　　Korpi与Castels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堪地维亚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们便以瑞典为例进壹步说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党政府将实现平等分配作为其纲领的重要目标之壹。该党在纲领中明定，国民收入应在个人、社会阶级、集团与地区之间平等地进行分配。二次大战之后，其政府便实施下列政策：收入来源中断、收入不足的失业者、残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过失业津贴、养老金、儿童补助、孕妇津贴与其他形式得到社会保险金；六○年代之后，更是全面扩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二）充分就业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业做为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形成了壹套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从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满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发展出“培训夕阳工业，解僱劳工新技术”，成功移转进朝阳工业，而不再是消极地补助夕阳工业以保持就业。

（三）工资集体谈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资政策，便由其僱主协会与总工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这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法律效力，虽然此制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变为“以较低的个人所得税交换工资增加的限制”，但是基本上并未有原则上的重大改变。

（四）工业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其中规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业，工人代表可参加董事会，了解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公司重要决策有发言权。同年，工会通过了经济学家迈德纳的“工资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资方反对，八三年，国会通过了折衷案，企业须将20% 的利润上交国家，存入中央银行成立投资基金，用于生产与科技研发，使用时须与工会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