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點》停刊:中國新聞專制又一公案 |
| 送交者: 公 月 2006年03月22日08:59:0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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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5日,星期三,正當神州大地的家家戶戶準備喜慶中國傳統節日春節來臨的時候,一份深受老百姓喜愛的《中國青年報》的每周專刊《冰點》,被中國當局勒令停刊。這是長期以來鼓吹“和諧社會”的共產黨執政者製造的重大“社會不和諧”事件;是繼中國新聞界不同程度地嘗試新聞自由的報刊《南方周末》、《南風窗》、《南方都市報》、《經濟觀察報》、《河南商報》、《深圳法制報》、《百姓》雜誌以及最近的《新京報》受到不同方式的整肅之後,中國當代新聞專制的又一惡性案例。消息傳來,知識界大嘩,《冰點》主編李大同發表公開聲明,廣大讀者群通過不同方式表達了抗議的聲音。
《冰點》創刊於1995年,至今已有10年,共出版了500多期。它原是中國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的每周專版,逢周三出版,每期以整版的規模深度報道社會現實,抨擊時弊,因而深受讀者喜愛。《冰點》擅長以軟性的語言講“平民故事”:北京城最後幾個背糞桶的工人,湖南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孩子上學的五叔五嬸,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美軍飛虎隊烈士遺孤——都是一些平凡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中的曲折命運。除開平民故事,《冰點》也以“硬”的態度直面當今社會的熱點問題:大專辯論賽的是非,中國語文教育的困惑,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引發的道德爭議等等。2000年前後,《冰點》對時代的反應更具指向性,從反思“普遍問題”過渡到直擊新聞事件。大陸民眾中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其它報紙都比不上《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報》的其他版面都比不上《冰點》。2004年《冰點》擴大到四個版面,成為附屬與《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之後可謂好戲連台,宏文竟出;文章的觸點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富有稜角,不時地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驚喜。在知識分子的聚會上,《冰點》的文章常常成為談論的重要話題,許多黨政團幹部,也是《冰點》每期必看的忠實讀者。有人稱“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王牌欄目,也是中央級大報中惟一值得閱讀的版面。因為《冰點》真實反映了社會的現實與變遷,大膽抨擊虛假及醜惡,其文章被各地報刊競相轉載,有的還被拍成電視專題片,出版社將其內容精選成書,被多所大學的新聞系列為必讀參考書。在歷年《中國青年報》進行的讀者調查中,《冰點》是閱讀率最高、讀者最喜愛的版面。《冰點》不僅是是全國記者協會評出的“中國新聞名欄目”,甚至還曾經是中宣部評定的“中央主要新聞媒介名欄目”。 不過,《冰點》面向平民百姓的作風以及對新聞自由的追求是與專制政體本質上格格不入的,於是它長期來成了當局的眼中釘。據《冰點》主編李大同回憶,有一年,一篇影響巨大的冰點報道文章曾經遭致某中共省委的強烈反彈,該省省委第一書記親自簽發了向黨中央三個主要部門狀告《冰點》的報告。雖然在一些開明領導人的保護下《冰點》躲過了幾多難關,但是今天躲不過了。終於,2006年1月24日下午,《中國青年報》編委以上的幹部全被叫到團中央,聽取宣布《冰點》周刊停刊整頓的決定。全國各大報社也收到中宣部通知,不准就此事作任何報道和評論。
根據團中央的指令,導致《冰點》停刊的直接原因是在兩個星期之前,即1月11日周刊發表的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像,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嚴肅批評。” 現年74歲的袁偉時教授所撰“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曾經在2002年發表於網絡,當時有很多人傳閱。李大同在網上看到這篇文章後,跟作者聯繫,袁教授同意在《冰點》作為特稿重新發表。 袁偉時的文章長達1萬多字,題目為“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基本上是對如何準確評價歷史事件的學術討論。作者就現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事件的錯誤闡述提出,“我們的教科書在論述近代中國與外國和外國人的關係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自我反省的精神。”“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指的祇是中國的小公民繼續在接受一種對國際關係的“非理性的鼓動”教育,受到不正確的意識形態毒害。 作者重點討論了“火燒圓明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以及“義和團是愛國壯舉還是摧殘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兩個問題。對第一個問題,作者在分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和戰爭過程的大量史料之後指出,面對咄咄逼人的國際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當時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事實上,當時的清政府和地方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 對第二個問題,作者認為現行歷史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作者認為,沒有慈禧的愚昧至極的專制統治,就不會發生義和團事件那麼巨大的國家災難。 作者還提到香港的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教科書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 作者還將日本右翼勢力編纂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與中國的教科書事件做了對比,認為日本人中缺乏懺悔意識,死不認罪的現象,在中國也有類似的問題。不過,日本僅2001年新編的教科書就有八套,由各校自由選用;選用日本右翼編的教科書的學校祇有0.039%。而在中國,學校祇能在基本觀點完全一致的兩套書中擇其一。 袁教授文章的最後的立論是“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他提出,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牢籠,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在中外矛盾中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作者提出應該引導中國人往理性、寬容的道路上走,以利於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 由此看來,袁教授對中學歷史教科書提出批評大致是適當的。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可以繼續討論。據李大同回憶,文章上大樣送總編輯審閱,總編輯不同意發,理由是教科書是國家行為,不能批評。李大同不同意,認為如果黨史不好說,難道晚清史還不能討論?袁先生的文章不過提供了一些史學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結論,顛覆了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而已,但是《走向共和》這樣的電視片顛覆得更徹底,不也在中央電視台播出讓億萬人民觀看嗎?李大同的這個理由說服了總編輯,終於同意略作刪節發表。發表後不出所料,先是某部有一個通報批評,然後又有一幫編教科書的“專家”向中央領導寫信告狀,(卻不出面公開辯論——這就是中國一批知識分子的醜陋面目)。不同的讀者在不同的網站上,表現了涇渭分明的立場,比較知識化的網站網友大多支持袁先生;另外一些網友則用髒話罵袁先生是“漢奸”,是“帝國主義立場”。
有新聞界人士指出,將袁偉時教授的文章說成是《冰點》停刊整頓的原因,祇是表面理由,實際上這是中國官場精心策畫的結果,是蓄謀已久的扼殺,是當權者對《冰點》以往發表過的不入眼的文章的總清算。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大地上一個弱小的追求新聞自由的群體與強大的新聞專制維護者之間搏鬥的結果。這一點,看看《冰點》多年來的重大報道就清楚了。 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前夕,《冰點》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一文,真實記錄了面對民族危亡,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奮戰的真實歷史場景。《冰點》首次在主流媒體上客觀真實地報道了國民黨將士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數萬人的戰鬥歷程。這樣一篇真實的歷史描述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指責《冰點》的報道“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 在台灣國民黨、親民黨負責人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結束之際,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用豐富的材料客觀真實地介紹了台灣幾十年來的變化和發展,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篇文章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黨”。 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會,曾慶紅代表黨中央講話,中宣部的某些人卻禁止媒體發表紀念胡耀邦的回憶文章,規定祇許發表新華社通稿,各媒體不允許有自選動作。12月7日,《冰點》刊發胡啟立同志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強烈反響,海內外中文媒體紛紛轉載,無數網友發帖說被文章感動得熱淚盈眶。中宣部則打電話到中國青年報社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 2005年11月30日《冰點》刊發記者調查,披露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這位教授在《冰點》記者採訪他時有恃無恐地揚言: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們總編輯會找你的!報道刊發後,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氣勢洶洶的問罪。 此外,開罪專制者的,還有關於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呂日周的報道;關於SARS襲擊中國的報道;關於“三峽工程”不同意見的報道。 呂日周是中國官場的一個異類,他勤政愛民,不按傳統的“官場規矩”出牌。他支持公開的輿論監督,並身體力行,因而被新聞界所關注。各種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量刊登關於呂日周的報道,但是在中央級媒介上沒有絲毫動靜,所有中央媒體心領神會地對呂日周統一保持沉默。在呂日周大刀闊斧地進行官場改革時,一位縣委書記曾流着眼淚對他說:呂書記你這樣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 李大同認為呂日周對中國改革的意義要遠遠超過焦裕祿、孔繁森等等楷模,對他的這種沉默是中央主流媒介的恥辱。他請中青報大牌記者盧躍剛親自出馬,要求盧放開寫,一個版不夠就兩個版。2002年10月9日、16日兩天,《冰點》以兩個版的規模報道了“呂日周在長治”。各大網站紛紛全文轉載,網友跟貼無數。不過在中國報刊檢察官的帳上也就又給《冰點》記了一筆,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關於呂日周的報道就未能播出。 2003年SARS襲擊中國,全面暴露了中國行政體制、信息渠道、社區建設、城鄉醫療衛生機制等方面的種種弊端。李大同認為這才是SARS報道的真正的價值所在。而中國媒介幾乎條件反射般地將原本性質為災難、反思性的報道,變臉為對醫護人員的英雄頌歌。在一窩蜂的英雄讚歌中,真正需要關注的SARS患者們被忽略。他們因人為的信息閉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患病,在長達半個多月的時間裡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死去,很多家庭祇剩孤兒。2003年5月14日,《冰點》刊發了“瘟疫警告人類”一文,概述了人類歷史上危害極大的幾次瘟疫的發生原因及應對措施。5月28日,《冰點》刊發了上海學者許紀霖上萬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時刻的反思”,這篇文章後來被讀者稱為“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獨樹一幟的”,但是又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6月18日,SARS危機已近尾聲,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規模表彰英模的時候,《冰點》刊出“生命備忘錄”,詳細記載了SARS猖獗期間北京兩個普通家庭的悲慘命運:一戶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戶父母雙亡,祇留下一個上高中的兒子。他們之所以死亡,都是因為患輕微小病,進入毫無防護的人民醫院求診,感染SARS,又在很長時間裡因局勢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終死去。他們本不應該死。在採訪中,本報記者從醫護人員那裡得知,他們曾被命令作假病歷,向世界衛生組織隱瞞患病人數,“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着SARS病人滿街亂竄”,以躲避世界衛生組織的現場視察。在聽到中央撤消北京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兩個高官職務的消息時,有位醫生告訴記者,他的眼淚一下就下來了。他說,再不撤掉他們,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呢!“生命備忘錄”發表之後,中央其他媒體的同行們紛紛感嘆:“你們竟能刊出這樣的報道”。一個大學新聞系主任對李大同說,“還是《中國青年報》!還是《冰點》!”事後記者被告知,很多醫護人員將這篇報道複印幾十份送給親友;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第一個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被民間稱為“民族英雄”,老人家拿到這張《冰點》,一字一句地讀完…… 中國政府決定實施的三峽工程,投資千億,移民上百萬;多年來在這一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泥沙卵石長期淤積的前景、防洪發電的真實效應、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問題上都存在着激烈的爭論。可惜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下,所有反對派的聲音都無法出現在主流媒介上。2003年6月,長江三峽二期工程結束,蓄水至海拔135米,主流媒體上又是一片讚美之辭。又是《冰點》,認為不能繼續沉默,應該公開記錄對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7月2日,《冰點》發表“三峽工程答疑錄”。這是記者盧躍剛採訪三峽工程頂級專家潘家錚的實錄。事前李大同交待盧躍剛,儘可能將潘家錚能夠回答的質疑盡數提出,尤其是黃萬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見,否則這些置疑在主流媒介上永無出頭之日。“答疑錄”發表了。新浪、搜狐均在頭條位置全文刊登。網友們的跟貼讚嘆:好記者!好文章!盧躍剛接到不少國外讀者的電話,告訴他,這是反對派的意見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現在中國的主流媒介上。 在李大同和《冰點》同仁的心目中,他們的這些報道文章,僅僅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對公眾、對國家、對歷史、對未來承擔的一份責任;而在專制者看來,他們是在向權力挑戰,因此不容許他們存在。
今天,在中國新聞界的悲壯時刻,人們懷念被扼殺的《冰點》周刊,同時懷念編輯這份周刊的新聞戰士。 在《冰點》創立之初,其編輯成員祇是四五名成員的新聞“小作坊”,後來逐漸形成了一支優秀的隊伍。其中有經過八九民主運動考驗的“倖存者”, 還有一批三十歲上下的年輕記者編輯,他們是九十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的精英,對新聞自由的價值有更深刻的體認,對外語和網絡技術的掌握熟練,許多人既是“體制內”的媒體工作者,又在以網絡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和公共空間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和影響力。 《中國青年》和《冰點》與強權的抗爭史並不短暫。人們不會忘記,在1989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中國青年報》成員曾經站在是要求新聞自由的第一線,連續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現場報道。六四鎮壓後,李大同、盧躍剛等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創辦了“冰點周刊”,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延續着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與權勢者進行了頑強不斷的抗爭,為充滿屈辱的中國新聞史寫下了壯烈的一節。 2004年5月,主管《中國青年報》的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在該報中層幹部會上強調: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言論一出,該報70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了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的抗議信,引起海內外關注。盧躍剛就此事在網上發表的“給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披露了中青報和共青團高層互動的大量事實,成為中國新一代報人的宣言書。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吹捧胡錦濤是“燈塔”的鼓吹個人崇拜的社論,編輯李方因而辭職。表示“希望工作在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氛圍的地方;如果我感到這種氛圍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轉,那就離開。” .《冰點》的主要創辦者李大同出身於幹部家庭,文化革命中曾經是“黑幫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內蒙古草原呆了11年,沒有上過大學。1979年李大同進入《中國青年報》社,10年間從駐地方記者到編輯、部門主任,直到1995年創辦《冰點》。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了李大同所著《冰點故事》。其中表達了他的心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幹部階層享有的所謂‘特權’,主要是信息特權。”“那時高級幹部的閱讀物,是對社會屏蔽的。”如今他要以打破信息屏蔽為職業。 2005年8月,《中國青年報》社出台了《採編人員績效考評條例》,該條例規定發表的報道或版面如果獲團中央書記處領導批示表揚的加80分;被中宣部領導批示表揚的加120分;受國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領導批示表揚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來信表揚的加80分;受中央政治局委員領導以上批示表揚的加300分;而受到讀者最高評價的祇能加50分。為此,李大同發表萬言書公開批評該條例“以少數領導官員是否滿意”作為衡量新聞價值的標準,報剝奪了記者對官場腐敗現象的監督權,是要將記者和編輯“奴性化、通俗化”。 為什麼這些新聞從業者能夠如此自覺地一再對抗中宣部這類權威?用從業26年李大同的話來說,當他離開新聞記者第一線壕溝後撤的時候,希望能像馬克思寫完《哥達綱領批判》後那樣說:“不管怎麼樣,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從《冰點》和李大同一批人身上,人們看到了中國新聞界的進步,看到了新聞自由的真正希望。在當代中國許多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一份負責任的主流大報對這些關乎國家命運、民族未來的大事在及時報道,在批評質疑種種問題,在披露和重新審視評價歷史的真像。他們不再採用劉賓雁式的報告文學做掩護,而是用現代社會新聞記者本來的職業手段在第一時間以真實報道的方式來干預現實,以良心真正面對社會和民眾,面對強權。
《冰點事件》在繼續,海內外支持正義,抗議強權的聲浪在高漲。 直接介入這一事件的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對記者說,他的文章被加上這些“罪名”,無可奈何。希望有關當局能夠認真考慮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學術文化發展。要是冰點刊登的文章有錯誤,不同的意見應該在報紙上讓大家發表。思想學術問題是不能用壓制、強制的方式來解決。 前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強烈批評中宣部將該刊停刊的做法,呼籲胡錦濤整頓中宣部。李普稱讚冰點的團隊是一群優秀的傳媒人,懷着對國家的熱誠,深入基層,盡了傳媒監督的責任,反受整肅,實在不合理,他正準備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整頓中央宣傳部》。中宣部得罪那麼多人,實在愚蠢之至。 《冰點》主編李大同也已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申訴書,控告中共中央宣傳部有關負責人下令冰點停刊,他要求中紀委調查事件,追究中宣部有關負責人的黨紀責任,並允許《冰點》復刊。根據章程,中紀委應該在一周內給提出申訴的黨員一個收到的回覆,並列明是否受理、或者不受理的理由。據了解,李大同申訴書直指中宣部主管報刊宣傳的常務副部長吉炳軒。而向中青報高層下達冰點停刊命令的,正是這名因經常向部屬下達“不准報導”的命令而被稱為“不准部長”的吉炳軒。李大同在申訴書中指出此一做法嚴重違反中共章程,也是粗暴踐踏黨章國法的行為。李大同的申訴書是先遞交給中青報黨組,再由中青報黨組逐級上報到中紀委。中青報黨組有關負責人表示將“負責任地”向上轉交。 原《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胡績偉發表文章,聲援《冰點》周刊。他認為《冰點》周刊受到全國各界讀者熱烈歡迎,忽然奉命停刊,是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大事,這是團中央任意剝奪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的違憲行為。他認為按照黨章和團章規定,團中央宣傳部沒有權力下令查封中央團報的任何周刊。如果團中央書記處作出了公然違背憲法的決定,也必須報請黨中央批准。如果確已事先經過黨中央宣傳部批准,那責任在黨中央宣傳部。查禁《冰點》的主使者也可能是最高領袖的意見。如果這次查禁《冰點》真是黨中央的決定,它就是最大的責任人。胡績偉指出,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胡錦濤剛上任就一再宣稱要尊重憲法,堅決執行憲法、維護憲法。雖然言之赫赫,但行之寥寥;違憲的事,從黨中央領導人到各級幹部都層出不窮。但是像團中央這樣公然作出違憲的決定,還是屬於膽大妄為之列。如果是黨中央批準的,那麼胡錦濤本人就自食其言,公然違憲。究竟這一大錯,錯在團中央書記處,還是黨中央宣傳部,還是黨中央,有待進一步澄清。但是不管誰是最主要的責任者,這是中國鉗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新紀錄。 此外,還有人着文建議全國人大就“中宣部”是否“違憲”展開專門調查,做出公開說明。 建議書認為2004年3月原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公開發布《討伐中宣部》一文在國內外反響極大;2006年1月《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也發布公開抗議,同樣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對執政黨、政府和國家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惡劣的負面影響。”建議書認為這兩篇文章議都強烈“譴責”了“中宣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憲法》第三十五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這是一段非常模糊也非常有爭議的文字。因此強烈要求全國人大就《憲法》第三十五條作出清晰、合理、明確並且可嚴格操作的解釋。眼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就“執政黨宣傳機構的諸多相關行為是否違反憲法”做專門調查,並給出公開說明。另外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建議書指出全國人大有必要就執政黨的“宣傳部”與全國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網站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中宣部”是否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等相關問題,向全體公民做一個清晰的交代;與此緊密關聯,全國人大也有必要就執政黨的“政法委”與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以至國安局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執政黨的“政法委”是否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向全體公民做清晰的交代。很清楚,這是中國民眾就國家法制的根本問題向執政黨公開質詢。 《冰點》時間遠未結束,我們注意到大陸讀者提供的又一個抗議形式是到郵局辦理《冰點》的退報手續;海內外著名人士數百人聯名簽署了對《冰點》的聲援和對中國當局勒令《冰點》停刊的抗議信件;國內著名的新聞界老前輩朱厚澤、李銳、李普、何家棟、邵燕祥、吳象、鍾沛璋、胡績偉等10餘人於北京發表了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 表示要竭盡薄力去捍衛公民的自由權利,與《冰點》一同前行。公開要求中宣部就冰點事件向中央提出書面報告,深刻檢討,汲取教訓,撤銷“閱評小組”;全面恢復《冰點》周刊,不得“秋後算帳”;儘快出台《新聞保護法》,廢除一切惡性管制新聞的辦法,保障新聞媒體的職業權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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