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運動以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為開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於肅反和審幹運動也是整風運動的繼續和延伸,這一規模空前的運動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結束。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評價,是一個十分敏感和複雜的問題,最近幾年學術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討,這裡不可能詳加辨析。延安整風運動的初期,主要目標無疑是進一步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無可爭議的思想權威和領袖地位。然而隨着上述目標基本實現,從1942年初開始,整風運動便逐步向縱深發展了。其標誌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中,在批評教條主義的同時,就竭力把批評的目標轉向了知識分子的群體並過分地貶低書本知識的價值。他的結論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認為知識分子即使有一些書本知識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學習和掌握書本知識並不困難而且可以說是最容易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輕視和蔑視知識分子呢?這倒未必是他在認識上的偏頗或是偏見,因為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出身並具有極豐富的書本知識。他之所以要在整風運動過程中突出批評知識分子並竭力貶低書本知識的價值,其主要原因還是出於政治上的某種考慮和需要。眾所周知,延安本是一個又窮又落後的小城。但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就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從國統區各地不斷來到延安。據統計,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約2萬人進入了延安各類學校和大小機關。一時間寶塔山下,延河岸邊,隨處可見知識分子頻繁活動。這些人起初幾乎都抱着一種“朝聖”的心態,視延安為革命聖地,對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延安的實際存在和他們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於是這些知識分子有不滿就發牢騷。尤其是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藝術家、理論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種居高臨下傲氣逼人之勢。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敏銳警覺。
為了有針對性地整延安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1942年初分別約見了一些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這些人也大都坦誠相告。例如艾青、蕭軍在和毛澤東談話時就都直言不諱提出了自己的批評與建議。也正是在毛澤東以虛懷若谷的姿態聽取作家和藝術家們意見的這一段時間裡,丁玲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版上卻接二連三地發表了一批特別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論同志的“愛”與“耐”》《還是雜文的時代》等。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開指責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毛澤東也隨後表態:“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了問題。”於是在王實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組織單位立即召開了名為學習討論實為批判聲討的各種會議。在中央研究院的會議上,此前曾經得到多數人讚賞的王實味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
毛澤東是一位政治戰略家。他在點名打擊王實味的同時,又保護了就其所寫文章的性質而言和王實味並無根本區別的丁玲。因為丁玲是最先來陝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旗幟,和毛的關係也一直比較密切。保護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內的多重意義。因此丁玲雖然也受到了批評,但其政治地位卻並未受任何影響。她仍被任命為文抗會整風運動委員會的主任,讓她來主持文抗會的整風領導工作,包括主持對蕭軍等人的批判會。在隨後舉行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當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時,毛澤東又特別招呼丁玲要她坐在離自己更近的位置。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動。
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來對革命對黨就充滿了感情。尤其是對毛澤東的格外禮遇更是充滿了由衷的敬意。當她在文藝編輯和創作活動中出現了問題並且受到嚴厲批評之後,黨的組織和毛澤東本人不僅沒有把她和王實味相提並論,相反卻對她如此關心和愛護。這就使她在感激之餘,更在思想和理論上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的所有觀點,並且虔誠地奉為經典守則。例如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作家必須進行徹底改造以及改造應該是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的觀點,丁玲就公開著文積極響應說:“改造,首先是繳納一切武裝的問題。既然是一個投降者,從那一個階級投降到這一個階級來,就必須信任、看重新的階級,而要把自己的甲冑繳納,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視為無物,要拔去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別人看重你了解你……”在這裡,丁玲不僅表達了自己接受改造的決心和態度,而且勸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樣要求別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澤東關於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作家與黨的關係的論述,丁玲都是堅信不疑並且把它們概括為自己的終身信條:“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黨員然後才是作家。”
延安整風運動,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藝整風運動,讓丁玲在精神上經受了一場嚴酷的“洗禮”。無論是在政治思想上還是在文學觀念上都使她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從一個小資產階級自由知識分子作家轉向為一個一切服從於無產階級革命政治需要的黨員作家。她自五四運動以後就不斷吸取並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關於民主、自由一類的政治思想營養以及關於人的文學個性解放等文學價值觀念從此被斷然摒棄。這樣“洗禮”的結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在王實味被捕幾個月之後,外界對王的情況十分關注且傳聞頗多。一些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便紛紛要求會見王實味。為了宣傳的目的,組織上決定由丁玲出面將王實味帶到記者們的面前,讓王在已經備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認罪悔過並感激毛澤東的寬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場的記者後來寫道:“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着,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另一位在場的記者則寫道:“我在他幾乎毫無表情的臉上唯一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
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基本結束後,丁玲又被送往中央黨校學習和參加審幹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進一步接受了鍛煉和改造。從黨校結束學習之後,她便以輕裝上陣的姿態積極投身於文藝界的活動。她首先是切切實實遵照了毛澤東的教導,深入到邊區的工農兵群眾生活中去,不久就寫出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報告文學《田保霖》。作品發表的當天,毛澤東就寫信向她祝賀並邀她去作客。此後她接連寫出了歌頌八路軍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以及表揚邊區模範人物的《民間藝人李卜》《袁廣發》等。
抗日戰爭勝利後,丁玲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組織文藝通訊團奔赴東北。後因交通阻斷被滯留在張家口地區,但她隨即就全身心地投入當地的工作。除寫文章和編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隊員的身份參加了最基層的土改運動。正是在土改運動中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隨後她就開始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寫作。從1946年秋天開始經過近兩年時間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說終於修改完成。這部堪稱鴻篇巨製的作品,丁玲確是下了功夫並且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對文藝創作的要求。丁玲又親自把小說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請胡喬木、艾思奇等人審閱把關。胡、艾等人在審讀後又將他們的肯定意見報告了毛澤東,毛當即表態說:丁玲是個好同志,就是少點基層鍛煉,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這部小說很快就由胡喬木拍板出書。這一切都說明,在延安“洗禮”後的丁玲,是真正按照黨和毛澤東的思想指導身體力行參加文藝實踐活動的。歷史證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僅是丁玲個人文藝創作的一部巔峰作品,而且也是貫徹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對黨的文藝路線和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衷心擁護和忠貞不渝真是惟天可鑑。直到30餘年之後,雖然已經遭受過無數的誤解和磨難,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滿感情地回顧說:“我寫書時像一個戰士喊着毛主席沖向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