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维权工人吴贵军被拘一年多后获准取保候审 称将继续维权

深圳迪威信工厂维权工人吴贵军在被拘留一年多后被批准取保候审。5月29日，吴贵军在办理相关手续后被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释放。

当天下午，吴贵军的妻子周玉芝、刚刚刑满释放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人代表孟晗和刚刚获准取保候审的劳工公益人士林东等人前往迎接。

法院通知吴贵军的妻子周玉芝下午两点到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接人。她下午一点多就到了看守所门口，穿著崭新的连衣裙，手捧鲜花，准备迎接被关押一年多的丈夫吴贵军。

在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等待后，吴贵军终于从看守所里走出，他穿著白色T恤，和周玉芝相拥在一起。他的声音沙哑却有力，“刚才我还在看书，没想到一会儿管教就过来喊：吴贵军！你可以走了！这几天我都有预感，但没想到是这么快！”

现场的支持者们也为吴贵军献上鲜花，并打出了“好兄弟，你受苦了”、“我们为你骄傲”等的横幅。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一定会出来。但在里头这一年多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会上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就是这股力量的源泉。”吴贵军说，“但同时，我背后强大的律师团队和敢于站出来为我作证的工友们是我今年能站在这里最直接的原因，我要感谢他们！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令我钦佩。今天这么多人来这里迎接我，我觉得这牢没白坐！”

吴贵军在获释后表示，要继续为工人维权。“一方面，我现在肯定上了黑名单，不可能再进厂里工作；另一方面，我有责任要用自己拿自由换来的这段经历启发后来的工人。”

吴贵军的代理律师庞琨在他的微博表示，这起案件经历了两次补充侦查和三次开庭审理，公诉人一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罪，他呼吁宝安区法院宣判吴贵军无罪。“取保候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无罪判决才是正义，只有无罪判决才可以接受。”

吴贵军现年41岁，2004年进入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厂工作。2013年厂方为降低成本，逐步将深圳工厂搬往惠州，工人要求厂方在遗散时进行合理补偿，吴贵军被推举为代表与厂方交涉。2013年5月7日，工人为阻止工厂把最后的机器搬走，开始罢工，并到市政府请愿，要求老板对工人的处理作出交代。5月23日，300名工人往市政府请愿途中被警方围堵，20多名工人被拘留13至37天，而吴贵军则因被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关押一年多。

吴贵军案发生后，曾在中国和海外引起巨大反响。2013年10月，包括瑞典、德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或地区的支持者们联合声援吴贵军。有人担心，吴贵军案可能标志著中国当局对中国工人运动采取较宽容态度的时期已走到尽头。

中国劳工通讯的“罢工地图”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工人罢工数量有增无减。越来越多工人意识到自己权利遭受侵害，并在厂方拒绝谈判后，通过罢工等手段实现自己的诉求。当局对于工人领袖的拘留，非但没有对工人起到震慑作用，反而让他们更有决心抗争到底。

吴贵军的另一名代理律师，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表示，“现在中国的工人们正在提出自己的各项诉求，自己要求集体谈判，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不管劳工非政府组织、劳工学者、还是劳工律师，在劳资纠纷的处理和集体谈判的开展中都只应扮演辅助性角色。”

昆山粉尘爆炸案幸存者前景令人担忧

8月2日上午，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粉尘爆炸事故，导致75人死亡，185人受伤。在事故原因查明，受伤者得到救治之后，这起新闻也逐渐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销声匿迹。

幸存者的预后不良或许是媒体没有跟进报道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事故发生后的报道常常遵循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好消息，则宁可没有消息。一位负责照顾此次爆炸案幸存者的护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透露，在她照顾的三名爆炸案幸存者中，有两人的前景都非常不乐观。

这三名幸存者中，有两人全身95%以上的面积都被烧伤，深度达3级，随时面临死亡危险。这名护士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看似良好的生命体征完全依靠药物和器械支持，离开这些支持，他们随时可能死亡。

“即使奇迹发生，他们存活下来，”这位护士说：“他们这一辈子也会面临无尽折磨：皮肤移植、肾功能衰竭和各种并发症。”

即使面对最后那位烧伤面积达70%的幸存者，这名护士也坦言：“我们并不对她的状况感到乐观，烧伤病人的病情起伏非常大，是否能生存也难以预料。”

这名护士还透露，当地政府下达了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让这些伤者存活下去：医院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医护人员也三班倒，用最精良的设备和最好的药物去维持他们的生命。救治一位严重烧伤者的耗费，可能多达两百万元。

然而，当地政府这么做的动机可能并不是由于人道主义。

这位护士透露，医院管理层下达了一道命令：“8月26日之前不能再死人。”有许多人认为，政府这么做是由于即将开幕的南京青奥会（从8月16日持续至28日），届时将会有许多媒体聚焦南京和江苏，当地政府不希望这起爆炸案在这时被炒作。

“在中国，计算人员死亡是否是由某一事故导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伤者在特定的时间后死亡，将不被算进某一事故的死亡人数之内。”这位护士透露。

根据中国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雇员在岗位上突发疾病，例如心脏病、中风等，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但超过48小时的，则无法认定为工伤。

东莞裕元鞋厂工会离“民主建会试点”相距甚远

今年4月，位于广东东莞的台资裕元鞋厂爆发罢工，数万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资方回应其多项诉求，其中包括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提高底薪、对签订无效合同进行赔偿等方面。有媒体报道称，此次罢工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裕元鞋厂工会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广东省总工会和下属市、镇级工会在罢工期间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企业开展工作，并派律师到厂区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此次罢工结束后，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黄业斌率队的省总工会调研组于7月10日组织召开工会建设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将在裕元鞋厂试点民主建会，并计划在五年内，在省内企业普遍开展工会的规范化民主选举。

然而近期多名裕元工人和中低层管理人员却表示，在他们所在的分厂绝大多数工人还不知道工会的职责是什么，加入工会意义何在以及工会选举流程是怎样的。

8月初，裕元鞋厂分厂一位基层管理人员收到上级发来的邮件，要求他们在工人中进行鼓励工会的宣讲。但据该厂一位普通工人称，厂方宣传加入工会的“好处”在于“可以拿30块钱的电话卡”和“年纪大的可以多报销点医药费”，他同时还称在8月中旬收到过一张选票，上面有数十位工会副主席候选人的名字，但工人们基本上只认得出自己所在部门领导的名字。但由于被告知“要打七个勾”，于是工人们基本都勾选自己认识的部门领导，而“其他六个就随便选选了。”

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表示，除了选出了几个该厂管理人员的担任工会副主席之外，分厂工会并没有公布工人入会比例，也没有开过工人大会，更没有组织过其他形式的工会活动。而该分厂工会主席则跟罢工之前一样，仍由该厂一位高级经理担任。

“我们的底薪仍然很低，伙食依然很差，现在因为要交社保，每个月底拿到手的钱还比罢工前更少了。”一个不愿具名的工人称，“我就没听组长的，没填入会申请。只能选企业的高层，这有什么意思？他们怎么可能帮我们说话？这么多普通工人，没有一个是候选人。”

中国劳工通讯专家认为，不可否认在工人罢工、人社部门和省工会多重压力之下，裕元鞋厂目前正在进展缓慢地对拖欠的社保和公积金进行补缴，也在开始进行工会建设，但现在这个群众性、代表性、以及选举过程合法性均成疑的“新工会”显然离广东省工会主席黄业斌提出的“民主建会试点”相距甚远。

广西矿工王忠兴艰难的尘肺病维权之路

三期尘肺矿工王忠兴，从2012年6月因患疑似尘肺被迫走上尘肺病维权之路，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王忠兴工资被停发，也未拿到任何一份赔偿，其案件进度也是扑朔迷离。

在广西乐业县的一个金矿公司工作（南宁大石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林旺金矿）的矿工王忠兴，2012年5月被查出患有疑似尘肺。2012年6月，王忠兴不得已离开公司寻找资料做职业病诊断，为了做职业病诊断，王忠兴先后到过8家医院，检查了十多次，2013年8月1日王忠兴终于被诊断出：硅肺三期合并肺结核。

为保留劳动关系，在职业病诊断书未出来之前，2013年3月27日王忠兴向乐业县劳动仲裁股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其在疑似职业病期间（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工资和医疗费的仲裁申请，2013年6月13日出，该案的仲裁结果是：王忠兴已“自动离职”，驳回仲裁请求。

王忠兴对乐业县劳动仲裁股的裁决书不服，于2013年7月23号向乐业县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月10日出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林旺金矿一次性赔付王忠兴工资 35000 元，医疗费 9420.42 元，但驳回了王忠兴关于认定林旺金矿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

王忠兴和公司都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书，并发回乐业县人民法院重审，目前重审结果还未出来。

2014年1月2日，王忠兴向乐业县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乐业县劳动局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但以“劳动关系有争议”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

2014年5月18日，王忠兴唯一的儿子在昆明打工不幸出车祸去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对等责任，但是对方拒绝协商解决赔偿事，要求走诉讼程序来解决。目前，王忠兴因其儿子的离世深受打击，病情恶化住院，其女儿王显琼也失去工作，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一家人生活陷入危机。

其实王忠兴尘肺案件的事实清晰，案情也并不复杂，证据也充分，而且到目前为止王忠兴已经确诊为职业病了，但他的维权之路还是如此坎坷，该案凸显了劳资不对等、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制度的缺失和社会救助的缺失。

湖南娄底冷水江锑矿尘肺工人案

船山村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百余公里。因为靠近世界产量最大的锑矿，附近村民多以在矿山做工为生。外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个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总共才400户人家，已知的尘肺病矿工就已经超过60人，而近三年来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病故者就有十余人。

近日，湖南省本地媒体为民网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我们电话采访了该村村民和村长，通过谈话，我们窥见了一个饱受尘肺病折磨的村庄无助和当地主管部门令人愕然的一面，也看到了受害者们开始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勇气。

据该村村长杨建军称，全村绝大多数劳工力都在毗邻的物华锑矿上工作，之前几十个村民是因为被发现肺部有问题而被物华解雇，至于那些仍在工作的村民当中到底有多少尘肺患者，现在还不得而知。

该村村民李秋香的丈夫杨初华就是罹难者之一，据报道，杨初华曾在物华做工14年，其中12年是在打风钻，一直未和物华签定劳动合同。在其2010年底被诊断患有尘肺病后，矿方不认可杨初华的劳动关系，不帮助其进行及时治疗，导致他于2012年2月过世。

据李秋香和其女婿金靖称，他们已将物华锑矿告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证明杨与其的劳动关系。“村民都没有和矿上签劳动合同，”金靖说。“我岳父也没有合同，但有一张有他名字的花名册，物华有在上面盖公章。我们还找了村里几十人签名按手印证明他曾在物华工作，但即便这样，想证明劳工关系还是比登天还难，要获得赔偿更不晓得要等到驴年马月。”

作为村长，杨建军对此无能为力。“村民中部分人不懂矿上的危害，发现身体不行了才回家休息。但也有不少人知道有可能患上硅肺却仍然选择继续工作，因为做矿工几乎是这带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杨建军说，“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出去干活，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办？”

据悉，矿山乡通过近年来的整合，关闭合并了许多小型锑矿，现在主要负责开采的有一家国营矿山和四家私营矿山，物华属于后者。杨村长称，国营矿基本都有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劳保用品也有提供，但私营矿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很多工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工钱，劳动保护更是无从谈起。

私人老板之所以敢置工人安危于不顾，除了欺负工人不懂粉尘的危害之外，当地的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的不作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杨建军称，矿山乡安监站副站长谢海斌与矿山有利益关系，而李秋香的一封实名举报信中更提到谢除了担任物华法律代理人，勾结当地官商，指使关键证人出庭做伪证之外，还在听说李和金去找律师申请劳动仲裁时称：“宁愿发200万打官司，也不能给杨初华一分钱。”

李秋香和金靖数次就此事到市、省、甚至到北京进行上访和抗议，但均无功而返，媒体上也鲜见相关报道。如今，面对湖南省高院终于答应就确定双方劳动关系立案，李秋香，这个四十多岁、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的农村妇女称她将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维权路漫漫，杨初华们能不能死而瞑目我们尚不可知，而船山村这批因为罹患尘肺而遭解雇的工人将如何维权，冷水江还有多少仍然在无职业防护的环境里工作的矿工，社会各界将给予尘肺工人怎样的关注，我们将拭目以待。

东莞诺基亚劳资纠纷案仍未解决

2013年9月，在微软宣布将并购诺基亚公司之后，东莞诺基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严苛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被工人视为逼迫工人主动离职的手段，并最终导致11月19日爆发大规模罢工，规模一度达到3000人。

这场大罢工历时7天，之后200多名东莞诺基亚员工被解雇，其中有70人开始尝试联合维权，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他们并没有要求经济赔偿，而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期望在恢复劳工关系后与厂方继续进行谈判。

该案于2014年2月10日至11日在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开庭审理，工人们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在仲裁庭上表示愿意与厂方调解，但诺基亚方面则拒绝调解，之后仲裁裁决判定工人败诉，没有支持工人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

由于不服仲裁裁决，工人们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提出所谓“集体离岗”的行为应属于集体停工，与一般意义上的违纪旷工有明显区别；此外，因公司之前”选举”出的工会主席是企业的行政副总裁，违反《工会法》的相关规定，故其”工会主席”的身份不合法，更不能代表工人。因此，企业工会与公司订立的旧版《员工守则》无效，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从解雇之日起到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

但是一审法院却于7月15日作出判决，认定旧版《员工守则》有效，且工人们停工的行为违法了《员工守则》，诺基亚公司解雇工人的行为也合法有效。

收到判决后，工人们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指出一审判决对事实并未查清，适用法律也存在明显错误。10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10月13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认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正确，驳回了工人们的上诉，维持原判。

和今年三月发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劳资纠纷案一样，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购而引发的劳资纠纷，这类案件近年来在中国、尤其在广东省常有发生。但，这次劳资冲突和法庭的审理、判决很少见。首先，它是中国工人和世界最著名、在欧美有“保护员工”的良好声誉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次，工人因罢工在前，被解雇在后（而且被解雇的达罕见的200多人），资方违法的事实如此简单、明确，工人却两次败诉。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深究；最后，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主管不得担任工会主席的《工会法》，通过并执行已十年有余，企业，特别是工会文化深厚的外资、欧美企业，在中国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广东前省委书记汪洋推出了“腾笼换鸟”的“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经济战略。在此政策的引导下，许多珠三角企业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制造功能手机（非智能机）的东莞诺基亚工厂和制造低端服务器的深圳 IBM 工厂都被像微软、联想这样的大公司收购我们看到，但许多公司在并购、转型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对普通工人没有丝毫的尊重，因此不断引发了工人们的愤怒，导致罢工。此案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不在改变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的过程中制止这些国际跨国公司的恶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政府“腾笼换鸟”的战略也很可能落空。因为，一个地区没有对员工的权益的尊重，没有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它就很难吸引高技术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质量的劳动力。

本案是广东省、甚至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一起尤其值得关注的案件，它不仅反映出地方工会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的缺位，亦可从中体实例窥见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对于工人权利的漠视，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恶果。

丰田零部件供应商罢工 要求补发加班费补缴社保

10月22日，丰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东莞双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罢工，要求厂方依法补发被克扣的加班工资并补缴社保。当地警方在罢工开始后不久介入，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有8名工人随后被警方带走。目前，被带走的8名工人已获释，而工人们也已经复工。

据一名参与罢工的工人称，罢工最先从该厂制造部门开始，原因是厂方未及时发放工作津贴。9月，厂方为制造部门增加了工作津贴，但物流、质检等部门的工人并未获增津贴，引发其他部门不满，曾引发小规模罢工。

“小规模罢工后，日方管理人员在会议上辱骂我们中国工人是‘乌合之众’，这样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都非常愤怒。”这名工人透露，“昨天（10月22日）中午1点，我们全体工人自发组织起来，向厂方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津贴发放不公平，需保持一致；二是依法补发加班费；三是依法补缴社保；四是要求改善公司伙食；五是罢免一向站在厂方立场的总务科科长。”

工人们要求厂方管理层在1小时内回复，但厂方一直未予回应，之后工人在厂区内罢工，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谈判。

“我们一直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罢工，多次和工人说不要动厂方设备、不要大吵大闹。我们同时也向劳监部门、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他们都说厂方工资只要高于东莞市最低工资就行了。”

该厂厂工会主席也参与了罢工，他说：“在工人提出诉求之后，厂方完全没有想到找工会与工人进行沟通，而是以公司名义出具了一个公告，我对此非常不满。”

当地警方在罢工发生后介入事件，与工人发生对峙，随后8名工人被警方带走，其中有4人在冲突中受伤。

针对工人提出的诉求，厂方于10月22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和缴纳社保，而津贴发放的多少是公司的自由，如有异议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处理。

该名工人称，在8名工人被带走后，厂方曾以放人威胁工人复工，“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放人”，工们人迫于无奈，已于10月23日复工，而被带走的8名工人也获释。

该厂工会主席称，目前暂未有工人因参与此次罢工被厂方解雇，而他也将带领工会继续向厂方反映工人们的诉求。

东莞双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日资企业，为丰田、本田、长安铃木等汽车制造商提供零部件，该厂有员工一百余名。2013年，该厂母公司双叶产业的前专务董事寺田武久曾因涉嫌贿赂中国官员在日本被捕。

番禺新生鞋厂7名工人因参与罢工被刑拘 数十工友赴广东省总工会请求协助

11月11日，56名广州市番禺新生鞋厂工友来到广东省总工会，要求工会出面，协调释放此前被警方从厂区内抓走，并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为由被刑事拘留的7名工人代表。据工人的微博帐号 @新生鞋厂工友维权 称，省总法律部主任许平坚接待了工友们，并回应说工会目前正在与广州市政法委协调，争取尽快释放被拘工人。

同时据一位工友称，广东省总工会当天告诉工人，因为资方态度强硬，省总此时已无法代表工人进行维权。据悉新生鞋厂并没有建立基层工会。

因工厂搬迁时未与工人协调好安置方案，又多次拒绝工人的集体谈判要求，广东新生鞋厂的工人们自今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数次罢工、在厂内喊口号、到市政府上访、及到市总工会求助等活动。政府相关部门后介入协调，并在10月31日作出承诺，于11月3日主持工人与厂方的谈判。

然而，工人们等来的却不是谈判。微博消息显示，3日当天上午200余名警员突然出现在厂区内，把工人团团围住，并强行将14名代表和积极分子扔上警车带走。秦庆枚，张卫平，杨丽燕等7人后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刑事拘留至今。

随后几日，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条微博被转发上千次。锦绣麒麟传媒创办人、资深媒体人杨锦麟也在他的微博上持续关注此事。现在已有多名律师表示将介入此案，为被刑拘工友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作为该案中工人谈判代表之一秦庆枚的代理律师，葛永喜在本周一去看守所探望他的代理人时，被拘留所告知秦庆枚刚好在被警方提审，无法与律师会面。葛永喜说：“可能有人会说是警方故意不让我见当事人，但我却仍然对该案很乐观，因为工人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当局刑事拘留他们仅仅是想起到威慑作用。”

“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宣判：裁定公司性别歧视 判赔两千元

今年7月，女大学生黄蓉（化名）在应聘杭州市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文案策划一职时，三次被该单位以“限招男性”为由拒绝。于是，她于7月8日以“用人单位招工的性别歧视”为由，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被媒体称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1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这一案件做出判决，认为被告新东方烹饪学校“不对原告是否符合其招聘条件进行审查，而直接以原告为女性、其需招录男性为由拒绝原告应聘，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对原告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并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虽然这起案件的当事人黄蓉并没有像去年起诉巨人教育的曹菊（化名）那样拿到3万元之高的赔偿金，但这是中国法院第一次判决认定招聘性别歧视，并以及就此判决赔偿。

去年12月，被称为“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的曹菊（化名）诉巨人教育歧视案以当庭和解的方式结束，曹菊获得了巨人教育提供的3万元赔偿金。这起案件的当事人黄蓉虽然没有曹菊那样拿到高额的赔偿金，但这却是中国法院第一次判决认定招聘性别歧视，并以及就此判决赔偿。

今年6月25日，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杭州市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招二名文案策划的信息，觉得自己各项条件均符合，于是在网上投递了简历。可是一直没有等来回复，她主动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这个岗位只招男性”。虽然她再三表示可以胜任职位，但公司都一只招聘男性为由拒绝了她。

黄蓉说，她对这种性别歧视行为无法理解，并担心以后会有更多的女性遭遇这种情况，再三思考后她决定起诉至法院。

7月8日，黄蓉以“用人单位招工的性别歧视”为由，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寄出了起诉状。起初法院表示该案件不可诉，历经一个月的据理力争和递交补充证据材料，8月13日，黄蓉终于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湖南长沙环卫工人要求与当地环卫部门签订劳动合同

11月20日，湖南长沙岳麓区环卫工人选举产生了15名谈判代表，要求当地环卫局与工人就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昨天（11月25日）岳麓区环卫局的官员并没有与工人进行谈判，但据工人们的谈判顾问称，事件仍在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本月初，由于有消息称湖南长沙岳麓区环卫事业系统改制，牵涉环卫工的就业、养老保险、积欠补贴及奖金等问题，导致11月3日该区环卫工发生罢工。

据参与罢工的工人称，环卫局是想让工人改与街道环卫部门重新签一份没有社保的劳务合同，而不是保障劳动者法定权益的劳动合同，签订这份劳务合同意味著工人不再享有“五险”。

据媒体去年报道，长沙市五区环卫局共有职工10543人，聘用制临时工超过八成，多达8573人，主要是边远山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少量城市下岗工人，大多数工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

过去半年中，中国至少发生过十起环卫工人罢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他们通过罢工和谈判，争取到了赔偿并与新的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

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工人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成功争取多项权利

12月6日上午9时，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提出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等诉求，并在当天晚上选举产生了13名谈判代表，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之后，厂方回应了工人诉求，与谈判代表进行了两轮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7日，厂方发布公告，答应了工人部分诉求，工人代表也建议全厂工人于12月8日复工。

与现今中国大多数“野猫罢工”不同，利得鞋业的工人在前期进行了充分准备。据协助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员朱小梅说，利得鞋业的工人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向她进行咨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为利得鞋业的工人提供咨询、进行集体谈判培训，并协助他们选举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与厂方进行谈判的13名谈判代表，就是由这61名工人代表推选产生。

今年8月，利得鞋业传出搬厂的消息，厂方开始削减工人的工时，要求工人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威胁工人如果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就会面临解雇。

“我以前工作一个月可以赚5000块钱，”一名在利得鞋业工作了21年的工人说：“现在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她同时推测，厂方要求工人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是不想为工人补缴拖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从9月到11月，利得鞋业的工人召开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并分别在9月和10月发起了两次小规模的罢工。12月5日晚，工人们决定于6日发起集体罢工，迫使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

罢工发生后，利得鞋业的工人立刻开通了微博账号 @利得工人 直播事件进展。根据工人们发布的微博显示，6日晚上，工人代表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选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并确定了首席谈判代表、第二、第三谈判代表等具体分工；同时，也推选出了3名工人团结基金的管理员和5名新媒体宣传员，以及工人纠察队队长和副队长。

面对准备充分的工人，厂方也迅速回应了工人们的诉求，与工人们进行了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7日，厂方发布公告，称将会依法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并会在迁厂前3个月出台安置方案，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会依法给予经济补偿。

在厂方发布公告后，工人代表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于12月8日复工，但同时要求厂方在12月13日与工人进行第三次集体谈判。有工人代表称，他们对后续发展感到乐观。

“我们的集体行动确实是有效的，”一位工人代表说：“即便厂方不遵守他们的承诺，我们61名工人代表还在这里，工人们随时准备著进行下一次罢工”

广州一工会主席代表工人集体谈判后被打击报复 一审胜诉获赔4万余元

原广州大友汽车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友公司”）工会主席洪壁明，因在去年6月组织工人与管理层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后引发公司不满，遭降职、没收办公电脑等一些列报复。今年3月，他以公司拒不提供劳动条件、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提起仲裁、诉讼。12月5日，该案经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洪壁明胜诉，由大友公司一次性赔偿其经济补偿金等费用4万余元。

洪壁明于2007年9月加入大友公司，并从2009年7月开始担任公司担当主任一职。2013年3月，洪壁明在工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工会主席，之后组织工人与管理层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并成功为工人争取涨薪。但此举动引发公司不满，之后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免去他担当主任一职，并采取没收办公电脑、架空工作等方式拒不提供劳动条件。今年1月起，还被单方面降低了工资标准。

其间，洪壁明曾大友公司提供劳动条件并支付工资差额，但公司均不予回应。他也曾向番禺区总工会求助，但也协调无果。在被迫无奈情况之下，他于3月15日以公司拒不提供劳动条件、劳动报酬支付违法、工作岗位调整违法等为由向大友公司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同时提出了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报酬差额和开具离职证明等要求。

公司对洪壁明的要求不予理睬，因此他提起了劳动仲裁。

今年8月，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进行了仲裁，裁定仅支持了洪壁明少部分诉讼请求。由于对裁决不服，洪壁明又向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萝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大友公司免去洪壁明担当主任职务不合法，理由基于：

大友公司《职工就业规则》规定，职工职务应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组织机构变动、职工绩效考核结果”来考量，故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不再续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大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向洪壁明告知不续聘的理由，且未能证明曾对他进行绩效考核而结果不能胜任。故公司以洪壁明不能胜任为由不再续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公司对劳动者作出任职、免职决定等属于企业的管理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不应被随意滥用。洪壁明在担当主任职务上已经工作满四年半，这项职务是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和对相应劳动报酬的固定。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不再续聘对洪壁明极不公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十七条第一款，“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但在本案中，大友公司不再聘任作为工会主席的洪壁明担任担当主任，并停发职务工资，缺乏规章制度依据和法律依据。

据此，萝岗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大友公司需向洪壁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职务工资、电话补贴等4万余元，并为他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中国20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涨幅近年最低

中国劳工通讯在今年统计了中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最低工资增长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0个地区在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3.1%，较往年有所下降。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广东等省份在内的12个地区在今年并没有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最近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3年5月1日。但位于广东省境内的深圳市，在2014年2月1日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将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1808元，涨幅11%；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6.5元，涨幅达13.8%。

浙江、江苏和上海在2014年分别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2.2%、10.1%和12.3%，但同样属于制造业重镇的福建却未调高最低工资，福建最近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在2013年8月1日，将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13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4元。

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20个地区中，贵州省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最高，达21.4%；其次是重庆市和青海省，达19%；四川省则将最低工资标准调高16.7%，位居涨幅榜第三。虽然这些省市大幅调高了最低工资准备，但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仍然只有上海市、深圳市最低工资的2/3左右。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与往年数据相比，今年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是13.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

如果将12个在未调高最低工资的地区也计入，今年全国32个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仅调高8.2%。

最低工资标准涨幅下降或许与今年的低通胀有关，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今年一直在1.5%和2.5%之间浮动。然而，总体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制造业的衰退趋势也对最低工资增长造成了压力。在此情况下，许多拿著低收入的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并没有任何增加。

尽管大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一年都有上调，但依靠最低工资在中国的城市仍然难以维系生计，许多中国工人都需要靠加班等方式才能拿到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资。

深圳一服装厂罢工满一周 工人要求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截至今天，深圳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经罢工满一周，昨天（12月16日）经民主选举产生的8名工人代表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见面，并向他们递交了此次罢工的情况通报。前一天（12月15日），工人们向公司发出了集体谈判邀约，要求公司与工人代表进行集体谈判。

12月10日，为G2000、优衣库、班尼路等服装品牌供货的港资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因连续多年欠缴工人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引发数百名工人罢工。据该厂工人开设的维权微博“庆盛厂工人维权”发帖称，公司从2003年开始才为员工购买社保，导致该厂很多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员工退休后，工龄虽然满15年却不能享受养老待遇。此外，公司自2010年12月至今没替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一位昨天与深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会面的工人代表称，工会工作人员说，庆盛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法律，并承诺尽快让区工会介入处理此事。

“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说，对我们工人组织地这么好、又有非常明确的诉求感到很意外，”这名工人代表说：“我们期待工会的回应。”

此外，有工人指厂方即将搬迁，并且目前已经将一些物资搬运到同一公司旗下的深圳利华集团。而大批工人则聚集在工厂门口，阻止厂方搬迁物资。

“我们必须在年关前追回厂方欠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否则工厂被清空后便难以追讨。”一名工人说。

目前，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已经对此次罢工进行报道。

河南女建筑工讨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后多名学者致信习近平要求保护建筑工合法权利

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团经贸龙瑞苑工程项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郸城建筑工人，被拖欠2.9万元的工钱，多次催要未果。春节临近，工人们计划直接向项目部讨要工钱，被保安阻拦，发生争执。警察到场后，暴力侵害讨薪农民工母亲周秀云，导致她“非正常死亡”。

12月26日，一则名为“河南讨薪女民工命丧太原龙城派出所”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了广泛关注。视频总长1分22秒，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名穿紫红色大衣的长发女子坐在地上，抱著一名民警的腿，民警的右手看上去是拉著女子的头发。第二段视频中，这名女子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民警的左脚踩在女子的头发上。

据死者周秀云的丈夫王友志称，当时现场来了4、5个警察，其中一个胖警察问他们有没有带身份证，并说“像你们这样犯罪分子一概不能轻饶”，警察开始说脏话，他们与民警理论，就被推到一边并戴上手铐，塞进警车。

死者的儿子王奎林称，周秀云在工地门口抱著警察的腿恳求放了她的丈夫王友志，期间被拽头发、拧脖子等，“那个警察把我妈的头狠命往下按，脸都贴到肚子上了”。后来周秀云仰面躺在地上长达1个小时，一名警察用脚踩著周秀云的头发，并指责她“装死”。

王友志称，警察把他和周秀云塞进同一辆警车，由于是背铐，他只能用腿拱一拱周秀云并喊她的名字，但那时她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唯不知生死。

12月26日晚间，太原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发表《关于“12.13”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民警在处置“龙瑞苑”工地纠纷警情期间，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后，太原市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请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同时，由相关领导带领督察部门展开调查，依规对当事民警做出停止执行职务决定。

12月30日凌晨，太原市检察院对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逮捕。

12月2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沉原、郭于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卢晖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潘毅等人在内的多名学者，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名信，要求在建筑业工人中真正贯彻《劳动合同法》，避免“12·13”悲剧再次发生。

这封联名信称，这一事件不仅表现了警察的违法执法，也反映了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的诸多问题。联名信中列举了包括劳动部门执法不力，建筑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长期保持低位；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严重地拖欠，工伤和职业病得不到赔偿；《建筑法》明文禁止建筑公司违法转包、分包建筑工程的行为，现实中却屡禁不止的三大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包括严肃查处建筑业的违法转包行为、问责劳动部门、设立农民工维权热线、微博、微信和邮箱及推动一线建筑工人的工会组建工作四点建议。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群体性事件地图统计，建筑行业工人罢工主要原因是由于拖欠薪水，并且该行业罢工数量在今年下半年有显著增长。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国劳工通讯录得了55起该行业工人的罢工，占该季度总罢工数量的15%。然而，在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中，中国劳工通讯录得了168起该行业工人的罢工，占该季度总罢工数量的30%。

二零一五年

《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实施前 广州利得鞋业工人集体谈判成功

《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于昨天（1月1日）起正式实施。然而去年12月，广州番禺利得鞋业的工人们就已经通过与公司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成功争取多项权利。

12月6日，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提出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等诉求，并在当天晚上选举产生了13名谈判代表，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之后，厂方回应了工人诉求，与谈判代表进行了两轮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7日，厂方发布公告，称将会依法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并会在迁厂前3个月出台安置方案，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会依法给予经济补偿。

12月17日，利得鞋业的工人与厂方进行了第三轮集体谈判，公司在同一天发布公告，决定将各员工入职以来，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高温补贴等不足的部分三项合并以一次性每人每工作满一年按2000元的标准发放，以六年为上限，工作未满一年的员工按每满一个月166元的标准发放，并承诺于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

在这一轮集体谈判结束后，利得鞋厂全体员工全部复工，这场维权行动暂告段落。

与现今中国大多数“野猫罢工”不同，利得鞋业的工人在前期进行了充分准备。据协助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员朱小梅说，利得鞋业的工人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向她进行咨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为利得鞋业的工人提供咨询、进行集体谈判培训，并协助他们选举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与厂方进行谈判的13名谈判代表，就是由这61名工人代表推选产生。

指导工人此次维权运动、也是番禺打工族另一位工作人员的孟晗说，工人们罢工的时机选择的很好，因而达到了预期成效：“工人们最懂得生产制造的流程。比如说，他们会选择在工厂最需要全力生产的时候进行罢工。”

利得鞋业的案例仅仅是许多通过罢工争取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中的一例。1月1日，《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正式实施，广东省的工人们能否通过这份新颁布的条例进行有效维权，还是必须通过罢工才能争取集体谈判？我们拭目以待。

中港两地劳工界联署抗议针对公益维权人士的暴力事件

2014年12月26日，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人士的殴打，眼镜被打坏，右颧骨附近也有伤痕。

曾飞洋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当天上午，四名青壮男子来到打工族服务部门口，说要找曾飞洋。我说我是曾飞洋你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我欠钱，我说不欠他们的钱。他们说你还不承认，两人立即挥拳殴打我的头部，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又连续挥拳击打我的手臂肩膀，又飞腿踢打我的大腿和臀部，我没有做任何还手，我们的其他与会人员也没有出手反击。两分钟后，这四个歹徒离开打工族服务部办公室。”

其后，曾飞洋和机构工作人员向警方报案，警察到场取证并带曾飞洋到富华派出所做了笔录。

12月27日，中国大陆劳工界发起联署，严厉谴责针对劳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要求广州警方尽快破案，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0个劳工机构和2000多人参与联署。

香港职工会联盟和全球化监察组织也于12月31日发出紧急呼吁，谴责针对中国劳工团体和中国工人的暴力攻击，并敦促中国政府依法查处暴力攻击案件，保护公民安全。

这份呼吁书中也提及近年来劳工NGO受打压的情况。自2012年以来，深圳小小草中心办公室被暴力打砸、不断被逼迁﹔中山打工族服务部金石长被资方保安殴打并被暴力逼出广东﹔浙江永康小小鱼机 构被打砸、负责人黄才根深夜被暴徒打伤﹔深圳春风服务部张治儒不断被逼迁、车辆被破坏、多次受到电话恐吓﹔直至最近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被暴力袭击。

呼吁书认为，在中国工人意识醒觉、维权斗争此起彼伏之时，针对中国劳工团体的暴力攻击显然是为了吓阻和遏止中国劳工运动的壮大。

佛山工艺总厂工人被非法解雇案仲裁开庭

2月2日，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仲裁庭和祖庙街劳动仲裁庭分别开庭审理了佛山工艺总厂（又名佛山同心首饰厂）35名工人因要求公司进行集体谈判而被厂方非法解雇的案件。

当天上午，禅城区劳动仲裁庭审理了其中32名因参与选举工人代表被厂方非法解雇的案件。公司的代理律师称，其中6名工人被解雇是由于旷工而被解雇，而另外26名工人并没有被解雇，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不准带手机进入厂区的规定，所以被禁止入厂。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和孟凡琦是该案中工人们的代理律师，他们在庭上称，在去年11月工人们质疑厂工会合法性之前，厂方从来没有实施过进厂禁止带手机的规定。而就在几个月前，工人们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跟厂方谈判，并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书，其中有保证不对工人打击报复的条款。孟凡琦称：

去年11月20日，工人们要求改组现有的厂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并向佛山市总工会，广东省总工会等上级工会发函，邀请其介入指导工作。但原定于11月27日召开的会员大会，却被厂方雇佣的数十名保安阻止。

后来工厂直接把工人锁在厂外，声称根据工厂规定，携带手机的工人不可进入厂区。但据工人称，这条规定此前并未被实施过。而更过分的是，厂方从未没有征询过工会和工人的意见就擅自执行了该规定。从始至终，厂工会都无动于衷，而多名工作十数年的工人都称不知工会主席是谁。

段毅律师随后指出，这26名工人被拒进入厂区差不多有两个月，因此即使没用经过正常的程序，他们也应被判定为被工厂即时解雇。

“而对于那6个已经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工人来说，”段毅说。“厂方提供的证据表明，厂工会已经同意解雇这6名工人，但我想问的是：工厂有工会吗？谁是工会主席？这6名工友是工会会员吗？我们如何确定工会签章的真实性？”

厂方的代理律师称其对工会事宜皆不清楚。段毅继续质问：

所以你们出示的证据是由一个连你们自己都不清楚的组织认可的？我在此提请仲裁庭对厂工会是否存在和其合法性展开进一步调查，因为工人们是因为参加了工会活动而被解雇，而工人你们对于召开此工会活动已经提前告知了各级工会。

当天下午，祖庙街劳动仲裁庭又开庭审理了祝新华，郑洪双和钱森华三名工人代表诉佛艺工厂因其组织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而对其打击报复并将其解雇一案。

祝新华等三人于11月25日，也就是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两天前被解雇，理由是“从事不当活动，旷工，怠工”。而这三名工人代表称，9月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签署协议之后，厂方只给他们非常少的原材料，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开工。

段毅在下午的庭审中更利用厂方上午出示的证据反过来驳斥其解雇三人与其代表身份无关的观点。厂方在描述其于11月27日拍摄的一段的视频时，称这三名工人代表“躲在楼顶指挥工人”。段毅律师回应称，既然你们作出了上述指控，又怎么能说解雇这三人和他们身为代表一点关系都没有？

仲裁庭并未当庭宣判。段毅律师总结当天的两起案件，说道：

仲裁只是众多程序中的第一步，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工人因参与工会活动被解雇，并依据《工会法》争取自己的权利。我非常欣慰看到中国工人在这些年来的成长和成熟。

2015年两会中与劳工议题相关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光明网推出了“老百姓眼中的改革关键词”的活动，截至2月28日，有24万人次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收入分配”以12.2%的得票率占据榜首，而“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等与劳工密切相关的议题也进入了关注榜的前十位。

而在两会的提案中，也有不少都与劳工密议题切相关，涉及带薪休假、产假、出租车垄断经营、农民工问题等诸多方面。我们按照关注焦点的不同对这些提案进行了整理。

带薪休假
1. 国家旅游局前局长邵琪伟：进一步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近年来，官方已开始大力推动带薪休假制度全面落实。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便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国务院去年8月又公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劳动法》早就已经立法(确定带薪休假制度)了，关键是一个实施和落实的问题。”邵琪伟表示，希望各方面进一步引起重视，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

打破出租车牌照垄断
1. 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出租车行业改革：呼吁出租车市场依法放开

2014年中国出租车行业“专车”的横空出世，让中国城市的公共交通遭遇新变局，而个别城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也引起代表委员对“打车”这件事的关注。乘客对出租车价格和打车难怨声载道，而出租车司机也对专车抢生意不满，如何改革目前的备受批评的出租车体制？

2. 李书福委员：出租车改革关键是打破牌照垄断

针对不久前引发社会热议的出租车改革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尽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车改革的关键是打破牌照的垄断式管理。这是李书福第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建议。“出租车行业亟待进行体制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坚冰"，改革的方向应是破除垄断，将出租车数量的配置彻底交还给市场。”李书福提议，应该直接向符合准入的一线司机开放出租车经营权，通过充分竞争盘活市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别“打车难”、“打车贵”现象。

教师工资
1. 两会提案聚焦教师问题 农村如何破解师资短缺

“当前我国农村教师编制测算‘标准上超编’，但‘现实中不足’。”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姚立迎介绍，民进中央将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关于进一步调整我国农村教师编制的提案》。在这件提案中，民进中央认为，农村教师编制的核心问题是改变教师的配置方式，采用“基本编＋机动编”的方式使农村地区教师数量能满足正常的教学及相关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表示，教师稳则教育稳，教师地位高则教育地位高，在我国农村学生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发展农村教育，解决农村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产假
1. 全国政协委员张礼慧：女性产假应延长至3年

“女性延迟退休的相关政策，还可与延长产假相结合。”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说，可借鉴国外经验，将妇女的产假逐步延长，甚至可以延至3年，直至孩子上幼儿园。延长了产假，对孩子的教育、心理等方面都有好处，产假结束妇女出来工作时，也会更加投入。这样一来，就可与女性延迟退休政策形成互补。

2. 中国科协副主席建议：夫妻共同休产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等八位委员，已联名向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大会发言，建议女性高级专家与男性同龄退休；同时适当延长产假时间，推行夫妻双方共休产假制度。

农民工
1. “最美洗脚妹”刘丽：应赔付农民工讨薪期的工资

刘丽建议，应赔付农民工讨薪期的工资。她说，农民工去走仲裁程序，即便胜诉了，用人单位明知理亏还要起诉上诉，终审后也不执行。但打官司的时间和成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者承担，是不公平的。“我建议，要让败诉的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引导劳动者自愿去仲裁，也才能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去承担法定义务，放弃滥用诉权。”

2. 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基本医保

张晓庆建议，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监管落实，普及职业病防治的知识，增强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观念，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建议将当地劳动环境保护指标和企业工人健康相关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中，加强政府对劳动保护的重视。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工伤保险覆盖以及劳动环境的监督与指导，对于劳动环境恶劣的企业应该严格监管。

尘肺病
1. 民进2015两会提案：完善尘肺病救助和保障制度

我国为保护尘肺病职工的合法权益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社会保险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劳动能力鉴定国家标准等，然而由于现有的救济和补偿制度覆盖面较小，职业病鉴定（工伤认定）程序复杂、索赔困难等原因，多数尘肺病患者获得救助的途径依然艰难。

公务员考试
1. 人大代表庞丽娟：中职高职生也应能考公务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建议，允许职业教育的学生们参加研究生、公务员等考试。她提出，“希望能给中职、高职这样的学生多一些出口，比如允许他们考公务员、研究生等。”庞丽娟提出，现在社会上就业还是唯学历论，而事实上未必学历高的就一定比学历低的能力强，应该从学历论改为能力论，政府需要突破现有的劳动、人事和就业制度。

她们是谁？中国被捕的五位女权活动人士简介

从3月6日开始，北京、广州、杭州、云南等地多名女权活动人士被警方带走。随后，郑楚然（大兔）、韦婷婷、李婷婷（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人被拘留至今。而她们原计划在妇女节日期间进行公交车反性骚扰行动。

据悉，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她们得知长期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有可能获得“两会”代表重视，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将就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进行提案，因此希望在民间作出响应，并商定了活动主题“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原计划将抵制性骚扰的标贴贴到公共交通工具上。

她们被拘留后，包括广州十所高校的学生、中国大陆劳工界人士、全球女权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团体都在网上发起了联署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Samantha Power）3月13日也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五名被拘的女性维权人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向您简单介绍这五名女权行动者以及她们曾参与策划过的行动，并会实时更新她们的最新情况，期望她们能够早日获释。

她们是谁？
郑楚然（大兔）
又名大兔，女权行动派成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拥有双学士学位。曾参与策划过“消灭咸猪手”、“占领男厕所”、“取消女性职场歧视”等行动。

韦婷婷
武汉大学人类学硕士，r&B双性恋团体联合发起人。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在武汉发起组织话剧《阴道独白》的演出，2010年开始加入倡导性别多元平等的机构武汉rainbow LGBT，2011年来到北京加入纪安德，担任项目主管，并在同志亦凡人担任主持。

李婷婷（麦子）
又名麦子，女权行动派成员，北京益仁平中心 LGBT 项目负责人，长期关注性别平等议题。曾参与策划过“占领男厕所”、呼吁男女高考平等分数线等行动。

武嵘嵘
浙江民间公益机构“杭州蔚之鸣”创办人，曾在公益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任职，从事维护妇女权益近八年。曾参与发起“占领男厕所”、“剃光头抗议教育部高考性别歧视”及“反对家庭暴力”等行动。

王曼
女权主义者，“全球反对贫穷活动”（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项目协调人，长期关注在消除贫困领域的性别平等议题，多次参与性别平等倡导行动。

她们做过什么？
占领男厕所
2012年2月19日中午11时许，在广州市越秀公园旁的一个免费公厕旁，几名女大学生上演了一场“占领男厕”的行为艺术。中午11时许，李麦子和几名女大学生一起带著“道具”来到了越秀公园旁的免费公厕。此时，女厕旁已经排起了长龙，而男厕门口却没有一个排队的人。李麦子的朋友举起了两个自制纸牌，一个上书“关爱女性从‘方便’开始”，另一个则写著“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女大学生们还向市民派发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她们在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数，比例至少应该达到 1：2。 

吃掉职场咸猪手
2012年3月8日，在熙来攘往的广州街头，一个由咸猪手堆砌而起的“小山堆”格外引人注目，咸猪手“小山堆”上立著一把巨大而闪亮的“菜刀”。在这个属于女人的节日，几位广州女青年上演了一出“消灭职场咸猪手”的行为艺术，倡导女性勇敢反抗性骚扰。 在现场，志愿者们向过往民众派发宣传单，进行防性骚扰方面的知识普及。针对男性和女性，宣传单分为不同的两种，倡导男性尊重和保护女性，鼓励女性勇于反抗性骚扰。

致信500强CEO抗议招聘性别歧视
2012年4月26日中午，广州中山大学大四女学生郑楚然向中国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各寄出一封信，呼吁企业发表平等用工声明，关注并解决招聘大学毕业生时对女性不公正的要求和限制。 郑楚然说，她找工作时发现，很多企业招聘公告中有“限男性”“女生身高1.65米”等条件。很多企业认为，多数女性会为了照顾家庭而不能专注于工作，年轻女性结婚生子会增加人力成本。郑楚然认为，企业并没有用人唯贤，而是在女性入职条件上加上了比男性更多的限制。

邀人社会厅厅长逛就业市场
2013年，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郑楚然到南方人才市场调查发现，招聘岗位里有10%标明限招男性或男性优先，而且，这些岗位大部分非国家规定的不能让妇女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她昨日致信广东省人社厅厅长林应武，邀请林应武逛人才市场，了解就业性别歧视。 之后，省人社厅回复称，南方人才市场已根据省厅和广州市人社局的要求，自查自纠，对所公布的用人单位招聘岗位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及时清理了存在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信息。另外，省人社厅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日常巡查，畅通受理投诉举报渠道，并对所辖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活动进行集中检查，及时发现、纠正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类就业歧视现象。

上书人大代表要求解决女性如厕难
2014年两会前，李麦子和全国各地百余名女大学生的联名来信，要求人大代表解决中国的女厕所厕位不足问题。她们发出了两百多封电邮，三百多封平邮，加上不可计数的微博游说，收到的最多的回复是简单的“我已收到”。但浙江省一名来自医院系统的人大代表，认真回复了学生们的邮件，并承诺，将在合适场合多多提议；一位来自高校系统的学院院长也回复说，将会以学生们提供的材料，作为履行代表职务的参考。

砸花瓶
2012年，李麦子和西安的几名女大学生就通过“砸花瓶”的行为艺术向反抗女大学生选美活动。活动发起人李麦子称，因为女性的美是自己定义的，不是别人定义的，所以任何选美都是把女人的美，都是让别人定义她的美。我们反对选美，其次我们希望那些女性从自身的美中获得自信，而不是去通过别人的肯定才知道自己是美的。 按照事先的计划，李麦子和其他几名女大学生，拿起提前准备好的榔头，将两个插有鲜花的花瓶当场打碎。李麦子称，我们觉得花瓶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女人外表美的一个象征，别人评选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去做这个花瓶。

最新情况
据纽约时报报道，3月13日其中四名女性的律师透露，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正式拘留了五名年轻的女性活动人士。律师们表示，这些女性都被关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淀看守所，尽管其中两人上周被关押在中国东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与律师见面。

3月11日上午，据王秋实律师通报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属存了钱物，有家属说：“我完全支持女儿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长说：“反公交色狼也有错？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儿，他们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师初次要求会见李麦子到3月12日将满48小时，按规定应当安排会见。同时五位的家属均表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点，全球女权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五名女权行动者共有493名来自中国，日本，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签名。

3月11日上午，据王秋实律师通报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属存了钱物，有家属说：“我完全支持女儿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长说：“反公交色狼也有错？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儿，他们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师初次要求会见李麦子到3月12日将满48小时，按规定应当安排会见。同时五位的家属均表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点，全球女权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五名女权行动者共有493名来自中国，日本，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签名。

二零一九年

中国建筑工人需要建筑行业工会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2018年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在所有工人抗议活动中占最大比例（45%），而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抗争都与追讨欠薪相关。

同时，根据中国安全事故地图统计，2018年建筑工人也是各行业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体（占比26%）。这一统计结果与应急管理部通报的数据相符。该部门指出，自2009年起建筑业事故起数开始超过煤矿，已连续9年为工矿商贸事故最多行业，主要事故类型为高处坠落和坍塌。如果采取适当的安全程序，这些事故本可以避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建筑工人被系统地剥夺了基本劳工权利（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且正如应急管理部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混乱的分包转包系统中，在缺乏适当培训和安全设备的条件下，建筑工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往往难以保障。

许多观察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执法不到位、剥削的老板和漠不关心的政府官员，甚至归咎于工人自身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或找到有效出路。

今日，中国劳工通讯发布了一份关于建筑行业的中文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 我国建筑行业40年之“法外运行”及其出路》，将为解决建筑行业根深蒂固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工会开始，让建筑行业工人工会回归到建筑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回归到建筑工人的组织者，回归到代表建筑工人与建筑企业协会集体谈判的谈判者。

报告提议，工会应走出办公大楼，走进建筑工地现场，把建筑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从而使建筑行业工会在一线建筑工人当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应该推动建筑行业工人工会与建筑企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实现按年调整业内不同工种的工资标准，规范工资支付方法和日期，确定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的缴费方法以及缴费额度。

以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所约定的方式，每名建筑工人在进入工地前，便缴付了各种保险，从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无意违法；建筑企业可以以符合建筑行业特点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筑工人支付工资，从而最大程度避免发生欠薪；一线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们，将能够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

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讲话，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从建筑行业入手，从建筑行业工人工会做起，积极探索从被动维权向主动协调和谈判转型的路径。

本报告首先描述了建筑行业的基本状况，其后分析了建筑行业的分包制度，以及建筑工人的权利保障状况，并以案例说明了建筑行业“法外运行”对普通工人的影响。 最后，报告呼吁，通过建筑行业工人工会的归位，逐渐解决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障不足等问题。

随著春节来临，又到了建筑工人讨薪的季节。报告建议，应以建筑行业工会归位为起点，走出解决建筑行业沉疴顽疾的新出路。

跨地区卡车司机罢工一周年：原子化卡友如何组成互助网络？

2018年6月8日，山东、四川、重庆、安徽等至少十个省市的卡车司机发起了一连串抗议。上百辆卡车停泊在路边形成长长的车龙，车上挂了“拒绝疲劳驾驶”、“抵制低价”等标语。司机的抗议内容一致，主要是运价过低、油价高企、交警路政随意罚款、疲劳驾驶以及货运平台“运满满”禁止其与客户私下沟通的新政策深感不满。

中国卡车司机通常自购车辆，以接货运货为生，是工作相对独立的职业群体，既不依赖生产装配流水线，也不需要太多工作搭档。司机们原本各自工作，竟然组织起跨越省份的大规模行动。这既暴露了卡车司机行业存在的劳动问题，也令人惊讶这一群体如何组织起互相支援的网络。究竟是什么让司机们组织起互相支援的网络？这些网络又如何发挥作用？去年出版的两本《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答案。

自由的卡车司机：操控方向盘便能掌握生活吗？

网上媒体“卡车世界”的一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早年卡车司机的大众形象：在人口户籍制度极为严格的时期，卡车司机能够穿州过省，见识不同风俗，是少数“自由”和“神秘”的职业。过去只有大型国企才有运输部门，汽车亦属稀有品，更使卡车司机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政府加紧兴建高速公路，外贸和沿海城市高速发展，以及个人买车成为卡车司机的比例愈来愈高，物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产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5%的受访卡车司机是散户。一些司机入行的原因，虽然跟以往的卡车司机有所重叠，都是喜欢车和喜欢驾驶，崇尚拥有一辆车后掌控工作的自由，但正是同一种工作，在今天向我们展示了自由的另一面。

不少卡车司机在入行前均认为可以自己控制驾驶时间与进程，然而实际劳动时间的长短并不在司机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调查报告发现，卡车司机每天驾车平均时间在8-12小时的占42.1%，超过12小时的占9.2%，在5-7小时的只占24.9%，可见工作强度之大。值得留意的是，自雇司机的工作时间比他雇司机长，反映自我剥削的情况普遍。自雇司机最长持续开车时间为11.05小时，他雇司机则为10.31小时。晚上8点以后开车时间的平均值，自雇司机为4.39小时，亦高于他雇司机的3.75小时。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卡车司机既是车主，也是一个庞大的负债群体。根据调查报告数据，购车司机当中有83.7%不是以自己的存款来买车，其中向银行贷款和向家人朋友借款的比例超过七成。一般而言，卡车司机贷款的还贷期为2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每月都要搭钱还贷，基本上不挑活儿，有人一个多月也没下过车。而已经还完贷款的卡车司机则对工作有较大自主性，精神状态也比较放松。

另一方面，卡车司机虽然每单运输帐面收入颇高，但受访司机均表示行业最大问题是成本高。加上市场不规范、竞争激烈、路卡多、收费高等问题，使收入大幅减少。根据调查报告，卡车司机全年平均收入为10.7万元。当中，年收入在10万元或以下的占约七成，高于10万元的占28.8%。单看收入似乎不错，但考虑到车主还要还贷和支付各种维修费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没有想像中高。

由找货到装卸：为了开工要付出多大努力？

除了生计难以掌握以外，劳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让卡车司机相当头痛。第一个司机们会碰到的问题，是货从何来。一般来说，入行时间愈长的司机愈能拥有固定货源。但入行时间较短的人便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找货。自由的司机成为激烈竞争的对手只是一瞬间的事。近年来，很多卡车司机都涌入“货车帮”、“运满满”等App找货，变相使其成为压价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9600元的运费动辄被压成5600元，货站渔利4000元，占总金额超四成。

找货之后是拼货。由于承运的一般是零担货物，即使有部分固定货源，卡车司机依然要找货、拉货、等货。经历过失业的人都会明白，等待是最痛苦的时候，司机等货的过程也是同样道理。调查报告访问的一位卡车司机清楚地计算出焦虑感的来源：“等待花著钱呢，心里著急。住一两天还行，三四天就难受了。住店30元，1个人1间房，公用洗浴。 （…）停车费一天35元，吃饭一天3顿四五十元。合计一天得100多块钱。”

配好货后还要装卸，意味著司机的等待仍未能结束。据卡车司机们表示，装卸工的特点是：给钱，先给你卸；不给钱，你就排著等吧。有时一排可以等12小时，一天也未卸好货。为了加快进度，卡车司机们只得用尽各种手法：天热了给买水喝，干活时塞包烟，到饭点时供应盒饭，直接给钱更是少不了。

上路后：只身在异乡如何化解难题？

好不容易装好货开始上路，大多已是半夜，这个时候各种亡命之旅才正式上演。首先是要躲交警、路政。由于各地执法标准不同，不少卡车司机难以保证车辆完全符合标准，随时“被超载”、“被非法改装”，惹来各种罚款，因此，他们在晚上赶路时都会尽量全速前进，务求躲过早上交警较多的时段。当然还有不少司机是受想要赚钱的迫切心情驱动。晚上开车特别容易困，许多司机自诉开著开著，看见各种幻象，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看见跑马、出现地毯等。

为了维持高效，卡车司机始终需要中途休息以补充体力。这段时间往往令他们最头痛。人生路不熟，司机最痛恨的是路上被偷油、偷货和碰瓷。调查报告引述的一位司机便表示，假如到了服务站没有付钱叫保安关照，那多半是要倒楣。“一宿能偷1万块钱的油，没有人管，发现了也不能下车，下车揍死你。”就算开车时也能丢货，“偷货时，大车在前面跑，小车在后面跟。小车上有个磁铁直接吸到大车上，（…）小车上的人就趁机爬到大车车厢偷货。”卡车司机都明白，报警毫无作用，还费时费事，做了笔录后音讯全无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不少司机只能做足防范，遇事后自认倒霉。

没有遇到堵车和车祸等特殊情况便是万幸，但这不代表完成送货的卡车司机可以停下来。一般而言，将货物送抵后便要开始回程。为了不耽误行程，司机白天赶到目的地争取卸货后，通常在车上睡两三小时，待装卸工卸完车后，便要再找货往回走。整趟旅程中，卡车司机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之中，一时要讨好装卸工，一时又要防范别人偷货。除此之外，还要动用各种情感以求劳动过程一切顺利，既要忍交警的气，低声下气说软话，又要跟货代讨价还价。难怪调查里有38.8%的司机都希望将来转行，逃避这个让人身心俱疲的行业。

卡友的江湖：必须抱团取暖，单打独斗生存不下去

鉴于司机单打独斗无力应付各种问题，卡车司机的组织早已自发性地大批出现。 2014年成立的“卡友地带”便推广了“卡友”这一身分。到了2018年，较大的组织包括“卡友地带”、“卡车之家”，其会员分别达80余万，较小型组织如“中国龙”、“东北虎”等则各有2、3万名会员。

虽然大部分卡车司机加入这些组织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结识更多朋友，但卡友组织的实用性也不容忽视。除了最基本的信息共享外，包括指路、货源和防止诈骗，卡友之间的实地救援超乎外行人想像。卡车一旦发生故障，如果司机不能自行修理而发出求救信息，当地司机组织的基层负责人将发动和组织救援活动。掌握了故障信息的负责人会进行动员和分工，有些卡友负责代购零件，有些则带领大家前往施救地点。参与动员的卡友少则两三人，多则十数人。遇到需要倒货（因急于运货而要将货物转到另一架卡车）时，组织起包括卡嫂在内的二三十人队伍，连带运输车辆前往施救地点也十分常见。

遇到车祸事故，卡车组织也会出手帮忙。外地车与本地车发生交通意外时，外地司机难免被本地人狠咬一口。此时由卡车司机的本地卡友出面调停便相当重要，往往能将赔款额度降低至合理水平（调查报告中一个例子由2000元降至300元）。如果遇到生命救援这种危急情况，卡车组织也能帮助定位失联司机、安排现场救援和报警。

卡车司机组织的实地救援都牵涉大量费用。当中，购买零件、聘请修理工和装卸工等费用固然由司机承担，但招呼卡友到场救援的花费大多数由组织负责人承担，或干脆由参与者分摊。

通过卡友之间的互相介绍，这些组织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即使是自发性质的小型组织如“中国龙”和“东北虎”也设立了各种功能性的部门。除了上文提及的救援小组，卡车组织还有清欠小组，长期负责追讨运费。他们处理拖欠货款事宜也有既定程序：先派员说理，不少货主在这个阶段已会把钱交出，假如失败后便发动电话攻击，最极端的情况还会登门讨薪和扣押货物。以往卡车司机遇到拖欠往往忍气吞声，有了司机组织运用地方资源后，不但可以解决这种小额经济纠纷，更不用再诉上法院费时失事。

“中国龙”在两年半内已完成各种救援行动3200多起，“东北虎”的救援活动每天都有，二者帮助讨回的欠款分别达113万及110万元。调查报告指出，类似拖欠运费、压低运价之类直接损害卡车司机利益的事情将面对明确的抵抗，司机对议价和抗议政府部分规定的诉求也初步形成。

互助组织的发展：它将如何演变？

小型卡友组织近来已开始举办一些线下聚会，这些聚会无疑有助团结，但成本颇高。相比之下，有商业组织背景的“卡友地带”和公益性质的“安心驿站”在这方面发展更为顺畅，后者推出了激励金，支持站友作线下聚会。

去年卡车司机的罢工更展示了这种团结有更进一步的趋势。安徽合肥的卡车司机抗议“运满满”APP升级后规定卡车司机在暗处投标，变相在司机群体中形成低价竞争；江西九江的卡车司机抗议过路费贵和委托方拖欠运输工资；贵州铜仁的卡车司机则不满运费过低和油价高。卡友甘愿放弃收入而采取集体行动，自制横幅和标语，与以往那种应急式地方互助行为明显不同。

虽然目前卡车司机组织的互助性质较强，但随著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它们将有机会变得更进取。面对燃油价格居高不下，新兴货运平台加紧压榨，司机的劳动条件越来越差，卡车司机组织也需要思考如何帮助司机抵御环境的变化。抵制出价过低的货代、帮助成员议价和介绍工作，甚至集体行动要求加薪，都是一些可能的选项，卡车司机互助组织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特点及成因分析

2019年9月11日，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小菜工作室 吉林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看到中国劳动关系学者戴春的一篇关于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的文章。 现转载给本网站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戴春，女。湖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工会。

【摘 要】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展，从单个企业向行业发展。其原因从表层看，是企业在经营困难，或关闭、破产、搬迁中，因欠薪和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劳资纠纷。但深层原因是企业缺乏有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劳资矛盾长期积聚所致。解决之道除了加强监管规制之外，还需要工会切实履行维权服务的基本职责，政府改变维稳思路，居中调解，并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和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在经过两年的沉寂之后，又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无论从爆发频率、规模、范围到影响程度，都较2017年快速增长，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展，从单个企业和地区扩展到跨企业、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某些企业的劳工事件也因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而广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部分工人集体行动个案为实证依据，对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的趋势、特点及成因进行梳理和分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工人集体行动均采用“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表述。

一、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和特点

（一）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呈快速上升趋势

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在经过2016年至2017年的沉寂之后，2018年开始呈明显增长趋势。2018年3月，上海四千环卫工人罢工；2018年年初至年末，湖南耒阳、桑植的三百多名尘肺病工人及工亡工人家属在深圳持续维权，由此带动湖南攸县、武冈、陕西紫阳县、四川汉源县等地尘肺病工人集体维权；五一前夕，塔吊司机在18个省份发起全国性罢工，仅湖南一地就有近十个地级市塔吊工人参与；6月，卡车司机在全国10多个省发起罢工。2018年全国各地的快递员和外卖工人罢送、网约车、出租车罢运、教师集体抗议事件均多达数十起。从规模上看，就网络搜集的信息粗略统计，百人以上的有一百多起，千人以上的有十多起，无论从爆发频率、规模、范围到影响程度，都较2017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二）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

在过去几年，工人的集体行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以广东地区为主，在2018年，内地省份的集体劳动争议持续上升。河南、陕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湖北等地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在内陆省份位居前列，河南连续几年为集体劳动争议最多的内陆省份。笔者所在的湖南的集体劳动争议上升较快，由2017年30多起增加到2018年的70多起。内陆省份的集体劳动争议多集中在快递、送餐、网约车和出租车，以及建筑、服务、教育等行业。

（三）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传统产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散

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历来是集体劳动争议高发行业，2018年，交通业、服务业和教育行业的集体劳动争议数量上升。尤其是新兴互联网平台行业集体劳动争议迅速增加，几乎每月都有外卖骑手的罢工罢送。3-6月间，徐州、合肥、重庆、长沙、太原、深圳、济南等十几个城市的美团、饿了么外卖骑手的罢工罢送行动就有30多起。网约车和出租车罢运也是一个持续的热点，截止到2018年10月，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山东、重庆、浙江、河南、云南等地发生的网约车罢运有20余起，2018年出租车罢运近50起。快递公司自2016年集中上市后，2017年迎来各地派送站点罢工高潮，2018年仍延续了前两年的热度，1-10月各地快递配送站点罢工有20多起。教育行业的集体争议在2018年也呈高发态势，各地教师集体行动多达60多起。4-5月，哈尔滨、西安、呼和浩特分别有一千多民办教师集体维权，要求养老待遇。

（四）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单个企业和地区扩展到跨企业、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

之前的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大都发生在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地区范围之内。2018年几次大的工人集体行动，则突破企业或地区的局限，形成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行动。2018年五一前夕，全国塔吊司机联盟发起全国性大罢工，从4月25日至5月1日，共有18个省份4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参与了集会抗议活动，要求加薪，禁止超时间、超负荷加班；2018年6月8日至10日，江西、湖北、安徽、重庆、山东、四川、上海、浙江、贵州、湖南等10多个省份的卡车司机展开联合罢工，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2018年3月，上海长宁区高洁、西联、东联三家环卫公司近4000环卫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补偿被克扣的早晚班津贴和伙食补贴。三家环卫公司的工人，因为共同的诉求，举行了同一地区跨企业的联合行动。

2018年几次大的劳工事件，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车司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起的跨企业的、跨地区的、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表明，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企业级别扩展到到行业级别。

（五）工人的诉求仍以传统诉求为主，也有组织化的主张

工人集体行动的诉求仍然集中在追讨欠薪、要求加薪、搬迁/闭厂补偿、追缴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笔者所在的省份湖南，2018年70多起劳工群体性事件中，有一半以上与欠薪有关，另外有十多起以加薪为诉求，欠薪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加薪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行业。这表明工人的劳动经济权益依然是最主要的诉求。工人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发现，其权益之所以屡屡受损，是因为工人缺乏话语权，在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不健全的企业和行业，没有一个组织来有效地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于是，一些工人在集体行动中开始有了组织化的诉求。如2018年5月至8月，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集体行动中就提出要求组建工会的主张。

（六）劳工NGO的影响式微，工人集体行动呈自发状态，组织化程度有限

前几年的工人集体行动，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工人集体行动，劳工NGO介入较多，自2015年底加强对劳工NGO的管理之后，劳工GNO逐步退出。2018年的工人集体行动几乎完全是自发、自主状态。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个案中，工人的集体行动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但通过相对组织化的行动促成双方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不多。在几次大的行业性集体行动中，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十分有限。如塔吊司机通过社交媒体成立了全国和各省市塔吊司机联盟，各地卡车司机也成立了卡友联盟，这些工人的自治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联合的作用，但仅以网络形式存在，比较松散，还远未进入到劳资对话和谈判的阶段。

而更多企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呈分散和无序状态，与2015年之前相比，更多的出现游行、堵路、堵门、到政府抗议等行为，而不是选举代表与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很多事件是在政府介入调解的情况下，在维稳路径中匆匆结束，但工人的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没有充分化解，工人对资方的不满和怨恨有可能再次积聚，当达到一个爆发点，就会因为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再次爆发冲突，引发新的集体争议。

（七）互联网在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对工人之间的沟通与联合、工人集体行动的方式以及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影响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达成群体认同，建构群体团结

工人之间广泛运用微信、QQ等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交流。网约车、外卖、快递、卡车司机等这些分散在各自工作环境中难得见面的工人，正是通过社交媒体的交流了解到本行业其他工人也和自己一样处于同样的生存境况之下，从而形成群体认同。他们在各种微信群、论坛上互动，在发泄不满，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共识，建构起群体团结，并以此作为他们发起共同行动的动力。

2. 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联合，组织动员，统一行动

工人不仅通过互联网实现初步团结，也通过互联网实现组织动员和进行统一行动。他们平时由于工作关系都普遍建立各种微信群，一旦进入集体行动阶段，各种微信群便担负起组织动员功能，并通过微信群建立相应的组织系统。如塔吊、卡车司机分别建立了各省市不同层次的塔吊联盟微信群和卡友联盟微信群，各微信群又实现横向联系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组织团结和统一行动。塔吊司机最早是4月25日在其公众号“塔吊工会”发布“塔吊行业联名请愿书”，最早响应的是湖南长沙塔吊司机联盟。4月25日，长沙塔吊司机联盟通过微信群发布了长沙的塔吊司机将在五一前一天举行联合罢工的消息。几天之内，各地塔吊司机纷纷响应，并将集会抗议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卡车司机的行动也基本通过网络扩散。网络已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一个主阵地。

3. 通过自媒体发布即时信息，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声援

工人的集体行动很少见诸正式媒体报道，但工人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布即时动态，引发公众的关注。如深圳赛格集团的工人将集体谈判过程进行网络直播，湖南耒阳和桑植尘肺病工人在深圳长达一年的维权，也被持续拍成视频传到网络，安徽六安教师集体讨薪中，警察抓捕女教师的视频在网络更是被刷屏，在互联网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该市一百多名退休教师“接力声援”，抗议粗暴对待讨薪教师。

二、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下行，企业关闭、破产、搬迁，因欠薪和经济补偿引发劳资纠纷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出现因企业倒闭、撤资、搬迁、出售过程中拖欠工资、拒付经济补偿等引发的集体争议。具体来说有几种情况：

一是企业因经营困难关闭破产，甚至老板跑路，这些企业往往都有拖欠工人工资、社保，工人讨薪无门，只有诉诸集体行动。如2018年6月，南京电动车公司南京海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工人围堵工厂追讨工资；2018年8月22日，东莞市三日电子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工资，工人集体讨薪。

二是企业为节省成本，将多地的工厂进行整合搬迁，或将工厂搬到成本低的地区。这些企业为避免支付工人经济补偿金，往往采取减少订单、偷运设备、放假等方式，工人只能拿最低工资，一旦工人发现工厂搬迁并逃避支付补偿的企图，他们会选择以激烈的方式集体维权。2018年9月，江苏盱眙昌盛新能源（电池）公司突然宣布放假三个月，放假期间工资按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1296元）发，并拖欠七八月份的工资，同时资方大规模转移财产。3000多名工人连续两天来到盱眙县人民政府门口维权。

三是企业通过出售来缓解困境，但出售过程中却往往无视工人的知情权，对工人也没有妥善的安置和补偿方案。2018年3月，广东珠海市的伟创力斗门工业园上千名员工罢工，抗议公司被收购中将员工一起“打包出售”，工人要求公司给予员工补偿，解除旧的劳动关系，然后由员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进入新公司工作。

四是企业通过裁员来挽救危局。2018年5月，深圳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深陷债务危机，公司采用裁员降费用的方式，裁员达50%。5月16日，工人罢工抗议。2018年11月，苹果手机供应商“伯恩光学”广东惠州厂区因大规模裁员爆发罢工。

（二）沿海一线城市经营及用工成本上升，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工人工资福利、搬迁内地、或撤资海外

近年来，企业成本持续走高，除人工成本外，沿海一线城市的房价、租金不断上涨。此外，还有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被学者称为“死亡税率”的过高的税收。企业纷纷采取减薪、裁员、内迁、外撤等办法来降低成本。一些企业通过减少工人奖金福利来平衡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影响。而一些沿海一线城市的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则纷纷搬迁到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内地，企业内迁，一方面会因为拖欠工资、社保、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老厂员工的集体追讨权益，另一方面，内地新厂也同样面临劳资问题，而且，因为内地工厂招收的员工为本地人，比沿海工厂呈原子化状态的员工有更多的地缘关系纽带，更容易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富士康搬迁到内地后，郑州、重庆等多地工厂均有发生工人集体维权事件。

外资企业应对成本上升则会考虑直接撤资。近年来，外企加速撤离中国市场，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公司将主要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2018年1-7月，广东外企平均用工人数604万，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57万人，降幅8.6%。外资撤离时工人往往因经济补偿等问题与企业发生集体争议。2018年1月，世界500强企业日东电工公司宣布关闭苏州工厂，撤离中国。而在此之前，日东电工一方面欺瞒员工会持续经营，一方面又偷偷转移资产，原本计划过年放假搬走所有设备和资产，但被中国员工发现，员工罢工维权并要求“2N+1”补偿。

（三）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新问题引发新的劳资纠纷

1. 行业恶性竞争使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压缩人工成本

近两年，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几大平台行业轮番上演价格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只能缩减一线从业人员的提成。这些平台企业的一线员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安全度低，还常常被拖欠工资，这也是引发平台企业工人集体维权的直接原因。

在外卖行业，美团与饿了么的竞争还未平息，2018年4月9日，滴滴外卖在无锡正式上线运营，投入巨额补贴，掀起新一轮外卖补贴大战，随后补贴力度大幅削弱，外卖订单也急剧下滑，引发多起外卖骑手罢送事件；在快递行业，自2016年几大快递公司集中上市后，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实行价格战，恶性低价竞争导致单件快递的利润被压低，越来越多的快递加盟网点进入亏损状态，一线员工工作负荷越来越大，而收入却越来越低；在网约车行业，滴滴在与快的、Uber的竞争之后，2018年在主营的出行业务上又遭到了美团出行和高德地图的竞争。因应对激烈竞争支付巨额补贴，滴滴成立6年来亏损额约390亿元，仅2018年上半年整体净亏损就达40.4亿元人民币。

2. 行业垄断使劳动者议价能力减弱，在企业推出“霸王条款”时诉诸集体行动

在竞争中胜出的平台企业逐步形成市场垄断，并迅速对行业形成绝对控制，为弥补逐底竞争形成的巨额亏损，通常会压缩一线人员的收入，而劳动者因为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平台，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起来集体抗争。

2014年到2016年，滴滴出行先后合并快的、击退Uber，称霸国内网约车市场。控制著90%的市场份额。2018年7月，急于扭亏为盈的滴滴平台将此前25%的司机抽成提高至30%。引发7-8月滴滴全国性的罢工潮。2017年11月，物流行业两大巨头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运满满）与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货车帮）合并成立满帮集团。满帮成立后占有国内在线货运平台70%的市场。2018年6月，满帮对部分地区的货运APP客户端实行新的线上报价系统，由之前的货主和司机双方自由交易变为平台指定定价，满帮利用对供需信息的垄断，向车主和司机收取单笔交易费及高额服务年费，从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变成介入交易过程获取垄断利益的经营方，此举引发卡车司机和货主的强烈不满，导致2018年6月全国10多个省份卡车司机大罢工。

3. 平台企业“加盟制”运营模式使劳动关系难以确认，劳动者权益难以保障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运营模式有自营和加盟两种，多数企业采用成本更低的“加盟制”，通过层层分包把雇佣关系转化成承包关系，由此形成一个用工灰色地带，雇佣关系难以确定，从业人员权益难保障。

目前快递业的运营模式除顺风、EMS、京东等采取自营模式，其余“三通一达”均采用加盟模式，加盟网点自负盈亏，利润极薄，相当一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往往会压低快递员的待遇，拖欠工资，加大工作量。快递员按线路承包，按件量计酬。快递员与加盟网点之间是承包关系或业务代理关系，不形成传统的劳动关系，因而也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其他互联网平台企业如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其一线从业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团外卖通过各地区渠道经理对旗下代理商进行管理，代理商聘请的大部分众包骑手通过平台接单参与配送，与代理商之间的劳动关系很难确认。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从业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从判决的情况看，朝阳法院判决的105件此类案件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仅为39件，不到四成。

4. 平台企业管理模式下劳动者处于“结构性劣势”

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网络系统对网约工进行管理，看似松散，网约工也有较大自由空间，但实际上平台通过评级系统、业绩管理和严格的程序对劳动者实施无处不在的管控。系统有非常严格的惩罚机制，“以罚代管”是普遍的管理模式。同时，企业常常通过平台APP改版、升级等，单方面改变从业者的接单模式和提成，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2018年5月10日上线的新版美团众包APP，取消了配送员手动接单功能，强制开启自动接单，配送员只能接受系统强制派单。此外，美团在压缩配送时间的同时还降低基础派件单价，送餐员收入减少，劳动强度却增加了。2018年5月至6月间，美团外卖在重庆、合肥、上海、烟台、临沂等十多个城市发生了骑手的集体抗议行动。2018年货运平台也因为客户端APP升级，剥夺货运司机和客户双方议价权而导致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网约车平台也因为提高司机的抽成导致司机的集体罢运。

互联网平台的一线从业人员仅在网上与企业签订劳务合同，通过手机客户端的APP与平台发生关系，雇佣方对劳动者而言看不见摸不著，当企业通过平台单方面对他们实施降低计件单价、加大工作量、不人性化的处罚时，当他们在“低收入、高风险、零保障”的生存境遇之下，处于分散状态的劳动者议价能力极低，几乎无力反抗，无论是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还是快递员、送餐员，他们都处于“结构性劣势”。2018年5月，在美团改变众包APP接单模式后，重庆100余名骑手选择罢工，随后这些骑手发现，自己的账号被平台关停，并且被永久封禁。这些在新经济行业工作的劳动者，面临的仍然是传统行业劳动者面临的相同的权益问题：克扣和拖欠工资、超时工作和超强工作量、不安全的工作环境、缺失的社会保障等。而由于劳动者缺少权益申诉渠道和谈判手段，当他们感到权益受损，则大多选择集体抗议的方式。

（四）新一代工人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共同的抱怨积累，并在共同的认知中形成初步的组织和行动能力

新一代工人具有比他们父辈更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自身的权益有明确的认识，同时，他们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积累了共同的不满和抱怨，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情感动因。工人的抱怨积累一方面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如在社会上受歧视，在企业没有尊严。二是来自于企业内部严苛的管理和超低的待遇。当这种不满和抱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巨大的集体行动的能量。美团骑手集体呼吁“关掉平台，为公平而战”，“停止接单、抵制美团”。货运司机也在集体罢运中喊出“打到满帮”。满帮集团某区域负责人表示：“他们的集体行动也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司机都不愿出车，导致6月份货运价格上涨20%。

（五）企业缺乏有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劳资矛盾长期积聚

所有的劳资事件都是企业劳资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而企业内部又缺少有效的疏导和调整机制，导致职工的不满长期积累，劳资关系持续紧张。具体来说有几种情况：一是职工缺乏知情权。对企业重大事项不知情，甚至企业有意对职工隐瞒。在因企业关闭、搬迁引发的个案中，一般是瞒著职工偷偷转移订单和资产，企业并购和裁员等重大事项，也尽量对职工隐瞒到最后；二是职工对规则的制定无话语权。职工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规章制度的制定没有权利和渠道参与，而只能遵守规则，尽管这种规则可能带给他们极大的不公和伤害。如深圳佳士公司的“十八禁令”，外卖公司的“差别派单”、“强制派单”制度及罚款制度等，都是企业单方面制定，没有任何征求意见程序；三是职工对薪酬制定无协商权。企业单方面确定或改变薪酬制度，职工毫无发言权。2018年几起大的行业性集体行动，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企业单方面改变薪酬制度导致职工工资下降；四是职工的诉求缺乏表达渠道。尽管职工对企业的薪酬及劳动管理制度有很大的抱怨，但却没有反映意见的渠道，没有沟通表达机制。

尽管工会和人社部门大力推动在企业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建立这两项制度。已经建制的企业，制度虚置，流于形式的情况十分普遍。职代会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调整劳资关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职工参与和劳资谈判机制，职工的抱怨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得以释放，企业劳资冲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化解，工人最终只好选择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

（六）工会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难以有效地履行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法》规定的工会的基本职责，这一职责在现实中履行的不够到位。工会实际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引领职工，提高职工政治觉悟，组织动员职工为促进经济发展做贡献上，一些地方和基层工会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宣传培养上，放在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帮扶、各种活动上，对于大量出现的职工权益问题，则无暇顾及，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劳动关系协调、劳动法律监督、维权机制建设、职业安全保护等工作，在职工需要工会的时候，工会可能是缺位的，或是难以有效履行职责。一些工会不敢站在职工立场说话，怕触政治高压线，怕担责任。在企业层面，很多工会主席不是真正由职工选出来的，工会主席享受行政副职待遇，是企业的管理层干部，更多地站在企业而非职工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一些非公企业，工会受雇主控制的情况比较普遍，难以及时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

三、政策建议

（一）政府让利，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高达40%左右，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小民营企业更是不堪重负，甚至亏损倒闭。而民营企业的亏损倒闭搬迁正是引发沿海地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税负，还有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政策成本等。这些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企业只有不断压缩劳动者的工资福利。2016年9月，国家颁布《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后，快递业的干线运输成本从总成本的60%上升到70%-75%。快递公司利润变薄，只好将派送成本从9%压低到5%，迫使加盟店采取提高快递员工作指标，加大劳动强度，降低派件单价，引起快递员普遍不满。而卡车司机在全国性罢工中列出的一项诉求是：降低过高的油价和过路费，杜绝乱收费乱罚款。这些过高的费用导致运输成本高企，司机劳动报酬被压到最低，只能靠冒险超载和疲劳驾驶，导致事故频发。工信部从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要下发《关于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通知》，但企业负担仍然过重，还需进一步减税降费和清理规范各种收费，并降低土地、能源、运输等基础价格。

（二）加强规制，为互联网平台经济从业者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首先，亟待确定互联网行业劳动关系界定标准。互联网行业有别于传统行业的特殊性，并不能掩盖从业者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在采用分包-承包制的平台企业，应将承包关系中的发包者、承包者与劳动者的关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中进行调整和规范，以确保处于承包链条末端的劳动者权益得以保障。即便是适合建立更灵活和更低成本的劳务关系的平台，也应签订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二，加强对平台企业监管，尽快出台相应的劳动法律规范，防止因恶性竞争、垄断定价、随意降低计件单价和提成，随意罚款、不缴纳社会保险等原因对劳动者造成的权益侵害；第三，建立行业协会和行业内的信用监管体系与信誉评价机制，实现平台企业的自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第四，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行业建立相应的工会组织，并通过行业集体协商建立地方或全国的行业劳动标准。

（三）在企业和行业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工人的集体维权是劳资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而劳资矛盾的积聚是因为企业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要在企业建立真正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制度，首先企业工会应真正由职工选举，能够代表职工并获得认可；第二是要保障职工能参与到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过程中，职工代表和集体协商代表应由职工选举产生，职工的意见和诉求能够在职代会和集体协商中体现，劳动标准应由双方协商制定。

鉴于近年来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突破企业的界限，向行业扩散，劳资关系的协调也需要突破企业界限，向行业延伸。建立行业性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开展行业性集体协商。

（四）政府居中调解，为劳资搭建谈判平台

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是居中调解，但由于企业是地方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基于经济考虑不得不对其开绿灯。同时，地方政府基于维稳考虑，希望通过对“闹事”一方进行压制以尽快平息事端，恢复秩序。政府维稳介入的手段往往伴有出警，而警察的出现使现场氛围变得紧张，工人情绪容易失控，若警察态度强硬，便发生肢体冲突，使事件升级，这也是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中，工人认为政府跟资方是“一伙的”原因，这样会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更大的冲突，使原本简单的劳资之间的经济性质的矛盾复杂化，变为劳政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集体争议中，政府应改变“维稳”思路，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斡旋和调解，为劳资搭建谈判平台，推动双方通过谈判县解决争议，而非政府包办解决。

（五）建立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制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将“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和集体停工事件”与“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做了区分，并提出，前者要依托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协调处理，后者要使用应急处置机制。但在实际处理中仍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与规则。大量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并非因签订集体合同而发生，其爆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在双方陷入对峙状态后，工人一般不会愿意选择走法律程序，而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也无法解决这种伴有工人集体行动的集体争议。政府在处理劳工集体维权事件时，更多的是“应急式”、“临时性”处置，其宗旨是尽快平息事端，一旦事情平息，工人复工，处理也就结束。实际上这种短平快的处理，解决的往往一时的冲突，引发冲突的深层矛盾依然还在，还会因同样的矛盾引发下一次冲突。

因此，对这种伴有集体行动的集体争议，应建立相关的处理制度，规定法定的处理程序和规则。同时，政府处置应著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借解决眼前冲突，顺势推动劳资之间的自主博弈，在企业或行业层面建立真正的集体协商制度，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

（六）工会有效发挥作用，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

在劳资矛盾凸显，劳资冲突加剧的当下，工会切实履责，有效发挥作用尤为重要。首先，工会应回归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工会无论在日常劳资关系的协调和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的处理中，其立场都不应是政府（或资方）派出的协调人，不是为劳资之间牵线搭桥的第三方，而是劳方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代表劳方提出诉求。其次，工会应以履行基本职责为基点，以维权服务为主业。主业不到位，或走过场，就很难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第三，工会应以企业为主阵地。劳资关系是在企业形成的，劳资冲突也是在企业产生的，工会的主阵地也应该在企业。全国总工会在2015年启动的新一轮改革的方案中，强调资源下沉，但全总的资源下沉最多也就是沉到县级和乡镇（街道）工会，而如何下沉到劳资矛盾发生地——企业，如何帮助力量薄弱的企业工会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协调机制，有效协调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则需要有更切实可行的措施。

综上所述，2018年的集体劳动争议在经过两年的沉寂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从制造业向新兴行业转移，从单个企业向行业扩展。如果说以前是流水线把一个工厂的工人连接起来，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把不同企业的分散的工人聚合起来。但无论资本以何种形式、劳资关系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本质是不变的。工人对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的需求，是不可剥夺和忽视的。如何回应他们的权益诉求，推动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是各方应努力的方向。

受伤后的外卖员：劳动关系难认定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客户催促、超时罚款、任务抢单的工作模式使城市“骑手”们顾不上交通安全，只能一边看手机、一边驮著货品在马路上逆行、抢道、闯红灯。

然而，在事故大量涌现的同时，“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寻求赔偿等方面却遇到了困难。互联网平台带来的新型用工模式难以被现有法律法规涵盖，当劳动者试图按照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的传统路径寻求帮助时，往往连争议解决的第一步——劳动关系的认定都无法跨越，进一步的救济也就无从谈起了。

有别于传统行业，纵使在同一行业内，外卖行业劳动者的受聘模式也不尽相同，有的直接受聘于平台公司，也有的受聘于承担了部分平台业务的外包公司，还有的在客户端上自行注册、自行接单、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完成工作，即以众包的方式服务于平台公司。缺乏与公司直接签订的劳动合同、用工形式多样，都给劳动争议中，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难以认定的劳动关系

在劳动合同缺失的情况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是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普遍标准，其中主要考察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劳动者的“工作证”、“服务证”、考勤记录等。这一规定旨在将更多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之下，纵使没有劳动合同，只要实际上存在上述劳动关系中的常见元素，也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但是，在面对凭借网络平台运营的行业时，这一规定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不难想象，像快递员、送餐员这类对工作量、工作时间、工作路线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劳动报酬实行按单结算、在客户端账户内结算而无固定工资的行业，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对劳动者来说，并不容易提供。

服务于美团外卖地方合作商的长春送餐员李某可以说是他们中较幸运的一位。2016年3月5日，李某在送餐时摔倒受伤，尚在治疗中的他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当天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李某通过诉讼途径寻求补偿，法院认为，尽管公司和李某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李某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鉴于配送站张贴的规章制度中，有明确的对送餐员的考勤管理、劳动纪律、奖惩标准的相关规定，送餐员需遵守该规章制度，符合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隶属关系特点，事实劳动关系存在。

纵使上述案件中，互联网平台新的经营方式最终没有影响外卖员劳动关系的认定，法院也在其他案件中指出“互联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经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但并非所有案件审理都充分考量互联网平台的特点，因此，此类案件裁判一致性较低。

劳动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由自己提供、自行接单而无需听从公司调遣……这些情况本是互联网用工自身灵活化、劳动者高度自主化的体现。但互联网企业往往以此为由，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此甩脱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劳动法难以覆盖互联网用工带来的新模式、新问题，此类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因案而异，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与传统行业相比，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客户端自行注册的潜在风险

互联网用工带来的改变并非在劳动者开始劳动后才体现出来，在劳动开始前、劳资双方缔约的过程中，新型互联网用工模式也改变了过往的模式。客户端自行注册确实给从业者带来了入行的便捷，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者可能在不清楚合同内容情况下与公司签订合同，自身劳动权益未得到保障且不自知。

蔡某于2017年2月通过美团众包手机客户端自行注册成为美团外卖众包骑手，从事外卖配送工作。美团众包与大多数客户端的注册流程类似，使用者在填写基本信息、完成身份验证后，只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就能提交申请完成注册。同年10月16日19时15分，蔡某在进行配送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抢救无效后死亡。事后，蔡某的家人主张蔡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公司支付各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但一、二审法院均驳回认定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互联网平台用工以客户端自行注册替代了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这种更为简易的线上注册降低劳动者对合同内容的关注，更容易让劳动者在未充分阅读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就开始工作。正如本案中，法院认为协议中注明了“当您按照注册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程序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与公司达成一致，成为公司的劳务人员”，且蔡某勾选了“我已阅读并同意众包平台服务协议、劳务协议、钱袋包用户支付服务协议”，以上两点使法院认定蔡某与公司之间已经达成合意，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但在当我们用劳动者的视角观察整个自行注册的过程，客户端（即用人单位一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提示让蔡某留意用工性质、自身权益等重要信息。

工会试图组织互联网平台劳动者

新型的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者这一群体尚游离于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大部分平台工人尚未得到劳动法的保护。针对这一情况，工会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18年3月推进包括“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今年是八大群体入会工作推进年。但在地方实践中，各地工会仍然沿用以单位建会、而非劳动者个人入会的传统模式，工会仍然未能主动组织互联网平台劳动者加入工会。工会应该更主动组织工人入会，由工人参与行业集体谈判和签订集体协议。

今年9月，全国首份网约送餐行业的集体合同在蚌埠市签订，内容涵盖送餐骑手的工资待遇、劳保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这些无疑是积极的转变，但集体合同长期以来缺乏工人的参与，合同条款往往只是履行劳动法的规定，合同覆盖率也偏低。

互联网平台像是一架快速列车，将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保障措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坐上了这班列车的劳动者也一下子被带到了“法外之地”。新的政策、各地工会都按照各自的方向尝试追赶互联网平台用工这架快速列车，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追赶，将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用工模式纳入到被认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坐上了这班列车的劳动者才能回到劳动法的保护之下。

平等就业权纠纷胜诉第一案，职场歧视维权的新途径

10月28日，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在珠海迎来了第一起胜诉。41岁的樊女士在珠海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今年2月20日，她发现自己怀孕并告知单位领导，谁知当天下午就被通知“不用来上班了”，个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门卫室。其后，樊女士以物业公司侵犯其“平等就业权”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樊女士胜诉，物业公司须作出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孕期工资损失2064元、未休产假工资损失1875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

“平等就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这一改动有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等原因遭受歧视在司法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本案中，法院结合樊女士的情况对“平等就业权”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其认为“平等就业权”的保护范围不仅仅限于招录过程中，也包括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本案中，物业公司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以怀孕为由将其辞退，属于在履行劳动合同中的歧视性对待，构成对樊女士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在平等就业权被列为民事案件案由之前，孕妇在职场中面对以怀孕为由的辞退，乃至劝退、威胁、调岗等形式的变相辞退，只能通过劳动争议程序来处理——以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仲裁，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结果者再提起诉讼。新的案由使遭遇歧视的劳动者可以跳出劳动纠纷的框架，以《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规定的权益受损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过往的案件中，遭受歧视的劳动者也经常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但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此项请求往往不予采纳。将平等就业权纠纷归入人格权纠纷之下，这一转变意味著法院将就业歧视视为侵权行为，因此，劳动者不仅有望获得工资、生育津贴等一般劳动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也更易得到满足。

但本案中，樊女士一面申请劳动仲裁，一面进行民事诉讼的情况也让我们不得不考量，平等就业权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否真的给劳动者带来了便利。当劳动者遭遇职场歧视，并同时面临被辞退的情形时，劳动者需要一案两诉，同时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和民事诉讼，才有望获得比较全面的救济——通过劳动争议解决程序寻求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与此同时，通过有关公平就业的民事诉讼寻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补偿。因此，对于遭遇歧视并遭到辞退的劳动者来说，走两套法律流程很可能意味著更大的成本，寻求补偿的路径也变得更复杂。

一年零工资仍坚持完成赛季：敬业的中乙足球员终于群起维权

10月中，中乙两间球队福建天信和湖南湘涛相继爆出拖欠工资，几十名年青球员拉著横幅要求俱乐部解决工资和奖金问题，请政府出面解决。这已经是今年第六和第七间爆出拖欠工资的中乙球队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些球员不得不抛下足球训练去讨薪呢？中国锐意发展的足球产业为何最后却使球员落得集体维权的下场？

球员被俱乐部和政府一再欺骗

据福建天信球员在微博透露，他们被俱乐部拖欠工资的事情已经持续6个月了。 10月11日，数十名球员来到晋江市人民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企业拖欠工资。球员说︰“沉文策（福建天信投资老板）联合晋江市体育局、晋江市政府欺骗球员！和我们球员说晋江文旅接手球队，其实压根没有这样的事情。在这六个月中我们球员没有闹过任何事情而且也打出这样的成绩，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人六个月没有任何收入会过的怎么样？我们也是距离联赛已经临近结束，实在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我们寻求政府的帮助无人接待，甚至要撵走我们！”

福州天信的球员说得一点也不错。翻查一下赛果，即使被拖欠工资6个月，球队在中乙联赛南区最后仍排在16队中的第7名，成绩算是不错了，可见球员对企业和球迷也是仁至义尽。当天晚上，俱乐部跟他们开会，承诺政府领导已经找了老板沉文策，政府会提前支出500-700万资金用来发放球员拖欠的工资奖金，条件是球员要删除微博。球员们为了生计也只好就范。

不过，政府和俱乐部拟出这项说法乃是因为当时赛程还没完结，希望球员能继续完成赛事。结果，10月14日，敬业的球员完成了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更击败了对手。但翌日当球员找市长、副市长沟通开会解决欠薪问题时，出现的却只是体育局局长！甚至将之前的承诺全部否认了，所有球员教练员于是坐在晋江市政府大门口，要求解决问题。

一年零工资 为延续俱乐部历史留下来

另外一队爆出拖欠工资的球队湖南湘涛的情况则更为严峻。 10月21日，三十名湖南湘涛一线队队员及工作人员来到股东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门前抗议，要求俱乐部对欠薪一事给说法。

原来，从去年10月至今，湖南湘涛俱乐部便没有发放工资和奖金，导致大部分主力都离队了，球队遇到前所未有的运营危机，险些便使13年历史的俱乐部解散。不过，仍有一班球员留了下来，他们说︰“出于对湖南足球的热爱和对湖南球迷的感情，在俱乐部确定参加2019赛季中乙联赛后，我们选择了坚守。在球队流失大部分主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完成为湖南足球保住职业联赛参赛资格的目标。”

不过即使员工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整个赛季，回基地训练了一周等待领导的消息，却没有高层露面。球员到总部拉横幅也没人理会。球员指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湘涛全体队员、教练组成员奖金290万、工资约1710万，总计约2000万左右。

足球事业资本化 球员待遇受企业条件主宰

2019年赛季的中乙球队里，湖南湘涛、福建天信、吉林百嘉、南京沙叶、宁夏火凤凰、云南昆陆、大连千兆均先后被曝出球队欠薪，球员集体讨薪。中乙联赛的运营问题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长期研究足球历史的大卫·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圆的：一部关于足球狂热与帝国强权的全球文化史》一书里提到，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布“改革就是硬道理”，将放眼于创造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经济后，足球也乘上了变革的浪潮：

“顶尖球会断绝与军队、铁路局等旧国营机构残余的纽带关系，改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打造新商业同盟。球会合法改组为企业，掌控门票收入、广告、赞助和电视转播权利金。中国足总的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五倍，球会预算快速倍增，顶级联赛的球员薪资一度与中产阶级公务员相差无几，但至一九九八年已经比公务员高出二十倍。”

中国足球事业的资本化除了使黑哨、外围赌博等问题更为严重，球员的待遇也日益跟企业的市场竞争扯上关系。球会要得以生存，首先得看背后企业的财政能力，其次便由门票、广告费等一系列收益决定。结果，不同层级的球员处境差异愈发悬殊。一方面，中超球队由地产商入主，再通过上市实现进一步资本化得到更大笔的资金，从而支付高额年薪和吸纳外籍球员；另一方面，中乙球队的东家则在市场经济中匍匐前进，在自身企业难补的情况下弃俱乐部的球员不顾。

经济下行 造就由中产下流的球员

以拖欠工资一年的湖南湘涛为为例，熟悉中国足球发展的评论员指出，科力远集团总资产负债32.24亿，负债率49.71%，其中流动负债占比48.48%；上半年，科力远总营收近8亿，但实际亏损超过1.6亿。事实上，这家新能源企业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度日。

随著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盈利能力有限的企业能否继续支撑二、三线球会也是一个问题。要在自身企业外开辟一项完全不同的业务并不简单，尤其是即使乙级联赛球员的薪金也跟城市中产相近。网上评论便指︰“福建天信的球员们半年的薪资是600万元，全队上下薪资开支是1200万元，还不包括教练领队后勤人员的薪资。如果加上比赛交通食宿费用、训练比赛场地费用以及杂项费用，确实一年没有2500万至3000万元，无法经营一支像福建天信这样的中乙队，而一支中乙队一年的赞助投入可以说完全的杯水车薪。 ”

中国乙级联赛足球员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收入水平贴近中产的他们，也将随著经济发展的波动而面临欠薪、失业等问题。今天还可能有相对优渥的生活，明天难保便要联合起来夺回应得的工资。不过，这群敬业的足球员还有一大  班愿意支持他们的球迷。在企业运营有问题时，足球员和球迷会是时候为球会曾经奋斗过的历史团结争取更大的利益。

理解越南中资企业的工人抗议

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态度差劲的管理人员，不少越南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些问题被记录在案，随之而来的便是由此引发的工人罢工和抗议。Joe Buckley回顾了近期多起工人抗议，他指出上述问题并非中资企业独有，而是整个越南、各种所有制企业的通病。

随著2010年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不少中国及外国制造商纷纷将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企图复制维持了20多年的成本低廉、劳动密集但又能产生巨额利润的生产模式，这一现象在服装和制鞋产业尤为明显。然而，和中国工人一样，面对中资企业在管理上的剥削，越南工人以罢工和集体抗议予以了回应。

以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Lu An中泰服装工厂为例，这家拥有1500名工人的企业在今年三月初发生了为期五天的罢工。罢工始于3月8日，工人们抗议的内容包括工作条件、工资、奖金、请一日假不被允许、国际妇女节未收到任何礼物以及其他事项。3月10日早上，企业管理层与省级官员会面，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当局告知Lu An企业，在未与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增加工作量是违反规定的，但关于工人应在国际妇女节收到礼物，法律法规并无强制性规定。当局还表示，工人们不应该自行发起罢工（野猫式罢工），因为罢工必须征得工会同意。

3月11日，星期一一早，员工们一回到工厂，便见到公司发出的有关罢工的通知。据工人反映，通知的内容只是一些空头支票，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工人们拒绝重返工作岗位，数百名工人在食堂静坐，他们提出要和企业管理层直接对话的要求，但遭到拒绝。管理层表示，企业的所有安排已在通知中清楚告知了。其后，约1400名工人继续罢工，正常工作的工人只有100名左右。当天下午，一班政府官员与工会领导会面并尝试解决问题，商议结果呼吁企业以符合法律法规、兼顾各方利益的途径解决罢工。例如，会面中提到，在新的规章制度实施前，企业必须向工人们充分解释并达成合意，此外，管理人员不应对工人大喊大叫。

经过企业管理层、政府部门包括省级工会的会议，截至3月13日，绝大部分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企业保证，不会突然调整生产目标，要提高产量，只能逐步提高。管理层还表示，虽然法律上工人在罢工期间不享有工资收入，但企业会酌情将此次工人罢工按照休年假处理。但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越南企业都会以发放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作为平息罢工的手段之一。至于其余突出问题，企业只表示会在之后回应。一名工人向媒体表示，企业只给出了抽象的承诺，没有说任何实打实的东西。该名工人还认为，企业对待工人仍十分严苛。

同样位于湄公河三角洲，隆安省上诉法院今年5月时颁布了一份关于罢工的重要判决，案件涉及的是2017年8月发生于中资制鞋企业Giay Hung Nghiep的罢工。这场罢工持续半日，共有28人参加，诉求涉及加班、长期服务金以及技能奖金。2018年年底，地方法院裁定，该企业非法解雇了9名参与罢工的工人。尽管注意到罢工是非法的，地方法庭仍作出了有利于工人的判决，法院宣布公司的非法解雇比半天罢工更为严重，并命令公司支付大量赔偿。该企业上诉后，隆安省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推翻了该判决，称工人给企业造成了严重、持续的影响，而且酿成了威胁其他工人及投资者安全的骚乱。

2019年9月，位于同奈省南部Dai Phuoc Lotus工程项目的工人们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罢工，要求发放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总计约20亿越南盾（86,300美元）。该工程项目的投资者是Vina Dai Phuoc股份公司，而总承包商是中国建筑（东南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越南的子公司。然而，罢工工人受雇于越南分包商Minh Hung有限公司。工人们在建筑工地外挂起了横幅，有些还在大门口支起了帐篷。9月9日，当地官员组织了一场与工人及上述三间公司代表的会议。会议最终商定，先由中国建筑预付10亿越南盾（43,150美元）予Minh Hung有限公司，用于发放工人工资。

就在上个月，2019年10月，位于越南北部南定省、规模约7000人的中资制鞋企业Golden Victory发生事故——超过100名工人在吸入有毒物质后，产生了呼吸困难、头晕、恶心等症状，随后被送院治疗。该工厂暂时关闭以便进行相关调查，但是在10月23日，当工人们重新回到工厂工作时，不少人再次感到头晕及恶心，20人被送院。由于害怕相同的症状出现在自己身上，数百名工人选择了辞职。

上述事例足以表明，仅今年，在越南的中国企业就经历了许多劳资争议。可是，不论是哪国企业，都存在这些问题。工资低、工时长、工作环境恶劣，这些问题极具普遍性，不囿于企业资本来源。因此，不同企业的工人纷纷展开罢工。尽管这一现象在外资企业更为集中，但这并非中资企业所独有，有报道显示，在韩资及台资企业有更多罢工事件发生。

强烈的反华情绪在越南由来已久。早在2014年，中国南海争议就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工厂骚乱。到了2018年，不少国民认为政府计划为中国投资商设立三个经济特区，这种“卖国”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街头抗议及罢工。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非法劳工也是越南民众的一大担心，尤其是在建筑行业、中资企业的建筑工程里。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中资企业的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与越南其他的外资企业显著不同。

中国运输业工人抗议模式转变，工会面临重大挑战

运输业工人的罢工和集体抗议早已成为中国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过去五年，由于平台应用的交通服务急速发展，加上出租车等传统行业服务衰落，这些抗议的性质发生明显转变。

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2014至2019年间，记录了约1400起运输工人抗议，约占每年总体事件15%。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该行业的内部构成、抗议的地理位置和参与人数的变化。

对这些趋势和罢工抗议原因的恰当理解，对中国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至关重要。全总自2018年已把运输行业工人的入会和保障视作优先工作。

出租车司机多年来是全国运输行业工人抗议的主要群体，部分罢工涉及上千名司机，行动长达数天。最著名的一场罢工发生在2008年中国西南的大城市重庆，其时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会见了出租车司机代表，以解决这场导致城市难以运作的纷争。跟其他罢工抗议一样，重庆司机的不满集中在广泛使用的承包制。这个制度使司机使用出租车公司旗下的车辆时，需要交付一笔为数不菲的押金和份儿钱。公司能随意调整份儿钱，而司机则还要自行承担燃油和维护费。当公司调高款项，司机往往会以罢工抗衡。

出租车司机也长期投诉无证黑车的竞争。自10年代中期，这项不满更因网约车的加入而更为激烈。罢工司机以“钓鱼”的形式找出和威胁非法运营的网约车司机。不过，当网约车司机变得更受规范并且开始占据市场时，出租车司机的抗议由2015年高峰时期的约七成占比，下降至今年的25%。

目前，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抗议的重心已转为要求出租车公司归还经营权和产权。例如2019年4月，当管理公司要求司机更新车辆，数百名湖南南县出租车司机发起罢工，司机因为需要向公司缴付16万元来换取仅值10万元的新车而大为愤怒。在与公司谈判时，他们要求借这次更新归还司机对汽车的所有权。

跟出租车行业相似，公交车司机和职员的抗议也持续下降，直到今年只录得一起抗议事件。公交车司机跟出租车司机一样，多年来一直抗议高燃料价格、非法车辆造成的竞争和当地政府规管无能。例如，2013年广东便有约100名司机和售票员发起罢工，抗议低薪、长工时和无薪加班。公交车员工也要求结束管理层的随意罚款，这些罚款原因由使用过多燃油到更换轮胎不一而足。但自2017年起，公交车司机的抗议则转为抗议企业倒闭所造成的工资和赔偿问题，以及抗议政府取消公车线路等较为防守性的行动。该行业抗议数量的减少可能跟规管有所改善相关，但也可能是由于社交媒体较少涵盖这方面的抗议。

当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的抗议占比日渐减少，外卖和快递工人的抗议数量则有相应的增加。 2016年以前，集体行动地图并未录得任何外卖员的抗议，如今33%的运输工人抗议却与其相关，超过了出租车罢工8个百分点。引致这些罢工最常见的原因，是美团和饿了么两间大公司因争夺市场而突然和随意下调工人工资，被降薪的骑手因此被迫以更长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工作来补偿损失。结果，外卖骑手的交通意外彼彼皆是，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便由2018年起收录了121起外卖骑手的意外，当中19名工人因此死亡。

物流和快递行业同样存在高度竞争，不少公司因扩张计划失败而面临破产或被迫重组，往往令骑手失去工作或造成严重损失。2019年承诺达快运的倒闭便使一些骑手的月薪由8000元急跌至2500元，工人的奖金、福利和赔偿金皆被取消，公司亦拒绝给予赔偿，各大城市的司机因此发起抗议。今年，快递工人的抗议占运输行业整体的25%。

近年来，网约车司机的罢工和抗议也经常出现，现时约占运输业个案的15%。市场饱和使司机的单量下降至难以维生的水平。行业里的不当行为猖獗，司机不仅觉得被网约车平台欺骗，租赁公司以办理牌照为由收取巨额行政费，却从未兑现承诺也使司机蒙受损失。

出租车司机等传统运输工人跟外卖骑手等新行业工人的抗议有明显的地理分布差异。出租车司机抗议主要在山东、河南、陕西和湖南等省份，而公交车司机的罢工则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四川。这些省份的小城市还未受运输行业转变的波及，出租车公司和当地政府的裙带关系亦使剥削司机的垄断行为得以持续。

外卖骑手抗议的爆发点则在较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例如外卖服务需求较高的江苏、浙江和上海。很多大城市的办公室员工没有时间每天中午在附近餐厅排队，又或被迫加班至餐厅已关门的时间，使他们只能叫外卖用餐，同时加剧外卖员的工作压力，使他们的工时更长。

运输工人抗议的规模也在过去五年间明显缩小。五年前数千人的出租车司机大型抗议已不复见。今天，该行业的工作更为碎片化和非正式化，因此工人抗议多局限在一地，时间也较短暂，并只牵涉不多于100人。

这个趋势的一个例外是自10年代中期便定期发起大型抗议的长途卡车司机，他们在2018年6月组织了全国性罢工。在这次最近期的抗议中，卡车司机要求现已占据市场的平台提高单价，以补偿高油价和运维费以及当地交通警察随意收取的罚款。

在五年来众多运输工人的抗议中，工会的缺席尤为触目。由00年代中，出租车司机便开始要求工会代表性，但在不少个案中，司机组建工会的要求皆被地方官员拒绝，因为司机技术上并非出租车公司的员工，又或者工会官员只愿意与公司管理层谈判，而不理会工人。

地方政府曾在10年代尝试将出租车行业改革成企业制，使司机成为正式雇员而非承包商，使建立企业工会更为容易。不过，这个想法在未得以落实的情况下，该行业就已经被10年代中冒起的网约车服务而彻底改变了。据了解，唯一成功的出租车工会在2008年于山东省会济南市长清区成立。该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且与地区交通部门举行定期谈判，曾在2013年使司机不用诉诸罢工便达致诉求。

然而这个模式明显没有被其他城市复制，广大司机群体仍没有工会作为代表，正如今天外卖、快递骑手和网约司机的情况一样。全总已认知到组织运输业工人及保障其权益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有相应的能力和政治决心则仍属未知之数。

资深劳工活动人士刘少明即将刑满释放，其余劳工人士仍等待庭审

资深劳工活动人士刘少明将于11月28日刑满释放。2015年，刘少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其后被关押于广东省北部的韶关监狱。据悉，刘少明的身体与精神状况良好。

与此同时，张治儒、吴贵军、简辉、宋佳慧和何远程五位被捕劳工人士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接受庭审。今年1月，五名劳工人士在一次政府联合行动中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据悉与2014年深圳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有关。

此外，被捕的劳工活动人士还包括《新生代》的三名公民记者，他们积极支援为获得尘肺病赔偿而抗争的工人。

即使在本周四被释放后，已经年满61岁的刘少明仍可能受到警方的监控，无法立即继续参与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支持。

刘少明1958年出生于中部省份江西。1989年，他前往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正是那时，他加入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镇压后，他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一年。

上世纪90年代，刘少明辗转至广东打工，从事过各种工作，并成为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工活动人士。在东莞裕元鞋厂罢工、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罢工、新生鞋厂罢工中，他多次帮助组织工人。经过数月紧张的集体行动，工人最终赢得了雇主支付的大额经济补偿金。

吴贵军作为一名劳工维权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众视线，当时，他正在深圳的港资迪威信家私厂组织工人，抗议资方拒绝就计划中关闭和搬迁工厂的赔偿问题进行讨论。其后，吴贵军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无罪释放。从那时起，吴贵军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工维权人士，专门帮助工厂工人争取社会保险和其他应该享有的劳工权利。

张治儒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劳工活动人士之一。他曾在家乡湖南的建筑工地及生产线上工作多年，其后，他于2007年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该机构在2010年后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指导数千名工人通过跟雇主的集体谈判争取权益。2014年，张治儒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甚至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称赞。

简辉曾为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何远程曾任《集体谈判论坛》编辑。宋佳慧曾是广州利得鞋厂的工人，在利得鞋厂的抗争中她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该次谈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近年来最成功的集体谈判案例。

二零二零年

劳工活动人士陈伟祥获释

劳工活动人士陈伟祥及其两名同事在被行政拘留15天后获释。去年12月17日，三人于中国南方城市广州被警方带走。

获释后，陈伟祥感谢了他的支持者并呼吁大家更多关注其他被捕劳工人士。

祥子，真名陈伟祥，微信公众号“心环卫”的创办者，长期聚焦环卫工人的抗争行动，为工人们提供法律资讯。就在3日前，也就是祥子被带走的前一日，“心环卫”还报道了广州大学城浩洋公司拖欠工资达182万，130名环卫工坚持抗争了一整年，终于讨薪成功。

与此同时，另一名“心环卫”的志愿者以及一名实习生也失去联络，另外六位添加了“心环卫”微信的工友也被约谈。

祥子出生于农村，长期以来一直为环卫工人的权益发声。然而，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却让他在2015年从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机会。最终，他选择于2017年赴美攻读劳工方面的课程，并取得了宾州州立大学“劳动与全球工人权利”项目硕士学位。

今年毕业回国后，祥子创办了“心环卫”微信公众号，这一平台很快就在广州环卫工人群体中流传开了。长期以来，当地环卫工人忍受著薪资低、工时长、正式劳动关系缺失以及福利无法落实等问题。

过去几年，广州环卫工就工资及合同纠纷问题成功组织了许多场罢工，但是，随著物价持续上涨，工人工资却停滞不前，这无疑给年纪较大、清洁街道的农民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此可见，祥子及其团队为环卫工群体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尤其是在维权行动被打压的当下。

祥子是今年年内最新被捕的活动人士，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弱势工人群体维护自身权益。今年年初，三名劳工活动人士及自媒体“新生代”的公民记者因长期帮助患有职业病的农民工被捕。几乎同时，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张治儒、吴贵军在内的五位知名劳工活动人士。知名反歧视社会活动人士程渊和他的两名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6月于长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协同突袭行动里，北京、广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者。10月底，#MeToo运动活跃人士及独立记者黄雪琴同样被广州当局拘捕。被捕的活动人士里，有部分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释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诉后等待庭审。

2019年中国劳动关系概览

2019年年末，“华为251事件”爆出，舆论哗然——科技巨头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在离职时向公司要求离职补偿及年度奖金，其后，被华为向深圳警方举报而被羁押251日。

对许多职场人士来说，他们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李洪元的经历不仅证实了他们与日俱增的焦虑，更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过是拿来剥削、用完即弃的人力资源。发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没准就在不远处等著自己。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放缓的经济大势之下，科技初创企业（包括数家独角兽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科技产业数以万计的裁员，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劳动者，有不少需要通过旷日持久的集体行动才能在被辞退前拿到合理的离职补偿金，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北京研发中心的员工们就经历了这一切。

那些仍奋战于岗位上的劳动者们，对企业要求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们尝试反抗；对华为率先提出、将对企业的忠诚及奉献凌驾一切的“狼性文化”，他们也公开抵制。智联招聘在年底发布的《2019年雇佣关系趋势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员工忠诚度缺失（74.2%的职场人在当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内）。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尊重员工、践行承诺是最重要的企业文化要素，而认可狼性文化的仅占7.7%。

年轻劳动者对当前劳动关系的不满一直存在，但这种不满在去年四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后变得更为强烈。该报告指出，养老保险基金到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后”即将退休之际。

我们可以将2019年视为中国白领阶层价值观的转折点——年轻一辈不再接受过长的工作时间，长辈们那一套用吃苦耐劳换取美好生活的价值观也难以取得他们的认同，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体面工作、合理工资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视。

不过，对大部分蓝领工人来说，最关心的则是能否按时发工资等更为基本的问题。

2019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收录了1,386起工人抗议，其中1,159起（约占84%）涉及讨薪。而且，建筑行业仍是重灾区，包揽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3%。尽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诺要解决建筑工人被欠薪的问题，但在建筑行业的抗议里，与拖欠工资相关的多达99%。建筑行业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更为凸显，资方的信誉变得更难以维系。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年初发布的建筑业研究报告指出，建立行业工会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过和行业代表进行集体谈判，逐渐解决建筑工人工资不合理、工作条件难以保证等问题。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一大趋势便是在服务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工人集体行动也越来越多，工厂工人抗议的数量则相对下降。在过去六年里，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从2014年占总数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务、零售行业则从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所占比激增，从13%一跃升至18%。

显而易见，在工厂不断停产或搬迁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抗争的主阵地也正从工厂偏离，慢慢转向商店店员、销售经理、餐馆或酒店员工、环卫工人、医护人员以及休闲行业从业者。2019年数百家健身房相继倒闭，健身房员工的集体行动频发，便是这一变化的印证。服务及零售业从业者通常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失业风险也更高。在国内，甚至连效力于较低等级球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也遭遇了连续数月的欠薪，最终只得自行发起抗议。中乙海南队（富力地产所有）的一名球员说，他们的情况和被“包工头”欺骗的农民工一样，只想讨回薪水然后回家过年。

去年，运输行业的工人抗议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送餐员及快递员成为了交通行业抗议工人的前线，尽管去年12月，数起规模大、偶尔出现暴力的出租车司机抗议在全国各地爆发。这波抗议证实了出租车司机积怨已久——与无证黑车的竞争、政府监管不到位、出租车公司的不当管理，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解释了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渐式微的运输行业抗议只需要一点冲突，就能再次被激发。

与其他群体不同，出租车司机的抗议往往能号召几百甚至上千名参与者。去年，绝大多数的抗议行动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工人们并非以大范围扰乱社会经济为目标，而是想引发舆论关注从而推进那些久未解决的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少于100人的抗议有1,297起（94%），人数超过1,000的只是极少数，但在2014年，7.2%的抗议规模达到1,000人以上。

也许是抗议规模整体有限，纵观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议事件中出现，其中30起（2.1%）抗议中出现逮捕。若将视线拉回以大型工厂抗议为主的2014年，我们可以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议多达27%，8%的事件出现工人被捕的情况。

去年，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占了79%（基于可以确认所有权类型的企业进行统计），这与我们2018年劳动关系总结所估计的趋势一致，即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远超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该总结还指出，鉴于国有企业减少正式雇员、更多使用外包劳动力，国企员工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将会变差——2019年与此相关的大型抗议便是12月份长春一汽国际物流员工发起的，但总的来说，由于国企自身更强的政治敏感性，国企员工组织抗议往往更困难。这一困境在过去一年变得更为严峻，因为党政机关领导愈来愈渗透入国企管理层，这样一来，工人的抗议就不单单是针对企业雇主的抗争，而会被看作对执政党的反抗。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全国各省份地区均出现工人抗议，而包括广东、河南、江苏以及山东在内的较发达省份，仍然是抗议的主要发生地。爆发于广东省内的抗议数量占全年总数的10.5%，发生于广东的制造业的抗议则占到全国制造业抗议的24%。这些广东省的工人抗议中不少都和工厂关闭及搬迁有关，这也侧面体现出了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新疆的工人抗议从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这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要归因于新疆与外界的隔绝愈加严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新疆境内工人抗议的容忍度不断下降。新疆当局去年开展了一项强硬的行动，旨在将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改造为工人大军，从而为中国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

尽管，警方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情况总体上有所减少，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以及劳工活动人士的打压则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劳工活动人士、自媒体“新生代”的公民记者因长期帮助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被捕。几乎同时，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张治儒、吴贵军在内的五位知名劳工活动人士。知名反歧视社会活动人士程渊和他的两名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7月于长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协同突袭行动里，北京、广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者。10月底，#MeToo运动活跃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同样被广州当局拘捕。年尾，为环卫工人发声的陈伟祥及其两名同事在广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动人士里，有部分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释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诉后等待庭审。

陈伟祥事件爆出后，环卫工人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管理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再一次引起大众关注，加之此前南京环卫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间原地停留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环卫工人要继续工作，人们愈发关心环卫工的情况。2019年，环卫工人抗议共计18起，并在夏季迎来了一轮集中爆发。

同样地，自媒体“新生代”的记者被捕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农民工患尘肺病的严重情况，以及他们长期寻求合理补偿未果的经历。去年，来自全国各地、因在煤矿或建筑工地任职而患上尘肺病的工人开展集体行动，寻求合理赔偿以及医疗救助。尽管部分抗议遭到镇压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议者成功取得赔偿。年底，政府下发通知，要求自2020年开始，在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重点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将尘肺病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虽然政府此项计划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规，但这仍是政府愿意解决尘肺病难题的信号。

整体来看，自年初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园爆炸发生后，安全生产在去年引发了更多关注。这场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伤的事故使得传媒广泛报道化工园内反复出现的违规生产现象，以及在其余火灾、爆炸及煤矿坍塌中同样存在的监管不足的问题。2019年还有数起备受关注的煤矿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难的山西平遥二亩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批评该矿主要负责人利欲熏心，对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产过程未保证足够通风，因此导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爆炸。

纵观全年的官方数据，安全事故的数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临的问题依旧显著，企业持续无视员工安全、政府监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满，已在工人群体及公民社会中逐渐发酵。

香港医护罢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史无前例的香港医护人员罢工在上周五结束。这次罢工由最近成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高峰期间有近8000名会员参与，占医院管理局员工总人数一成。罢工员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内地居民来港，确保口罩供应充足，并要求管理层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装备、隔离病房，停止非紧急服务，并且不对此次罢工秋后算帐。

此次罢工中，工会指出了各种合理的问题，并罕见地提出要与香港政府及医管局进行谈判。医管局声称与工会代表谈判，却拒绝对工会的罢工诉求做出回应。以至于罢工提出的多项本就存有争议的诉求，例如，频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潜在传播者（甚至人数比内地来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们行动又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机会。另外，在工会罢工压力以及疫情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港府分步骤封闭了中港关口，实际上等于落实了工会提出的罢工诉求，却仍然坚持强硬的不谈判态度。而工会方面，针对政府已错失农历新年前封关的时机，工会是否仍然应将诉求优次放在禁止内地人来港（每天入关人数经局部封关后已下降）？以及工会如何应对政府宁可实际上落实大部分罢工诉求（单方面封闭了更多关口并隔离入境人士）也不跟工会谈判这一打击工会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会必须准备好长期面对自身经验不足和对手强硬傲慢的准备。

从医护人员士气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标志著员工面对公营医疗系统问题的决心。医护人员向管理层清楚表明了：在公营医疗千疮百孔，人手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他们有权拒绝继续工作。此举既是照顾员工的利益，亦是考虑病人福祉，员工不会再被空泛的责任心束缚。

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可谓病入膏肓，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种结构性问题以最丑陋的方式揭示出来罢了。本文将简单勾勒这些问题，并且借著检视香港医护人员今天所面对的情景，来映照中港两地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营养不良的香港公立医院

去年12月，当医管局员工阵线接受《立场新闻》采访时，它还只是一个300多会员的组织。该工会因为反送中运动成立，抗议警方滥权、拘捕义务救护员，并集合员工应对医管局的打压。当时，三名筹委向记者表示︰工会目标是招收8000名会员，以增加代表性，为将来行动累积更大影响力。然而，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问题之严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国蔓延，工会的招募人数在短时间内便超额完成了（2月时已达到2万人）。

香港医疗人手资源不足远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时代遗留的问题。港英政府占领香港期间，一直以打开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为重心，对于殖民地的社会福利采取放任态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战后首份医疗服务政策白皮书《香港医疗服务发展》，建议加建诊所和医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张，增至1972的4.3张。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询文件，建议加建医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张。不过，这个目标一直未有达到。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曾经短暂有所改善。 1990年医管局成立，统一管理公立及补助医院，增加医疗经费，医疗服务品质大幅改进，曾使私人市场受压。然而，随著战后婴儿潮结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后的经济危机影响，政府再次削减公营医疗系统的资助。 1999年政府推动护士学位化，停办多间护士学校；2002年医管局冻薪及削减增薪点；2003年医管局削减1200张急症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数量到现在仍未回复当时水平。由此可见，香港的公立医院即使在不少医疗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质素提升的情况下，也一直处于资源不足的虚弱状态。

屋漏偏逢连夜雨：长者照顾政策的彻底失败

当医院医疗的基础出现危机时，另一面爆发的问题则是长期照顾及预防疾病的失败。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近年公营医疗系统的情况应算贴切。

学者钟剑华在文章《长期护理照顾政策》引述的这组数据已足以点出问题的严重性：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年发布的人口推算估计，香港超过100万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60岁以上更超过120万人，到了2047年将接近人口总数三成。
长期病患及残疾人士的人数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万名残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当中接近七成年龄达70岁以上。
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长期病患占整体人口19.2%，约138万人，其中未满60岁的患者占35.9%。
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长者有长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残疾人士。不过，虽然长期照顾及老人的健康问题跟医疗系统密切相关，但相关政策是由劳工及福利局负责，与医管局的职责分离。当长者人口增加，长期病患率上升，残疾人士与长者的寿命增长，缺乏整合的做法难以处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为例，钟剑华指出此服务自2003年成立开始一直维持在60支的规模，随著新屋村落成、长者人口增长，队伍数目仍然维持不变。长者轮候送饭需时半年至一年，轮候家居清洁需时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数字显示，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体弱个案的轮候时间问题最为严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轮候时间16个月，有21人未等到服务已经离世。

香港公立医院的事实

这就是香港这个繁荣的资本主义都市下的真实。当老人及长期病患者长期乏人照顾频频入院，医院有再多人手和资源也是徒劳。特别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时，问题的爆发更令人神伤。一位在公立医院任职的医生D说︰“十二月底数天天气稍降，不少老人因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长期在老人院卧床，缺乏运动，其实跟等待死亡没什么分别，医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经很少。

一名曾任职护士，这次也有参与医护罢工的员工则表示，自己以往因为深感无法好好照顾病人而决定转职。 “现在一般病房的环境比2010年还要差。不少病床强行在床与床间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制造假象，我工作的医院未出现新冠肺炎时用量已高达110%。”她说。

除了病患不断入院令医护人员应接不暇，病人难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难以纾援的原因。参与工会统筹工作的护士梁先生指出︰“有三个原因令病人滞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卧床等待检查期，但由于其情况不属最紧急因此检查被不断拖延，无法开始治疗。另外，病人情况不稳定，例如血压指数经常变化，医生也不会允许出院。再来便是无人照顾，以至出院后情况转差又再度入院。这些问题均使一些正常轮转率在一至两天的病房出现卧床数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医院政策变成愤怒的来源

医护人员极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护士所需要负担的行政工作为例，一位已经退休的护士表示，填写表格的背景是对应病人权益提升，为了在投诉时有所证据，并且确保医生和护士的规范而出现的。

然而，随著医疗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属投诉频繁，医护人员被要求填写愈来愈多表格。护士梁先生列举出来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写病人的一般病历，到体温、血压、摄水、转身、伤口、外游记录、自杀预防等包罗万有。当处理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没有增加，护士照顾病人的时间便变相被行政工作不断蚕食，使员工工作压力更严重。

问题积压至此，使医管局提出各种短期纾援措施都成为员工更为不满的原因。 2007年起，医管局设立特别超时津贴计划（SHS），以额外加班提供较高工资的方式吸引休假员工继续工作，曾经纾援了人手问题。然而，随著各类结构性问题不动如山，医务人员对超时津贴计划的态度愈来愈两极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护士说： “身边没有人会申请，我们称为卖血，平时工时已十多小时了。”另一位注册护士则说： “卖血积极程度因部门而异，整体而言算是受欢迎。年轻的护士较常这样做，很多时候都会把身体挨坏。”

超时津贴计划正好反映了现时医院系统的整体人手情况︰资深的医护人员不胜负荷，又或者对公营医疗失望，转而走升学、转职或到私人市场执业的路。不断流失的人手便倚赖刚毕业的劳动力补上，他们精力充沛，愿打愿挨。然而，数年后他们之间不少人便会难堪重负而离职。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终究流失，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无日无之。

中国城市医护面对的矛盾或更严重

香港医疗体系面对的问题如何映现中国内地医护人员的困境，确难一概而论。不过，在一些关键的趋势上，可以看到两地之间的共通点。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估计将会从2018年的1亿6600万人增加至2030年2亿5千万人，上升约五成，总体医疗需求的增加惊人。然而，当下政府在医疗投资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随著沿海城市急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断扩张，一线医疗资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医疗资源严重不均的问题。现时，中国农村居民生病后，有基本经济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医院的治疗，以至涌入三级医院的人长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华早报》报道，2300间中国城市的三级医院长期全员运作，仍然无力应付庞大的医疗需求。然而，95万间次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时出现病人不足的情况。

在深圳，中国劳工通讯以往采访过的护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连续工作12小时。该名受访者甚至认识因长期过劳而英年早逝的医生。她形容，医院内病人家属与医护人员的情绪相当紧张，特别是儿科病房里，家属担心子女接受的治疗是否有效，任何差错都可能使潜在的矛盾爆发成医闹事件。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当病人家属的财政难堪重负，而病患又没有起色时，直面病患的医护人员成为了医患矛盾的最前线，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中国医疗系统的构成复杂，各种问题成因也与香港不尽相同，本文难以详述。然而，这无碍指出一点：当各种慢性病症随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展而普及，社会人口寿命增长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来愈多的资源去预防和照顾病者。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对相关准备的滞后，城市医护人员需要承受的压力和危险，将会比他们在香港的同行更为巨大。

推动转变的时机将稳定地出现

还未爆发新冠肺炎前，参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梁先生说，工会短期的目标是对抗医管局打压表达政治立场的员工，以及跟进职场欺凌问题，长远而言，才是解决医院内长期人手不足的情况。

不知道经历这次罢工后，工会的方向会否调整。需知道，在当下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里，每年流感高峰期将注定会是医护人员压力爆发的时刻，医院用量必然会超额运作，而且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有长者因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并且为医护人员累积使人灰心丧气的无力感。这样的局面可谓稳定出现的公共卫生事故。但反过来说，可以预见的流感高峰期也将会是工会推动转变的绝佳时机。

对中国内地的医护人员而言，当医院的工会长期僵化，公开集体行动亦要背负更大的成本时，要集体组织寻求改变更为困难。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城市医护人员平日面对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与死的问题。当争相竞争医疗资源的情况更趋白热化，医护人员的压力到达难以忍受的时刻，工人斗争的规模和爆发速度绝不应轻易低估。

新冠疫情下，香港饮食业员工的劳动状况记录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餐饮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根据媒体报道，这次疫情比SARS的破坏力还大、餐厅或停业或转型、大量员工被放无薪假……

香港政府统计处3月17日公布的数字显示，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上升至7.5%，就业不足率3.5%。以2018年餐饮服务业从业人数约49,700人估算，失业人数约为3,700人，就业不足人口则为1,800人。然而，失业率会掩盖该行业总劳动人口变化的情况，亦即是，假如餐饮服务业就业人口整体减少和流失，但失业人口不变，那么失业率还是会上升。

由此可见，一个失业率的数据其实不能说明什么。特别是，在香港这个高度资本化，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昂的城市生活，餐饮业工人失业数天的惶恐、家庭生活即时的困顿，需要更多资料来说明。

为此，我们访问了多年在中式餐厅楼面工作的金先生，记录他在经济萧条期的劳动状况和生活改变。

惶恐的两个月：萧条、无薪假、拖粮

香港餐饮业受疫情的第一波影响，是在1月下旬。金先生当时在西九龙一家中餐馆工作，担任楼面的高级主任。据他所说，影响最大的两次事件如下：

                   
事件

结果                   

1月29日

一段有关圆方商场出现多名保安及客户服务员发烧并请病假的录音在网络上流传

当晚的预订有5张台取消

2月9日

“打边炉家族”家庭成员连续确诊的新闻出现

当晚全数预订都取消了

顾客惧怕出外用膳造成集体感染纷纷取消预约，结果是：2月10日，老板出了书面通知，要求员工放14天无薪假期。书面通知给出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以致经营困难”。所有员工都签了这份书面通知。餐厅同时还给了口头通知，说明如果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可以直接辞职，公司不会阻拦。原本按照雇佣合约上的规定，离职需提前1个月时间通知。

金先生平日早上在庙街一家茶餐厅兼职，中午至晚上则在中餐馆上班。由于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小女儿才1岁多，14天无薪假的打击太大了，因此他马上另找工作。 “我由佐敦走到长沙湾，每一家茶餐厅都进去问请不请人，大家都叫我回去等消息，心情真的很绝望。最后，一家附近的茶餐厅打电话回来，说雇我工作，你实在不会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就像听到天使一般……”

找到工作后，他在2月23日，即14日无薪假期的最后一日主动离职。不过，原本应该在7日之内结清的工资，会计部没有按时发给他。

由于其余员工都收正式通知后被解雇，金先生觉得，是因为他自行辞职招来经理层不满，才成了唯一被拖欠工资的员工。 “（公司）可能觉得，我虽然这样说，你竟然真的辞职！分区总监可能对我很愤怒。”于是，会计部以差一位经理层的签名、且该位经理生病为由，一直没有发放之前的工资。后来，因为一位分区经理的帮助，会计部转变了态度，在3月9号发放了工资。

中餐馆的人手减到原来1/4左右。餐馆按照厅面、厨师、清洁来分工，但由于人手不足，餐厅的4名厅面便轮流承担洗碗、清洁、打杂的工作。不过，后来似乎因为人手严重不足，还是聘了兼职。以下是金先生离职的中餐馆劳动力转变的情况：

 
楼面

厨师

清洁/洗碗

疫情前的人员情况

12个

5个

2个

三月份

4个

1个

0.5个（兼职）

疫情下的工资和工时变动

金先生十多岁开始在餐厅工作，一开始在厨房做学徒，但当时觉得工作不适合自己，于是转做楼面服侍客人，后来做过上海菜餐厅的部长、高级主任，一做已是十多年。相比一般饮食业员工，他工作卖力，下单送餐清理台面以外，还处理顾客投诉、跟食客打好关系、跟上司商量如何宣传餐厅，有时还乐在其中。因此，在老板眼中，应是模范好员工了。

这么一位员工在上扬期的工资和工时是如何呢？据金先生所说，他工资曾达17,000元，加上兼职每月帮补8,000元左右，可以赚到25,000元。

不过，这样的工资自然是以超长工时换来的。疫情爆发前，他早上6点便开始在茶餐厅兼职，一直工作至11点半，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半则到中餐馆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餐厅里。扣除下午3点至6点的休息时间，金先生每天工时基本为13小时，通勤时间约1小时。 14小时的劳动时间，已接近一人做两人份的工作了。

现在，金先生要保住工作也有难度。兼职的工作靠著人脉关系，还凑到三天的工作机会。至于在茶餐厅做店员，他没有透露工资多少。不过，保守估算整体工资应减少了1/3。金先生的工时却并未减少很多，仍然维持在每天10小时左右，亦即是：他的时薪下降了。

身为一家之主，这样的收入变化使支撑家庭更困难。 “我最讨厌那些人说香港人最钟意返工（香港人最喜欢上班）。我不上班谁付子女的开销？曾经在茶餐厅听到年轻人这样说，差点没忍住上前揍他。” 

我们请他整理一个任职饮食业的公屋四人家庭上月开支，结果如下：

开支种类

金额（HKD）

公屋房租

2,750

水费

230

电费

150

衣物

500

食物

500

卫生用品

0

子女开支

3,000

交通费

520

父母家用

5,000

其他

10,000

总数

22,650

“食物开支因为我在餐厅工作，自然少了许多。太太每天买减价时段的食物，也省了不少钱。不过，之前水电因为儿子停课在家而多了不少，于是我请父母来照顾他。”金先生说。

“卫生用品则靠太太在师奶（中年妇女）群组里找，真的不能少看她们，各种平价货也有。而且我在疫情全面爆发前便买了一些口罩，因此不用挨贵价货。”他稍带自豪地补充道。

那“其他开支”这个惊人的数目又从何而来呢？ “女儿的奶粉钱、尿片钱，买儿子的游戏，各种停课时的额外开支。太多细数了。”他解释。这样看来，即使夫妇二人省吃俭用，小孩的开支仍然令金先生一家颇为吃力。

“我们已经不是最受影响的了。之前经过深水埗，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住笼屋、劏房的失业户，难免精神挨不住的……”金先生忆述。

挨过这一关后的未来

找到新的茶餐厅工作，金先生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始终这里是地铺，附近有公共屋村，顾客比较稳定。商场的餐厅便不要说了，死得很惨。”然而，随著连锁快餐店暂停晚市，政府对食肆经营做出新限制，金先生担心传统饮食业将会再被波及。

跟一般接触到的楼面员工不同，金先生是某一类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人。 “楼面员工常常站立工作，而且有些食客吃相很差，有时还呕吐，因此工人处理很多客人的秽物，算是厌恶性工作，愈来愈少人应征。”他说， “不过，我喜欢服务别人和帮人解决问题当中的成功感。假如没有家庭负担，我想有自己的私房菜，亲自服务自己的食客。”

不过，在这一刻再谈及工作中的喜悦难免愈来愈难了。而且，就算挨过疫症这关，餐饮业的发展也多了许多未知之数。随著餐饮服务业人数更为短缺，一些连锁快餐店近年引入了电子下单和支付系统取代工人，一了百了解决人手问题。厨房内食物处理的中央和外判化则更有十多年历史。由此推想，未来餐饮业的招待工作会否愈来愈少？

金先生认为替代未必会到来：“中国内地海底捞的电子化确实吓惊了我。但相比内地，香港的情况未免太过落后了。因此可以反过来看，这是让员工有更多自行发挥的空间。”金先生提到一个例子：以往餐饮业要工人自己担整袋面粉上楼，近来的“进步”是，工人终于两人一起搬重物，而且有手推车，可见其发展的速度。

或许金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他正埋首和雇主一起商量如何增加茶餐厅的客人，期望以此减低失业的压力，餐饮业在疫情后的变动会如何发生自然未引起必要的关注。继考虑推行“禁酒令”后，一般食肆现时被要求限制入座率，以应对渐趋严重的疫情，金先生的生活将更为艰难。

中国企业在倒闭、减薪、裁员下复工，工人集体行动同步回升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大幅回升，无论是制造业、非制造业，还是综合PMI皆回升至52%以上，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6.6%。

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反映企业生产量等各类指标绝对值的变化，而只是反映企业生产的趋势。因此，3月份PMI指数约为52%，仅代表相比上月，中国一般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停止下滑，整体气氛有所回复。

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经济恢复情况，还可以参考《财经》杂志的调研。该调查访问的企业七成以上是小微企业，截至3月13日，复工水平超过一半的只有37.7%，人员到岗率不足50%的达到26.3%，35.9%的企业仍在停工，可见3月上旬，不少小微企业虽然复工了，但只是以一半以下的产能生产。另一方面，工信部在3月28日的数据则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到了98.6%，人员平均复岗率达到了89.9%。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爆发，部分企业虽然复工，却面临大批订单被取消的第二波打击。环球纺织的微信公众号表示，绍兴柯桥有78.4%的纺织企业表示订单在减少，64.8%的企业反映已有订单被客户取消。该文同时引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信息，指长三角、珠三角“真正有活干的只有30%左右，因为缺少订单”。

以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为例，财新网报道，由于当地企业取消服装及手饰业的订单，义乌一家以外贸为主的首饰加工厂马上受压。负责人表示，“从上周到这周以来已经有5%的订单被取消，哪怕没有取消的订单也在考虑收缩规模或延迟发货”，估计“全年30%到40%的订单会没有”。

经历两个月的疫情打击后，13.8%的接受《财经》访问的企业表示面临倒闭风险，41.9%的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将同比减少50%以上，约45%企业因此削减员工工资，近三成企业裁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复工，自然伴随著工人的抗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3月录得50起抗议，较2月9起抗议事件大幅上升。

当中，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服务业（23），其次是交通运输业（11）、建筑业（6）、制造业（6）及教育业（4）。服务业中，则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和医疗服务等行业为多。例如3月24日，河南省南阳市1919酒类直供员工便挂横幅抗议企业以疫情为由大规模拖欠工资及辞退员工，更曝光集团短讯指被裁人员恐怕达2000人。

疫情期间饱受压力的医护相关人员亦有零星抗议。山东淄博高新区荣德医院、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隔离点及宁夏慈安妇儿医院的员工分别发起讨薪抗议。湖北大学隔离点的的安保人员表示，官方政策的补贴是1000元/天，但安保公司实际给到的是250元/天。 “他们亲口承认国家标准给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洁1200元/天。中间这部分哪里去了？中介平台就算要收费，为什么收这么高的费？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此外，员工们表示，招聘时写明工作不接触隔离者，但实际是在（隔离点）内场工作。

环卫行业积弊已久的市场化问题则在疫情期间再次打击员工的生计。 3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环境卫生管理站拖欠140余名环卫工人1月份的工资。一名环卫工人向环卫站负责人讨说法时，却被告知“没钱发工资”。 “副站长说，我们是自负盈亏的，现在受疫情影响，商户都没开门，收不到垃圾费，也就没工资发。”该环卫工虽然得到工会帮助讨回了环卫站工人工资，但其后被秋后算帐，扣减了节假日的上班机会。没有加班费，环卫工人的生活将难以为继。

交通行业方面，多地出租车司机接连发起抗议，要求减免租金和承包费，以此度过新冠肺炎的难关。例如3月30日，河北省任丘市上百辆出租车便聚集在市政府门口前，要求减免疫情期间的出租车租金、降低年租金、以及为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续租的承租人无条件解除合同。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处境同样堪虞，3月13日，河南郑州一公司门前上百网约车司机排长队要求退车。据悉，司机每月租金3800元，虽然公司免了2月份租金，但是3月份生计仍然惨淡，连吃饭充电的钱都不够。有关出租车行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疫情下出租车行业处境艰难，司机诉诸集体行动求存》。

至于建筑业的工人抗议，最受关注的莫过于3月19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筑工被拖欠隔离补贴一事。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表示，他们冒著生命危险建好医院后即被安排隔离，然而隔离满14天后，仍然不被允许离开隔离点，中建三局则拒绝继续发放补贴。被隔离达一个多月后，工人终于忍耐不住，聚集起来讨要说法，其间发生推撞打斗，警察到场亦难以解决问题。

制造业员工则面对企业破产和拖欠工资的情况。 3月23日，广东省东莞市的泛达玩具被曝出拖欠工资，员工讨薪时被打。网上消息指出，东莞泛达玩具因外贸订单取消导致公司业务量骤减，资金链断裂。企业于是宣布结业，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不禁茫然地追回之前被拖欠的工资……

企业在复工复产的压力下，将新冠肺炎带来的损失转移到工人身上，中国各行业工人的抗议再次复活了。欲知工会如何处理工人在疫情期间面对的种种问题，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最新推出的《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第九期报告。

疫情下出租车行业处境艰难，司机诉诸集体行动求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三个月以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运输业作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行业首当其冲。而出租车、公交等客运行业，更要同时面对防疫风险与需求暴跌两方面的压力。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自一月末以来，共收录了十一起出租车行业的抗议事件。本文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与面临的困难。

受疫情冲击，出租车司机要求减免“份子钱”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集体维权行动高发地带，在过去15个月内，我们一共记录到73起与出租车行业有关的集体行动事件，占交通运输行业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往往与滴滴等网约车服务所造成的冲击相关。而在疫情爆发前，冲突主要与 “两权合一”有关。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出租车行业一度停摆，疫情逐渐受控后，出租车司机也面临客源减少、收入暴跌的问题。据《南宁日报》报道，南宁市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日均营收仅120元左右，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驾驶员无法出车正常营运，处于无收入状态。

春节假期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十一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事件。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颇为广泛，从辽宁、山东，到广西、贵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现了出租车司机抗议。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车司机要求公司与各地监管部门减免“份子钱”等费用，并在政策上予以帮助，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城、停工等冲击造成客户量与收入的暴跌，是全国出租车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

除油钱、车辆维修等成本外，出租车司机每月还需向拥有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公司支付数千元的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租金、“份子钱”、承包费等。若出租车司机本身不拥有车辆的话，每月需交给车主的租金也相当可观。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与商贩、店主等类似，即使在完全不进行运营活动的情况下，每月也有一笔数额颇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出租车行业的运营活动基本处于冻结状态。首先是二月份，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大都要求出租车行业停运以配合封城、封闭小区、以及延长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复工以来，全国各地低迷的经济形势以及依旧严格的出行限制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客户需求量暴跌。在如此严峻的经济与行业形势下，每月数千元的租金、“份子钱”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车司机们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收入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因此的哥的姐们自然选择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向公司与监管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与难题，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意识到疫情为行业所带来的困境，能够与司机们相互体谅，共度难关。

各地纾缓政策：减免“份子钱”发放油补

3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鼓励各地采取阶段性减免“份子钱”等措施，帮助出租车司机度过难关。经过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协商，多地均出台了减免“份子钱”的政策。据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间全国首个免除承包费和服务费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轮“份子钱”，惠及出租车14769辆，累计免除费用1.2亿元，这些费用由数十家出租车企业承担。

长沙、吉林、三亚、柳州等地交通部门及时发放2018年成品油价格补贴，为出租车司机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区交通部门，如沉阳、贵港等地提前发放2019年油补，以支援司机生活。

此外，杭州市设立了出租车疫情专项补贴，每车2500元，其中疫情严重的2月份补贴1500元，复工复产的3月份补贴1000元。广州市亦于2月按照市区正常双班营运车辆3600元每车每月的标准，向驾驶员发放综合生活补贴。

在工人集体行动记录的11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中，大多数出租司机的诉求都得到了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初步回应，表示会尽快研究以便拿出相关方案来妥善处理司机们的诉求。但在辽宁大连的案例中，当地一些出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司机们在疫情期间的困难，反而催促司机缴纳租金。

尽管出台了相应减免政策，仍有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车司机聚集街头，要求出租车公司减免全部承包费。柳州市燃油出租车承包费为130-140元/天，电动车是180-200元/天。此前，经市出租车主管部门协商，十几家出租车公司连续两次减免出租车承包费，规定2月份如未出车，可不缴纳承包费；阶梯式减免3月份承包费；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费。由于乘客稀少，司机们认为减免费用治标不治本，但公司坚持，退车需缴纳上万元违约金。

当天下午，柳州市运管部门和几家出租车公司高层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回应司机的集体行动，承诺5天内给出答复。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车公司发布公告，每辆出租车预支8000元油补，用于支付出租车运营的加气、充电等基本经营费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再发文件，决定继续减免承包金。文件规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费；如车辆停驶，则不收取当天承包费；5月份承包费收取标准待定。

中国劳工通讯致电柳州市总工会发现，当地工会办公室、服务中心、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对于这起规模达数千人的集体行动并不知情，而少部分对该事件有所耳闻的工作人员并不负责处理相关事件，也无意主动接触出租司机与相关人士。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总工会配合政府工作，主动调配财政资金、防疫物资，对当地运输企业进行补贴与帮助，例如柳南区总工会提供了九万五千元的防疫物资。

与过去集体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为出租车行业带来的问题并非以往常见的劳资双方的对立与冲突。在面对新冠肺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冲击时，司机、公司以及监管方有著共同的利益与困难，需求、收入的减少以及防疫的风险同时威胁著所有利益攸关方。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下，各地工会应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充分理解司机与企业的困境，促进制定适宜有效的纾缓政策。

激烈的竞争、“两权合一”与推行电动出租车

除去七起要求减免疫情期间“份子钱”的抗议外，另记录到四起集体行动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机间因“抢客”而发生冲突。其中两起事件发生在出租车司机与网约车司机之间，一起为出租车司机间的冲突。

另有一起要求“两权合一”的抗议。“两权合一”是指出租车司机要求明确车辆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将其统一划归给作为车主的驾驶员。过往的行政监管与法律条文模糊，导致作为出租车辆主人的司机们需要依赖于拥有运营牌照等准入资格的出租车公司。而拥有权力庇护的公司，往往通过各种巧立名目的费用，诸如“份子钱”、保险费来压榨辛勤劳动的的哥的姐们。与”两权合一”有关的集体性事件是过往两年交通运输行业抗议的主要构成。在经济衰退、客户需求暴跌的情况下，想必各类摩擦与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多。

此外，我们亦注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车司机团体表达了对各地政府近来大力推行、乃至强制推行电动出租车政策的担忧与不满。出租车电动化的政策，看似光鲜，为环保做出巨大贡献，但实际上电动车在很多一线的哥的姐们看来，完全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废品。比如对于北方的司机们来讲，当前电动车根本无法在冬天的低温环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换电动车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机们难以承受的。这些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千万劳动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与监管部门在积极推行此类政策时，如果不听取从业者与劳动者的声音与需求，而以官僚集团的利益为本位，就会激起劳动者的激烈反抗，造成双输局面。尽管目前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只是在言论层面表示担忧与不满，但若各地交管部门不及时调整政策的话，对出租车电动化政策的反抗可能会成为2020年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风暴已经近在咫尺，中国劳动者已经开始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出租车行业，乃至客运行业整体，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与压力，需要政府、企业、工会与司机们共同努力与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冲击与损失。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非正规工人的困境

在全球政治领袖们看来，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家居隔离这些遏制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显得愈加迫切。最极端的例子也许就是印度——这里，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保持社交距离给全世界工作模式带来巨大改变——人们将工作场所挪到线上或是在家办公等等。然而，即便在发达国家，这种简明转变的背后也暗藏特权，因为并非所有行业都能实现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只有那些家中拥有足够资源和支持（例如稳定的互联网）的劳动者才能居家办公。

自年初中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不难发现，尤其对那些能在公共卫生灾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岗位，离开原本的工作地点往往是种奢侈，例如环卫工人、送餐员、出租车司机、护士以及护理人员。这些劳动者对保持社交距离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批评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为期三周的全国封锁后，数百万移民工人离开城市，一个个令人心痛图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防疫措施应叫停了，与此同时，印度劳动关系的现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3月24日，印度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后，留给全国十三亿民众的时间只剩四个小时了，人们在慌忙中储蓄物资但还是赶不上关门的速度，而那些本来就处于边缘位置、仅能勉强糊口的贫困及弱势群体最终被国家政策抛弃。

如此决定性的政策并未考虑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政府的做法其实反映了其对劳工群体缺乏认知，在决策制定中更是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场所、招聘场所关闭期间，工人们没有收到来自国家领导层清晰且积极的保证，他们的焦虑加剧，别无选择只能徒步回家，从城市走回乡下。

此外，由于各邦边界封锁导致交通停运，工人们本已十分严峻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封锁城市、仅预留给民众四小时的反应时间，这严重影响了数亿低薪工人，如此将工人群体置于不顾不过是在政策制定和实践中突显了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特权。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规劳动者

迄今为止，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大多数人缺乏专业技能、收入低、没有雇佣合同（最多也不过是内容模糊的合同）、工作环境不稳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或福利安全网。鉴于地区差异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很难准确评估印度的非正规劳动者具体有多少。不过，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15亿非正规工人，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农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们工作于各个行业，例如建筑业、制造业（工作地点包括工厂、车间甚至家庭）、家政行业，还有人是街边小贩、废品回收工人、环卫工、餐厅服务员、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务以及各式运输的从业者。他们的工资通常按日结算，日薪从400卢比到1000卢比（约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攒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许多非正规劳动者甚至没有适当的银行帐户来存储他们的收入。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规工人是由季节性和循环性移民工组成，这些工人不会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许多人没有家人随行）；实际上，他们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转几次。毫无疑问，这一数量庞大、流动性高的群体给当局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但这也成了行政及监管部门经常拿来逃避责任的借口。不愿承认非正规工人的重要性，亦不愿在政策上及实践上让他们融入城市空间，于是，当危机发生，不论是对形势进行预测还是采取具体行动当局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城市的不稳定生活状况，以及不适当登记制度导致获取公共服务困难的现象正在蔓延；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高度相似，在制度上将农民工群体置于劣势。

疫情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工人对国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现出来的敌意和霸道、司法部门的冷漠无疑是根本原因。上级司法机关没有有效履行其宪法责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对移民工人的责任而受到批评。印度民主制度建立在机构问责制基础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严格的审视。

非正规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们深入思考种姓和性别问题。甚至在非正规劳动力中，最弱势及处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种姓的人，包括劳动在一线、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有部分被视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间，女工受到的严重影响来自社会中限制以及父权障碍两方面，尤其是那些从事家庭劳动和护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来：前进的道路

三周后，印度宣布延长封锁期至5月3日，这将对国民生计产生深远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基于印度政府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亿非正规工人将进一步陷入贫困。面对如此后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应相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印度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尤其是在税收和财政资源方面的情况，应对非正规工人的政策应该由中央政府来领导。

针对移民工群体的的调查表明，国家应将社会政策及支持系统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线、任由工人自生自灭。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决问题，疫情只是重申了这种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启动了为期四天的行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工数据库，为制定出一揽子救济计划做准备。该行动旨在收集各个领域的有关信息，并打算涵盖所有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尽管这听起来不错，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临时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当前经济体系之内，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几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让人担忧的是，政府可能没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紧缩政策。

印度国家能力较低，这意味著政府不得不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到有关非正规劳动者的实地工作中，从而根据具体行业的需求和要求制定计划和政策；这种合作确保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过去，这种合作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包括《知情权法案》及《农村就业保障计划》。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会几乎完全缺席关于非正规工人的对话和辩论，这只能强化人们对贵族或正规就业者享有特权的观念，而实际上，正规就业只占印度劳动力的一小部。

对于印度而言，要提升为最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时机。对非正规就业问题视而不见，或是简单地假装问题不存在，在此时此刻都显得不合时宜，是时候由国家承担提供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充当执行者了。

香港中文大学工会、学生反对清洁外包，组织员工改善劳动待遇

2018年，一班北京大学学生组成了北大工人情况访谈小组，进行为期十天的调研，了解校园工人的劳动权益、食宿生活条件等情况。受访303名工人中，超过九成属于外包单位、合作经营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工资只比当时北京市最低工资每月2000元高少许。

在香港，大学校园的情况亦不遑多让。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渐将校园服务外判（即内地所谓“外包”，指企业或公营机构委托承包人雇用员工，以此减低成本）。以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保安、清洁）为例，目前香港八间大学当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维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学寻找市场上的私人资本提供校园服务的结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资，并且不享受任何大学的福利和设施，一些大学更连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外包清洁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间冒更大危险工作

对于香港大专院校的外判问题，学生和工人曾经发起多次抗争，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员工及学生反对校方外判图书馆清洁服务、2017年香港浸会大学新旧外判商交接问题引发工业行动等。这次的抗议则发生在原来仍然维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学。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员工总会和学生组织中大基层关注组揭露，中大在去年绕过员生监察将校内厕所清洁服务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机、四人是清洁工。其中两名清洁工人以全职聘用，两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计薪，负责清洁校内六座大楼厕所及部分露天空间。

根据中大学生的调查，是次外判全职工友的工资（$13,000）比直聘清洁工的起薪工资为高。不过，由于外包工人每天工时更长，且每周比直聘员工需额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时薪低于一般直聘工。可以说，大学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资承担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外判清洁工并不受任何大学政策保障，因此一切医疗福利，以及疫情间的相关防护措施均与其无缘。 “疫情期间，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须工作2天，月薪不变。不过，外判工友则仍须工作六天，否则会被公司扣钱。”中大基层关注组的成员S表示。让直聘工友减少回校工作是考虑到社交距离及避免员工聚集，外判工人理应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与直聘工人共同制定合适的工作安排。但在现时安排下，外判清洁工需冒著更大的危险回校工作。

大学曾承诺永不外判　今绕过员生监察外包服务

以往，中文大学教学楼的清洁服务均由校方下属的物业管理处直接聘请工人。中大职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级表及加薪机制，亦可使用大学医疗服务。 2003年香港陷入经济低潮时，校方曾建议外包整个物业管理处，但遇到职员及学生的激烈反抗，最终校方承诺“恒常物业管理服务永不外判”。

不过，大学校方最终食言。这次，校方为了外判部分清洁服务，绕过2012年与职员及学生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校方以“外判合约期少于12个月，无须得到委员会事先通过”的豁免理由绕过委员会，无视外判方案准则上写明清洁及保安服务是“应该集中监察的高风险外判项目” 。工会及学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约结束后停止外判，将职工转为直聘。

工会、学生指校方外包无理　应改善直聘清洁工劳动待遇

中文大学校方表示，因为校园须清洁范围日渐扩大，部分职位出现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担额外工作量”。校方称外判是“万不得已且暂时做法”，并会继续招聘直聘员工，请到人便会减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说法更像是外判服务的托词。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大校园职工人数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会及学生均指校方须检讨有关职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决问题。

招聘不足的问题明显是校方自身的失误。中大员工总会主席Ann提到，大学一些部门均能聘请清洁工，看不到物业管理处难以聘请员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因此不愿全职工作，或者纯粹是大学招聘方式有问题。”Ann表示。基层关注组成员S则提到，有工友向他们表示，不少人曾应征清洁工职位，但均没有成功。校方所谓“招聘困难”说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属实，工会也不认为应该外判服务。现时，中大直聘清洁工的起薪点比同校其他部门、社会上其他基层工种为低，只有$11,900／$12,614。根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12月《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许多基层工种的平均薪酬均超过$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员$13,647、侍应生$14,818。直聘清洁工更要轮班并于假期及台风期间工作。工会认为这是使员工流失到其他部门的原因之一。

“中大现时以职级较低的二级校役聘请工人，应该划一以二级工人聘请，让整体员工得益。”Ann说。物业管理处一般工种、书院宿舍及不同部门（专业进修学院、体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学系）的职工皆以“二级工人”职级聘请，惟庶务组清洁工编制上却属于“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级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则出自校方的管理问题。虽然直聘清洁工有轮替制度，但由于清洁厕所人手持续短缺，无法实行轮替，部分职工便需要长期担任清洁厕所的厌恶性工作。令情况更差的是，校方不设替更制度，亦使员工请假时，其他同事要透过增长工时完成工作。

由此可见，外判清洁服务不仅造成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使一部分员工沦为保障不足的二级工，同时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继续忽视直聘员工本身面对的种种问题。工会和学生均指出，正确的出路是停止外判，并且改善校园直聘清洁工的劳动待遇。

清洁工外判事件或成组织工人的开始

此次清洁工外判事件，对工会而言是组织直聘工人的切入点。工会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触工友时，让更多员工加入工会，推动更多人争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问题。不过，她表示现时要组织直聘工人反对中大外判困难相当大：“现时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两天，工会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与工友见面倾谈的机会比以前少。”

学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时，发现不少清洁工均对外判一事非常关心，担心一旦外判清洁服务得以落实，会逐步扩大并威胁到自己的生计。“直聘员工的警戒近年来有所放松，加上近来的社会运动和疫情也令工会干事相当疲累，对校园的关注变相减弱了。大家其实也需要一点新的冲击。”Ann说。

大学校园日常保养服务的外判化确实需要改变，中文大学此次工会和学生发起的调查、抗议和接下来的工友组织，有机会成为其他大学反对外判的起点。中国内地高校工人的劳动调查在2018年后便告沉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和工会这次的行动，也可以成为内地学生结合工会推动改善校园工人劳动待遇的参考。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共同抗争

今年五一劳动节，中国劳工通讯在聚焦中国工人抗争的同时，也放眼全球，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工人群体对自身健康及生计的维护。

1月23日，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开始实行封城，这也预告了在接下来新冠病毒蔓延的数月里，世界各地工人群体将经历些什么。

医护人员以及包括环卫工在内的关键岗位即刻遭受巨大压力，他们超长时间持续工作，却面临防护用具不足的问题。不称职的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使情况更糟，他们的不作为将工人及病人置于险境，一线劳动者的处境变得尤为恶劣。

由于旅行限制和供应链中断，工厂工人往往被困家中而没有工资收入。能回到岗位的工人也面临著感染风险，尤其是企业常常未能保证足够的防疫措施。

人们对食品和其他日用品送货上门服务的需求激增，但与此同时，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使仓储及零售工人、快递员及顾客面临风险。送货员只能冒著受感染的风险继续工作，否则，他们将失去生活来源。

随著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伊朗、印度、欧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工人也面临著类似的处境。不论何地，通常都是移民工人、少数族裔等社会底层更深刻地感受到传染病带来的影响。

在纽约，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高达白人的两倍。而在新加坡，绝大多数新冠肺炎感染者来自30万低薪外籍劳工群体，这些工人被迫住在拥挤、卫生不达标、远离民居和商业中心的工人宿舍中。

在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封锁使四亿非正规工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贫困，最弱势及处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种姓的人，包括劳动在一线、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部分被视为低下及禁忌。

不过，面对疫情的肆虐，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都作出反抗，并决心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利益。在武汉，建造临时医院的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后采取集体行动；在陕西，医护人员要求院方支付承诺的补贴；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提出减免“份子钱”的诉求。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成功迫使雇主和地方政府做出让步，尽管官方工会在其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2月，香港数千名新加入工会的医护人员要求政府关闭与中国内地的关口，以阻止新冠肺炎在香港大规模爆发。3月，当疫情转移到意大利时，当地工会以发动大罢工为谈判筹码，要求确保关键岗位上的工人得到保护。针对恶劣的工作条件、有限的防护以及感染风险，西班牙、法国和波兰的亚马逊仓库工人呼吁发起罢工行动，现在他们在美国的同事也纷纷效仿。

全球各地工人已经展现了他们以行动保护自身健康及生计的能力。在许多国家，工会通过向雇主和当局施加压力，在支持工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最终也赢得了宝贵的让步，不过，捍卫工人权益仍任重道远。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更要加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有力地捍卫工人权利，支持全球工人的斗争，并确保工人的声音继续被大众听到。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今起施行，能否根治欠薪顽疾？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于2019年12月4日通过，自今日（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七章六十四条，力图解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顽疾，并就欠薪高发的工程建设领域设立了特别规定。

《条例》明确了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并依据属地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条例》还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监管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程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等各自承担相应监管职责。

2019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收录了1,386起工人抗议，其中约84%涉及工人讨薪。建筑行业仍是重灾区，包揽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3%，且与拖欠工资相关的多达99%。针对建筑行业根深蒂固的欠薪问题，《条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一是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条例》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开设专用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银行账户，将人工费用从工程款中剥离出来，并要求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拨付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二是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层层分包现象，采用总包代发工资制度，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发放至农民工银行账户。三是用工实名制度。要求施工单位与所有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实名登记农民工身份信息、岗位、考勤、工资支付情况等信息，解决建筑工人流动性大、用工确认及工资核算难的问题。四是设立工资保证金，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规定在开工前缴存工资保证金。当出现拒不支付或无力支付工资时，可启动该资金清偿工资。

实际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用工实名制、工资保证金等措施已落地多年，《条例》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提出了根治欠薪时间表，到2019年底要基本实现农民工实名用工、按月发工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全覆盖，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人社部、住建部从2017年起试行推出了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2019年1月，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记录的在册工人数已逾300万人，至2020年4月底，在册人数实现倍增，超过731万人。然而，这一数字仅占我国五千多万建筑业农民工一成多，远未达到2019年底农民工实名用工全覆盖的目标。

据介绍，一些大工地已实行用工实名制。《南方工报》报道，中铁二局西江国际项目部自上而下设立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领导小组，项目部通过“严把实名管理、合同签订、现场考勤、工资发放”四个关口，精细化管理农民工实名制工作，并设有负责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的专员。

没有劳动合同是建筑业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实名制用工有助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然而工地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也不少。有建筑工人表示，进场就要求实名登记，并发放门禁卡，门禁卡上有姓名、工种等基本信息，每天进出工地工作都要打卡。但签订劳动合同时，工人被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且签完字后合同即被统一收走。订立劳动合同与用工实名制尚未有机结合。

建立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按月发工资，对大多数建筑工人仍遥不可及。据了解，大多数建筑工人仍按季度或工程进度获发工资，而每月领取少量生活费。有工人讲述，工地确实按月发放工资，但包工头随即要求收回工资卡并索要银行卡密码，取走工人卡上的大部分月薪。从账户上看，工资的确按月发放，而工人实际并未拿到工资，工人更担心如果将来发生欠薪纠纷，工人将缺乏有力证据。《条例》明文禁止扣押或变相扣押农民工银行卡，其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正逐步显现，倒闭、裁员、欠薪事件层出不穷。2月1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农民工披露被拖欠工资多日且工地缺乏口罩防护。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我们把钱先给分包再给班组。目前正在了解情况，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随著国内疫情缓和及生产生活的逐步恢复，3月，建筑行业显现复苏迹象，《条例》的执行将进一步遭受考验。

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撰文指出，单一依靠技术手段不能解决工人权益问题，实名制等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缺少工人的话语权和参与。同样的，《条例》对于用人单位、用工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职责作出了详细规定，但鲜少体现工人的主体性。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第八条和第五十一条明确了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工资权益中的职责和义务。中国劳工通讯此前发表的建筑行业研究报告指出，建立行业工会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重建工会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组织者的身份，通过集体谈判，逐步解决建筑工人被欠薪、缺乏劳动合同和职业安全保障等问题。

被羁押15个月后，五名劳工人士获释

2020年5月7日晚，五名劳工人士张治儒、吴贵军、简辉、宋家慧、何远程回到家中。他们于2019年1月21日被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他们的家属已经确认，五人已安全到家，且状态良好。

五人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经不公开审理，张治儒和吴贵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简辉、宋家慧和何远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据悉，五人实际于4月24日获释，但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他们接受隔离14天后才回到家中。在5月7日他们回到家中前，家属并不知道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并判决，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获释。

去年五人于深圳被捕后，家属为他们聘请了辩护律师。但由于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干扰，五人的律师无法顺利进行辩护工作，被更换为法律援助律师，家属无法及时获悉他们的案件进展情况。

尽管五人获释是非常可喜的消息，但必须强调的是，仍有其他数名劳工活动人士处于某种形式的羁押或行动受限之中，以及获释的五人无法继续从事其宝贵的工作——帮助有需要的工人。

本周四获释的五人是201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

吴贵军作为一名劳工维权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众视线，当时，他正在深圳的港资迪威信家私厂组织工人，抗议资方拒绝就计划中关闭和搬迁工厂的赔偿问题进行讨论。其后，吴贵军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无罪释放（见下图）。从那时起，吴贵军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工维权人士，专门帮助工厂工人争取社会保险和其他应该享有的劳工权利。

张治儒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劳工人士之一。他曾在家乡湖南的建筑工地及生产线上工作多年，其后，他于2007年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该机构在2010年后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指导数千名工人通过跟雇主的集体谈判争取权益。2014年，张治儒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甚至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称赞。

简辉曾为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何远程曾任《集体谈判论坛》编辑。宋佳慧曾是广州利得鞋厂的工人，在利得鞋厂的抗争中她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该次谈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近年来最成功的集体谈判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功都是在中国官方工会缺位的情况下取得的。多年来，劳工NGO和劳工积极分子做了本应由工会做的工作——组织工人，代表工人和雇主谈判。目前，受疫情影响，劳资冲突频发，更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保护工人权益。

订单减少、取消加班、裁员——新冠疫情下缺乏信息与组织的服装厂工人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时，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3小时，比3月份减少0.5小时。宏观数据微小的起落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无数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区一家服装厂的工人自二月起，经历了延迟复工、被放无薪休假、被辞退、只能在小型工厂打临工等一系列状况。

在疫情爆发前，这间规模三百余人的服装厂主要接外贸订单，工人每个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资两千元以及加班赚来的补贴两千元，合计四千元左右，订单数量多、加班时间长的时期，工人也可能一个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随著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全球制造业需求大幅下滑，国外客户不得不削减订单，使得制造业内人力供过于求。这家在珠三角地区经营了七年有余的服装厂也未能幸免，订单数量降到了零，工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 

工厂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愿”的无薪假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的规定，该服装厂原本计划让工人们在2月10日到岗，但由于疫情依旧严峻，增添防疫物资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工厂管理层决定将复工复产押后，在二月份余下时间继续停工。为了说服工人停工一个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资，老板首先找到办公室人员表明意图，再由办公室人员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厂自上而下、一层层帮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讲明工厂现时确实没有订单的困境后，工厂以询问大家“愿不愿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难关”的方式，说服员工签下了自愿放无薪假的纸质通知。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劳动法只对带薪休假制度设有明文，而对无薪休假制度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因此，企业在开始放无薪假之前，往往会通过让员工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和员工“达成一致，从而规避可能的风险，疫情中的服装厂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国劳工通讯访问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工人往往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较为缺乏长远的考虑。“工人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著老板啊，其他人见到这些工人签了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也签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签署了工厂的纸质通知后，羊群效应之下，其余工人也纷纷同意了工厂二月份放无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觉得自己二月份也确实没干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资了”。

当工厂工人行动不统一时，工人们难免陷入随大流的情形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工人们对劳动者权益不甚清晰，在劳资协商出现时也没有现成可寻求的帮助，工人们在“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之外并无多少选择。

订单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时间减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愈来愈多中国工厂订单被取消，工人复工但没活儿可干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占有高达28.4%的份额，而制造业订单减少直接将工人们置于被裁员的境况里——这也是此次受访珠三角服装厂的近况。

为了应对没有订单、盈利减少的情况，工厂老板在放无薪假、取消加班后，又进一步决定裁员。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员的局面是工人们所未料到的，“工人签了（无薪假）协议之后，老板又开始讲之后的事情了。”不论被裁与否，服装厂工人的工资都受到巨大影响。

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由底薪和加班补贴构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头，本来“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时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仅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

正是因为工资减半带来的巨大冲击，工人们在老板再提出裁员的时候并没有坚持留在原厂，“工人们想著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著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该知情人士这样解释。拿到足够支撑自己生活的工资、尽快有活儿干始终是工人们的首要考虑，至于老板是否遵守劳动法的规定，是否提前一个月通知工人终止劳动合同或给予经济补偿，工人们并不怎么考虑。

究其原因，工人们一方面对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只要换一间工厂，工资随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还觉得自己有技术呢，比如一些车位工人，服装厂也以车位工为主”，然而专业技术在疫情面前也没有地方能发挥。据悉，现阶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数在几十人规模的小型工厂开工，这些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供应国内小型订单，业务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厂自然无法比，在这里的工人们做完一单，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笔订单要等到什么时候。纵使可以开工，工人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工，工资仍与疫情前相距甚远。

缺乏信息与缺乏组织的工人群体

在关注服装厂工人工资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该服装厂在疫情下的经历也体现了工人长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组织的困局。

首先，工人们低估了疫情给全国经济和自己所处行业的影响，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此时再次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情况不会和疫情前有过大差别，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难，他们才发现就业行情前所未有得差。应该从何处获取更及时的行业信息，又可以从何处寻求求职、转工的建议，对工厂工人来说无疑是空白状态。

其次，当老板试图对工人既有权益作出变更时，工人们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开始就选择妥协，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够集体行动，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统一回应资方的要求，工人们的被动处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样是面临工作时间被削减、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装厂工人选择了以罢工作出回应。位于越南南部同奈省边和市Long Binh工业区的日资服装出口公司在没有给予工人任何经济支援及求职帮助的情况下解雇员工，工人于4月27日及28日发起罢工，该工业园区的工会为此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最终企业决定以削减工作时间代替裁员。5月，位于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业区的港资服装公司决定在接下来一年停掉所有员工福利，约900名工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该工业园区工会也介入其中，资方最终让步，同意每两月发放一次工龄奖金，并承诺削减员工福利只是临时措施，当情况好转时，将恢复其余奖金。

由此可见，工人若能主动发起行动与资方进行交涉，工会在其中发挥组织、协助的作用，纵使疫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困难，雇主往往也能够作出让步，在企业利益和工人权益中找到平衡点。反思此次广东服装厂裁员事件，工会有效地代表组织工人，才能在劳资冲突抑或经济危机时期给予工人最切实的保障。

半个月内8起塔吊坍塌，中国塔吊司机成最高危工作之一

自5月14日起，中国各地已连续录得8起塔吊倒塌事故，地点不仅包括内陆的湖南、安徽、四川和云南，还包括沿海城市山东潍坊和浙江富阳。由于欠缺跟进报道，不少事件只写了“有人伤亡”，中国劳工通讯无法统计实际死伤数字。

最为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山东省潍坊市。 5月22日，潍坊“城投·奥文公馆”建筑工地一座塔吊在施工过程中突然倒塌，并撞塌附近另一座塔吊，导致大范围崩塌，过程恐怖。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安置房工地亦发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崩解的塔吊覆盖了整个工地。事故中一名工人伤重不治身亡，该工地已停工。

工人在另一些事故中则侥幸拾回性命。 5月21日，湖南长沙梅溪青秀幼儿园东北角正在施工高层楼栋的塔吊疑因超载倒塌。万幸的是塔吊倾倒时驾驶室挂于阳台上，司机于是从塔吊进入施工楼房幸免于难。

塔吊事故通常被报道的起因，是司机违规使用塔吊、或吊载超重的建筑物料。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据微信公众号“大汇”的报道，以往塔吊司机多是本地人，通常一台塔吊由2-3名司机轮班，所在租赁公司或施工单位也是国有企业。但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动经济活动后，民营租赁公司乘势崛起，大量农民工成为塔吊司机，司机的培训上岗亦同时出现问题。

例如，塔吊由多人隔天开变为一人单独开，增加了司机犯错的风险；新成为司机的学徒则因收入被压榨和想磨练技能而疲劳作业；劳动力的竞争又使老一辈技师离职，变相提高了新晋塔吊工的比例。各种问题的堆叠，使塔吊司机成为特别高危的工种。

另一方面，塔吊行业的分包制度同样令工人的安全保障受损。施工单位把安全风险和用人成本转嫁给塔吊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又将雇用工人的责任外包给“二包”，亦即管理公司和包工头。这样的制度不断压低用人成本，同时使事故赔偿、社会保险等支出随之而流失。近年民营租赁公司的竞争愈发激烈，行业利润剧减，工人在法例上享有的保障也首当其冲被牺牲。

在条文上，中国制定了详细的法规和管理条例来规范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的安全生产，塔吊作为建筑工地的特种设备受到重点监管。按照规定，塔吊司机必须考取和持有各地住房及城乡建设厅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方可上岗。

但实际上，工地对塔吊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不严，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管含混，塔吊工的情况长期未有改善。最为夸张的情况，莫过于部分塔吊的质量存在问题。塔吊租赁公司为了压低成本与同业竞争，未有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老化的机器。塔吊出现裂痕、螺栓松动、节点出问题等均有出现。

2018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国塔吊司机罕有地发起了跨省抗议。早于当年4月，微信公众号“塔吊工会”已发布了“塔吊行业联名请愿书”，诉求主要围绕工资待遇低下、工作强度过大、经常被拖欠工资等问题。虽然抗议很大程度被压制了，塔吊工会的微信号亦被封杀，但从近日接连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见，工人面临的问题未有纾缓，真正的工会仍未作出应有的行动。

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解决建筑行业诸多问题中的作用，请参看中国劳工通讯研究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我国建筑行业40年之“法外运行”及其出路》。

联合工会与妇女委员会，印度Arvind制衣厂工人的集体行动

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后，全国范围的封锁开始实施——工作场所关闭、交通工具停运，本来就处于社会边缘位置、收入勉强糊口的工人群体，只能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往远在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家乡步行。

在封锁之下的卡纳塔克邦，位于班加罗尔西南的Arvind制衣厂发出自行解决交通问题否则等同放弃工作的通知，由于工厂不再提供通勤服务，厂里约150名工人不得不自行解决150公里上下班交通问题，这些因交通问题而难以复工的工人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两个月封锁期间的工资也被工厂拖欠。面对自身权益被侵害，工人们选择寻求工会协助，通过一系列联署、抗议、谈判，让资方最终做出了让步。

交通与工资，封锁政策中印度工人的最大忧虑

在一份5月16日至18日的调查中，参与电话访问的82名纺织厂工人们在疫情封锁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十分集中：工资待遇和上下班交通的改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最大阻碍。

访问中，没有收到四月份工资的工人高达63%，而其余收到工资的，也只拿到了正常工资的一半或更少。不过，即使是缩水的工资也得来不易，只有决定在五月份复工的工人才能拿到。工厂重开，但工厂提供的通勤服务以及城市交通并未完全恢复，这意味著工人们要上班，要么需要步行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要么就得自掏腰包，合伙租下在封锁期间涨价的货车。因此，工人们陷入了不上班就无法维持生活，但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又难以解决的两难之中。

在印度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厂Arvind，工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该企业常年为H&M、GAP、Tommy Hilfiger等诸多国际品牌供应货品，除服装加工外，还开展污水处理、地产、电讯等诸多业务，其位于班加罗尔西南的外销工厂就有上千名制衣工人。

然而，封锁政策让该工厂在四月份完全停滞，五月复工后，工厂中的150名工人却因无法去到工厂，而收到管理方威胁辞退的通知。不过，Arvind制衣厂的工人们在没有收到四、五月份工资，交通问题仍未解决之时，决定以集体行动作出反抗。

团结起来，工人联合行业工会、妇女委员会行动

6月4日，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The 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 KOOGU)代表工人们公开提出了诉求——“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工资”，工会不仅将工人们的情况反应给了卡纳塔克邦政府的劳动部门，也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寻求劳工组织的关注。

两日后，工人们将行动升级，在位于班加罗尔西南Arvind工厂门口以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工厂甚至已经在招募代替我们（这些没办法去到工厂的工人）了。我们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每天向我们的邻居讨食物吧。”来参加抗议的工人们既愤怒也无奈，他们认为工厂没有履行招聘时对员工的承诺，“招聘的时候，Arvind制衣厂承诺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资待遇，以及上下班的交通服务。是他们说服我们选择这份工作的，甚至有工友辞掉了上一份工作来到这里。”

在印度纺织行业女性工人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率先对工人集体行动作出回应的便是卡纳塔克邦妇女委员会（Karnataka State Commission for Women, KSCW）。当日上午11点，委员会主席来到静坐现场，探望这班劳动权益受损的工人们。

 妇女委员会的出现迫使工厂管理方出面，与工人们进行对话。经过工人代表与资方在周末的谈判，妇女委员会在其中协助起草书面文件与资方沟通，劳资双方终于就工资和交通两方面达成一致——工厂支付两个月封锁期50%的工资，对于交通这一工人复工的最大障碍，工厂也承诺承担从各村庄到曼迪亚县，以及从曼迪亚县到班加罗尔工厂的全部交通费用。

不过，6月10日，当工人们拿到工厂出资购买的巴士通行证，六点钟就去到车站等巴士时，却被告知每个车站最多只能上两位乘客。一班工人仍然无法去到工厂，“我们没有吃早饭就站在那儿等。公司现在也不理我们。如果能和疫情之前一样，有公司的班车，那我们就能去到工厂，还能有时间吃早饭。”一位工人这样说。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KOOGU) 表示会继续组织工人，让工人能够抵达工厂复工，工厂已作出的关于工资的承诺，他们也将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实施情况，让Arvind及相关国际品牌承担起应有的企业责任。

当我们环顾印度整体劳工环境，情形不容乐观。五月，北方邦率先出台条例，豁免邦内劳动法的适用1000日，并将一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延长到72小时。其后，近10个邦陆续出台劳动法修订或豁免政策。劳动法的变化，也让工人群体的权益再次陷入不确定的境地，本就数量庞大的非正规工人的生活也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卡纳塔克邦于5月22日宣布，所有劳动法规在接下来三个月不适用，尽管该政策尚未完全实施，但工人可能陷入更困难的境地。也正是在劳工环境恶化的此刻，行动才显得更加重要。Arvind工人会继续联合工会通过抗议、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减薪与裁员：疫情期间，白领遭受职场至暗时刻

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三成白领被裁员，大多数白领遇到工资缩水、涨薪取消或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等问题，仅约两成受访者表示未经历任何职场冲击。 

尽管智联招聘的调研范围有限，报告结果仍进一步质疑了政府官方发布的失业数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期间保持平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

智联招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有30.68%受访白领在疫情期间经受了裁员，37.34%白领被减薪，27.97%遇到工资延迟发放问题，20.89%受访者涨薪被取消。减薪、裁员现象较为普遍，相比之下，年长白领更容易被裁员，而年轻白领更容易被减薪。近4成70后受访者表示已被优化，约38%的90后和95后受访员工被降薪。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服务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亦大致反映了报告所调查的员工——占据了今年以来记录的大部分工人集体抗议。

报告指出，工资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与服务行业，而实体经济产业链裁员最多。从事文体教育/工艺美术的白领中，56.42%表示工资有所缩水，其次是48.51%的服务业与44.11%的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裁员现象频发的行业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为首，占比均超过36%。

这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基本相符。今年以来，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的所有事件中，约52%的事件发生在服务、教育和交通行业，而制造业仅占工人集体抗议的15%。例如，5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美联英语经营困难，拖欠工资，员工讨薪。6月2日，江苏省如皋市，一物业公司拖欠工资，员工讨薪。以及最近，6月16日，辽宁省盘锦市，马头琴演艺拖欠工资，员工讨薪。6月18日，广州市广州市，一驾校拖欠工资，员工起诉公司讨薪。

服务业的集体抗议事件绝大多数与欠薪相关，且往往发生在规模相对较小、财务不稳定的企业，如商店、酒吧、健身中心等。

这些小企业的员工通常没有工会代表，因此他们别无他法，只能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不满。即使他们去当地工会寻求帮助，也很可能被转到当地劳动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

官方工会似乎完全与白领的需求脱节，尤其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司或行业寻找兼职以谋生的情况下。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32.5%的受访白领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而就职于100人以下小微企业的白领更多体验了斜杠生活，占比达到36.61%。相应地，近6成白领希望政府能够鼓励与保障灵活就业。

中国的白领员工确实有一些工会，如公立学校、医院以及国企通常建立了工会组织，一些私企和外企员工也呼吁组建工会以保护员工利益。但目前企业工会往往更倾向于资方，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帮助兼职、临时或灵活就业员工。

六月工人集体行动数字超疫情前水平　工人向工会求助却被转介人社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内地封城，经济活动陷入停顿，曾经使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的罢工抗议事件大幅回落。然而，随著不同行业于疫情缓和下复工复产，以及急需工资收入养家的农民工被迫重新出外打工，6月的抗议事件已回升至89起，超过今年1月的总数。

上月地图收集到的抗议事件以江苏（13起）和河南（10起）两省最多，其中前者较多发生制造业抗议，后者则以建筑业事件为主。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不少制造业厂商出现倒闭和欠薪的情况，激起员工抗议。相比1月时只收录到7起制造业抗议，6月收集到的案件增至21起。其中，服饰行业抗议以口罩厂为主，在6月发生了5起。口罩工厂在疫情爆发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但随著疫情缓和，大量工厂加入市场造成生产过剩。口罩囤积，单价急降，使部分工厂出现欠薪和倒闭。详情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本月的电子月报。

其他制造业的抗议还包括电子、机械和食品加工业等。 6月13日，江苏省苏州市，富士影像拖欠工资，引起百多名工人抗议，从现场视频可见，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发文者指有工人被打伤。 6月17日，从事食品生产的广州如奇生物有限公司也被指拖欠数十名员工工资，共十几万元人民币，工人在维权过程被殴打辱骂，警察到场后却只要求相关人士道歉草草了事。

服务业抗议的数字则与1月持平，共有15起。该行业的抗议一般分布于住宿餐饮业、零售业和体育休闲业等，多属小型抗议。湖南省岳阳市的一起餐厅讨薪可说是当中的典型。据岳阳日报报道，一家名为“绿食轩”的餐厅虽然在疫情平伏后复工，但该餐厅并未补发员工一月份的工资，而是马上裁掉10多名员工。考虑到生意大受打击，这些员工都无奈接受裁员，只希望拿回欠薪，岂料老板不但拒绝，还威胁任何人有异议的话会直接关门，劳资矛盾因此迅速升温。留下的厨师支持被裁厨师讨薪，老板于是停止营业，继而激起所有工人讨薪。然而，疫情间掌握了工作机会的老板始终有更大力量：老板虽然在政府监督下作出口头支薪承诺，不过其后又马上反悔，走投无路的厨师们拦在老板车前讨薪。

建筑行业的示威抗议仍然占比最高。大部分拖欠工资的项目皆来自基础建设项目工地，拖欠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并非近期的新事。疫情使这些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因而讨回长期拖欠的工资便显得更为迫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建筑项目为例，企业拖欠工资的数额已超过100多万，一共涉及70多名工人的生计。工人们表示，由于疫情期间不能外出打工，拖欠的工资已经对工人生活造成严重问题，有工人甚至想轻生：“事态严重，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已经上升到社会问题，国家响应保护农民工工资问题，政府却放置不管”。

由于工人的抗议数量增加，政府介入和劳资谈判的调解方式也同步上升了，在6月份收集到的个案中，约两成有政府介入，一成牵涉工人与资方的谈判协商，以行业分类的话则仍是建筑业最多。不过，政府介入也不见得收效。 6月1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班农民工因为中建二局项目部拖欠工资几个月，由政府人员出面到项目部协调工资，结果二局项目部不闻不问，使员工在门外呆等。 6月30日，山西省阳泉市元承建业“三供一业”改造项目的外包工人也因为欠薪，连番向信访局、劳动局求助，然而劳务公司仍然以协商拖延，工资问题迟迟未解决。

无论是疫情期间非常时期，还是常态之下，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不受侵害，以及一旦发生侵权之后的维权过程中，应该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劳工通讯就阳泉市“三供一业”项目的欠薪问题致电当地工会。据当地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与平时工人只找政府劳动部门的情况不同，这次遭拖欠工资的工人曾经到工会求助，并获得接待。不过，工会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难以解决工人燃眉之急，于是建议工人直接找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值得一提的是，阳泉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与讨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以备不时之需。中国劳工通讯向阳泉市总工会建议，今后遇到工人维权求助，工会应该往前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与工人一起找相关企业和劳动行政部门，从而增加工人维权成功的几率。

阳泉市“三供一业”项目欠薪问题，也暴露了农民工长期被工会忽略的问题。阳泉市总工会表示，负责此次“三供一业”项目的元承建业建有工会，归属于“工交建通”工会之下。但该工会只组织了建筑公司正式职工加入工会，而在企业外包给劳务公司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则不能加入工会。

对于组织农民工加入建筑行业工会以捍卫利益的出路，不同的工会职员均含糊其辞。阳泉市总工会开展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就“三供一业”项目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资一事，是否会减低工人参与这一活动的积极性，工会人员表示“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工会主办各类主题活动，应该以一线工人的积极参与为重点，以活动产生的效果为目的，而不应只是走形式，完成一定的量化工作任务，对上级交差。

柬埔寨对水泥的高需求将工人推向险境

众所周知，柬埔寨的建筑工人面临诸多工作安全风险，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广泛报道。但水泥行业工人所面临的危险较少为人所知。为柬埔寨新建的购物中心、摩天大楼和卫星城市提供原材料的水泥行业由不负责任的中资企业主导，这些公司急于从柬埔寨的建造热潮中捞金。在柬埔寨南部贡布省，Danielle Keeton-Olsen和Mech Dara*调查了对水泥的狂热需求是如何将工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

5月29日，就在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60岁的VarSruoch听到了工地周围石块掉落的声音。他的四人小组当时正在贡布省Phnom La’ang陡峭的山坡上钻取石灰石。Sruoch和一名同事在离钻井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休息，发生山体滑坡时，二人逃了出来，但另外两名工人被困住了。 

Sruoch在逃跑时回头看到巨大的石块坠落在之前二人站立的地方。他说：“我回头看著，心想，‘这些石头掉下来，那两个人死定了。’”死去的两人，Kun Ral和Nheub Saron，不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表弟。

过去十年间，Sruoch一直断断续续在水泥行业工作，现在他已经退休。他在这行留下的一个纪念是一件牛仔衬衣，上面印有中国建筑材料集团的八角形红色标志和“中柬华盛”的文字（见下图）。他说这是Ral和Saron去世那天公司经理赠送给他的。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连续9年登上《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2019年排名203位。截至2019年底，资产总额6000亿元，年营业收入3900多亿元，员工总数20万人。据官网介绍，“中国建材集团是我国建材行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水泥玻璃工程国际市场占有率达65%”。关于企业文化，中国建材“把实现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追求，努力追求‘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柬埔寨五家注册水泥企业通过与泰国和中国企业合资，跃升为行业龙头。位于西部马德望省的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 Ltd.）是柬埔寨富豪与香港海螺国际控股的合资企业。而位于贡布省的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 Cambodia Cement Chakrey Ting Co. Ltd.）则主要由上海上市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并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

Sruoch，Ral和Saron就是在中柬合资企业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Thai Boon Roong Cement）的一个外包小组工作，负责在Phnom La’ang分解石灰石。泰文隆水泥厂位于贡布中柬（泰文隆）工业经济特区，是特区内第一家企业。另一家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的单位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是特区的产业规划编制单位之一。

作为中柬合作的标志，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部分内阁成员出席了特区开园仪式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仪式。矿产能源部在泰文隆投产典礼上夸赞，该厂日产水泥2500吨，将使柬埔寨水泥年产量提升至800万吨。

为了满足水泥生产需求，每天开采和加工4000吨石灰石的任务由另一家在柬埔寨注册的合资企业——中柬华盛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该公司董事长是一位名叫莫韬的中国人。然而，该公司的注册地址似乎并不存在，其柬埔寨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水泥行业这种由大量不负责任的企业和分包商组成的庞大网络，令本就缺乏训练的柬埔寨政府检查人员大感头痛，他们往往完全忽视分包商。

尽管法律规定要进行劳工检查，但劳工权益组织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项目经理Khun Tharo说，实际上很少进行检查。

Tharo说：“人们担心的，一是劳工检查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二是腐败，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检查员去做那么多检查。”

Tharo表示，无论是在水泥行业还是更大的建筑行业，劳动和职业培训部往往只对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故作出反应，而非主动预防事故的发生。

柬埔寨劳动部为服装厂和砖厂工人制定了专门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准则，但尚未对建筑行业制定任何标准，而建筑业主要雇佣非正式工人。Tharo建议，即使政策制定者不考虑为建筑行业提供专门保护，也应该对水泥行业分包商进行登记，并将工人登记在柬埔寨国家社会保险基金（NSSF），从而迈出保障建筑行业健康和安全的积极第一步。

采访位于贡布泰文隆以西15公里的卓雷丁水泥厂工人时发现，该行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并不局限于石灰石采石场。

卓雷丁水泥厂与中国渊源颇深。1956年2月，万隆会议后，西哈努克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无偿援助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物资和商品，同时援助建设多座大型工厂，位于贡布省的卓雷丁水泥厂便是其一。工厂始建于1961年，是柬埔寨第一家水泥厂，当年华新水泥厂也抽调专家参与援建。该厂过去也被称为“刘少奇水泥厂”，被视为中柬传统友谊的象征。

2012年，卓雷丁水泥厂改建。2015年2月，正式投产。华新水泥官网显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是中国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响应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在中柬两国总理的见证下，投资1亿美元改造建设的一家大型水泥生产企业。”

在卓雷丁工厂外一处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出租屋门廊上，Kheam Seth播放了一段他日常工作的视频：将50公斤重的水泥袋从传送到上搬下来，整齐地堆放在卡车上。他的老板是水泥厂一个未注册的分包商，给他提供口罩或krama（一种柬埔寨常见的格子围巾），以防止工人吸入水泥粉尘。但Seth说，他的双手和脚踝常被白色粉末覆盖，他经常感到难以呼吸。

Seth的朋友Tit Sovannara是卓雷丁公司的正式员工，他负责监控水泥搅拌过程，收入较高，还有国家社会保险。但是，当他发现使用保险需要雇主提供多种许可和批准时，他决定不再使用他的社保。

工人们表示，事故很容易被掩盖，特别是在分包的情况下，很容易逃避税收和对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

Khem Phath是一名建筑工人，同时也是柬埔寨建筑和木工工会联合会（BWTUC）在泰文隆的组织者。在他记录并传播Ral和Saron的死亡事故数周前，他调查发现了另一起工亡事故。在安装仓库屋顶时，仓库突然倒塌，导致两名中国建筑工人死亡。Phath说，泰文隆没有将该事故告知施工队其他工人。事故发生于周日，当时正在工作的工人很少，Phath是从一名保安那里得知此事。

泰文隆水泥公司在投产仪式上表示，在其近350名员工中，只有10%是外国公民。而与工人们的交谈发现，无论是在水泥公司还是分包商，绝大部分经理都是中国人。这给分包工人带来了额外问题，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与中国老板沟通。

另一名泰文隆建筑工人和BWTUC工会组织者Uon Channa表示，大部分时候，没有人为工人翻译经理的指示，因此老板会责骂工人，或者强迫他们加班。

回想起5月29日发生的事故，Sruoch说，那天去采石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在石灰石开采领域断断续续干了十年，他知道雨季来临前，岩石会变得更不稳定。但Sruoch觉得，即使自己会讲中文，总是催促进度赶工的老板也不会听从他的预感。

两年前，另一名退休工人Ya Sophath也万分惊险地逃脱了死亡的厄运。当时他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的一个分包商工作，在钻凿时，他同样听到了石块掉落的声音，却眼睁睁地看著一块和他的农舍一样大的巨石掉落在他和他的工友旁边。

“如果我们向右躲，那就完了，”他说，“幸运的是，我们躲到了左边。”

如今，47岁的Sophath在大山与水泥厂之间生活，他和妻子还有孩子们种植绿叶菜，在当地市场售卖。他说，工厂的工资更高，但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险。他那时没有意识到水泥厂的工作那么危险，直到遇上那次差点要了他的命的事故。

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工人再遭洪水打击

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水灾害，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影响，受灾地点集中在相对贫困的江西省、安徽省以及早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地湖北。

与新冠疫情一样，在洪水中受遭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迄今为止，政府抗洪救灾的工作重点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往往受忽视。例如，在著名的瓷器生产地景德镇，成百上千的车间、工厂和商店被洪水淹没，部分地方积水达2米。

一位工厂老板向《南华早报》表示，为了清理遭水淹的建筑物，她的生意可能不得不停一个月。在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商店被迫停工约三个月，商家抱著寻找新客户、增加收入的迫切愿望，不料却目睹自己的库存在洪水中被毁。

由于许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缺乏政府援助，农民工不得不赶回家乡参与抗洪救援。农民工往往积攒微薄的收入数十载，才能在家乡建造房屋，此次洪水不仅使这些房屋严重破坏，是否能获得保险金赔付也成了问题，给农民工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中一直奋战在一线的低薪工人再次被叫上前线。在景德镇附近的乐平市，2000名环卫工人被派往灾后现场清理清理积水处垃圾，以防堵塞及垃圾滋生出疾病。安徽歙县的情况也十分类似，1600名环卫工人加班加点清理垃圾以及积在低洼路面的淤泥。另一点与新冠疫情相呼应的便是，女性劳动者再次站在防洪救灾的第一线。

地方政府和工会干部的工作已经转移到抗洪救灾上。杭州市总工会日前开展了一项补贴计划，洪灾中丧生或受伤的工人，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补偿。不过，杭州的做法并不普遍。实际上，能从政府或工会的救济措施中受益的工人少之又少，而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洪灾带来的损失已经对家庭财务造成重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发布的上半年政府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3％，而人均消费支出也下降了9.3％。城镇地区的数字下降更高，分别下降了2.0％和11.2％。

官方数据从侧面在证实了疫情以来的许多说法：即使身为中产阶级，白领也遇到了工资缩水、涨薪取消或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的情况，部分甚至面临著被辞退或休无薪假的窘境。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影响就更为严重了。

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万到5千万农民工失业，到了5月中旬，可能至少还有2千万农民工无法复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通常工资较低、工作条件更为不稳定。调查还指出，只有极少数的失业农民工获得了失业保险金或收入补贴。

面对又一波困境，中国工人展现了非凡的韧性。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随著裁员和欠薪的不断累积，工人们不再耐心等待，各地工人抗议数量再次回升。

天津港爆炸五周年，中国高度警惕危险化学品

天津港“8·12”重特大事故五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下令对全国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整治。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起火并发生连串爆炸，事故造成173人遇难，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员。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这一事故与天津港爆炸有著惊人的相似，促使中国官方部署开展危化品储存专项整治。

8月5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要求吸取黎巴嫩贝鲁特爆炸事件教训，以港口、码头、物流仓库、化工园区等为重点，立刻开展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查整治。

根据《新京报》报道，会议特别提出了硝酸铵不当储存的危险。硝酸铵爆炸是天津港事故的直接原因，目前天津港已不再开展硝酸铵类等爆炸品的所有作业。硝酸铵也可能是贝鲁特爆炸的事故原因。

“各地区要对所有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物品的储存场所开展定量风险评估，组织有经验的行家专家深入一线指导服务、明查暗访，真正深入查具体查。要坚持从源头抓起，严格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项目的联合审批和从严把关要求，科学合理布局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

会议也指出了未能吸取过去事故教训的问题，“每一起事故教训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但一些重特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束之高阁’”，并提出要深入开展天津港“8·12”等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

8月8日，国务院安委办第一检查组明查暗访天津港区发现，天津汇洋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仍存重大隐患。检查组在一张动火作业许可证上就查出8个问题，并发现监火人擅自离岗，罐液位低报警值过低等问题。第一检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司长孙广宇说：“黎巴嫩贝鲁特港重大爆炸事件教训就在眼前，我们必须深刻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安全管理上的形式主义。”据悉，天津市对检查组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要求天津汇洋石油储运有限公司立即停产、连夜整改。

在5日的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上，也指出了地方政府普遍未能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在过去几年的大型事故中，媒体曾多次报道，企业在事故发生前曾在安全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安全检查不合格，但未能改善其安全生产条件进而引发事故。

然而，除了老生常谈威胁对未执行整改措施的事故责任人和官员进行严惩外，这次会议没有就如何改进安全生产状况提出任何新方法。

会上没有提到企业和地方工会干部在维护工作场所安全和报告安全隐患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近期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报告中所指出，工会在安全生产中通常只被视为辅助性角色，没有纠正工作安全隐患的实质权力。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因为目前实行的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检查方式显然行不通。

天津港爆炸本应给中国安全生产敲响警钟，但自事故发生以来的五年里，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记录的近2600起事故中，至少有275起爆炸事故（平均每周超过一起事故发生）。其中，57起事故发生在化工厂，另有8起发生在化工仓储设施。

事故调查一再发现重复的问题——为了降低成本或者赚快钱而违法或擅自生产，导致安全检查不合格。政府的监管框架无法落实安全生产标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那些最接近工作隐患的人的帮助，即工人自身和他们的工会代表。

共享电单车加大投放，全国多地出租车司机抗议

当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中国出租车司机还在复元时，一场新的共享电动单车潮流已经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从去年起，数家科技企业在全国不同城市投放了大量电动自行车，新的共享商品，加上网约车的持续扩张，使原本已经饱受竞争困扰的出租车行业营运更为困难。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波的出租车司机抗议将会爆发。

自今年5月至7月，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录得18起出租车司机抗议。虽然大部分抗议仍然来自疫情带来打击的余波，例如要求公司减租、退回营运费和要求政府津贴等，但其中4起事件直接针对共享电动单车的竞争。

6月12日，位于湖南省湘阴县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向政府投诉，指科技公司拜米违法投放数百部电动共享单车。司机指，这些电动单车的推广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招标，而且县内亦没有相关法例监管电动单车的运作。由此，人们不戴头盔、毫无安全装备地在车道上驾驶电动单车，将大大增加交通意外的危险。

面对司机的投诉，当地政府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回复指电动单车合法。这激起了司机更大的不满，他们先向县内的县纪委发信，怀疑县政府跟拜米私相授受，另一方面，不少司机直接扣押市内的自行车，阻止拜米正常运作，酿成拜米员工和司机的冲突。

湘阴县出租车司机发起抗议后，四川省南部县、辽宁省大连市的司机也相继加入。 7月19日，南部县的司机包围了运送电动单车的货车，双方对峙引起当地警方介入。7月31日，大连市的司机则私自收缴市内电动单车，将车集中丢弃到开发区的空地。

自从中国大城市例如广州、北京和上海2018年禁止新单车的投放后，共享单车的狂热经历了短暂的降温。大街小巷随处乱泊、丢弃共享单车的现象有所改善。

不过，科技企业还是找到了当地政府，特别是二、三线和四线城市政府的监管空档，开始投放科技水平更高的电动单车。哈啰出行是首先加入战团的企业之一，其他主要公司与美团、滴滴也加入市场。2019年全国国共享电单车数量已超过100万辆，估计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会增长至800万辆。

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落地执行。不过，这些规例与其说限制共享电动单车的发展，不如说为它的发展打下基础和提供企业可以遵守的游戏规则。共享电动单车看来将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湘阴、南部和大连等地的出租车司机抗议表明，司机们在绝处中仍然坚持斗争。对此，地方政府多以警察介入以平息司机抗议，但未能有效处理司机的不满，工会需要站在司机的立场保护他们的生计。

二十年东北工人抗议变迁

二十年前，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曾是中国劳工抗争活动的中心。在国企改制和破产浪潮中下岗的大量工人发起了众多大规模抗议，要求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补偿。其中，以2002年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人和辽宁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抗争最为声势浩大，总计有数万工人参加了长达数周的抗争。北京方面则将此类抗争活动视为对政权的重要威胁，将众多工人领袖逮捕并判刑。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东北是颇为平静的。现在的工人抗议以广东、河南、山东以及江苏为中心，并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渗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人当中。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工人抗争活动仅占过去十八个月全国总量的7.5% 。

现在东北的抗议活动不再以国企工人为主，而集中于各种新兴私营服务行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稳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或福利。当今的抗争活动一般是短暂的小规模抗议，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将其视作重大威胁。尽管如此，这些抗争活动依然反映了东北工人长期以来对低迷经济情况的不满与失望。今年已经有数起抗争行动演变为暴力冲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视工人们正在积累的不满，毕竟十八年前的抗争人们还历历在目。

在2019年一月到2020年八月中旬期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记录到137起发生在黑吉辽三省的工人抗议事件。其中，服务业占33%，交通运输业占25%。这些数字鲜明地刻画了东北经济的转变。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鹅出租车公司（哈尔滨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发起了近五年来黑龙江最大的一起集体抗争行动。出租车司机们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还过去数年的“标费”。“标费”即是司机缴纳给出租公司，换取运营权的租金。2018年，当地交管部门终于取消了长期遭到抱怨的“标费”。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车公司的哥的姐没有收到退还的“标费”。天鹅公司司机们的集体行动很快引起了哈尔滨另外两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们的响应，他们也同样被公司拖欠著“标费”。新冠肺炎本就给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出租公司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逼迫司机们不得不反击以求生。

东北的运动、休闲行业同样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有多起集体行动均与健身房的倒闭直接相关。即便营业禁令取消，他们的生意也大多无法继续维持。以7月28日发生在长春的一起讨薪为例，该健身房在一夜之间迅速宣告关门，老板随即卷款跑路，留下讨要薪水和会费的员工和顾客。在过去数月内东北三省曾发生数起类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钱包空空的顾客和员工。

在遍布老工业城市的辽宁，餐饮与娱乐业吸收了很多国企下岗职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该行业也遭受重创。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了数起与餐饮娱乐业有关的欠薪纠纷。6月16日，盘锦市马头琴演艺的员工拉起横幅抗议该公司自2019年末便开始拖欠工资。马头琴演艺是当地的一家大型餐饮娱乐中心，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题。与2000年左右的国企职工抗议相仿，这些员工也声称当地政府包庇公司，“不为百姓办事”。

从全国范围来看，建筑行业的抗议活动占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2%。但在东北，建筑行业占比只有20%。这表明东北地区相对缺少新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而东北上半年度的经济也的确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在东北只记录到两起采矿业相关的抗议活动，而采矿业是东北传统的龙头行业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矿业工人集体抗争发生在2016年三月，与2000年前后的事件类似，大型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煤矿拖欠工资，上千名愤怒的工人发起罢工与抗议，最终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资。

时任黑龙江省长陆昊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声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激怒了双鸭山的工人。在2016年3月12日，陆昊终于承认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报告不真实”，并说当地政府已经承诺会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资。3月15日，工人们说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资，而二月的工资也会尽快发放。

东北长期以来也是大规模教师抗议活动的中心。现在也偶尔会有这一类的抗议活动发生，但上次大规模抗争还是在2018年一月的北京。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代幼教师（以东北为主）聚集在首都，抗议被长期拖欠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经过改制之后，东北的国有企业数量大大下降，竞争性与盈利性也更强了。但国有企业依旧偶尔发生集体抗争事件。2016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众派遣工发起抗议，要求这家位于长春的中德合资企业实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劳务派遣公司名义被一汽大众聘请的员工声称，他们的工龄已经超过十年，但工资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尽管工人们最后取得了部分胜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却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不过，政府对于符天博的处理，已经较当年对待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的手段温和些了。2003年，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七年和四年。发生在2002年春天的辽阳铁合金厂事件，在当时是最有名的工人抗争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说，此次抗争只是全辽阳、全辽宁、乃至全东北国企下岗工人大规模抗议的一部分。

当年的情况和现在类似，工人们的诉求都很基本：要求破产企业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养老金和其他工人应得的福利。同样类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会干部在面对工人们的维权行动时也基本无所作为，还常常站在企业一边。

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称要推动组织包括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在内的八大群体加入工会，而在东北，这两个行业也是集体行动的高发区。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地工会为这些工人做了什么。黑龙江的出租车司机、吉林的健身房员工、以及辽宁餐饮娱乐业员工们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了，地方政府和工会必须尽早听取工人们的呼声并有所作为。

香港码头业工会痛斥公司妄顾工人致疫情爆发，将争取职灾及停工赔偿

截至8月23日，香港葵青货柜码头已经发生了73起新冠肺炎感染个案。葵青货柜码头作为香港物流运输业最重要的支柱，在疫情间仍然全天无休。工人每天被迫在狭小挤迫的休息室歇息，令偶然染病的工友将病毒广泛传播，最终造成大爆发。

此次发生群体感染的工人大多受聘于现代货柜码头的外包商“宏记”。一般而言，香港货柜码头的一线工人皆受雇于五家码头管理公司的分包商，工人的劳动条件归分包商决定。是次发生问题的工友休息室，则被发现环境恶劣，使病毒传播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据香港01报道，葵青货柜码头休息室大多设备残旧，卫生情况恶劣。休息室摆满碌架床，工人轮流上床休息，惹来传播风险。

香港码头业职工会指出，在2013年发起大罢工时，工人已明确提出改善休息室环境。工会在2015年检讨罢工成果时的发言显示，当时休息室恶劣的程度，是“工友需睡在地板上，更不时有鼠虫出现”，罢工两年后，“外判商愿意改善环境，在休息室放置大量碌架床；增设冷热水淋浴间等”。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改善只是由最不人道的条件稍微好转一点而已。休息室的卫生问题在疫情间完全暴露出来。

香港码头工人恶劣的劳动条件在2013年的罢工遭彻底曝光。当时，码头工人工时之高甚至连在中国工厂超时加班的工人也为之汗颜：工人不时需要连做三更，工作足足24小时，船期繁忙时，甚至有连做72小时的情况。另一方面，码头大部分工种的工资和17年前相比没有增加，普遍日薪是$1100至$1300，折合时薪约100多元。不得不提的还有，因为没有规定的吃饭时间，机手长期身处高空而要在驾驶室解决大小二便，当时引起一片哗然。

长达40天的斗争中，码头罢工争取到9.8%的工资增幅，翌年工会争取下再获得6%加薪及4.1%绩效奖金。虽然总计加薪19.9%，但仍落后1997年至今的通胀7%。另一方面，外判商承诺改善工人工作情况，如让工人停机吃饭、让工人可以离机解决生理需要，以及改善休息室的环境。

不过，这次码头大规模爆发肺炎的严重职业灾害，充分显示以往罢工争取到的成果极为有限，资方一如以往的工作安排是引致感染爆发的主因。为此，中国劳工通讯联络了码头业的相关工会，了解他们对现况的了解和未来行动。

香港职工会联盟的统筹干事王宇来表示，他们在第一波疫情爆发时已预料码头的爆发︰“码头的休息室比香港监仓环境还要恶劣。我们要求外包商作严格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和防止病毒传播，但完全不获理会。公司只是叫工人不要抽烟，因为之前有个案是两人在街边抽烟时传染。”

“6月食肆重开，加上政府放宽33类人员免检疫，是疫症爆发的伏笔。7月23日，码头一位司机染病，但公司并无提出措施防止疫症传播。8月8日，卫生防护中心才意觉码头有爆发的可能，但并无安排检疫。8月13日码头已有17起个案，政府才开始检疫，但公司仍然要求相关工人继续工作。8月14日，工人归还检疫样本时，码头仍然不停止运作。15日便有工人确诊，公司才在翌日安排工人停工，未确诊的工人入隔离营，实施措施减少工人聚集。前后2个多月时间，码头公司明知有爆发风险，但根本致工人性命不顾，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王宇来说。

王还提到，业内称码头的休息室为“hot bed system”。由于香港码头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经常需要连做3更，24小时工作，因此工作完毕后往往马上会到休息室补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当工友休息过后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总是呈温暖状态，是为“hot bed”。 “这样频繁共用的休息室无疑是疫情爆发的温床。”他说。

疫情爆发后，职工盟工会接触到的工友均相当愤怒，认为码头无视工人生命。另一方面，公司紧急补救，增置较少人同时聚集的休息室，亦显示它根本有能力为工人提供更合理的休息空间，一直以来只是欺压工人势弱才不作改善。

工会表示将以工伤角度与受感染的工友向企业追讨赔偿，组织因疫情停工的工人争取补偿，以及提高休息室问题的优次，要求企业为每组工人兴建永久休息室，减少每间休息室的聚集人数。长期而言，工会将要求货柜码头公司改变工作模式，结束工人连续24小时工作的情况。

CLB最新发布：《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本周，中国劳工通讯发布了研究报告《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报告阐明工会多年来在安全生产监督上的缺位，探究我国安全生产制度的症结所在，并指出只有激活工会的监督职责，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生产状况。

近年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但每年频繁发生的各项事故仍然造成了大量工人死亡，每个工人背后的家庭也因此受到无法磨灭的伤害。从响水化工厂爆炸后，村里人朋友圈的寻人启事；到从丰城发电厂坍塌的施工平台中逃出生天的工人，和另一边接受采访时称“赶工期也要赶”的项目负责人；再到孙家湾煤矿矿工家属们守在矿井周围，寻找瓦斯爆炸事故中下落不明的亲人……

煤矿、化工厂、电厂、建筑工地上的事故似乎始终照著程式化剧本上演：立法——违法——发生事故——调查——处罚责任人——等著下次事故——再调查——再处罚责任人——继续等著下次事故发生。如何打破这一循环，最大限度预防事故发生，保障工人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中国劳工通讯指出，工会有望成为破局关键。

报告共有四章。第一章从法律和三个安全生产事故的角度分析了工会目前在安全生产监督方面的作为。《工会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赋予了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职责，但日常工作中，地方工会及部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主要通过开展“安康杯”竞赛、专题讲座，强化企业及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具体的安全检查、前期的安全生产计划制定，工会未能积极参与其中。事故发生后，工会也只是事故调查组的众多参与方之一。各级工会多年来在安全生产的监督中缺位，工会干部也从未因为不履责而被问责。

第二章解析了安全生产制度的体系的四大角色，即订立法律、行政执法、企业落实和工会监督。四大角色本应各司其职，各自把关。然而，我国安全生产制度存在“行政为大”的特色，行政部门实际上兼顾了执法与监督的双重角色。以事故高发的建筑业为例，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断发文件、搞检查，仍难以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而本应承担监督角色的工会则始终缺位。

第三章介绍了外国安全生产监督的四个案例，分别是美国纽约三角地内衣工厂火灾、英国Aberfan煤矿矿堆滑坡事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estray煤矿爆炸事故以及加拿大Elliot Lake铀矿职业病事件。这些海外经验证明了工人们不是、也不应该是等待充满善意的政府来拯救、保护的脆弱受害者，而是有智慧、有力量，能够掌握、捍卫自身权利的公民。安全生产的维护是一场长期的、动态的、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改进的过程，工会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从根本上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报告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相关建议。首先，应该从行业工会的有效运作入手，组织一线工人加入各类行业工会，加强行业工会在一线工人中的代表性。其次，推动行业工会与企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达成行业年度集体协议，以保障工人权利及职业安全。发动工会会员，即一线工人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

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充分利用工会改革的空间，从事故高发的行业入手，如建筑业、采矿业、环卫业、仓储物流业等，建立相应的行业工会，并组织一线工人入会，开展行业集体谈判，积极探索从被动维权向主动协调和谈判转型的路径。

越南即将翻开工人组织新篇章

从2021年起，越南将允许成立不隶属于官方工会的新工人代表组织。Joe Buckley探讨了这一变化可能对越南工人和目前主要的劳工组织者产生何种影响。

2021年1月，越南劳工政治将发生重大转变，新修订的《劳动法》将生效。最大的变化在《劳动法》第十三章，它将第一次允许“企业一级的工人代表组织”（tổ chức đại diện người lao động tại doanh nghiệp，WROs）独立于国家领导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工人代表组织”并非工会；只有隶属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组织才是工会，依《工会法》管理。劳动者可以在企业成立或加入他们自行选择的代表性组织，这些工人代表组织在单个企业一级可以进行集体谈判和组织罢工。但新修订的《劳动法》没有允许工人代表组织在企业级别以外成立行业或地区联合，虽然第174条含糊提及工人代表组织的成员可以决定组织的合并和联系，但没有详细说明。

《工会法》明确规定了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资金来源为工会会费、对企业征收的工会经费、国家支持以及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所属企业的利润。而对工人代表组织来说，除了会员会费以外，没有法律规定其他资金来源。《劳动法》第十三章还赋予政府注册和解散工人代表组织的权力，而且如果企业倒闭，工人代表组织也必须解散。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依然保留了全国唯一合法工会联合会的特殊地位，《劳动法》还规定，如果工人代表组织想成为工会，它们可以加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由《工会法》管理。尽管如此，允许成立工人代表组织仍是一项重大的法律变革。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与越南工人结社自由改革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组织：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政府领导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是越南祖国阵线的一部分，是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其他群众组织还包括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等。工会章程规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职责包括四个方面：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工人权益；参与经济和社会管理；以及宣传党的方针，动员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样，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也遵循列宁主义的双重职能工会模式。这是1921年俄共十大产生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会既鼓励发展生产力，同时也保护工人不受苛待。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通常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的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毫无用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毫无疑问，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过，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在集体谈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组织以及在劳资纠纷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越南目前正在对《工会法》进行修订，以便适应“新形势”（tình hình mới）。修法范畴包括工会结构、工会经费，以及各级工会在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的作用。

在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内部有进步派，他们希望该组织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利益代表者，长期呼吁给工会更大的自主权，并将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从以服务为基础向积极组织转变。进步派认为，结社自由改革可以积极催化工会改革。由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很难评估进步派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例如最近，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前主席邓玉松主张，促进工人代表组织的资金更加公平。目前，企业必须缴纳基本工资金额的2%作为工会经费。而在即将施行的新《劳动法》中，在有工人代表组织的企业中，没有提及要把企业缴纳的经费分配给工人代表组织。邓一直主张，应该根据工会和工人代表组织的会员人数来分配这笔钱。

越南劳工和越南劳工运动

越南劳工（Viet Labour）和越南劳工运动（Viet Labour Movement）是坚韧不拔、战痕累累的异见分子组织。这两个组织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涌现的一些独立劳工组织的后代。正如这些组织自身所做的声明一样，它们并不是工会，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领导的。这是一群积极分子为了劳工权利和结社自由而建立的组织。他们大多向工人提供有关劳工权利和劳动法的建议。

越南劳工和越南劳工运动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持敌对态度。一些组织成员入狱或流亡，至少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的公开活动明显减少。这次改革预计不会为这些组织的自由运作开辟多少空间（如果有的话），因为政府认为它们是“政治”组织，其关心的问题远超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

越南独立工会

越南独立工会（ Vietnamese Independent Union）是这一领域的新来者。该组织于2020年6月成立，有一个华丽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该组织称希望建立独立工会。不过，越南独立工会也表示，希望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建立建建设性关系，共同保护工人权益，履行自由贸易协定中完善国内劳工权益的承诺条款。这种做法与越南劳工、越南劳工运动截然不同，后者完全排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一方面，越南独立工会的策略似乎是务实、理智的，无论外界如何看待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它都不会消失，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接触；另一方面，越南劳工认为，越南独立工会并不是真正的工会。越南劳工发表声明，认为越南独立工会其实与越共有联系，伪装成独立工会。越南劳工还提醒，在目前的改革中，可能出现很多假的独立工会，工人需要保持警惕。

工人的自组织斗争

然而，在过去15至20年中，对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待遇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个特定组织，而是工人自发组织的抗争。越南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次罢工，尤其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在越南罢工是合法的，但发起罢工需要遵循一套复杂的官僚化程序，包括罢工须由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领导。这显然并不现实，从技术上讲，可以说每次罢工都是非法的、野猫式的罢工。罢工的组织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很少有可识别的罢工领袖，而且基本上与上文所述劳工组织无关，雇主难以对工人罢工进行预测或提前准备。工人的自组织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且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例如，罢工促使政府制定了年度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并迫使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劳动关系制度进行改革。

实际上，建设和改革劳动关系制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quan hệ lao động hài hoà）——这主要是指停止罢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就是要工人停止罢工，而且这可能是有效的，因为记录的罢工数量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显著下降（由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危机，罢工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又有所回升）。

工人代表组织将对工人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未来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工人可能完全忽视工人代表组织而继续进行野猫式罢工抗争；另一种可能是，工人代表组织会成为收编和制度化工人不满的工具，但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第三种可能是，工人代表组织确实成为工人向雇主提出诉求的有效方式，或者它们将进一步促进结社自由改革；最后，工人组建和加入工人代表组织的威胁可能迫使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

外卖平台调整配送时间有名无实　骑手：需要工会组织

9月初，《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把外卖员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巨细无遗地写了出来，再次引起了对外卖平台的舆论批评。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平台系统显示的送餐时间标准与现实中骑手在送餐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落差，如何必然使外卖员无法达标，从而产生逆行闯灯、超速驾驶等危险，以及骑手与顾客和商家的争执。

文章提到的现象在2016年起越发严重。当时，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开始了以消费者补贴、扩张业务范围的方式竞争。疯狂烧钱和削价造成成本飙升，企业于是以提高对骑手的剥削来补偿损失。由此可见的是：骑手单价逐步下降、配送时间压缩、罚款愈加严厉、意外事故层出不穷……

自此，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不断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图自2018年收录的骑手交通意外则有121起，当中19起骑手送餐身亡。

迫于舆论压力，饿了么、美团两家公司在9月10日作出回应。饿了么表示会给顾客选择是否多等5分钟，让骑手有放宽送餐时间的可能；美团则表示会增加8分钟送餐时间。然而，企业的回应并未得到骑手接受。部分平台用户则不满新规定把平台的劳动条件问题扭曲成消费者与外卖员的矛盾，甚至担心多加5到10分钟只会使骑手多接单，让问题恶化。

“有的商家出餐慢，就是多加5到10分钟，商家都出不来餐。”针对饿了么的5分钟按钮，《南方都市报》访问的外卖员直指按钮用处不大，连简单的商家出餐时间差也处理不了。 “规定是10分钟出餐，但是到了时候它出不来” ，“顾客刚点完餐，系统就派到骑手手里，骑手去催单，商家也很生气”。另一方面，顾客取餐的延误同样造成骨牌式的超时问题。 《央视财经》访问的饿了么骑手提到︰“有时候你送餐，写字楼不让上，你让这个顾客下来取餐，顾客一直二十分钟才下来，你说你怎么办，你的餐全部都超时了。 ”

骑手提出清楚的要求：出餐慢的商家延迟发单，基本做好后才发单，让骑手去取；在重点地方（例如医院、写字楼）增加智能取餐柜。如此简单的改变，饿了么自然不会想不到，不过这个做法将会大大缓和工作强度，与平台的利益矛盾。在没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平台只会把责任推到顾客身上。

美团外卖多加8分钟的改动似乎代表著真实的改变。不过，由外卖员设立的微博帐号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9月13日发布的短片里，称“盟主”的小哥揭穿这项改动只是掩眼法，事实上配送时间并无任何改变：“延后八分钟一直都有。假如你们(顾客)正常点餐，是38分钟送到，系统会显示预计送达时间是30分钟，但都会给外卖小哥留个8分钟。它现在只不过是把那8分钟在顾客那边显示，所以说压根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盟主认为外卖骑手面对最主要的问题是订单配送价格的不合理调节。以他所在的北京地区为例，原来3公里的订单价格是8块多，现在降到5块多。为了维持收入，外卖员不得不多跑单，造成了跟商家等餐的矛盾，以及路上违反交通规则等。平台任意调整订单价格完全不顾对外卖员工作的影响。

如此看来，两家企家耍的太极化解了舆论的压力，但外卖骑手情况丝毫没有改善。说到底，最重要的东西——外卖平台的算法——操控在企业手上。整个算法的设计都与工人敌对：外卖员因为不明原因被系统封号，要工人反过来申诉；系统收集和计算工人派送速度和业绩，再决定派件量和送餐距离；派送距离不以行车距离而是以直线距离计算，甚至出现要求逆行的跑法。

工人需要有组织的力量改变算法设计已日益成为外卖工人争取利益的出路。中华全国总工会近两年大力推动网约送餐员等八大群体入会，自2018年以来，新发展八大群体会员654.7万人。尽管组建了一些外卖员工会，但这些工会的效用成疑。即使在官方宣传里，工会也自称其作用是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医疗互助保障等服务，等而下之的是高温慰问、1元抢购西瓜等无关痛痒的福利，对于组织工人改变平台的劳动条件上只字不提。

针对这一情况，央广网新闻引用了清华大学公益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的建议：骑手要形成劳动聚合体，取得话语权，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平台介入引导，还是加入工会组织，外卖员要有发声的机会和场所，以维护合法权益。外卖骑士江湖联盟的视频同样提到︰希望有关部门牵头给外卖员成立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以此和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对接。然后再由相关的管理部门制定外卖配送的各种标准，而不是由平台制定。

中国经济走向仍不明朗，建筑工人抗争加剧

随著中国住宅地产和基础建设行业陷入停滞，过去四个月内发生的建筑工人抗争数量暴增。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5月至8月期间一共记录了151起建筑行业抗争活动，而2020年前四个月只记录了39起建筑业抗议事件。这些事件绝大部分与工人讨薪相关。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使得2020年集体行动个案数量低于去年同期，但建筑工人抗争事件的占比从38%升至43%。

在过去四个月记录到的151起建筑业抗争事件当中，共有62起个案与基建工程项目有关; 43起与住宅项目有关，而住宅项目所占比重正在提高。

以成交面积总量计算，中国房地产行业交易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至五年最低水平。尽管4月末以来，市场行情因疫情受控已开始回升，但企业现金流的缩紧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导致建筑业欠薪事件暴增。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向被认为具有强大抗风险能力的大型国企，如今同样大量牵涉欠薪事件。事实上，与大型国企有关的个案在2020年建筑行业集体行动事件中所占比重超过40%，而2019年有关个案占比则少于25%。

以8月26日发生在广西北海市的一起住宅项目个案为例，工人发起抗议要求在新学期开始前结清被拖欠的工资。该案例同时牵涉到了两大行业巨头：项目开发商是中国第二大的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承建方则是大型央企中铁二局。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则是，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今年所记录的案例中，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相比之下，2019年此类个案占比只有14%。在9月3日记录的一起讨薪事件当中，一对四川成都的民工夫妇在工地与包工头交涉时发生冲突，丈夫被多名保安强行拖拽进办公室内暴力殴打，视频显示他从办公室走出时身上有多处血迹。

而1月12日发生在河南省辉县市的一起案例中，有十余名工人被打。这是最近两年来建筑业最为严重的欠薪个案之一，开发商共拖欠一百余名工人包括工资在内的一千多万元劳务款。即便在当地监管部门介入并要求立即支付应急款后，开发商依旧想方设法继续拖延下去。

人社部在2017年乐观地宣称，他们制定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将会在2020年达到“基本无拖欠”的目标，该计划将重点帮助建筑业的农民工。此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来建筑工人讨薪激增似乎表明条例执行效果不佳。

显然，政府试图以顶层设计式的行政手段解决欠薪问题的努力失败了。正如中国劳工通讯于2019年发布的建筑行业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只有对建筑行业进行根本的制度性变革，才能根治欠薪问题。关键在于工会应积极组织工人，开展行业性集体谈判，以保证工人每月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险。

山西煤矿企业大合并后　等待著工人的新危机

上月30日，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同煤集团）官网披露，同煤集团、晋能集团以及晋煤集团将联合重组成晋能控股集团。合并后，该集团将成为继国家能源集团后，全国第二大的煤业集团，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人民币，年生产原煤预计约3.16亿吨。

除了三家主要企业，消息还显示山西潞安矿业有限公司、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相关资产以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将同步整合到晋能集团，具体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并立的煤企有五家将会重组。

透过国企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主线。早于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国有煤企重组中小煤企，借此关闭煤矿来减少生产浪费，以及处理职业安全问题。煤矿兼并重组的策略相当有效地减少了小型煤矿，大量生产水平低、资源及安全条件均较差的煤矿被淘汰，一般煤矿的生产力有所提升。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国内煤矿数量由2017年约7000处下降至2019年的5300处左右，平均产能由年77万吨/年上升至98万吨/年。煤炭行业资本集中程度不断提升，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中国煤炭生产主体。

2017年，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组成国家能源集团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集团拥有煤矿97处，年产能6亿8485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今年8月，再有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合并成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自从中国逐步向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转型，国企重组不仅是提升煤企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手段，还成为压止煤矿过度生产，减少依赖煤炭的方法之一。

产能退出后，煤企产量向相反方向推进

是次山西煤企进一步合并，意味著中国煤企资本集中度，以及潜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不过这项进展将会同时为工人带来全新的问题。

由于产能退出并不必然等于煤企产量减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应不会大幅影响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计。事实上，虽然中国2016、17年共退出了超过4亿吨产能，但国内煤矿的产量却由2016年不断上升，煤炭发电产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亿吨瓦特。

近年，为了减缓经济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使电力、钢铁、水泥行业产量急升，煤矿产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产能政策的人士则指出，个别产业去产能甚至会反过来使电力需求上升。以钢铁业为例，随著工厂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电炉钢比重大幅提高，间接使烧煤需求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矿价格在2016年录得大幅反弹，一些以往已经关闭的煤矿也因为市场的高价而重开，使产量增长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预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活动逐步复苏，各种新型厂房、发电设施、房屋发展计划将会再次推高中国钢铁、水泥等产业，煤企退出产能，将会以更高的生产力来迎接产量上升。

向洁净能源过渡创造的新一批剩余劳动力

同一时间，煤企的资本集中将会为工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威胁。不少关注中国能源转型的论者均指出，中国正在快速向所谓绿色能源转型。毫无疑问，中国发电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相关产能亦不断增加。不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经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产能增加值已占增加总额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产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体能源生产26%。

山西省煤企的合并也可以视为整个能源转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为了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试验田”，目标是要构建清洁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时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等。一个规模更大、资本力量更雄厚的企业，自然更有条件实行各种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改进。

事实上，山西煤炭企业已经在各种节约能源方面取得进展。是次重组的晋煤集团便研发了三种新式炉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为环保的方式生产以无烟块煤制气。另一家阳煤集团也开发出新式炉型，声称可减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节能减耗，劳动力的节约也是各个企业争相实验和竞争的领域，使矿井加速走向自动化、无人化。以阳煤集团新元公司为例，该企业早前公开表示已经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网络，能够推进无人巡检、掘进面无人操作、综采面无人操作等技术。阳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翟红表示，近几年的智能化建设中，该煤矿已减少各类井下操作人员321人。

随著煤企进一步集中，这些现时仍然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将会快速得到扩散和普及。当中的代价当下可能难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后备军已经正在成型，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所隐藏的后果。等待著这些工人的是怎样的生活虽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会是一个社会保障稳固、生活美满的乌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组合并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游行抗议。当年12月，阳泉市平定县，阳胜煤矿单方面辞退综采队80余口人，并拒开8月份以来的工资，引起工人集体抗议。同月，山东济南煤矿被关，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赔偿，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矿员工则拉横幅抗议去产能安置方案。同时，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亦在这段时期录得大量小型煤矿的欠薪事件。

近年，这些事件的数量已明显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挤的工人仍需面对就业困难。部分工人转投物流运输、建筑业，又面临高工时、欠薪等劳资矛盾。可见煤企抗议事件减少，与另一些行业问题增长有关。

煤矿关闭，删不走工业意外的危险

关于煤矿行业，还不能不关注最困扰工人的的工业意外。自从大量小型煤矿的关闭，中国煤矿的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率显著减少，到2019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316人。继201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1后，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过，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2008年山西煤矿合并后的文章所言，工人对工作安全和劳动时间等生产条件一直不具发言权和监督权，官方纯以行政手段难以彻底处理煤矿生产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今年便收录了45起煤矿相关事故，当中8起发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与正要合并的企业相关。

最新一起事故发生在本月20日凌晨2时许，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业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另外两起事故分别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矿在掘进工作面则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无人伤亡。9月，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海天煤业有限公司的井下运输事故，造成1人挤伤，后抢救无效。今年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重庆市，9月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属松藻煤矿发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伤，涉事煤矿多次因安全问题受罚。

由此可见，煤矿企业一直将工人的发言权排除在安全监督以外，导致矿业生产依旧满藏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会则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监督安全生产的作用。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矿一起造成3人重伤的瓦斯事故致电当地工会，发现桑植县总工会办对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情况均不清楚，工会在安全生产方面亦无角色，安全生产成为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工会被政府安排处理大量扶贫工作，但在工会组建工作、基层工会和一线会员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和预防煤矿安全事故上则明显失职。

随著煤矿生产的新一轮扩张，更严重的意外事故无可避免将会发生，但工会在落实工人的职业安全上仍然未见紧张。工会应该重回组织工人、代表工人谈判及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的职责，保障工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利益。

“双11”前夕，全国多地快递罢工

10月19日，全国多处百世快递“站点老板跑路”、快递员被拖欠工资登上新闻，广西南宁一站点欠薪甚至多达30万。就在同一天，圆通快递福州市橘园洲分部的员工，也发起了针对欠薪的抗议。此前一周，韵达快递也爆发了类似的快递员讨薪，事件起因是长沙市观沙岭服务站拖欠工资数月。

一下子，“快递罢工”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门搜索，部分网民还猜测，一年一度的“双11”促销活动临近，快递罢工也许会进一步升级。据国家邮政局估计，今年“双11”期间预计日均快递业务量达4.9亿件，是今年日常业务量的两倍。

继9月份《人物》杂志揭露外卖员被公司以及算法多重剥削之后，与外卖员性质接近的快递员也成了媒体的焦点——非正规用工、没有社会保险、行业剥削制度……相似的问题组成了他们各自的困境。

但是，快递行业的罢工和抗议早已不是第一天出现。事实上，过去两年间日趋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才是工人集体行动不断的主因。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数据，本年度已有至少27起快递员抗议事件，追平了2019年全年快递行业抗议总数。而今年的每一起抗议，几乎无一例外都诱发于欠薪，其中又有绝大多数涉及快递网站倒闭。这一波欠薪案例中，大部分只涉及一两个月的工资，拖欠的总金额并不算高，但由于快递员和快递网点之间缺乏正式劳动关系，追讨劳动报酬变得异常困难。

本年初新冠肺炎爆发期间，快递网点经历了或长或短的暂停营业，但他们仍承担著停业期间的租金及其他杂费。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申通、韵达、中通三家企业的净利，同比下降10至90个百分比不等。

自五月起，中国新冠疫情基本受控，快递行业的业务量开始回升。可是，另一轮价格战随即展开，各家企业再次试图压低价格，从而赢得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企业一方面提高了对快递员未完成送货量的罚款，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经济状况难以负担招聘新员工，快递员难以完成送货量、被迫缴纳罚款，几乎成了必然。中通快递设于福州的一处网点在7月倒闭，站点负责人在经营刚满一年后，实在顶不住连续不断的罚款，无奈选择结业。他声称，罚款可达每月3万元。

最新的罢工事件发生在10月26日，河南登封与山东济南两地都有快递公司或中心停摆。“双11”还没到，很多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包裹长时间滞留。在济南，韵达速递的问题较为严重，疑似因工资过低导致快递员罢工，而客户联系了客服人员依旧无法解决。登封快递分拣中心里，包裹堆积如山。有快递员表示，派费一降再降，加之罚款太重，分拣中心距市区太远，不少人都打算转行送外卖。

另一起最近的快递抗议发生在10月19日，福建福州圆通速递快递员声讨公司欠薪。据快递员苏先生讲，他所在的橘园洲分部拖欠约十名员工一至两个月工资，数额从数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就此事件，中国劳工通讯电话联系了福州市相关工会，看工会是否能够帮助工人讨薪。

当地仓山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接到过快递员的讨薪求助，也不清楚快递员怎么加入工会，工人组织的工作由组建部负责。但截至发稿，仓山区总工会组建部的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于是，中国劳工通讯再致电福州市总工会了解当地快递工人的组织情况。福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表示，圆通速递公司总部成立了工会，但具体到某一营业部是否组建工会，要看老板是否和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快递行业常见的加盟或兼职形式中，快递员往往没有劳动合同，工人很难在营业分部加入工会。有关零散用工，福州市总工会提到，顺丰速运有较为成功的经验。由于顺丰基本以直聘方式雇佣快递员，因此组织顺丰快递员较为容易。顺丰近期还开办了网上新员工入会仪式，工会建议快递员可以加入顺丰公司。然而，如果工人只能用脚投票去跳槽或转行，那么改善劳动场所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又从何谈起呢？

此外，工会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许多营业分部老板也不愿意组建工会。依托老板建会自然困难重重，如果公司不建会，工人怎样加入工会呢？针对这一问题，福州市总工会坚持认为，工人只能通过单位入会，没有途径给工人个人入会。即使要组建快递行业工会，也是先成立基层单位工会，再组成行业工会。福州市总工会认为，只有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才能代表工人和快递公司谈判，否则建议工人去找劳动监察部门。福州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更认为，工人找媒体曝光已经不是正常维权，要求工人依法维权。工会一再陷入了无法组织工人，无法维护工人权益的死循环。

本月，在北京，快递行业工会有了新进展。在北京市总工会的推动下，北京市快递行业工会与市快递协会更新了集体合同，调整修改两处，涉及职工健康及安全生产。合同表示，“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应推动快递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并且当温度低于5℃时，“企业工会应督促企业为快递员发放相应的低温补贴或保暖衣物”。可是，对于工资标准，以及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这份集体合同只字未提。

近两年来，全国总工会大力推动八大群体入会，快递行业劳动者正是重点群体。可从目前来看，快递罢工持续不断，无疑反应了快递员工作条件的恶化。反观工会已有的所谓工人“福利”，也只是无法触及行业症结的面子工程。

阿里巴巴的全球雄心给欧洲劳工带来困境和挑战

2018年底，比利时联邦政府及瓦隆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比利时列日机场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阿里集团推广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项目首次正式落地欧洲。作为平台的一部分，列日机场与阿里旗下物流企业菜鸟签署了“数字中枢”项目协议。时任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称赞，“在数字经济时代，参与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将增强当地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阿里巴巴CEO张勇表示，与菜鸟达成的1亿欧元交易将使欧洲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并从全球跨境贸易中受益。据称，列日机场项目建设面积超22万平方米，将创造至少900个直接就业岗位，以及估计2100个间接工作岗位。目前，工人已经分包给菜鸟，而在求职搜索引擎上，即将运行的贸易中心的招聘广告以中英文发布。

然而，阿里巴巴来到列日并未受到一致欢迎，当地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担忧新创造的工作岗位的质量，以及该中心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和许多欧洲城市一样，列日是一个衰落的工业中心，钢铁厂早已关闭了几十年。列日的失业率目前超过20%，是该地区最高的失业率之一。

政府急需新的就业机会，并将物流行业视为潜在救星。为了让比利时对阿里巴巴等电商更具吸引力，比利时对劳动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例如，2016年3月，一项王室法令规定，“在配送领域的公司内部，可以在夜间进行电子商务相关的工作”。当年晚些时候通过的De Croo法案为Deliveroo和Uber等“协作平台”建立了更全面的框架。

亚非拉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研究员Cedric Leterme表示，De Croo法案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特洛伊木马，也是为进一步适应新技术而改变法律法规迈出的第一步。”

2017年2月通过的Peeters法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该法案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提高灵活性，对劳动法规做了极大改革。针对Peeters法案，比利时各大工会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罢工、抗议活动，工会称该法案将使劳工运动“半个世纪”的成就化为乌有。

比利时劳动条件的变化符合欧洲整体大趋势，即为迎合新的数字经济而提高劳动力灵活性，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通过与阿里巴巴签署协议，列日机场开创了欧洲的先例：使削弱劳动法合法化，为该公司在欧洲未来发展创造机会，并进一步强化了大型科技公司对全球经济的控制。

电子商务工作本就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且随著自动化发展，工作岗位可能很快消失，而阿里巴巴正是这一点的狂热支持者。评级制度、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和不断加强的监控力度，从根本上不利于工人。这些问题在整个行业都非常普遍，例如亚马逊对其仓库工人的待遇广为人知。

阿里巴巴显然也不例外，“双11”不断创纪录的销售额令快递员超负荷工作。今年“双11”前夕，中国多地爆发快递员罢工。统计估计，今年“双11”期间预计日均快递业务量达4.9亿件，是日常业务量的两倍。此外，阿里巴巴利用集团开发的钉钉监控员工，倡导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而马云更鼓吹“996”工作制“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电商行业的结构使劳资关系的权力天平进一步向资本倾斜，尤其是该行业大规模使用监控和追踪技术。新经济基金会的报告显示，监控获得的数据“绝大部分用于为资方牟利”，且“工会和工人可能很难科学地或毫无疑问地证明监控和数据收集损害了工人的福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阿里巴巴对比利时工作文化的融入。1998年，荷兰公司TNT在列日机场设立运营中心，但公司发现很难适应比利时更强的工会存在，其管理方法引来了诸多罢工和抗议。这导致在最终同意与当地工会进行谈判之前，TNT威胁要完全撤出比利时。

列日机场的工会代表预计，阿里巴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企业工会往往与资方一道，帮助和谐劳动关系，而非实际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此外，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来改变公司老板对工会这样的认知。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习惯将当地工会视为平等伙伴，不擅长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工会水土不服早已屡见不鲜。曹德旺在美投资设厂就遭到工会挑战，曹直言“在美国，有工会就不会有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福耀玻璃（美国）花费百万美元给员工进行反工会宣传。而在国内，福耀玻璃组建了企业工会，曹的妹夫担任工会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在比利时，许多工会正在把焦点转移到物流行业，更多支持物流业工人，因为物流业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就业增长领域之一。然而，Cedric Leterme指出，工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最明显的是代际差别，年轻一代的工会会员一般更多热心于环保运动，而对老一辈人常见的‘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的论调抱有意见。”

阿里巴巴入驻比利时更凸显了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市场中工会工作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一方面，工会拒绝接受对劳工权利和工人福利造成威胁的法律，另一方面，高失业率令工会欢迎电子商务公司带来的新工作岗位，但这些公司对地方政府的间接影响将进一步侵蚀劳动法。在保护工人和保证就业之间取得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工会尚未对阿里巴巴的到来提出真正的批评。

相反，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当地非政府组织“观察阿里巴巴”。该组织旨在揭示阿里巴巴对该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组织抗议活动，游说对阿里巴巴项目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不断提高公众对该项目潜在后果的认知。2019年11月，列日机场举办阿里巴巴项目活动时，“观察阿里巴巴”指出，“令人费解的是，在一整天所有的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劳工始终缺席。”

新冠疫情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欧洲各地工会都在努力寻求在保护会员健康的同时，保护他们的生计。例如，上个月，列日机场的联邦快递员进行了罢工，抗议资方拒绝提供奖金以补偿疫情带来的额外负担。

比利时目前因疫情再次处于封锁状态，当阿里巴巴希望全球消费者在“双11”通过其电商网络购买更多产品时，保护工人权益变得更为困难。

制造业转移，深圳工人抗议大幅减少

过去十年里，深圳常常占据中国工人抗议的中心，而今天，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议活动主要由工厂关闭、合并或搬迁引发，工人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大量在同一间工厂工作了十几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别无选择，只能在工厂宣布关闭时采取集体行动维权。

随著制造业迁移，工厂内迁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从2015年起，工厂工人抗议数量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75起发生在深圳的制造业工人抗争事件，占当年全市工人集体行动总数的75%。仅仅两年后，201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今年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只记录到4起深圳制造业工人抗争活动，占全市24%。自2015年以来，深圳市工人集体行动数量稳步下降，而到目前为止，下降趋势最为显著的是制造业。

2010年代中期，工厂老板往往在搬迁或关厂时欺瞒工人，工人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抗议，以争取被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与此不同的是，受到诸多外界因素冲击，今年制造业出现了工人离职潮。长期以来，工厂工人靠加班工资维持生计。受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在订单减少、取消加班的情况下，当老板提出裁员时，工人们更倾向于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非留在原厂维权。“工人们想著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著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规模工厂工人抗议发生在2018年夏天，当时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声援者的抗议示威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然而，佳士事件导致了深圳的劳工NGO及劳工积极分子遭到大规模镇压。这些组织和劳工人士在2010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工人提供法律建议，整合工人诉求，协助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2019年1月，五名劳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并被羁押长达15个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获释。他们都被判处缓刑，无法再继续从事劳工工作。

随著服务业地位愈发凸显，中国整体的工厂工人抗争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政策促进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商业和服务业转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随著城市地铁系统不断向郊区扩展，曾经的工业和制造业中心已逐步转变为住宅和商业中心。劳动力亦从蓝领向白领转变。然而，建筑工人、运输服务业工人仍时有抗议。

尽管整体来说，工人抗争活动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人面临的问题实际并未缓解，争取足额按时支付工资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诉求。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立案数急速增长，2019年达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数短暂下降后，第二、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4.7%及20.9%。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劳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与此同时，在深圳特区40周年之际，深圳市放宽了对工时制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计划（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此举被认为将会进一步加速侵蚀劳动者权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员工发起了“996.ICU”网上抗议，反对工作时间过长、强制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争的未来尚不明确，但可能呈现出两种趋势：平台经济的运输工人将继续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公司任意调整工资和工作条件；科技公司员工将持续抗议过长的工作时间，例如反对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并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2020年全球南方工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9月中旬，中国最大的送餐平台美团有十余名外卖骑手在湖南张家界集体抗议。由于外卖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费及扣薪，导致骑手收入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机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举行了罢工，抗议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费。这次罢工得到了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和印度的送餐司机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集体行动，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对方的平台，但工人们不满的相似之处是不可否认的。工人们对不满的反应并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声势浩大；而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近两年来，外卖送餐员的集体抗议达到近50次。

疫情期间，中印两国食品配送行业的工作条件愈发引人关注。受疫情影响，送餐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但平台之间的竞争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既要赚钱谋生，又要保护自己不受感染。

中国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纾困措施，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然而这些政策对工人的帮助都不大。实际上，迄今为止实施的许多措施反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5月，作为“自力更生印度运动”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总额为20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约合人民币1.8万亿元）。然而，这一巨额数字背后，其实是许多现有项目的重新组合，并未给国家财政带来实际负担。对于无法在家乡谋生而被迫返城的迁移工人来说，这套经济方案无法改善他们的困境。

同样，在中国，5月份推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李克强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就业、民生等工作重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今年对中小微企业免征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府工作计划主要著力于为企业纾困，针对劳动者，政府虽然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但实际帮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锁，推动放松或中止实施劳动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区，对工作时间、强制性劳动检查、工作场所通风和温度、急救卫生设施、洗手间、食堂、托儿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给与豁免。此外，进一步放宽本就轻微的关于裁员和企业倒闭的处罚条例。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这些修改是违宪的。

莫迪政府试图削弱劳动保护的力度，将现行44部劳动法律合并为四部涵盖工资、职业安全与健康、社会保障和劳资关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进一步降低劳动保护举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劳动法典已于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经在印度议会两院通过。其中，《工业法规法典》尤其令劳工担忧，它使雇主在雇佣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使罢工等抗议行动变得极为困难。

新法典对非正规工人毫无帮助，他们在疫情封锁下首当其冲，最需要法律的保护。此外，本应制衡政府不利行为的司法部门则对工人权益基本无动于衷。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似乎正在效仿中国，即在国家劳动政策上，资本优先于劳工。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而长期以来，商业团体和一些党内领导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一直鼓吹放松劳动法。这些劳动法律虽然至今在纸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时候根本得不到执行，因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吸引投资和增加税收，而非保护工人权利。

这场大流行为进一步放松执法打开了大门，企业在履行社会保险义务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豁免。而且，与印度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当局会自愿恢复在疫情期间被侵蚀的劳工权利。捍卫劳工权利将取决于工人自身和工会，而正是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开始出现分歧。

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劳工环境，印度的一些工会已经在努力适应，并采取果断的措施来保护工人权利。为应对零工经济带来的威胁以及应用程序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改变，新的工会组建了起来，如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制衣业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种创新的组织方式，以适应该行业快速变化的出口需求。这些新工会的策略和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决心，即夯实会员基础，加强工人团结，直面新的挑战。尽管这些工会的组织能力仍然有限，要发展成为有效的全国性组织仍需要时间。

中华全国总工会，顾名思义，确实覆盖了全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有巨大的资源，却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应对工人面临的紧迫挑战。全总近年大力推动“八大群体”入会，主要针对新兴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但其组织方式仍沿用过去的一套老办法。工会干部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却似乎无法有效回应工人的新需求。

当山东各地外卖、快递工人因运费过低或被欠薪而罢工抗议时，当地工会对工人被侵权和他们的抗争毫不知情。尽管全总将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列入八大群体，并重点吸纳他们加入工会，但仍有地方工会声称送外卖和快递物流的工人不属于八大群体，工会“解决不了”工人遇到的问题。即使企业成立了工会，在工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疫情期间，工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工人不被裁员或拖欠工资，也无法确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适当的保护而免受感染风险。相反，工会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基本与其维护工人权利的职责无关，工会工作人员下沉到社区，协助社区工作者检查体温，登记人员车辆。而对工人被欠薪、克扣补贴等劳资纠纷，工会要么毫不知情，要么无所作为。

面对全球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缩以及不断扩展的零工经济的威胁，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强有力的集体应对措施。中国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动，但中印两国工会和国际工会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组织和支持这15亿庞大的劳动力。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印度女工的团结、抗议与谈判之路

对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及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周边的数万名服装工人来说，新冠疫情及由此而来的封城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印度政府在6月解除封城后，工人的重担更是不减反增。对此，现时在班加罗尔和周边城市达文盖雷（Davangere）已拥有约3000名成员的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KOOGU）发挥了确保工人权利不受工厂经理冲击的关键作用。

疫情期间，班加罗尔的受访服装工人表示，资方往往避谈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障金的问题，以及在没有任何通知或支付适当补偿金的情况下关闭工厂。例如，来自中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和奥迪萨邦（Odisha）的两名移民工人便因为工厂突然关闭而失去工作，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只能屈就于一份工资更低的计件差事。

封城结束后，许多工人抱怨工厂经理强迫他们每天加班1至3小时，甚至放弃公共假期，以弥补损失的生产时间。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规的提议由于会削弱工人的法律保护，也是工人的另一个关注点。

正如我们在6月的报道所说，许多工厂在恢复生产时未能重新为工人提供交通安排，引起了KOOGU和工人的坚决回应。大多数工人住在偏远地区，完全依靠工厂班车上下班。在班加罗尔西南部迈索尔路地区（Mysore Road）的Arvind工厂抗议活动中，一名工人说：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一直隔三差五地向邻居乞讨食物......他们跟我说Arvind是一家很好的工厂，我们无须担心。他们承诺会承担所有责任，并做出必要的安排。"

工会的行动确实迫使一些工厂让步，但交通问题仍然是工人主要关注的问题。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班加罗尔的服装业有很高比例的女工。因此，KOOGU决心鼓励女性在工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许多受访的工厂工人都称赞工会提高了他们意识，获得了集体发言权，并且有力地回应经理和主管频繁的侵犯和骚扰。对这些工人来说，工会是一个使姊妹们获得照顾的组织，而很少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或干预。

这批年轻工人不少身兼母职，因此育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班加罗尔大多数出口导向的服装厂以往均遵守法律，雇佣30名或以上女工的工厂须设立托儿所，但疫情期间，许多工厂以安全和卫生为由关闭了托儿所，意味著许多找不到日间托儿服务的工人只能待在家里。

疫情间的各种规限也为怀孕的工人带来特别的困难。工人们相当担心资方会借机解雇他们。意识到这一风险的KOOGU已准备在怀孕女工被大量解雇的情况下作出政治和法律上的回应。

KOOGU成立于2009年，此后成员数量和影响力均稳步增长。2000年代以前，班加罗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服装业均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型工厂和作坊，工人就业不稳定，亦没有组织。然而，随著2001年主要品牌进驻印度南部，该行业的生产单位摇身一变成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大工厂。以往工厂老板们无视劳动法规而不受惩罚，但为国际品牌分包代工的工厂则被要求遵守最低劳动标准。

在生产过程中，H&M、GAP、Nautica、Vans和Columbia等主要品牌做出了所有关于设计、风格、缝制类型、材料，以及成本和生产时限的重大决定。这使得劳资关系复杂化，也令工人提出了疑问，比如：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老板，工厂还是品牌？

国际品牌的到来也为以往受强烈抵制的工会组织打开了大门，使工人有机会在转变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求解决自己的不满。由于传统工会一直无法回应工人的新要求以及未能抓住工会化的机会，KOOGU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起初发挥了提高工人法律维权意识，以及帮助工人向劳动部门投诉的作用。

工会名誉主席Sebastian Devaraj回忆道，KOOGU在草创阶段不得不面对信息不足、经验缺乏、工人对工会的普遍规避以及工厂经理的高压回击等问题。 KOOGU以逐一处理单个个案的"救火模式 "开展工作，同时支持工人为了达到即时目的发起的抗议和罢工。然而，工会当时缺乏战略，较少有工人领袖能在分散的斗争之上推动工会建设。

过去几年间，由于与国际劳工团结组织的联系，人们加深了对服装厂在全球价值链中作用的认识。 KOOGU因此从“救火模式”转向通过发起集体谈判来争取工人的利益，效果立竿见影。工人代表争取与资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和集体协议，以确保改善工作条件，包括有效地减少了工作场所内的性骚扰和种姓歧视。

KOOGU现在的重点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工会，以民主和集体领导的方式与资方进行谈判。这些工厂为全球北方的品牌和客户生产，国际团结将是服装厂斗争新基础的关键。

印度零工工会：以非传统的工业行动策略回应平台经济

与之前讨论的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样，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样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应零散用工给印度劳动者带来的挑战。在过去三四个月中，AIGWU集中组织了从事各类平台服务的工人，例如运输、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洁、油漆、木工、管道、电器维修等等在内的家政服务。

与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组建由印度工会中心（CITU）牵头。CITU成立于1970年，隶属于印度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组织及行动策略的全国性工会 。 CITU的会员人数超过600万，不论是否建有工会的行业都有所涉及。隶属于CITU的工会一直积极争取在船厂、港口、矿山、种植园以及公共部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AIGWU的组织策略不同于传统模式。传统中，工会组织往往基于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开展，行动过程由前期的联署逐渐升级成最后的罢工。AIGWU的组织方式和策略则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对于平台配送员来说，罢工及示威通常是工业行动中的第一步，此举更能获得平台公司及大众的关注，并间接影响平台顾客。从明确劳动者的诉求到给工人运动提供政治动能，工会行动中每一步的仔细制定，CITU都会给予帮助，行动策略也因应主要城市之间的地区差异、劳动力以年轻一辈为主而产生变化。

AIGWU行动的转折点出现在八月，当时，Swiggy外卖平台工人正在多个城市进行抗议。这一系列抗议揭示了从以往的自发行动发展出一个有策略、可持续的工人组织的必要性。一位与AIGWU相关的独立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各个工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设极为重要，要帮助工人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诉求，给他们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动架构，并确保这些诉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间产生，而非来自外部机构。此外，AIGWU还获得了同样隶属于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支持服务雇员工会（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帮助它在社交媒体上扩大影响力”。

该位研究员还认为，工会当前有必要挑战政府和众多平台企业——这就需要工会介入决策过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策文件和实证研究往往与工人的实际需要脱节，工会的目光绝不应该仅限于此。主要焦点应始终放在实地组织上，让工人们认识到运输工人而非平台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这样一来，工人和工会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设计当前当前完全由资本主导的平台系统的具体建议，甚至可以设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台。

AIGWU目前正在扩展中，有报道称他们希望根据1926年印度《工会法》注册为全印度工会。注册工会可被视为法人团体，这样就多了一层法律保障，能够具有订立合同的资格并提起诉讼。而且，注册工会还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责任。工会的注册有助于增加在工作场所引入集体谈判机制的合法性。但是，注册工会并不自动意味著雇主的承认，相反，雇主对工会的承认仍需工人的争取，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工会组织遭多方打压，缅甸服装工人走上街头抗议

12月8日，数十名工会会员身著防护装备、彼此保持著安全距离，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议缅甸劳动争议处理的核心部门——中央仲裁委员会倾向保护商业利益的一贯立场。

类似的抗议并不常见，是次参与的工人来自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们举著标语，上面写著“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立即下台！”，“审查委员会做出的决议！”

工人们强调，在新冠肺炎期间，企业试图解雇工人，尤其是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而仲裁委员会默许了了企业这一做法。STUM的创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说：

“委员会的决定显然有失偏颇，尤其是摆在新冠肺炎期间。工人输掉了95%的集体争议案件，这明显是委员会的不公导致的。委员会不是为工人寻求真相或者公义，而只是无良雇主的工具。”

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书长Phyo Sandar Aung也赞同了这个说法。

“仲裁委员会在新冠肺炎期间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怀疑的决定。以限制活动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多被委员会排挤。我们注意到，委员会在裁决案件时，根本没有将工人代表提交的证据纳入考虑。因此，委员会被视为有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仲裁委员会审理的许多纠纷都发生在服装制造业。由于新冠肺炎导致供应链中断，缅甸服装业遭受到沉重打击。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声称，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装厂永久关闭，导致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他解释说：

“服装行业主要依赖于欧盟和美国市场，而今年的订单数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厂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资和赔偿只能把工厂拍卖了来支付，这样的案件我们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体不断曝光工厂老板以行业困难为由解雇员工，尤其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选为Rui Ning缅甸服装厂工会主席没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装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厂声称裁员是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这是公然打压工会的行为。

他和同事们在二月组织了为期12天的罢工，要求Rui Ning工厂答应工人们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奖金的诉求。

“当时我们还不是一个注册工会，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们。但慢慢地，他们意识到罢工是为了自己的权益，所以，最终罢工有将近900名工人参加。” Kyaw回忆道。

Rui Ning工厂其实有注册的企业工会，成立于2015年，但Kyaw认为这不过是资方的附属机构，并不代表工人。 “罢工后，我们试图对工厂工会进行改革，而裁员正是发生在工人选出新的工会领袖几周后。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会会员。因此，工厂要打破工人组织的企图不言而喻。”他说。

工人没有寻求劳动仲裁，正如Kyaw所说：“我们对劳动仲裁程序的信任度为零。”

相反，工会会员强调了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工人们获得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马德里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帮助。在他们的建议下，被解雇的工会成员设法让工厂的主要国际买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识到工厂的打压行径。

“起初，这些品牌没有对供应商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我们利用媒体舆论，维持住了对品牌的公众压力，而在工厂内，未被辞退的工友则继续佩戴头带上班，向厂方要求重新雇佣被辞退的工人。”

最终，在受到越来越多公众批评后，工厂同意恢复Kyaw的职务，他于8月4日回厂工作。但是工厂也表示，只有当经济形势恢复正常时，才会重新雇佣其他被辞退的工人。

Kyaw说：“要是我们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劳。”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这一说法，她还表示，根据她的经验，仲裁制度是“有缺陷且无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资制衣厂Running Tex解雇，她将案件诉诸仲裁，“在每个阶段，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对我有利。但是，工厂直接无视裁决，并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诉。”

在将近七个月之后，民事法院最终以非法解雇为由，对工厂处以100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49000元）罚款。去年，针对此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罚款从100万缅甸元提高到1000万缅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说，纵使罚款数额提升了，这仍然是在鼓励工厂非法解雇员工：

“最近，在位于仰光西部的莱达雅镇（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制衣厂在向政府缴纳罚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为了将工会成员拒之门外，工厂仍然愿意花这1000万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装厂都坐落于莱达雅镇，该镇目前约有100万人口，也因为过去十年里高速、混乱且不受管制的扩张，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号。镇上约有十几个工业区，共850多家工厂， 超过30万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从农村迁徙而来，他们住在狭窄的宿舍里，每月支付5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250元）的费用，合租一个小房间。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虑到仲裁过程如此之长，而莱达雅镇的工厂老板只需支付一笔罚款即可，“工人对仲裁机制几乎没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法》自2012年实施，由15名代表组成的中央仲裁委员会也随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

根据《劳动争议解决法》，集体劳资纠纷案件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从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到乡镇调解机构，再到地区仲裁机构，最后是中央仲裁委员会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参与该裁判庭的案件审理。

但是，即使是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对裁判结果不满的当事方可以将案件一路递交至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但这一过程繁琐且耗时。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说：“上诉过程往往花费数年，没有工人愿意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工人和工会成员认为，仲裁制度需要改革，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其他途径保护工人权利。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员之一，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决缅甸服装工厂劳资纠纷的真正关键是结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说：“如果厂方接受工人有权组建一个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工会，那么工作场所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她指出，所有签署了全球产业总工会“行动·合作·改变”倡议（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国际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制定具体的自由结社准则。

 “一旦结社自由准则标准化，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的确，如果工厂老板承认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有秉著诚意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那么工人将对工作场所的权利问题有更大话语权，并减少对中央仲裁委员会事后救济的依赖。

二零二一年

两名拼多多员工身亡，“自愿”强制性加班何时休？

1月9日，拼多多员工谭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长沙家中跳楼自杀身亡。据公司信息，该员工在拼多多担任技术工程师，工作地点常驻上海，此前刚结束为期六个月的试用期。网上信息称，谭某是2020年应届毕业生，任职于多多钱包项目组。

仅两周内，拼多多已发生两起员工因过劳引发的猝死、自杀事件。1月3日，有网友爆料，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生前是拼多多当前核心业务之一多多买菜的员工。2020年10月，黄峥在拼多多内部五周年演讲上表示，“多多买菜是个苦业务，是个长期业务，也是我们拼多多人的试金石”，并要求公司全员“开启硬核奋斗模式”。自去年8月试点上线后，多多买菜项目正向全国火速扩张中。

多多买菜女员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后，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账号回应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拼多多官方反复否认这一发言，称其为谣言。但知乎证实，该账号为拼多多官方账号。拼多多又解释称， 该知乎回应是拼多多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用个人手机发布。

1月10日，拼多多员工王太虚（化名）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我被拼多多开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护车，他拍了一张照片并匿名发布到脉脉上。其后，主管要求与他谈话，并逼迫他主动离职。在视频中，王太虚还揭露了拼多多强制员工加班、克扣法定节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隶似地逼迫几乎是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员工的猝死和自杀引发了公众对互联网公司超长工时和高强度工作的强烈愤慨。据拼多多离职员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小时，达不到就会被领导约谈。许多员工因工作强度过高，身体无法承受而离职。公司文化强调员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员工即会被公司开除。

据悉，新兴业务多多买菜的工作强度更高，实施“超级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员工连续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业务繁忙时，甚至会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超长工作时间在互联网企业中屡见不鲜。2019年4月，京东在内部邮件中称，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后，刘强东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几乎同时，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活动上表示，“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的“996”制度工作时间更长的还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2020年9月，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新浪微博发言，“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并称“违背员工意愿的事儿，不干！自愿奋斗获得高回报，支持！”

在公司不断强化的加班文化中、领导约谈和绩效考核压力下，员工显然没有“自愿”奋斗的权利，只能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近日，一名自称小江的应届毕业生在网上爆料，由于他拒绝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递辞退。

小江在视频中表示，“其实我们正常是6点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准走，我就没有按照他的要求，9点以后再走，我6点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说我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把我辞退了。”

毫无疑问，超长时间加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019年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45.5%的受访者每周加班两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几乎每天在加班。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但从实行效果来看，劳动法有关工时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企业“自愿”与“奋斗”的话术中，劳动者休息和获得加班工资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华为员工曾梦将其与公司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网上公开。此案中，曾梦主张加班工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最终败诉。曾梦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

曾梦与华为公司签署了《成为奋斗者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法院认为，“曾梦在职期间已经自愿放弃年休假相关待遇，其诉求不应支持”，并因“此案不宜在互联网公布”而未公开其审判文书。

与此同时，官方亦加强了勤劳奋斗的宣传。2020年10月，央视新闻公众号发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称打工人“用汗水创造美好生活，纵使疲惫，也倍加珍惜、乐观面对”。“打工人”一时成为年度热词，原本是许多劳动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编下，劳动者被剥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华社就拼多多事件发表社评，表示“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违法操作，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然而，实践中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位，令这一批评苍白无力。

尽管劳动法有关工时的规定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修改劳动法，进一步放宽对工时的限制。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制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修改工时制度的说法虽语焉不详，也引发了劳动者对于劳动时间权利被进一步侵犯的广泛担忧。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许多员工只得用脚投票辞职走人，但也有科技行业员工尝试发出集体的声音。2019年3月，有网友注册了域名为996.icu的网站，意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创建了“996.ICU”项目，抗议超长工作时间、强制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在最近的讨论中，有网友问道：“现在到底有没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联网公司在公司里成立工会的？华为，腾讯，阿里有工会吗？”

劳动者对于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的需求是确切无疑的，但工会显然还未采取行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网站上，未见到有关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评论。

中印电子业工人正走在相同的抗争之路

上月19日，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科技发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议。昌硕要求工人从上海转到江苏昆山的和硕工厂上班，不愿接受的工人除了会被辞退，更有机会拿不到俗称“返费”的求职补贴，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资方发放补贴。

同样的大规模抗议也在成都发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资和返费纠纷。由于劳务派遣公司拒付返费的消息在工人中流传，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续多天抗议。 16日，厂门前突然出现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几辆大巴，将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带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协商。

电子业派遣工的抗议同样在印度爆发。上月12日，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纬创资通工厂发生一场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数百名已经连月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闯进工厂放火、投掷石块，抗议长时间的工作、拖欠加班费以及实际工资与招聘时的承诺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电子制造业为了适应产品生产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临相近的处境。年轻的工人、大学生在旺季时经中介公司招募成为电子厂的工人。招聘时，公司往往夸口工资水平，但实际发放的工资则不如早前承诺。在中国，中介会提出在工作满指定时间后发放返费。不过，公司要么在约定时间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么在约定时间后以辞职名额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继续再干一段时间，甚至索性拖延克扣，来逃避支付这笔费用。随著更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同样的问题亦必然会在当地日益普及。

中国电子行业　传统血汗工场的蜕变

不少中国的电子工厂已经由以往那种设备落后、环境恶劣的中小型加工厂改造过来，成为更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厂房。富士康、昌硕科技等代工厂龙头承包了集成电路组装、电子产品总装、金属部件和塑胶部件制造等一系列电子产品的生产作业。在这些代工厂的周边，则有大量生产屏幕、电池等元件及电子业生产用机器的企业。电子代工厂的规模巨大，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在运作工厂，而是在经营一个为生产电子科技产品而设立的社区。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园区内解决饮食、住宿、体育、娱乐等需要。

电子制造厂由传统的血汗工场发展至现代化的大型厂房，彻底改变了工人的生产方式。以集成电路的组装为例，以往单靠工人手工焊接电子元件的工作已经普遍被表面黏著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动化的机器贴装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类，一个小时便可以贴上四万个元件，加上锡膏涂抹、集成电路的回温固定亦已机械化，机器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而工人则负责监视、调节及检查修补机器的错误。

整机组装线则朝更为劳动密集的方向发展。与集成电路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可编程加工设备，每一名员工都有明确的分工，将电池、主板、摄像头、屏幕、外壳等零件组装到一起。电子仪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组装线配备大量检测员。以富士康的一些生产线为例，每一名组装人员的右边都配备了一名质量检测员，以此来最有效地减低出错。由装配、检测和包装，一条接近100米的组装生产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机器，一个工人的劳动速度制约著另一个工人，而所有工人则追逐流水线的零件运送速度而劳动。

金属加工厂区则充斥著各种油污和冲压的噪音。以制造智能电话的外框而言，一块钢板需要经过拉伸、冲压、抛光等数个步骤，这些工序都是通过大型而笨重的机械完成的，而工人则在噪音之下不停来回走动操作数台机器和搬运物料。由于牵涉大量体力劳动，所以几乎没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见，由于手机、电脑的设计和制造愈来愈精细和复杂，电子代工厂需要用到愈来愈多的机械和自动化机器，更为高级的机械化生产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细碎，在生产过程中完全隶属于资本的安排。单调重复的劳动、长期两班倒的工作，工厂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几乎没有工人能忍受这种工厂的生产方式，可以长期工作的则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访问这样说︰

“如果能熬过第一个星期，基本就能留下来，但这样的人超不过一半。 ”第一次夜班过后，周明发现有10个工友消失了，都是00后，都通过中介进入富士康，都试图在iPhone 12发布前赚一笔，最后的结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给下一个人。

密不透风的厂区的夜班生活使无数工人的精神受到打击：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个夜班后，黄牙崩溃了，“太TM累了”。黄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给iPhone 12打螺丝。这是来富士康的必修课，比半个米粒还小的螺丝，拿几斤重的螺丝枪去吸，稍不注意，就吸歪了。这样的螺丝，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个，也就是反复抬手一千多次，几乎十多秒要重复一次相同的动作。 （...）他无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这意味著之前的工资也没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这种工作中每个月拿到5000多元。电子厂工作产生了大量细碎、简单的低技术职位。在富士康郑州的厂房里，包括以上所说的焊接、钻孔、打螺丝等，总共需要约400个工序来生产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产线则要经过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厂。 2016年《纽约时报》采访郑州的富士康厂区时，该厂一共有94条生产线，雇用了上30万名工人。工厂每天有活劳动力招募进厂，又同时将已经榨尽的工人排出，构成了一个流动而庞大的电子业工人阶级。

随著这些大型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分厂，加上作为配套的零部件厂，整个行业的工人数量已经成长至八百多万人。

印度电子业　成长中的癌细胞

相比中国，印度电子制造业的规模则要小得多。虽然也有不少电子代工厂进驻该地，但这些工厂所组装的零部件均要从外地进口。印度大部分电子工厂的生产规模细小，而且都是处于非正式部门，生产环境恶劣，技术亦较落后。 2013年，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大部分这些生产单位雇用的人数不足40人，因此不在当地各种劳动法的监管之中。

虽然与中国在差不多时间实行对外开放，但印度选择发展资讯科技的服务行业，为跨国企业提供软件和集成电路等设计，同时放开电子硬件的入口。结果，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所成长的电子硬件行业被各种廉价进口零部件冲击，产量增长大幅回落。即使一些电子零部件厂在印度设厂，所能从事的工作也相当少。以大陆器件厂（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为例，该厂虽然在印度设有完整的零部件生产单位，但由于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来进口，因此工厂生产的价值甚微，工作还是集中在测试和品牌活动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中国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来生产工厂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来愈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引入了更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在三星高度自动化的组装线上，工人被预算好的生产节拍时间（Takt Time）追赶著工作目标和进度。手机生产线的节拍时间只有3.5-4秒，意味著每个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个电话送出生产线。工作强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种以往生产时不曾出现的问题：喝水的时间没有了，连上厕所也不被允许。原本兴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无不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地位比机器还低。

由此可见，虽然不少印度的电子工厂仍然维持著其中小规模的生产，而且由于订单数量不足而不愿意投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但更大型和集约的工厂已经在印度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大量受压迫工人的集中，也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组织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为分散在细小的作坊而难以组织的情况将会逐步消失，中国电子制造业工人曾经及正在经历的工厂生活亦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印度发生。

中印工人的集体行动

中印两国的大型电子代工厂均是工人认识以及尝试寻求改变的场所。低薪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了中国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连在佛山、封城、郑州等工厂的抗议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厂爆发了大型暴动。工人发起过短暂罢工抗议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问题，但没有得到成果，结果在9月23日，因为一群保安对两个没有出示员工证的工人拳打脚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义愤。万多名工人破坏了保安室、生产设施、汽车、商店和饭堂。工厂区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厂门和窗户均被砸坏，警车被推倒和放火。结果，工人的工资被调高至超过最低工资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厂的抗议潮亦因而出现。随著抗议越来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变，允许工会成立，即便这些工会完全由管理人员把持，成立过程也充满问题。

2009年至2010年间，诺基亚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厂房也曾经爆发罢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发起了抗议，使工人争得更大的集体谈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厂承认工会。两间工厂后来关闭，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电子厂展开组织。

随著电子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加上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波动更大，电子制造厂均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印度，这些以学生工、学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门形式聘请的工人集合著各种矛盾和不满。为了承载众人各种要求、不满和热情，电子制造业工人急须找到一个团结的工会组织形式。

在另一些行业，例如印度的制衣业，工人已经组织了工会，并透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向资方提出工人的要求，并争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业承认工会，压制经理和主管频繁的侵犯和骚扰。各行业工人的实践，均可以成为电子业工人集体行动和组织时的借鉴。

回顾去年800起集体行动 中国工人处境仍然严酷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疫情中，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首次超过百万亿规模，比上年增长2.3%。

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不过，这些职位可能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因为农民工的规模有所下降，总量为2亿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过去十年间，农民工总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中，但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

其中，本地农民工1亿1601万人，下降0.4%；外出农民工1亿6959万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业对农民工，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影响更深。去年一直被受关注的失业问题在官方统计中并未显得特别严重，202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12月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均与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去年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著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去年，中国劳工通讯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议管理方式，71起关于企业搬迁和倒闭等。

在经济整体复苏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相对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0%和2.6%，高于GDP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则为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长最为突出，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3.8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的产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则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

去年，中国劳工通讯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仍然以建筑业最多，共358起。当中，关于住宅建设和基建的讨薪事件最多，皆为111起。与商业楼宇、室内装修相关的讨薪事件则分别约有30-40起。建筑行业层层分包所导致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间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建设也出现了同样的欠薪问题。

制造业的集体行动则录得87起。在这里，电子业的抗议同样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两间大型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和昌硕科技均发生大型合同工抗议事件。短期的合同工为电子厂生产了大量科技产品后，却出现派遣公司拖欠返费，或工人被迫调迁而可能失去返费的情况。随著中国电子厂规模愈来愈大，生产的产品更为精密和复杂，企业却由于机器的普及和产品周期缩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剧了劳资矛盾。

服务业和物流运输业也备受关注。统计局数据显示，服务业内部出现分化，部分行业表现亮眼。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6.9%，增速快于第三产业14.8个百分点。得益于文职人员在家工作，以及网上消费在疫情间广为普及，网上消费增速明显高于整体消费。去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速增长10.9%，明显高于消费增速。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

服务业内部的分化产生了不少劳资纠纷。去年，服务业及运输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分别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厅和酒店由于人流下滑，生意额大跌，出现倒闭和拖欠工资，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车销售店等零售批发行业，以及健身房等体育和休闲行业均分别录得30起和25起讨薪、倒闭抗议。

蓬勃发展的网络电商，则因为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严重的劳资矛盾和工人抗议。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拖欠，全年共发生了31起罢工、抗议。不少网点的货物因为停工而堆积如山，在去年“双十一”前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另一方面，近年录得不少抗议的外卖行业今年则只有3起集体行动。由于外卖行业是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工资的少有渠道，不少外卖员被迫忍受平台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持续下滑的工资。互联网行业的集体抗议同样较少，只有7起讨薪事件。不过，“996”工作制近来已发生新一波抗议，过劳问题造成拼多多两名员工过身后，激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财新网指出，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同比名义增长6.6%，高于总体，并据此认为对该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实上，情况并不见得如此，统计局的另一项数据指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长2.8%。但考虑到去年通胀率为2.5%，不少工人的实质收入并无明显提升。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十年间变得更严峻。在2013年至2019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4000元，而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农村居民计算在内，贫富差距变得更突出。201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复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去年的集体行动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现协调谈判的有292起。不过，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动，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们出尽办法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工会并未有所行动，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录得工会介入。

越南工人仍对新工人代表组织的潜能一无所知

新顺（Tan Thuan）出口加工区是一个大型工业区，坐落在西贡河环绕的半岛上。一个周五的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出新顺出口加工区。几个工人在途中的自动取款机前停下，取钱过周末。

“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工人代表组织或新劳动法的消息，”在一家家电制造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Ha*表示。

越南新修订的《劳动法》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允许建立独立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VGCL）的工人代表组织的规定尤其关键，被誉为是朝著国际劳工组织（ILO）第87号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迈出的重要一步。

尽管去年签署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要求越南政府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但迄今为止，越南政府几乎没有在宣传新《劳动法》或者工人代表组织方面做出任何努力。

越南政府没有颁布任何关于如何建立工人代表组织的法令，中国劳工通讯采访的新顺工人也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工人代表组织是什么或如何运作的可靠信息。

由于看不到任何实质上宣传推广新《劳动法》或工人代表组织的行动，人们担心新的法律可能只是当局用来粉饰现实的。

越南独立工会（Vietnam Independent Union，VIU）也认同这一观点，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改善工人权利的非盈利机构。为了实现真正的变革，越南独立工会主席Bui Thien Tri说：“有必要向工人解释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相比，工人代表组织的优势。工人代表组织的领导人最好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劳动者通过透明的选举制度选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主地为普通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战。”

Bui Thien Tri补充说，官方工会在工人与公司之间进行调解时很难保持独立，因为它部分资金来自雇主，且容易受到政治干预。而工人代表组织则必须是资金独立和自主管理的。

“工人代表组织必须在良好治理下由会员费和其他财政来源赞助，以确保独立、问责和透明的原则。”Bui Thien Tri说。

此外，越南独立工会认为，工人代表组织的工作人员应接受工会技能和集体协商方面的培训。

在新顺出口加工区接受采访的工人们分享了他们对官方工会的看法，以及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一千多万会员。一些人对官方工会表示满意，另一些人则对其缺乏主动性和责任心感到不满，但关键是没有人知道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对工人代表组织一无所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在我们工作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Dat说，他在附近的一家服装制造厂工作。

几个街区外，一个卖甘蔗汁和新鲜春卷的摊位吸引著新顺近200家公司之一的下班工人。

“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新劳动法的消息。”来自中部高地、在胡志明市生活了七年的妇女Nhi说。她在加工区的一家餐饮公司工作，该公司为当地的工厂食堂提供食物。

“公司通常会在有新政策出台时召集所有人一起解释发生了什么，或者把新闻发布在公告板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公司并没有就新劳动法的颁布开展这类活动。”她补充说。

在带著甘蔗汁骑车离开之前，她还分享了自己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我刚刚去头顿（Vung Tau，一个受欢迎的海滨城市）度假，我想我会得到一笔农历新年奖金。”

农历新年是越南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从工厂工人到办公室白领，每个人都期待著他们的农历新年奖金。接受中国劳工通讯采访的工人们都期待能收到一份奖金，尽管有些人担心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会使得奖金减少。

这些奖金是由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没有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参与。许多工人会在农历新年之后立即辞职，并且将这笔奖金作为找到新工作前的经济支持。

Trang是一名孕妇，在新顺一家摩托车零部件制造商工作，她解释说，她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一点也不满意。

“今年我的农历新年奖金会低一些，过去我们的年终礼物是钱，而今年只是一箱啤酒和一箱不含酒精的饮料。”她说，“我还收到了越南妇女节、中秋节和生日礼物，但它们的价值都在10 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0元）以下，比以前低很多。”

她和同事们已经向公司工会提出了这一问题和其他担忧，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事实上，人们提出的要求越多，公司就越想解雇他们，”她说，“他们会努力找出最细微的错误，并以此作为解雇员工的理由。”

她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新劳动法的消息，但只是泛泛而谈。

“我还没有从公司得到任何消息，但即使有一个工人代表组织，我也不会加入，因为他们会解雇任何加入的人，”她说，“公司会想方设法使工人代表组织无效。即使在我的工作场所之外存在工人代表组织，我也不会加入，因为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尽管我不喜欢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傍晚，Phuong坐在新顺的入口附近，浏览著她的手机。当集装箱卡车隆隆驶向加工区内的港口时，小贩们从摩托车上向夜班工人兜售零食。

她说：“我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在一家生产家用电器零部件的公司做临时工。”Phuong来自越南最南部的金瓯省（Ca Mau），她计划回到老家过春节，然后搬到毗邻胡志明市的工业化程度高的平阳省（Binh Duong）。

“因为我没有签合同，所以得不到工会的帮助，”她说，“比如说，如果我生病了，我必须自己支付治疗费用。”

尽管如此，即使有工人代表组织，她也不会加入，“我完全不了解工人代表组织，也不知道在里面该做什么。”

显然，到目前为止，工人代表组织的潜力仍未开发。如果EVFTA和CPTPP的其他签署国对越南正式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持认真态度，他们有必要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确保工人充分了解新的《劳动法》，并了解加入独立的工人代表组织而非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下属工会的优势。这反过来也可能给官方工会带来更大压力，使其更好地代表工人，并确保那些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工人得到充分保护。

新疆建筑工人频繁欠薪，寒冬下讨薪受阻上网求助

长期以来，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新疆地区录得的抗议均较其他省份少。不过，自从添加了工人求助地图后，我们在网上搜索到不少新疆地区的求助事件。由求助地图正式设立的3个月以来，共录得178起事件，当中新疆有18起，约占一成，绝大多数事件均与建筑行业欠薪相关。

且看这位建筑工人在微博上的自述：

本人于2020年3月17日，到新疆凌云设计有限公司德港万达广场工地在中亚南路与厦门路交界处，我们是做幕墙的农民工。 2020年7月16日因疫情影响隔离至2020年8月31日，凌云公司项目经理（…）就各种理由不要我上班了。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付我工资66258元工资还恐吓，我们也到劳动监察去了，也是同样的恐吓，也去了信访局，最后公司说考勤是假的，就拿考勤说事，一到劳动局，劳动部门负责人人就说让我走仲裁，一个不想给工人工资的公司我们农民工在哪里去找那一大堆所说的资料证据。

一个月的讨薪之路，很辛苦，有的时候一天吃一桶方便面，最后没钱吃饭就在没钱吃饭的同时暂停了讨薪之路，在社区领导的劝导之下一边上班一边等通知，就到朋友介绍的工地上班，现在又要回到乌鲁木齐继续讨薪之路（…）

除了去新疆打工的建筑工人，包工头也在网上求助：

我在乌鲁木齐市的广汇房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的9月，分别在火车南站的鸦山郡干4.5.6楼及车库和商铺，及东大梁香悦湾工地13楼的所有支模板承包人工劳务和耗材，共计是：482.8万元。公司工程建筑大包老板（…），我合同签定人及工程技术负责人（…），公司工程建筑会计（…）长期拖欠我农民工劳务费：121万元。

我在这3年里找遍乌鲁木齐市的相关部门及兵团相关部门和领导，迟迟得不到解决，它们的关系背景黑实力强大，并且还恶人先告状把我多次告上法庭，法院的法官们不调查实际情况查明实际证据，还误判决我倒欠几十万元，我经过几次上诉法院法官都维持了原判，法官们都不采纳我提交的领条和银行流水正[证]据，请问我们拿劳务费的人还能提供什么正[证]据才是正确的呢？ （...）

从工人的自述可见，中国建筑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层层分包所造成的欠薪问题，同样在新疆发生。而且，考虑到新疆整体的维稳压力较其他地方来得更大，这些工人要有效解决问题可能更难。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般迁移到新疆的汉族工人均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和工人。他们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中在北疆地区开垦土地、耕作、建屋等生产活动，以及守卫边境。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早期对外开放的新疆便成为新成立的中亚国家的重要经济联系。设立了对外贸易企业的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当地的维吾尔人均增加向中亚国家出售消费品，并输入这些国家的钢材、石油和其他工业原材料。新疆的陆港、铁路、机场和高速公路等运输仓储设施得以发展，城市里的餐厅、商铺等服务零售业也同步增加。

来新疆打工的汉族工人成为了各类高楼大厦的建筑工、运输货物的货车司机和餐厅员工。新疆城市的旧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则被连根拔起，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巴扎（集市）也在城市更新中被清除，成为新式购物中心和住宅。兵团农业同样在此时急速发展，经济作物如棉花和蕃茄的种植规模愈大愈大，吸引了更多农业工人来到当地定居和耕作。

到了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计划推动了更多基建项目上马。新疆的能源开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环。石油气田以往集中在北方的克拉玛依，该地亦是石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由于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石油开发向南疆扩展，严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了高速公路的铺设。石油的开发打通后，该地的油管、天然气管建设又持续进展。现时，该地已经成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地，天然气产出占全国产出六分一。据称，塔里木盆地的石油现时只是探明了22%，而且不少藏有石油的地层极深，超过地下1万米。不过，中国石油上年宣称已经能开采到这个深度的石油，可见该地的能源开采将更为扩大。

更多基础建设工程向南疆深入，使这个地带的汉族居民明显增长。例如连上喀什的铁路通车后，汉族人的住所、市场便在当地不断落成。政府与发展商就发展问题上达成协议，各种售卖酒精、汉族食物和其他现代化商品的商场和购物中心落户，小型商店主的利益往往在这一过程中被牺牲。

新一波的经济发展对于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各异。对不少维吾尔族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基建计划，特别是能源项目，却将他们排除在外。即使在南疆一带的大量建筑计划以往亦被指排斥维吾尔工人。

或许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劳工通讯在网上找到的求助讯息基本上是来自汉族工人的自述。这些工人从其他省份到当地短期打工，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以各种理由拖欠工人的生活费和工资。一些工人停工抗议后，公司有时会发放一部分工资，然而剩下的部分却不断拖延。新疆到了11、12月份，气温便急剧下降，但工地往往没有什么供暖器材。此时，当工人在劳动部门继续碰壁，零下十几度的天气迫使很多人放弃离开……

新疆数十年来的经济开发，除了成为了当地民族矛盾加深的背景，同时也造就了一班用完即弃的工人。新疆的建筑工人在欠薪时共同行动，但当地维稳的局面、缺乏与劳动部门周旋的余裕，均使他们屡受挫折。工人求助地图记录到，一名在昌吉市讨薪的建筑工人家属在微博上表示，由于老板拒绝执行工资调解的结果，迫不得已把父亲的经历放上网。结果，公安局三番四次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要求将帖子删除，否则会向其子女（发帖人）报复，使工人的家人相当恐惧。不过，由于拖欠的工资相当重要，他们仍不得不继续在网上求助。

2017年，自由亚洲电台《劳工通讯》便曾因为一名在新疆吐鲁番工作的湖北司机在工作期间病倒身亡而致电当地工会。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当地工会并未自行组织到企业检查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而是与劳动行政机关共同每年执行两次检查。因此，这位身亡的工人在过身前仍然没有劳动合同，相关工资也没有得到发放。

同一时间，由于涉事的吐鲁番托克逊县神华黑山露天煤矿并非实际聘请该工人，而是把工作承包给中铁十九局矿业投资公司，再由后者聘请工人。中铁十九局矿业投资公司总部实际位于北京，在承包新疆的工程时亦没有向当地工会备案相关的项目和工人资料，因此当地工会对事情完全蒙在鼓里。中铁虽然设有工会，但该位司机是否加入了工会仍然留有疑问。由此可见，在建筑公司于省际之间穿梭，以及层层分包的结构里，工人不仅不被当地工会所组织，也被企业工会忽视，即使出意外要寻求帮助仍然相当困难。

现时，中国劳工通讯的求助地图只能找到新疆汉族工人的求助事件，但相信当地不同民族的工人亦遇上同样的问题，或许情况只会来得更严重。碍于工人的分隔状态、语言隔阂及各种民族的压迫、冲突和偏见，我们将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消息使工人之间相互理解。

出租车司机控告交通管理处及报章，在法庭直斥行业乱象

上月25日，河南许昌市一名姓常的出租车司机起诉《许昌日报》和公共交通管理处的案件在魏都区人民法院开庭。

这是一起极少见的出租车司机行动。这名出租车司机没有聘专业律师，亲自上法庭辩论。司机表示，《许昌日报》一篇报道列出自己的车属于未审检车辆，他指该资讯不属实，唯报社拒绝修正。司机要求两名被告赔偿经营损失3000元，并承担讼费。

同时，该司机略显生疏和笨拙地在法庭斥责出租车公司的乱象。出租车公司逼迫司机交纳所谓的管理费，假如司机不交，则不会获得审理营运资格证，并被公共交通管理处查扣车辆。这次《许昌日报》的报道也是要胁的一部分，且听这位司机的叙述：

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处对我们曝光真实目的。他们与出租车公司串通一气利用审理营运资格证手段。要挟我们交管理费，(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费国家早2006年明令禁止的乱收费行为)不交就不予审理营运资格证。他们还违法的查扣车辆，逼迫我们交管理费，很多车主司机被查扣以后被逼无奈交了管理费。 （...）

今天晚上我的同行刚刚也发现他的车号被曝光，他车辆的营运资格证已经审验过了。为什么也被曝光了呢？因为交了钱，证审了，之后又没有交钱，又被曝光，这充分证明他们恶意曝光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收取管理费。公司经理都说″你们看到报纸曝光了吗？赶快交钱吧"。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他们为了金钱官商勾结，还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干呢？

我们感受到的是暗无天日。我们度日如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无法养家糊口，无颜面对妻儿老小。 2019年到2020年，连续两年我们有两位同行，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死在了车上。而我们没有听到看到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处有任何表示。

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虽然付出高额的金钱买下车辆，但由于出租车要在路上行走得挂靠具有相关资格的企业，出租车公司于是以此来控制司机的经营权，同时设立一堆巧立名目的收费，包括维修费、管理费、保险费、GPS费等来榨取司机的收入。今年1月，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20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中，便有7起要求经营权及产权合一，以及不满公司乱收费。

出租车司机近来面临的新问题则来自强制更换电动汽车的政策。政府指定的电动车公司均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车辆续航力差，每天要充两次电，一年便达到五六百次，但动力电池充电寿命约莫只有八百次，这意味著车主一年多便要为报废的电池付出高达五万元的更换费用。有的车辆每一万公里就得做一次保养，费用150-170元，但其他公司则不需要，司机大为不满品牌经销商多收取的费用。

出租车司机虽然支持新能源汽车，但不满政府不管司机的抗议。河北唐山市的司机总结了几个问题：一、续航里程只有厂家称声的一半；二、车辆难以上高速公路；三、电动车是否能安装柴暖；四、电动车的后续保险和维护补贴。数十名出租车司机在1月6日聚集在唐山市交通局门口抗议，拒绝更换电动出租车，相关的抗议上月录得5起。

行业的另一项变化来自电动单车的投放。中国劳工通讯去年8月曾报道司机集体抗议电动单车带来的竞争，这类集体行动并未有停止，上月亦录得4起。1月11日，河南省邓州市的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收缴了城市里的共享电动单车，将它们拉到郊外一片空地上统一存放。1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发生了另一起集体行动，出租车司机围堵三辆满载共享电动单车的大货车，阻止它在城市投放。其后，司机继续到周口市淮阳区交通局办公大楼抗议。

出租车司机多年来不断抗议黑车司机蚕食他们的市场，这些集体行动的规模可以很大。 2019年12月，黑龙江哈尔滨市一名未注册的司机因为争夺顾客而与另一名出租车司机打斗，立即引起两千多名出租车司机同行到场声援。

不过，司机们行动的成效有限，他们或者可以要求政府对新的竞争对手多加规管，却不能阻止愈来愈多的新企业加入载客服务的市场。近年网约车以至电动单车的出现，使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空间更为狭窄。

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并非工人，他们的集体行动以取得彻底的车辆产权和经营权为最终目的。不过，司机的生存状况则不比一般工人要好多少：日渐减少的载客机会、油价成本问题、各种挂靠公司收取的费用等等，都使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不少司机均是下岗、离职和退休工人和退伍军人，劳动部门和工会需要介入及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劳工通讯就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起出租车司机要求经营权的抗议致电了当地工会。受采访的工会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司机的求助，因此无能为力。虽然亳州市在2015年创立了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但看来这个工会联合会与一般司机是脱节的。

疫情防控下的春节，返乡与就地过年的工人

春节将近，与往年不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正在被“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所取代。

老家位于湖北十堰竹山县的美团送餐员邹先生今年过年准备留在公司了。邹先生称，往年基本都会回家过年，但今年由于疫情，父母也没能回老家，因此春节期间准备继续加班送外卖。根据公司政策，春节假期出勤且达到订单量要求，每天可以获得200元的补贴。

邹先生入行已经两年了。在他看来，做外卖员收入还不错，但工作相当辛苦也有风险。他平时每天上午十点半开始送外卖，一直送到凌晨两三点。为了快点把外卖送到顾客手里，路上骑车的风险不小，公司给他们投了意外险。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过年期间点外卖的顾客会比平时少一些。    

今年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别为308万、283万和296万人次。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对春节返乡人员管理做出了要求，规定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并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所谓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该界定引来了按照户籍划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评。

政策出台后，多地医院核酸检测爆满。封面新闻报道，上海闵行区某医院千人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医院保安表示，凌晨三四点钟就有人来排队，都需要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网友反映，过年回家还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从7日核酸检测收紧到3日内检测，居家健康监测变为集中隔离或进一步延长，更有地方直接对外来车辆劝返或言明禁止返乡。

1月27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在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官媒亦多次批评地方政府擅自“加码”、“一刀切”是懒政，本质上是甩锅、不肯担责。官媒多次发声，亦从侧面说明今年人们想要春节返乡遇到的重重阻碍。

对低薪工人来说，核酸检测的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以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为例，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团圆，做一次核酸检测的价格即高过工人一天的工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月，相当于日薪114元，而核酸检测的费用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庆农民工想要回家过年，火车票加上三次核酸检测的开销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体统计，2021年来，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肃、陕西、贵州、湖北、黑龙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机构下调核酸检测费用，有9省份公立机构单样本核酸检测最高限价下调至80元/次。北京、陕西、保定等地将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正式劳动关系等原因，农民工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低，许多人仅在家乡参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保相比，城乡居民医保虽然覆盖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检测费纳入医保对农民工的帮助不大。

对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来说，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回家与家人团聚。老家在湖北云梦的建筑工人黄先生半个月前才回到家，他属于低风险地区的跨省流动。在海口上车前，他自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并与老家这边的社区报备了行程。到家后进行居家健康监测，社区也安排免费做了核酸，七天后再次测了核酸。黄先生说，做了核酸检测“互相都有把握”，“要对家里人负责，也对家乡负责。”

1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许多城市向非本地户籍人员发放补助补贴、消费大礼包，送手机话费、流量，推行旅游景点免费，甚至出台落户积分加分政策。各地工会亦开展多项活动，留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过年。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赚四五千”，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门发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发三倍工资，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而不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加班工资。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劳动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资。例如，互联网行业以超长工作时间的“996”“715”工作制闻名。不满于超长工时和高压的工作环境以外，追讨加班费也是员工的主要诉求。由于公司牢牢掌握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力，更巧立名目“自愿加班”，而员工方面难以掌握加班相关证据，陷入讨要加班费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往往无功而返。

除了加班费，春节前也是工人追讨工资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了68起讨薪事件，占全体事件约76%。而近期设立的工人求助地图发现，1月以来收录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达95%与讨薪相关。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头叶先生今年准备在广东江门过年。叶先生说：“过年回不去了，工程款还没结出来。”叶先生在当地做一个水务局的污水工程，工程做了三个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经完工，但工人的工资和工程款都没有结清。叶先生介绍，他们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设方只给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费，让工人们先回家过年。

只有包工头叶先生和其他几名合作伙伴还留在广东，与建设单位、业主单位协商工程款事宜。叶先生称，“今年疫情不愿意再回去（过年）了，不想跑来跑去的，过了春节又要开工了。到时候（春节后）过来再隔离了就麻烦了。”

建筑行业的欠薪问题根深蒂固，尽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去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亦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但及时足额按月发放工资对大多建筑工人来说仍未实现。受到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今年的春节前讨薪高峰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仍有待观察。

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杀马特：和《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的对谈

十年前的中国，杀马特群体曾以五颜六色头发、夸张的服饰打扮自己。而网络上，民众赋予他们的是哗众取宠的评价，他们“工厂工人”“90后农民工”等身份，也瞬间淹没在了舆论中。直至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出现在荧幕上，大众才记起这个被自己嘲笑、讽刺过的群体，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各异的造型背后，经历极其雷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故事。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从2017年起，完成了近80个杀马特采访，又通过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购买视频的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拼凑出了一副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群像：十二三岁离开农村前往城市，进入工厂打工，又因为未成年，只能选择规模小、工资低、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的工厂工作。而在离开家乡之前，他们往往经历了十余年的留守儿童生活——身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留在乡下和爷爷奶奶辈生活。疲劳且乏味的流水线作业让工人开始尝试各种杀马特造型，夸张的头发令他们在人群中变得独一无二，也带来了旁人的关注、自身面对世界的勇气、杀马特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这一切都是曾为留守儿童、在机器运转及工厂制度面前孤立无援的他们从未享受过的。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中，杀马特的自述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如此体量庞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讨薪被打、工伤等一系列的经历之后，杀马特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无意义。“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

纵使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个月放假不超过四天，工人们仍无法凭借打工换来的有限财富实现任何目标。这也带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辈外出务工足以实现回乡下盖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标，但新一代农民工的有限收入，连在四五线城市安家落户的成本也负担不了，在当下工厂制度下辛苦打工、赚钱到头来成了什么也实现不了的无用功。

因此，以发型和服装武装自己，成了工人们为数不多表达个性的机会，也成了他们对不合理工厂制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导演说的：“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为了保留发型，他们愿意牺牲工资更高、但对工人装束有所限制的大工厂；为了玩杀马特，他们有勇气辞职离开工厂，绝不轻易放弃在杀马特文化中获得的自由；在玩杀马特的过程中，工人们甚至自我组织出了家人般的关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论……杀马特周旋在发型与工厂之间的经历，是工人群体用身体对工厂制度作出的反抗。纵使社会主流始终将农民工摆在边缘位置，他们强大的主体性却从未消失。

导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成了我们窥见杀马特、窥见中国年轻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杀马特背后一系列横亘在社会中的区隔：农村与城市、工厂区与市中心、农民工与白领工人……中国劳工通讯与导演李一凡进行了对谈，与他聊了聊中国工厂以及中国第二代农民工。

杀马特：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

中国劳工通讯（下称“中”）：第一次看《杀马特，我爱你》可能是“猎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们嘲讽的杀马特是什么样子，但继续看下去觉得，这部绝不只是杀马特的freak show。您访问到的时候，杀马特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样貌，他们又变回了一个被社会规训的生存状态。更重要是的您访问的工人，甚至不仅是工人，是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您在结尾很刻意地提及，他们作为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历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农民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一凡导演（下称“李”）：第二代农民工和三四五线城市进程的人有特别相似的地方。第一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比现在更艰苦、劳动保护更差，但他们内心还是有目标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拿打工钱出去修个房子、娶媳妇、把小孩养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个小生意。比如我们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农民工在那儿从打工开始，到自己办个小厂、家庭厂或者做个小包工头，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业务，做得不大但也还行——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轨迹，他们的目标可以部分实现。

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特别不一样，他们不想回家，他们出来见过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一年下来在深圳也买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赚的钱是算得清楚的，那这个钱他赚来干嘛？他特别没有意义，辛苦挣来的钱也可以随手花掉，尤其是对稍稍有些想法的人来说，这些钱一点用处都没有。片子里面杀马特穿的衣服上面写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时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赌博，也有些人最后成了“三和大神”，钱全部输光、没办法回家、连身份证也压上了。

大部分的杀马特不知道怎么做，他不了解城市，他来自于农村社会，而工厂区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块飞地，大部分工厂区原本也就是农村，对于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发展他们没有更多的认识。而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发展刚刚开始，所有东西都在重新设计、有各种各样的缝隙。现在的状况已经很不一样了，缝隙很少。

杀马特看起来没有三和大神那么绝望，是因为他们都很年轻，他们还想“我去试试吧”，但是在试的过程中他又知道没什么好试的，可年轻么，他还是要去试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么都不试了，但也只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大部分杀马特现在不玩杀马特了，可他们玩的时候都太小了，现在也就二十四五岁。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杀马特，二十五岁后走上正轨，为什么是二十五岁？因为到了这个年纪，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厂四十八岁以上的人几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没有打工的收入，农业收入又无法维持生活。杀马特不仅要维持个人，他还要维持父母养老，还有传宗接代这些在农村的“伟大”任务。所以大部分杀马特在这个年纪都回乡、结婚或者结了又离了，至少在想这些事情，也有回乡了也没找到媳妇，因为还没挣到钱，只能安安稳稳在工厂打工，因为家里真的需要金钱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伤的工人说，可能年龄太小了，连劳动局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我们NGO的人都遇到过的困难：工人们真的不太知道劳动局、工会。尽管我们可以去质疑这些机关部门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这些既有的机制。像影片中杀马特的情况，他们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间的互相帮忙还是非常可靠的。当下，更多工人会把自己被侵权的经历发在微博上，试图进行求助，但回应寥寥，他们被打捞的几率是很低的。

李：现在比10年前，还是要好一些。我认识周立太，那个给民工打工伤官司的著名律师，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展览，是一万份工伤案件的卷宗，他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都是关于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的卷宗（中国劳工通讯注：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将周立太律师处理的上万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的卷宗作为馆藏）。

在我们后期剪片的时候，片中一位告诉我们，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个月，手受伤了没得到赔偿，一分钱没拿到、被赶走，还差点被打。这种事情在（几个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杀马特说，他们一班杀马特老去帮朋友讨工钱，杀马特之间的联系、帮忙还是很紧密。

工人的实际情况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想象的是买社保、买医保，每年就这样顺著做下去，其实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会辞工回家的，他没有连续工作的。工人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说长期工，每年年底的时候厂里面只放一个星期假，但你赶回家赶回来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为工人回到城市还要再回到小城市，还要再从小城市回到乡里面，加之农村中的交往很复杂，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辞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医保，因为断保之后要转移也很麻烦。

而且加工型企业很多是订单制，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别忙，有订单他就招人，这样就会集中了一大批临时工，工作两三个月。这些地方劳动法的保护就特别模糊，而且这样的群体特别多，是工人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这个地方受到了各种（侵权）事件，很难得到保护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劳动）中介招募的，中介负责发工资，这些中介还多少带有一点黑社会或者其他性质，你跟厂里面没法扯皮。

中：罗福兴有一个说法我很感触，他说大家从农村“出来进厂”，这一出一进，杀马特是没什么选择的。

李：其实大部分杀马特都认了，这个命都认了，真的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改变，是结构性的问题。

杀马特的主体性：以身体回应结构性问题

中：“自由”是《杀马特，我爱你》里面工人提及的高频词，好像现在谈“自由”这个词的，除了文艺青年就是杀马特青年，是一个很两极的观感。

李：杀马特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点想法、有一点点文艺、身体有一点点敏感，他和一般特别老实、一点想法没有的人有差别，一点想法没有反正别人干嘛我干嘛、我爸叫我干嘛我干嘛，但杀马特这班人在思考，他们身体敏感，所以对这个处境做出了反应。城里面我们看到的反应最强烈的是文艺青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身体敏感，他对自己的处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他会主动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各种各样，辞职、到处流浪、干脆放弃、自杀、玩杀马特这是一代人的状况。中国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惊人，这也是身体作出的反应。 

中：我原以为影片会结束在杀马特群体在网络上遭受攻击、杀马特家族遭遇解体那里，没想到您后面还用了了半个小时，去呈现当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杀马特。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仿佛杀马特们又一次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杀马特曾经聚集在夜晚的溜冰场、周末的小公园，这些已经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现在他们连实体的空间都没有了，只能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同时，杀马特个体之间的联系，肯定更难维系，当下是更流散的状态。

李：制作过程中，朋友们看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只要工厂（的部分）就够了，这些（线上）亚文化的东西不需要讲”；还有一种是相反的，觉得需要从杀马特亚文化中看到他们的主体性。我两个意见都没听，因为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没有工厂，杀马特们不会是后来的状态；如果看不到杀马特后来的生活、精神状态，你不会体会到他们在工厂有多痛苦，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多么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没有后面这部分，我们很难看到他们从杀马特的审美、爱好中体验到的东西。我做的时候觉得，没了这部分，你实际上是不相信他们的主体性、不相信他们的生命逻辑。你相信的话，那他们这段生命就是有意义的，所以这部分我一点都没有省，他们如何挣扎、怎么转向商业，包括转向商业中间的纠结。

中：我的感觉是，杀马特们退了一步，然后再退一步，他们越来越往后。

李：对，这个“退”的过程才有纠结和挣扎，他们想要逃离工厂的想法有多强烈，其实是在后面这个过程中体现的。

打工的无意义：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说工厂在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论是对您这样的纪录片工作者，还是我们这样的劳工NGO，了解工厂内的生活都是困难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触工厂工人的时候，他们会对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设法进杀马特的群，但怎么也进不去——杀马特们对主流社会的态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当然也有曾经受到伤害的切实感受。但反过来说，城市人对工厂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没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领工人不会用“工人”一词来称呼自己，他们不觉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与相对主流的社会之间的）壁垒是双相，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至少这部片子播放后，一定程度上还是冲破了这个壁垒了。

李：我开始没有想到城市白领看了之后有这么强的反应，放映过程中不断有人反馈，才令我体会到除了阶级和剥削之外大家共同的处境。白领工人从三四五线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运无法把握、打工没有意义，这种处境（工厂工人和白领）特别接近——你挣的钱永远不可能买房子、永远不可能安家，你赚的钱永远只能吃喝玩乐，不可能做个事业——你的钱不能去买个门面——这种无意义他们特别接近。打工的无意义是这代人的问题，是东西部差异这种整体国家结构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领也好，没上过学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样的。

中：影片出来后，很多人觉得工人们仿佛哲学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没有想的问题，尽管工厂生活比“996”更夸张。为什么这部影片给了很多非工人群体当头棒喝？可能是因为它非常反鸡汤，当我们听了太多“996是福报”的论述之后，工人们用两个小时一直在跟你说：真的赚不到钱、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辈子买不起……这些对自身冷静且清醒的认知，纵使听起来悲观，但其实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笔账。在城市拥有有语言霸权的当下，我们太少听到认真地、并非开玩笑地讲出“我买不起房”这个问题。 

李：他们那么小出来，社会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岁进厂，他被毒打十多年了，这和从大学校园、只拥有书本及二手经验的人是不一样的。杀马特有很完整的经历，这对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工厂挺好的，招工启事都写“保六七千”，但是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还扣你全勤奖，七七八八扣完之后你根本拿不到这个钱……这个都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看得清楚，真的是社会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几线城市，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家里保护得还是相当好，农村不管罚不罚款至少生两个，父母有需要出去挣钱把他变成留守儿童，父母要保护也保护不著。因此，杀马特对生活的认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对世界的怀疑比同龄人深刻得多。

中：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评已久，但名校毕业生还是趋之若鹜。陷于“996”的劳动者也很难像杀马特一样，因为要玩杀马特就直接辞职，他们完全没有杀马特那么勇敢地去作出改变。

李：杀马特中间很多人身体可能到了极限，工厂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一天，身体真的无法支撑，“996”总体来说也没有到这个程度。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你有多夸张你就有多孤独。很多人会说“我也玩过杀马特”，但杀马特就会说“你不是杀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烫了个头，你头发都没有立起来过”。立起来是不一样的，立起来需要比烫个头、染个发大得多的勇气，你内心的渴求达不到那个程度，你立不起来。所以，杀马特也好，农民工也好，他们的处境是我们想象以外的。我都觉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我不够了解，“我很疲劳我很疲劳”像句废话一样，但你真的在那里，你就是有那么疲劳，不去不觉得。我有一个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的朋友想去体验富士康，现在富士康工厂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但他说那种疲劳，流水线机器两个小时会休息十多分钟，机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觉，而且都能睡著，哪怕就十分钟，你想有多疲劳。

看(不)见：这只是开始

中：您这部作品特别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请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场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辨认出他们在流水线上做的是什么（产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几乎不能辨认。但作为城市人，那些产品一定是我们每天在用的，不过在工人手上还是半成品状态的时候，你完全认不出来。

李：有些工人做灯，有些做饼干盒子，还有玩具、手机充电线、各种各样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们也没有拍工业产品（的生产），真的是工业产品、机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厂，管理都特别严，有些要求无尘环境，我们几乎拍不著，那些地方拿出（拍摄）机器要罚款，拿出手机就要罚两百五百的。 

中：这也应证了您在一篇访问里说的，杀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厂，劳动关系比较混乱的工厂。虽然富士康在大众印象中是“血汗工厂”，也受到大量舆论关注，但真的把所有工厂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资、劳动保护等等条件绝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劳动保护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较粗暴，工人给我讲，（连环自杀）事情之后管理人员态度变好了，只有这个变化，工作条件没有什么变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制。其实工人普遍抑郁、自杀的问题是非常多的，罗福兴永远都在工厂区的一些发廊工作，他说在东莞东工厂区的时候，一天到晚这个人要跳楼那个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后，我和学生一起做了一个“外省青年”项目，当时谈论为什么当今大家认识社会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年轻人为什么会显得幼稚，因为网络给了我们太多二手经验，我们被二手经验搞晕了，我们需要身体的直接经验。

因此，《杀马特，我爱你》只是开始吧，对工厂的发现还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农民工、90后出生的人，这一代人的处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还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变的。我这部片子只是抛砖引玉，撕开一个小角。大部分人对工厂的认识还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过是更细，要工人来拍、要工人来讲、让他们自己来做，把这种特别的一手经历传递出来。

缅甸军方加强对工会和劳工人士的镇压

据报道，缅甸军方宣布该国十余个工会为非法组织，并大肆追捕自2月1日军事政变以来积极参与公民抗命运动的劳工人士。

中国劳工通讯与缅甸工会和该国所有寻求恢复民主的工人站在一起，声援并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与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许多劳工团体一起，呼吁立即停止对缅甸劳工人士的骚扰和迫害。

缅甸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国劳工通讯讲述了仰光莱达雅镇服装工人在疫情期间的斗争。2月6日，公民抗命运动的第一天，她带领4000多名工厂工人发起了抗议活动。目前，她正在躲避军方的追捕。

各方呼吁国际品牌及其供应商尊重缅甸工人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2月19日，从缅甸采购成衣的全球零售品牌与IndustriALL一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军事政变，并重申他们对民主标准的承诺。然而，仰光的一些工厂老板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将不再允许其工人继续参与抗议。

上周，中国劳工通讯与仰光的工人进行了谈话。他们表示，在公民抗命运动初期，一些工厂经理确实工人请假参加抗议活动。但现在，有关休假的规定已经收紧。

在仰光迪尚时装厂工作的一名工会分子解释道，工厂规定，连续三天请假的工人将被解雇，因此，“工人们上一天班，然后请两天假。”但她补充道，工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工人已经退出了运动。

“我们晚上睡不著觉，但早上仍不得不去上班，因为我们怕丢了工作。说实话，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无法放松。”她说。

此外，据悉一些服装厂经理正在协助军方及警方搜捕劳工人士。“在2月18日的抗议中，我们听说经理曾接到一名中士的电话，询问他谁是示威活动的领导人，经理说他不知道。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他把工人们的电话号码给了警察。”她说。

对一些服装厂老板和经理来说，不论谁执政，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恢复生产；然而工人们最关切的是推翻政变，恢复民选政府。

“在军方政权下，我怀疑我们能否继续向政府投诉雇主，”受访工人预感道，“我担心工会今后无法有效运作，因为工会领导人将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控制。”

军方对互联网的控制让工人们很难做些什么。“这就像回到了黑暗时代。”她说。

随著缅甸公民抗命运动进入第二个月，军方的镇压也愈演愈烈。值此时刻，缅甸工会和工人更加需要国际工人组织的团结声援和支持。中国劳工通讯敦促服国际服装品牌将协助军方镇压工会组织者的工厂列入监察名单，同时寻求适当方式向缅甸军政权施加有效压力，帮助缅甸恢复民主。

缅甸工人和工会奋战在抵抗最前线

2月6日，缅甸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帮助组织了仰光莱达雅镇4000多名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这是缅甸第一批反对军事政变的大型示威。此后，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军方的搜捕。

“我不至于蠢到待在家里。我知道那次集会就像给了军政府一记耳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回过家，一直在从一个地方躲到另一个地方。”她说。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对中国劳工通讯说，在计划抗议活动的前夜，警察突击了位于莱达雅镇的工会总部，试图恐吓工人。

“他们知道我不在，所以我们估计警方的突击只是为了吓唬我们，让我们保持沉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这次警方的行动激发了我们，让我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她说。

自那场午夜突袭以来，军方和警方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强。据报道，至少有35名抗议者丧生，军方还下令逮捕数十名反对者，包括活动人士和工人领袖。官方发表的声明仅列出15个目标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显示，被镇压群体超过500人，服装工人、护士、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动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会是激发公民抗命运动的关键时刻，显示了工人组织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从未支持过罢工行动的白领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议。Min Maung Maung是当地一家IT公司的员工，以前从未参加过罢工，他说：

“在政变后的头几天里，公众没有明显的反应。我们在等待有人能够领导我们，谴责军方……看到服装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即使可能面对子弹和警棍。这给了我们同样的勇气。”

认识到工会在公民抗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军方上周宣布16个工会为非法组织。在Moe Sandar Myint看来，军方此举殊为可笑，“一个毫无正当性的军政府居然宣布我们是非法组织，这实在太荒谬了。我们将无视它而继续斗争。”

有报道称，一些工厂管理层与警方合作，提供有关劳工活动人士和工会领袖的信息，并阻止工人抗议。然而，许多工厂的工人正在抵抗压力，不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业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莱达雅镇保佳内衣厂（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装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们的经理曾向工人施压，要求工人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经理说，如果工人连续缺勤三天以上，就会被解雇。”她说道。这与莱达雅镇其他服装厂工人的说法一致。

然而，工人们继续要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2月19日，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

“对我们来说，让独裁者下台是当务之急。在军事统治下，我们工人将没有任何权利。因此我们对工厂进行了抗议，这样我们就可以休无薪假来抗议独裁者。”Naung Naung Cho说。

迫于工人的压力，保佳内衣厂最终妥协，于2月20日与工会签订协议，保证工人不会因休无薪假而被解雇。

为了继续抗议，镇上许多服装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诉中国劳工通讯：“政变以来，我完全没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继续在工厂工作能否拿到工资。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没有收入，但支持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莱达雅镇的一些房东也在帮助工人，为他们提供租金减免，甚至让工人们免费入住旅馆。

普通工人和工会对公民抗命运动的广泛支持，向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依赖于服装工人的国际品牌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即他们必须给与抗议者坚定的支持，确保缅甸再次恢复民主。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们知道，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将成为社会中最受压制的群体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运作的并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较少。所以工人们才会冒著一切危险去推翻独裁者。”

声援遭打压的香港工会组织者

世界各地的工运组织者在捍卫劳工基本权利和政治自由时，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风险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组织者处境尤为恶劣。

在缅甸的抗争中，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工会领袖首当其冲成为军政权的目标。在柬埔寨，著名工人权利倡导者和柬埔寨联合工会主席荣春（Rong Chhun），因批评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动重罪或引起社会动乱 "，或将面临将近两年的牢狱之灾。

而在香港，官方对泛民主派人士的严厉打压，导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会运动家被拘捕审判，他们去年因为组织立法会选举的非官方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便有两位著名的香港工会组织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儿和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均在捍卫工人权益、促进会员利益及为香港争取更广泛民主参与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局打击香港的工会领袖，不啻于损害全港工人的权益，当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而有效的劳工组织来为他们代言。此外，当局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更破坏了法治这块香港社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基石。

作为香港劳工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一员，中国劳工通讯在此声援吴敏儿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临政治迫害的工运工作者。我们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的规定，维护社会正义并保障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权利。

吴敏儿在2月28日被羁押前，曾做出这样的宣言：“放弃只需一秒，坚持却需要用一世。”中国劳工通讯以此言，和所有面临政治打压迫害的工运组织者共勉。

追赶时间的原因，中国快递员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递越来越多，这是张明明从事这一行三年以来最直观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务在150件左右，算上揽件量，每天能够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务，还能拿到公司评比的奖金。但是从2019年6月以后，每天从他手里送出的快递数量明显增多，从160件、180件，涨到现在旺季时候的300件。今年双11的派件数字更过分，他每天的派送单量已经超过400多件。

《燃财经》这段关于快递员送件量不断增加，导致工作任务完不成，要在马路上冲灯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对快递员劳动情况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则从快递员的送件收件过程，解释了工人劳动会遇到的困难。从作者张杨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递能顺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赖工人自行发掘的方法，企业可以说是坐享其利。

快递配送的困难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者调查的快递站点桥东点部。这个位于三线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点，隶属一家直营管理式快递公司，在派送设备、工人工资和收费上都比通达系企业优胜。桥东点部各类人员21名，其中快递员15名，仓务员4名，另有点部和运营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调查的桥东点部有10个城区板块，由10名快递员固定十个区域，其他快递员任机动员。每天早上7时30分，快递员在点部分拣快递，之后进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点快递员则会再做两轮派件和收件，最后在晚上7点繁忙时间后回到分拣中心。

看似无害的工作安排，第一个问题便来自区域的分配。由于快递员工资采取计提制，收派区域客户愈集中、客户经常在场、快件收派数量愈多，便马上成为好区，一般是大公司、学校和医院等。然而，这些区域较少，而且都由资历较老的员工占据，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区。在这些较差的区域中，配送的地点分散，而且路况复杂，对于新来快递员往往是一场折磨。且看书中摘录的工人访谈：

你看那个小区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杂，绕来绕去，里面的楼房位置也没有规划，35栋、36栋、37栋，突然在后面就冒出一个50栋。我们送快递的最怕这个，不好规划路线，没有规律，这样送快递挺耽误时间的。这个区域我也才来十几天，对这边的情况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递员头痛的问题还有无法与客户联系。特别是学生、小区居民这种流动性较大的对象，经常联络不上，工人便要纠结在等还是不等的处境中：

快递员最烦的事就是客户打电话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刚走开不久，他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现在马上就给他送过去。 (...) 那我就没办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来。比如说梓山苑，我们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递，他们还在睡觉，没有听到电话，醒来之后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送快递。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由于快递员的收入直接与配送量相关，偏僻区域、路况复杂的地区塞给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达标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员工离职：

老员工来得早，接手的区域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稳定的。他们的收入也不错，一个月有七八千块钱，这些老员工是不会愿意走的。 （...）新员工则来的时候接手的区域并不是太好，工资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压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干上三五天、两三个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更有超过1%的快递员每日派送超过600件。为了尽快确定交接时间和地点，快递员收到电话当然想马上接听。这就造成了车上接电话的情况，容易产生我们都熟知的情况：抢道、闯红灯，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虽然不允许在车上接打电话，但快递员停下来接电话并不现实，一是容易引起后车追尾，二是在路边停，则赶不及时间。

快递员收件遇上的问题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递员工作中较少谈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调查则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个有参与价值的内容是所谓的生客问题。一般的快递员，特别是较成熟的老工人，都会规划派件收件的路线，但不熟悉的客户则往往打乱这个节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较多，我就会按照收件的位置来安排路线，随后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６点之前我会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刚离开那个地点，他就给你打电话就有快件要寄，我们最不喜欢走回头路。

熟悉快递收派的企业等客户，都会知道收件的通常时间，有时甚至自行送到站点寄送。不过，各种例外情况使快递员疲于奔命，因为客户只要坚持马上寄，工人也得想尽办法赶回去，否则便要被投诉。

陌生的客户在不适当的时间下单，有时还加上填错资料、不熟悉寄快递流程，需要快递员亲自讲解和指导。快递员往往需要表现得有礼亲切，一来是为了不被投诉，二来是让客户熟悉流程，才能不使问题再次发生。

工人的对策 资本的机会

工人如何付出额外的劳动解决派送过程的问题，是此书的另外一个重点，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详述了。简而言之，无论是派送还是收取，快递员透过发展与客户的熟人关系来预先约定交接方式和时间，又或是发掘新的派送路线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环多次配送）来减少停留所浪费的时间。可以说，没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线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里提醒客户收件和派件，以及长期与客户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递企业的大量送件量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这里可能还得再说一下书中对菜鸟驿站的叙述。菜鸟驿站作为由菜鸟网络设立来为网购用户代收包裹的服务，以资本的力量来继续维持现时的快递派送量。由菜鸟驿站提供代收，并从中抽成，原本一个快递员难以处理的快件便能够处理了。

现时菜鸟驿站已经在城市内部设有超过4万家驿站，主要分社区、校园和社区服务商三种类型，聘请的员工一部分负责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户，另一部分则为客户送快件。快递员表示，一到早上，驿站就排满了很多车，中通、圆通和韵达都排成一排：

每个快件一块钱，是我们给他们投递点的。我们点部距离这里的碧桂园太远了，如果来送就划不来，确实来送我们就没有时间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们就和菜鸟驿站合作，让他们帮我们送，从中抽成。

由此可见，快递企业倚靠工人自行解决的派送交接困难，已经为资本打开了新的积累领域。然而，菜鸟驿站虽然方便收寄快递的人，但在减少快递员工作量的效果上影响大概有限。一来，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药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来，一部分工作的减轻，亦即意味著快递企业能够开发新的区域和客户。

经验老到的快递员的将来

对快递员而言所谓的好区域，虽然有些来自原有的建筑和道路设计，或者来自区域内的对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长期经营的结果。快递员劳动所累积的经验和关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区域变成可以成熟运作的派送区：客户建立了对快递员信任，愿意将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递员亦清楚客户寄送快递的习惯，从而作出配合，节省双方的时间。不过，随著快递企业发展得愈来愈成熟，工人能够开拓的地区，以及透过长期服务改变派送困难的空间将会愈来愈少，加上像菜鸟驿站这类服务出现，也使快递企业能逐步减少倚赖经验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数据显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当下，我们还看不到大型的劳资矛盾在快递行业爆发。绝大部分的集体行动都是源于地区站点破产和停运，使长期被欠薪的快递员停工讨薪。然而，快递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势必令企业需要继续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工作强度，同时以更多短期快递员来压低工资。这种趋势也将波及到一批拥有较佳工资和工作区域的资深快递员，问题或许只是在于时间先后。

快递工人与很多新兴行业的工人一样，急需一个能够互相协助、交流劳动问题的组织，让工人的不满能转化成清晰的诉求，以得到企业和社会重视。工人长期付出的劳动为快递企业铺建了成熟的收派网络和人际关系，但这些成果已经开始在被资本转化为新的市场服务，最后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组织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取得主导权。

去年，北京市快递行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同，但这项合同主要集中在劳动安全卫生问题，涵盖健康体检、工伤保险、安全保障、职业技能提升等内容，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作速度和节奏，以及被平台罚款的问题仍然被拒于合同以外。对此，快递工人有必要向工会施压，扩大工人受保障的权利范围。

缅甸人民反抗军事政变最血腥一天，工会工作者被枪杀

3月14日成为了缅甸人民反抗军事政变后死伤最严重的一天。在仰光近郊的莱达雅工业区（Hlaing Tharyar），工人抗议遭安全部队镇压酿成当日最大规模死伤。上周日，工人组织了一场静坐，但约200名军人乘著军车来镇压示威者，抗议马上演变成军队与工人间的严重冲突。

缅甸媒体《伊诺瓦底》（Irrawaddy）昨天的报道显示，当天至少有71名示威者因镇压死亡，自政变起因为抗议而死亡的人数则已经上升至167人。

据《伊诺瓦底》报道，安全部队对莱达雅的静坐者使用了实弹、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射击从周日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有目击者描述，士兵骑著摩托车穿越莱达雅镇，任意向居民开枪。周日，至少有65人在莱达雅公立医院死亡，据报道，还有许多伤亡者被亲属带回家，不敢在医院登记。

当天，中资工厂被纵火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莱达雅有四家服装厂和一家化肥厂遭纵火，其中至少有两家为中资和台资背景。邻近的雪碧达工业区（Shwe Pyi Thar）同样有两家工厂被纵火，当地工人亦面临军人的扫射。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工人指谣言满天飞，有说是厂主自己放火以得到赔偿，有说是军人放火，也有说是抗议者报复军方所为。《伊诺瓦底》的报道指，当地工业区一位官员表示，有两家工厂被纵火焚烧，其中一家是中资背景的Global Fashion，另一家是台资背景的昌亿鞋业，目前仍在调查纵火的起因。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中资工厂遭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性质十分恶劣，中方要求缅方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制止一切暴力行为，依法查处相关肇事者，确保在缅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地工会人士表示，军方在莱达雅和雪碧达设立了阵地以攻击抗议者和居民。。工人又表示，军队在两地开了整天的枪，只要谁不接受军队的接管，便等著被枪击的份。

被枪杀的工人当中，也有工会的组织者。据工人表示，自己认识一位雪碧达工业区JCK工厂工会代表头部中枪死亡。这位工人同时也是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员之一。中国劳工通讯翻查了位于雪碧达的JCK工厂，相信这间工厂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资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该企业在2015年便开始向缅甸发展。

除了军方对工人的镇压，资方的压力同样未有减弱。缅甸的服装工人成为了这次反抗军事政变的重要角色，同时当地服装厂经理也正千方百计地希望阻止工人继续参与抗议。中国劳工通讯本月初的报道提到，工厂管理层与警方合作，提供有关劳工活动人士和工会领袖的信息，并阻止工人抗议。不过，许多工厂的工人正在抵抗压力，不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业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3月13日，《卫报》的一篇报道揭露服装零售公司普利马克（Primark）的当地供应商GY Sen曾把约千多工人禁闭在工厂，防止工人参与2月18日的一场抗议。之后，厂方以缺勤参与公民抗命运动开除了约20名工人。普利马克已经在3月5日对此进行调查，并表示在调查完结前会暂停该工厂的订单。

缅甸情势持续升级，工人参与公民抗命的风险越来越高。他们的持续抗争向依赖工人生产力的国际品牌发出的信息依然没变：国际品牌应确保履行对于结社自由的承诺。正如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们知道，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将成为社会中最受压制的群体 。所以工人们才会冒著一切危险去推翻独裁者。”

疫情致使经济放缓，中柬两国建筑工人同受害

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一个月后，建筑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开始。在金边一个名为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的购物中心建设项目欠薪五个月后，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来自中国的劳务承包商，同时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边的另一个建设项目，希望那里的条件能有所改善。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经常让父母寄钱给我们，因为我们的钱不够，”她说，“我父母抱怨说，‘你一直在工作，但你连日常开销都付不起。’”

作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岁的Sana只领取日薪，所以她请了几个星期的无薪假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摇摇吊床里的孩子，给孩子喂奶。而她的丈夫则带著一个由六名工人组成的小团队，在一家中国投资的公寓开发项目工作。

通常情况下，当地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为8至15美元（约合人民币50-100元），而中国工人每月可以挣几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对中国工人更高的工资感到不满，但Sana说，为了获取报酬，如今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争取，不论国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们的收到工资的频率通常比当地人低。“有时候我会帮助（中国移民工人），因为我很同情他们。他们拿不到工资，只是想回老家。”她说，“我帮助他们从建筑项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钢材和金属，让他们能够筹钱买回家的车票。”

长期以来，柬埔寨的建筑工人一直在努力从掌管该行业的分包商网络中获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设放缓，其中外商投资的项目受影响尤甚，工人的发薪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在金边迅速发展的地区，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访的建筑工人表示，他们经常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并补充说，除了用脚投票和离开，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去年金边最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这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开发项目，位于机场附近的俄罗斯联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这里工作。

2020年下半年，这个项目停滞了四个月，Jing频频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但被告知开发商没有钱。12月5日，在被欠薪数月后，20名本地和中国工人代表他们100多名同事在俄罗斯联邦大道上举行了抗议活动。

最终，当地政府出面干预，但工人们还是没有直接拿到工资，所以Sana和Jing决定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夫妻俩已经赢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们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当我们来这工作时，我们（提前）拿到了工资，所以我们把之前欠（世纪广场）工人的工资都给付了。这也是为什么工人们现在信任我们，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工作。”她说。

对Jing来说，不管工人的国籍是什么，他都很难告诉工人，他们无法拿到工资，但语言障碍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释这一点变得更加复杂。他说：“当付款被拖延时，我请一名翻译向当地工人解释情况。”他补充说，他优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资，因为本地工人的工资支付周期较短。“中国工人对此更为接受，因为他们是由其他朋友介绍给我的，所以他们通常对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们在世纪广场发起抗议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殴打。他们误解了Jing，以为他拿到了钱，却没给他们发工资和补偿。

2021年2月，4名仍具传染性的中国公民离开检疫区，引发了金边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Jing解释说，这已经成为其他在柬中国公民的一个“大问题”。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员工不要单独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我们都有家人在国内，所以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考虑。”他说。

毫无疑问，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且存在误解，阻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有效的集体行动。其中许多问题都与建筑业在项目中使用众多不同分包商的商业模式有直接关系。

总部位于金边的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Central）的协调员Khun Tharo表示，他认为拖欠工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国分包商雇佣柬埔寨工人，不过很难绘制劳工网络图，因为每个建筑项目都涉及多层次的本地和外国分包商雇佣，并在建设开发的不同方面调换。

柬埔寨建筑工和木工工会有近9000名本地建筑工人会员，是该行业唯一的倡导团体。但该工会很少与中国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国建筑工人交流，Tharo说。

“我们试图接触中国工人，与他们交谈······我们看到，他们（开发商）也在剥削中国工人。但在我看来，（中国工人）在策略方面更为积极。如果他们受到剥削，他们会更愿意站出来······他们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员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国移民分包商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微妙。

Franceschin专门研究柬埔寨和中国的劳工问题。2019年底，他对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国建筑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表达不满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和语言。

“中国工人更容易控制，”他表示，“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因为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我认为中国工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没有法律补救措施，他们被困在这里······陷入这种局面的是中国劳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他们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报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国工人一起抗议的情况比较少见，两国工人在调查中都表示，他们觉得对方在工地上遭遇的问题较少。但他认为这种分歧是被有意维持的。

他说：“对于雇主来说，让不同国籍员工相互竞争是很方便的，薪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刻意强化了这一差异。”

然而，随著首都金边和西哈努克市越来越多建设项目陷入停滞，工资拖欠纠纷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可能开始发生变化。国际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对金边在建项目进行的调查发现，早在2011年就开始建设的项目仍在建设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个始于2015年至2019年的项目被搁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项目的数量“几乎肯定”会增加，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楼高4至6层的建筑项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况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网上赌博后，中国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纷纷逃离。建设项目和工人都被遗弃，移民工人纷纷向当地商业协会寻求帮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国工人称，他们仍然被拖欠著2019年5月的工资，也没钱回国。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长Kuoch Chamroeun称，只有1.5万中国公民留在该市——与前一年报道的30万人相比，人数急剧下降。

未来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罢工和抗议，因为绝望的工人们别无选择。但是在世纪广场的Sana和Jing的经历表明，集体行动的影响可能有限。

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工作似乎又开始了，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被来自南亚国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说，他最终在3月份收到了开发商的付款，但这次经历让他变得谨慎起来。

“我现在对开发商的筛选非常小心，”他说，“你必须了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背景，一定要选择已经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司，这样才能确保它们长期不会出现财务问题。”

Sana表示，在他们的新工地——摩根大厦（Morgan Tower），开发商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现在判断雇主是否可靠还为时过早。“如果这个项目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会放弃金边，去其他省份。”她说。

在中国的芯片厂，新来的工人正在不断流失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与高科技划上等号，近年来愈来愈受人关注的行业。这个行业近来有一个新的问题：新招聘的工人不断流失。“招三个走三个。”在晶圆加工厂的工人向中国劳工通讯说道。

过去十年，中国电子制造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当采矿业、纺织服装业这些行业面临产量增长的停滞，只有电子业产量仍然持续增加。中国的半导体分立器、集成电路，以及各类型电子产品的生产量有增无减，雇用愈来愈多的工人。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厂的平均用工人数过去10年间增长了200多万人，2019年达到880多万名工人。相反，纺织业、服装业则各由2009年的6、700万人降至300多万左右，各减少了300至400万名工人，劳动力人数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然而，这个行业除了需要追赶海外企业的生产水平，还要面对劳资矛盾的问题。

工作太费神，上二休二难解问题

作为电子产品基础的芯片，正式名称是集成电路。在硅这种物质中，人们透过光刻技术，把电路中各种元件（电阻、电容等）打印并微缩在内，使它具备资讯传递、逻辑运算等功能，成为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过程中，需要先把硅从石英砂提炼出来，转化成多晶硅并切成硅片后，再进行光刻、封装、切割等多重部骤，才能制成芯片。

在一家晶圆加工厂中，工人的工作是检查进厂的硅片，接著把硅片储存并运送到机台加工，由光刻机把集成电路投射并刻印在晶圆上。工人告诉我们，工作太费脑费神，以至有些工人觉得其他工厂沉闷的体力活还比较能接受。

“工人要根据晶圆型号来设定参数和测试机台。选择相应程式后，再根据电脑要求放入晶圆，把需要的晶圆调到轨道上，让机器涂上光阻，再放上光罩进行光刻。”工人说。虽然工人不用（也不能）操作镭射机进行光刻，但单是确认数值已经令人头昏脑胀。“机器一天都在转，工人要确保晶片没有产生瑕疵，一刻都不能停。”

在晶圆厂里，工人实行两班倒工作。白班工人早上6时多起来，7点45分开始工作，第一次出厂已是早上11小时。一个小时吃饭后，再进厂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在工厂这段时间里，工人与亲人朋友完全脱节，12个小时的工作，就只有眼前的机器数值：“你和外界完全没有联系，也不能玩手机。”即便工厂已经实行了上二休二（上两天班休息两天），但这似乎没有挽留到工人。工人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至少能有些空闲时间滑滑手机，跟同事聊聊天，又或能打个盹，而不是整天被一堆数字塞满脑袋。

以往，有些工人为了自己能工作得轻松点，会少放一些晶圆到光刻机内加工：“工人可以只放一两片晶圆让机器工作，机器也算是一直转。”然而，这些微小的调整空间愈来愈少。受访的工人告诉我们，以往一台光刻机一班产量定在1000片，以11小时计算的话，每个小时要生产约91片，1分钟1.5片左右。不过，在评比时，工人被指产出不足，要求提升产量和效率。自此，负责定产量的工人发现，原来一台光刻机的产量能够推高至1300片，差不多提高了工人劳动速度的1/3。透过提高工人的劳动速度，整体产量便有这样的增长，使工厂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产量的打算。

损坏晶圆后果严重，工人劳动时的紧张

除了劳动速度的加快、窒息的工作氛围，为了尽量减少晶圆受损造成的损失，工人还要时刻战战兢兢地工作。工人操作的一块晶圆，直径大概12寸（约300毫米），光刻后能制作约500块晶片，一块晶片（约100多平方毫米）有约100亿个电晶体。这样的精细度，使晶片生产中造成瑕疵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因为对一块晶片而言，一粒灰尘已相当巨大，足以毁掉整个电路。

在工厂中，晶圆是无法用人手拿出来的，一共25片的晶圆被放进盒状的容器中，需要透过机器取出。管工严格吩咐工人，晶圆不能受到任何碰撞，否则会出现碎渣，令异物、颗粒混进里面，继而弄脏成品。不过，再严格的规章仍会有意外状况。一位工人向我们分享了这样的故事︰跟他一块来工作的小哥一次把推车弄倒了，车上的六盒晶圆看著没事，但却被测出裂痕和粒子，全部报废。我们可以算一算这简单一跌造成的损失：2020年，一片中国生产的晶圆价格约在6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400元，六盒晶圆便是66万元人民币。这个小哥被马上开除，大领导也被叫到总部教育。

加工晶圆的机器也可能发生故障。晶圆的型号放错了，数值的设定错了，又或碰撞到机台，都会暂停机器。“虽然故障很多，但所幸并没有损坏晶片。”受访工人表示。不过，一些新来的工人便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培训里学得不够，他们的犯错频率更高，不少都被扣了工资。

走与不走，前路茫茫

晶圆加工厂高压的工作环境，正在不断地排走新招聘来的工人。“工厂每年都在招聘，招聘的人很多，但流失率也很高，基乎没人留下。来三个走三个。”

在芯片厂里，工人的培训期非常长，需要经过半年至一年培训，跟随师傅学习，再完成一系列考试后，才可以控制机台。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他起初进工厂学习，以为能够学到一门晶圆加工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工人只能学到监察芯片加工机械的能力。“我自己也觉得挺迷茫的。我原来也以为在晶圆加工厂可以学会一门手艺，但事实也不是这样。在这个工厂里，也没什么进一步的空间了，工作过后就这么点工资了。”

工资水平是工人关心的问题之一︰“工厂的工资真的不高，其他厂工资可以上到6000多，这间厂不行。虽然休息时间也多，但工人不这么想在这里。这里白班3000多块钱，外面文职工作一个月也有3000多块钱，还不用整天穿无菌服，可以玩手机聊聊天，感觉比较自由。”不过，往外闯又真的有什么前景吗？受访的工人说︰“我应该还是会在厂里待著，我看别人走的时候还挺潇洒的，但实际赚到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

在这些工厂，工人无法参与厂里任何生产和分配的决定，工会跟工人是完全脱节的。穿上了无菌服后，甚至工人之间的交流都少了许多。中国的工会在发展得愈来愈成熟的电子业中，如何组织工人，改变工人互相剥离的状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最重视的高科技行业中，工会对工人基本上不发挥什么作用。

辽宁阜新两工人被欠薪殴打反遭控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2020年12月4日，工人汪小明、刘海泉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一审在线上开庭，法庭判决二人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十一个月。去年5月，两人在重庆老乡陈兴建的介绍下，到辽宁阜蒙县矿山干活。其后，两人不光遇到欠薪还被老板带人殴打暴力驱逐，在正当防卫之下由被害人反变被告人，最终含冤入狱。

从重庆到阜新，打工遭欠薪殴打反成被告人

2020年5月13日，陈兴建带领一班重庆农民工14人，到阜新弘霖矿业（集团）矿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做井下采掘工作，汪小明、刘海泉就在其中。公司没有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工资按工作进度计算，凿一米拿一米的钱。

6月22日，陈兴建班组已经干了40天活，工人们每天24小时两班倒，工作相当辛苦。可老板刘玉忠，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提出“这个活不让你们干了”，强行驱逐工人，并拒绝支付工人工资，还对工人宿舍断电。

于是，下午6点多，陈兴建报了警。阜蒙县八家子镇派出所出警进行协调，恢复了宿舍供电，但工资问题仍未解决，双方约定第二天6月23日上午9点，工人和老板到镇派出所继续协调。

然而，第二天早上8点多，老板刘玉忠带著三名社会人士拿著木棍到工人宿舍，威胁农民工立即离开，“给你们每人3000元钱，马上给老子滚，不然老子收拾你们”，还扬言“不走我弄死你”。40天的工作，陈兴建班组农民工应收工程款约十余万元，和刘玉忠提出的一人3000元相去甚远。

刘玉忠率先拿起木棍殴打工人，陈兴建和刘海泉都被打倒在地。汪小明在宿舍里，用手机拍下了工人被打的照片和视频。刘玉忠及其司机刘宇桁上前抢夺手机，并殴打汪小明。汪小明被掐住脖子，衣服也被撕扯坏，被打急的汪小明还手反抗，在此过程中，司机刘宇桁亦被打伤。

陈兴建再次报警，事态才暂时平息。三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然而第二天，6月24日，却是工人汪小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阜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后，7月10日，就在当地政府邀约被欠薪农民工到人社局领取工资时，公安机关当场带走工人刘海泉，刘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自此，二人被羁押在阜新市看守所。6月，汪小明的妻子唐女士在重庆的家中接到了阜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才得知丈夫被拘。唐女士立马赶往阜新，但在阜新四处奔走二十多天，都未能见到汪小明。从被刑事拘留，到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直至开庭，家属们都没能见到工人。

仓促的庭审，工人罪成蒙受冤狱

12月4日，一审开庭，家属们才透过网络在线上看到了作为被告的工人，而庭审结果却不那么乐观。汪小明、刘海泉故意伤害罪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十一个月，两名被告工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费用，共32269.78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受伤的司机刘宇桁，要求被告工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复印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合计约24万元。法庭驳回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判决工人需支付其他费用合计的80%。

工人因被欠薪殴打而正当防卫，过程中打人者受伤，最终却是工人入狱，且需支付赔偿。案件的关键事实是老板刘玉忠因不愿支付足额工资而率先动手殴打工人，这一点在判决书上只有轻描淡写的半句话“被害刘宇桁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老板一方在双方约定当天早上九点到派出所调解之前，没有合理理由自行到工人宿舍威胁殴打工人，工人方一直没有故意伤害刘宇桁的主观故意，打伤刘宇桁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

庭审中，法官张义不断打断被告人的辩护，并给庭审设立倒计时，仓促结案。审判长只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没有意见，但当被告人陈述意见时却不断被审判长粗暴打断，无视法律规定，没有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表达的机会。

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审判长张义询问被告人是否有意见。汪小明直接提出，”意见是有意见......”，还没有说完，法官直接打断：”你直接回答我问题，就是对罪名和犯罪事实有没有意见？”汪小明试图继续解释：”关键是他老板，我们干工的......”法官再次打断：“你听清楚我的问话，就是罪名和对指控你犯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有没有意见？”汪小明只得无奈表示没有意见。

类似情形在庭审不断上演，法官仅仅是形式上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但当被告人发表意见时，法官不断打断其发言，迫使工人不得不保持沉默或应下“没有意见”。例如，法官询问：“那个被告人刘海泉，刚才公诉人宣读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根本没有打那个刘宇桁，这个是你说的吗？”刘海泉回答：“这个是我说的，因为......”话没说完，法官直接表示：“好了，过多你不用说了，因为你供述主要是没打伤。”

公诉人出示证人证言，称汪小明用棒子打了刘玉忠司机头部，刘海泉也动手打了对方。法官就证人证言询问被告人意见。刘海泉试图厘清是工人被打，“说我打他，这个，他打我......”但法官直接打断，“你直接说你那个意见，刘海泉，你说对这个证言内容有没有意见，哪块有意见？直接说。”刘海泉无奈，只得改口“没有意见”。

法官还多次提出时间紧迫，要求被告及辩护人简单发言，甚至直接给庭审下倒计时。法官对汪小明辩护人提出：“有就，因为时间原因，现在十点了，简单的啊。“法官其后又提醒时间已经十一点了，示意辩护人尽快发表意见。且在看管两名被告人的公安表示可以到十一点半结束的情况下，审判长依然坚持十分钟内就结束。仅仅用时一小时十分钟，就审理了刑事和附带民事诉讼。

作为本案的证据，公诉人出示一份光盘证据，证明是案发当时的监控录像，但当庭并未播放光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法得知监控录像内容。而汪小明当天拍摄了工人被打的照片、视频，但汪小明被抓后，手机内拍摄的视频、照片都被删除。

此外，工人方面提供了证言，工友们写下了证言证明案件经过是老板刘玉忠方因不愿支付足额工资而先动手殴打工人方。但在判决书中，审判长完全没有提及该份证言，也没有作为其判断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人社局、公安局、政府不作为，工人权利难保障

至于整件事的起因，工人被拖欠的工资，也是工人到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才得以拿回。

2020年6月24日，在被打第二天，工人们向县人社局反映被拖欠工资及殴打。其后，工人们又到信访办、督查办、县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直到7月10日，县人社局要求工人们签下《息访协议书》，代公司支付了所欠工资十三万两千元。协议书要求工人保证今后不再以此事提出其他诉求，同时承诺不再在微信、微博等媒体宣传此事。如违反承诺，工人主动全额退回协调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明明是公司违反劳动法，最后却由阜蒙县人社局作为甲方，与农民工签订息访协议书，代公司支付所欠工资。县人社局没有依职权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监督检查、责令改正，县政府和人社局还挪用公款为用人单位支付工资。而农民工付出劳动取得劳动报酬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要以封口为条件才能讨回工资。

至于公安机关，在工人方面报警后，却先后抓了工人汪小明和刘海泉；快速为企业方人员验伤，却没有为被打伤的三名工人验伤，对工人的伤情置之不理。汪小明被抓后，派出所删除了其手机视频照片，涉嫌毁灭证据罪。

此外，公安局还曾向工人家属提出如要调解了事，需赔偿50万得到被害人谅解。因老板违法想赖掉工资，工人被殴打而正当防卫，却反过来要求工人赔偿几十万。公安机关对事发起因轻描淡写，把一桩正当防卫案件的当事人、故意伤害案的受害工人，变成了故意伤害案的被告人。

此事件中，公司多次违反法律，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直接强行驱逐工人；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工人每天两班倒工作，大大超出法定工作时间限制且没有休息日；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恐吓殴打工人，造成一名工人重伤。但这些都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最多是充作打手的老板司机在殴打工人的过程中，被正当防卫的工人打伤。

反观两名工人，千里迢迢从重庆老家到辽宁阜新打工，先后遭遇了被欠薪、被殴打、被捕、被判刑。工友和家属们历尽艰辛，到当地劳动局、司法局、公安局、信访办、督察办、县政府等等反映问题，最终才拿回劳动应得的工资，且还是附带条件签署了《息访协议书》，更不用提这过程中花费的精力金钱已超过工资所得。对汪小明和刘海泉来说，这次出门打工，不仅亏了时间和金钱，还蒙冤丧失了宝贵的自由。

总而言之，对实施正当防卫的工人进行故意伤害刑事控告，明显与现行法律相违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对这起冤假错案责无旁贷，应该及时纠正，维护法律尊严。建议当地检察院及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对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缅甸工会在军事镇压下为保护工人权利而斗争

成千上万的缅甸工人奋战在公民抗命运动前线，他们的劳工权利也需要受到保护，缅甸工会正在为之努力。工会敦促那些从缅甸供应商工厂购买产品的国际品牌也加入其中。

一些国际品牌是《缅甸自由结社指南》的签署方，该指南是2016年成立的ACT（“行动·合作·改变”）倡议的一部分，旨在“改变全球服装、纺织和制鞋行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制定方式”。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WFM）决心让这些签署方履行承诺。该工会目前正在向ACT成员之一德国连锁超市Lidl施压，要求其对仰光莱达雅镇韩资工厂Sung Bo的打压工会事件负责。该厂在2月21日解雇了135名参加公民抗命运动的工人。

Sung Bo最初只同意让其中65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全都不是工会会员。在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下，工人和厂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谈判，被解雇的工人最终接受了总额为19407美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赔偿金。

Sung Bo工厂事件只是一次小胜利。在此基础上，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将继续推动ACT成员与供应商进行交涉，以确保在军事政变期间工人的合同得到履行，或者工人在被解雇时得到赔偿。这与《自由结社指南》中雇主一方的承诺相符，更不必说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联合国商业和人权原则——工人不应该因为参与政治抗议而被报复。

同时，工会还在关注另一起Lidl供应商工厂Able Better的案件。这家中资服装厂位于仰光郊外茂比镇Myaungtagar工业区，生产在Lidl销售的Livergy牌产品，工厂还制造Dunlop和Cordura牌服装在其他主要零售商销售。

2月19日，在进行了关于欠薪问题的谈判后，一名受雇担任中文翻译的工人遭到了Able Better经理的殴打。谈判的工人领袖向当地派出所提出申诉，但案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些经理在工厂殴打工人了，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希望Lidl对此进行干预。

在危机期间，工人们更需要强有力的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各地工人也需要国际团结来对抗共同的问题。ACT的签署方以及所有从缅甸采购原料商品的国际品牌都需要做更多工作，确保他们所依赖的工人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并按时足额获得工资。重要的是，工人必须有抗议军事政变的权利和自由，尽管政变在国际上遭到了广泛谴责，但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

中国劳工通讯书评 | 从《中国工人与变革：抵抗、镇压与回应》看见两个三角洲

在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始终危如累卵，一个个结构性的严峻挑战横在眼前，可工人们依旧充满力量，发出个人以及集体的声音，努力给当下失调的系统带去改变。此时此刻，仅仅让当局“听到”工人的不满已远远不够，“听清”工人的诉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工人与变革：抵抗、镇压与回应》（剑桥大学出报社，2021年）阐明了这个道理。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本质关联是什么？为了说明这个核心问题，本书以两场发生于东莞的工人集体行动开篇——2004年的兴昂鞋厂工人罢工以及2015年兴雄鞋厂（台湾九兴控股）的工人罢工。 2004年，大约5000名兴昂国际的工人就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基本劳动权利进行了罢工，但工人的抗议行动很快演变为为打砸机器及损坏公司财物。政府没有立即对这一劳资冲突作出回应，而是最终出面拘留了数十人，并对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诉讼。好在有强劲的律师辩护及媒体的积极关注（中国劳工通讯充分参与了该次事件），最终，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释放，部分刑期缩短并暂缓执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销检控。然而十一年后，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缴住房公积金发起了罢工，他们封锁道路并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关注。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现在罢工现场，社交媒体上的贴文被大规模删除。但是，用人单位最终不敌压力，同意支付员工住房公积金。

基于两场工人集体行动，Elfstrom的关注点变得更加具体：在地区层面上，工人抗议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两者如何互动？通过将工人的行动与诉求排列开来，同时罗列出政府的回应，Elfstrom重点著墨的便是这两边的互动关系。在与政府官员（包括劳动局和工会）、工人、劳工组织者以及学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单一变量，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为了比较工人集体行动模式以及地区政策回应的长期演变，Elfstrom选择了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为样本，江苏及广东在经济体量上极为相近，但农民工数量明显不同。江苏工人的行动及诉求相对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机制有效地引导劳资纠纷；而在广东，工人们的行动及诉求更多变、更进取，对此，政府官员也选择用更严厉的政策予以压制。当然，这样比较并非要从两套政府对策中选一个谁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试图达到的目的确实是类似的：直接解决劳资争议，把集体行动的迹象、工人的抗争平息下来以求稳定，在体制内图个表现、讨好上级等等。

本书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点出了中国政府管制的本质——身处在限制众多的体制内，面对诸多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个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两种特性都能在中国的政府管制中看到。在执政透明度及问责机制双双缺位的情况下，官员们复杂的个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统性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有效治理。具体到官僚本质的劳动系统，官员们热衷于踢皮球——把自己部门的责任推给另一部门，使得工人必须经历耗时又复杂的维权程序，导致工人最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关键时刻，Elfstrom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提供了宝贵见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体的研究很难对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整体回应得出广泛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详细地研究资本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而不仅仅聚焦于工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劳工通讯同时建议，劳工学者应把目光投向新兴劳工运动中心，包括内陆地区的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川省等等。虽然Elstrom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工厂工人，但当下，建筑行业以及服务行业侵害工人权益的情况无疑更严重，工人的反抗也越来越多。如果对四川外卖员、快递员进行研究，可能发现与广东工厂工人类似的抵抗、压制与回应模式。但我们不应该假设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准，更多工人运动的模式也许还有待观察。

综上，本书对想从学术角度切入中国劳动关系的人来说，无疑是书海中的上选。Elfstrom通过仔细的研究和严格的方法，不仅为中国工人，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受压迫、处于权力不平衡环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种赋权叙述。

【资料汇编】卡车司机服毒自杀抗议扣车罚款事件

4月5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因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掉线，被交通执法人员扣车，并罚款2000元。为了抗议交通执法人员的处罚，以及让“领导”关注卡车司机面对的问题，他购买了农药并在执法人员面前自杀身亡。

一、金德强

根据金德强的遗书，他今年51岁，已经从事运输10年。金的老家沧州市泊头市金家庄村发展程度有限，住著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儿子已经成人，也在跑车，但家里仍靠他支撑。 “儿子姑娘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的妹妹。”金的遗书如是说。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到金家庄村访问了金的哥哥和其他同村村民。由此，我们知道了金德强的一些身世。金9岁没了父亲，家中只有老母亲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金德强小学毕业后就未继续学业，而是去周边的窑厂工作，此后还在铸造厂上过班。30岁后，金德强先在市里开农用车跑运输，后来在同村人影响下开始进入货车行业。

他同村的发小刘全（化名）说：“他9岁没了父亲，小时候在农村容易受欺负。后来凭借自己努力娶上了媳妇，但成家后没几年，老婆就出了车祸，腿脚一直不太灵便。老人、妻子、三个孩子都靠他养活。”

极目新闻访问的其他村民则说，金德强中等个头、身材敦实，经常在村里的微信群中发言，给遇著事儿的人出主意。

除此之外，开卡车也是金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他的发小认为，金开车的头脑比一般人聪明，晓得各地的路线，新疆、缅甸、上海也有资源。金开车的经验丰富，很少看地图，清楚哪里有厕所，哪里有便宜的旅馆。他说：“金德强在自己的行业里是骄傲的，所以才在遗言里强调了自己的车牌号1308。”

金在遗书表示自己工作多年“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却“没有挣到多少钱”。确实，金的家人在事后查看他的账户，发现里面仅有6000块钱。不过，据金的叔叔表示，金多年的工作已经为家里带来村里中等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金德强绝对不是鲁莽行事。无论是他家庭对他的需要，他工作已经得到的一些成果，还是他工作的自豪感，都不鼓励他以死抗议的行动。由此推断，卡车司机在路上的劳累，加上面对种种不公，已经累积了极大的不忿，足以超越他工作带来的报酬。

关于金德强身边人的采访和事情概要，可参考以下文章：

唐山市丰润区交通执法现因扣车罚款 司机服毒身亡

压垮货车司机金德强的稻草：9岁丧父，扛起全家，被罚款后服毒自杀

二、卡车司机

“我不是不值2000元钱，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金德强在遗书中写道。这是他对十年卡车生涯的描述：“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还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我感觉我也快活不长了”。

中国青年报在4月9日刊登了一篇访问卡车司机的文章。受访的司机告诉记者，他们不习惯用“开车”，而是用“养车”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职业。卡车司机是一个庞大的欠债群体，为了买车，司机都要背负一笔债务。极目新闻的文章提到，像金德强买的车当时便要10多万预付款，总价是30多万。他找村里人借过钱，好不容易才凑齐。

随著卡车下地，司机便要在限时内赚取最多的货款︰每月5000-8000千的收入，得花两年半才能还清车贷和借款，还要每年上一次保险，定期为车辆保养、换轮胎。在这段时间中，所有司机都拼了老命地还款，因为只有偿清债务后，他们才能开始赚钱。不过，实际让他们赚钱的时间只有一半多，因为之后车子就得大修或是被淘汰。 “剩下的一年多时间更不能休息。那是仅有的挣钱机会。”

在车上一直赶路，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面前只有延绵无尽的公路，以至看到路旁的别致的树木，司机们都要跟卡友热烈分享。漫长的路途因而只有香烟来解闷。为了顺利的睡一觉则要喝很多酒。

因此，像金德强一样，没有一个司机能够逃得过工作带来的疾病。 “跟他们一起冲刺的，是身体衰老的速度。潘大伟每天下车都觉得自己踩在棉花上，开夜班的贾志刚已经有了肾结石，医生嘱咐他每天多运动，可他连跳一跳的时间也没有，疼得厉害了就去医院做碎石手术。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肾，这里，还有12颗。又戳了戳右边，这边少点，只有4颗了。”

关于卡车司机的劳动处境，读者可参考《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的内容及中国劳工通讯的整理，另附上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开卡车的游牧者：今天开车是为了明天不再开车

三、北斗行车记录仪和定位系统

是次事件的触发点北斗定位记录仪，是一个针对卡车司机疲劳驾驶的工具。行车每到四小时，记录仪便会响起，强制要求司机休息。当然，除了这个功能以外，系统还会收集行车的数据，卖给保险、物流公司。

长期为货车司机维权的王金伍表示，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是一条灰色的产业链，一辆车年收费300-800元最常见，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则每台年收2000到3000元费用。他以目前全国货车、客车和校车保有量超2000万台的数字计算，仅卫星定位收费一项，收益每年便达到百亿。

不过，这样的记录仪更像其他以罚代管的工具。卡车司机长时间劳动的问题是由车贷、运货价格、运送时间的要求等造成的。政府官员不针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却硬要纠正其结果，于是使问题更为复杂。例如，硬要司机停车，但高速公路上根本无处可停；又或找停车的休息站，但却发现满位；记录仪掉线，但司机没空去修理。有些司机为了赶路，记录仪响了之后换别人的卡继续开，制造已经换人的假像。这些情况被执法人员逮到，都是全部处以罚款，叫司机要额外蒙受一笔不轻的损失。

金德强面对的情况，应该是最叫人不忿的一种。由于定位系统故障，又或出现讯号问题掉线，被执法人员发现，当作违例情况罚款。

司机不想的疲劳驾驶、司机不想要付费安装的定位系统、司机不能控制的系统掉线，最后的结果则是夺去司机的收入。金德强不知道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方式，但他选择用性命来让人们看到情况的严重性。

关于北斗系统的各类报道和讨论，可参考以下文章：

错位的北斗利益链，缠在3000万货车司机脖子上

特稿｜谁在使用货车司机跑出来的数据？

卫星定位罚款引发服毒事件的背后，折射出千万司机艰难和无奈

大货车司机被罚2000元，服毒自杀，北斗该不该背锅？

四、事件后续：卡车协会、政府部门、工会

4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从台区一重卡车队集体向金德强致敬。

4月8日，极目新闻报道，河北、河南多位卡车司机自发为金德强家属捐款。一个应该是由卡车司机自发的河南卡车协会在司机群内发起捐款，并去金德强老家金庄村希望将捐款交至亲属手中。一方面为其遭遇抱不平，另一方面为其家人提供帮助。不过，由于在村口遭到阻拦而未能进村。

4月9日，卡车之家一篇文章指，金德强哥哥已接受赔偿。对于赔偿来自丰润区还是沧州，其哥哥表示“不管哪个部门，给解决就算了。人死不能复生。怎么著咱也不能让人偿命啊。”

4月10日，事件的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内容强调工作人员依法行事，没有过激行为，是金德强没有征兆下喝下农药后失救至死。在该段文字中，没有谈及任何金德强工作面临的处境，没有调查他家人的情况，甚至连北斗系统如何掉线也没有公布。

2018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大力推进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并制定下发《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方案》。不过至今，据网上搜索，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关于后续的报道，请参考：

河北卡车司机金德强服毒自杀第三天，全国多位卡友为其捐款

河北卡友服毒自杀后续 与当地达成协商

货车司机服药自杀，当地披露详情

被掉线的货车司机：谁能保证不会再有下一个金德强？

五、建议

财经杂志则引述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沉原在《南方都市报》的撰文，指在新规调整、车辆环保升级等过程中，应特别注重货车司机群体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政府和厂家应酌情予以补贴一些整改费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个事件继续隐形。它应该代表卡车司机与有关部门交涉，为司机争取更人道的检查执法制度，以及安装北斗行车记录仪等工具的补贴，并要求当局加强监控仪器的质量。对于满帮这种愈来愈主宰卡车司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的新平台，全国总工会也应要求企业承认司机的劳动者身份，为其提供设备、保险等保障。

香港工运领袖李卓人判囚14个月

香港的工运老将李卓人，在今天被法院宣判于2019年8月18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判监12个月。与此同时，亦有多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

此外，另一起前年8月31日未经批准集结案亦于今日一同判刑，李卓人早前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囚6个月。两案部分刑期分期执行，合共被判入狱14个月。

李卓人虽然在4月7日的8.31案庭审聆讯上表示认罪，但同时他也通过代表律师在庭上宣称自己无愧于历史，他在陈述书中说：

“我认罪，但我坚守维护民众和平游行的权利并没有错，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我们无罪。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都无悔于为人民的权利而站出来。”

李卓人希望法官明白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他本人对维护港人的权利无怨无悔。李卓人作为香港职工盟秘书长和工党副主席，三十年间一直奋战在工人权益的前线。李卓人曾在1997年以立法会议员身分提交《雇员代表权、谘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法案，条例获通过，但后在商界影响下，又很快被废除。

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自1993年起便和李卓人在工运事业上有了交流，他如此评价李卓人先生：

“无论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践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是工会运动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李卓人的所作所为，正是践行了世界上所有工会组织者都会坚守的底线，他更挺身承担了这一切行动带来的结果。

李卓人作为工会领袖和民主斗士，长期为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抗争。他的身体力行影响了几代香港年轻人加入工会运动。刑罚非但不会摧毁李卓人的抗争意志，正相反，更多年轻人会前赴后继的站出来为这座城市的正义和福祉而抗争。”

8.18案中，还有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判监12个月、梁国雄判18个月、何秀兰8个月；何俊仁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李柱铭11个月，缓刑2年；吴霭仪12个月，缓刑2年；认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狱8个月，缓刑1年，区诺轩判监10个月。

8.31案中，另有黎智英判囚8个月，杨森判8个月，缓刑1年。

除8.18案、8.31案外，李卓人还面临另外几宗控罪：于2019年10月1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以及2020年6月4日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在工会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罗尔服装工人领袖

2012年，当Tayamma第一次来到班加罗尔的Shahi 8号工厂工作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胆小且容易受骗。她的成长历程非常艰难，第一语言是泰卢固语（Telugu），而不是这个城市里常用的卡纳达语，她发现很难适应。

她说： “我以前很怕别人骂我或者对我发火，我会大哭。”

Tayamma和我们讲了她在班加罗尔郊区租房的时候，有人骗她去投资。那是一个专门针对低收入工人的虚假投资计划，号称只要几年就能获得1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收益。

“最终，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让我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基金的信息。我去问他，我付的钱到底去了哪，他变得焦躁不安，开始辱骂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工厂里的一个工会组织者，她让我去找工会，说工会会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谈，把钱要回来。他们确实帮了我，那个人退了一些钱，虽然不是全额。”

自从Tayamma成为工会的一员并开始参加会议后，她逐渐了解到所有制衣工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且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开始参与组织工人的工作，并在2018年帮助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会委员会。就在那时，她和她的工会姐妹们引起了强大的Shahi 8号工厂管理层的注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装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60个生产单位。

“我们动员了工厂里的工人，要求在工厂成立由工人自己组建工会委员会的权利。我们希望管理层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经理把我们叫进去，让我们停止组织活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他们非常生气，开始辱骂我们，还对我们动粗。我头部受了重伤晕倒，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在做 CT 扫描时发现了血块。“我现在头上还有缝针的疤。在治疗期间，有六个同事给我献了血。我的工会同胞们在医院白天晚上地照顾我。我不能自己动，全靠他们照料，一直到我康复。”

“我觉得很幸福，他们非常爱我，我们现在就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因为受伤，我有时会在工作时晕倒，但是我的同事会照顾我。管理方才不会关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样帮助我。工会就是我的力量，因为我的工会，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释说，资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镇压，是因为他们担心工会会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从而降低工人的服从程度。他们以为以肢体暴力对待工会代表能恐吓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们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激发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当地警方投诉了殴打事件，并对从Shahi购买服装的国际品牌施加压力。在美国工人权利联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进行调查后，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被解雇。

“我觉得任何工人都不应该经历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还活著，我就会继续为工会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问题，我都会支持他们，并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工会代表的职责。”

Tayamma强调，服装工人不能依赖政府的帮助，工会几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资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业，而不是工人。他们只关心企业和工厂，他们希望企业和工厂壮大繁荣，但这会改善工作条件吗？政府帮助老板和工厂从工人身上榨取劳动力。如果政府是为工人服务的，为什么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后，任职产品质检员的Tayamma月收入仅为9500卢比（约合800元） ，堪堪达到她所说的维持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情况变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间，政府做了什么?” Tayamma问道，“政府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任何设施，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工资，付不起租金，人们受苦受难，没有食物。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没有配给卡，他们怎么得到政府发放的口粮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计划，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排8小时的队，连续排5天，就为了领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对于Tayamma来说，成为一名工会代表意味著一种持续的奋斗。但工会已经成功将资方拉回谈判桌，并且赢得了一些工作条件的改善。

“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安全饮用水。他们过去给我们提供的饮用水非常不卫生，许多工人喝了出现皮肤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我们在集体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工厂改善饮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们现在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水质，而且因为工会的缘故，在食堂引进了热水还增加了座位。我们还谈到，请病假的工人不应该承担生产目标。”      

去年大规模疫情封锁后，制衣厂重新开工，包括Shahi在内的许多工厂以公共卫生为由，取消了周围村庄的班车服务。这意味著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工人要么每天徒步大约100公里去上班，要么就得辞职。工人们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工厂恢复班车服务。

“只有在罢工之后，管理方才愿意听取我们的声音。工厂重新开通了班车服务，但费用增加了。这些村庄位于野生动物密集的林区。女工们晚上很难走这条路回家，所以工会现在正在为她们支付车费，以确保她们都能到达主要的公共汽车站，在那里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对于现年35岁的Tayamma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成长。她的父母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罗尔附近的一家孤儿院长大。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强迫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于受到丈夫的虐待，她离开了丈夫的家，但随后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产，Tayamma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个月才设法逃脱。她在班加罗尔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个印度教寺庙受到了庇护，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为寺庙做饭打扫卫生，以换取住所和食物。后来Tayamma到了服装厂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时间到寺庙做一次义工，以表达对收留和帮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现在和家里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联系。Tayamma说，工会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在纪念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里，我们在中国目睹历史的倒退

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个纪念世界各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我们正在中国目睹一场历史的倒退。中国工人阶级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经争得的自由和权利，写在法律上的工时限制也成了一纸空文。工人们愈来愈服膺于以资本无止境累积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他们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劳动时间，然而获得的只有工资，所有生产的成果都被夺走。

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显得格外自由：工人选择工作的对象，老板则挑选他们认为适合的员工，劳动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愿。但只要企业取得了工人的劳动力，这个幻象便会结束。实际上，为了得到工资，工人们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支配了劳动力的老板，则最大限度地使工人为自己生产最多的商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由此让预付的价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国工人对超长工时产生愈来愈大的不满。互联网企业员工的996.icu网站，写满了企业肆意延长工时所违反的法例；超市员工抗议工时过长，以及企业以弹性工时来变相克扣加班费；塔吊工罢工抗议工时过长且无加班费等。这样的声音大概还太过微小，但确实在增强。工人们明白︰自己不作出改变，便只能任人鱼肉，一如百多年发起工时斗争的先驱一样。

在中国的工厂……

在中国的电子厂，工厂主正用尽各种办法使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在一些工厂里，工厂主计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产的最高产量，然后把按昼夜两班的方式让工人照这个既定的产量劳动。工人的劳动时间完全按生产线的产出而定，为了完成产出，八小时的工作天远远不够，他们被强制加班，吃饭时间要一再压缩，这样的情况接近全年无休。总之，工时是为了产出而决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来制定。

在一份工厂调研报告里，一个在安徽滁州立讯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这样说︰

“首先一天的八小时工作是必要的，同时还会有两个小时的加班，这两个小时加班是必须要加的班，这样算下来我们每天要连著干10个小时。中间会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但是吃饭时间以生产线情况确定，为了产量能够完成，通常我们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再加上时常会因为产量不达标延迟下班十几分钟，提前上班十几分钟，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均在十个小时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会休息，通常会在白夜班替换的时候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能只会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当然这与劳动法规定的“在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一个月只能加班36个小时”严重相背。”

在这种工厂的劳动生活里，工人工作一天后太过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时间：一醒来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觉，长时间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这样延长工作时间，也为工厂主带来了惊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个月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额外延长劳动2小时，假日则延长10小时。由此，工人额外的劳动时间便达到122小时。换算成八小时工作天，工人实际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当于多劳动了整整半个月。

在另一些工厂，厂主则不阻拦工人下班，但由于基本工资订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选择加班。透过操作件计工资的单价，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资，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饮食的开销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工人延长的工作时间每月仍能达到130多小时（相当于约16个工作天），而且还要背负“自愿加班”的名义。

在互联网大企业……

所谓的996工作制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蔓延。在这些企业里，与工厂不同，产品规划的工作进度可能脱离实际，甚至一个产品开发所需的劳动时间并未得到精确的计算，但这对企业主来说无关重要。产品开发落后进度，编码出现问题没有良好运作，以至产品由概念化成实际的所有试错过程，全都让员工超时工作来解决。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时间是以产品开发的进度决定的。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访问了一位高科技企业员工，他这样描述互联网公司员工的劳动过程︰

“传统的我们去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产品发展路线，但是互联网这边可能都是这种敏捷开发的形式，它不太会有特别明确的开发方向。在一个东西出来之前，很多时候它都是我们说的用那种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断的穷举各个路径，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别的快，然后其中的某一个路径刚好撞上了用户的喜好，成为一个爆款的产品了，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收获，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这种穷举不同的路径上，它不断迭代新产品，通过快速的迭代来不断的占领这部分市场。 ”（标注由作者加上）

不能误会的是，这样的试错过程并非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发生在一个有严格绩效考核的企业里。每一个季度里，工人的劳动成果都要根据指标来计算分数。在编程开发的企业，工人编码的行数、bug的修理数目、系统正常运行的时间、处理问题的速度都会换成评分等级，被评上低级的员工则蒙受惩罚和警诫。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奖金，为了不被夺去晋升的资质，以至为了不被裁员，所有人都被迫参与这场竞赛。然而，必然有人会得到最低分，预设的结局不会变，只是最终落在谁身上要经由工人的竞争来决定。由此，没有工人在赶上进度前会下班：

“基本上6点半可能你还没办法把事情弄完。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的什么开会，各种占用时间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抢进度的时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时候，可能到6点半是没办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会限制了每个周或者是每个季度的这些KPI，所以你还是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点离开的。”

企业为了完成产品的开发，以及确保所有功能的正常运作，已经把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打破了。在互联网企业，没有彻底的下班，程序员与互联网的连接，使他们无时无刻都处于待命状态。与工厂不同的是，高科技产品的临时故障和突发事件特别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时，紧急漏洞、员工的需要和求助还会继续传来。员工随时都要接入公司网络和服务器，为客户解决问题。

即时通讯软件的发展，更把监察伸向了员工的休息时间︰“它比较讨厌的一点就是钉钉（注：企业的即时通讯工具）这个东西，它看过了会显示你已读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这种，比较烦人。然后这个群里你发一条消息也是谁读了，谁没读，上面会显示出来。”

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在高科技企业里，75%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超过8小时，更有32%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长达11小时以上。采取弹性上班时间后，工时在8小时以内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员工均处于常态加班。在整体受访的员工中，更有超过三成人连一天带薪假都没有休过。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国，近年还出现了一种标榜弹性工时、自由决定劳动时间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卖员的平台劳动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机在平台上注册，以此收取平台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单工作任务当中，工人都重新确定要出售劳动力，以获取系统计算的单价。正是在这种形式最自由的劳动力出售平台，我们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台接单的过程中，理论上工人在每一单新任务时都可以选择退出，然而事实是愈来愈多工人每天为平台工作10-12小时，甚至超过12小时的也为数不少。工人的生活压力在这当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统算法的设定逻辑则同样延长了工人劳动的时间。

外卖平台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单，同时保证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统是为了鼓励骑手高产而设计的。工人完成的订单愈多、准时率愈高，为平台创造的价值愈高，系统才会分给工人更高的等级，使工人能得到条件更好的单。对于等级较低的骑手，系统都对他们的单量作出预期，会按此分配工作。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期时，系统为了确保配送效率，会先给高级骑手分配任务。

对一个经验不足、工作稳定性低的外卖员而言，一般平台派单的配送费是不足以糊口的。特别是外卖平台近年确立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后，他们给予工人的单价愈来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资，工人必须透过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单量、压缩平均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强度（这点愈来愈被人所认识），另一个方法则是增加接单，以此获得系统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务，同时延长劳动时间。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里，有著这样的记述：

“一位美团众包骑手这样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为平台劳动10多个小时，同时又保持每次配送都准时，不拒绝系统派单的骑手，才有机会得到一笔较高的工资。从工人主观的感受而言，他们赚到更高的工资是因为自己多劳多得。但事实是，他们过往的派单量早已由系统记录，每天能够执行的单量亦以由算法估计过，并按此分配工作。因为工人长时间劳动创造了巨额的价值，平台才愿意相应地提高他们的工资。

夺回工人制定工时的权力

在中国，工人长时间劳动后猝死的现象已经再次出现，我们定期便能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报道。

2019年12月3日，49岁的外卖员吴德宏在南京干完活后，猝死在出租屋里。吴德宏死后，记者调查指，吴做外卖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拼命时，曾经两辆电动车换著骑，从早上九点一直送到夜里一点，后来才把结束时间提前到了晚上十点，但工时仍然长达13小时。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卖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出租房里度过。平台的数据显示，从7月至今，他最多一个月接到过508个订单。那是11月，他绕著南京城骑了将近2000公里，换来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网上则流传出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离职员工透露，猝死员工负责的多多买菜项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员工从零组建业务，有时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这样的情况，自然不局限于个别的行业。事实上，超长工时已经为中国工人带来各种长期疾病和精神影响。长时间的劳动使制衣厂工人视力下降、年轻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虑逃出电子厂，超过40岁以上的互联网员工身体严重失调，精神衰弱，大量被企业淘汰，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新常态。

然而，这些新闻播出后，社会总是有一阵热议，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长工时的情况仍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甚至只换来资本的嘲笑：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电子厂的工时和工作压力而轻生，工厂主在宿舍装上护栏和防护网。他们是在说︰就算你要跳楼，也不要在我们的园区里跳。另一边厢，马云、刘强东等人则把超长工时说成福报，说自己“从不强制”，继续为自己开脱。国家部门总是在研究讨论，发舆论谴责，工会每天在办活动让工人入会，但就是对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无动于衷，放任那些严重违法的企业逍遥法外。

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至少得认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制定工时的权力，要从资本手上夺回劳动者的时间，只能由中国的工人们来完成。一天我们选择让渡生产和组织劳动力的权力，工人的时间便不再属于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阶级对工时的斗争，也需要在中国再次点燃。

缅甸工会要求国际品牌采取行动保护工人权益

在今年的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发出声明，呼吁国际服装品牌及其供应商维护工会会员权益，并确保工人在当前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不被辞退。

IWFM指出，在紧急状态下，对各主要工业区的工人来说，如果回去上班，就要冒著被捕、甚至被枪杀的风险。此外，交通中断、通讯受阻，也令工人难以联络雇主。

在4月22日发布的声明中，IWFM指出，因考虑到前往工厂路途上的危险，许多工人都不敢回去上班而选择回到乡下家中避险。与此同时，工会组织者更是成为军政府针对的目标，不少人不得不到处躲藏，工会工作严重受阻。

仰光近郊的莱达雅工业区（Hlaing Thar Yar）的状况尤为恶劣，据报道100余人丧命于3月14日及15日的军事镇压中。莱达雅工业区的军人会随即拦截工人，并要求工人交出手机以供检查，没有手机在身的工人则被处以高额罚款。然而，尽管存在种种风险，莱达雅工人仍在进行反政变抗议活动。

而在工业区中已复工复产的工厂，许多雇主利用目前的形势解雇那些旷工超过三日的工人，解雇赔偿也不予发放。

IWFM向国际品牌提出要求，正是为了制止这些为品牌供货的缅甸工厂解雇工人，同时保证在时局恢复稳定之前，工厂能以放无薪假的方式处理工人无法安全上班的问题。而且，工厂应提供一份详细的名单列明已经被辞退的员工，以便所有工人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为了使供应商工厂能够遵守上述要求，IWFM表示，国际品牌不应该惩罚因社会动荡造成延迟交货的供应商。

中国劳动通讯全力支持IWFM提出的诉求，并敦促依赖缅甸工厂工人供货的各大国际品牌能够担起责任，保证工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中国劳动通讯与IWFM站在同一阵线，同时呼吁，对那些以动荡为由，肆意解雇员工及工会领袖的供应工厂，国际品牌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制止。

借著五一国际劳动节，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二十世纪工人运动最大成就之一，中国劳工通讯也重新审视了广大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在纪念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里，我们在中国目睹历史的倒退》。

“现代奴隶制”下的意大利移民工人与“路上工会”的工运尝试

自从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来源国变为移民的目的地，外来移民一直是农业食品行业的重要劳动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历史上首个移民定居点，西西里岛的马扎拉德尔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来自突尼斯的工人参与渔业工作。1989年8月，来自南非寻求庇护的杰里·马斯洛（Jerry Masslo）在维拉利特诺（Villa Literno）被谋杀，维拉利特诺是当时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高产西红柿种植区。马斯洛是被种族隔离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寻求庇护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根据1951年《难民公约》，意大利的保护义务有一项“地域保留”条款，只有从共产主义东欧来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护。

因为拥有季节性工作机会，维拉利特诺吸引了成千上万像马斯洛这样的移民，然而糟糕的生活环境、剥削的劳动以及非法劳工交易都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意大利最大工会——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简称CGIL）受到了众多志愿机构的支持，承担了组织移民工人的工作，而杰里·马斯洛正是这波浪潮的领导者和发言人。

在一个大型公共电视台采访中，他指出了移民正面对的问题：

“我原以为我会在意大利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以为这个正经历文明化浪潮的国家会欢迎我，允许我在这里平静地生活，允许我在没有障碍或偏见的环境慢慢实现我的梦想。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很失望，这个国家的文明共存似乎不包括拥有黑皮肤的人。这里也有种族主义者，对那些仅仅是要求团结和尊重的人施以傲慢、虐待和日常暴力。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而出过力，但大家好像觉得不重要。迟早，我们中的某些人将会被杀死，然后我们将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几天后，他被一群把脸遮得像3K党的暴徒枪杀，他们在一个窝棚里策划了这次劫掠。马斯洛谋杀案被提升到意大利移民问题的高度，CGIL亦要求举行国葬，几周后，也就是1989年10月，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示威活动，有超过20万人参加。

三十年后，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在农业劳动中受到大规模的剥削，非法劳务中介也已经蔓延到整个意大利。虽然现实中并非整个意大利的农业都存在劳动力剥削问题，不过现状仍然充满危机。

根据意大利农业工业工人联合会（简称FLAI-CGIL）《关于非法劳工中介的第五份报告》估计，目前意大利约有18万农业工人面临严重困境，其中包括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无休假等，这些情况并非仅存在于意大利南部。

“劳工剥削、非法劳工中介和黑帮派系不再只根植于意大利南部，这些问题已经遍布了整个国家，我们组织非常坚定地在与它们作斗争。”FLAI-CGIL秘书长Giovanni Mininni说。

此外，农场中的剥削劳动现象不仅限于意大利，这一问题也逐渐蔓延到欧洲。据欧洲粮食农业和旅游业工会联合会估计，大约有四百万农业工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移民工人，生存在在非法就业、工作不稳定和劳动剥削的阴影下，其中包括季节性工人、临时工以及其他无保障工作。工人们被困在低薪和极差的生活条件的区域中，被外部群体集体孤立，甚至居住在没有水或电的非正式住宅中。有研究指出，他们遭遇的极端情况是被黑帮团伙围猎以及堕入现代奴隶制的陷阱。

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剥削性劳动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人能从这系统中受益，受害者在其中被严重剥夺了人们应有的尊严。目前意大利有广泛的“产业链式”的劳动剥削，农场主们往往会利用工人（尤其是移民）的“窘迫生存状况”进行剥削，亦存在大量女性移民工人被大规模二次剥削的案例：在农场受到劳动力剥削的同时，也遭受了来自农场主的性虐待。不仅如此，这些非法的“农业企业家”在市场上更堂而皇之的与那些尊重工人权利的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对国家来说，逃税和规避社保的问题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从提高大众认知度的动员到后来的持续运动，近十三年来，我们的工会一直警示大众关于劳动剥削的问题。随著2015年夏天一系列农业工人的悲剧发生，劳工剥削问题逐渐获得了公众的呼应。49岁的帕奥拉·克莱门特（Paola Clemente）是普利亚大区的葡萄园工人，她的工作时间通常从凌晨3点开始，像其他数百名妇女一样，得在凌晨登上一辆要行驶190英里的巴士。帕奥拉每天只能拿到27到30欧元工资，而她的收入本来应该高三倍。帕奥拉逝世的那天，她照常在葡萄田中工作，期间她要求短暂的休息，但被拒绝了。她别无选择，只能在无法忍受的烈阳下继续工作，后来她因身体不支而离世。

她的故事引起了公众的愤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帕奥拉·克莱门特之死源于“精心打造的现代奴隶制，这波及了四万多名意大利妇女，以及移民和季节性劳工，而现代奴隶制仍然是意大利农业经济的核心”。16个月后，意大利议会通过了第199号法案以禁止剥削性劳动力和非法劳工中介。在意大利语中，更广为人知的是“caporalato”一词，这个有著黑手党意味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翻译成“黑心工头”。

意大利新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些劳动剥削的指标定义，例如：

系统性支付低于规定薪资水平的工资，
系统性违反有关工作时间、每周休息、法定假期的规定，
违反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法律法规，
工人处在羞辱性工作环境中以及离职受限。
199号法案之前的法律旨在针对非法劳工中介，而该法案明确针对“黑心工头”和剥削他人的雇主。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工人

2020年，在由新冠病毒爆发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中，劳动剥削展现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景象。外界因此意识到，农业食品业界的移民工人不得不在保持农作物供应和社会正常运作上发挥关键作用。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首先，政府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安全措施忽略了成千上万在贫民窟中居住的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遭到当局拒绝的寻求庇护的难民。

2018年，意大利时任内政部长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取消了向政治避难者发放的数千张“人道主义目的”居留许可。这导致他们被收容中心遣散，不得不前往附近的贫民窟。他们是一支长期的低成本劳动力大军，将由雇主和非法劳工经纪人雇用。他们居住的贫民窟没有水、没有电力、没有厕所、远离当地社区。在这里，移民们在难以置信的恶劣环境里艰难生存。人们会看到他们骑著生锈的自行车驶向农场，或者在黎明时被帮派大佬装上货车和卡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也让官方的劳动监察员展开了“精明”的工作。不对剥削者和非法劳工中介进行现场检查，意味著没有不合规的事件发生。因此，FLAI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宣传运动，由众多舆论领袖、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学者、神职人员、人权活动家、基层社区和普通民众共同发起，要求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以维护移民的健康，尤其当他们被限制在非正式的农村住所和贫民窟中。这种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针对移民的大规模合法化法案，约25万非欧盟移民工人申请了居留许可。

“路上工会”的工运尝试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打击剥削性劳工和与非法劳工中介斗争一直是FLAI的头等大事，我们已经理论化并实现了一个有利于弱势工人的创新工作计划，成立“ 路上工会（sindacato di strada）”。通过路上工会，FLAI打算回归到工人阶级运动的本源，离开我们的办公室和办公桌，四处走动，与工人在他们居住、碰头、娱乐或寻找临时工作的地方会面，都是我们工会成员的责任。

成为路上工会对FLAI意味著永久地与工人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黎明或在黄昏时，这样工人们不会由于日常斗争感到孤单或绝望，并可以找到一个摆脱劳动剥削的方法，在劳工权利方面得到个人和集体保护。街头联盟意味著在短期和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能够迅速处理诸如移民等弱势工人问题。这种全方位的协助将使工人感到既不孤单，也没有被落下。

这种系统的工作方式促成了2016年4月印度农业工人在拉提纳地区罢工，成为罗马的一个里程碑。在这历史性的一天，我们见证了FLAI和移民权利基层组织所培育的2000名锡克教徒工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工作条件，并要求最低时薪为提升为5欧元——尽管这个数字仍远低于法定的最低9欧元。

FLAI设计了自己的总体计划来保护移民工人，例如在许多地区进行了持久的宣传活动，尤其是在一些丰收季节，包括普利亚采摘西红柿的季节，皮埃蒙特采摘桃子和苹果的季节，伦巴第采摘葡萄的季节，西西里采摘橄榄和土豆的季节。

在增进劳工权利意识和走出劳动剥削、帮派统治中退出的问题方面，我们根据所针对的移民社区，邀请外国工会的同事与FLAI共同合作。我们的联合运动涉及例如CNLSR Fratìa（罗马尼亚）、FNSZ（保加利亚）、UGTT（突尼斯）、UMT（摩洛哥）、Carism（塞内加尔），同时，FLAI已从移民原籍国制定了一项全面的后续政策。我们相信，移民工人应该能够在定居意大利之前，或是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乡之前，都能享有所有的劳工权利，这就是FLAI在罗马尼亚、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开设移民服务台和信息谘询台的原因。

自2011年以来，每年夏天FLAI都在离达喀尔海岸两英里的戈雷岛（Goree Island）举行国际移民暑期学院，这里曾长期是奴隶交易站和枢纽。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工会的积极分子以及代表和塞内加尔的同事就移民及其动因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和交流。

在FLAI的移民工人总体规划中，逝去的马斯洛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精神领袖角色，我们需要感激他。我们认为，移民工人发挥了突出作用，且应受到尊重，而不是像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政党在整个欧洲所做的那样加剧仇恨。FLAI认为，没有受保障的劳工就不会有有保障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的“社会条件”，这意味著与维护劳动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FLAI秘书长Giovanni Mininni的呼吁：“我们应该意识到，必须重新设计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模式，同时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希望将这些融合在新世界中。”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出炉，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这是自2008年统计以来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官方数据亦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在疫情下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实际上，过去十年间，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去年的新冠疫情极大阻碍了农民工的流动性。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其中，跨省流动外出农民工比上年下降6.1%；相比之下，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仅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从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人数最多，比上年减少568万人，下降3.6%。

尽管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不过，从统计局数据仍可以窥见农民工群体受疫情影响最深，失业问题严重。从行业来看，2020年农民工在住宿餐饮业从业占比较上年减少0.4%，即住宿餐饮业失去了约150万工作岗位，成为受疫情影响失业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新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了一些长期趋势的持续发展。近十年来，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走低。2008年，有37.2%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到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27.3%，占比减少约一成。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比重在2014年达到高峰，占比22.3%，此后逐年下滑，到2020年占比18.3%，比2019年降低0.4%。

从性别来看，2020年女性占全体农民工34.8%，比上年下降0.3%，亦远低于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3.2%。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

从数量上估算，2020年女性农民工减少了约26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出女性农民工。2020年农民工总量共减少517万人，其中女性占超半数，考虑到女性占全体农民工仅约三成半，可见疫情下基层女性的流动性和职业机会都大大减少。这也印证了在经济放缓时期，女性更难找到工作，且更易被解雇。

2014年起，女性农民工占比呈现出略微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比的提高。女性在本地农民工中的比例由2014年的34.9%跃升至2020年的39.2%，目前这一比例更接近全国女性就业水平。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的女性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新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继续提高。200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34岁，到2020年，平均年龄增长至41.4岁。有26.4%的农民工已经超过50岁，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0年的22.7%。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更高，达到46.1岁，其中38.1%的人超过5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仅14.2%的人超过50岁。

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长2.8%，考虑到2020年CPI同比上涨2.5%，工资增长极为有限。近年来，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已经由2010年代前期的两位数涨幅，到2015年以来增速维持在6%到7%左右。

2020年，中西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跑输通胀。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长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长2.3%。从行业看，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工人不仅收入最低，分别为3358元和3387元，而且工资涨幅也最低，分别只有2.1%和1.5%，均低于CPI涨幅。收入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月均收入4814元，以及建筑业月均收入4699元。

官方数据反映了在疫情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下，农民工的流动性降低，工作机会减少且工资增长受到限制。而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则从另一方面记录了过去一年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做出的反抗，详情可参阅《回顾去年800起集体行动 中国工人处境仍然严酷》。更多有关农民工信息，亦可参考《农民工及其子女》一文。

在致命的第二波疫情中，印度工人遭受重创

随著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印度蔓延，南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许多服装厂仍在封锁中继续开工。政府允许工厂以半数员工继续生产，但对工人来说，情况比以往更糟。

工厂没有采取任何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工人们仍与往常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午休时间也只能挤在一起用餐。工厂没有发放防疫用品，工人仅偶尔获发手套。尽管一些工人出现了明显的感染症状，但他们仍然继续上班。由于替代性收入支持有限，他们担心被解雇。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名誉主席Sebastian Devaraj表示，工厂增加了订单和生产目标，工人们都在加班。

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郊区，直到有数名工人据报死亡以及许多工人感染后，工厂才在5月暂时关闭。

与去年一样，许多工厂削减了工人的班车服务，而工人通常住在离工厂很远的地方。工厂还关闭了托儿所，并辞退怀孕的工人。

在第二波疫情中，印度没有实施全国性封锁，各邦之间的边界仍然开放。越来越多的邦政府采取了不同定义的封锁措施，以控制疫情蔓延。例如，在西部工业化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工厂和建筑工地仍在持续开工。 

许多移民工人为经济安全担忧，准备离开大城市，但现在买火车票和汽车票都非常困难。随著新冠病毒进入农村地区，移民工人即使回到家乡，也依然面临著卫生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据估计，目前有2.3亿人生活在日薪375卢比（约合人民币30元）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以下。有报告显示，在班加罗尔，月收入下降了17%。自雇人士和非正规就业群体在收入下降中首当其冲，其中，女性和年轻工人受到的影响最大。许多家庭只得变卖资产，减少食品采购，向亲友和放债人借钱度日。

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门推出了救济措施，效果各异。例如，有的地方派发现金，或者一次性纾困措施，但往往附加许多限制性条款。针对移民工人推出了“一个国家，一张口粮卡”的全国通行食品补贴计划，但在后勤、行政和操作上仍有许多障碍和问题。 

非营利组织Aajeevika Bureau的研究负责人Maansi Parpiani解释道，政府的这些举措未能有效应对印度劳动力迁移的复杂性。例如，国家移民工人政策草案设立了专门部门以及流动健康和社会保护计划，但对于工人遇到的工资欺诈、职业安全和收入无保障等问题，政策草案并没有加强对工人的保护。 

为移民工人接种疫苗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但定价和采购政策阻碍了疫苗分配，导致接种率走低。在建筑行业，移民工人高度集中，政府已下令由房地产开发商承担工人接种疫苗的费用，但其他行业并未获得同等的关注。疫苗供应不足、差异化定价结构和数字鸿沟都使得移民工人难以接种疫苗。

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短期和长期措施，保护工人，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健康和生计。一年来，随著疫情恶化，政府的举措仍然没能真正保护工人。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大多情况仍和去年一样乏善可陈。

处长体验外卖员不如工会做实事、释放骑手盟主实在

上月，北京卫视一档名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的纪录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先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他之后再和网约车师傅沟通交流。“送外卖的副处长”也由此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评。节目中，王林拼尽全力12小时送出5单赚了41元，他瘫坐在马路边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这种感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当下方兴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状态。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给出的数字，中国零工经济就业者目前有2亿多人，其中大约一半的形式是传统的临时工、小时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则是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平台经济从业者，比如滴滴司机、美团外卖员、饿了么外卖员等等。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8400万，数量可谓相当庞大，然而对他们的保障迟迟没有跟上。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2020年，广州市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40余万起，仅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占比就高达8%。平台加大骑手劳动强度导致交通事故频频涌现，但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时，止步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作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当然乐于见到他们能够亲自下基层体验当下劳工的生存状况，但更多时候，血淋淋的现实早就已经摆在眼前，更加上能够真正代表骑手声音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谓下基层“沟通”，丝毫没有任何说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当天第34单外卖的饿了么外卖员韩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后饿了么以平台和韩某无劳动关系为由，只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作为蜂鸟众包的骑手，韩某每天在平台上缴纳3元保险费，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对猝死的赔偿是3万元，剩下的1.94元为平台征收的服务费，相当于平台在变相克扣骑手的保险费。

近日，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对话。美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近一千万人属于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代表说，这些非正式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骑手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近千万的骑手由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有的甚至不缴。

另一个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完成毕业论文，而体验了近六个月的骑手生活。他近期在论文中写道，外送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和消费者的数据，来判定和规划骑手的送餐时间。一旦骑手发挥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务，系统将进一步压缩送餐时间并在附近的订单配送中应用，或组合附近的订单让骑手配送。然而，平台却不承担骑手在发挥自主性时遇到的任何风险。

陈龙写道，平台对骑手的数字管理削弱了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技术将对应的劳资关系转嫁给了骑手和消费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平台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对平台的问题，王处长也提到：“劳动者和平台要多沟通。这次走流程不仅走到劳动者身边，也走到企业身边，与平台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现实是在平台的巨大权力之下，骑手们根本没有任何议价权，若试图抵抗算法的独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微信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盟主”陈国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担任外送员，曾在网上多次批评外送平台的要求不合理。陈国江多次在网上发声为外送员维权，并在官方工会缺位的情况下组织了类似民间工会互助社群。“我们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对待。”但今年二月，陈国江突然消失，他在网上的视频遭到删除。为外卖员维护权益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因组建有工会性质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国劳工通讯在此要求有关方面尽快释放“骑手盟主”陈国江，这个可以真确代表广大骑手利益的人。而我们仍然呼吁各地工会要切实为“零工经济”工人切实履行维权、服务的基本职责。实际上，全国总工会从2018年开始，在工会系统启动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八大重点群体从业人员的建会入会工作。广东省总工会也信誓旦旦地说：“外卖骑手入会，是检验工会工作的试金石。”但问题是，这些工会完全没有能够肩负起代表骑手与平台协商的工作。我们期望工会、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甚至行业协会在劳资沟通、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确立机制。探索新形势下外卖骑手的雇佣关系，确实依法保障相关工种的工伤、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

混杂的数据中，我们能从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观察到什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在5月11日公布了。最惹媒体和评论人士关注的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趋势。还有哪些东西能从数据中观察出来呢？中国劳工通讯对此次人口普查的公布数据做了一些整理。

一、人口数量的变化和人口集聚

各地区人口的数据似乎总是一堆难以理解的数字。对此，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省份稍作分类，并且补上之前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观察地区人口的变化趋势。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劳动力集聚结果的指标，值得稍作整理。

国家统计局把省份以区域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在公布的简短描述里，是这样说的︰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这似乎指向一个结论：人口继续向东部集聚，中部和东北人口占比减少，只有西部人口占比稍微增加。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划分不同地区，观察的结果会更清晰。这里，我们把所谓的“东部沿海地区”分成北部（北京、天津和河北）和东南部（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再补充2000和2010年的数据。由此可以发现，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这些在2000至2010年人口增速较快的地区，过去10年的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增长数大概在200万左右。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2000至2010年间人口增长率分别是44.54%和40.29%，但近十年增长率只有11.63%和8.04%。

相比而言，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和福建的人口增长数更高。当中，广东和浙江增长数最高，超过1000多万，人口在2000至2010年及2010至2020年间，增长率均超过20%和18%。山东、江苏和福建的增长数也较上海和北京高，人口增长数在400至600多万不等，但整体增速较低。因此，所谓人口向东部集聚，其实是指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上海、北京这些城市人口增速是下滑的。

将中部地区的数据转变成线型图，可以看到中部省份的层次。河南是当中唯一人口有明显增长的省份，人口增长了500多万，总体已经接近1亿人。在河南之下，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人口均没有大幅增长，保持在6000多万人左右。而江西和山西则排在其后，同样人口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出现下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部人口虽然整体有所下滑，但河南人口是愈来愈集聚的。

西部地区的人口我们则可以将其分成北部（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和南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跟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些人口回升的地区，即2000至2010年人口下降，但近十年人口上升。其中，四川、重庆、贵州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他人口不足5000万的地区，例如广西、陕西、新疆，人口正在持续地增加，内蒙古、甘肃两地的人口则出现下滑。

至于东北地区，该地人口2010年后大幅下降。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地，人口分别下降了600多万和300多万人。该地区整体人口下降了一成。

总体来说，透过细分不同地区，我们可以辨认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口集聚地点。首先，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以及河北地区的人口增长明显放缓，近十年各只增加了200多万人。相反，位处东南部的广东和浙江人口增长相当急速，分别增长了2000多万和1000多万人。中西部的河南、四川、重庆、贵州则是人口的新增长点，增速较同地区的其他省份快，部分甚至出现人口回升，增长数由300至500万多人不等。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的人口则明显减少。

我们知道，像河南、重庆这些地区近十年来制造业有了大幅增长，广东、浙江亦是很多先进的电子科技业和互联网大厂的集聚地，与人口的集聚脱不了关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也与这些变化相符︰北京、上海一直都有更严格的户籍政策，两个城市在2016年甚至分别宣布了2300万和2500万的人口上限；相反南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则较为宽松，例如广州每年便发放大约10万个户口指标。

二、人口年龄问题

这份人口普查结果讨论最多的是全国人口年龄的变化：0-14岁的人口比例自从2000至2010年间下降后，近10年间并没有明显回升，只增加了1.34%。同时，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则由2010至2020年间下降了6.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增加了5.38%。我们因此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国人口正在步向老龄化，同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在减少，而这批人口未来所得到的补充人口占比并未明显增长。

 0-14岁15-59岁60岁以上
2000年22.90%66.64%10.46%
2010年16.61%70.07%13.32%
2020年17.95%63.3%18.7%
这也是大部分新闻报道展开讨论的基础。不过，我们还可以把全国水平作为基准，量度不同地区与平均线的差距，整理出不同地区老年和青壮人口的变化程度。由此，我们可以辨认中国各个地区正在展开的几种趋势。

首先，我们可以集中观察那些儿童人口低于平均线的地区。我们发现，这些儿童人口占比低，某意义下也是出生率低的地区，它们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较平均线高。这一类地区是最典型的人口老化地带。其中，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最具代表性，该地儿童人口只有10-11%，但老年人口则高达23-25%。华北一些地区（北京、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等地）的出生率同样较低，只是当地老年人口比例没有东北地区那么高。上海则是在华南地区的代表，它的儿童人口只有9.8%，但老年人口同样高达23.3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大多都要高于平均值。这似乎意味著，这些地区有较大量的劳动力支撑老年人口，不过再过十年，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加下去，对于该地的整体压力将会更大。我们可以留意浙江省，该地老年人口比例等于平均值，但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平均高出许多，这可能指向它未来十年的人口老化。

同样是儿童人口低，老年人口高的人口老化地区，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低于平均。这些地区是重庆、四川、湖北、江苏和辽宁，它们的老年人口都超过20%，儿童人口则约在16%甚至更低，同时劳动力人口比例并不像上海、北京那样高。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劳动力人口比例较低，这些地区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更困难。很多这些地区都是老工业区，或是三线地区，近10年经济才有了变化，上一代的老年人口要如何照顾将是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儿童、劳动力人口比例较高，同时老年人口较低的地区，亦即是出生率较高，整体人口比较年轻的地带。马上可以发现，它是由中国东南部省份（广东、福建、海南），以及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组成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广东。相比于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广东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后，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2.35%。这可能是由于它的产业发展历史比上海和东北这类工业城市要来得短，而且它的移民城市性质较高。无论如何，中国东南部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地区，人口年龄偏低。

最后，让我们看看那些儿童人口占比高，但劳动力人口比例低的地区。这些地区是那些出生率高，但同时劳动力人口均流失严重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山东、河北、湖南属于一类，这些地方的老年人口较多。另一方面，河南、江西、广西和贵州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的青壮劳动力人口（只有约60%）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较低，同时儿童人口占比极高，超过20%。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地区人口年龄变化有这样的归纳：华北、东北、江苏上海和西南三线工业省份是主要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其中华北、东北、上海等地仍然有较多的劳动力人口，但江苏和西南区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萎缩。另一方面，中国东南部地区（以广东为代表）以及中部一带（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则仍然是人口相当年轻的地带，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较低，这大概与人口的迁移有关。中国西部偏远地区则仍然是极为年轻的地带，它们当然也有人口老化的情况，但程度不大。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早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延迟退休将对广大劳动者产生广泛影响。像东北、华北等地，年老的工人大概只能成为环卫工、餐厅员工，这些都是环境最恶劣、劳动条件最差的工作。此外，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仍有待解决。老年的劳动人口要承担更多人口老化的后果，将使该地累积更强的社会矛盾。

三、人口教育程度

关于地区人口教育程度的数据，由于它除了有各个省份和城市的数据，又加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分类，因此相比人口总数的数据似乎要更难理解。在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中，完全没有描述对于不同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只描述了全国教育水平过去十年的提升，表现为高中、大学水平的人口比例增加，同时小学和初中水平的比例下降。

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小学增长率初中增长率高中（含中专）增长率大学（大专及以上）增长率
全国24767-13.85%34507-17.25%150880.44%15467
62.35%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次公布的数据转化成百分比，然后从文盲率、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程度与全国平均的差距作比较，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别，由此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这里，我们对每种教育程度都只是抽取那些偏差值超过2%的情况来看，以免显得太过复杂。

首先，让我们观察那些高中（含中专）和大学（大专及以上）都较全国平均高的地区。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别：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都是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最高的地区，同时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很低，只有约10-15%和20-30%左右。另一方面，中南如广东、湖南、湖北这些地区的高中学历人口比重较高，大学学历的人口与平均相近，可见它们的教育资源仍然与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江苏、内蒙古和陕西则大致与全国平均相接近，但大学人口稍高，个中情况是需要再作了解的。至于辽宁我们下面再谈。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初中程度人口较高的地区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地区是由东北三省、华北华中（河北、河南和山西）以及海南构成的。特别是东北三省，当地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极高，尤其是辽宁和黑龙江两者均超过42%，是全国最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省份的文盲比例也最低，识字率超过94%，甚至高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大概与中国发展初期国企相连的学校有关。在国企当中，职工的子弟都能在厂办学校读书，大幅提升了识字率，这些影响仍然延续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的初中比率较高，则似乎与近年的经济发展相关，这些地区的高中和大专比例是相对低的（特别是河南）。

最后，广大西部地区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像重庆、四川这些上面提过正在经历人口集聚同时需要处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主要教育程度占较大比重的人口仍是小学程度。而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等地更有不少只有小学甚至不识字的人口。尽管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但西部地区人口仍存在因贫困辍学的情况。

总括而言，北京、上海和天津仍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集聚的地区，而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人口教育程度则次一等。华北和华中，以及东北地区是9年义务教育实施成效最显注的地点。相反，中国西南部和更偏远的西部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四、总结

透过整理人口普查的地区数据，我们可以分辨出中国各地在人口、年龄和教育程度变化的模式。当然，只凭这些数据是不足以提出什么原因和动因，但这对任何有意了解中国社会变化程度，特别是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人，也是有所裨益的。

稍作归纳，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人口增速有了明显放缓。虽然这些地区仍然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劳动力人口（甚至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也较平均高不少，但像出生率严重下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况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口增长迅速。这些地方仍然是相当年轻的地区，虽然人口教育程度较北京上海等地低，其高中水平人口仍超过全国水平，大学程度人口较全国平均并没有高多少。

华中地区的人口增长是停滞的，除了河南。这些地区北部的人口（河南、山西）教育水平大致以初中为主，但南部（湖北、湖南）的人口教育程度则较高，该地的高中程度人口与平均线相比稍高一线。不过，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比例都较平均低，除了湖北以外，似乎表现为大量的人口流失。

西部地区的人口则有所增长，特别是人口回升的四川和重庆。除了一些老三线地区以外，这个地区的人口年龄仍然相当年轻，人口教育程度也较低。我们可以推想，那些以高科技制造业、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是刚刚起步。这个地方集中了大量可以被卷入以资本累积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人们。

至于东北地区，它正在经历人口的大量流失。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我们看到，这里集中了不少教育程度颇高的人口，基本都达到初中水平，而且像辽宁，该地的大学人口也较平均为高。然而，社会是否有正确运用这些培养出来的人才颇成疑问。同时，该地还要承担一大批老年人口，在人口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如何支撑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三孩政策出台，职场性别歧视担忧加剧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宽，引发了新一轮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关注。数据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比为17.95%；15-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3.3%，近十年间下降了6.77%；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在减少，而这批人口未来所得到的补充人口占比并未明显增长。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2015年，政府放宽计划生育限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新生儿增长了近100万，但预期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并没有出现，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大低于预期。从网络讨论来看，“三胎”政策也未能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的微博官方账号发起了题为“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投票，在“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犹豫中，很多问题待考虑”和“完全不考虑”四个选项中，超过九成网友选择了“完全不考虑”。约一小时后，该微博即被删除。

对女员工来说，三孩政策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弥漫网络。毕竟，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著更长的产假，更久的离岗时间。作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设置计划生育政策奖励假，时间从30天到267天不等。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相加，我国各地产假时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宽计划生育限制，预计将再次增加女职工产假时长。

产假确实是女职工生育保护的重要部分，但延长生育假期未能解决假期成本问题，从结果上加剧了女性遭遇职场歧视问题。有学者调研制造业外企发现，二孩政策延长产假，每位女员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万元。生育假期的延长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使得企业聘用男女员工成本不同，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从进入职场的一刻起，仅仅因为性别为女，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招聘市场上充斥著“限男性”、“男性优先”的岗位。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发布的《2019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性别歧视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国考共招录9657个岗位，其中35.03%的岗位存在性别限制。在所有存在性别限制的岗位中，76.71%的岗位偏好男性。

就在国家开放三胎政策之后，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面试环节要求女员工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引发众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禁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

但现实中，询问婚育情况、限制女性就业机会问题十分普遍。《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

许多怀孕的女员工遭到辞退或变相辞退。刘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公司后，她的工作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办公桌、被停发工资。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许多怀孕后被排挤或是被辞退的自述和求助。刘女士选择走法律程序，先后向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五个劳动仲裁，诉求包括病假工资、加班费、生育津贴等。但劳动仲裁耗时耗力，劳动者举证也存在诸多困难。

对于白领来说，遭遇怀孕歧视，可能用法律手段来捍卫自身权益。但对于广大蓝领女工来说，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怀孕后不得不辞职回老家生孩子，她们既没有产假可休，也没有受到生育保险的覆盖。

这凸显了我国生育保护的不平等——城乡差异、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相对而言，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险待遇，而私企员工、无编制员工、以及女性农民工则更少受到生育保护。

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网络上反响冷淡，也与女性遭遇母职惩罚有关。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被认为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几乎成为女性独有的问题。

《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细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发现二者各有其职场发展障碍。已婚未育女性的晋升障碍来自于随时可能去生孩子的尴尬处境，选择“处在婚育阶段，被迫失去晋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达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晋升障碍则来自于家庭，20.3%的职场妈妈认为照顾家庭使得职场精力分散，难以兼顾事业与育儿生活。有11.6%的职场妈妈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2021年的报告则凸显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顾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因照顾家庭而被迫放弃事业发展的职场妈妈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无疑增加了女性照顾家庭的负担，更多女性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弃了职业发展。此外，职场妈妈的薪酬水平比职场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职场人平均薪酬差距为12.8%，说明婚育加剧了家庭中男女双方的薪酬差距。

随著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必然之举。但这一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消除职场性别歧视，在就业机会、职场发展等方面，为女性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的职场环境。

货运平台宣布上市集资，卡车司机至今的生计有所改善吗？

货车司机金德强4月自杀抗议事件平息不久后，卡车行业又迎来一个新的节点。 5月底，中国两家主要的货运平台满帮和福佑卡车分别宣布在美国上市，集资扩大企业的物流网络和覆盖面，以及发展平台机器学习的基础建设，标志著近年在卡车行业冒起的商业平台将进一步改变整个物流业的运作方式，以及司机们的劳动状况。

自从国营运输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中国公路货运一直都以个体户的卡司机作为运输主力。现时，中国卡车司机超过3000万人，绝大多数司机都是分散经营，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机组成车队运货，规模也极小。《2018中国公路运输大数据报告》显示，全网12吨以上车型组织有177.9万，但平均每个组织的注册车辆数只有3.28辆。从运力组织规模分布来看，92.8%的运力组织拥有的车辆在5辆以内，超过100台的中大型车队只有0.4%。

由于行业高度分散，加上中国公路网络广阔，对实际运货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难。一方面，货主常常需要花几天才能找到合适的司机，司机则要空驶几十公里到物流园找货。卡车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资源和时间浪费。很多卡车司机找不到回程货物，需要耗时间在物流园等货，甚至空车回程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价格的分区分层极多。由于每个货主只跟一两个物流中介或者司机议价，这就造成市场的高度分散，价格五花八门，在货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种种原因，使匹配货主和司机的商业平台有了发展空间，以演算法为基础逐步蚕食了市场的份额。

中国货运平台的发展

满帮是由运满满和货车帮两个早期激烈竞争的平台合并而成。最初，它们是中小型货主和司机匹配的平台。由于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术，平台能够以地点、货物来筛选货单，大大缩减了司机和货主交易所需的时间。在满帮平台上，货运种类由零担到整车运输都有，在这个范畴的市场占比较高。

根据满帮的招股书，2020年全年，满帮平台总交易额达到1738亿元，约占数字货运平台总交易额64%，订单量达7170万单，共计有280万卡车司机在平台上完成订单，占中国中重型卡车司机的20%。满帮的月活跃货主用户也在不断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满帮平台货主达122万，完成运输订单2210万单，相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7%和170%。2021年3月，满帮平台货主已达140万。

与满帮不同的是，福佑卡车主要的客户是德邦快递、长城汽车等大型企业。它雇用了不少技术人员生产一套能够计算运费、自动匹配司机以及监察运送过程的系统，由此缩短大型企业的货物流通时间。2020年7月，福佑卡车正式推出中小型托运人服务，到2021年一季度，这项服务的营收贡献达10%，可见两家平台物流企业是由相反的方向开始扩张的。

相对而言，福佑卡车的市场占比比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车平台注册司机大约有90.55万名，超过58万名司机在平台上完成了订单。这当中，通过平台提供货运服务，一年挣五万元以上的司机，被福佑卡车定义为“忠诚司机”。2020年“忠诚司机”约为15200人。2020年，按订单价值计算，“忠诚司机”运输了69.8%的货物，2018年则为52.9%。

不过，无论出发点在哪，平台物流企业已经逐渐从商业交易的平台延伸，逐步影响司机的实际生产过程。2018年，由于平台掌握了愈来愈多的司机，满帮开始向有频繁运货需要的货主收取会费，货主在付钱后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货单。其后，满帮开始经营自身的中介服务，透过接货后向卡车司机派单，满帮能赚取当中的差价。满帮提供的服务愈来愈多，包括让货主和司机在平台上交易，让货主监察卡车实时的运输进度，以及收取线上交易的中介费等。同一时间，由于满帮累积了愈来愈多卡车司机运输过程的数据，它也经营车贷、保险、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安装等服务。

到平台接活后，司机的运费越来越低

卡车行业的运输过程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转变。首先，货物匹配愈来愈集中由平台企业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业的仓库进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种偶然和随机的货物匹配将成为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车的载货空间，也成为算法计算的结果。另一方面，货物的运输过程也被细化。平台物流公司建成了广泛的网络后，能够以路线距离、路况和相关的加油和补给站来为司机建议行车路线。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则能监察运送进程，让货主知道物流进度。随著货运的网络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数据的累积，平台的演算法还能够以距离、路况和天气等计算出运送价格，消灭卡车司机和货主以往的议价空间。

这样的变化首先对司机带来的影响是运费的下降。以往，司机们大多在停车场和公路港里的货运信息部从货代身上找运输信息。由于愈来愈多卡车司机使用平台找货，原来在不同地区货物信息部找货的司机便被集中起来。货代以前可能只是对接数个卡车司机，现在平台上的司机大大增加，卡车司机的之间的竞争便更为激烈。加上车贷的推广进一步压低购车门槛，令运费被愈压愈低。

根据《全现在》媒体的报道，一位卡车司机曾假扮新手货主，向满帮客服请求如何订价，并录下了满帮教货主压价的录音。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卡车司机的劳动力由平台所组织，如何使他们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压低︰

“比方说您原来在信息部出2000，这里就压低一些，1700、1800这些的，您多联系几个师傅，肯定会有人给您拉的。”

“尽量找回程车，怎么都会有人接的”。客服宽慰他：“你放心，货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们赚钱的。”

上年，满帮还推出了“快车”服务，司机需要缴纳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价货源。一位满帮离职工作人员表示，内部设有一个专门部门来维护“快车”的优先级地位，通过后台大数据抓取优质货源，再拦截下来分配给“快车”。

平台使每张货单的价格下降，已经成为了司机之间的共识。在另一篇报道中，《红星资本局》这样描述现时运费的情况︰

“我以前跑无锡到西宁，运气好的时候捡漏能挣一万块，现在在平台下单，七八千都很难遇见了”，张师傅称。红星资本局估算，无锡到西宁驾车路线约为2100公里，那么司机每公里的运费收入不到4元钱。

这个数字在运满满贴吧里得到印证，不少贴子显示，每公里四五元的运费已经算不错的行情，6元以上的单都是“秒光”的好单，有楼主发出疑问， “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一两元一公里，比面包车都便宜。”

为了补偿运费下降的司机们

货运平台集中卡车司机造成运价下降，也使卡车司机需要改变原来的劳动方式。首先，卡车司机的运货次数比以往多了许多。对司机来说，一方面平台节省了他们往返信息部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在每次运货以后加紧抢回程的货物，使休息和空闲时间大为缩减。 《红星资本局》访问的杨司机便这样说︰

“为了抢单，我们卸了货就要盯著手机看。以前在信息部还有休息聊天的时间，现在平台抢单，司机同行间接触交流的机会少了很多。”

卡嫂吴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车跑一趟江苏，来回要七八天，本来在信息部找货，现在在APP上就能解决，省事的同时休息聊天的时间也被压缩了，没有社交，挺孤独的。”

为了从其他渠道把钱省回来，司机还选择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过，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风险增加。一些司机表示，下道路况比高速公路要更复杂，司机未必熟悉环境。由于很多司机都在夜里赶路，特别担心发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种偷窃事件的高发地点。《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曾经写道，“在服务区丢油，在下道丢货”。在下道上，一些小车跟在大车后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车，爬到车厢里偷货。

随著平台的发展，原来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来成为副司机。据《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的课题组估算，全国卡嫂大约有2500万人，当中跟车卡嫂在整体卡嫂中占比约36%，即大约910万人。有些卡嫂直接担当了副驾驶的角色。但即使不会开车，她们也要帮忙找货、装货，观察路况，在车上跟丈夫聊天，让他们保持精神，因为雇搭班司机成本太高，已经不划算。卡嫂的家务工作也不会因为离开家庭而消失。在司机休息时，她们在车里做饭，照顾丈夫起居。

小结

由此可见，满帮、福佑卡车虽然打著帮助司机和货主匹配的名号，并坚称司机的收入有所增加，但这样的说法愈来愈不成立。平台透过掌握司机的供应以及向劳动过程延伸，压低了司机每单货运的单价，令卡车司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才能赚到跟以往一样的收入。

根据两家企业的招股书，满帮未来将扩大线下物流网络，建立覆盖面最广和最深的物流网络；持续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开发和技术创新，建立数字货运体系的行业标准；在整车运输之外，向零担、同城及特殊物品货运需求扩张；进行战略投资和收购。福佑卡车则表示，它将扩张平台的卡车运力，以及把中小企业和大型厂商作为业务增长引擎，在业务扩张过程中累积更多数据和完善平台算法。以平台作为货物运输的方式因此将会卷入更多司机，过程中平台对司机的控制则将更为精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卡车司机的运费。在以后的文章我们还要探讨卡车司机们的劳动过程产生了什么变化。

金边赌场被指控通过大规模裁员打击工会

今年4月，金边唯一一家赌场金界娱乐城（NagaWorld）的经理们宣布，由于疫情相关的经济损失，赌场8000名员工中约有15%将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员的主要目标变得显而易见。

在被裁员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该赌场所有的工会领袖和组织者。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会组织者和招聘人员以及一些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会长期与金界娱乐城资方就大型赌场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斗争，对这次裁员的消息工会也没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会向柬埔寨劳工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有2000多名工会成员和支持者签署，寻求政府干预。除了抗议裁员，请愿书还强调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龄福利以及对裁员计划的错误计算。

中国劳工通讯联系到劳工部发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审查中，无法进一步评论。

金界娱乐城高棉雇员劳工权益支持工会（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认为，裁员举动不仅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减。对于金界控股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应对工会的方法，”她说，“公司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会成员，（并）削弱了工会。”

工会一度拥有4000多名会员，几乎占了工人总数的一半，这使得工会能够根据柬埔寨法律开启集体谈判。然而，正如工会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释的那样，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是一场持续的战斗。

“我们在组织新会员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而且，老员工也不敢加入工会，因为公司向他们施压。”她说，“他们想方设法使工会无法在公司内运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过罢工行动赢得更高的基本工资后，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业务放缓，公司开始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但工会成员注意到，他们的工作时间比非工会成员更少。与此同时，公司雇佣了新的短期工人——他们没有工龄工资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会。

疫情期间，工会为保护工人权益而发起了一系列行动，其后，公司进行了最新一轮裁员。2月底，一名到访金界娱乐城2号大楼的客户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后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们最初对公司的迟缓反应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员被关在大楼里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员工被悄悄送往隔离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员则被叫去进行常规轮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发四天后，公司才最终下令无限期关闭大楼，并进行卫生消毒。3月，工会在网上发起了一项运动，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间支付工人工资和福利。

Sithar说，自从今年3月份赌场停止运营以来，工会已经与公司代表通过Zoom进行了三次线上会议，工会首先要求支付工资，然后要求公司对裁员做出全面解释。她说，每次公司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在会议上，他们基本上只是坚持自己的计划，”她告诉中国劳工通讯，“他们将继续实施裁员计划，以保持业务的持续性。（金界控股管理层说，）他们没法在没有业务的时候向工人支付工资。他们只是强调了这一点。”

当工会代表追问资方的解释时，Sithar表示，经理们会说，为了维持投资者的忠诚，他们已经向股东支付了股息。Sithar说，她在会议期间对此提出了异议。

“我提到，我们也是这里的忠实股东。这里的8000名（工人）都对你忠心耿耿。”她说，“想象一下，我们冒著生命危险在疫情期间坚持上班，为你们赚取了近9亿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会所属的全球组织，国际食品、农业、酒店、餐饮、烟草及相关工人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公司却还能向股东发放股息。Sithar说，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边的基本食宿费用。

该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总裁兼创始人曾立强控制。曾立强是一名马来西亚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国籍，是与高层官员有联系的大亨。据《福布斯》估计，曾的身家达33亿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导的筹款活动捐赠了1210万美元。

工会秘书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么能说自己在赔钱。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频次已经降低了，每个月只有7到15天来上班。这些减低人手的排班意味著公司已经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时才能拿到工资……所以公司并没有因支付工人全额工资而损失收入。”她说，“我们认为，公司只是在利用这个机会，将工会踢出金界娱乐城。”

主席Sithar回忆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轮裁员，当时公司将裁员归咎于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解雇了14名工会领袖和组织者。

Sithar当时是一名普通的工会会员，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约为每月70美元。她觉得公司的举动极不公平，她注意到，工会领导人被解雇后，工人们遭受了更为严苛的对待。例如，她说，赌场的楼层检查员被要求在整个轮班期间一直站著，而之前他们可以坐著。此外，一些工人因为莫须有的盗窃罪名被解雇。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工会，”Sithar说，“我们了解这个体制，了解这个政府，所以我们需要站起来为我们的权利而战，保护我们的权利。”

现在，经过多年的恐吓和与公司的斗争，工会副主席Chhun Sokha沮丧到几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后，她仍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抗争，尤其是在听说公司正在试图迫使员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补偿之后。

她说：“没有工会，雇主总是想剥削工人，我的性格是不能接受不公正，所以我想成为一名工会领袖，在其他成员需要帮助时帮助他们。”

Sokha大力宣扬工会此前的胜利：2014年，工会举行了为期13天的罢工，促使公司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并设立了产假工资等福利；2019年，工会又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2020年初，另一项行动迫使公司重新雇佣了工会主席Chhim Sithar，此前她在一次工会活动中被停职。

然而，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金边办公室负责人William Conklin表示，工会此次维权行动可能很难胜利。他说，因为公司没有公布被解雇员工的完整名单，难以证明公司有意打压工会。

他指出，柬埔寨的一些服装厂似乎也在利用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因为柬埔寨的《劳工法》对不可抗力事件规定了宽松的解雇义务，“它允许公司清理过去的工龄（义务），而不必支付这些费用。”

但他指出，从整体上看，工人们与金界控股的斗争、公司未能支付工资以及提供的低裁员补偿方案，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正确的事情，而他们知道工人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拿出一些钱，在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向他们提供一个方案（以便）解雇他们，这似乎是相当残酷的。”

目前，工会主席Sithar表示，工会正在等待调解进程的展开，但如果调解毫无进展，他们已经在准备一场网上运动。

“我不想说（劳工部）应该偏袒工人或雇主。”她说，“我们希望他们公平，不偏袒任何人，而是伸张每个人都能拥护的正义。”

货运平台正在全速改造卡车司机的工作

长期以来，关于货运平台报道的焦点都落在卡车司机的收入。一边厢，我们听到货运平台讲述平台的科技如何解决找货困难，使司机工作机会增加；另一边厢，则是司机投诉平台制造了更激烈的竞争，变相压低运价，司机虽然付出了长时间劳动，但收入仍然不见增长。

随著中国两个货运平台满帮和福佑卡车宣布在美国上市，中国劳工通讯之前再次检视了收入问题的最新发展。在这篇文章，我们把目光转向司机实际的劳动内容。我们将会看到，货运平台由找货、路线计划到驾驶的层面，正在一步步改造卡车司机的生产过程，取缔司机的工作。

万千卡车司机的生产过程

在中国的货运行业，大部分卡车司机仍然以个体户的方式生产。车辆由司机自行购买，司机要办理证件和购买保险，然后只身在市场找货。厂家经信息部或物流公司联系司机，与司机订立非正式的口头合同。装货过程中，司机准备苫布、绳子和揭雨布来封好货物，因为装卸工只管装卸，不管货物的维护和封车。

大多数司机没有固定的送货路线，而是按信息部或物流公司每次发配的货物种类、价格和目的地考虑行程。而且，司机很少能预先掌握返程的货物，他们需要在路程中途著手找货，这又加大了运货的随机性质。另一方面，货物的运输价格也不确定。虽然汽油、轮胎损耗、车辆的折旧等成本都可以计算出来，但由于司机的年龄、经验，对路线和货物的熟悉程度存在差异，这使运货双方都有议价空间。司机们还要面对同行竞争，令他们的运费经常波动。

在运输过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司机需要为路程上所有事情作出判断，以及承担卡车的维护。首先，司机需要自行计划运货的路线。这些路线的知识可以是以师徒关系传承，也可以在行业内口耳相传。另外，长途的货运有时长达数天甚至十几天，难免会产生故障，司机便要在路上定期进行维修，例如换轮胎、机油等。

找货将成为过去

综观货运平台的发展，它对卡车司机生产过程的影响首先发生在货物对接，近年则愈来愈向运输的过程渗透。

经过接近十年的运作，货运平台累积了大量托运人和司机的资料以及运输纪录。透过建立一套标签系统，平台的算法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和分类，大幅加强了货物和司机匹配的准确性。从卡车司机的角度出发，根据司机的过滤标准，例如路线和卡车类型，平台借著比较司机的选择标准和货物标签，便能预测卡车司机接受每个运输订单的概率，并根据该概率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平台的匹配算法还会分析卡车司机的交易记录、当前位置和最近搜索，以确定他们对货物类型和路线的偏好。

平台以沉积下来的数据开发出一套愈来愈精准的货物配对系统，这将逐渐取代以往那种随机找货的方式。以福佑卡车为例，它的系统有重组订单的功能，同时还会直接向司机派遣运输任务，配对的性质基本上已经消失。它的招股书在“智能调度”一项是这样写的：

我们最终决定由哪个司机发送订单，这是我们重组订单能力的基石。我们的平台不仅可以将订单调度到最合适的承运人，还可以将分散的负载重构和捆绑，显著提高利用效率。直至2020年，在我们覆盖的前20个城市，每笔订单的无用行驶里程同比下降22.7%，总共只有41公里。

与货物匹配同时发展的还有价格的计算。货运平台累积的大量交易数据，成为开发运费计算系统的原材料。根据距离、货物重量、托运人需求和卡车司机供应等参数，平台建立了专有的人工智能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定价模型，能够生成推荐价格，作为托运人确定实际价格的参考。由此，愈来愈多托运人现在只需要以推荐价格发出运单，再由平台向司机推送，便能完成车货的匹配。以往那种打电话问价议价的过程被直接省略了。

以一句话概括的话，平台的算法已经接管了卡车司机以往决定货运内容和收入的工作。当然，司机仍然可以选择不用货运平台，靠自己找货，但只要一接上平台，他们便只是一个负责驾驶的劳动力，其余不能加快运输速度的工作，一概都会由平台执行。（关于这个转变如何影响司机的收入，请看《货运平台宣布上市集资，卡车司机至今的生计有所改善吗？》）

司机复杂劳动的分解

司机实际运输货物的过程已经成为平台扩张影响力的新目标。事实上，卡车司机除了需要熟知运货所使用到的各种道路（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下道），他们在计划路线和赶路时还需要考虑路况，以及路线上的加油站、停车场等地点是否能为其提供足够的支援。在操作车辆以外，卡车司机有大量计划和临时应变等任务需要完成。为了能够赶及货物运输的时限，司机在路上作出的判断繁多而复杂。

然而，自从货运平台累积起海量的司机GPS数据，庞大得足以覆盖全中国所有的运输路线，透过制造一个导航算法来分析这些GPS数据，它便有了瓦解司机们凭经验计划路线等复杂劳动所需的工具。货运平台的算法能辨认出司机以经验摸索出来的、最受欢迎和方便的运输路线。根据司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系统能够推荐一条时效最高的路线，由此简化运输货物的难度。

2018年底，满帮宣布与高德地图合作，共同推出面向货车司机的专属地图。所谓专属地图，便是满帮将算法计算的运输路线具体化的工具。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次合作的目的是：

此次合作是基于满帮集团物流服务经验和高德数字导航能力推出的货运解决方案，高德为满帮集团提供的能力包含货车路径规划，专业货车导航，猎鹰轨迹服务，自定义地图，禁限行区域查询等五个模块。

这套高德地图合作制造的专属地图，除了具备基础的货车导航能力，还会根据司机日常的运输场景，提供限行禁止区域标识、加油站、停车场、物流园、服务站、汽配汽修点等信息。这个地图实际上并不是以往人们因为迷路而查看的工具，它拥有主动指导司机驾驶的性质。例如︰

由于中国的大城市愈来愈多道路禁止货车通行，还有很多桥洞等交通基础设施设置了限高、限宽、限重等限制条件。 (…) 高德地图于2017年12月专门推出了货车导航产品，在用户规划出行路线时，会根据自己车辆型号，自动地避开违规路线，还在导航过程中进行安全语音提醒。

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高德将货车导航的SDK嵌入货车帮app中，不仅提示司机避开无法通行的区域及沿途的违章高发点，还会在导航过程中进行安全、路况等相关的实时语音播报。

即使是卡车司机在路上需要临时应对的突发情况，这套系统（至少在宣传上）也有一定的预知和提示能力︰

高德地图还为货车司机提供更丰富的安全提醒内容，包括前方有陡坡、急转弯、车道变窄、车辆汇入、连续转弯、落石等信息。

作为升级版方案之一的“AR导航版”不仅能为货车司机在陌生城市和复杂道路提供更直观的视觉引导体验，还提供包括前车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前车启动、红绿灯和行人识别等一系列基于图像识别的行车安全提示，让货运行车更轻松、更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货运平台不断分解卡车司机在路上所进行的各种复杂劳动。所谓的驾驶过程被分解成路线、路况和突发状况等要素，以后又继续拆分出它们的决定因素。以意外为例，货运平台企业将其分类，并且辨认出路线上哪个地点更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故，而且提前向司机推送讯息。这样的分解过程，对于压力巨大的司机来说，短期内可能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不过，货运平台消除各种阻碍运送的因素，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提高司机的运输速度；另一方面，卡车司机的劳动转移到算法身上，使他们不需再进行原来的脑力劳动。摆在眼前的趋势是：司机运输过程的各种劳动逐步被平台企业剥离出去。

新的处女地：自动驾驶

平台企业不断分解和转化卡车司机劳动过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的终点是司机们最根本的劳动，亦即驾驶车辆本身。与车货匹配和导航系统不同，自动驾驶仍然在研究和开发的阶段，要看到它大规模地推行，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然而，货运平台将会建立自己的车队与散户竞争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些车队大概会是无人驾驶的车队。

在2019年的一场访问中，满帮的智能驾驶事业群总裁、技术委员会主席唐天广便提出：“满帮定位很清楚，我们就是运营商，或者说是一个车队更为合适，我们是需求方，也是将来真正使用无人驾驶卡车的主体。我们最初的设想，是自动驾驶在未来3-5年中，将会在干线物流场景中实现，这也是满帮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福佑卡车同样表示会研究自动驾驶。在它的招股书提交后不久，中国首个干线物流自动驾驶商业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正是由福佑卡车与主线科技联合发布。

在卡车无人驾驶这一环上，平台企业的推动很快将会进入测试阶段。以满帮为例，它的发展方式是与一汽解放、智加科技和英伟达合作，由一汽解放生产自动驾驶的重卡，智加科技研发自动驾驶的演算法，英伟达提供图像处理器的硬件。今年，智加科技联同一汽解放推出的高级别自动驾驶重卡J7 L3将会量产。当这款重卡量产后，满帮会将他们采集到的数据接入这款汽车，由此它便可以在有限的环境下开始进行测试。

现时量产的这款L3级重卡，仍然需要司机值守，但高速和国道上绝大部分的运输时间已经可以由机器来控制。司机的角色是监察机器的运作，测试系统是否顺利运行等。根据媒体的报道，应用这种自动驾驶卡车后，600-1000公里的线路首先可以由双驾变单驾，节约一个司机。而且，自动驾驶系统的感知范围还要超越一般司机，使它的判断和驾驶控制更准确。自动驾驶取代司机的情况大概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问题已经摆在眼前。

小结

根据满帮发布的《2020中国干线卡车司机大数据》，在平台上接货的司机平均年龄是37岁。其中，占比最多的司机是26-35岁，达37.98%，36-45岁的司机则占35.85%，46-55岁的司机占17.38%，25岁以下的司机占6.92%，56岁以上的司机占比1.88%。

交管局2019年数据则显示，从驾驶人年龄分布看，司机主要集中在26至50岁年龄段之间，其中26至35岁年龄段占驾驶人总量的34.1%；36至50岁年龄段占38.6%。与此相比，中年卡车司机的占比要稍微更大一些。但总的来说，青年和中年卡车司机的占比约莫相等。

现在，这批年轻和中年的卡车司机仍然为著在货运平台竞争抢单而怨声四起，他们投诉运输过程的辛劳、司机追赶运货时限的困难，以及运费年年下降。但与这个情况同时发生的，则是他们的劳动力被不断简化的过程。由找货、议价、承运，到路上的各种规划、预判和应急工作，司机们需要劳动的范围将会愈来愈少。

当自动驾驶的卡车在未来十年开始应用，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由货运平台企业掌握的，生产力更高的物流运输系统。在这套系统中，货物将会透过演算法来匹配，同时由无人驾驶的卡车按照导航系统进行运输。在整个过程，平台企业节省了司机人为的找货时间，同时又消除了运输所需要作出的各种复杂脑力劳动，以及工人生理上的休息及其他饮食等的间隔。运输时间因此可以大幅缩短，货物的运转周期也会进一步加速。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物流业的巨大进步。然而，我们同时可以知道，当货运发展至这个地步，它同样会是劳动和资本矛盾更为激烈的时刻。等待著现在正值壮年的司机的是愈来愈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劳动。而且，现在某程度仍属于个体户的司机将会加紧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资本雇佣来监察机器的工人。货运的时间不断突破以往的极限，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人需要完全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来劳动。中国的货运行业正在向这个目的地全速前进。

从集体罢工到个体抗议，外卖骑手有更被大众理解吗？

6月19日凌晨，沉阳的美团骑手杨某某把自己的美团众包账号注销了。时间回到几个钟头前，杨某某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开始了接单——原地点击“取单”——原地点击“送达”，“完成”了253个订单，共计953公里，登顶了沉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一系列操作下来，杨某某没有提现这两百多单“赚”来的1200块钱，在众包App的论坛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团霸王条款真恶心”后，直接注销了账号。

杨某某的行为有别于工人集体参与、停止生产活动的传统罢工，但纵观过去半年外卖员的抗争，类似的非常规形式并不少。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1月11日，江苏泰州一名外卖员因被扣5000元工资、多次讨要无果，在一配送站门口自焚……

抗议模式的转变：集体罢工与个体抗议

2016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首次收集到了外卖员的抗议，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团外卖员开始了罢工。从地图数据我们可以看到，5年过去，外卖员的诉求种类增加，从最初的讨薪与加薪，外卖员也开始对加班、缺乏管理层监督、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提出抗议。

与此同时，外卖员集中反映的问题也从拖欠工资转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资并落实相关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为诉求的抗议事件仅占抗议事件总数的22.22%，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上升趋势，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卖员抗议全部与要求加薪有关。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巨头不断下调骑手送餐单价、增加各类罚款，外卖员要求加薪的声音愈来愈大正正反映了，当企业将压缩经营成本转嫁到外卖员身上，变本加厉的剥削直接影响了骑手们的生计。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议，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声浪之外，其中6起的参与人数超过100人亦值得关注。我们曾在2019年年尾发布的《中国运输业工人抗议模式转变，工会面临重大挑战》一文指出，运输工人抗议的规模在2014年至2019年间明显缩小，例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参与的大型抗议已不复见，但这一下降趋势在2019年后出现了变化。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著。

仅从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判断超过100人参与的集体行动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不难看到劳动者通过互联网，持续不断地建构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其中，最广为人知、成效最大的，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联盟“盟主”陈国江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加微信、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建立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帮从业者解决解决劳动纠纷，也利用网络视频平台传播了外卖员群体的声音，成功令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

尽管陈国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让劳动者互通有无的公众号在微信上活跃著：“青年骑手之家”、“的哥的姐驿站”、“卡友地带”……这样的网络联结也为大规模动员奠定了一定基础。将互联网的作用充分发挥的一次大型抗议发生在滴滴司机中间，2月底，针对滴滴平台在未与司机协商的情况下下调起步价，司机们利用微信上的“接龙小程序”发起“3月1日停运”的活动，并呼吁大家转发，6小时内有1600人表示愿意参与。

在较大型抗议数量回升的同时，本文开首提及的数起个人抗议行为也引发了庞大的舆论。骑手的个人抗议虽然不以改变平台算法的垄断、争取劳动者的话语权等集体利益为直接诉求，但烧毁工作服、送餐箱的行为比起传统的拉横幅、静坐、罢工更有表达愤怒、剑指平台的意味。而用类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团一把的外卖员杨某某，一方面用个人的力量让企业承受损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无法再被外卖行业聘用、甚至面临刑事责任的后果，无疑是决绝地离开了满是压榨的外卖行业、向他口中的“霸王条款”说不。

外卖员抗议如何被看见？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深度报道发出后，外卖行业受的舆论关注显著提升。但由于罢工在简体中文媒体中的敏感性、劳工议题在舆论场中长期的边缘位置、大众缺乏对罢工作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仍然难以看见外卖员的各类反抗，遑论对外卖员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国的防火墙内，建立“打工人”之间的团结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信息来源也许可以侧面反映大众接触到工人抗议的途径。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卖员罢工均为微博、抖音、头条等多个网络平台上的用户报料，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后等待接单时间变长，大众猜测外卖骑手罢运，才导致餐品无人接单或配送。类似的网络讨论非第一次出现，但也只有当广大消费者最日常的消费行为被影响，大众的注意力才转移到消费行为的上游，开始大范围讨论外卖从业者的劳动情况。

在互联网有限的对骑手罢工的探讨中，不少网友表示了对外卖员的理解：“如果我点餐遇到了这样的骑手，我就找平台，和骑手无关”，“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这样的单子，我会饿著肚子一起帮骂美团”。尽管消费者承受了时间或金钱的损失，但见到平台始终无意解决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消费者也愿意作出部分的牺牲，从而帮助外卖员抗衡系统、达成诉求。

但与此同时，对罢工行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对于杨某某抢单后没有送单的行为，有网友表示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为平台、商家甚至是顾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损害；对于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为，亦有网友认为此类更激进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铺天盖地关于外卖员的报道之下，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上述对骑手反抗行为提出的责难，也显示出了在了解劳动者切实的困境之后，大众对外卖员罢工的理解与支持并没有同步跟上。当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缺乏议价空间才是主要矛盾，大众对外卖员有所苛责时，本应瞄准劳资矛盾的舆论，也转向了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模糊了焦点。

愈来愈多的外卖员利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的劳动、反应行业问题，消费者在网络上对外卖员劳动权益的讨论也变得热烈，外卖平台呢？在劳动者和消费者都自发解决问题的时候，企业方仍躲在算法后面，外卖员的一次次发声也变成了隔空喊话。近期增多的个体抗议让更多人见到平台的不作为，并切实感受到外卖员的愤怒，和外卖员一起把企业从算法的掩护中拉出来、促使企业接受外卖员的诉求，才是所有打工人应该一起做的事情。

平等就业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职场反抗

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小马被公司辞退了。此后两年，她只能辗转于零散的工作之间——声演、播客……

“为了拿到一份工作，我不会特意向新公司表明我的跨性别身份。有时，招聘人员看到我第一眼就会直接骂‘人妖’，真的非常侮辱人。”小马说。

小马的前雇主是杭州一家娱乐公司，2019年，公司突然终止了与她的劳动合同。公司表示，鉴于小马做了性别重置手术，他们在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让她）跟男艺人好，还是跟女艺人好”。

随后，小马以平等就业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成为了中国首个跨性别平等就业权案。“平等就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这一改动有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等原因遭受歧视在司法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此前，中国跨性别者曾以被违法解雇为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法院在2020年作出的终审判决判定，公司并没有侵害员工的平等就业权，公司拥有用工自主权。小马说：“公司说炒掉我是因为我上班迟到，这明显是个借口，我们上班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同事也经常迟到，但他们都没遇到什么事。”

从小马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跨性别劳动者普遍面临的职场困境。《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跨性别群体的失业率高达11.87%，是同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3倍。另一2016年发表的研究显示，14.3%的受访样本曾因自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失去过工作机会。

北同文化（原北京同志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发布了更为详尽的《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在该调查涉及的122家企业中，仅有13.9%的企业规章制度明文规定了反歧视或机会平等的内容，已经开展性别多元培训、设有性别多元友善小组更是不足10%。

在跨性别者发起的劳动争议中，2020年一起罕见的胜诉判决引起了较多关注。该案原告高某某为跨性别者，在休了两个月病假、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她却被公司辞退了。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电商平台当当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少人将该案视为中国跨性别人士权益保障的一大进步，“当当网男员工变性以旷工被解雇”的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3.8亿，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的一段话更是被广为传播：

“现代社会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趋势……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对于生物性别的认识去理解社会，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

法院判决当当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与高某某的劳动合同，支付高某某病假及正常出勤的工资共计12万元左右，并认为高某某有权使用办公室的女厕所，其他同事应当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别。该院强调，高某某的性别更改经过公安机关认可、有法律效力，“其他员工的恐惧、不安和伦理尴尬”造成了职场歧视，同事应以包容的心态与其共事。

不过，就在该案一审结束后、当当网准备提请上诉时，公司向高某某发送信函，言辞间尽是冒犯与挑衅——不仅以“先生”称呼，还建议高某某作为“精神病人”，自行配备安保人员，以免精神病人发作时其他员工受到伤害。

目前为止，该案被视为最清晰、最大程度保障跨性别人士职场权益的法律胜利。但该案是以劳动争议而非平等就业权为案由，案件的三点争议集中在劳动合同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病假期间及合同违法解除后员工工资应如何计算。可以说，平等就业权在本案中是否遭遇侵害，并非判决的核心内容，也没得到充分的讨论。对此，任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指出：

“法院判决并没有明确表示不论性别认同，人们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判决书更多聚焦在高某某满足了从一个性别转变到另一个性别的法律条件。”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教授刘明辉表示，要打赢跨性别歧视的案子仍十分困难，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光这一点已经很难满足：

“人们对跨性别者的同理心越来越强，媒体对这类法律案件的报道也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要给性少数劳动者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还有更多切实的工作要做。”

等待著外卖员的未来是什么：香港Foodpanda外卖员行动后记

7月15日，约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卖员来到公司在上环的总部，与资方进行谈判。过去几年，香港外卖员有零星的集体行动，这次是其中一家外卖平台Foodpanda员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议。

参与行动的外卖员代表均来自网络上的外送员群组。他们于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于尖沙咀的办公室，要求与管理层会面，讨论当时仍然生效的接单率规例（该例之后被资方取消）。经一轮波折后，再在7月15日当天与资方会面。工人提出了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制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制，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

外卖员表示，自疫情以来，单价便持续下跌。近月，Foodpanda还两度更新底价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价，平均每单扣减1元（港币，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单率划一服务费，按“市场供求定律”每两星期更新底价，令外卖员的工资波动更大，令员工甚为不满。另外，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一直出现各种问题，包括自动错过订单、误算外卖员拒单率，令工人无故蒙受损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统设计等。

现时，以步行送餐的外卖员每单约可赚到20-30元，车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数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卖员向香港独立媒体表示，今年工资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试过工作3小时只赚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卖员提出的诉求不少都跟应用程式的设计等技术问题相关。首先，接单率的两个诉求牵涉到Foodpanda的系统设定。外卖员向中国劳工通讯表示，系统偶尔会无理计算工人拒单，工人因为网络问题收不到通知，又或进入了电梯等环境，系统在此时派单，便容易计算工人拒单。另一方面，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不设申诉流程，外卖员遇上系统问题需要投诉，往往要自行发电邮联络客服，费时失事。

至于货到付款服务，行内称COD（Cash on delivery）单，即外卖员需要在交收商品时代收现金。由于香港的电子支付并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户仍用现金交付，一天约有一半单是COD单，外卖员因此要负责代收，之后再转帐给公司。不过，外卖员指收钱和转帐程序麻烦，而且还会出现计错数的情况，多扣工人工资。

此次劳资谈判足足历时4小时，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业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会后，外卖员指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疫情以来，香港外卖员的劳动处境

自2014年开始，外卖平台开始落户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开始在香港营运，Deliveroo在2015年进驻，UberEats则在2016年登陆。现时香港外卖市场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则占10%。

外卖平台最初的扩张并不顺利。以Foodpanda为例，该公司在香港发展3年后，在港岛仍只有与约200家餐厅合作，九龙区不足100间，新界大部分地区更是未开发状态。而且，大多数与外卖平台合作的都是高档餐厅和连锁店，送餐服务费也高，使其消费群较集中在白领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发，外卖需求激增，接入外卖平台的店家不断增加，服务费也有下降趋势，同时更多工人涌入该行业，平台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长。

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大部分外卖员都是以自雇形式与平台订立合同。外卖员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购置。一位在天水围做骑手的外卖员告诉我们，在入职前，Foodpanda的外卖员便要先付200元购买制服和保温箱。他的单车也是额外自购，价格约1200元，加上自购的头盔，未工作便先耗费约2000元。

不过，香港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与其他地区有不少差异。当客户跟餐厅下订后，骑手和餐厅的手机会同步响起，外卖员便要决定是否接单，拒单会计入数据中。以这次发起行动的Foodpanda骑手为例，骑手只能从系统一单一单地接。接单后系统便会指示出目的地，车手需要完成这个订单后，才能接新的单。只有在同一个餐厅收到两张单的情况，骑手才会收超过一张单，不过这时系统会指示先后次序，所以外卖员仍然需要根据系统的指示送餐，没有自行组合订单的自由度。

由于不少外卖员都是在各社区内部送餐，活动范围有限，用脚走或是用单车便已经足够，并非所有外卖员都使用电单车，跨区送餐的更少。骑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单车径，不用出马路驾驶，暂时还未发生过意外。不过，这并不代表送餐过程完全顺畅。系统使用直线距离计算路线，不仅与实际的路径脱节（骑手需要绕路，而非笔直地走），同时不会考虑上坡等情况，因此骑手送餐的距离和付出的精力往往远高于平台的估算。

在整个送餐过程中，外卖员虽然提到系统会计算工人的送餐时间，但并没有超时罚款的规例。平台仍然会记录超时情况，有骑手便因为送餐时间多次过长被开除。不过，系统的时间计算似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制外卖员的劳动强度。

由于发展时间还比较短，香港Foodpanda平台对外卖员的劳动控制仍在相当初期的状态。首先，应用程式内的路线计算不准确，使骑手有些时候还是倚靠自己的经验送餐。送餐时间的计算，则远远未发展出与时间竞赛和罚款的惩罚机制。平台以拒单率来决定骑手的底价基准规则，也因为引起外卖员不满而决定收回。外卖员对平台系统的各种缺点和故障的不满，亦间接反映了现时香港外卖平台技术力量发展的情况。

当然，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卖员没有受到诸如平台的订价机制及规章制度宰制。事实上，Foodpanda拥有开除外卖员的绝对权力，无须给予任何理由。平台订价方式的改变，亦持续威胁外卖员的生计。平台以自雇方式与外卖员签约则使它享有节约大量劳工成本的操作空间。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香港外卖员的处境，我们还可以拿中国内地发展得较成熟的外卖行业作对比。在内地，每天高峰时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订单，骑手的处境更为高压和紧张。平台会持续把订单推送给外卖员，因此出现了骑手接超过一单订单、自行组织路线，甚至接单后再长时间停在一处搏取更多订单的“吸单”情况，骑手的送餐时间被压缩得更短。

另一方面，为了要每个外卖员完成更多的订单，内地平台对外卖员的控制更强，差评和超时不但会被系统记录，影响骑手之后的接单质量，也会直接罚款，一单超时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资。内地骑手大多驾驶电单车在大街上穿梭，为了追赶系统定下的时间，出现的事故和伤亡往往特别严重。在香港，这些情况还没有普遍地出现，但外卖行业经过疫情带来的发展，平台之间单量急增，竞争日烈，离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后，香港外卖行业的发展路径

随著香港的外卖平台因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台之间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近两年来，平台之间的宣传战不断，地铁、电视、互联网均充斥著外卖平台的广告。平台的网络亦不停扩张，以Foodpanda为例，它的外卖覆盖范围已经扩张至离岛以外的全港各处。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订阅制pandapro，客人需缴付65元月费，便可获取每月5次的免运费等优惠。

参考中国内地美团、饿了么的发展路径，当外卖平台扩张时，资本之间的竞争往往以价格战等补贴形式发生。外卖骑手的配送费是来自顾客支付的服务费和平台部分转付的商家佣金。由于平台不断补贴消费者的送餐费和店家佣金，当骑手的配送费不变时，平台便要额外作出支付。长期的竞争压力，使平台的负担愈来愈重，这里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卖员来承受，外卖员的单价因此会被压得愈来愈低。同一时间，更多外卖员因为行业急速发展以及门槛低而加入平台，又使低价得以维持。

曾在北京送外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曾经谈到单价下降的情况︰“像以前都是10块钱一单，甚至11、12块，然后逐渐变成9块，8块，7块……像小城市的话就更低了，北京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进阶：你跑了500单以后，是8块，跑过900单以后，是9块。那就只能拼命跑，这样他就挣的更多了。”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随著外卖单量在竞争和扩张的过程大幅增加，平台为了更彻底地控制本来较为零散的劳动力，还会开始实行各种鼓励和惩罚的机制。一边厢，是推出骑手的等级制，透过记录和评核外卖员的接单量和工作时间，提高忠诚工人的单价和订单质量。另一边厢，则是不断压缩外卖员的劳动时间，对不能顺利完成送餐的员工实行罚款，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香港，距离发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包括电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区的道路设计，都是阻碍外卖行业发展的困难。然而，像单价下降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以往外卖员一小时接3单订单，一小时赚到90元，“远超最低工资”的情况大概会愈来愈少。

面对未来，香港的外卖员需要更强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卖行业急速成长的时期开始，中国劳工通讯便收录到愈来愈多的工人集体行动。围绕著抗议降薪、欠薪和罚款的诉求，工人的抗议数目从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别57起和45起。不过，在工人组织受到资方和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动的勇气，也只能延缓降价的速度。工人实践的经验证明，没有足够的外卖员集体行动支持、没有一个有系统和策略的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对工人情况的认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资方的打击会相当困难。

几乎可以预见，香港的外卖员也会面临平台大战、降价、劳动控制不断加强的情景，问题可能只是发生的速度和形式。现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业的工人仍然对外卖行业和外卖员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除了记住了几个广告之外）。我们需要更多有志的工人和青年调查揭露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让一众外卖员知道行业接下来的变化，为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做准备。

香港《苹果日报》被停运 壹传媒工会的最后工作

香港《苹果日报》及《壹周刊》6月23日停运，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两份刊物的结束，有别于过往因财困而倒闭的任何一家香港传媒。自2014年遭广告商集体抵制后，壹传媒集团收入大减，但前年推出的订阅制为集团带来可观的收益，财务状况尚算健康，集团形容此举“成功实现主要战略转型”，现金结余至今仍有超过3.3亿港元。

及至6月18日，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第二度搜查壹传媒暨《苹果日报》报社、拘捕5名高层，并冻结报社资产1800万港元，其后香港的主要银行都不再能与壹传媒集团进行正常交易，使得有4亿港元在手的壹传媒集团“有钱都用不了”，致未能支付薪金及遣散费，衍生出千人规模的劳工权益问题。

劳工权益被“踢皮球”

前《苹果日报》记者艾先生（化名）向中国劳工通讯提到：“公司结束营运去到目前为止，好多部门开始没有接头人，变相公司对员工或前员工的消息发放，成了口耳相传的状态，而不是经一个正规的渠道去发布……我至今仍听到不少同事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他称自己生活压力不算大，故早前请缨为其部组统筹讨薪工作，解答了很多前同事关于薪金、遣散费的查询，也成为前同事与劳工处的沟通桥梁。

艾先生透露，不少前壹传媒同事已联络劳工处，处方也设立了专责人员负责被遣散的员工，如告知应追讨款项的手续。对于当前的情况，他再三指出：“公司有资金，但政府不让公司支薪，然后著员工向劳工处求助，变相让员工做刽子手，向公司落井下石。撇除对公司的感情，按道理及情理，这事件还是不应该发生。”他又提到，著前员工去申请“破产欠薪保障基金”颇不合理，因为此基金本身是为了一些财困公司的雇员而设，但“壹传媒有钱架嘛，破咩欠啫？（壹传媒本身有钱啊，为什么要申请“破欠”？）”他认为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壹传媒资金被冻结。他保守估计，此次的资金问题恐会扰攘数以年计。

根据劳工法例，雇主必须在工资期届满后或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支付工资给雇员。然而，因为银行户口被香港保安局冻结，壹传媒集团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前员工们至今未获集团支薪及发放遣散费。7月初，壹传媒集团内部讯息指，遣散费暂由宏利强积金公司代为支付，目前已有前员工收到遣散费。

壹传媒停运 工会进行最后努力

《苹果日报》及《壹周刊》不复存在，上千名员工顿时失业。壹传媒工会则于7月24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当日与会者除了一致通过工会的财政报告，亦通过于7月31日解散工会，以及将工会余款捐予香港记者协会。

最后一届工会的理事仍在工会解散后，继续义务跟进离职补偿等问题，同时在Facebook设立了“壹齐搵工”（一起找工作）群组，希望方便不同部门的同事交流求职资讯。由6月28日至今，群组为前员工搜罗了80份工作，工种包罗万有，包括公关、市场营销、私人助理、NGO干事、软件或程式设计师等等，惟几乎没有编采的工作。

该群组同时详列前员工们可以走的4种讨薪程序，分别为 (1) 到劳工处落案、(2) 上劳资审裁署追讨、(3) 申请清盘、(4) 领取破产欠薪保障基金。记者曾向壹传媒工会前理事长潘柏林查询工会前理事们的后续工作，但他婉拒道：“壹工会随著绝大部分同事离职，都要启动解散程序，抱歉因为事忙，不能够接受你的访问。”

前《苹果日报》采访主任、壹传媒工会创会理事蔡元贵向中国劳工通讯提到，普遍而言，工会一向维护员工的利益，周旋的对象向来是雇主。他忆述，黎智英很崇尚自由经济，工会几乎可说是自由经济的天敌、市场经济的天敌，工会不会站在自由经济那边，所以“我都几肯定肥佬黎唔锺意（工会）。（我们都挺肯定黎志英不会喜欢工会）”，然而另一边厢《苹果日报》很关心基层利益，永远都站在鸡蛋一方，理论上劳工阶层是鸡蛋，我们也常大篇幅地报道社会上的罢工事件，“基于面子及报纸的定位”，没有可能只帮别人的工会发声，却又打压自己的工会，所以管理层没有打压工会，工会当年的筹组过程也是顺利的。

壹传媒工会2009年成立，当年管理层在金融海啸后提出“减薪3%”的方案；其后《苹果日报》管理层更一度打算将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的经营方式引入报纸，记者要追点击率及产量，上述措施引起员工极大不满。“工会喺呢边面都唔发声？仲有咩好发声？（工会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发声，还有什么好发声的？）”蔡元贵多年后向中国劳工通讯说道，当年工会带头发起反对行动，包括将反减薪的贴纸贴满墙壁，还将一些标语展示送达时任立法会议员、职工盟成员李卓人的手上，而上述两项计划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告吹。这是蔡元贵记忆犹新的工会往绩。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不少建制派支持者到包围苹果大楼，阻止货车运报。在工会号召之下，同事一连数晚以各种方法对抗“围苹者”。蔡元贵直言，今次《苹果日报》及《壹周刊》的停运，不是因为管理层的问题而导致停刊，在这一方面，工会是无能为力的，宏观地看其实整个社会都无力，这不仅是工会的遭遇，其他范畴亦然，“工会真系做唔到嘢（工会真的做不了什么）”，《苹果日报》员工成为受害者的一部分。

对于《苹果日报》及《壹周刊》的停运，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昇早前坦言，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对此感到心寒，而停运“并非由于自己无法经营或被读者放弃，而是因为无法控制原因”。他回应中国劳工通讯查询时指出，《苹果日报》依然是上行中及受欢迎的传媒，付费用户数量是高的，各部组稳健地发展，如果籽、财经、赛马版。

根据记协的Facebook指出，迄今为止记协已向壹传媒集团失业员工派发两轮现金券，涉额超过港币10万元，现金券主要捐赠者为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另有不少热心市民转交的现金券。陈朗昇指出，记协一直计划进一步协助壹传媒的失业员工，如搜集更多现金券或礼券的支援，惟书簿费、膳食费等各项费用始终需要以现金支付，故希望于一至两个月内做到现金支援，为有家室的记者缓解燃眉之急。

缅甸服装厂疫情肆虐，全球品牌忽视其责任

缅甸疫情加剧，每天的感染死亡人数都在上升。自7月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率迅速攀升，平均每日新增病例达到5500个。

军方数月来对公民抗命运动（CDM）的镇压，导致缅甸的医疗服务和设施瘫痪。军政府封锁了缅甸国内的医疗保健供应链，突击私营氧气站，并收缴氧气瓶，使得疫情进一步恶化、感染死亡人数飙升。据报道，有志愿医护人员被逮捕或杀害。参与了公民抗命运动的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在躲避军方的迫害。

据报道，人们不愿意去军方经营的医院就诊，而其他医院因为反对二月军事政变的罢工而空无一人。一些仍在运营的医院，则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尽管感染人数激增，但服装厂仍在运作，雇主强迫工人们照常生产，且不遵守任何国际品牌、工会和供应商达成的疫情期间工作准则。原本根据这些准则，工人的工作岗位应至少保持两米的距离，工厂应执行卫生和防护规定，受感染的工人有权休带薪病假。

据当地报道，一些工厂已经发生了与疫情相关的死亡案例，但工厂仍持续开工。这些工厂中许多是Zara、C&A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

在工厂里，工人们工作和休息时都挤在一起。口罩和卫生用品也十分紧缺。资方未向工人提供洗手液，洗手间里也经常没有肥皂，一些工厂甚至没有洗手池。

由于车间卫生状况不良，工人们在工厂里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许多工人因此患病，一些人有诸如失去嗅觉等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缺乏隔离措施将工人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

进出工厂的交通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工人们乘坐渡船穿越仰光河，但船只超载，情况十分危险。

缅甸的状况与邻国印度在今年5月爆发的第二波致命疫情面临的种种问题非常相似。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WFM）呼吁从缅甸采购产品的国际品牌，确保其供应商遵守疫情期间工作准则，并及时报告工厂中的感染情况。工会主席Khaing Zar Aung表示，IWFM将继续监督工厂，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权利。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在英遭遇劳工争议，华人会参与工运吗？

英国政府宣布了BNO签证（英国国民（海外）签证）新政策，为BNO护照持有人及他们的家人提供了便捷的移民入籍新途径。一时间大量香港人纷纷离港赴英发展。然而不少人移民过去都会面对重新找工作、适应当地政策法例、甚至劳工权益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特约撰稿人李雨梦在伦敦访问到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Jabez），请他谈谈华工在英国争取劳工权益的状况。这个从1970年代移居到英国的香港人，信奉国际社会主义多年，于70年代有份成立组织“华人工友”，并且出版同名杂志于唐人街一带派发。

多年以来，他在英国一直有份协助华人劳工争取权益及提供法律咨询支援，身处其中多年，目睹华人社区与英国工运几乎是两个没有交接的平行世界，华人工会组织难以在英国生成，“英国华人圈子根本没有工人运动这回事”，在林怀耀眼中，他认为“伟大华人社区有另一套运作至今的模式，从老板到工人都在这套制度里面，而这是很主要的原因导致工人运动在华人社区难以存在，而华人社群的剥削情况更为严重。”

1977年，林怀耀参与创立“华人工友（Chinese Workers Group）”，那时起便开始了与劳工权益及华人社区有关的工作，回忆起创立华人工友的起始，他称是“一群年轻人在寻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觉得要走向工人，故找了华人工友这个名词，意思是服务华人社会里面的工人群组，不是什么工人运动，只是服务工人的社团，提升华人工友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他形容其实是类似市民咨询处的组织，并不同于传统上对工人运动的认知。

从香港初到英国，对于当地工人运动的深厚传统，年轻的林怀耀当时感到非常诧异，“原来工人可以罢工至更换政府的？”相较之下，他指英国华人采取罢工手段来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已经属于非常激进（radical）的行动，“英国有工人运动的传统，他们的传统不只是著眼于立即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而是关心社会事务，甚至进一步介入社会事务，但当地华人没有这样的觉醒。”

林怀耀认为，英国华人跟英国社会没有融合过，华人社区甚至自成一角地形成了一套“另类”的工作制度，致使他过去从事华人劳工权益的工作，也只能局限于咨询及提供法律支援的层面。

华人社区的另类运作模式

故事要从1960年代说起。

当时来到英国的华人社群，主要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为主。“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很多人逃难到了香港，当时人口从数十万增加至二百万，当香港原有的农业不足以支撑庞大的人口需求时，港英政府便要从各地采购便宜的植物来维持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导致当时新界很多原居民的生计出现问题。”

由于在香港难以谋生，而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拥有英国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简称CUKC）身份，拥有英国居留权，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国另觅出路，“英国社会有种族歧视，如果不懂英文、没有城市技能，难以在本地寻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对于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视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从香港来的原居民，没有融入到英国社会。”

远洋到来，却无法融入当地，为了谋生、寄钱回乡养妻活儿，当时的新界男儿想到了一条能够在异地维生的生存方式，“当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就是饮食业”，在还未有大规模中餐馆的年代里，所谓饮食业只是小型的外卖档，“卖杂水呃鬼佬（卖杂碎骗外国人），但又能维持生计。”

那个年代到来的香港原居民，心里想的仍然是终有一日会回港落叶归根，“赚完在当地的生活费后，剩下的收入就尽量寄回香港，永远报税时都报自己是亏钱的，因为全部都是现金交易，甚至不报自己有收入，这是当时的传统”，瞒税的“传统”一旦奠定下来，就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直到《1971年英国入境法》（U.K. Immigration Act 1971）出台，该法案限定了CUKC身份人士只有在自己、配偶、父母或祖父母与英国或其外岛具有关系时，才能拥有居英权。林怀耀表示，政策由出台到1973年落实期间，这批原居民要面临的抉择是∶到底要回去，还是把妻儿接来英国？

“那个法令的目的原来是想杜绝英国殖民地的人继续过来，结果造成了每个殖民地群体来英的人数都大幅上升”，新界原居民也不例外，把妻儿都接过来英国生活之后，外卖档便由几个新界男人合伙的方式，转型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

“有很多免费劳工出现了，华人社区领袖给予我们一个很温馨的图像便是华人是很家庭导向的，很喜欢一家人一起工作，但这个温馨图像背后是全家人参与进一个生意里面，妻子变成24小时无休的状态，儿女成为了免费的童工，在这个美丽图像底下，为了家庭，收入应该是全部给予家里的，结果便是继续延续瞒税的传统。”

如是，新界原居民到来英国发展定居，形成了当时英国华人社群的雏形。

中式餐饮业在英国的发展，从最初的外卖档、转成家庭模式经营的档口，“有些生意较好的，就变成了餐馆，小餐馆再变成大餐馆，再到更多大餐馆出现时，就累积成了唐人街，但这些餐馆全部都是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经营方式。”

林怀耀说，这套华人社群的另类运作模式，从老板、工人以至如会计师等专业人士，都有份参与其中。“英国本身是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年假等劳工权益的保障，如果老板每年报税时指自己是亏钱，但又按最低工资聘用全职员工时，这说不通。所以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就是在招聘时候已经表明，若果全职是400磅包薪、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至十一小时，报税时就报称为兼职，会计师亦会为老板把帐目整理妥当。”

华人老板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会以“为你好”的方式去令工人信服这套另类的运作模式，这也是当年林怀耀在进行提升华人劳工权益意识工作上，面对的困难之处，“老板会跟工人说，这是为你好的，当我为你报较少收入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房屋津贴（housing benefit），小朋友在学校又可以有免费膳食，是不是为你好？”

以上情况，林怀耀指最常见于餐饮业以及围绕餐饮业的工种，“即使今时今日，这里有一个非官方、但又很公开的态度，就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会。”

唐人街华人工人的维权行动

唐人街不可以有工会，但华人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行动，不是完全没有。

1983年，年轻的林怀耀终于有机会协助工人。

“那是在唐人街一间三层楼高的中餐馆，当时老板要转手，把餐馆卖给另一个人，转手前一两个星期才通知员工，新老板不会聘用你们。但根据法例，英国有业务转让（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条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员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员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华人社区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认为给予两星期通知已经是尽了人事。”

林怀耀回忆起这段接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指当时有工人拿著他们制作的《华人工友》杂志，前去寻找组织寻求协助，“那时写过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内容，没料到真的有人看”。于是，林怀耀透过法律中心，为工人们向该名老板提出控告，“有史以来，第一次唐人街老板会被人告”。

他还记得，当初那名老板的嘴脸，“他一开始时还很恶的，他说，你去告吧，你有什么本事告？你有钱告吗？但法律中心是不收钱的，于是便控告了他。”后来老板直接走去找林怀耀，“他跟我说，我这样是不合规矩，我反问规矩不是法律吗？他说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我打去法律中心，然后告诉他，说法律中心指没有一回事叫中国人运作是不同的，他抛下一句∶‘你耍我吗？’”

最终案件上到劳资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直到踏进法庭门口那一刻，该名老板终于改变态度，“他说，让我们谈一谈，事情便在庭外解决了，其实好像在玩Show Hand游戏，看到底是谁底牌大，这个情况是那个老板先怯了，故此就把事情解决了。”

事情解决之后，林怀耀印制了一份《华人工友》号外报道这则案件，有另一名工人找他寻求协助，“是一名在病假期间被解雇的厨师，我同样是以法例去跟他的老板谈判，后来那名老板叫我和厨师一起到餐厅拿遣散费，怎知去到之后，就被里面的烂仔拳打脚踢，连我母亲留给我的玉佩都破了，但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很清晰的，就是这些事情不可以再做。”

华人社群不是没有尝试过组织工会，但林怀耀表示最终还是不成功。

“后来我有尝试组织了一个华人饮食业工会，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里面的分支，当时伦敦市议会算是颇激进，鼓励少数民族的饮食业工人进入工会，在它们的资助下，我们亦有意成立一个华人工人的工会。”

这个工会组织持续了只有大约两三年，最高峰时候只有30至40人参与，“有时会每个星期都有讨论、有每个月的会议，但最终都是不太成功。”

原因是什么？林怀耀续说：

“我们华人传统的另类制度的吸引力比较大，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如果要入工会，即意味要正式报税，代表拿不到房屋津贴、小朋友上学要付费吃饭，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现实的考量。”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遭遇劳工争议

时至今日，这套模式仍然在运作。

“目前我手上已经有两个个案了”，目前林怀耀于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担任经理，继续为华人社群提供支援及协助，他指在BNO签证的政策底下，愈来愈多香港人选择移民到英国，在初来到埗的情况下，有人会走进中餐馆工作。

“有一个香港人的个案是，他在Cambridge的中餐馆做油煲（负责炸物工作），工作了五日，就被老板骂了五日，最后一日又被老板以粗口谩骂，甚至恐吓要打他，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即时离职，但被老板反指没有一星期通知，反要他赔钱，甚至说会找律师追究。当事人很担心会被控告，最终由我去代他与该名老板联络，我只是根据法律与他沟通，最终事情也解决了。”

持续了接近半个世纪的经营方式，林怀耀看在眼里，直言剥削程度比起英国社会普遍情况严重得多，“他们会告诉你，被中国人剥削比被外国人剥削好，我们是同声同气的。我一听到‘大家是中国人’这句话，就知下一句是‘然后便是搵你笨（随便占你便宜）’。但‘大家是中国人’这句说话很有用，被剥削的那个人，都把自己视为这个游戏内的一部分，因为要拿政府的福利及好处。”

对于移民与英国工运的关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高级讲师Tim Pringle表示，“历史上，英国工会运动从移民浪潮中受益良多。今后，移民也将继续带来他们在工会组织、谈判和抗议的传统，丰富我们的运动。尽管剥削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资本主义是没有国籍的。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欢迎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移民加入工人运动，共同组织起来反对工作场所和社会中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歧视。”

在林怀耀看来，要发展英国华人社群的工运仍相当困难。“我不敢说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难度真的很高”，林怀耀说，不是完全没有华人参与当地的工运，“有很积极的参与者，但都是以个人名义为主，我也认识几个。有没有人相信工会呢？有，但主要是公营部门或自己行业本身已有的工会，例如伦敦运输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积极，但也会承认工会是代表他们的。”

在英国从事劳工权益及提供咨询支援工作多年，虽然在华人社群中难以唤起太多关于劳工权益的觉醒，但对于将来，林怀耀坦言并不悲观，“尤其现在那么多香港人过来英国，他们是信奉普世价值，也愿意走进英国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尽量避免走入现有的华人圈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且将会到来的香港人口是等于过去四十年来的人口数目，我相信他们做的事情会冲击到现有的华人社群文化。”

过去这段时间，有人曾经与林怀耀讨论过，想成立一个香港人的工会，“他认为有很多香港人将会来到英国，但若果不熟识当地的劳工制度，成立香港人工会，可以让香港人透过工会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对于这样的想法，林怀耀反过来鼓励港人应该加入英国当地的工会，“先参与本地的工会，在这个过程自然会提升对于工人权利的认识，而且现存工会有资源，若果你能够替他们招纳到数十人，甚至可以要求在工会里成立一个香港分支，他们会欢迎的，我觉得最好是融入英国本身的工会运动当中。”

阿里女员工控诉被性侵，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任重道远

8月7日，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在网上公开控诉其上司与客户对其性侵，引发各方强烈关注。在巨大舆论压力下，阿里巴巴于9日表示，辞退事件中受指控的员工，永不录用，并处分相关涉事员工。

阿里巴巴在舆论压力下处理性侵事件

受害女员工在浙江杭州任职于阿里巴巴同城零售事业群旗下的淘鲜达业务。淘鲜达是实现本地超市入驻，以及消费者购物1小时到家的平台，其竞争对手包括京东到家、美团闪购。

在约8000字的自述中，该员工称，7月27日，她到山东济南出差，与其上司淘鲜达华北区商家运营组长王某及客户一起吃饭被灌醉。客户张某在席间对她进行猥亵，而组长对此“放任不管”。该员工因醉酒失去意识，第二天发现自己浑身赤裸醒来。在报警并查看酒店监控后发现，组长王某当晚先后四次进入其房间。

事件发生后，该员工多次向公司内部反映情况，要求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开除王某。8月5日，公司称，考虑到受害者的名声，决定不开除王某。其后，当事人又多次向包括淘鲜达LKA（地方性重点客户）负责人、淘鲜达BU（业务线）负责人、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以及HRG在内的上级领导寻求处理，但公司方面一直拖延，并在该员工在公司群中曝光事件后，将她移除公司群聊。该员工后到公司食堂现场拉横幅抗议，被多名保安制止并威胁报警。

由于一直未能在公司内部得到妥善处理，该员工最终在网络曝光此事，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发酵。在网络舆论压力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8月8日凌晨称，对事件感到震惊、气愤、羞愧，为事件中各级主管的冷漠和没有及时处理道歉。

8月9日，张勇在阿里巴巴内网连夜公布了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事男员工王某被辞退，永不录用。

8月10日，济南市公安局成立工作专班，负责该案件的侦办事宜。

中国Me too运动艰难前行

职场性骚扰及性暴力是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近年的Me too运动仅仅揭示了冰山一角。2018年，中国内地曝光了至少36起Me too案件，从校园到公益行业、媒体界，许多受害者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在网络上举报性骚扰、性侵事件。

2018年一份主要针对一线城市女员工的调查问卷显示，在106份有效答卷中，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有87人次，“听同事或朋友讲述过他们的亲身经历”的有40次，对身边的职场性骚扰事件“略有耳闻”的有17次，发生最频繁的是上级领导对下属的骚扰。不仅是白领受困于性骚扰，在工厂，情况也同样令人担忧。2013年，一项对广州工厂工人的调查显示，高达七成受访女工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其中一起标志性Me too案件是弦子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指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于2014年对其进行性骚扰，当时弦子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实习生。2018年10月，弦子正式起诉朱军。朱军否认所有指控，并反诉弦子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由于性侵、性骚扰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法律诉讼十分艰难，已有数起Me too举报人反被被举报人诉讼名誉侵权的案例。

弦子诉朱军一案于2020年12月2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首次开庭，庭审受到广泛关注，但内地主流媒体基本失声，社交媒体讨论遭遇严格审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列为新的民事案件案由，弦子寻求更改案由，但该诉求在首次开庭中被驳回。弦子要求案件公开审理亦被驳回。

2021年5月21日，案件原本计划第二次开庭，但就在庭审前开始数小时，弦子称接到法院临时通知，庭审再次延期，且未被告知任何理由。从这起Me too里程碑式案件可以窥见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面临的种种困难。

最近另一起广受关注的Me too案件是网民举报明星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7月31日，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已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在职场上，权力的不平等加剧了性别暴力问题。《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中，女性仅占16.8%，在156个国家中排名132位；仅17.5%的公司有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男性往往占据管理职位，而女性从事一般辅助职位，使得女性受害者在求助时面临更多障碍。正如阿里巴巴此次事件显示，公司内部调查和处理通常都会遭遇冷处理和拖延。

事件中，也凸显了企业文化中弥漫的性别歧视。当事人自述显示，在与公司的内部沟通过程中，王某的直属领导、淘鲜达LKA负责人对受害者说，“都是业务性质的问题，经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现在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并问该名女员工，“你觉得不喝酒，这个济南华联和一些北方的商户以后的业务能谈下来吗？”

酒桌文化再次受到广泛批判。在该员工自述中，组长王某在饭桌上对客户称“给你们送了一个美女来”。尽管当事人解释自己酒量不好，但仍被劝酒灌醉到失去意识，“打著各种冠冕堂皇的工作的名义来劝酒，让人不敢拒绝，不能拒绝”。

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制任重道远

越来越多的职场性骚扰、性侵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当事人求助于社交媒体，在网上发帖控诉，但要在司法程序中赢得性骚扰案件依然困难重重。今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企业有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但要追究用人单位的相关法律责任仍十分困难。在一起罕见的Me too胜诉案件中，女社工控告成都社工界名人刘某性骚扰。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原告的代理律师提出，用人单位成都市某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接到员工投诉后未能及时恰当处理性骚扰事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法院没有支持追究雇主责任的诉讼请求，法官认为被告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单位“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建议基于劳动关系“另案讼争”。

作为雇主，给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使员工免受骚扰及暴力侵犯是最基本的义务。然而，职场反性骚扰、反性侵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6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单位没有防止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89.3%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培训、讲座。

而在此次阿里巴巴事件中，阿里员工自发成立了“勇敢牛牛帮助小组”，发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里人关于807事件的联合倡议》，声援受害女员工，提出推动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职场反性骚扰和反性侵制度的建立。要营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环境，消除职场性别暴力，建立起企业防治性骚扰、性暴力机制，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疫情和“双减”之下，中国教培机构将临讨薪倒闭潮

7月24日，中国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又称双减意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中国大城市众多教培机构的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

“双减意见”列明的措施众多。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主要目的是要减低学生的校外补习压力，例如限制每课课时、严禁超标超前培训。另一方面，该意见亦对教培机构的定质和运作方式作出大量规范。其中影响最广的是“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 

意见亦规定教培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限制培训机构的竞争和扩张。这些措施包括打击各种“不良学习法”、盗版侵权资料；限制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开办学习活动、禁止高薪抢老师、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

“双减政策”仍在推进落实，但一些比较具规模的教培机构已经宣布会收缩业务。好未来、高途、字节跳动等都宣布了调整通知，将会裁掉部分业务的员工。

以字节跳动为例，由于学龄前校外培训被禁止，它旗下向3至8岁小孩提供AI动画课程的瓜瓜龙宣布裁撤辅导老师，提供思维动画课程的你拍一及外教英语一对一业务GOGOKID则会停止运营，面向中小学的双师直播大班课清北网则会裁减业务。

专注在中小学教培的高途则宣布关闭全国13个地方中心，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3个辅导老师中心。由于高途每个地方中心平均上千人，所以此次裁员涉及范围达到上万人，相当于1/3的人将离开。

大型教培机构由于资金基础较庞大、资金流较为充足，暂时没有出现大范围拖欠工资和补偿的情况。字节跳动的员工受访时表示获得了N+2赔偿。高途员工获得正常的N+1赔偿。好未来董事长张邦鑫亦表示：“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能内部转岗就先转岗，不能转岗的，公司也会按照国家法律给予赔偿。” 

然而，不是所有教培机构都有这样的财政实力。 “双减政策”宣布后，媒体已经马上把焦点放在一些近期宣布欠薪倒闭的教培机构。事实上，自疫情开始，不少教培机构便因为难以开展授课活动、生源减少，陷入了衰退和危机。“双减”的落实，必定会加快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企业的淘汰。

2020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22起教育培训机构员工的抗议事件，今年则收集到24起事件，而求助地图今年已有43起个人的网上求助，全部是陷入财政危机的教培机构拖欠工资、倒闭跑路，引起员工到公司讨薪。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的一条视频，报道了7月初河南省郑州市一家名为爱云校的教培机构里拖欠工资的事件。一名受访员工表示，爱云校由3月起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拖欠她的工资，由拖欠奖金扩展至提成，最后演变成底薪、绩效、提成、奖励统统拖欠。员工发现企业出现问题后，爱云校要求员工多跑业绩，“跑到1300万才给员工发50%工资”。另外，公司还设立各种罚款、克扣，以及不承认员工的业绩，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金钱。

对于企业要员工跑业绩来付自己的欠薪的做法，员工们表示强烈不满：“首先，我们工资是我们应发的。二，虽然我们是做业务，我们也有责任心。家长充过来钱，是代表对我们的信任。那个钱充过来，公司会不会退给他们？或者到公司真倒了，他们的钱怎么办呢？还有，之前退费的家长，三四个月天天给我打电话，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现在我们有点不相信公司发不出我们的工资，公司可能做了比较多投资，我猜测可能把钱用在别的投资上了。现在资金链了，回笼不过来，因此不给我们发工资。”

在拖欠工资和讨薪的拉锯过程中，企业一直都维持著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宣布倒闭，又不给员工发工资，态度是“我就是没钱，你拿我咋办”。员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帮助员工跟资方调解，但结果只是写下了一纸欠条，情况依然毫无进展。监察大队上门处理，企业便好声招呼，大队走了之后，还是让员工自生自灭。这种做法跟各种濒临倒闭的工厂一样，是迫使员工自行离职，放弃追讨欠薪的惯常技俩。

据公司的代表指，爱云校已经由之前3000多人减少到1400多人，“公司基本在半瘫痪状态”。代表表示，虽然员工做了业绩1300多万，但这些钱是要让公司处理债务，不是直接用来发工资。到了7月28日，亦即是“双减政策”宣布4天后，爱云校在深夜取消了所有老师的课，所有管理层失联，共拖欠约2000多名员工工资、造成1000多名家长的损失。

相似的情况，正在北京、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同步发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其他大城市还有不少像爱云校这样的教培企业，正在面临经营的困难，员工可能还只是被拖欠了少部分工资，还在希望事情可以好转，因此未被媒体曝光。不过，“双减政策”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作出更大规限，间接对这些企业带来更大压力，其影响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显现。

对此，教培机构的教师应该留意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加强与其他同事的交流。察觉到拖欠工资的迹象，尽早组成小组商讨对策，向企业施压，找工会、政府协助。

《安全生产法》修订今日生效，工会能否落实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安全生产法》的最新修订版本于9月1日生效施行，这是该法的第三次修订。不难看出，中国政府一直持续关注改善安全生产问题，不过，“安全第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于一句口号，而没能完全落实。

此次修订大幅提升了安全生产领域企业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和处罚力度，并允许人民检察院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当中强调了“以人为本”、“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等机制，在修改后的法律中，工人和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作用更加突显。

新修订的法律再次明确了工会应当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工会有权对其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员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员工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从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此次修订再度令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如白纸黑字一般清晰、难以推诿。 因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著《安全生产法》的最新修订，工会工作有没有更进一步做出积极部署呢？工会干部能不能把握此次修法的良机，促进各级工会在监督安全生产中更有作为？还是说，各级工会仍然打算继续在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当中做隐形人？

之所以有此一问，主要源于工会过去监督安全生产的履责情况实在不怎么样。中国劳工通讯曾经多次在地方发生一起起安全生产事故后，就善后处理联系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工会。我们发现，很多工会并没有参与到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理当中，他们也说不上来工会如何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的监督。工会干部还经常说，工会没有行政执法权，只有地方政府能够介入和领导安全生产。这些工会惯会推诿和逃避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法定责任。

自疫情爆发以来，疫情防控就成为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一环，但在最近一波南京禄口机场保洁员劳动保护不够而引发集体感染事件中，工会完全处于状态之外。禄口机场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混合运营，为了降低成本，将清扫及客舱清洁工作外包给多家公司。机场监管不善，外包公司未区分境内、境外保洁员，是此次疫情发生的重要原因。

日常工作中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工会是否察觉，有没有向公司提出解决意见？在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会不断强调工会组织要在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中发挥作用。去年2月10日，江苏省总工会曾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提示函》。第二日，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井良强、江苏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主席景月琴到南京禄口机场慰问一线职工，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的独特优势，在全面抗击新型冠型病毒疫情的同时，切实做好自身的各项防护工作，确保广大职工生命健康安全”。

今年6月7日，就在禄口机场保洁员集体感染爆发一个月前，东部机场集团工会主席赵晨华到禄口机场进行实地调研。然而，各级工会干部的调研考察都没有发现机场和外包公司管理不当、保洁员劳动保护不足的的疫情隐患，未能了解禄口机场管理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问题。

工会未能在日常工作中对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而在机场保洁员感染之后，甚至认为机场安全生产问题与工会完全无关。中国劳工通讯先询问了机场属地的南京市江宁区总工会，他们推脱机场归省里管，并认为，工会跟安全生产没关系，“这个不是我们解决的范围”。我们又问到作为东部机场集团工会上级单位的省部属企事业工会，该工会同样认为保洁员感染事故压根跟工会工作没有关系，指出防疫纯粹是行政事务。工作人员甚至反问：“问责怎么会到工会？……（问责）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事，跟工会几乎没什么直接关系的……疫情防控是突发事件，他不是平常的安全生产暴露什么东西。”

一方面是工会下发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文件、领导干部到各处实地调研，一再强调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工会对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隐患毫无察觉，甚至在出现集体感染事故后，仍坚称这一与职工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的疫情防控与劳动保护问题与工会无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安全生产法》修订把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的安全生产责任纳入法律规定中。对劳务派遣工也做了规定，确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规定的员工的权利，并应当履行规定的员工的义务。自2018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在大力推进包括快递员、外卖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但时至今日，工会在代表八大群体工人、为之争取权利方面做的仍十分有限。

2020年底，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而外卖平台声称工人与平台没有任何关系，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再次引发讨论。中国劳工通讯联系了猝死的外卖员最后取餐地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询问工会能否代表猝死外卖员家属争取工亡待遇。对这一问题，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首先发问，“我不知道您说的员工是不是我们这儿建会单位的员工。”

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解释，首先要饿了么平台建立工会，骑手作为公司员工才能入会。“因为我们建会是以公司为建会的，不是说以个人或是一个集体然后他就建会了……这个饿了么它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平台，它不会受我们地区总工会管的。它有可能是市里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区里面直管的。”

工会工作人员一再强调，朝阳区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囊括多家快递企业，外卖员也应该包含其中，实现了百分百全覆盖；现实却是骑手加入工会面临企业建会和复杂的辖区划分等难题，大部分灵活就业的工人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发生骑手猝死等安全事故却无法找工会代表。

全总宣称它有份参与此次《安全生产法》的修订，但全总本身执行这些条例的情况不容乐观。全总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宣传部门，却做不到在一线动员工人参与安全生产，举报和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此次修订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检查次数与处罚力度尤其引发外界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监管企业安全生产的思路已经通行了十几年，行政监管在预防安全事故发生时往往失效。过度强调行政监管只会造成安全生产工作陷入无限循环的怪圈：发生事故后，行政部门展开调查；调查完毕后，行政要求企业整改；企业无视整改要求，安全事故继续发生；再次发生事故——再次展开事故调查——再次要求企业整改——等待下一次事故再发生。

正如去年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研究报告所述，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要让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工会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这意味著，工会干部必须离开舒舒服服的办公室，必须到有风险的一线工作场所去，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在发现工厂存在违法作业和危害工人生命的安全隐患后，工会应与企业交涉解决，或在危害发生前直接组织工人撤离危险场所。

为身处工人运动中心的工人们喝彩

2007年底，当我加入中国劳工通讯时，占据新闻头条的是山西黑砖窑事件，窑场主从人贩子、黑中介手中购买人口，强迫他们在砖窑、矿场里劳动。当年6月，为了回应公众的愤慨：

“45000名警察突击了山西、河南的约8000家砖窑、采矿厂，解救了591名被拐骗农民工，其中包括51名儿童。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获救农民工支付赔偿，总理温家宝亲自下令，要求深入调查违法用工行为，严惩犯罪分子。”

快进到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揭露了中国城市里外卖送餐员恶劣的工作条件。这篇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主导外卖行业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弹，并最终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表示要控制大型科技公司不断扩张的权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甚至也有说要将更多弱势工人纳入工会。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过去14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随著农村地区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没，交通和通信网络遍布全国，就业的重心也逐渐从矿山、工厂转向办公室和平台经济。毫无疑问，人们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在劳资关系、地区经济差异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在一个支持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有时候感觉像是电影《土拨鼠之日》。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遭遇挫折无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庆祝一路走来获得的一个个小胜利，并为后来者带来希望。

在过去的14年里，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工人领袖和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往往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也要站出来捍卫工人权利，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张海超、吴贵军、于武仓，这里仅列举几位，许多工人领袖都值得赞扬。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领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是这些普通工人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2010年代末，我经常去东莞和深圳的工业区，在咖啡馆、酒吧和台球厅和工人们聊天。他们并不是积极分子，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赚到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可以忍受苦难，甚至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大规模裁员，但如果老板做得太过分，他们就会反击。

反击并不总意味著罢工或者公开抗议。比如，杀马特——年轻的农民工们以炫彩而夸张的发型和著装创造自己的城市亚文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找寻归属感。杀马特拒绝主流文化宣扬的奋斗神话，即在毫无出路的工厂里辛勤劳作是跻身上流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杀马特走在了时代前列。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选择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国，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空间正在缩小，但小规模的工人抗议仍在每天发生。对工人运动来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需要新的想法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在我退休之际，我仍为世界各地和中国有志于继续抗争的人们感到振奋。加油！

盘点中国政府宣布规范平台用工后的最新发展

近几年，中国的平台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在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工作，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半就业工人。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台持续压低；企业乱订规则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同时，工人持续的抗议和罢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以快递业为例，去年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议事件，工人“双十一”前在不同网点的罢工则引起过一阵热议。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台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本文将对这两月来的新变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费

自疫情后，快递企业为了争夺网上购物的市场增长份额，再次打起了价格战，加上印尼快递公司“极兔快递”开始超低价扩张，又使降价竞争更为激烈。不少网点负责人表示派费被压低，罚款增加，部分更出现欠薪倒闭的现象，引起快递员罢工讨薪的情况。

8月底，为响应国家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极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网快递员派费每票上涨0.1元，以此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涨0.1元，上涨派费将直发到派件业务员APP上，所有网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圆通则表示，已要求省区、网点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统筹，并安排了总部网管中心等落实检查。极兔声称成立了快递员权益保障落实稽查小组，还开设稽查举报联系方式。

不过，有报道指，“上半年打价格钱，下半年一起挣钱”是行业的潜规则。这次一起涨价，可能并非什么新事，而且还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传效果。以往的涨价大多由网点负担，这次则由商家承担。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韵达加盟网点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户的涨价通知，正是为了响应政府保障快递员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时间

外卖平台以算法计算的送餐时间一直被骑手指责脱离实际，由于店铺出餐延误、交通繁忙、骑手找路困难等问题，骑手要在预定时间送餐往往疲于奔命，而系统设置时间则变成了惩罚的计时器。另一方面，平台算法是黑箱作业，骑手无从得知时间计算的准则，却不断因为超时而受罚，使他们对平台的不满不断累积。

对此，美团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算法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布配送时间的计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团的“预估到达时间”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时间”，即基于订单详情、区域供需讯息等计算的时间，同时再设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离”的保护时间，系统会将四个时间之中最高的一个设为配送时间。

同时，美团也表示会作出两项改变，第一是将订单显示的预估到达时间，由之前的“时间点”变为“时间段”，“让用户对配送时间有更合理的预期”，减少骑手在特殊场景下的配送压力。第二是识别长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个别异常场景（例如恶劣天气、封路、小区难进入等），为骑手提供配送时间的补充。

按照这两项新措施，在各种特殊情况中，骑手的配送时间将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冲，但整体的配送时间不会有太大改变。主要的影响发生在消费者身上：透过设置“时间段”，消费者因为超时给予的差评应会减低，继而减少骑手的罚款。美团在文中表示，他们在长沙、苏州、杭州等试点城市发放了调研问卷，用户差评率降低了50.7%。

3. 劳动关系

随著外卖、快递平台的发展，工人和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从平台直接雇佣工人，到通过分包商、劳务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骑手与快递员，再到越来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变成个体工商户，平台对劳动者的法律责任也被一步步甩脱。当工人权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讨工资、要求工伤事故赔偿时，寻求法律救济的工人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认定劳动关系，这在外包和个体户大行其道的今天变得极为困难。

《指导意见》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问题，要求“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在8月19日一场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重申，平台上“有部分劳动者工作有较大的自主性，比如说可自主决定是否上线和接单等。但其提供劳动的过程，要遵守平台企业确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并受其管理”，“这些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不完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形，双方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关系，平台企业应当合理承担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

事实上，所谓的书面协议本来便存在，因为劳动者需要在APP上签订合同，否则不能开始工作。问题是，工人由于急需工作赚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内容。更有一些书面协议，直接将劳动者变为个体户，成为完全不受劳动法保护的范围。

《指导意见》在厘清劳动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并进一步指出，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台都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包括调整劳动报酬支付和休息制度、取消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强化了职业伤害保障等。

4. 工伤保险

快递、外卖等平台用工的事故处理和保险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大部分平台工人只是与企业签订商业性质的合同，不受任何劳动法下的工伤保险保障，因此受伤后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偿。部分企业为了减少发生意外后的争议，设立了商业保险，但索赔程序复杂、工人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团方面对媒体表示，将遵循“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则，进行“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计划试点的职业伤害保障将会类似于工伤保险，在现行国家工伤保险制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属于社保范畴，相比于商业类保险，保障水平高、保障体系较完整。不过，这个试点计划仍然没有详细内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计划扩展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部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首次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技工院校实习学生、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将于10月8日起实施。 《办法》提出，从业单位可按“自愿参保”原则选择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上述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广东省阳江市、江苏省宿迁市也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5. 工会

在八部委的《意见》中，要求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引导劳动者理性合法维权，监督企业履行用工责任，维护好劳动者权益”，同时需要与企业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

不少头部企业在之后陆续成立了新的工会。 7月12日，美团（上海）工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红提出希望，美团（上海）工会成立后，“要发挥工会组织缓冲阀、调和剂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8月17日，滴滴集团（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示将会“做好建会后的各项工会运行工作，为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互联网平台新业态企业提供服务”。

8月30日，京东集团工会亦告成立，该工会将会“发挥集团工会的统筹和纽带作用”，组织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东工会，“整合资源进一步做好京东集团全体职工的关怀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间，不同省份亦持续发出美团、饿了么在各城市的承包企业成立工会的消息，包括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龙华区等。

在工会系统内，全国总工会已在7月28日制定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建会入会、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平台用工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等。厦门市总工会在8月底响应意见，要求网络餐饮平台需要确保正常劳动的外卖员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劳动强度，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具体的措施包括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工人“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北京市总工会也于近日提出10项措施，全力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

正如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所表示，这些新建立的工会，相信都会扮演调和劳动关系的角色。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以往致电工会的经验，这包括为主动向工会寻求帮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传职业安全意识、派发慰劳物品等。组建工会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会是否能够代表工人谈判和制定新的行业劳动标准，这些仍有待观察。

工人的反应如何？

由于不少新措施只是刚公布，我们很难现在就看到效果。相对有较多报道的是快递行业的派费上调。

根据时代周报的工人访问，不少快递员都表现冷淡。数位快递员表示，对派送费上涨一事“无感”，“只要罚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费再涨也是一样”，“派送费每件涨1毛，完全无法产生什么实际性影响，在之前几轮价格战中，派送费已经被压低了无数次”。

快递员指出，几乎每家快递公司都有一套严苛的罚款标准，“把控快递员的整体收入，因此不改变罚款的制度，派费的上涨收效甚微。快递企业的罚款制度严苛，在报道中的节录可见一斑︰“我们这边有一个菜鸟裹裹的收件网点，快递员上门取件，一票赚4元。但是一旦订单取消，除系统取消外，无论是客户自身的原因还是快递员的原因，每单都倒扣快递员20元。 ”

另外，一些快递员亦担心网点会截留派费，“中间还夹著“小老板”（网点），最终快递员的工资多少，是由“小老板”决定的。政策下来，有些网点可能会涨，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动，不会涨”。

对此，国家邮政局强调，坚决反对企业“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将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内部的“以罚代管”行为。但这些行政指导的效果却未必能够下达到基层网点。

近月来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续推出。暂时来说，新措施对快递、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的干涉仍比较轻微，企业对工人的控制、惩罚制度等仍不为所动。倒是在劳动过后获得的工资、工伤以后的处理、劳动纠纷的排解上著墨。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需进一步观察。

封锁政策下，越南工人挣扎度日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最初18个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优等生”。在严格的边境防控，以及积极的接触者追踪和检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现了极有限的几次小型爆发，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仅累计出现400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变种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灾难性爆发，打破了越南长达一年半的良好表现——截至9月23日，越南确诊个案已飙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数达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达16083例，创历史新高。

越南的商业中心胡志明市正是本轮疫情的集中爆发地，单胡志明市，确诊病例就超过27万，累计死亡超过1.1万人。当地的“封城”政策已执行了近两个月，1000万居民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须的食物也由部队统筹发放至每户。

五月份以来，毗邻胡志明市的高度工业化省份平阳（Binh Duong）已录得14多万宗确诊个案，死亡个案1210宗，成为了全国疫情第二大重灾区。

各省政府希望维持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工业区运作，因此提出了两项防疫措施：要么，让工人待在“工厂气泡”中，吃饭、睡觉、工作全在工厂内解决；要么，为工人提供工厂外的临时性住宿，并且提供通勤服务保证工人只能往返于居住点和工厂之间。

制造业出口是越南经济中最为强劲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极力将病毒控制在工厂以外。可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厂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统一的居住空间，不单是费用高额，同时也成了德尔塔变种病毒传播的理想温床。

据报道，位于胡志明市的因特尔（Intel）工厂现时每月多了6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3874万元）的成本，旨在维持生产，且满足防疫要求。

许多小型工厂直接停工闭厂，而较大的工厂则在空闲的仓库空间或摩托车停车场中摆上了帐篷和折叠床。 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这些“工厂气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厂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卫生仍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厕所和淋浴设施方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经理说，现在工厂除了生产工作外，实际上，还必须成为酒店和餐厅。

Phat*在平阳省一家家具厂的装饰部门工作，工厂起初采取“气泡”模式，但只持续了几周，管理层还是决定停工停产。于是，7月26日开始Phat便没了工作，至于何时可以重新开工，工厂也没有时间表。

平阳省的严格封锁政策一直持续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归“新常态”，许多工厂计划谨慎开放。胡志明市亦于9月16日起，将按照各个地方的特定条件调整社交距离措施。

Phat在视频通话中解释了回家后自己的收入情况：“在家的前两周，我们每天的工资为17万越南盾（约人民币48元），而现在工资变成了2万越南盾（约人民币6元）——这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我不住在‘红区’，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红区”是高风险区，住在“红区”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赚的所有钱都花光了，我们也没有积蓄，”Phat说。他已通过Facebook群组登记了返回位于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里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还没有接种疫苗，也担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于越南南部各省之间的严格交通限制，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车辆才能跨省行驶。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张上，也正商议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处”，但具体政策将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

疫苗供应短缺导致的低接种率是此次疫情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卫生部数据显示，胡志明市18岁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而平阳省只有74%。这两个数字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国9700万人口中，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种疫苗的仅有3.9%。鉴于人口密度和经济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应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平阳省、河内和其他制造业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部门工作，他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了。 在工厂关闭之前，他在工厂的防疫设施中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的工资也是2万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区被划为“红区”，因此能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一些食物，但他补充说：“这些并不足够”。Minh已经收到了一些鸡肉和蔬菜，可获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战。

Minh的老家在1300公里开外的中北部义安省（Nghe An），因此无法与家人团聚。和Phat一样，他没有接种疫苗，很难为未来打算。

在工厂仓库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挣扎。她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靠著每天2万越南盾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她说：“我所在的社区没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一张通行券，可以拿著自行去市场。那里有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大米和农产品，还有一些肉。”

尽管Phuong没有那么担忧食品供应，但要找到卫生巾之类的女性卫生用品实属困难。在被封锁的地区，必需品才享有运输“特权”，然而什么是“必需品”，各省的认定不尽相同。

现阶段，Phuong最担心的还是房租，她与人合租一个房间，每月租金为13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70元）。她目前的工资只能勉强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没剩下多少钱吃饭。

越南的官方工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已宣布为仍处于“气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的支援，但这对 Phat、Minh和Phuong都没有帮助，因为他们都从工厂回到了家中。

“我已经登记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说。 “如果情况好转，我会回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韩东方的工运路与香港的可能性

每每有中国工人权益受到侵害，韩东方就会拿起电话打给当地工会：

“喂，你是哪里？”工会工作人员问。

“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叫韩东方。”

“请你发采访邀请函过来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会往往会这样回答。或者“这事我们也不清楚”；或者“这事不归我们管，你找上级工会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挂断。

韩东方也不恼，遭挂断就再打过去、工会不清楚的就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说不归我们管的就拿出《工会法》和劳动法的条款来请工会履责、说工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和和气气地给出工会能够协助工人维权的具体建议。——这是韩东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当有工会人员采纳了他的建议，他总会和同事兴奋地分享。而更多时候，这些建议往往在中国的层层官僚系统中被磨灭，他却并不为意。

明知道中国的工会几乎无法代表工人，为什么还要和他们谈？为什么还要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与他们沟通、向他们问责？“工会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谈判中寻求妥协、寻求可能性。”韩东方如是说，这也是中国劳工通讯（CLB）从多年的工运实践和工作经验中得出的道理。中国劳工通讯也期望将这样一个朴素的观点带入如今的香港社会——此时的香港绝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国工运经验：妥协和寻找可能性

韩东方上一次以候选人身份参加选举，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作为一个学历不高的普通铁路工人，硬著头皮和民众谈“民主”：“民主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哪个人决定我们的工资。是主任、经理一个人说了算，还是我们工人也有机会参与？”几句对民主粗浅而朴素的宣言令他成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这个1949年以来中国首个独立自治工会的常委兼发言人。

他再次谈选举，已经是32年后。中国政府下令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民主党面临参选空间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会选举问题上进退维谷。韩东方用颇为“惨淡”的广东话在会员大会上表示：“如果没有人愿意参选，那我现在表示，我参选，算我一个”。他想说的是，民主党没有必要在此时把参选可能性的大门关上，他想用长期以来为中国工人维权的经验来说理。

无论是当初在广场上还是当下在香港，韩东方的发言多少总会含著些心血来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来，为工人在工作场所争取合理权利的承诺，成为了韩东方始终如一的工作方向。广场上的工自联生命仅有短短两周，而“中国劳工通讯”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经历了27个寒暑。在为中国工人长期争取体面的薪酬和工作、劳动尊严及权利的过程中，CLB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和调整，从初初争取独立工会的自由结社权、到为工人呼唤集体谈判权、再到如今对官方工会改革提出问责与建议。哪怕早就知道中国建筑、矿山行业的绝望；也知道中国官方工会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这种绝望中寻找可能性，韩东方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但也可能真的就打开了一扇门。”

他只会用自己贴地的工作经验来举例：四川广安数十名建筑农民工被拖欠四十多万元的工资已经两年多，而其中更有严重的工伤和非法用工问题，工人讨薪也遇到暴力阻挠，更被有关部门踢皮球。韩东方打电话给这些工人，问他们有没有找过当地工会求助。这些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年活儿的工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工会的存在。他又把电话打到当地工会“维权组织部”负责人那里，问工会能不能协助工人入会。当他听闻当地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只有当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会，才能成立工会时，韩东方并没有讽刺，也没有苛责，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议：能不能请工会主动走出去，到每一个工地去邀请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个外人看来并不多高明的建议却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很兴奋：“我干了十几年工会，你的建议提的太好了，我会向领导汇报研究的。”

韩东方说他听得出对方的真诚和欣喜，虽然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转身被他的领导所搁置或者否决，但是这就是他所获得的“可能性”。“中国官场就是会欺上瞒下，你发声不一定被听到，而听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应。如果因为这个而沮丧的话，那中国劳工通讯早就该关门了，中国的维权人士也都别干了。”

捡起一块“发霉的面包” 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

“我是个饿了一个月的人，面对著一块发霉的面包，别人觉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觉得还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会生病。”韩东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党大会上的感受。他站出来发言并没有什么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为他太习惯妥协的原则。他说做工会是要和老板谈判，不是一直用愤怒的话语指控对方，“目的是要将各方留在谈判桌上。”

韩东方加入民主党的原因可能也会让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归后第二次政改，民主党历史性走进中联办。这导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动在韩东方看来却是一种“双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对党面对面的沟通、协商、谈判。”他当即致电与会的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申请入党，他认为这是“希望”——因为，一向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终于坐在了谈判桌上。

韩东方又说起了他另一个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国际会议上，他结识了一群印度工会的工作人员。“既然在中国没办法实践工运，那我就试试协助印度的工会，看看我的工人集体谈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经过对工会组织者们一年多的培训，终于在印度最大一家制衣公司几十间工厂中的其中一间，发展了不少会员并选举出了工人谈判代表。结果，工会代表在提出谈判诉求之后却被管理方暴力殴打，并全部被解雇。韩东方此时却向工会建议，被打的工人们不要诉诸情绪、也不要大肆向工人传播被殴打的细节。“这样做只会告诉其他工人，谈判就要被殴打。而我们不应该再进一步为老板散播恐惧。”虽然有资方的威逼利诱，工会代表却更加坚定和团结，最终，老板不但让被解雇的工会代表全部复职并补发了工资，更是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并与工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工会与老板的关系从对抗变成了协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之后，印度工会方面应邀出席联合国活动分享集体谈判的经验。韩东方又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何不也邀请工厂方面的负责人作为资方代表一起出席，因为他们同样是谈判当中的重要参与者啊！于是，在会上便出现了劳资双方的代表，劳方在讲述工人运动的成果，而资方开始明白，有资方参与的工人集体谈判将可以做到劳资和谐的互利双赢局面。这也算是中国劳工通讯促成印度工人集体谈判的一段佳话。

“社会就是这样，不会总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来发展。面对不同结果，最应该避免的是被情感绑架，被恐惧绑架。”说起支联会解散，他说邹幸彤没有错，她所做的就是拒绝将恐惧扩散给大众；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选择也是对更多人的保护。——“这问题并没有对错判断，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认为民主党内主选、弃选或各有道理。

“不过，前一场游戏输了，并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韩东方只是不情愿放弃这块半发霉的面包：“把发霉部分扯掉，我觉得还可以吃。工会的人整天就在想，哪里妥协最好，先实现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点点走。”

如今31年历史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行将解散，韩东方感到难过，难以想象自己的工运大哥李卓人在狱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职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平台，代表逾13万香港会员。回望职工盟的历史，2007年扎铁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中，职工盟都曾不遗余力代表工人发声，与资方展开谈判。他们也在议会中倡议改善劳工福利，最终香港于2011年正式立法实施最低工资。虽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仍未得到保障，而尽力争取的职工盟已步入历史。不过，韩东方并不认为这就意味著香港工人运动的停止。可能短期内会出现真空，劳资谈判的机会更少。但劳资冲突不会自动终结，各个行业的工人以及工会的会员，仍然会寻求出路。出路也许不在立法层面。但是，走出立法会，香港工运或许将进入工作场所和行业层面发展组织根基，从而打开一片新天地。

印度外卖员用社交媒体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Swiggy和Zomato*是印度外卖行业的两大巨头。这两家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常常做广告推广，给网民提供了不少笑料。他们把广告做得铺天盖地，在印度疫情爆发时他们请市民们要呆在家中，偶尔他们会耍贫嘴地煽动点儿爱国主义，还不时针对竞争对手给点儿不正经的回应……这种营销手段过去给两家公司赚到了不少点赞和点击量。不过，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最近，两家公司透过社交媒体精心打造的公关形象遭遇到来自平台工人的反击——工人们同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自己的工作条件有多糟糕、外卖途中容易出交通意外和工伤、工作零散又不稳定。工人组织也鼓励更多的外卖工人们匿名在网上分享他们平时的工作条件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可以看到，工人们上传了工资截图来展示自己微薄的收入，讲述自己受工伤的遭遇和被歧视的故事，直言外卖平台时常改变规则利用系统来剥削工人…这些网上的帖子也吸引了在平台上点外卖的消费者，他们开始关注起外卖工人们的遭遇。消费者与外卖员的互动本来只是在家门口取下外卖，现在，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外卖员在送餐路上可能遇到重重困难，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就此形成。

工人—消费者团结反过来也推动了平台企业必须面对工人们的诉求，考虑解决工人权益问题。

平台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改变。近日，Zomato出面回应说公司“正在认真倾听所有平台工人的诉求，也会考虑平台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新一波的广告则试图让外卖员的形象更人性化。可以见到，在外卖工人网上曝光了送外卖的恶劣条件之后，Zomato被大众广为批评，因而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平台企业看起来已经著手改变，一系列的声明也听起来冠冕堂皇。不过，工人们拿实际数字说话，却发现平台企业并没有怎么改变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

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很大震荡，其中印度全国经济整体萎缩了7.7%，不过，外卖企业的业务却是不降反升。不管是由于大众忧虑外出用餐存在感染风险，还是防疫政策导致实体餐厅只能有限度营业，这些状况都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上点外卖送餐，促进了外卖平台的发展。以Swiggy平台为例，其2019年1月的外卖点餐订单量还是约3000万单，到了2021年，单月的订单量已经跃升至约4500万，升幅达50%。作为竞争对手的Zomato则公布，自己上一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订单量达到了2.39亿单。

在这期间，两家公司都获得了投资者的大量注资——2021年7月，Swiggy筹集到12.5亿美元（约81亿人民币），使其公司市值增加到55亿美元（约355亿人民币）。同月，Zomato宣布上市，其估值当时已超过120亿美元（约774亿人民币）。

这些平台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工人们却并没有从中获益分毫。

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国秘书长Shaik Salauddin对此表示：“这些平台公司明明在不断壮大，却还不断削减外卖工人的工资，迫使工人不断延长工时（才能维持收入）。我们希望，这些企业的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关注一下工人们的实际工作状况，看看这些平台是怎样在对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撑起他们经营发展壮大的功臣。”

43岁的外卖工人Rajprakash Tiwari*在Swiggy平台工作。他身穿一件有Swiggy橙色标志的黑色T恤，在孟买郊区安德瑞乡（Andheri）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接受访问。他告诉我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的工资一直在减少。“去年我们采取过封城措施，之后外卖行业发展得很好。可是我们外卖员没讨到什么好。过去我们跑一单的固定费用是35卢比（约人民币3.03元），现在却变成了20卢比（约人民币1.73元）。

Tiwari还说，在每一单的配送费用大幅下降之后，工人的收入模式也发生了连锁反应——平台推出奖励措施：每当工人在一天之内跑够一定数量的送餐订单之后，外卖员将能获得额外的“奖金”。不同的平台在奖金数目上小有差异，但这些公司都是靠算法来算计工人——吸引工人为了奖金自愿加班拉长工作时间。在Tiwari看来，“平台降低了每一单的配送费，这个是很关键的，搞得我们现在需要完成以前的两倍订单，才能赚到和以前相等的工钱。虽说平台推出了奖金制，但实际上这笔奖金早就被他们剥削走了，但明面上你又说不了他什么。”

类似的故事在零工工人群体中很是常见。24岁的孟买工人Sebastian D’souza*，曾在这两个外卖平台工作过三年。尽管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他还是在2020年12月辞职离开了外卖行业。那一年，D’souza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随之产生的大额医疗费用让他一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自己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三次交通事故，但每一次出事后，公司都针对他个人施以处罚——D’souza干脆辞职不干了。他说，“我跟公司说了我出了交通事故，但公司反过来要我交钱作为罚款，”D’souza说自己在离开外卖行业之后，转到电商公司送快递，他觉得这里的工作条件比起外卖行业“好得多”。

类似的故事不断发生，工人们一个帖子接一个帖子，一个截图接一个截图，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著平台工作状况的恶劣。

工人们突出强调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有的工人在送货时遭遇严重工伤、而工人往往面临公司提供的保险额时高时低的问题；有时顾客投诉餐厅的打包出了问题，但公司却要外卖员担责受罚；甚至有时候，外卖员严格遵循顾客提出的送餐要求反过来却被罚款扣钱。

此外，餐厅对外卖员的态度问题也是网上常见的议题，例如有些餐厅对等待出餐的外卖员不提供基本设施，还有些餐厅会对外卖员采取针对性的歧视性政策。

IFAT工会秘书长Salauddin告诉我们，随著平台公司不断增加广告预算，主流媒体淡化和减少了工人抗议议题的报导。工会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可以透过社交媒体发帖，在网上打游击战似地针对公司发起反击。

工会过往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尝试。去年9月，IFAT工会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组织Swiggy平台工人发起过为期27天的罢工。再久一点，2019年在孟买（Mumbai）、班加罗尔（Bengaluru）和德里（Delhi），平台工人也多次发起过罢工。不过，工会秘书长Salauddin发现，单靠几次罢工无法解决平台工人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眼下，随著更多第三方公司加入新兴的平台经济市场，源源不断地有新工人被招募进来，平台公司并不担心罢工造成劳动力短缺。

“相反，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公司发帖的话，我们直接就连结到了平台消费者，也让他们亲身接触到外卖员和理解工人为什么反抗。”Salauddin说。

IFAT工会不仅鼓励而且亲自教导工人们更为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同时也保持匿名。“身份问题是一个麻烦，如果外卖员的身份暴露，他们可能会被平台解雇。我们就让工人们上传截图和证据，展示这些公司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多么恶劣。”

就拿社交网站Twitter推特来说，一大批印度外卖员的推特账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DeliveryBhoy、@SwiggyDEHyd和@ZomatoPartners等这些推特帐户分享了外卖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人抗议，也激励著更多工人加入分享。

不过，社交媒体发帖毕竟不是万能药，有时事件曝光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27岁的孟买工人Swapnil Joshi*为Swiggy平台送外卖，尽管他的推特粉丝不多，他仍勇敢地在上面发言挑战公司。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Joshi接到了一个送餐订单，要他去5公里外一家商店取一盒糖果送给顾客。他立马启动摩托车冲向那家店。仅仅15分钟后，他就到达店门口等著商品打包了。谁知道，十分钟后，这个订单毫无理由就被取消了。Joshi什么解释也没得到，最后还只获得了10卢比（约人民币0.86元）的报酬，这点钱还不够他跑这一趟的燃料费。Joshi把自己的遭遇发在推特上并要求Swiggy公司作出回应。但公司只是让他填写了一份表格，之后就置之不理。Joshi发了推文也被管理层无视，他跑这一趟白花了时间不说还拿不到钱。

IFAT秘书长Salauddin也意识到，在网上发帖声讨公司并不一定能解决工人的问题，但是起码，工人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说，“这些事关乎我们工人的尊严，我们劳动者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在网上发帖，这也构成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前，IFAT工会在印度最高法院发起了一个诉讼，要求四大主要的零工平台（外卖平台Zomato和Swiggy、网约车平台Uber和Ola）都要为工人们购买社保福利。并且要求，如果哪个公司做不到的话，法院应该判决该公司违法，因它未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劳动权利。诉讼还要求，法院应该确保没能加入工会的零工工人也被认定为正式工，这样他们也可以获益于政府提供给工人的各项福利政策。目前，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工会的这个诉讼。

IFAT坦率地说，尽管工会一直鼓励全国各地的工人结成地区性的在地组织，但目前针对平台企业，IFAT更倾向于采取政策倡议和法律诉讼的策略，而不太倾向组织化的策略。“近年来，我们意识到这些平台公司并不在意工会，也不愿意与工会打交道，”Salauddin认为， “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具体针对零工工人的全国性劳动法律。一旦这些法律条文到位，我们工会就有话说，我们可以向公司施压，确保公司履行法定责任。”

Fairwork（公平工作组织）印度项目每年会出年度报告对比不同平台行业的劳动状况。Balaji Parthasarathy是班加罗尔国际信息技术学院的教授，兼印度公平工作组织的首席研究员，他有份参与这份报告。他指出，早就是时候在社会大众面前凸显平台工人的劳动状况问题了，除此之外，这报告还有其他的用意，“消费者有份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买单，”Parthasarathy教授希望“这样做也能促进公司回应并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Fairwork印度项目在其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他们比较了不同平台的劳动条件发现，Zomato和Swiggy这两家公司在五个指标上排名都是垫底，这五项指标分别是：合理薪酬、工作条件、劳动合同、公司管理和工人组织代表。

Parthasarathy教授观察到，工人在网上发帖子也能促进工人之间建立团结，还陆陆续续成功地让不少工人加入了工会。“平台行业建立工会本身就很少，因为平台的工作场所就很分散独立，工人们都自己单干。工人平时不怎么能接触到其他工人，也缺少机会组织起来。”

此外，Fairwork的报告也指出，Zomato这样的公司惯常爱警告工人不要搞罢工，或任何“类似制造骚乱、针对Zomato公司的活动”，公司还威胁工人如参与此类活动可能会宣告合作终止。

“因此，其实工人们现在也害怕罢工，因为外卖市场第三方公司多了很多，他们旗下的员工大量涌入、完全可以取代原来位置上的工人。”Fairwork的研究员Mounika Neerukonda对此总结到。

不管怎么说，工人们的声音现在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Parthasarathy教授认为这个变化带来了希望， “多亏了社交媒体，工人们能够自己直面社会大众，网上表达诉求和提抗议。”

有鉴于此，平台公司也正推出新一轮的广告以示应对。有的外卖平台公司广告开始聚焦于外卖员本身作出的贡献，并称工人们为“英雄”。可是，这一尝试遇到的更多是大众的批评而非好感。Zomato近日的一则广告是由一名喜剧演员体验一天当外卖员的送餐生活。播出之后，大众批评这则广告其实是在洗白外卖员原本糟糕的工作条件。随后，该名喜剧演员也为自己参与这则广告道歉。Zomato还有另一个广告，主打外卖员去给印地语的电影明星送餐。这一广告同样遭到大众的舆论批评，以致平台不得不迅速回应。

这些闹剧不断发生，但其中一直不变的则是，消费者开始“加入”工人的行列，站在工人一边，一起反抗平台公司。

研究员Neerukonda认为，企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当工人和消费者们团结起来，这股力量能够很大程度上游说企业，迫使他们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终于，监督的权力落到了消费者们的手上，他们的评分和意见将决定工人们的一切，从工人能获得多少工资、到工作条件能否改善。”他指出，“当然，到目前为止，不是所有消费者都能意识到，当他们给外卖员打个2分（满分5分）之后，外卖员们可能要经历些什么。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消费者正在慢慢增加这方面的意识，他们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

大型企业宝能系欠薪，全国多地数千工人讨薪数月

自从恒大集团被报导陷入严重债务问题后，中国另一家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的大型企业宝能集团的欠薪情况也成了关注焦点。

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显示，早于6月15日，宝能汽车微博一条表示得到国企投资120亿元的消息，便成为了员工讨薪的阵地，“工资都不发，牛吹上天”、“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真有你的”等字句充斥评论区。其后，深圳市、西安市、绵阳市、沉阳市等地的宝能汽车员工均发起讨薪，以及申请劳动仲裁，讨薪牵涉的部门更由汽车扩散至生鲜、百货零售等阵线。

欠薪大幅扩散，宝能拒绝调解、不反馈

宝能最早发生拖欠工资和欠缴社保的版块是汽车部门。根据宝能汽车旗下的观致研究院员工透露，研究院800多名员工被公司拖欠了2020年8个月的社保，以及2021年4、5月份的工资和社保。面对员工正式的社保催缴要求，观致汽车上海分公司不作解释也不回复，一直无视员工的诉求和因欠缴社保产生的困难，甚至拒绝劳动仲裁部门介入调解。

宝能汽车西安的工厂和研究院亦有相同情况——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社保只缴至5月份，公积金缴至2月份，同样不回覆任何员工的咨询。宝能员工表示，面对企业的财政问题，管理方采取大幅裁员的手法，“上午通知让你走，下午就要你办完手续”。至于欠薪，则是不给员工说明发薪日期，“让员工自己去猜，摆明了就是让你走”。界面新闻了解到，宝能汽车旗下的观致汽车在职人员已经从4月份约2000人减少至当前800人。

宝能集团的其他公司包括百货零售和生鲜也出现大规模欠薪。据宝能员工在网上公开的困境实录（网上文件已被删除），宝能生鲜拖欠工资的人数超过2700人，涉及29个城市，欠薪金额约4400多万元。公司在7月份才发放了5月的工资，后续工资至今仍未收到。

现时，大部分员工都待业在家，生活非常困难，各地不少宝能员工均表示他们“已经无力偿还各类贷款，家庭生活困难，小孩上学，父母看病均束手无策，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然而，宝能总部基本上不对情况作任何回应。例如，南京市部分宝能员工曾到栖霞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反映情况，之后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视此事，积极帮助员工讨要工资，但宝能总部却不作反馈。

多年入股并购各类企业，疯狂占地占厂终碰壁

根据媒体报导，宝能集团最早发迹是借用了1995年菜篮子工程的契机，在深圳以“净菜市场”的名义拿下了7块土地的使用权。随后，创始人姚振华再利用一家体制内企业，提出用自己的地兴建福利房，条件是对方帮忙修改土地性质，最终建成了两幢“处长楼”。由此，姚振华“借著卖菜的外衣，干起了房地产的买卖”。

2003年起，宝能开始透过一系列财技入股深业物流公司等企业，由此占有这些公司的土地。 2012年后，宝能又成立前海人寿来吸纳风险资金，再将钱全部投入房地产领域。 2015年，宝能手握巨额资金入股另一家房地产企业万科，激起了与后者长达2年的控制权之争。直至2016年年底，宝能被勒令整改前海人寿，退出保险业，却无阻它转为向新能源汽车投资，在2018年收购观致汽车51%的股权，继续拿地建厂。

国际金融报指出，与之前入股其他房地产企业的做法一样，宝能进入汽车领域采取的是资本并购的方式，特别是购买有生产资质但发展处于低谷的企业。不过，“宝能汽车斥资近80亿元先后收购的观致汽车和长安PSA均不能给宝能带来收益，反而是一个资金窟窿”，“宝能造车5年500亿元的投入仅拿出了观致7一款全新车型，且并未在市场上激起浪花，各大造车基地更是一片狼藉，最早开始动工的广州基地都仍未完工”。

另一方面，由于今年受严厉的融资监管政策影响，以往主要作为宝能投资控股平台，为其提供入股、并购等资金来源的钜盛华也面对困难。据《界面新闻》报导，今年上半年，钜盛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为154.7亿元，同比减少约2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95亿元，而去年同期为1.02亿元。

追讨多时只得工资20%，离职补偿金发放无了期

为了缓解债务压力，宝能已在不断出售手上资产，变卖手上其他公司的股份。只是作为企业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员工当然也同样成为舍弃的一部分。最新消息显示，不少员工只是收到了早前拖欠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依然欠缴。同时，宝能也在不断要求工人离职，但是员工指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本没写明什么时候发放经济补偿金，只是写会“优先发在职员工工资，离职员工工资在他们的下个月发放”。当在职员工追讨多时最终也只能得到20%的工资，离职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最终是否会发放也是一大问题。

宝能集团这次牵涉数千名工人的拖欠工资、社保和公积金事件，各地工会似乎仍未介入协助数千职工维权。根据深圳特区报报导，宝能控股有限公司早有成立企业工会，工会还表示会将“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尽力让每一位员工在公司里感受组织关怀”。企业工会主席卢学群是宝能控股集团的副总经理及宝能人力资源中心总监，曾经提出工会应该“精准服务，有效维权…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然而，所有讨薪工人的记录里均没提及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有介入帮助员工。反而是部分地方的劳动部门，还能有效协助员工解决欠薪问题。比如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介入宝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欠薪事件后，该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部署下，立即联合区工信局、街道劳动部门第一时间跟进并做好摸排稳控”，并“会同街道劳动部门紧急约谈宝能集团旗下的相关公司负责人”，最终宝能集团于7月结清深圳宝能科技园18家企业六千名员工5月份的工资。但深圳市解决欠薪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工会的参与。各地工会应该学习深圳市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尽快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并代表上千名宝能职工的利益，协助职工争取自己的权益。

快递业工人今年发起上百起罢工，抵抗延续一年多的价格战

2021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的快递员罢工事件破纪录的多。

去年新冠疫情后，许多报导提到快递业内部重现激烈竞争。为应对新一轮的价格战，各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们的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欠薪，快递员全年共发起至少31次罢工、抗议。不少网点因为骑手停工而货物堆积如山，这在去年“双十一”前曾引起广泛讨论。

到了今年，快递员讨薪的罢工事件（截止到十月）已经急增至134起，其中韵达网点录得欠薪罢工37起，百世快递20起，申通18起，圆通10起，中通8起。罢工集中在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河南两省。

疫情后价格战的战火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快递行业的变动和竞争几乎没有停过。去年3月，中国快递协会便表示，由于节后复工人员短缺，返回工作岗位的员工在隔离期间不能上岗，使快递行业的运作产生不少困难。分拨中心和快递站点无法正常运行，却仍要缴付房租、归还贷款、支付工人工资，由此产生现金压力，员工工资便首先被牺牲。

2020年5月开始，快递企业为了弥补早前的损失，重新开始削价竞争。快递企业总部便通过低价策略来布局网络，抢占市场以增加收件量。这导致一方面，站点的派费被总部压低；另一方面，不少站点还收到总部调高收件任务的规定，如站点完成不了指标便要受处罚。 《物流时代周刊》引述一位河南乡镇快递代理点表示，从5月开始，乡镇代理点与承包区的收件量（从商家收取快递的数量）不可低于当月派件量（派送快递给消费者的数量）的5%，6月递增到7%，10月递增到15%，未达指标者按照未完成票数以3元每票处罚。

2020年10月，进入中国市场7个月的新快递公司极兔速递首次获得关注。由于极兔不断鼓励其他快递企业的加盟商同时为其收派快件，行内俗称“蹭网”，通达系（即指圆通、申通、中通和韵达等浙江省背景的公司）的快递企业宣布要将其封杀。另外，极兔的低价策略也开始为人所知：当时义乌通达系企业派费约在1.7元以上，极兔把发货价压到1.4至1.5元，同时又提高快递员的待遇，加上大量来自电商拼多多的货单，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

到了2021年3月，新一轮的价格战终于再次爆发。百世快递首先降价，重量0.3公斤以下的包裹降至1.3元。极兔于是马上把价格拉低至1.05至1.1元。到了4月，一些极兔的网点派费已经被压至低于1元。为了抑制炽热的价格战，义乌邮政管理局曾以“低价倾销”对极兔、百世进行处罚，要求他们整改，关停持续三天。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规定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然而，全国其他地方的低价竞争仍然继续。根据《搜狐财经》报道，一家在东北的极兔网点负责人5月时面临了第四次降价，平均到手派费已经从每票1.44元下降至0.95元。该负责人尝试向工人施压，要求将工人派费下降至0.8元，但遭到部分快递员拒绝。西北某县极兔网点的派费同样从1.2元降至0.9元，快递员的派费则被成功压至0.8元。

现在，新一轮的价格战已经短暂停止。今年8月底，为响应国家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极兔等纷纷表示，自9月1日起，全网快递员派费每票上涨0.1元，以此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随著双十一接近，快递企业再次调高派费，用以稳定网点和工人。

经过此轮价格战后，资本吞并聚合，一些快递企业似乎已经收到了想有的效果。 2021年9月23日，彭博社报道，百世集团正考虑出售快递子公司，估值或达到10亿美元。极兔速递总部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公司投资业务等部门正在与百世集团进行接洽收购事宜，但并未敲定最终方案。

工人抵抗价格战影响，罢工数字急增

在持续一年多的价格战中，各地快递员一直不断对下滑的派费和欠薪的站点发起抗议。从2021年2月起，快递员的抗议一直增加，由2月的3起，一直增加至7月的28起，8月收录到的事件短暂减少后，又增至9月的30起。其中有一些罢工事件是源于消费者发现快递逾期不到因而在网上揭发快递员罢工，这些事件的记录没有工人方面的口述。不过，工人的集体行动毫无疑问是随著价格战的持续而不断增加。

由于派费下降，大部分快递企业加盟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少网点出现亏损和资金流问题。因此导致工人被欠薪，讨要拖欠工资成为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 7月25日，上海黄埔区的快递点停摆便是此类罢工的一个典型。据《劳动报》报道，当区一快递点拖欠多名快递员2个月工资几十万元。老板“跑路”，工人的住宿、买药、吃饭都出现问题，故而快递员发起停运抗议。然而，即便上海黄浦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介入此事，站点老板却以“不在上海”和“公司倒闭被总部收购”为由拒绝接受调查询问。劳监大队只能要求总部负责人处理。最终，总部代该站点清偿了25名“快递小哥”的劳动报酬36万余元。

除了拖欠工资后“跑路”的套路，一些站点还加大对工人的惩罚来变相减低工人工资。 2月5日，湖北省武汉市一位快递员向媒体反映他与其他工人原来被拖欠工资100多万，但站点却罗列一堆罚款，反指工人倒欠网点100多万。工人鲁先生表示，站点罚款通常会在隔天发出，以此警告工人，但他从未收到过任何明细，他自己承认的罚款约在6、7千左右，但站点列出的则有39万。他指这些所谓的罚款是区公司向站点发出，站点则打算将其转嫁给工人，甚至打算以此威胁工人，让工人接受“两不相欠”的结果。对此，邮管局已责成省区公司核查，但未知结果。

快递员频繁抗议，中国工会仍未出面代表工人

经历了为时一年多的价格战，虽然快递行业在9月起开始调高派费，“双十一”前又再一次调价，但工人对此反应相当冷淡。一来，派费持续的下降已经造成工人的损失，现在的调价只是逐步回到之前的工资水平，二来网点的罚款并未取消，工人的劳动报酬随时可以被资方扣走。

一名快递员向媒体描述了工人动辄得咎的情况︰“一到下雨下雪天，网点就容易瘫痪。因为天气原因送不完的，就强行让我们签收。如果被客户投诉，就是虚假签收，罚款起步是500元，但不签收也罚我们，因为网点每天要统计时效，到点达不到时效，又有罚款。”

在快递业价格战和苛刻的劳动条件下，那些不太愿意抵抗的工人选择离职。工人们指出，每月的罚款太多，导致快递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他上个月被罚了2000多，我被罚了700多”。愈来愈多工人的离职，更造成行业内的恶性循环，“如果走一个人，我们还能分担分担，走了三四个，没办法分担，我们自己的件都忙不过来”。 2020年，中国快递员从业人数达到了近400万人之多。但快递物流人员主动离职率攀升至33.1%，这个数字成了所有工种里的最高值。

当下快递员对价格战的抵抗都是工人自发的行为。工人不能停止企业价格战的进行，但他们以停工罢工等方式来抗议资本竞争对工人的损害。不过，工人罢工发生后，介入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劳动部门或主管邮政物流的政府部门，各地工会并没有在组织工人讨薪、反对罚款制度等事件中积极介入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老板谈判。不少地方新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或者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但快递行业的集体协商仍然未能反应工人真实诉求，快递行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人保障仍然有待谈判提高。

事实上，快递行业每一次的价格战都将促使资本的吞并和聚合，同时打击工人的生计。不少报道已指出快递行业有“上半年打价格钱，下半年一起挣钱”的潜规则，这意味著快递业资本的竞争在明年还会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中国工会不应该因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等短暂的网购潮而错误地以为快递行业仍能保持兴盛，反而应该在暂时的“停战”期积极组织工人并代表工人和企业集体协商，保障快递行业工人的利益不在下一次的价格战中受损。

香港foodpanda罢工谈判成功，背后的历程和隐忧

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卖平台foodpanda的员工在周六、日发起了两天罢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续下降多时的单价。根据外卖员单价的监测表，电单车手每单底价由6月底的港币（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运送餐点的外卖员）底价则由27元降至24元，罢工的外卖员提出两者的每单底价应分别不低于50元和30元。另外，系统无理关停外卖员帐号、工人面对问题无处申诉等情况，亦是外卖员要求解决的问题。

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体行动。早于7月15日，约10名foodpanda外卖员便曾到公司的上环总部与资方谈判，提出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制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制，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该次谈判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运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当时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而最近这次集体行动则相对上次成功。由于外卖员面对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据估计，两天出席了罢工集会的外卖员至少有300多名，没有出席集会，而采用了报更但不上线、上线但不接单、接单但不提取等方式参与罢工的人则更多。foodpanda自营的超市业务Pandamart成为了主要针对目标，需要关停两天，一些地区的餐厅亦在罢工期间停用foodpanda，转用其他平台，迫使公司主动约见外卖员代表。经历两天的谈判，以往公司迟迟未有表示的系统问题（例如送餐距离的计算方式、冻结帐号）等终于有了具体的改善方案。不过，在最主要的诉求提高单价方面，公司只承诺到明年7月前不降价，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时间额外服务费作为替代方案。

罢工的缘起

早于新冠疫情出现后，foodpanda就开始削减员工的单价，一些不满的外卖员私下曾计划罢工，但由于担心工人之间的竞争削弱罢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组织，最后不了了之。这次罢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卖员之间蕴酿，根据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断以各种方式扣减工人的工资，而且经常以各种不合理的原因暂停员工帐号，使他们怒不可遏，决定发起罢工︰

我为熊猫（注：即foodpanda）长期工作，其实也明白他们的把戏，玩弄一次又一次。现在车手单价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较远的单（例如走3-4公里）可能也只得39元。熊猫只想省钱，不会理会步兵，就算单车手要横跨公路才能送单，熊猫也不会管。

数天前，对于送递订单慢的情况，熊猫又再耍手段，无故令车手步兵“停赛”，声称员工拍的照片不合规格等等。拜托熊猫不要再干这些无聊事，这真令人受不了。

我们会瘫痪全港各地区。各位步兵车手兄弟们，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时请你们上线但不接单，留在你报的地区，熊猫需要你们工作的时候也不用理会。

由南亚裔外卖员蕴酿罢工，到华人外卖员加入，罢工的人数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较清晰的地区是观塘、青衣和九龙湾，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参与。到了罢工当天，参与人数远超原来估计的数目。不但在观塘和九龙湾有工人集会，在红磡/土瓜湾和尖沙咀接单的外卖员有将近100人在红磡的Pandamart集会，天后/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会，深水埗、旺角、新蒲岗/九龙城Pandamart也有集会。另外有些区域更有工人自发的罢工纠察队。透过这次罢工，各区外卖员群组和他们的代表也互相结织，冒出水面。

罢工中最坚实的力量来自电单车手，其中尤以南亚裔的外卖员最为团结，他们大多是全职工人，因此单价下降对他们打击最大。步兵由于较多是兼职工作，受公司各种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少，对罢工的公开参与程度也较低。而也有不少华人骑手在背后默默参与罢工，但是由于害怕平台清算，并没有站在抗争的最前线。

公司回应内容的玄机

在第二天罢工结束后，foodpanda的营运总监发表了一篇回应。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反驳工人对单价下降的观点。公司承认，外卖员的基本服务费（又称底价）有所下降，却把问题岔开到工人的总收入。以下是节录的一段公司回应：

为进行实际的讨论，我们必须纳入基础服务费、距离服务费、繁忙时间服务费、完成任务的额外服务费，以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在讨论范围。每当我们调整基础服务费时，我们都把资源重新投放于在其他服务费成份，以有效运用资源，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订单提供更公平的服务费水平。跟昨日各媒体引述的内容相反，我们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于过去六个月里持续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时段服务费和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预视情况），我们送递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提升了5%，这表示只提及订单的基础服务费调整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于繁忙时段和周末上线的送递员应更能感受到。

在这段回应里，我们可以看到，foodpanda转移视线，拿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和平均开支来说事。但什么是“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又或“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呢？

所谓的“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相信是由外卖员群体的总送单量和单价，除以总工作时间得出的。因此，这里除了要考虑单价、送单量，还要处理全职和零散上线的外卖员的比例变化的问题。先说送单量，在疫情期间，由于外卖行业扩张，外卖员能够接到更多单，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劳动速度。 foodpanda看清这点，便来了个降低底价，因为他们知道，就算现在降价，但只要能够让外卖员更多地工作，便不致于降低工人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

为了消减快递员的不满，而且诱导更多人上线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时间的服务费。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底价下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只在繁忙时间上线的外卖员来说，他们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会提高。如果他们人数够多，对于整体工人的“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更有拉高的效应。

由此可见，零散工作和已经全职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强了。 foodpanda实际上是恃著工人必须更高强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时间上线，来持续压低单价。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体工人的损失则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别对全职外卖员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在非繁忙时间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来弥补。

至于所谓的“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上升”，完全是从公司角度计算的开支，并非只包括派送费。由于不知道这个开支的内容包括什么（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传费用、对顾客或餐厅的补贴、系统营运的其他开支），这个“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增加跟骑手服务费并无关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为了应对同行之间的竞争而投入了更多的资本罢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职的）车手愤怒的回应当中。立场新闻访问的一位车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应“无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时间附加费九成在周末才出现”，“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单价的钱再用奖金形式发放，就说加了工资”，是“Bullshit”。

谈判成果

在此次罢工的谈判当中，外卖员一方总共在群组中整理出15项要求，其中尤以前5个最为重要，亦即1）车手和步兵的底价分别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卖员有理拒单时系统不应冻结工人帐号，3）取消外卖员接孖单（即在同一家餐厅一次过接两张单）时的费用削减问题，4）不应无理冻结工人帐号及重启被封帐号，5）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

据报，在最重要的底价问题上，双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谈判因此持续达8小时。外卖员一方指出，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额外服务费，而是要增加底价，就算公司要加额外服务费，也得从他们的预算而来，而非从工人身上扣除。况且，繁忙时间亦是备餐时间最长的时候，加上交通挤塞和危险，并非如想像中能补偿工人在底价上的损失。 foodpanda对此不为所动，坚称这是公司政策，只愿意给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时间附加费以平息不满。在此问题上，外卖员只能争得暂不降低底价的承诺。

至于各种封号问题上，foodpanda让步亦有限。 foodpanda愿意取消所有因为送递员拒绝订单而暂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诉程序来应对现有的个案。对于订单因外卖员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取消时，公司提高了赔偿基数，由以底价改为以单价计算。

让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变动，应是foodpanda答应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并且在新的计划生效前，对于直线距离和实际送递距离差距高于1公里的订单，提供每张额外5元的服务费。事实上，foodpanda早已有相关的开发进行，这次的让步是在新地图上线前，外卖员能得到一定补偿，外卖员一方认为，这项补偿对减少收入下降将有所助益，因此与资方达成协议。

罢工后带出的一些新问题

本次谈判的诉求共有三大方向：平台计算系统、工资和骑手支援上。

可以说，此次罢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对系统各项一直为工人诟病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往，foodpanda要么拖延，要么干脆无视问题。只有当数百名外卖员罢工后，他们才愿意作出进一步的行动。这些系统问题不仅减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号和距离问题等情况，还长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体诉求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不透明的系统如何在大数据之下监控骑手行为、计算外送距离并不断调整外送价格。实际上在全球零工经济方兴未艾的当下，外卖骑手被大数据所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foodpanda骑手们在罢工现场不断与记者谈及他们的收入这一两年来如何越来越少，平台距离的计算方式如何不公。这些“感受”却因为平台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确的数字支撑，而这些算法都被资方牢牢掌控著，大大削弱了骑手们的议价能力，也令平台可以向公众玩数据游戏来混淆视听。

由于提升底价的诉求并未成功，部分外卖员对于协议并不满意。从企业的态度和立场来看，他们必然会再降底价，只是现在暂缓执行。外卖员一方的另一项成果，是争取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来年暂缓时限前，能够加强自身的组织和网络，并且搜集更多数据资料，为下一波降价的抗争作准备。反过来说，资方也有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削减成本，因此外卖员也是松懈不得。

这场历时数天的罢工和谈判，同时也为外卖员群体自身的团结带出新的问题和契机。首先，是外卖员内部的群体差异影响了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对于一些全职在平台工作的外卖员而言，他们完全倚靠平台的工资过活，受平台的算法和规条控制，已经愈来愈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平台雇佣的工人，只是迫于与平台签订的独立承包人合同，而无法取得正式的雇佣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职或零散上线的工人则认为自己只是来找“生意”，并满足于这种承包人的状态。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难以协调对单价改变的诉求，也阻碍了外卖员进一步提出有关承认工人的雇佣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伤保障等诉求。此外，在罢工行动中，一些外卖员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单，而转到竞争对手Deliveroo上接单，工人的这种参与使他们很难在罢工过程中与其他外卖员结识，并且共同承担罢工的风险，继而发展出更强的网络和团结意识。

另外，这次事件中外卖员对集体行动的准备也相当不足。在跟资方来回的过程中，外卖员对单价变化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而且对于需要跟资方谈判的预备也很仓促。所幸的是，外卖员一方仍能迫使资方答应不少诉求，甚至透过跟资方的谈判过程中，更清楚了解企业的运作情况和工资的各项计算方式，为之后的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罢工中，各地区的一些外卖员私下的群组发生相互连结。原来在其他区域工作的外卖员，或作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网络上得以结织。这种外卖员之间的地区连结非常重要。首先，外卖员群体对自身的一些基本情况还不清楚，例如各区活跃外卖员的人数、活跃上线时的人数、长期工和零散上线的人数比例比较等，相反外卖平台却是一清二楚。外卖员缺少这些基本资料，对于群体的利益变化自然认识模糊，而且也较难辨认哪些区份特别有集体力量，遑论能有效地处理上文提及的阶级身份问题了。各地区的外卖员能发展初步的联络，将是解决这些问题、搞清现况的起点，为进一步的组织提供基础，当中包括建立工会，发展民主授权的代表等。

无论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卖员罢工和谈判的成果令人振奋。它再次证明了，工人的团结、集体行动和谈判是推进阶级利益和意识发展的基础。

中国各地延长产假，引发新一轮职场性别歧视担忧

近日，中国多个省份出台新的生育政策，延长女性产假。在已经通过和正在审议中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女性产假延长30天至半年不等，再度加剧了公众尤其是女性对职场性歧视的担忧。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近期各地纷纷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延长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增加育儿假。

然而，一系列生育新政似乎不能提振职场女性的婚育意愿。在社交媒体讨论中，可以看到女性对招聘环节中的性别歧视、职场中针对孕妇的不合理解雇、产假过后工作岗位不保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在各地生育新政中，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计划生育奖励假，从30天至半年不等。其中，江西增加产假90天，浙江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陕西省修订草案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可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

此外，亦有多地增加了男性陪产假/护理假。其中，宁夏（草案）男性陪产假将达到35天，安徽、江西、甘肃、云南等地达到30天。

除了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各地亦出台了育儿假政策。男性陪产假以及家庭育儿假的设置，有助于男女双方分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以及因生育遭受的职场歧视。

根据子女年龄，夫妻双方每年育儿假时长达到5至30天不等，最长可休一年。绝大多数地区给予夫妻双方同等长度的育儿假期。重庆做出了更为灵活的规定，“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儿假至子女一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在子女六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5至10天的育儿假”。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性别薪酬差异问题，这类灵活分配的育儿假在实践中可能变相延长女性产假。一项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仅为男性平均薪酬的75.9%。单从经济角度考虑，由于男性收入水平更高，夫妻一方可休的育儿假很可能变成女方休假，造成女性职业中断。

此次生育假期的调整进一步凸显了传统性别分工，即生产与抚育责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综合产假、陪产假、育儿假考虑，我国女性可享受的生育假期远长于男性。相比之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如G7各国的男女双方产假与陪产假长度较为相当。

目前，产假产生的用工成本主要由企业承担，这包括产假期间的工资、社保成本，也包括替代人员等成本。因此，许多专家指出，延长产假政策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尤其私企对用工成本更为敏感，招聘环节的性别歧视屡禁不止。《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

但必须承认的是，实践中，完全落实生育假期的企业仅占一小部分。早在2016年，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全国12个省（市、区）开展了“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障制度实施情况”专题调查，发现32.7%的女职工产假不足90天，甚至低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98天产假。

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2.14亿人，其中生育人数430.3万人，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354.2万人。对比当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估计绝大部分生育女性没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享受生育津贴的更少之又少。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能够休足产假、获得足额生育津贴的女性仅占少数。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另一项调研显示，受家务劳动特别是生育影响，34.5%的女职工收入降低，24.2%升职机会被影响，17.7%职业中断，16.6%失去进修机会，16.3%产假后未能返回原岗位，7.8%社保中断。

正如湖南省在修正《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生育）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必须在女性就业权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产假等生育假期政策需要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措施相配合。政府应承担部分生育成本，加大力度打击、纠正职场性别歧视，健全社会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从而真正营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

地方政府放宽平台工人自费缴纳医保 骑手：企业也应负责

自从7月人社部、发改委、全国总工会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后，互联网平台行业陆续推出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地方政府亦有新政策出台，最近江苏、浙江和广东省，以及一些城市（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分别拟定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放宽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户籍限制。其中，江苏省已明确在明年1月1日会实施新政策。

早于9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便通过了“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方案要求“健全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分类优化医保帮扶政策。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推进职工和城乡居民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这次地方政府的行动是对该规划的落实执行。

灵活就业医保对平台工人的作用

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需要工人在户籍所在地申请，并不切合长时间在外地打工的外卖、快递和司机等灵活用工平台的工人的处境和需要。政府期望以放宽户籍限制，推动更多灵活就业等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医保。

另外，江苏省政府还调整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率。据通知表示，缴费比例原则上在各设区市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缴费率（不包含生育保险费率）和个人缴费率之和基础上，降低1个百分点。缴费基数则将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致，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执行。以张家港市为例，该市现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基数为3800元/月，缴费比例9%，大额医疗费用社会共济基金5元/月，合计347元/月。新修订后，缴费率下降至8%，月费为309元/月。

缴纳了灵活就业医保的工人相对居民医保会有更好的保障。首先，工人可以使用个人账户，参保人可以凭社保卡到定点药店刷卡买药，也可以到医院门诊看病。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亦比较高，一般到三甲医院至少能报销80%-85%左右，是居民医保达不到的比例。另外，在办理退休时，如果缴费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限，工人便不再缴纳医疗保险，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因此，整体来说，撤消户籍的限制对于希望缴纳医保的工人将有所助益。

工人们的回应

现时，大部分平台工人只是与企业签订商业性质的合同，不受任何劳动法下的社会保险保障。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也没有本地户籍，因此没有在工作地参加自费的社保。最常见的后果是：工人没有缴纳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因此送餐受伤后不能按照法例索偿。而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则导致工人在大城市有医疗需要时，需要支付极高的医疗费，甚至因长期工作而五劳七伤，也不去接受诊断。

政府放宽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的户籍限制，将鼓励这批平台工人参保，增加多一点医疗保障。不过，这同样是政府在不动摇企业以承包人身份雇佣工人基础上的又一项新政策。事实上，绝大部分外卖、快递员等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已经是平台的全职工。根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对当地外卖员的调查报告，接近九成的外卖员以外卖配送工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95%以上的外卖员日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其中11-12小时的占比更达38.80%，12小时以上的占比28.08%。然而，在这些实际上全职在外卖平台工作的工人当中，有54.89%的外卖员是以专送用工模式雇用，工人有更大机会与加盟平台的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有43.85%仍以众包模式订立合同。换言之，至少四成人不被承认全职雇佣工人的身份。

对于这些外卖员、速递员等工人来说，即使放宽所谓的户籍限制，他们仍然需要自行承担自己的医疗保险，平台分文不付。以一个月赚6000元的外卖员为例，以上文张家港的缴费水平计算，它的缴费率实际是309/6000=5.15%。虽然供款并不特别高，但对于一直面对单价下降趋势、平台罚款等情况的工人来说，也算是一笔有一定份量的负担。而且，平台完全不需负责，也加大了工人对这项新政策的反感。因此，这项新措施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就三地政府的新措施，中国劳工通讯跟一些外卖和快递员作了简单讨论。其中，大部分工人现时都没有参加任何医保，少数人参加了居民医保。对于是否参保，工人的意见可说是五五开，有骑手愿意缴费，因为“工作中发生意外会比较有保障”。也有骑手觉得医疗保险相比“养老保险还实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缴费也不高”。不过，也有外卖员不会缴费，“因为生活压力大，不想再自费去缴纳保费”。

骑手在是否缴费上可能多考虑个人的负担能力，因此倾向各异。但对平台是否应该为工人缴医保供款上，工人们却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平台应该承担责任。所有的骑手都指出现在工作一点保障都没有，而且同意外卖行业是高危行业，雇主需要为职工缴费。值得一提的还有，所有骑手都认为平台是他们的雇主，而自己是员工，因此平台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在推卸责任。

绕过平台工人订政策 政府继续纵容企业

事实上，除了医保外，政府也在早前放宽了养老金等社保缴纳的户籍限制，广东、四川、辽宁省等地都将开放非户籍地灵活就业人员购买职工社保，箇中逻辑亦是一样。不过，养老金的缴纳方式及争议更为复杂，得另文讨论。

无论如何，这些政府的新措施均是在缺乏一般外卖和快递员等平台工人的直接参与下拟定出来。虽然不至于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对于促进工人的健康和其他保障上将很难带来效果。工人需要能够透过工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与企业进行谈判，这从外卖、快递员近年持续的罢工和抗议，要求平台改变规例和降价已经清晰可见。愈来愈多平台用工认为自己是平台的雇佣工人，但企业和政府都对此视而不见。

二零二二年

组织互助平台表达骑手不满 外卖骑手盟主被捕

2021年2月28日，有消息称，北京外卖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被捕。 4月2日，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陈国江，其家属于当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书。

2022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陈国江在其微信影音号上发布了一段34秒的视频，疑似被释放。片中，盟主向镜头挥手，并配上“我还好，您们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是由外卖小哥陈国江创立的微信群及公众号。由于深感外卖员之间关系松散，该微信群的目标是成为骑手互帮互助的平台，除了采访和记录外卖员日常劳动遇到的问题，也会对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至今已累积了大量工人关注。陈曾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有16个微信群，微信好友超过14000人，其中99.99%是骑手，包括即将要当骑手和以前是骑手的人”。

盟主被捕后，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公众号不时更新盟主及其家属最新消息及声援文章。不过，近日该公众号因接相关投诉，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被删除。盟主在B站发布的200多个视频也被陆续清空。目前国内对盟主被捕的相关消息进行严格审核，新闻及公众讨论都受到限制，不少账号和消息都被删除。

2月18日，盟主和其他骑手表示饿了么在春节推出分为七期的额外奖励活动有欺骗工人的问题。该奖励活动每期持续七天，鼓励骑手留京工作，但骑手发现第六期的目标难度直线上升而难以完成，导致骑手无法拿到活动全额奖金8200元。 2月19日，饿了么在官方微博向骑手致歉，承诺将整理出全国所有订单有偏差的区域名单，额外增加补偿活动。暂时不知道这次事件跟陈国江被抓是否相关。

外卖骑手各种劳动问题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去年9月，《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把外卖员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巨细无遗地写了出来，引起了对外卖平台的舆论批评。文章描绘了平台系统显示的送餐时间标准与现实中骑手在送餐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落差，如何必然使外卖员无法达标，从而产生逆行闯灯、超速驾驶等危险，以及骑手与顾客和商家的争执。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近年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也有所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图2018年收录的骑手交通意外则有121起，当中19起骑手送餐身亡。去年由于外卖行业成为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工资的少有渠道，不少外卖员被迫忍受平台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持续下滑的工资，集体行动只录得3起。今年收录到两起外卖员抗议则分别发生在广东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桐乡市。 3月1日，两地美团骑手均发起罢工，抗议配送费下降。

关于外卖盟主被抓的报道将在下方持续为读者更新。

2022年1月3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被释放。他的微信影音号上更新了一段34秒的视频，盟主向镜头挥手，并配上“我还好，您们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2021年4月2日

经过37天刑事拘留后，陈国江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其家属于当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书。

2021年3月24日

据工号51报道，3月24日，律师会见了盟主陈国江，律师说陈的精神状态还好。目前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据悉，3月17日，盟主家人终于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显示，2月26日23时，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更新了筹款的最新进展。在十几个小时内，盟主家人收到了12万元左右的捐款，因金额已基本足够，请大家停止捐款。目前，盟主家人已聘请律师，将在本月24日与律师会面，侦查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为3-5万元，他们也表示，将公开后续花销的明细。但此微信推文发出后，文章随即被平台删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公众号也被关停。

2021年3月15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发布了盟主家人的求助信。自2月25日，盟主被北京警方带走，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亦不知盟主下落。家属在网上发起筹款，为盟主聘请律师。（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3月9日

多数派报道指，近期多个大城市美团、饿了么用户表示，其订餐订单无骑手接单或配送大幅延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问题由盟主被捕引发。2019年，盟主曾组织外卖员拒绝接单，抗议外卖平台下调单价，被刑事拘留26天。文章也叙述了盟主创立骑士联盟的故事。（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3月1日

蓝鲸TMT刊登了另一篇早前盟主亲述奖励事件的采访。

2021年3月1日

蓝鲸TMT发布消息引述饿了么相关人士指骑手盟主已经被抓，又指盟主2月24日晚间已在一个微信群里担心自己出事。另外，有消息指被带走的还有其他人，后来有两人被放出，但盟主仍被扣押。（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2月28日 

豆瓣传出消息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详情可参考中国数字时代的整理。

求助地图运作一年后，我们注意到一群被忽略的工人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自2020年底推出已经运作了一年多，共收录了1245起工人在互联网上的求助事件。在这一千多起工人的求助和申诉中，我们留意到一个过往较少仔细了解的群体，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服务业工人，工作亦多跟互联网的购物、传媒及文化产品相关。他们面临的劳动问题是集体性的，但往往只能单打独斗，依靠现有的法律途径以及较强的网络表达能力来维护自身权益。

过往在搜寻及整理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时，中国劳工通讯经常会接触到工人的求助讯息，问题包括拖欠工资、工伤后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公司倒闭、工人被解雇等。通常，工人已多番与老板交涉，甚至寻求政府协助，但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才会在线上求助和申诉。工人求助地图设立的目的是将这些消息集中，让政府、工会和媒体能与工人取得联络，协助工人争取其利益。

求助地图收录的一些事件确实成为了我们联络及建议工会提供协助的个案。同时，我们也发现地图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以往受限于（是否有发生）集体抗争的视角而被忽略的工人。即便没有发展成集体行动，这些工人同样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的工作经验、思考和不满，值得认真整理和检视。

一个现象：新兴零售及服务业工人的求助超出预期

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最大的分别是，我们在求助地图收录了颇多零售服务业工人的不满，2021年全年共331起，仅次于最多的建筑业工人求助。相反，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2021年只收录了156起零售服务业工人的抗议，比建筑、交通运输业的事件要少得多。

这些服务业工人工作的企业五花八门，既包括一些比较常见的酒店、健身房和酒吧等市民消费场所，也有诸如网购平台、文化传媒公司、动画企业等与互联网和影视行业相关的公司。例如，去年涉及科技公司的求助有20起、文化和影视公司14起、网络公司13起。

另外，从一些内容比较详尽的帖文可见，相比建筑行业，不少服务业求助工人较为年轻，有些是刚大学毕业的打工青年，有些甚至是暑期工或学生工。绝大多数工人是在一些中小企业工作，结果碰到老板拖欠工资、企业倒闭，数月来的劳动因而分文不获。工人尝试私下跟雇主商量，但不得要领，之后尝试走劳动仲裁及诉讼程序，又费时失事，弄得生活相当艰难。

典型的零售服务业工人求助

要了解这种比较常见的事件，我们可以看看发生在2021年9月上海言几又文化公司的拖欠工资求助。

言几又是一家经营书籍售卖、文创周边、咖啡餐饮的文化连锁店，在内地算是小有名气。不过，网上求助的员工表示，公司财政出现问题的情况原来已经持续超过两年。我们在求助地图发现，产生零售服务业工人不满的不少都是这种经营陷入不稳的中小型企业。拖欠的款项通常由供应商货款、客户订金开始，再慢慢发展到工人的工资：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眼查和百度，从2017我入职的那一年开始，公司就不断的在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了，之后的几年里，房租水电装修公司的钱挨个拖了个遍，店里售卖的茶饮水果都是员工自掏腰包垫款，2020年开始员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基本都是两个多月一发，后台的员工三个月，甚至有离职的员工已经被拖欠工资半年了，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领导们也很厉害，不断的画大饼，再过两个月就好了，再过半年就好了，再挺挺就过去了，我已经被不断消耗两年多了。”

在求助地图收录的这些事件中，员工通常都选择尽可能在企业内部解决纠纷。有些工人可能体谅初创企业资金流不足，又或者不想贸然转职，因此一直忍受这种不稳定的工资支付情况，以自己的积蓄度日，甚至节衣缩食。

到了2021年，上海言几又拖欠工资和社保的情况已非常严重，负责处理申诉的人力资源员工也被拖欠工资，该名员工也因为无法在上海糊口而被迫申请辞职。他表示，最令人愤怒的是，即便提出辞职，公司还要员工签额外的非竞争协议和空白合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兴公司关注的始终是市场竞争，因此即使员工离职，还要担心他们加入竞争对手的企业。但对员工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则是彻底的不敬：

“我实在不敢苟同，五年的兢兢业业最后落得个个这，突然就笑出了声，且放下了对公司栽培的感恩之心，半年后我成功离职，拒绝签署禁业竞止协议的我，现在只是一个正常的，被拖欠工资，愤怒的前职工。”

年轻服务业工人、学生工的声音

面对欠薪的情况，学生工的处境更显困难。2021年6月，一名在石家庄市振硕传媒公司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遭到拖欠工资的企业解雇。根据该学生上载的对话截图，公司起初表示它们从物流公司的到账信息一直没有收到，而且企业一直在赔钱，又向他道歉，保证在限期内会发放工资。然而，到了约定期限，该学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联络对方时发现对方已经跑路。虽然情节有点不同，但情况本质上和言几又一模一样：它们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继而出现现金流问题的中小企业，而工人就是这股竞争力量的牺牲品。

这名大学生后来尝试向石家庄新华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却遭拒绝，表示他是学生，不能构成劳动关系，所以不受理其举报，建议走司法程序，这不禁激起该学生的不满：

“（我）向石家庄新华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他们回答说，我是学生，没办法举报，得上诉；转而，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举报，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同样的理由搪塞；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官网同样回复我，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法律上没办法构成劳动关系，建议走司法程序；律师我当然找了，办这个案子得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比我工资都多，让我怎么维权？”

官方叫这位学生请律师的回应对他来说可谓嘲讽。这位学生在帖文中反问︰“我要能请得起律师，我干什么还勤工俭学？” 在求助地图收录的服务业工人求助中，起码有18起事件有明确提到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实习生或在学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在新兴服务业劳动的年轻工人，并没有得到法律和政府的照顾。他们面对的问题仍然被法律的疏漏、人事的无能和自身力量的不足掩盖起来。

中小型网络公司的乱象和员工欺压

受竞争压力而拖欠工资，意味著这类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陷入危机，但这并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常态时的模样。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工人求助地图收录的一件追讨加班费事件。2021年12月，一名在雪彩网络做用户介面设计的原画师在网上投诉公司的种种乱象，以及分享自己追讨加班费的失败经验。

这位原画师表示，自己的专职虽然是原画师，但工作的网络公司根本没有原画部门，他要一手包办各种事情，包括设计图标、场景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兴服务业公司运作的截面。他表示自己接受该工作的原因是国内的小公司情况都差不多︰

“没有组长，没有主美，没有主策，没有主程，只有一个制作人和老板，甚至没有加班费，还有唯一一个HR包揽各种事情，在职期间整个公司人数不到三十人，我当时因为著急找工作也没说什么毕竟现在国内小公司都差不多。”

人员不足、企业内的分工没有充分发展是这种网络小公司的常态。事情的另一面，是这名原画师被企业主管安排了海量工作，几乎是一人做几个人的事情。 “工作中领导（制作人）一直疯狂的让我画ICON图标，以及场景原画，甚至是地编等只要是我能做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模糊不清一直在PUA我，并且第一个月每天都在加班‘996’的状态。” 

此类网络公司由于规模较小，也因此较易逃避政府和媒体的监察。以至，虽然中国政府尝试打击“996”工作制度，但这种网络公司也有自己的“过墙梯”。该员工表示，他的公司虽然有因应国家对“996”的打击而实行“大小周”制度（即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下一个星期上五天班）。但同时，他的转正申请遭到了制作人拒绝，还被反过来指责工作不到位，要延长一个月试用期。这意味著他是在工资“打八折”的情况下一直被榨取劳动力。直到因无法接受公司的行径而离职，他仍然只是一个试用员工。

这种小公司在对付员工上并不手软。在该员工离职后发起劳动讼裁时，他得到的回应是︰“游戏圈子很小，让我下次找工作小心点。” 在庭上，他提交了大量记录，“包括工资条、钉钉打卡记录、工作记录、延长试用期等记录”，力求证明自己并非自愿加班，并且遭到延长试用期，要求赔偿加班费。

结果，判决书完全倾向公司一方，“上面写著加班需要申请，延长试用期赔偿五百元，我就觉得很搞笑，我的数十张证据记录比不过公司的寥寥几句没有证据的话”。仲裁程序耗时费力，面对生活经济压力，在仲裁败诉后，这名原画师只能放弃继续维权。

“但从申请劳动仲裁到结束用了我将近三个月时间，每个月房租都要两千元，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能力和资本抗争，毕竟普通人还需要生活，自己辛辛苦苦的每天加班到头来变成了自愿加班，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证据被公司的只言片语给驳回，如果再上诉到法院也只能自讨苦吃，我只能在这里泄愤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什么都做不到，我只能继续生活。”

尚待清楚说明的工人群体

透过初步整理工人求助地图中记录较为详实的事件，我们注意到一班以往较少有系统性理解的工人群体。随著城市的消费水平上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转变，这些工人在近来急速发展的服务业工作，当中包括互联络平台、文化传媒、游戏制作等。由于这些行业还处于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激烈，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竞争压力而拖欠工资、倒闭，以及不断加强对工人劳动强度的要求。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则很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们的学历比以往的工人稍高，文字表述能力更成熟，但同时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维护自身权利方面，他们都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由于不少企业规模细小，而且新兴行业又五花八门，比较零散，因此要比较有效地理解这些工人的处境比较困难。不过，自从工人求助地图开始收集更多数据后，我们可以开始察觉到这些工人相类似的情况和特质。当然，以上的观察仍然相当初步和片面，我们鼓励更多关注中国工人现状的朋友多利用这个新的地图，并且附以自己的额外研究，使数据能发挥更大作用。

柬埔寨当局逮捕赌场罢工工人

金边唯一一家赌场金界娱乐城（NagaWorld）2021年12月18日发生了罢工，有数百名在职及近期被解雇的工人参与。他们的大量诉求甚至包括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遣散费支付。

在三场政府对罢工的镇压中，共有超过二十名工人被捕。当罢工进行到第十八天，工会主席Chhim Sithar一到达现场，就被便衣警察团团围住。从1月3日及4日罢工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数名便衣暴力地抓住并推搡工人，把工人带进了路边一私家车内。1月3日被捕的工人中，有一位是怀孕的工会成员，她于当晚被释放。4日，Sithar被捕。

金边市法院及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罢工违反了柬埔寨相关法律，他们也组织了工会及其雇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间的谈判，可是谈判在罢工的第一周就停摆了。

罢工第十日，金界娱乐城的管理层告知工人，公司将对参与罢工者处以违纪惩罚，甚至予以解雇。

娱乐城的母公司金界控股（Nagacorp）为香港上市公司，马来西亚富豪曾立强（Chen Lip Keong）为公司最大股东并担任首席执行官。据报道，在金边实施封城、并对国际旅客进行隔离检疫的2021年上半年，公司亏损了7700万美元——这是该公司首次宣布亏损。新冠疫情出现之前，金界控股的年利润在2020年、2019年分别达到1.023亿美元及5.213亿美元。

去年四月，金界赌场以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损失为由，宣布了将解雇1329名工人的计划。五月，大家发现，所有金界娱乐城高棉雇员劳工权益支持工会（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组织者以及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成员都在裁员名单内。工会认为，这无疑是公司针对工会的打压。

365名工人要求复职，而同意离职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劳动法重新计算解雇赔偿。尽管公司口口声声强调经济压力，工会却发现公司正在开发一处名为Naga3的新赌场项目，建造总价高达35亿美元。罢工中，工人们拿著的写有Naga3、公司首席执行官曾立强以董事长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

工会领袖们同时通过柬埔寨劳动仲裁委员会，尝试解决解雇及错误计算解雇补偿的问题。柬埔寨的劳动仲裁结果并无法律强制力，而且，此次仲裁委并没有对解雇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只是裁定金界娱乐城应该按照劳动法重新计算解雇赔偿机制。

可是，仲裁委的裁决颁布后，公司依旧没有调整任何一个工人的解雇待遇。

11月22日，工会宣布将会在12月18日开启罢工，并列出一系列诉求：短期合同工应享有所有劳工权益、处理一起涉及某楼层管理人员的性骚扰事件、重新考虑过往裁退工会成员的决定。

从12月21日起，公司、工会及政府代表会面商讨365名工人希望复职的问题。该次协商的讨论重点集中在重新雇用365名工人，以及重新计算5月份同意离职的员工的补偿。

工会主席Sithar被捕之前，曾在12月26日表示过谈判遇挫，由于协商空间有限，工人们的其余八项诉求更是无法在谈判中涉及。

Sithar在第一次被捕前表示：“罢工期间工人是拿不到工资的，我们也不想此次的罢工持续更长时间。”

为了赢得更多的大众关注，工人将罢工时间改到了夜晚，借著公司亮起赌场对面公园的节日灯饰开展抗议。工人们原本计划将罢工延续到跨年夜12点，不料当晚政府就在工会办公室外逮捕了九名工会成员。当地检察院在1月3日传唤九名工会领袖，尽管包括主席Sithar在内的六人已遭逮捕。

政府的介入

金边市政府和工会领导人在12月17日会面，尝试在最后关头阻止罢工。但是LRSU向媒体反映，由于金界娱乐城管理方并没有参与谈判，工会成员依旧投票通过了开展罢工的决定。

金边市法院警告罢工者，受雇员工参与罢工可能需要承担后果，而被辞退的工人可能需要承担法律后果。金边市政府12月18日也作出了类似的发言，声明罢工违反了柬埔寨有关和平示威的法律，参与罢工的人士亦未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尽管柬埔寨首相早已宣布社区传播的结束。

“我们很清楚这是一场罢工，我们遵守了所有相关法律程序。”Sithar在12月26日表示。政府尝试在会面中会面中威胁工会，官员们也告诉她，她的行为十分“固执”。

匿名脸书账号声称此次罢工由外国势力领导。劳动部发言人Heng Sour将这场罢工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警方亦在1月4日Sithar被捕前召开记者会，展示外国资金支持工会“动乱”的证据。

Sithar被捕前曾表示，官方如此表述罢工实在是“非常肮脏的手段”。“如果政府和劳动局没有能力解决纠纷，那就不要制造其他纠纷。现在这样做不仅不专业，对政府官员而言，这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金界娱乐城管理方仅出席了两次集体协商，这令工人方面十分失望。劳动部官员表示，劳动部出面有助于协调纠纷，Sithar却认为应该坐到谈判桌前的是公司而不是劳动部，管理方应该亲自听听工人们的诉求。

“我们很少听到公司的想法，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Sithar在被捕前说。

工会与工人

Sithar表示，公司不断针对工会成员。2019年至2020年期间，罢工中的诉求之一便是将Sithar复职，让她重新担任工会主席。

现在，仍然受雇的员工中已经没有工会领袖了，对于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一事，公司也并没有认真考虑。

金界娱乐城的荷官Noun Srey Net对自己作为工人的权益感到悲观。按照现阶段的排班，她一个月当值15天，收入少过从前，可工作量却从管理两张牌桌增加到八张。除了额外的工作量，要是在管理牌局中出了什么差错，她将面临被无薪假、被停工的后果。这一次的罢工，Noun Srey Net每天都有参与。

“工会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她说，“对于法律法规上，他们清楚得多。”

276名要求复职的工人之一Ry Sovandy也被检察院传唤、逮捕，事发前她表示，在娱乐城工作了15年，她慢慢成为了一位工会组织者，但她最想的还是恢复工作，因为她家人都要依赖她的收入。“我不想去其他的工作，”她说，“如果我去别的地方，那就等于从头开始了。”

Sithar认为金界娱乐城明显违反了劳动法，且针对LRSU的工会组织者及领袖。部分工会成员仍然在娱乐城工作，但公司已经辞退许多工会成员，大大削弱了工人的团结力量。

艺术家卧底港铁公司，揭地铁光鲜亮丽背后外判的不公和剥削

社区艺术家、 劳工研究员程展纬最近卧底港铁公司当清洁工，揭发港铁公司的外判清洁工时薪只有法定最低工资规定的港币（下同）37.5元/小时，工资远低于同行标准50.4元及生活工资水平57.4元，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人还要负责其他与清洁无关的工作。

2000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引入外判制度，即是通过"价低者得"招标的方式，让私营机构参与公共服务。从此公共屋苑商场以至公营机构的基层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承包。外判制度一直为人诟病。其中，清洁和保安行业尤为严重，他们往往需要大量加班，在私人市场的外判工时薪甚至不足40港元。

清洁工工作量大欠人手 厌恶工作令人难受

2021年10月，程展纬收到在港铁公司任职的清洁工人投诉，指清洁工只拿最低工资37.5元。程展纬之后应聘港铁公司清洁工人岗位，并于11月开始上岗工作。程所负责的是地铁线屯马线的清洁，每天下午3点至11点，他要到屯马线上不同的港铁站，负责地铁大厅清洁、更换垃圾袋，有时更要清洁洗手间。事情繁重遇上人手不足，程展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显径站这类只有月台和大厅而没有转车站被划分为小型车站，其总面积约9200平方米，工作量大，但清洁公司只会分派两个清洁工来负责整个站内的所有清洁工作。

程展纬发现，港铁公司的洗手间清洁人手严重不足。屯马线的客流量多达每日123万人次，但站台洗手间却没有设专属清洁工，而是由像程一样的“跑线”清洁工负责，“其实本身跑线的清洁工要负责大厅、月台清洁和更换垃圾袋等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程说：“最麻烦的是每周都会遇到三四次厕所马桶上堆满粪便，甚至厕所墙上都能黏上粪便。”

根据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指引，为确保公厕素质，每日使用量多于300人次的公厕就会被定为“高使用率公厕”，需要安排专职负责的清洁工。在港铁线上的这些公厕使用量远远高于300人次， 但因为港铁公司是私营企业, 他们便可以不听食环署的指引安排清洁工人，而港铁在清洁标书上也没有要求承办商要遵守食环署的指引。

程展纬更发现，有时跑线的清洁工友还要从事为站长买饭等与清洁无关的工作。据程所述，清洁工有时更像是港铁公司的杂工，有些站长会要求在港岛线工作的工人为他们跑到九龙去买饭，变相剥削这些工人的休息时间。清洁工人有时还因应需要在大型演习时协助搬运铁马护栏、帮助乘客解决问题。

清洁工人以恶劣的工作环境、庞大的工作量，却只能换来37.5元的时薪，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7000至8000元月薪。根据2021年统计署的报告，香港人月收入中位数是20000元，清洁工友的工资连中位数的一半都达不到。早在2018年，乐施会曾经结合香港人的住屋、衣食、交通需要等开支，推出“生活工资”的概念，即能满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水平（包括能满足均衡营养的饮食需要、合理的居住空间、适当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学习及医疗需要等）。2020年, 乐施会建议生活工资应为订为每小时57.4元，而目前清洁工人的待遇离生活工资还差得远。

记者会后程展纬被停工 港铁公司拒回应工人诉求

12月15日，身为工会研究员的程展纬连同清洁工人职工会及清洁服务业总工会召开记者会，批评港铁公司剥削工人、以极低工资聘请清洁工、以及港铁清洁工遭遇一系列不合理待遇，又展示了20多个工友握拳的相片，以显示工友争取权益的决心。但在记者会召开后的当天，他就接到外判公司永顺通知，指公司已聘请长工，取消了他未来一周的工作，程展纬实际上被停工。但港铁的清洁人手一向紧拙、之前从未有临时工一星期都不获安排工作。程展纬相信这和他公开抗议港铁有关。于是，他便引用香港法律《职工会条例》第十二章中防止歧视工会这一条向政府劳工处申诉。

根据《职工会条例》，任何雇员，均可享有权利： 参加职工会，成为职工会的会员或职员权利。雇主不得－阻止或阻吓雇员行使上述权利；因雇员行使上述权利而解雇、惩罚或歧视该雇员；在雇用条件中，规定雇员不可行使上述权利；雇主违反以上规定，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 10 万元。

程展纬在申诉时才发现，外判商根本没有把劳动合同的副本发一份给员工参考。程展纬指出，“我早在签合约时就要求外判商给我一份外判的劳工合约，但他们一直都没有给我。”由于没有劳工合约，程展纬在劳工处申诉的时间也因此被拖长。实际上，不只是程展纬，其他港铁外判的清洁工在签合约时外判商都没有给他们一份副本。在记者会之后8天，即12月22日，程展纬才拿到一份一张纸的合约副本。 但程展纬说，“我当时在合约上所签的名字就有十多个，合约长度至少有十多页。无论如何，没有给合约就已经犯法，这件事我已经向劳工处备案了。”程展纬指出，自己早前向工友查问有无合约副本时，发现清洁工行业中很多公司没有提供合约副本。早前更有媒体报道清洁公司疑用阴阳合同聘请员工，逃避法定的遣散费用。

根据香港法例第 57 章《雇佣条例》第 44(3) 条，凡雇佣合约为书面合约，雇主须在该合约签署后，或如该合约需经过生效程序，即在该程序完成后，立即向该人提供该合约副本一份。

法律规定虽然不错，但实际上，自条例在1990年代实施以来，迄今政府只提起过两宗检控，大部分没有合约副本的情况并没有由政府提起公诉或在司法层面得到解决。

程向劳工处申诉后，开始有媒体关注外判清洁工待遇之差，但港铁公司公关一直只愿意回应记者提问，在收到《明周》的提问后，更直接回复表示港铁公司一直关心清洁问题，和承办商有紧密沟通，探讨可改善的地方；却对工会和工人要求对话的声音视而不见、不作回应。

不透明的港铁 无从稽考的招标标准

政府近年对外判合约招标进行改革，试图改变过去完全“价低者得”的招标方式。针对清洁工人或保安等非技术工种，将工人工资的计分提高（评分分为价格和技术两部分，而技术中又有工人工资部分，占整体评分12.5%），并以47.5元时薪作为承诺工资，以期一定程度改善工人工资待遇。但以上市企业方式管理的港铁公司仍然按照最低工资37.5元的时薪来聘请清洁工人。当全港的清洁工人平均时薪达到50.4元时，港铁清洁工的月薪只有37.5元，远远落后于同业。按程展纬的说法，目前外判公司不只永顺一间，还有ISS，但他们聘用的清洁工工资都是按最低工资水平，意味著港铁公司在招标时很可能没有把工资这一项纳入招标计分。

除此以外，政府自己外判的清洁工有更清晰的防疫指引，也列明每日会为清洁工提供两个口罩，就每个岗位也有至少应分配多少工人的基本要求，确保有足够员工在站点工作。但港铁公司的清洁工人相比之下待遇就差很多。疫情之初，他们根本拿不到口罩，至今一年多以来，港铁清洁工人每天也只获发一个口罩；清洁工作缺人手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在接近9200平方米的显径车站只有两位清洁工从事清洁工作。而且，据程所述，当最低工资于2019年被上调之后，港铁就开始精简人手了，繁忙车站的人手至少由11位减到9位。

香港港铁公司是上市公司，并非直属政府的机构，其基层工人的福利保障远低于政府机构聘用的工人。然而，政府作为最大股东，对其有最终决定权，对港铁公司的招标准则、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健康权利等问题不应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港铁公司作为公共交通服务提供者，大众理应对招标、劳动标准等有知情权。

针对近日程展纬反应的清洁工待遇差，港铁公司的官方回复只有“公司一直严格管理与清洁承办商签订的服务合约”，看起来责任都是被外判的承包商来承担。不过，如果招标标准、承办合约不透明，反而会令人觉得港铁是在甩锅给承包商。如果港铁能够将涉及到公共利益有关的合约部分公开，可以令大家对港铁释除疑虑。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督促港铁将员工福利、工资水平纳入招标标准中，其次在和承办商签约后更应该实时监察与检讨调整员工福利待遇。    

香港清洁工人工会长路漫漫

12月15日记者会后，程展纬又收到有工友对他说有港铁公司的站长、外判公司管理层叫工人不要跟记者透露工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有几个清洁工人开始疏远程展纬。“这明显是因为上头施压所致，”程展纬说：“工人有自由向任何人、包括记者诉说自己的工作辛酸。我要求港铁公司应立即告诫外判商不要再阻止员工发声。”

程展纬这次的行动有点类似于工会策略之"salting"的尝试。所谓salting的做法起源于美国，是指工会成员为了组织工人，亲自到工作场所应聘并与普通工人从事一样的工作，籍此在工作场所中了解工人的状况并组织工人。程展纬此次卧底港铁工作，已成功将清洁工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呈现出来，并以媒体曝光的方式对港铁形成舆论压力。不过，就组织工人而言，单靠卧底揭露和记者会施压，显然还不能令雇主港铁公司愿意来到谈判桌上与工人对谈。

在解雇工人非常容易、集体谈判并非法定权利的香港，劳资双方走向集体谈判一向并非易事。不过，如果工人有组织、有策略，也有很多情况下工人能够对雇主施压，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回顾2018年，深水埗海丽邨的清洁工人因为被拖欠遣散费，工人团结一致集体行动，最后成功争取到遣散费，更令政府改革外判制度，推出新方案调整外判合约计分，使政府辖下外判工人的工资上涨。一个月多前，香港foodpanda外卖员也发起集体行动，配合舆论的发展成功使管理方答应谈判，最后争取到公司改善送餐app距离计算方法、在繁忙时间有工资补贴、公司承诺暂时停止下调单价等重大成果。

就港铁清洁工人而言，程展纬揭露出来的劳动状况只是第一步，但更根本的还是工人的组织和介入。工会当务之急是呼吁更多港铁清洁工人加入工会，向工人解释工会是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工会实力扩大，公司就不得不回到谈判桌，进而建立长久的谈判机制。

《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职场女性权益受何影响？

《妇女权益保障法》正进行第三次修正，其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正公开征集意见。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共修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从保障妇女平等接受教育，到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再到增强对女性的人格权益保护，从方方面面回应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将著重分析有关劳动权益的修改，包括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防治职场性骚扰、加强女职工民主管理等内容。

消除职场性别歧视

草案开首就将保障妇女权益、禁止性别歧视提升至国家层面：“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同时也从立法层面明确，“基于性别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的行为属“歧视妇女”，应被禁止。

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招录环节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包括：

限定男性或规定男性优先；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将限制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二十八条列明的就业性别歧视，也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组织劳动者进行平台用工。这将打击就业性别歧视的范围扩大至一些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雇佣情形，也有助于维护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权益。

我国广泛存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人权观察（HRW）调查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以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36000多份招聘广告，其中，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广告。《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制。 

早在2019年，人社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就对就业性别歧视有所规定，此次修订将效力提升至国家立法层面。

草案第二十九条进一步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妇女联合会等可以单独或联合约谈用人单位，并督促其限期纠正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除了聘用环节，草案也指明在怀孕、产假等期间保护女职工权益，有望缓解三孩政策下产假延长引发的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根据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调研，受家务劳动特别是生育影响，34.5%的女职工收入降低，24.2%升职机会被影响，17.7%职业中断，16.6%失去进修机会，16.3%产假后未能返回原岗位，7.8%社保中断。

草案特别修订了在女职工怀孕、产假、哺乳等期间工资和福利待遇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怀孕、产假、哺乳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或者哺乳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草案亦指明违反有关规定的用人单位将面临法律后果。第七十八条规定，对于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利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讼。第八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四条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在过去的就业性别歧视诉讼案件中，法院往往只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此类象征性罚款难以对雇主产生威慑作用。而草案中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虽高于以往的判决，但对于大企业来说，违法成本依旧偏低。更多有关职场性别歧视，可以参考中国劳工通讯《工作场所中的歧视》一文。

防治职场性骚扰，明确用人单位义务

草案列举了性骚扰的具体方式，包括：

具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文字、信息、语音、视频等；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的情形。

《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对性骚扰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草案明确界定性骚扰的具体方式，增强了禁止性骚扰条款的可操作性。

草案更进一步指出用人单位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方面的法律义务，包括制定反性骚扰规章制度、设置性骚扰处理机制，开展相关教育培训等具体措施。

增设的第五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措施。

同时，第五十二条也将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扩展至互联网平台用工的范畴。

性骚扰仍是困扰广大女职工的重要问题，但在我国仍未建立起防治性骚扰的机制。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6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单位没有防止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89.3%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培训、讲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法律义务，但缺少具体细则。此次修改草案，一方面为用人单位制定防止性骚扰制度建立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履行义务的具体标准。

就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具体措施而言，草案第五十二条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在企业防治性骚扰机构中设置女性成员比例；在保护当事人隐私以外，也保护当事人不受报复。

对于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律义务防治性骚扰，草案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将可能面临检察机关诉讼和行政处罚。根据修订草案第七十八条，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讼。草案第八十三条，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女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营造友好职场环境

女性职场参与是本次草案的新增内容：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组织女职工参与制定有关职工权益的规章制度以及其他有关女职工权益事项的协商议事活动。第十六条明确，职工代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的比例应当与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相适应。

这些修订在国家立法层面强调了女性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性职工总体占多数而管理层女性代表不足的行业，增加女职工代表比例，有助于增强女性的职场话语权。

根据草案第三十条，在劳动（聘用）合同中，应当加入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集体合同中应当包含男女平等和女职工权益保护相关内容。如前文所述，修订草案指明就业性别歧视和防治职场性骚扰条款也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用工范畴。为了进一步保护新就业形态的女性劳动者权益，建议将修订草案中女职工特殊保护及集体合同的有关条款也适用于平台用工。

此外，草案还在女职工健康、反家暴等方面作出了改善，为女职工提供更多支援。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定期为女职工开展妇科疾病、乳腺疾病等健康检查。第六十一条，鼓励用人单位按照合理比例配建男女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设施。第六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援助。第七十七条，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建设妇女权益保护服务热线，提供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咨询、帮助。

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也加强了公共监督。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年度报告中应当包含女性招录（聘）情况、职工性别比、管理层性别比等反映男女平等状况的信息。第七十四条，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工会在维护妇女权益上的职责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仅从原则上规定工会应当在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此次修订草案，对工会的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特别是在消除职场性别歧视方面，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

根据草案第二十九条，工会可以单独或者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约谈实行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并督促其限期纠正。对侵害女职工其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用人单位，工会可以通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手段督促其限期纠正。这在国家立法层面，为工会消除就业歧视工作打下法律基础。

早在2019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出版了《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指出工会应在打击歧视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不过，各级工会及工作人员仍需加强对各种形式的职场歧视的认知，制定切实可行的消除就业歧视工作计划。在2021年两起涉嫌残障歧视及年龄歧视的案例中，工会要么仍纠结于工会会员问题，要么对歧视熟视无睹，仍处于缺位状态。

此外，在上文所述加强民主管理、扩大女职工话语权、集体合同等方面，也需要工会的积极参与。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工作，有望成为工会加强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契机。

《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颁布以来再次迎来重大调整，修订草案尤其在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防治职场性骚扰、女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特殊劳动保护等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中国劳工通讯将继续关注法律的实际修订及后续施行状况。

珠海佳能800多人工厂停产，劳资双方协商补偿方案

日前，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停产，800多名工人面临失业。公司与工会及工人代表进行了补偿方案的协商，并公布了遣散方案。

1月12日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因近年来全球照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及新冠肺炎病毒长期肆虐，公司经营面临空前困难”，最终作出停止公司生产的艰难决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将努力提供高于法定标准的补偿方案，并与工会及员工代表共同协商遣散方案。

据早前报道，有前珠海佳能供应商接受媒体访问，称员工方面提出了2.8倍补偿方案，即劳动法规定的2.8倍进行补偿。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者月工资高于当地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珠海佳能于1月16日公布了《关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优待方案的公告》。优待方案的补偿包括五项：经济补偿金、按工龄分为三档特别慰劳金、按工龄分为七档的就业支援金、2022年特别津贴及春节慰问金。

其中，经济补偿金按照“N+1”标准计算，即工龄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月平均工资，加上一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代通知金。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三倍封顶限制以及经济补偿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公司表示优待方案不设定改上限。

特别慰劳金以14年为限，按工龄长短提供1倍到1.3倍的工龄补偿。加上其他项目，佳能提供的优待方案远高于法定标准。尤其对于长期服务的工人以及高薪的管理层来说，可以拿到较为丰厚的补偿。从社交媒体的讨论可以看到，许多网友认为方案颇为慷慨，比一般企业的补偿标准高。

不过，对于工龄长的员工来说，再就业也比年轻员工更为困难。珠海高新区管委会正在统筹安排面临遣散的874名员工的再就业事宜，据悉，目前有40多家企业提供出4500多个岗位。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已持续经营32年。高峰时期企业曾雇佣超过1万人，随著数码相机市场的萎缩，工厂规模不断缩小，到2020年底员工仅1300余人，目前只剩800多人。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佳能珠海曾是佳能的主要卡片数码相机生产地，是佳能目前在中国内地唯一一间数码相机生产基地。停产后，佳能会将生产线移回日本国内。佳能在中国的大连、中山、深圳及苏州仍设有主要生产复合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的工厂，这些工厂仍将继续运营。

企业官网发布的《佳能珠海2020年度环境报告书》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投资总额2.2亿美元，2020年实际生产镜片1229万片、数码照相机102.9万台、数码摄像机9.4万台。

随著智能手机的普及，数码相机市场受到极大冲击，早年就有其他日企的生产线撤离中国。2017年，尼康关闭了位于无锡的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2018年，奥林巴斯关停在深圳的相机生产厂。

制造业曾经是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中心，尤其当工厂突然关闭、合并或搬迁，工人往往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社保和经济补偿金。随著制造业迁移，工厂工人的抗议数量急剧下降。

2021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66起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抗议。其中，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引发数千名工人维权，要求合理赔偿。

此次佳能珠海停产，并未看到有关工人集体行动的报道，有关公司与工会的谈判详情亦未见报道。从公司官网了解到，佳能珠海工会成立近二十年，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模范职工之家、广东省及珠海市多个荣誉称号，下设9个基层分会，日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从公司1月12日发布停产公告，到16日公布遣散方案，仅仅历时4天，就达成了协商方案。但公司为其优待方案设下了有效期限——1月12日至1月23日17点。未在有效期限内与公司签署解除协议的员工，优待方案将不再适用，公司只支付“N+1”的经济补偿金。

设置期限意味著员工可能不得不接受当前方案。此外，《劳动合同法》亦规定了一些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例如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的女员工，以及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优待方案并未提及这些情况如何安排。员工方面对遣散方案的回应、不愿意接受方案的员工如何安置以及后续的再就业计划等，都需要企业工会在接下来数天里继续与公司进行协商。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工厂的生产经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这需要更强有力的工会在企业出现重大变化或生产经营困难时，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

工人集体行动逾千，城市物流、服务业抗议成焦点

去年一月，中国劳工通讯在回顾2020年的工人处境时，写道︰“中国工人阶级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著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 文末，我们提到“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复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 这个结论已经成真。 2021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1093起工人的罢工和抗议，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务业抗议成为焦点。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体行动中，建筑行业的抗议仍然占最多，虽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讨薪最多，有118起，涉及兴建商场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设相关的讨薪问题尤以恒大的债务危机特别受人关注。在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我们总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讨薪。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湖南、湖北、广西和云南等相对内陆的省份，工人因为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和五险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拨款而罢工抗议。

至于在2020年较多发生的基础建设工地讨薪，今年则只收录到35起，室内装修的讨薪同样较少，有21起。我们推测这与基建投资并未像2008年后一样急速增长相关。事实上，2020年疫情间，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2021年1月至11月间，中国电力、热力、燃气等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只增长了0.2和1.1%。与此相比，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由1月至8月间同比增长10.9%。建筑业的重心向住房和商业楼宇倾斜，使工人因层层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样向这些工地集中。

去年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是交通运输行业。其中，快递行业激烈竞争造成的网点倒闭和欠薪尤为严重，共录得189起事件。早于2020年，许多报道已经提到快递业内部重现激烈竞争。为应对新一轮的价格战，各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们的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欠薪。到了2021年，快递员讨薪的罢工事件全面爆发。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一度将部分网点派费压至低于1元，导致大部分快递企业加盟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少网点出现亏损和资金流问题。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这场价格战的牺牲品，他们停工、讨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们在快递行业看到资本竞争对工人的罔顾，出租车司机的情况则是持续在低迷的市场挣扎。由于中国内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复苏的苗头，出租车司机的生意没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则造成经营成本的上升。疫情后起伏不定的市场环境，令管理公司的压榨和网约车的竞争对司机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2021年，地图共收录了150起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机们集体上访、罢工、围堵网约车等事件层出不穷，参与人数往往超过数百人。与以往一样，司机们的的诉求仍然是成为独立个体户，落实经营权和产权两权合一，减少管理公司各种份子钱、注册费的压榨，以及确保市场的封闭性，然而现实对它们提出的挑战似乎愈来愈大。

工人集体行动愈来愈集中在以中产阶级新需求为基础的各类行业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闭的饭店、餐厅、健身房等讨要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去年政府打击教培机构后引发的连串倒闭和抗议。2021年，城市的服务业和教培机构的集体行动共录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经是工人抗议最炽热的制造业在2021年录得集体行动数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从2015、16年外资和大型私人企业的搬迁和关厂抗争逐步减少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抗议大多发生在中小型工厂，这些工厂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和同业竞争而面临订单减少，以及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出现营运困难。我们现时在这个行业看到的多是数十人规模的讨薪抗议。

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的工人集体行动持续下降，由2017年占比约20%下降至2021年约5%。相反，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大致维持不变，保持在15-20%之间，同时交通运输行业的抗议则持续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关注工人在新兴行业的诉求，另一方面，也不应因抗议的减少，而忽视在制造、采矿业的内部变化。事实上，制造和采矿业内部的自动化和科技发展，正在大幅改变工人劳动的条件和感受，同时威胁工人的生计，亟待发掘。

在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变动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也从地图的数据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调整。相比以往，集体行动中牵涉政府介入和劳资谈判的事件有所增加，总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录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动的事件则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显较以往少。这些政府的回应方式与去年一系列对平台经济、互联网、教育机构、房地产的规管似乎是一脉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门更积极地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同时，地图收集到的工会主动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极少数。

被抛弃的工人：生鲜平台裁员事件记录

两家中国生鲜电商平台1月中旬被曝深陷裁员和减员增效的泥潭。据《雷达财经》报道，美菜网的成都研发中心去年9月整体被裁撤，北京总部的产品研发、采购销售、财务等部门亦有50%及以上的裁员比例，涉及人员甚至包含二级部门及以上的中高层。到今年1月，一位自称美菜网离职员工爆料，继上次50%比例裁员后，美菜北京总部再裁减40%的人员，北京总部亦需要搬迁。

另一家平台叮咚买菜的一线从业人员则从去年10月开始出现批量离职，到去年12月算法等核心部门也开始裁员，现时内部人心惶惶。一位叮咚买菜员工在网上透露，该企业已开始大裁员，“采购50%，算法30%，运营30%，招聘10%-20%。其中裁员对象中，试用期员工成为重灾区，试用期6个月，在最后一个月下手裁员，还想尽量不给赔偿”。

生鲜电商平台最先裁员的多是一线外包配送员、分拣员和其他业务员。《财经天下》的报道提到，去年10至11月间，叮咚买菜在华南地区一地级市前置仓的一线人员缩减了20％。外包公司只是口头通知这些员工，让工人打包离开，工人拿不到赔偿，绩效工资也没有全发。碍于工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通过社交平台诉苦爆料，事情并未引起关注。

除了直接辞退员工，叮咚买菜也用尽各种方式逼迫工人，包括刻意让配送员难以完成业绩、扣减工人工资、强制休假等，务求让受不了的工人自行离职，让留下来的工人在严苛的条件继续劳动。

一位叮咚买菜员工向媒体表示，去年9月起，企业要求配送员人均每日完成66件订单，低于33单者需被扣减全天底薪，介乎33到66单者则算半天薪资。另有配送员表示，叮咚买菜去年10月的指标是每天跑100单，到今年1月的指标已增加至每天跑160单。公司同时要求工人“强制排休”，将休息天数由9天增至19天。又或者强制收到差评的工人休息。如此劳动要求，工人根本无法生存，但对叮咚买菜来说仍然有利，因为企业虽然压缩人手，却可以从提高劳动强度上确保从劳动力身上压榨价值。

裁员的规模现时已经由一线员工扩展至技术及管理等部门。对于这些工人，公司也没有手软。一名在叮咚买菜总部工作的员工指，他在转正前1个月被裁。上级领导起初表示无任何赔偿，更要他主动离职。这名员工拒绝该方案并跟人力资源等人员多次谈判后，才拿到半个多月的工资赔偿。即便拿到裁员赔偿的员工，方案亦只有N（按工作年资计算的经济补偿），没有N+1（代通知金）。一些员工计划进行集体仲裁。

“生鲜品天然的高损耗率、非标准化、毛利低，外加消费者价格敏感、客单价提升有瓶颈等因素，决定了生鲜电商是一门非常难赚钱的生意。”《连线insight》的报道提出的这些问题，意味著生鲜平台通常需要经历长时期的亏损，平台的竞争亦注定异常激烈，因而令一线员工更容易成为竞争的牺牲品。

自疫情以来，生鲜平台面临的市场竞争确实愈趋激烈，例如去年底，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向叮咚买菜宣战，推出“斩钉价”，称声要“斩钉截铁降价”。另一方面，则是社区团购平台的发展加速，威胁著现有生鲜电商平台的空间。这些新企业无论在供应链，还是用户上都与生鲜电商争夺资源。

针对生鲜平台的裁员和倒闭，中国劳工通讯暂时只收录到1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是陷入债务问题的社区团购平台十芸团员工在湖南省长沙市发起的抗议，要求公司发放拖欠的工资。虽然工人未广泛发起公开的抗议和集体行动，但我们不应忽视生鲜平台竞争下造成的种种工人失业和欠薪问题。随著平台进一步扩张，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生鲜平台很大概率会步上快递行业的价格战和网点倒闭之路，届时工人的不满也将同时爆发出来。

生鲜电商的裁员倒闭时间线

2021年4月30日，饿了么旗下B2B食材配送平台“有菜”宣布将于5月20日停止运营。

2021年8月23日，由于十荟团部分地区业务将与阿里巴巴社区电商事业群整合，多地业务关停，不少员工被公司裁员。十荟团的裁员情况此后不断延续。

2021年9月7日，橙心优选宣布将大面积收缩，业务规模由此前9大区31省缩减至3大区9省。

2021年10月20日，生鲜平台呆萝卜App发布停运公告，呆萝卜App停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各线下门店停止营业。

2021年1月12日，美菜网被爆总部搬迁及裁员40%，其中一位员工表示，美菜网一都直在裁员。另一家平台叮咚买菜的员工则透露企业开启大裁员。两家企业其后均回应指只是进行正常的组织调整与优化。

燃气事故频发，各行工人安全受威胁

中国近来燃气事故频发，其中不少发生在工地、餐馆、交通及燃气场站、工厂等工作场所，天然气管道泄漏燃爆、液化石油气瓶爆炸、煤气中毒……影响各行各业工人。企业重利轻安全，地方执法宽松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工会在保障工人安全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燃气事故数量从2017年的925起到2020年的615起，总体呈下降趋势。不过，2021年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有过千起燃气事故，其中包括近年伤亡最大的湖北十堰市的燃气爆炸。

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社区集贸市场发生一起重大燃爆事故。地下管道泄漏的燃气在事故建筑物下方聚集，遇到餐饮商户排油烟管道的火星，发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集贸市场一片狼藉。2021年下半年，辽宁省大连、沉阳等市以及其他省份也发生多起燃气事故。今年1月又发生一起重大燃气事故，重庆市一街道办事处食堂发生坍塌，疑似因食堂燃气泄漏燃爆。事件造成16死10伤。

燃气管道泄漏：施工问题与管道老化

2017至2021年，平均每年发生200多起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泄漏的燃气或在施工现场燃爆，或通过地下的密闭空间，进入附近场所、遇火源爆炸。比如湖北十堰市的事故，便是因燃气管道泄漏，燃气在集贸市场下方河道内的密闭空间聚集，遇火源爆炸。医院、餐馆、超市等地也曾因燃气管道泄漏而发生爆燃事故。

根据微信公众号燃气爆炸的燃爆事故新闻统计，“施工破坏”连续五年是管道泄漏事故的最重要原因。《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0、2021上半年）也显示，第三方施工破坏是主要原因。“第三方”指的是非燃气公司的建设公司，包括自来水管道、热力管道、电力管道、地铁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市政工程的施工方，他们在施工时不慎破坏地下燃气管道。

据界面新闻报道，赶工期、老旧小区施工队伍参差导致事故几率增加。一位燃气公司人士指出，很多老旧小区施工过程中，队伍没办法按照施工设计执行，有时为了赶工期再降低工程质量，导致地下管道被挖断等情况偶有发生，“例如自来水公司在挖路的过程中把燃气管道蹭破点皮儿，没造成危险就会赶紧埋了，就不吭气。”

另外，燃气公司的施工问题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许多工程存在多层分包、甚至违法分包给无施工资质者的情况。比如在2018年6月10日，中缅天然气输气管道晴隆县沙子镇段发生泄漏燃爆事故，造成1死23伤，直接原因是管道焊接工艺不严。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这个项目由中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三工程公司负责，却违法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王某，王某又将含事故段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同样无施工资质的李某。2021年10月21日，辽宁省沉阳市发生5死52伤的燃气事故。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员未将管道之间连接的零件有效密封。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这个工程由大连建工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建工）中标，但公司违法分包，允许贾某利用大连建工的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承揽工程。

管道老化、腐蚀也是重要原因。2021年湖北省十堰市的重大燃爆事件便是管道老化所致，同年辽宁省发生多起燃气事故，界面新闻报道指出，辽宁省多数城市燃气管网历史悠久，大量管网超期服役。2022年1月，中国应急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中国城镇使用燃气的人口近年大增，同时燃气管道大多是20年前建设，全国有10万公里城镇燃气管道老化 (占所有城镇燃气管道12%)，“十四五”期间将进行更新改造。

餐饮业事故

餐馆事故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管道泄漏，更常见的是餐馆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泄漏、遇火源爆炸。其中一个原因是用户使用不当，比如忘记关闭液化石油气瓶的瓶阀、使用的气瓶不符合规定等。另外，市面有售违法改装的过期液化石油气瓶，也有无资质的燃气燃具单位违规安装。2019年10月13日，江苏省无锡市的双乐小吃店发生一起液化石油气爆炸事故，造成9死10伤。原因包括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液化石油气钢瓶、软管脱落、燃气燃具单位无资质违规安装。

另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无色无味、不容易察觉其泄漏。燃气安全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天然气入户前会加入臭味剂，不过厨房气味复杂，未必能觉察。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过一名应急管理部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酒店、餐馆等经营性商家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相对较高，但机关、企业等单位内部食堂还没有强制要求。2022年1月7日，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的食堂发生坍塌，疑似食堂燃气泄漏燃爆导致。

运输事故

2020年，燃气运输相关事故数目是53起，2021上半年则有50起。从收集到的新闻案例来看，事故原因包括超速驾驶、长时间作业。

超速驾驶导致槽罐车侧翻、燃气泄漏爆炸是常见原因。2020年6月13日，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一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因超速驾驶导致翻侧、燃气泄漏爆炸，造成20死175伤。涉事企业负责人不具备安全资格证，也未按规定执行GPS动态监管制度。

企业忽视安全、要求长时间和高强度作业也是事故原因。2017年6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一辆运输石油液化气罐车在卸车作业过程中发生液化气泄漏、爆炸著火事故，造成10死9伤。当时卸车区已连续24小时作业，且有10余辆罐车同时进入卸车现场。涉事的金誉石化有限公司没有对装卸区进行风险评估，而且当时扩产后液化原料产品吞吐量增加三分之二，但企业仍全部采取罐车运输装卸，造成风险严重叠加。

此外，每年有数起到十数起的场站事故，多是在车辆充气时发生，不过资料不多。

工厂事故

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显示，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至3起工厂煤气泄漏事故。这些事故多发生在钢铁、冶炼等重工业工厂，多是因高炉作业或煤气管道泄漏导致。2021年9月27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因限电问题导致设备停机、煤气泄漏，共有23人与煤气接触反应，需送往医院救治。

其他工厂也因能源问题发生燃气事故。2017年12月19日，山东省潍坊市的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燃事故，造成7死4伤。起因是该车间匆忙“煤改气”，从燃煤热风炉切换到未经正规设计、未经验收的燃气热风炉后，燃气泄漏进入干燥系统、发生爆炸。2019年12月3日，北京市的京日东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4死10伤。起因是燃气管道的法兰垫片材质不佳，受液化石油气长期腐蚀，导致泄漏。

企业逐利、地方执法宽松

企业逐利而忽视安全是许多燃气事故的结构性原因，或是因节省成本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者，或是要求工人长时间和高强度作业。2021年6月湖北十堰市发生重大燃爆事故后，财新网做了一个专题报道，指出涉事企业中国燃气在收购十堰市项目后，没有更新改造管道，没有理会管道老化腐蚀、管道穿过地下密闭空间等安全隐患。

另外，中国燃气虽积极参与政府的“煤改气”项目，却不重视安全。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记录了这样一起案例：2017年9月，一班农民工为中国燃气位于天津蓟州区六个村庄的煤改气工程铺设输气管道。工人们反映，中国燃气涉嫌非法多层转包，导致工人工资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们担心，由于中国燃气公司从未发出过施工质量标准指引，煤改气工程用户将来在使用时，有潜在的安全隐患。

燃气事故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监管与执法“宽松软”的问题。据财新网报道，多名燃气行业人士称，业内基层待遇低、人员流动大，现有岗位上的人缺少经验或者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而地方燃气主管部门人力紧缺，对行业了解也有限，但下游基建复杂，监管难度并不小。因此，企业与政府监管在执行上都是流于形式。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去年11月发表《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整治燃气企业安全资质不符、工程分包、燃气管道维护不到位、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等方面问题。2022年1月，应急管理部也宣布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研究制定《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工会也应组织各地、各业工人，向工人宣传燃气安全资讯，让工人发现安全隐患并及时向工会通报，以便工会向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提出要求改善。若相关部门继续不采取措施做出改善，工会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

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企业家们正在抱怨他们自己创造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于两会提出《关于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的建议》，指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吸引大量年轻人就业，令他们不愿意去工厂，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建议年轻人多进工厂，少送外卖”的话题在微博登上热搜第一，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张兴海要求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却忽略了制造业工人基本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的现实，在制造业智能升级浪潮下，工人更进一步被排挤，而这些问题正是企业家自身造成的。

产业工人的流失和缺口

张兴海提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五年，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工人涌入新兴服务业，使快递从业人数2019年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则突破700万人。疫情其间，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加剧。张引述的数据称，2020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之前是产业工人。

多年来，不少工厂都抱怨用工短缺，不过以往工厂集中的多是技术工人的招聘问题，现在则是连一线工人都有缺口，难怪企业家的代表会这么紧张。去年，《中国青年报》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职校毕业生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各种原因当中，不满工人生活枯燥单一占比最高（61.9%），对工作前景不看好则排第二（61.04%），还有是觉得工作环境差（52.87%），工资低（40.01%）等。

张兴海的建议

指出现象后，张兴海对其原因的理解却大有问题：“制造业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作不体面等。如今工人主要以90后、00后年轻人为主，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自由，活得更自我，不愿意待在工厂里。”

注意，这里说的是对制造业的“印象”。事实上，张根本不认为有这个问题。他说，“产业互联网下，现在的制造业早已今非昔比，工作环境及收入已有明显提高”。因此，政府应该要“不断改善制造业就业环境，营造更佳的舆论环境，使全社会进一步关注、支持制造业，吸引、鼓励更多人才和有志青年投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换言之，问题出在人们的印象不准确。

张董事长还认为给工人的物质鼓励不能由企业出。他要求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比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对参与订单式生产的临时用工给予一定的收入补贴及保险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实施差异化人才政策支持等”。

言下之意：企业已经改善了情况，请政府引导好舆论，准备好工人，以及给钱让我们安抚工人。

工人的真实处境

究竟“收入已有明显提高”是否属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去年发表的一份《平台就业的生成机理、风险点及对策分析主报告》，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报告指，“在疫情冲击、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制造业企业步履维艰。尽管雇佣人数没有明显下降，工资却较2019年普遍急降1/4，至2021年上半年，这一状况仍无好转。工资的持续低迷和隐蔽性失业，加剧了工厂员工的流失”。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67.7%受访工人表示离职的原因是工资不高、37.7%人嫌活累，其后是淡季活少、时间不自由等问题。

不少制造业工人的基本工资都被厂方订得很低，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工资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饮食等开销已所剩无几。工人要赚到额外收入，几乎都是依靠大量的加班劳动。最近，一篇关于国内电子厂普工的文章提到，“基本工资其实也就2200-2400（元）样子，一个月五六千看起来还行，其实一个月休一两天，天天上班12小时，还是两班倒大夜班，周六周日上班12小时还扣一小时”。

当工厂处于旺季，工人要整个月接近全天候劳动，透支健康来换取额外的收入；但当工厂没有订单，又或处于淡季，工人则要面临生存困境，甚至直接被裁。对这样的工作条件（特别是疫情后极不稳定的订单）的不满，也是工人离开制造业的重要原因。

不少工厂为了解决招工难而使用的劳务外包，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以往，制造业企业曾广泛利用人力资源公司招聘劳务派遣工。2014年颁布《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后，企业又玩起劳务外包的新花样。透过直接将工厂的某个生产环节，如包装、质量检验等承包给人力资源公司，工厂绕过法律监管，降低用工成本，同时甩脱为工人缴纳社保、提供劳动保障和福利的企业责任。

现在，连一些人力资源公司都感受到缺工的严重性。其中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大家以前都习惯了大进大出，需要人的时候就拼命招，不需要人的时候就无情地把工人淘汰掉，根本不关心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对这样的企业，员工当然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 姑勿论发言是否真心，这位董事长明言缺工是企业自找︰“我们除了要想办法拓展招聘渠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如何去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学习成长，包括后勤保障、人文关怀"。

制造业今非昔比的是什么？

张兴海所谓的制造业“今非昔比”，并非工人的待遇有实质性的提高，而是说愈来愈多工厂变得更机械化和智能化。一位小康股份管理层人士接受采访时便证实，小康股份几年前在重庆两江新区投建的工厂有10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涂胶、装配等人工操作的工序环节已被智能机器人取代。

在制造业智能升级浪潮下，资本不断提升生产力的过程正在排挤和分化工人。一方面，企业需要更高技能要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谓收入和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大概是针对这些人）；另一方面，低技术工人对企业的重要性更低，企业愿意给这些工人支付的工资也相对愈来愈低。小康股份的财报显示，生产工人的占比近年来有所下滑。 2020年公司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职工数量合计为13238人，生产人员8654人，占比约65%；公司刚上市的2016年，其在职职工总数为9435人，生产人员为6448人，占比约68%。

可以说，张兴海这位企业家是在抱怨他所代表的资本自身创造出来的问题。资本累积一方面排挤劳动力、分解工人的技术，另一方面又不满工人转到其他行业。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它还要拿税收来作为留住工人的补贴。

工人的愤怒涌现，工会将行动起来吗？

张兴海真正的问题是将招工难怪在工人头上，完全撇清企业的责任。这种言论已激起了大量青年工人的不满。然而，理应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这些工人的感受毫不敏感，没有争取改变工人的不利处境。

事实上，当企业购买一批又一批的机器替换工人，工会应该要求它们为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训，阻止他们逐步解雇工人。当工厂压低工人的工资，订立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会应该提出反对，并与一线工人商讨，与企业展开谈判。到了工人加入新的平台经济，工会也应该将其组织起来，搜集工人面临的新问题。然而，工会在这些事情上都近乎缺席，没有起到团结工人争取权利的作用。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数年跟工会职员的对谈，官方工会仍然依靠企业组建工会，而非亲自组织工人。这套做法在提升工人的权利上已被经验证明收效甚微。不但一些私营企业拒绝建会，排斥工会介入。企业就算愿意建会，工会的涵盖范围也很难落实到不同地区或分公司，令工人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人将矛头指向企业家的同时，代表工人的官方工会也不是无辜的。工会应该主动行动起来，回应工人的不满。

工厂停工、外卖员露宿：新一轮疫情中的工人

中国新一轮疫情在过去一周迅速恶化，波及全国27个省市区，其中最严重的是吉林、广东、上海。新一波疫情浪潮下，劳动者权益和劳动保护状况令人担忧，零工经济的脆弱问题也再度凸显。

深圳于3月13日发布通告，决定一周内施行社区封闭管理，非必要企业停工或实行在家办公。广东东莞亦于3月14日宣布，社区、工厂企业、产业园区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受政策影响，广东不少工厂停工，许多原本在工厂外居住的工人被集中安置在工厂内，深圳更出现大量外卖骑手露宿街头。在上海，有护士被强逼在防护不足的情况下工作，并引发肢体冲突。

广东工厂停工 外送骑手“三和大神”露宿街头

有著1700万人口的深圳从本月14号到18号共封城5天，官方称经过两轮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盐田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实现动态清零。上述地区的企业、生产商等已于18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经营，公交、地铁恢复运行。值得关注的是深圳作为电子厂林立的经济重镇，封城措施对于工厂运作和工人的影响甚大，这或许也是深圳官方比预期更早在部分区解封的原因。

根据媒体报道，有数十家电子大厂应声停工，其中包括苹果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在深圳龙华、观澜等园区，还包括触控模块厂GIS-KY以及蓝思科技等。另外有媒体访问到深圳东莞的普通工人，他们说虽然当地大部分工厂停工，但很多小工厂会偷偷开工，不让员工打卡，防止被政府查到，但是一方面因为原材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很多工厂面临违约压力。网上流传一张东莞大朗纺织业企业的诉求建议书，表示去年12月以来两次封城，导致货物无法进出，订单大量取消，房租、工资压力巨大，提出让政府安排特定时间安全送货进出，并希望政府出面跟房东交涉减免租金。

另一方面不打卡就上班，工人也面临著工资可能无法发放、难以合法追讨的风险。住在厂外的工人被要求到厂内集中居住，居住条件有网有水电，吃饭喝水自理。有工人们表示因为过完年第一个月工资还可以，所以现在还可以维持，但如果长时间封城就只能找家里拿。网上有视频显示，东莞一工厂在厂房外的草地搭帐篷让员工休息，也有工厂就地取材，用胶板、纸皮搭地床，工人席地而睡。

更令人担忧的是官方不断推崇的“零工经济”之脆弱，这些零工经济的参与者都是“手停口停”的日结工人和外卖员。自从封城开始，面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很多住在深圳城中村里的外卖员都面对著艰难的抉择：村子被封了不敢回家，怕进去了出不来，不知道要等多少天才能再开工；于是他们只好无奈露宿街头，条件好一点的能睡在帐篷里，更多的则是一床被子几件厚衣服在天桥下过夜。一篇《昨夜，深圳骑手，无家可归》的文章在微信上刊出后随即被迅速删除。而深圳零工聚集区内的“三和大神”们，由于无工可开，网吧停业，只能睡在龙华汽车站。

上海医院无保障下强逼护士工作 防疫“志愿者”被层层压价

在上海，疫情防控则造成了生产安全问题。出现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前线员工竟然在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并引发肢体冲突。

3月13日晚间流出的抖音影片显示，由于该院几天前就出现阳性确诊患者，但院方未及时处置，导致医护与家属接连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又让没有防护装备的护士去照顾阳性患者。该院基本没有防护衣或负压舱设备，医生要求护士只戴口罩就“祼上”，导致医生和护士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网上也有爆料显示上海疫情期间“志愿者”工作的廉价，比如上海闵行区打地铺不包吃，中介扒皮之下仅仅220元一天。最便宜的还有所谓打包价，低到48小时740元。价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志愿者往往是在疫情来袭时临时招募，并没有经过劳动安全培训，而在招工的描述中又往往宣传“轻松工作”。实际上，此前西安疫情的一号病例，就是因为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防护服破裂，又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感染。一旦造成生产安全问题，除了对工人本身的安全造成伤害，也容易引起病毒的再次传播。

政治学者福山曾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些日子被很多中国人所引用。在中国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下，有多少普通劳工的权益被遗忘和侵犯，如何能最大限度减少这些问题，这是各级工会和政府需要思考和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