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编者注

这是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面摘抄其中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刘少奇解释，“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形，经过了最近十余年来的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之后，是有了一些变动，除开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不说外，有一些地区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的手中，例如四川及其他地区，地主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一些分散的。根据我们最近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来看，一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富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至十五，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富农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富农自耕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这种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按照土地改革法草案第一条所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

第二部分，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刘少奇认为,”土地改革法草案上规定应该没收和征收的土地是：（一）地主的土地；（二）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三）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四）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的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土地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土地。除此以外，富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一般不动，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人民自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动。

在这里，我们是容忍了小块的出租土地不加征收。这对于农村生产是有一些不利影响的，但没有大的不利。因为我们估计这种小块的出租土地总数，不超过耕地总数的百分之三至五。而照顾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少量土地者，乃是必要的。因为在中国对于失业及丧失劳动力的人员还没有社会保险，而这些土地很多又是各人劳动所得购置者，故保留这一部分土地，并由其继续出租或自耕，是有一些好处的。”

第三部分， 保存富农经济。刘少奇的态度是，“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的各项规定，其目的就是要保存富农经济，并在土地改革中，在政治上，中立富农，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便孤立地主阶级，团结全体人民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度。

为什么在过去的土地改革中我们曾经允许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我们现在又主张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呢？这主要的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经根本不同。

在过去，在两年以前，人民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还处在残酷的战争中，人民力量还处于相对的劣势，战争的胜负谁属还没有确定，一方面，富农还不相信人民能够胜利，他们还是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人民革命战争又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则是全国人民最高的利益，一切都是应该服从于它的。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允许了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并对地主的一切财产也加以没收，以便更多一些地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来参加和支援人民革命战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当时，如果在解放区没有一个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不能充分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就很难克服当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在的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蒋介石匪帮的最后灭亡已经毫无疑问，要求农民出兵役、出义务劳动这两项巨大任务已经完全没有了，出公粮一项任务也比过去减少一些了。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打台湾还是一项重大任务，但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力量去担负。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在过去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的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的是能够争取富农中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有利些。”

第四部分，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刘少奇表示，“在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时，对于乡村中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应当加以妥善处理。有一些人在土地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应多给他们一些土地，例如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有一些人是可以少分甚至可以不分土地的，例如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家住乡村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而有薪资收入者，家住乡村而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者等。这些人凡有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者不应分土地。但有些人不能经常维持生活，或不够维持生活，因此，应当分给他们若干土地，但可以少于农民所分得的土地。这些问题的适当处理，是要根据乡村中的和各人的具体情况，经过农民和这些人的协商与讨论来具体决定。

在土地改革法草案中所说的烈士家属，应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烈士的直系亲属及抗日阵亡将士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阵亡将士的直系亲属在内。烈士本人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分得一份土地，作为对于烈士家属的一种抚恤，是有必要的。

取有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的证明文件回到乡村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属，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样可以安插一部分失业工人，对社会是有利的。

乡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乡村中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要成为无业游民，扰乱社会治安，对人民极为不利。

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本人不得分给土地，以示惩罚。这些人，有些已经确定，有些尚待在土地改革中加以确定，应由地方人民政府加以审查，慎重处理。

依照土地改革法草案，所有规定收归国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如系无人经营管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应即派人管理经营之，不使其遭受破坏或荒废。如有人经营管理，在国家不需用这些土地时，可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之，但原经营者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如不需用这些土地时，必须交还给国家。

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如无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整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必须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坏。”

第五部分，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刘少奇强调，“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倚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协会应该成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应该成为土地改革中活动的中心。正派的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上面派到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工作干部，应该成为土地改革中的骨干。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省的高级领导机关应该与乡村中架通电话，与下级密切联系，并逐级派负责人或巡视团下去，切实地掌握运动的领导。从乡起，均应事先作成土地改革的步骤和计划，并呈报上级批准之后再执行。下级如有问题发生不能解决者，应报告上级请示，上级机关应即派人下去帮助解决。应该首先解决那些完全成熟、情况完全明了，关系最大多数人的主要问题，而把那些情况尚不明了、尚有争执的少数人的问题推到后来去解决，以免被少数人的难问题牵制多数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都是各级指导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所应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