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人道主义概论

什么是人道主义?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

长年以来，每每提起人道主义，人们以为那就是救死扶伤、人道救助或人道干涉，就是对人的苦难给与道德关注和物质纾困，是的，狭义人道主义就是这么定义。但是，今天我们纪念六四32周年，希望引起对广义人道主义的讨论，以提高对人道主义现代品质的认识。

本文没有能力去评价萨特和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哲学争论，也没有资格对詹姆斯和福柯所宣扬的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实质说三道四。本文只想沿著人道主义的价值内涵，探讨人道主义在反对极权主义斗争中的政治学意义。

什么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哲学，是以人为最终目的的价值理想。人道主义关心什么是人的本质，研究一切有关人的理念和思想法则，是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给予最大的关注的思想体系。

作为哲学观念，人道主义的内涵在思想层面追求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在政治层面追求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在经济层面追求人的利益、人的财产、人的所得；在社会生活层面追求人性发展、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人的自我实现。人道主义张扬人性的自由和个体的尊重。

作为伦理学，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尺度，用以衡量历史和现实、衡量思想和政治、衡量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乃至文学艺术作品究竟在何种程度以人为最终目的和在何种程度对人给予关怀。这种衡量因而有了美学意义。

作为一切普世价值最初的出发点，人道主义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基石。
自由：基于人生而自由，无论作为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人都应该是自由的；言说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
民主：基于每个人（公民）都具有参与国家事务和政治生活的权利，都具有参与国家管理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权力需要制衡，权力欲的膨胀需要监督，权力的贪婪需要遏制。
人权：基于天赋人权，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基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基于思想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公民权利对每个公民而言都是平等的，并且不可剥夺。
法制：基于任何人的自由和权利都需要得到保护，任何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伤害都需要得到惩罚。
因此，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无不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无不以人为最终目的。人道主义是普世价值的基石。

人道主义关怀个人命运，并越过民族命运，直接与人类的命运结合。人道主义站在人类历史和发展的大视野下，关注个体命运。不仅对人的苦难和生命危机给予人道救援和人道干涉，而且对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给予终极关怀。人道主义不仅致力于制止灾难，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政府。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人类的福祉，是世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是人类的命运。

人道主义的内涵包括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概念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一种人性启示和仁慈的生活哲学，英文都称作 humanism。广义人道主义将humanism 与 humanitarianism 合二为一,统称 humanitarianism。人本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极权主义是反人道，因此反对极权主义就是要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这里的逻辑再清楚不过。无论是在哲学领域，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人道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死敌。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反对独裁，反对恐惧，反对思想奴役，反对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没有比拿起人道主义这一武器更为有力，更为重要了。

在西方，从古希腊文明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到民主社会的建立，历经五千年，人道主义已溶进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溶进了音乐﹑绘画﹑雕塑﹑戏剧﹑文学和人文作品，溶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溶进了国家政治生活，也溶进了民族和国际交往，而成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准则。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成为了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基石；正因为如此，极权主义无法在西方生根。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土崩瓦加，但在东方，在中国，在朝鲜，在越南，依然在苟延残喘，这是为什么？这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基因。

令人困惑的是，不知从何理顺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良莠杂生，薰莸同器，玉石相混，是精华与糟粕共同的沉淀，从中究竟能否提炼出人道主义的基因？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究竟怎样呢﹖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霸道主义？还是王道主义？
极权主义？还是人道主义？
中国何去何从？这是中国知识精英长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能否抵制极权主义对一个民族的侵淫，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基因。西方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弥漫著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故极权主义难以在西方民族扎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苏联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东方民族，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人道主义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反对极权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智库能向我们提供什么启迪呢？

中国远古文化，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周易，都具有十分朴素的天人思想。余英时先生将“天人合一”分为“旧天人合一”和“新天人合一”。余先生说“旧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世界和鬼神世界在巫师的操作下通而为一”，“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道’与‘心’的合一。”，“两者同为‘人’寻求与‘天’的相通。”。但是并非谁都可以与天沟通，只有“普世人王”才可以。显然，这一追求重于天道，重于王道，而轻于人道，与现代人道主义似乎毫无关系。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霸道以强权称霸天下。历代智者和圣贤都推崇王道，并视其为完美的政治秩序。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说得是霸道以暴力开疆扩土，而王道则以德施以仁政。那么相比于暴政，仁政是不是更具人性呢？似乎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将仁视为天道，将仁作为人性的出发点，将仁作为人格修养的必须，在先秦时期，这毫无疑问具有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仁要求的仅仅是人的自我修炼，抑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约束，而不涉及什么是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而仁政，则是王者对庶民的恩惠，是帝王统治术的怀柔之举。这是仁和仁政的历史局限。

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孝、忠、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关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近似于宗教的理念。于个人，是作人的准则；于家庭，是伦理关系；于国家，是礼仪制度。人用仁来修炼自己以适应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故仁是外部世界或政治对人的要求，而不是人的内在要求。在以仁为精神核心的人文精神中，人自身的地位何在？仁没有回答。

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外向修炼，其核心思想可归结为一个“仁”字；孝、忠、勇，是人的内向修炼，可归结为一个“忠”字。儒家思想归结起来就这两个字：“仁”和“忠”，两者相辅相成。君主对百姓施以仁政，百姓则必须对君主报以忠诚。对王道绝对忠诚本是仁政的终极目的，如果君王不能回收忠诚，王道就会被霸道取而代之，那么“人”与“仁”就无缘了，“政”与“仁”也就无缘了。在鼓吹“仁”的时候，忽略了“忠”的封建涵义，多少有点忽悠的意思。

虽然儒家看重内在人格的完美，但在其将审美情趣和社会功利结合形成了入世哲学之后，其人格也就被王权所收买。面对权力，儒生们不得不以谄媚和犬儒的精神状态沦为王权的附庸。历经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此时人已没有尊严，而儒学已与朴素的人道精神渐行渐远。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亦步亦趋地为著极权主义在中国登堂入室作精心铺垫，中国的政治也随之越来越黑暗。

当极权主义进入中国，与王道主义狭路相逢时，王道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收编，要么摇身一变以霸道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流合污。此外难道还会有什么其他出路吗？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根本没有王道主义的地位。用王道主义来抗击极权主义，那就是一个笑话。

道家思想：崇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道被放在了相当高的地位。天地之间，宇宙之中，所有的规律都包含在道里了，地位卑微的人亦在道中。道家有一种消极的忧患意识，即忧而不为，忧虑而不作为。主张超脱于忧患，而取得心灵的安顿。道家虽说“无为无不为”，实际上“无为”之时为多。道家的悟性在于超脱社会功利，摆脱物性奴役，强调个性自由，主张出世和回归自然。但是隐居山林则多少是由于看透了人世间的丑恶之后而不作为，又怎能说那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故道家思想中既含有尊重人性的成分又含有压抑人性成分，因而是一种矛盾的人生哲学。

极权主义全面地控制著国民的社会生活。当道家遭遇极权主义的时候，靠著“无为而治”就能击败对手了吗？恰恰相反，极权会将道家一路追杀到深山老林也决不放过，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面对极权主义，空喊无欲、无为，而毫无还手之力的道家超脱得了吗？

墨家思想：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一“天下兼爱”的思想，未免带著很强的功利性，并且很直白地说：“故兼者，圣王之道也”。所以它是为“圣王”指出的一条大道。当然，作为哲学思想，“兼爱”具有非常强烈的平民色彩，主张“爱无差等”，爱人且爱己，强调平等的普遍的爱。尽管其并不含有现代人性和人权的概念，但与现代人道主义中的博爱思想较为接近。可惜“兼爱”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能成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基因，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王道和霸道与“兼爱”不兼容。

除去功利的部分，其实墨家的兼爱，颇有几分真诚。但与极权主义较量是靠真诚就能取胜的么？面对极权主义的邪恶，面对极权主义恐怖，墨家会显得过于天真。墨家思想早夭，在极权主义输入中国之前，就早早消声灭迹于东汉年间，它与极权主义连面都没有见过，又何以能为今天提供与极权主义斗争的思想武器呢？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墨家出于直觉的正义感，为了声张正义，敢于牺牲，敢于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或许这是今天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们，可以继承的精神品质。

法家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是名义上的，且多具装饰的成分。儒学通常被用来点缀皇权，或士大夫们用于自我包装。中国历代王朝均毫无例外地承袭了秦制。法家思想为中央极权提供理论根据，承认君王拥有绝对权力。以刑治国，因而它是血腥的，是霸道的集中体现，没有丝毫人道的成分。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本人遭秦制腰斩便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血腥的皇权总是需要‘仁慈’的儒学来点缀，所谓外儒内法。

王道是包装，霸道是内在。法家思想的实质是中国古典极权主义。在法家身上，极权主义找到了臭气相投的共同基因：焚书，坑儒，对社会作全面控制。极权主义在中国需要一点包装，而法家能满足这一点，即为极权主义穿上王道的外衣。

由此，面对极权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智库所能提供的思想武器不多，孔子的仁爱也好，墨子的兼爱也好，虽然具有人文的含义：良知和向善，但在这里，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是一个被施以仁和爱的受体。个体在老子那里得到的尊重则略多一些，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消极压抑的个体。在现代人道主义的概念中，人是出发点，人是主体，人是本位。这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

当代新儒家鼓吹王道主义，单凭“忠诚”这一点，王道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革诉求。王道不是中国的前途。现代的政治改革，应告别王道主义，不仅因为“王道”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学词汇，而且因为王道改革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已经70多年后的今天多多少少显得有点伪善。

王道立足于“王”，人道立足于“人“，这是本质的不同。现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与霸道之争，而是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在这块缺失人道主义思想的贫瘠土壤上反对极权主义何其艰难。三千年的王道与霸道的交替，禁锢人性的发展，扼杀人的尊严，使人道主义至今不得在中国生根，实在是因为思想土壤过于贫乏的缘故。为王者，霸权在手，王鞭在握；为民者，如牛马生畜，无有尊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对王道和霸道所表现出的软弱﹑依附﹑被动﹑缺乏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在思想建树中必定流露无所事事的悲哀。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给与人们的启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不论是王道还是霸道，都不可能为现代国民开拓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即便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但它毕竟是站在君王的立场，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它与现代人道主义的理念，从人出发的立场，对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有著相当的差距。

王道主义可能与人道主义同行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历史一定会抛弃王道主义而拥抱人道主义。在儒家文化的世界里，没有人道主义的位置；但在人道主义的世界里，可以包含儒家的文化。

反对极权主义，要警惕现代极权主义与中国古典极权主义秦制的结合。

反对极权主义，世界近代思想智库能提供什么启迪呢？这就是人道主义。只有人道主义才有力量与极权主义全面较量。

当中国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认同儒家回归和王道理念的时候，不得不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

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人道主义是检验任何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变革，是否以人为最终目的的基本伦理和价值尺度。

改革自古有之，春秋时期有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秦汉时期有始皇变制、汉武推恩；唐宋时期有唐太宗新制、王安石变法；到了近代，制度改革更为频繁，如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这些改革，有霸道的，有王道的，但都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必须为皇权所能容忍；一旦改革触犯了皇权利益，改革便夭折，改革家便成为牺牲品。

当中国历史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改革的上述命运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六四之后的政治家们，在任何辩白和掩饰都遭到失败之后，便企图利用所谓的改革去淡化去对冲他们在六四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企图以改革之果来赎屠杀之罪。邓小平忽而扮演魔鬼，忽而扮演天使。一个被用来反证发生在1989的屠杀有理的改革，实质是维护一党专制。从维护一党生存的私利出发，从维护权贵资本的利益出发，把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加剧著中国社会的撕裂和非正义，那是反人道主义的改革。虽然经济改革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仍然无法抹去邓小平改革的血腥性。不管他怎么改，他在人民的头上，都悬著一把暴力之剑。

同样被称之为改革家，邓小平在一片鼓躁声中，被封以"总设计师"之桂冠；而真正的改革家赵紫阳则被剥夺了改革的权利，在监禁和郁闷中辞世。中国的改革家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的命运？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赵紫阳实行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改革。但是，邓小平又不得不利用赵紫阳，而赵紫阳也不得不仰仗邓小平，中国残酷的现实政治把霸道、王道和人道强扭在一起，使得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和思想层面发生严重错位，并最终酿成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是以切实改变旧有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从八十年代由胡耀邦领导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论战开始，并在赵紫阳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以贯彻，从而使农民﹑工人和市民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经济上获得利益。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对违反人道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思路。胡赵的改革是一条从人道主义出发，又回归到人道主义的改革之路。

但是，中国的制度，只容得邓小平的改革，不容得赵紫阳的改革﹔只容得王道改革，不容得人道改革。说来说去，关键是这个制度本身就不是一个人道的制度。因此，但凡巩固王道制度的改革就放行，但凡削弱王道制度的改革就要扼杀。历史上，象“戊戌变法”这类维护王道的改革甚至都不为大清所容，何况其他。赵紫阳改革的悲剧乃是制度使然。

人道主义是任何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低出发点。不同的社会变革可能有著不同的政治个性，价值个性，和思想个性，并且有著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如果它抛弃人道主义，它就一定至少是虚伪的，甚至是反历史反人民的。邓小平的改革正是如此。

作为引领改革前进的领导者，胡耀邦﹑赵紫阳的人格随著改革的深化，而向著人道主义转换。他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人民。正因为胡耀邦的人格中有著人道主义的倾向，和对人民的命运发自肺腑的关切，所以人民才爱戴他，并在他身后悼念他。正因为赵紫阳的人格在改革中完成了由马列主义者向人道主义者的转换，所以他才具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拒绝以人民流血来换取“稳定”﹔所以他才有足够的政治胆略，呼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以个人的政治生命去赌注广场的人道主义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与后人的启迪是：人道主义既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启动改革的最低出发点，也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人格转变的起点，是他们与共产党理论价值决裂的起点。人道主义是任何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人格的基点。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改革家。

进入极权主义时代之后，即便是王道改革的愿望也都成为了痴心妄想，更无须说人道改革。极权主义拒绝一切改革，因为它已经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到处莺歌燕舞，到处是颂圣的靡靡之音，因而它不需要任何改革。极权主义就是以恐惧制造“完美”。

但是，它忽略了蕴藏在人们心底的人道主义。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的鄙视，它忽略了人们在心底对极权主义倒行逆施的彻底憎恶。当然，它也忽略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性社会的渴望，对美的追求。

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党内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共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军队没有哗变，人们沉默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依然是人们内心酝酿已久的人道主义，因为人们认识到，解散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结局。任何变革，不论如何痛苦，只要它是人道主义的，就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实现。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对于下一轮政治改革的思想准备一刻也不应该放弃。呼唤中共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呼唤胡耀邦，赵紫阳式的政治家出现。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内的理性力量，正义力量和人道力量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之一。

中国的命运绝非寄托在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身上，但是中共党内的变革力量，可以减轻阵痛，提前结束黑暗。既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政治人物，那么在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就可能再次涌现。前提是改革家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人格力量,前提是国民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底气。

让我们拭目以待。

（四）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中国正向著极权主义回归，并且借助著科技的力量而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残忍。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期待一再落空和失望。但是，历史巨变的地火在升腾，政治突变随时可能发生。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决战的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极权主义是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霸道主义）结合的产物。由于文化基因的相似，霸道主义与王道主义之间可以很容易就发生切换，也就是说中国极权主义有时会切换为列宁主义与王道主义的结合，使得其嘴脸更具欺骗性，而其极权主义的本质不变。因此面对极权主义回归不能对王道主义存在幻想，中国没有理由重韬历史复辙。

反对极权主义的同时必须坚持反对王道主义。王道立足于“王”，人道立足于“人“，这是本质的不同。现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与霸道之争，而是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习近平在百年党庆上的发言，是一份中国极权主义宣言。表达了中共坚决走极权主义道路和坚持极权主义制度的决心。此乃中国之大不幸。

中共百年党庆所展示的极权主义特征：党天下，可谓登峰造极。海外媒体《纵览中国》将其描述为“法西斯式的森严庆典”。不仅管制通往北京的航行和车辆，甚至实行区域封网和断邮，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具有传统极权主义的特征，而且具有习近平极权主义的特色：他提升极权主义，深化极权主义，回归毛泽东时代。他将极权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库中的霸道主义结合，为王不仁。他的人格起点太低。他在中国实行专制独裁，倒行逆施，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他走不远。

为了这个庆典，习近平已经作了多年的极权主义铺垫：极权主义恐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简而言之，习近平鼓吹的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的实质乃是独裁，党国，和奴化。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极权主义在早期使用群体枪决来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极权主义在中期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失去政治、经济、信仰，言论的权利。令人们陷于被迫害的恐惧之中。
极权主义在后期则控制人的思想，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令反抗力量几乎从所有领域消失。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所谓“零阻抗”的状态，标志著极权主义已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时期，而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符合这一特点，它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马克思主义会假惺惺地利用人道主义作幌子，但中国极权主义似乎连这一点都不需要。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将人道主义划归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并将其作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而进行摧毁。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从表面上看，总是人道主义呈现弱势，而极权主义呈现强势。但是，从苏联解体，可以看出，人道主义的力量一旦爆发，极权主义的大厦便立即土崩瓦解轰然倒塌。竟然这么简单。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宣布解散苏共，解散苏维埃时，人民和军队给与了默许。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

在人们心里广为播种人道主义的力量是何其重要！播种人道主义，这是决战极权主义的必胜利剑，它在人们心底产生反抗的力量。表面上，社会一片歌舞升平，但人道主义在人们心里孕育著反抗的烈焰，就如地火奔腾，随时可能喷发。

人类走向何处？是走向奴役，还是走向自由？走向极权主义，还是走向人道主义？当然是走向自由，走向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决战。一个以人为出发点的社会，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前提的社会才称的上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而以奴役人为前提，以钳制人的思想为前提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野蛮的社会。铲除极权主义这个野蛮社会的根源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使命。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决战。人道主义的使命乃是消除人类的苦难，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极权主义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铲除极权主义这个人类苦难的根源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使命。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关系到人类自由的决战。人道主义是公民争取自由、尊严和权利的伦理和道德前提。每一次自由、尊严和权利理论的深化，都源于对人道主义理解的深化。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制度才是一个正义的制度。极权主义的制度是剥夺人自由的非人道的制度。铲除极权主义这个非人道的制度并建立一个正义的制度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使命。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因为它是关系人类尊严的决战。现代政治制度必须以“人”为出发点，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杆，是看其对于“人”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令人更有尊严地活著。人道主义张扬人性的自由，个体的尊重，追求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地位和人的利益。极权主义则剥夺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财产，将人彻底奴化。被奴化的人，不是大写的人。铲除极权主义这个毁灭人类尊严的恶魔制度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使命。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决战的时刻正在到来。人们期望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和平的方式便是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革。所谓彻底，那就是改革必须全方位地基于人道主义，而不是王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一个人性制度的伦理基础。任何制度的改革必须以人为出发点。任何制度的改革只有当其基于人道主义时才是真正的改革。中国的国民已经不再相信除了人道主义，其他任何主义能为他们带来彻底的变革。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没有给人们以政治改革的期望，但是历史的逻辑一定会。

人道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天敌。每次自由民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都意味著人道主义的胜利。在德国如此，在苏联如此，在东欧如此。中国正面临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决战的前夜。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无不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无不以人为最终目的，可以预言：人道主义一定能战胜极权主义。

萨特认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拥有完美的人生，而在于勇敢地直面人生的种种挫折，困难和逆境，并善于战胜它们，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才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我们面对极权主义，我们不需要哭诉自己的不幸，不需要抱怨自己没有尊严，而是要奋起，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加入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

在一切领域播种人道主义，在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教育等等一切领域播种人道主义！

播种人道主义！

播种人道主义！！

播种人道主义！！！

极权主义概论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的时间，在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人道灾难。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二十年前，当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坚定地选择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但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走向共和？还是走向极权？一百年来一直依然是萦绕在中国人脑际的问题。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前仆后继地坚持著走向共和的道路，并最终在台湾建立了共和体制；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步亦趋一脉相承地坚持著走向极权的道路，并最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极权体制。

阿伦特在其成名作《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通过对现代政治的宏观分析给出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范本：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国家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国家。她以这两个国家所经历的人道和政治灾难作为政治观察的出发点，归纳出传统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是：(1) 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2) 实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3）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盘效仿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

- 在毛泽东时代初期，极权主义以杀戮生命、消灭生命和没收私有财产为主要使命，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这个时期，治国以镇压敌对势力并使用恐怖手段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中期，极权主义以禁锢思想和推动公有化为主，中共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党外的反右运动、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还有四清运动。这时期，治国以清除异己分子，剥夺话语权和灌输意识形态为主；
- 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极权主义以消灭个体思想，推行思想奴化主义为主，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的极权主义也相对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时期，治国以个人迷信、谎言和思想煽动为主。

极权主义的治国之道就是不间断地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以一波又一波地政治浪潮将人们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无法喘息最终不得不跟著一起沉浮。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引发了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被杀戮，被肃整和被饿死的人无以计数。

胡耀邦和赵紫阳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并试图引导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回归，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因而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始终还是极权主义的。当邓小平，这个协助毛泽东创建极权主义体制的帮凶，当时的极权主义掌门人，便轻而易举地利用“六·四”屠杀粉碎了威权主义回归的幻想，以极权主义的铁拳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堵死了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六·四”屠杀是中共在和平时期动用正规武装力量屠杀人民的罕见的极权主义罪恶。

邓小平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意识到“六·四”屠杀将使他终身背负骂名时，他可能意识到胡赵的威权主义道路未必不可取，从他废除党内终身制，提倡党内集体领导看来，他并不反对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即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个人迷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遏制了极权主义的进程，从而为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开创一个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时代预备了条件。

江泽民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为极权主义的存在寻找理论基础。然而他残酷地镇压了法轮功，为中共极权主义历史记下了浓重的一笔罪恶。

胡锦涛发明了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试图为极权主义开创一个以谎言奠基科学的时代；但是，他残酷地镇压了民主知识分子发动的“零八宪章”运动，并迫害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这不仅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固守僵尸的决心，也令人们看清了极权主义恐惧的制造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决绝。

习近平创建了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明显缺乏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选择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乃是出于其红二代不忘初心的本能；他甚至走得比毛还要远。他不仅继承了毛的传统极权主义：强制灌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极权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并且借助科技的进步，利用信息时代下的特殊手段将极权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 利用“防火墙”将中国建成一个封闭的信息体系，全面封锁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信息；
- 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人民于恐惧之中；
- 利用“脸相识别技术”记录国民的喜怒哀乐，并将其翻译成政治术语，作为呈堂供证迫害国民的工具。
- 建立起信息时代全新的权力概念，不仅依靠庞大的秘密警察和街道的红色大妈，而且依靠黑客手段以便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动态以及更深层的反抗，将对党内和党外的监控微观化。
- 利用网络和媒体神化领袖不可抗拒的地位和绝对权威，将领袖视作党的化身，推动领袖的权力恶性膨胀，操纵政府，包揽大权。习近平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当年。
- 利用反腐，消灭异己，任人为亲，逆向选拔，从而建立一个簇拥在领袖身边的特权阶层和太监阶层。这些人愚蠢，奸诈，腐败，除了祸国殃民，别无它能。高新养腐，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人大，在政协都充斥著这样那样形形色色唯命是从拿著高薪不务正业的庸才。
- 知识分子被整体犬儒化，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人性曲扭现象。人不能自由地思考、言说和行动，原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但如今知识分子已不再以犬儒的身份为耻，而是甘之如饴。极权主义成功地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 建立并丰富了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文化，毁灭了基本人性。把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培养成清一色的颂圣之徒，张嘴必称“习近平“。
- 鼓励告密原本就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是将培养告密者纳入基本国策，却是一种“创新”。在学校，在街道，在事业单位，在企业，推动告密文化，从孩子抓起，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一个个小告密者。

统一思想：极权主义下的思想控制

有人将邓小平– 胡温时代称为后极权主义时代，由于政治体制的贯性，中国的极权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极权主义的轨道，只是在血腥的六四屠杀之后，变得相对温和而已，否则习近平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向著毛时代回归。习时代并非如后极权时代特征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靠惯性在运转，也并非如苏联东欧极权主义那样在垮台时“原动力已经衰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权主义有了充裕的经济基础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实力，科技的发展向极权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人不是大工业生产培养出来的远见卓识者，而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熏陶下培养出来的目光短浅的农民，天然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局限性；这些都使得习近平完善极权主义有了可能。

如果阿伦特还活著，她一定会将当下的中国归入她极权主义的范式，与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并列。习近平不能容忍任何党内异议的声音，取消了任期制，实质上就已经踏上了完善极权主义的征途。

极权主义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邻域渗透并对国民实行全面控制：

权力结构：一人独大，一人独裁。一人之下皆奴才。

政治体制：仅存一个全能的政党。政党外部，没有第二个政党；政党内部，没有第二个派别。政治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

领袖：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领袖具有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威。国民无不患上领袖崇拜妄想症。继承和发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传统，身著皇帝新衣而不自知。

政党：政党高于宪法，领袖高于政党；党藐视法律，党就是法。

国家：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恐怖，政体的本质就是恐怖。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废除自由。国家是党的私有财产，不属于国民。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实施恐怖统治和全面控制。国家暴力可以让一切它不喜欢的人立即消失。

政府：它不是国民意志的象征，而是党权的外部装饰，是受党操纵的虚设机构。

宪法：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国民没有自由言说的权利，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所谓宪法，不过一纸空文。

法律：极权主义藐视法律。极权主义之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恐怖统治，不须要法律，恐怖替代了法律。

司法：依据党的意志判案。党说有罪，无罪也有罪；党说没罪，有罪也没罪。党说要抓人，没罪也要抓；党说不抓人，有罪也逍遥。司法是党打击异己镇压民众的手段，是制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源头。

监狱：是使用暴力摧毁人的意志的屠宰场。是关押政治异见者、政治反对派、思想犯、维权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
政治：与宪政无缘。在宏大的谎言叙事里，没有一丝丝人性。

意识形态：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大成。意识形态成为主要统治手段。

思想：思想有罪，思想者有罪，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一切与党不一致的思想皆为异端。极权主义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尊严，禁止人们自由地言说和思考。它要求个体成员对领袖对党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忠诚。它通过强制的思想灌输以曲扭人性。但是，统治者的思想却是一片死水枯源。

终极理想：极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疆域内获得革命成功，而是追求革命在全球范围的胜利，最后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一个征服和统治世界的极权政府。

外交：战狼式外交，收买式外交，输出革命，渗透各国，向世界呈现本政府最恶劣、最无知、最泼赖、最无礼的形象。
媒体：扮演极权主义喉舌，以千百次地重复谎言并使之变为“真理”为己任。

宗教：极权主义批判一切宗教，诋毁宗教，消灭宗教，砸烂教堂，取缔教会，抓捕神职人员。宗教若要在中国生存，必须在其内部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比如佛教协会党支部，基督教协会党支部。和尚尼姑要入党，念佛经，必须先读党史。

经济制度：崇尚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财富向红二代手中聚集，对经济实行中央控制。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故民营企业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将不被容忍。当下的国进民退合乎极权主义逻辑。

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防火墙，摄像头和脸部识别系统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内涵，人们生活在窒息中。

公民社会：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公民社会成长的土壤。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选举权，因而没有正真意义上的公民，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公民意识体现在国民的维权运动中，而维权运动大都逃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

哲学：死了，主要用于欺骗。当哲学揣摩权力的意志，跟随权力的意志，以造神为己任，哲学就变成了一具僵尸。当其为极权主义的存在编造哲学基础，摧毁传统的人文、伦理和道德，哲学已沦为权力的帮凶。

艺术：死了，主要用于撒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服从极权主义美学和审美需要。

教育：死了，主要用于培养没有人格的接班人。人被塑造成“分子化”的个人，分子与分子之间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就像是“一个人”，以便构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化：颂圣文化，指鹿为马的文化，编纂伪史的文化，剽窃他人成果的文化，迫害维权的文化，强拆文化，遏阻上访的文化，吃回扣文化，送礼收礼的文化，还有干爹文化，再加共同情妇文化，……，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都是些鼓励一个民族堕落的文化，而不是上升的文化。

阶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发言权。农民阶级更是土崩瓦解，分裂为农民工阶级和留守阶级。工人和农民，在名义上，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清除出了国家管理体系。把某个阶级定义为劣等或黑类然后将其整体消灭是极权主义的传统。

民族：以汉化政策为导向，灭绝种族文字，种族文化。尤其是对维吾尔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时而鼓励生育，时而控制生育，时而又开放生育，粗暴干涉国民的私人生活领域。

知识分子：除少数脊梁未弯的，大都没有了风骨，自我阉割，集体堕落，没有良心、缺乏善良、毫无勇气，甘为犬儒。这是一群经不起利益收买和名利收买的毫无廉耻之徒，这里是一片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行动能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买傻的麻木的荒漠。

干部：这是一群在逆向淘汰机制下混入国家干部队伍的投机分子们。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鄙视公众，谄媚上级，溜须拍马，胸无正义，甘为极权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全面干涉的程度，标志著极权主义的成熟度。习近平治下的极权主义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即便如此，极权主义后期，依然少不了有人秘密失踪。无论极权政府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导致国民坠入人道灾难的深渊。

在1950-1952年间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多达158万，被管制的多达120万。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保守的估计）：被捕的总人数多达260万，被枪决的约71.2万（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两倍）。所谓敌对势力基本被杀光。

在1950-1953年间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血腥和暴力，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具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 (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7 - 15倍)。从此，私人无土地。

在1951-1952年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工商企业者和大小资本家均被肃整，无人幸免。被迫自杀者众，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仅上海一地，在运动初期的头两个月内，就有876人自杀。从此，私人无资本。

在1951-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方阵亡人数在100万左右。这些年轻的生命被葬送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

在1955年发动的肃反运动中，据解密档案公布，大约140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5.3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序曲。

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中央政治局给出的数字是大约317万‘右派’遭受迫害；但1978年“平反”时，只有55万人被摘帽，其中262万人神秘消失，不知去向。知识阶层遭到残酷批判和迫害，反右扩大化，不堪侮辱而自杀者众，被迫害至死者众。被劳改，被发配到边缘地区者，命运更加悲惨，客死他乡者众。从此，党外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万之多。从此党内无人敢讲真话。

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大饥荒中，由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在1500 – 5500 万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单单四川一个省就饿死1250万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将近30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披露是4000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4600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5500万。荷兰历史学家冯客认为是4500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是4000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3000-5000万之间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00倍以上）。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为甚。这是一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错误政策所造成。

在1964-1965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中，共有530万基层干部被整，77.5万人被整死逼死（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2倍以上）。中共以此残酷的斗争手法来巩固其在基层的统治。

被中共政权杀害后还要索取5分钱子弹费的林昭

在1966-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死刑、武斗、私刑、自杀、大屠杀和批斗致死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约在170万 至2000万不等（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6 - 60倍以上）。据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费正清估计被迫害者大约100万，而丁抒教授估计在200万左右。来自中共官方的数字通常偏低，但已足够触目惊心。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内蒙古内人党屠杀事件、广东文革集体屠杀事件、云南沙甸屠杀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北京文革屠杀事件（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比如大兴屠杀，昌平屠杀）、江西瑞金屠杀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上述文革式屠杀中被害的人大约有16-30万（相当于日军南京大屠杀）。

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中，武装部队与北京市民和学生正面对峙，以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借口，将坦克从学生身上碾过，用机枪向著人群扫射，造成大量伤亡。但由于官方拒绝提供死亡人数资料，各界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出入较大。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万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英国国家档案解密文件也显示大约有1万名平民死亡。而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死者名单，至今只有202人，不过这是确有其名其亡的在案记录。在成都，至少有300名市民和学生在抗议中丧生。

林仁富：被坦克碾死；董晓军：被坦克碾死；王培文：被坦克碾死；田道民：被坦克碾死； 龚纪芳：女，被坦克碾死……
吴国锋：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近距离射击致死；
王卫萍：女，颈部动脉中弹而亡；
罗维：肾、脾、十二指肠全部被子弹炸坏，死亡；
李浩成：被击中肝部，死亡；
杜光旭：被击中太阳穴，死亡；
袁力：子弹将胸部穿透，死亡……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是六四屠杀的见证者，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都将以历史的悲苍感召后人。

六四过去已经32年了，政府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六四难属的生活状况。癌症，正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在六四难属这个群体中，癌症并发率之高，极其惊人。至2021年年中的统计，三十一年来在180多人的难属群体中已有62人病故，多数被诊断出癌症。发生在六四难属身上的病变，绝非仅仅是生理细胞的病变，而是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引起的病变，精神长期受到到打击引起的病变。亲情损失长期得不到补偿，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尊重，拮据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歧视长期得不到缓解，不治之症当然就长驱直入了。痛哉！正是这个制度的癌症在无情地剥夺六四难属们的生命。

1999年，公安正式取缔法轮功，并绑架和拘留法轮功学员。在监狱，法轮功学员是最大关押群体。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对被酷刑致死者，以及其他死刑犯和少数民族犯人，实施强摘活体器官，按需杀人，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据法轮功自己的统计被迫害至死者大约在4000人左右。

2008年，《零八宪章》发表后，随即遭到中国政府禁止，多名起草人和签署人遭拘留、传唤、和逮捕。共同发起人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被正式起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在狱中被迫害至死。

2020年，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肆虐，并传播至全世界。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造成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除中国外）3百50万人死亡，对此人道主义灾难，中共难辞其咎。李文亮医生因首先向世人揭露武汉病毒“人传人”的真相，却以“发布不实信息”而被训诫；陈实秋，方斌因报导武汉疫情的严重性而被消失；记者张展因传播武汉疫情实况录像而被判刑4年，……，删帖，封号，信息封锁，国人了解疫情真相的权力被剥夺，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前期控制失误，导致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体制将人道灾难撒向全世界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综上所述，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足以构成反人类罪。受国家暴力和其红色恐怖主义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高达4000-5000万，远远超过受到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487-589万）的10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除中共政权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权所迫害的人数的总和（600 – 1500万）的7-3倍，远超日军在二战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总数(370万)的12倍，更是超过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的140倍。

杀戮是可以用统计数据来估计的，虽然有误差；但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却是无法统计的。极权主义晚期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国民的失语和沉默、麻木和冷漠，谄媚与犬儒，谎言和恐惧，无不显示著中国极权主义对人的思想阉割和对人性的毁灭的程度。

一个极权政党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党员
一个极权政府的可怕是它制造没有人性的成品群众

具有习近平特色的中国极权主义已经是全世界极权主义发展的晚期，虽然极权主义的沙暴还在肆虐，但已经是尾声。

且看明日之域中，定是自由民主的天下。

极权主义与酷刑

酷刑是指官方为了获取口供或为了惩罚而对某个个体蓄意实施的令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的行为。酷刑的目的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

酷刑受到联合国绝对禁止，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为其作辩护。

提起酷刑，人们就会联想到极权主义；提起极权主义，人们就会联想到酷刑。因为极权主义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恐怖统治，对国民，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囚禁、斗争、折磨、酷刑、以及种种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甚至死亡威胁和杀戮恐吓，来迫使其就范。

酷刑体现为国家机器的暴力行为。实施酷刑的往往是公职人员和官方机构，比如警察、国安、军队、监狱等，并以政治的名义将酷刑的实施正当化。

以任何借口将酷刑正当化都是政府犯罪行为，都是公权犯罪行为。任何为酷刑辩护的行为同样是犯罪行为。
1949年联合国制订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1966年联合国制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公民享有免受酷刑的自由。

1987年6月26日联合国正式颁布《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并设“禁止酷刑委员会”以监督该公约的执行。

至此，关于酷刑的定义已经很清晰，不仅包括肉体摧残，而且包括人格和精神摧残。

联合国将6月26日定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以声援那些受到酷刑所伤害的心灵、肉体和精神。

中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还曾经出任“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但是，酷刑在中国并未正真得到禁止。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对政治异见者的打压，手段都极其残忍。尤其是发生在新疆的针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语言、文化和宗教清洗，将近一百万维吾尔人被监禁，包括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这些都因灭绝人性而构成了反人类罪。

笔者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一文中指出：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这些人道灾难的表现形式是：杀人，抓人，关人，整人，阉割人，侮辱人，改造人，奴化人，对人进行彻底地洗脑和换脑。

早期极权主义使用枪决消灭人的肉体和生命，或通过大规模逮捕将人投入监狱、集中营和劳改营，摧毁人的肉体。
中期的极权主义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国民权利，使其失去人权，失去自由，失去作为国家公民的法人地位。此时，文字狱开始流行。

后期的极权主义控制人的思想，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剥夺人的尊严、人格和善良人性，使其变为一个麻木之人，彻底奴化之人。”

极权主义对国民实施酷刑的四个特点是：夺命，封喉，挖心和残脑。

夺命：消灭生命与肉体，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强摘法轮功活体器官等，杀人无数。

封喉：扼杀言论自由，比如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建立防火墙，都属于禁声运动；彻底剥夺了国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请愿自由和结社自由。

挖心：消灭宗教，强行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灵魂深处闹革命，对人进行公开的羞辱，煽动群众自相残杀，剥夺人的亲情和善良；如今又利用录像头全方位无死角全天候地布下天罗地网以监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陷国民于恐惧之中。

残脑：摧残人性，阉割思想，在镇压《零八宪章》之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奴化运动。哲学、艺术、教育、文化和宗教无不沦为权力的帮凶。社会生活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陷国民于窒息之中。

酷刑是维护极权统治的基本手段。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怎么可能没有酷刑？死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大约有4000-5000万，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杀的140-160倍。除部分死于饥饿外，大多数被肃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要消灭酷刑，首先要消灭极权主义。

在此《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谨以此短文，表达对酷刑受害者的同情。

极权主义与愚昧

什么是愚昧？对客观世界缺乏认知和了解而陷于不清醒的状态称作愚昧，是指既愚蠢又蒙昧且没有开化的状态。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就处于这样的愚昧状态，那个时代称作愚昧时代或蒙昧时代。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愚昧则指薄德无智而不自知的状态，指普罗大众完全没有理性思维、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追求的状态。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不具备思想和言说的自由。当人的思想被意识形态所强行控制，人的话语权被强行剥夺，人就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乃至判断的能力。党云亦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真假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正邪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以意识形态对人实施洗脑，使人变得越来越愚昧，正是极权主义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当普遍的愚昧成为社会常态之时，就是极权主义稳坐江山之日。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二个特征是以恐怖手段实施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不具备免于恐惧的自由。极权主义统治以生命相威胁，从而剥夺人的思想权利；以饭碗相威胁，从而令人闭嘴；以亲人安危相威胁，从而令人放弃抗争。总之以专制的手段迫使人们就范，迫使人们接受愚昧。让人们在被愚昧与被迫害之间作选择，人不想被愚昧都不行，只有被迫作出愚昧状，才有生路。

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们如同生活在一个大监狱中，所有的信息渠道都被封锁，所有的言论和行为都被监控。人们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中，长期不能与外界交流，不得不远离文明，因而整个社会和文化变得越来越愚昧。原本发光的，铿锵的，睿智的，经不起窒息的环境折磨，暗淡了，疲软了，愚钝了，渐渐地陷入愚昧的泥潭。

极权主义特征的每一条都指向愚昧，每一条都指向强制性愚化，每一条都在扼杀理性思维，扼杀批判性思维。在极权主义之下，还可能有智慧的清醒的大脑存在吗？没有了，即便有也能以生存。

自从习近平在党庆上发布了他的极权主义宣言之后，媒体立即配合，全面实施愚化教育，全国迅速进入愚昧状态。回归极权主义就是回归愚昧。从此，一切都回返愚昧时代。

随便上网翻一番，可见诸多新鲜的愚昧案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最新微信群规出台了，伴随著一场全国性扫黑除恶运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得发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信息。共有十个不发规定，并明说有后台监控管理，有网警追责，一旦发现违规，可判一至八年牢狱，就高不就低，群主连坐。翻墙也是非法的，高频次翻墙将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封喉群规一出，言论自由立即被封杀被剥夺。于是乎，真假善恶美丑都从群里消失了，微群陷入言论麻木状态，愚昧状态，除了聊天气，聊吃喝，别的都忌了，禁了。百姓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不可有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政府的欲望，而这正是党所期望的党所要求的全民愚昧状态。

江苏省扬州市正在进行拉网式核酸检测大排查，除了实施多轮次全员核酸检测外，还举行“有奖举报”未测人员。扬州警方提示，凡不参加检测的人，将被作为“失信”的个人品质信息记录在案，直接影响今后个人信贷、消费、从业、任职；并根据“失信”的不同情节，给予警告、罚款、拘留，乃至以妨碍传染病防治罪惩处。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于是乎，恐惧中举报如潮，检测如龙；恐惧中打一针无效疫苗，建立起“安全”的心理暗示。人们在恐惧之下进入了被操纵生杀大权而不自知的心理愚昧状态。

北大副校长梁柱说：“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再聪明的人，听了这话也会懵，历史虚无主义按的上吗？怎么追求真理就一定盲目？由此，网上有人编了一个段子：某人给老婆下跪，“老婆，你得告诉俺真相，儿子到底是谁的？”老婆回答说：“老公，你是孩子他爹，这名分还不够吗？再说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是书记的还是厂长的，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啊！”于是乎，戴绿帽子忍了，两口子在不求真相的愚昧状态中浑浑噩噩地活著。不求真相怂恿罪恶的愚昧状态，这正是党所期望的老百姓的思想愚昧状态。

平民医生张文宏的博士论文剽窃案一时闹得纷纷扬扬，人们一头雾水，这不就是那个说武汉病毒是土产，人类要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的人吗？如何整一个敢于逆风说真话的人呢？张文宏医生不嫖不赌不贪不腐，想整他还真不容易，于是乎想到了剽窃，这一毒招对于知识分子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说真话的人被打到了，真相也就没了，人们进入了被虚假信息所笼罩的愚昧状态，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疫苗究竟有多有效，全然不知所云，人们被剥夺了疫情知情权而不知所措，这正是党所期望的社会愚昧状态。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传部大肆宣传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学习达人”郭艳云。《学习强国》是中宣部为便于全国人民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建立的平台，四字中的“习”为习近平的习。那个每晚上床之前一定要丈夫陪学“习语录”的郭艳云获学习积分第一名，被誉为太原市“学习标兵”。这个荣誉与文革中的“学毛选标兵”可以媲美。这既是对个人崇拜的推动，又是被洗脑的犬儒表现。这预示著新一轮的群体愚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某个人的顶礼膜拜正是党所期望的思想愚昧状态。

教育部门号召开展“争作新时代好少年”活动，提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18项，其中包括“忠君”，并指出这些美德标志著中华民族的“形”与“魂”。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宣扬“忠君”？何为“君”？那就是皇上，一国只此一人为君，全国百姓只忠于此一人。此人是谁？那不就是习近平嘛！如此愚忠教育，误人子弟，贻害社稷，拉开了一个愚昧教育的新时代。各级教科书都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因为培养愚昧的下一代更便于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白皮书，声称中共百年来“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显著增进了全球人权的进步”。可是谁都知道，中国在篡改《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权的定义。中国的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77，中国惯用国家安全法封杀言论和结社自由，中国的宗教活动受国家监视和压制，新疆维吾尔人被监视和强制劳动，被施以酷刑和性虐待。可是中共居然声称这些所作所为是“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弥天大谎来愚弄国人和世界，要人们相信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在增进人权进步。这是一个用谎言打造金身，以海市蜃楼蒙骗单纯者的愚昧时代。

河北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声称已经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目的是宣传真理。该项目获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据说还有人要推翻牛顿经典力学。极权主义刚刚拉开序幕，反科学的愚昧运动就已经吹响了冲锋号，开始攻城掠池。且不说民间的愚昧如何，学界的愚昧，正展示著中国科技的未来和远景。

某个超市门前挂著一幅横幅，上面写著“热烈庆祝伟大领袖习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何时习变成了中共缔造者了？又何时变成了党的主席了？何时党史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改了？还是说这是愚民的又一新招？还是说这仅仅是调侃？

由上海祺修文化和苏州旅游协会联合举办“周末自由恋爱集市”（可否理解为“恋爱交易所”？）隆重推出350名苏州丽佳在现场集体设摊挂牌向上海帅哥征婚。力求“速恋爱，速结婚，速生育”，以“三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愚昧景象？据说是开放生育了，为了打击不利于生育的社会因素，于是乎，课外辅导和校外培训机构首当其冲，同时开始打击学区房房价，这又是哪门子愚昧政策？又胡来了。该内卷的还在内卷，想平躺的接著平躺，管你吹的是东风还是西风，愚昧还在继续。

网友高度概括了当前的社会乱象：拆你老舍，打你田汉，刮起胡风，删你从文，非常矛盾，一切巴金，千万莫言，早已冰心。被愚昧，被冰心，这就是老百姓在当下的生活写照。不多说了，离奇愚昧之事比比皆是，令人乍舌。犬儒化，谄媚化和告密化，都是愚昧化的表现形式。

人类社会总是试图努力摆脱愚昧，试图从相对低级的文明走向更为高级的文明，唯有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两大怪胎反其道而行之，摧毁文明，制造愚昧。

人类文明提升的步伐受到极权主义的遏制和重创，唯有消灭极权主义，人类文明才可能消灭愚昧，才可能升华。

极权主义美学

极权主义美学是一门为极权主义作伪美包装的学问。极权主义美学是对美学的反动，是“伪美学”。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这句话简练地将法西斯主义的所有纲领和意识形态用美包装了起来。表面上，极权主义美学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追求力量，追求唯美；但是实际上，极权主义美学以否定人的自由、剥夺人的尊严和人格、剥夺人追求幸福的权力为审美原则，强制灌输伪善的、奴化的、旨在征服人心的伪艺术。

极权主义美学在政治领域将政治行为审美化，比如暴力美学，权力美学和控制美学；而在艺术领域将艺术行为政治化，比如政治绘画，政治音乐，政治雕塑，政治诗歌，……。

暴力美学：又称恐怖美学，战争美学。其将暴力，恐怖和战争以美学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以征服和占有为美感。对以战争扩展帝国疆域、以杀戮震慑反抗力量、以暴力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等等暴力行为予以美化，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以暴力和展示暴力为美感。

权力美学：当权力缺乏制衡与监督时，权力往往是肮脏和丑陋的；为了使权力显示出美感，在构建绝对权力，追求权力崇拜的同时，都会赋予权力以审美意义，赋予权力以强烈的审美话语权。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不论是否信奉尼采的“权力的意志就是美的意志”，都毫无例外地美化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以最高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全社会的审美格局，以“万民仰视”“万民跟随”营造权力的威严和巅峰，营造极权不可挑战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

控制美学：这是极权主义进入晚期的美学特征。在极权主义初期，暴力美学展示的是一种征服的力量；在极权主义中期，权力美学展示的是一种威慑和崇拜的力量；在极权主义晚期，极权主义已经堕落到的这样的地步，如不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便不能生存。因为对自由的追求，已经在人们心里萌发，各类谎言已无法蒙蔽醒觉的人们，唯有控制与窒息的社会才能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唯有对全社会进行奴役才能展现国家意志，唯有控制公共话语的走向才能感受一丝安稳。因此，控制美学展示的权力本质是奄奄一息的苟延残喘，是无奈的自悲和巨大的不自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强颜欢笑。

艺术包装：当艺术失去独立意志而沦为政治的附庸时，艺术便可悲地沦为一种为极权主义作伪美包装的技能，沦为传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颂圣、歌德、膜拜、粉饰。当艺术被赋予了政治秉性时，艺术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灭了。绘画如此，音乐如此，诗歌如此，表演艺术如此，艺术变得徒有形式，而内核则填充进了肮脏的政治，不得不服从极权主义的美学趣味。艺术变成了一具丑陋的空壳，变成了权力意志的一部分。

极权主义之下，人们充满恐惧，因而无法从客体获得愉悦身心的美感。极权主义之下，人们没有自由，身处奴役之下，因而无法获得美的体验；极权主义社会充斥著丑恶，美无地容身。极权主义之下，社会生活被全面控制，灵魂被戴上了枷锁，没有自由翱翔的灵魂也就无法从事美的创作。

极权主义美学与极权主义者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它是在极权主义的构建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美学形态。极权主义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分别以当时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字命名：（1）希特勒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2）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3）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希特勒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希特勒时代以法西斯主义的审美建立了暴力美学和战争美学，这是以暴力和战争为内涵，以杀戮和征服为手段，以崇尚绝对服从的政治狂热为追求的美学风格和形态。美学被纳粹化，还给出了一个诱惑人的名字：“迷人的法西斯”，以此炫耀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和荣誉。

希特勒说：“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的”，“战争就是生活”。抓住人性中对力量的崇拜，对崇高的追求，对征服的满足，并以此激发国家主义的豪情壮志。戈培尔干脆说：“我们自己同时也是艺术家”。他们在挥舞军刀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用艺术来添彩。

法西斯美学是男性崇拜的翻版，其将男性荷尔蒙激发到高点，然后贴上军人气概的标签，把人类的色欲冲动成功转换成对领袖的疯狂热爱。据说党卫军制服就是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精致的服料，完美的剪裁，咄咄逼人的英气，再佩戴上闪烁的勋章，足以体现法西斯的癫狂。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一定要把军装做到最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青人穿上它，然后让他们上战场”。对极权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希特勒还说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使投身于它的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显然，这是在以审美激发生命的原始冲动，激发崇高感和使命感，以便为极权主义效力。

电影《意志的胜利》第一次将国家意志与美学联姻，以征服，占领，摧毁人的反抗意志为美学出发点，宣扬纳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向强权致敬，把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电影《奥林匹亚》通过记录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力量和强度宣示纳粹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两部电影均以令人震撼的力量，鼓舞著军国主义躁动。

希特勒深谙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地位相关，他仗著自己略懂的一点绘画艺术便借助军事的力量在欧洲各地大肆掠夺和霸占艺术品，以其对艺术的征服来炫耀其权力的威慑力。他赋予权力意志以特定的形式感，却最终将艺术锻造成了毁灭艺术自己的武器。

希特勒早在征服世界之前就曾策划建造一个“世界之都”，并与他的御用建筑师策划了都市规划和极权主义建筑风格。“世界之都”宣示著多少法西斯主义称霸世界的梦想。

希特勒善用音乐来鼓舞法西斯军人的士气。瓦格纳是德意志的骄傲，也深得希特勒喜爱，他在所有巨大的庆典上都使用瓦格纳的作品，以此煽动民族狂热和军事叫嚣，致使瓦格纳的作品蒙上了“法西斯音乐”的标签。

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在斯大林时代以及较后的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来源既不是君主制下的“君权神授”也非民主制下的“公权民授”，而是极权制度下凭籍暴力维持的“权力私授”。希特勒的权力来源尚有一定程度的“国会授权”和“选民认同”的成分，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权力则完全源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公民赋予。权力来源严重缺乏合法性或完全没有合法性基础。权力的赋予，权力的内涵，权力的使用，都具有难以掩饰的血腥、腐败、肮脏和丑陋，因此对于“私私相授”的权力人为赋予美丽的光环就显得十分必要。

斯大林在希特勒暴力美学和战争美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权力美学，它以绝对权力和个人崇拜为内涵，以人格摧残和恐惧为手段，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和英雄赞歌表达极权的精神气质。它用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美学对权力进行包装。

毛泽东则继承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遗产，将权力崇拜和领袖崇拜发展到了顶峰，跨越了威权时代崇尚的国家美学和帝国美学，创造性地深化了极权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极权政治化，并以此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极权主义美学。

极权政治的审美化，这是权力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通常使用的拙劣手段有两个，一个是滥用“最”字来表达极端状态，以此建立权力的崇高感和圣神感。但凡与权力有关，都冠以“最高”，“最大”，“最强”，“最广”，“最红”、“最亮”，比如“最高指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且不说此处文字的语言表达之贫乏，其不过是凭籍自我感觉的良好集帝王的霸气和风骚于一身而已。另一个手段就是滥用“为了”，以此将人们圈入使命感和献身感。“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理想而献身”，“为了革命路线而赴汤蹈火”，迷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为之奉献。

专断的权力被称之为“民主”，腐败的权力被称之为“清廉”，肮脏的权力被称之为“公正”，总之，权力需要伪装，需要以丑为美的价值判断；而伪装的手段通常是冠以“以革命的名义”或者“以人民的名义”。他们在杀戮，肃整，曲扭人性时都会这么说。

审美的极权政治化，是权力美学的另一特征，它以权力主导公共审美的走向，以对权力，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绝对忠诚为美学出发点，对艺术赋予了政治秉性，抑或赋予极权主义秉性。艺术功利化，审美革命化，题材暴力化，伦理虚伪化。所有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诗歌，影视，戏剧，建筑，无不投机政治，投靠权力，背离艺术真谛，背离真诚。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必须绕开“文字狱”，谨慎地行走，以免触雷。以平庸、谄媚、犬儒、奴性、虚伪、谎言、沉默、贪婪、利己为美感。将遵命艺术、犬儒艺术、马屁艺术、奴才艺术、附庸艺术，一并纳入极权艺术体系。

由于弥漫著政治的腐臭，真、善、美被窒息，艺术唯有堕落为政治工具方可生存。艺术的这一生存法则使得中国艺术之秉性之品质大规模变异，使得整个中国成了极权主义艺术的垃圾场。

暴力美学的显赫表达在于声势浩大的阅兵式，通过宏大的场面，正步走展现出的意志，兵器方阵炫耀的武力，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压力，以此叙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神化故事，以产生震慑人心、收复人心的美学效果。

权力美学的显赫表达在于超巨幅的领袖肖像和雕塑。从列宁、斯大林、金日成直到毛泽东，都喜欢将自己的肖像无限放大地呈现给大众，以展现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清廉政治家的高大形象，魅力改革家的坚定意志，并用以掩饰其暴君、独裁者、刽子手的真实面目，以及权力背后隐藏的冷血与无情。

无处不在的海报和广告牌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窗口，除去不断闪现的领袖形象，就是充斥著当下政治口号的巨幅标语。这是极权主义美学引领大众传播实施思想奴役的前沿阵地。

尼采说：“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建筑成为权力的图腾和外在的张扬，旨在彰显权力的野心，渲染权力的傲慢，美化权力的暴虐。比如毛泽东纪念堂，展现著一个权力的幽灵。

小说家浩然将饿殍遍野的“人民公社”描述为“金光大道”；作曲家李劫夫歌颂“社会主义好”；画家刘春华捏造历史作“毛主席去安源”；诗人胡风即便写出“时间开始了”也难免一死；戏剧家老舍写完赞美生活的“龙须沟”便投了湖；钢琴家殷承宗在“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里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八个样板戏更是以杜撰故事和情节攀登了戏剧美学的“高峰” ……，这些作品的美学动力均来自当权者编织的美丽谎言。这些向权力献媚的作品，最终不是被权力宣判了死刑，就是跟著权力一起走向坟墓。

极权主义习惯在自己阵营内部制造敌人，然后将他们斩尽杀绝。毛泽东为了消灭异己和政敌，总是首先以“个人崇拜”为自己树立起不可撼动的地位，然后对政敌极尽丑化或矮化之能事，以便与自己的高大形象形成反差。毛给异己和政敌贴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标签，带上高帽，挂上牌子，极尽人格侮。仅仅从画面感上看，这些人就已经输了。毛泽东无法无天，以各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其政敌一一迫害至死。残酷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都需要美学包装，并美其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极权主义权力挥之不去的是接班人焦虑，是权力的断代。权力的接班人越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美化。需用浓墨重彩，诸如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你办事，我放心”，隔代指定接班人，取消任期制等等，都不同程度反映出权力的焦虑和躁动。

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

金正恩和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美学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为内涵，以信息化时代可以使用的所有科技为手段对全体人民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控制和监督，以媒体、电影、宣传手册、领袖语录对人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将党的支部建立在社会基层组织里，利用街道大妈和班级辅导员建立告密机制，将人彻底奴化为毫无美感的空壳。

金家王朝是朝鲜极权主义政权对大众社会生活全面控制的典范，而习近平充其量不过是金家王朝的模仿者，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扼杀自由，扼杀人性，扼杀多元方面，习走得更远。

习时代的极权主义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集中营，除了把权力放在了笼子之外，其他都被关进了笼子里；把人关进了笼子里，把信息关进了笼子里，人们在高墙之内被窒息，而无从知道高墙之外的世界。

此时的暴力形式已经逐步由实枪荷弹的军队转向公安、国安、秘密警察、保安和城管，以形成一个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相结合的阵线，并以此对公民施加恐吓与散布恐惧，使整个社会生活笼罩于无所不在的摄像头之下，个人生活和行动被大数据所掌握和控制，人们没有隐私可言。随意拘留、抓捕、判刑，成为司法对待维权人士的常态行为。和平时期的暴力美学以对全体国民的征服和控制为美学出发点，实行恐怖主义统治。

此时的权力品质集中体现在由于权力绝对化所造成的绝对腐败上。权力虽然依然显赫，但已经从上到下都烂透了，难以再博得人们的青睐与认可，权力的美的光环已经褪去。虽然依然有人对权力趋之若鹜，但权力崇拜已被大众所唾弃，代之以对权力的鄙视和反感。权力为了维持它显赫的地位，抓住了人们的生存命脉，使用强制手段剥夺人们的就业机会、工作和饭碗，并以此来强迫反抗者就范。在权力美学的字典中没有人道主义一词。

当暴力美学和权力美学走向巅峰，极权不需要以取悦于大众来获得支持，反之，大众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取悦于极权。一方面，极权主义者们主宰著美学的话语权：暴力美学、权力美学和控制美学；另一方面，芸芸众生以自己的社会行为也在充实著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作为生存手段，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均发展出了丰富的内涵。

面具美学，人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即戴上面具，应景因时，随时变换，把两面派手段玩的炉火纯青。台上台下、当面被后、使用不同的面具，以掩饰内心的真实。对上级是一付阿谀奉承的热面孔，对下级则是一付傲慢骄横的冷面孔。在权力面前，心是红的；在金钱面前，心是黑的。在台面上，满口优雅的革命词汇，在台面下，满口污言浊语。

媚俗美学，原本是指西方文化中媚俗大众的商业文化。但在极权主义社会媚俗文化改变了谄媚的对象，它把视线从大众身上转移到了权力身上。以伪善和猥琐作自我掩护，以揣摩圣意和谄媚权力为使命，唯权力马首是瞻。为了一份嗟来之食，可以放弃尊严和人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样令人肉麻作呕的话居然能在当今久盛不衰。

犬儒美学，以平庸为人生追求，躺平，内卷，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甘为奴才。如果权力指鹿为马，他便附和这是马；如果权力指马为鹿，他便附和这是鹿，对美丑是非麻木不仁，对邪恶保持沉默。

其它如遵命艺术、太监艺术、弄臣艺术、附庸艺术和谎言艺术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极权主义艺术的盛殿，也注定其要成为极权的殉葬品。

如果说极权主义初期的暴力美学崇尚的是为了“理想”而赴汤蹈火牺牲自己的精神，那么极权主义晚期所遵循的则是保全自己整肃他人的哲学，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和性命，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和所谓“幸福”。不仅是个人道德伦理的丧失，更是个人尊严、人格和意志的丧失。极权主义晚期的这些特征，已经具有了后极权主义意味。

当极权主义把人们锻造成这副德性时，失去对真、对善、对美的判断，把个体融入极权体制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此时个体被分子化。个体完全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被视为一种光荣。囊括尽可能多的人进入极权体制，是这个体制能继续运转的保证。

极权主义发展到晚期，开始由盛而衰。当其显露破落和衰败时，其美学动力也已消耗殆尽。此时的审美变得更为荒诞，那就是以丑为美，以恶为美，以假为美，以低俗为美。非理性审美和审美趣味的低俗化作为抵制和解构主流审美的生力军而登上舞台。“我是流氓，我怕谁”，审美庸俗化，世俗化，宣泄化。以审丑取代审美，相争献丑，社会已是一盘丑陋的大杂烩。生活在丑和黑暗中，是极权社会的常态。

当极权主义走向萧条的时候，盛世美学便是一剂兴奋剂。盛世美学向全世界展示“大国崛起”，“中国站起来”，“中国梦”。讴歌盛世，粉饰盛世，更像是一剂给与心理暗示的强心针，却不能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和灾难。盛世美学展现的恰恰是权力和体制的极度不自信。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极权主义常用的兴奋剂，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用它来指点江山，凭借其个人魅力尚能迷惑部分中国人；但是胸无点墨的习近平用它来掩饰新殖民主义和煽动对外扩张，就难免弄巧成拙。虽然习近平喜欢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来证明自己的学识，如此笨拙的举动只能说明他不学无术。

极权文化产品的规模化和流行化是极权主义美学的晚期特征。它迎合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需要。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使得极权文化的传播更为快捷，使得谎言和媚语能更为有效和快速地抵达目标。

媒体作为权力的衍生物与权力合谋，参与权力所有的意识形态勾当，并为权力掩饰罪恶。媒体化解大众对权力的反抗，诱导大众进入权力的审美圈套，使其浸淫在媚俗和庸俗中不可自拔。极权之下，不存在以暴露、讽刺、监督和批判为使命的媒体。

张艺谋，极权主义美学大师，他的电影《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推销著强权崇拜和国家主义权力，是展现极权主义美学的高端作品。他的奥运开幕式，从朝鲜团体操《阿里郎》那里获得灵感，通过宏大的场景，壮丽的画面，将抽取了灵魂的人群，机械扭动的躯体语言，一一浓缩为美的符号，向著极权主义致敬。

以歌曲颂圣，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但是将情欲与颂圣结合，那是习近平时代的产物，“要嫁就嫁习大大”，意淫也就算了，还要编成歌公开唱，那就是露骨的煽情和挑逗了。以煽情的方式，张扬个人崇拜，也算是一种创举。

中国的摩天大楼无论数量和高度都雄居世界之首，北京央视的“大裤衩”，上海东方明珠的“大肚婆”，苏州东方之门的“秋裤”, 杭州奥体博览城的“比基尼胸罩”，广州的塔楼“小蛮腰”，这些奇葩建筑无不象征著权力的帝王品质，雄起的男性荷尔蒙和变态的情欲想象。

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56根“民族柱”，金红相间，艳俗无比，如同雄起的阳具，忠诚地为毛守尸。朱大可评论说：“金色是财富的象征，红色则是权力的象征，夸张的金红二元色谱，制造了财富和权力的双重狂欢”。

反叛艺术在地下暗暗涌动，充分使用流氓痞子的审美视角，对政治进行反讽、邪喻，以痞话、色语挑战权力，以流氓美学抵制和解构那些虚伪的伟光正，以符合大众低俗口味的审美趣味与国家主义审美争夺观众，由于他们大隐于市，时隐时现，权力也拿他们无奈。济济一堂，好一桌流氓艺术的盛宴。

极权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才的逆向流动，无人格无才华无智慧的人靠谄媚和溜须拍马就能上位，而人格高尚正直且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人则被压在社会底层。揭示了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反向升迁动力学：只有丑才能向上流动，而美只能被压抑在底层的。

行文只此，传来了徐州丰县铁链女悲惨的性奴故事，拐卖妇女，群奸成孕，虐生八孩，何其丑陋。这个人间地狱般的经历彻底扒去了国家主义和权力的最后遮羞布，让民众看清了政府与权力乃是此案背后的共犯。恐吓与谎言已经挡不住民众的愤怒和觉醒。这是极权主义彻底崩溃的前兆。

随著中国新时代的极权主义日臻没落，无论政府如何翻新控制的手段，升级谎言的级别，用尽新的科技，极权主义的光环都在褪去。任何美化都将不再发生作用。人们终于看清了赤裸裸的国家机器的狰狞和无耻。

过去，极权主义制度会对它的子民们厚颜无耻地说：我虽丑陋，但量你不敢嘲笑我！否则我将掐死你。今天，固然极权主义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人们终于敢说：极权主义就是丑陋，所以要结束它。是的，为极权主义掘墓的时代正在到来。

从拒绝极权主义美学作起，坚持审美的独立性和本体性，坚持审美必须与政治剥离，回归美的本质，回归美的艺术秉性。建立一个私人的、个体的、远离现实政治的审美空间。鼓励人们培养健康的美学品味，养成美学深度提问的习惯，毫无恐惧地自由地去感受美，审视美，和创造美。

只有结束极权主义，美学才能获得新生，美才能得以释放。

极权主义之全球化

引子

极权制度下的武汉病毒借助全球化的翅膀向全世界传播，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人们在谴责极权主义制度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全球化陷阱所带来的弊端。尤其当极权主义宣称他们要来主导全球化的时候，它带给人们的灾难感，正唤醒著人们对极权主义全球化保持足够的警惕。

当下正在发生的俄乌战争，不仅遏制著全球化的步伐，而且预示著全球化的格局将被打破并在战后重组。俄罗斯在国内民主化深入改革失败之后，在这次战争中试图与极权主义中国勾结，表明了其向极权主义时代倒退的可能性。事实上，集权于一身的普京，已经具有了极权主义权力的基本特征，而入侵乌克兰，正是继入侵格鲁吉亚之后的进一步区域性霸权的扩张，是俄罗斯极权主义全球化的区域性试探。

疫情与战争，惊醒了那些对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抱有幻想的人们，本文试图从对中国全球化的剖析中，看清其极权主义实质。

全球化

何为全球化？顾名思义，全球化意味著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自然边界从而建立起一个各国都能自觉遵守的国际秩序。这里的“化”的含义就是秩序。首先是全球经济秩序、贸易秩序、金融秩序、市场秩序，再就是另类全球化，包括全球政治秩序、军事秩序、文化秩序和媒体秩序等等。

全球化同时也意味著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国际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国可以自由交换货物、货币、甚至文化产品和思想产品。

近代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时代；工业革命提高了经济规模，并且为全球化提供了铁路、火车，蒸汽机和蒸汽船，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强了商品流动性，为国际贸易提升了速度。

现代全球化始于一战之后而兴于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都为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规范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苏东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移民的流动性大幅增加，区域性联盟出现，比如欧盟，东盟，南南合作，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等等，在区域性联盟发展的基础上，全球化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的运用，互联网的建立，将全球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的迅速传播，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的竞争环境，都在改变著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各类经济情报，贸易情报，金融情报，乃至各类政治情报，军事情报，都能即刻传递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信息代表著智能生产力，信息代表著经济价值，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权力。信息时代的国家边界被进一步模糊，世界性的销售网络直达偏僻的乡村。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得益于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和电子化，并彻底改变著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因而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的变革所影响的全球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数据的流通本身就会创造价值，它将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国际数字生态体系。各国都将审慎地去研究它，并通过博弈，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国际数字联盟。

全球化困境

全球化基于全球性秩序，全球化秩序基于全球化规则，全球化规则基于全球化价值。问题是存在一个普世的全球化价值吗？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全球性的秩序该如何建立呢？如果有，那么它是什么？如何表述？
既然全球化是一种全球性秩序，就必须制定相关规则来维持相应的秩序。这些规则必须是各国都能接受的共识。但是，各国有各国固有的秩序，把参差不齐特色各一的秩序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国际秩序之下该有多困难，不难看到秩序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冲突。建立一种为全球都能接受的秩序，一种完全对等的经济和文化流动，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是在实际中，在多数情况下，往往事倍功半。因为在全球治理的时候，各国都会有各自独特且不同的追求和责任。

各国的国家主权依然是独立的，它与全球化必有抵触和抗衡之处。这就是一个陷阱。国际性的整合过程一旦触动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本土主义、制度障碍、文化差异（多元文化），全球化就会搁浅。尤其是制度的碰撞，文化的碰撞，价值的碰撞，常使得全球化无解，特别是当缺乏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缺乏统一的责任和统一的资格时，权力与利益冲突便会使全球化扭转方向或失去动力。

建立一个具有运作能力的全球化机构并具有全球监督功能的民主机制与自由主义的理念之间常常有著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在自由且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和协调各国或个人利益，至今都没有一个完美的先例，或者说至今还在寻求著更好的答案。

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内在属性，是全球化“共同体”的必然追求。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商品，货币都须要表现出一体化的特征。但是商品一体化使商品失去了多样性。失去了多样性的商品其后果必然导致对商品一体化的抵制，一体化反过来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阻力。一体化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使全球化陷入悖论。虽然在欧盟内部以欧元实现了货币统一，完成了欧盟体系内部的货币一体化，但是若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元、英镑、日元与欧元之间的货币统一，就目前的形势看来几乎遥遥无期。货币矛盾将会在交换和计价中持续。

全球化往往从局部地区开始，取得经验后向全球推广和发展，但现实往往是当全球化在局部发展中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经夭折。比如由欠发达国家组成的“南南合作”，由于缺乏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得不处于休克状态。再比如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其中三国：南非、巴西和俄罗斯，均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尤其是俄罗斯，深陷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而发动侵乌战争将严重损害其经济发展。因而，若想从局部地区联盟取得具有推广价值的全球经验十分困难。
全球化面对许多现实的、具体的困境，而最困难之处，在于打破边界。边界一旦打破，国将不国。语言、文化、传统都可能失去或变异。边界在何处打破，打破到什么程度，非常具有挑战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打破边界的最大阻力。主权和民族性都将固守自己的疆域。

移民一方面为全球化带来流动性和活力，另一方面加剧文化冲突、价值冲突和宗教信仰冲突，而冲突对于秩序而言总是带有破坏性。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虚拟化的过渡膨胀所带来的全球化危机，价值脱离使用，资本脱离实业，货币脱离商品，导致实体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面对挑战，必须寻求新的产业布局，良性的金融格局和虚拟经济的规范化。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的结构缺陷，区域性政治不稳定性因素都为“逆全球化”带来借口。
保护主义？还是开放主义？
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孤立主义？还是全球主义？一场混战。

正是由于种种困境，反对全球化的人说：全球化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憧憬，小布尔乔亚的一厢情愿。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鼓噪而起，这就不奇怪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已经拉开阵势要与全球化对著干了。
在这样的乱局中，中国看到了机遇。

中国登场了

回顾极权主义全球化的由来可追朔到两百年前，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极权主义祖师爷对全球化的最初认识，早在那时就对全世界虎视眈眈了。巴黎公社和国际歌崇尚international 一定要实现。International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追求，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全球化，无产阶级政治全球化，这是一个自以为最终必将统治全世界的乌托邦理想。

军事全球化是希特勒在对全欧洲的军事占领中所展示出来的极权主义追求，它的实质是通过军事占领实现疆域全球化。

意识形态全球化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在全球的蔓延中所展示出来的雄心，曾几何时蓬蓬勃勃势不可挡，通过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相继占据和部分占据了东欧、中欧、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并衍射到非洲和南美洲。

但是，这些极权主义诉求：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全球化，都相继失败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拿出了霸凌的姿态。它从全球化的困境中看到了机遇，并声称只有中国才能引领全球化走出困境，只有中国才是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要推行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化。从这股气势中，人们看到了中国窥视全球权力的野心。这就是极权主义中国所谓的“中国梦”，中国模式，中国方案。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从来就有“大中华”和“天下帝国”的理想。因此当中国人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现代语汇的时候，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它“天下帝国”的内涵。当极权主义中国要充当全球化引领者时，它正真的政治含义，不是出自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家行为，不会遵循现代国际标准和现代秩序，它只是一个帝国王朝的狂妄，一个幻想著纳天下于一疆的极权主义幻想。

中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首推“一路一带”战略，相比之前的军事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全球化而言，却显得更为务实。他们在海外修建公路、铁路、港口、商品集结地；他们在海外设立银行和跨国公司、将经济和贸易的动脉向各国延伸，从而扩大了疆界，将他国的经济和贸易能力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表面上极权主义帝国的疆土虽然没有扩大，但其经济疆域却大大地扩大了。

极权主义全球化走过了两个世纪，终于由中国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方案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要登场了！而且来势很猛，来势汹汹。

中国全球化方案的舆论操作

为推广中国全球化方案，极权主义的经验是舆论必须先行；于是，“讲好中国故事”，“启动大外宣战略”，粉墨登场了。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向中国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但是中国却不准备遵守其规则，而要自行其是。

2010 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性合作”，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高中国大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2017年，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标题之下，直言不讳地作主题演讲：“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摆出了“将成为开放的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的姿态，弦外之音就是你们都不行，该我来引领世界潮流，该我来引领全球化了。

2020 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习近平再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鼓吹“多边主义”，并再次给出引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和对全球化的“中国担当”。

从以上归纳中，可以看到中国全球化的基本思路是：从“积极参与”到抢占“制度性话语权”，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参与全球治理”如此之演化过程，并豪不掩饰其三步曲：“参与”全球治理，“引导”全球治理，最后“主导”全球治理。“由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遵守者向制定和改变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是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由规则的遵守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透露著中国志在必夺全球化领导权的气势。
中国扬言，全球化的上半场已经（以失败）告终，全球化的下半场，将由中国主导。

中国全球化方案的研发

加入WTO之后，中国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中国全球化方案的研究。为此，中国于2008年成立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2011年成立了《中国战略思想库》，2018年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等等。虽然此类智库多如牛毛，但这三个较为典型，规模也较大，且建言更容易抵达中央，更投其所好。下面根据其官方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作适当摘抄如下，以便了解其战略定位，国际关系和理论深度：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网址：http://www.ccg.org.cn/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全方位推动全球化进程，专门从事研究中国指导下的全球化策略。其口号是“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经贸与投资，国际移民、人才与企业全球化、中美关系与中美经贸、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智库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包揽了全球化的所有领域。该智库排名位居全球顶级智库百强并列第64位。它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在全球与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主要合作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劳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协会、欧盟商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哈德逊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移民政策研究所、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美国百人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美国商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注于全球化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建言，针对国际关系、全球化发展、人才培养、海归、华侨华人、‘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每年提交建言献策参考近200 篇，并定期针对性报送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社部、商务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务院参事室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与直属机构。CCG 多项建言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为有关部门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持续支持和推动著政府决策和制度创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与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共同组织各类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或联合研究。“活跃于世界舞台定期开展国际调研交流活动，出席国际极具影响力的论坛并参与对话。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智库，CCG已在巴黎和平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国际场合举办边会。同时，CCG已成为各国使馆、国际政要、国际智库和国际组织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通过接待来访、组织圆桌研讨会、举办名家演讲活动等形式，CCG搭建了中外沟通的桥梁和常态机制，充分发挥了智库二轨外交的作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组织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丛书，其中有《亚洲的21世纪》，《共识与冲突》，《商界领袖看中国发展机遇》，《驻华大使看中国与世界》等等。其主题大致是：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结，亚洲的复兴，中国的崛起，超过美国，取代美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看到了中文教育在占领全球化话语权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功举办了“2021国际中文教育智库论坛”。

面对俄乌战争，《中国全球化智库》对中央的建议是：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争取更大发展机遇，引领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

《中国战略思想库》名义上是一个民间学术沙龙，但其“目的是把中国各个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联系起来，共同研究中国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关系，为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选择正确的国内外长期发展战略提供思路与框架。”“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成长为世界核心大国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这种类型的研究”
《中国战略思想库》的使命清晰地定位在“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世界秩序的被影响者走向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者，著重于战略思想的智库要做的就是要提供方案……”

《中国战略思想库》旨在“中国如何才能从尾随到引领，从适应到塑造----重新树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

《中国战略思想库》的研究课题诸如：“未来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中国超美系列研究”，“中国能源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和路径选择”，“西方大国的全球收缩趋势”，“全球大国军事干预力分析”，“国际战略博弈”，“一路一带推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疫情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判断”，“疫情中与疫情后经济全球化的走势”，“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人类抗疫健康共同体”的建设，等等。

《中国战略思想库》在其报告“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中为中共高层建言：“要抓住主导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机遇期。”，“成为新世纪的领导者”，“中国要学会做仲裁者和规则制定者，积极主导全球治理”。

将全球化作为中国战略思想的一部分来研究，将中国价值（中共价值）当作“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世界兜售，并强调：“中国的贤能民主、市场民主和科技民主对民主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在中共那里决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战略，而是目标指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更新。

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新殖民主义。一带一路将极权主义中国的经济动脉延伸到了他国的疆域，以便于对其资源和能源的掠夺，对产业和创新的占有，对数据和信息(情报)的盗窃，以及通过制造债务危机来实现对所在国货币和金融的控制。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各个大学的经贸研究所，也都纷纷将全球化列入研究课题。我们不得而知官办机构和党办机构究竟研究出了些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其阵势表明，中共的确在认真研究全球化国策，为扮演主导全球化的角色作铺垫。

中国全球化方案的实施

中国话语全球化战略 为中国全球化设定话语体系，按照体制内智囊的说法：落实中国的全球化方案首先要抢占话语权，要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取代现有的国际话语体系，即要促成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要“拒绝按照西方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温铁军，《开放时代》2019年第一期）。

中国话语全球化战略首先志在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各个下属机构获得话语权。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在多数联合国下属机构占有决策地位，比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国际法庭、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等，都有中国派出的人员，以中共的意识形态作为发言和起早文件的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全球化战略抢占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规则和设定议程的能力”。

中国话语全球化战略抢占新兴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制定权。中国强调“在2016年前，中国完成主动和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要达到国际标准制定总数的50%，在2021年前，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和领导职务数量要显著增多，要迈入世界标准强国行列”（国务院2015年文件《深化标准化改革》）

欧美标准化制定的理念是将其留给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和行业去制定，本质上是为了创造可操作性，为创新技术竞争提供标准基础。但是，中国将标准制定政治化，将其看成是国家恶性竞争游戏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将阻碍技术的发展。

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  一方面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经济的动脉向全世界延伸以此取代老极权主义者使用军事手段扩大疆土的做法；另一方面一改闭关锁国的作法，通过跨国公司扩大海外市场规模、扩大海外投资、扩大海外运营和绩效，扩大海外资源的配置、利用和占有，注重创建国际品牌。中国利用制造大国的优势，把握全世界经济的供应链，让“中国制造”覆盖全世界。

世界经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常使世界陷入困局，中国强行改变或抵制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霸凌行为正警觉著全世界。为著可持续发展，各国都在寻找出路，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恰恰是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打击。

中国货币全球化战略 其内涵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具体作法是从人民币区域化做起，逐步打入国际货币体系，做大做强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业务，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金融创新，扩大人民币在国际外汇交易中的使用量，推动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开发数字货币的使用。

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表明人民币与欧元和美元相比尚存在巨大的差距，仅仅与日元和英镑相当。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由于对全球货币竞争的格局缺乏清晰的判断而进退两难。人民币持续贬值，汇率不可自由浮动并不可自由兑换，令人民币国际化前景难堪。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令各国对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持保守态度。人民币与卢布的结盟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是极权主义货币的结盟，但这是两国的制度本质决定的，人民币被卢布拉下水的可能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中国金融全球化战略 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资银行纷纷走出国门，完善国际金融网络，做强海外机构，打造亿元大行。

海外设行，以交通银行为例，自2016年以来，已经在海外分别设有伦敦分行、纽约分行、东京分行、法兰克福分行、卢森堡分行、罗马分行、巴黎分行、多伦多分行和首尔分行，对巴西BBM银行实行控股并购，境外机构覆盖1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而在捷克、印度和南非等国的机构也将陆续开业。这仅仅是交通银行一家的情况，其排名远在工商银行、中央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之后。

海外并购，以工商银行为例，2007年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2009年收购加拿大东亚银行7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2010年收购中法合资的金盛人寿保险60%股权，成为控股股东；2011年继续购入南非标准银行55%股权，成为控股股东，购入阿根廷标准银行80%股权，成为最大股东。2012年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股权；2014年收购土耳其Tekstil 银行75.5%股权。工商银行目前在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九，在全球银行1000强中排名第一，2018年其一级资本达3240亿美金以上。

金融全球化战略受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制约，要求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化，既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资金积累，又要求经济发展具有质的变化和飞跃；由于中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够规范化，金融制度滞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尚满足不了这些要求。

就国内而言，金融市场的“内循环”疲软，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金融弱国”；但就海外而言，大力开发海外金融市场，使得中国已经挤入“金融强国”的行列。这是一个奇怪的外向型经济现象，中国的金融战略更具有帝国特征，即无序地扩张，而国内经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使得海外金融市场的拓展缺乏可持续性。

中国数字全球化战略 的目的是打造数字时代的战略主权。数字全球化是当下世界主流发展的趋势，中国以势在必夺的姿态挑战以美国为首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数字生态体系，加强对国际数字联盟的博弈力度，抢夺国际数字规范的制定权，笼络欧洲数字联盟，抢占亚太和印太数字经济市场，最终引领全球数字治理格局。

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并产生了一批诸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中国联动等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相当发达和繁荣的公司，尤其是华为，代表著中国数字技术的前驱，是抢占世界市场的排头兵。但是数字技术和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相同安全考量或相同经济利益考量的国家会组成区域性联盟，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四边网络安全》、欧盟、五眼联盟、乃至7G，或20G国家，等等。联盟之外的国家想加入这些联盟并非易事。比如中国想打造中国——东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就十分困难，东盟十分警惕，因为与中国的合作，最终可能会失去自主权。企图将东南亚纳入中国势力范围的企图失败。中国想打入区域性联盟都如此困难，想作全球性数字联盟的盟主，就更是痴人做梦。靠一路一带维系的数字霸权由于地缘政治的离心作用就更难实现。

中国服务全球化战略 是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弱点。“服务”通常指没有实物产品产出的经济活动。服务全球化是指服务要素的配置跨越国界并在国际服务网络中承担服务供给的角色。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服务体量长期居世界低位，在中国制造全球化的带动下，近年有所发展。在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服务业也随著商品的输出而日益做大输出。这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模式；而当服务业发展起来后，又会反过来带动制造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力争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当服务业创造的产值与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几乎平分秋色的时候，当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甚至高于制造业的时候，中国服务全球化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中的比重就不能被忽略，今后中国服务全球化的势头将会越来越猛。

中国创新全球化战略 推动了中国成为一个自定义的“知识产权大国”。尽管其知识产权大都是抄袭、剽窃和改头换面他国科研成果的结果，尽管其国产专利大部分都面临无法转变为生产力的尴尬，但拿来主义的确对促进技术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较为恶劣的是中国提出以“技术转让”作为外资获取进口投资的审批条件，这基本上就是明抢，是拦路抢劫。中国离一个创新大国的地位还远著呢，当其将创新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推动时，创新就窒息了。

综上所述，中国全球化方案，是一个全方位的方案，它是极权主义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方案，因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全球化方案，它必将世界带入中国陷阱。西方正在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极权主义全球化

中国全球化方案是一个极权主义方案，一个以控制全球政治和经济为目的的方案。

全球化以打破国家边界，以建立一个互惠互助的商贸平台为特点。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全球化指数来判断的。全球化指数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测量，测量内容包括有：科技与文化，和平与繁荣，秩序与安全，环境与气候，健康与福利，等等。

但是，极权主义全球化是背道而行的。极权主义全球化追求的是国际权力。极权主义全球化强调国家意志，以自己的国家为本位，以篡夺国际权力越大越多为指数。极权主义全球化的程度是以其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的大小多少来判断的，也就是说以其权力的大小和左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的份量来提高其占有全球化份额的期望值。

在中国全球化方案的推行过程中，中国从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又返回到了极权主义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在进入以习近平的名字命名的极权主义时代的同时，加速了中国极权主义全球化的推进。

西方曾期待中国的国家转型，那是幼稚的。在国际事务中必须有这样的魄力，如果要造福全人类，那么就必须坚持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去中国全球化，去极权主义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