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后，全球媒体经常引用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山姆尔．杭廷顿（SamuelP.Hum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佐证伊斯兰（回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捍格不入的说法。杭廷顿的学说虽成为一时显学，但杭廷顿本人却从不接受电子媒体的访问，不上电视、不作公开演讲，亦甚少接受文字媒体的专访。

　　今年七十四岁的杭廷顿，拒绝变成媒体新贵的原因是，他个性内向、不擅辞令，连讲课和开讨论会时，亦尽可能少发言，让学生和与会者畅论。另一个原因是杭廷顿患有多年糖尿病，每天自己抽六次血，以检验糖分高低，每天三次自己注射胰岛素。杭廷顿自承是在一九五○年以四个月时间不眠不休撰写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时，患了糖尿病，杭廷顿曾于十月中旬接受〈纽约时报〉访问，但未畅述其观点，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则以十五页篇幅刊出该刊资深撰述罗勃特．卡普兰对杭廷顿的深度专访，并介绍杭氏在政治学上的成就与争议。

　　杭廷顿是纯正的纽约市人，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曼哈顿，在皇后区和布朗士区成长，高中就读全美首屈一指的纽约史塔维生（Stuyvesant）高中、耶鲁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硕士、哈佛博士。五○年代中期与布里辛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同时任教于哈佛政府系，一九五七年出版其首部学术名著《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震动学界。杭廷顿提出警告说，美国是个自由主义社会，需要一个浸淫于保守现实主义的职业军事丛体的保护。杭氏指出，自由派善于改革，但拙于国家安全；自由主义施之于外交和国防政策时，屡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由派学界对《士兵与国家》一书，痛加挞伐，哈佛政府系同事亦不满杭廷顿的理论。一九五八年，杭廷顿和布里辛斯基两个人因拿不到终身聘书，双双离开哈佛，一起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四年后（一九六二），哈佛政府系看到杭廷顿和布里辛斯基越来越有成就，乃邀请杭、布二氏重返哈佛，杭廷顿乃告别哥大，回到哈佛，与季辛吉同事，布里辛斯基则留在哥大。《士兵与国家》目前已成经典著作，现已发行至十四刷。

　　杭廷顿自认是个民主党自由派，但他的学说和理论却常激怒自由派，而他亦刻意待在自由主义重镇的哈佛，做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孤鸟，向民主党和自由派唱反调。杭廷顿曾在五○年代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撰写演讲稿，六○年代做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韩福瑞的外交政策顾问；一九六七年出任国务院顾问，协助詹森政府研究越战，并撰写报告。一九七七年，卡特任命布里辛斯基为白宫国安顾问，布氏专为老同事杭廷顿设立了一个国安策划小组协调人，在这个职务上，杭廷顿的最大成就是协助卡特和布里辛斯基推动「人权外交」，以及制定〈总统第十八号命令〉，全面检讨美苏关系，促成美国对苏采取强硬立场。

　　季辛吉、杭廷顿和布里辛斯基皆是「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但季辛吉流连官场，永别学界；布里辛斯基虽回到学界（乔治城大学），然和季辛吉一样常上电视评论外交，只有杭廷顿一直紧守学术岗位，短暂客串官职后即返回校园。杭廷顿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也是〈外交政策」杂志创办人之一。一九八七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第二次拒绝杭氏入选为院士，当时曾引起学界轩然大波，科学院拒绝遴选杭氏的理由是，杭氏以数学方程式解析变迁社会中经济发展、社会挫折与政治动乱，乃是「伪科学」，并称杭氏大量利用数学方程式和比率，其目的在于掩饰其政治偏见。杭廷顿著述极丰，有些学者认为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一九九三年于〈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明冲突吗？〉乃最具石破天惊之威力，赞扬与批判文字排山倒海而来，这篇长文被译成二十六种文字（包括中文）。三年后（一九九六），杭廷顿以〈文明冲突吗？〉为基础，扩大成一部专书：《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塑》。

　　杭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主要有七个论点：(1)世界的现代化并非意味西化。城市化和大众传播的冲击，加上贫穷和种族分裂，将不会使世界各地人民的想法和西方人（美国）所想的一样；(2)亚洲虽起伏不定，但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一直在扩张。伊斯兰将在人口分布上暴增，西方的影响力将逐渐衰退；(3)文化意识将愈来愈强，而非式微；(4)西方相信国会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适合全人类。这种想法将会使西方和伊斯兰、中国发生文明冲突，因伊斯兰和中国的想法，与西方殊异；(5)多元世界以文明来分类，不是以意识形态，美国人必须再肯定对西方的认同感；(6)西方制造意识形态，东方兴起宗教，而宗教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具威吓性的力量；(7)未来文明冲突之源，将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执与不宽容以及中国的武断和过分自信。这三种不同文明质素的恶性互动，将导致无可避免的冲突。

　　杭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已过了八年，，骂他的人虽多，但八年来世事的演变却印证了杭氏学说的不谬。杭氏接受〈大西洋月刊〉访问时，很勉地表达他对九一一事件的看法，他说美国应专注于打击恐怖主义，宾拉登和基地组织当然希望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点燃文明冲突的烈火，美国应透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以防止文明冲突，并携手对抗超越文明界线的恐怖主义。杭廷顿同时强调，美国在打击恐怖活动之际，必须完成两件事：(1)紧密结合西方国家；(2)应尝试了解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杭氏指出，西方人认为西方文化具普遍性，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

　　杭廷顿和已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近东文明讲座教授伯纳德．陆易士（Bernard Leuis），可说是九一一以来最受重视的两位学者，杭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著称，八十五岁的陆易士（原籍英国）则以对伊斯兰、中东和阿拉伯历史的研究，享誉学界。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厦已数度邀请陆易士前往讲述伊斯兰历史和文化，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写的〈伊斯兰的反叛〉，被认为是三个月来解释伊斯兰向西方挑战的精采作品之一。十二月三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曾发表专文介绍陆易士。美国学界对陆易士批评最厉害的是巴勒斯坦裔前哥大文学教授艾德华．塞伊德。塞伊德指责陆易士对近东文明的研究，乃是要证明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近东，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伊斯兰世界颇重视陆易士的著作，多半已译成阿拉伯文，一位埃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教士兼陆易士著作译者表示，陆易士是个坦诚的朋友和诚实的敌人，他不会说谎。(中国时报:林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