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滕彪 写于 二零二一年

19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被中国自由派当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正统。这一方面出于对中共极左和社会主义的痛恨，另一方面，反福利、反平等、反工会等新自由主义教条，也符合已从极左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新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加上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对西方产生片面理解，对进步主义产生敌意。他们屡受迫害而形成的反共情结和无力感，也投射到了右翼保守的政治强人川普身上。

一、问题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横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台之前的国会山之乱，都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关註，也剧烈地撞击着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版图。中国的知识界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美国大选的激烈争论之中。

首先界定要讨论的对像。它包括生活在中国大陆和来自中国大陆而生活在海外的、倾向自由和民主的华人知识份子、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反对共产党的法轮功群体、宗教人士和民运人士，也包括认同自由民主的网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识群体」、「泛民派」这一简称。「民」可以联想到民主、民权、民间，作为中共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一般说来，这一群体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权、民主、自由和市场，但它涵盖了西方语境下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内部复杂交错，是个大杂烩。他们被当做一个群体来指称，彼此之间尚有松散的群体认同，主要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持不满或反对态度。

虽然没有统计，但人们观察到，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的大多数支援川普。[2] 中国知识界的论争和分化无时无之，但从未比这一次来的更剧烈、更深刻。这已引起学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林垚用灯塔主义来解释这一现像[3]。第一个是「政治灯塔主义」：中国知识份子对美国民主制度形成简单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国成了向往自由民主的知识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对像。当美国的社会弊病、文化问题逐渐暴露之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焦虑和失落感。第二个是 「文明灯塔主义」，中国的「百年国耻」和近30年的迅速腾飞，震撼着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知识界，他们或者担忧作为灯塔的西方／美国逐渐「沦陷」于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复兴中华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过中国模式的对内成功与对外输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宝座。

林文有很多洞见，不过仍有问题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泛民主派在前几届美国大选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热情和明显的分裂？为什么他们心目中的灯塔是华盛顿-杰弗逊-裏根-川普-华尔街-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本文主要从思想传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试图做出一个解释。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讨论自由主义在中国发生扭曲的情况及其原因：言论资讯环境、中共体制的急剧右转、以及「左派」和「社会主义」的被汙名化，第五部分，讨论中国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源和表现，第六部分，讨论泛民派知识群体的反共情结以及抗争屡受打压之后的挫败感，从而寄希望于外部政治强人，最后一部分是简要总结。

二、被扭曲的资讯和被扭曲的自由主义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生活在中文资讯之中，严重依赖中文媒体。在大陆， 传统媒体被政府垄断， 新兴的网路媒体也受到严格审查。言论管制损害了人们的现实感。绝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华人区, 与非华人互动不多。在海外，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渗透，多数中文媒体被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而影响越来越大的法轮功媒体， 在本次大选中成为阴谋论的积极传播者。海外中文自媒体和法轮功媒体的普遍右翼化，为中文读者提供了大量偏颇的评论、假消息和阴谋论。但是他们为什么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释。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几乎每一个中国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但自由主义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传入中国后，却受到国际国内局势、中国思想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发生修正、流变、误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到紧要关头，或面临错综局面，就会有人背离，不是鼓吹『新式独裁』，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就是放弃理性的立场，倒向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4] 1949年前，费边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倾向；同时在家国危亡的焦虑之下，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染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随着中共建立极权体制，自由主义在大陆几乎灰飞烟灭，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复燃。

198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潮「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但真正指明中国前途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 [5] 但因为严格的言论审查，课堂教学和学术讨论都受到限制，知识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审查，很多文献无法翻译出版，很多译作被删节甚至篡改，无法呈现西方自由主义的全貌和最新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必然影响思想界、学术界的走向，也必然压抑那些可能对中国当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论。

文革之后到1989年之前，中国知识份子呼唤人的尊严、价值、启蒙与思想解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接受，与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紧密相连的。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传统」、「全盘西化」、「文化热」，艰难探索，也热闹非凡。这一阶段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义哲学，「除了极个别稍带实证科学倾向之外，多数都是比较偏激的颇具情绪化的理论。」[6] 比如当年大红大紫的尼采。[7]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裏根-柴契尔主义恰好同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恰好需要主张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990年代之后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裏德曼、米塞斯这些人。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拥有最多的追随者，广泛影响着公共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当做唯一的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右翼被当作西方自由主义的正统，受到了过分的推崇；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对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统性的介绍。

一般而言，中国泛民主派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缺乏瞭解，很可能略过了亚当斯密、密尔、卡尔．波兰尼、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等诸多思想资源,[8] 更对新近的进步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缺乏研究和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种族批判理论、环保主义、女性主义、性别多元化等虽有介绍，罗尔斯、德沃金、玛尔库塞、杜威、哈贝马斯、阿马蒂亚．森、萨义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众多读者，但无法与主流的右翼自由主义话语形成互动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义自居的知识份子，早就发生偏移，有些论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场全能主义，对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过分的程度，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万能的「自由市场」和一个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强烈排斥社会福利和平等价值。张五常、张维迎、薛兆丰、夏业良等，多少都有这种倾向。成立于2006年的「铅笔社」，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被戏称为「国奥派」（国家奥地利经济学派）和中国的「茶党」，李子旸等骨干成员已走向右翼国家主义。不少颇有影响的学者转向保守主义，如刘军宁、丛日云、高全喜、孙立平、郭于华、王建勋等。有的服膺否定启蒙运动的施特劳斯主义。有些人拥抱福音派中相当保守的一支，并将信仰论述混淆在公共论述之中，如余杰、任不寐、赵晓、苏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转向国家主义，如汪晖、强世功、陈端洪、胡鞍钢、甘阳、王绍光、崔之元、摩罗、朱苏力、吴稼祥等。[9] 奥派研究者秋风，转向了与当局关系暧昧的政治儒学。刘军宁强调「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传统」，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义归为极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说变得像是传福音。刘军宁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影响不小，一度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蜕变是中国泛民派右转的一个缩影。

三、官方与自由主义的共谋？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对自由主义的选择性接受和对右翼的偏爱，并非偶然，不能仅仅用翻译、出版、学术研究的偏好来解释，也不能仅仅用裏根-柴契尔以来的世界思潮和经济发展态势来解释。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尤其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默许和引导分不开的。

开放国门、政企分开、国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这些措施和毛时代相比都是巨大的进步，一度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启动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一党制的核心没有动摇、宪政也没有成为共产党的选项。

但六四屠杀一方面中断了政治改革进程；一方面却加快了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的速度，「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民间更无力对抗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随着官商勾结的深入、唯GDP主义的恶性发展，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加入WTO经济全球进程，这种「市场极权体制」或「市场列宁主义」之下，中国的经济腾飞暴露出了弊端：贫富悬殊，生态环境被破坏，腐败横行，人权被侵犯，社会道德沦丧。[11] 屠杀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在政治行动上直接挑战一党制已经不再可能，避开政治体制而呼吁市场化，与当局的需要不谋而合。

1990年代大陆兴起哈耶克热，《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着作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民间的启蒙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泛民派笃信诺奇克的「最小国家」和哈耶克反对社会分配的论述，他们反分配正义、反最低工资、反社会福利、反工会和劳工集体谈判权、反环保运动等。这些政策和观念被简单化、教条化、抽离了它的政治座标和制度环境，显然被中国当局乐见。比如，奈斯比特曾为中国没有福利责任而欢呼，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又如，在禁止独立工会、劳工受到资本和政府的双重压迫的中国，反工会的主张几乎可以看成是专制的共谋。

对这方面，秦晖有着持续的、立场鲜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权优势」、「负福利」、「劫贫济富」、「右手争自由，左手争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释力。他说，小政府应该「是要摆脱权力的不正当的束缚，而不是说摧毁社会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责任。」[12] 「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民主福利国家。后者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意义。现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统治权力的情况下却强调给它卸责，这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了。」[13] 可惜这样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无力阻挡中国自由主义者滑向右翼，甚至极右倾向。

在中共从毛左共产极权变成很多方面的极右之后，中国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倾向，使他们的批判失去准星，甚至成为共谋。从中共一贯控制出版、教育和舆论引导的高超做法来看，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没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会主义」的创伤与汙名化

导致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左派」和「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伤，以及它们在中国和美国的被汙名化。

以马列毛邓主义意识形态实施共产极权的中共，长期以左派政党自居。在大陆出生的知识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让人联想到马列毛邓主义、共产极权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人民公社、极权计划经济、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泪史。中共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很多人至今闻「左」色变，可以称作「共产后遗症」。极左时期的中共把一切异己打成「右」，「反右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致「宁左勿右」成了中共长期的传统。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很多人逐渐以自己属于「右派」阵营为荣，久而久之潜意识裏形成了左错右对、左坏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时代发出反对声音的，被当作右派自不必说；在后毛泽东时代，对现有体制提出批评的，从事政治反对、为弱势群体维权的，也几乎完全是「右派」，这使「右派」获得了荣誉和民间根基。而毛左则是另一番景象：毛左走在历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学者，成为意识形态传声筒和现体制的维护者；他们与邓右话语沆瀣一气，对弱势群体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说，部分非保皇派毛左的批判矛头，只针对「市场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中的市场和资本主义，而不敢或不愿针对极权和权贵。这些都让「左派」声名狼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声音被误解、被压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论述、也未能取得应有的群体认同和社会影响力。[16] 在党国体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观照1992年至今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场，最活跃的几支力量其实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义，反平等、反进步主义的保守主义，和反宪政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类似地，被中共称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也罪孽深重。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极权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和斯大林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党专政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但在西方，这两种「社会主义」的对应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自然地亲近美国右翼的反社会主义叙事。而美国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妖魔化的历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红色恐慌、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冷战等，社会主义被当做是「非美国（un-America）」。[17] 他们也妖魔化北欧的福利国家、桑德斯乃至整个美国民主党。[18]

「左派」和「社会主义」被汙名化，有两个负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标已经发生某种逆转，误判了中共体制的性质。1970年代末之后，马列主义逐渐式微，计划经济逐步被抛弃，中共在维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开始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共当下体制已变成剥夺自由加反对平等和福利。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披着某些极左的外衣（宪法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等），同时又有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极右话语和政策（中华民族复兴、新疆集中营，在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等）。

第二，对西方语境下复杂细致的左右光谱缺少敏感的辨别力，并轻视了深刻影响当今思潮和社会实践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会运动。惨痛的「左祸」，使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有意无意地把西左和中国极左、共产主义混淆在一起。他们贬低或无视在民主宪政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义。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大学和人权机构属于左派（自由派），被斥为美国的堕落。[19] 以中共体制为座标系，来讨论西方当下的左右之争，要么无力对话，要么一团乱麻。[20]

中国泛民派简单化地认为「民主党等于增税、大政府，共和党等于减税、小政府」，「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助于经济发展」。[21] 事实上，在认同自由和市场的基础上追求平等、社会正义和保障福利，几乎成了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把这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并把它理解成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体制，错得离谱。

五、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中文圈对BLM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就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反对BLM的人几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数支持BLM的人都反对川普。在讨论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还有人毫不掩饰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何清涟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说它是「极左派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魏京生、夏业良等也把这场运动和文革相类比。李江琳、郭于华、陈破空等很多人说这场运动是「打砸抢」 ，吴祚来说，「欧美骚乱分子，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杂配的怪胎，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其行为表现却是法西斯分子加红卫兵。」 [22] 吴建民叫奥巴马「回肯亚老家去」。人权律师隋牧青说奥巴马夫人「比大猩猩还丑」。[23]

对穆斯林的歧视言论更多、更普遍。「稍微浏览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可发现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辞已蔚然成风，……中国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响，认为穆斯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 [24] 「绿教」、「绿绿」之类侮辱性称呼，把穆斯林等同于邪教、恐怖主义的说法时常可见，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开或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穆斯林的厌恶和仇恨。[25] 他们强烈抨击「政治正确」和所谓的「白左」，认为宽容穆斯林是一种幼稚的伪善。

欧洲难民危机的时候，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就是公开反难民、反穆斯林，咒骂默克尔是「圣母婊」。中国政府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关入集中营，正在新疆进行种族屠杀，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谴责，而且为之叫好，说这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需要。在这裏，中国当局和（汉族）民众形成了某种共谋：「官方默许了反穆言论的传播，从而为其在新疆的强硬压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民主运动与种族主义的荒谬关联：与1980年代学潮相伴的，有一条较弱的线索是反黑人的运动，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发生了这类运动。南京事件最有影响，数千名学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滚回去」的标语。外国研究者发现，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在这种不满的背后，又是中国知识份子和学生对现代化和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国要赶超更先进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则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27] 中国人对有色人种（尤其黑人）、对穆斯林、对移民的歧视的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最优越、中国人是二等白人，然后是其他有色人种，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国泛民派仰视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视其他宗教，最被歧视的是伊斯兰教。这可以算是一种基于宗教灯塔主义形成的歧视链。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支持川普，他们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进步主义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陆几乎没有影响。「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国秩序的精神首都」，[30] 这些说法很有市场。有些人把川普当做「神选之人」，把川普-拜登之争看成是正邪之争。中国泛民派对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感到极为焦虑，认为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将毁灭美国民主。[31] 他们担忧19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运动、堕胎合法化、女权运动和LGBT运动，认为这威胁了（被认作是「美国根基」的）传统基督教价值。在西方被批评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之嫌的亨廷顿，在中国却大红大紫。[32] 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与川普不谋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枪、反堕胎等。

中国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系统性种族主义「植根于中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历史」，表现为对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见， 而且「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现代中国的观念基础。」[33] 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种族分成贵种／优种和贱种／劣种，红种、棕种和黑种是註定要被淘汰的劣种，而未来属于「有历史」的白种人或黄种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我们的种族对于我们较浅或较深肤色的邻居具有内在的优越性。」[34] 天朝大国被西方欺凌的「百年屈辱」，进一步使近代中国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

尤其是，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培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肥沃土壤。成王败寇，弱肉强食，既是中共的逻辑，也是社会的现实。毛时代的户籍制、身份等级制（地富反坏右）、砸烂公检法自不必说，后毛时代的官商勾结、强制拆迁、清除低端人口、贫富鸿沟，在扭曲的市场规则背后盛行着权贵主导的丛林规则；城市人歧视农村人，富人歧视穷人，汉族歧视少数民族，还有基于省份、外貌、学历、性别、性取向、身体缺陷等方面的歧视。中国的精英大部分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比别人更优秀、更努力，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穷人要么能力不行，要么懒惰；高福利被当成「养懒汉」，[35]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之下，绝大多数川普支持者反对BLM、反对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称其为「逆向歧视」。他们对进步主义推动的社会变革非常反感（女权主义、性少数群体、种族平权、气候变迁、政治正确等），认为这是美国的堕落。

六、反共情结与抗争的无力感

对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来说，改变专制体制，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关切。 他们是反右运动、文革、六四屠杀受害者或见证人，对宗教迫害、新闻审查、洗脑教育、文字狱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僱、被监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连，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当成最大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结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异议人士赵常青在推特上写到，「如果现在能把中共干翻，哪怕是塔利班上台都行！」[36]

从西单民主墙运动以来，1980年代学潮和天安门民主运动，1990年代的民间组党，2000年后的维权运动和零八宪章，争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当局扑灭。习近平上台后，人权和法治状况持续恶化，中国走向我所说的「高科技极权主义」[37]，在可见的未来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几代人的努力均告失败，政治表达被不断压抑，这种挫败感、耻辱感和无力感，很容易让一部分人拥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裏斯马型政治强人。

对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动力。泛民派对1989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失望至极，认为川普对中国政府最为强硬。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绥靖，它造成了中国专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这个局面，让人们看到了改变乃至推翻中共政权的希望。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对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误判，是中国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个因素。[39]

七、结语

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后，因国内国际困局、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而不断被修正、误读；在毛时代几乎被摧残殆尽，之后在专制环境下逐渐复苏，无法避免被扭曲的命运。19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当做西方自由主义的正统。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活动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方面出于对中共极左和社会主义的痛恨和反弹，另一方面，中共体制已从毛式极左迅速变成权贵资本主义，而右翼化的、脱离语境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反福利、反平等、反工会、反环保等——符合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存在一种脸谱化的理解，同时对西方和全球的进步主义缺乏全面的、动态的把握，这是中国知识界挺川现像的深层因素。

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悠长的历史传统，这种和自由主义不相容的思想观念，侵蚀了为数众多的中国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使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进一步强化和内化。这可以解释他们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种族平权和性少数群体等政策和言论。

中国泛民派在理论上对中共体制的抛弃和反对，在现实中对中共罪恶的仇恨，合成了强烈的反共情结；他们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屡受迫害和打击，形成了深深的挫败感和无力感；于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强人。川普被他们一厢情愿地当成了绥靖政策的终结者和中共的劲敌，他呼应了中国泛民派的仇恨、绝望、挫败感，其价值观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国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令人遗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极右翼）的中国泛民派，一方面对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体制放弃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态势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正在削弱泛民派整体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识份子威望。少数人发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论，客观上已经变成了专制的共谋。

反抗中共专制需要勇气、智慧和耐心，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为了争取中国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当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标下使用专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图建立的并非民主，而是某种神权专制或世俗的威权统治。更多的人，目光仅仅侷限在中国革命，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权、自由和民主漠不关心，就像挺川者无视川普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和威胁。[40]中国的民主化极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应该有起码的人类主义关怀和世界公民认同，跳出狭隘的民族、种族、宗教利益和个人偏好。

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对引导和塑造中国观念市场影响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让人担忧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方向。进而言之，中共政权和中国异议人士的不约而同的「右翼化」，与全球范围内右翼威权政党／政府的上升遥相呼应，这一定会冲击全球范围内的思想图景和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