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社会主义概论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5月09日16:09:5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 作者 牟金容 写于 二零二一年 摘 要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生态环境，后者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物质保证。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着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随着工业和信息革命催发经济蓬勃发展，环境汙染、资源破坏、生态恶化的种种问题越来越不可忽视，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生态问题，重回生态美好成为西方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生态危机”的概念，并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致力于构建生态和谐的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欧洲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新世纪之前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历程。进入 21 世纪，一些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着书立说，提出诸多富含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将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国历来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采取普遍性和特殊性、联系与发展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新世纪的发展及其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从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系统回顾了新世纪之前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二是归纳分析了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发展，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构思想的发展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思想的发展。主要结合德里克·沃尔、乔纳森·休斯等 21 世纪欧洲重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阐述分析。三是对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内容的理论价值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将其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并得出结论认为可以从认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客观对待经济全球化、凝聚社会生态共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三方面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启示。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生产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然而，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资本主义能够以更加高效和残酷的手段消耗和掠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到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关系方面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然而生产力方面的矛盾，即无限追求扩大生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无限地追求超额利润的本性，导致这一矛盾持续恶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凸显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益突出。自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首次将人类工农业汙染导致的种种生态恶果赤裸的展示在公众面前，社会各界生态意识不断觉醒。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左”翼人士在环境问题上的思考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他们将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试图探索实现一个既能包容生态可持续原则又能容纳社会公平公正等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问题并非一国独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伴随着环境汙染和生态破坏的种种现象，大气汙染、河流汙染、土壤汙染、森林草地退化、耕地破坏、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影响甚至威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治理环境问题，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先后颁布了多部环境保护法律和条例，如《环境保护法》（1989）、《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等，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断推进。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生态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党和政府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通过加快立法、严格执法、加强环保意识等多措并举治理生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先导，并先后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着成效。2021 年 4 月22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首次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中国信心。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 1989 年 1564万吨下降至 2019 年 457.3 万吨；2019 年全国 337 个城市中，有 157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 46.6%；2019 年消除全国城市 2899 个黑臭水体 2513 个①，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生态保护与治理没有终点，我国环境容量有限，汙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1]。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仍然需要社会各界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参与。 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关起门来搞，我们可以学习国外优秀经验，以彼之长为我所用。欧洲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起源地，也是我国重要贸易伙伴，中欧环境合作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2]。自 2007 年来，中欧间已成功开展流域水环境管理、缺水管理——智能工具和合作战略等合作项目。此外，中欧还曾多次在防治大气汙染、促进绿色循环经济、减缓气候变化等多领域相继开展交流合作，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有益贡献。因此，关注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分析研究其在新世纪的思想发展，结合中国实际，将其有益思想和因素吸收进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是当下及今后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1.1.2 选题意义 基于以上选题背景，研究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能够更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如何正确看待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包括早期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莫里斯以及后来的安德烈·高兹、戴维·佩珀和德里克·沃尔等都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汲取能量。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于此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认识。 其次，有助于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2008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给各国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同时，全球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也愈加深重，其中，由生物多样性锐减造成的生态失衡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3]。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变化，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理论能量，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深入有效地批判，揭露当前西方国家试图以市场机制解决生态问题种种举措背后的资本逻辑，并批判其无益于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生态问题，如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国际法律框架——《京都议定书》等中提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和清洁发展机制等，这些对策的提出只会使气候变化被用来刺激投机性金融而无益于解决气候问题。由此，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具有真正生态原则的社会经济方案，如提倡地方性经济模式，发展地方交易系统等，以此来构建一个生态美好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否认其提出的许多理论原则和社会政策不仅具有深刻理论内涵，还富有积极实践价值，对于我国当前和今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十分重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普遍认为国内最早研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谨①教授。此后，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展开了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总的来说，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内容和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理论内涵与特点等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如，2007 年：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徐艳梅《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2010 年：郇庆治《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2 年：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2014 年：田坤《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郑国玉：《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研究》；2020 年：王雨辰《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剖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其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难免带有较强烈的空想色彩，同时也肯定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研究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是对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个体性介绍和研究，研究成果以译着、期刊和学位论文为主。译着有：2003 年：唐正东、臧佩洪翻译出版了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006 年：耿建新、宋兴翻译出版了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12 年：刘颖翻译出版了佩珀的《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张淑兰翻译出版了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2015年：杨燕飞、冯春涌翻译出版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2018 年：彭姝祎翻译出版了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 此外，还有周穗明①、陈学明 ② 、陈食霖③、关雁春 ④ 等人对佩珀思想的研究；李国 锋⑤、蔡华杰 ⑥ 等人对萨卡思想的研究；郭剑仁⑦、王雨辰 ⑧ 等对福斯特思想的研究； 陈永森⑨、王增福 ⑩ 、王雨辰?等对奥康纳思想的研究；蔡华杰 ?、李志江与叶志峰 ? 等对沃尔思想的研究；孙天蕾?、于天宇 ?等对休斯思想的研究等等。对这些生态 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内涵及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研究及评析，同时还涉及提炼其合理思想与中国生态思想和理论进行融合。 三是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研究。如，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明显过于片面，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仍带有浓厚的生态中心主义色彩。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注定是一种“生态乌托邦”；孟献丽?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及生态危机源头理论存在缺陷，生态社会主义开出的未来社会药方也缺乏可操作性。张剑?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从环境问题入手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抓住本质，且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或是增补来提出未来生态友好的社会主义，这都体现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四是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时间界线对 90 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时青昊①教授分析阐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动因，概括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包括：对苏联生态教训的反思，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变革路径，并从中得到一定启示；张季平②博士从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的梳理概括之上，从整体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现代取向、实践路径进行分析阐述以及辩证评价，并探讨其启示与价值；唐超③博士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思想为线索，提炼出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旨，并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揭示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1.2.2 国外研究现状 生态社会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在随后六十多年里逐渐发展并蔓延至北美及亚洲等各地，在此过程中诸多国外学者先后加入这一研究队伍，不断充实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1962 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首次对环境问题的披露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引起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自此，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西方绿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生态社会主义开始兴起。20 世纪 60-7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从共产党转身投向生态运动的鲁道夫·巴罗（德）和亚当·沙夫（波兰）。前者着有《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与幸存者》等；后者是最早进入生态运动的共产党员，着有《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此外，还有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法）的《生态学与政治学》；以及威廉·莱斯（加）的《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莱斯和阿格尔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异化思想，提出控制自然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人类试图控制自然从而突破了自然自我调节的限度，从而导致种种生态问题，由此拉开生态社会主义在北美传播与发展的帷幕。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着作有：高兹的《通往天堂之路》、《经济理性批判》等，高兹仍然是这一阶段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表现为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绿色理论的融合。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逐渐走向成熟。以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柏格特等为代表的北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开始展露锋芒。 在日本，有社会学教授岩佐茂。同时，生态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也呈现繁荣景象，尤其以英国的佩珀和德国的萨卡为主要代表，前者着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后者着有《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他们的思想为之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表现出以下特点：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及方法来分析生态危机，并试图从理论上勾勒一个生态美好未来社会。 进入新世纪，英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乔纳森·休斯出版《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2000 年），在书中，他首先对生态问题进行界定和分类，并通过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相关着作，积极回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批判，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涵。其次，休斯提出一种更加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并对马克思主义人类需要理论进行辩护和阐述，破解了人类需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展现出丰富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为丰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做出很大贡献。此外，英国的德里克·沃尔也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沃尔不仅着书立说，还积极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运动实践之中。其代表作有：《巴比伦及其超越：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2005）、《绿色左翼的兴起: 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2010）、《绿色政治的严肃指南》（2010）、《历史文化、冲突与生态中的公地》（2014），并于 2015 年出版《巴比伦及其超越》的修订版《资本主义之后的经济》。他以全球化的视野介绍了国际上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发展中国家左翼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并对其表示肯定和赞赏。 总而言之，当前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从区域上看，对北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研究较多，而对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及北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的个体性研究较多，而从整体上把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较少；从时间上看，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较多，而对新世纪之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新世纪为时间节点，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主体，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新世纪后的发展为研究内容，并最终回归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上，揭示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1.3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思路框架如下： 首先，阐述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论渊源。接着，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新世纪以前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历史回顾和梳理，主要是以各个阶段欧洲代表性人物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线索进行梳理和总结。 其次，从德里克·沃尔及乔纳森·休斯等新世纪欧洲代表人物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入手，分三个方面阐述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新世纪的主要内容，试图呈现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轮廓。 最后，在前两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对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局限之处进行辩证分析，并提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价值的启示。 1.4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通过大量搜集查阅文献资料，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提炼、研究及引用。 历史分析法：对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反思其发展进程，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解读其思想内涵，思考其理论价值。 对比研究法：对 21 世纪前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将其同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内容进行纵向对比，探析其在新世纪的思想旨趣。 此外，本论文还将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分析方法。 1.5 创新之处 新的视角。本文从宏观上对新世纪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发展进行研究。 主要以目前国内涉及较少的德里克·沃尔及乔纳森·休斯等欧洲学者的思想为线索；此外，整体与个体的结合，既有对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个体研究，又有从整体上把握来对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评析。 结合新的理论成果。本文在研究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时，将对德里克·沃尔及乔纳森·休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最大程度的结合有关英文文献资料，把握最新动态。 1.6 概念界定 1.6.1 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 从字面上看，生态社会主义，即“eco-socialism”，由两个词语组成：“eco-” 即“ecological”表示“生态的”；“socialism”即“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的结合蕴含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就要求生产最大化，而生产最大化又要求消费最大化，如此便陷入一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最终必将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汙染也朝最大化的程度发展，而资本主义在追求无限利润的逻辑之下是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观点。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维度。广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绿党为首领导的生态运动与左翼政党或组织相结合从而形成的所谓“红绿联盟”。 [4]。其“生态”思想来源于生态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托派等西方左翼政党组织。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般是指西方绿党内部的一个流派。绿党起源于西方生态运动，自 1972 年世界第一个绿党——新西兰价值党成立，绿党不断在世界各国发展，曾经欧洲十几个国家一度都成立了绿党。绿党已逐渐走进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舞台中心，比如近几年备受国际瞩目的德国绿党，发展劲头正盛，已然成为其国内政治生态中不可小觑的力量。绿党内部派别林立，不过各流派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依据其理论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流派：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激进主义、生态现实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5]。总的来说，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绿党中的一个派别，而绿党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分支——生态运动的一个流派。新社会运动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无法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进行解释，比如女权运动、动物维权运动、和平运动、反核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又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左派、托派等共同组成西方大左翼运动。 由此可见，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生态运动的“生态思想”与左翼组织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而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指西方绿党内部的一个流派。然而，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破解生态危机，走向坚持生态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未来社会。 虽然生态社会主义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未来原则，但并不能因此而判定其为科学社会主义，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问题作为其理论出发点；此外，生态社会主义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非暴力原则提倡通过渐进性变革实现未来生态社会主义。这些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相悖。 1.6.2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谈“生态社会主义”就无法避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后两者主要是中文翻译上的区别）。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1453 篇文献，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关键词共检索出 1249 篇文献，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关键词共检索出 701 篇文献①。从检索数据上看，“生态社会主义”的使用频率似乎更高。 对于二者更具体的区别和联系，在学界也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在理论内容上是相同的，只是欧美间在称呼上存在差异。 通常将欧洲学派称作“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把北美学派称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且互相交流与影响，可以混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是不同的理论思潮，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以欧洲绿党为代表的绿色运动所产生的政治思潮，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它强调对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战略设计和安排。后者则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一种试图以生态学“补充”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更加强调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有关着作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6]。因此，两者之间除了称呼上的差异还有理论内涵上的差异，不可混为一谈。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包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在进入 90 年代后则带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特点[7]。 第四种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潮，也是一种实践运动。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仅仅表现为一种理论思潮，即二者只存在实践上的区别。 以上观点各有其合理性，本文同意第二和第四种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即存在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欧洲学派领导“生态社会主义”，北美学派领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北美学派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的研究更加深入，而欧洲学派更加擅长提出未来生态学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的社会构建，且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更加关注生态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相通之处且欧美学派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也越来越密切。比如 2007 年在巴黎成立的生态社会主义国际聚集了来自欧美各地的生态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及 2009 年在巴西贝伦召开世界社会论坛期间，生态社会主义国际提出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已然成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8]。 第 2 章 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2.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孕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 2.1.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人类社会进步史是人类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精神满足的过程，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自然环境进行密切互动的过程。在人类产生初期，同其他生物体一样，对自然并没有特别的优先权，人类并非大自然的天然宠儿。 科技的进步使人类能够在更大限度内以更高的效率改造和利用自然，同时这也反过来促使人类不断激发改造自然以适应和满足自身需求的欲望和野心。在工业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革性发展。在资产阶级不到 100 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创造了比它之前所有时代所能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然而，资产阶级在沉迷于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成果的同时，也在啃食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尤其是到上世纪 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取得了飞跃发展，发达国家步入高消费时代，高消费与过度消费导致其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汙染破坏和掠夺也更加高效和残酷，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这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到来。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关系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然而资本主义追求生产扩大化同生态资源有限性间的生产力矛盾开始凸显并日趋严重，这种矛盾不仅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1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可以在一夜之间，摧毁一个城市，可以毁灭整个地球”[11]，通过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描述，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资本主义国内的环境破坏程度。 （2）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 1962 年，美国一位名为雷切尔·卡逊的海洋生物学家通过引用大量事实和调查数据揭露生态问题的《寂静的春天》一经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作者在书中揭示了动植物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警示人类滥用化学药剂和农药已经给我们周围的环境带来极大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将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这激起社会民众“生态意识”的广泛觉醒。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美苏之间军备竞赛等导致美国能源消耗呈爆炸式增长[12]，由此带来严重的水汙染以及空气汙染等环境问题。此时正值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频发的时期，美国民众对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进行反思和抨击。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汙染现象让民众意识到自身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威胁。1970 年 4 月 22日，美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13]，2000 多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环境问题的不满并呼吁政府重视环境问题并采取措施保护环境[14]。 这次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如 1970 年制定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72 年通过水汙染控制法（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修正案，并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此外，这次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还超出美国国界扩展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自此，环境保护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人类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1972 年 3 月，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书中指出人类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认为生态恶化造成人类的未来前景黯淡，这进一步强调了重视生态问题的紧迫性。6 月，在瑞典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第一次为了当代全球环境问题而特意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是“对全球人类的环境影响的首次评估，试图就如何应对人类环境的挑战达成一个基本共识”[15]。会议发布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宣言强调了人类正面临种种严峻的环境问题，并号召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为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共同努力。《斯德哥尔摩宣言》是国际环境法演变的重大里程碑，开创了所谓“现代国际环境法时代”[16]-和人类社会保护环境事业的新纪元，强调了世界各国无论国家大小均有开发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保护环境的义务，为之后国际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其组织也不断完善。1972 年，在新西兰，世界上第一个绿党组织——价值党产生。1973 年，在绿色政治的发源地英国出现了欧洲第一个绿党——英国人民党。其在党纲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应最低程度地扰乱生态平衡，同时要最大程度地保留自然资源及保持人口的零增长。80 年代后，绿党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尤其是在欧洲，如比利时、德国、瑞典、法国等国绿党在国内选举中取得不错成绩，绿党成为欧洲政坛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改变着欧洲政党格局，也促使绿色政治走向制度化、传统化。 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绿党的产生与发展蕴含着各国民众与国际社会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孕育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和产生。 （3）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反思首先，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二战后，新科技的发明与发展，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为了缓解较为尖锐的生产关系矛盾，统治阶级在国内推行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得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步入中产阶级队伍，传统工人阶级规模逐渐萎缩。尽管对资本主义仍有不满，但他们已经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很大区别。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性逐渐消弱，国际工人运动也逐渐走入低潮。同时，资本主义国内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持了社会稳定，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走向衰落。 其次，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反思。“苏联曾是世界上最早重视自然保护的国家”[17]124，1975 年苏联首次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单独列出保护自然的任务。其后，在苏联的国民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中，都有专门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此外，苏联还在宪法内规定保护自然环境是国家和公民的义务[18]，对资源的利用做出相应规定，并对违反自然保护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苏联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高耗低效的高增长经济发展模式。“1980 年苏联每生产 1 卢布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比美国多 20%，钢多 90%，石油多 100%，水泥多 80%”①，资源空心化现象依然显着；另一方面，也没能遏制环境汙染和破坏现象。“由于空气和水汙染造成的年均损失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 2.5%”②。尽管苏联也在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政府拨款由九五（1971-1975）期间的 73 亿卢布增加到十一五（1981-1985）期间的 150 亿卢布，③然而资源高消耗以及环境汙染等问题导致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日趋增强。苏联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使西方激进的左派组织对传统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甚至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无法避免或是解决生态危机。因此，他们决定抛弃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走“第三条道路”④——生态社会主义。 2.1.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1）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首先，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一方面，自然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9]，人类是自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产物。“从精神领域来说，自然界是人的科学和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粮食；从实践领域来说，自然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20]。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与自然紧密联系着，人类从自然获取生存所需物质资料。此外，人类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来改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对自然进行开发和改造并从而推动人类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无法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也无法超出自然。人类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是在遵守自然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的，“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21]。“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22]。因此，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却又无法超越自然，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 其次，人、自然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思想。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是基于物质生产层面的，自然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社会生产层面的，这种社会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组成。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活动，或人类历史，主要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3]，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重要前提保障。 最后，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重要中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4]劳动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以及基本生存方式，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一个所谓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的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人化自然”不同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人类通过劳动或是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的部分。因此，只要有人类活动存在，就会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对部分自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人化自然”。马克思对“人化自然”的概念表示赞同，认为“人化自然”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和改造。但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辩证统一，即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人、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述，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正是由于人类过度改造和利用自然而缺乏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尊重。因此，强调尊重自然的生态学原则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 （2）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和社会批判思想一是生态危机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指出了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自私贪婪的，它不断发展生产力，并把大自然纳入其技术理性范畴内，使自然变成商品化了的自然。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控制不断扩大，生态被商品化、军事化、汙染化，这也将缩小人类的生存世界，[25]并最终带来生态危机。哈贝马斯也对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生态平衡意味着经济增长是有一个极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快速增长趋势，同时带来人口和商品生产的不断增长，这就意味着要更大程度的对自然进行开采利用。当经济的增长超过了自然的承载极限，对恢复生态平衡无能为力，就会导致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生态问题的前提，其批判理论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是批判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好处和便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技进步也使人类控制自然的欲望不断膨胀，人类不断肆意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以获得更丰富的物质来满足人类社会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减少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技术异化使技术统治人、统治自然，这种统治一方面帮助维护资本主义内部的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又能够更加有效地对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进行掠夺和剥削。[26]因此，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生态危机。 三是批判消费异化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如马尔库塞、弗洛姆，把当代人的消费看做受人驱使的消费，出现了消费异化。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消费不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满足而发生的消费，而变成人们满足欲望的一种方式，因此是不合理的消费。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这种“不合理的合理”，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来保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得消费异化舒适的一面继续维持并不断扩大。消费异化扭曲人性，使人不得不依附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体系，成为单向度的人。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消费和生态结合起来，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下鼓励无休止的物质消费带来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和破坏，这种破坏必将超越地球自然的承载力，导致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必然导致生态危机，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并试图探索出一条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 （3）早期环境主义思想 首先，美国环境保护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利奥波德 1887年出生于美国一个普通家庭，1909 年获得耶鲁大学林业硕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林业局工作。在林业局工作期间，利奥波德十分关注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当时林业局更注重如何通过保护土地及林业等资源来为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足够充足的物质资源，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工作模式和利奥波德的“生态思维方式”相悖。于是，1928 年利奥波德离开了林业局，继续专注自己的研究，于 1933 年出版《野生动物管理》，1939 年出版《土地的生物视图》，1949 年出版《沙乡年鉴》。《沙乡年鉴》刚出版时并没引起太大反响，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逐渐被人们重视，并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经典着作。书中记录了威斯康星河畔农场一年 12 个月的自然现象和一些趣事，还有利奥波德本人的生态思想及其研究生涯。书中比较细致的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书中，利奥波德主张一种开放的大地伦理思想，提出人类应该以谦恭和善良的态度对待土地，并强调人类应该放弃征服自然观念，平等地对待伦理范畴内的自然界各个成员。 其次，蕾切尔·卡逊的环境思想。卡逊的环境保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着作《寂静的春天》之中，该书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批判人类在农业上对化学制剂的滥用导致种种环境恶果，警示这些恶果终将反噬人类自身。之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继续在卡逊的思想成果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生产，从而相应的提出本土化、小规模、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模式。 最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思想。罗马俱乐部成立于 1968 年，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是关注全球人口、生态、能源等问题的着名国际民间学术团体。 1972 年发布的《增长的极限》，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影响，报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生态危机。 因此，罗马俱乐部反对经济增长，主张坚持经济“零增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思想对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如萨卡的“增长极限的范式”以及莱斯“守成的社会”的观点都有重要影响。 早期环境主义的有关生态伦理思想、本土化生产以及增长的极限等思想为后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切入点，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2 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2.2.1 20 世纪 70 年代：萌芽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形成时期。自 20 世纪 60 年代生态问题进入公众视野，西方国家社会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绿色运动也应运而生，欧洲各国纷纷组建绿色政党以领导生态绿色运动。欧洲生态运动初期，各国绿党宣称要消除生态危机，然而他们并未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提出的生态政策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的小修小补，对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并无太大裨益。随后欧洲一些左翼学者便开始尝试将绿色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里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药方，于是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构想。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欧洲绿色社会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而生态社会主义也从哲学批判的理论指向转向社会学和政治学批判，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逐渐确立起来并不断完善，并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绿色运动提供一种两相结合的理论指导。 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还只是欧洲绿色运动的一个小的分支，其影响力和吸引力也远不如绿色运动。然而生态社会主义对绿色运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反映着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切及由此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怀疑和困惑，而对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期望。 这一阶段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存在密切联系，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 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不仅仅是自然和科学层面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集中体现；高兹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保尔·萨特的学生，高兹从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转向研究生态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他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应当建立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此外，这一时期参与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是波兰的亚当·沙夫和德国的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共产党员中最早进入生态运动的代表，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27]。鲁道夫·巴罗被称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致力于将共产主义运动和绿色运动结合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被一种生态人道主义所取代，而要实现革命就要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克服不自觉进行消费的习惯。 总的来看，该时期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理论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带有较强的改良主义色彩，尚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还缺少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因此其影响力较弱。 2.2.2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随着生态运动影响力不断扩大，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学者们不断推进生态学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理论的探索与融合，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这一阶段也被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称为“红绿融合” 时期。 这一时期绿色运动的发展壮大体现在欧洲各国绿党的成立并逐渐在各国政府中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以德国绿党为例：德国绿党最早成立于 1979 年的西德，1989-1990 年间，东德成立联盟 90（B?ndnis 90），1993 年，西德绿党与东德联盟90 合并组成联邦德国绿党，即 90/绿党。德国绿党自成立伊始便公开举起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其党纲中明确提出现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亟需变革，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平等的，应该实施既符合生态原则又能保障人类利益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1983 年，德国绿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突破性的 27 个席位，成为德国议会政治中的新力量。1985 年，德国绿党与社会民主党组建地方联合政府，由于政治上常用红色代表社会主义，绿色代表生态主义，因此绿党和社民党的联盟也被称为“红绿联盟”①。1987 年，国际绿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绿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政治力量。伴随着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成熟，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安德烈·高兹是这一时期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高兹在 80年代的着作主要有《告别无产阶级》（1980）、《通往天堂之路》（1985）、《经济理性批判》（1988）。高兹揭示了生态学与生态问题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阐述了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资本主义破坏自然，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生态危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阐述了他对未来社会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高兹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认为资本主义追逐超额利润的生产逻辑决定了其根本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他强调异化与劳动的联系，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从而构建出生态理性及与之共存的“后工业社会主义”。他认为摆脱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必须坚持经济的零增长，还要尽力改变人们当前的生活及消费方式。此外，还要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分散技术基础上建立既能促进个体的自立又蕴含人与自然协调的民主社会。他提出的“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对立”、“消费得更少而生活得更好”的命题和口号成了当时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 不过，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 尽管他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来为自己的观点做支撑，但他并没有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探讨环境和社会问题。同时，他的思想深受深生态学的影响而带有生态中心主义倾向。因此，回到人类中心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下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2.2.3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成熟 20 世纪 90 年代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熟期。这一时期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成果丰硕，不论是思想还是实践的影响力，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个时期主要以格伦德曼、戴维·佩珀、萨拉·萨卡为主要代表人物。 根据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定位的区别可以将生态社会主义分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和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大多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脱离人类中心主义而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入 20 世纪90 年代，以格伦德曼为代表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重新审视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并转向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瑞尼尔·格伦德曼在欧洲大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担任过联合国全球公共政策项目顾问，曾就职于柏林科学中心和马克思·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格伦德曼于 1991 年出版《马克思与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批判，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总是对人类有益的”[28]19。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必须改造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是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人类中心主义反而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分析指导。对于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格伦德曼指出正是因为人类没能有效地“控制自然”才会导致生态危机。“控制自然”是指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生态问题的出现恰恰说明这种控制的缺失。[29]15 同时，格伦德曼坚持马克思对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对于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仍具有启发意义，从而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有力辩护。 戴维·佩珀是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1984）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等。首先，佩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观念的改变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要改变物质生产关系。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唯物主义的”[29] 。其次，佩珀反对技术中心论关于人类应控制自然的看法，也反对生态中心论提出的人应该要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的观点。他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指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以及相互影响。其三，佩珀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必要的，前提是经济的增长是有益于生态以及每个人的平等利益；最后，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生态成本外在化，即将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后果转嫁给后代子孙，将资源保护、汙染控制等维护和修护生态的成本外化转嫁给整个社会；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倾倒汙染废物或者将高汙染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缓和其国内的生态矛盾，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 佩珀明确指出改良的环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是无法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 萨拉·萨卡出生于印度，1982 年移居德国后积极参与德国生态环境运动和绿党政治，代表作有《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他论证了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都持批判态度。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范式已经失效，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存矛盾，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增长的“增长的范式”也应被排斥，于是萨卡提出一种新的“增长的极限的范式”。增长的极限体现在零增长的经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限制消费和人口的增长等。萨卡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去做，就能实现这种“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人类确实能够，至少拥有潜能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言弃。”[30] 2.2.4 自 21 世纪以来：与时俱进 进入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的主要任务仍然在于：基于对生态危机的关切，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及转型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已崩溃，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论调在西方国家不绝于耳。然而，21 世纪初的一场金融危机又给资本主义国家蒙上一层阴影。这场经济危机于 2007 年最初在美国爆发并逐渐向全球各国蔓延，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联盟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了经济社会的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也开始放缓。这次经济危机致使西方各国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也透过此次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批判。 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产业资本的国际转移，资源破坏和环境汙染等生态问题也在全球尤其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从而生态危机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不过对于当前国际组织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并不满意。一方面，他们认为当前国际社会为了解决生态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他们犀利的指出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种种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案被忽视了。 2020 年初以来，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在全球持续蔓延，给全球政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对此，大卫·哈维指出，病毒本身一直是在突变的，但是病毒突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和后果从根本上上说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 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人类经济活动改造了再生产的周边环境，但这种改造却产生许多“不受约束的发展力量”造成我们预想不到的后果。而当前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进程在阻止新疾病的迅速全球性蔓延这一方面表现的多么无能为力”[31]。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北美和欧洲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出的盲目自信和做出的错误估计让其国内疫情失控式蔓延，而其滞后的国内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措施对于阻挡疫情、解救民众也无能为力；此外，疫情导致的需求和消费的疲软也让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严重受挫。因此，出路也许就在于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进行整体的社会化改造[31]。 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是英国着名环境理论学家、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欧洲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其在 2000 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该书中文版于 2011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首先，休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认识和争论自生态社会主义形成起便一直存在，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人在自然发展中的作用。休斯强调抛弃生态中心主义，重新建构一种以人为主导的更为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以此作为他探讨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32]其次，休斯还进一步探讨了人的满足问题。他以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提出生产力应当是决定人们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因素，继而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动物需要、工人需要、人类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诸多范畴。[33]休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劳动两个层面勾画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指出人的需要可以连接客观自然和人的解放，并帮助我们进一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与演变机制。假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那么，生态社会主义“至少能够为人类实现这种状态创造出基于现实的参照方法。[32]160”休斯的这种观点，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莱斯的满足理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态社会主义在方法论的研究上的一次进步。 萨卡（Saral Sarkar）和科恩（Bruno Kern）都是德国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环境主义者。2008 年，两人合着出版《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 ——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书中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其国内种种经济社会的危机。此外，他们提出生态问题是当前全球最紧迫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生态的不可调和性导致资本主义提出的种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注定无益于解决生态问题。 萨卡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因为，在今天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 福利国家正在走向解体......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祸根，经济冷战正在到处上演......这显然不是一个取得胜利的世界体系的景象。”[34]虽然一些经济学者仍寄希望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能带来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萨卡和科恩认为，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凯恩斯主义就已经失败，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生态危机是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资本主义却只关心经济增长，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德里克·沃尔( Derek Wall) 是“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和萨拉·萨卡之后欧洲新一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中的领军人物”[6]。主要着作有：《地球至上! 与反道路运动：激进环境主义与比较社会运动》(2002)《巴比伦及其超越：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全球化及激进绿色运动》(2005)、《绿色左翼的兴起》(2010)、《绿色政治的实用性导论》（2010）、《资本主义之后的经济学》（2015）等。沃尔不仅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还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他十分关注世界各地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广泛斗争。他以全球化的国际视野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开出的种种“绿色处方”正在遭遇全球性失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人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和技术的失灵，并试图通过改进市场或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固有逻辑及其试图将一切包括自然环境商品化等内在弊端。只有将政治和生态结合起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时，沃尔认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进的，他主张依靠社会的整体觉悟，建立起一种兼顾公平、人道主义、可持续性和合作性的政治体系[35]177，绿色政治还应该考虑后代的需求。沃尔还从收入、税收、能源、经济、食品以及金融等领域政策的制定及改革，对未来社会进行政策性探讨。 沃尔对未来社会前景的描绘得到了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绿党领导人的支持与肯定。此外，沃尔认为可喜的是具有生态社会主义内涵的实践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尤其是拉丁美洲兴起，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第 3 章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内容3.1 对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最早就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世纪以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的反生态性，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3.1.1 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 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下工商业的过渡生产、消费异化以及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早期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认为竞争性的商业贸易体系和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商业贸易体系下的生产致力于“在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上花费尽可能少的劳动力，而同时又设法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36]，这样的生产将导致浪费，“一方面由于富人购买超出他们合理消费的商品，他们购买到的其实是虚假的财富；另一方面穷人却无法购买到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37]。莫里斯较早的指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将直接导致诸多环境问题，同时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下生产关系的批判为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巴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过程”[38]，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在追求经济和生产的无限增长的同时，还带来技术异化。而且“资本主义不仅存在过度生产，还扭曲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们的真正需求由于受现存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39]。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继承前人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继续探讨生态危机的若干命题。佩珀指出，资本主义利用广告和营销手段创造的“虚假需求”、“虚假意识”是导致异化的关键。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导致了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经济理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坚持以计算和核算、越多越好为原则，将一切都纳入计算致力于以更少的时间和成本创造最多的利润。他指出这种经济理性“一方面扫除了一切从经济观点来看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只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另一方面使劳动失去创造性，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也使劳动者非人化，失去人性。”[40] 21 世纪以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洛维指出，从哥本哈根到里约再到多哈的国际气候大会与京都议定书的失败，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企业、政府以及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其奉行的永远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刚性法则”，即追求资本的无限扩张、利润的最大化、更大的市场份额。资本主义真的在践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名言。[41] 沃尔也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生态本质。“气候变化和其他威胁我们的生态问题，首先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但经济增长首先是主宰我们这个星球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产物”。[42]8 沃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最终导致总体的低效率。为了保持利润流入，人们不断发明和销售新产品，来维持和培育贪婪的行为，保持利润的流动。广告是说服人们消费越来越多的一种重要方式。2008 年，全球广告支出为 7200 亿美元；尽管 2009 年因经济衰退而下降，但广告支出逐渐恢复元气，2011 年全球广告支出总额超过 4700 亿美元。[43]为了不断提高利润，就要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不断增长，而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增长就要培育强劲的社会购买力。资本主义用广告等强势的宣传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的经济发展模式，让陷入消费主义的人们成为了资本逻辑的牺牲品。[44]139 一味片面追求较高的生产率得到的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总体的低效率。 其次，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维持的高消费超出了地球承载力，扭曲了人性。 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通过迁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来增加利润，这使得其大规模地将收入从穷人和中等收入者转移到了超级富豪手中，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人可用于消费的陷阱减少了。然而，以信用卡、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形式出现的低利率信贷使得消费得以增加。资本主义是特意维持高位消费水平的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运转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越来越高的生态环境成本终将会超出地球的承载力而带来人类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 最后，资本主义把自然私有化和商品化违背了自然的本性。资本主义倾向于“将新的生活领域商品化，将免费和非正式的活动转变为以现金交易的服务，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42]58体育运动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足球是一个数十亿英镑的产业，球员的转会成本高达数百万英镑，然而它最初只是一个小村庄之间的喧闹和零收入的竞争。同时，资本主义还倾向于把自然环境变成一种商品，也就是一种被控制的东西，这样它就可以被买卖，这将导致复杂的生态系统的简化。环境的商品化反过来又会导致环境破坏的增加，即使是以可再生能源为燃料的资本主义，也会因为自然的商品化而导致环境恶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与环境保护之间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生态的。 3.1.2 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全球性生态危机莫里斯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在以武力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既推销过剩的商品，又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或者要求拿他们的天然产物来进行交换，从而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45]阿格尔也指出，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汙染严重的工业实施新的“生态罪恶”[46]。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分析了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福斯特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论述最全面，他指出“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资源掠夺与生态破坏。佩珀等人从生态帝国主义视角出发，揭露了发达国家致力于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现存世界贸易体系，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性暴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并汙染破坏其生态环境。 进入 21 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止带来经济利益，还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化使各国资源配置得以互补，使各个国家的消费品日渐丰富，但无论是各种引擎的驱动还是商品的运输，都依赖于大量不可再生化石能源。这些化石燃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输和使用，又带来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环境问题。沃尔认为，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模彷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道路上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尾气排放量也持续不断加大。 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被规模化生产所取代，并因此带来环境问题。为适应全球化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开始转向规模化运营，引进工业化、商业化的农业模式。跨国公司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在全球各地广泛搜寻最廉价的工厂场地和劳动力，为了以最低价格收购农产品而大幅打压各地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原住居民来说，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来维持收入，这导致森林绿地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他们砍伐森林、抽干沼泽、开辟湿地，资本主义就这样把生态问题带到了发展中国家。此外，在当前国际气候政治框架下，西方国家一方面将汙染和有害废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利用现存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肆意掠夺或开采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以此赚取更多巨额利润，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上依赖，生态上的破坏和损失。即使一些西方国家看似试图进行生态治理与修复，但从全球视野来看地球的自然生态平衡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善。[47] 3.1.3 批判资本主义的无效处方 一直以来，经济的增长被认为是解决国内贫富间冲突和国际南北间冲突的重要手段。到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发展和生态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然而，即使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提出增长的极限后，西方各国政府仍奉行从前的经济政策，试图逃避生态问题。到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被迫正视全球生态危机的事实，然而他们并不准备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内提出一些所谓的应对措施。 进入新世纪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仍然相信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解决生态问题。这些经济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二是依靠新型的绿色技术来解决。对此，沃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的这些“绿化处方”注定是无效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机制有两种：一种是以碳交易体系为基础的“上限和交易机制”（cap and trade）。所谓“上限”，即是指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将在世界各地受到限制。所谓“交易”，就是指那些减排量足够多的国家能够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出售给其他国家。理论上看，这似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合理方式。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被设定一个不能超过的固定排放量，如果限制足够严格，排放量就会逐渐下降甚至最终停止全球气温的上升，这对于减少碳排放似乎有利，因其为减少排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激励。但事实是，沃尔指出，“上限和交易机制”只是一种“气候变化的骗局”，“就像任何一个‘骗局’一样，这个系统为那些真正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人赚了很多钱。”[42]25。 气候变化对我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而，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不是由科学家甚至民选官员控制的，而是由企业家的利益决定的。他们确保“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是为了维持利润，而不是保护环境。这些商业精英被锁定在追求利润的逻辑之中，超越这种逻辑的尝试被塑造全球气候政策的强大利益集团所忽视。 另一种依靠市场的解决机制是“清洁发展机制”，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购买的方式来补偿他们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一机制致力于减少南半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有点类似于“碳抵消”。“碳抵消”遵从自愿性原则，得到了航空公司、“环保”企业家以及那些喜欢乘坐飞机但对于乘坐喷气式飞机的生活方式给环境带来不好后果感到不安的人的支持，也就是说，“碳抵消”不仅能抵消排放，还能抵消负罪感。然而事实却是，碳抵消很少起效。英国《金融时报》在 2007 年 4月发现，碳抵消机制存在被滥用的情况，许多个人和组织购买了毫无用处的碳抵消额度，然而，这些额度不会带来任何碳排放量的减少，而是让许多人从中受益。 资本主义解决气候变化的第二种方案是发展绿色技术，比如生物燃料和清洁能源，对此，沃尔质疑其有效性。沃尔提到，乍一看，生物燃料似乎对环境具有吸引力。还有什么比种植农作物为汽车和其他机动车提供燃料更环保呢？然而，使用生物燃料造成的空气汙染比使用化石燃料还要大。生物燃料是需要种植的，种植的过程通常也需要化石燃料的燃烧所提供的能源，就连非有机农业使用的化肥和杀虫剂，也离不开化石燃料的燃烧。然而，资本主义的生物燃料产业仍然是保持业务照常前进，不管环境或社会成本如何。 总之，无论是利用市场机制还是新型技术手段去解决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的诸多生态问题，都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范畴。生态保护的出路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不推翻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实行生态保护的社会主义也是毫无意义的。 3.2 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建构思想的发展 3.2.1 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建构原则的发展 （1）坚持生态原则 生态原则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莫里斯很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带来的环境破坏，“我们的青青田野和泉流不是变成黄金而是变成了垃圾......让我们尽情的吃喝享受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被垃圾梗死。”[48]莫里斯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商业与贸易竞争性发展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环境问题，并鼓励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并修复自然。 20 世纪 70 年代，高兹从以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内容转向以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等为研究内容。他认为经济理性导致劳动和消费的异化，并给生态带来极大危害。经济理性肆意开发自然资源，以最大化的效率生产最大量的商品进行销售，但在生态上却是资源的大肆浪费和破坏。因此，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抛弃经济理性，坚持生态理性：以更少的劳动、资源和资本投入，以更好的生产方式生产具有较高使用价值的和更耐用的商品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49]同时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和各种活动不能突破自然承载力的界限。 21 世纪，沃尔也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学原则进行论述。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策必须是对生态友好的，但是目前的环境政策，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主要是对现有资本主义经济有益，而不是对环境或人类有益。坚持生态原则就必须关注用益权（usufruct）的概念，即让环境维持最初的良好状态。[42]50 沃尔以农业为例，指出生态原则必须被紧急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他指出，当前我们的农业体系日益全球化，农作物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另一个地方。在特定地区的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这也为该地区的农民带来损害，比如美国的 Archerdaniels Midland 和 Cargill 等农产品经纪公司为了以最低价格购买农产品，不断迫使农民降低价格，使许多小农户失业，并将轮耕转移到世界上工资最低的地区。此外，由于石油、化肥和杀虫剂、机械化和运输成本，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对此，沃尔提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农业的替代方案：即在当地生产能够满足当地需求的量的粮食。生态社会主义的农业应该是有机的，基于永久性耕地，坚持生态原则来减少工作量和能源投入。基于生态原则和方法，可以保持土壤肥力，降低能源使用，同时增加发展的可持续性。 他称赞了古巴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和政治学的倡导者罗伯特·佩雷斯（RobertoPerez）推广的永久性栽培技术。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了廉价的石油来源，导致其国内食品行业遭受重大打击。而永久性栽培技术通过将城镇闲置土地打造为公共耕地，并引入永久养殖技术，最终使古巴各城市实现水果和蔬菜的自给自足。 可见，在新世纪，以沃尔为代表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把坚持生态原则作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则进行论述。 （2）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20 世纪 70-80 年代，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从生态原则出发，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时期的大多学者都秉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生态中心主义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夸大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从而导致种种生态问题。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理性，批判经济理性，反对生产力、消费和经济的无限增长，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包括地方性的生产者民主、社会公平、政治自由、生态正义等内容的绿色可持续社会。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本顿等人仍旧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格伦德曼、佩珀等学者则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格伦德曼等人认为反思及探寻生态危机的出路应该坚持“人类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和生产消费可以无限制的增长，相反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满足人类本身需求而不是追逐高额利润；此外，人类中心主义还批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提出劳动不应该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应该是“人类自身获得发展的手段”[50] 格仑德曼还为马克思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进行辩护。他提出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问题的产生在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佩珀则指出，技术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只有人类中心主义能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确定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合理限度，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参照点。 进入 21 世纪，乔纳森·休斯强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他批判生态中心主义背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强的抽象性。首先，休斯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整体性上认识和把握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关注自然，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客观联系，批评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本身及人类需要的忽视，认为人的需要和自然的需要同等重要。 首先，休斯坚持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的看法。认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与自然密切联系，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同时，人类又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创造者，自然是为人类生存提供重要物质基础，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然而，自然界也并非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而是受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首先，人类的生存活动必须在自然规律基础上开展；其次，自然也并非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在人与自然进行互动过程中，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和工具改造和利用自然，从而使“纯粹的自然”演变成为“人化的自然”。[51]129因此，人与自然并非割裂存在，自然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保证，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自然进行改造从而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表示人类统治自然，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由此，休斯提出应当持有一种人类原则和自然原则相辩证统一的原则和立场，不能忽视环境利益和需要，也要客观兼顾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及利益。 其次，休斯肯定人的利益及需要的价值。既然人类的需要和利益与自然的需要和利益同等重要，那么，人的需要的增长是否会给生态资源带来消极影响甚至生态危机呢？休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人类的需要的发展不仅不会破坏生态可持续，相反，人类需要的增长对生态的改善和可持续有益。不过，这一论断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人类的需要必须得是真实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相对的是虚假的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需要有明确的阐述，何为真实的需要何为虚假的需要？前者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生存发展而衍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这种自由而真实的需要能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完善；后者是指那些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求而是被外在环境或刺激激发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需要常常受到资本的操纵，广告和电视等媒体是制造人们虚假需要的重要手段。资本家通过满足人们的虚假需要实现资本增值，之后再以相同手段激发新的虚假需要。资本家创造虚假需要并从中获利，他们通过意识形态的诱导使人们相信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52]由此将人们的需要牢牢困在资本和利润增值的逻辑之中。休斯指出，只要人类基于真实的需要进行生产和消费，重视自然的需要和利益，拒绝无限制的需要增长和无限制的利用自然，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休斯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的需要与生态的良性发展并不冲突，生态危机也不会发生。 3.2.2 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建构模式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就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53]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于构建未来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大多秉持政治民主、生态公正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观点，而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也一直贯穿于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 20 世纪 7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莱斯主张建立一个守成的社会（conserver society），他赞成英国经济学家穆勒提出的“稳态经济”，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都应该保持稳定，稳态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质的改进机会”。[54]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经济增长模式，认为在坚持生态学原则的基础上，经济可以适度增长。佩珀认为，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必要的。适度增长是指人的发展与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考虑生态后果和劳动者感受的无原则的增长。佩珀指出，资本主义是追求增长的，而这种增长有赖于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和劳动者进行剥夺而实现的；这种增长没有边际，不考虑社会、政治或生态后果，就像前美国总统布什所言，“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即世界资本主义）。”[55]336进入 21 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沃尔提出地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以本土化生产满足本土的需求。商品的本土化生产及本地消费，可以减少货物的长途运输及减少由此带来的化石能源的燃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气汙染。沃尔还重视农业的本土化模式，建立有机农场，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遵循传统的生态友好的农业生产模式，倡导基于永久养殖的有机农业来保护粮食物种多样性，减少病虫害，使用有机肥料，通过减少农田水分蒸发及适当的作物施肥提高农作物储水，采用混栽的模式等。 地方经济模式的建立有赖于地方交易制度。沃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维持较高增长，鼓励人们透支消费，透支消费意味着透支资源的消耗。当透支消费留下的债务超出人们的偿还能力，就容易导致市场资金链断裂。因此，必须改革资本主义银行体系，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建立无信用借贷的货币体系，打破现存银行信用制度，削弱银行权力，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推广实行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体系。沃尔的地方交易制度与高兹提出的本地交易系统（LETS）有相似之处。高兹提出的本地交易系统以社区内流通的货币为交易媒介，这种货币由成员自己管理，只在系统内部社群之间进行交易流通。系统内每一成员都有一个账户，每一笔交易都以负债或信贷的方式记录在账，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自行决定，没有利息也不收取佣金。高兹认为这种交易方式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消费和交换方式，可以产生不受国家权力和金钱控制的社会关系。 沃尔认为，地方交易制度不再唯经济增长为核心，而是强调经济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它强调基于使用价值的物品交换，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商品和资源浪费，还能保证地方性的社会经济交易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增长不再是以使用价值而是以交换价值来衡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施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或共同所有制，走向一个基于共同所有制的社会将是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3.3 对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思想的发展 3.3.1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多元化 莫里斯曾认为工人阶级将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理人。他在《艺术：一个严肃的事情》里指出，希望“某些工业区的工人通过罢工”迫使他们的老板“去消费他们制造出来的烟雾”。[56]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原因是工人阶级在物质上依赖资本主义制度，在精神上又被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思想所同化，因而不再具备革命斗争精神。于是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新社会运动上，高兹就提出社会变革主体可以是一个新的“非工人——非阶级”（non-class of non -workers），或者说“工业社会新无产阶级”（the post-industrialneo-proletariat），这个“非工人——非阶级”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外，要么失业要么潜在性失业，没有工作保证，缺乏阶级认同感。他们与传统工人阶级无论是在阶级属性或社会地位上，还是在斗争目的上都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相差巨大。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佩珀为首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重新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佩珀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有限的整体，他们是革命中的主要行动者。今天，这仍是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立场，就像对继续存在国家的需要的认可一样。”[55]328 进入新世纪，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主体，沃尔基于其对全球范围内绿色运动和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考察，提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都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包括工会、政党、团体以及穷人等弱势群体等等。首先，对于工人阶级。沃尔提出，当前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性质的工厂，即社会工厂。当这个工厂中的工人对工厂的现状有所不满并同时具备一定的自主生产能力时，他们就具备了成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主体的潜力。其次，生态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一定是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组织起来的生产破坏或罢工。其三，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也是穷人的运动，富裕的中产阶级通过购买更好的生活产品和服务，享受更好的生活环境，而只有穷人无法逃离威胁其生存的种种环境破坏后果。穷人是生态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他们离自然最近，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富有经验，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参与到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来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组织力量来开展实践活动。最后，沃尔仍然重视工会对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由于环境汙染的后果更多的作用于工人阶级，由此工人阶级更有可能接受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和方式。而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支持环境友好的绿色政策或技术方面会比其他群体表现的更积极。除此之外，工人是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掌握着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和知识，具有很大的变革潜能。倘若能够汇聚起所有对社会主义者或是对社会主义具有兴趣的人，一起探索实施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并制定具有实践意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对策，积极开展实践，定将形成连锁的政治效应，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 3.3.2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的渐进性 20 世纪 70 年代，巴罗提出要实现现实社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必须首先实现两方面的转变：对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的转变以及生产习惯的转变。首先，巴罗认为当前社会将“人均原料和能源消耗与人均钢材和水泥产量优先作为完全异化了的进步的标准”[39]220，追求生产的无限扩大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当前所生产的产品早已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真正需求。因此，必须转变社会进步的标准，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其次，改变生产习惯，协调生产。“把生产纳入自然的循环中，将优先扩大再生产转变为简单再生产” [39]335-336。即在对待生产资料、生产设备及资产时，始终秉持节约的态度，追求商品的耐用度和使用价值。 20 世纪 90 年代，佩珀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信条在现实世界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种彻底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很难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不过还是有许多实践是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支持和效彷的，比如：一是工厂的绿色及选择性生产。选择性生产是指根据总的社会需要来制定满足社会总需要的生产计划和就业方案。佩珀肯定工会在推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工会可以通过推行“绿色禁令” 的形式禁止一些破坏环境的项目的实施；二是实施城市自治。城市自治的目标是改善城市环境以及推行民主化政策号召城市居民一起改善城市。三是选择带有无政府性质的经济社会制度。佩珀提出的制度带有地方直接民主和无政府色彩，比如鼓励地方货币，由工人代表大会控制企业等。总之，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更多的强调区域地方自治及地方生产，以及生产计划摆脱市场的制约等，这些实践尽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仍然体现了生态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进入 21 世纪，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变得活跃起来。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利用互联网广泛传播其思想和纲领；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呼吁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的联合行动。2007 年，来自美国、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英国、瑞士等国的 60 多名生态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在巴黎聚集，见证了“国际社会主义网” （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简称 EIN）的成立。美国的克沃尔（Joel Kovel）、英国的洛维（Michael Lowy）及沃尔（Derek Wall）等知名生态社会主义者被选举成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2009 年初，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在巴西贝伦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并发布了《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该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当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8]。宣言指出，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支持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推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那么，当前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够做些什么呢？对此，洛维指出，“尽管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大，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需要努力一搏。”[41] 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参与一切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积极促进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结合。 沃尔认为世界性的“红绿运动”将有助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同时，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渡性的过程。 为什么沃尔会寄希望于世界性的“红绿运动”呢？首先，他认为当前绿党等左派组织无法担当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重任。在法国、比利时、瑞典等欧洲国家，由红绿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所推行的绿色政策收益十分有限；德国绿党在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前，放弃了其对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批判，随着德国绿党支持西方国家发动科索沃战争，其激进性也大大削弱。可见，尽管多国绿党在激烈的选举中赢得选票并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期待他们上台后突然改变社会是不现实的，一个民选政党在执行其政策的过程中注定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为什么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沃尔提到，这是因为即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生态的内在破坏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但资本主义本身强大力量仍将继续维持其向前运转。市场机制对人类和自然的操控局面暂时难以扭转，它对自然的破坏性、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不平等及其与生俱来的追求无限增长的本性难以在短时期内消失，它对人类和自然的掠夺和奴役也不可能在片刻之间消除。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实现社会变革需要构建过渡政策。过渡政策的引入是为了孕育更深层次的积极变革，从而朝着生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沃尔提出，虽然过渡政策可能会因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而有所不同，但他还是提出了他的过渡政策清单以激发更进一步的讨论。沃尔提出的过渡性政策包括：捍卫地方土着对热带雨林及其他生态系统的控制权；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支持公共资源的税收和福利体系；促进医药资源的社会共有；大力资助图书馆及其他社会资源共享模式等等。[57]68沃尔认为 2009 年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政策，可以很好的概括他的过渡性政策。 （1）能源领域。用风能、地热能、潮汐能，尤其是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取代碳基燃料和生物燃料，同时这些清洁能源需由地方控制和管理；（2）交通运输领域。以免费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取代私人汽车和卡车的使用，以大规模减少尾气排放。 （3）商品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必须保证可持续、可回收，发展绿色建筑产业，取代当前基于汙染和竞争的生产、消费及建筑模式；（4）粮食生产和消费领域。最大限度的维护地方粮食主权，取缔造成汙染的工农企业，创建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努力恢复土壤肥力。 对于更详细的生态社会主义政策，沃尔认为其无益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反而会适得其反，应该通过今后更广泛的辩论和实践参与来不断丰富和完善。 3.3.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全球萌生 进入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关注世界各地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其中尤其以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活动家沃尔为主要代表。“没有人比德里克·沃尔更了解世界各地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广泛斗争，也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以务实的方式展示这些斗争。”[58]-沃尔认为“推进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缓解和反转资本主义对地球破坏的一种方式。”[42]66。沃尔把环境主义分为北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义，并对前者持批判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是经济和资本的附属，是富人的专属。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义才具有生态社会主义色彩，并将之称为“穷人的环境主义”。 在沃尔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在欧洲、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不断萌生。例如，沃尔十分赞赏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实行生态保护和推动社会公正的政策，认为他是世界上少数在其国内推动实行生态社会主义政策的领导人。查韦斯政府大力发展地铁以减少汽车的使用和尾气的排放，并在地铁通行初期六个月内实行免费乘坐以鼓励民众选乘公共交通；此外，他还推行土地改革、有机农业和资源本土化利用，并关闭了许多煤矿工厂，鼓励植树造林以还原美好的生态环境。沃尔认为，查韦斯的这些政策为推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做出良好表率和贡献，而且也是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及消费方式的一种挑战。 沃尔还高度赞扬古巴的卡斯特罗推广永久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等措施。古巴对经济全球化抱有谨慎态度，认为全球化只符合美国的利益却会给古巴带来破坏和压迫，这与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相契合；此外，沃尔认为拉丁美洲带有生态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实践是重要的成功经验，如实行公有制、具有生态意识的环境政策、左派政党上台执政等。 总之，沃尔作为一名坚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从穷人的视角来构建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他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和政治实践纳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社会主义实践与斗争的兴起，并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抱有积极的乐观态度，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摆脱乌托邦的窠臼。[59] 综上所述，随着上一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以沃尔为代表的新一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开始走进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中心。他们沿着前人的研究路线，以批判资本主义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出发点，结合当前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国际生态政治背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更加客观实际和深层次的批判。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原则上，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思想，坚持生态学原则并不断深化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在未来社会的构建模式上，与其反对经济全球化相呼应的是，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依然没有跳出小规模本土化经济的逻辑，不过在提出相关社会政策时他们表现出更加务实和谨慎的态度。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通过对世界各国绿色实践的探析，他们认为不仅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包括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穷人等群体在内的所有力量都能够成为实现未来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新世纪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开放、包容。 第 4 章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评析及其启示4.1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评析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推进，欧洲生态社会主义也在思想和实践上不断演进，它从全球视野审视资本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种种“处方”并揭露其无效性，同时还提出未来社会的构建原则和模式。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揭露了经济全球化的弊端。但它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上具有片面性，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选择不清晰，对未来社会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空想色彩。 4.1.1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理论价值（1）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回应生态批判 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含有生态思想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很大分歧，一些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含有生态思想，即使肯定马克思主义蕴含生态思想，也质疑其生态思想能否解决生态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过分关注生产，一味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生产主义倾向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汙染，从而导致了生态问题。面对这些诘难，新世纪以前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如格伦德曼等人纷纷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能为解决当今种种环境问题提供指导。 然而，格伦德曼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只局限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阐述，缺少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辩护。进入新世纪，休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出发，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生态依赖、生态影响以及生态包含，生态依赖是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无法离开自然而独自存在，生态影响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必将对自然产生影响，自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休斯从生存论出发阐述人与自然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也承认了自然对人类的限制，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但富含生态思想，还能为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 （2）揭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端 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调配各种资源和要素，最大化利用资源，同时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也能促进各国在国际市场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防止垄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然而，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 首先，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导致了寡头垄断。自由竞争意味着企业主体无论大小都能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然而当前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被牢牢控制在少数几个垄断集团手中，在争夺市场的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往往因无法与这些跨国垄断集团抗衡而破产倒闭。此外，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本国市场趋于饱和后，垄断集团为了寻找新的更大市场来满足继续扩大生产的需要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自利性的工具。 此外，全球化还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各种资源和要素在全球的配置得到优化，然而资源的全球流动越来越依赖化石燃料的燃烧，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又会导致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因此，全球变暖的态势继续增加。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导致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当下世界各大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油等化石燃料仍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石油的控制权，不惜对石油资源储备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 最后，经济全球化还为资本主义国家将汙染和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便利。发达资本主义利用现存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将有害废弃物出售给发展中国家，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垃圾生产大国，如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 4%，却生产了全球 17%的塑料垃圾 46[60]。与其庞大的垃圾生产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国内落后的垃圾回收产业，因此，每年都有上百万吨垃圾从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地被运送至越南、老挝、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垃圾的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居民和环境带来严重侵害。垃圾处理厂里，工人们在散发着恶臭和毒烟的垃圾堆里翻捡出可供回收的产品，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患上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疾病甚至癌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回收技术往往达不到环境保护的标准，大量未完全分类的垃圾被直接焚烧、掩埋，造成其国内水资源、土壤资源及空气的严重汙染和破坏。 4.1.2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局限性（1）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关注生态问题，并致力于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生态社会主义忽视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之间辩证统一和调节的可能性，也割裂了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61] 首先，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过度夸大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事实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是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表现更加突出和尖锐。而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是不合理的。”[62] 因此，生态危机并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其次，当代全球性生态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复合性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生态危机。将贫困、资源浪费等不同层面和性质的问题都归咎于“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58]120制度，这无疑是片面的。将“生态危机”作为区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这一逻辑既不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实际情况也违背了自然客观规律，由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被大大削弱，也使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的主体、动力及道路的选择上逐渐远离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欧洲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内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大生产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否定了非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生态危机的现实。这都体现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上存在片面性。 （2）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主体界定具有模煳性对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主体，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高兹等人将实现变革的任务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90 年代之后，包括佩珀在内的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重新强调工人阶级实现变革的关键力量。 21 世纪以来，沃尔等人继续强调生态斗争中阶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都可以成为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主体。然而，这些反资本主义力量是否能够担当起社会变革的重任依然值得商榷。首先，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等主体之间缺乏牢固的经济、政治方面的联系，其分离性、松散性、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显而易见[63]。其次，即使这些反资本主义力量具备变革的意愿，没有一个坚强的纲领和领导，变革也很难取得成功，而当前西方国家以绿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已逐渐放弃最初激进的社会政策，甚至逐渐抛弃了反资本主义主张和立场。此外，就工人阶级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关注物质利益远胜于关注环境利益，他们关心如何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水平更胜于关心生态环境；而在发达国家，随着其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水平也不断提高，其斗争意识也因此逐渐减弱。 那么，工人阶级是否依然能够承担变革的主体地位？其斗争性是否依然有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由此看来，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将社会变革的期望寄托在全球范围内所有支持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主体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难对现存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 （3）地方性经济模式具有空想性 沃尔批判经济全球化不仅破坏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将环境汙染和生态破坏带给发展中国家，于是他提出以本土化生产来满足本土需求的地方性经济模式，提倡本土生产、发展永续农业、有机农业，同时反对砍伐森林，反对大农场和大坝的建设等。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的贫困并非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的，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一方面，只要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并弥合贫富鸿沟，人们的生活水平便会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大力推广耐用品，最大化利用资源，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浪费，推动不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商品生产等措施，便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诚然，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态破坏，但是追求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地方性经济在当今社会似乎缺乏可操作性。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国家也得发展，只要有发展，就会有环境的破坏。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减少生态问题而限制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同时，似乎也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世界。就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地方性经济的乌托邦色彩，不过他们也明确的指出“未尝不可以保持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像设想完全抛弃经济持续增长可以消除贫困，可以实现在无异化的基础上的社会繁荣一样。乌托邦设想虽然问题重重却是必须的”。[57] 4.2 新世纪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框架内，其思想蕴含了深刻的理论价值，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要辩证地加以看待。把“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研究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在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代前沿或‘试验场’”[64]。把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挖掘前者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为我所有，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服务。 4.2.1 充分认识生态问题产生的复杂性 恩格斯很早就指出自然界将会对人类进行报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65]生态社会主义没有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这样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察生态危机问题，无疑是深刻的，也称得上是资本主义批判的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科技的社会主义使用就不会带来生态危机吗？现实一目了然。社会主义使用同样的技术也可能导致生态危机，例如，人口的膨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等都可能带来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生态危机是超越制度的问题， 中国虽然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但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严重的环境或生态问题。历史上黄河泛滥成灾，除了黄河流域生态本身的脆弱性以外，还与人们对黄河流域的不合理开发有很大的关系，如人口的大量增长、人们在不适合耕种的地方开垦土地等。清末时期中国的生态问题也很严重，“乾隆后期，嘉庆、道光时期，大范围的农业扩张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环境破坏，森林大规模缩减、土壤流失严重，很多湿地、滩涂被老百姓开垦作了农田，长江蓄泄洪水的能力被破坏，只要下雨，长江就开始到处泛滥成灾。”[66] 今天中国的生态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粗放式发展、规划不科学、急功近利、公民生态意识不足、法制不健全、人口总量对消费品的需求等等都加剧了中国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与资本扩张相联系，虽然资本扩张导致的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仅是资本和市场导致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中国的生态问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多方面的考量。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资本，然而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汙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大规模的砍伐、围湖造田、占用森林湿地等都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森林面积大量减少、土地沙漠化、酸雨频发、河流断流、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带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可以说，只要人类没有停止经济活动，没有放弃生产，无论是以追逐资本利润还是基于其他利益为目的，人类的生产生活都会与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一旦这种联系指向盲目追求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其他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都会对自然造成单方面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旦超出自然的承载力便会以人类无法承受的后果进行反噬。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生态问题产生的复杂性，只有客观的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4.2.2 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 欧洲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对经济全球化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必将导致生态问题在全球蔓延。他们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资本主义操纵经济的手段而对其加以批判和反对。这种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我们必须承认，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和资源的掠夺以及汙染的转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开放市场，资源和要素的全球化流通等为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融入国际市场，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也为各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提供借鉴。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牺牲了很多环境代价，引起了一些生态问题。但是不能单纯因为生态问题就否定工业文明，也不能因生态问题就简单否定经济全球化。当前，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国际化，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经济也由此也越来越像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全球化中，既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纯粹的贸易保护，虽然发达国家利用现存国际经济秩序转移环境成本而遭到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离开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构建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67]。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全面的看待经济全球化，汲取先前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让经济全球化更好地良性发展。此外，还要不断推进国际合作，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产业生产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同时在国际规则中更多提倡“包容性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4.2.3 凝聚社会生态共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肯定了共同体的作用。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比社会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活力，共同体成员间以相互一致的，对彼此具有约束力的思想和信念形成共同体意志，这种“默认一致”的共同意志使得共同体更加稳固长久。滕尼斯对成员间“默认一致”的意志以及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为当前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些启示。只有成员之间形成共同的、一致的认知，才能增强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好发挥共同体的作用。 首先，要在国内凝聚社会生态共识。当前，全球生态问题频发，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超越国界并具有全球化趋势，因此，正如沃尔所言，全球性生态危机需要世界性的而非区域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每一个国家提高重视并共同参与到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中来，团结一致，共同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生态问题的解决也不仅是某一个个体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应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的共识，号召全社会共同行动，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态的期待。 结 语 面对当今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坚持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的指导下，探索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和未来出路，他们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种种犀利的批判，明确指出任何改良性质的资本主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社会主义的启示 作者 王宇 写于 二零一七年 摘 要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爆发，如果没有施加任何限制，那么单个国家的生态危机很可能过渡到全球锁链式危机。尽管世界各地都在呼吁生态环境保护，但进展缓慢，实质性问题停滞不前。科威尔指出，因为人们受到环境的控制和影响，现有大多数环境保护措施或政策在解决现有问题上处于较浅的水平，人们的利弊得失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所以没有人敢于挖掘出真正问题的实质。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中的一种，聚焦生态，在生态学层面对资本及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根源还是在资本，力促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本文以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以及主要内容进行理论研究；二是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以及中国意义进行系统分析与阐述。本文分为五章，总体架构如下： 第一章，科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阐发。科威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该章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中的“两个必然论”、“劳动价值论”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理论依托，阐述科威尔在此基础上吸收借鉴形成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使用价值至上论”以及“生产者自由联合论”，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度剖析。 第二章，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该章结合科威尔着作中的分析阐述，立足生态学视角对资本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批判。 从而得出资本及资本主义就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一结论。 第三章，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对科威尔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阐述，对其思想有更直观的认识。 第四章，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析。一方面，从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来肯定其存在的理论及实践价值。另一方面，探讨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及其产生原因。 第五章，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启示是对世界的，但重点是中国意义的阐述，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启示价值。 本文的重点是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及其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主要是其中国意义进行深入探讨。而本文撰写的难点在于，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及其当代启示在整体性视域下展开研究，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进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超越。本文进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深入聚焦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与主要内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探讨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①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地球也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生存家园。“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随着大地球村形成，世界市场不断加速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以产生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巨大代价，世界各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再次触发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当前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聚焦解决生态危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平衡，对此展开研究对世界性危机问题解决有一定启示意义。 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1936—2018)(又译作乔尔·克沃尔或乔尔·科维尔，本文除标题外，以下均简称科威尔)，是美国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②的重要代表，美国着名学者、作家、政治家以及生态社会主义者。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及资本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构画蓝图。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研究，旨在对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作系统梳理和理论评析，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汲取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有益养分，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参考借鉴。 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资源被无节制开发利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演变，生态危机接踵而来。当前，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其进行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有助于较为准确地把握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逻辑图谱和时代实际价值；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客观理性评析，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系统细致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聚焦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发掘第一手资料，全景呈现国内外学术界的新进展。此外，通过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着力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发掘其参考借鉴价值，丰富和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向度。 二、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性交流的频繁，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变暖、自然资源短缺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性冲突，爆发了绿色生态运动，随后兴起系列性社会思潮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由此诞生。关于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国外开始较早，研究成果较国内丰富，国内研究以批判评介吸收为主。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比较活跃，且在不同层面展开分析。 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作为社会主义的左派支持者以及英格兰等地区绿党的高层，他支持及肯定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发表的着作《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明确提到，在资本、资本主义长时间无情的摧残下，世界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科威尔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提出了直面生态问题构建未来发展之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对全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启发，他敢于揭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对世界生态环境的严重罪行，他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试图通过生态社会主义指引人们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确实发挥了“指明灯”与“领航员”的作用。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美国着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他认为，科威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与全球化生态破坏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又露骨的揭示。在生态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想应运而生。詹姆斯·奥康纳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比较赞同的，在其《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对科威尔的主要思想作了如下归纳：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无序性发展扩张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当前生态环境破环已经是世界性的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或许是解决世界性生态环境问题的优选方法；关注使用价值与产品质量比重视交换价值与经济指标更有必要。 丽亚·米斯（Leah Mies）是德国教授，她结合当下社会发展情况与当前地球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认为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为当前世界面临的“生态病”提供了一剂“处方”，人们必须正视自己的错误行径，不仅仅要正视，更要变身“行动派”，尽快转变到正轨中来。资本与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其需要为自己的破坏者身份承担主要责任。而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构想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为建立新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终该何去何从。 卡西·多拉斯（Casey Doras）在他发表过的论文中很直白地说，当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形势比较严峻，世界范围内可见的资本及资本主义都责无旁贷。但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所迸发出的思想内涵并不是众所周知，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性环境当中，他觉得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工作是伟大的，更是切合社会实际所需要的。他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应该是统一的，生产者高度联合即为最高层次的民主。 另外，他还对人们抨击科威尔观点是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回应，并给出了较为充足的驳斥观点。 面对当今世界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苏珊·莫泽博士（Dr. Susan Moser）认为人类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自欺欺人，他肯定科威尔这种真正有思考、有行动的人，且认为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确实更适合人与自然的和平发展。 迈克尔·洛威（Michael L?wy）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科威尔的好朋友，他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评价较高，他指出：“《自然的敌人》，这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最有力的谴责之一，也是几代人的生态社会主义经典。” ①迈克尔·洛威认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迫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之中，生态恶化亦或是人类发展，都亟需解救，而社会更需要敢于站出来迎接挑战的人，科威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对国内部分学者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以及观点见解梳理如下。 刘仁胜在《生态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一书中阐述了科威尔提出的“技术无力论”，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货币增长，只要资本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得多么迅速，无论科技成果多么丰硕，人类还是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当然，科威尔不是认为科技的发展不重要，更没有否认科技存在的必要性，他只是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制度革新，只有制度上的革新，才能有效借助科学技术来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领域的诸多问题。此外，刘仁胜还对科威尔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且辩证看待并评析了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陈永森在《科威尔对资本反生态本性的思考》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威尔对资本的批判，自然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资本，资本就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增殖、扩张，始终侵蚀着自然环境，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又是逐利的、反生态的，总之，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 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分析》一书中结合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 一书对其思想理论体系进行论述，科威尔从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批判出发，结合政治生态学的内容，肯定社会制度变革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此外，他还把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译为中文，这对我们深度理解以及研究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余维海在《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初探》一文中指出，在科威尔看来，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导致生态危机，且亟待通过社会主义变革实现问题解决的思想。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给环境带来破坏的反生态本质，另一方面，结合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失败经验进行批判，并提出当下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论成果，对人类文明进行理论上的重构。此外，余维海也指出了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缺乏实际衔接性以及带有虚无色彩，这为我们辩证评析科威尔的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鲁长安占有的科威尔的英文学术成果较为全面，且与科威尔有过密切的联系，在《乔尔·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一文中，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概述，又将科威尔的生态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美国绿党的一些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凸显了科威尔在生态社会主义领域应有的但被忽视的重要地位。此外，其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构想进行阐述，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与理论局限进行深刻分析，在分析阐述中批判吸收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当代中国建设提出有针对性、有建设性的对策。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国内当前对科威尔的理论成果研究大多以着作简单分析、论文或者章节形式的论述为主，暂未出现系统的专着。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内容相对比较局限，没有一定的整体性或者系统性。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引起的关注还不够明显，大多手文章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原则等进行阐述，还有部分学者结合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与科威尔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山”理论，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展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取其精华，更好作用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当中。 三、研究内容 该论文把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作为研究点。首先，立足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其理论要义、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其次，聚焦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尤其是对中国的意义的阐发。该论文共含五章，总体框架及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章，科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阐发。该章将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进行理论层面的比较，充分肯定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借鉴，从“两个必然论”到“资本主义崩溃论”、“劳动价值论”到“使用价值论”、“自由人联合体论”到“生产者自由联合论”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二章，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对资本主义在生态学层面展开批判，包含对资本本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揭露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本性，更深层肯定必须进行革命铲除资本主义。 第三章，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该章阐述了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有更清晰的认识。 第四章，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从其理论价值以及实践意义到其本身存在的局限进行较为清晰的评析，认识到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存在的合理性，也揭示其因发展时间短、尚未进行历史与实践的检验而存在的诸多局限。 第五章，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通过前面的理论阐述、评析，落脚点还是其当代启示。依旧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论述对我国甚至世界各国的启示。 本文的重点在于挖掘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以及内容要义，探析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尤其是中国意义。本文的难点在于阐述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吸收借鉴以及客观评析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得出其当代启示。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对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展开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其当代启示与中国价值。 四、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用发展的视角考察生态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发达社会、从落后生产力到先进生产力从而抽象出其中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关系，使论文的研究不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和方向，以获得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结论。 其次，运用文献研究法。搜集国内外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文，阅读科威尔的经典着作《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白色种族主义》等，通过资料收集以及文献阅读，具体了解了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内涵，深入挖掘了其具有的当代启示。 最后，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对已知信息材料的收集和归纳，由外到内，由表到深，了解了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观点，并在自己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研究。 五、创新之处 第一，研究内容创新。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在国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暂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注重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阐述，并努力进行了深入挖掘。此外，国内目前研究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当代启示的较少，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第二，研究观点创新。论文从理论逻辑探析、理论构想归纳、理论评析到当代启示，研究的观点与方向比较新颖，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与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阐发比较，由表及里展开分析，从而得出启示意义。辩证认识与研究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化解世界性生态问题以及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第一章 科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阐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现代生态学及整个世界体系知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①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 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自然也不例外，科威尔将马克思主义排在其思想理论源泉之首，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作为生态危机的动力和“自然的敌人”）的方向，也提供了代表受苦的人类与自然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伦理。斗争的阶级基础与阶级意识延伸至积累的任何领域，发展到生态系统并且还影响生物。”②科威尔还认为，自己的首要理论创新点就在于：“将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坚定地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内。”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不仅为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扣好了第一颗扣子”，而且为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丰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盾牌。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控制自然论”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深厚生态哲学内涵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视角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发。马克思始终强调自然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从而警醒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也应该尊重与保护自然。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④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进化（或者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产物，人的发展变化依靠也得益于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没有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及发展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将自然界的作用深刻释放阐述出来，其重视自然界的作用，认为自然界本来就比人具有优先存在的地位，自然界具有“属人的性质”，人依靠自然，自然界也总在规定与制约人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自然界的诸多客观事物本身就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这种客观事物存在的意识是依靠人类不断发现、认识、并产生的，它们属于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类需要事先对其进行“加工创造”才能享受。同样，在实践层面也是如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是人类生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是人直接的生活资料来源，衣食住行均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自然界作为人日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也作为人生产生活资料的主要载体。总而言之，人源于且依赖于自然界。 “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①人对自然界的利用或者改造缘于人对人自身既得利益的关切。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纽带，人通过自己的意识思考明确自身需要以及想要的事物，通过实践劳动从自然界的生产资料中进行利用以及创造，客观事物的产生完全依托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人对自然的利用或改造就是人对人本身的利用或改造，这种直接的关系说明自然于人而言的重要作用。总之，自然史与人类史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人尊重与保护自然也就是尊重与保护人本身。 （二）科威尔的“控制自然论” 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亦被译为“支配自然”）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史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认为，控制或支配自然的意识观念的产生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人类为了寻求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办法，根源性问题还是需要深刻剖析“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当前，“控制自然”的观念既成为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争论焦点，而且成为他们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生长点。科威尔在继承前人有关控制自然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对此作出理论创新。 科威尔“继承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化理论，并因此将异化深入到自然本身。”②地球（自然）作为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载体，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群对地球都没有所有权，而是只有使用权。人作为地球（自然）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动物，对地球（自然）不应该只怀有充分占有的想法，科威尔强调人类与地球（自然）共处的过程应该是共同享用、共同受益的过程，人要尊重自然本身，而不是自私地占有或者破坏，要严格遵守自然的用益权原则，人类在自然界所创造的事物要具有使用价值，且这种有价值的事物要有益于人本身以及自然界本身，总之，就是要在合理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共享人类的劳动成果。科威尔的控制自然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的发展。 二、从劳动价值论到“使用价值至上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单纯意义上仅作为“知识论”的单一理论，而是与历史、行动以及批判、阶级各理论紧密相关的理论综合体。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刻且细致的阐发是世界价值学说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建立的基础在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人类价值学说史上最完整、最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于 1847 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早发表的文本，文本充分阐述了马克思本人对其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丰富，就其主要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货币论、商品拜物教、价值变形论、价值规律论、劳动力商品论、劳动本质和类型九个方面的内容。”①立足于论文研究主体本身，我们重点回顾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二因素”，毕竟“劳动二重性”也是在其基础上分析形成的，“商品二因素”内容就是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或用于交换）的对他人或社会有实际作用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两大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两者之间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产品本身要首先证明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然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要实现其价值，则产品必须首先要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为商品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将价值视为商品本身固有的属性，人们（或者直接说购买者）通过购买商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也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卖出商品来获得价值，这种简单的交易被视为公平的交易。但是有天当货币或者用来充当货币的其他形式的事物走上前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开始落寞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商品所有者售卖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存有的使用价值，还将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剩余价值附加进去，这种通过压榨劳动者的血汗与劳动来赚得的剩余价值就是一种“肮脏的资本”，这种包含“肮脏的资本”（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交换使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大于其实际使用价值，从而导致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无序性癌性扩张，这种无序性癌性扩张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灾难，也是人的灾难。 同样这种资本的无序性是“反生态”的，不仅造成了资本的消耗与浪费，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 （二）科威尔的“使用价值至上论” 科威尔认为，生态危机及其对生命本身的威胁，需要进行深刻的根本性重新思考，而不是在政治经济学甚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进行分析。其中一些已经出现在《自然的敌人》中，但还需要做更多，或更确切地说，是对我们陷入的全新但古老的困境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科威尔的“使用价值至上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其的理性回归。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过往的理论研究当中就曾提出应以使用价值来取代交换价值，他还一度强调人类生产劳动的本身应该是为了使用价值，包括货币本身的存在也应该回归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科威尔吸收借鉴了前辈的一系列思想，他认为，克服资本积累并不是人类的普遍贫困，克服贫困需要重新定义财富，这就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转变，他提出了“使用价值至上论”，总之就是使交换价值让步于且回归从属于使用价值的观点。 首先，从生产交换到生产使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病理与治疗都与个人的商品有关，并且是以商品依据市场的需求而确定和生产以及人类被扭曲的方式而发生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存在的标志。”①资本试图将所有能用的产品都转化为使用价值，这种无节制、无限制性的转换使得产品的生产劳动毫无特殊性，倾向于一般化，这样毫无疑问就对产品的使用价值进行了贬低。而资本主义为了其自身掩耳盗铃式的发展，又需要将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断消化，这样才能克服生态危机带来的系列影响。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言，对经济生产活动中反映自然存在，使自然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必要的就是使用价值，对这种自然中提取出来的必要产品进行量化，简单地说就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交换价值。生产存在的主要意义应该是满足使用来获得使用价值，而不在于用于交换获取价值，交换价值就应该完全让渡给使用价值。 其次，从数量统治的社会关系到体现品质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终点，而不是把扩大交换价值、货币与资本变为生产的终点。科威尔认为，商品的生产应该是以满足人的本身需要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赢得足够多的利润，要让产品本身充满“感情”。科威尔认为，使用价值是实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综合，其体现了商品本身存在的固有属性，也直接体现着人们对其真实的需要，科威尔就将这种真实的需要定义为“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是人自我意识状态上满足程度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丰繁复杂的商品使得使用价值逐渐迷失了，这种迷失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满足，更多的是生活的病态发展，为了寻求满足，一切皆可交换，人身体本身都可以交换，何况是处于身外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受到本质的伤害。 最后，人本性的回归。也就是说，使用价值回归的本质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本性的回归。科威尔的“使用价值至上论”强调对使用价值进行理性回归，这不仅仅是使用价值单方面的解放，也是对劳动者的解放，重视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的生产就是有限度的，只要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就足够，这样劳动者就可以从资本与劳动的捆绑中解脱出来，从而克服劳动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样，为了实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有必要将劳动力从资本中逐一解放出来，充分实现使用价值让步于交换价值，最后通过人类共同的自由、全面的劳动来实现使用价值，从而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形成一种新的联系，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财产关系。 三、从“两个必然论”到“资本主义崩溃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论”，《共产党宣言》最有发言权，毕竟它是《共产党宣言》的主题聚焦，是其精华与核心。“两个必然”就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狭义上也可以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结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科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方法，他们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个层面，及其产生及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存在的相互斗争的历史进程均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阐述，从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出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同时进一步点明了无产阶级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重要学说。在原始社会发展的末期，因剩余产品与生产资料的私有，阶级随之产生。阶级从属于历史的范畴，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固有阶段的固有产物，也是必然产物。马克思对社会与社会阶级对立斗争尤其是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及斗争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分析，明确认为是社会阶级斗争直接促使社会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现今一切社会的发展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此外，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阶级的结构与特点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对其存在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说明。 其次，揭示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必然灭亡的规律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协同下带来资产阶级由最初的行会师傅到工场手工业者，再到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其历史舞台上逐步走向统治独占地位。当然资产阶级的产生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但其终究具有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是在资产阶级的锻造下产生的，其终究会利用资产阶级制造的武器来消灭资产阶级自己。 最后，得出了“两个必然”的历史性结论。两个必然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与体现，不管是从阶级斗争层面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动考察，还是从唯物史观层面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深刻探视，亦或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的富有内涵式地分析阐发，再是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存在的阶级剥削进行披露，不同的论证视角均终于回归到一个方向：在社会的变革发展中，资本主义终将会面临一系列问题而趋向灭亡，共产主义则最终被历史和人类选择。 （二）科威尔的“资本主义崩溃论”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论”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危机对其灭亡进行了深刻论断，而科威尔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在“两个必然论”的基础上补充用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灭亡进行论断。 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世界性扩张，西方社会的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中不仅产生了经济危机，还无法控制地催生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狂暴肆虐使得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重新审视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有部分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分析，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阿格尔（Ben Agger）教授认为，经济危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面临的破败，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已经不断显现，或者开始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甚至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还有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的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危机，当前也包含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互相关联，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创性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 （即：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理论。科威尔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是对詹姆斯·奥康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2001 年 9 月，科威尔联合迈克尔·洛威（Michael L?wy）在巴黎生态社会主义论坛上起草并共同发布了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份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中提到：“生态危机与社会崩溃性危机是密切关联的，应该被视为共同结构性力量的不同形式展现。”①他们一致认为，生态危机在全球的内卷已经严重超出了地球本身的生态容量，这种又资本主义扩张直接带来的危机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此外，他们在 2009 年发表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再次提到，资本主义是野蛮的，其对人与自然同时展开掠夺。从自然与人类社会这两个维度入手分析，科威尔坚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危机，且“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正在历史性地走向崩溃。”②这是逻辑的必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科威尔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论”异曲同工。科威尔同样认为要想转危机为新机，必须依靠革命对当前的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只有将资本主义彻底消灭，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真正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同样是科威尔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所在。 四、从“自由人联合体论”到“生产者自由联合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论” “自由人联合体论”是马克思主义重点阐述的思想之一。《共产党宣言》中对其进行了准确而详细的定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克思笔下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自由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条件、以人与人身份的平等为必然要求、以联合体为实现的形式、以全面的发展为目标追求。 资产阶级是封建等级社会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催生的为适应社会发展而新生的力量。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不同，他是极其自私的存在，只要他诞生并成熟发展，他就要试图毁灭所有产生他的有机体。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截然相反，他是以自我发展和自我毁灭的方式把自己从束缚和制约自己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且不断成长发展到成熟。当然，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孕育。资本主义的无情摧残使得无产阶级越挫越勇，他们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坚定且一致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全新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发展的友伴。总之，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很纯粹，就是粉碎和埋葬资本主义。 从恩格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按照共产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应该消灭阶级，另一方面应该消灭阶级差异的物质条件。恩格斯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失，同一个人将从事农业和工业工作，而不是需要两个不同的阶层才从事不同的行业。纯粹出于物质原因，这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必要先决条件。由社会所有成员组成的财团必须有计划地聚集生产力，在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上发展生产，而不是将满足人民的需求建立在牺牲部分人的实际利益的基础上，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应该杜绝，还要彻底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 要通过一系列合理可行的分工来消除取代旧的劳动分工，并试图通过工业教育来改变人（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城乡一体化的共同利益，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全面自由充分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在人完全解放后建立的共同体，该共同体向其内部成员承诺，人们将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丰富的物质财富确保社区成员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空闲时间，共同体成员可以做自己适合或喜欢的任何事情，这些决定是基于共同体成员自己做出决定的合理性，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使得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而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实现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二）科威尔的“生产者自由联合论” 在对人类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上，科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 思想情有独钟，再有前辈詹姆斯·奥康纳在着作《自然的理由》中对“生产性正义”反复强调，科威尔通过结合新发展时代的背景，在充分吸收与彰显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生产者自由联合体”。 科威尔在考察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针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有问题的社会是否是实际上的社会主义？”他明确地说，“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existing socialism”)从未越过使生产者控制生产资料这一临界点。①换句话说，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做到像《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激动人心，更谈不上其目标是使社会成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科威尔指出，我们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的定义，它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生产者自由联合体（Free association of producers）。 所以，由于我们没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故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科威尔的“生产者自由联合体”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思想核心为依托的。科威尔认为的自由人联合体首先是最充分的民主扩展，就是说，所有公共的事物（包括公共领域、生产资料等）的公共所有权是真正集体的，而且它同集体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科威尔的“生产者自由联合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外，科威尔也对西方社会的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了吸纳借鉴，如詹姆斯·奥康纳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追求，以及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的思想进行了深层次发掘与吸收，而后个性鲜明地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态化（或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实现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清晰明确的定义就说明了其对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深刻构想，“我们把通过自由联合劳动来进行生产并伴随着自觉的生态中心的手段与目的的社会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当这种生产总体上在整个社会中固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称之为生产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生态中心生产方式的社会。”①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为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强大且坚实的理论基础架构，直接地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直接就是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第二章 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生态破坏由资本逻辑直接导致。科威尔认为，资本就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科威尔在他的杰作《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以下简称《自然的敌人》）、《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以及《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等中，从生态学层面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评，而批评的终点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课题，全球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及制约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全面准确把握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以及实际意义。 一、对资本本性的批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又紧迫的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世界各国面临诸多新的挑战。科威尔通过对印度博帕尔异氰酸甲酯① 化学泄露事件的分析，得出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崩溃性危机的幕后黑手就是资本，本质上看，资本就是自然的敌人、是伤害人类的刽子手。“只要资本关系（为了实现利润不停竞争）盛行，那么一点或其他点的生产条件就必然会恶化。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会被打破，其完整性也会遭到破坏。”②（一）资本本身先天的逐利性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资本论》中的这句话是对资本本身具有先天逐利性的真实写照。资本就是这样，它为了赢得利润，敢于尝试一切有理的或无理的行为，它先天的逐利性驱使它敢于并迫切于追求利润。 科威尔对资本天生的逐利性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考察和批判，他用“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来描述资本，浮士德式的交易就是通过发现可以通过赚钱来实现神话般的财富，再通过赚钱来实现事情的结果而引起的。资本始终遵循利益第一位的原则，把“赚钱”当作其第一要务。资本家不断创新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市场，其终极靶向全都对准了“盈利”这个箭靶。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让渡给交换价值去获取更大的利润，生产者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来产出更多商品去获取利润，商品的生产不是回归于使用，而是终于盈利，这种不节制的生产劳动过程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来作为筹码，所有这些都归咎于资本本身天生的逐利性。 工业革命以来，以煤炭、冶金、化工等能源消耗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相继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能源资源的耗费使得生态环境汙染不断加重，甚至开始走向一条生态破坏的不归路。工业革命给西方乃至世界带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归因于资本本身先天的逐利性，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需要盈利来助推自身的壮大。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印度马德里化工厂泄漏事件、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遭人类砍伐等，均是在魔鬼般利益的驱使下对生态环境甚至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不合时宜的行为。科威尔吸收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批判理论，对资本的逐利性进行了更露骨、更直白的揭示，从而肯定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 （二）资本本身的反生态特性 对于资本在生态方面的角色，可能最多的是反面派。“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①科威尔在《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也明确提出过资本理应且必须为生态危机负直接责任，这是对资本具有的反生态特性的更加有力的说明。 关于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创新理论的发起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他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创造性，但兼具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过程。科威尔也认为，“资本积累与生态崩溃之间的调解是通过永不停息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的压力，这种增长是癌性的，本质上是生态破坏的，通过我们开始概述的各种手段来实现的，这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更大片的全球生态。”②科威尔对资本反生态特性进行了具体的概括描述，科威尔认为资本在存在、时间以及制度这三个维度发挥作用，换种说法，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对资本条款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赚得更多资本去生活，人们的生活节奏（时间速度）不断加快，而且专门有一种制度用来维护这些需要充斥资本的领域，而且这种资本是不断扩张增殖的，这样的社会以及这样的生存形式无疑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导致全球性质的生态危机。此外，福斯特、高兹以及詹姆斯·奥康纳等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都一致地认为资本的无序扩张或者直接说资本的反生态特性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乃至全球性迅速蔓延。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 现代科学技术一直以来的创新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张扩大，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革命以后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精心调整与修补，其社会生产力固然得到了极大提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得到不断增加。在这个调整与修补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长期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种不可持续性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而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这种由历史设置的发展与自然之间的难题，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基本矛盾难脱干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注定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持续的性质。 科威尔在其着作中已经描述了资本的不断扩张和追求利润这一本性（资本本身先天的逐利性）使得西方国家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并迅速向全世界扩张，趋利性使得它们根本没有考虑资本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严重影响。他们开拓并持续扩大着世界市场，促使或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同时又野蛮、疯狂、毫无节制地掠夺一切国家与地区的自然资源（这显示出资本的反生态特性）。“资本以前一直、现在依旧、将来仍会践踏我们这个绿色的地球，只要它存在，资本的全球奔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向全球播下贫困和灾难。” ① 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始作俑者和受益者，全世界劳动人民，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占全球人口数不足 20%的发达国家每年消耗的能源却占到全球能源消耗量的 80%，制造出诸多废物垃圾，气候变化、资源匮乏都拜其所赐。 此外，资本主义制度还催生了非自然消费。工业革命以来，人本质发生异化，人在消费上的要求不仅仅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更是更加追求体现自身存在价值。人们在解决生存问题后为了彰显自身所具有的所谓的“价值”，转而开始大肆挥霍金钱，“正如西方经济学家 T·凡勃仑（Voblem）所说：‘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显示他的支付能力。’”①非自然消费激起恶性（非理性）消费与（对资源能源的）掠夺开发，对人与自然都造成持续的伤害，这种发展的路数完全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本质。当然，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治标更要治本，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与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资本主义的癌性增长 “癌性增长”是指像癌细胞一样的生长方式，并且癌细胞本身是异常和突变的细胞，它们是体内癌症的重要来源。与体内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始终是无限度式增殖的，可转化的以及随时会转移的。而且通过其无限增殖直接对健康的细胞进行破坏攻击，进而完成其转移，导致机体免疫系统破坏，生命垂危。科威尔认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种“癌性增长”，因为资本及资本主义就是对利润以及市场的无限增殖，而且为了利益随时准备进一步扩张，进而严重危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上一节对资本的反生态特性进行批判的时候，也提及了资本主义的癌性增长。科威尔指出，资本主义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需要不间断进行资本扩张与积累，资本扩张积累增长的过程就是“癌性”增长的过程。此外，科威尔也从资本作用发生的三个维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癌性增长。这种无孔不入的、不自觉的增长过程反映了资本的增长逻辑：凭借“天时”、“地利”及“自身运作”扩大市场积累财富。科威尔从这种逻辑出发，指明了资本主义癌性增长与自然生态发生了对抗，资本主义为了“续命”无法大刀阔斧对生态危机进行扭转，更无法阻止生态危机的恶化。 科威尔还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资本是如何癌性增长的。他从两个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以及不正义性进行了充分揭示，即，“生活世界”的渗透、时间的加速。资本充斥于人类社会发展甚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人类生活的幸福感归咎于欲望的满足程度，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病态的需求链。此外，资本又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触角已经深入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性生态破坏的进程又一次加快。转从时间上看，资本流通的速度继续加快，资本流通的时间进一步减少。 科威尔认为，资本的加速流通造成了人类自然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平衡，进而变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与脱节。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分离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因素。 要真正改变失调的这种模式，科威尔看来，“其根治的办法就是发起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即重新构筑文明的生态完整体系。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义务来促成这一完整的生态体系，以此为全人类及地球上的所有物种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①科威尔据此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必须被根本性改变或替代” 这一鲜明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的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方式。它不惜一切代价积累并导致生态危机。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家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及时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经历重大的经济危机，而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同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运动应运而生，此起彼伏。 资本主义的积累需要其扩大世界市场，由此带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不是单纯地让世界经济可以自由贸易发展，同时也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危机进行了转嫁，危机就包含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科威尔认为，随着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资本积累的机制，一个又一个社会被席卷入这场漩涡。伴随着沉重的债务的依附与不平等的发展成为了这一过程的温床。无论在哪里发生债务，都将有通过牺牲生态完整性来消除债务的压力。② 此外，因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单一于经济层面、文化层面也有。民主主义、纳粹主义等就是真实的反映。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限制的，并非全部人的民主，权力只属于资本家，而劳动者只是受民主的束缚。 民主主义仅仅代表少数精英阶层的实际利益，毫不考虑其他人。民主主义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那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以及对物种的掌控，就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纳粹主义会导致资本积累，而且纳粹主义主张的生态还原主义直接导致种族主义，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寻找“亚种”并企图直接进行清除，它导致了资本的积累，继而引发贫富差距拉大、移民矛盾激化等，直接或间接向人民散播生态法西斯思想，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恶化。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其不断发展扩张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积累都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全球性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认识，更别提整改，要切实有效地对生态危机进行质的改善，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是”换汤不换药“的面子工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良，就必须进行社会的深度变革，就是科威尔所说的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全力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球不平衡与资本联合发展 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对本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的同时，由于对第三世界国家长期的压制性与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举个例子，美国每年要从非洲地区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供其消耗使用，而矿产资源的采掘发展使开采地区废水、废渣成灾，给非洲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汙染，甚者危害人体生存发展。美国为掠夺石油资源，不惜动用武力对阿富汗、叙利亚发动战争，使受战国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温饱线上。日本国土面积狭长，自然资源较为贫乏，日本的三洋和住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与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等地留下了大规模毁灭森林的劣迹，其因此得名“森林蛀虫”，这种行径严重危害他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此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当作“垃圾场”，不断将汙染物转移到这些国家（我国同样也遭受过“洋垃圾”的侵害），美国、日本、德国都是这场“生态罪恶”的参与者。 科威尔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害转嫁，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此外，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意识到自己环境存在问题时，会着手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研发新技术来进行环境治理，当然，他们治理的目的并不是他们真正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而是期望自然界能更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积累，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更加促使生态环境走向黑暗深渊。他们研发新技术也仅仅停留在为他们服务，并不会将技术借用给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甚至会制定更高、更无理的标准来限制其他国家免费使用。这种资本联合下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打压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必须要依靠制度革命才能有所缓解，科威尔革命型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章 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 （一）生态中心化生产 科威尔认为，人对自然生产没有选择权，但对生产方式有选择权，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是当前世界人类社会主要的两种生产方式。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科威尔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于消灭剥削，推翻交换价值的统治。生态社会主义通过使用价值的实现和内在价值的占用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从生产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构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①这种生产就是生态中心化生产。 就生态中心化生产而言，科威尔有以下几点说明：生产的过程与生产产品要有一致性，生产过程也是生产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可以实现自由全面的选择及发展，使用价值充分实现；实现生产的民主化，不仅是对产品的承认与推广，还要对生产过程进行承认推广；自然与人类生产的有序进化之间要保持一种“熵”的联系；人类需求要注重实用性，避免“增长的极限”，实现需求生态化；生态中心生产充分应用科学技术来修复或者再造优良生态体系；实现意识上的生态化，人类自身意识与自然的意识要一体；重视平等。关于科威尔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态中心化生产，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思想”站在生态学的维度进行了吸收与发展，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益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一种方式。 （二）劳动力与使用价值的解放 劳动力与使用价值的解放包含在上面提到的生态中心化生产中，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为根基，从使用价值角度进行论述。论文的第一章也对“使用价值至上”进行了介绍说明。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倡导使用价值的回归，而资本主义本身因自身的逐利性而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充分让渡给使用价值的前提就是劳动力的解放。前面提到，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反生态特质导致生态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市场劳动力实现商品化，从而促成资本的积累，促使资本主义呈“癌性增长”趋势。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在劳动与劳动产品、生产资料之间分离的基础下得以实现。要使使用价值得到极大释放，就需要克服两种分离，使得劳动以及劳动力从资本的桎梏中解脱，这两种分离就是：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虚假夸张不实际的过度需求中得到解放，从而实现劳动力真正的价值。 科威尔认为，要使生态危机消失，就需要通过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生态中心化生产，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使劳动力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实现使用价值的解放，注重人的实际需求，避免交换价值带来剩余价值的积累，真正发挥产品的实用性，进而解放生态本身，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 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成鲜明对比，它是集体成员的共同所有、共同劳动以及共同受益。科威尔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制度带来的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对劳动者的剥削，对生态的不屑一顾等等。 但是，科威尔认为，过往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一些出入与不同的，代表性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公有。因此，科威尔对其笔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一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生产资料为公共所有。科威尔认为，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利于促成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为解放劳动力做好准备，从而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是自由人联合体、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 （一）生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观 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其民主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对生态系统的，也是对人类，对社会发展。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在意识或价值观层面倡导生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观，这同样是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物质基础的基础。 首先，充分民主。科威尔在《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提到生态社会主义要去捍卫的自然和人类的基本权利既包含人类基本的创造性、非生产线以及再生产性行为（同样这些也都是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核心价值包含的内容），也包含清洁的空气、干净且可以饮用的水、能够普遍获得且可以使用的绿色食品、肥沃的土壤以及可再生的非汙染性能源。在国家、区域、地方甚至国际事务中的集体决策绝不是专制或独裁的个人行为，而是基于公共自由和责任的社会行为。这种选择或决策的自由使人们完全摆脱了基于增长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控制。 此外，国家权力关系民主化，实现人的自由。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对生态和人类社会有危险的因素都要被考虑到社会发展当中。要充分体现民主，毕竟过于激进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只有用民主决策取代过往资本主义发展中对产业或者核心成分的绝对控制或者垄断，这样才能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最后，人人平等。人类社会中最艰难的劳动者必须积极投入生态社会社会主义革命为自己的生活进行斗争。只有他们奋发起来，积极斗争，才有助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同样，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弱势群体，要得到民主平等的待遇，实现性别平等，发动妇女运动，推翻资本主义的残暴压迫。 （二）生产者自由联合体 由劳动者形成的自由联合体是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或者可以直接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或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形成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人在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就应该是自由且全面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不会例外。科威尔也认为，“生态理性的社会需要自由。”①在科威尔的新型社会构想中，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劳动者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要是自由自在的，这样他们的劳动才是愉快且有满足感的，那些沾满资本的剥削或者压迫都要彻彻底底地消除，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一定是最高的。人在过往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充满着被压迫与被剥削，其生产生活是为了谋生，根本谈不上自由的发展，这样艰辛的谋生依旧抵不住资本的侵蚀，生活的满足感基本谈不上，人的本性也逐渐丧失，人就像是获得或者争取资本的机器，直到生命止步他才止步。 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就需要克服劳动的异化，让人的本性的需求真正得到回归，使人的需求与客观的生存需要实际相符合。然后实现劳动者自由联合，从根本上解放劳动力，使劳动者彻底从资本禁锢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先解放人，从而解放整个自然界，形成“共同体的共同体”①（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谐。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 （一）生态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 物质需求是浅层次的，是基本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同样需要较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慰籍。科威尔重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一旦缺乏精神需求，就难以避免进入生态危机的漩涡。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仅仅注重追求物质商品，精神生活追求匮乏，导致危机重重。和诸多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样，科威尔认为，树立生态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管对解决生态危机、挽救人类未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作用。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是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 科威尔倡导的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是根据生态的本质而存在的，即承认和遵循事物的“应有价值”。这种价值包含最基本的使用价值，这是事物实现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手段，此外，还要认识到事物的深层次价值（也就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事物在实现本身作用的同时为使用者带来的喜悦感或者满足感，这种感觉是精神层面的，例如，在生机勃勃的公园绿植面前，其清新与芳香不仅仅让驻足观赏的游人欣赏一番美景，其欣赏带来的视觉体验是一种实用性，而其带来的心情愉悦亦或重新对生活充满希望就是其带来的深层文化价值。 科威尔笔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不仅要不遗余力地用实际行动去保护生态环境，更要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让这种意识充分发挥能动性，更好地付诸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 第四章 关于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壮大，发展中的不协调、不环保迫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激化，全世界生态环境出现多种问题和矛盾。从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化解视角来看，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真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系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重点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活力。 首先，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真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生态哲学内涵，其中主要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又深刻的阐发。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完整的物质世界区分为两个板块：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通过主观能动性不断改造自然界来创造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空间。人类通过实践又将自然界主观区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在不断的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人类自觉不自觉对自然界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科威尔在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真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同样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价值。时代的发展是不断向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科威尔认识到现今世界存在的严峻生态问题，并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意识到生态危机终究会导致人类发展面临空前的灾难，他对生态的聚焦以及研究使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突破。一方面，他对生态问题产生的实际根源进行了深度挖掘，认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存在导致生态危机诞生以及蔓延，针对这种根源式的分析，科威尔认为要逆转全球性生态危机，就需要通过创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来发挥社会群体性力量去驱逐资本主义，还要进行文化层面的改造，例如：消除性别歧视，倡导生态女性主义等。科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他从侧重生态环境出发，为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新的路径，力促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科威尔系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科威尔认为，资本的全球化伴随着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张而势不可挡。资本的存在就是为了积累财富，只要它存在，这种积累财富的举动就不会停止，而且为了创造无穷尽的财富，其手段是毫无底线的，这种不在乎一切损失来壮大其资本的行为无疑给人类与生态环境均造成了巨大压力。对人类来说，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始终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的癌性增长驱使资本家欺骗人类进行无休止的劳动来赚取越来越多的资本，而人们在资本主义蛊惑的虚荣心下，为了获取越来越多的报酬去购买名贵的商品来满足自身的虚荣心而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动。这种剥削的劳动，死循环式的劳动购物使得人们变得冷血且麻木。对生态环境来说，有很大一部分资本是从自然中豪取来的，与人不同，资本不需要为自然的付出“买单”，这就直接导致资本肆无忌惮向自然索取蚕食，使得自然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变得越来越脆弱。科威尔从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中认识到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认为只有毁灭资本主义，让资本及资本主义停止对人的空虚与虚假需求的制造，停止对自然无条件的摄取，倡导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超越。 再次，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蓬勃活力。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披露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强调其发展过程中淡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生态环境发生不可逆的严重破坏。科威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之源，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所阐发的深刻理论，始终聚焦人与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更肯定自然对于人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现出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发展重利轻义与不平衡不协调，其发展的不确定性日渐加剧，科威尔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形成印证。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且逐步形成了重视社会现实性问题的各种社会思潮，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不仅注重理论上的更新发展，尤其重视现实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此外，还有专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社会思潮，这一发展不仅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真理性价值，也凸显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全部社会发展中的强大生命活力。 （二）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意义 首先，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身处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的时代，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不仅中国，世界性经济蓬勃发展，发展中带来的滞后性生态破坏随即而来，世界性生态危机的爆发重新让我们审视发展的路子，我国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两山理论”的提出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了强心剂，我国的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此外，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我国全面脱贫的重大胜利使得绝对贫困的帽子彻底消失，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同样，全面脱贫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实现共同富裕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竟，社会主义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靠近。 其次，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如何认识资本的本性、如何利用资本、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与生态的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从生态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对资本的本性的逐利性与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及癌性增长、资本主义积累与其爆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导致的全球发展不平衡进行深刻批判，充分认识到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本性，发掘资本主义中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幽灵的继承者”①。但不可否定的是，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拓宽了市场，助推资本全链条流动，促进世界性经济全要素流动，将资本与市场的活力充分迸发，但资本主义的弊端终究是种顽疾，科威尔强调要想解救这种顽疾，“要聚焦资本，深挖生态危机根源；聚焦生产，探寻生态危机出路；回归使用价值，解放劳动力；形成自由联合劳动力，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最后，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区别，为如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环境保护主义①，它是把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中心，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不单单追究环境单方面的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同样并不是单方面的生态保护，而是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充分解释了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当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面临与世界性生态危机一致的问题，就是资源消耗严重，日益趋紧、生态环境汙染情况明显、系统性生态问题频发、自然系统原始恢复功能降低等，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有必要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定不移走可持续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科威尔笔下的“生态化生产”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体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生态文明建设要义的一个生动描绘，给后代留下的是诸多生态资产而不是自然遗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生态的世界观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文明走廊等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世界性的体现。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诸多实践性意义。 第五章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事实上，生态文明不仅聚焦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必然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它还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应该努力创造什么。它可以提供一种替代霸权文化的选择，这种文化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而且可以克服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立。”①尽管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缺乏一定的实践可行性，但它始于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来寻找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借鉴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并为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世界生态危机缓解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作用。 一、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生态经济 科威尔认为“生产活动是通过人类本质表现的自然形式。”④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实现以生态为中心化的绿色生产、实现劳动力与使用价值的解放。发展经济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推进二者的协调共进是实现生产方式生态化理应坚持的原则的有效途径。需要充分注重生态环境的实际利益，使生态坏境为经济效益乃至人民的幸福感发挥实际作用。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政治 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民主，而民主是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与基础。他主张生产者自由联合，内部发展民主，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建立人人都有决策权利的真正的民主，使人民群众自觉加入革命的社群，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 “用生态学的观点分析现代民主政治，则着力于探讨民主、自由与宪政等政治价值观与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的互动机理，揭示它们之间的生态关联，实现民主政治与自由和宪政的生态联动。”①这是生态政治学中关于政治生态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较为完整的阐述。 三、培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 科威尔认为重视生态思想要强调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主义，这首先要有群众的意识的觉醒，广大社群中要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或教育。“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②为了更好更快推进生态文明文明，首先要从意识上进行质的转变，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改革传统的生态思维方式势在必行，将正确的、新的环保理念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宣传，强化人对生态自然的重视，且将这种重视付诸于实际的生态保护当中，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 作者 周彤 写于 二零一八年 摘要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理论。高兹作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代表人物，以其研究切入点的独特性使其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文章的写作以马哲学科的观点为基本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研究切入点，以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深为现实背景，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思想，深入系统的研宄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证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逻辑。从长远的发展前景来看，其理论探析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论文首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的整体研究历史变得清晰具体。剖析了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绿色运动的兴起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萌芽，整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各个阶段对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解读，阐明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的丰富理论来源。其次，论证了高兹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切入点：即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批判进行的，对于二者的批判形成了高兹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解读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理性理论的构建基础。第三，进一步论证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和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容，剖析了其中的理论精华。针对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辩证性的探析，做出了整体性的评价，指出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发展的社会背景，探究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可借鉴之处。中国经过几十年自强不息的奋斗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生态问题，目前我们己经意识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虽然需要辩证地去看待，但是其理论的精华之处对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还是极具探索研究意义的，它告诫着我们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中要以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为警示，保护生态环境，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 第一章导论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思想，它衍生于由西方民众环保意识觉醒而自发组织的绿色民间运动，具有民众实践的基础。时代的变迁不仅使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变得更加完善与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态问题也成为了各国民众都极为关注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给民众们阐释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各种理论思想，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而作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代表人物高兹，他以其研究切入点的独特性以及问题研究逻辑的精密性而使其的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剖析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内涵，并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发展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１．１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１．１．１研究背景 安德烈？高兹（１９２４－２００７），法国左翼思想家、哲学家。曾师从于萨特，是《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高兹少年时代从移居瑞士起开始学习哲学，在哲学的学习中受到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极深。其学术成就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他在思想界的主要成就在于融合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宄形成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高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法国“新左派”运动中具有很深的影响力。高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纳入自己的研宄领域，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研宄框架。高兹认为，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已经浮现出来了，需要限制经济增长、限制消费，采用分散的技术进行劳动生产。 １．１．２研究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理论。高兹以其研究切入点的独特性使其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不管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剖析其思想内涵，都对我国的未来建设道路极具借鉴研宄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探析。从最初的概念性研究到现在的不断深入剖析，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学界具有着愈来愈广的影响力。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具有与时俱进性。作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高兹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和存在主义思想，以资本主义环境公害问题频发的背景为依托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所以，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托，又很好地结合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事件的背景，他的研究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的。二是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具有深入性，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髙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探索出了由于生态理性在资本主义世界蔓延导致了人们对数量无节制地追寻。只有把经济理性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从而能重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针对于这个限度问题的理解，高兹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思想，建立一个以生态理性为发展主导的国家，才能抑制经济理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高兹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涌现出来的现象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问题产生的本质，他的研究是具有深入性的。三是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具有理论借鉴意义。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为研究背景的，但是其对问题的剖析和解读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阐释的。他对资本主义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论证非常深刻。通过对其思想的深入解读，既可以丰富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积累，又可以提炼出其精髓部分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添加助力。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从限制经济理性的角度入手阐释出了其对生态理性的解读，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现代生态文明的道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２国内外研究综述 １．２．１国内研究综述 早期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我国的是王瑾（１９８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在这部作品中，他第一次将“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确切地描述出来，并从真正的意义上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当时的背景下，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绿色运动的开展此起彼伏。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欧洲的绿色运动中衍生出来的新型概念，“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引入我国，本文也着重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中是如何产生并进一步发展出自己强大影响力的时间过程的，让整个生态社会主义的年代发展更为清晰明了。 复旦大学的俞吾金、陈学明（２００２）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对“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梳理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总体来说主要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偏于理论性的知识，在总体实践性上是要弱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而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往往是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有时还会对一些政党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述是从欧洲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实践活动入手对生态社会主义开始进行论述的，把该理论的诞生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印证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存在现实根基的。 最早对安德烈？高兹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是汤建龙（２０１１）《在萨特和马克思之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汤建龙不仅梳理了高兹初期思想的脉络，深入剖析了高兹的生态学思想，而且在论述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理论的同时，也细致论述了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论述的过程中，他将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个体的自由解放理论结合起来，分市民社会和国家、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为自由自决的斗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在他的观点中，髙兹探析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制定的，虽然髙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缺乏现实的可执行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针对现实情况对工人阶级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究尝试，对资本主义在新发展状况的种种现象也进行了深度的剖析。高兹最早深入进行研究的理论就是存在主义理论，他也是以对存在主义的研究为起点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过渡的。文章也以此为基点在探讨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来源的时候把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作为了重要的论述部分，该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强有力支撑。汤建龙（２０１１）的作品《在萨特和马克思之间》着重研究的是安德烈？高兹的中早期哲学思想。而温晓春（２０１４）的作品《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则是针对于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研究。这部作品十分系统详细地在论述了高兹的基础理论之后明确了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而且还针对于反资本主义结构进行改革和工人阶级新时代的新变化等细节性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明确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与未来价值。本文与此作品相似的是对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理论来源、建构内容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细致地阐述。 叶登耀（２０１０）在《从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试谈生态文明建设》中将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从高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视角谈生态基础的保护、从高兹对生态危机的理论谈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从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谈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三个方面对高兹的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进行了论述。接着又在下一年的出版作品《论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２０１１）中论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自然观理论对建构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叶登耀的文章不仅深层地探析了高兹的相关理论，而且他还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分析了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点。在《高兹与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２０１４）中他从“经济理性扩大化”与“交换价值最大化”的比较、生产的更少，生活的更好”与“以生态为中心快乐生产”的比较、劳工战略”与“生态系统”的比较对比出了高兹与克沃尔在分析探索资本主义环境问题根源以及实现解决环境问题路径的差异。在《高兹与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２０１５）中他又从“经济理性扩大化”与“生产条件恶化”、“更少但更好”与“生产性正义”、“结构改革战略”与“国际性激进绿色运动”的比较将高兹和奥康纳探析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根源与解决该问题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叶登耀的一系列文章不仅剖析了高兹生态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且在比较分析其他学者理论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环境危机出现的缘由和解决该问题需要实现的路径进行了对比式的探讨。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进而突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矛盾激化的现象，从而为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具体的建构内容做好了理论积累。朱波（２０１６）在《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对高兹的相关生态学理论进行了深度剖析。他分别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异化消费和教育制度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批判。之后以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过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朱波在作品中对髙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模式，层次清晰，并在最后把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的现实状况结合在了一起，很好地给人们呈现出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构框架。本文也通过论述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角度的批判，在阐释明晰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将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与我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让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可以给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自己的价值。综上所述，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在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思想构建方面研宄了西方绿色组织运动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影响以及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问题，但是在整体地把握高兹的思想方面还略有缺陷，正因为如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立场，以高兹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性的批判为侧重点，对高兹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和建构生态理性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１．２． ２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越来越凸显。上世纪６０年代蕾切尔？卡逊女士（１９６２）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环境汙染产生的危害在这部作品中烘托出了悲愤的氛围，使人们开始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在此时衍生开来。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力求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中找到挽救环境汙染危机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最早的萌生也是从二十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的，在文章的论述中，二十世纪６０年代环境汙染危机的层出不穷使得人们开始反思自身对自然所作出的危害性举动，也催生了二十世纪７０年代里民间自发组织绿色运动的此起彼。这些阶段性的探索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从生态社会主义的提出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最早提出应该源于德国的绿党组织，在当时“生态社会主义”是同绿色生态运动的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把绿色纳入革命的道路的呼声很高，关于生态问题的各种讨论层出不穷。威廉？莱易斯是早期进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１９７２）在自己的作品《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了人在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手段之后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获取了更多的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自然资源。表面来看这是人类世界暂时的胜利，但从根本上看人类开始依附于科学技术的力量无节制地搜刮自然资源，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利用势必会引起自然灾害，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他（１９７６）又在自己的另一部作品《满足的限度》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细致地阐述了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的具体做法。在这部书中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发展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置生态环境的保护于不顾，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这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现象及生态危机的产生，必须实行一种“稳态经济”来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减少资源的浪费进而达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念。在本文论述高兹有关思想的过程中也着重论述了高兹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领域一味追求利润价值观的批判，以及用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无限制蔓延来阐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切性的相关内容。北美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本？阿格尔（１９７８）在自己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论述了人们的变革意识消融在异化消费的行为之中。在虚假需要的引导下，人们对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为严重，人们的需求远远突破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就会由经济危机引发生态危机。在阿格尔的理论体系中要解决生态问题就首先要解决异化消费的问题，强调生态技术观，用“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生产来改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模式。在本文论述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弊端的批判时，也把异化消费作为重要的论述部分进行理论阐释，突出体现了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错误消费观的迷惑中丧失自我进取心，把消费当成释放自我不满的方式。 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佩珀（１９９３）在他的作品《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论述了如何推动生态主义接近生态社会主义，之后详细论述了其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最后又过渡到了如何在实践中进行社会主义。他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想法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其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佩珀清晰地描述出了出生态运动红绿政治前进的方法。在这部作品中，佩珀在阐释他的生态理论的时候很好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意蕴理论结合在一起。用发展性的眼光看待问题，从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探析思索，佩珀考虑到了人类要进行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考虑到自然界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了自然界的承载界限问题，那么人类就会在维持自己合理发展诉求的同时也兼顾自然界的循环发展，从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共臝”的局面。在本文的论述中，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与佩珀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高兹的研究重点没有放在推进红绿政治前进的角度之上，而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学知识及民主制度来建构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１９９７）在他的作品《自然的理由一生态马克思主义》中着重分析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奥康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要摆脱经济危机，实现长远、高质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理论。从制度本质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引导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将会导致资本价值的不断贬值，进而造成经济的萧条。而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过度地搜刮自然资源而进行过度生产，必将影响到整个自然世界的承载力，破坏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平衡。奥康纳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而且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生态问题的现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分析。在提到如何能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的时候，奥康纳给出的答案是走“改良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制度之内进行改革，此理论的提出并未触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问题。在本文的论述中，高兹也同样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弊端，并针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各种弊端来建构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使其的理论思想是有现实基础作为依托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２０００）在《马克思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探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根据自己所分析的缘由进一步论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福斯特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入手的，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度剖析，可以提炼出丰富的生态理论体系，他将其称为生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维具有一致性。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生态危机频发并不是自然界自身的问题，人类世界不能仅仅看到生态危机爆发的现象而不去探究危机爆发背后的各种原因。在针对如何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福斯特主张从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历史观”中去探寻问题的解决途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科技的发展与不合理的应用破坏了自然界的“ 新陈代谢”循环。在本文的论述中，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其的演变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高兹以存在主义为研究的基点逐步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过渡，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和结合时代衍生而出的新思想。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又做到了结合时代的变迁精准捕捉时代发展中显现出来的问题。 克沃尔（２００１）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２００９）这两份纲领性的文件中详细地论述了不断扩张的资本是自然世界中最大的敌人。他十分清晰地描绘出了导致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在揭示出资本是自然的敌人的同时，阐明了资本主义不断扩张资本追求过多的剩余价值使得人类世界的发展置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于不顾。针对对此，克沃尔在建构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首先提出了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类世界生产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化的生产应该尽量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共同发展。要实现此种愿景，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建社会主义生态政党来应对生态危机带给人们的深重灾难。在本文的论述中，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无限扩张的问题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而此概念的提出为的就是防止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张，把经济理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生态平衡被打破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危害。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并没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随着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成熟的理论框架，理论着作不断问世，其理论思想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利特勒认为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融合了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现象的批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政治学思想，延续了存在主义思想对劳动和福利社会主义的追求。包令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的着重点放在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上，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妥协和异化工作的批判基础之上的。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宄历程伴随着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而不断丰富发展。国外学术界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既侧重于从整体性把握高兹的思想，又侧重于对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具体剖析。而且由于国外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时间较早，相较于国内的学术界，国外学术界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刻，研宄的内容也更为全面。１．３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１．３．１研究的内容 本文通过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探析来解读和剖析高兹的“生态理性”理论，批判资本主义世界受经济理性主导的社会现实，并在马哲学科的研宄基础上对高兹的生态学相关思想进行探析，从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推进我国生态文明道路建设的可借鉴之处。 第一章导论 本章节主要由四部分的内容构成：第一部分阐释出了我国现代化道路发展对生态文明问题的重视，并以此作为背景，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意义分成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二部分整理了国内外学界的专家学者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观点，了解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界研究现状，从中总结探索出自己的研究架构。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整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二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与高兹的理论来源本章节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进程与高兹建构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时候以２０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绿色运动作为出发点，从时间维度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九年代三个不同的时期进行解读。二十世纪后半叶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理清在此时期内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实践活动对其的影响对深入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髙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从整体看，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历程经历了半世纪之久，跨越了社会发展的变迁。之所以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具研究有独特性和长远性是与其建构其理论来源的丰富性密切相关的。探析髙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对深入地分析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桥梁式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本章节主要阐释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介绍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并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产生的原因与危害；其次介绍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科技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框架下科学技术的本质，剖析了“技术法西斯主义”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阐述了高兹对异化消费现象的批判，研究了异化劳动、虚假需要、异化消费在当时西方社会中呈现出的社会现象以及异化消费与同一时期生态危机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构架与基础的过渡理论，其在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从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三个方面的批判理论作为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能更好地剖析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深层内涵。 第四章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本章节主要论述了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主要论述了基于生态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将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分为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生态学、技术和知识主导的科技生态学、建立在民主社会之上的政治生态学三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高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天然形成的、福利国家不等于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三个论点进行具体解读，阐释了高兹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独特认知。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高兹建构生态主义的思想，该部分首先对髙兹生态理性的内涵进行解读，然后又对生态理性“更少”与“更好”联结的本质进行进一步剖析，最后阐明了生态理性的实现路径一改造劳动与科学技术。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之路，以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为基点，结合高兹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突出高兹对社会主义认知的独特构想，以高兹对生态理性的解读为重点阐述了高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思想。 １．３．２研究的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文章的立题主要是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而形成的。在文章立题写作的过程中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的专业文献专着和学术论文为文章的架构合理性提供充足的支撑。通过对不同学者的观点加以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研究现状，为更好地拓展文章的视角提供了帮助。（二）归纳总结法：文章开始是从梳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入手的，先是通过介绍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接着又通过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批判而过渡到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最后分析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并与中国现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从高兹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入手，总结其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其为切入点建构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道路建设的积极意义。 （三）理论联系实际法：文章在论述的过程中，在阐释高兹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理论和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现实社会发展过程的现实实践，而且还从中国现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入手，理论结合实际地体现出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 １．４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１．４．１研究的创新点 （一）选题视角方面：高兹作为欧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代表人物，以其研究切入点的独特性使其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以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深为现实背景，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思想，深入系统的研究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证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逻辑，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对我国的未来的发展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二）研究的内容方面：本文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梳理，剖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历程，阐述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的丰富理论来源。在论证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进行重新解读，进一步了明确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和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容。最后针对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辩证性的探析，得出了整体性的评价。１．４．２研究的难点 由于对高兹相关研究的文献作品比较少，高兹的作品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性文献的阅读还存在着相对性的缺乏，所以可能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缺乏整体性的宏观认识。国内学者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侧重的是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梳理，而将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状况结合在一起的专着性的作品较少。而且高兹的相关生态社会主义的作品主要是在近年之中开始逐步兴起，对于高兹理论的一些专着还没有相关的中文译本，所以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二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与高兹的理论来源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二战结束之后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也在此期间之后开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知识理论也在之后的几十年之中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民间、政府间乃至国际组织活动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直至２１世纪的今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仍在与更为宽泛的人类世界活动齐驱并行的发展。２０世纪后半叶是生态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理清在此时期内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联性对深入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高兹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学者的代表人物，他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独到眼光来建构生态社会主义价值理论。从整体看，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历程经历了半世纪之久，跨越了社会发展的变迁。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具有独特性和长远性是与其建构其理论来源的丰富性密切相关的。探析高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理论来源：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批判理论，对深入地分析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桥梁式的重要意义。 ２．１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 ２．１．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萌芽时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国家经过平稳的发展期，生产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开始出现了很多形式不同的垄断性的行业与组织。但是伴随着这很重发展模式，一 些严重的环境汙染问题也明显地浮现出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加剧的环境问题开始越发地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把研宄的关注点转移到探究资本主义世界环境汙染的原因问题上来。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游行集会及政党活动也在此期间浩浩荡荡地进行着，这种实践性的初步探索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 早期绿色运动以生态主义为理论思潮。生态主义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把当今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以增长为取向的工业主义、工业范式，提倡生物伦理学、增长的极限。” ？１９６９年美国的盖洛德？尼尔森在全美提议并开展有关环保问题的演讲活动，这个有关环保问题的提议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问题探宄者的关注。这些影响力颇深的群众性的自发运动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伊始设立的“世界地球日”活动拉开了帷幕。从美国当时自身的国情来看，“世界地球日”的设立使得更多的环保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环境保护运动的过程之中，也使得之前对环保问题不甚关注的民众开始关注到环境保护问题。在“世界地球日”设立的第一年，美国就遭受了很多由环保问题引发的生态灾难。南卡罗莱纳州的核工厂泄露事件等环保危机的凸显无不在提醒着人们生态问题事态的严重性。而当年第一次设立的“世界地球日”活动就引发了群众对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大规模集会活动，所以这次由“世界地球日”首次开展的环境保护活动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环保署的设立以及各种环境法案的通过都与这次囊括美国各个阶层参与的民众集会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不愿生活在呼吸肮脏汽车尾气的世界里，他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深。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地球日”的设立不仅在美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影响到了世界很多国家地区的民众对环境保护运动关注程度。这次运动在很大意义上被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 “ 绿色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旨在防止生态灾难、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它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反映了各阶层群众以生态问题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不满和抗议。”＠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伊始设立“世界地球日”之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也在紧随其后举行召开。与首次“世界地球日”的号召和参与者为民间力量不同的是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参与者是由官方代表组成的，由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参与研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会议。“世界地球日”作为民间的环保活动，唤起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但美中不足的是早期“世界地球日”的参与活动多是以口头鼓励、号召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指导体系，而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召开就弥补了这种不足。这项会议通过了以人类环境宣言为代表的理论指导方针。另外会议通过各方参会代表的讨论，整理出了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七大共同看法，并由此升华出了有关环保问题的共同信念。此次会议对敦促世界各国奔着平等、合作、友好的态度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各国加强本国人民的环保意识，完善国民环保法律体系起到的推进的作用。生态问题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进一步探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萌生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国的学生运动、保卫和平运动等民间运动风起云涌。“世界地球日”的确立和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的召开也在此期间进行的，随着人们对生态环保问题的重视。绿色运动也伴随着学生运动、和平运动等非政府间的组织运动不断进行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形成对自然的环保意识。在这些非政府民间“绿色组织”的领导下，生态意识渗透到了各个阶层的人民意识之中。绿党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组织运动中诞生而来，它在诞生之初融合了各种民间组织运动的精髓，以绿色政治运动为核心，在绿党的组织体系中，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实践运动的基础上，探寻解决绿色问题的优良道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绿党组织在欧美地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一些国家，绿党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实体，在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上具有重要的话语权。更多实践活动的参与，也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积累了更多的理论经验，也吸引了更多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关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其理论架构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发展成熟，它的诞生是伴随着众多的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的民间组织运动的发展而来的。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日益丰富，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发展。 ２．１．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时期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很多规模、形式不同的政府间及民众活动都在积极地进行着。但是从深层角度去思考，这些活动之所以在７０年代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性已经危机到了人类自身。一般情况下，在一种危机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这种危机的危害性，而在认识的初期，人们往往只会从表面现象分析问题，很难深入到内里进行思考。所以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里人们针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只是停留在解决单一的生态问题上，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问题，减轻生态危机问题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个决策就可以被视为是颇具有效性的。除个别思想深刻的探究者以外，这个时期的思想研究整体只是针对表层的生态危机问题而言的，政府间及民间制定的相关规则及其法律也是针对生态危机问题本身进行的。总体而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研究大体是围绕着生态问题本身进行思考的，而造成环境汙染问题的本质原因以及对生态社会思想的进一步探宄还停留在一些浅层次的分析之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运动还在继续进行着，随着此类运动的进行，人们开始越发地深入探究隐藏在生态环境背后的社会问题。８０年代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本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大，资本呈现出过量聚集在个体手中的现象。正是由于资本被聚积在个体手中，所以这些积累了大量资本的资本家就对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且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量的利益，工人为了从资本家那里获取维持生计所需的薪水，时常把自己当作成机器式的工具，几近忘记了资本家剥削自己的事实。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欧洲的所谓工会也呈现出衰败的趋势，没能帮助工人争取到更多的权益。一方面工人所处的环境的各方没能有效地帮助工人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合并的情况屡见不鲜，资本聚积在一个资本家手中的情况越来越多。各方话语权的削弱与资本家个人垄断市场情况的发生，既损害了工人自身的权益，也使得资本家不断利用自己对手中资源的垄断使用权搜刮自然资源。这些问题不断深入地被社会各方所关注，人们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不再仅仅停留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表面之上。 随着绿色组织运动此起彼伏的进行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性思考，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体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绿党组织在新西兰成立。但是真正对绿色政治具有深刻影响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活跃在资本主义政坛世界的德国绿党。与以往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党不同，在８０年代，绿党是结合时代的发展产生的政党，由于与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不同，所以绿党在８０年代绝对是资本主义政党世界中一股新鲜的血液。它结合当时群众组织运动中最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将政治与生态危机问题相结合，并且对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反核武器运动、女权运动等问题都做出了良好的解读，并制定了属于自己政党特色的问题解决框架结构，以新颖的形式吸引着民众的关注。由于欧洲的绿党贴近时代发展的特质，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中在欧洲政坛占有了越来优越多的席位。人们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审视生态环境问题对社会进步发展的影响。绿党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于当时还受到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的影响，福特制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绿党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要求分散化的治理模式，它极力反对集权主义与官僚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绿党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大规模聚积模式的质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绿色政治活跃的年代，绿色政治理论的不断丰富与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２．１．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熟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己经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发挥出了重要的影响，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也随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范围内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民众们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生态文化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价值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西方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探索生态社会主义的有关理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由于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传统社会主义存在固有的弊端，所以使得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对于重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解决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弊端产生了一些动摇。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很多探究社会危机的研究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固有的弊端的，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抑制社会前进的脚步。所以当时很多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相交之季，开始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融合资本主义在当时暴露出来的种种危机而让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进行发展。由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西方政治格局的变化，西方社会主义者在这一阶段中给予绿党以更多的支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使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了。但人们又普遍对现实感到不满，产生幻灭感。” ？而作为当时生态社会主义在政坛上的力量，绿党无疑在当时收到了来自政坛社会主义者多方的支持，他们用自己在西方政坛中的力量给予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更多的影响力。“但社会主义与生态基础的有机结合并非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行跨越性的思想解放及观念更新，也需要从思想及观念上对传统社会主义给予科学审视和定位。”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自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为基础，糅合了西方民间绿色组织的实践经验和绿党政治思想的精华，还提取了当时追求和平等新兴思想的精华，逐步开始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同的研究者也根据当时的思想体系，给予自己的观点，形成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学派。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被人们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开始进行研究，发展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逐步形成成熟的体系。从时间阶段的变迁角度来看，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者以不同的视角为切入点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在北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者中，威廉？莱斯从人利用科学技术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入手，揭露了人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对自然界造成的不可磨灭的伤害；本？阿格尔继续发展了威廉？莱易斯的学说，并在当时资本主义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发展以及消费对人们的负面影响解读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者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高兹，他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生态理念相结合，主张要建立以生态理性为框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各派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都开始步入成熟体系的研究阶段。在绿党等各种政坛政治力量发展以及世界大环境的科技发展、时代变迁的影响下，生态社会主义也在进一步进行完善，从其理论研究开始迈向成熟时期开始，生态社会主义研宄者都开始不同程度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立为生态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点。这让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东欧剧变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为集众家智慧推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好了铺垫。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开始构建了成熟的知识体系框架，到了 ２１世纪，科技更以耀眼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迁的剖析，为人们正确审视科技发展、保护绿色生态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２．２髙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 ２．２．１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 存在主义最早是由法国天主教哲学家提出的，虽然在其早期的学术理论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神学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主义是一直具有人道主义光辉的理论体系。高兹对存在主义的关注起源于他在童年、青少年时期对自己社会定位的困惑。高兹的早年生活在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思想的不当宣传，高兹对自己多元血统产生了定位困惑。那时的他一直不能寻找到归属感，属于青春期少年的敏感使他的求知欲落在寻找自己的归属感与社会定位之上。高兹在早年的学习生活中一直都在探寻一种理论去找寻自己的归属感，而存在主义理论探究的正是探寻归属感与社会定位问题，所以存在主义理论也成为了萨特最早研究的理论体系之一。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高兹寻求到了一份杂志社经济栏的工作，而这个命名为“现代”的杂志社的主办人之一就是存在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之一萨特。“高兹在《现代》杂志内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与萨特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１９６９年高兹成为《现代》杂志的编辑。” ？而在这期间高兹在进行存在主义研究的时候经常向萨特进行请教学习，二人也在此期间建立师生一般的友谊。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名词一 “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泛指不为外来的意识所影响、支配的存在，它就是它本身的一种存在，所以无论外界如何发生变化，它都不因外界的变化而使自身发生改变，它不需要以任何的其他事物为依托。但又与唯物主义中的现实生活中最实际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实体存在着的事物。在萨特的理论体系中，“自在的存在”更是类似于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但却能够反映隐藏在事物背后最深层次的本质。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名字一“自为的存在”，则是泛指被意识所影响的事物，它本身就是一种被意识所影响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受人类的思想意识所影响的一种存在。而在社会上，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而在后天环境的影响和学习某种技能的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意识就会浮现出来，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看出意识对人们发展的影响作用。在萨特的概念中“自在的存在”就相当于一种虚无，“自为的存在”比起“自在的存在”多了人类世界意识的影响。高兹通过萨特存在主义两个重要名词的分析认识到萨特的研宄始终是建立在超脱于现实之上的虚无主义之上的，他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唯心主义色彩，萨特的存在主义研宄最缺乏的就是实在性。所以在高兹的理论体系中，他发展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他克服了萨特存在主义超脱现实世界研宄的倾向性。对于高兹而言，以往的很多哲学家对世界的思考都是漂浮在唯心主义世界之中的，他们都没有把人当作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去进行思考，他们的研究最大的共性缺陷就是缺乏对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思考。高兹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存在的，要克服外在的世界对自己的异化，该理论的发展为后来高兹在生态社会主义异化消费的研究提供了基础。高兹关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还体现在高兹对萨特存在主义重要理念的解读与升华。“在三个层面的价值等级中，高兹把生命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一实践价值分别对应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认为人类存在的理想状态是个体能够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把自身视为既是生理的存在又是富于想象的存在，同时还是道德的存在。” ？其中，高兹最先探讨的是“生命价值”，“生命价值”在高兹所研究的三个阶段中对应着过去的阶段，从存在着的主体来看，“生命价值”只代表主体本身真实存在着的部分，它还指代着现实生活中社会各种环境因素对人类成长发展的影响。在这个阶段，高兹认为人是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本身作为一种实体也会具有自己原初的理念，这种原初的理念会与外在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进行抗争，它对抗着外界意识对自身成长的影响。高兹在“生命价值”的理论论述之中，人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一种实体，人一 开始就会受到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人一直处在与他物的影响之中，并不断在这种影响之中寻求超越自我。在“生命价值”之后，高兹探讨的第二个价值就是“审美”价值，它对应着“现在”的发展阶段，总体而言，高兹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更像是在论述一种对超脱现实的自由的论述。审美价值是不受任何客观实在性束缚的，它是与“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成为完全不相关的两个部分。在审美价值的理论体系中，它把意识作为一种超脱现实的虚无性的存在，与“ 生命价值”相比，它不受现实社会中的实践活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世界美好愿望的体现。但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理论过于绝对化，把现实社会至于虚无主义之上，存在着自己固有的弊端。高兹所论述的最后一个探讨的价值是“ 道德一实践”价值，与之对应的是未来的发展阶段。正如“道德一实践”价值的字面意思那样，这个阶段在追求着道德层面的转换。高兹在未来阶段所追求的境界并不是通过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指引而成的，而是被一种意识活动的引领所达到的更高境界。 高兹对存在主义三个层面价值的思考是带有唯心主义倾向性的。虽然唯心主义色彩的存在使得其理论欠缺了完满性，但是高兹对该理论的探析引发了他对异化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高兹对生态问题的解读也与萨特早期存在主义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是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基石。 ２． ２．２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高兹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探宄主要起源于他早期对存在主义思想的研究。在高兹对存在主义的三种价值对应着的三种阶段进行了探究之后，又进一步对存在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为高兹早年的社会定位问题的困扰，他一直在思考着人类归属感与追求的问题。他通过对存在主义问题的思考，一直在思索着人类最开始的梦想是始于何处、人类追寻梦想付出努力实现自我的过程以及到最后人类的价值认同感等等问题。总体来说，高兹在存在主义中探索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某种独立的存在主体是如何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如何进一步升华超越自我的问题。从这时候的思考开始，高兹不再是那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者，他开始逐步体味到如果一味地研究形而上的抽象问题，并不能实现与现实社会的联结。他把自己的研宄重心开始从抽象唯心主义世界的客体转变为客观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这时的高兹已经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高兹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探究开始变得丰富而更有现实意义。 费尔巴哈最早提出“类概念”是为了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类”概念真正把人看成是与动物有区别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高兹在从存在主义研宄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把人从抽象的世界中剥离而来，把人看成在客观现实中的人，可以通过自己原初的梦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这与马克思“类”哲学的概念颇有相通之处。但高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初也对很多理论思想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受早期研究的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人必须经历过“虚无”才能重归社会现实，才能把自己看成是在客观现实世界中的人，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价值。他把现实中的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看成是既定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人们要进阶到下一个更好的阶段进行实践必须是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进行的，如果让自己陷入到“抽象虚无”的世界中，那自身的发展很容易陷入到停滞不前的不良后果之中。“ 高兹的异化理论是站在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他认为只要有分工就会有异化，要消灭异化，就要消灭社会分工。” ？他对存在主义的深层次探析不断优化了自己的思想去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他的“三阶段”理论，也引发了高兹对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发展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人们好像并没有“集体”的概念。资本主义中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也在使得人们仅仅关注自身利益，人们的目标价值存在感很低，似乎只有追寻到更多的价值才能使他们的身心更加愉悦。不言而喻，他们丧失了自己追求实践理想的能力，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异化思想”所同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异化现象是该体系着重剖析的问题。人们进行着劳动，但是这种劳动又不是自己内心真正向往的劳动，人并不能从这种劳动之中获得归属感与满足感；即便自己通过劳动生产出了产品，但是此产品并不能为我所用，产品生产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投入市场获取利润；工人的辛勤劳作并没有给工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财富，反而使很多辛勤劳作的工人陷入贫困之中；资本主义价值观对工人思想的不良引导使得工人们丧失了集体意识，丧失了自我奋斗实现自身价值的拼搏精神。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的时候是从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角度进行出发的，可以说马克思当时的理论体系是成熟的，他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迫害以及背后存在的问题本质分析是精准的。但是高兹一路从存在主义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虽然异化理论的分析对高兹的影响非常大，但是高兹理论体系真正的成熟思想普遍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时候高兹还是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理论探究者，可以将异化理论理解为他理念思想的过渡阶段。 高兹最开始研究异化思想的时候受存在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他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环境因素都是强加于社会中的独立个体的，所以高兹一直认为只有我们在进行着与外界相关联的活动的时候才会产生异化现象，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异化更像是当我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中途产生了阻碍的因素让人不得不去放弃自己的梦想的现象。高兹把社会中的异化具体分为了几个不同的层次：我们在社会中生存，别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对我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影响，这就会产生异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整体性的组织中，这个组织的环境、价值观也会对个体的主观意愿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异化；当我们在追寻自己原初梦想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也会使我们最初的主观愿望发生改变随之我们也会发生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固有的弊端，它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得人与人之间处于对立状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很容易生产异化现象，．而且因为其本质的弊端很难遏制异化现象对资本主义世界全方位的影响。高兹对异化问题的探索是高兹从资本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通过异化问题，高兹开始真正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端，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身心的腐蚀，从此高兹开始从抽象的世界中慢慢脱离开来，不断开始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２． ２． ３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科技的批判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富有影响力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哲学为研究对象。该学派的理论研究者所着的理论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批判的内容也多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弊端进行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到位与深刻也吸引了当时在探索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兹的目光。“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科技发展不一定是进步的、积极的，因为科学技术并非中立，它受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服务。”？高兹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思想基本上是停留在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高兹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首先，马尔库塞的“虚假需要”理论和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理论对高兹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迅速提高，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日益脱离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切断了与自然天然联系的纽带，人成了没有根基、迷失方向的存在。”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前，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自然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和人类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人类世界对自然世界的发展的影响力也很小。但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之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从微弱的关联性演变为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就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工具去影响自然。当人们对自然的影响力加深的时候，人们沉溺在自然给人类自身带来巨大利益的满足感之中，不断地衍生出更多的贪欲去把自然视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科技推动了人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产品的产量也不断增多。一个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投入市场成为商品被消费者购买之后才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增长。所以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制造甚至鼓吹、夸大产品的功能以及必要程度。很多人会被这种不良的消费观误导而去购买自己本不需要使用的商品，这样的消费观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削弱，虚荣心成为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主导驱使力。高兹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了异化消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并为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科技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点。 另一个对高兹思想理论影响极深的人物就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最为着名的理论体系就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体系”，他把现实生活所存在的世界与之前哲学家一直在争论研究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抛离开来。他把这个自定义的“生活世界”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去进行研究。他所创设的理论体系中的关键性的名词一“交往行动”就是在他所定义的生活世界中进行的。在其理论体系中，现实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哈贝马斯把他自定义的世界看作是同一性的整体，人们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是具有关联性的，人们经常在这个世界中团结协作完成一系列任务，但在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中的人们是会存在很多矛盾而不愿意进行协同发展的。而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体系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们可以摒弃偏见、贫富差距等不平等意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的和谐社会。但是由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存在人们往往只重视经济利益带给人们的好处，异化思想逐步把人从自己的主体性思想中剥离出来，沦为被技术控制的工具，具有同一性的交往行动社会就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被割裂开来。哈贝马斯的理性化思维为后来高兹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批判经济理性带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不良影响，重新构建生态理性社会铺垫了基础。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探究也使得高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中透过本质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说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章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作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兹的理论探究历程从２０世纪的后半叶跨入到２１世纪。与其他西方生态社会学者不同的是，高兹是以存在主义为切入点开始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建构的。在对存在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高兹又敏锐地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生态危机事件，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出现了矛盾。高兹在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理论来源的时候开始就关注到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过渡理论，该理论为高兹构建日后的理论框架起到了联结性的作用。从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三个方面的批判理论作为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能更好地细节式探究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深层内涵。３．１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 ３．１．１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产生的原因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是不存在经济理性的。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大规模的生产是及其少见的。人类从事生产的方式多为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其中多为以家庭为单位，这种类型的生产单位具有极强的自主选择性，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规定劳动时间。所以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并不适用的，因为人类在那种发展阶段过得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而经济理性正是与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理念相反。经济理性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追求无止境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高兹的理论体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不属于经济理性的概念范畴，经济理性的存在就是为了除去自身以外的存在，而且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商品。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理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生产者将生产的多余商品投入市场，消费者因自身的需求而购买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这样消费者通过购买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人们满足自身的需求都十分困难，所以也不会把多余的物品放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在资本主义萌芽带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之前，即便人们在一些情况下会有盈余的产品放到市场上销售，也因为人们对商品市场的认识不足再加上生产规模的限制，生产周期的不固定，商品市场很难形成统一的价格标准与管理机制。因此在此种情况下，经济理性是难以发挥自身的作用的。经济理性的出现还有一些必需的因素就是经济理性影响的范围必须是在脱离家庭的公共领域内，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小规模生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即使有生产盈余产品产出，也因为当时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而很少投放于社会公共领域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能投放到社会之中就说明这种产品只能满足生产出此产品的家庭的需要，它只能对单一的生产家庭产生作用，而不会对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其他人产生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的价值观念就是自给自足，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为了满足家庭或是小团体的需要，即便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生产出过剩的产品，但在当时人们的想法也往往只是把这些过剩的生产品储存起来以备生产短缺时的不时之需。人们对于产品的数量问题并没有显示出过多的欲望。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就显示出了对数量的追求。资本主义带来了强大的生产力也带动了大规模的生产模式，之前小规模的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或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都被替代。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人们的主观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财富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都会渴盼的欲望品。当时，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对较大的规模，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价格管理机制。因此，人们在不断地追求利润获得财富。利润的积累会让人获得极大的财富，所以越来越多的生产品被投入到消费市场，资本家们也在不断渴求自己的工厂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经济理性理念的指引下，人们普遍受到数量模式的指引，他们会认为更多的商品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商品被投入到市场之中，每个商品获得的利润都是一定的，更多的商品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一味追求利润增长，把更多当作更好，不断盲目追求生产规模和生产数量的扩大，而置市场供求规律和生态环境保护于不顾。 经济理性几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经济理性的产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条件。经济理性影响着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但是经济理性一味地追求价值和数量显然是具有局限性的。经济理性的无止境发展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对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为不利。 资本主义世界以追求利润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而利润的产生是从商品生产中来的，一个产品从生产品转变为商品需要市场提供销售的环境。产品的生成需要各种资料的提供，而生产产品所需的资料并不是天然产出的。在经济理性观念的指引下，人们不断追求更多产品产量的产出，更多的产品产出就意味着更多生产资料的使用。当人们对生产产品数量的欲望无止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人们搜刮。但是市场是存在供求关系的，当人们生产出过多的商品的时候，市场并不一定能把这些商品全部销售出去，一部分未销售完的商品就会沦为积压商品，失去自身的使用价值。所以经济理性让人们过分地追求数量的增加，对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甚至对于一些自然资源来说一旦不适度地取用就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失。当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资源正在被耗竭的时候，又会去其他国家搜刮资源，造成全球性的资源环境问题，而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会波及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永续发展。 ３．１． ２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产生的危害资本家进行生产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生产出的产品被投入到市场成为商品就能使之获取利润。所以“数量”至上的原则形容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再为贴切不过。资本家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不可避免地会需要更多的生产原料进行生产。所以在经济理性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会被无节制的获取。当资本家意识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被打破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生产原料的供给，会下意识地进行一些环保生产活动。但是这种环境保护活动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是担忧由于自然界物质的匮乏而使自己的生产利益链条中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当一个地区的生态平衡真正被打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会着手去引进一些环保设备，虽然这种补救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但是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企业仍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引导下追求着数量上的优越性。而且有些时候，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条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然资源的耗竭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会明文规定只准许引进环保设备的企业进行生产。但是很多中小企业由于不能负担引进环保设备的生产成本而被资本聚积化程度更高的大型企业所吞并。而资本聚积化程度极高的大型企业在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占比和更少的市场竞争对手的时候，资本主义垄断现象就更容易产生。当这些打着环保的名义而对市场进行垄断化销售的企业出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商品利润就会被垄断企业占有。当市场竞争程度降低的时候，资本主义企业家就会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更加无节制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追求利润的不断增多。 经济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追求无止境的数量问题上，而且由经济理性引导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易滋生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关系。在原始生产力支配的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的追求也往往都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即满足温饱，在当时人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就会感到满足，再加上当时的人们很少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在当时的那个阶段自然资源并未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理性使人们在追求无止境的数量的同时也使人们产生了无止境的欲望。人们越来越把目光放在那些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消费品上，因为这些消费品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些可以满足自身虚荣心的商品往往都不是人们满足自身生存基本需求的商品。高端消费品的产出往往需要精密又稀缺的自然资源，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且一味地以追求利润为标准又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得生产产品的工人并不能享受到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反而使得财富更进一步集中于资本家手中。这对社会秩序的公平有序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有很大程度的损害。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理性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和消费观引导方面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经济理性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的建立开始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生活在社会这个具有整体性质的组织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要得到满足就必须与其他的个体或团体发生关联的，可以说人是处于社会关系的状态之中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性的存在使得生存在社会中的人们忘却了他是属于集体的，他是应该具有集体意识的，他只认为他是属于自己本身的个体的，所以他只顾追求个人的利益。即便在与他人进行必要的交往的时候，人们也往往把机械的利益价值当作成为交往的必要目的。经济理性的存在己经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发生的异化，把他人当成利益交换的工具，而不是生存在社会中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这种借由经济理性带来的资本主义个体利益的极端化，也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们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的私欲而置自然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于不顾，进而把“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置于深渊。率先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而获得丰富物质回报的国家，在破坏了本国的生态平衡状态之后，为了减轻环保技术对生产成本的压力，他们逐步把搜刮自然资源的的视线放在一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样他们不仅破坏了本国的生态平衡，而且使这种被经济理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的范围扩展至全球的范围。３．２高兹对资本主义科技发展的批判 ３．２．１资本主义框架下科学技术的本质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中立的态度，很多学者都和马克思持相同的论点。从辩证的角度分析，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也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与马克思在内的大多数学者不同，高兹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非常激进。在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体系之中，经济理性贯穿了他研究内容的整个脉络。在他的经济理性研究理论之中，很多事情都在囊括在他对经济理性的理解之中，而相对的，他把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理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结合起来考虑。由于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经济理性影响的，而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发展提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是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所以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否定态度就衍生到了他对科学技术的否定态度。 就像高兹在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背景时期，科学技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社会关注程度，每一次科技的发展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影响。所以髙兹把科学技术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地位上，“他认为科学技术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并不像马克思等人认为的那样是中性的。” ＠就像高兹对经济理性发展的分析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受限于该时期的社会发展状态，无法获取大量的物质生产资料。即便人类在当时会运用一些简便的技术去获取自然资源。因为损耗的资源在合理的限度内，所以自然界可以很快地循环补充自己丧失的那部分资源。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之前的科学技术只是一些不成知识体系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更倾向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所以对获取更多的资源没有很大的欲望，而且当时技术相对简便易懂是大多数人可以共同掌握的技能。而高兹探讨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理性产生之前的简易技术不同，该概念衍生自经济理性中的“科学技术”，是与经济理性产生之前的简易技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经济理性遍布滋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追求更多产量、占有更多资源价值观的引领下，每一次科技的发展都不可避免沦为了资本主义加强对自然界支配作用的工具。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科学技术己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所以当资本主义对某方面的资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就能刺激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争相对研宄与这项科技相关的科学技术。因为社会的需求，当这项相关的科学技术的诞生之时就会制造出比之前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在针对这一项被大量需求的生产领域。高兹在这时候就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引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倾向，从反面说，即便社会上没有明确的领域需要，科技的发展仍然可以带来相关领域甚至很多领域的进步，人们占有更多资源的虚荣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满足。而往往不会考虑科学技术是不是控制了自己的价值观，这项技术的产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定时期的愉悦感，但人们沉溺在这种愉悦感中迷失了自我，忘却了生产力的发展向自然资源宣示的伤害，也忘却了自己的本心与原初的梦想。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生产力，也使得人们不断争先学习更为先进的科技从而增加自己争取到更多利益的机会。科技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它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的价值观趋向，也成为了在经济理性支配的社会中竞相追逐利益的目标。高兹一直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看得分外重要不可替代，在他的理论中，科技的发展会严重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正确交往活动的进行，甚至在政治层面沦为政客们权利角逐的砝码。经济理性的产生为这种具有极大负面影响的科技做好了铺垫，只要经济理性存在，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会不断地给社会滋生出更多的混乱，严重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３． ２． ２ “技术法西斯主义”的危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理性的滋生使得科技的发展逐步衍生出盲目追求利润增长的需求。在高兹的理论探析中，科技的发展己经完全沦为了助长经济理性气焰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过快地经济增长速度追求更高的数量增长，就需要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目标服务。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经济利益为衡量价值的标准，所以科学技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人与人的交往变得以利益的交换为前提性的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表面上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丢失了人类自身作为独立个体而拥有的最原初的梦想追求，人们为了追求物质而存在，只有追求到了更高的物质财富，才能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而且科技的冷漠性不仅在人类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有所体现，而且还蔓延到了人与自然界的相处之中，科技存在的目的就是仅仅为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服务的，只要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那不管自然资源是否可以承受，资本主义世界都会站在“技术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毫不犹豫地去尽自己最大的限度调配自然资源，以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产原料的供应充足，这严重损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状态。“ 高兹认为科学技术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被嵌入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大的范围，资本主义世界是由多个国家构建而成的。由于资本主义世界追求利润的目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存在有极大的竞争状态。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先进地位，不断地争相向自然界获取资源。为了在占有生产原料和市场占有率，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提高发展进度的目标放在了寻求科技突破的优势上来，所以先进的技术也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间争夺的优势资源。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领先、获取财富的筹码自然是与经济理性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拥有了领先于其他各国的优势技术，它就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资源向其他迫切获取这种技术的国家索取物质利益。久而久之，物质资源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 个国家之中，国家间的垄断现象也开始不断出现。而且在经济理性不知满足价值观的引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的先进科技的争夺战之中，为了给自己的国家获取更多的财富与利益，强制其他国家听从自己的意愿，进而出现了很多极端的科技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军事科技的竞争，资产阶级世界中的官僚阶级把科技当作政治筹码，在这种不当价值观的引导下，滋生出了一系列的把掌控技术作为剥削其他阶级的政权阶层。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在国家内部沦为了资本家和政权阶层追逐物质财富，获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它不仅仅在国家内部滋生了更多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还严重影响的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发展，为了追求经济理性，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很多国家都加入了这场以科技为手段的资源掠夺竞赛，更有甚者把一些极具危险性的科学技术也拉入了这场竞赛之中。 在宏观层面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科技使得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有序竞争被破坏，资源被无节制地掠夺破坏。而且深入到微观的个体中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个人也受到经济理性引导下的科技的影响。因为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出萌芽之前，人们即便掌握了一些比动物界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去获取自然界中的生产原料，但是这种技术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些简易的手工艺活动，是人们在对生活的摸索中得来的只能称之为技艺的技术，很多个体在模彷其他个体的使用之后就能轻易地掌握这种技艺。这种技艺的媒介大多是人们亲自动手进行加工的工具，所以对提高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并没有太大帮助，这些技艺的运用对当时自然界的平衡发展状态的影响也是很小的。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之后，人们对技艺的发展观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个时候手工技艺开始转变为一种技术，人们不单单开始使用这种技术，而且开始探索掌握在这项技术背后提供的能源动力。资本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蒸汽成为这次革命背后的能源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能开始作为第二次革命的能源动力，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可以对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进行具体详细的知识技能的规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相应得使科学技术的不同方面演变成为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的学科。资本主义世界最早发展的时候，那些最先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们可以以学徒学习技术的名义去获取物质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直到二战结束后的２０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精密化，所以由于先天个体的差异，社会中掌握了精密技术的技术精英阶层成为了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阶层。在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大致出现了两个层面的现象：一是掌握了更高阶的科学技术的精英阶层对其他没有掌握此类科学技术者的压迫；二是由于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机械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生产需要的传统工人阶层的数量越来越少。资本家进行生产只需要聘用少量的掌握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精英阶层即可。这样大量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层就沦为了失业者，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奔波，彻底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依附在他人身上，丧失了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受制于资本逻辑，资本通过科学技术获得最大利润，科学技术的所谓中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０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科学技术通过自己能够创造生产力的价值已经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纳入自身的掌控之中。３． ３高兹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 ３．３．１异化劳动、虚假需要与异化消费人可以运用智慧进行劳动来获取自己需要的自然资源，因此使得人类具有“ 类”的特性。劳动作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的能力，本来应该是为获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所服务。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劳动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变成了异化于自身的产物。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工人生产出了自己的产品，但是这种产品并不是为我所用的，我生产的这种产品从被生产出来之后它的使命就是被投放到消费市场之中为资本家创造收益。工人所进行的这种劳动并不是自己所希冀的，自己既不能从中获得自身的归属感与价值，而且工人在进行这种单调且乏味的工作的时候自己不会感到任何的愉悦感。所以在这种既不能使自身的能力得到提高，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情绪上的喜悦感的劳动中，工人只能感到的是身心俱疲。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工人进行枯燥无味的劳动生产活动无非就是为了获取薪水来使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以维持下去。工人进行这种性质的劳动不是他本身自己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的选择，而是在外界的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选择，他并没有获得他自己所生产出的产品的使用权。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创造出的价值，他已经与他所属的人类的“类本质”异化了。工人生产出了这种产品，但是他生产出的产品却并不属于他自身，这些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所以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工人们生产出了产品，但他们对这些产品并没有所有权，这些产品也不为他们所用，所以也无从谈起他们对产品的使用权，在加上工人自我价值感的丧失。工人们可谓是在精神与物质两个维度都处于匮乏的状态。所以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下，工人们压抑已久的心态急需得到疏解，所以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会使这些处于压抑状态的人们把目光放在一些社会热度极高的事物之上。而资本家在工人那里夺取了工人们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对于他们而言又是不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积压在资本家的手中而不能被投放到市场的时候并不能给他带来物质利益，所以说资本家就会把目光放在消费市场的引导方面。在正常市场秩序的消费观的引导下，消费市场究其原因是以社会大众的需求为导向的，但是在正常社会秩序下的，消费的需求不会单一地放在对某一种具体产品的需求之上。资本家为了倾销自己生产的产品，引导消费社会中的需求趋向，往往会借助于一些资本主义新型媒体向大众传播一些引导需求价值倾向的言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自己在社会之中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一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工人的关注点极易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所以资本家抓住了社会中数量占比极高的群体的目光，借助与大众媒介的宣传作用，不断夸大、吹嘘产品本身的价值，使得消费者形成了一种关于心理学上的假象，那就是这个物品就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它的使用价值，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对这中商品根本没有需求。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性价值观的引导下，即便这些消费者们没有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但是他们己经在心里认定了这种商品就是我所需要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上经济理性的存在，所以“虚假需要”的出现恰恰顺应了经济理性不合理的价值观引导。消费者在被“虚假需要”的假象迷惑之后，仍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被社会大环境制造出来的假象所迷惑，以至于购买了极多的自己本不需要的商品，这既破坏了消费秩序的良好运行又不可避免得使很多自然资源遭到浪费。即便如此，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由于工人群体的占比很大，当这些工人们作为消费者存在的时候，“虚假需要”反倒使他们压抑己久的内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愉悦感，经济理性推崇数量上的增加，消费者们就把自己内心的满足感放置于获取越来越多消费品的位置上，这种状态下的消费者的内心已经完全被“虚假需要”统治。自己本不需要的商品反而统领了消费者的本心，使他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消费品是什么。过多的物质资源的关注也早已使这些沉溺在其中的消费者们忘却了自己的消费需求，他们在自己的消费过程中已经完全被异化了。 ３． ３． ２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现象的影响范围很广。“高兹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负效应时敏锐地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费日益远离其原本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化特征，异化消费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的重要表征和集合点。” ？所以异化消费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它带给了资本主义社会以扭曲的价值观，它使得人们早已忘却了自己对消费最真实的需要。尤其是当工人阶级作为消费群体存在时，由于他们对自己现实存在的状况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当看到比他们付出的劳动少但物质财富更多的阶层使用了价格更为昂贵的消费品的时候，无形中就会对他的消费心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他们认为更高阶的物质消费品的花费就代表他们已经与那些剥削者们站在同样的高度了。所以在攀比心理的刺激下，他们往往也会用购买更高阶的消费品的行为来掩盖他们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可是从这些异化消费背后的本质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们在这些消费行为中是带有急功近利的性质的，因为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真正的消费需要是什么，购买的这些看似更为高阶的消费品其实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而言。最真实的情况就是，工人们为了购买这些高阶的消费品使得自身花费了不菲的钱财，但是自己对这件物品却并没有物尽其用的使用。本身工人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压榨获取的物质资源已经相比他们少了很多，不理智的异化消费现象的出现更是使得他们当遇到真正需要的消费品的时候，反而因为自己之前的异化消费行为而变得手头拮据，不得不缩减自己对真正需要的消费品的开支。工人阶级己经在异化劳动变得迷失自我了，他们在社会中生活，但是他们己经丧失了自己在社会中寻求自己的目标价值感。在异化消费的影响下，他们压抑已久的内心非但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中得到疏解，反而使自己压抑的情绪被资产阶级利用，让他们把无从宣泄的情绪发泄到对没有需求的消费品的疯狂购买上来。工人们一直存在这种心理，我得到了比我同阶层更昂贵的消费品，我就实现了自我提升，这个消费品对于我而言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物品，而是一种满足我提高自身阶层的虚荣心的标志性的物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都存在着经济理性的现象，再加上资本家们只有在他们占有的货品被变成消费品被投入市场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货真价实的物质财富。所以资本家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倾销自己的商品。他们会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产品做得精细而富有与其他相似产品具有不同特性特征。利用人们的求异心理对商品的消费数量欲望，把产品做得与其他类似产品具有不同的特色就意味着资本家们考虑得往往不是真正产品功能的更新换代，而是如何把产品的外观做得更加吸引人眼球。因为提升使用价值的研发手段往往比改善外在包装的手段耗费更多的成本，所以为了吸引在异化消费中具有盲目消费观的人群，他们更乐意用外观的特色去吸引消费者。但是外观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就会使得过度包装行为的存在，过度包装意味着产品的使用价值比的持续耗低，这样既浪费了资源又使得人们的消费习惯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危机现象是存在的。一旦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货物积压的问题。资本家们一直在享受着占有自然资源带给自己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虚荣感之中。一旦经济危机，市场是流通的货品过多就会使自己生产的商品无法被投入市场或者即便被投入市场，他们的货品也无法被快速地销售出去。所以资本家们无法承受自己占有的物质资源缩减的现实就会又把目光放在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上来。他们会通过社会各种媒介工具的宣传作用把自己的产品添加很多不符合实际功能的价值，比如说一些资本家会通过对自己产品的过度包装赋予产品一些名不副实的价值含义。这些所谓的价值意蕴其实对于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说毫无意义。依托着此种特殊的价值意蕴，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会以更昂贵的价格出现，它们的销售速度也会比同类的商品快很多，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货物囤积现象会被减轻。但是对自然界来说，由于制造出的产品数量己经超出了人类的需求程度，所以异化消费现象的产生只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现象的发生。“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和异化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最大化是前提，消费最大化是手段。资本主义的增长以个人的高消费为基础，高消费支撑起无限增长。” ？资本主义社会的抢占市场、积累资本也被这种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乱象引向更加迷失的深渊。 异化消费现象还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进一步恶化，由于资本家在控制人的消费理念，虚构消费品价值上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所以他们第一次得到物质财富给自己带来的享受之后就会继续重复相同的路线，让自己的产品在外观功能上不断更新升级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目光。这样的消费模式不断被重复，只能让消费者们在异化消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一直是存在的，很多消费者是很难意识到他们己经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让消费行为控制了自己。因为异化消费行为的长期存在的特征，使得自然界受到的破坏也是持久性的，或许短期的伤害还能被自然界本身的修复功能所弥补，但是长期的伤害往往会导致的是资源持续地被浪费和无法弥补的伤害，即便资本家们为了长远利益的发展会投入一些环保设施进行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他们会把投入环保功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因为他们己经控制了被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思想。 第四章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高兹鞭辟入里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剖析作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来探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深层逻辑。在深入地探寻到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之后，高兹认为仅仅领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显现己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角度，必须寻找到一条崭新的道路来摒弃资本主义社会中浮现而出的各种矛盾问题。由此入手，高兹开始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之路。以高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为基点，结合高兹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突出髙兹对社会主义认知的独特构想，以高兹对生态理性的解读为重点阐述了高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思想。 ４．１基于生态政治学的生态社会主义 ４．１．１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生态学 生态学的概念在建立之初被理解为研究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与它自身环境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词汇。它的概念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各种生物有关联，所以它的研究内容也是相对宽泛的，包括对各种生物习性的探究、环境因素对生物生长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生物生长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等各方面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还未大规模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人们对生态学的印象往往还只是停留在它的自然科学理念之中，没有更深入广泛地把这门还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学科带入到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大量的环境汙染公害事件频发，人们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虽然在二战之前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很多坏境汙染事件，但由于当时发生的范围有限，大众媒介在２０世纪前也处于落后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从客观事实层面上讲环境汙染带来的危害己经发生，但是宣传力度的缺乏与频繁的战争使人们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二战之前人们对“生态”概念的印象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的阶段里，并没有上升到探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层面。二战之后的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各种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开始显现出来，１９５２年，“伦敦烟雾”事件的发生，致使当时很多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多达４０００人因为此次的烟雾事件而丧失生命。处于资本主义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发觉到环境汙染对自身身体的损害，开始逐步把目光放到环境汙染产生的原因上来。起初的人们并没有深层分析环境汙染背后的本质，只是当环境汙染问题产生的时候，具体微观地分析具体的汙染事件产生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运用了自然科学技术对这些环境汙染的状况进行治理改善。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说生态学仍然是研究环境内部其他生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因为人们把对环境汙染问题的研究仍然当作是脱离于人类世界的外部世界去研究的。 “生态学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的外在限制，以避免经济活动产生与自身目标相悖，阻碍自身发展的后果。” ？从生态学的观念来看，生态环境需要经济发展设置合理的限度，不妨害自身的良性发展，而与之相矛盾的是经济理性的盲目追求增长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受经济理性潜规则的支配，遵循“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越多越好的原则。” ？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学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但是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浮现，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也开始探索人与生态环境更为和谐的发展模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诸如《寂静的春天》之类警醒世人保护环境的作品的出现吸引着人们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且一些民间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一些有关环保活动的宣传游行活动，这段时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生态学不能仅仅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对人类社会之外的生物上。一旦环境被汙染，不仅仅处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存发展会受到这种汙染的破坏力带来的损害，人类世界的生活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永恒密切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发生的事件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其他的生物相互作用发生的结果，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组织活动的出现警示了人们不要一味地从自然界本身找寻环境汙染的原因，因为环境之所以被汙染是与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关系密不可分的。 当生态学发展到人们不再把它当作脱离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时候，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程度就加深了许多，因为自然界的每次环境汙染问题都对人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固然能开阔人们的眼界，让人们认识自然界种类繁多的事物，但是人们仅仅单独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对于当时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来说是仅仅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环境被破坏占有了很大的责任。自然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解决环境汙染中存在的问题，人类的发展应该自觉地去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只有高效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才能维护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才能不让环境汙染的出现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阻止了更多因为严重的环境汙染问题而丧失生命的悲剧发生。生态学的发展不仅关乎自然界的动植物等其他生命个体，更关乎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学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的外在限制，以避免经济活动产生与自身目标相悖，阻碍自身发展的后果。” ？人只有把生态学抬高到更髙程度的保护上，用长远的眼光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汙染问题出现之前就即使采取措施保护自然环境。自然界才能给予人类更多的发展机会，让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朝着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发展。 ４．１．２技术和知识主导的科技生态学 自然科学知识在早期构成了生态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人们对生态学的研究也多是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处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在切实地感受到环境汙染带给人类世界严重性的打击之后，才把研究的对象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过渡到研究人在参与自然界的活动中对自然界产生的各种影响。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多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所以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研究也是比较系统性的，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具体分析概括出各种学科知识的分类，又可以针对各种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以前者为依据的分类可以提供给人们生态学理论清晰的知识体系；以后者为依据的体系分类可以让人们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专门进行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以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为基础，来学习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阶层。资本主义世界是以经济理性为引导的，经济理性所追求的原则就是数量更多，利润更高的原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为了掌握获取自然科学界中更为先进的技术。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意味着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投入生产。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理性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技术精英”阶层研究自然科学的体系并不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然界，对自然界的未知神秘领域进行探究，而是抱着与资本家们相同的目的，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或许这些“技术精英阶层”从事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研究并不是自己的原初梦想，但是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影响，看到了“技术精英阶层”获取的经济利益而促使他们把自我发展道路的引领价值观改变为获取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这部分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技术精英阶层”们开始依附于资本家们提供的生产条件，运用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帮助资本家提高生产效率。在“技术精英阶层”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投入市场，使资本家们获取了更多的利益，由于“技术精英阶层”对资本家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帮助，所以“技术精英阶层”在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比工人阶级获得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模式也迈入了新的“生产纪元”，以往的资本主义操作生产线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断被削减。自动化的生产模式开始被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线中，而这些自动化生产技术背后就需要“技术精英阶层”对技术的操控，所以在自动化生产的条件下，“技术精英阶层”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益。资本家在自动化生产的基础上为了缩减生产成本，使得更多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线的工人们失去了维持生存基本需要的岗位，这对社会公平有序的发展使极为不利的。加之自动化生产的生产效率极高，由于利润的驱使，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们开始向这些掌握技术的“技术精英阶层”们寻求帮助以使自己的自动化生产顺利运行，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更多的工人在“技术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丢失了自己的工作。 “ 技术精英阶层”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流程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在科技影响程度愈加宽泛的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技术精英阶层”拥有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大。在资本主义生态生产方面，“技术精英阶层”可以利用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理解为企业引进先进的环保生产设备；在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技术精英阶层”可以利用自己“专家”般的影响力，对消费者的购物倾向产生强大的引导力；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政权阶层，由于环境汙染频发对政权稳固造成的伤害，一些政界人士为了稳固民众对自己政党执政的信心，也会寻求“技术精英阶层”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来稳固自己的政权。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世界中“技术精英阶层”的存在都是为了稳固资本主义政权的统治。从本质上讲，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来说，“技术精英阶层”进行环保治理的初衷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时代的变迁中，科技的发展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尤为显着的，这也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之中的“技术精英阶层”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控制”领域变得非常宽泛，滋生了特权阶层的出现，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公平发展。４．１．３建立在民主社会之上的政治生态学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生态危机事件频现，产生了一种与民间绿色运动相关联的生态政治学。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绿色民间组织活动的进行使得人们对人与自然界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在此种社会背景下，高兹以敏锐的态，大部分人只要获取满足自身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就会满足。人们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过度追求数量上的多在当时的社会并不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当人们所需的物质资源短缺的时候，人们会自主地进行社会生产来补足自己短缺的资源，资源浪费的现象在当时是很少出现的。高兹认为诸如之前小群体性的作坊式生产模式那样，生产者是最理解资源使用的平衡度的，而反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减少资源浪费的最佳举措就是给予工人以足够的自主权，因为从资本家个人角度来讲一旦生产的数量减少就会导致生产利润的减少。 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是不会真正落实举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浪费问题的。工人阶级作为自主管理的主体，他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的，他是集思广益的一个群体，能避免个人独断造成的极端倾向。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群体是最了解生产环节中各种细节性因素的。作为社会中占比极大的工人群体，他们极为了解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限度，所以社会需求与消费市场需要投入的商品数量他们都是极为了解的。从另一方面看，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所以他们获得的财富是极为有限的，一旦真正的生态危机到来，真正受到损害极为严重的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无法使用昂贵的物质资源进行补救。所以工人阶级对生态危机的危机意识感是极为敏锐的，他们会更为珍惜自然界中来之不易的物质资源，不会把这些从自然界中获取的物质资料当成是自然免费馈赠给人类世界的礼物，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更加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由此看来，建立一个以工人自主管理的民主社会比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导的社会更能有效、深入、长远地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能更好地保持下去。４． ２髙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４．２．１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天然形成的 东欧剧变的发生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高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也思考着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问题。“我们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初始意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追求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开启的个人的彻底的解放。”①这是高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中提及的对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阐释。旧的社会主义中的一切都要服从中央的控制与指挥，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要摒弃旧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建立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建立是需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作为基础的。“把个人从尚有待解放的领域里解放出来。这些领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仍然服从于系统性的约束、统治关系和异化的领域。” ？把人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可以理解为高兹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认知，也可以理解为使人能够利用自身的智慧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社会模式。所以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凭空建立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剖析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矛盾变化对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在资本主义萌芽生产之前，人们的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那时候的生产模式由于多是以家庭或小作坊为单位的，所以小规模的生产模式使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频繁，商品市场中流通的商品数量也是很少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中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所以人们在此阶段所生产的产品往往只能够满足自己的家庭所需。只有在确保家庭所需能够被满足的时候，人们才会把结余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之中，换取一定的物质资源，但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多见的。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与之前发展了很大的不同，生产规模比起之前的生产状态有了很大的程度的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之前的简易手工生产方式，已经找寻到了新的能源动力，生产力比起之前得到了空前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从事农业生产和作坊式生产模式的人们放弃了之前的生产模式，纷纷投入到城镇化的大工厂生产模式之中，工人阶级的数量在这一阶段不断壮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程是由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运行的。生产出．的产品是工人阶级心血付出的结果，但是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却不能为工人所用。资本家虽然付给了工人工资，但是很多时候，工人阶级得到的薪水与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付出并不成正比，他们创造出的价值没能更好地为自己所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从而拥有更多的资本去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资本家对生产出的商品具有所有权，但是这些商品不是由他们付出劳动进行生产的，工人付出了劳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这些产品的所有权。所以工人被现实生活所压抑，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蔓延到了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在矛盾未被激化阶段的时候，社会中因为发达的生产力而不断繁荣，但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生态危机的危害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高兹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也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应对生态危机问题的弊端，在思索生态学问题的时候，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改革不能有效地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反观，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突破自然的承载力的时候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到积极影响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发展还没有进行到危害自然界循环发展的程度，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也有限，一部分人还在从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中，工人阶级的数量还未达到一定规模，社会主义出现的阶级力量在当时不能达到一定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受到剥削；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受到经济理性的广泛影响，以利润为主导的价值观使得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不断加重。所以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具备了阶级的基础，而且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了很多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危机，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的进行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在高兹的理论体系里，社会主义并不是指由国家刻板地制定好生产计划，来让全国的生产部门按照国家的规划去照搬去执行。如果让这种刻板计划性的措施在全国推行就严重破坏了矛盾的特殊性原则，人们对市场的流通性的全面掌控并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运行。高兹所推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去追求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付出了很多辛劳，却既没有获得自己所生产的商品，也没有使自己在社会中获得归属感。所以工人们最渴望的是获得自己劳动应得的收获，能使自己体验到作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存在感。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自主管理能力，能避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在决策方面的武断性，而且工人阶级的群策群力决策能更好地规划生产发展所需的产品能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资源的浪费，比起资本主义的个人决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具有天然优势。所以高兹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优势道路。４．２． ２福利国家不等于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各种弊端就会显现出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２０世纪后半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了很多福利性的政策来暂时性的弱化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福利国家的频现在高兹的眼中并不是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萌生的表现，“在“人人为己”的市场社会里，福利国家成为普遍利益的守夜人，作为与民间社会相分离的当局，它扛起了捍卫普遍利益的责任，以此来支持市场社会。” 所以福利国家与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等同的，一切弱化资本主义矛盾的社会福利性政策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官僚制度制约了人发挥自己智慧的能动性，而科技的发展又引领着人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产品输出，只有把人类发展自身的天性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人才能实现自我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高兹的眼中，福利国家与生态社会主义有很明显的界限区分，福利政策的实施原本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里对社会矛盾的缓和性对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追求利益为指引。二战之前，虽然经过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储备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人们思想意识的滞后性，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各个阶级的反抗意识不强，并未在给自身争取权益方面做出应有的抗争。在二战结束的初期，人们的生活由纷乱而变得祥和，人们普遍对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感到满足。由于社会环境的整体稳定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这一时期，人们本着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往往没能及时意识到自己所承受的阶级压迫而为之进行抗争。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在此阶段是处于萌芽阶段的，不仅因为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识的欠缺，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处于平稳的发展期，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被激化到一定的程度。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逐渐地被显现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在生态环境方面，很多由生态危机导致的环境公害事件的频发，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号召的绿色组织并逐步影响到政府间的决策及联合国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人们开始逐步透过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来剖析资本主义背后的深层矛盾。通过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很多成员逐步认识到了自己被剥削的本质：资本家在占有了自己的增殖价值之后，才会发给自己那份微薄的薪水，自己付出劳动生产的产品自己既没有占有权，又没有使用权。随着资本家占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多，资本的原始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多，催生了很多垄断性质的大小团体，这对市场经济良好有序的发展十分不利。到了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生产自动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家们只需要雇佣一些掌握自动化技术操控的技术人员即可进行操作生产，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二战之后经过阶段性的修整期，资本主义世界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浮现出来。由于失业人口的显着上升，这些失去了生存最基本来源的群体和资本原始财富被不断积累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被激化。在社会面临着最尖锐的矛盾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出台了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以维护社会的安定。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受宗教影响的程度很深，福利制度文化最早产生于宗教的慈善活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慈善活动的思想逐步演化为关怀人的生存的人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固有的矛盾，它以利润为价值取向。以追求利润为引导的价值导向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不可能从本质上关注个体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多是由国家或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制定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问题的暴露，国家政府机构也开始关注到资本主义发展以追求无止境的利润为目的，但是在发展的初期当社会矛盾没有被激化的时候，国家往往不会对资本主义进行政策干预。当资本主义矛盾激化为显着的社会矛盾之后，受到凯恩斯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所附属于国家的各种公共管理机构开始着手制定一些明确的社会福利规章制度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定这些详细规划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去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剥削阶级的人们去谋取福利，他们更为本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社会各阶层中的矛盾被激化以至于自己的统治会受到威胁。甚至一些资产阶级也会同国家机构一起去制定这些福利制度，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把在社会中已经被激化的矛盾控制在制度可控的范围之内。“福利国家是带有或多或少人道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给资本主义戴上了社会立法的帽子，把它圈在了一个约束性的框架内。” ０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存在仍然是以经济理性价值观为引导的，它们的存在仍以服务资产阶级追求数量的增长为导向。“限制经济理性的扩张不断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拥趸者的攻击和谴责，这充分表明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的、个人和社会的需求与要求之间的冲突。” ？资本主义社会仍是以个人主义为引导的，哪怕是为被剥削的阶级谋取一定程度利益的福利制度也是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它制定的方式从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出发的，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以个人为主导的利益而己，这与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区别。 ４．２． 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前进的，这个进步过程是伴随着人类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断前进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代替了以家庭或小作坊为单位的生产模式，这种以家庭或小的团体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虽然对自然造成的危害程度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生产模式受到自然的影响程度很大，而且产出的产品往往产量很低，在一些时候甚至连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当时人们对科学的认知程度很低，往往仅停留在自然现象的表面层面。人们几乎不能发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一旦人类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人们只能发挥非常有限的能力去改善环境变换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很多时候只要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生产资料的供给就无法保证，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就无法去保障。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无疑给当时还处于无法保障生存需要的人们带以希望的曙光。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科学知识开始成为成文的体系，科学技术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无不惊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靠着科学知识不断深入对自然界的认识，靠着对科学的认识不断改进技术生产力，去自然界挖掘更多的适合人类生产的自然资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科学开始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体系。从资本主义出现开始，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由于巨大生产力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放弃在农耕社会中的小团体式的生产模式，投身到大型的工业生产之中，城市扩大规模的雏形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弊端也就会明显得暴露出来。在工厂劳作的工人阶级投入到无休止且枯燥的劳动生产之中，资本家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占有了工人们增殖的价值，这部分增殖的价值积聚在资本家的手中形成了资本的积累，催生了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发生。此外，资本家们始终把追求利益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加上资本主义社会中衍生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得资本家们在本质上从不把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作为自己的重要思考因素，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自然原料，使得己经突破自己承受能力的自然界向人们发起了自己痛苦的哀嚎，自然灾害事件的频发无不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需求与维生水火不容，并且不仅威胁到自然的生态基础甚至有可能剥夺生活的意义时，超越资本主义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社会矛盾被激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阶层即使会颁布一些明文的法令去防止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和维护工人自身的权益。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所谓的制度层面的措施的颁布只不过是为了暂时性地缓和社会中的尖锐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以经济理性为引领价值观的社会。＂ 社会主义从创建之日起就把〃限制在竞争和市场关系中自由表达的经济理性、服务于高级理性〃作为目标。〃？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一直试图扩大经济理性的影响范围。高兹针对此种矛盾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秉持的是为经济理性的运行制定一种规则，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资本主义社会则认为社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发挥经济理性带来的资本增值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经济理性的发展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发展都是趋于同等地位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理性的引导下，用数量至上的价值观塑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导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塑造民主平等的社会氛围。 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但是他却没有进行生产。工人进行了生产，但是不管是对生产的材料还是对他们生产得来的商品，工人阶级都是不具有所有权的。他们在枯燥、重复的生产过程中丧失了自己对生活的斗志，逐步放弃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与资本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是从集体利益角度的出发去思考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给予个人的是足够的尊重，人们不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迷失在机器生产之中，成为机器生产过程中的附属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个个体都能够主动地去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是独立且平等的个人。社会中不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成为创造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在群体中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是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体，个体的发展受到集体的尊重，集体的发展重视每个人的贡献。个体与集体在协作共臝的脚步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４．３高兹建构的社会主义：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４．３．１离兹生态理性的内涵解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只商品经济受到了经济理性的控制，人的思想观念也受到经济理性的控制。当经济理性的思想浸入到人类世界的思想之中时，一些人己经被该思想浸透，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也在不同程度受到经济理性的影响。经济理性注重计算和核算，所以人们在劳动中为了追求数量上的增长，不断重复单调的生产过程，这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经济理性追求数量的模式也使人类搜刮自然资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人类没有顾及自然界的耐受程度而只顾自身发展，成为了单独发展的个体，使自然界其他生物团体的发展不断受到损害。从本质来说，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人类不顾其他个体的发展，一味索取而不知付出，得到的往往只是一时的繁荣，只能越来越偏离永续发展的道路，一味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终将会遭受自然界的惩罚。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产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经济理性的影响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理性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推动作用的，但是一旦经济理性的影响范围超过了本身应有的界限，人的欲望变得无止境的发展，就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的使用，生态危机便会因此而发生。在高兹的理论体系中，人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去塑造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根据社会发展中的客观性因素把经济理性的发展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减少经济理性的无限制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就是在盲目地追求数量上的增长，盲目地追求数量的增加而置生态环境的保护于不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理性的范围和广度而非经济理性本身。”①“在高兹的理论体系中，生态理性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它使人意识到人的活动应该有一个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和价值标准就是追求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财富可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和欲望。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生态理性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为指导原则。让人们在劳动中重新寻回属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生产的过程中不以一味地追求数量增加为主导，不被经济理性影响而成为“单调乏味的生产机器”。重新在劳动中寻回对自身的认同感，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从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寻回自身的价值。 生态理性从根本来说就是给经济理性制定一个限度，经济理性的数量模式就是追求无限多。人的欲望追求无止境就意味着可能造成浪费，浪费就意味着获取了过多的自然资源而这些造成的损耗又没能为人类所用，这显然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双方都是无益的。人们在经济理性中即使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往往也是建立在获取了无用商品，造成浪费的基础之上的。而生态理性旨在让人们在生产的时候用适度的原则生产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生产过多的无用商品来满足自身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从深层含义上说，在生态理性理念中，它追求的就是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将人类盲目追求数量增长而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搜刮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经济理性只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而生态理性则把自然界看作与人类社会同等地位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依附于地球而存在的一部分。人类的永续发展不能仅仅只看眼前的利益，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实现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类世界的永续发展。要摆脱经济理性对人类的控制，更好地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就必须转变经济理性中的数量模式，改变以往一味追求数量增长的价值理念。要明确更多并不代表更好，要把更多即为更好的理念转变为更少即是更好的生态理念。“生态理性指的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具有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其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 ？在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发展中，人们对利润有极大的追求导致了人开始不断的生产更多的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确实搜刮了很多自然资源，而且在生产的过程中也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人们之所以追求无止境的数量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想通过财富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要转变人们被经济理性影响的理念。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是依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的，人们通过发展自我来实现更好生活的美好希冀，但是人们更好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包括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多人都得益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解决了温饱问题，自此人们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大致被解决。但当人们脱离了对最低生存需要的追求之后由于经济理性理念的影响，人们开始追求更多不必要需求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甚至有些人在揽取了大量的财富之后开始过上了铺张浪费的生活。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经济理性的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已经超出了自身应有的范围。物质财富并不是人类生活追求的全部，我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对精神方面的需求。我们在获取财物的时候不能一味去追求数量上的多，而是要看这种物品是否对于我们来说是具有自身使用价值的。人们的需求要适度，不能过分地浪费自然资源，不能把占有物质财富作为自己唯一的信念，不能自私地把自然界的循环发展摒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之外。４． ３． ２生态理性的本质一“更少”与“更好”的联结不论在怎样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都带给了人们以巨大的进步。人类在初步探索自然界中的奥秘的时候，是通过解放双手进行劳动的方式进行的，在劳动中发现了自然界中的奥秘，并且把这些了解到的奥秘转变成人类可利用的技能去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对自然界既浅显又有限的认知只能意味着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有限性。当在这种认知的引导下的时候，人们的生产力必然是相对低下的，很多人可能仅仅只能掌握有限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可能都不足以支撑人们基本温饱的生存需求。不仅如此，在当时生产医疗水平及低的条件下，人们的生命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面对着自然界对人们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人们并没有过多的欲望，人们可能只是想去保证食物充足，保证自己可以平安健康地不受疾病的困扰。人们都处于较低的生存水平上，人类世界也不会出现大范围的资源浪费现象。由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很少，人们生产的能力只能限制在产出率极低的水平之中，进而无法产出大量可以供人使用的产品，人们也并没有去追求所谓的“更多”的数量，而且市面上没有很多过剩商品的存在，所以人们之间也几乎不存在攀比的心理。人们对数量的追求与人们的生产模式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农耕时代等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社会，人们的生产模式规模相对较小，人们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自给自用，而且由于当时生产资料的短缺，所以人们生产不会追求“更多”的数量，甚至当人们的生产资料不足的时候，人们往往连自己原本预期制造出的商品数量也不能被满足。此种程度上的“更少”并不是高兹在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追求的“更少”。因为在生产力程度低下的情况下，“更少”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类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无奈性。因为在此种情况下，人类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获取物质资料导致的人们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而不得不被迫接受的“更少”数量的结果。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生产模式的转变，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得人们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对于数量产出的研宄是在基于一个程度的对比之上的。那就是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人们生产产品的规模较小，而且人们生产产品的目的也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之前，人们生产的产品“数量更少”，但是人们对这种商品具有所属权和使用权。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工厂生产产品的工人生产出了“数量更多”的产品，但是工人在付出了自己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他既没有获得自己生产产品的所有权也没有获得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数量更多”的产量的产出并没有使得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而在之前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生活的世界相对更加公平。社会追求的是进步与提升，从此方面看，人们的生产模式从小范围扩大到大范围，产品产出的数量也从“少”到“多”，但是这“更多”的数量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数量当中得到了更多的提升。相反在数量的增长当中，人们反而显得越发压抑，因为资本家们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工人们整日都工作在重复、枯燥的流水线生产上劳动，人们每天能做的都是相同的工作，他们的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出的产品越多，他们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社会中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也就越严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经济理性的存在，就会引导资本主义就会追求“更多”的数量。“ 更多”的数量并不一定与“更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提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问题。“高兹把眼光投向凸显生态维度的新型理性即生态理性，主张用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提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按照生态理性发展，从而真正打破“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 ？所以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上看，“ 更多”的数量并不代表着“更好”。因为在人的需求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超出限度去占有更多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属于浪费，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原本就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占有资源的数量当作是衡量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那样人们的攀比之心就会把自然界供给人们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然界就会施加灾难给人类世界。所以人类世界要做到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就要把“更少”与“更好”地联结起来。因为一个物品只有在最大程度地使自己的使用价值被人类利用，它才能称得上是物尽其用。每个人都能挑选对自己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不去把拥有过多的商品当作是优越感时，就把“更少”与“更好”更加贴切地联合起来，不让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存在迷失了自己的双眼。 ４．３．３生态理性的实现一改造劳动与科学技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存在着经济理性，所以经济理性的存在就不断地去让资本家们去追求更多的利润，也在引导着个体从不断追求数量上的“多”而使自己的内心获得满足感。却不知道在这本质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人身心的控制，彷佛只有人们占有的物质资源数量才是社会地位的彰显，只有人们拥有利用昂贵价格购买到的商品才是自己比其他人等级更高的彰显。这些现象的存在无疑加剧了社会中不公平现象和铺张浪费现象的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要改善自己被经济理性控制的局面，迈向生态理性为主导的崭新社会，就要从对资本主义科学本质的思考和剖析资本主义劳动的弊端两个方面入手。在资本主义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表面问题的认知程度上，资本主义的出现才使得人们开始剖析自然界之中的奥秘，在繁杂的自然现象之中寻找到不同现象的共性组成规律性的认知。自此开始，人们才得以从科学知识提取对自然界更为深入的认知，人们也不仅仅是从对自然界的表面认知中从事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劳动。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媒介来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原料，新的能源动力源源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来应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的，但是在高兹的理论体系之中，高兹剖析了科技发展给社会进步带来的不良影响。科技是被资产阶级掌控的，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科技因为被资产阶级掌控着而去无节制地去搜刮自然资源。而且一些掌控他人所无法掌控的新兴技术的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市场竞争者来说增添了自己对市场的掌控力度，当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被个人占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财富就会被越来越多的占有在大资本家的手中，这时就会导致垄断现象的发生。 高兹对于科技对垄断程度加剧的现象是持批判态度的。首先，垄断现象的发生是不利于社会之间公平竞争的发展的；其次，垄断现象的发生也是极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生存的。因为不良竞争的产生，小型的企业不断被大型的企业吞并，工人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是不得不从破产的小型企业出走，进而投靠大型的企业进行生产发展。而在大型企业之外，由于竞争对手的缺乏，这种垄断式的企业更是会肆意制定市场中产品的价格，不断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长，克扣工人那些原本就微薄的薪水。“高兹还认为，不同的技术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然要采用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技术，开展生态运动，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关键不在于抑制经济增长、限制消费，而在于选择何种技术，改变技术就是改变社会，对现存社会的改变必须从技术入手。” ？高兹对这种“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是极力批判的，高兹更倾向于一种“后工业社会”形式的分散化管理的模式。因为在高兹的理念中，分散化的生产模式不容易滋生出垄断强权式的企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高兹认为这种被他所推崇的分散化的生产模式对于新型清洁能源企业的发展式非常有利的。因为清洁能源多是取自自然界中的可再生的无汙染能源。这种能源的生产往往不需要用投入很大劳动力的生产，而且这些清洁能源的生产往往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与垄断式企业相反的是这些清洁能源的生产很少与军工强权类的企业产生关联性。所以高兹认为在科学技术中多多挖掘清洁能源类型的企业不仅可以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类的生活的品质，更是可以大大缩减垄断现象的产生，这种温和的生产模式符合高兹创设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展现出了人本主义关怀的色彩，高兹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关注了工人们的生活境遇。虽然高兹与马克思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但是不可厚非的是他们都相当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高兹研究工人阶级的进程是跟随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的，他把之前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定义为“新工人阶级”。高兹所定义的“新工人阶级”的概念与之前的“工人阶级”的概念相比是没有明显的阶级界限的。因为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社会是朝着多元化交织的方向发展的，工人阶级中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技术精英阶层”，在自动化生产的背景下，他们的阶级诉求是与纯粹进行流水线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高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阶级界限并不明显。高兹认为要改变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局面，就必须先改观生产资料集中在个人手中的现状。高兹认为让他所定义的“新工人阶级”获得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让“新工人阶级”直接领导、管理生产的过程是最佳的方案。这种生产的方式既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矛盾，又使人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听令于生产线的指挥。“新工人阶级”可以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善产品的质量，而且生产资料被公共掌握所有权，会比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造成的浪费程度减轻很多，有利于社会更加公正、公平的发展。由于“新工人阶级”的队伍囊括了社会不同的阶层的人，他们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利益，考虑问题也能更从群众关注的问题出发，一旦出现了诸如生态危害现象的发生就能及时被提出并解决。正是由于这股群众般的力量，才能贴近人们需求量最多的生产领域，这些诸如清洁能源之类的环保且贴近人们生活需求的产品才能更快地被推广下去。结语 本文立 足于髙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从时间维度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列举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铺垫，阐释了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具体内容。 不管是高兹批判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弊端还是寻求社会主义的模式来挽救资本主义中出现的问题上来看，经济理性都是贯穿其中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因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才衍生出了经济理性，经济理性追求数量上的多，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味地追求利润增长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而高兹建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核心观念正是从对经济理性的限制出发的，它把经济理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让追求数量的无节制欲望危害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因为数量的无限增加不仅会增加自然界的负担，还会在人类世界造成铺张浪费、攀比奢靡之风的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导致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的破裂，又侵蚀了人的内心，把人异化成为被物控制的存在。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生态理性为核心观念，把经济理性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让经济理性超出限度去危害自然界的平衡发展。生态理性是髙兹在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形成自己对社会主义独特见解后得出的精髓概念。作为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部分，是需要我们在摒弃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局限性观点之后最需要汲取的成分。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祖国经济发展的进步。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带动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一些生态问题也渐渐开始浮现出来。目前来看，我国的现当代发展已经进入了结构转型期，把原来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目标转移到追求经济质量的方面来。国家的各种重要性会议也生态文明放在重要的长远假设规划之中，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中，只有协调好人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的永续性发展。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置自然界的承受界限于不顾，可能会在短期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从长远来看这种程度的发展势必会受到来自自然界的惩罚而使得发展停滞不前。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 作者 杨爽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保罗·柏克特在 2006 年出版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书中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柏克特，对自由主义的残渣进行了辩证的批判。就性质而言，生态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多元的综合性学科，在他看来，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强的相关性。柏克特指出将马克思主义搁置于生态经济学之上，并与此学科进行沟通性对话的。因此本文揭示了柏克特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对生态经济学领域中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熵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四个问题进行的反思与批判。他指出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深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以至于将自然价值归咎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将自然理解成资本，忽视了自然与人类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立场，致使将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和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混为一谈。书中柏克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鞭辟入里的分析其内在的关联性，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为最终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富有洞见的启示。 导 论 一、 研究背景 18 世纪中叶后，人类进程逐步迈向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之带来的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但正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也就日趋明显，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枯竭引发的生态危机，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生态经济问题得到人们充分关注，众多学者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中探寻出一条道路。 大部分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 20 世纪 60 年代“绿色运动”应时而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支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新兴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只新兴力量正是“绿色运动”而引发的第一种思潮，基本归旨是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试图摸索出一条可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消除生态危机，亦能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崭新道路。 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这种生态运动引发第二种思潮——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二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之下思考人、自然、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然后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暴露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弊端，由此有力的回击了绿色资本主义的论调。自始，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危机、生产经营模式以及资本积累的无限性进行系统的探究与批判。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Indiana State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作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2006）中揭示了此书的双重核心目的：“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生态经济学进行第一次概括性的评价，二是展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能够对生态经济学做出实质性的贡献。”①柏克特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理论为基础揭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重建了生态经济学中四个核心问题的相关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学之间的对话成为了可能，并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角度，对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柏克特试图通过双重标准来评估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潜在贡献，并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对资本主义内在本质予以揭示和批判。柏克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一定的理论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高速的国内经济增长态势也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在这种新的经济增长形势下，国内的自然资源，从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不同维度的打击，过度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演进停滞并逐步退化。 我国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由此衍生的经济问题，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不断实行措施、完善国家政策。本文将要通过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我国生态和经济危机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并透过理论背后为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愿景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一）选题目的 在一个环境日益恶化、生物圈面临危机的时代，所有生态思想流派之间进行交互沟通，愈来愈多的生态学者重新审视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柏克特在这场“绿色运动”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以及劳动价值论为人类解决危机开辟新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 一方面，在柏克特的这本书中，我们要从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围绕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熵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心问题对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与批判，使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柏克特全面的、系统的思想对于生态问题根源的分析以及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促使我们厘清人、自然与经济的关系，对实现生态强国、建设美丽中国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选题意义 一方面，作为同时通向一种“红与绿”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对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柏克特的说法：“我们需要的就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可以帮助回答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同时生态经济学家的实质议程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①与此同时，肯定其生态思想之上延伸和创新，使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按柏克特的观点来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仅存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中。但是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发展中，也存在与这一理论相违背的实践，追求快速发展的步伐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相比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过而不及。我国的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讲话上就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②我们需要学习马克思思想中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进一步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由来已久，艰巨性和困难程度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善和解决的。就因如此，我们不可将在消耗和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存在问题的探究与揭示，将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启示和新思路。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 世纪 70 年代，绿色运动思潮掀起，自此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态学内容进行不断扩充，它由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在《满足的极限》和《对自然的统治》、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在《生态学与政治》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等代表作品中阐发，逐步演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注入新的血液，成为新的流派。 从“红绿交融”的阶段演进过渡到“绿色红化”的阶段，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应运而生，这其中涌现出大量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其中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中经济问题，一直被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两个矛盾”框架所主导。 紧接而来的是这个框架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侵蚀自身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倾向，嫁接到马克思所提出的相对于市场的大宗商品过度生产(由于过剩价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的倾向上。奥康纳的分析与阐释在其主创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中发表，并成为所有关于环境政治经济的生态社会主义辩论的参考点。”① 福斯特紧随其后，在他的《马克思的生态 价值分析》中指出：“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针对生态经济学提出了指导性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更具解决当代环境危机问题的能力。”② 保罗·柏克特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处于“绿色红化”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新生代表人物，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和对立，但柏克特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更富有成效的对话是可能的观点，也正因这独创性的观点，使得他的这部着作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疑问埃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评价：“此本书提供了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证据，同时也是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纳入生态经济学的尝试，即热力学和熵的问题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的分析来解决。”③按照柏克特自己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经济学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既有长期的历史根源也有短期的契合点根源。从马尔萨斯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任何认为人类有纯粹自然极限的理论持怀疑态度生产和发展。原因很明显：这些理论往往带有一种保守的偏见，反对一切通过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和其他权力关系、甚至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更广泛地说，我们需要的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可以帮助回答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同时生态经济学的实质议程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 到了 21 世纪初期，生态社会主义随着经融危机的爆发逐渐显露其重要价值，美国前绿党发言人——乔尔·克沃尔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敌人》(2002)中指出：“柏克特的论点基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把自然从资本主义解救出来。”①布雷特·克拉克(Brett·Clark)在他的文章中阐明到：“柏克特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阐明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促使他更为进一步的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出发关注自然的价值，并深入探究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观。”②总的来说，随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演进与创新，新生的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也将不断涌现，为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更多突破。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方面是对柏克特生态思想的研究。郇庆治在其文章中评论：“柏克特以一种新的角度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重构。”③学者孙晓艳和李爱华在其文章中说：“柏克特揭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对于生态的批判，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批判思想。”④何萍在其文章中认为：“柏克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分析法中所蕴含的生态学内容，对于两大危机的解决，即人的发展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⑤王新萍在博士毕业论文中认为：“柏克特对马克思的自然条件理论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而这种理论中的内在逻辑产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没有被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知。”①蔡华杰指出：“柏克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设想以及设想背后存在的生态意蕴。” ② 另一方面是对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的张翔在其硕士毕业论中论述到：“柏克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批判，挖掘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关系。”③由万冬冬翻译的美国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三阶段》中这样评价柏克特的权威性着作以及思想：“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以及对生态学的贡献的普遍认识可以归功于柏克特和其他受其影响的思想家。”④张剑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柏克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⑤ 鉴于上述，大多数的国内学者对于柏克特的思想研究更多的集中于生态学领域，而对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挖掘和探究较少，这就使得集中体现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着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留存有更多的探究空间，与此同时或多或少会导致对于柏克特的思想研究有所偏颇。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保罗·柏克特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现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主要从事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本人研究领域涉猎较广，其中包含生态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因对环境问题兴趣浓厚，所以他将注意力聚焦于生态问题，他的毕业论文——《环境经济学家的有机革命案例》也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1984 年顺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博士在读期间，他主要研读马克思经典着作，同时关注生态学理论，将二者相互对照研究，形成了具有创新型的理论——马克思生态学理论。不仅如此，他在《资本与阶级》、《社会与科学》、《每月评论》等美国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同时在经济学中柏克特也颇具造诣，他深入挖掘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且对中国发展也较为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发展予以肯定。还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中国、资本主义积累和劳动力》、《中国和社会主义》等。 本文主要以保罗·柏克特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Marxismand Ecological Economics》）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并主要通过四个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概要述及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承袭关系，指出了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继而围绕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展开。指出了自上世纪 60 年代到至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不同阶段相互更迭，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的环境危机，随之带来的生态危机无法从根源解决，使得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但新思想的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柏克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当代理论的重要代表如生态经济学家戴利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奥康纳和福斯特等人的观点，作为理论资源，这些促使其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第二部分主要是围绕着柏克特书中关于生态经济学中四个核心观点，阐释剖析柏克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搁置于生态经济学面前进行对话的部分。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角度，并以阶级理论作为理论主体，对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熵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四部分理论主体内容予以诠释和梳理。 第三部分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展开阐释马克思如何实现对生态经济学中对自然价值、自然资本、熵和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并提出问题所在，提出新的思路继而超越的。 第四部分评析柏克特理论的贡献。首先，理论价值是开启这种独特的对话模式，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并且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本质。其次，不足是书中关于生态经济学中自然资本、自然价值、熵和经济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角度作为切入点探究时，缺乏必要性论证角度的说明，可以将其论述进一步厘清。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试图用辩证的角度分析与阐释柏克特理论的内在和其价值的外延，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提供新视角，具体如下： 1、历史分析法 万事万物处于不断发展中，当对于某种思想进行学习时，要将这种思想放置于思想萌芽的时代背景中，厘清其产生条件与实质。本文主要围绕柏克特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就要先从伯克特的作品中入手，了解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以及主要内容，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其理论对于未来发展的价值与现实影响。 2、文献综述法 文中主要通过借鉴涉及研究和评论柏克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生态经济学者的文章、作品，对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等相关文献，多维度全面的分析，横向比较其思想，并进行辩驳，纵向了解柏克特所处时代的相关作品。力求全面化、具体化的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分类、概括、梳理。 3、理论联系实际法 柏克特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中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生态经济学中经济系统与人和自然之间的动态交互。按柏克特自己的话说是“多学科的交叉，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是开放的，它不能拘泥于一种单一的研究模式，是多视角的，并且根据多种需要产生各种补救措施，为人类自然系统产生的各种生态价值提供空间。”①探究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性与不足，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五、研究难点 第一，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柏克特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通向一种红与绿的政治经济学》英文文献进行翻译解读，并结合目前部分对于柏克特研究的生态社会主义专家和学者的文章进行学习研究，但针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较少，对于加深对柏克特理论的剖析有局限性。 第二，本文除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涉及生态经济学相关知识，而生态经济学是多学科的交叉，其中涉及物理、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物理科学的专业性知识，对进一步的学习和分析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增加了理论难度。 六、创新之处 首先，文本研究引介新材料，使得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延伸和丰富。主要以保罗·柏克特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中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并主要通过四个核心内容①的阐释，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开放性、跨学科性和多元主义的实现，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生态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新的创新与发展。 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原则。通过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形式，将二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前者更加倾向于在资本主义环境结构之下，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所以更多的关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生态系统特点；后者更多的是在这之上加以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具互补性，有助于生态环境问题更加彻底的解决。 第一章 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美籍加拿大裔学者威廉·莱斯 1972 年发表的《自然的控制》被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 或者 Eco-Marxism）流派开创的标志性文本，该流派此后的学者们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基本着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更多地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甚至是实践，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交汇中新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原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基于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种重大发展。保罗·柏克特作为当代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试图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亦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凸显以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呈现和生态运动的高涨构成了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最直接的时代背景，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意蕴、戴利的生态经济理论以及此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及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则为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第一节 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一次调整，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诸多思想家将其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甚至后资本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依然适用，另一方面，危机的形式具有了新的特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更倾向于从生态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可以说，生态危机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生态危机的凸显进一步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在现实中不断涌现出生态运动，这些构成了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现实背景。 一、 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态危机 自上世纪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迅猛发展，财富集聚下的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①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财富逐渐累积使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工业性生产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人们开始按照客观规律阻碍生态发展，用人工代替天然，率先掌握支配未能掌控的一切事物。人类的目的性再一次对生态环境进行大肆攫取和计划性改造。《静静的春天》的作者卡森说：“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的力量不仅在数量上……这种汙染很大程度上难以恢复。”②人类在控制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时所带来的巨额经济，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不曾有过。“世界经济整体创收数十亿美元，工业生产增加了 50 倍以上。”③也正是这样，人类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十大公害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二战左右相继爆发的，如：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1943），就是由于生产力发达制造出大量的汽车，而汽车的动力依靠汽油的燃烧，致使约 250 万汽车每天燃烧汽油约 1100t，燃烧产生的废气在紫外线的化学反应之下成为名为“光化学烟雾” 的汙染物，严重影响人类的呼吸。在这之后还有因大量钢铁导致排放物汙染空气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伦敦烟雾事件（1952）；日本水俣病（1953-1956）以及骨痛事件、瑞士巴塞尔市剧毒物汙染莱茵河（1986）等，这些事件的背后就是工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种力量促使着人类过度消耗着自然环境给予我们的馈赠，毫无姑息的过度攫取着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切，人类为追逐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冲昏了头脑。因而，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一双“幕后黑手”，它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 二、 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生态运动 环境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物质承载对象。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生态危机一旦产生引发的便是一系列的问题，但首要的就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致使生态危机和引发经济危机的核心所在。而现象出现后，资本主义国家并未针对其根源进行问题的解决，而是采取了延缓危机的手段。通过各种消费政策措施来使人们过度消费，通过不正确的方式进行调整，结果也是不言而喻，往往适得其反。虽然异化消费可以继续支持其异化生产，资本积累与再循环得以维持，但是这背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与浪费，环境和生态的平衡遭受了重创，最后恶性循环，油尽灯枯，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自上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 60-70 年代的萌芽阶段，此时秉持对资本主义温和改良的态度去解决现实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导致，主张放弃生产力来换取他们所谓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局限性明显；第二阶段为上世纪 70-80 年代的形成与发展阶段，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分别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保持相对立场；第三阶段为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重返人类中心阶段，此时意识到生态破坏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扩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生态危机亦伴随资本的逻辑而不断蔓延，在如此现实境遇下，柏克特进行了理论反思和现实批判。 第二节 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亦离不开对相关理论的吸收和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观点、生态经济理论的要素以及前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为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意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意蕴争论不休，依据克沃尔和奥康纳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不具有或者包含生态思想，奥康纳认为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想矛盾。但克沃尔的表述却更为直接，他持有的观点是其中没有生态思想。对于当下，对其生态思想意蕴持怀疑态度是合理的。 考虑马克思主义所诞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那时由资本主义所衍生的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正处于萌芽阶段，所以那时的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注停留于表面，没有进行内部的挖掘。而柏克特探究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部，深入挖掘人、自然、社会以及物质财富的关系，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最基本观点就是——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一方面人依赖环境而生产，另一方面人创造坏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与社会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自然与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人和社会的问题。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物质财富中分析到，关于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之所以形成的可能性是人对自然利用能力的提高。而人的劳动和劳动力本省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剩余价值以自然为基础。 不难发现，柏克特置身于当时的背景下，探究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人、自然、社会以及物质财富的有机统一，能够深入挖掘并肯定其思想背后的生态思想意蕴，这为其后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戴利的生态经济理论 上世纪中叶，对于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颇有建树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 E Daly）提出了——生态经济理论。其理论内容主要涉及环境经济学、稳态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 戴利认为：“人类应该停止传统的经济增长，取缔妨碍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全球自由贸易制度。”①戴利还充分肯定自然价值，认为人类应该停止传统的经济增长，取缔妨碍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加强国家共同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关注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问题，反对人类中心论以及自然中心论，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观点。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生态价值，认为生态价值是一切价值存在与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并指出：“没有森林，牧场的价值为零；没有鱼，渔业的价值为零；没有石油的储存，炼油厂的价值为零。”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没有超出环境可再生和吸收能力的流量增长。”③并认为这个概念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内涵。 柏克特对戴利的观点予以了回应，并开始更多的聚焦于生态经济学的内容，吸收了戴利生态经济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开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写作，在书中揭示了生态经济的自然价值问题并提出生态价值分析方法，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生产关系之下产生的自然与价值的分歧。综上所述，按照某种角度看戴利可以算作是柏克特生态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导师，为后来柏克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三、 奥康纳与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至少就经济问题而言，一直被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矛盾”④框架所主导。这个框架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侵蚀自身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倾向，嫁接到马克思所提出的相对于市场的大宗商品过度生产(由于过剩价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的倾向上。通过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发表后，奥康纳的观点与言论便成为了生态社会主义中环境、政治、经济方面辩驳的参照物。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考虑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因此，生产条件被嫁接到积累和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模型上。更具体地说，据说生产条件质量的任何恶化都会通过环境运动的努力增加企业的成本，迫使企业资助政府维持或修复这些条件的方案。这种将功能主义嫁接到红绿政治经济的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奥康纳的主要着作引用了生态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和胡安·马丁斯-阿利尔等人的看法为依据，主要是支持他们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不是批判性地参与他们的实质性分析。但在柏克特看来，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传统智慧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但这些学者拒绝研究，因此柏克特对其予以批判。 而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上的理论与奥康纳可以说有一脉相承的理论，但也存在着差异，柏克特与其思想具有一致性，也持有部分不同的态度。首先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中蕴含生态学思想，“马克思……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①其次，他在奥康纳的双重矛盾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资本法则：“第一，事物之间……是财产所有者的免费馈赠。”②综上所述，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争取利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只能是利益关系，无法和谐共生的实质。 柏克特在福斯特的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内在一致性，在福斯特的影响下，通过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问题的揭示，论述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并于生态经济学一道开启了全新的视域。 本章小结 本章概要述及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承袭关系，指出了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进而对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究，指出了自上世纪 60 年代到至今，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不同阶段相互更迭，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的环境危机，随之带来的生态危机无法从根源解决，使得生态社会主义应运而生，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但新思想的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柏克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当代理论的重要代表如生态经济学家戴利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奥康纳和福斯特等人的观点，作为理论资源，这些促使其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章 柏克特对生态经济学的批判 在其代表性着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中，柏克特通过对生态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检视和批判，不断阐发其对于自然和资本的基本观点，对生态经济学的批判构成了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柏克特考察生态经济学、重农主义和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价值的相关观点，探讨了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熵和经济的不同关系，并且指出了生态经济学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越生态经济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第一节 对自然价值的审视 关于自然的价值问题，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柏克特考察了生态经济学家的自然价值观、重农主义者的自然价值观以及马克思的自然价值观。 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将价值定义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价值形式，这种对于自然价值的理解与生态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它既超越了将自然作为价值的直接来源，以及将自然当做享受生活的基础的生态经济学观点，亦超越了将自然当中的土地作为财富唯一来源的重农主义观点。 一、 生态经济学家的观点 柏克特认为，关于自然价值的讨论生态经济学领域中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将自然价值归咎于自然资源价值，持这一观点的是生态斯拉菲主义和能量价值学派；另外一种则是将其视为“享受生活”或精神收益的价值。而生态经济学家将自然价值归咎于自然资源价值。生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依赖于不可生产的资源，即人类劳动和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资源。柏克特对于生态经济学家他关于价值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把经济价值直接归于自然的这种分析方式是否合乎逻辑，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梳理。 1、自然是价值的直接来源 柏克特认为，直接来源的这种想法一直由“隐含能源”理论家所提倡。他们认为生产的“主要输入”是能量。由于“免费”或“可用”能源是生产所有商品和服务所必需的，因其不可替代性，被看作“稀缺”生产要素。在生态经济学中，作为能源理论检测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隐含能源理论（又称内涵能源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二是斯拉菲投入-产出分析。通过以上两种方法，虽然有学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能量价值论是一般生物的物理价值”①但由于没有认识到物质的独特性，以及除能源限制外的经济系统中其他因素运作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方法受到了强烈的批评。 在柏克特看来，批评观点是人们不能用斯拉菲模型来论证劳动力创造价值。 他们认为生态经济学应该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理论，即把价值独特地赋予给能源或任何其他的主要投入。换句话说，生态斯拉菲主义认为：“生产和货币……直接来源。” ② 上述批评观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概括为不仅包括对劳动的还有对自然的剥削。然而，与能源价值理论家相区别的是，生产只能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简化为能源加工。因此，它要求的不是一种能量价值理论，而是“生物能量（或生物物理）”价值理论。 2、大自然是“享受生活”的基础 在关于自然是“享受生活”的基础这个观点讨论时，柏克特首先从着名生态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和赫尔曼·戴利关于能源价值的批判作为切入点进行基础分析。他们的评论有两个部分：首先，反对将生产降低到能源消耗，而且还涉及质量上多样化的物质储备和流动，这使得有目的人类活动和各种创造性形式,如科技、劳动或技术等成为基本要素。 虽然所有生产都需要能源，但物质也很重要。在宏观层面上，没有任何实际的程序可以将能源转化为物质，或者任何形式的物质转化为能源。 其次，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和赫尔曼·戴利并没有直接将经济价值归因于自然。而是将把它视为服务生产中的条件以此成为某种提升价值的商品，“享受生活”是以非物质性的使用价值诠释定义的。 柏克特认为，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和赫尔曼·戴利通过应用热力学定律首先观察到：“经济既不生产也不消耗物质能源，它只吸收物质能量，并不断地将其释放出来。根据熵定律，生产包括物质和能量从更有序(因此更有用)的形式转化为更无序(因此更没用)的形式。”①简而言之，“宇宙中最终可用的东西是低熵物质能量……可再生的。”② 低熵物质能源可能是生产的最终投入 和约束，或者是意味着在某一时刻，全球经济将不得不调整到“稳定状态”以确保其自身的可重复性。所以柏克特认识到，在生态经济学眼中，经济作为一种供应体系不能被简化为纯物理的、熵的条件。因此，价值源于生产所产生的“精神收入”或“非物质流动”，即享受生活是经济活动的最终收益和生产的最终产物。 二、重农主义者的观点 柏克特认为，土地是唯一的财富来源，这是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但在生态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的争论中，重农主义者却很少受到关注。除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重农主义者代表了一种历史好奇心之外，或许他们在自然价值辩论中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热力学和能源价值理论在这场辩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更多学者乐于运用热力学去研究自然价值问题，但事实上，重农主义者早于热力学定律的发展，更早的关注到自然价值中的物理层面。 将土地视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基础，是重农主义者的理论。柏克特指出： 重农主义者把真正的财富和经济价值都与土地所产生的“生存和主要物质”联系起来，即物质生活资料，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农业才能生产出超出农业劳动者生存所需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净产品”或“多余品”， 因为农业本身就能为了维持基本生计产生过剩的物质手段，重农主义者也将农业劳动视为“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劳动顺序”的原动力，因此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贫困阶段、生产阶段及所有阶段。 重农主义是当代生态经济学家对自然价值的不同观点的有趣混合。柏克特认为，一方面，重农主义者把自然看作是经济价值的直接来源。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土地的剩余生产能力是财富生产的原动力。然而，他们不认为主要净投入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因此他们不会赞同重农学派的观点，即农业是净价值产品的唯一来源。 尽管如此，在柏克特看来，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和赫尔曼·戴利以及重农主义者都认为，人类活动不仅仅是财富生产的一种独特的物质投入，人类劳动和创造力对于释放自然的物质能量生产力及其转化为有用的商品和服务都至关重要。只是重农主义者并不是用“享受生活”来创造经济价值，而是用物质的生存手段。换句话说，他们发现价值在于人的物质条件和物质生活，而不在于人的精神享受。 三、马克思的观点 柏克特在书中指出：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价值形式，这是他与重农主义者和当代自然价值争论的不同之处。对马克思来说，使用价值通常作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劳动时间价值的减少并不代表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投入是最首要的判断。马克思始终认为，就真正的财富或使用价值而言，自然和劳动是同等重要的。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价值的减少并不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 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抽象的劳动时间是财富(包括自然财富)的充分代表或衡量标准。事实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二者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于其《资本论》这一文中。其中马克思没有预设商品的货币兑换价值，这一做法更为精准的反映了财富的社会多样性。他对价值形态的辩证分析，最终以对劳动和自然作为价值积累手段进行有力的批判。 因此，柏克特认为：“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能否从整体意义上保护生态财富，这使得马克思对重农主义价值理论的批判具有特别的兴趣。”① 通过对三种自然价值观的考察，柏克特分析了生态经济学中关于自然的价值的两种差异观点，也指出了重农主义者对自然的价值的狭隘理解，进而探究和肯定了马克思对自然的价值的理解方式。 第二节 对自然资本的研究 在研究对话的四个基础的核心问题时，率先需要讨论的是自然资本起源以及其概念的界定问题。这就不得不谈及新古典主义和生态经济学。首先要从新古典主义入手，因为这个概念是源自于新古典主义，源于上世纪 20 年代，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弱可持续性和自然资本，第二阶段为强可持续性和自然资本。由于新古典主义自身存在缺陷，所以生态经济学在其基础上经行进一步扬弃和推广，并试图寻找一种可替代的方案，因而在自然资本的概念界定中贡献出了更多的价值。 一、新古典主义中的自然资本 新古典主义以自然资本作为基础并拓充，但生态经济学家在开发和推广自然资本的使用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事实上，柏克特认为，该学科的一些领军人物已寻求将自然资本作为一个核心范式概念。上世纪 70 年代初，限制增长（从经济到自然限制）的思想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但是新古典主义的增长受限理论迄今完全不关心自然资源。另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不赞成增长受限的观点，并对自然资源问题上的理论和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应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弱可持续性和自然资本。在柏克特看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将资本视为某一种有助于服务和商品生产的制成品。利用这种函数，索洛证明“只要资本……无限期地保持消费的正水平。”①正如哈特威规则② ，这种规则依赖于 一个假设性前提：资本总是可以取代自然资源。因此，新古典主义是将人类环境降低为可替代的资源，并与可持续的资本积累减少密切相关。 第二阶段为强可持续性和自然资本。在柏克特看来，弱可持续性理论的明显缺陷最终促使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出“强可持续性”方法，即在保留少部分自然资本下，为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建模。正如皮尔斯(Pearce)和阿特金森(Atkinson)所指出的，保证生态系统的恒定运行状态是重要的，所以需要人类对生态系统进行服务和维护。于此同时意味着，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能力是需要某些特殊的“关键物种”来维护的。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对制造业资本的投资可以不断降低一个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柏克特认为，如果自然资本不是“关键”资产，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提供(生产性或审美性的)服务，那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替代品，就不会受到保护。因此，决定哪些自然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可以消耗的，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人们的偏好和技术会发生变化。 因此，自然资本的任何要素都不是永久不可侵犯的。 二、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本 柏克特认为，生态经济学家仍然采纳关于自然资本的相关观点，认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创造性范式。自然资本成为生态经济学核心结构的运动大约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有三篇关于自然资本的文章。直到 2003 年，在《确定关键自然资本》生态经济学专刊的导论中，生态经济学者提出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概念。 1、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资本问题 “任何商品……实物库存。”③虽然“实物”似乎表明资本必须以物质储存的形式存在，与此同时也把资本用于集体或者个人的生产能力，而为什么自然应该被普遍视为资本? 柏克特认为，科斯坦萨说明了这一点：自然是资本，因为它产生的“自然收入”可以分为“资源”和“服务”两部分。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必须证明，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所产生的收入相比，大自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自然资本不可替代性的切入点。柏克特认为，生态经济学者根据“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二者自然资本间差异确定自然生产力，并提出按会计惯例中的折旧计算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自然生产力，用清算的方式来计算不可再生资源的自然生产力。 2、生态经济学的强可持续性 弱可持续性标准假定资本的总存量恒定不变，虽然会使资本的自然成分相对于人工资本而言变得非常小，但经济增长趋势将会持续。然而，假定自然资本的生产率随着自然资本的减少而上升，随着自然资本趋近于零，生产率将会趋于无穷大。相关的自然资本理论家认为假定制造业资本可以替代自然资本是不真实的，这实际上违反了对生产的物质约束。 柏克特认为，事实上许多生态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本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制约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以可再生的替代品发展相同的速度去消耗不可再生资源，这套新古典主义弱可持续性标准对生态经济学中的强可持续性同样适用。 第三节 对熵和经济关系的重解 熵定律是生态经济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柏克特针对熵和经济关系问题，对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探究，并指出了生态经济学缺乏一种可以深入剖析人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立场与自然间关系的方法，而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则实为重要。 一、 生态经济学关于熵和经济关系 熵①本身不会在孤立的系统中自发地从冷的物体流向热的物体或区域。关于熵定律在生态经济学的应用是大家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柏克特提出，罗根和戴利首先系统地论证了熵定律的经济重要性。其中包括熵定律在人类使用材料生产中上的应用，分别列出了四个子争论：第一，人类生产的目的性否定了熵定律的适用性；第二，与经济相关的熵概念是可以定义的，与人类的目的和技术无关,即熵的相对性；第三，太阳能可以用来实现材料资源的完全或实际上完全的回收，即回收循环问题；第四，市场价格已经反映(或可以利用政府政策反映)所有与经济有关的熵现象，即熵与市场的关系。 在指出这四个方面所产生见解的同时，柏克特认为，在研究中还缺失某一种可以深入剖析人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立场与自然间关系的方法。由此想要引入物理学中熵，加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将熵与经济的关系进一步的进行揭示。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熵和经济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角度加以分析自然生产的阶级关系，并在熵这样一个具有有序性或者有用性的抽象拟人化范畴角度加以发展。对阶级的忽视反映在关于市场对自然价值不加批判的观点上，柏克特认为，这种观点在关于熵经济的辩论中得到了支持。未能使市场扎根于生产关系，也解释了这场辩论依赖于人为的二分法，即一则为规模和分配之间，另外一则是人的价值、目的与物质条件。 以此明确了生产所服务的优先次序，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熵与经济关系的分析，首先要从物质上和社会上明确。 柏克特认为，把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为熵提供了一个辩证的视角，它包含了雇佣劳动、市场估值和自然财富质量恶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这种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它承认熵定律确实适用于人类生产所能获得的任何给定质量的材料和能源。但它也表明，除了人类灭绝之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绝不取决于维持任何给定熵水平的自然财富。换句话说，人类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熵动力对所有倡导生态价值观的人构成了挑战，设想新的公共和非市场机构来监管自然财富的使用和估值。应对这一挑战的最有效办法，不是把生态价值叠加到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上，而是发展和具体化这些价值。 第四节 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揭示 关于可持续发展有两种模式，即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然而，强可持续性强调了资本不可替换“关键的”自然资源，弱可持续性认为资本可以不断的替换自然资源。但是二者皆认可经济的发展可以不受环境限制。总的来说，柏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在对可持续性的自然和人类发展带来巨大的危机。当然，柏克特也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三种维度，但显然，三者并不能融合，生态经济学在自身的限度内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 生态经济学与环境冲突 按柏克特的观点来看，权力和冲突是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生态经济学中得到了认可。例如，盖尔（Gale）认为，仅仅建立使可持续性目标强大的社会机构是不够的，一个人对生态冲突的分析是由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认识所决定的。 柏克特对詹姆斯·博伊斯的不平等和环境后果进行了分析。柏克特认为博伊斯的观点是，如果持续强化的权利不平等，会推迟转折点的实现。博伊斯的“权力不平等模型”可以看作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延伸。他认为，不平等加剧是推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转折点。柏克特认为模型强调了相对强势和弱势群体在环境偏好上的冲突。而在这之后，生态经济学家莱尔·斯克拉格斯对权力不平等模型进行了批判。莱尔·斯克拉格斯认为，他的模型分有权的人和富人这一缺陷性前提假设。他认为穷困之人更喜欢和享受环境退化，并为证实这一观点到西欧最贫困地区做调查。总而言之，他的结论是不平等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博伊斯认为的更为复杂和模煳。 但是，柏克特认为，无论是权力不平等框架，还是斯克拉格斯的批评，都没有把环境退化与经济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它们都将环境退化视为市场活动的外部效应。因此，在分析环境成本和环境质量的变化时，他们没有将系统再生产的观点与人类发展的观点区分开来。 二、生态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三种维度 柏克特通过自然资本概念解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扩充了关于此思想的三个更广泛维度： 1、自然资源的公共池塘特征是现在和将来人类发展的条件作为一种元范式，生态经济学涵盖了对经济发展的自然限制性的各种观点。然而其中具有贯穿个观点的核心观点是将环境整体或大部分都看作是公共资源。此外，如果物种和生态系统在历史上共同发展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即使它们可以被人类工业“模彷”，它们也是不可替代的。换句话说，就自然资源而言，即使其目前正在塑造和限制全人类的生活机会，或在目前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也是“公共物品”。 2、针对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共同进化理论 根据穆尔德（Mulder）和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的观点，“共同进化理论是……长期相互选择。”①根据共同进化论的观点，从前面定义的整体和公共意义上讲，人类的生活机会不会减少。 柏克特认为，共同进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亲和力很明显。两种方法都强调了市场估值的生态缺陷，即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将生产引导到更可持续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与扩大人类生活机会相一致的过程。共同进化理论是对有用的警示，并坚持认为，无论是货币计算还是获得物质产品，都无法降低人的价值和人的成就。 同样，柏克特认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必须以生产者取消生产条件为前提。实际上，共同进化理论强调自然共同体是人类发展的条件，但是这种共同体是不允许通过显性方式进入生产领域本身的。尽管名义上坚持价值形成的共同进化特征，但这种未能深入研究生产关系的方式，有助于解释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共同进化理论过分依赖价值的自主变化。价值的使用是一种既有的事实，也反映了将市场估值的缺点与新古典主义的缺点混为一谈的趋势。 3、对自然资源共有财产的需求和功能要求 柏克特认为，哈丁经典的“公地悲剧”分析中，假设私有或国有财产的唯一替代品自然资源是开放的。“有证据表明，从经济史前到现在，共有财产制度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发挥了有益作用。”①作为共有财产进行管理的资源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东南亚湿地、印度和尼泊尔部分地区的森林、日本和其他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渔业、斯里兰卡的水坝、印度的运河、非洲各个国家的牧场、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牧场和许多国家的地下水。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希望共同财产制度能够帮助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迫的资源问题。例如，费雷德里克认为：“共同财产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它是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础，共同财产可以认为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或一组相互关联的系统，只有通过订购世界协议才能应用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② 柏克特认为，上述费雷德里克的话概括了共同财产的的优点和缺点。其中，优点在于明晰了私有和国有财产并不是仅有的资源管理替代方案，而对于资源的整合控制以及公共财产的调节过于集中，却遗忘了它仅仅是人类发展的手段。现实是，要从可持续发展方程式的规定性来强调共同财产，而在促成“美好生活”方面的作用却被忽略了。 综上所述，即使三个维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柏克特认为三者没能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原因是在人类发展中忽略了公共财产分析，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共同进化理论家对生产关系的潜在作用，特别是公共财产管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章小结 此章对柏克特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进行了解读，挖掘了柏克特对生态经济学思想的分析和批判，柏克特将马克思主义搁置于生态经济学面前进行了初步的对话。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角度，并以阶级理论作为理论主题，对自然价值、熵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加以诠释和分析。 柏克特通过展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特别是它的阶级理论作为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的概念，揭示生态经济学中存在的重要矛盾，帮助解决、分析生态经济学中的未解之谜并坚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新的视野并成为问题分析前的概念工具。生态经济学理论批判构成了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批判的基础上柏克特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对生态经济学的超越。 第三章 柏克特对马克思主义超越生态经济学的探讨柏克特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生态经济学中四个基本性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揭示，指出了二者之间产生联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其中有柏克特揭示了在自然价值问题中，马克思分别就重农主义、新古典主义中的问题进行批判和思考，并在自身的理论视域下对价值和资本积累进行了分析，继而实现在自然价值问题上的超越。在自然资本上，指出生态经济学在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市场价格和自然方面的问题，应用阶级分析法指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问题。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上提出了自身的思考，谈及共产主义愿景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共同资源、共同进化和共同财富三方面的关系，并提出了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一节 自然价值观问题上的批判与超越 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中，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中，关于自然的价值讨论不是自然本身所富有的价值，讨论的是人与自然中，自然针对人的价值，所以必然就会牵涉到自然经济价值的讨论。而生态经济学中所涉及到的，关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二者间关系的研究，就非常适合去厘清自然的经济价值。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自然价值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能量价值学派所认为的自然的价值就是自然资源价值，另外一种就是将自然视为某种精神上的收益，即享受生活本身所具价值的客观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自然价值的论述中，更多的是集中于重农学派的阐释与批判。柏克特认为这也恰恰是其他生态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想要进一步剖析马克思对自然价值的观点，就首先要对重农主义相关思想进行梳理，并分析马克思对重农主义的批判，进而更好的建立起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的桥梁。在二者架起桥梁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性地将重农主义的重要元素融入了自己对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分析中，提供了一种摆脱这种分析僵局的潜在方法，实现了马克思在自然价值问题上的批判与超越。 一、 马克思对自然价值观问题的相关批判 首先是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的批判。柏克特认为，马克思在价值问题上对重农主义的主要论述见于《剩余价值理论》第二章。这一章马克思对给予重农主义者的极高评价，不仅是他们对魁奈的着名描述，还有他们价值分析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者的伟大和具体的贡献是他们从生产而不是流通中获得价值和额外价值。 然而，马克思在赞扬重农主义者关注生产物质法则的同时，也批判重农主义的错误。 其一，重农主义者没能批判性地剖析资本主义的财富估值形式，并将真正财富的自然本质和资本主义的价值相混淆。柏克特认为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来说，价值本质不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明确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像土地、自然以及这些物质事物的各种变化构成的。 这是一种价值与物质的混淆，对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劳动能力，即生产价值超过其工资所代表的商品的能力。 其二，重农主义者将这一自然基础与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实际剩余价值混为一谈。按照柏克特的观点，马克思并不否认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但他认为重农主义者是错误的把剩余价值视为一个纯自然的礼物。实际上，土地可以让劳动者创造出高于消费的价值。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农业劳动力被重农主义者认为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其问题在重农主义者处于有限的历史社会视野中，这使得他们无法对资本主义财富估值和剥削的具体形式予以批判性得分析。因此，他们把价值仅仅看作是使用价值或物质实体，把剩余价值仅仅看作是自然的馈赠。 其次，马克思对条件价值评估的批判。柏克特认为，生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分析的普遍失败，有助于解释他们未能构建对市场价值的内在批判。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框架下，如何将亲生态价值纳入分析，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市场估值与自然财富的某些特定特征之间的紧张关系来间接解决，由此条件价值评估（简称：CV）诞生。CV 是新古典价值理论的产物，此理论中将价值与相对价格联系起来，利用供求分析来证明运行良好的市场具有增进福利的特性。由于在柏克特本人看来，马克思对于条件价值评估的批判属于重要性内容，所以在本节对其批判的内容进行简要的阐释。 柏克特在书中说到：条件价值评估将货币价值评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新古典主义效用理论都纳入其中。马克思将条件价值评估解释为：与广义市场交换相关的商品拜物教的衍生形式，而广义市场交换反过来又受到资本主义将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结构性分离的支撑。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对 CV 的批判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因为 CV 是新古典价值理论的产物,因此将新古典主义理论比喻为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形式；二是没能真正关注到资本主义积累要求的。 因此，柏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 CV 的普遍抵制，是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为改善人类发展的整个生命过程而进行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加强了生态经济学在制定环境政策愿景时，对方法论多元化和历史开放性的承诺。 二、马克思主义在自然价值观问题上的超越 按照柏克特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在自然价值问题上的超越，大体从两个问题展开： 首先，自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分析自然价值本身？关于这个问题，柏克特在书中的理论部分也详细的阐释了自然是否具有价值两方面的探讨，一方面是生态斯拉菲派认为自然直接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是以戴利为代表的自然的价值就是“享受生活”。而马克思在赞扬重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唯物主义分析时，借用了一些重农主义者的概念，批判重农主义者将价值等同于自然的物质使用价值。在他看来，“价值”应该是资本主义经济估价的特殊形式。 或者说真正的财富或使用价值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而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的表象。同样的基本批判也适用于当代生态经济学中关于自然价值的争论。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相比较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具有什么特殊性？柏克特提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刚好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维度。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劳动时间价值的降低是建立在这种制度的社会分离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分离是将劳动力从土地和其他必要的生产条件中分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基本估值形式植根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裂痕”。因此，马克思认为，要分析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价值关系需要根据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制度入手。 此外，柏克特认为，马克思坚持市场对社会生产的调节就是以生产者和必要生产条件相分离为条件的。实际上，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许久，但商品生产以利润为驱动的主导地位不变。马克思的分析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对自然财富估值有力的生态控诉，并且进一步强调了自然环境与价值的货币形式二者间的紧张关系。柏克特提出，也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证明了马克思的断言，即资本的界限就是其本身。马克思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生存的社会条件，而不是让他们为剥削和无政府竞争的赚钱服务，社会将能够以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调节，更好的与自然的代谢交换。但理论目前只是一个发展方向，生态环境应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持存和进一步优化，当下还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课题。 第二节 自然资本问题上的思考与超越 按照柏克特的观点，要研究对话中的自然资本，首先要从新古典主义入手，因为这个概念是源自于新古典主义。但是此概念的推广者是生态经济学，所以并要剖析它对于新古典主义是怎样进行扬弃的。第二章中有阐释新古典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本，并强掉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存在缺陷，并试图寻找一种可替代的方案。然而，一方面，当新古典主义将自然资本这一概念应用于生态，就会引发理论上的冲突。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看，生态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关于自然资本的认知都根植于一定社会关系的资本概念，使得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无法一分为二的割裂来看，混淆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导致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不一致。另外，生态经济学承袭新古典主义的生产资料划分方法，使得自身错过了对其理论的批判，没能将劳动和人造资本都具有自然基础的特性指出，且二者都需要消耗一定量的关键自然资本。而在关于自然资本的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形成鲜明的比较，表明其阶级分析法在这种多元方法论中所发挥的巨大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资本的观点 尽管“环境即资本”的比喻越来越流行，但许多生态经济学家一直抵制它，理由是它是反生态的。柏克特认为，在对于自然资本的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加彻底的视角，更有效地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方式是集中在人与自然这样特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塑造上。首先，马克思揭示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其实内部隐含着阶级关系，如：雇佣劳动关系。其次，马克思发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二者间的差异，并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环境价值间建立联系。 最后指出在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过程中阶级斗争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有所不同。柏克特认为要弄清原因，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尽管市场和货币对资本主义来说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核心关系不是市场和货币交换。工人与生产必要条件的社会分离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关系。在这个体系中，劳动、自然和生产资料似乎是“分开的”生产条件，只有在以利润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生产商品时，这些生产条件才能统一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在分离过程中资本主义没将所有生产条件都化为商品，但由于部分关键性的生产条件的分离，导致许多自然条件任由资本主义侵占，并最终转化为榨取利润的方式。因此得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特殊的社会关系中被资本家侵占，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资本才充当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工具。然而，基于劳动力与必要的生产条件有效分离，使得资本主义企业能够任意地拥有众多不可垄断的自然条件，随之进一步攫取劳动力并谋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事实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和异化，其辐射的范围领域远大于货币和市场。 二、在自然资本问题上的超越 柏克特认为，关于自然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之前是受到生态经济学家抵制的，而他们的抵制却不彻底，大多停留于自然资本概念性的批判。他们通过批判自然的异化，即货币化、市场化或资本化就对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提出了替代性方案。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是生产者的物质社会关系，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结构资本主义的密匙，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实现路径，最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归旨。 柏克特指出对自然资本更有效地抵制不是像生态经济学家那样，而应该是集中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这种视角，使得自然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得以批判和超越。 首先，自然资本和雇佣劳动力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心关系不是市场和货币交换，其本质是自然、劳动与生产工具分离，只有在以利润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生产商品时，这些生产条件才能统一起来。柏克特认为，从这种核心的阶级关系中产生了在经济自主的公司和家庭之间进行“私人”市场交换的必要性，这种异化的交换形式只有在工人从必要的生产条件、生产过程本身和产品三方面进行异化的基础上才成为主导。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同样被异化，逐渐商品化为一种特殊的“物”，这种物与“资本-劳动关系”相对应，本质上也就异化。最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揭示了自然条件与劳动力二者转化为资本，实则是资本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其次，价值、市场价格和自然方面。马克思主义将货币和市场价值的批判更加深入地扎根于生产关系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广义市场交换和货币估值相分离可使市场价格由商品中客观的、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调节。换句话说就是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并进行估值。而当必要生产条件与劳动力分开时便形成了“工资-劳动关系”，这种关系带来了市场估值的反生态。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估值本身并不严重反生态。正如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所提出的，商品价值形成所涉及的三种不同观点，可得出货币和市场价格的反生态特征。这也表明，任何由非货币、多标准决策导致的市场大规模转移，都将不得不对劳资关系构成挑战。只有推翻这一核心关系，社会才能将协商民主应用于直接衡量物质储备和流动、生态过程以及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框架内，可以辩论这两种立场的真正力量，并相互重新组合，从而加强生态经济学对方法多元化的承诺。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超越 在可持续性问题中分别讨论了强可持续性和弱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前者说明了自然资源本身不可被资本替代，但是没能够指出关键性资源的标准；另一方面后者则认为自然资源可被资本不断更替。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认同一个观点，即经济的发展循环可不受自然环境制约。而目前的环境危机依然在持续并呈现出扩张形式，这样就致使在可持续性的人类发展中，可利用的物质环境产生危机。 在生态经济学看来，制约和影响环境与经济关系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不平等。而在柏克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透过阶级分析视角，早已知道了二者冲突的本质的，但是却未能坚持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与资本积累致使的环境危机分割来看。所以本节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共产主义的特征，对可持续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从阶级角度论证，私有制的废除带来非市场形式的公共财产资源分配，以及公共管理社会资源的问题，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更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视域。 一、 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愿景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资源，共同进化和共同财产三个方面。这种愿景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这与生态经济学的跨学科特征十分吻合。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是一个包容性的历史上开放的原则框架，而不是蓝图。人类向公有制的转变是将社会以及自然的生产条件从阶级剥削条件逐渐过渡为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条件，并非一蹴而就。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转变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困难和长期性相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转变的结果都是不能被预见的。过渡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系统，本质上是高度依赖共同进化路径的过程。正如《德国意识形态》所述：“在这场革命中，一方面是早期生产方式的力量——无产阶级被推翻了，另一方面，它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和活力，并摆脱了仍然依附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一切东西。”①按伯克特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对公平和可持续的生活环境至关重要，对和解和实现以生命价值为导向的人类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超越 柏克特理论中关于生态经济中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三条路径，同时认为生态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剖析中也有缺陷，而马克思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理论缺陷将阶级斗争引入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予以区别，最后提出一条合理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1、阶级斗争与人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分析揭示了工人群体斗争作为一种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跨系统反馈机制的合理性。柏克特认为，出现了更多关于自然的共同进化的参考框架，这是工人们努力捍卫和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潜在结果。 从工人视角看资本，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的目标不是金钱本身，而是可以用金钱获得的使用价值，这些价值作为他们作为人类繁衍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柏克特认为，工人的使用价值取向与资本的使用价值取向在结构上是对立的，而资本的使用价值取向仅仅是朝着最大的货币积累方向发展。简而言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求而生产。 这种矛盾引起两种形式的斗争。一种是在工资劳动领域，资本加强剥削和工人抵抗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在更广泛的斗争中，争取更少的金钱和市场驱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例如：为改善生存环境要求公民参与管理、监督、决策。尽管它们以复杂的方式重叠、合并，甚至发生冲突，任何一种斗争形式在取代资本成功前，实质是取决于另一种斗争模式。按柏克特的说法：“工人们在工作场所内外的斗争蕴含着强大的亲生态潜力，因为他们反对因金钱驱动的一切形式对劳动力和自然的剥削。”①柏克特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关注早已内化于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领域中。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工人斗争的方式并不常常是以工资劳动和反对自然资本化的形式进行,但马克思主义敏锐的检测到一种激进的潜力，即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将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作为自身目标,并且不以生产和盈利为目的全新的生产关系。 2、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柏克特的角度看，此先的各流派对自然资本的探讨都没挖掘出环境价值冲突与劳资关系二者间的联系。然而，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挖掘出生产的物质要求与健康的物质要求之间的重要联系。 首先，资本主义的物质需求直接来自于工资劳动关系。原则上，任何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条件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但就自然资本类别而言，资本主义物质需求的灵活性意味着可以作为关键自然资本的要素并具有高度的替代性。这显示出戴利认为自然资本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这一观点的缺陷。事实上，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一个生态破坏系统。与早期生产方式不同，早期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往往与特定的地方或区域生态系统有关，资本主义能够破坏生态系统，然后在时间和空间上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前进。 因此引发了第一阶段性的危机——一个阶段性的危机，例如某种资源的枯竭，但这种危机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自身适应性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来弥补。但这种量的积累会导致第二阶段性的危机到来——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危机。这种危机更为全面、持久。而这种趋势按照柏克特来说是“自反性的”，因为任何组织趋势发展的技术都会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他认为生态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资本、货币、市场、价值等原则相抵触的。但是生态经济学家没能从社会生产关系上进行分析，所以导致他们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并没有深入。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人的自然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柏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看待发展，并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并超越本身的发展，生态经济学家正是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的视角。 其次，鉴于资本主义有能力在环境恶化的基础上自我复制，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下的危机只能通过对抗制度的核心关系来解决，即工资和劳动力关系、市场竞争和货币价值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柏克特认为人类发展自然条件的危机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是“社会解体”，而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归旨，其中隐含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异化的消除，以及三条路径所提出的“共产”观念，这无不显示马克思主义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超越。 本章小结 本章节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展开阐释马克思如何实现对生态经济学中对自然价值、自然资本、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并提出问题所在，提出新的思路继而超越的。 首先，在自然价值问题中，马克思分别就重农主义、新古典主义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汲取其中的部分思想，并在自身的理论视域下对价值和资本积累进行了分析，继而实现在自然价值问题上的超越。其次，在自然资本上，指出生态经济学在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市场价格和自然方面的问题，指出针对这部分问题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问题。最后，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提出了自身的思考，谈及共产主义愿景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共同资源、共同进化和共同财富三方面的关系，并提出了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四章 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 柏克特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揭示了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实现了马克思对生态经济学的超越，给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带来了启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与此同时，柏克特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需要在研究时加以反思和完善。 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在对话的过程中，柏克特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对新古典主义和重农学派的一系列批判，在根源上阐释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分析中运用的理论工具的根本性漏洞和实质性缺陷，揭示了生态经济学实际理论与内在要求之间的偏差与对立。 因此，柏克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重要性意义。 一、 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随着本书研究的开始，柏克特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之间存在联系，并且二者研究学者的知识交流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有所提升。他分别用三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他认为生态经济学的旗舰期刊《生态经济学全面调查》 (1989 年创刊)中，虽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现过，但事实上，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观点。而这之后，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少量引用也出现在其他期刊和书籍中，可知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关联性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对新古典主义和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异端观点的一项调查中，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经济学的引用在本质上常常是有争议的，甚至达到了把生态经济学家斥为疯子科学家的地步。第三，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之间有部分观点存在着分离和对立，但柏克特发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并分别列举了埃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的论证，即热力学和熵的问题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的分析来解决。以及约翰?奥尼尔(John O ' Neill)对当代生态经济学的一些重要主题，如，经济可持续性对物理环境的依赖以及纯粹货币计算的局限性。最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尽管主流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环境主义，尤其是环境行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在政治光谱上占据着共同的位置。所以，纽曼耶认为生态经济学更有可能得到左翼政党和个人的支持。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不需要那么激烈交锋的必要性。 柏克特在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经济学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既有长期的历史根源，也有短期的契合点根源。更广泛地说，我们需要的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可以帮助回答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同时生态经济学的实质议程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维度。这是本书试图发起一种表达方式，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某些短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经济学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启动”。①所以生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是不可避免的。 二 、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首先，生态经济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生态经济学的主题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动态的、共同进化的相互联系，它将物理科学的元素与经济分析工具结合起来。简而言之，它是一门生命科学，就像经济生活本身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其次，生态经济学对方法论多元化有着强烈的承诺。经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采用多种方法来处理它们所造成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生态经济学的“元范式”中，不同范式之间必须有广泛的讨论和密切的合作。综上，鉴于人类面临的环境挑战的严重性，生态经济学必须在历史上是开放的，即接受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领域的新设想和可能性，又不能拘泥于一个可持续未来的单一模式，而必须利用其跨学科的多个视角，根据需要产生各种制度补救措施，为人类自然系统产生的各种生态价值提供空间。 而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生态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和概念是否足以满足其多学科性、方法论多元性和历史开放性的愿望。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可以帮助这门学科更好地实现这些愿望。柏克特在此书中通过展示马克思主义如何揭示生态经济学中存在的重要矛盾，帮助解决、分析其中的未解之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新的分析视野和概念工具，进一步激活和开放元范式的形成，这种元范式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贡献： 首先，构建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本就应该融入自然与生态之中，在人类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将改善自身生活作为归旨，人类逐渐意识到作为自然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生物应当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柏克特正站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呼吁着这场变革，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植入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概念，同时在生态、文化、政治、经济各维度中真正落实。 其次，塑造可持续的绿色经济模式。柏克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蕴涵着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也有体现，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他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①因此在推动绿色发展中，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绿色发展提供势能；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为绿色发展赋予动能；加快城乡发展融合为绿色发展增加潜能等重要性举措；更有“两山”理论指导绿色发展。 再一次印证了柏克特可持续发展的部分观点，以可持续经济模式为循环经济的手段，真正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度，达到二者之间的内在平衡，使得自然物质与人之间的交换到达和谐统一的状态。不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而是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获得更为长远的利益。 三、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本质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二者间的积极对话，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评析由表及里，深刻的揭示资本主义内涵。不论是否将自然理解为资本，还是将自然价值归咎于自然资源的价值；不论站在超历史的角度去谈论熵与经济的关系，还是将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等同于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生态经学没能站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分析。柏克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中，自然不是资本，只有当其经济在无限扩张之时，自然才会视为价值的直接来源并作为资本积累的一部分。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两事物或事物中的两个方面既有肯定因素又含有否定因素，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社会历史是不断更替的。所以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内容必须深入到社会关系中，才会拥有更强的生命力。 其次，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对话，使得生态经济学通过深入研究将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和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区分开来。在本文的第三章中涉及到了柏克特对于该问题的实质性探究和揭示，指出二者在物质要求上的不同是资本主义是以利益得到最大化为归旨。而对于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来说，人与自然达到一定的和谐状态，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柏克特的理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批判能力。 本章小结 此部分主要就是针对柏克特理论观点的价值贡献和欠缺之处的阐释，柏克特的价值贡献在于开启的这种独特的对话模式，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这种元范式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贡献：首先，构建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存方式；其次，对于我国塑造可持续的绿色经济模式，真正实现经济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本质。 结 语 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柏克特的思想是独树一帜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生态经济学做全面和批判式的分析，由此展开了一场全新的对话。柏克特对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生态逻辑其实予以了阐发，他揭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对话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源自于对生态经济学中存在问题的追问，超越了资产阶级生态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是人们能够更加深刻的对当代存在的生态危机予以领会，意图唤醒人类生态文明意识。于此同时，柏克特直指马克思的思想中隐喻了社会主义国家亦或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生态批判的基本思想。 总而言之，柏克特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两者间的对话，实现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经济学的超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必然对生态环境有所破坏。而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警示我们在建立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先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修护和资源环境的保护。柏克特思想的创新性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借鉴。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一周回复热帖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21: | 鎏金岁月还是流金岁月。金是固体，怎么 | |
| 2021: | 一带一路将步大东亚共荣圈之后尘 | |
| 2020: | 再论美国自由 --- 官商腐败自由 | |
| 2020: | 美国强势回归，解放军出不了门 | |
| 2019: | 五四到六四：蠢学生从爱国始以害国终 | |
| 2019: | 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新中国 | |
| 2018: | 樊立勤 北大贴大字报，向习2皇权开炮 | |
| 2018: | 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的诞生 | |
| 2017: | 琢磨先生：当下中国骗子最多的行当，除 | |
| 2017: | 要准备朝鲜爆炸，而非爆炸朝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