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系列讲座之一
《道德经》诞生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和环境因素
王卫星
2014年8月，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罗广英《破解东方神秘主义<道德经>真注》（责任编辑出版人王卫星）一书。
该书用大量事实证明：老子《道德经》是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性质的自然科学巨著；是中国自然文化暨中国自然生成逻辑的开山之作；生成逻辑与西方的形式逻辑，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是各国大学都缺少的一门公共基础课，也是所有成年人都亟须弥补的逻辑思维常识课。
罗广英说：“老子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人类思维从以自然生成逻辑为主导，转向以形式逻辑为主导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被西方学者定义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产生了基督教和古希腊文明，印度产生了印度教和佛教，唯独中国形成没有宗教内容的道家思想文化，这与老子《道德经》的出现，与中国文化的中医基础和唯象思维体系的完善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形式逻辑的思维，始终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是因为坚持自然生成逻辑思维的道家思想文化的完整和完善，以至于只能在文化的边缘地区的秦朝，由商鞅借助秦孝公的强权进行《商鞅变法》，首先开始了以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导的统治。这个形式逻辑为主导代替自然生成逻辑为主导的文化转变，终于以秦始皇灭六国、焚书坑儒的残暴方式得以基本完成。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以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导文化基础上的世俗专制政治，凌驾于在中国形成的以自然生成逻辑思维为主导文化之上，即朝廷坚持儒家为正统，民间坚持道家为真理的，政治凌驾于文化之上的等级制社会的基本格局。这种政治凌驾于文化的格局，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森严和两三百年一次的周期性震荡，以及近现代的腐朽和落后。而西方完成形式逻辑思维为主导的转变，是以形成宗教体系保留自然生成逻辑思维，以及宗教可以凌驾、至少也是平行于世俗政治之上，宗教与世俗政治又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独立经营的格局。在‘轴心时代’，东西方都是暂时用暴力解决形式逻辑思维，否定自然生成逻辑思维的问题。地中海地区是用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以法律处死苏格拉底的暴力方式，而中国是用秦灭六国和焚书坑儒的形式。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自然文化与和谐同在，形式逻辑与暴力同在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自然生成逻辑的可持续性和是非形式逻辑的物极必反性。总之，自然生成逻辑的思维导致人与人，人类与自然一元化的和谐，而是非形式逻辑的思维必然导致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和分裂。”
五千言的《道德经》，与1335万字的《佛经》、100万字的《圣经》、77430字的《古兰经》所蕴涵的思想境界，高度的相通、相融、相合，且无任何相悖之处。
后三部经典主要利用宗教去传播，而《道德经》则重点是由少数喜欢它的有缘人，自觉去阅读、领悟、传播。
中国的道教，是在《道德经》诞生800年之后，一个叫张道陵的人，将它奉为五斗米道的圭臬在传播，而《道德经》与宗教没有半毛钱关系。
罗广英说：“哲学属于少数的智者，思想属于大众；哲学抽象，思想具体；哲学高贵，思想质朴；哲学总是晦涩深奥，思想永远是鲜活灵动；哲学是人类主观智慧的专利，思想可以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交流互动；哲学被语言局限，思想永远是开放自由的；哲学是经院的，思想是经验的；哲学可以有国家的范围，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哲学必须遵循形式逻辑，思想能够自然生成……归根结底，哲学是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哲学是思想的结果，思想是哲学的源泉，思想决定哲学。德里达以西方思想体系的敏感，言明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和道理，即中国的文化是在‘思想’层面，就已经遵循自然生成逻辑，解决了人类认识论的、非常重要的、认识自然规律的根本问题，本身不需要形成一个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就能直接做到‘返璞归真’，而西方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和科学），缺失了对自然生成逻辑的把握，仅仅依靠主观形式逻辑和文字思维来认识自然，需要建立一个研究和运用形式逻辑的、哲学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人类认识论和认识自然规律的问题。显然，中国的思想可以直接做到‘返璞归真’，而西方思维必须要有一个通过形式逻辑证实和形式逻辑对接自然生成逻辑的所谓‘哲学’的中间状态，即使如此，西方思想仍然难以做到‘返璞归真’。也就是说，中国思想比西方的哲学，离自然的真实要更加接近，更加融合。”因此，《道德经》不是哲学，它高于哲学，因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德里达语）。
当老子面临周王朝动乱时，便以清醒清晰的生成逻辑和很高的思想思维境界观察世事，决定选择躲避战乱归隐的时候，在西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的诚挚请求，留下了这部告诫后人的肺腑之言。这就是老子撰写《道德经》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和环境因素。
即便是老子在世，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他的五千言不仅传承了2500年，还传播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并且，正在为了全人类“天长地久”的愿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22年5月15日 于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