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教育界近二十餘年來不正之風盛行，這其中的腐敗、內卷時時刻刻都在毒害人們的身心健康。常常出現學生課業負擔極重、家長極度操心、在求學過程中花的錢極多。而且還常常出現有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但不限於：花了極多的錢、牽扯了極大的精力、學出了一身慢性病、導致和許多小夥伴不來往），卻付出和收穫嚴重的不對等；還有些人卻能通過不正常手段走捷徑獲得不應獲得的東西，比如：家長用非正常手段賺來的錢供孩子學習、找門子入學、特招造假等。教育工作者們中的很多人在此過程中往往做事十分不負責任、唯成績論，或者假借不正之風瘋狂謀私利。在此背景下，很多家長居然還拼命擠兌孩子，趨之若鶩的去報大量的補課班、給老師行賄。

以前的人們往往將這些問題歸咎於上面不管、上面人為操控。但2021年7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後，國家為了降低學生課業負擔及家長經濟負擔，下決心關閉了一大批補課班、讓一大批相關培訓機構倒閉、讓一大批相關培訓機構從業人員失業，並嚴厲打擊違規補課。在此之後，有些地方甚至還規定學生參與違規補課活動即屬於不誠信考生。還有監管部門要求視頻網站通過下架學前、小學、初中、高中課程，以避免有學生通過這種方式超負荷學習、家長通過這種方式“雞娃”，進而引發一系列的負面問題（即“惡意自學”）。可就算這樣，依然有老師頂風違規補課，依然有家長頂風瘋狂“雞娃”。

以往的相關文獻往往着重於譴責教育主管部門、教師中的壞分子缺德，很多家長功利，而不去研究其中更深層的原因。就像以前的君主專制時代出了暴君後的革命，人們只是去譴責暴君殘暴，或者是宣稱等我當了皇帝，我一定不會如此殘暴，而不是反思君主專制制度本身的弊端。開明專制至多只能維持百十來年，而運行健康的民主卻能夠輕鬆維持更長的時間。上面這點直到近現代民主革命才被人們廣泛認同。對於中國大陸的教育而言，假如人們不去反思其中深層的制度、理念弊端，而只是寄希望於通過“嚴管”（比如讓一批老師下崗、讓一批教育界的職務犯罪分子被判刑，這個過程其實現在就已經在進行了）去扭轉中國教育的不正之風，我想最好的結局也不過就是有一個短暫的相對好的時期（短則幾年，長則至多百十來年），而後這些不正之風又會死灰復燃。

現有的學術能力、人才選拔機制過度重視學歷及成績：

現在中國大陸的很多人看一個人的學術能力怎麼樣，往往不着重於其真實的能力、境界怎麼樣，而是着重於其學歷之有無、學歷之高低、成績之有無、成績之好壞、證書之有無。在中國清末引入現代學歷教育之前，中國社會對一個人學術能力的評估主要來自社會的認同，即“社會認為你行你就行，皇帝說行也不行；社會認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說行也不行”（下文中亦稱“社會認同制”）。孔子的“萬世之師”的稱號是怎麼來的，不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同認可的結果嗎。孫中山的“博士”頭銜還是自封的呢，可廣大人民群眾都認為孫中山有博士的水平。孫中山的“博士”是什麼博士，——革命博士，可是哪個學歷教育機構的博士專業會設有“革命博士”這個專業？當年的宋朝皇帝還說秦檜是好官呢，可這並不影響歷史為秦檜出來奸臣的結論。

到了清末，中國因為長期極度的愚腐，導致出現政治上不開明、經濟上普遍貧困且貧富差距極大、科技上落後、教育上迂腐。而同時代的西方相對於中國而言，政治上更加開明、經濟上更加發達、科技上更加先進、教育上水平更高，因而中國開始了“學習西方好榜樣”的過程。當時的西方已經實行並普及現代學歷教育，中國因而在清末“學習西方好榜樣”的過程中開始出現現代學歷教育。但中國早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國引入現代學歷教育的初期，即有學者指出以前中國學術能力評估是“社會認為你行你就行，皇帝說行也不行；社會認為你不行就不行，皇帝說行也不行”，而到了現代學歷教育的時代就弄成了“管發學歷的人說你行你就行”，假如某一天管發學歷的人壞了，則必然會產生一大批有學歷沒能力甚至有學歷無德的壞分子。而這些年的中國大陸，在學術能力評估方面社會普遍只認學歷、只認成績，這就出現了學歷教育機構及教育主管部門權力過大，因而很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和極端主義。哪裡存在權力過於集中，哪裡就很容易滋生權力尋租和極端主義。

在社會認同制下，假如你想用70多億美元收買全地球的人去為你出昧良心的結論，平均每人只能得到1美元，請問是多麼貧困、多麼不值錢的人會為了1美元而去為你出昧良心的結論？假如就一個人說了算，或者就一個小圈子說了算，把這70多億美元給這個人或者這個小圈子，就極可能讓對方出什麼結論都行。在現實生活中，2000年代的希臘政客曾通過在經濟實力不行的情況下實行高福利制度收買全希臘人的選票，結果以自2009年開始並持續數年的主權信用危機告終。收買全希臘的人尚且如此困難，何況要收買全世界的人。

軸心國曾妄圖通過武力脅迫全世界的人違心的說法西斯萬歲，結果是以希特勒吞槍自盡、墨索里尼被公審槍決、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軸心國徹底失敗告終。

中國的清末及民國大陸時期也存在學歷教育，為什麼那時中國的學歷教育沒有出現象後來那樣觸目驚心的腐敗、內卷、極端主義？這其中有多種原因。一來那時中國學歷教育的主導者很多還是當時的進步人士，這些人本身非常有境界，他們在心裡對不正之風十分嗤之以鼻，這些人在主觀上沒有這個意願。二來中國當時剛剛開始實行現代學歷教育，一個制度在誕生初期的時候很多是相對公平的（但往往也漏洞百出），那時的中國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對現代學歷教育仍然充滿懷疑，仍有很多以前“社會認同制”的遺留，假如現代學歷教育在引入中國之初就像後來那樣不正之風盛行，那麼早在一開始就會胎死腹中。三來民國大陸時期的北洋政府、國民黨、軍閥都想對外營造言論自由的形象（至少表面上做做樣子），主觀上沒有意願操控學歷教育，客觀上在當時這些政治勢力即使通過權力、金錢去操控學歷教育也換不來太多實際的收益（當時的社會不像後來那樣唯學歷論、唯成績論，其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權力直接為子女解決工作或者讓子女在家當少爺、大小姐，根本不用通過從操控學歷教育這種多次一舉的做法）。

而在這些年的中國大陸，在升學時如果你拿不出上一級學歷，有可能連升學的資格都沒有（普通高考要求提供高中畢業證）；在求職時，如果你的學歷不夠硬，無論工作能力多強在很多單位你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這就很容易導致有人為了獲得學歷、獲得成績而不擇手段（特別是在不正之風盛行之時）。

現有的學歷教育太過一環扣一環，學習時太過看重基礎 這些年的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學歷教育機構內部，人們要學習什麼東西往往總是有人拿基礎說事。誠然，在天賦、努力相當的前提下，基礎好確實更有優勢。但基礎的好壞以何種標準評定，由誰來評定？

假如評定標準片面、奇葩、落伍，那麼其得出的結論不會是多麼客觀公正的。作為中國人的筆者就沒有漢語八級證書，難道能就此說明筆者漢語不過關嗎？即使筆者在漢語八級考試中沒有考過哪個老外，甚至在漢語八級考試中考了不及格，難道就能說明筆者漢語水平不如那位老外嗎？很簡單，不能，因為漢語的博大精深遠遠超過漢語八級考試的範圍，漢語八級考試的範圍只是漢語中極小的一部分，僅憑一個人在漢語八級考試中的表現並不能完全說明其漢語水平高低。相反，在廣泛的實際應用中、在眾人的見證下所表現出的漢語水平，才能更加客觀公正的反映一個人真正的漢語水平。假如一個漢語水平過關的中國人，但漢語八級考試考什麼不擅長什麼，擅長的東西全不考，怎麼算？假如一個漢語水平不過關的外國人為了通過漢語八級考試，專門漢語八級考試考什麼學什麼，其在漢語八級考試中拿了高分，但對漢語八級考試以外的漢語知識近乎一竅不通，怎麼算？當然，對於中國人的漢語水品而言，只要社會認同其漢語水平過關即可，無需通過漢語八級考試證明其漢語水平。

假如這一評定過程就一個人說了算，或者說就一個小圈子說了算，且負責評定的人存在為一己私利及某個特定小集團的利益、崇尚極端主義、媚上、不負責任、受到政治高壓、受到武力脅迫等原因人為操控評定的過程，將不合格變為合格，或者將合格變為不合格，其得出的結論會多麼有說服力嗎？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閱讀理解題只需沾邊就給分，接近標準答案最少能拿到一半分，可這些年是背不下來標準答案即使理解得對也拿不到太高的分。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大學生只要大段的逃課就開除，可是發生在2015年至2017年間的湖南工學院學生會主席李寧百萬詐騙案的中的犯罪分子李寧大段逃課從事詐騙活動居然不僅未被開除，居然還擔任該校機械工程學院學生會主席，直至2017年2月才被公安局抓獲。以前的中國大陸的高考作文只要政治上正確、語言優美、沒有太多太明顯的語法錯誤及用詞不當及錯別字、主題及篇幅符合要求即可拿到高分，而這些年是寫不出命題人所要求的奇葩作文就拿不到高分，其原因在於命題人想通過這種方式推銷自己的補課班及參考書，比如2020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書上》即存在這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假如對“基礎”的評定給不出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方案，那麼談論一個人“基礎”的好壞沒有意義。

即使能夠對“基礎”的評定給出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方案。假如一個人作風正派、天賦不錯，但因特定的歷史原因耽誤了（包括但不限於：戰亂、不正之風、家長不重視、貧困、選錯專業、選錯學校、老師水平低、老師缺乏教學方法）導致“基礎”不好，難道就應該讓這個人“一步耽誤，步步耽誤”嗎？假如一個人“基礎”極好、天賦極好，但其現在或者曾經做得事齷齪的可怕，難道就能夠因為這個人“基礎”好、天賦好就讓這個人一路綠燈嗎？

而在這些年的中國大陸，這一矛盾顯然處理得不好。比如你在小學、初中耽誤了，那麼到了高中就會有障礙（無論普高還是職高）。這就難免出現有老師藉機權力尋租——只要你想基礎好就要給我行賄，你要是不給我行賄就不好好教你、擠兌你，讓你基礎不好，甚至“一步耽誤，步步耽誤”。難免出現有學生利用這一社會氛圍去給同學使壞，讓競爭對手基礎不好，進而顯出自己。

在中國大陸的20世紀50年代至1977年恢復高考之前，為解決這一矛盾，也曾使用“家庭成分論”這種方式解決這一矛盾。按照那時的有關規定，只要本人及家人曾參與反動活動（包括：漢奸、黑心商人、貪腐、邪教、極端宗教主義等），無論本人基礎多麼好、天賦多麼好、多麼處事練達，很多學校不允許報考、很多工作崗位不允許從事。因為本人有着這樣的歷史、有着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往往很難有為人民服務的情懷，很難有對國家的忠誠，在民間也會有很多人不服氣。但這一制度的弊端也非常嚴重，其將很多和反動鏈條關係不大的人也殃及了，還出現了很多漏網之魚，到後期還成為了人整人的工具——只要誰想把誰整倒，就把誰弄到“黑五類”那波里。因而在文革結束後被廢除。

假如未來的教育能夠不像現在這樣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學生基礎的好壞上，這樣即使因為某些特定的歷史原因耽誤，以後也會有更多的機會找上來。老師及教育主管部門人員也更難藉機權力尋租或推行極端主義。

強化社會認同、弱化學歷及普及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或是出路：

看到這裡，可能就要有讀者會問了，既然您前面將學歷教育描繪得一團烏黑，那麼是不是應該廢除學歷教育？筆者不贊同這種激進得做法，廢除學歷教育後不保證能夠順利建立起新的公平、工作、公開的教學、考評體系，很可能會重演民國軍閥政治、動亂或文革極度瘋狂的悲劇。

科舉時代選拔官員是誰分數夠誰行，到了清末科舉走向了迂腐，起不到科舉應有的作用，改革派改革科舉的嘗試又以失敗告終，中國的科舉最終於1905年廢除。但中國在廢除科舉後卻未能成功建立新的公平、工作、公開的官員選拔機制，以前科舉相對健康時期的優勢也未能延續。官員選拔就成為了誰能玩權誰上、誰有槍誰上，這也成為了後來民國動亂、軍閥政治的誘因之一。

文革前夕的中國大陸，也普遍存在老師師德不好（比如冷漠、給學生施加過大的壓力、煽動內卷等）、知識分子利用自己懂別人不懂得優勢瞧不起人、算計人。因而便有不少極左嘗試以轟轟烈烈且瘋狂的政治運動扭轉這股不正之風。但卻以政治上極度瘋狂、專制，經濟上走向崩盤告終。

我認為，普及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並在教學過程中不過度強調基礎或許是中國教育未來得發展方向。

公立小學、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可以取消一切劃片、一切入學考試、一切對國人的戶籍限制、一切學歷要求，改為對國人夠年齡就有份，無論其文化基礎如何、學歷如何，同時允許自由轉學。當然，這時的公立小學、公立初中、公立普通高中之間也不應有過大的差距。公立大學中的多半學校、多半專業（包括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對國人可以改為夠年齡就有份，無論其文化基礎如何、學歷如何。公立大學中的多半學校、多半專業（包括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對國人可以取消修業年限，只要一個人天賦可以、思想端正、有着為人民服務的情懷，只要能學會知識並學以致用造福人類，無論多久都應該有足夠的包容，修業年限絕不能成為剝奪愛國者受教育權利的理由。

普及教育，學不會怎麼辦？只要能夠實現教育全過程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公開，就算上大學的人99.999999999%都光榮肄業，也比教育腐敗橫行要好。

對於私立學校，為尊重其學術自由，應允許其自行制定入學門檻。對於來華外國留學生，應該嚴格把關、總量適度，避免出現放“洋垃圾”進入中國以及留學生總量過大、國家對留學生投入過多因而擠占中國本土學生的教育資源。

此外，社會上對一個人能力的評估應該更多的着重於德、能、勤、績綜合考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過多的着重於學歷。學歷的有無、高低僅能夠代表一個人的一個方面、一段經歷，而不是一個人德、能、勤、績的全部。在未來普及教育、綜合考評的年代，只要德、能、勤、績足夠，無論能否拿到學歷、無論學歷高低都沒有像現在這麼大的影響，且那時取得學歷的過程也不會像現在困難、扭曲。那時可能就會有更多的人敢於和教育界的不正之風叫板，教育也會比現在更加公平、公正、公開，也會有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發展的紅利。假如政府、學校不能夠下決心整頓不正之風，一心樸實為人民服務，人民就有權不承認其所給出的一切學歷、一切成績。

在未來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一架到港的由C929執飛的國內航班，在到港後下來半飛機博士，因為在那時的中國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均已成為普及教育，只要夠年齡，沒有想讀博而讀不上，只有想不想讀博。

常見問題

有人認為應該讓名校學歷值錢，而不是像筆者所言普及教育讓名校學歷不值錢，請問筆者怎麼看？

正如前文中所述，要想讓名校學歷值錢，讓社會認同，必須建立在全過程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假如不是建立在全過程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則必然滋生權力尋租、極端主義，因而必然會產生一大批高分低能、或者有才無德的人。且讓名校學歷值錢的過程中很難建立起一套絕對公平、公正的考評標準，也很難甄別“因特殊的歷史原因耽誤”和“走捷徑往上爬”這兩種情況。筆者也曾想過通過讓一批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成績的人的學歷、成績作廢，以及通過諸如重考、特招、保送、補發學歷、補發成績之類的方式維護教育公平，但這種方式因很多問題難以甄別而可操作性不強（比如是否應當將所有給老師送禮定性為行賄、是否應當將所有上過補課班的學生定性為不誠信考生），同樣很容易出現“讓老實人吃虧，以及讓小人有機會謀取不正當利益”。

假如真如筆者所言，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成為了普及教育，大學生豈不是會面臨極度的就業難？

現在大學生就已經面臨極度的就業難了，還用得着擔心普及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後會就業難嗎？假如未來的博士及以下學歷教育實現了普及，還會有助於促進教育自由、公平、公正、公開，有助於提高人才質量。現在的精英教育本身因讓一些關鍵性人物權力過大而容易滋生權力尋租、極端主義，具體表現在於知識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計人、教育腐敗、學術腐敗等。假如讓更多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識，則出現知識分子瞧不起人或算計人、教育腐敗、學術腐敗等問題的概率會大幅降低，因為那時的關鍵性人物手中的權力也沒有那麼大了、人也不那麼好騙了。假如一項知識只有一個小圈子掌握，這個小圈子很容易聯合起來操控該行業，謀取不正當利益；假如這項知識走向普及，則藉機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難度會大幅提高。

現在的碩士、博士課程要普及難度實在太大，怎麼辦？

雖然現在的碩士、博士教育實現普及確實會阻力重重，但筆者認為碩士、博士課程中的很多內容存在在不降低深度的前提下表達的更加通俗易懂的可能性。但實現這些需要許多人共同努力，而且不是在小圈子內孤芳自賞能夠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