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識份子會用書，卻沒有正確的書可用

在探討中華文化的相關問題時，筆者提出了一個“中國讀書人會讀書，卻不會用”的論點，認為之所以絕對優秀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非但不能起到推動自己民族、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反而產生維持落後、阻撓進步的效果，更讓這種文化背上“落後”的黑鍋的原因：就是“不會用”。因為他們既不能通過這種文化提供的啟示來正確認識人類自己和社會；也不能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反而因為這種文化加工後獲得的全面而強大的絕對值（不考慮是非和好壞的）能力，製造出比用其它文化加工出來的人，要來得更大、更多、更嚴重的負面社會效果。最後，不但使得中華民族“因福得禍”，也讓那個的確優秀的中華文化，反而長期蒙受“落後”的不白之冤。

非但如此，我們甚至還可以認為，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更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損失。因為當後來另外一種從西方崛起、極富有進取精神和思維活力的歐洲文化，在它最需要吸收養份的啟蒙、成長時代，卻因為語言文字的隔閡，不能直接從早就已經存在、並實踐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中華文化的書籍中理解消化。而中國讀書人因為自己不會用，又在錯誤認識層次上“亂用”（如把“孝”的概念，矯枉過正地延伸到“二十四孝”“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類、荒謬絕倫的地步）的結果，養成中國人不善獨立思考、喜歡一窩蜂地盲從的習慣。最後導致“少數人點火，大家一起拾柴澆油”的惡性循環（如毛澤東發起的、原意動機未必一定錯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反而使本來就對這種文化不甚了了，只會看熱鬧、卻看不出門道來的外國人，從“只知其然”的層次上，留下一個必然和其真實內涵正好相反的、“落後”的印象。最後找錯“老師”，跟著達爾文拿猴子當“榜樣”，以它們在動物世界中採用的“（叢林）法則”當成自己行為的指南。以人的能力，卻是動物般的思維，來建設和經營自己的社會，終於使這個世界，在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論指導影響下，走上一條發展的歧路，造成今天這樣“發展越快，難以解決或無法克服的問題，就越多、越大、越危險、越嚴重”的現實。讓我們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正在沿著一條被用“物質文明”墊高、加寬了的“道路”走回叢林？！

這裡面沒有任何聳人聽聞、故弄玄虛，或煽動種族和文化歧視的成分。因為它沒有任何政治經濟的利益集團的參與，是建立在對大量實踐結果的收集、分析、對比、歸納、總結而形成的新“人類社會學”的認識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基礎上得出的。所以絕對經得起任何科學的檢驗或推敲。而這種理論的特點，也就是和現有社會理論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它可以解釋任何現有社會理論不能或不敢解釋的問題，也不存在任何不能自圓其說、必須迴避的軟肋或死穴。更重要的，這種理論是當前唯一可以在“知其所以然”的層次上探討今天的社會問題的。本文探討的題目，就是大膽卻有把握的嘗試。也是《中國讀書人會讀書，卻不會用》一文的姐妹篇，因為把今天人類社會出現的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推給中國讀書人，是既不客觀、又不公平、他們也更承擔不起的，這是另一種更拙劣、露骨、低水平的“文過飾非”。

如果把中國後來發生的種種問題，歸咎於中國讀書人的“不會用中國書”，那麽對研究社會科學的西方知識份子最恰如其分、門當戶對的評語，就是他們“會讀書也會用書，卻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之書可用”。人類的文明社會之“軸”，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相當、方向相反的“力偶”作用下，被不斷扭曲，快要折斷了！

這也是西方物質文明發達的真正原因。筆者已經在《“精神戰爭”是人類文明程度的“試金石”》一文中提到，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物質，相對比較簡單。而西方語言和拼音文字所具有的那種一一對應的特點和語法，特別適合於用於“活人對死物”的場合，反而顯得表達“準確無誤”。一旦被會讀書也會用的西方知識份子掌握，當然就會進入良性循環，並呈現幾何級數般的增長進步，最後達到今天這種日新月異、應接不暇、甚至到了要擔心產生“物極必反”後果的程度。這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不必大驚小怪地以為他們是什麽優於自己的“超人”。而且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一旦由中華文化加工出來的人（跟膚色、民族無關）來做，其效果絕對會更“多、快、好、省”的（相關闡述，請參閱拙文《非不能，是不為也—探討中國近代科技的“落後”》。這也是毛澤東時代對中華文化作出的一個“歪打正著”的實踐正面貢獻）。

而另外一個客觀事實，正好為上面的結論，可能在邏輯理論上的“證據不充分”質疑，提供了有力的補充。那就是物質文明的確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至今沒有一個象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的那樣“過得硬”的社會科學理論，以至於在人類已經可以登月，並進入外太空直接一探究竟的時代。不僅不能對自己社會所發生的每一個現象，象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裡表現的那樣，有理有據地說出一個令
人心服口服的ABCD來，反而只能裝聾作啞地百般迴避，還要靠“指鹿為馬”或“白馬非馬”之類，古代中國政客們就玩過的權術老套來辯護，發生許多讓我們不能不跟過去那個已經被我們說成是“落後”年代作聯想的現象（筆者註：特別歡迎指教“奉天承運”和“上帝保佑”這古今兩句標準“口號話”的區別，謝謝！），更不用說正在毫不隱諱地按“叢林法則”辦事的事實，已經徹底宣告今天那些有關社會理論的破產，回歸到完全可以套用“毛澤東語錄”中的一句話“文明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強權有理”（毛的原文是“革命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樣的狀態之中，對人類引以為自豪的“文明”褻瀆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與悲哀！

但是把這個問題的出現，歸咎於今天的西方政治家或領袖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自己從來沒有象中國的領袖或皇帝那樣，根據後來那些不會在正確層次上用中國書的讀書人、有意專門為要當（或想當）皇帝的人編造的“教材”的教育下，以為自己生來就是異於常人的“龍種”“天子”或下凡的“星宿”，是來“替天行道”的。這些人從小就養成“對也是對，錯也是對”的自以為是習慣。最後總是
象不會用書的普通讀書人一樣，在錯誤的層次上運用功能強大的中華文化，並以自己幾乎不受制約的特權，製造出遠比普通讀書人更為嚴重的災難。所以那些皇帝（或領袖），他們自己是和那裡的讀書人一樣。要承擔“有（正確的）書不會用”的責任的。

而在西方（尤其是已經取消王位繼承制度的國家），無論是領袖自己還是社會，都根本不存在認為他們“不是常人”的概念。他們受的教育，起碼在理論上和平民沒有區別。所以可以認為，那個社會制度，反而倒是符合中國理論上的所謂“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的，只是缺乏正確判斷“賢與能”的標準。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上面已經提到，西方的語言文字，適合與研究探討比較簡單的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又培養了西方人會讀書也會用書的習慣，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是西方自然科學發達的原因。

但是對於社會科學領域而言，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研究對象，是除了有生物學或解剖學這種層次上的共性以外，還有自然科學摸不着邊的精神層次上、幾乎個個不同的個性的“人”。很明顯，用研究低層次共性問題的方法，來研究高層次個性的問題，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很不幸，西方人正是因為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成功沖昏了頭，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法炮製出一套社會科學理論，這種絕對是認識論層次上的根本性、方向性和原則性的錯誤，卻在美麗的物質文明“模特兒”的掩飾、引誘下，令人類從此走上一條錯誤、卻一時發現不了或不敢說出來（心態和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面的描寫一樣）的歧路。

不過最不幸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知識份子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所具有的“比中國讀書人會用書”的優點，這時反而成了客觀上加速社會惡質化的“動力”。因為他們在社會科學領域裡，根本就沒有一本正確的書可用（不然就不可能把自己當成“高等動物”、要按“叢林法則”規範自己的行為了）。在沒有參考對比選擇的條件下，終於接受了一個錯誤的社會理論，和這種理論確立的判斷標準。這時，他們同樣會不遺餘力地積極付諸實踐，將其的作用發揮到極致。而將一個錯誤的社會理論發揮到極致的結果，難道不正是今天人類社會的現狀和可能的發展趨勢的寫照嗎？

我們一直將知識份子說成上社會的良知代表、良心或“棟梁”，這本身是一點沒有錯的，所以如果社會出了問題，我們理所當然地也應該從他們身上檢討和發現問題，事實正是如此。

現在我們不難發現，原來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的確就出在他們身上：一方面中國讀書人，有很多正確的社會理論書籍擺在那裡，卻因為不會用、甚至亂用來打無謂的“文字官司”，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地、一點也起不到正面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常“會用書”的西方的知識份子，卻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書籍可用，結果反而把錯誤的社會理論加以大肆發揮和付諸實踐；我們的社會，就是在這樣兩股非但不能相互平衡、制約，反而等於產生具有扭曲效果的“力偶”，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從知其所以然的層次上，認識到問題發生的原因。解決的辦法當然也就寓在其中，就看我們願意不願意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