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台湾人像白痴　大陆人妙计百出(ZT)

前文写了余英时先生在《九十年代》评论政治现实的往事。我翻阅旧杂志，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圆山饭店跟余先生会晤与谈话的情形。那时候，儘管离大陆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态度，仍以抗议和制裁为主流，但台湾和南韩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现了大陆热。

据《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内部材料，自1987年台湾开放人民赴大陆以来，到1990年初，已经有约130万人次的台湾人去大陆。而大陆批准赴台的人数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党员。中共内部材料指示各级干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强加于人」，「积极主动顺乎自然地宣传自己，做好工作」。中共虽然没有说对台放弃武力，但邓小平会见台湾访客时就说：「大陆与台湾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对双方都不好。」在统战笑脸相迎下，台商固然纷纷前往大陆找商机，而民意代表、意见领袖也都以能够与中共高干交谈为荣。

那一年，李登辉总统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成立会上说，世界潮流所趋，使身居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中共绝没有力量，长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国统一的契机已经展现」。

当然，后来发现由利益集团掌控的世界潮流并非如此，国统会也渐行渐远渐无疾而终了。不过，当时确牵引起台湾一些人对大陆的幻想。国台办副主任跟《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说：「《人民日报》若可以在台湾发行台湾版，《中国时报》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陆发行大陆版。」因这句模稜两可的话，好些人就谈论到大陆去办报。也有人主张台湾的政党应到大陆去发展组织，有人则主张台湾应透过农业技术团的合作去影响大陆，「促进共产体制的质变」……。

台湾投入不少金钱和人力支持北京办亚运会，有中共官员对台湾访客说：「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当然希望亚运会能够在另一个中国的地方举行。」于是台湾就有人认为中共已经讲好支持台湾举办亚运了！

余先生说：「我不相信讲这句话的人真有这麽强大的中国意识。共产党没有，你接受他这个说法也是骗自己的。海峡两岸运动员一起联欢，说什麽为中国人争光。全是假话。不必听，也不必看。」

他说，共产党哪有这麽简单？你以为你很聪明，「认为共产党人就个人来说不比你聪明，但真正斗起来你就知道，以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以他们的厉害与技巧，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们的谈话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号上。同一期，

针对台湾人的「大陆热」，作家柏杨也写了篇文章说，「美国人跟台湾人比，美国人像白痴，台湾人妙计百出。但是台湾人跟大陆人比，台湾人就像白痴，大陆人妙计百出」。

他说的白痴和妙计百出，是指政治计算。美国人一切按规则办事，实话实说，台湾人就较灵活。但跟大陆人比，大陆人用各种饰辞让你相信他的鬼话。相信这些饰辞并以为可以改变共产党的台湾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当时针对台湾的大陆热，说香港人比较知道共产党。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还是人大、政协，都只是与共产党口头合作，事实上资本早就移到外国了。将来如果能溷的话，就跟你溷一溷，不能溷就远走高飞。他的朋友对他说，「第二次傻瓜我是不会再当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数来说，确实比台湾人更了解共产党。因为大部分香港人是从大陆避秦而来的。柏杨在文章中说：「对中国的前途，都是距离越远，所抱希望越大，也越乐观；距大陆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观。而留住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完全绝望。」

香港人从1980年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以来，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于无奈接受九七主权转移，部分有条件的人就移民外国，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边工作一边观察形势。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极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权力的民主体制。

是有傻瓜在中国每更换一个最高领导人时，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较多香港人会认同余先生1990年所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文化受到极严重的挫伤。历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个社会改变，因为社会结构是动不了的。

但共产党把所有生机、一切社会组织都毁光了，只剩下一个组织，就是党组织，从中央一直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间组织都被毁掉，这样的社会要恢复起来很困难。」

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现实，香港人大多数不会对中共在九七后一段时间的忍住手不干预有幻想，不会对江泽民说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后，对中国民主化也没有幻想。对一些民主派主张「促进中国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来越少。

至于后来香港年轻人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倒是我那时想不到的。

(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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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诚：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ZT)

世上从来没有英明伟大的领袖，只有被神化且权力不受约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缩写刚好是「AXIS Act」，即《轴心法》。很凑巧，这个简称正好类比二战时期德义日（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也类似2002年1月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国情咨文中，以「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指称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

伟哉！习近平将「冠名」登上美国法律，享有连二战时期受到世界「最高敌视」的希特勒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趋势绝非中国之福，而是中国悲剧的未来。

这种「中国悲剧」，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国製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儘管法桉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拜登签署才生效，法桉也以进行式的「评估」（assess）而非「反对」（anti）或「制裁」（sanction）为执行形式，重点亦在监视俄乌战争期间中国是否「偷助」俄罗斯，以致破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以他国领导人「冠名」一项负面性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法桉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针对性，也显示美国对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中美关係将持续恶化、难以回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华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迹：一路走来的习近平》，内容跨越40多年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很显然，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据香港《明报》报导，习近平在19大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将在20大获得「领袖」的尊称，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获得「领袖」称号的党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习近平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不仅强力统治中国，更想改变国际、称雄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把习近平定义为「对内压迫、对外好斗」的独裁者。特别是习近平以「中国崛起」而断定「东升西降」，断定专制必将战胜民主，进而敌视西方、对抗美国、压迫台湾，并且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侵略的俄罗斯，乃至与流氓政权（北韩、缅甸、伊朗、委内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结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叁个习近平，各个不相同

习近平有叁个，

一是福建时期，

二是浙江时期，

叁是北京时期。叁个时期，各不相同。

福建时期以亲民着称，我在这一时期见过习近平，其人低调沉稳、城府很深，但也能轻鬆漫谈两岸关係与台商投资；

浙江时期以勤政闻名，精于调研与查访；然而，

北京时期则完全变样，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名扬世界；面对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境内无人愿意劝说改变，无人斗胆说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码錶忠。

一般预估，习近平将在2022年秋天顺利续任第叁任期，未来五年或十年，习近平将决定并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一人独揽中国发展道路，一人凌驾法律之上体制下，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个「一人独尊」与「一无所有」之间的战争，一场自悬孤立、与世对决的生死对抗。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判若两人。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策士大约有叁种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美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这叁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习近平主义，一种「硬汉打铁」，一种标举「唯我正确」，一场号召民族复兴而称霸世界的梦幻组曲。

习近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反邓小平的新毛泽东主义」。这裡所谓「新」，是指习近平将把毛的阶级斗争国际化，把毛的「反苏修」倒转为「联俄反美」，把邓的「韬光养晦」倒转为「战狼外交」，在经济上把邓的市场社会主义扭转为党国资本主义。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义，这种溷和了大一统意识、专制威权政体、民族沙文主义、狂热爱国主义的大杂烩，一举扫清了邓小平以来主张市场开放、和谐世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派，抛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性外交，打击所有「妄议中央」的批评家，压迫「非汉」的少数民族，不断升高两岸军事紧张，豢养一群御用学者和五毛粉红，打击以马云为代表的创业资本家，坚持「清零」却清出了视百姓如刍狗的官僚嘴脸，造就了14亿「听党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个被视为世界公敌的新中国。

习近平主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以西方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义又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什麽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两个特徵是：独裁与好战。义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纽约书评》发表《永在的法西斯主义》（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包括把异议视为叛国、反对外来者、对传统的狂热崇拜与拒绝现代思想、排斥多元与差异、用阴谋论让追随者产生危机感、男性沙文主义、喜欢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领袖主导的民粹主义、以教条压制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谓「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指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如下徵状：以「反腐」为名而肃清政敌和打击敌对派系的政治斗争；解构「集体领导」改以「习核心」为最高领导的一人领导制；不容分享权力、不许批评，只能「众星捧月」的共产党专政；崇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高举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袖崇拜；强力压制并把异议知识分子定为「叛国者」；以「东升西降」为口号的反西方路线；建立「世界一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扩张政策；以强调集体服从、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高压「维稳」；以非证据和非针对性的「泛－反恐」为名，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社会信用」为名，广布街头监视器辨识人脸的社会管控；坚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与践踏人权；网路监控、删号、屏蔽、封锁真相、压制反对意见、罗织公民记者的数位极权主义；编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名词，打击一切「与党不合」的学术争鸣；以「说好中国故事」为名，实则製造假讯息、假故事，试图解构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外宣」；载入教科书，人人背诵「习思想」的个人崇拜。换言之，习近平主义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义」内涵，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为何仇视西方？

儘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党」的诬陷以及游街示众的羞辱，但习近平依然对毛泽东抱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人格崇拜，凡事求「过硬」与「大全」，重视权力与控制，坚持「反美帝」，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其对防疫「清零」的坚持，犹如当年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顽固。基于一种党国领导人绝不可批评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会第叁个历史决议中，颠覆了党史上对毛泽东错误的评价，採取了文过饰非的立场。

作为「红黑兼具」的政二代，习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党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强的控制欲、虚荣心与排外性；在其所有谈话与政策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控」：防控、监控、管控、严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玩电玩游戏，他要管一管，男性艺人是否过于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这种「全面管控」之下，中国已成为「14亿国民，一种习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会！。

习近平认为，党性、党权、党纪、党风、党魂，应该超越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个人的价值必须附随或绑定在党的辉煌之上，个人在党的面前是淼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党性高于人性」、「党权高于人权」；他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欲望，因为这是所有极权统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谓「党性」，没有别的，就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听命于党中央。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多元主义，习近平一律视为「反党思想」，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不需要西方人权「教师爷」，就是一句仇视西方的陝西土话！

所谓「西方」，就是反华

习近平并非不读书，但读的只是例如「联共党史教程」、「毛泽东选集」、「习仲勋传」等等，鲜少涉猎西方经典名着，知识框架停留在文革时代「唱红歌」、「样板戏」的工农兵水平，以「延安窑洞」看世界，以苏联解体的经验治党、管党，以「井冈山经验」治国理政，以「长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爱国主义。习近平缺乏西学素养，对西方社会的正面性认识不足，不谙民主科学，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基本尊重，因而养成了一种系统的「西方敌对论」。在习近平眼中，「西方」是一个19世纪观点，西方就是境外反华势力，是一个堕落世界、敌对领域、反华阵营，是欺侮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凶手，是阻碍当今中国发展的顽固仇家。在中国积弱不振之时，中国被迫学习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国强大以后，中国就必须反制西方、对抗西方。在习近平脑中，充满超英赶美、世界大国、东升西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词彙，甚至以为有了14亿隻爱国应声虫，外加血脉贲张的「五毛」，就可以击败美国、称霸世界。

中国梦：21世纪的中国噩梦

以贷款协助他国基建为名，实则在世界各地製造「债务陷阱」（debt traps），谋夺他国稀有资源和战略位置的「一带一路」；以替世界未来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桉和中国智慧为口号，实则对美国势力边陲地区进行迂迴包抄战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倡议并由中国「做庄」，充当中国殖民主义「传销产业」的「亚投行」，以「再教育」之名关押势单力薄的维吾尔人进行思想改造，以国安之名对香港民主运动进行粗暴镇压和秋后算帐，以主权之名对台湾「全年无休」的军机骚扰。这些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国梦」，结果都是出乎意料、适得其反！

「一带一路」使受援国深受环境破坏、资源掠夺与中国血汗企业剥削的痛苦，以致各国重新反思中国种种不公正契约带来的新殖民主义（当前斯里兰卡濒临政府破产就是一例）；「亚投行」在面临债务风险之际，效益不彰、无利可图；对维吾尔族人的所谓「再教育营」，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对与制裁，对欧洲国家的滥施反制裁导致中欧贸易协议与政治关係陷入冰点，新疆「种族灭绝」罪名成为世界看待中国的「关键词」；镇压香港使「一国两制」入土为安，昔日荣景一去不返，外国资本逃之夭夭，也使中国对台政策失去一个可能选项；至于天天光临台湾的军机骚扰，则使台湾强化国安意识和战备提升，更使美国加码对台军售，「抗中保台」政策逐步战略清晰化。

以香港来说，只说一点就已足够。5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说道：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个以人民灾难而自我感动的人！

再说新疆问题，习近平有什麽权力可以决定1162万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近平有什麽资格决定台湾2300万人的命运？

地方治理与中央领导，完全两个样

然而，习近平并非没有政绩。梁家河插队设籍时期，粗茶澹饭、苦守寒窑，与农民相处良好，这段劳改经验，所谓「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养成了习近平「农民能吃苦、国家也能吃苦」的「农民治国意识」，塑造其「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超人神话，喜欢用陝西土话、文革术语来定义当下世界局势。

福建时期，习近平在打击干部特权、发展山区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颇具成效。福建多山，习近平提出了「山海联动发展」，把资金、技术、物资、劳力等资源在沿海发达区与山区腹地间进行优化配置，使山区企业直接进入沿海市场，推上对外开放的前沿位置，缩短与沿海的经济距离。习近平2002年离开福建时，福建的GDP由1985年全国排名第17，上升至第10，占全国GDP比重也由2.22%上升到3.71%，福建并因此确立为「外贸大省」的地位。

浙江时期，在城市发展方面颇为着称。习近平提出了「八八战略」，连接上海「长叁角」发展区域经济，提出「学沪苏之长，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参与长江叁角洲的发展」，所谓「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其每夜书写的「之江新语」记录了浙江施政新蓝图。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浙江的GDP稳居全国第4位，其占全国GDP比重从2002年的6.65%，上升到2007年的7.06%。

然而，到了北京的习近平除了完成一个「（假）脱贫」之外，性格与政策完全变了调、走了样，过往的成绩不足以弥补今日的失误。坐上权力高位的习近平，日趋封闭和偏听，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边幕僚儘是「窝囊」的智囊，官方媒体儘是「学舌鹦鹉」的传声筒，底下儘是揣摩上意的样板官僚，这种「侍从政治」（client politics），让习近平变了脸、换了脑袋，走上偏执独断和对抗世界的错误之路。毁了改革、误了中国。

清零，21世纪的「中国愚昧」

由于仇视西方，一切「以党挂帅」，习近平既不重视经济，也缺乏西方科学与现代经济学知识。最近热传所谓「李升习降」，特别是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紧急召开10万人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视讯会议」之后，被外界视为「习李分裂」的徵兆。但实际上这只是李克强取回早被习近平夺走的经济治理权，以「救火队」的身份，挽救习近平不顾经济后果、无视封城之下人民生计的清零后遗症。

虽然「清零」并非病毒防疫不可採行的选项，但中国的「清零」政策，没有人道的考量与尊重，不是依据科学事实与公卫知识，没有区分病毒变种的不同型态与轻重之别，只是一味採取「文革式防疫」，一种不惜代价的蛮干。这种「只有隔离，没有治疗」的粗暴防疫，习近平却一再宣称，中国取得了比西方更优异的抗疫成就，认为二个月的武汉封城，证明中国是世界唯一清零成功的国家，认为「打好武汉保卫战」，也能「打好上海保卫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防疫既要看数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学规律。当清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和经济损失远大于清零的效果时，清零政策就本身是不可持续的（unsustainable）。当全世界都开始採取与病毒共存，让经济生产正常运行之际，只有中国逆风而行，其目的只有一个：以清零证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2022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宣称「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再次强调坚持严格的防疫政策，并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儘管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党的什麽性质和党的什麽宗旨，决定了中国的防疫政策，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习近平性质」所决定的。一场公共卫生与流行病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问题！习近平宣称：「清零是科学而有效的」，不知习近平所说的「科学」是哪门子的科学？

习近平一声令下，中国陷入严厉封城的灾难之中。据说不封城可能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封城肯定使经济陷入一摊死水。中国疫情的症结在于：中国国产的疫苗质量不佳，防护力不足，老人接种率低下，同时又不愿进口西方防疫力较高的mRNA疫苗，以致中国的集体防疫覆盖面十分低落。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接种率不足，为何宁可天天检测、反覆筛检却不顺便打疫苗？另外，以公安和志工为主体的防疫人员素质低落、极端无知，不懂病毒只会人传人，不会物传人，乃至发生扑杀猫狗、销毁物品、乱扔盆栽等等无厘头防疫，似乎只要穿上白色防护衣，就拥有侵门踏户、出言恐吓的权力。然而，中共宣传机器却以「北京静默」、「郑州休息」、「全域静态管理」、「原地相对静止」等等文青浪漫语言，以中共惯用的文字游戏和宣传魔术，掩饰严酷的封城事实。似乎，除了粉饰，无法太平，人类医学积累的科学事实远远比不上习近平一人的政治决断。

面对新冠病毒，习近平採取的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独断化」，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重现，延续中共统治的内在惯性和路径依赖。而所谓「治理」，实质上就是「控制」。在这种「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习近平对社会控制与政绩夸耀的兴趣，远大于进口和接种更好的疫苗。实际上，清零清除不了病毒，却清死了经济，也清出了中共的体制暴力。

在上海「清零」中，居然有防疫警察手持来福枪来回巡逻，号称所谓「防疫维稳」，居然有防疫警察用挂带利刃的铁刺网将社区层层包覆，居然有「一人得阳，全楼拉走」的极端作为，居然出现防疫人员破门或翻窗「入户消杀」的盗匪行径；而所谓「消杀」，竟然是打开居民家中的冰箱，直接喷洒大量的消毒水，乃至电击棒伺候，连拉带拖，把居民强制带往隔离！如此景象，宛如重演文革「武斗」，再现「红卫兵抄家」。

由于足不出户，清明假期上海没人祭坟，而是关在家裡躲病毒。微博一帖「封城诗」写道：

清零时节泪纷纷，核酸出阳欲断魂，

借问物资何处有，大白遥指没一村。

有一个上海人在微博上留言：只要不是死于新冠，怎麽死的都可以！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一个被称为「史诗级对话」的视频显示，一群防疫警察（又称「白卫兵」）闯入民宅，要把一对核酸阴性的年轻夫妇强行拉走隔离，在遭到拒绝后竟出口威胁「你要是不走会受到行政处罚，影响你叁代」，年轻的小伙子冷静地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是一句哀莫大于心死的回话，不惜以「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的罪名，对如此暴力防疫表达悲凉的反抗。这意味中国年轻世代准备以「断子绝孙」，一种早已不对未来抱持任何希望的厌世态度，来表达对党国「绝我后代」的抗议！

不仅如此，习近平既要坚持清零，导致经济活动关厂停摆，又要下令今年的GDP必须超过美国，这种「既要鸡生蛋又不给鸡吃饭」的矛盾主张，不知如何实现与达成？

实际上，姑且採信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国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的死亡总人数，远低于因病或意外死亡的总人数，对比之下，为了降低新冠死亡人数而坚持清零，意义何在？这种清零思维，岂不等同于被蚊子叮咬就开刀动手术？真实的情况是，习近平的目标不在于清除病毒，而是把清零当作「个人政绩」与「连任筹码」。比起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底层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不过就是「韭菜命」，怎能与习近平20大之后的「英明领袖」相提并论？

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新毛泽东主义」的要素之一就是把阶级斗争国际化，把国际关係视为国家斗争关係，把国际组织是为国家争权的工具，把外交记者会办成吵架大会，所谓「战狼外交」就是由此而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普遍反感与反制，战狼外交功不可没！

习近平2019年曾经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係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于是外交斗争执行官外交部长王毅，就带领一批战狼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衝锋陷阵。王毅在一次论坛中高姿态的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不到叁个月，美国国安会印太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做出回应，表明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对中政策改变的核心因素就是习近平本人。坎贝尔指出，习近平对经济不感兴趣，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寡情薄义。实际上，战狼外交无法建立国际友谊，完全无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只有树敌，没有朋友。

中国的「数位集权主义」

许多人把中国称为「牆国」（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因为中国建立禁止其人民登入境外网路和获取讯息的防火牆－「网路长城」，并且通过严密的网路审查，封锁和删除一切官方看不顺眼的言论，甚至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生物数据收集系统、人工智慧、大数据等等数位科技，监控和追踪人民，以便牢牢控制中国人民的大脑与行动。

在习近平鼓励并推动网路监控之下，中国已成为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裡的「老大哥国家」。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警告：「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际网路『扳倒中国』……」；在2015年12月浙江乌镇的「世界网际网路大会」中，习近平提出了「网路主权」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要依据自身的利益，建立中国式网路政策与战略，把网路作为「超限战」－认知作战－的强大武器之一。

最新并深入个人的监控手段就是手机上的「健康码」。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健康数据，生成特定用户的档桉。当局依据健康码显示的绿、黄、红叁种颜色，决定居民所有行动的许可或禁止。健康码还可用来追踪政治异议份子，反对者一有不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立刻找上门来，扣你头上。

牵手俄罗斯，自找孤立与自绝世界

自近代以来，俄罗斯先后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塔城界约》、《伊犁条约》、《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占领黑瞎子岛、唆使外蒙独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中国，乃至中共执政之后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截至1945年止，俄罗斯总共谋夺了中国领土总共588万3千8百平方公里！对于这个真正侵略中国的最大帝国主义者，习近平竟与之签订「中俄联合声明」。只读「党史」却不读中国近代史的习近平，宣称中俄两国友好关係「没有止境」，宣称普丁是他「最知心的好朋友」！

与普丁「哥俩好」，除了摆出反美的虚张声势，被国际社会视为俄乌战争的「帮凶」之外，对中国无一是处！习近平以为俄罗斯必将「闪电攻占乌克兰」，那麽中国也可以「迅雷夺取台湾岛」。习近平的真实立场是：假挺俄、真反美。挺俄是战术表演，反美才是战略核心。直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翻天覆地的制裁，看见俄罗斯在侵乌战争中一筹莫展之后，才惊觉苗头不对，才发觉站错边、押错宝，产生「今日制裁俄罗斯，明日惩罚中国」的危机感。但中国此刻已是过河卒子，即使想掉头转向也已为时已晚！

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误判

习近平最大的偏失是对中国「国际角色」与「战略定位」的误判，此一误判导致他矢志颠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中国力不从心、大梦难圆。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规则破坏者」（rule breaker），破坏党内任期制度的规则、破坏科学防疫的规则、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破坏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的规则、破坏学术自由与知识分子地位的规则、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规则，破坏民族平等与族裔自治的规则，最后，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信任。

从中国庶民的亲身体验来看，一场「清零」运动，清出了人民对共产党本质潜在的嫌恶与鄙视，清出了对党国暴力的体验与觉悟，破坏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当中国面临人口负成长的危机之际，年轻世代却以「不生不育」来终结自己被奴役的一生，乃至发出「后代不做中国人」的终极绝望之时，中国未来的悲剧不言自明、可想而知。

对两岸关係的严重误判

习近平不断强调以武力实现祖国统一，发动全年不打烊的军机扰台，紧贴台湾航空识别区却美其名为「常态巡航」，使得曾经百花盛开的「两岸关係」变成「两岸没关係」。当然，习近平可以不在意两岸关係的荣枯，不在乎台湾民主体制的存废，但国际社会却时刻紧盯、高度关注。

习近平仅仅以「民进党执政=台独」的简化逻辑，以14亿民意大于2300万民意的大小对比，以「武统」做为对台政策的主轴，这是习近平对两岸情势「以对抗代替和谈」和「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误判，将原先可以通过和平交流、经贸互惠、理性沟通、制度学习、民间友好等等「友谊政策」，实现两岸自然趋近、多元融合、相互理解，乃至可能的统一形式，一扫而光、化为乌有。习近平只看到解放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却看不见美国及其盟友保卫台海安全的意志；习近平坚决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却不知美国同样坚决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力量。习近平只知「台湾问题」对中国非常敏感，却不知台湾问题对国际社会一样敏感！

习近平不知，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私人后花园，而是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习近平不知，「一国两制」何以在台湾失去民意市场？习近平也不知，民进党为何可以不诉求政绩，只要喊出「抗中保台」就可以赢得执政？

俄乌战后，西方全力围堵中国

无论俄乌战争结果如何，牵手俄罗斯的中国必将成为「连坐制裁」的对象，承受来自美、加、英、欧、日、澳、纽、印「新八国联军」的围堵，面对「国际抗中统一战线」的围攻。美国连续作出数十个制裁中国的法桉，欧盟与G7也连番以中国为敌，波罗的海叁国採取「离中挺台」的外交政策，德国逐步採取与中国市场脱钩，「四方安全对话」（Quad）剑指中国，「英美澳安全协议」（AUKUS）旨在遏制中国军事扩张，「五眼联盟」则紧盯中国一举一动，国际资本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连日本也关切台海安全而积极推动围堵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国已经处于四面楚歌、八方为敌的困境之中。在日本政府前后两年（2021-2022）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批判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蔑视和地缘政治的扩张，警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宣称中俄联手是世界和平的乱源，直指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

习近平这种自找孤立、自找制裁、自绝世界的领导人，不是什麽「核心」，也不是什麽「领袖」，而是一场「大国悲剧」的编剧与导演。世界所有的人为灾难都是来自独裁者的野心。习近平脑中的「毛主义遗绪」和「世界第一的大国意识」，是一切错误的总根源。直到今日，中国始终自欺之后而自信，依然看不到这个错误根源得到反思与纠错。

(转自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