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又或者保守一點來說，是最大挑戰之一，就是管治能力的提升。在全球大國博弈下，環球安全形勢嚴峻，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又同時是國家最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外來的因素，對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構成了新的考驗。

　　事實上，“管治”是全世界各地政府要共同面對的難題，互聯網時代徹底改變了全球的政治生態，政治問題本質的多樣性以及發生變化的速度，都令各地執政團隊難於應付。而這個全球普遍的難題，在香港的客觀形勢下，就更為突顯。

　　反中亂港勢力千方百計破壞

　　香港在管治上遇到的難題，主要有幾方面。在回歸之前，香港本身並無“自我管治”的經驗，香港的管治，完全由英國人一手包辦，枱面上固然是“港督”代表英女王管治香港，而在操作層面，也有成百上千的各級英籍官員，他們由英國本土以至其他英國屬地派駐香港，他們遍布政務職系，以至各重要部門，包括紀律部隊，所以回歸前香港的管治是“英人治港”。中央對香港最主要的政策方針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在九七回歸之後，中央政府沒有參照“英人治港”而推行類似做法，而是堅決落實前所未有的“港人治港”。

　　對於“一國兩制”，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一百多年，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資本主義在香港持續發展，所以“兩制”不但可以共存，甚至香港這“一制”，可以為母體的社會主義提供養分，令到“兩制”可以有機結合。但“港人治港”則在回歸前並無歷史，直到1997年回歸之後，才經中央授權落實“港人治港”，由“英人治港”直接過渡到“港人治港”。所以“港人治港”的含意，必須是對照於“英人治港”才體現其含意，而“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亦有高度關連。因為國家母體是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及社會制度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截然不同，要貫徹“一國兩制”，那就一定要同時落實“港人治港”。而要“港人治港”得到充分發揮，其高度的自治權力又是必要條件，所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者並不分離割裂，而是高度相連。

　　因為“港人治港”是回歸之後的新生事物，需要時間發展成長是理所當然。如果全港上下一心，以擁護“一國兩制”，為港人謀福祉為最大共識，那在“港人治港”之下，由本地香港居民所組成的特區政府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建立管治威信。但可惜自回歸之前，由英國政府刻意培育的本地反中亂港勢力並不支持順利回歸，他們詆毀“一國”，破壞“兩制”共存的條件和環境，他們長期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站在對立面，並且以破壞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來爭取他們的政治利益。面對有龐大外部力量支持的反中亂港勢力，新成立的特區政府長期處於捱打的情況。

　　基於中央政府對“港人治港”的最大信心和誠意，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最終經普選產生，而反中亂港勢力就利用中央的最大信心和誠意，用盡種種煽惑方法，企圖利用選舉作為顛覆奪權的手段，正因如此，民主選舉就不再是以選賢與能為目標，而成為製造矛盾、對立、仇恨、怨憤的平台。由九七回歸之後，民主選舉幾乎是徹底主導了香港二十多年的政治議題。所有社會問題，最終都扯到民主選舉的問題之上，而增加選舉的民主成分，都是唯一的標準。

　　中央撥亂反正護港穩定繁榮

　　當外部力量和本地反中亂港勢力已經緊緊勾結一起，在當時的情況，已經走到一個瓶頸，而這個勾結力量已把奪權放到日程表。面對這種情況，中央不能再袖手旁觀，而這種政治矛盾，不是“兩制”之內的政策矛盾，而是提升到政權組成的層次，也是中央政府必須插手處理的層次。

　　要撥亂反正，要突破瓶頸，要“港人治港”可以再走下去，中央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對於“港人治港”，中央政府除了以最大的信心和誠意，也對“傳統反對派”給予最大的包容。在回歸伊始，這些人的所作所為，許多是有違基本法，甚至有違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身份，但中央仍然一再容忍，希望通過溝通，讓這些“傳統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可以更了解國情，最後可以重回正軌。但事實證明，他們不但不領情，甚至變本加厲，越鬥越兇，最終導致2019年的大規模暴亂，最終中央政府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將危害國家安全分子繩之於法，再完善選特區舉制度，只有符合愛國者條件的人士才能進入建制，成為“港人治港”的合資格一分子。

　　所以“愛國者治港”原則，就是要打破以民主選舉作為口號實際是要顛覆奪權這個惡性循環，“愛國者治港”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要手段，有了這種手段，才可以為“港人治港”創造有利的憲制和政治條件，香港才可以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