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子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激奮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啟蒙、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蛻變、社會大分化和時代大變革；

在長達四十年的漫長行程中，改革開放始終在進步與保守之較量、光明與腐朽之博弈中艱難前行；在充斥着自由與正義的伸張、權力與金錢的勾兌；信念與道義的堅守、理想與道路的背叛中經歷着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敗、轉寰、出賣和嬗變。

改革開放的“初心”及歷史條件
“改革落後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發展經濟，對外開放投資和市場，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這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初心”和總體目標，也載入了共和國發展的史冊。在歷盡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產大躍進、全民大饑荒、國際大封鎖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之後，這無疑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但懸崖勒馬，臨危易轍，果斷扭轉國家前進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觀出發點是拯救執政黨，從經濟發展中重新撿回被揮霍殆盡的執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會主義事業；客觀目的是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進而推進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背景。

不管如何，這個順天遂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得到了倍受“貧窮社會主義”摧殘的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大眾百姓對執政黨的“撥亂反正”充滿期待，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創造歷史的變革當中。

“我們這個體制，毛澤東用它來搞革命，而鄧小平用它來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這場變革基礎條件的應急倉促和先天不足。

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從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體系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了開墾這塊未來 “處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則。

改革開放的組織準備，我們所依賴的體制，正是這場變革的改革對象之一。因此在這場“領袖意志+民意”與龐大的體制勢力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懸殊，註定了道路的坎坷和衝突的慘烈程度。

改革開放的“規劃設計”準備，鑑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並沒有什麼深思熟慮的總體規劃或“頂層設計”。做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公，卻是一位“世俗化”實用主義的政治領袖，他此時的思路和理論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導師劉少奇當年“三自一包”和 “允許剝削”的層面，甚至還涉嫌“抄襲”了更早時期他“九評蘇共”中所批判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摸着石頭過河”，跟着感覺走，“先試一試，不行就關了”，便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導航燈塔”。

但這位“總設計師”為黨為國為民的理想和赤誠之心可鑑，他的“可愛”之處有二：一是獨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開明的總書記和一位作風務實的總理，作為改開的“領路人”，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思維，使人民增強了信心。二是“無為而治”的風格給了人民群眾無限的遐想空間和用武之地，因而激發了民間的巨大創造力。從農業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工業企業的“經營目標承包責任制”，都萌發於經濟基層的神經末梢，進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廣，這使得最初的改革開放，既體現了官方的意志，又順應了廣大民眾的訴求，取得了首戰告捷的顯着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變：本能的反應
嚴格來說，此時的改革開放，從終極目標、實現方式、到行進路徑，無論是對於“總設計師”、領路人還是體制內外精英，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得益於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少數有思想有遠見的體制內外的知識精英，開始從兩個維度來考量這場歷史性變革的真正意義：一是歷史的維度，嚴肅審視了從共產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百年歷史，重新思考中國所走道路的現實得失及未來發展；二是從世界的維度，隨着國門的逐漸打開，國民開始窺視到“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開始尋找制度變革的參照系，試圖勾畫發展的朦朧路徑，發出超越當時思想窠臼的呼聲。從“西單民主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到《河殤》的詰問，都是為了探索“中國向哪裡走” 所留下的珍貴思想痕跡。這些對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氣，萌發了最早的“制度改革派” 萌芽。

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訴求，起步於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望，欲望遠遠超越變革落後體制的衝動和自覺。保住原有體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們只期待對體製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許對舊有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更不能容忍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於是，這群舊體制的遺老遺少，就構成了能呼風喚雨的“體制改良派”，也為這場歷史變革中的一波三折、轉寰嬗變埋下了伏筆。在此背景下，“黑貓白貓理論”和“先富論”的世俗口號一時盛行，招搖過市。替代了對市場經濟本質的嚴肅探索和建設性的政治設計考量，大門一旦打開，天使與惡魔一同涌了進來。

“價格雙軌制”， 從孤立的市場要素入手，本意是撕開舊體制的缺口，給乾涸的經濟注入新的活力，藉此塑造起新的市場機制。但卻瞬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空洞漩渦 ，來自體制內一批批手握特權的“白貓”，猶如蒼蠅撲臭、餓狼撲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搶占先機，權力猝不及防地成為最搶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來”的“許可證”，竟然成為家族政治資歷和血緣裙帶的“身份紋章”！這即使不在設計師們的預料當中，卻猶在他們的默許之下。

念歪了的經和濫芋充數的“和尚”，使得市場化的進程一開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導致了“價格闖關”改革的敗走麥城。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制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是改革開放的初衷，一上來就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樓台，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制頑疾。經過十年的積蓄和醞釀，憤怒的熔岩終究以“廣場革命”的極端方式爆發了。

路徑分歧，加之“歐東風雲”的警鐘效應，疊加成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感，瀰漫籠罩在統治集團頭頂。於是，在兩年內連續廢黜了兩任黨總書記之後，在頑固守舊的遺老勢力的高壓裹挾之下，總設計師向“體制改良派”繳械投降，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從此，“以經濟體制改革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面鮮明的官方改開旗幟，變臉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此語焉不詳，模稜兩可的“混沌水”。

如果說，鄧公啟動改開的義舉，是對山窮水盡的舊體制的背叛，而這第二次“對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出賣“制度改革派”。與其說是這位實用主義政客見風使舵，善於變臉的政治慣性，不如說是出自統治集團“階級屬性”的本能反應。本能戰勝了智商，恐懼摧垮了理想。因此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遭遇了第一次嬗變：廉價庸俗的實用主義迅速墮落為“體制改良—發展經濟—（權貴階層）攫取財富—不掘祖墳—紅色江山永固”的市儈化的政治功利準則。

第二次嬗變：貪婪的驅使
此後的改開時代，經濟體制改革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步伐更快，卻呈現了兩大特徵：

1、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在商品經濟的巨大誘惑下進入了“全民經商” 的黃金十三年。 “十億人民八億下海，剩下兩億站在岸邊也在撒網”。被百姓深惡痛絕的權貴特權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神聖庇護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貪汙、納賄、走私、尋租，在紙醉金迷和聲色犬馬中，權力肆無忌憚地貨幣化、財富化、揮霍化和犯罪化。高速發展的經濟，成了權貴家族與冒險家們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項改革舉措，都是給這場盛宴源源不斷送上的“請柬”和“食材”。貪官汙吏當道，腐化墮落成風，則為他們混水摸魚，“悶聲發大財” 撐起了一頂超級保護傘，因而成就了這一時期高速經濟與腐敗體制同床異夢的“奇葩姻緣”。

2、改革不涉制度，體改偷梁換柱。堅持用從所有權、控制權到經營權都已然發生背離和質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傳統理論來禁錮改革實踐，卻對全民所有權益公平分配的機制建設避而不談。表面上“肉爛在國有制的鍋里”，實踐中將全民財富“盜賣”為私有產權。權力與特權化的資本已經形成相互呼應和勾兌，操控着國資與國企改革的總體策劃和操作細節，以市場化名義明修棧道，以改制為掩護暗度陳倉，完成從“國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門（集團）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實質蛻變，一個以權力為核心的盤根錯節、血脈相連的特權既得利益集團雛形浮出水面。在貪婪的驅使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二次嬗變，權力與資本的交易由個體、局部、偶發的黑箱運作，迅速走向公開化、全局化和制度性的明目張胆犯罪。

國門打開，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也引進了適應市場經濟所需的生產組織手段。但是我們拒絕了代表現代文明的先進理念和治理模式，守着陳腐的“罈罈罐罐”捨不得打爛。結果卻全盤承接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最血腥最邪惡的“原罪”，十三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伴隨着十三年的權力腐敗，帶來了十三年的社會墮落，形成了本時期改革開放的明顯特徵，中國陷入了着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預料之中的“後發劣勢”魔咒。“四個現代化”的理想伊甸園，早已淪為止於“器物革新”層面的“二次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終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變：罪惡的綁架
政治體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時期改開另闢蹊徑，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國”的治理方向。這本不失為理性科學治國的進步，深得人民的讚賞。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其實質都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財富權益分配不公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兩大重要功能目標。然而，在沒有解決好權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統治權代替治理權、以及權力監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問題之前，法制建設很快就陷入了“法大還是權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論上標榜“立法為民，依法治國”，宣傳上聲稱“把權力裝到籠子裡”。而在理念上頑固固守“權大於法，立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實踐上或以政代法、強姦法制；或野蠻執法、執法犯法。一旦政權與民眾利益發生分歧或出現矛盾，“法制”就馬上露出 “公權打手”的真實面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踐踏人權、剝奪權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本性不改。由此種治民固權思維派生出來的“維穩”治理模式，公然凌駕法制之上，以人民為假想敵，以馴化民眾為社會治理目標，高壓恐怖手段無一不用其極。強占強拆、以黑欺良、強取豪奪、殺人越貨，彈壓底層民眾維權訴求，殘酷打擊政治“異見”人士，剷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制，儼然成了一場踐踏人權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開放進入了新世紀，中國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進了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推動了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因而帶來了經濟的連續爆發性增長，GDP規模躍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最偉大的成就。“中國模式”也被自我陶醉為創造奇蹟的“神器”。然而，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由於官方刻意壓制相應的制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機制長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係數”。又由於社會正義遲遲得不到伸張，營造了充滿戾氣、暴虐乖張的社會環境：欺詐的營商氛圍、人人互害的生存鏈條、崩潰的信仰、淪喪的社會倫理和墮落的文化，構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個醜陋特徵，成為改革開放派生的“副產品”之一。鄧公曾說：如果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那就是失敗。很不幸，這個端倪已然顯現。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體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經過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經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不法之財藏匿逃逸、銷贓洗白—變身合法資本殺回市場，橫掃鯨吞、控股壟斷社會財富的“資本變奏三部曲”。爾後，他們完全控制了國家經濟的主命脈，固化了瓜分改開紅利的基本格局，並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動議和苗頭，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層層權力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維護這個腐敗體制的衛道士，既成為施行罪惡的幫凶，又是沆瀣一氣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中國模式”，成為了“中國製造”的改革開放“副產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最適宜土壤。

“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如果他們摧毀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在罪惡綁架之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三次嬗變：一個米洛萬•吉拉斯筆下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終於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開放從此走上了窮途末路。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時任國務院總理近似哀鳴的告別詞，蓋棺定論宣告了“制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敗和“體制改良派”的逆襲成功，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理想的最後絕唱，也是對未來命運凶兆的一個占卜。

第四次嬗變：本性的瘋狂
改革開放的航船，走過整整的四十年。國家財富獲得了迅速積累，政權地位得到了空前鞏固，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有了較大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無可爭辯地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這場堪稱人類文明史上歷時最長、最聲勢浩大的社會大變革，是否已經取得了成功？我們是否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初衷呢？可從兩個維度來分析：1、社會變革的內涵，通常包含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器物指物質條件，包括設備設施及技術等，我們基本達到了變革的目標，中國已發展成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制度方面，籠統來說包括經濟體制及政治制度，充其量我們只做了一半，而且很不徹底，因而陷入了“後發劣勢”的魔咒。理念與文化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現代普世價值，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成了禁區，重商威權淫威下的社會文明日漸式微，距變革的初衷愈走愈遠，如此改革開放不可謂成功。2、改革開放的結構性目標有三大使命：一是達到經濟自由；二是推行政治民主；三是實現法制社會。時至今日，從國家的層面，和“先富者” 的層面，可以說是基本達到了為所欲為的經濟自由（財務自由），但對於在現有分配模式下仍然只能依靠“按勞分配”手段取得收入的絕大多數民眾來說，相差甚遠。非但沒有經濟自由，甚至還要為經粉飾的“被自由”、和經不起任何生活風浪的“偽自由”而犧牲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不從根本上解決由“國家經濟自由”到“國民財務自由”路徑的機制和模式問題，真正的經濟自由無從談起。第二、三層面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制度保證，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夭折了，政治民主轉為“捍衛原有體制”；法制社會建設變質了，“依法治國”變臉為“惡法治民”，淪為保全“既得集團利益” 的工具。雖然說實現這三大目標不能單靠一次改革開放完成，但這場曠日持久、世人矚目的社會大變革，我們連政治公開和法制公正的基礎目標都沒能達到，談何“社會正義”的樹立？

改革開放在前景迷茫中步入了習近平的“新時代”。說實在的，交到這位躊躇滿志地走到舞台中央的領袖手中的，絕對是一副好牌。於是，全世界都在屏氣凝神地注視，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眼花繚亂、膛目結舌的“國策”：

1、經濟上，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實質上推行一條國家資本主義路線。打斷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要素逐步市場化的進程，果斷推行“國進民退”、逼退外資、摧毀新生產業、擠壓民企民資發展空間等一系列收縮戰略。頻繁通過併購、混改、置換、投資等各種市場或行政手段，急劇擴張國家資本，搶占市場份額，達到國家資本全面把控市場方向、主導經濟發展的目的。極力培植一批以國家資本為主幹的骨幹企業，通過“國家隊”來控制重要行業和新興技術領域，構建一種以市場機制為導向，以政治目標和國家規劃為發展戰略的“命令管理與市場運營大雜燴型”經濟發展模式。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採取了以下手段：（一）GDP目標模式，本屆政府將好大喜功華而不實的GDP模式推崇至登峰造極的程度：在高調製訂GDP指標的國家規劃目標下確定國企經營目標考核體系和地方經濟評價體系；確定從中央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和封官加爵；確定國家財政收支以及地方負債發展的規模。這種明顯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粗放型治理手段的目標只有一個：只要國家經濟的絕對增量，哪怕是以扭曲經濟比例、破壞發展平衡、犧牲經營效益為代價也不足惜，因為有了經濟增量，就有了財政收入的現金流量，執政集團就能把國家的主要經濟實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以便實施其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長期施行這種畸形粗暴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指標弄虛作假，經濟實力“殺雞取卵”，經濟發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官員貪汙腐敗和百姓怨聲載道。   （二）不惜代價、不計效益的強勢國家投資，如毫無開發價值和戰略意義的“雄安新區千年規劃”；遍地開花又風過花落的自由貿易區；負債沉重而虧損累累的高鐵項目；輝煌雄偉的航空樞紐和跨海大橋，以及揮金如土的豪華盛典等等，一方面的確彰顯了國家資本的霸氣雄風，一方面卻徹底暴露了罔顧市場規律的胡作蠻幹和“土豪暴富”的忘形心態。（三）不問國際規則，嚴重缺乏戰略考量的對外經濟擴張。如大肆張揚、撒幣炫富的“一帶一路”項目，絲毫不顧忌地緣政治、開發理念、文化差異、宗教衝突、民族矛盾、恐怖主義、經濟犯罪和投資安全等諸多因素，毫無忌諱搶占戰略資源和發展空間的“新經濟殖民主義”傾向和意圖，引發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警惕和抵制。又如戰狼式全球出擊惡意收購優質資產和企業股權的行徑，嚴重違背國際市場公平交易和反壟斷競爭規則，引發全球性的恐慌和限制。（四）將中國特色的“黑貓白貓”痞民生存法則運用到國際交往中，如公然背棄對世貿協定的承諾；在吸引外資時強迫技術轉讓、在國際貿易中壘高門檻，濫發補貼，不對等交易；利用“千人計劃”盜竊他國知識產權等等，構成了毫無市場倫理和道德底線的經濟侵略和公開掠奪，充當了惡霸、強盜和無賴的不光彩角色。終於激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和反制，斷送了形勢大好的中美貿易前景，極大損傷了國家的對外形象。（五）通過混合改制、併購侵吞、權益置換、罰沒接管、強行劃轉等方式，整合重點行業和關鍵企業的股權結構和資源控制模式，公開吞噬私有財產，擴充國有經濟份額。並在基層經濟中重推“供銷社”、“農業合作社”、“全國統一市場”等早已被市場經濟發展所淘汰的落後經濟組織方式，為全面復辟計劃經濟模式做準備。

2、政治上，推行以執政黨權力集團為核心的“新威權主義”。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種思想、一個聲音”的政治理念；改變改革開放所確定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路徑，大樹領袖的絕對威望，高度集權，無限度擴大執政集團的權力限度和邊界；強調統一指揮，定於一尊，以期達成“說一不二”和“一呼百應”的政治局面。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理想，採取了如下施政手段：（一）“核心”上台伊始就以“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為誘惑，推出一個華而不實、毫無實質內涵的所謂“中國夢”的理想泡泡，藉此煽動起一場“領袖崇拜”的復古舊夢，掀起一股戰狼式的瘋狂民族主義狂潮，為實施其“宏偉”的政治抱負鋪陳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二）有預謀、有計劃地陸續推出從緬懷“無產階級專政”功績，到肯定“消滅私有制”的歷史地位；從重溫《共產黨宣言》，到篡改“十年浩劫”為“艱難探索”結論，進而修改史論和教科書等系列政治復古操弄，以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方式，將民眾思想意識和社會文化氛圍引導回歸到文革時代的理論體系、思想空間和語言環境。（三）強行修憲，否定政治改革成果，廢集體領導制度，立終身領袖規則，搭建個人長期專制的政治架構。（四）全面禁言，管制媒體，實施恐怖治民、警察治國的高壓“維穩”模式，強力打壓民眾合法維權和自由知識分子及體制內精英的“異見妄議”，營造“萬馬齊喑”的政治氛圍。（五）對內推行全面無縫隙無死角的意識形態教化和基層黨建，實現社會生活高度政治理念化和監控網格化；對外展開紅色大外宣和戰狼式外交，全球兜售中國特色的“命運共同體”。

經過近十年的苦心經營，“新威權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已形成掌控中國政治經濟局面的“犄角”之勢。人民在看到經濟持續發展，國運昌盛，國力爆棚的同時，卻看不到新威權主義所主張的“政權回歸民權，治權尊重人權” 的漸進式民主化進程。相反地，卻發現被帶回到反右時期的鉗口封言，文革時期的恐怖管制，大躍進時代的驕奢窮橫、夜郎自大，毛體制下的領袖獨裁、無法無天的荒唐年月。黨的“核心”按照以往生活經歷所鑄成的固有思維烙印和認知能力，走着走着就回到了一個前世紀傳統的黨國集權專制治理模式，所謂的“中國夢”也蛻變成一個強權、強盛和強悍的“帝國夢”，讓前總理“文革重現”的預言一語成讖。

至此為止，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黨於危崖，還鞏固了一個“意識形態+高壓維穩”的後威權時代的專制政體，這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之三。接下來，便是志得意滿，放眼世界，開始轉守為攻，全面出擊。旨在建立一個統一在紅色共產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身體力行地踐行前偉大領袖“解放全人類，實現世界大同” 的遠大政治抱負。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改革開放“副產品”的定義範疇，業已成為“播下龍種，收穫跳蚤” 的終極惡果，改革開放一副好牌，終於打成了一塌煳塗！

此階段的改革開放，已然進入了球賽終場前的 “垃圾時間”。“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這等於吹響了改革開放的終場哨 。 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實質上是將市場機制已日益主導資源配置條件下的企業運營作業，偷換概念為計劃經濟思維下的政府主導經濟投入的宏觀決策，旨在為後來推行的“國進民退”和“一帶一路”提供理論依據和路徑藉口。所謂的所有制 “混改”，就是為了實現擴張國家資本和搶奪市場份額的明顯的功利性目標。倍受稱頌的反腐打黑倡廉，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和削弱了“新權貴既得利益集團” 的勢力，保護了改革開放的部分成果。但選擇性的反腐策略，卻暴露了在政治上打擊異己力量，在經濟上為另一個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團斂取浮財的真實意圖。而且只破不立，遲遲不見根除腐敗的建設性制度和法律落地， 堅持用“家法”懲戒貪腐，以紀律代替法律，網開一面。貪腐分子 “前仆後繼”，像“韭菜”般割了一茬長出一茬，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百姓永遠看不到希望。至於涉及最高級別權力中樞的“制度改革”，只見把國務院的行政權力，像螞蟻搬家似的一項一項交到各種莫明其妙的“小組” 手中，這完全背離了“放權鬆綁，解放生產力”的改革開放原旨，儼然成為了一場走向“黨國專制，一人獨尊”道路的權力博弈遊戲。這個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場以復古和強化舊有體制為目的的 “逆向改革開放”。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着’向何處去’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擺在面前：一條是沿着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着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走完四十年艱難歷程之後的遭遇，比做第四次嬗變，這已是一次從上至下、由里及表的本質大蛻變和靈魂大嬗變，它已完全背叛了“總設計師”鄧公的偉大理想，徹底背離了這場偉大歷史變革的“初心”，斷然絕然地走到了人民大眾和時代潮流的對立面。“所謂改革，其真正的目標，是讓政權更穩定，讓國家更強大，讓官員更富有，讓百姓更馴服。” 對統治集團，以及在改革開放中靠國家資本主義暴富起來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來說，他們的目的似乎已經實現了。

“改革已死，中國在向末路狂奔。”

悲壯的輓歌
中國改革開放，這場由鄧公、胡公和趙公親手開啟的歷史大變革，風雨雷電四十年，走到今天如此地步，讓先人難以瞑目！如此結局，糾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1、改革的內涵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改革舉措必須協調同進，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只改器物，不改制度和思想，必陷“後發劣勢”魔咒；只改文化理念，不付諸實踐，屬空中樓閣。我們走過的路，兩種傾向皆有之：“制度改革派”中途失權，英年早逝，所有改革思想都成了“空頭理論”，含恨而終。 “體制改良派”堅持捍衛舊體制和套取改革紅利，遂走上改革開放“反動派”的瘋狂之路，最終敲響了改開的喪鐘。2、理論•道路•體制，始終是中國改革開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但每當改革開放來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決定其勝敗的關鍵因素是人—改革開放的執行者。無論是“總設計師”、領路人，或是任何層級上的高官微吏，既然是“體制中人”，就必定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幾十年浸淫其中，每個人都成為了這個體制結構中的一個“齒輪”或“螺絲釘”，而制度理念則融入了每個人的血液中。人•體制•利益的高度融合，我們看到了“體制人格化”和“思維制度化”所築成的一堵高牆。除非產生“不食人間煙火”的超級領袖，否則誰都無法“破牆而入”。 “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世界，改革開放敗於這個庸俗的“真理”！3、腐敗的制度必定產生無度的權力，而任性的權力往往產生“公權私用”，這就是特權滋生的土壤。特權是改革紅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特權利益者又成為了腐敗制度的最堅強捍衛者。因此，“腐敗是腐敗體制的衛道士”，這明白無誤地詮釋了改革開放的任何一次嬗變及其背後設計的致命機密。依據以上三條原因，我們已經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是意外，失敗是必然，終究逃不脫“戊戌變法2.0版”和“二次洋務運動” 的宿命。但是我們還是要談一下第四條原因：改革開放中的“開放”，嚴格來說應該包括並不限於市場、言路、思想和制度開放。可四十年來我們只開放了市場，而關閉了或並沒開放其他三個窗口，而且極力迴避對後三個窗口相應管理制度的改革。這個最大的歷史性誤解和錯誤使我們錯過了關於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啟蒙，半途夭折了充滿希望的思想解放運動。使我們失去了系統、全面和徹底地整理、思索、批判、清算和揚棄統治我們思想達百年之久的指導理論的機會。進而無法施行對七十年所走道路的科學、理性、對比的總結、評價、反思、糾錯，以及選擇、試驗和實踐最佳的發展路徑。致使思想上盲目迷信建立在廢墟瓦礫之上的所謂“四個自信”，實踐上固執堅持“一條道走到黑”，大大降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概率，付出了走彎路、錯路、倒退、和痛失回頭機會的沉重教訓。制度的封閉性，嚴重限制了對其維修、改良、吐故納新的機會，導致其功能衰減，效率下降，進而引發結構性陳舊疲勞、病變毒化。更致命的是其閉環自洽的剛性邏輯，禁錮了對制度內核精神的深刻探究和批判，扼殺了制度進化的本質生命力，痛失一次又一次浴火涅槃， 脫胎換骨的歷史機遇，令人扼腕嘆息！

假如我們有機會從頭再來一次，我們會發現：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只是與生俱來的初始權利，而不是後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更不是權力和財富的積累，後者的實現機制必須是公平與公正。據此來重新定位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我們也許會在“山窮水復”的道路盡頭，找到“柳暗花明” 的契合轉機。我們會從《共產黨宣言》中重新讀到：馬克思說的是“揚棄私有制”，而非“消滅私有制”，任何通過剝奪財產和消滅階級造成的“平等”都是血腥的和邪惡的，所有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都必須重新經受“揚棄”。我們也會從實踐中發現：公有制的本質內涵，與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同樣重要的，是權益的分配和公民財富的實現方式，偏廢任何一項，都不是真正經濟意義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利用公權力對公眾財富的占有和掠奪。我們也能從七十年的血淚教訓中總結出：公有制的實現方式，國有制並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所有制中沒有“民”，基本上跟全民無關，更與“人權”無緣！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探討和嘗試“公民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為何不呢？只要制度是開放的，言路和思想是開放的，只要對“任性的權力、腐敗的體制和瘋狂的特權”能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我們完全可以重寫改革開放的歷史！然而，歷史悄然翻篇了，改革開放已經時過境遷。

自1840年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以來，中華民族就進入了風雲際會，錯落跌宕的“兩百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儘管歷史的航船歷盡風雨滄桑，千折百回，但終究在痛苦與希望的交替中頑強前行，螺旋上升。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已然完成了其特有的歷史使命，正在悲壯地謝幕。但歷史大變局並沒有結束，而是正在穩健地步入盪氣迴腸、百年期待的“大結局”。正在向我們走來的，將是一場更偉大的、天翻地復的社會大轉型、命運大轉寰和人間大嬗變。

讓我們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