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習近平極端民粹主義對中國的危害

（一）、對外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主要表現為: 

1、雖然國家間競爭依然激烈，但這種競爭的內涵已非同以往，國家的強弱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實力上，更主要地表現在政治制度基礎上科技實力引領的綜合國力上。所以，以經濟實力為基礎，政治制度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國家間競爭的關鍵。 

2、現代科技不僅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時也提供了毀滅人類自身的能力即核戰爭，這也就從根本上抑制了大規模的世界性戰爭的發生。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與美國不可能發生直接戰爭。

3、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對國際來說，和平與發展永遠是主流。

習近平推行極端民粹主義路線，用所謂中國崛起，“東升西降”論取代韜光養晦，和平發展的國策，結果導致與美國西方國家關係的緊張，與世界脫鈎與美國科技脫鈎以後，市場利潤會越來越少直接影響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的發展，影響雙循環市場戰略。

因此必須糾正習近平的極端民粹主義錯誤路線，回歸和平發展的國策。

（二）、習近平代表的是思想守舊，腐朽僵化的極左路線

1、習當政之前，中國國有企業壟斷在金融，電信，電力，石油等國計民生行業在加入WTO後並沒有與國際接軌，效率低下，政企不分，遠遠落後時代要求，外資的進入，形成了中國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業。

權貴資本的介入，由於要實現海外上市套現的目的，必須要引進國外戰略資本，同時也要遵循上市公司嚴格的規則。

權貴資本及背後勢力的支持，中國虛擬經濟空前發展，中國一批批企業在海外上市。

權貴資本，國際風投，一起發力，一起賺錢，一起發財。

2、習當政之後用反壟斷，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等為由打擊權貴資本推動的虛擬經濟，只因權貴資本背後勢力對他個人獨裁有威脅，習的路線把中國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到以維護習近平個人獨裁統治為中心，官員從招商引資到溜須拍馬的亡黨之路。

3、習的經濟政策是一種權力全面介入市場領域的權力市場經濟，培育的是國家對經濟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基本）壟斷市場，是一種“國家槓桿資本”市場，從此生產等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於獨裁者的命令，而不是遵從市場規律或市場需求，這樣的市場環境怎麼會有創新，經濟活力。

4、從官倒的原始積累到利用權力完成資本急劇擴張，權貴資本帶着原罪，看看西方資本的發展史，從圈地運動，到殖民地的資源掠奪，資本的原始積累伴隨着對土著的種族滅絕幾百年，比中國權貴資本的原罪更加血腥殘暴，中國權貴資本包括依附於權利的民營經濟短短四十年的迅猛發展，這也是在國家大搞基建的基礎上得來的，沒有集中力量搞基建這一制度優勢，哪裡來的物流的快速發展。不是中共高層領導有方，而是放權有方，無為而治為前提，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才得以發揮。

到了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一切都開始了倒退。

5、一黨壟斷一切，是落後國家通過政治力量整合全社會的資源、快速現代化的一種方式，這套制度只適合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制度優勢是建立在人口，資源，環境的紅利基礎上的，如今紅利不在。特別是近二十年權貴資本推動的虛擬經濟的迅猛發展，讓中共統治階層賺大頭，大小官員有甜頭又有幹勁，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分點湯喝，如今被習近平一折騰，大家一起喝西北風。習近平不下台，大家的苦日子還在後頭。

6、權貴資本是中共黨內實現集體領導制（寡頭政黨）的經濟支撐，是抑制個人獨裁的最大依仗，權貴資本讓中國更多的企業在海外上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開創近二十年鍍金時代。

權貴資本與國際資本的高度融合，是中國從封建人治制度走向民主與法制的一大進步，卻被習近平的極端民粹主義政策強行中斷，是習推行獨裁統治的最大障礙

7、習的倒行逆施表明，他是隱藏在黨內最大的反動分子，是一心要搞獨裁統治的當世袁世凱，必須下台。

王滬寧是條隱藏在黨內類張春橋般的最大毒蛇，是當代的董仲舒，是禁錮人民思想，搞愚民政策的大毒草，是維護封建人治制度的衛道士，必須把這個躲在陰暗角落裡的陰謀家的種種醜惡行徑予以揭露，並把他的名字刻上“封建人治衛道士”鋪路石上供後人踐踏，並刻在“民族罪人”的石碑上供子孫後代唾棄，以儆效尤，還有那些支持習連任搞獨裁統治的大頭巾們以此為例。

8、中共不想脫離時代發展潮流、不想落後於時代發展的話，要根據和平與發展的新形勢作出相應的變革。

中共只有分家，讓在西方生活工作過的年輕子弟上位，“國社黨”和“社民黨”應多提拔新一代少壯派。

9、要發揮老幹部的作用。

中國已近進入老齡社會，60歲退休也是一種浪費。“三黨五權制”的實施，老幹部不受一黨紀律限制，將多年從政經驗在實施幹部考察，監督，評議，智庫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比如修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為人民議會，要讓支持中共分家，身體好的老幹部出來競選議員，擔任“人民黨”監督專員，進入廉政公署擔任督導專員等。

（三）習近平的極端民粹主義導致衝突與對抗

國家間本質上就是制度的競爭 

中國實行了“三黨五權制”後，與美國也是存在着制度之爭，是民主制度競爭。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競爭，是參與式民主和自由主義民主的競爭。

首先就是人才之爭，目前世界人才都大量流向美國，中國只有實現“三黨五權制”後才能扭轉這一局面。

辦法：用承認雙重國籍和國民待遇爭奪人才。

給予台灣，香港，澳門人民國民待遇和在華工作一定年限的外籍人員雙重國籍待遇，就擁有在大陸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

香港問題同樣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主要用“人民黨“自治的參與式民主治理。一國二制是對港澳台人民的政治權利的剝奪，只有實現“三黨五權制”後，港澳台人民取得國民待遇持有中國護照就有權進入大陸參政議政。

既然中央已經干預了香港事務，就要下大力整頓香港房地產業，讓房價降到合理價格，比如取消過去二十年推高房價的房地產企業經營資格，每年強制規定廉租房開工面積，這些房子給香港年青人租用等等。

靠武力恫嚇和高壓統治只能讓港澳台人民離心離德，胡溫時期的金錢收買和因統戰需要的特殊政策只會助長一些港澳台人高人一等的歪風邪氣，給與國民待遇即可，中國只有實行“三黨五權制”後，取消統戰部這個舊時代老古董戰時機構，取消台胞證。

對新疆和西藏，內蒙也一樣，給少數民族國民待遇即可。

對少數民族強制性漢化，甚至集中營式的管教是封建人治制度下獨裁者一種粗暴管理模式，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民族問題要用民主的的方法解決。

（四）、習近平的一切服務於他連任獨裁統治方針。

1、1-5月經濟數據

習為了一己私利，不顧國計民生，特別是動態清零，導致國內宏觀經濟形勢極其嚴峻，累計70多個城市受到較大衝擊，波及20多個省份。一些經濟中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全面停工停產。據計算，這些城市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超過50%，特別是4、5月份的影響更大，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18.4%。五月汽車銷售下降12.6%，餐飲業下降21.2%，商品房銷售下降31.5%。10大省會城市過去繁忙的商業街都是門庭冷落車馬稀，營業額只剩10%。

我國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已經超過69.4%，動態清零的封城舉措對消費的衝擊最大、最直接，而社會消費動能因不滿習近平的為謀求連任獨裁的動態清零，20大前，高層鬥爭激烈等非經濟因素受阻，這是經濟復甦增長的最大障礙。政局不穩，投資者企業家是對習近平最不滿的階層，都選擇躺平等20大結果，修復過程耗時更長。

五月份外貿同比增加9.6%，其中出口增加15.3%;

人民幣貸款增加1.89萬億，雖然財政手段和增加投資的辦法見效快，但是空間有限。

1—5月份中央財政收入下降11.4%，地方下降8.9%。四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因增值稅抵扣退稅近萬億的因素下降41.3%，其中江蘇(-61%)、浙江(-38.9%)、山東(-30.4%)等七個省份都下降30%以上(深圳-44%，蘇州-49%，杭州-37%)。

專家估計，二季度經濟增長有可能在0—1%之間，上半年接近3%。

實踐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的方式。

習近平如果連任獨裁，無疑會使總理一職成為擺設，更加實行他控制一切的計劃經濟，實行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2、民粹主義是習近平用來實現政治目標和奪取權力的工具和手段

民粹主義實質上反映的是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社會權利不平等現實。

近代百年受列強欺辱、割地賠款、險被瓜分的“民族屈辱史”，與中華千年文明史形成的強烈對比，不斷激起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狂熱。

3、習用“東升西降”和中華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這一民族中心主義史觀對抗或反轉西方中心主義史觀，藉以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兜售宣揚合他聖意的民本主義，

4、左派批判的指向是腐敗、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進而質疑現行體制的法統正當性；右派則把這些問題的根源歸結於政治專制、權力市場化、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不正義，因此主張以激進的方式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兩者的共同點是，目標的實現都要訴諸於底層大眾的民粹主義社會政治運動上。

5、當今中國，民粹主義同時活躍在政治、知識精英和大眾中間。

民粹主義成為當前時局的隱憂，在於民粹主義反體制、反精英主義和反智主義的特質。

倘若發展到否定一切的不滿情緒，就會轉化為一種社會思潮，一種具有盲目性和破壞性的民粹主義思潮。

6、穩增長必須穩市場主體，穩市場主體靠改革、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從封建人治制度轉型到民主與法制。

同樣化解民粹主義隱憂，就必須儘快消除社會不平等的體制根源封建人治制度，

中共分家，不能再拖了，要只爭朝夕!

人民黨代表

202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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