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翻找手提袋裡的材料時，翻出了馮女士給我的支聯會雜誌和宣傳冊。因此我又想起要參觀六四紀念館的事。我前幾天一直在忙於求助，就把這事放下了。現在是周末，我決定趕在六四前去紀念館。對我來說，80年代的民主運動是令我無限嚮往的革命歷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豐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於民主運動，會去犧牲，死在那個壯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現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飽經屈辱過了24個年頭，一事無成。

    我來港時就希望參觀六四紀念館，而我來的時間又恰逢六四，參與紀念是理所當然。在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前，參觀紀念館，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於那些煩惱，都沒有六四重要。不管未來是死是活，紀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傳冊上的地址乘地鐵來到石硤尾。在地鐵站附近簡單的吃了點飯，就步行去紀念館所在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紀念館位於藝術中心二樓的一個小房間內。房間只有一間中型辦公室大小，四壁貼滿了關於六四的圖片、海報；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電視機，電視機前放了大概七八張椅子。房內安靜肅穆，訪客不多，有兩位女性志願者（應該是帶薪志願者，或者是工作員），一位坐在靠門口的辦公桌後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館內資料，見我進來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幣放進去，那位志願者連聲道謝。我告訴她，我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多年來都在關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動，說中國的未來都在我這樣的學生了。我很不敢當，告訴她不僅我個人，許多我接觸的大陸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難的學生，對民主自由很嚮往，民主中國一定會建立的。聽到這些，她非常欣慰，熱情的給我介紹紀念館。我問她紀念館為什麼這麼小？她說這是臨時地點，而此前，由於一些人搗亂，出現法律糾紛……被迫遷到這裡。

    中共對港人紀念六四行為的抹黑、打壓，我早有耳聞。現在又聽她們親口講述中共的騷擾逼迫，親眼看到支聯會如此不易的堅持，我既感動又感慨。我向她表達了謝意，告訴她，支聯會所做的這一切，大陸人民都會銘記在心（大致意思是這樣）。說了一會話，我才正式開始參觀。（大致對話是這樣，記憶會略有偏差）

    電視在播放着六四紀錄片，此時正播到袁木恬不知恥的撒謊那段。而這類紀錄片我在YouTube上看過，所以轉頭去看牆上的海報。

    海報內容分兩大類：關於六四的背景、事件經過，和中共在大陸近70年的統治概況、近況；關於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經看過，還有的就是第一次見。其中有一張北京市中心的地圖，標註了上百名犧牲者被殺害的具體位置，以及他/她們的姓名（或無名氏）或職業。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之子蔣捷連。還有一些大學生、一位“四川萬縣保姆”，及許多無名氏。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犧牲在了那個悲壯的夜晚，共同成為民主革命的殉難者。

    地圖上標註犧牲者的符號，是一個個紅點。而牆壁上的屠殺照片，則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權的殘暴，為這一個個紅點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們和平請願、高舉“德先生，你好”等各種支持民主自由的條幅滿腔熱情參與學運的照片，兩廂對比，霎時就透出歷史的殘酷。而那些記錄海外華人、國際社會在六四前聲援中國學運，及屠殺後遊行示威譴責暴行的照片，看起來令人振奮。可想到當今華僑華人對六四的普遍遺忘與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淡漠、西方國家對中共專制政權的綏靖及合法性的默認，這些影像反而讓人直觀的感受到歷史的倒退。善惡、正邪的對比，總能讓殘酷更殘酷、醜陋更鮮明。

    牆壁一隅的海報，講述着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脈絡。從五年計劃、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八六學潮、八九民運，中國曲折的歷史本可以像韓國、拉美、蘇聯與東歐那樣，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為專制畫上句點。可是，密集的槍聲打爛了自由的幻想，轟鳴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縱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輪車夫們因學生市民的死難而垂淚與呼喊，人民的勇氣與善良，至少在一時，是抵不過武裝到牙齒的暴力機器的。

    牆壁所張貼的，大致就是這些。後來，我在網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紀念館，明顯比我去的臨時紀念館大的多，牆壁上張貼的六四事件資料應該也更齊全。

    關於六四的書刊，一本本陳列在書桌上。我問剛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閱，她說當然歡迎取閱，看完放回原處就好。我大致看了幾本，多為圖冊，記錄着六四的前前後後、點點滴滴。其中還有一本中共方面印製的宣傳冊，目的是為了向國內外宣傳六四為“反革命暴亂”，照片的註解都是抹黑參與民運的學生和市民的，包括軍車燃燒的圖片。看着這些照片和文字註解，我在想，當年的中共還敢公開許多影像，甚至在國際上辯駁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則完全通過信息封鎖、輿論控制的方式維持統治。相比而言，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更無自信，也更為狡詐。

    還有的書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數的爭議。我此前就看到許多不同說法，紀念館的書刊和報刊截圖也是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數字，如一張圖片中的剪報提到英國檔案揭秘有一萬多人死於屠殺。其實，六四無論死傷幾百人，還是上萬人，都是慘烈而巨大的悲劇。一張張清純的面龐變成長安街上殘破的屍塊，是不爭的事實。與三年大饑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殺一樣，死亡數字的爭議不能成為掩蓋罪惡的藉口。未來民主中國建立後，包括具體死亡人數在內的種種關於六四的謎團，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圖冊時，那位女士告訴我，下午有一個活動，有兩個作畫的藝術家來紀念館，她們會指導參觀者將對六四的感受用筆畫成圖畫。她問我是否參加，我說當然。於是我就拿着圖冊坐到椅子上，一邊看圖一邊看紀錄片。雖然紀錄片裡的片段我看到過，但在紀念館再次看到那些遊行請願的場景，又一次熱血沸騰起來，默唱着《國際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紀錄片中的學生隊伍一起在長安街上行進，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點左右，人開始多了起來。從我坐下到後來離開，大概有50多人參觀，少數是大陸的，絕大多數是香港人，還有幾個外國人。每當參觀者有問題時，那兩位志願者女士都很熱心和詳細的解答，為他們講述那些關於六四的圖文背景和故事。看她們熟練的對參觀者講解、更換着那幾部紀錄片的磁帶（好像是磁帶吧），應該是已經在紀念館工作很久了。她們與我見到的馮愛玲女士一樣，都對紀念六四這項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從她們工作時的言談舉止及剛才的交談中，可以看出她們對八九六四那段歷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誠的心來工作，或者說，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為工作而工作。

    過了一會，來了兩位女士，就是剛才那位志願者告訴我的繪畫藝術家。一位年齡約40歲，不會說普通話，和我基本沒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歲，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聽懂對方的話。我，以及另外兩位參觀者，和她們兩個坐在一起，五個人一起畫關於六四的感受。

    我因為沒上過小學，初高中時學校也多把美術課換成考試科目，所以基本沒正經學過繪畫，連最基礎的線條都畫的毫無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兩位參觀者就畫的算畫了。一位女士畫的是監獄還是什麼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畫的什麼忘了。我畫了一排階梯，階梯中途斷裂（還有別的什麼，畫的比較複雜，忘了）。我告訴她們，這象徵着六四摧毀了前面十多年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後國人的墮落，以及六四前後的對比。六四前的中國，理想主義滋潤着國人尤其學生的心田，民主與法治成為各階層共同追求的目標，平等博愛是知識界一致的理想；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社會的黑暗被揭露、專制與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後的中國，卻每況愈下，政治專制、高壓維穩、不擇手段發家致富成為社會主流，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階層固化愈發嚴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淪喪、誠信破產、知識分子犬儒化、國民公共意識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宛如隔世。這就是我在圖畫中想表達的“對比”，也是我一直對六四事件極為重視的原因--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讓國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惡不分的時代。而我自己的命運，客觀上也被六四及它後來的影響所改變了（試想，如果我出生後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後來，我和其他兩位參觀者在紙片上的畫，都用別針別在了展覽幕布上。

    活動結束後，我又看了一會圖冊，拍了十幾張照片（後來因為在中聯辦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陸時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刪了），才告辭離開。臨走時我告訴那位志願者女士，我會去維園參加六四晚會，然後相互揮手告別。

維園六四日，燭光淚瑩瑩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裝，準備趕赴維園。雖然晚會晚上8時才正式開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許白天就會有很多預備性活動，能趕上最好不過。

    不過這時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後一天，乾脆去入境處看看，能不能延長逗留期限。於是我先去了位於灣仔的入境處大樓。

    我到了之後，看見入境處門口有兩位穿着灰黃色衣服的保安人員，都是南亞或東南亞裔的，連基本的漢語都不懂。我說要去入境處，其中一個個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還是無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場的方向。我發現走錯後，非常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沖他喊叫發火也沒用。後來到了入境處辦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隊時，我想，自己也沒什麼證明材料，恐怕根本沒可能得到延期許可，說不定還會惹麻煩，因此我轉身就離開了。然後我乘巴士趕往維園。

    到了維園，看到確實已經有支聯會等機構人員在，他們正在搭紀念台，但是沒有什麼活動。在維園正中，好像有幾副悼念劉曉波、六四紀念者的花籃，還有一個六四遇難者紀念碑樹立在園中。這時天氣非常炎熱，現在又沒有紀念活動，我決定去維園對面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看書休息，等到晚上再來。

    中央圖書館內部闊大、很是涼爽。我本想找幾本書看一看，但自己情緒起伏不定，完全看不進去，連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員卻說沒有，我只能出了圖書館跑了很遠買了兩瓶又折回來。回來之後，我還是看不進去書，腦子紛亂。處在無路可走的絕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紀念，校園暴力和眼前的經濟困難造成的痛苦依舊纏繞。我就在圖書館來回上下樓、繞樓層轉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決定打電話給那些我發去求助郵件的議員和機構，雖知獲助希望渺茫，但已無路可走了，試一試總歸比不試好。打給張超雄議員辦公室，一位女士告訴我收到郵件了，已經回復讓我去找支聯會。我說我和支聯會人員見過面了，她們無法幫助。她說那我們這裡也無能為力的。我道謝後掛掉，又打給朱凱迪辦公室，我對接電話的女士說，朱凱迪先生也曾經被黑惡勢力威脅過，又同情基層百姓苦難、為鄉民爭取土地正義，能不能也幫助一下我呢？她說很抱歉，香港議員沒辦法管到大陸的事。我道謝後掛掉，而此前打過民協和周保松教授辦公室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幾個，我想到還是會被拒絕，或者總是沒人接，就絕了望，不再打電話。

    後來我頭腦冷靜了，才勉強坐下來休息。我抱着書包用手扶着頭，就這麼打瞌睡了。我憤怒、痛苦之後，就會疲累，想睡。雖然這樣肯定睡不安穩，但有一種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會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時。我覺得坐在圖書館又沒心情看書，還不如去維園。於是我就通過天橋，回到維園。

    這時的維園已經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見了李卓人，還有其他許多我不認識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許多在維園的市民圍攏過去，和記者一起聽他們講話。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動。他們講話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話，且因話筒增大噪音，我基本聽不懂，只能聽懂中國、中共、709、威權等個別名詞。

    快要講完時，突然下起了雨，演講者、記者、市民都紛紛找地方避雨或打傘。我也擠到一個記者棚避雨。過了一會，李卓人過來了，接受記者們的採訪，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實是有在這時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邊記者關注的念頭的。但想了想，六四是個大日子，我個人的事算得了什麼，我怎麼能攪局呢。退一萬步，即便沒什麼負面影響，在六四這個時間點讓記者關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適。於是我打消了這個念頭，眼睜睜看着雨停後李卓人離開，記者也都逐漸散去。當然，後來我被關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時，後悔異常。如果我當時舉着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書和建議信請求李卓人幫助甚至呼喊口號，就可能會是另一種結果。但現在想，這樣做的確不合適，不是攪局也變成攪局了，而且可能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惡劣後果。

    雨停後，我看見支聯會的職員推着募捐小推車，在公園推來推去。這位職員至少50歲了，推車上的募捐箱簡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樣，他默默的彎着腰推着。我一陣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幣，他連聲道謝。我也對他道謝，因為支聯會成員們為紀念六四、為中國民主事業，堅持了29個年頭。如果不是我當時心事重重，一定會和他攀談一下，問問他已經在支聯會工作多久了、對六四有哪些思考……

    這時地面已經幹了，只有一點坑窪還有水跡。許多市民都坐在廣場上休息，還有帶着小帳篷來的。我也拿報紙墊着坐下，等待晚會開始。期間，看見有記者在採訪市民，不過好像對我沒興趣，我看見她們採訪了我不遠處的老奶奶，估計她們認為老奶奶參加過許多年六四晚會，故事更多吧。還有中大的學生在發中大刊物，也給了我一本。我順便問她中大民主牆外人究竟能不能貼，她說不可以，而且貼的話還要實名的。這時又淅淅瀝瀝下起小雨，我拿出雨傘把自己團在雨傘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覺睡着了。

    從日落西山到夜晚來臨，也不知過了幾小時。我從迷迷瞪瞪中清醒過來時，維園已經人山人海了。我坐在離紀念大講台二三十米處，不遠也不近。有人在發節目單和蠟燭，我沒領到，後來費了好大勁才找到發的人領了一份。

（由於時間過去很久，以下描寫可能會出現時間順序的顛倒）

    大約8點鐘，晚會開始。台下一片靜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紹出席紀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過又是香港話，我只聽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後面女主持開始講話,雖然香港話我難以聽懂，但我還是努力試圖聽清一些話。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對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維權律師的打壓，重點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國際上，這位已失蹤三年多（這次六四晚會時他已失蹤2年11個月）的維權律師，已成為中國維權律師受難和不屈的象徵。

    講話完畢，支聯會代表向六四紀念碑敬獻花籃。我距離太遠，並沒直接看到。我和維園全體市民轉身面對紀念碑，三鞠躬。我的身邊，有穿着像白領的青年男士，有大學生模樣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歲老奶奶……他/她們都安靜的舉着蠟燭，向為中華民族爭取自由民主而犧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後默哀一分鐘，全場寂靜無聲。我在想，29年過去，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會紀念。烈士們在感慨世事悲涼時，也會略感欣慰吧。

    悼念結束後，在大講台上開始播放視頻。視頻是天安門母親的控訴，她們已經控訴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過採訪丁子霖的一段報道，報道中說，丁子霖她們以為，六四會像1976年的四五運動那樣，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經過了29年了，她們還是沒有得到一個公道，但卻在漸漸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結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顛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犧牲了，她們的母親、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義得以伸張的那一刻了。她們比阿根廷“五月廣場的母親”更為悲慘，後者看到了殘暴的軍政府覆滅的結局、也等到了劊子手陸續被清算的新時代，而六四英烈的母親卻看到中共政權的日益壯大、統治集團越發反動和兇惡，以及劊子手和他們子女的權勢熏天、盡享富貴榮華。世間何其不公！不去改變，又待何時呢？

    之後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談話。我個人認為，709大抓捕，與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修改憲法廢除任期限制之舉，是習近平時代專制高度強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徵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為暴力、野蠻，且是三件事中，被壓迫一方最弱勢卻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師的妻子們，為了她們的丈夫，為了正義，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奮勇抗爭。抗爭中遭遇的各種屈辱不勝枚舉，如果是我早就發瘋或自殺身亡了，而她們卻堅持了下來。她們是勇敢的，也是孤獨的。對她們來說，外界尤其國際社會的聲援至關重要。之所以她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像其他上訪者、維權者和社會運動人士被抓捕，還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爭，國際社會的關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願六四晚會上她的視頻談話，能夠讓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關注709律師及其家屬的遭遇，為他們爭取一些主動。

    此後，是一些組織的講話。還是因為語言問題，我聽不清楚。後來查閱新聞，應該是“左翼21”等青年組織的代表講話。新聞中還提到，香港幾大高校的學生會，已經連續多年拒絕出席六四晚會。這一點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為什麼香港、台灣的青年人，非要把“獨立”置於普世價值之上？為何非要急於與中國大陸切割，並因此不惜對六四這樣的反人類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應該對其他族群的苦難給予關懷、為其呼喊，何況兩岸三地同文同種，都是大中華的組成部分。大陸人民是有各種劣根性，品德敗壞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體會，本文就會講很多。但我們需要做的，是去改變，是要懲惡揚善，是通過團結與奮鬥讓十多億國人變好，而不是自掃門前雪，不顧他處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們有一些說得過去的理由，但作為大中華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我還是不能贊同港獨、台獨及與此相近的各種分離主義、國族主義主張。至於梁頌恆、游蕙禎以“支那”蔑稱中國，及其他極右勢力的仇陸仇華行為，我就很是厭惡了。馬克思曾經說過，“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的”，我也認為被壓迫的人民，不應有國界和族群之分，更不應故意新創民族和國家以區隔同胞，而應該團結起來、聯合起來，共同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鬥爭，開闢中國乃至世界的美好未來。我一生都會秉持這樣的原則。

    “釋放劉霞”，也是晚會主題之一。劉霞的丈夫劉曉波為中國民主事業而犧牲在牢裡，她也因協助丈夫抗爭而身陷囹圄。但他們深愛並為之奮鬥的大陸人，連知道劉曉波的都是少數，聽說過劉霞的恐怕更是連千分之一都沒有。眾多港人和歐美人士，卻普遍知道她被中國政府軟禁的遭遇，並為爭取她早日獲得自由而吶喊。兩相對比，既有安慰，又是諷刺，更是悲哀。另外，劉霞因長期遭受迫害，有嚴重的抑鬱症。而我也有抑鬱症，對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軟禁等各種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絕望時的掙扎。沒有得過抑鬱症的人，是很難理解抑鬱症患者受到迫害時那種更刻骨的痛苦的。劉霞熱愛自由，卻連家門都不能邁出，被監視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對脆弱的她痛苦的難以承受，靈魂深陷在抑鬱的苦海中絕望掙扎。看到網上許多人批評她不夠堅強，甚至指責她“張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憤怒。抑鬱症患者當然不需要被供着讓着，但是也請體諒她們遠超常人的無力感、痛感、絕望感，多一些理解與關愛，少一些刻薄和苛責。

    此後，是演唱幾首紀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風采》、《自由花》、《民主必戰勝歸來》……或悲壯、或激昂，我雖不會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話唱的歌詞，但依舊受到歌聲的感染，熱淚盈眶。身邊也有市民流起眼淚，十幾萬支白色的蠟燭也似流着淚，在黑暗的夜色中為人們帶來光明。我相信，正義早晚會戰勝邪惡，光明會驅散黑暗，民主必戰勝歸來。

    在歌聲中，晚會走向尾聲。台上台下齊喊口號：“悼六四、抗威權”、“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喊聲響徹維園。在喊正式的口號間隙，還有人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雖然人數很少，但聲音也不小。我是贊同支聯會用“結束一黨專政”而非“打倒共產黨”為六四晚會口號的。有時候做政治運動，既需堅定，也要講求技巧。港人在高聲喊口號時，並不僅是紀念六四和呼喚中國民主，也在表達對回歸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社會滲透的不滿、對中共侵蝕香港自治的憤怒。激昂的口號，也證明港人並非如自決和港獨派所說紀念六四是“行禮如儀”。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時是自覺自愿並深情投入、將“建設民主中國”作為深入骨髓的價值信條。我也認為，民主的中國，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與民主免受侵蝕、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會結束了。市民們有序的退場，我也隨人流離開。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參加政治集會。因語言不通，我無法完整傾聽晚會的所有演講、活動。但我還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願，與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號。29年前我未出生無法與英烈們在一起，29年後我與他/她們的靈魂在一起。

    這次集會，也讓我看到了許多港人對六四、對大陸人權、對中國人民的關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義感與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夠堅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堅持到中國大陸也迎來民主的那一天，與大陸人民攜手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當然，當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及許多港人表現出的諸多言行和態度，讓我對香港及港人的看法發生了很大改變。心繫大陸的、關心大陸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數。甚至，參加六四晚會的，也並不都是支持中國大陸民主事業和陸人疾苦的，而是出於其他想法。但無論如何，我還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關注祖國和全體中國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們是為數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