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第三个大问题讲中国的国家定位问题，也就是关于中国的“世界观”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息息相关。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北京市又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作为东道主成功地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上海会议。另外，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了“中非论坛”，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几乎都在外面访问。中国受到的美国压力越大，我们和亚洲、非洲广大朋友的关系就越好。（笑声）这都得感谢美国！（笑声）去年我们还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它是从原来的“上海五国”，“上海六国”机制发展起来的，现在包括中亚五国、俄罗斯、中国七个国家。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合作”是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全面合作。顺便插一句：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与俄罗斯的亲美国政策降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我不这么看问题。上海合作组织肯定要受到后后冷战到来的冲击，但是，即使俄罗斯确实有100个诚意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美国并不真的把俄罗斯当作西方的一部分，何况，911事件后俄罗斯已经感到其对美国的让步与姿态并没有获得回报，俄美关系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与问题仍然存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趋势和潮流，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国家之间，双边与多边之间签订一个FTAs，即free trade agreements（自由贸易协议）。我们和“东盟”国家就签订了这样一个AsEAN-China FTAs（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们去年外交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去年7月16号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是不结盟的，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50年代以后，中国就很少和相关国家签订双边合作条约，但去年我们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在国际上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列举以上这些事件可以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国际的定位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大国”；一种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类似前面提到的小泽一郎提出的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人把它翻译成ordinary state，日语是“普通国家”。去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学术界、舆论界都呼吁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正常的英文是normal，正常国家意味着局势走向正常，国与国的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就是对中国今后国家定位的两种典型的意见，“世界大国”和“正常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联系，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去年7月1号，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讲话，其中有一段关于对外政策的一段话是引起了国内进行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高度重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这段话被解读为：我们中国告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我们把屈辱的历史放到一边，中国人现在可以说是第二次站起来了，我们现在一心一意地走富国强民的道路，我们现在正处于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阶段。许多学者就根据这段话对中国下一步可能的对外政策进行探讨。

　　我认为这段话讲得非常好的，可以用“世界大国”和“正常国家”两个概念来理解。“世界大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复兴什么呢？我们中国原来是世界大国、甚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那是历史上的辉煌。但现在我们离世界大国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要复兴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以前总是觉得很屈辱，觉得这个世界秩序太不公平，老是认为我们应该重建国际新秩序；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秩序中，加入到一个并不是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在一种世界秩序外和在世界秩序内的含义并不一样。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过去的屈辱，毛泽东曾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种从自身找（挨打的）原因的正确态度。有一段时间中国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落后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造成的。把自己的落后状态完全归结到外部原因是不愿意正视自身问题的表现。屈辱的那段历史早已结束，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的一个后进的成员，用正常的心态去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段话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三个话题：什么是“正常国家”，什么是“世界大国”？

　　一个国家是不是“正常”不是别人来评论的，别人说这个国家不正常其实并不重要，比如“文革”期间，外界就认为中国不正常；比如现在有人认为古巴、朝鲜、南斯拉夫不正常，甚至你还可以认为美国不正常，因为它是超级大国，搞单边主义。这些都是别人的看法，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正常，我们要努力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正常国家”这个概念也许是受到日本的“普通国家”论的某种启发。小泽一郎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1993年冷战结束的影响在日本变成了现实，日本国内的政治发生了“大地震”，自民党一时成为了在野党，结束了所谓“1955年体制”。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是指：过去我没有军队（只有自卫队），现在应该有军队了。我的自卫队应该变成国防军，我的防卫厅应该变成国防部。中国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含义当然不同于日本，在我看来，我们的“正常国家”首先是一种自我校正。

　　我把国家的正常化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抱负型，一种自我校正型。经济实力不强大，军事实力不强大，我要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贫穷是不正常的，富裕是正常的。都是这种抱负型的逻辑。自我校正就是认识到过去的行为方式是不正常的，所以要变成正常国家。这也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与世界不断的相互作用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结果。90年代初，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有一个口号喊得特别响，叫做“与国际接轨”，指我们要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谓“入关”）里去。从“与国际接轨”的要成为“正常国家”，这个过程，印证了两位国家领导人的话。一句是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句是江泽民主席在去年“三个代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新口号：“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对比这两句话，江泽民这句话中的“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与孙中山的教诲是一脉相承的。在外交关系方面，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就是要顺应潮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正常国家”论是中国近代国家对外战略思想的自然延续。

　　说到这里，我想讲讲国际体系中的“先进者”与“后进者”的问题。这里的“先进”和“后进”不是指的“进步”和“落后”。比如我是80年代上大学的，在座的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上大学的，与你们相比，我是“先进”，是学长，而你们则是“后进”。欧洲国家是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先进者”，而中国则是“后者者”。请注意，我在说国际政治体系时用的是“国际”，而说世界经济体系是用的是“世界”。“国际”是国家之间，今天的政治仍然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还不是世界的，即使使用“世界政治”这样的词，它的含义仍然是指“国际”的政治，但是，经济却是世界的，是全球的。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就不断强调，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深刻困境是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而政治仍然是各自为政，而且越来越分散，并且有许多新国家的出现，还有的民族则在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

　　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以WTO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我们还有5年的过渡时期，5年之后我们也仍然只是发展中的成员国，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WTO的，亚太经合组织确定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发达国家成员国在2010年前实现贸易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国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关税降到零为标志，在这些经济体系中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时间。

　　在1911年前，也就是清华大学建立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帝国。1911年，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欧洲标准的国家形式，即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孙中山给这个国家取名叫“民国”，而它和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含义是一样的，所以学术界也把现在的中国叫做“第二共和”，这种称呼是法国的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共和国，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中国成为共和国以后，中国从变成了一个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民族国家。以前我们是中华帝国。不过，要指出的是，不是说我们建立了民国，或者是建立了共和国，我们就会自动变成民族国家，这还需要一个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过程。所以，中国是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地道道后来者。

　　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里，我提出五点看法，希望大家进行讨论，你们有什么意见欢迎反馈给我。

　　第一，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才是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中国应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并不长，以时间算，从1912年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中国仍然需要民族国家的建设，让中国真正变成一个民族国家。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国要改正自己存在所谓“56个民族”的说法，而应该说中国存在“56个族群”，主体的中国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中国要不断强调“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治与民主的建设。通过这一点解决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家主权问题，例如台湾问题。

　　第二，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国家。中国以和平手段，主要通过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国际劳动分工，来实现自己的利益。1979年以来中国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长期继续，中国以经济立国，不是以核武器立国，核武器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吓阻外敌的防御手段。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至少要持续到21世纪中期。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世界充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或者关键国家。中国已经决定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特别是与东盟、日本、韩国一起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当然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了）。这个方向将规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也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力量、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与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第三，中国应成为一个和平国家。中国应在制度和规则上与与国际社会主流大体相近，但同时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内在的自我约束与克制的机制。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家不要忘了，这句话可是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独立”、“自主”、“和平”这六个字是非常神圣的。但如何推进、也就是如何落实独立自主与和平？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对外政策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是我们21世纪的对外政策中面临的长期的大问题。中国是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只要中国维护了国内的稳定，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对地区的和平有所贡献，要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比如阿富汗的冲突、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我认为中国的一些外交理念，外交政策要适当的调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不能改变，但有些具体的做法可以调整。中国要充分发挥自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积极在国际上扮演维护与缔结和平的角色。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预防外交”中心，加强对联合国维护和平事业的贡献。有人批评中国总是在安理会投弃权票，当“和事老”。投弃权票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想办法把他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举个例子，1998年马其顿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就在安理会投票否决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进入马其顿。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大呢，还是双边关系的利益大呢？这是需要权衡的。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别处理，马其顿与台湾建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问题；而作为世界大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不能放弃。

　　第四，中国应是一个地区国家。最近有评论认为，战略上，中国现在是东西方位受到挤压，在东部美国通过朝鲜半岛、日本、台湾海峡从太平洋挤压中国，在西部美国的军事势力已经进入了阿富汗以及前苏联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向北向南“发展”，向北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向南和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不管是机会还是挑战，亚洲地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中国不能把自己所在的地区简单地作为外国，需要形成与建构一种地区认同。中国是亚洲国家，需要与亚洲在地区主义的框架下建立全新的关系。哪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心？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中国认为自己在世界的中心，而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处于远东（Far East）。但中国却是处于亚洲的中心，这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亚洲的中心，中国却长期以来并不十分重视亚洲。新加坡的许通美大使就曾经说过：中国在没有受到西方压力的时候一般想不到东南亚这些小伙伴。（笑声）中国在清朝就有所谓“远交近攻”，将周边国家视为蛮夷之地，这样的观念到了20世纪才开始转变。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东南亚国家的人说自己是Asian（亚洲人），可是很少听到中国人、日本人说自己是Asian。我们就只是Chinese，Japanese。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只是located in Asia。日本人只是住在亚洲，他们没有所谓亚洲认同（Asia identity）。严肃地说，中国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中国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国家。我们常常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拿来当作我们是世界大国的标志。我们也为自己是“五常”之一而自豪。但是，我们在观念上想过没有，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吗？我觉得，我们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解决中国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同时，中国要对世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需要国际社会，中国必须对国际社会做更大的实际贡献。中国应是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的重要力量，努力促进全球化的积极影响，遏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