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商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序 言 
　　 
　　本书是一部介绍共产主义的说明书， 同时也是一篇宣告共产主义死亡的讣文。因为事实很明显：自古以来，曾有许多充满理想的志士仁人，要用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完全平等。然而，今后纵然还有人要这样做，他们也决不会再采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得那样彻底，致使那些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采取折衷主义的、用民族主义修饰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在二十世纪那一百年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共产主义运动曾风行一时，主宰着大半个世界，而后来却失败了。时至今日，我们才有可能替共产主义运动列一份清单，考核其得失，作出公平的判断：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共产主义”(Communism) 一词，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巴黎铸造出来的。它是指三个互相关连但又有区别的事象：那就是一种理想，一种政治纲领，一种为实现此种理想而建 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注】

    【注】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白的界限。马克思曾把走向完全共产主义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虽然旧社会的社会基础已被摧毁，但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接着来的是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到那时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将取代先前那种“按劳取酬”的原则。列宁把这第一阶段定名为“社会主义”，而把第二阶段定名为“共产主义”。可是，列宁在俄国取得政权后不久，就把他那个政党的名称从“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就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概括列宁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参见瓦立基（Andrzej Walicki）《马克思主义与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斯丹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一种要求做到社会上一律平等的理想。这种理想之最极端的说法 (例如，柏拉图着作中某些篇章的说法), 是要求把个人完全融化在集体之中。因为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由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的，所以，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必须不分什么“我的”和“你的”——换句话说，那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有其古老的传统，源远流长。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直到现在，这种思想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过。 
　　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中期。这套政治纲领的拟定，是和卡尔·马克思与腓特列·恩格斯的名字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声称：他的朋友马克思已经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理论，证明那些建立在阶级差别之上的社会必然要崩溃。 
　　纵观史乘，尽管以前也曾断断续续有过一些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尝试，但第一次大规模的试验，是在1917年至1991年的俄罗斯进行的。在这期间，俄罗斯曾以坚决的信心，充分用国家权力来进行改造，以求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列宁，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帚来消灭私有财产制，扫清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求建成一个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社会。 
　　本书就是按照如下的顺序来追叙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首先叙述共产主义的理想，其次叙述推进共产主义的计划，最后叙述推行共产主义的具体措施。我们这样做，既可以在逻辑上把问题说清楚，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不过，我们将重点地阐述那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因为，理想和计划，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纸面上的东西，比较上没有什么害处。而任何一项具体措施，特别是那种用国家权力来强迫推行的措施，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后患无穷。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纲领 

历史上的先例　
　 
　　那种理想, 即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人人完全平等的社会的理想，最早出现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在世界历史上，古希腊恰恰是最早承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土地当做商品来买卖的国家，因此，古希腊也就最早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由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约与盲诗人荷马1同时的赫希奥德2，就在他所写的诗篇《工作与时令》中热情歌颂一个神话中的“黄金时代”，说那时候人们不会被“可耻的贪财好货的欲念”所驱使，去奔走钻营。并且说那时候有丰富的物资，供人人分享，各取所需；人类生活在永久和平之世，不见兵革。这种对“黄金时代”的歌颂，在罗马诗人维吉尔3和奥维特4的诗篇中也有唱和。奥维特曾说有一个时代，“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 
　　这种思想，最初是在柏拉图5的着作中得到理论性的阐述。柏拉图在其所着的《理想国》一书中，曾经借苏格拉底6之口说出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柏拉图认为：一切纠纷和战乱的根源，都在于私有制。他写道： 
    荷马(Homer， 约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诗人，相传为《伊里亚德》和《奥德赛》这两部古希腊史诗的编纂者。—译者注。 1
    赫希奥德 (Hesiod， 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诗人，被称为“古希腊教谕诗之父”。—译者注。 2
    维吉尔 (Virgil 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诗人，着有《田园诗》、《农事诗》及史诗《埃尼德》。—译者注。 3 
    奥维特 (Ovid， 公元前43—公元17年)，古罗马诗人，他所写的《变形记》保存了许多神话故事和古代传说。—译者注。 4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唯心论的祖师，其着作多为对话体，几乎全部留存了下来。—译者注。 5
    苏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 )， 古希腊唯心论哲学家，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着作，其思想赖有其弟子柏拉图的着作而流传了下来。—译者注。 6
　　 
　　“世事纷争不已，战乱时起，究其原因，均由于对这几个用词有不同的解释：什么‘这是我的’或‘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或‘这不是他的’。……而在那个治理得最完善的国家里，对于事物，绝大多数人就不会用这样的字眼，说什么‘这是我的’或‘这不是我的’。” 
　　 
　　柏拉图在其所着的《法令篇》中，曾幻想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世上一切的东西均属公有，连妻子儿女也是公有。不仅此也，在集体生活中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地位。连那些天生属于个人的身体器官，如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一双手，也都要统统归公，大家视则同视，听则同听，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场合下，视形势需要，大家必须同声一起唱赞美歌，或同声一起表示谴责。忧则同忧，乐则同乐。 
　　然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7就发问道：究竟这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安定和平？亚里士多德所持的理由是：那些实行公有制的人们，比那些实行私有制的人们更容易你争我夺，争吵不休。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争辩说：社会动乱的根源，不在于财物的私有制，而在于那种急切想要得到财物的渴望。“问题不在私有不私有，而在于人类那种企求均富的欲望。” 
　　晚近，有一种传布很广但却谬误的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基督教之近代化的、世俗化的变种。正如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家乌拉基米尔·苏洛维也夫8所指出，这二者大相径庭：耶稣·基督是叫他的门徒们拿出他们自己的财产，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再者，耶稣从未坚持人们要一贫如洗，他只是劝说，贫穷便于使人们的灵魂得救。圣·保罗9那句关于金钱的名言往往被误解了：他并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源”，而是说“爱钱是万恶之源”。换句话说，贪婪是万恶之源。圣·奥古斯丁10曾用华美的文词自问自答地说道：“难道黄金不好吗？”然后答道：“黄金当然好。但是，用黄金去做善事，那是善；用黄金去做坏事，那就是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年),  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着作宏富，其学术思想在欧洲思想史上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居于支配地位。—译者注。 7
　　基督教早期的神父以及后来天主教的神学家们，都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私有制。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说法，只有在上帝的天国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才会过着那种没私有财产、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人类因为原罪，被逐出天国，那个“黄金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应当承认，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们如果能明智地善用财产，用财产来做慈善事业，那就是美德懿行。天主教会不仅不劝说人们要贫穷，而且有时还要把那些倡言贫穷的人革出教门，加以迫害。基督教中新教各派的创始人，都认为财富是有用之物。特别是加尔文11，认为有财是上帝赐福之象。 
　　在欧洲人的思想意识中，那种关于“黄金时代”的臆念从未消失。那些早期的航海探险家，在航程中之所以不辞劳苦，冒险犯难去探索，不仅仅是为了能找到那个传说中的遍地都是黄金的“黄金洲”(Eldorado) 或其他盛产黄金之地，而且是渴望想找到那些传说中的岛国“地上天堂”。那些关于“地上天堂”的传说，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甚广。当那些探险家第一次踏上美洲的土地，看到当地那些赤身露体的印第安人时，他们就坚信， 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地上天堂”。因为那些人赤身露体而没有羞耻感，不正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乐园中生活的情景吗？哥伦布12在其回航后的报告书中说道：“当地的土着都是坦荡无私的。他们身边的任何东西，只要旁人需要，他们总是慷慨地拿出来与旁人共享，从不推诿。” 哥伦布还不能断定那些印第安人是否有私有财产，但却注意到：“在那里，一人所获之物，人人均得分享，在食物方面尤其是如此。” 
    乌拉基米尔·苏洛维也夫（Vladimir Soloviev, 1853—1900年), 俄国哲学家、宗教史家、诗人。—译者注。 8
    圣·保罗（St. Paul, 公元10—67年), 基督教的圣徒、殉道者。—译者注。 9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公元354—430年), 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家，着有《 忏悔录》和《上帝之国》。—译者注。 10
    加尔文 (John Calvin, 1509—64年)，法国宗教改革家，其所创立的加尔文教因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传布甚广。—译者注。 11
　　这些最初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幼稚的观感，不久便被那些较为符合实际的评估所代替。然而，这一类美化原始社会的记载，却造成一个结果：即乌托邦文学的兴起。从此以后，乌托邦思想就成为西方思想界一个永恒的特征[注]。有许多学者认为：托马斯·莫尔13那部出版于1516年的经典性名着《乌托邦》，其中所描述的情节，就是受了哥伦布以及其他探险家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启发而写出来的。在现代语汇中，“乌托邦”一词是用来指那种理想中的乐土，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托马斯·莫尔所描述的那个乌托邦是个闭塞的、朴质无文、纪律森严的群体。在那里，一切公民都是穿同样的衣服，都是住在一式一样的房屋里。在那里，不得到允许，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在那里，私下议论公事是要判处死刑的。那里不用货币，金子、银子只是用来打造马桶和溺器。那些后来陆续出版的乌托邦着作，也都与托马斯·莫尔的着作一样，同声同调地唱一个主题：既没有私有财产，又要使个人在各方面都受群体的约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乌托邦都强调这一点：个人必须服从权威。掌权者发号施令，强迫执行，个人只能违背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那些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 
    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 西班牙航海家， 出生于意大利， 成长于西班牙。在试图开辟新航路的试探中，他相信地圆之说，认定西行可以东达。他受西班牙国王和皇后的雇用，率领一支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探险队，分乘三艘帆船，于1492年8月3日出海西航，原想开辟通往印度、中国的新航路，无意中于同年10月12日航行到现今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Watling Island),  并续航到现今的古巴、海地等地。以后，他又先后三次横渡大西洋，到过加勒比海南岸各地，发现了新大陆。—译者注。 12
　　【注】  实际上，所有一切描述“乌托邦”的着作，其中心思想都是幻想能有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因此，只有在私有财产制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才能产生出这种思想。在近代以前，只有在欧洲和欧洲人所居住的地区，才能产生出这种思想。 
    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78—1535年)， 英国政治家，天主教的殉道者。他所写的《乌托邦》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译者注。 13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那种关于有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黄金时代”的传说，纯粹是神话。那是出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不是真有其事。因为，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一致认为：上下古今，从来就不曾有过哪一个时期或哪一个地方实行过一切生产资料全归集体共有。一切生物，从最原始的生物到最高级的生物，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都必须有一个可靠的获得食物的途径。人类为了保有这种获得食物的途径，所以要求享有土地私有权。在人类定居下来从事于农业以前，有个漫长的洪荒时代。当时人类主要地是以渔猎、采集为生，但就有一些血缘相近的人群聚居在一个地方，把那些闯进来的外人赶出去或杀掉，独占一方土地作为栖息繁衍之所。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过渡到经营农业。由于耕种土地是一项艰苦的劳作，而农作物的成熟是要假以时日的，于是产权的争执就更加激烈了。 
　　“法老”时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流域) 这两个文明古国，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五千年以前。在这两个古国里，耕地是属于王室和寺院的。古以色列是最早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这我们是有可靠的史料证据足以证明的。希伯莱人的《圣经》中说道：任何人如果擅自改变土地的疆界，必受神谴。(见《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第二十七章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圣经》中有好几章节，都说到某些家族乃至个人拥有土地和牧场方面的私产。不过在古以色列，土地私有制受到许多宗教方面和氏族方面的限制。而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从最初的时候起，耕地即属私有。换句话说，征诸史乘，不论何时何地，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哪个社会是“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或不分什么“我的”、“你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一部分系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关于人性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一向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人是由肉身和灵魂这两部分所组成，这二者均系造物主所赐；灵魂包括理想和价值观，是与生俱生的。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决定的。当然，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因为它认定人性是不可改变的：生来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易言之，一个人生来贪得无厌，那么他一生一世就永远是贪得无厌的。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4首先站出来挑战，驳斥这种先天决定论。洛克在他所写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中，根本否定有什么“先天的理念”。 按照洛克的说法：人在出生时，头脑 (或称之为灵魂) 是一块白板；一切理念和一切价值观，都是由后来的感官经验产生出来的。这套理论就说明：人性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改变，可以引导到好的方面去的。欧洲启蒙时期的那些哲学家多持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就认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造：发挥其本来的善心，去克服那种自私自利的恶念。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15把这种涵意说得更明白。他争辩道：只要采用适当的教育和立法手段，不但能够促使而且可以强迫人们达到至善的境界。这种颇有疑问的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却被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继承了下来，成为他们共同的遗规。后来，他们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教育或强迫改造的方法，或二者同时并用，以求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从某些方面说来，列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建立的那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按照爱尔维修的模式来推行公民教育，以求培养出一代完全新型的人，要求他们纯洁无瑕，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 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着有《人类理解论》、《政府论》、《教育漫谈》等书，被誉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祖师。—译者注。 14
　　十八世纪法国那些激进的思想家首先提出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一切私有财产。他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摩莱里16写了一部影响颇巨的着作《自然法典》(1755年出版), 其中说道： 
　　 
　　“我所知道的人寰中唯一的罪恶，就是贪婪。所有一切其他的罪恶，不管其名目为何，都只是贪婪的表现形式，程度不同而已。……试分析一下，诸如讲排场，爱虚荣，欺诈，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弄虚作假，假仁假义，坏人坏事，践踏公共道德，所有这些恶行都是从一个深藏着的毒根里孳生出来的：那就是渴望把财物据为己有的贪欲。” 
    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 1715—1771年), 法国哲学家，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儿，强调教育的作用。—译者注。 15
    摩莱里（Morelly, 约1700—1780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着有《自然法典》，描述共产主义的理想。—译者注。 16
　　 
　　各式各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都是把这种经济决定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种关于平等的理念还只是一种号召，它只是偶尔激发起一些社会运动，还没有成套的理论和策略。在十七世纪中期英国革命中，激进团体“掘土派”的领袖温斯坦莱17号召他的追随者去开垦那些公有土地，将之变为农田。他拟订了一套类似共产主义的纲领，禁止土地和农产品的买卖。而在一百五十年之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贝夫18组织了一个“平等社”， 要求把一切财产均收为公有。然而，温斯坦莱和巴贝夫两人都还没有提出什么方略，足以表明如何去实现他们所倡导的那种社会革命。十九世纪初期的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19和傅立叶20，亦复如此。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劝说那些富人，希望他们把财产拿出来分给别人。 
    温斯坦莱（Winstanley, 约1609—1660年), 英国社会改革家，“掘土派”的首领，着有《自由法典》，描述共产主义的理想。—译者注。 17
    巴贝夫（Francois-Noel Babeuf, 1760—1797年), 法国大革命的灵魂人物。因倾慕古罗马改革家革拉古兄弟，改名为革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曾参加雅各宾派的革命活动，提出平均主义的政治纲领，密谋起义，在反革命逆流中遇难。—译者注。 18
    圣西门 (Claude Henri de St. Simon, 1760—182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贵族出身，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着。法国大革命期间，他起初曾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却转趋保守，退而专心着述。着有《日内瓦书简》、《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书。—译者注。 19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痛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罪恶，主张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着有 《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等书，—译者注。 20
　　在西方世界，时而出现过一些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结社。其中之一，便是1607年英国人最早殖民于北美洲、维几尼亚公司在詹姆士顿所建立的那个社团。还有一个，便是1825年英国慈善家欧文21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所建立的“新协和村”。 所有这一类的社团，或早或迟都先后解体了。其解体的原因，大都是因为他们不能解决那个“冗员充斥”的问题。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充份分享社团所提供的福利，但却很少工作，或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提出一种理论：旨在说明为什么那个人人平等的王国不仅是大家所企望的，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必然会到来的。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有很多创获，深入人心，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推行他们的学说，就借助于自然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那个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那种企望能有个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不仅应当实现，而且，由于社会经济之自然的演进，是必不可免一定会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关于社会演进的概念，系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而来。1859年，达尔文着作出版了《物种起源》。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描述各种生物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使这些比较能生存下来的物种，得以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是动态的，使物种按照一定的规律，从低级演进到高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套理论，很快就被人文学者们拿了过来，形成一个“社会进化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低一级到高一级，“阶段性”地发展过来的。达尔文对马克思的影响如此之巨，以至恩格斯在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2
    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年),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出身清贫，早年当过学徒。1799年起，他在苏格兰经营一座大型纺织厂（新拉纳克), 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为工人兴办各种福利，声誉日隆。在他的倡导下，英国政府制订了一些保护工人的法规。1825年，他与其子戴尔（Dale）一同来到美国，以巨资在印第安纳州买了三万英亩土地，集合数百名志愿者在那里创立“新协和村”，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但不到三年便失败了。后来他回到英国，倡导组织职工会， 成为工会运动的领袖人物。着有《自传》行世。 —译者注。 21
　　把进化论的思想注入到社会主义理论中来，这就给社会主义理论带来一个新的因素，即相信它是必然会实现的。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发展系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缓或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由于下面要申述的一些原因，到时候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必胜。这种热情炽烈的信念，和那种相信上帝意志决定一切的宗教信仰没有多大差别。怀有这种信念的人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不管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到多少次的挫折，最后胜利总是一定有把握的。这套理论，说是要用公平合理的生活秩序来代替那种各行其是、混乱不堪的生活秩序，这对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因为，知识分子会成为这种社会改革的宣传员和监督者。正如马克思在其着名的格言中所说：“哲学家们一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但重要之点却是来改造这个世界。” 除了知识分子以外，谁还更有资格来明智地“改造”这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口口声声说它是遵循科学方法的，然而，它却违犯了科学方法一项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不抱成见，虚怀若谷，愿意在新的证据面前修改原先的理论。(罗素23曾经说过，胎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宗教”，说它惯于用一种武断的口吻，来谈论那些在客观上难以征信之事。) 马克思主义是僵硬的教条，它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马克思曾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对那些持异见者的态度。他有一次写道：批判“不是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而是武器。它的目标是对付敌人，不是驳斥他，而是要消灭他。” 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伪装成科学的教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号召力，伪装成科学还仅仅是原因之一，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必须到近代社会状况的变迁中去找了。在工业革命以前，农业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基础。直到工业革命开始时，百分之八九十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在土地上作息，靠农业来养活：富者收取地租，靠土地致富。当然，从远古时代起，商业和手工业就一直存续了下来，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各种各样平等派的社会运动都集中在一点：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 
　　近代大规模机器制造业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从工商业方面所赚到的钱，逐渐取代地租收入，成为主要的财源。同时，大工业又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贫困：由于机器工业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些昔日传留下来的小规模的手工生产显得落后，无利可图，许许多多手工业者失业了。 
　　工业化不仅造成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苦难，而且从根本上永远改变了雇主和佣工之间的关系。从前，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同住在一块土地上，是近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是合作的伙伴。尽管有时候，例如在英国进行“圈地运动”时，一大批一大批的佃农被赶了出去 (即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时代), 那是很苦的；但大致说来，绝大部分乡区是安定的，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 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大师，和平主义者，着作宏富，蜚声国际。—译者注。 23
 
　　在工业社会里，雇主和雇佣人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淡薄，而且很容易变动。因为雇主每遇到市场萎缩，便可以任意解雇工人。而那些暴发户竞尚豪华，一掷千金，使贫富不均的现象更显得突出。 
　　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人憎恨“资本主义”。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特别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的理想；而现在，社会主义在理论基础之外，又在劳工阶级的某些阶层中找到了社会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有数十大卷。单说《资本论》就有一千四五百页，内容庞杂，有很多专门术语。历来很少人能读完这些晦涩难懂的文献，那么大家不禁要问，为什么它的影响又如此巨大呢？回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教义，可以归纳为几项简单的信条。 
　　恩格斯在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描述了那个据说是他的朋友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24
　　 
　　一句话：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有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上层建筑”。 
　　从这一主导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创立了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其中心论点是：生产工具的掌握，导致了社会“阶级”的划分。最初，生产工具不是私有的，一切土地均属公有。但到后来，有一部分人得以垄断重要的生活资源，利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来剥削、压迫其他人，“原始公社”的体制便因为阶级分化而解体，让位于阶级社会了。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建立起政治的和法律的机构，来保护其阶级利益。统治阶级还采用文化手段 (诸如宗教、伦理习俗、文学艺术等等), 以求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类的措施，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 
　　当然，那些低层阶级的人不甘心忍气吞声地受剥削，他们起来反抗了。但只要有私有财产存在，他们只是用另一种剥削方式来代替原先的剥削方式。因此，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只是替马克思提供一个开场白，来阐明他的主旨，那就是分析解剖当前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曾经孜孜兀兀数十年，要在英国经济史中寻找证据，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它必然会在被剥削产业工人的革命中土崩瓦解。而这个革命将是最后一次的革命，它将开创一个新纪元：社会上没有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到那时候，历史也就走到终点，不再发展了。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4年北京版，第三卷，第574页。 24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在于对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掠夺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亦称“盈余价值”)。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项关于“剩余价值”的概念，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界第二个伟大的贡献。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所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只是其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 (只够维持他们活下去)。那盈余的部分呢，或称“剩余”，都被资本家塞进自己的钱包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进程中，资本家所得利润之利润率，与工人所得之工资， 这二者同样是不断下降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资本家不得不经常多花钱去购置设备、原料等等，而经常减少工资支出，以求多赚利润。于是，劳工便越来越贱，工资越来越低，致使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同时，由于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时发生。大企业并吞小企业，工业资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去。这样，有些资本家便和工人一样，落到同样悲惨的境地，风雨同舟了。资本家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大资本家的兼并而破产，工人则成为愈演愈烈的“贫困化”的牺牲品。到时候，这种局面就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革命。 
　　 
　　“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5
　　 
　　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资本主义崩溃之日必将到来。
 
　　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人的完全解放。“自由”一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用它来指那种通常所说的民权和受国家保护之权。恩格斯写道：“政治自由是伪自由，那可能是一种最坏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实际上是奴役”。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斥责那种空泛的自由和民权是虚伪的，因为它们使人成为实际事物的奴仆；而真正的自由，是要把人从对实际事物的屈从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心里要说的话，倒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26说出来了。卢卡契说道：  
　　 
　　目前人们的“自由”，是那种由财产权隔绝起来的个人的自由。财产权把人“物化”了，而且它本身也被“物化”了。那是个人针锋相对、对付另一个人 (也是由财产权隔绝起来的) 的自由。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一种把自己和旁人隔离开来的个人的自由。2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4年北京版，第二卷，第267页。 25
    卢卡契（George Lukacs, 1885—1971年), 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着作宏富，1956年纳吉主政时期曾任文化部长。—译者注。 26
    “物化”(reify)一词， 意为用具体事物来说明一个抽象概念。 马克思曾根据费尔巴哈的说法， 举了一个例子：人类有一种倾向， 把一切他们所认为善良和企求的美德， 都归功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主宰(马克思的意思如此)，于是他们称之为上帝。 还有一个例子， 人们常说“历史将有定论”， 而不说“历史学家们将有定论”。 27
　　 
　　因此，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人类必须首先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充分达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分工也是人类的灾难，应当废除，人们可随心所欲，任意从一种职业跳到另一种职业。马克思咏唱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8

马克思主义者的失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拟定的这一套理论，为国际工人协会提供了政治纲领。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即后来通常所说的第一国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4年在伦敦领导各国工人代表成立的，准备对付那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个协会，一开始就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搞得四分五裂。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怀有同样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而且他们在策略上也是一致的，都主张暴力革命。但在三个重要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了。第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的生力军不在产业工人阶级方面，而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群。第二，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义建成之间有个过渡时期 (有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新的统治阶级将使用国家权力，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无政府主义者却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机器，预料“无产阶级专政”必将转化为一种新的压迫工具，这时是由知识分子来掌握并为知识分子谋利益。最后第三，马克思主义者是要依靠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演进规律来进行革命，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号召“直接行动”，那就是说，立即对现行制度猛攻猛打。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4年北京版，第一卷，第37—38页。  28
　　时间证明，在这三项争议中，无政府主义者倒全说对了：第一，社会革命不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而是发生在农业国家里。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确实是把共产党的国家机器转化为非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和农民的全面专政。第三，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直接对临时政府猛攻猛打的结果。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还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 
　　所以实际上，马克思的每项预言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当马克思在世时，这一点已经愈来愈清楚了；而在他死后，这一点就更加没有疑议了。 
　　是的，资本主义确实经历过多次周期性的危机，然而它却从未遭遇到一次致命的危机，说是会导致社会的土崩瓦解。而一部分是由于反托拉斯立法，一部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为小企业主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一部分是由于服务性行业的稳步增长遏制了制造业的发展势头，生产集中就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说是所有剩下来的就是一些垄断性的大企业。联合股分公司的创立，有助于把财富分散开来。劳工也没有遭受日益贫困化之苦。即使当马克思正在专心致志写《资本论》的时候，有证据表明，英国劳工的工资是在增涨的。这一事实，马克思却故意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某些国家采用了由国家主持的福利规划。一些工业化的民主国家， 看到社会主义者在把大批工人组织起来并且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大为震惊，于是它们就制定社会立法，诸如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以及其他的福利法规， 使工人阶级不致沦落到贫苦无告的困境中去。第一个采用这条路线的国家是德国。因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势力特别强大，在议会中举足重轻，眼看就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接着，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先后跟进。工人们的生计得到可靠的保障，他们就不听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去闹革命了。《共产党宣言》中说是“工人无祖国”，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了。工人们已经不是那个按其原意来解释的“普罗列塔里亚”(Proletariat这个字是从古拉丁语“proles”变来的，“proles”意为生儿育女。古罗马按照财产的多寡来划分阶级，轻视无产者，说无产者对国家唯一的贡献就是生儿育女，用了个贬词，名之为proletariat)。于是，工人们就宁愿搞工会活动，那就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的体制，集中力量从资本主义所获得的利润中拿到一份较多的份额。这样，马克思想要工人们去推翻这个社会体制，而工人们倒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体制中的一部分了。 
　　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在先进的资主义国家中，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爆发过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中，这种革命是发生过的，但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预料的那样，是发生在所谓“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里。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尚在胚胎时期，人口中大部分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且政局不靖，法纪荡然。 
　　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那么它的这些缺点也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了。然而，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行动的纲领，一旦它的预言被证明是虚假的，问题就大了。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他死后不久，问题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于是就有人来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先是社会主义者，接着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一面自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面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在西方民主国家里，这些修正一般是把马克思的革命激情说得委婉些，使社会主义接近于自由主义，结果就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在东欧和那些“第三世界” 的国家里，恰恰相反，这些修正蓄意特别强调暴力革命这部分，结果就产生了共产主义。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没有人把原样的、没有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了。因为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已如过眼云烟，消逝了。 
　

第二国际及其崩解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但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89年，国际又复活了，称为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把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 (无政府主义者除外，第二国际不接纳无政府主义者), 但其主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口号是革命的，而在实践上却是渐进的。它领导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结束。第二国际公开的政治纲领，就是那个在1891年通过的所谓《爱尔福特纲领》，其中说道：“资产阶级” 国家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根本无法调和的。因此，工人无祖国，工人们只应当忠于他们自己的阶级。它再三强调工人们的国际团结，号召立即革命，摧毁资本主义，打倒世界各国的资本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接受这个激烈的政治纲领。在欧洲各国中，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就认为：实际上，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搞暴力革命，似乎倒更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法国社会主义者饶勒斯29就说道： 
　　 
　　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不能用那种政治鼓动、突然袭击的方法去达成，而是要在民主制度下，合理合法地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利用普选权去投票。我们这个社会将逐渐走向共产主义，那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之逐渐的必然的强大，势必如此。 
　　 
　　带头主张走这条路的是英国的费边社。费边社的社员中有不少文化名人，包括像萧伯纳30、威尔斯31这样的文学巨星。费边社的政治纲领，是号召人们用“劝说”的方法，把工业国有化，使国家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以前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要诉之于国人的道德良心。 
　　伯恩施坦32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纲领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路明灯，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祖师。他曾旅居英国多年，与费边主义者多有交往。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看清这一事实：资本主义不像是会迅即崩溃，工人们也没有沦落到贫苦无告的困境中去。于是，他就诉求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他们的理论和政治纲领。他仍然信仰社会主义，但是他和饶勒斯一样，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单靠政治的和社会的和平演进，结果就会实现社会主义。他还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有合流之势，殊途同归。资本主义里面会产生出社会主义。 
    饶勒斯（Jean Jaures，1859-1914 年)， 法国社会主义政党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国会议员，《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译者注。 29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年), 英国近代最着名的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着作宏富，为 “费边社” 的发起人之一。—译者注。 30
    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年), 英国着名作家、史学家、科学普及工作者，其着作多种多样，惟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译者注。 31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参与过第二国际的工作，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译者注。 32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大最有势力的工人政党，它拒绝了伯恩施坦这一套修正主义理论，仍旧信奉那个革命气味很浓的《爱尔福特纲领》。但在实践中，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伯恩施坦所主张的那一套，那就是：着重搞工会活动和议会选举等政治活动。(直到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正式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二、三十年间，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 (尽管理论上并不这样说) 已经避免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改革了。不过，它总是坚信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第二国际满怀信心，认为世界各国的工人们都是兄弟，其最高任务就是要阻止资产阶级发动战争。这个问题，在第二国际的历届大会上都成了讨论的中心。会员们就如何防止战争，以及万一战争爆发、工人们又如何行动等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议案。在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 (在草拟此项决议案时，参加者有两位居于领导地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马尔托夫), 曾庄严宣告：一旦战争爆发，“要号召人民大众起来，迅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说，那就是要把国家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内战。在1910年举行的下一届大会上，代表们又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们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案。 
　　不幸得很，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国际组织完全无力阻止战争。那场席卷全欧的大战，终于在1914年夏天爆发了。当时人们也曾空谈要发动大罢工，但毫无结果。更严重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双方都违背其庄严承诺，投票赞成其本国的战争预算案，这就使那个关于国际上工人们团结一致的想法完全破灭了。忠于国家的观念压倒了忠于阶级的观念，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后来, 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一类野心勃勃的政治骗子，就是利用这种形势，把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混在一起，并以此作为政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爬上了政权的高峰。 
　　第二国际没有能遵守其反战的誓言，这就使它的信誉受到致命的打击。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存续了下来，但它们都愈来愈变得与其本国的利益一致了。 
　　这时，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革命事业，已经从西欧转移出去了，先是转移到俄国，然后又转移到其他的非西方国家。 
 
 

第二章 列宁主义 
　

俄国革命的传统 
 　 
　　1709年，彼得大帝引兵在波尔塔瓦之战1中打败了瑞典人，结束了瑞典王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从那时候起，俄罗斯就自认为是泱泱大国，而且也被别国所承认。于是，它就要求在欧洲国际社团中享有一席之地。 
　　此项要求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只是勉强及格而已。俄罗斯的首都圣彼得堡，是按照荷兰王国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格局建造起来的，诚然是一座西方化的大都市，而俄国那些以说法语为荣的社会菁英，能完全适应西方的礼俗。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俄国在文学、音乐、艺术以及科学方面人才辈出，成为近代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走在欧洲的前列。这种情况，使人们刮目相看，更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然而，俄国社会中只有薄薄的一个阶层，能代表这些高级文化成就。这个薄薄的阶层，是由贵族、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高级官员所组成。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人口，足足有四分之三是农民。农民占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就农民说来，他们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农民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共同语言，视之若外国人。绝大多数俄国农民都不是自耕农；他们属于农村公社，土地归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公社按各家各户人口的变动，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给各家各户去耕种，以资调节。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是商品而是赖以养家活口的靠山，只有种地的人才能合法地要求享有所有权。 
    波尔塔瓦之战：在十八世纪初年，瑞典王国称霸北欧，阻遏着俄国想要出波罗的海以通西欧的发展道路。1708年初，瑞典王查理十二率军约五万人渡海南侵，横越波兰全境，侵入俄国，因孤军深入，兵员补给困难，势如强弩之末。1709年7月8日，彼得大帝以优势兵力与查理十二的侵略军决战于乌克兰中部的波尔塔瓦(Poltava) 地区，大获全胜。波尔塔瓦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俄国的强国地位。—译者注。 1
　　农民是保守的，他们忠于君主政体，忠于东正教会。只有在一个方面，而且是仅此一端，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后备军：那就是，他们痛感土地不足之苦。俄国农民并不是受压迫的农村无产阶级。在革命前夕的1916年，在欧俄地区，农田有89.1％都属于农民2。但是，农民人口增生的速度，大于农民所领有的耕地增加的速度：同样一块耕地，在十九世纪中期养活两口人；而五十年之后，却要养活三口人了。俄国农民的传统耕作方法是广种薄收，加之气候条件严峻，农作物的产量是不高的。农民们认为一切土地在法理上均属于沙皇，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沙皇会把土地从私人 (地主以及同辈农民) 手里拿过来，将之分配给农村公社。如果沙皇不这样做，那么他们自己就准备用武力来夺取土地了。在二十世纪初年，他们就开始对沙皇不抱多大希望了。俄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它不同于西方。在其历史上，俄国有个很长的时期是由一种特殊形态的专制政体统治着的。在那种专制政体下，沙皇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而且确确实实是整个国家的主人，他可以任意使用臣民的劳力，任意处理国家的自然资源。这种政体，德国社会学家韦伯3 称之为“家长式的专制政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行政事务是由一套官僚系统来掌握的。这套官僚系统，配合武装部队和警察，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维持着帝国的秩序。俄国人只要是仅仅想改变一下生活现状，就会遭到逮捕，不经审判就被押送流放。直到1905年，因为社会上动乱时起，沙皇迫于形势，才给他的臣民颁布了一部宪法，以保障民权。 
    见贾斯尼(Naum Jasny)《苏联社会主义化的农业》，斯丹福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45-146页。 2
    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 德国社会学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着有《新教伦理观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译者注。 3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俄国才实行土地私有制——但还仅限于贵族，只有贵族才能领有土地。而在这以前，全国的土地都是属于沙皇的。对照起来，在西欧，从中古时代起，大部分的土地就已经是归私人所有了。司法制度通常是伴随着财产权发展起来的，在俄国，司法制度也订立得很晚：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才订立了第一批法典；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才初步建立起像样的法院。而在这以前，俄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不论其为国家的农奴或地主的农奴，都是既没有司法权，也没有财产权。俄国用以节制沙皇权力的代议制机构，最早是在1906年才出现的，那比西欧国家议会制的建立晚了好几百年4。此外，俄国也没有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就使大多数的俄国人以及那些被俄国人所征服的少数民族觉得和他们的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之所以服从这个政府，只是因为不能选择，无可奈何而已。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好是不要有什么政府。 
　　历代的沙皇，都是一方面用铁腕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一方面又热衷于保持其世界强国的地位。沙皇们采取一些步骤，推行新政来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而无意中却适得其反，削弱了他们的统治。新政之一是提倡发展高等教育，由于知识和自由思潮的传播，俄国大学里造就出一批思想激进的公民，他们觉得当时俄国那一套箝制言论的暴政是不能容忍的。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激进的思想家赫尔岑5，就是用下列的话来表达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 
    被称为“议会制之母”的英国，早在1264年便召集过一次议会。但英国是在经过了十七世纪中期的清教徒革命以后，才确立了代议制的政体。—译者注。 4
　　 
　　“他们使我们能受到综合性的教育。他们谆谆教导，给我们灌注一些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人们所受的苦难，所进行的斗争，以及所怀抱的希望。然后他们就大喝一声：‘继续当奴隶，闭目塞听，无所作为，否则你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就培养出一批知识分子，其坚定不移的思想倾向就是反对一切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而且深信：他们这样做，是替那些沉默中的人民大众仗义执言。俄国的革命者是多种多样的，有非暴力的“宣教派”，也有最偏激的恐怖主义者。培养出这批革命者的场所，却不是俄国的工厂和农村，而是俄国的那些最高学府——大学。 
　　沙皇们的另一项措施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而这项措施也反过来削弱了沙皇们的统治。在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战争4中，俄国在其本国的土地上败于西欧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之手。这一奇耻大辱给人们表明：在当前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相当可观的工业和交通设施，根本就不配称什么强国。这种形势，就迫使沙皇们急起直追，利用本国资金和外国资金，积极发展工业和运输业。而这样做的结果，又出现了一批不受沙皇政府及其官僚系统控制的决策中心。 
    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年), 俄国激进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贵族出身，在学生时代就因为参加革命活动遭到逮捕、流放。获释后转往西欧，创办《警钟报》，鼓吹革命，着有《谁之罪》、《往事随想录》等，传诵甚广。—译者注。 5
    克里米战争：英国、法国联合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对俄国的战争，因战场是在俄国滨临黑海的克里米半岛，故名。俄国向南扩张，拟取得土耳其控制下的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并宣称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有保护权，引起英国和法国的恐慌，于是英、法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对俄国宣战，以阻遏俄国势力南下。1854年9月，以英军为主力的英、法、土三国联军攻打俄国在克里米半岛南端的海军根据地塞瓦斯托波尔。战事很激烈，双方损失惨重。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在这场战争中，沙皇俄国的落后性暴露无遗，不得不进行改革。—译者注。 6
　　总之一句话，发展教育事业，推行工业化，固然是俄国为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野心所必需，但也削弱了沙皇政府在俄国的统治。 
　　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会发生在俄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革命势必会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爆发的，但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却在东欧的农业国家爆发了。俄国没有防止社会革命的机制，而西方却有这种机制：在西方国家，人们遵守法律，尊重财产权，加之国家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并提供社会服务，因此人民也就对国家有一种感恩图报之心。但在俄国，一方面是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些乌托邦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农民大众，急于要把土地据为私有。这两股势力加在一起，就造成一种经常紧张的局势。一旦中央政府有事，革命就会轰然爆发。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经济决定论根本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这些因素使俄国易于爆发革命，而这些因素也就决定了俄国共产主义政体的模式。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能顺理成章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俄国却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于是，在俄国，社会主义就很自然地承袭了死去的沙皇政体的最坏的特征。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会被不断地淡化，变得和自由主义者的口号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俄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口号却被人们用他们所熟悉的词汇来重新解释，说国家对公民及其财产具有无限的支配权。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撒在沙皇家长式专制主义的土壤上，结果就长出了苏维埃式的极权主义。 
　　俄国的革命运动，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欧社会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参加者主要是大学生。这批热血青年下到农村去，原企望能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却大失所望。事实上，农民不但不怨恨那些比他们富裕的邻人，亦称“富农”， 而且他们自己心心念念也想发财致富，成为富农。他们信赖沙皇，相信沙皇会把一切土地都分配给他们，归他们私人所有。 
　　幻想破灭，后来大部分的激进青年都离开这个运动了，但有少数核心人物组成“民意党”，誓言要粉碎掉普通人民对沙皇的那份敬畏之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发动了刺杀政府高官的活动。民意党人组织了历史上最早的政治恐怖活动。 1881年3月，他们的计划得逞，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这位沙皇，曾于1861年宣布解放俄国的农奴，被认为是开明君主。这次刺杀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目的，而且确确实实招来相反的效果：它不但没有唤醒人民起来反抗政府，反而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一时同声谴责革命活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传入俄国。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由于这一事实：在这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俄国正在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其形势之猛，好像马上就要建成一整套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些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种种社会苦难，也在俄国出现了。 
　　这时，俄国大学里那些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青年学子，纷纷组织读书会，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摒弃了恐怖主义的作法，认为那是想超越经济演进的规律、无益的蠢举。这时，这些青年学子认为：俄国会经受过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一切矛盾的现象，然后就爆发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898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成立的，那次会议迅即被警方发现，冲散了。它发布了一篇由司徒卢威7起草的宣言，其中庄严宣告：俄国要获得自由，不能依靠那些胆小如鼠的资产阶级的努力，而必须依靠产业工人的奋斗。先从专制政体下解放出来，然后再铺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项主张，涉及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那个争论得最激烈的中心问题：即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 (革命的两个阶段论), 认为首先要摧毁沙皇专制政体，在俄国建立起民主的“资产阶级”体制，然后再推翻这个“资产阶级”体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 
项革命策略，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的，那就是要在策略上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反对封建体制的斗争。 
　　1903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集会于英国伦敦，正式组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然而，这个党迅即分裂为两派：一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另一派由列宁领导，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尽管不断有人劝说和解，但由于列宁对所有反对其领导的社会主义者那种毫不妥协的敌意，这两个派别的人从未重新联合过。由于“共产主义”一词绝大部分是与列宁及其政党分不开的，这就有必要稍停下来，花些笔墨来介绍列宁其人其事。尽管这个说法还有争议，列宁被认为是对二十 
世纪世界政局影响最大的人，其影响之巨，超过了任何一位其他的政治人物。 
    司徒卢威（Peter Struve，1870-1944年), 俄国经济学家。早年曾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组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后来思想转变，退出社会民主工党活动，1905年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代言人。—译者注。 7

列宁的身世 
　　 
　　列宁原名乌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1870年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其父为省国民教育督察员，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政治上很保守。他父亲在官场上位高权重，这就使其本人及其子女得以享有世袭贵族的权利。在帝俄时代末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屡见不鲜：高级官员家的子女，显然是由于对其所享受的特权有一种罪恶感，转变为激进分子。1887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为涉及图谋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要案，被处死刑，而列宁的姐妹们也受到牵连，在狱中蹲了一段时间。但是，列宁本人在中学时代对政治并无兴趣，他 
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一级一级地升上去，并因为其学业成绩优良和模范品格被授予金质奖章。 
　　但在1887年，在他进了喀山大学以后，他便遇到麻烦了。在喀山大学，他因为参加一项并不严重的学生骚动，触犯了校规，引起警方对他的注意。警方查明他是那个被处死的恐怖分子的弟弟，于是他就被喀山大学开除了。尽管他那寡居的老母再三奔走说情，校方就是不允其复学。在遭到开除以后，列宁被迫足足荒废了三年，无所事事。在这期间，他对沙皇政权的怨恨与日俱增，认为这个政权竟因为触犯校规这样的区区小事，如此苛酷地惩罚他，并永远断送了他的前程。他不但痛恨沙皇体制，而且痛恨那个“上流社会”。原因是：由于其兄犯罪被杀，他全家人都从"上流社会"中被驱逐了出来。这种深仇大恨，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下定决心要连根带叶、把现存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彻底摧毁掉。由此可见，列宁的革命情操，并非出于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心。事实是：1891年至1892年间伏尔加河流域闹灾荒，当地的知识份子要对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给以人道主义的救济，独有列宁表示反对。他认为灾荒有进步作用，因为它可以毁掉那个古老的农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再者，列宁的革命热忱，也不是出于有什么远大理想，要争取较为公平合理的未来。它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激之情，急于要复仇雪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司徒卢威曾经和列宁一道工作过，知之甚稔。多年以后，司徒卢威写道：列宁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仇视一切。这位出生于俄国内地的青年人的偏激倾向，将对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切都是从仇恨心出发，仇视外人，不论其为 
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或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 
　　1891年，俄国当局终于开恩，让列宁参加一项额外考试，以取得律师资格。他很轻易地就考试合格，接着便迁往首都圣彼得堡。在这里，他以执行例行的律师业务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地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觉得这位新来的人不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倒像是“民意党”的信徒，因为他主张采用恐怖手段，而且具有满腔烈火般的革命激情，不耐烦要等到资本主义成熟才进行革命。但是，由于接触到一些理论修养较高的社会主义者，他思想上也有所转变，至少是暂时，接受了那个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 (革命的两个阶段论)。他纪律性很强，精明干练，全心全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很快就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秘密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 
　　1896年，列宁因为鼓动工人罢工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他和他那新婚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住在一栋租用的农舍里，从事于写作、翻译，和朋友们书信往来，过了三年相当闲适的生活。可是就在他被流放的期间 (1897年至1900年), 修正主义运动肆行于德国，很快又由德国传布到俄国。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使列宁惊骇不已。他觉得：修正主义者所讲的那一套东西，是对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背叛。而且，他对当时俄国那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也颇感失望，尽管他个人与之关系不深，他觉得这个工人运动似乎多从事于和平的工会活动，而不是要颠复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思想斗争的结果，他觉得：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社会民主主义者引导到坚持革命的道路上来，那么他就 
退出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另行组织他自己的政党。 
　　从流放中获释以后，列宁迅即移往德国。在德国，他与马尔托夫合作，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义，创办了《星火报》，以捍卫正统的、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然而，他自己那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非正统的。1902年，他着作出版了《怎么办？》一书。在这本书里，他阐明了那即将出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理论。他旗帜鲜明地驳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论点，这个论点说是只要假以时日，工人阶级一定会自己起来造反。列宁争辩道：让工人阶级自己起来，工人运动就只能搞工会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不可能再前进一步。工人阶级的革命热忱，必须从外部由一个组织严密、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政党来灌输给他们。尽管列宁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推论，这些必不可少的职业革命家，必然就是那批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什么理论修养来充当职业性的革命家8。事实是，只有一次，有一名孤零零的工人在列宁政党的执行委员会中 
占有一席之地，而后来真相大白，这名工人恰是警方派来的坐探。 
 1919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党而自任党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墨索里尼却是意大利社会民主运动中极左派的头目，当时他持有与此同样的观点。 8
　　在参加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时，列宁是做了充分准备来分裂这个党的，他要把他的追随者从那些主张妥协的多数人中分出来。据说，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列宁坚持一项主张，毫不让步。列宁坚决认为：凡参加这个党的人，不但要拥护党的政治纲领，而且要全心全意，把全部时间都用在革命活动上。这个党是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的，有一套严格的指挥系统。是党指挥工人，而不是工人指挥党。在大会上，列宁暂时获得了多数，因此他就名正言顺地把他那一派的人叫做“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而那些反对他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就只好被称 
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 
　　在这以后的十年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上充满着权力斗争，你争我夺，争吵不休。列宁把那些与之竞争的孟什维克叫做“叛徒”、“取消派”，以及其他的种种贬词。撑持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是需要金钱的，于是他就采用种种不正当的 
手段来弄到钱，包括抢劫银行、骗取捐款等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列宁又提出两项新理论：第一，他认为俄国毋须经过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俄国已经备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痛苦了。所以，俄国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第二，为了进行推翻现政权的斗争，他主张社会主义者必须与一切为了其本身的利益而反对现政权的 
团体结成暂时性的联盟，特别是要与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结成联盟。 
　　就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是小私有者，“小资产阶级”， 因此也就是产业工人的敌人。然而，列宁知道农民们渴望能得到土地并将之据为私有，他倒是很愿意帮助农民来发动一场土地革命。而且他相信，在他取得政权以后，他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以迫使农民就范。至于那些少数民族，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对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不屑一顾。但是，他认为波兰人、芬兰人、以及其他那些被俄国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愿望，有助于颠复这个政权。基于这些理由，他许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决权，其中抱括从俄国分离出去另行成立主权国家的权利。当他的党徒质问他为什么要把俄国“巴尔干化”、搞得四分五裂时，他就答道：那个把俄罗斯帝国抟聚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很强固，足以防止分裂活动。即使有一两个边区的少数民族分离出去，以后也会不得不回归到原先的栅栏中来。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决权” 
会战胜“民族的自决权”。 
　　从1900年到1917年这十七年间，列宁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先后寄寓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地，正像他分裂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样，他在第二国际中搞分裂活动，但效果甚微。他和他那些留在俄国的追随者保持着联络，并且花很多时间来写些尖刻辛辣的评论，抨击他的政敌。只有几个和他最接近的门生，当他们犯错误时，他是耐心劝诫；而 
所有其他那些不同意其政策的人，他都一律斥之为工人阶级的叛徒。 
　　在这十七年间，只有当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时，列宁曾回到俄国一次。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迫于形势，允许人民得享有某些政治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因此获益，可以公开活动。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两派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克，都没有什么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1907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数有所增加，合在一起共有八万四千人；后来革命退潮，党员人数锐减，到了1910年只剩下不足一万人。而当时俄国的总人口是一亿五千多万。参加布尔什维克者多为大俄罗斯人，而在孟什维克中，少数民族 (诸如犹太人、高加索人) 占有较高的比例。但不论是布尔 
什维克或孟什维克，工人参加的都很少。这两个党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逼近了。在参战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中 (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除外), 只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其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双方都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案。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战立场，他们在俄国议会中的代表就遭到逮捕 
和放逐。为了隐蔽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交通网被切断了。 
　　大战一爆发，列宁立即宣布其毫不妥协的立场：要把列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战争。工人不打工人，要把枪口调转过来打他们的剥削者。他的这项主张，在第二国际的成员中得到某些人的附和。第二国际的代表们在中立国瑞士举行会议，其中俄国代表人数较多。在这些会议上，列宁在激进的左派分子中担负起领导的任务。他的提案没有能被大会采纳，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大会的议事日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为后来在 
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 (即共产国际) 奠定了基础。 

1917年的革命 

　　俄国是作为法国和英国的盟邦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之所以加入英、俄、法三国协约，是因为害怕德国和奥国要向东、向南扩张，兼并俄国的土地，并且把俄国降低到第二流国家的地位去。法国之所以与俄国结为军事同盟，是因为怕单独受到德国优势兵力的攻击，如果德国要在东、西两线作战，那么法国所受的军事压力便可以大大减轻了。俄、法军事协定中规定： 
一旦德军侵入法国，俄国必须立即攻打德国，进军柏林。 
　　然而战争爆发后，交战国在战前所拟定的那些军事计划全都走了样。德国的“施里芬作战计划”9，原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西线取得迅速的、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把大军调往东线去收拾俄国人。这个计划执行得很糟：在西线，战事未能速战速决，双方以战壕为掩护，进行着旷日持久的阵地战。而俄军轻 
率地进军到东普鲁士，中了德军的埋伏，被围歼了。 
　　1914年末，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得出结论：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唯一的办法是先击溃俄国，然后德国才可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西线来。1915年春，一路德、奥联军侵入俄属波兰，迫使沙皇的军队向东败退了数百英里。尽管大部分的俄军尚无损伤，至少在名义上，俄国仍站在协约国方面对德、奥等同盟国作 
战，但它已经把一部分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丧失掉了。 
　　前线军事的失利，在俄国激起广泛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上层人士中尤为强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议会 (杜马) 中的代表，要求沙皇政府把任命各部部长的权力交给议会。保守派上层人士想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在皇室中另找一位比较刚强的人来继承皇统。流言蜚语满天飞，在军队中和人民大众中都纷纷传言，说最高当局在卖国：说那位从德国嫁过来的皇后10，把俄国的军事机密泄漏给敌人了。政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城市居民深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而且由于铁路运输越来越糟，造成食品和燃料的短缺，首都彼得格勒  (大战爆发后，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 的供应情况尤其严重。前线上不断传来坏消息，人们对政府不满，怨声载道，加之城市地区经济生活困难 (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农民受益，乡区倒比较 
      施里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年)，德国军事家，曾任德军参谋总长、元帅。为了避免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他拟定了这个作战计划。一译者注。 9
      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个懦弱的君主，时人把他比作法国大革命时的法王路易十六。他的皇后亚历山大拉（Alexandra）原为德意志小邦赫斯的公主，是英国女王维多利娅的外孙女。她迷信神道，宠信妖僧拉斯普丁(Rasputin),  操纵政事，民怨甚深。—译者注。 10
平静)，这种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在1916年10月间就造成革命一触即发之势。 
　　1917年的俄国革命，可以说在前一年的11月间就已经开始了，1916年11月，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上层人士在议会 (杜马) 中的代表，猛烈攻击沙皇政府作战不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保尔·米留可夫 (Paul Miliukov), 公开责骂沙皇政府在卖国。 这些从政治最高层发动起来的攻击，使全国陷于混乱状态；人们奔走相告，认定大变动即将到来。而沙皇尼古拉二世 
生性懦弱，他听天由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重振纪纲。 
　　革命的导火线是由一次兵变触发的。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发生兵变：这支部队是从一批年龄较大的农民中征集来的，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应该免役了。当长官下令叫他们向一群聚众闹事的民众开枪时，他们就拒不执行命令，哗变了。将军们怕兵变的消息传到前线去会影响士气，就劝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国的败局。 尼古拉二世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 
他接受了将军们的劝告，于1917年3月15日宣布退位。 
　　沙皇退位后，议会 (杜马) 代表们就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国家政权。这个由议会代表们所组成的委员会，自称为临时政府。就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们在彼得格勒召开“苏维埃”(Soviet)，即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是用来监督这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的，不让它执行反动的政策。在这以后的七个月中，俄国就是由这种双重政权的体制统治着的，政治混乱。在这种两个政权并立的体制下，苏维埃在削弱临时政府的权力而对其后果不负责任。那些社会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军官们是股潜在的反革命势力，于是鼓动苏 
维埃削弱军官们的权力，结果使军队陷于瘫痪。然而，这时他们仍坚持说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直到胜利。 
　　临时政府曾昭告在先，说要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在俄国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制的政府。然而，临时政府一直忙于应付其他更紧急的要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同时，它又一次次地推迟了土地改革。这时，那些急于要分得土地的农民已经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而前线上的士兵也纷纷开小差逃离前线，急急忙忙地及时赶回家去，以期在那即将到来的土地的再分配中分得一份土地。少数民族争吵着要自治，而且有几个少数民族要完全脱离俄国而独立。在这段时间里，临时政府总是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而这个战争在国内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 
了。 数百年来，俄国的统一是靠政府权力而不是靠社会亲和力来维持的，这时俄国分裂了，陷于无政府状态。 
　　这就给列宁提供了机会。1917年初，列宁寄寓在瑞士。他一听到三月革命 (俄历为二月革命) 的消息，立即打电报给他那些在俄国的同志，叫他们不要信任临时政府，不要和其他的那些社会主义政党结盟，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他热血沸腾，急于要 
赶回到俄国去领导这场革命。 
　　这时德国和奥国的军队胶着在西部前线上，与协约国军队进行着无休止的消耗战，看来一时难决胜负。德国人对于像列宁这样反战的俄国政治流亡者，一向是密切注意的。列宁通过德国驻瑞士的大使馆，要求德国人帮助他回俄国，于是柏林当局不仅给列宁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提供方便，使其安全通过德国国境，而且给列宁预付了一笔钱，以便他回国用以重建他的政党。列宁认为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管这些钱是来自何方，就接受了。以后有一年半之久，通过中介人的传递， 
而且十分小心谨慎，他一直在接受德国人的津贴。 
　　列宁一回到彼得格勒，立即对临时政府进行毫不妥协的攻击，号召人们来推翻这个临时政府。当时孟什维克以及列宁党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是希望在俄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体的，而列宁却不让俄国有机会建立起这样的体制。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过一次试探性的起义，临时政府把情报部门所获得的关于列宁与德国人勾结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出来，平熄了这次起义。临时政府发出逮捕令，要逮捕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头面人物，包括那个新近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结果托洛茨基被捕入狱，列宁则逃往芬兰，躲 
藏在那里，直到11月初他的政党发动起义的前夕才潜回来。 
　　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不多，然而它却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党员坚决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其他的那些政党则完全不一样。例如：社会革命党在民众中颇孚众望，特别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因组织涣散，没有能力把它的拥护者动员起来。其他如孟什维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情况亦复如此。还有一层：当时俄国政局混乱，除了列宁以外，就没有哪个有名望的政治家愿意来接掌政权，负起责任来治理这个似乎已无法治理的国家。列宁却准备有素，自成年以来，他处心积虑 
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他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待有利的时机来放手一搏。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17年夏季的末尾，俄国临政府的首脑、那个有名无实的独裁者克伦斯基，与俄国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发生龃龉。克伦斯基指责科尔尼洛夫将军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这项指责是捕风捉影，是不公正的。这样轻举妄动的结果，就使克伦斯基失掉军队的支持。而遇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再一次来夺取政权时，克伦斯基最需要的就是军队的支持。同时，克伦斯基还把那些被捕入狱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释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要他们帮助他去敉平那场“莫须有”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事政变，这便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威望和战斗力，因此在下个月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明显的胜利。这场胜利提醒了列宁：再度起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机已经到了。1917年10月23日晚至24日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彻夜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的几个助手生怕会重蹈7月间起义失败的复辙，顾虑重 
重，列宁花了很大的气力才说服了他们，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 
　　武装起义是在1917年11月7日11清晨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各路分遣队，几乎不发一枪一弹，就把这座首都的一切机要部门全都占领下来。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些血战，但在全国其他各地，这种政权的转移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列宁曾说过：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举一根羽毛一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很巧妙地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来掩护他本人及其政党的夺权斗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听起来是要实行自下而上的草根性的民主，而不是独裁。就连那些与列宁为敌的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怀疑列宁的动机，但也不怎么惊惶失措，总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站得住的，很快就会让步，成立一个由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他们宁愿让列宁掌权来试一试，而不 
      本书是按“公历”记时，但1917年俄国革命时，俄国仍在沿用“俄历”。所谓“俄历”，就是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罗马军事强人凯撒采用埃及人发明的太阳历，进行历法改革时所制定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它以一年为365 1/4日，规定四年一闰，这接近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数（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 四十八分四十六秒), 但还微有差异。“儒略历”在欧洲通行了一千五六百年，年年积累起来，这种差异就很显着了。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主持修订历法，制定了“格里哥利历”(Gregorian Calendar),  就是现今世界各国所通用的“公历”。“格里哥利历”颁行后，西欧各国相继采用。俄国因为是东正教国家，不受罗马天主教皇管辖，所以仍沿用“儒略历”， 俗称“俄历”。在1917年，“俄历”与“公历”相差十三天。本书中所称的“三月革命”，按俄历为“二月革命”， 同样，“十一月革命”按俄历为“十月革命”。直到1918年，俄国才改用公历。—译者注。 11
想发动一场内战，因为内战只会有利于“反革命”。 
　　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权达七十四年之久。由此可见，俄国之所以奉行共产主义，并不是由于人民大众起义的结果：共产主义是由一些用民主口号掩饰起来的少 
数人自上而下强加给俄国的。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此后的历史道路。

 
列宁的专制独裁 

　　从历史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党人的夺取政权，我们不能不惊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胆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过一点行政经验，然而他们马上就要负起重任，去治理这个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了。他们没有理财的经验，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经济企业收归国有，负起责任来管理这个位列世界第五的经济大国的经济。就他们看来，俄国公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产业工人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和地主当然是阶级敌人，大部分的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是阶级敌人。 布尔什维克自称是代表产业工人的，可是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至多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这少数的工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夜，产业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点三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12。这就说明这个新政权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实行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这种专政，到时候又会变成极权主义的政体，这是由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必然如此。只要共产党人要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共产党人绝不会放松他们的权力，这项原则有普遍性，所 
有那些后来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亦莫不如此。 
　　列宁懂得这一点，因此他对于实行蛮横的专制统治毫无悔意。他给“专政”下了一个定义，说专政 (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13 他蓄谋已久，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手段来消灭他的政敌，并以此来恐吓人民大众。他之所以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他视万民如草芥，一部分也是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他从研究历史中得知：所有过去的那些社会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们半途停顿下来，让它们的阶级敌人得以活命，并重新组合起来进行反扑。所以他要用暴力——用全副的，毫不留情的 (这是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之一)暴力去为新政权扫清障碍。不过他也知道，这种施用暴力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有一次，他引用了马基雅维里14的一段话：“如果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必须采取某种暴力行动，这种暴力行动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之。因为：人民大众不能容忍有人长期地诉诸暴力。” 可是，与他的指望相反，在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下，暴力行动却成了一种经常采 
      派普斯：《俄国革命简史》(纽约，1995年版)，第121页附注。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年出版)，第41卷，第383页。 13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  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历史家。着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影响甚巨。—译者注。 14
用的手段。那正如托马斯·霍布士15所说：没有旁的办法， 暴力 
就成了唯一的办法。 
　　列宁的当机立断和精明干练，与那个被推翻的临时政府的颟顸无能，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临时政府曾一次又一次地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 列宁却很快就批准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全国获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选票，而那些与之竞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获得的选票，却比他们多出两倍多。这个结果，一点也没使列宁感到为难。他宣称：工人们和士兵们多数是投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票。 他让立宪会议如期开了一天会，第二天就用武力把它解散了。列宁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政府，叫做人民委员会，清一色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的。不过，人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行政门面，它只是执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命令。列宁把原先的一切司法章程、法规统统废除，而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以及那个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去处理。那些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些没有受过什么法律训练但有“阶级觉悟”的凡夫俗子。而那个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叫做“契卡”(Cheka)，搞特务统治。从列宁掌握政权之日起，几乎 
立即就开始了恐怖统治。 
　　列宁深知：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治基地并实施其革命的政治纲领，他是需要一段喘息时间的。1918年3月，列宁要他的助手们与同盟国的德国人、奥国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签订 
了《布勒斯特——立托乌斯克和约》。此项和约使俄国丧失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非常不得人心。 
 托马斯·霍布士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年), 英国政治理论家，着有《论公民》、《利维坦》等书，主张加强王权，为君主专制张目。—译者注。 15
 
　　列宁在俄国发动了内战，作为其最后目标发动世界革命的序幕。这场使俄国生灵涂炭的内战，延续达三年之久，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常把这场内战的责任诿之于俄国的反动派及其外国的帮凶们。但我们知道，早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项中心任务，说要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内战。托洛茨基倒承认了，他写道：“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 实际上，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夺取政权，就已经是发动内战了。 
　　起初，为了能得到农民和工人的拥护，或者至少是要他们能保持中立，列宁采用了放任的政策。他鼓励农民们把那些私有土地拿过来，自己进行分配。凡属私有土地，不仅是属于国家和地主的土地，连农民自己的土地，都要拿出来重新分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取得政权后，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惟暂时不触动农民们自耕自作的小块农地。列宁鼓动工人们把工厂拿过来，归工人们自己管理，这是工团主义的办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列宁一旦巩固了政权，就会把这些措施改变过来。列宁的最 
终目的，是要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一律收归国有，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实行计划经济。 
　　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史事，我们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只要知道：共产党人 (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共产党) 在这场内战中得胜，成为胜利者。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人控有俄国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拥有大部分的工业资源和军事资源；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些支援其敌人(即所谓“白匪”) 的西方列强各有彼此，三心二意，并不尽力作战。就在内战的进程中以及内战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已经把那些原先分裂出去的、非俄罗斯人所居住的边境地区 (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 大部分收复了过来。1924年，这些边境地区和苏俄融合在一起，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苏联帝国，其全部领土，都是归这个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党管辖的。俄国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帝国境内各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后来，墨索里尼曾模彷列宁建党的办法来组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铸造了一个新名词，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管组织”。我们不妨借这个名词来说明：党组织就像血管一样，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产党的控制。就是 
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苏联。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除了能掌握政权以外，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其他各方面的种种努力几乎全都失败了，生活实际与共产主义理论大不一样。然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却不承认错误：每当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展现出来，他们不是妥协，而是加强用暴力进行镇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那一套理论是合乎科学的，完全正确，如果承认错 
误，那就会动摇其政权之所赖以建立的整个理论基础。 
　　首先是国家政治机构方面的问题：有许多事是出乎列宁意料之外的，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自私自利、难以控制的官僚集团。接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只不过是那个拥有生产手段的阶级的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利益。这种说法，表现出对人类政治史的极端无知。因为，有大量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从古埃及“法老”的时代起，国家官吏就是善谋私利，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许多方面实远甚于资产阶级。列宁为实现其本人的政策，必须任用一批干部，于是苏维埃的官僚机构迅速膨胀起来，这种情形使列宁大为吃惊。共产党，通过国家的政治机构，把全国各方面的事务统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他们把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运输业和服务性行业、各级学校以及其他的文教机关，统统收归国营。由国家干部来代替那些原来私营的企业主和经理，结果这个官僚集团的人数就迅猛增长了。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苏俄管理工业生产的机关叫做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在1921年，这个委员会雇用了近二十五万名员工。而1921年苏俄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到不及1913年帝俄时代工业生产水平的五分之一。在 
1928年左右，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员工人数高达四百万人。 
　　在苏联的公务人员中，有许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这批人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绝大多数是因为政府工作安全可靠，可以保证他们能有一份过得去的生活待遇。不用多久，这批公务人员就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有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他们不仅是把自己的集体利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而且是凌 
驾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上。他们只是口头上信奉共产主义。 
　　第一个认识到可以把苏维埃的官僚机构作为工具，利用它来巩固其个人权势的人，就是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早年曾就读于东正教神学院， 但中途退学，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忠于列宁，并且表现出杰出的行政才能，因此得到列宁的信任。斯大林不同于托洛茨基，也不同于那些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诸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他对列宁的决定从不置疑，而是惟命是从。当那些其他的领导人忙于写小册子、发表演说的时候，斯大林却静悄悄地注视着那日益壮大的党政干部队伍。列宁提拔斯大林，使其地位高于那些更有才智的侪辈。1922年，斯大林被任命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这就使他得以掌握党的干部队伍。 
　　从最初的时刻起，斯大林就利用其职权，把那些忠于他个人的共产党员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他知道，列宁的健康日益恶化，不久势必爆发一场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他必须能倚靠这帮人的支持。正是斯大林本人，发明了一种叫做“高级干部特殊供应手册”的制度，那就是把那些有资格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官员登记在名册上，使他们享有种种特权：诸如到特殊食品供应店购物，住有特殊病房的医院，公费旅游，直至找高级裁缝制装，死后有特殊的安葬墓地，等等。此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制造出一个特权阶层，来支持共产党人的政权。苏联共产党就是用这种方法，使那些行政人员体会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和共产党政权的存续密不可分的，维持了七十多年的统治。然而，这样 
做的结果，也就注定了所谓共产党人的理想在求得社会上人人平等，将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更使人焦虑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管理经济方面所遭到的种种挫折。社会主义者的文件曾向他们保证，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在本质上就决定了其生产效率远不及由国家垄断的经济。他们认为：企业的规模愈大，效率就愈高。他们甚至 
相信：不用货币，就可以管好一国的经济。 
　　事实证明，所有这一类的设想都错了。企图用一个中央统一的规划来管理全国的经济，证明是行不通的。工厂管理不善，先是由工人们自己管，后来由共产党的干部来管，都管不好工厂，生产效率急遽下降。官方力图禁止私下贸易，秘密警察“契卡”鼎力相助，结果也失败了。因为，生产者和中介人总有办法绕过官方的检查，私下进行贸易。共产党人把自由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温床，决心要消灾它。但自由市场并未绝迹，它转入地下，成为黑市。不久之后，黑市经济就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 政府故意地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意在消灭人们的存款，结果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纸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年的物价已经涨了 
一万万倍。但又不能不用货币，不用货币，会使苏维埃的各项企业无法记账，也无法计算业务往来。 
　　这种不懂装懂的企业管理，再加上内战的影响，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1920年苏俄重工业的总产量，仅及1913年帝俄时代工业总产量的18 %。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 %，而钢铁产量则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4 %。1921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三分之一16。有一位苏联共产党的党内专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17一场大灾难。 
　　当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失败时， 列宁出于本性，就是用行刑队来大开杀戒。埃萨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一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曾一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 他描述1918年2月间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 其中有一条， 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 “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 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 斯坦因倍格写道： 
      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史》（纽约，1990年版)，第696页。 16
       17   L．N．克里斯曼：《俄国大革命的英雄诗时期》（莫斯科，1926年版)，166页。
　　 
　　“ 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 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 ‘好罢，行啊，……这正是我 
　　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18
　　 
　　经济灾难中最可悲的一面，就是粮食生产的下降。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苏俄共产党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农民当做小资产阶级，因此，也就是产业工人的死敌。——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俄国产业工人均系来自农村，而且和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改变不了这样一种情况。苏俄共产党向农村居民宣战，有双重目的：其一，是要索取粮食来养活城市居民和红军；其二，是要把共产党的权力渗透到乡区去。因 
为这时，绝大部分的乡区都还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政权的影响。 
　　1918年的夏天，莫斯科发动了一场斗争：向农村索取谷物。因为农民不愿意按照那样不合理的低价把粮食卖给政府，政府就去夺取。政府在农村中创立了“贫农委员会”， 那就像是农村中的 “第五纵队”， 它与政府合作去斗争那些被猜测为囤积粮食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即富农 (kulaks), 并指望从中得到一点好处。同时，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游民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征粮队，分派到各地去征收所谓 “剩余粮食”。农民中有许多人是服过兵役的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于是结果，各地的农民便与征粮队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恶战。大部分的乡区都沦为内战的战场，其破坏糜烂的程度，超过了红军对“白匪”的战争。只要是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列宁就称之为“富农”，可以任意批斗，并号召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下面的两段引文可作为例证，那都是列宁在1918年8月发出的工作指示，第一段摘自列宁对工人们的讲话，第二段是列宁发给班萨省共产党官员的一份秘密电令： 
       18 埃萨克·斯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里》（伦敦，1955年版)，第145页。 
      
       (一) 
　　富农们疯狂地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是蓄意要把千百万工人活活饿死，拆散工人队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富农消灭无数的工人，或者是工人们毫不留情地来粉碎那些盗贼成性的、反抗劳动者政权的少数人的叛乱。……富农们都是些最狠毒、最凶恶、最野蛮的剥削者。……这批吸血鬼，趁战争时期人们的急需，成为暴发户。这些坐享其成的蜘蛛，利用战争时期农民的贫困，利用工人的挨饿，养肥了他们自己。……这批寄生虫，吸饱劳动者的鲜血，越来越富了，却让工人们在城市里在工厂里挨饿。这批吸血鬼已经把过去地主们的土地弄到手，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一次又一次地奴役贫 
农。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富农宣战！杀死他们。19
19 列宁：《列宁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年出版), 第37卷，第39-41页。 
　　  
       (二) 
　　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目前各地都在与富农进行着“最后的决战”，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榜样。 办法如下： 
　　1. 把那些臭名彰着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一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2. 把死者的姓名公布出来。 
　　3. 把他们的全部谷物，统统没收过来。 
　　4. 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质——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 
　　电文收到之日，立即执行。 
　　 
      列宁 
　　 
      要选派一些真正干练可靠的人去执行20。 
　　 
　　对于这样的一种恐怖统治，农民们有一项对策，那就是减少耕地面积，以减少那应当缴纳的“余粮”的数额。不管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是这样做了。 同时，马匹被征集作为内战之用，农民缺少耕畜，农田的产量低落。结果是：谷物的产量急遽下降。1913年帝俄时代的谷物年产量为七千八百二十万吨， 而1920年苏俄的谷物年产量只有四千八百二十万吨。 
       20 理查德·派普斯编：《列宁的真面目》（美国康州纽海文，1996年版), 第50页。 
 
　　列宁政府的种种努力，是要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俄国，而按照它自己的定义来说，俄国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国家。列宁政府在作这些努力时，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问题。及至1921年初，这些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1921年1月，彼得格勒附近的克隆斯达特海军根据地发生兵变。这座海军要塞，原先曾是布尔什维党人的堡垒，在“十月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这时却向全国发表宣言，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的工人们举行大罢工，抗议食品短缺。而在坦波夫省，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正在掀起。 
　　列宁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残酷的军事手段，甚至使用毒气，来平熄这些反抗行径。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单靠武力镇压是不够的。1921年初，他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再用武力强征粮食：此后农民将用实物来纳税，并且可以把他们的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去出售。政府允许私人制造消费品并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但政府明确规定：国家经济的“命脉”，诸如基本工业、外贸、银行、交通工具、运输业等，仍归政府掌握。 
　　可是，这些让步政策来得太晚了，苏俄还是免不了遭受一次可怖的饥荒。灾情之严重是空前的，任何一个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如此惨烈的灾荒。这次饥荒是由一场旱灾引发的，活活饿死了五百二十万人。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饿死的人会多得多。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达二千五百万人，后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 
　　在“新经济政策”的鼓舞下，经济情况恢复得很快。及至1928年，苏联的谷物产量已经达到19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还不及1913年帝俄时代的水平。 
　　在俄国以及俄国以外的地方，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标志着俄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有人高谈阔论，说俄国发生了“热月政变”。那是把“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比做法国大革命期间1794年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前后，雅各宾派的领袖丹敦和罗伯斯庇尔相继失势，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这种比拟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一方面，法国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是死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却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把他们的让步政策当做权宜之计，俾可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果然是如此。 

输出革命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只是因为当时俄国各方面的条件提供了机会，使布尔什维克党人得以因势趁便。布尔什维克党人无意只停留在俄罗斯一国境内，他们深信：除非他们迅即把革命扩展到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去，他们的革命事业将被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所粉碎。列宁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一点，说道：“我们经常强调：我们不能单在一个国家里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宏伟的事业。”21 在其1920年的一篇演说里，列宁又明白无误地把俄国革命向外扩张的意图说得清清楚楚： 
       21 A. G. 拉陀舍夫：《分析列宁》 (莫斯科，1996年版), 第40页。不过，在第五版的《列宁全集》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在1917年11月] 我们就知道，只有当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胜利才能成为永久性的胜利。因为，我们在发动这场革命的时候，就完全指望能发生世界革命。22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态：苏共政府在其国内的政策非常蛮横，不让下面的人提出任何要求；而在国外，仅仅在国外，它却采用激进的方式，鼓动人民大众起来闹事。这种群众运动如果发生在苏联本国，它早就镇压了。 
　　苏共企图把共产主义扩展到国外。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它开始积极在德、奥等战败国进行活动。1919年1月，莫斯科方面在德国煽动了一场叛乱，但很快就被平熄了。共产党人在匈牙利较为得势，在1919年中，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维持了半年之久。然而，那也只是因为苏俄信誓旦旦，说要保卫匈牙利，抵挡入侵的罗马尼亚军队。当莫斯科方面背弃此项诺言时，它那个傀儡政权就倒台了。在其他各地，同样的企图也都失败了。例如在维也纳，共产党人几乎尚未发动就溃散了。 
　　在把共产主义扩展到国外去的进程中，列宁遭受过一次大失败，此事发生在1920年的夏天。1920年4月，新近才摆脱帝俄统治的波兰，急于要防止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于是就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串通一气，并派兵侵入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乌克兰，目的在把乌克兰从俄国怀抱中拉出来。这次入侵没有能在乌克兰燃起一场叛乱，波兰军队遭到红军的迎击，全线败退。 
22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第1页。 
      
　　当红军追击到波兰人所居住的波兰边界时，苏俄共产党的决策机关中央政治局必须决定：是停止前进呢还是继续向西进军？政治局的要员们意见分歧，但列宁坚决主张进攻，正像在各种场合一样，他的意见得逞。列宁觉得很有把握，认为德国和英国的革命条件都已经成熟，只要共产党的军队兵临国门，革命就会轰然爆发。于是，在1920年的夏天，苏俄红军，配备着波兰裔的苏维埃专员，踏进了波兰。红军散发宣言文告，号召波兰的工人们和农民们起来夺取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这些口号，在俄国曾行之有效，在波兰却毫无作用。在红军压境之际，波兰各阶级的人都团结起来，一心一德，来保卫他们那个新近才获得独立的波兰主权。在华沙之战中，那是世界近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之一，波兰人击退了苏俄红军，使之溃不成军。 
　　对于这样的一种结局，列宁至为痛心，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道：“波兰人不把红军当做兄弟和救星，而把红军当做敌人了。” 
　　 
　　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都不像是社会革命者，而是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我们原先所指望的波兰革命没有发生。波兰的工人们和农民们……都去保卫他们的阶级敌人了。他们迫使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挨饿，伏击红军战士，把红军战士活活打死。23
　　 
　　列宁从波兰事件中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以后决不能再把红军作为工具，派到外国去引发革命了。而要改用资助和其他支援的办法，去帮助那些当地的势力闹革命。 
       23 蔡特金（Clara Zetkin）:《列宁回忆录》（伦敦。1929年版), 第20页。 
　　此外，列宁还从红军在波兰的惨败中吸取了一项更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要把革命扩展到国外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大战中，苏俄将先保持中立，等到交战双方打得精疲力竭、销耗殆尽，然后出来收拾残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斯科当局曾于1921年主动提出要与德国缔结秘密的军事同盟。 
　　 
　　  
 
 
第三章 斯大林掌政时期及其以后 
　

斯大林掌握政权 
 　 
　　1922年5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首次陷于休克。尽管有一批从德国请来的医疗专家的护理，他的病情毫无起色，因而不得不一步步把政务交卸给别人。在其临终的时日里，列宁经常有一种失落感，觉得他自己是失败了：他责怪他的党人,责怪俄国人民，怒其不争，没有能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下，列宁就搜寻那些阻挠其方针大计、使之不得实现的敌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搞什么破坏活动，但绝大多数是反对他独裁的。1922年7月，列宁命令斯大林“要坚决地把所有一切的社会革命党人‘清除掉’……把他们统统逐出俄国……要逮捕几百人，毋须说明理由——就说，‘大人先生们，滚出去罢！’”按照列宁的命令，警方逮捕了几百名分属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学者，把他们装上船，送他们到西欧各国去度那种迫不得已的流放生活。 
　　下一个目标就是东正教会。1922年的春天，当时苏俄正遭受饥荒之苦，列宁觉得他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做到一举两得，那就是：借口用以赈济灾民，没收教会的财产；如果遇到教会的抗拒，那正好向民众揭露教会全无心肝，不顾民众的死活。在一份给中央政治局的备忘录里，列宁写道： 
       1 1918年8月，列宁遇刺，受了重伤，迄未全愈。1922年5月，他病情恶化，此后即陷于昏迷状态。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终年五十四岁。—译者注。 
　　 
　　“现在，也只有现在，当灾区里正在人吃人的时候，当成千成万的饿殍横尸路途的时候，我们正可以 (而且也必须) 用最严厉、最无情的力量，来没收教会的财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笔几万万金卢布的巨款。”2
　　 
　　用这种方法没收过来的财物，并没有用之于救济灾荒，而是被苏维埃国家挪用应急了。 
　　 1923年3月，列宁完全衰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八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关于列宁的继承人问题，苏俄共产党并未作出过决议。党管不到党员的谁兴谁废， 它只希望大家能通力合作，使党务得以赓续进行。在这个空隙里，总书记约瑟夫 ? 斯大林插进来了。斯大林在公开场合总是那样谦虚谨慎，表面上庸容大度，使人一点也看不出他那极其残忍狠毒、猜忌偏狭的本性。他已经在党的基层干部中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因此在1919年3月间举行的、不记名投票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时，在候选人中，除了列宁以外，他 (还有尼古拉?布哈林) 所得到的选票最多，大大超过了那位名望更大的托洛茨基所得到的选票。原先大家总以为托洛茨基会是列宁的接班人。 
　　在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曾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组成三人小组，主持党务。这时，斯大林就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串通一气，来搞掉他们共同的政敌托洛茨基。他们用造谣汙蔑，对拥护托洛茨基的人进行威逼利诱，以及其他种种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法，解除托洛茨基的各项职务，把他开除出党，然后又予以放逐，先是放逐到中亚细亚，1929年又把他放逐到国外。1940年，托洛茨基流亡在墨西哥，斯大林派人把他刺杀了。在搞掉托洛茨基以后，斯大林便转过来收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他们赶出中央政治局。那些牺牲在斯大林暴政下的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即认为“党总是正确的”。他们无法来为自己辩护，去驳斥那些捏造出来的种种罪名。 
       2 派普斯：《列宁的真面目》，第152-153 页。 
　　托洛茨基在流亡中着书立说，总喜欢把他自己描绘为列宁所中意的人，而把斯大林描绘为列宁所鄙视的人。但他错了。事实上，斯大林才是列宁的忠实信徒，才是那位苏俄缔造者的适当继承人。在列宁逝世后的一、二年内，斯大林就毫不含煳地当上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在巩固了他的权力以后，他立即着手重振旗鼓，搞共产主义。自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曾一度中断，这时又重新上马了。斯大林心目中有三项互相关连的大事：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工业基础；农业集体化；全国一体化，整齐划一。本来，俄国接连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动乱不已，刚刚才恢复过来。这时就要在俄国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自然要招来危机。然而，这一点并没有使斯大林感到为难，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权就是在危机中才得以发展的。 
　　 
　　“只有危机当头，政府才可以要求 (并且得到) 公民们绝对服从并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主义的实现，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个政权需要牺牲，需要把人作为牺牲。危机重重，正好使这个政权用以实现从空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把神话般的空想计划变为事实。”3
       3 米海尔?赫勒、亚历山大?尼克里契合着：《乌托邦政权：自1917年迄今的苏联史》 (纽约,1986年版), 第201页。 
 
　　 
　　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的接班人往往只图安定，于是政事弛废。因为公民们已经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他们作出牺牲了。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25年12月，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按照一项雄心勃勃的规划，大力实现工业化。从那时起，“新经济政策”就被抛弃了。要实现工业化，就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其中的原因下面再说。要达成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大目标，都必须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而首先必须把那些不同的意见压制下去。斯大林主义要贯彻下去，就必须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 
　　先说工业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工业为基础，而因为俄国的工业还相当原始，所以实际上必须从无到有，建设起这样一个工业基础。只有完成此项任务，苏联才可以有一个世界强国的经济和一支庞大的工人队伍，使它能与那些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这些道理都是明白的，大家没有争议。但在工业化的步骤上，党的最高层中却有不同意见。最后，斯大林压制了那些持异议的人，不惜浪费人力物力，硬用拚命的速度来实现工业化。 
　　然而，为什么要大力实现工业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当时几乎从未提出，而后来也很少谈起，那就是为另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1927年12月，斯大林宣称：那些“帝国主义者”正在整军经武，准备再发动一场战争，并武装干涉苏联。为了应付这一 (假想的) 威胁，苏联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强大的国防工业。事实上，从开始的时候起，苏联的工业设施就是按军事需要建立起来的。 
　　在1929年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全国经济置于中央管辖之下，强调重要物资的生产：钢铁、煤炭、石油、重型机器等。中央计划机关规定了一套完全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而斯大林又于1931年发布命令，要在三年内完成这个“五年计划”，这就使这些生产指标更加无法完成了。及至1932年，原先规定这些重要工业的生产指标要增加三倍的，结果实际上只增加了两倍。产业工人的人数亦复如此，只从三百万人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人。 
　　政府想方设法要激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曾信誓旦旦，说要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用来骗人的空头支票，从未实现。实际上，因为资金都用在搞工业化方面去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的水平，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难以煳口的地步。及至193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到约合搞工业化之前 (1926-27年) 的十分之一。苏联经济史专家阿勒 
克?诺维 (Alec Nove) 说道：“1933年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点。在承平时期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难以煳口的地步，这是史无前例的。”4
　　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斯大林就采用资本主义的传统办法，实行物质刺激。1931年，斯大林抨击“平均主义”的原则，那是不管工人们能力的高下都给以同样的工资，是一种“极左”的念头。他进一步阐述道：平均主义使那些不合格的工人没有动力去学会技能，同时又使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不安其位，从这一行跳到另一行，以求能得到合理的报酬，这两种情况都伤害了生产积极性。于是，苏联就制定了新的工资标准，大为拉大非熟练工人和最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 
       4 阿勒克?诺维：《苏联经济史》 (伦敦，1988年版), 第208页 
　　搞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筹集起来的，其中包括印发纸币，征收各种赋税，出口粮食，甚至出卖国宝级的艺术品。 
　　然而，绝大部分搞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却是从农民身上搜括得来的。俄国的农民，自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以来，过了七十年，又实际上重新被农奴化了。1929年中，苏联作出坚定的决策，实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用斯大林的话来说，那便是：必须依靠国内的积累，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说，农民必须按最低廉的价格，用粮食来供应产业工人、城市居民、以及武装部队。伴随着农业集体化所进行的宣传，总是着重说明要消灭农村中的“剥削者”。那只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事实是：在农业集体化中受害最多最深的恰恰是普通农民。 
　　农业集体化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掉”。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富农们统统置于死地。第二步，解散农村公社，把农民们所赖以独立生活的物资统统没收过来。农民们被驱迫着加入集体农场 (集体农庄), 在那里，农民们辛勤劳作，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农业集体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它把苏联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变成了政府的农奴。 
　　“富农”一词，包括那些比较过得去的农民以及那些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的人。凡被划为“富农”者，其财物一律没收，其人或者是罚往苦役营服苦役，或者是带着家属到西伯利亚过流亡生活。根据官方的记载，在1930年和1931年，受到这两种惩罚的人数为一百八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二人。据估计，在那些逃过死刑这一关的人中，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冻饿而死5。在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中，估计约有四十万人想尽办法，先先后后逃回来，在城市里或工业区勉强找到一席栖身之地。 
　　“中农”和“贫农”也都丧失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农具和家畜。农民们宁可把家畜宰杀掉而不愿意把它们交出来，只有未能屠宰的家畜才不得不上缴。这些财物，统统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化的农民，每年必须做满规定的工作日，完成由国家强制规定的交粮数额，才能得到一份最低的货币工资和口粮。国家付给农民的是戈比6，而把农民交上来的谷物制成面粉和面包再卖给消费者，所得到的却是卢布，利润高达许多倍。农民如果不能完成交粮任务，那只有自己挨饿。有的农民山穷水尽，迫不得已偷了一点粮食，那就被当做罪行严重的罪犯。1932年8月，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道臭名昭彰的法令，规定“凡盗窃或破坏社会主义（注：应当读做共产党）财产者”处以死刑或十年苦役，此项法令适用的范围很广，连偷了几把谷物都包括在内。在此项法令颁布后的十六个月内，有十二万五千多农民被判刑，其中有五千四百名是判处死刑7。由于农民从集体农庄那里所拿到的仅仅是口粮，于是政府在1935年就允许集体农庄的农民可以种一块自留地，平均起来大概是每家一英亩，用以种植蔬菜、水果，供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到受国家监督的集体农庄的市场上去出卖。农民们也可以养牛以及一些小牲畜 (但不能养马)。这些自留地所出产的东西，却远远超过了其土地面积所占的比例，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肉类食品。 
       5 尼古拉·维斯，见斯蒂芬· 柯尔多瓦编：《共产主义黑皮书》(美国、麻州、剑桥，1999年版), 第153、155页。 
　　6 戈比（kopeck）是俄国币制中最小的单位，一百个戈比合一个卢布。—译者注。 
　　7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162页。 
　　农业集体化使农民陷于社会最低层，那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还要苛酷。因为：作为一个农奴，他还可以当家作主，领有自己的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论上不能领有，实际上还是领有的)。而这时集体农庄农民的境遇，却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一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在1935年，一个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从集体农庄得到二百四十七个卢布的报酬，那只够买一双靴子8。 
　　斯大林惯于弄虚作假，说农业集体化是农民们自觉自愿地搞出来的。但实际上，是苏联政府用极其横暴的手段来搞农业集体化的。斯大林曾亲口对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农业集体化历时三年，这场战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令人揪心”。如果真是这样，农业集体化使斯大林觉得压力如此沉重，那末我们就不难想像，那些身受其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了。为了镇压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等地农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这些地区制造了一场人为的饥荒：他把这些地区的粮食统统运走，并动用军队，阻止饥民从这些地区逃出来讨饭。据估计，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有六、七百万人死于非命9。为了镇压中亚细亚游牧部族哈萨克人的反抗，苏联政府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杀戮政策：据信哈萨克人死者无算，足足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10。 
　　农业集体化在短期内是奏效了，它为苏联搞工业化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实际上，那就是把农民们的粮食没收过来，分配给城市居民和工业中心的工人们。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毁坏了俄国的农业。第一，它把那些最辛勤劳动的农民划为“富农”，扫地出门了。第二，它剥夺了集体农庄农民在土地使用方面的发言权，土地上种出来的谷物不归农民所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一向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以后就只能勉强自给自足了。 
       8 诺维：《苏联经济史》，第243页。 
　　9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159页，第167页。 
　　10 M. B. 奥尔科特：《俄罗斯评论》，第四十卷，1981年第二期，第122页，第136页。 

大恐怖 
　　 
　　1934年至1935年之际，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粮食配给制取消了，斯大林宣称：“生活更美好了，同志们，生活越来越欢畅了。” 然而，好景不长，为了施展其专制独裁的权力，共产党政权需要制造另一场危机，也需要再树一个仇敌。古巴共产党的领袖费代尔·卡斯特罗倒很坦白，他说出了他那些俄国祖师爷们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正如他所说：“革命需要有敌人……要发展革命事业，就必须有个对立面，那就是反革命。”11如果实在没有敌人，那也要假造几个敌人出来。 
　　1934年，有一位声誉卓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格勒方面党的第一把手谢尔盖·基洛夫，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刺杀了。就作案现场的证据来判断，多认为斯大林是这起凶杀案的幕后指使人。基洛夫在被刺杀前不久，原是斯大林所倚重的忠实信徒。他曾经吹捧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为苏联以及全世界劳动者求解放的伟大战略家。” 基洛夫在党组织中声誉日隆，使斯大林深感不安。基洛夫遇刺身死，给斯大林带来双重利益：一方面，斯大林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正好借此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去肃清那些被说成是反苏的“叛乱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斯大林要把列宁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领导干部统统斩尽杀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所搞的那些所谓“肃反”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恐怖运动。滥杀无辜，其手段之凶残狠毒，牺牲者人数之众，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可与之比拟的。这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斯大林发给地方当局的训令，其所采用的审案方法归根到底只有一条：严刑拷打，直到犯人甘愿招认其所从未犯过的罪行。 
       11 见1963年2月24日哈瓦那出版之HOY报。修奥多·德拉普所写的《卡斯特罗主义：理论与实践》（纽约，1965年版）曾予以引用，第217—218页。 
　　这种训令付诸实施，其酷烈之状，我们从一名受害者写给斯大林的亲信乌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可略知一二。写这封信的人名叫乌塞伏洛德·梅耶霍德 (Vsevolod Meyerhold), 他是俄国戏剧界的头面人物，在共产党政权成立之初就参加了党。1939年，梅耶霍德无缘无故就被逮捕了，被宣布为“人民之敌”，实为恐怖政策下无数蒙难者之一。他写到他在狱中受审的情况： 
　　 
　　“当那些审问者开始对我用刑时，他们鞭打我，一个带病的六十五岁的老年人。他们把我按倒在地板上，脸朝下，用橡皮鞭子抽打我的背嵴和下肢。后来又让我坐在凳子上，他们用同样的皮鞭噼头盖脑地抽打，用力狠猛。过了几天，我两腿的伤口还在涔涔出血，他们又用那条皮鞭打我那些青一块紫一块淌着血的伤口。那种剧痛，就像是他们用滚烫的沸水浇在这些伤口上。我疼痛得直叫，号啕大哭。他们又用皮鞭抽我，用手掴耳光，揿头……除此以外，他们还搞什么所谓‘心理攻势' 。一个接着一个轮番发问，用骇人听闻的大帽子进行恐吓，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我躺在地板上，脸朝下，蜷缩着，歪着身子，号叫着，就像是被主人用皮鞭毒打的一条狗。 
　　“我躺到我的小床上睡着了，但一小时之后又被拉去审问了。上一次的审问，接连疲劳轰炸了十八个小时。听得有人在呻吟，有人被从小床上拖起来，就像是垂死的病人一样。‘ 死罢 (哦，当然会死！)，这比死还要难受呵！’这就是一个受审的人自言自语的话。我呢，我也用同样的话自言自语。于是我就开始胡言乱语，咒骂我自己，只求他们能早一点把我拉到刑场上去……”12
　　 
　　在梅耶霍德按照程序认罪以后，当局就根据那些胡诌出来的罪状，把他枪毙了。 
　　大恐怖 (大清洗) 的打击对象不但是共产党员，连普通公民也包括在内。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1937年和1938年，罹难者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清白无辜的，即使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没有任何过错。这些无辜的人们分别被拉到一个由当地党的第一书记、检察官、和当地保安警察局长三人组成的法庭去受审。审问和判决的过程一般只有几分钟，被告就或被判处死刑，或服苦役，或遭流放，而判决后不得上诉。平日不问政治的人不一定就安全，甚至连那些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政权效力的人也不能幸免。在大恐怖最猖狂的时期，中央政治局给各地警察当局定下“指标”，命令他们按照百分比，把当地居民中百分之几的人拉去枪毙，百分之几的人罚往苦役营。举例来说：1937年6月2日，中央政治局就定了一项指标，要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肃清掉”三万五千人，其中五千人要枪决13。一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又给全国各地定下“抓人”的指标，其中有七万人不经过审判就立即枪决14。在大恐怖的罹难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曾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这些人被认为难以管束，容易搞“破坏活动”。 
       12 阿尔菲赖德·米莱克：《美丽的空中楼阁》（莫斯科，2000年版), 第265-266页。 
　　大清洗对党的菁英究竟造成多大的灾难，我们只要看看这一事实就知道了：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被枪决了15。所有当年列宁的亲密战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遭到逮捕，受到苦刑拷打，直到他们体质上和精神上都彻底崩溃了，再强迫他们站在作秀的所谓“公开审判”的被告席上，招认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包括做侦探、搞恐怖暗杀、以及图谋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在这些演出以后，他们就或者被处极刑，或者被罚往苦役营，那也很少能活着回来的。列宁在其所谓的政治“遗嘱”中，列举了六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作为他可能的接班人。这六位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一人以外，五人都死于非命。德米特里·伏尔科哥诺夫 (Dmitrii Volkogonov) 原为苏联的一名将军，后来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历史档案库里发现了三十份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都是在1938年12月12日这一天签发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惊愕万状”。这三十份名单，共计载有约五千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由斯大林签字判处死刑了。而斯大林在签发这些死刑判决书后，就踱进克里姆林宫的私人电影放映室里欣赏电影了。他一连放了两个片子，其中之一是喜剧《欢喜冤家》。16
       13 乌拉基米尔·诺莫夫：载威廉·道布曼等所编之《尼基塔·赫鲁晓夫》（纽海文，2000年版), 第90页。 
　　　　14 谢拉·费兹巴特里克：《斯大林主义实况》（纽约，1999年版), 第127页。 
　　　　15 俾特姆·D·瓦尔夫编：《赫鲁晓夫与死后之斯大林》（纽约，1957年版), 第124页。 
　　在这场绝灭人性的迫害狂潮中，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强迫着卷进去了。他们要告密，检举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谁说过什么“反动”的话，如不检举，你就与反动派同罪。在这种气氛中，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和信任，都荡然无存了。当时俄国人有句开玩笑的话倒真能传神，说是一个正直的苏联公民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不过谁又愿意做一头蠢猪呵。 
　　1937年至1938年间的这场大屠杀，实际上就把各级“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统统扫灭了。他们的职位，全由一批新人来接替了。及至1938年，苏联共产党的行政人员中有80.5 % 都是在列宁逝世后才参加党的17。在这一批新人中，又提升了一批党和政府的高官显宦，即所谓“高级干部”。这批“高干”，不仅盘踞着一切有权有势的职位，而且享有种种特权，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凡属“高级干部”者，其身份是永久的，而且事实上是可以世袭的。当苏联解体时，这批“高干”约有七十五万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合计约三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约与十八世纪沙皇政体下从政贵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等。这些“高级干部”所享受的恩宠，实与当年沙皇政体下的达官贵人无异。这些特权阶层中有人这样说： 
　　 
　　“高干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别。那不仅仅是坐豪华的汽车，住豪华的馆邸，只要是想得到的，总有一大批拍马奉承的人为之奔走，不断地满足你。所有那批小喽啰都是毕恭毕敬地听你使唤，使你每一项愿望都得到满足。你突然想看戏，就去戏院；你在猎场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马上就可以飞往日本。生活惬意极了，万事如意。……你可以像帝王一样，只要手指头一指，事情就办成了。”18
       16 大卫·伦尼克：《列宁陵墓》（纽约，1993年版), 第406页。 
　　　　17 迈可：伏斯伦斯基：《高干：苏联的统治阶级》（纽约，花园城，1984年版), 第61页。 
　　 
　　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他们多为“拍马奉承之徒”，像奴仆一样伺候这些上层人物。 
　　红军也没有能逃过这场大清洗的浩劫：苏联红军原有五名元帅，有三名元帅遭到“清洗”；原有军团一级的将军十五人，其中有十三名将军被处死；原有九名海军上将，结果只有一名活了下来。那些逃亡到苏联来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有多人被杀。牧师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至1938年，因执行宗教仪式获罪而被捕的神职人员达十六万五千二百人，其中有十万六千八百人被枪决。19 几乎所有的教堂全都封闭了。 
　　大恐怖的杀人机器，也饶不了那些开动它的刽子手。尼古拉·叶若夫，原为斯大林手下的希姆勒，杀人魔王。他在1936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担任内务部的首脑，具体执行了这一连串的大屠杀。但因故冒犯了他的主子，斯大林就撤了他的职，把他逮捕起来，而最后也把他扔进血镬了。 
　　普通公民，只要平日与人有点嫌怨，由仇人偶尔提及或进行诽谤，就会被抓起来坐牢，或突然失踪。人们生活在一种病态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互相猜疑，惴惴不安，连最高级的官员也毫无例外。那位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苏联副总理的尼古拉·布尔加宁，曾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说起一件事。他说：斯大林有时会请客，“当客人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时，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命运如何——是送他回家呢还是把他下狱。”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罗·格罗米柯，是斯大林的忠实助手，也说起一件事：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只能单独进出，决不敢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乘一辆汽车，为的怕被怀疑是串连起来搞阴谋。斯大林死后，遗毒依然存在，恐惧和猜疑成了共产主义体制下一种固有的社会心态。苏联最后的一位领导人迈可·戈尔巴乔夫回忆往事，说以前有一次他邀请他的上司和邻居，当时担任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晚宴，安德罗波夫就劝他，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打消此项请客的念头，否则“会招来种种流言蜚语，说某某人在某地聚会，如何如何，说了些什么话，等等。” 
       18 伦尼克：《列宁陵墓》，第172-173页。 
　　19 见2000年8月15日《纽约时报》，A7。 
　　苏联解体后，秘密档案解密，有许多事情都弄明白了 (但某些专家认为，这里面还有隐瞒)。在大恐怖最猖狂的时期，1937年和1938年，苏联公安部门拘捕了被认为有“反苏活动”的嫌犯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枪毙的有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来，每天要处死一千人。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罚往苦役营服苦役。20 (可以对比一下，在沙皇政体下，在1825年至1910年这八十五年中，俄国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共计三千九百三十二人。) 1941年，当纳粹德国侵入苏联时，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着二百三十五万犯人，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4 % 21。奴工在经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被强迫着到北边苦寒之地去伐木。这些无辜的人们困苦颠连，而在苏联解体后，却没有一个人为这些迫害良民的罪行负责。是的，那些作恶多端的人甚至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没有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倒反仍然逍遥自在地活着。 
       20 R．G．皮克霍亚：《苏联历史纪事， 1945年至1991年》（莫斯科，1998年版), 第48页。 
　　21 《苏联劳改集中营，1923年至1960年》（莫斯科，1998年版), 第140页。 
　　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从1932年至1939年这七年间，即从苏联搞农业集体化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苏联人口锐减了九百万至一千万人。22
　　这一场创巨痛深、滥杀无辜的浩劫，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有一则幽默的对话，说是有一名新来的犯人来到苦役营报到。营官问他判了多少年的刑期，他答道：“二十五年。”营官问：“你犯了什么罪？”他答道：“我根本没有犯罪。”营官说：“那不可能！既然没有犯罪，那你就服役十年罢。” 
　　如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政府，视万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残暴地蹂躏其本国的人民呢？那末，你要记住：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都只着眼于未来，认为人应当如何如何，而把当前的人视为赘疣。这一观点，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中。马克思有一次就写道： 
　　 
　　“当前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领着在荒野中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不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来定居，他们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来让那些适合于这片新世界的人来居住。”23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叫他们的信徒去搞集体屠杀。然而他们都乐于为了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而牺牲当前这些正活着的人。 
       22 诺维：《苏联经济史》，第181页。 
　　23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纽约，1964年版), 第114页。 
 
　　也许，真的值得去等待这批“新人”的出现啊。这批共产主义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新人”，将不同于过去所有的人。托洛茨基在他所写的《文艺与革命》中，对“新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终于能够真正做到全面发展了。……他首先要能掌握其自身的半自觉功能，然后再掌握其自身的非自觉功能：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育，等等。在可能范围内，使这些功能受到理性和意志的控制。人这个物种，即那个慢慢演进过来的‘智人’，将再一次进入大规模的改造：自觉地把自身作为最复杂的人工选择和心身训练的对象……人要立定志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社会生物学的类型，一种超人。……人会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强壮，更聪明，更灵巧。他的身材会变得更匀称，他的举止会变得更优雅，他的声音会变得更悦耳……一位普通人士，就可以有那样高的成就，与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不相上下，比肩而立。而在越过这座高峰以 
　　后，还有其他的高峰在后头。 
　　 
　　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把那些寄寓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作为牺牲品，那还不值得吗？从这样一种长远的观点看来，现存的人类都不过是些垃圾，是那个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废物，把他们统统扫除干净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史无前例的屠戮生灵，还伴随着一系列箝制言论的严刑峻法，旨在造成舆论一律的假像：人的肉体被消灭了或被囚禁了，人的思想也同样要被剥夺掉。列宁本人不允许别人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他在取得政权后所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封闭所有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刊物。尽管当时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贯彻这道命令，但等到1918年的夏天，他就不仅封闭了所有一切独立发行的报纸，而且封闭了所有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的期刊。1922年，列宁设立了一个中央检查局，叫做Glavlit。不得到它的批准，任何消息均不得见报；不得到它的允许，任何戏剧均不得上演。 
　　不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某种程度的学术自由还是允许的。苏俄早期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沙皇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样，是消极性的。它只是立下条文，规定哪些东西不得发表，而没有企图吩咐作者一定要写些什么。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项政策就改变了：书报检查制度成为积极性的了，它规定作者必须怎样写，而且实际上也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写。于是，所有一切揭露国家阴暗面的文章均被封杀——除非是当局认为有必要，才偶尔透露一点事实真相。限定只有政府官员才可以出国旅行；普通公民不得与外国人有任何往来，如有往来，就犯下通敌的嫌疑。除了拥护共产党的报刊以外，外国出版的书刊一律禁止流通。 
　　一种难以形容的千篇一律的情调，弥漫在苏联文化的各个方面。自1932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苏联文艺界官方的信条，它要求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处理“现实题材要像现实并不存在，而处理未来题材则彷佛未来已经成为现实了”24。于是结果，书报上所刊载的，舞台上所演出的，电影所放映的，广播所报道的，一点也不符合实际，而是些超现实的东西。人们也看惯了这一套，心里所想的和表面上所做的不一样，造成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人们知道事实真相，心知肚明，却不敢说出来，只能私底下和最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们交流交流；而在公开场合，却要弄虚作假，装做坚信官方宣传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苏联，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24 路易·费舍：理查·格罗斯曼所编之《上帝也无能为力》（纽约，1949年版)第205页。 
　　这种情况，就造成一种病态心理，甚至在共产主义消亡后仍然延续了下来。说谎成了一种生存的手段，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得不说谎。而从说谎到欺诈行骗，就只有一小步之差了。一个文明的社会，原是靠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来维系的。道德沦丧，这个社会就要瓦解了。共产党政府要求人人舍己为群，为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私人的利益，而结果却造成一种局面：人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他已经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大清洗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后来所说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实际上，那就是神化斯大林，说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一贯正确，而且永远如此，一直到他1953年逝世之日为止。他若批评哪部新歌剧，那部新歌剧的作曲家就只有匍伏请罪。他一谈语言学问题，所有的语言学家都只能鸦雀无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个个争先恐后，齐声歌颂“领袖”的伟大，而他则安详地坐在一边，对这些谄媚之词安之若素。奥西普·曼代尔斯坦 (Osip Mandelshtam) 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了一首诗来讽嘲这位独裁者，并因此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诗中有几行是这样写的： 
 
　　　　他的手指像铁钩， 
　　　　手握大权把令行。 
　　　　他金口玉言， 
　　　　一言九鼎，高下在心。 
　　　　他的胡子像蟑螂的触须， 
　　　　上下翘动，威风凛凛， 
　　他的皮靴总是擦得亮晶晶。 
　　他周围有一群点头哈腰的马屁精， 
　　他们阿谀奉承，供他玩弄，得手应心。 
　　他们摇尾乞怜，唯唯诺诺，感激涕零。 
　　他高谈阔论，发号施令， 
　　他们个个争先恐后， 
　　把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赛过福音。 
　　牛头不对马嘴，是非颠倒，荒诞不经。 
　　每一次大屠杀都要庆幸， 
　　那真是莺歌燕舞，粉饰太平。25
　　 
　　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总要神化其领袖人物？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全知全能是神的通性，说某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就是要把某人当做神来顶礼膜拜了。 
　　把斯大林捧得这样高，这就使他越来越脱离实际了。他被一批阿谀奉承之徒包围着，不知道他统治下国家的真情实况。他因为怕被刺杀，从来就不敢到全国各地去走走，而只是从那些特别为他准备的影片中，得到一些虚假不实的印象。他的助手和接班人赫鲁晓夫曾说起一件事，斯大林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是：集体农场的劳动者大排筵席“餐桌上摆满了火鸡肉和鹅肉。” 
　　有一个机构，倒是熟悉苏联的真情实况的，那就是苏联的公安警察。这个机构前后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1917年至1922年间叫做“契卡”，1922年至1934年间叫做GPU和OGPU，1934年至1954年间叫做内务部，1954年至1991年间叫做克格勃。它是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处理所有一切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之人，不论其为真正的敌人，或可能为敌之人，或仅仅是受猜疑之人。此外，它还管辖着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众多的劳改营。因为所有一切可以反映社会舆情的管道都已经封闭了，政府就只能倚靠公安警察来得到一些社会上的消息。公安警察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雇有为数众多的侦探和情报员。当年列宁是把政权交给共产党的，而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在许多方面，公安机关已经篡夺了共产党的权力，成为举足轻重的权力机关。 
       25 纳代西达·曼代尔斯坦：《希望呵希望》（纽约，1970年版), 第13页。英译者为Max Hayward。

 
斯大林利用俄国的民族主义 

　　在共产党人中，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潜在威力并且利用它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斯大林实为第一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大众的玩意，叫他们偏离自己真正的使命，不搞阶级斗争。列宁本人就毫无爱国主义情操，他很鄙视他自己的那个民族，在私人通讯中，他常常用些很不客气的字眼来称呼其本国人，诸如“苏联傻瓜，笨蛋”等等。有一次，列宁曾对作家高尔基说道：“才华出众的俄国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或有点犹太血统的人。”26
　　斯大林却不如此。他在与干部人员的密切接触中，使他深信不疑：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在国内更能打动人心，这比那个虚无飘淼的什么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理想要切实有效得多。于是，斯大林就开始把他自己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等同起来，起初还是小心翼翼地这样做，而后来就日益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了。当时在俄国以及外国都流行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运动有利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密谋。斯大林想方设法，要把苏联从这一概念中解脱出来。斯大林是坚决反犹太的，他有计划地把政府部门里的犹太人予以免职。在其与希特勒结盟期间，他曾答应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本特罗普，说只要一找到非犹太人的合式人选，他就会统统把那些犹太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27。在他临死之前不久，他曾策划要把苏联境内全部的犹太人一律迁往西伯利亚。 
       26 高尔基：《列宁与俄国农民》（巴黎，1924年版), 第64页。 
　　1934年，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斯大林即下令完全改变苏联共产党关于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政策路线。在这以前，是不准讲热爱祖国的；而在这以后，就积极提倡要热爱祖国了。以前讲历史，一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老的那一套，专讲阶级斗争；而从这时起，就着重讲授俄国在战争时期和承平时期的丰功伟绩了。及至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溶化在俄罗斯民族主义中：这个政权所引以自豪的光荣业绩，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胜利以及随后的一些胜利。由于它在洲际火箭导弹和宇宙航行等方面的创举，把俄罗斯提升到世界伟大强国之列，与美国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直到今天，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回首当年，他们所留恋的决不是它的政治制度 (即共产主义), 而几乎完全是怀念其祖国在受到别国的尊敬和畏惧时是何等风光。 

斯大林是列宁真正的传人 
　　 
　　在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斯大林长达二十五年的独裁统治，究竟是列宁所建立的那套政治制度之自然的、必不可免的结果呢？还只是事出偶然，让一个有病态心理的人劫持了革命政权。毫无疑问，斯大林暴露出来的特点是：他猜忌成性，偏狭固执，妄自尊大，而且极其残酷不仁。他的这些恶劣品质，后来都由他那些最接近的同僚证明属实。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之继承列宁，并不是用什么政变的手段，而是一步一步地由党内提升上去的。他是共产党所选定的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列宁的衣钵应当由托洛茨基或布哈林来继承，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列宁赞赏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却没有把他们当做合式的接班人。斯大林所行使的专制权力，是列宁安排授予的。正是列宁，首先采用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把人抓起来当人质，设立集中营。在他心目中，法律和法庭只不过是“执行恐怖政策并且使之合法化”的手段。他主持订立了《刑律》的第57条和第58条。后来，斯大林就是根据这些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把几百万无辜的公民判处死刑或关进牢狱。正是列宁，使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派别活动”。这就使斯大林得以把任何一个对他持异议的人打成“异端分子”。共产党体制内因袭下来的个人独裁，始作俑者就是列宁，尽管他本人有时倒宁愿采用与同志们协商的方式。“党永远是正确的”，这句话很容易就变成“党的领导人永远是正确的。”此项原则一经确立，那个高高在上的领导权究竟如何行使，就是个偶然因素，视乎其人了。 
       27 亨利·皮克尔编：《1941年至1942年希特勒在元首官邸的谈话录》（波恩，1951年版), 第133页。 
　　乌雅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先后侍奉过列宁和斯大林，在他们下面身居要职，参与机密，时间之久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曾有人问他，在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人中，谁更“凶狠些？” 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28有一则神话，托洛茨基倡之于前，赫鲁晓夫应之于后，总是说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观乎此，这则神话可就不攻自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发动的。德国处心积虑，整军经武，要为其在1918年的失败复仇，并且要征服整个欧洲。然而，苏联为了其本身的利益，也助长了并且诱发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因此，它也要为这次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负很大的责任。 
　　苏联屡次企图在欧洲各国煽动革命，但每次都失败了，而失败得最惨的就是那次派红军到波兰而被波兰人打败的华沙战役。于是苏联领导人觉得，要把他们那一套政治制度扩展到别的国家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战。1925年1月，斯大林说道：“我们的那些敌国之间如果发生纷争、冲突、战争，…那就是我们最得力的帮手。” 这些冲突和战争，“毫无疑问，会给我国政府和我们的革命事业提供最大的帮助。” 在提到另一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时，斯大林还未卜先知地说道：“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迟早一定会参战的，不过我们将是最后一个国家来参战。我们参战，将是在双方相持不 
下时朝一边投进万钧之力，一举而决定战争的胜负。”29
　　根据这样一种设想，于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起直到1933年，苏联总是暗地里与德国军方合作，使之得以绕过《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凡尔赛条约》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德国制造坦克、飞机、潜水艇、毒气，而莫斯科当局却允许德国人在苏联境内制造并试验这些武器。德国人为了回馈苏联，曾邀请红军军官参加德军参谋人员的讲习班，学习闪电战的战略战术。(此外，在海军方面，苏联也曾与法西斯意大利有过频繁的合作。) 
       28 《与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录，摘自F·朱也娃的日记》（莫斯科，1991年版), 第184页。 
　　29 斯大林：《文集》，第七卷（莫斯科，1952年版), 第27、14页。这些话加了重点符号。 
 
　　由于有这样的一些打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2年至1933年之际斯大林会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了。斯大林不让德国共产党人在议会选举中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以对付纳粹党，这就使希特勒得以爬上政权的高峰。(详见本书第四章。) 斯大林的想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亲西方的；纳粹党人虽然极端反共，但其侵略矛头是指向西方民主国家，暂时不会侵犯苏联。这样的一种想法，就使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间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项条约还列有秘密条款，由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斯大林实指望西欧的战事会像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事那样，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等到那些“资本主义”的交战国都打得精疲力竭，然后苏联就可以趁虚而入，横扫欧洲，所向无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亲信的人，此人曾以苏联外交部长的身份，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在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说中斥责法国和英国对希特勒宣战。他竟然说：“希特勒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你可信可不信：这仅仅是一种政治见解而已。” 苏联授意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把英国和法国说成是反动的，侵略成性的。但事实证明：苏联这一套政策大错特错，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940年，希特勒的部队在法国击溃了英、法等盟国的军队，接着便逐步侵占了大半个欧洲。在这段时期内，斯大林实际上是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向德国提供食品、金属物资、以及其他稀有的物资。斯大林甚至把某些逃亡到苏联去避难的德国共产党人交还到希特勒的魔掌中。表面上似乎一切平顺，好像希特勒乐于继续和苏联保持这种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致使斯大林麻痹大意，竟然漠视英、法等盟国以及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所发来的警告：德国人正把大量军队调集到波兰，马上就要攻打苏联了。 
　　苏联红军，人员和装备都严重不足。经过了大清洗，那些最干练、最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大多数都已经罹难了。而且，红军受到约束，对于德军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因此，在德苏战争的头几个月份里，苏联在人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是触目惊心，令人骇异的。红军日蹙百里，有几百万人都成了德军的俘虏。 
　　斯大林惊惶失措，等他猛省过来之后，立即由他自己来指挥这场卫国战争。原先说是国人要为共产主义而战，这个虚伪的口号很快就放弃了，转而乞灵于宗教和沙俄时代那些军事上的光荣业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保卫“神圣的俄罗斯”而战。这场抵御外寇的卫国战争，起初似乎是无法取胜的，但由于希特勒在战略上的错误，以及侵略军那些绝灭人性的暴行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却渐渐现露出胜利的曙光。希特勒为了免蹈拿破崙兵败莫斯科的复辙，他不直接先打莫斯科，而派出两路重兵，向北攻打列宁格勒，向南攻打基辅。在这些战役中，德军虽然俘获了更多的俘虏，但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等到德军集中兵力再来进攻莫斯科时，严寒的冬季已经来临，攻势陷于胶着状态。在战争初期，曾有不少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欢迎德国人来的；但很快他们就明白，纳粹党人并不是要把他们从共产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而是要把一种更酷烈的奴隶制度强加到他们头上来。俄国人抵御那些在装备上远为精良的强敌，表现出无比英勇的气概和坚毅不屈的精神。实际上，是在东欧战线上。俄国军民击败了德军的主力，打断了它的嵴樑骨，从而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然而，这场胜利的获得，曾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呵！红军的指挥官把士兵作为牺牲，不管会有多大的伤亡，总是驱使士兵投入战斗。往往是一次大战役下来，红军伤亡的人数就高达数十万人。在1941年夏季的基辅保卫战中，红军就牺牲了六十一万六千人；而两年之后，在顿巴斯的攻防战中，红军就牺牲了六十六万一千人。据外国学者们估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总数高达两千万人，其中八百七十万人是在战场上捐躯的30。苏联战斗人员死亡的人数，比德军在东欧战线上死亡的人数多出三倍多 (德军在东欧战线丧命者亦达两百六十万人)。苏军约有五百万人被德军掠为俘虏，其中约有一百九十万人至三百六十万人或者因为饥饿，或者被枪杀，或者被扔进毒气室，都是惨死在德国的俘虏营中的。 
　　苏军的胜利给斯大林带来的报偿是：共产主义的疆域大为扩大了。苏军占领了东欧和中欧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合计起来，这些地区共约有九千万人口，而其领土面积大于法国和西德加起来的总和。此外，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在这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莫斯科方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恩恩怨怨的关系。这时，中共在内战中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之际已经控有整个大陆中国。看来共产主义还要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那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苏联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卫国战争这件大事，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拉在一起，团结一致。“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以后，在苏联历史上才破天荒第一次，政府对人民说了真话：德军是野蛮的侵略者，国家确实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必须起来斗争，救亡图存。”31 卫国战争给共产党政权提供了言正名顺的合法性，使之成为人民的保卫者。而在这以前，它是没有这种合法性的。这种军民合作，同舟共济的情谊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广大人民都衷心希望斯大林能放松他的统治，让人民得以享有一些自由。但此项希望却未能实现，斯大林在其最后的岁月里，依然是专横独断，丝毫也没有缓和的意思。 
       30 约翰·爱里克逊、大卫·狄尔克斯合编：《巴布罗莎：轴心国与同盟国》（爱丁堡，1994年版), 第261页。

 
赫鲁晓夫 

　　斯大林之死，使他的那些接班人陷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觉得必须否定那个专横独裁的斯大林以及他所采用的那些丧天害理的谋杀政策；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维持这一套由斯大林掌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就是从这一套体制中得来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就再一次把共产主义事业和列宁联在一起，说他们是继承列宁而非斯大林。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这是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大会), 新任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蓄意谋害共产党老干部的种种罪行。经过这一番揭露，斯大林立刻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他的遗体被从与列宁合葬的陵墓中拉出来火化了，改葬在红场后面的公墓里。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而且以苏联官方所引为自豪的高效率，雷厉风行，把无数的斯大林画像、凋塑像以及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统统一扫而光。好像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是一场恶梦，但就没有人试图解释这场恶梦般的“错误”是怎样造成的。因为，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错误的，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政治和政治人物。或者说，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 
       31 莱奥纳德·夏皮罗，见乔治·乌尔班所编之《斯大林主义》（纽约，1982年版), 第423页。 
过在当时，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被接受的。 
　　反斯大林运动是一场英勇的壮举，甚至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行动。然而，它影响所及，却动摇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基础。因为大家要问，为什么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竟允许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血腥罪行呢？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引发了一股深沉的但却不可遏制的反共思潮，即否认共产主义的合理合法性。 
　　为了抵消反斯大林所带来的影响并且给共产主义体制注入新的活力，赫鲁晓夫又提倡神化列宁。他做得那样卖力，以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其影响仍延续了下来。1999年，当问到请举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名人时，俄国人的答案竟然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宁紧随普希金之后，居第三。(尽管有赫鲁晓夫的种种措施，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斯大林仍居第四。) 
　　苏联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一经从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下解放出来，立即如释重负，不愿再受党领导机关的约束了。他们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于是讲究生活享受，竞尚豪华，而且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把那个独裁者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作了某些缓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则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统治依然如故，那些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依然如故。不过，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大为改善了，几百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获释，恢复了自由。许多被镇压的牺牲者得到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么，但他们的家属却可以免于受累了。允许和外国人作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获得入境签证到苏联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出国旅行。 外国电台的短波广播照样会受到干扰，但并不时时有效，因此，苏联广大人民已经能从国外的广播中得到关于国外以及苏联的比较可靠的信息。 
　　这样做的结果，就打开了苏联人的眼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迈可·戈尔巴乔夫已经在苏共官场上身居高位，当他访问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西德时，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吃一惊。他亲自看到，西欧各国不但生活水平高，文化习俗也颇有可观。于是，他“原先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远比资本主义制度来得优越的信念就动摇了”。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说道：“我们所遇到的人，他们都思想开朗，态度从容不迫，令人钦敬。最令我们赞赏的是：他们直言无忌地评论一切，批评他们政府的措施，批评他们国家的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官。”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尔钦，也有同样的想法。叶尔钦后来是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位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国家元首。1989年，叶尔钦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沿途所见所闻，使他“原先那一套陈旧的观点和信条全都破灭了。”他在休士顿参观一家超级市场，看完后不禁大声感叹：“我们的那些人，对我们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么啊！” 陪同他一起出访的同僚认为，就是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使叶尔钦完全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心。这就从反面说明，还是斯大林有理：共产主义体制只有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方可存在，不能让其国民 (包括那些最高层的 
官员) 与外界有任何往来。 
　　在外交政策方面，斯大林的接班人重新估计了国际形势，放弃了斯大林那种正面对抗的战略。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尽管摇摇摆摆，但还没有走到崩溃的边缘。苏共中央政治局采用了六十年前伯恩斯坦所作的预言：社会主义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就可以达到的，更不是用战争的方法所能达到的，只有用非暴力的方法才能达到。新提出来的口号是：“和平共处”。苏共号令那些外国的共产党人要讲联合，不仅是要联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要联合那些社会主义党人。而以前，列宁曾把那些社会主义党人视为共产主义之最凶恶的敌人。 
　　同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政府集中力量抓两件大事；一是扩张军备，一是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渗透。 
　　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一直保持着一支可怖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新领导班子认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将是核导弹。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一部分的原因是不得不缩减军费开支，因为军费开支浩大，绝大部分是用在常规军备方面的，常规军应当削减。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其理论根据：本来，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作为一种阻吓的威力，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战争。莫斯科当局却不这样想，它大力发展洲际运载火箭，可以越过大陆发动攻击。这样努力的结果，终于使苏联得以在1957年10月成功发射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这一光辉成就，显示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以咄咄逼人之势威胁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在这以后的三十年中，苏联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投注了大量的金钱。——根据近年的估计，苏联军费开支浩大，竟占到其国家总收入的25 % 至30 %，甚至达到40 %。苏联的军事威力，特别是它在核武器方面的储存以及它在宇航方面的成就，使它在国际上赢得“超级强国”的称号。然而，这种“超级强国”的地位是虚假的。因为苏联是以其核武器的储存来向别国进行讹诈，而如果一旦真的动用核武器，整个苏联便有完全毁灭的危险。更严重的是，为了撑持这个“超级强国”的门面，苏联耗尽了它的经济资源，最后导致了它的解体。 
　　积极地在第三世界各国进行活动，原是苏联的一项政策，旨在从侧面来包围西方国家。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前多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而它们在获得独立以后，仍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苏联向第三世界渗透，就是从侧面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外扩张也提高了国内的士气：看到那些以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党政权或亲共政权不断向外扩展，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幻觉，即认为共产主义的扩展是不可阻挡的。同时还连带地产生了一种效果，使国内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浪失效。然而，搞对外扩张却是一项耗费巨大的玩意，因为，要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就必须以赠款或贷款的方式，付出巨额的资金，而这笔钱是永远也不会偿还的。而且，这种投资的效果也很难说，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用金钱买来的同盟是靠不住的，转眼就闹翻了。 

苏联的式微和解体

　　1964年，赫鲁晓夫被他的同僚们罢免了：苏联政府对赫鲁晓夫那些鲁莽的活动越来越感到厌烦，用赫鲁晓夫之子的话来说，它渴望能得到“平静和安定。”赫鲁晓夫的位置被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为时达十八年之久，在最后几年，显然已有老态龙钟之象。苏联的政治机构搁浅了。 
　　年复一年，苏联的那一套体制日益衰落。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落后于那些先进的工商业发达的国家。严刑峻法已经取消了，工人们毋须再担心害怕，但又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鼓起干劲来尽其所能。 正如他们自己所讽嘲的那样：“他们假模假样地发几个工钱，我们也就装模作样地磨洋工。” 认真工作的工人会受到同事们的嘲弄，被讥为“出风头”。中央设计机关只是集中精力设计那些它所熟习的东西而忽略了新事物。于是，年复一年只是生产出同样的东西，新生事物如塑料工业、人造纤维，特别是电脑，都被忽略了。信息技术已经使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苏联因为一向坚持要严格控制信息，它并没有参与这场信息技术的革新。这时苏联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固然比斯大林时代要好得多，但还低于国家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全国几乎还有一半的人口，其每月的收入还不到十美元。酗酒成了国人的特征。苏联是世界上酒的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最令人惊讶的是苏联公民生命力的下降，这从人口统计学上显示了出来：根据人口统计，在沙皇政体下，俄国曾经是欧洲各国中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口年年减少。俄罗斯人 (以及乌克兰人) 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出生人数。 
　　贪汙成风，贿赂公行：谁要想办成一件事，就必须贿赂那些掌管物资和劳务的官员。卖官鬻爵，谁愿出最高的价钱，谁就可以捞到高官厚禄。阿塞拜疆共和国更是明码标价，为各级行政职务 (包括党内的职务) 规定了收费的标准：那些最有机会接受贿赂并盗窃公共财产的职位，收费最高。俄国人对这种贪汙行贿的勾当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愿意行贿，而不顾这种行贿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下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在莫斯科的一处商场里，有一家出售各种零星杂物的小店铺，店主是一位残废退伍军人。此人开了一张价目表，说能为任何一个急切想进大学的青年人弄到入学通知书，而且科系任选。……[ 因为进大学困难重重 ]，而这位有残疾的退伍军人却神通广大，能搞到任何一所大学任何科系的入学许可证，于是顾客盈门，生意做得火红。那些溺爱子女的痴心的父母亲，怀着殷切的希望，用抖颤颤的手，按照价目表上所开的数目，把钱塞到此人手中。这位有残疾的退伍军人倒是规规矩矩，严格遵守商场上公平交易的原则。他经常提醒他的那些顾客们：他并非万能。当然，他会尽心竭力地去做，但不能保证一定就会成功。万一他们的子女得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会把所收的钱如数奉还。而且果然如此，每次遇到申请失败，那些父母就会收到退款。不过，他总是成功的时候多，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引来大批的顾客，他们都甘心情愿出钱来买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到底这位残废退伍军人凭什么去弄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呢？什么也没有！完全是骗局。他根本什么也没有做，没有找过任何人，没有向任何人说情，而他根本就不认识哪一所大学的教学人员或行政人员。然而，他却以此赚了很多钱。他的这套把戏，是根据这样一种假设而想出来的：那些痴心的父母既然如此迫切地要为他们的子女找到读书上进的机会，那末，他们就决不会单单依靠他一个人的帮助，而一定是多方面寻找门路，到处请托，可能还会送厚礼，找身居高位的人来玉成其事。在这许多受请托的人中，究竟是谁起了作用，他们是永远也弄不清的。再者，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那个青年人既然立志要进大学，那末他一定会悉心作好准备，通过入学考试，早就越过重重难关，扫清障碍了。而如果这一切的估计都落了空，此人就只有退款了。32
　　 
　　盗窃国家财产，在道义上丝毫不感到愧疚。实际上，苏联公民中有句俗话，是鼓励贪汙的：“你不盗窃公家财产，你自己一家人就跟你吃亏受苦了。” 人们有这样一种想法，致使贪汙横行，流毒全国。 
　　政府的控制一放松，人们就敢于讲话，批评政府了，于是造成异议蜂起的现象。政府用过去那一套办法来惩治那些异议份子，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的国安部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又添了一项新办法，那就是把他们关进神经病院。在神经病院里，那些异议份子须接受药物治疗，也会受到严刑拷打。据估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克格勃属下的员工至少有四十八万人。其中约有二十五万人是骨干，手下有好几百万情报员，从事于国内的反间谍活动，并侦察一切动乱。33不过，批评政府的运动一经兴起，就不会停止了。异议份子尽管人数不多，却一直不断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 
　　在苏联控制下的那些东欧国家中，局势也在发展：1956年，当匈牙利人掀起叛乱、要争回本国的独立地位时，莫斯科方面用军事力量粉碎了他们的反抗。1968年，当捷克的共产党人想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时，苏联同样用兵力进行镇压。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正面威胁到共产党政权时，莫斯科方面就再也拿不出勇气来进行干涉了。苏联生怕波兰的工人运动会影响到苏联工人，它坚持要波兰共产党人自己想方设法去镇压团结工会。波兰政府犹豫了很久，终于在1981年12月宣佈全国戒严，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都逮捕下狱。 
       32 安德烈·辛加斯基：《关于“新型人”以及苏维埃文明的梦想》（法兰克福，1989年版), 第262-263页。 
　　33 罗伯特·W·普林格：《间谍与反间谍国际季刊》，2000年夏季号，第 195页。 
　　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终于面临着真正的危机。那还不是要编造出一套理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遇到的危机，而是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越来越严重的衰退所造成的危机。苏联共产党政权第一次遇到了难题，那决不是用武力所能解决的。这种形势，迫使苏共要作出全面性的改革。──那就是，要它让步。 
　　迟迟没有作出决定。当时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年事己高，而且常常有病，以及后来的安德罗波夫，都求稳怕乱，只求能够不翻船就万幸了。但及至1985年左右，却必须作出决定，不能再拖延了。苏共统治集团觉得它确实面临着列宁所说的“爆发革命的时机”，那就是：统治集团的政府已经不能照老样子再统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再在这种统治下生活下去了。结果就造成一种紧张的相持不下的僵局，那是会爆发革命的。为了避免这场危机，苏共中央政治局乃于1985年任命了一位比较年青的政治局成员，迈可·戈尔巴乔夫，做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身负重任，那就是要重新搞活苏联的那一套体制而不触动它的基础。事实证明，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每项进行改革的措施，都遭到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的反对。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暗中怠工破坏，反对改革。及至1988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参谋们终于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于是，他们就另辟蹊径，要把苏联改造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首先是开放，那就是政务公开，不再搞政务保密的那一套，并且大幅度放松了书报检查制度。于是，苏联当局又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或者是继续压制一切舆论，使这个国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开放舆论，那又会冒引起革命爆发的危险。戈尔巴乔夫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选择了引发一场控制下的爆破。事实证明，这一着是非常危险的。那位曾经长期担任过克格勃的首脑、并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过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就曾经警告过：放松管制，听任言论自由，那就会使整个体制土崩瓦解。他说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群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34
　　 
　　果然，那些多年来积压在人们心中的苦情和义愤，一遇到宣泄的途径，便轰然爆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官方的种种神话以及根据这些神话所捏造出来的冤假错案统统荡涤以尽。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做到了开放，他还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他宣布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一部分是要由苏联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这就结束了一党专政的局面。自1917年以来，苏联人民才第一次有机会得以在选举官员方面表示自己的意见。苏联人民选出许多非共产党员当代表，甚至选出反共人士当代表，其中之一就是鲍里斯·叶尔钦。叶尔钦原为莫斯科党组织中一个离经叛道的头头，以猛烈攻击高级干部享有种种特权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声誉卓着。在这以后，事态就急转直下，令人目眩心惊。1989年，因为莫斯科方面拒绝派兵帮助东德政府维持其局面，那座柏林墙，它是隔绝东、西两大阵营使之不能往来的象征，被愤怒的群众推倒、铲平了。苏联原先的那些卫星国，一个接着一个，宣布脱离莫斯科方面的羁绊而独立。苏联境内的那些加盟共和国，也纷纷要求独立，莫斯科方面要阻止，但已无能为力。1991年12月，有一批死硬派的共产党人发动政变，旨在阻止苏联之进一步的分裂，却失败了。那位在该年早些时候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叶尔钦，宣佈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个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解体了。叶尔钦当政后，在第一批政令中就宣佈共产党为非法。新政府宣佈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要走自由市场的道路。那些原先享有种种特权的高级干部，本来可以扭转局势的，这时也被收买了。他们可以分得一大部分国家财产，将之据为己有。 
       34 马库斯·乌尔夫：《无耻之徒》 (伦敦，1997 年版)，第218-219 页。 
　　这些政治上的巨变，其势如疾风骤雨，迅猛异常。这就表明：那个貌似强大、坚不可摧的苏联帝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苏联帝国的解体，和七十四年前沙俄帝国崩溃的情形，非常相似。苏联的政体，和沙俄的政体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政体，专横暴虐，与人民大众没有亲密的联系。所以一到危急存亡之秋，它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是孤立无援，众叛亲离。 
　　在俄罗斯大地上，共产主义是油尽灯枯，自然熄灭的。共产主义政权索取得太多太多，而它贡献出来的却太少太少，结果就造成一种停滞不前，死气沉沉的局面。在那里，极少欢乐，大家都觉得前途无望。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连苏联那些身居高位的社会菁英都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他们看到：外面的那些发达国家，在各项事业上都超过了苏联；而苏联只有在军费开支和酒的消耗量方面，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他们的自信心丧失殆尽，因此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没有作出什么反抗，而是乘机把大批大批的国家财产攫为私有。他们只是用一种平静的心情，来看 
待共产主义政体的消亡。  
 
 
 
第四章 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 

共产国际 
　　 
　　起初, 1917年3月俄国爆发革命这件事, 在西欧各国并未引起重视。 当时列宁寄寓在瑞士, 他最初是从瑞士的一家大报《新苏黎世日报》上得知其祖国发生政变的。该报只把此项消息刊登在第二版，把它当做一条无足重轻的新闻。当时西欧各国都忙于打那场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实在无暇顾及那些在遥远的俄罗斯所发生的事。而俄国，自从它在1915年连遭败北以后，实际上已经算不上是个交战国了。如果说西欧国家对俄国 “三月革命” 的反应还是肯定的，那也只是因为它们相信：那个起初还颇孚众望的俄国临时政府，会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作战。美国一向是欢迎有新伙伴参加到民主国家的行列中来的，它带头首先承认这个新成立的俄国临时政府，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了临时政府以后，西方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并未立即改变。盟邦在获悉列宁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后，是对列宁及其政府怀有戒心。然而，盟邦是如此急迫地要使东线的战事重新打起来，它们愿意和任何一个俄国政府并肩作战，那怕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政府也在所不计。直到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立托乌斯克和约》，苏俄退出了战争，这种想要并肩作战的活动才停下来。在这以后，盟邦就转而援助那些在俄国南方和西伯利亚鸠集起来的“白军”了。因为，那些“白军”宣称要推翻那些亲德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并重新对德、奥开战。盟邦的援助大部分是物资，只有几批人数不多的盟邦部队，在得到列宁的同意后，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两个海港城市登陆，以防止这两个海港落到德寇手里去。美国军队进驻西伯利亚东部，其主要贡献是没有让这一片辽阔的地区落到日本人手中去。这些派到苏俄去的英军和美军，除了曾偶尔与红军发生过前哨磨擦以外，从未打过什么大仗。后来，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曾在俄国内战中起了大规模的干涉作用，那是斯大林编造出来的神话，用以反对西方国家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盟邦就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卷入苏俄的内战了。如果说英国仍继续在苏俄内战中帮助那些“白军”，那大部分是由于温斯顿·邱吉尔的坚持。当时邱吉尔是大英帝国的海军部长，他和其他少数有远见的人一样，认为共产主义会危害世界——正如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预见到纳粹党人的威胁一样。邱吉尔曾怀有大胆的设想，要组建一支国际十字军，把那些当权的共产党人赶下台。当时欧洲各国都已经在世界大战中打得精疲力竭，对邱吉尔的此项建议置若罔闻。 然而， 当时英国首相是自由党的党揆劳合·乔治，他为了要得到保守党的支持，不得不敷衍一下邱吉尔，而他本人私下是愿意和列宁妥协的。他认为：列宁对大英帝国利益的威胁，比一个复活过来的沙皇政体对大英帝国利益的威胁要轻一些。及至1919年末，苏俄境内的“白军”已经统统被击溃了，劳合·乔治认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就下令撤回英国对“白军”的援助。邱吉尔虽然只好服从，但发出警告：将来如果德国、苏俄、日本三国结盟在一起，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邱吉尔说道： 
　　 
     如果我们放弃俄国，德国和日本是不会放弃俄国的。我们想要在东欧建立起来的那些新国家，将夹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德国之间，被它们并吞掉……那么，在五年之内，甚至还不要五年，我们所获得的全部胜利果实将统统丧失掉。 
　　 
　　1921年，英国开了一个头，先是和苏俄订立商务协定，接着很快就承认苏俄，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他的欧洲国家随即逐一跟进。列强中只有一个美国拒不承认那个公开声明要破坏国际正常体制的苏俄政府。直到1933年，美国才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俄政府的对外工作，是经由两个不同的渠道来进行的：一是外交的渠道，一是颠复的渠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俄的那些“政治代表”逐一接管了沙皇政府驻节在“资本主义”国家首都的大使馆， 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一样，彬彬有礼地按照国际惯例办理外交事务。然而，实际工作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就在这些大使馆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策划指使，其任务在推翻其驻在国的政府。每当外国政府因为这些颠复活动而向苏俄提出抗议时，莫斯科方面总是竭力板起面孔回答说：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是民间组织，苏俄政府不能为其活动负责。 
　　如果说，盟邦支援俄国境内的那些反共武装是没有多大信心的，是三心二意而且很吝啬的；那末对比起来，莫斯科方面支持西方国家里的反民主势力，倒是全心全意，竭其所能的。 
　　第三国际，亦称共产国际，托洛茨基曾称之为“世界革命的参谋总部”。这个共产国际，是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但直到一年以后，即1920年的夏季，才初具规模。由于当时苏俄的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共产党人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外事活动了。国际气氛令人鼓舞：红军所向无敌，正在向华沙进军，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红军一直打进德国和英国。列宁认为，当时德国和英国的革命形势都已经成熟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召开) 的决议案，一开头便扬言：“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正面临着决战的时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全面内战的时代。决战的时刻已经到了。”1 当斯大林在波兰前线时，列宁给他发去一封密电，其中说道： 
　　 
   “共产国际形势大好，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我本人，都认为应当立即加速促成意大利的革命。我个人的意见是：欲达此目的，必须使匈牙利苏维埃化，捷克和罗马尼亚亦然。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你的具体意见如何？盼告。德国的共产党人认为：德国方面会从“流氓无产阶级”【注】中鸠集起三十万军队来对付我们呢。”2  
　　 
　　此项电文结尾的那句话表明：莫斯科方面原想用红军征服波兰，再从波兰进军到德国，扶植德国的那些亲共人士掌握政权。
　　后来事实证明，列宁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欧洲的局势。俄国革命的经验使他相信：谨慎就是懦怯，会坐失良机。在1917年10月、11月，他曾说服他的战友们打消种种顾虑，毅然发动起义，结果就成功了。而现在，他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连战友中那些最小心谨慎的人也会跟他走了。 
　　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出席者都是来自欧洲诸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党人，他们决心与那些温和派的社会主义者决裂，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导。因为，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成事，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列宁毫不隐讳，他说他把共产国际当做俄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并服从俄国共产党的命令。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要求其成员：必须对党员严格要求，要他们遵守“铁的军事纪律”，并对领导核心莫斯科当局寄以“最充分的同志式的信任。”参加共产国际的成员，其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渗透到其本国的一切群众团体中去，并取得领导权。用列宁的话来说：为了在各种工会中达成上述目的，共产党人“遇有必要……必须使尽各种解数：狡黠，不择手段，保密，掩盖事实真相。”3 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政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协助共产国际掀起“武装革命”，推翻当前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各国的共产主义政体，最后要融合成一个包罗全世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琴·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汇编，1919年至1943年》，第一卷，1956年伦敦版，第128页。 
           【注】在社会主义者的词汇中，“流氓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游手好闲、甘愿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工人们。 
       2  派普斯编：《列宁的真面目》，第90页。 
　　1920年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包括二十一点要求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进行表决时，只有象征性的几票表示异议。那二十一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列四条： 
　　 
　　第二条：凡拟参加共产国际的社团，必须把他们里面的“改良主义者和走中间道路的人”清除出去。 
　　第三条：共产党人必须在欧、美各国建立“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的秘密团体”，等到关键时刻，可以公开站出来领导革命。 
　　第十四条：“凡拟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无条件地支援任何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去进行抵御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3 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38页。 
　　第二十一条：“党内如有人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条款和要求，必须将之清除出党。”4
　　 
　　凡是莫斯科方面所反对的，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因此，上列的第十四条就确立了一项原则：各国各族的共产党人都必须把苏联的利益和要求摆在第一位，苏联的利益和要求高于其本国本族的利益和要求。 
　　在列宁那习惯性的竭力鼓动下，共产国际千方百计，在欧洲各国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指挥各国的共产党，并暗中给予资助。在这些方面，共产国际做得很出色。然而，事实证明，就其最终目的而言，共产国际却是一场可悲的大失败。第一，共产国际原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濒临爆发内战的边缘，但事实证明完全错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爆发内战，即使那里有内战的迹象，也是很快就平熄了。第二，尽管在某些国家中，特别是在那些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中，共产党人在强大的工会组织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们却从未在哪一个国家的议会中占有多数议席。于是结果，即使共产党在那些国家里拥有人数众多的党员，它们也永远只是在野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软弱无力。各国共产党都是严格按照莫斯科方面的命令行事，把社会民主党人当做主要敌人，这就削弱了社会主义运动，也削弱了共产主义运动，而在某些国家里，为右翼独裁政权铺平了道路。右翼独裁政权一上台，首先遭殃的就是共产党。 
　　这种情况，在实行《魏玛宪法》时期 (1919年——1933年) 的德国表现得最清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德国有三大政党鼎立，互相攻讦攘夺，斗争非常激烈。这三大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纳粹党。在这场斗争中，莫斯科方面总是坚定地宁愿要纳粹党而不要社会民主党，它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党”，一直视之为主要敌人。根据这样一种推理，莫斯科方面就禁止德国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在1932年11月那次关键性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七百多万张选票，共产党人得到六百万张选票：把这两个党所得到的选票加在一起，那要比纳粹党得到的票数多出一百五十万票。拿国会中的议席来说，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合计共占221席，而纳粹党人只占196席。如果共产党人能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这两个左翼政党的人就能在国会投票时击败希特勒，不让他爬上总理的位置。 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在暗中帮助了国社党 (纳粹), 才摧毁了德国的民主政体，把希特勒捧上政权的高峰。 
       4 琴·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汇编，1919年至1943年》，第一卷，1956年伦敦版，第166-172页。 

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正经历着最惨烈的苦难：——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大清洗。然而，这时苏联在西方世界的形像却大有改进。那是因为有两件大事，深深动摇了西方人士的自信心：一是经济恐慌，一是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些工业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深受经济恐慌之苦，失业大军充斥街头，那好象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对的，认定资本主义必将遭受越来越严峻的危机，直至最后崩溃。反观共产主义的俄国，却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保证了充分就业。把苏联的情况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那种停滞不前的情况作一对比，就使许多自由主义的观察家信以为真，认为资本主义真是注定要灭亡了。苏联虽然在其国内严禁工人们组织起来，不让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它却主张工人们组织起来，主张少数民族应当享有平等权 (例如：美国的黑人), 这也使它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反法西斯的正义之师，也有同样的效果。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态。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解，说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政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英国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于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且在苏联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了。他写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那是一种什么思想状况，使那些共产党人以及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苏维埃政权残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饥荒。其文如下： 
　　 
   “我学会了自觉自愿地把事物分为两类：凡属那些使我震惊不已的事，我归之为‘旧时代的遗留’；凡属那些使我欢欣鼓舞的事，我归之为‘未来新事物的萌芽’。自从在自己头脑里安上这样一个自动分类器，才使得一个西欧人还能于1932年寄寓在俄罗斯，并且仍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5
　　 
　　柯斯勒还把参加共产党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脱胎换骨。他写道： 
       5 阿瑟·柯斯勒：《时事琐记》，(纽约，1954年版)，第53页。 
　　 
   “谁参加了共产党，若说他是‘见到了光明’，那还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觉到的精神上的愉悦。……拨开云雾见天日，新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射来，头脑为之一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像玩拼板游戏的那些凌乱的板块一样，一经拼起来，立即形成有模有样的东西。现在，对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过去所为之困恼的疑虑和思想斗争完全冰释……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会扰乱其内心的平静。——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以后这个信仰会幻灭，从而失去这个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6
　　 
　　在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他们不必参加共产党，却在为共产党的目标尽心尽力。他们对共产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却起到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员说话，那会被当做是奉党的命令行事，而他们说话，那只是申述其个人的信念。这种同路人的心态，可以拿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为例来说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为苏俄题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赞美诗：“我在苏俄看到了人类的未来，那是多么美好！” 后来查明， 这首诗是他在乘火车从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写的，人还没有踏进苏俄的国土呢。接着，当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风景绮丽的休养胜地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时，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矢忠于俄罗斯，在那里，展现了人类的未来。我坚信，俄罗斯一定会胜利，它将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却不想生活在俄罗斯。” 
       6 见格罗斯曼所编之《上帝也无能为力》，第23页。 
　　典型的同路人，还得推魏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夫妻二人都是英国备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其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始自费边社。起初，魏伯夫妇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在1932年，他们却突然改变了主张。那一年，魏伯夫妇到苏联旅游了三个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着了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爱上了俄罗斯”。1935年，魏伯夫妇就根据苏联提供给他们的印刷品，编写并且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着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后来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个问号被删掉了。)他们把苏联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一样，把每一页都送到苏联驻英大使馆去核实，“看有没有错误”，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苏联为了宣传目的而提供出来的。他们根据这样的文献资料来写书，当然就是胡编乱造，把苏联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魏伯夫妇根据苏联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开脱罪责，说他不是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治理苏联的。而且，就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及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来得大。至于苏联特务统治的恐怖，大饥荒，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他们都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将之比做资本主义国家也常有之事。纵然如此，那位费边社的老友萧伯纳，却把魏伯夫妇这部轻率的、充满虚妄不实之词、几乎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应时之作，誉为“第一部真正经过科学分析的关于苏联的着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较简明的论述苏联的书，《苏联真相》。其中在论述苏联于1936年颁布“宪法”的章节里，她把苏联描绘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国家。 
　　魏伯夫妇也真太聪明、太熟悉学术工作的规范了，他们竟不知道他们那些关于苏联的论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狭。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比较公允平实的书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需求——当时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危机，似乎就要最后崩溃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妇描述苏联，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柯斯勒一样，他们在脑海里安上了“自动分类器”，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所有一切不利于苏联的信息都摈弃在外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知识分子都受到迷惑。有趣的是：那些能够透过共产主义苏联的外表，把它的实际情况看得最清楚的，倒不是那些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小说家、诗人、哲学家。他们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不是用概念来解释事物，而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事物。 
　　贝特朗·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是英国声誉卓着的哲学家，他曾于1920年以英国工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苏俄。 罗素原是用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苏联经验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注定要灭亡，而“共产主义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受到所有一切进步人士的赞美和感激”。 这些话，都是他在访问苏俄归来后在其所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说的。然而， 这些热情洋溢的话，都只是“理论”。 他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所观察到“实践”，却使他疑窦丛生。他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说到布尔什维克党人那种宗教式的狂热，那种急功近利的冒进，那种僵死的教条主义。他甚至怀疑：像俄罗斯这样贫穷的国家，而其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究竟能不能建设共产主义？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 (Andre Gide), 同样宣称他对苏联有“爱慕之情”，起初也是一位典型的同路人。对他说来，苏联还“不止是一片乐土”，简直是人间天堂。在那里，千百年来人们所憧憬的乌托邦，“正在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呢。1936年的夏季，纪德访问苏联，当时苏联那幕假模假样“公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丑剧正在上演。纪德在回到法国以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访苏联归来》。这本小册子是他在访问苏联期间的杂记，其中有热情的歌颂，也有辛辣的批评，并没有作出什么明决的判断。纪德还说，“正因为他是赞美苏联的”， 所以他义不容辞地要对苏联的某些事提出批评。他写道：当他在苏联访问时，“常常喜极而泣，流着激情的泪，热爱的泪。”然而……后面就不说了。 
　　纪德承认：在夏季的莫斯科，人人都穿着白衣服，看上去都差不多，令人沮丧。他在莫斯科，是由苏联方面特殊接待，安置在那豪华的大都会旅馆中一套有六个房间的大套房里。有几次，他熘出那座大旅馆到外面走走，只见有些商店还没有开门，人们就已经在店门前排起长龙，眼巴巴地想买到一点“廉价”商品，他为之感叹不已。看到人民大众那种“无可奈何的麻木状态”，看到那种单调的生活模式，看到人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看到那种“小市民”的气习到处呈现，看到那些作家和艺术家都日益消沉，他都极为触目惊心。纪德把苏联当局对他这样的外宾所提供的豪华接待，和苏联那普遍的贫穷作一对比，他按耐不住，不得不仗义执言了。 
　　尽管纪德再三声明，说他是爱戴苏联的。他立即成为恶毒攻击的对象。起初还算客气，只指责他“浅薄”，而且是“匆匆忙忙地就下结论”。及至莫斯科方面发出特别讯号，这种攻击便立即升级，骂他是“卖主求荣的犹大”，“法西斯的间谍”。纪德反驳这些攻击，又写了一本书，题为《苏联问题的反思》。在这本书里，他就直言不讳地斥责共产党人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说苏联这个国家“完全令人大失所望”。 
　　那些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受到共产党人毫不留情的攻击和侮蔑，被骂为“社会法西斯份子”，他们却忍气吞声，不大反驳，为的是怕贻人笑柄，使反革命份子得以幸灾乐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二十年间，第二国际只是苟延残喘，组织涣散。然而，第二国际却不顾俄国那些革命流亡者的诉求， 没有采取坚定立场来反对苏联迫害其同伙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被认为是可怜的失败者。 但在1923年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却通过决议，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苏联的内政。 
　　 
   “说要纠正俄国革命现阶段中的某些错误，其目的就在扑灭俄国革命。那决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而只能建立一个由那些凶残嗜血的反革命份子所组成的政府，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来剥削俄国人民。” 
　　 
　　也许有人曾经设想：在西方世界的企业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坚决的斗士。然而事实上，有许多西方企业家却是中立的，甚至是对苏联政府友好的。这些企业家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原不过是愚弄群众的烟幕，后面还隐藏着领导者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即使共产党人相信其所宣传的全是真话，商业活动也能把他们从虚无缥缈的空想中挽救过来。1920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了说明他为什么决定和莫斯科方面进行商务谈判，说过这番话： 
　　 
   “我们想用武力使俄罗斯恢复理性，结果失败了。我相信，我们可以用通商的办法达到此项目的，拯救俄国。商业在其流通的进程中有种能使人神志清醒的作用。贸易中所提供的那些简单数字，有的是加，有的是减，很快就会说明问题，揭穿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其实是假的。” 7
　　 
　　美国的汽车大王享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是反犹太的。他认为：俄国工业化的程度愈高，俄国人就愈会循规蹈矩。“人和机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机器开动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质也就高了。” 
　　这种乐观的想法，更因为想从商业中得到实际利益而加强了。国际企业界把苏俄当做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之一。当时莫斯科方面正开始大搞工业化，而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正遭受经济恐慌之苦，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计划”中的订货单。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兴建的那些规模宏大的企业，有许多都是用西方企业界所提供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来的。正是享利·福特，帮俄国在下诺夫哥罗德 (高尔基城) 建造了第一座汽车工厂。也就是西方企业界，帮俄国在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造了那些规模宏大的钢铁 
厂。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 
　　 
       7 1920年2月11日《伦敦太晤士报》，第9页。 
　　在1932年至1933年间，纳粹党人在其政治纲领中以反犹太人和反共产主义为中心任务，在德国爬上政权的高峰。纳粹党人和苏联不一样：苏联是以其全面的新闻封锁竖起一道铜墙铁壁，来掩盖其野蛮行径。尽管它事事都在践踏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想，它口头上却宣称是维护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纳粹党人则不然，德国居欧洲之中，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有所掩饰，他们确确实实是高傲的野蛮人。因此，纳粹党人立即引起西方舆论界的敌视。当时苏联是站出来反对 (至少在口头是如此) 纳粹主义的，而西方各国政府似乎是在优容纳粹主义，于是莫斯科方面就大获其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以及大战期间那些最卖力为苏联服务的坐探，个个都是因为赞赏苏联那种反纳粹的立场而被拉拢过去的。 
　　从表面上看来，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水火，决不相容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决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简单。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运动，既是拚命竞争，势不两立，但也有互相利用，同恶相济的一面。 
　　首先第一，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尊重民权，尊重私有财产，爱好和平。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的政权，都是视万民如草芥，不惜牺牲人命以建立新的社会体制，培育出“新型的人”。与苏联有所不同，纳粹德国是允许拥有私有财产的。然而，纳粹德国并不是把私有财产权当做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是把私有财产当做一种可以随时收归国有的信托物，并且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巨细无遗地来规划私有企业的业务。纳粹德国和苏联都蔑视和平主义。列宁就说过：“所谓‘和平’的口号……只是牧师和凡夫俗子喊出来的口号。”在掌握政权以后，列宁一直认为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不能共存的：非此即彼，不是共产主义战胜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必不可免地要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一系列最酷烈的战斗。”8 至于希特勒，他那些鼓吹军国主义的狂言呓语，他那些一心一意专门为发动战争而扩建德国军事力量的事迹，都已经广为人知，毋须细说了。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恶相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还有更深的一面。苏联的存在，大大地便宜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方面用苏联的存在来吓唬德国选民， 另一方面又模彷苏联，学会了专制独裁的窍门。希特勒是在1932年至1933年德国那次关键性的选举中胜出，得以掌握政权的。在那次选举中，希特勒用尽了各种手法，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德国选民怕共产党人得势的恐惧心理。在党派斗争激烈之际，柏林的国会大厦突然失火，一部分建筑被毁。希特勒便一口咬定，说是共产党人纵火作乱。于是，国会根据希特勒的要求，授予他种种特殊权力。国会制定了《保国保民法案》，作为希特勒专制独裁的法律基础，这个《法案》实行了十多年，直到1945年第三帝国败亡时才废止。按照《保国保民法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可以限制个人的自由权，可以限制出版、集会、集社的自由，并且可以限制直至没收私有财产。所有这些措施在西方各国是史无前例的，倒与列宁统治下的俄罗斯非常相似。希特勒作为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元首”，公然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独断独行，那也只有苏联的统治者事实上才能享有这样无限的权力。 
　　希特勒把苏联当做现成的一党专政国家的典型，他就是要用这种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来实施1933年3月制定的《保国保民法案》所赋与他的权力。这种一党专政的国家，通常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一词，最初是由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 墨索里尼用来形容其法西斯政权的，后来也就通用了。极权主义的国家，是要用深入并操纵各项社会生活的办法，消除公民中 (社会上) 所有一切与国家有抵触的人和事，以求达到举国一致的目标。极权主义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由一个实行一党专政的政党来统治，并且是倚靠那些享有无限权力的公安警察来进行这种统治。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法律不是用来保护个体的人和社团的，而只是统治者可以随意玩弄的权术。 
       8 列宁：《列宁全集》，第49卷，第15页；并见第38卷，第139页。 
 
　　近年以来，西方某些政治学者已经摈弃“极权主义”这个词。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从来就不曾有过哪个国家，曾经做到像“极权主义”一词所要求的那样全面的专政。他们还说：“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共产党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顾及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且或多或少也要注意到公众的舆论。这些政治学者的反对意见也许有理，但并不能否定“极权主义”一词的含意。所有一切政治学上的术语，都只是近似词。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卡尔· 弗里德里克 (Carl J. Friedrich) 就说过这样的话： 
　　 
   “说某种政治体制与历史上的某种政体一样，并不是说这二者就‘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所有一切历史上的事物，都可以按其性质分为几大类……事物是多样性的，但按照明显的特点来分类，就足以构成历史上的同样性。”9
     9 卡尔·弗里德里克：《极权主义》（麻州、剑桥，1954年版), 第49页。 
 
　　 
　　例如“民主政治” (democracy) 一词, 意为人民大众的统治。但众所周知，在民主政治中，历来都是那些精英分子和政治掮客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再如，资本主义概念中有所谓“自由市场”，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任何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即使在十九世纪中期，自由放任的呼声响彻云霄，各国政府还是采用一些措施，来约束并调整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极权主义”的政体，我们也应当作如是观。 
　　极权主义政府的野心太大了，根本无法全部实现出来。然而，即使是仅仅实现了一部份，极权主义政府所造成的后果，也比近代以前那些最专横的政府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极权主义的统治，是力图实现那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它要把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命运都置于它的管辖之下， 由它来任意支配，这就决定了它只能零零星星地来做。极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目标是永远无法全部完成的。它只能是一种政治倾向，一种要统治别人的权势欲……极权主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贯彻始终的全盘规划，也不是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同样的行政效力。它原是企望能有一个全盘规划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许已经做到接近这一目标，但就其总体而言，极权主义政府的行政措施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一会儿猛，一会儿宽，政策因人因地而异，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极权主义的特征常常和非极权主义的特征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辨识，无所适从。正因为极权主义的政策是那样模煳不清，那样不可捉摸，那样难以掌握，所以其所造成的结果是那样可怕，那样令人窒息。……极权主义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结果只是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极权主义政权下的人们，性格上带有某种特征，那是所有的外边人都非常难以理解的。”10
　　 
　　极权主义的政权有二：一为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一为各种“法西斯”的极权主义。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是要赤化全世界，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目标只集中在本国。各种法西斯政权也都讲阶级斗争，不过是把它视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斗争。1921年，即在其夺取政权的前一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众议院发表演说，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他对那些共产党籍的议员们说道： 
　　 
   “在我党与共产党人之间，在政治上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但在思想意识上却有许多共同点。和你们一样，我们也认为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举国一致的国家，这个国家高高在上，限定一切人都必须遵守铁的纪律。所不同的是：你们是从阶级观点得出这一结论，而我们是从国家观点出发，得出这一结论罢了。”11
　　 
　　历史上有许多矛盾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人竭力要颠复西方国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共产党人千方百计要分裂社会主义的政党，结果却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同样，苏联的榜样曾对“法西斯主义”有过绝大的影响，希特勒就是以共产党人的威胁来吓唬德国选民，要他们授予他特殊权力，而且他是模彷列宁—斯大林的模式，在德国建立了极权主义的政权，但纳粹德国却要摧毁苏联。 
       10 汉斯·布克汉姆：《极权主义的统治》（康州、米德尔顿，1968年版), 第38—39页。 
　　11 贝尼托·墨索里尼：《全集》，第十七卷（佛罗伦萨，1955年版), 第295页。 
 

斯大林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曾在西方国家博得深厚的同情，但却没有迹象，表示这种同情已经转化为政治力量。众所周知，那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尽管在某些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仍然是势单力薄的。及至1935年，莫斯科当局鉴于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兴起，大为震惊，乃改变政策，不再把社会党人当做主要敌人。它命令各国共产党要和社会党人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团体结为同盟，组成“人民阵线”。1936年至1937年，法国成立了“人民阵线” 政府；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成立了“人民阵线” 政府。可是，这两个短命的“人民阵线” 政府，都没有能把共产党带进政治生活的主流。 
　　就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同时，斯大林却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头目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又有发展，终于升格成为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协定》。苏联为了种种实际的利益，参加到轴心国那边去了。 
　　这两种极权主义的政权，彼此之间有共同点。尽管它们口头上所讲的不同，一个是讲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是讲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其政权的实质是一样的。这种共同点，也表现在这两种政权的领导人之间的互相赞许上。当德、苏两国的军队正在浴血苦战之际，希特勒在私人场合的谈话中还说到斯大林的“天才”，甚至大声吆喝，说是否可以和斯大林合兵在一起，去扫灭那些西方的民主国家。12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他是那样激烈，认为苏联已经放弃了真正的信仰。在所谓 “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中，有人提出批评，指责 “文化大革命” 招致了如此众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死亡，毛泽东就回答说：“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看看希特勒的残暴吧。越是残暴，革命的热情就越高。”13

冷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不惜大量牺牲其军民的生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并没使斯大林能控制整个的欧洲。然而，这场胜利却使他得以占有欧洲东半部的绝大部分。他的军队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并且在这一带地方纷纷建立起共产主义的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两三年，斯大林还让东欧各国能在共产党的控制下保持一点政治上的特色。及至1948年，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统治者铁托，想不受莫斯科方面的束缚而独立，双方决裂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就强迫他那些东欧的仆从国家都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尽管名义上都是主权国家，实际上都是苏联的“卫星国”， 只是程度上稍有差异而已。这些苏联的傀儡国家，完全服从苏联的指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如此。于是，这时苏联帝国就扩展为苏联集团了。 
　　大致说来，西方国家是默许苏联控制东欧绝大部份地区的。因为，对于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既然西方国家默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莫斯科方面能到此为止，满足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得到的东西，那么，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然而，苏联却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更多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冷战”。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本性是不要安定，不知餍足的，它需要制造危机，需要扩张。 
       12 皮克尔编：《希特勒谈话录》，第133页。 
　　13 见1990年8月11日《纽约时报》，P。A2。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之时，战争时期的盟邦就开始分裂了。在1945年至1946年间，苏联废除了它于1925年与土耳其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向土耳其提出其所不能接受的领土要求，战时的同盟关系就解体了。不久之后，共产党人又在希腊发动了内战。英国站出来保卫土耳其和希腊，然而，英国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精疲力竭，它不能长期地担任此项任务。1947年，由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主动倡导，这项阻遏苏联扩张的重任就由美国承担起来了。起初是1947年3月，美国按照“杜鲁门主义”所揭橥的原则，援助土耳其和希腊。接着，1947年6、7月间，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提供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西欧诸国的重建工作。1949年4月，美国更采取史无前例的重大步骤，与西欧十国以及加拿大结成防御性的同盟，约定互相支援以抵御外来的侵略 (不言而喻，系指苏联集团)。这个同盟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而其第一任的最高统帅就是美国五星上将德威特·W·艾森豪威尔。1950年6月，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侵犯南朝鲜。当时人们还只是猜测，这场战争可能是莫斯科方面策动的；后来真相大白，它确实是苏联策动的。在这之后，1955年5月，盟邦宣布西德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邀请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莫斯科方面马上作出反应，苏联等八个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签订《华沙公约》，成立了“华约组织”。于是，“冷战”就制度化了。 
　　关于“冷战”的历史，人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笔墨，论述得很多了。某些历史学家把“冷战”的责任归罪于美国及其盟邦；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则把西方和东方等量齐观，说双方都有责任。毋庸讳言，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盟邦中公认的头头，有时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反应过当了。不管共产主义阵营对世界均势的威胁有多大，但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危险性，说是美国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去。现在事过境迁，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了。人们不得不作出结论：“冷战”的绝大部份罪责，是在莫斯科方面。归根到底，莫斯科方面曾明目张胆地宣布：它要在各地煽动内战，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的政权，赤化全世界。共产国际的加盟章程有二十一条，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得清清楚楚：“共产国际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了讨好那些新结盟的西方盟邦，曾把共产国际解散掉。但即使是在那段期间，只要哪里有机会，苏联也总是构成威胁的。 
　　我们还可以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苏联解体，俄罗斯的政权转由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 摈弃共产主义的政府来行施，“冷战”就立即结束了。1992年6月，新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尔钦在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他宣告道：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松一口气了。那个共产主义的偶像，到处鼓动社会暴乱，到处散布仇恨，到处策动残忍无比的暴行，在人类中制造了恐怖。现在，那个偶像已经倒塌了。它已经倒下去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爬起来了。”14
　　 
　　至少，叶尔钦已经毫无疑问，说明究竟谁是“冷战”的幕后指使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还孕育了各色各样的恐怖活动，那就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了。恐怖活动主要是用来掩护罪恶行径的：拐骗、敲诈勒索、刺杀等等。这一类的活动盛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其典型的组织有德国的巴德—曼因霍夫集团 (Baader-Meinhof group,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这个集团是由东德的秘密警察资助的 )，意大利的赤卫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组织，以及日本的赤卫军。这些党派系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所组成，人数不多。它们对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和政治家采取恐怖行动，以求推翻“资本主义”。所有这些搞恐怖活动的党派，先后都被清除掉了。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系受到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格瓦拉 (Che Guevara) 等人的启发而猖獗起来的。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似乎是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政策。那些狂热分子对此深表不满，在失望中转而采取暴力行动。然而，欧洲激进人士政治活动的主流，却与此背道而驰，那就是把共产主义改头换面，使之能适合当前现实的需要。其主要表现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 的名称下，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几年，因为苏联对盟军的胜利贡献很大，声望很高，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获益匪浅，得到许多新的追随者。在某些西欧国家，共产党人得以参加到联合政府中任职。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追随共产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共产党的衰落，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种种绝灭人性的罪行，举世震惊；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试图走它们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苏联就出兵予以镇压；而且有人把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人的迫害等同起来，这个问题在波兰尤其严重。 
       14 见1992年6月18日《纽约时报》，P. A2. 
　　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要另辟蹊径，它是要与苏联划清界限，免得被说成和苏联一样是实行高压政策而经济落后，以提高共产主义在选民中的威望。那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知识分子中特别多。他们是要走另一条道路，使共产主义更能适合于欧洲的政治传统。1976年，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第亚哥·卡里洛 (Santiago Carrilo)曾把“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说明如下： 
　　 
    凡是倾向“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都一致同意：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要实行多党制，要有议会和代议制机构，要经常行使普选权以示主权在民，要有不受国家干扰的独立的工会，给在野党以自由，给人民以人权，给宗教以信仰自由，给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创造以自由，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到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中去。 
　　 
　　这些话是充满激情的，值得赞赏。然而，这里面的每一条，都是否定列宁的主张，都是针对着列宁的一种否定。因此，我们就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中庸化了的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是短暂的，不久就失败了。这个运动的主旨，是要把共产主义纳入到欧洲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但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都完全予以否定了。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偃旗息鼓了。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又一次边缘化，失势了。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势力最大。在1978年至1979年的议会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得到30.4 % 的选票，法国共产党得到20.6 % 的选票，但在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国，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只占0.05 %；在西德，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只占0.3 %。15 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往下降。 
　　在苏联解体后，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人又经历了许多变动和分化。那些死硬派的共产党人把苏联的瓦解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政策，他们仍旧死抱着斯大林主义。而其他的一些共产党人，则完全背离了那沿袭下来的共产主义。于是，那个人数最多而教条主义最少的意大利共产党，便悄悄地改名为“左派民主党”。而其他国家的那些共产党，绝大多数也都同样摘掉了共产党的称号和标志。 
　　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达成的设想。纵然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导源于西方，它是在非西方的环境里发展成形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使共产主义的狂言呓语不能得逞。在西方，共产主义会演化为社会民主主义，溶解在资本主义中，然后实际上就销声匿迹了。 
       15 大卫·贾尔斯编：《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变迁》（伦敦，1980年版), 第276页。 
 
 

第五章 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 

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 
　　 
   “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每一个共产党，都有其本身特殊的历史，都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地域和地区的特色。但追溯起来，它们都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所缔造的模式有关联。这种关联就像是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决定了各国共产党的性质。”1
　　 
　　上面这段引文中所说的“关联”，是从这一事实归纳出来的：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得势，总不外乎这两种情况：或者是，像在东欧那样，共产主义是由苏联用军事力量强加于东欧各国人民的。或者是，通常系由苏联支援，共产党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获胜。在那些国家的政治沿革中，没有根深蒂固的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传统，没有法治观念，而专制政体的流毒又很深。那些国家的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中产阶级人少势弱，其国情与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颇为相似。共产主义原是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设计的，而结果却仅仅行之于不发达的农业国家。于是共产主义又变了样。 
　　那样的国家袭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特点是：(1) 一党专政，由党垄断一切，支配一切。这个党是按照军事规格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上级要下级必须绝对服从。(2) 这个一党专政，不受任何党外机构的约束。(3) 废除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制，同时把一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统统收归国有。(4) 蔑视人权。所有那一类的政权，都坚信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党永远是正确的，党的权力高于一切，无远弗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一样，这个“党”是由一位领袖人物作为化身的，这位领袖人物就逐渐被装扮为全知全能的“神”。 
       1 柯尔多瓦：《共产主义黑皮书》，第754页。 
　　一般人总以为：贫穷会孳生共产主义。其实不然：贫穷的国家不一定就选择共产主义。纵观全世界，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是由占人口大多数的贫民或选民中的多数用选票把共产党人选上去的？毋宁说，贫穷的国家不像那些比较富裕的先进国家，它们缺少那种足以抵制那些独裁者得势的典章制度，所以它们难以抵御共产党人夺取政权。 那种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典章制度，特别是财产权和法治，在那些国家里均付阙如，因此长期地陷于贫困。而这些因素，又使那些国家容易落到独裁政权手中去，不论是左的独裁或右的独裁。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是有史以来最暴虐的政权，有位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学者说道：“在人民大众和当权的首脑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居间调节的机构，致使当权者得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荼毒生灵，殃及整个社会。”2 由此可见，正是那些使此类国家长期陷于贫困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无法纪，无法可依), 给共产党提供了便利，使之得以取得政权。 
　　那些因素还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在那些东方国家里，自古以来土地就不是私有的,3 这就意味着：要显声扬名、富贵荣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受当权者雇用，跻身高位。结果是：人们担任政府工作，并不是将之作为替国家服务的岗位，而是将之视为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既然共产主义政府把一切权力和一切财富都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很自然，参加到共产主义政府中去工作，就被视为博得名誉地位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当然，这种情况，在俄国也完全一样。) 
       2 法朗梭瓦·庞绍，见卡尔·D·杰克逊所编之《1975年至1978年的柬埔寨：死亡枕藉之邦》(普林斯顿，1989年版)，第152页。 
　　3 在这里，着者所说的“东方国家”是泛指近东诸国以及农村公社长期存在的印度和俄国。各国的土地制度是很复杂的，中国自周、秦以来即实行土地私有，不能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土地私有制。—译者注。 

共产国际倡导与民族主义者结盟 
　　 
　　在二十世纪初年，欧洲的那些社会主义者都发出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崩溃瓦解。修正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是弄错了。然而，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们申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容不得篡改，也没有什么例外：对就全对，错就全错。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从英国经济学家霍布逊 (J. A. Hobson) 的着作中得到了启发。1902年，霍布逊在其所着的《帝国主义论》中解释道：当时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是因为资本家要为其商品寻找新的市场，并为其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在1916年至1917年间，列宁在其所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阐明了这个主题，他争辩说：殖民地搞活了资本主义那垂暮的经济，并且使资本家得以从剥削殖民地所得到的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其本国的工人贵族，殖民地对老态龙钟的资本主义之得以延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前革命策略中就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那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列强的那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争取过来。 
　　在执行此项计划时遇到一个难题：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附属国，都没有什么工业，即使有也微不足道，因此也就没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 列宁为了解决这个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里搞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难题，曾要求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是根据两项原则拟定的：第一，这些地区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封建社会” 进入到社会主义；第二，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共产党人，要与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结为联盟 (当然，这是暂时的), 以抵抗外来的帝国主义分子。 
　　列宁的这些建议，遭到共产国际中那些来自殖民地区域的一小撮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他们当地的那些资产阶级，与外来的帝国主义分子同样可憎可恨，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列宁仍坚持他自己的主张，而共产国际便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一方面保持其原有的组织和称号，一方面捍卫民族利益，并且与其他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通力合作。 
　　为执行此项政策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毫无例外地一概失败了：共产党人没有能利用民族主义者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却反而被民族主义者利用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鄂图曼帝国 (土耳其帝国) 是站在德、奥同盟方面对协约国作战的。同盟国战败后，在1918年至1919年间，协约国的军队就占领了鄂图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小亚细亚西部的西阿纳托利亚。以凯末尔·巴夏 (Kemal Pasha, Ataturk) 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志切恢复，他们立誓要把那些外国军队赶出去，不达目的决不中止。1920年，凯末尔向莫斯科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和苏俄合作以对付英国和法国。莫斯科方面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并于1921年与凯末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约定俄、土两国通力合作，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是，莫斯科方面实行共产国际的策略，就在与土耳其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时，却对之进行颠复活动。有一份最近才解密的苏联共产党档案材料，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当莫斯科方面正在表面上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热烈拥抱之际，它却在暗中策划着要推翻他们。这项指令是列宁亲自起草的，发出的时间是1920年末，原文如下： 
　　 
    切勿相信凯末尔以及他的那伙党徒，不要给他们提供武器；要集中力量在土耳其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要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使之能凭自己的力量走向胜利。4
　　 
　　而在凯末尔方面呢，他固然欢迎莫斯科方面的援助，并策划着彷照苏俄的模样把土耳其建成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却决不能容忍土耳其的土地上有什么共产党。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刚刚组建土耳其共产党以后的头两个月内，那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他的那些同仁就统统死于非命。毫无疑问，他们是被凯末尔的党羽谋杀掉了。 
　　还有一个与此性质相似但在规模上却大得多的大失败在酝酿中，那就是苏联政策在中国所遭到的大失败。共产国际原本非常重视中国并且认为中国革命是很有希望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一直受到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和压迫激起中国人仇外的民族义愤：在中国，排外思潮汹涌澎湃，这种思潮时而爆发为暴力行动。国民党人领导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看到苏俄能挣脱掉外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压迫，极为赞赏，所以他决定联俄容共。尽管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它也有一支工人阶级队伍，大多数是受雇于轻工业，而且集中于上海。列宁曾经寄厚望于中国，他曾经不无夸张地对一伙来自北京的外交访问团说道：“中国革命……将最后打倒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帝国主义。” 
       4 派普斯编： 《列宁的真面目》，第121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蒋介石崭露头角，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他起初曾很想以苏联为榜样，并欢迎那些被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于1921年成立的，其成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文教工作者和学生。像共产国际的规章所要求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它自己独特的组织和称号。但在1923年以后，有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国民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按照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想用这种方式在中国建立起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人竭忠尽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帮了大忙。然而，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扩大化。特别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掌权，这种分歧就演变为两党之间的公开冲突。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有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斯大林从这些大失败中得出一项教训，那就是不能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根据这些理由，所以在1928年，共产国际就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放弃过去那种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这时候起，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二十五年间，苏联大大减少了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区域的活动。在这段时间内，苏联既然已经放弃了其与当地“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就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卒”，甚至连那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一样。因此，在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印度的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就被说成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此相反，苏联转而倚靠这些地区的共产党，不管其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也不管其是何等势单力弱。1948年，莫斯科方面在东南亚煽动起一系列共产党人的武装起义，结果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所掀起的起义全部都被镇压下去了，共产党人只在印度支那 (越南) 取得了胜利。1954年，越南当地的革命军把法国占领军赶出了越南北半部。终斯大林之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只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把本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一方面是要挑拨离间大国之间的关系，播下不和的种子。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表面看来，这是共产主义事业一场极其辉煌伟大、影响深远的胜利。突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扩展到当时已有五亿人口的中国，那比其原先所统辖的人口几乎多出两倍。然而，这场胜利的后果却有喜亦有忧。因为，这场胜利是以牺牲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而取得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很快就走它自己的路，分裂了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意识又一次战胜了阶级意识。 
　　原先，1927年10月，那些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之后还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退往内地的农业地区。身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 (他一度也曾是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在这以后二十年漫长的岁月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建立起一支游击部队。1931年,中国共产党还建立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不论是在当时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都从未表示过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因为首先，斯大林更关心的是要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而不是要在远东推行共产主义；为了苏联的利益，需要有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中国，足以遏制日本。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国民党更适合担负起此项任务，所以他就宁愿接济蒋介石。而后来，斯大林又时时想到他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闹翻的事。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约瑟普·铁托的领导下要独立，拒不执行莫斯科方面的命令，就与苏联决裂了。斯大林唯恐中国发展成另一个“铁托式”的国家，所以曾想方设法，劝毛泽东与蒋介石媾和。但毛泽东没有理睬此项劝告，他带领着那由农民组成的解放军征服了全中国。 
　　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在中国坐稳江山以后，斯大林仍继续在监督着毛泽东。毛泽东因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要倚靠苏联的帮助，所以暂时谦让，隐忍不发，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和模范。可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毛泽东的态度就变了，他认为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及至1959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快要决裂的程度，原因是莫斯科方面拒绝与北京方面分享原子技术。1960年，赫鲁晓夫就单方面撕毁协定，把苏联的技术顾问从中国撤了回去。 
　　毛泽东迅即提出一套独具一格的、变了样的共产主义理论。有一位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权威人士曾经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论点，似乎都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 它仅仅足以证明：“任何一种主义，一旦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就会有无限的灵活性，任人解释了。”5 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都是把马克思颠倒了过来，反其道而行。他不是倚靠产业工人去进行革命，而是把农民提升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他认为：世界革命不会由欧洲人 (他所说的欧洲人包括俄国人) 来完成，而要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族人民来完成。他还反对马克思的那句格言：“不是思想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想意识。” 6那就是说，物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与此相反，毛泽东却坚决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把“客观事物”当作决定性的东西，那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一旦群众下定决心要完成某件事，客观条件是难不倒他们的。知识会挫伤人们的决心，可能会坏事，所以知识愈多愈反动。因为这个缘故，读书太多是有害的。不是用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条件的方法来缔造新社会和新型的人，而是要用改造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来缔造新社会和新型的人。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修正主义：西方的修正主义始于德国的伯恩斯坦，那是想方设法要修正马克思的教条，使之能适合当前现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修正主义则是根本不顾现实。 
       5 莱斯泽克·科拉科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三卷（牛津，1978年版), 第495页，第521页。 
　　这样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就引起中苏之间的争执。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莫斯科方面决定了与西方国家解冻的政策，并且宣称：毋须再用战争来达成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因为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共产主义。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路线，他坚信：既然苏联有了洲际导弹火箭，就可以保证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发动进攻。毛泽东和列宁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战争是必不可免的。赫鲁晓夫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循着议会道路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则主张用暴力，他说：“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高形态的斗争”；“枪杆子里面 
       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37页。 
出政权。”7
　　因此，毛泽东根本不理会那种说法：热核武器的发明，使人类不能再把战争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选择来解决问题。他蔑视原子弹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8 毛泽东还把1968年商订的军备控制协定斥责为叛卖的行为。他嘲笑那种想法：一场热核战争会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统统毁灭掉。他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 
        
   “即使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全人类死了一半, 那另一半还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则连根铲除了，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了；不要多少年，全世界又会有二十七亿人，肯定还要多于此数哩。”9
　　 
　　毛泽东遵循斯大林的路线，他反对斯大林身后苏联领导人的策略，不支持那些从殖民地新近获得独立的新政权，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 
　　中苏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969年就爆发了中、苏边境上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战略战术的歧异，但其根本的原因却是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莫斯科方面一向坚决认定：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无可争议的领袖，此项权利早就在1920年共产国际的章程中规定得明明白白，从未放弃。1956年，赫鲁晓夫在华沙发表过一篇不作记录的演说，其中揭露了一件事：斯大林曾关照过毛泽东，说关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切重大事件，莫斯科方面必须有最后决定之权。可是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就不管这一套了，因为如前所述，他把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毛泽东自视甚高，他认为他自己不仅可以与莫斯科方面的当权者平起平坐，而且还比他们高出一筹。甚至在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前，毛泽东就说他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世界上那些非西方的国家指出革命的方向。那些国家的革命，要由农民来完成。早在1945年，就有一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声称：“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在他把欧洲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那会指引人类中一大部分与中国人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人走向革命。后来，为了要把苏联的势力排挤出非洲，北京方面又诉诸种族主义，说俄国人身为“白种人”，既不可能真正了解东方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非洲人。毛泽东在其本国被尊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先知。无怪乎北京方面在1966年就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于是，“起初还只是一场关于革命策略问题的争论，……后来就发展成一场积怨很深的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了。”10
       7 《毛主席语录》，1965年北京版，第56页。 
　　　　8 同上，第122页。 
　　　　9 斯图亚特·施愣：《毛泽东传》（英国，哈蒙斯瓦斯，1966年版), 第291页。 
　　中、苏之间的龃龉，显示出共产主义事业中有一个根本性的而且无法补救的弱点。它表明：那些外国的共产党人，只有当其在国内还没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财务上和军事上要依赖莫斯科方面的支援时，才乐意接受莫斯科方面的领导。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是边缘化了的，而且软弱无力。那些外国的共产党人一旦在其国内取得相当强大的支持，如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接着又发生在中国的情形那样，他们就转过来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他们从此也就不愿意再听命于俄国人或承认苏联的利益高于其本国的利益了。结果就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外国的共产党人越是成功，他们就越要独立，而莫斯科方面也就越难再控制他们了。于是，莫斯科方面就必须在其本身的利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之间作一番选择。如果苏联领导人真心诚意要扩展共产主义于世界，那么，他们就必须放弃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放弃那套理论说什么苏联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那样一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会变得七零八落，离心离德，分散了力量，从而违背了列宁的遗训。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政权最主要的特征，就在要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 
       10 端纳·S·扎哥里亚：《1956年至1961年的中苏冲突》（纽约，1964年版), 第385页。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死后，他的那些接班人在第三世界采用扶助反帝势力的策略，看来就比三十年前要顺利得多了。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允许其大部分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些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有人口众多而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这些国家是由那些缺乏行政经验的、民族主义的头面人物治理的，一般都很穷，缺少资金。他们认为政治上主权的独立仅仅是第一步，只有在经济上能做到自给自足，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他们非常钦羡苏联能由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强国，他们想学习苏联，欢迎苏联的建议和协助。还有一些情况，那是一些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也把苏联当作能保证其在位的保护伞。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以便取得社会主义阵营公安部门和军队的支持，去对付那些国内外的政敌。 
　　1956年以后，苏联积极地加强了其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企图建立一个拥有全世界人口之半的大同盟，去对抗那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对抗美国。苏联要在世界各地取得立足点，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印度，苏联出钱出力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炼钢厂；而在其他的地方，它帮助建造了电力厂和面包烘制房。在埃及，苏联帮助建造了阿斯旺水坝，那是破天荒第一次可以用人工来调节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苏联的这些行动都在表示：它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那种“自私自利”的勾当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方面武装阿拉伯人去对抗以色列，武装埃塞俄比亚去对抗索马里。苏联的“顾问人员”，伴随着各项援助而来，这就使苏联得以在全世界都布满了耳目。援助也造成了经济上的依附，而经济上的依附可能就变成政治上的依附。 
　　然而结果呢，这种野心勃勃而且所费不赀的政策却收效甚微。苏联根本没有那种经济能力，足以使它负担得起其新的第三世界政策所要求的任务。莫斯科方面到处钻营，寻找政治上的真空，从这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从中近东转到非洲，给予财政的和军事上的支援，结果发现接受其援助的人或者因故去职，或者其本人又改变了主意。正如人们所说：第三世界的领袖人物善变，他们可以租用于一时，却不能收买于永久。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这些活动，其主要结果只是使西方国家为之震惊不已，并且加深了冷战的气氛。而这些活动，也使苏联的财库为之虚耗。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义是科学，他们试图总结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目标则不怎么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目标是不能评论的，只能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略战术。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为了防止反革命的复辟，他必须毫不留情地把整个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统统打碎掉。而毛泽东鉴于斯大林的那些接班人搞修正主义，他得出结论说：单单打碎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人。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改造人。但毛泽东决定：这一点必须立即实现，他用他全部的政治力量来促其实现。 
　　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起初，毛泽东亦步亦趋地彷照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搞农业集体化；为了实现工业化，搞了几个五年计划。然而，中国和苏联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袭用沙皇专制政体的那套办法，它只要求人民服从或假装着听话就行了，不大过问人民究竟想些什么。而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则不然，它决心要做到思想文化的完全统一。【注】这种政治上的诉求，根源于中国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儒家重视道德的完善，主张政府要为政以德，不能单靠武力。不过当前最直接的推动力还是毛泽东的疑惧。毛泽东担心： 除非他那些臣民的思想都得到改造，使他们完全融合在马克思、列宁以及他自己的思想中，那么，中国就会遭到和苏联同样的命运——那就是放弃正宗的马列主义，转向修正主义了。 
　　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引发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试验。这些试验全都失败了，有千百万人死于非命，斫丧了国家的元气。中国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怀疑为思想不纯或思想反动，迫使他们接受严格的“再教育”，改造思想。这种改造工作通常是在劳改农场或集中营里进行的，在那里面，人们要承受种种磨难，通常称之为“洗脑”。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刑，是用来摧毁人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 
           【注】  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强迫性的思想灌输，是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此项错觉，可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在苏联立国的起初四十年中，外国观察家都只能从苏联的出版物中得到一些关于苏联的知识。苏联的那些出版物，是强调思想上的统一，要求大家都信奉共产主义。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也就是毛泽东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发动了那场所谓的“大跃进”，那是在1958年发动的。毛泽东心血来潮，他要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比俄国人高明，已经找到了一条更好更快的途径来克服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他宣布：中国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要在五年之内在煤炭和钢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有五亿多人分别被赶进两万四千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把原始的家庭工艺和农业结合在一起，不久就以失败收场了。毛泽东不顾经济的实际情况，肆意妄为，结果就造成了灾难。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以下是《毛主席语录》中的一段话。(《毛主席语录》通称“毛主席的红宝书”，有一段时期，那是中国唯一有得供应的书。) 它把中国人民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写什么字画什么画的“白板”。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1
　　 
   这段话所论述的那个国家，却是一个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政治智慧很高的文明古国啊！ 
   有人以为：只要人们下定决心去做，世界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大跃进”中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由此可见：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原是严格的唯物主义理论；而到了中国那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独裁者手里，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一种唯心主义的空想了。他认为现实是可以由人的意志任意决定的。 
　　　11 《毛主席语录》，第33页。 
  “大跃进”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经济上的大混乱，造成了大饥荒，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大跃进”而死亡的人数是骇人听闻的。毛泽东死后，美国的人口学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统计材料，他们断言：在“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中，至少有三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而关于那次大饥荒的惨状，外界人士甚至还不知道呢12。不过，这场失败并没有使毛泽东有所收敛，因为他那狂妄自大的心态已经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了。他觉得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愈来愈孤立，于是他就在1966年又发动一场荒唐透顶而破坏性极大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打击对象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中的官员 (即所谓“走资派”), 他生怕这批人会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一样，把中国引导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他发动了反修十字军，把那些城市中的青少年组成一批批的“红卫兵”，来进行这场官方所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罪恶滔天的毁灭文化的反革命。这场浩劫是史无前例的，在这场浩劫中，那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一部分是受权势欲的驱使，要重新燃起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部分是由于颟顸无知，使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陷于停顿。中国原为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但有许多年，这个文明古国却被那批野蛮而又专横的暴徒糟蹋得遍体鳞伤。那批暴徒奉命行事，把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一律予以摧毁。在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书本绝迹，只有毛泽东的着作和几本教科书应世。西方的音乐不准演奏。红卫兵打、砸、抢，横扫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当众羞辱自己。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受到红卫兵的苦刑拷打和虐杀，有许多人就这样含冤而死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干部，也遭到同样的虐待，死者无算。这种毁灭文化的疯狂暴行，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才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剥夺了整整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给他们在道义上和心理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伤痕。 
12 贾斯普·贝克《饿鬼：中国那场保密的大饥荒》（伦敦，1996年版), 页XI。 
　　尽管在中国，任何人如果胆敢非议“大跃进”或非议“文化大革命”，就有立即被捕下狱的危险；在西方国家，倒还有不少过激派的知识分子同情毛泽东那些暴戾恣睢的行径，并且想从毛泽东那些枯燥无味的着作中觅得一点智慧呢。 
　　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拨乱反正，结束了那些疯狂的暴行。1979年，邓小平采用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进行改革，这就复活了人们勤俭致富的企业精神。从那时候起，尽管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政府组织的形式上仍然以共产主义为标志，它已经走上了经济私有化的不归路。这实际上就说明：中国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中最根本的一条，那就是要废除财产私有制。 

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 
　　 
　　革命运动和革命政权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会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无情。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那些革命运动或革命政权的领袖人物不是回过头来反省反省他们的那些基本信念是否正确 (因为这些信念是他们的命根子), 而是用更为残酷无情的手段来贯彻那些信念 (因为他们认为，过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决心不够)。最后，一切都试验过了，依然一无所成，于是就疲疲沓沓了。那些继承前辈事业的接班人也就安定下来，讲究生活享受了。不过在这以前，他们总要采用最极端的灭绝人性的手段以求一逞。 
　　正如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说明了纳粹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的真实本质，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三年多的统治 (1975年－1978年) 也充分说明了实行共产主义的结果：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引伸下去，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不顾一切要达到他们的目标：那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蓄意屠戮生灵，要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那是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所固有的狂妄自大，以一种最极端的形态表现了出来。那就是相信：知识分子中的菁英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暴力把这个社会完全改造过来。而结果呢，却是以难以想象的残暴，造成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红色高棉的那些领导人，原是在法国巴黎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巴黎，他们把卢梭那一套关于“自然人”的幻想，与法朗玆·法伦 (Frantz Fanon) 和简－保尔·萨特 (Jean-Paul Sartre) 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歌颂使用暴力的思想揉合在一起。(萨特曾经写道：“你必须杀人，杀掉欧洲殖民者……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归于尽。” ) 他们在回到柬埔寨以后，就在该国东北部山区组织起一支纪律森严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大部分是由最贫苦的农民中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青少年组成的，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娃娃兵。他们都受到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痛恨所有一切与他们自己不同的人，尤其痛恨那些城市居民以及那些居住在柬埔寨的少数民族越南人。就像德国纳粹党人的冲锋队一样，他们受过特殊训练，虐杀牲畜，以养成一种“凶残嗜杀的性格，然后用以作战”。 
　　他们的时机终于到了。1975年初，红色高棉推翻了美国人所扶植的朗诺政权，占领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金边的居民一般都毫无警觉，不知道大祸将临，因为红色高棉在其宣传品中曾答应要宽恕那些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要把各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对付“帝国主义”和地主。然而，红色高棉的部队一开进金边，立即采用最严酷的惩罚措施。他们认为：城市是一切罪恶的策源地 (用法朗玆·法伦的话来说，城市是“卖国贼和流氓无赖的藏身之地。” )。于是，红色高棉下令：金边的二百五十万居民，以及全国其他城市中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出来。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被驱逐到乡下去，只准带一点自己随身背得动的东西。在一星期以内，所有柬埔寨的城市居民都被迫搬迁一空了。有四百万人，或柬埔寨总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都遭到流放，被迫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工作劳累而营养不足。全国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全都关闭了。 
　　接着而来的便是大屠杀。红色高棉的头头波尔布特，原是倾慕毛泽东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模彷毛泽东的，但在这一点上却不像毛泽东。他不耐烦浪费时间去搞什么“再教育”，而是直截了当地进行大屠杀，把全国人口中那些他认为是在反对新政权或可能反对新政权的几类人通通斩尽杀绝：所有旧政府的文武官员，以前的地主，教师，商人，佛教僧侣，甚至连技术工人，都一律格杀勿论。凡属这几类人的家属，都被官方打入公民中的最下层，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掉，包括领取食物配给的权利。 他们或者是被集合起来通通枪毙，或者是被送去服劳役，直至精疲力竭而死。这些困苦无告的不幸者，可能占到柬埔寨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总要经受一系列的苦难，遭到逮捕，审问，苦刑拷打，被迫供出其他的人，然后就被枪决了。这种死刑殃及全家，连小孩也不放过，因为波尔布特坚信：异议人士的思想和态度，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受的教育以及职业所衍生出来的，像传播疾病的“邪恶的微生物”一样。共产党员中如果有人被怀疑受到了感染，也会被清洗。后来，越南人把红色高棉赶出了柬埔寨，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堆积如山的受害者的骸骨。 
　　农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被赶进“合作社”，那是按照中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农民社团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完全由国家统一分配。就像“法老”时代的古埃及一样，政府把粮食储存在寺院里或别的政府仓库里，审慎地拿出来零星发放。这些措施，打乱了传统的农事作业，招致了食物短缺。1978年至1979年间，柬埔寨在受到一次非常严重的旱灾后，发生了大饥荒。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四十四个月份中，杀戮无辜的惨剧日甚一日。人们会因为这样的过失而被处死：诸如上班迟到、抱怨食品不足、批评政府、有婚前性行为等等。在残忍性方面，其绝灭人性的暴行和纳粹分子所犯的种种罪行完全一样。在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上，竟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 
　　 
   “红色高棉的士兵会强奸越南妇女，然后用棍子或刺刀插入其下体。孕妇们被剖开肚皮，胎儿被拽出母体，并且抽打那正在痛苦死去的母亲的面颊。娃娃兵把那些好端端的越南妇女的乳房割下来，以此寻欢作乐。”13
　　 
　　据报还有许多例子，红色高棉命令子女们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 
       13 肯尼斯·M·奎恩，见杰克逊所编之《柬埔寨》，第238页。 
　　这些大屠杀所造成的丧亡人数，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可靠的估计，当红色高棉于1975年取得政权时，柬埔寨的人口总数是七百三十万；而当越南人于1978年接管时，柬埔寨的人口却下降为五百八十万。如果把这四年之间的人口自然增殖算进去，当时柬埔寨的人口应该是超过八百万了。14 换句话说，波尔布特三年多的统治，造成人口的巨大丧亡，约有二百万柬埔寨公民死于非命，超过了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那些蒙难牺牲的人，多为柬埔寨受过最好的教育、最有技能的社会菁英。这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史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罕有其匹的人类大悲剧。其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有几个政治理论家要在那些驯良的高棉人中实现其狂妄野心罢了。”15【注】
　　可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暴行，世界各地竟没有一点反对的表示；而联合国也没有通过什么决议，来谴责这些暴行。世界人士竟然让这些暴行得逞，还以为那是如其所宣扬的那样，在执行一项崇高的任务呢。 

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 

　　1970年至1973年间萨尔瓦多·阿兰德 (Salvador Allende)在智利所试行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的体制，则是独具一格：那是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用民主的方法来推行一场共产主义的革命。 
       14 杰克逊所编之《柬埔寨》，第3页、第150页。  
　　15 查利·M·推宁，见杰克逊所编之《柬埔寨》，第110页。 
           【注】 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不愿把这种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归罪于共产党，而将之归罪于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曾于1969年至1973年间轰炸柬埔寨，以图消灭那些躲藏在柬埔寨的越共武装力量。不过，这就很难说得通了：为什么柬埔寨人要把这股对美国人的憎恨，发泄在其本国人民的身上，屠杀了两百万本国人民呢？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智利政府是操持在基督教民主党人手里。基督教民主党的党魁爱度亚多·佛莱 (Eduardo Frei)推行一套相当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佛莱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政策，那是要用给以补偿的办法，把大庄园、大农场的土地没收过来。佛莱还把智利的许多矿业收归国有。这些措施，结果造成了智利社会的两极分化：就右倾人士看来，这些措施做得太过份了；而就左倾人士看来，这些措施做得还不够。加之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佛莱政府的信誉日益低落。在1970年进行总统选举的前夕，智利的通货膨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 
　　在1970年的总统选举中，三位领先的候选人所得到的选票相差无几。得票最多的 (占36.3％) 是萨尔瓦多·阿兰德，他是一位医生，同情共产主义，是代表那由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联合组成的人民共和党出面竞选的。而那位保守派的候选人也得到34.9％的选票。因为没有哪一位候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的选票，问题就拿到国会里去解决了。在大选之后的两个月里，阿兰德与基督教民主党人达成一项协议：基督教民主党人可以拥护阿兰德当总统，但阿兰德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宣誓矢忠于智利的宪法，尊重法律，尊重政治上的多元主义。此项协议被写成《宪法保障条例》，并经国会通过，它使阿兰德得以登上总统的宝座。 
　　因此，阿兰德那条“把智利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开始便受到许多限制，使之不能实现那些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民所提出来的激进的改革方案。尽管阿兰德倾慕古巴的费代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但他只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狂热的革命家。然而，他背后那些支持他的教条主义者，却决心要按照苏联的模式，把“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东西引进智利。他们不断地促使他采取左的政策，而当他的那些措施失败时，他也就变得越来越激进了。阿兰德坚信：他可以用立法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总以为：他的这些改革，日久总会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拥护。共产党人支持这种策略，总以为在智利，他们的目的是可以用和平方式来实现的。不过他们很不幸，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其所以如此，一部份是因为阿兰德的那些社会主义立法使国内一大部分人离心离德，一部份是因为那些社会主义立法搞乱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弄得一团糟。 
　　阿兰德就任总统后，其政府号称“民众联合政府”。他把政府中那些管理经济事务的部门交给共产党人去办理，共产党人就把那些剩下来的矿业、银行、以及大部份的制造业一律收归国有。而这些措施都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进行的，没有经过立法手续。政府没收阿纳孔达 (Anaconda) 铜矿和肯尼苛特 (Kennecortt) 铜矿，引起外国投资纷纷撤走，资金枯竭。苏联趁虚而入，来帮助阿兰德，给他提供了五亿多美元的贷款。其他国家也给以资助，却不足以挽救智利那百孔千疮的财政状况。为了支付各种各样的社会开销，其中包括增发工资，政府就多印钞票，结果造成通货膨胀，其严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佛莱政府时代的通货膨胀：在阿兰德担任总统的三年间，智利流通中的货币数 
值增加了十五倍，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百分之三百。 
　　阿兰德政府在实行企业国有化的同时，还搞农业集体化。为了达成此项目的，政府允许甚至鼓动人们去强占土地。结果粮食产量急遽低落，小麦的产量几乎下降了一半。接着就发生严重的粮荒：当阿兰德政府倒台时，智利储存的面粉仅仅只够数日之需。 
　　抗议的声浪越来越高。其中最严重的，是那些货车司机(小私营企业主) 所发动的抗议：他们反对阿兰德政府要用扩充国营运输公司的办法，来抢夺他们的生意。有两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七十万人，使智利全国的运输业和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如果在哪个正经八百的共产主义国家里，这样的示威游行会被说成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煽动的反革命阴谋而予以镇压了。然而，在阿兰德当政下的智利，尽管政府掌握着广播电台和大部分的报纸，还是有相当多的资讯自由的。如果压制这种自由，那就会激起全国性的叛乱。那些在野的反对党在起作用，在抨击政府。而最最重要的，智利还有个国会和最高法院呢。 
　　1973年8月，智利国会众议院票决，以81票对45票通过决议：阿兰德篡窃国会的立法权擅自颁发命令，无视国家的法律，侵犯言论自由，凡此都是违反了宪法。而智利最高法院则就其职权范围作出判决，判定阿兰德是用司法来为其政治需要服务，侵犯了司法独立。因为智利宪法中没有弹劾总统的条文，于是众议院就吁请武装部队来恢复国家的法治。智利军方得到众议院的授权，十八天之后，就在奥古斯都·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 将军的领导下发动政变，以武力迫使阿兰德下台。继任的新政权是个军事独裁政权，它用很残暴的手段来惩治那些失败了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 

　　在拉丁美洲，古巴是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的能撑持下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古巴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那是由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建立了个人独裁的政权，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作为护符，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历史地看问题……卡斯特罗主义就是：一位领袖人物适逢其会参加了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获得了政权，这个政权又找到了一套思想意识。”16
　　与一般流行的观念相反，从前的古巴，共产主义者掌权以前的古巴，既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各国中，古巴的生活水平高居第二位 (仅次于因为有石油资源而致富的委内瑞拉)。古巴的居民多数是识字的，而且是住在城市里面的。［注］ 那种认为古巴的经济全靠蔗糖的说法也不正确。是的，蔗糖是古巴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它仅占古巴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易言之，大家广泛认为是造成共产主义革命的两大现成条件——贫穷与落后——在古巴是不存在的。 
　　共产党人是趁着一阵起义浪潮拿下古巴的。那阵起义浪潮，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发动起来，反抗福尔根契奥·巴提斯达 (Fulgencio Batista) 的专制独裁。巴提斯达原为古巴的总统，他在其早年的合法任期内 (1933年至1944年) 曾颁布过一部民主性的宪法。及至1952年，他却把这部民主性的宪法废弃了，因此激起民众的反抗。费代尔·卡斯特罗原为一位富裕的种植场主的儿子，并且是哈瓦那法学院的学生，他在这场反抗浪潮中因势趁便，爬上政权的高峰。起初，尽管卡斯特罗有些左派倾向，却决不是共产党。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信仰，而只是孜孜以求，醉心于权力。他的那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那位阿根廷的革命家格瓦拉灌输给他的。卡斯特罗原先的政纲，只是要把古巴各阶层的人团结在他周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恢复1940年那部民主性的宪法。 
       16 德拉普：《卡斯特罗主义》，第48—49页。 
           【注】  共产党人在智利和古巴执政的例子，看来似乎是与本章开头的概括语相矛盾的。本章开头曾说：在那些没有民主传统、没有巩固的私有财产制的国家里，共产主义最容易得势。不过，不论是在智利或古巴，共产党人都不是经过社会革命而掌握政权的。在智利，共产党人是用与基督教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的办法，用和平方式建立了一个政府，但迅即违反了那项协议。而在古巴，如下所述，共产党人是以恢复民主政体为名，在领导一场反对那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的全民起义中取得政权的。 
　　然而，卡斯特罗在那场纯粹是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取得独断独行的权力以后，很快就向左转了。他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土地改革。及至1960年，他在苏联的唆使下，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一切财产，这就引起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报复行动，宣布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美国的禁运，使古巴越来越要倚靠苏联。而苏联方面，尽管起初还有点怕引起美国的反感，只是小心翼翼地在帮助卡斯特罗；接着却越来越深地卷入古巴的政治漩涡中，特别是在1961年4月卡斯特罗公然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1961年4月，美国对古巴策动了一场“猪罗湾入侵事件”，结果以可悲的失败告终。随后在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得到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尊重古巴的主权独立，这就把古巴岛完全摆在苏联集团中去了。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卡斯特罗曾要求苏联方面对美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武器突袭，他是准备以古巴为牺牲，来保证“社会主义”能在全世界都得到胜利。17 苏联方面制止了卡斯特罗，这时苏联已经成了古巴主要的经济靠山：它用人为的高价，从古巴买进大部分的蔗糖；它向古巴供应石油和多种多样的工业产品，并向古巴提供优惠贷款。按照费代尔·卡斯特罗之弟劳尔 (Raul) 的说法，苏联在其解体之前，一共无偿地向古巴提供了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古巴在经济上完全倚靠苏联。 
　　作为回馈，卡斯特罗忠心耿耿地拥护苏联的每一项外交冒险，从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到出兵侵入阿富汗。卡斯特罗给苏联提供了收集情报的监听站；并且担负起要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扩展共产主义的任务。1967年夏，卡斯特罗发起组织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 在哈瓦那召开成立大会，号召要在拉丁美洲各地发动游击战。 
       17 谢尔盖·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传》（美国宾州，大学园地，2000年版), 第627页。 
　　在内政方面，卡斯特罗完全引进了苏联那一套的政治体制。在他掌权的十年间，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已经收归国有，只有农业是例外。有百分之三十的农业，还是留给小农和中农去经营的。党垄断着一切政治活动。工人们只能参加由国家控制的工会，丧失了自行组织工会、谈判工资、以及实行罢工的权利。在社会福利方面倒有很大的改进——诸如学校、医药设施、房屋——大部分都是用在实行共产主义经济以前所积累起来的资金建造的。对于异议分子，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允许一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移殖到国外去，一是按照苏联的办法，把异议分子送上革 
命法庭或关进“苦役营”。 
　　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通常总是被神化了的，其中多数是宁愿深居简出，躲在幕后发号施令，被塑造成神明。卡斯特罗却不是那样的人，他到处夸夸其谈，对那些受其愚弄的听众发表长达数小时的演说，花言巧语，高谈阔论，危言耸听。他这些空洞的演说绝大部份都集中在攻击美国，他把美国描绘为恶魔，把古巴一切不如意的事都归罪于美国。 
　　现实无情，古巴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这一部分是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大都消极怠工；一部分是因为那些最有企业心和教育程度最高的古巴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古巴共产主义体制的延续，全靠苏联的支持。 
　　古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苏联解体后，继任的叶尔钦政府拒绝再向古巴提供援助，卡斯特罗政权似乎就要完蛋了。然而，它却想方设法，撑持了下来。它对外国资本家作出种种让步，给他们提供有限的但却有利可图的机会，让他们到古巴来投资。美元开始在古巴自由流通了。卡斯特罗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而且做得很成功。它不仅夸耀古巴有美丽的海滩和廉价的休养胜地，而且盛称古巴有年轻貌美的女子应召。1992年，卡斯特罗在对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公然无耻吹嘘古巴色情业的优点，说古巴是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低的国家。发展旅游业，在1999年一年中就招徕了一百七十万外国旅客，使古巴成为“色 
情旅游者趋之若骛的地点之一，与泰国不相上下。”18

孟吉斯托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 
　　 
　　如果说，在毛泽东这个例子中，甚至在波尔布特这个例子中，至少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人们还可以察觉到他们是有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的；那么，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各地，特别是在非洲，就根本说不上有这种信念了。在这些地方，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所知甚少，他们只是把马克思和列宁捧过来，以求达到两项目的：一是没收私有财产；一是使他们可以得到共产主义集团的帮助，以抵御那些国内、国外的敌人。 
　　埃塞俄比亚的独裁者孟吉斯托 (Mengistu Haile Mariam), 给这种虚情假意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孟吉斯托原为埃塞俄比亚的陆军少校，他参加了那一群军官因抱怨军中提升太慢而发动的起义，于1974年9月推翻了埃塞俄比亚那位年高德劭的皇帝塞拉西 (Haile Selassie)。起义成功后，政权落在一个叫做“德格”(Derg) 的委员会手里，孟吉斯托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不久，“德格”因为内讧而分裂。三个月后，孟吉斯托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独揽了政权。他宣布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立即实践其诺言，把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1975年3月，他废除土地私有制，并且按照毛泽东的办法把农民赶进公社。从1974年直至1991年这十七年间，孟吉斯托把埃塞俄比亚完全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18 施尔瓦纳·巴特诺斯特罗：《新共和》杂志，2000年七月份，10－17号，第20页 
 
　　1976年，孟吉斯托发动了一场由他亲自指使的“红色恐怖”：死难者数以千计，多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这些大屠杀，都是由苏联和东德所提供的约一万名保安人员帮着执行的。原先，苏联因为支持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索马里的一个军政府搞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在非洲之角取得立足之地。这时，苏联就放弃索马里，转过来帮助埃塞俄比亚了。1977年，当索马里派兵侵入埃塞俄比亚，企图兼并奥加登 (Ogaden) 地区时，共产主义集团就对孟吉斯托提供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古巴的雇佣兵。由于这种军事上的支援，共产主义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势力大增。它在粉碎索马里入侵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也阻止了厄立特里亚 (Eritrea) 要脱离埃塞俄比亚而独立的活动。 
　　然而，由于用暴力搞集体化，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濒于崩溃，加之连年遭受旱灾，在1984年至1985年间就发生了大饥荒，约有一百万埃塞俄比亚人死于非命。1989年，东德垮了，孟吉斯托在其国内的地位日益低落；及至1991年苏联解体，这位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就完全孤立了。就在1991年，孟吉斯托被推翻，逃亡到津巴布韦去做流亡者了。这场被描述为“非洲影响最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验”，19 就这样完结了。 
　　不过，仔细观察，在这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却很难找到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只有暴虐无道的军事独裁。那位独裁者沐猴而冠，模彷苏联和中国的作法，只是为了要实现其个人野心罢了。 

恐怖活动 

　　正如发生在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攻击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是用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来进行的，但实际上它们却与无政府主义有更多的共同点。 
　　这类恐怖组织中的典型，便是秘鲁共产党，俗称“光明之路”。这个党是由一位曾担任过哲学教授的古兹曼 (Abimael Guzman Reynoso) 创立的，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它利用土着印第安人所受到的种种苦难，要用恐怖手段，来实现毛泽东的那一套主张。它的恐怖活动，使两万五千人为之丧生，并且严重地损伤了秘鲁的经济。1992年，古兹曼被捕入狱，这个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在一些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中，例如在哥伦比亚，“马克思主义”曾被用作并且仍被用作装潢，使那些武装帮会看上去有一副庄严的外貌 (即所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国民解放军”)。那两个武装帮会贩运毒品，搞恐怖活动，绑架勒索，无恶不作。自1964年以来，估计那两个武装帮会在哥伦比亚已经杀害了十二万人，并且使两百万人流离失所。 
       19 彼得·伍德华德：《非洲的号角》（伦敦、纽约，1996年版), 第99页。 

结束语

　　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那还不仅是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相似，而且它所造成的结果也大致一样。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生活水平都急遽下降了，而且常常要发生饥荒：旱涝灾害，似乎与共产主义政体结了不解之缘。说是为了要实现平等，人们却失去了公民权利，失去了自由。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位最高领袖 (不论是叫做大元帅或伟大领袖)。公民们的权利全被剥夺了，而这位最高领袖却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宛若一尊东方的神明。无庸讳言，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想像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者原是说，共产主义是由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它是要使全人类都能得到无限的自由呢。 
 
 

 
第六章 回溯历史 
　　 

共产主义本身的矛盾招致了共产主义的屡屡失败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1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复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因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1 科拉科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三卷，第523页。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2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2 墨索里尼：《全集》，第十五卷 (佛罗伦萨，1954年版), 第93页。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义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事实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亏。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 
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时，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 
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彷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复。 

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着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3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3 谢尔盖·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传》，第701页。 
 

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惨重损失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办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建议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读物 
　　 
　　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文献，大都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种类繁多，举不胜举。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单单列在这个主题下面的书籍就有两万多卷。论述这个题目的通俗读物，以及报纸杂志上的论文，无疑会有数十万种之多。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卡片，关于马克思的条目有3567项，关于列宁的条目有4301项。因此，要对本书所论之主题开列一张很简单的参考书目，必然不得不是很有选择性的，而且难免有点主观片面。幸好下面所罗列的参考书，大都列有其自己建议的参考读物，读者如有意对某项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不难从那里得到目录学方面的指引。 
　　关于“黄金时代”这个传说的历史，在法朗克·E·曼努尔 (Frank E. Manuel) 与弗里兹·P·曼努尔 (Fritzie P. Manuel)合着之《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 (美国麻州剑桥，1979年版) 中有合理的解释。亚历山大·格拉 (Alexander Gray) 所写的《社会主义的传统：从摩西到列宁》 (伦敦，1963年版), 对这个问题有所补充。论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流派的标准着作，是莱斯泽克·科拉科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牛津，1978年版, 三卷本)。安德烈·瓦立基 (Andrzej Walichi) 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斯丹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一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历史，在朱理士·布隆台尔 (Julius Braunthal) 所写的《国际运动史》( 纽约，1967年版，两卷本 ) 中有所阐述。 
　　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读者可参考我本人所写的《俄国革命史》(纽约，1990年版) 和《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纽约，1994年版)。这两部书有一部合在一起的缩写本，标题为《俄国革命简史》(纽约，1995年版)。谢拉·费兹巴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所写的《俄国革命史》(牛津、纽约，1994年第二版), 对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不同的解释。有两位声誉卓着的俄国作家，为俄国革命留下亲身经历过的见闻：那就是伊凡·布宁 (Ivan Bunin) 所写的《可诅咒的时日》(芝加哥，1998年版) 和马克辛·高尔基 (Maxim Gorky) 所写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美国康州纽海文，1995年版)。 
　　德米特里·伏尔科哥诺夫 (Dmitrii Volkogonov) 利用从前保密的档案资料，为苏联的奠基人列宁写了一部传记，那就是《列宁新传》(纽约，1994年版)。伏尔科哥诺夫也是斯大林的传记作家，他写了一部《斯大林：成败之鉴》(纽约，1991年版)。劳埃·米德维杰夫 (Roy Medvedev) 所写的《让历史来裁判》(纽约，1989年版), 对斯大林掌权时期的史事有翔实的记载。 
　　有两位俄国的政治流亡者，米海尔·赫勒 (Mikhail Heller)和亚历山大·尼克里契 (Aleksandr Nekrich), 合着了一部《乌托邦政权：自1917年迄今的苏联史》(纽约，1986年版), 对苏联历史作了可靠的概述。莱奥纳德·夏皮罗 (Leonard Schapiro) 对苏联中央政府的机构作了专题研究，写了一部《苏联共产党史》(伦敦，1970年第二版)。在塞尔维亚共产党中身居高位的密罗凡·狄拉斯 (Milovan Djilas) 在他所写的《新阶级》(纽约，1957年版) 一书中，首先向世界人士发出警告，说苏联已经存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关于这个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便是迈可·伏斯伦斯基 (Michael Voslensky) 在其《高干：苏联的统治阶级》(纽约，花园城，1984年版) 一书中所阐明的主题。阿勒克·诺维 (Alec Nove) 所写的《苏联经济史》(伦敦，1988年版), 是一部简明扼要、权威性的的着作。 
　　亚历山大·索尔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 根据文献记载，写了一部关于苏联劳改制度的书：《古拉格群岛》(纽约，1991年至1992年版，三卷本)。罗伯特·康夸斯特 (Robert Conquest) 所写的《大恐怖：重新评估》 (纽约，1990年版), 记述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行。 
　　保罗·何兰德 (Paul Hollander) 所写的《政治巡礼：西方知识分子在苏联、中国、古巴的旅游记》(纽约，1981年版), 叙述了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好奇心。理查·格罗斯曼 (Richard Crossman) 所编的《上帝也无能为力》(纽约，1949年版), 表明其中有六位着名作家对共产主义大失所望。 
　　乔治·肯南 (George Kennan) 所写的《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波士顿，1961年版), 亚当·乌兰 (Adam Ularm) 所写的《扩张与共存：1917年至1967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史》(纽约，1968年版), 都是叙述苏联起初四、五十年外交政策的专门着作。约翰·莱维士·盖狄士 (John Lewis Gaddis) 所写的《事后方知：回想冷战时期的历史》(纽约，1997年版), 追叙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近二十年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重要文献，已由琴·德格拉斯 (Jane Degras)所编的《1919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伦敦，1956年至1971年先后出版，共三卷) 汇编在一起。共产国际的历史，在法朗兹·波克诺 (Franz Borkenau) 所写的《世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史》(美国密西根州安纳波，1962年版) 中叙述甚详。新近又出了一本书，那就是克文·麦克德谟特 (Kevin McDermott) 和耶里米·阿格纽 (Jeremy Agnew) 合写的《共产国际史》(伦敦，1996年版)。 
　　大卫·伦尼克 (David Remnick) 所写的《列宁陵墓》(纽约，1993年版), 以其亲身的观察和谈话，对苏联解体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 
　　1982年以前的共产主义中国史，在罗德瑞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与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合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1987年，1991年版) 中有概括的叙述。毛泽东的历史哲学，最好让他自己的《毛主席语录》 (1968年在纽约出了英文本) 去说明。司图亚特·施愣 (Stuart Schram) 所写的《毛泽东传》(企鹅丛书之一，1974年版), 记述其政治生涯和思想。谭若思 (Ross Terrill) 所写的《毛泽东传》(斯丹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对其生平事迹叙述甚详。 
　　卡尔·D·杰克逊所编的《1975年至1978年的柬埔寨：死亡枕藉之邦》(普林斯顿，1989年版), 描述了波尔布特当政时期柬埔寨的痛史。 
　　关于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运动，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着作是那部早年出版的修奥多·德拉普 (Theodore Draper) 所写的《卡斯特罗主义：理论与实践》(纽约，1965年版), 以及近年出版的苏珊·伊娃·爱克斯坦 (Susan Eva Eckstein) 所写的《回到现实中来：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普林斯顿，1994年版)。 
　　关于东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专门着作有彼得·伍德华德 (Peter Woodward) 所写的《非洲的号角》(伦敦、纽约，1996年版) , 保罗·韩兹 (Paul Henze) 所写的《非洲之角：从战争到和平》(纽约，1991年版)。 
　　关于智利那一段共产主义的插曲，读者可参考罗伯特· J·亚历山大 (Robert J. Alexander) 所写的《智利的悲剧》(美国康州西港，1978年版), 保罗·E·西格蒙德 (Paul E. Sigmund) 所写的《阿兰德的倒台，1964年至1976年智利的政局》(美国匹茨堡，1977年版)。 
　　关于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因为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的人，斯蒂芬·柯尔多瓦 (Stephane Courtois) 在其所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美国麻州剑桥，1999年版) 中描述甚详，并且对死亡人数作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