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厚泽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一零年
全面改革的宣言书
朱厚泽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
1.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4.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一个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
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耀邦接着说道：
说清楚了改革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的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
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
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提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后边我还要谈这一点），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作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同志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
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汙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同志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几个县，池必卿说走，马上回来召开省委常委会，按照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贵州的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把这天的《贵州日报》给我复印寄了过来。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
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
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
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
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记得后来李先念到贵州疗养，我们去接他，李坐在车里不言语，拿着一份材料看，突然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红眼病”？老子他妈的就是“红眼病”！当时谁也没敢搭腔。显然李对耀邦的观点有意见。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
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的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的开放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我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处境不允许。我当时的处境是五层“袈裟”：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导；胡启立是常务书记，管日常工作，我们几个部都在胡启立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模模煳煳还在分管着意识形态工作；整个这个架构上面还有垂帘听政的，是不是五层“袈裟”？在这种架构下，我这个中宣部长算什么啊？怎么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盘托出我的观点，通不过的，不可能通过的，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其他人发一通言论，我怎么办？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听这些人的观点的，作为总书记，总要几方面意见都要照顾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的意见不能说的，说了就犯规了。
我当时的作法是，第一，我绝不准备系统报告，第二，我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第三，我绝不搞全面性的、政纲性的东西。人家说新部长到了就要开全国工作会议，都要把文件准备好，要请书记处讨论，我通通都不要这些，我根本就不开。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
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小范围。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同志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同志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我在各种场合讲的这些话，如果按照这个党的规矩，至少要点应该事先报告，事先不报告的话，事后要送审，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发的，我把这些全部给抹了。我也没有报告。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实际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后后的程序。我不能打阵地战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诚意地想听听，大家究竟是什么意见。我这个人长期在地方工作，习惯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实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无论是与那两位“左王”的矛盾，还是与邓、陈之间的矛盾，都以一种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耀邦真的很难。我原来虽然也听到些，但是不到北京来不知道他这些难处。
邓一直批评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其实耀邦是反对来不来就给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单民主墙，魏京生已经抓了，贵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贵阳，我那时刚刚恢复工作在市委组织部，怎么办？一了解情况，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贴了一些大字报，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来干吗？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过去当过县长什么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学也不让上，招工也没有份，这不公道啊，所以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呢？公安已经抓回来了，现在没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传部去给他们办学习班，坐下来慢慢搞吧。分析过去分析过来，该落实政策给人家落实嘛！耀邦怎么发现这个事情的？我们没敢写报告，是耀邦自己发现的，派《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记者跑下去做调查采访，然后在人民日报发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语，按语里面写到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话，其实就是耀邦自己说的，批评我们的干部不善于去分辨情况，不懂得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教训，等等。把已经打好的报纸清样拿来找我们市委核对，我当时还有疑虑，跟我们常委书记讲，这个东西能发的出去吗？后来我们把报纸清样还给《人民日报》，答复人家：是，你说的都是事实，最后文章也发出去了。这是三中全会刚过，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方励之那样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开始整方励之，下面折腾，教委什么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那里。胡耀邦批了一条：思想问题要跟本人见面，这是我们的规矩。可是谁也没找方励之直接谈，这样不妥。教育部没办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员去找方励之谈话了。那能谈出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你看，就在这种情况下，耀邦还打阻击呢..
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其，写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此人写信到耀邦那里告状，那怎么办？此事惊动上层，有人已经知道严家其在写十年史了，这种书怎么能写？要把这个书销毁了。这时耀邦写了封信，给我和当时的出版局长，说把某某某的信转给你们。信里谈到，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先肯定这一条，然后说，文革嘛，很特殊很复杂，好些人现在还在，写的时候要谨慎一点。最后还说，某某某在信上发脾气，这个不好，请你代表我批评他。你看，总书记又在打阻击。这时外面议论纷纷，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书无论如何也要销毁。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已经印出来了，几千册呢，出版社还有经济核算问题，实在不行，宣传部拿钱吧，把它买下来，收回纸厂销毁。我一想，这是中宣部要焚书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吗？哈哈.. 后来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后大部分都卖出去了，没剩下多少了，就过去了，哈哈。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子。当时耀邦的批示就是这样说的，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把写书的自由先给肯定了，这是个原则啊。所以耀邦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当代史里面，现在我们写东西不是简单的回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这个体制、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到底“反自由化”这个提法用不用？耀邦费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邓那里通不过，耀邦只得采用把这个词加以限制的办法，就是在决议中写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会上陆定一坚决反对用这个词，发生了尖锐争论，后来就引出邓小平的一套来，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那一套。“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如此等等。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他没有理由的，不讲理。就是做政治结论。至于这个问题谁提出来的，原来是怎么样的，通通无关紧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讲，现在就要讲，至少还要讲二十年。
毛讲话也是这样的，讲话没道理的。他给胡风的材料加批语，就写上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没什么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不讲理的。
邓此言一出，左派高兴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时间准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也通过了，也没有了，光剩下邓小平那个“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这与耀邦想要达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驰。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
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
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
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
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
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远是正确的一方。多么荒唐嘛！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
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
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
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
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
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
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耀邦还巧妙地引用了邓的“软弱”的说法，但把“软弱”解释成是对不正之风的软弱，对腐败现象的软弱，而邓说的“软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对自由化“过于软弱”，这也邓小平对耀邦的主要指责。你看，耀邦与邓的区别，在这里是多么明显嘛！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但是后来的历史恰恰没有沿着耀邦的思路走下来。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仍然拒绝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谁掌权谁就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随便说个什么话也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要接上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谱系。你看我们党的章程上罗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迭罗汉”的游戏？荒唐嘛！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因为这等于是
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就变成了“反”的一面，这样的结果有多可怕？！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总之，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党内是有着不同的改革路线和指向的。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耀邦当年提的这个两种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六四以后，我们被赶出工作队伍。邓力群曾经在一个会议上点名，说胡乔木写了一个东西给朱厚泽，讲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纪律，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出来。这个话没有错，那个条子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这个东西不能拿出来，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绩伟同志不同意那个观点，我也不同意。胡乔木在上面重申，一切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党员，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党性问题。
我当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只是那时不便于直接回答。试问：一个人连人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党性？我们这个党又以“党性”为名，干过多少蠢事？！所以，他那个东西我一直压着，没有拿出来，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他们有个说法，就是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回答呀？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如果说，当年的胡乔木强调“党性”高于“人民性”尽管迂腐，还不失其真诚，或者说多少还有一点真实的认知成分，那么我很怀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论”、“核心价值观”的卫道士们除了政治投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重要的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基本判断，对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基本判断。前些时在三里河钓鱼台宾馆，几位老同志一起议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我当时讲过这样一件事：赵紫阳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赵对安说，中国的改革，统统推倒重来恐怕不行，只能在两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一个叫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叫邓的改革开放。给我传达这件事的同志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了一个看法，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
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为什么？我当时说了几条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时代判断开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义论》，那里边讲，20世纪不是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显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断，而是时代判断。毛泽东认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旧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个判断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了么？没有。20世纪并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胜利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而是资本主义在经过调节后继续发展的时期，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最后却走向了崩溃。20世纪是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全球性的大试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危机，但社会主义在试验70年后，作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崩溃了。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机，主要是30年代那个大危机后，借助于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借助于各种制度性的改良，再借助于整个新技术革命，却重新获得了生机。到了世纪末，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一百一十一个月的连续的高增长。当然，最近西方各国又发生金融风暴，经济学家们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有助于克服这个危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简言之，毛泽东当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判断没有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没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说法，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从哪里来的？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出来的。这个判断行不行？这个判断也不行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要打个问号。我们知道，马、恩都是上层阶级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个资本家，恩格斯本人也当过工厂主，要不然不会有钱来支持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对那个时候的英国工人状况不满？这里边隐含的前提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当时一边是资产的掌握者，一边是工业革命前期恶劣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恩格斯觉得这太不象话，很不满意，他是从这里进去的，发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成他们那一套东西，带有一种道德义愤在里面，但这个东西是否完全科学，那就很难讲。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么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社会里面，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后来他们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个从历史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作为人类历史积累起来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工资收入和生活状况当然也会改善。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劳动阶层还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欧洲后来的历史早已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个“阶级领导”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什么是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呢？我们不能离开历史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抽象地议论毛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献去研究，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实践来研究，那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啊?显然不能搞。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经过了几十年，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过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个社会主义呀？实践证明还是不能搞。因为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总算是独立了，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这一点也需要作分析。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起来、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1945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
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我们在国际法律上得到承认，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应该是1945年，而不是1949年。那么49年的建国是怎么回事？49年的建国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我们把国民党说成是美国的走狗，把共产党说成民族的代表。其实，如果以一个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些问题，有些东西是带有很大的党派偏见的。蒋介石骂我们共匪，我们就骂他蒋匪，不就这么回事吗? 任何政治派别，任何取得政权和没有取得政权的政治派别，在它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国际联系，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你如果要用骂人的话来讲，有人骂我们也骂得很难听，说你们取得什么民族独立啊?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我们把党派偏见的一些语言，冷静下来进行思索，很多问题会就看得更客观一些。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后来中苏两党、两国闹翻了，毛泽东也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那是后话。
说了这一大堆，是想阐明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的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它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路径选择错了，结果一错全错，“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解决不了“五个一般”，而是背离了它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纪念耀邦，想了许多，才讲了这么一番冒昧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
（2009年3月，北京）
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朱厚泽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作出的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选择。
一 、宏观观察的框架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出现了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迭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迭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我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私营民营经济，压制民间社会力量，去推进我国的初级工业化，即人们长期讲的“国家工业化”、“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和社会持续文明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国有制向民营为主的复合所有制，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等等，这样一系列深刻的基础性、制度性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变，又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改革开放使这种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复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规则的束缚，行程艰难而无序。这个向市场化、民营化、城市化转换的进程，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种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深层变革、现实力量在世纪之交的汇聚与迭加，构筑成当代中国“社会舞台”的演出空间。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和渗透，难解难分。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如果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展开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和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丛差距与对立。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讨论的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作出的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选择。
二、 形成中国路径选择的本土原因
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这种具有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本土条件，使得我们在接受人类进步和近代事物的变迁时非常困难。当然，鸦片战争打起来以后，你还闭着眼晴，那不可能。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于是就认为挨打是因为我没有船，没有炮，所以就走洋务运动这条道路。但是在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上还是死死地顶着，不接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买船、买炮，特别是为了造船、造炮，当然要改教育，要学新知识。但是在办新学以后，是把西方的东西仅仅当作一种工艺知识、技术知识来接受，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长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们国家成长发展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 中国路径选择的国际背景
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到处充满着矛盾、冲突、危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人类牺牲之惨烈，文明破坏之惨重，确是史无前例。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
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二十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的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这里讲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学者书斋里的学术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随，席卷过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过大规模的运动，建立有强大的政党，掌握各国家政权，形成过各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
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份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的灾难，严重饥饿，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紧急形势下，通过城市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来夺取政权，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严酷的革命专政，自上而下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和粗放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和国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这种思潮扩展到东欧、东亚以及其他地区，它们取得政权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些特点是：一、经济上全面的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快速赶超的粗放工业化；二，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一党绝对统治、直接凭借暴力的集权专制；三，在文化上是强烈的个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闭的斗争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四，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虚构理论为前提，在对外关系上拉拢不发达国家集团，严格控制“大家庭”内部，冷战对峙并且号召、支持、输出和发动世界革命。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
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
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们的群众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政治路向是争取工人和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议会的多数以掌握政权，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促使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资本的利润和剥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它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着特点。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共同的东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得以建立，英国的布莱尔，法国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支柱。这股力量在现在欧洲的现实生活里具有主体地位。二战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非常活跃，在有些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的选票，但是没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发达国家，影响最广泛，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个，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
法西斯主义不是个人的罪孽，它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混乱，在一个发动战争失败而陷入灾难，伺机报复的民族中，极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制度选择和反动回应。
法西斯主义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实行独裁专制；二、经济上否定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三、思想文化上践踏*，否定人道，宣扬神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四、在对外关系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由于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精神完全对立，所以注定它虽然很快兴起，却很快结束。
第四个，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
这里讲的新政是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和资源极其丰富，没有封建传统，由外来移民拓荒开发起来的新大陆上，已经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里面产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极度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濒临崩溃的艰难形势下，由以罗斯福为首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一改革缓解了社会中尖锐的矛盾，从失落的深渊中挽救了工业制度，并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这场改革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文明、富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敏锐地抓住了显露出的国土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的远见。
罗斯福明确地表现出三个坚持：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坚持公民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制度；文化上高举*的旗帜。同时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还触及了一些社会政治的改革。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以后对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趋势和走向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四大思潮、四种制度选择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工业的繁荣增长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传统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反映）。面对这样的矛盾，人们不会容忍在自己构建的文明面前衰败下去，总要寻求出路。这四种制度或思潮，就是人类寻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种。
这样集中的矛盾和危机的爆发，大家都认为问题出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所有制上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大量的灾难和波动，人们饥饿贫困，不是因为东西太少了，而是因为东西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的发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只能带来波动，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个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全球性左倾思潮的表现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个国家来，虽然它的内部经历了许多困难：清党、相互搏斗，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一边清党，大量的杀人，一边强制推行工业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我们本来看到船坚炮利就要学西方，却用国有制来搞，满清政府搞洋务搞不下去，梁启超、康有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没有闹成。后来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暴力革命，把它给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包括五四运动——要从思想上清理我们这个传统里腐朽的东西。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又怎么样呢？经济上如此混乱，而那个议会民主制在那里吵，这个选上去，那个选下来，都不解决问题。所以，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治理混乱。于
是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一个在经济上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在政治上认为议会民主制不解决问题，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两个东西汇合到一起，就出现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响了一大片，又出现了希特勒，也影响了一大片，这两家虽然打起来，但总体来讲，在它们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这四大思潮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进行的一场制度性的大比赛，到了世纪末是个什么情况呢？形象地讲，大体上是四条曲线：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叫做现实的社会主义，它是一条由低向高，然后由高再向低，近似一个抛物线。突然兴起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朝鲜、越南、东欧一大片的革命，还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别是二战结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发展。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后进入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最后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为标志，整个制度崩溃；法西斯主义近似一条尖脉冲，突然升起，突然垮台；社会民主主义则类似于一条平缓的渐进线，逐步往前走；而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则相反，从临近崩溃的边缘，经历了改革、二战，出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逐渐上升，到了克林顿执政的时代，实现了一百一十个月的高增长。 二十世纪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四、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展开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危机，经历了人们抛弃它、选择了一个和它对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实验、较量，最后再放弃，再回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百年来进行了这么一场大较量，较量的结果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在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证明。市场经济从人类早期由于不同的资源背景、资源条件，需要有所交换以来，越来越向前发展。离开了市场，信息无法聚集、交流，价格无从发现、形成，资源不可能进行优化的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无从提供，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发育、形成、校正、丰富的一种制度。现在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前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在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复的较量。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五十年代干了这么件事，国家垄断全部资源，从妇产医院一直管到火葬厂，全管起来，有一段时间连锅也砸了，统统去吃罐罐饭。这个东西不行，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要用各种公共组织或设施去解决，对个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随便干预，使社会本身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
按照公布的材料，现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经低于森林的生长量，你说这是假话吗，也不好这样讲，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们的森林都已经恢复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为绿色水库是有许多条件的，不是说种上树以后就成为绿色水库了。你到西双版纳看一看，从地衣、苔藓、蕨类一直到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还有各种藤蔓在里面，然后小灌木、大灌木、小乔木、大乔木，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个才叫做作森林。我们现在种上几棵树就说森林恢复了，没有那回事，它不具备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研究往什么方向走。人类正在从传统农耕经济依靠生物的再生产，经历工业经济跟自然作对，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来求得发展。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一般传统的、比较现代的就都得到发育、发展，成长起来，
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竞争。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呢？是某种工具、某种设备吗？是某种加工方式、某种工业路线吗？是指某种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吗？是指某种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吗？都对，都不对。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后进都不是主观的、先验的，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过程而展现，又是过程的产物，也只能通过过程来判断。因此适应人们的希望，经济能够繁荣，需求得到满足，以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政治家要办的，就是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使各种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不断改变和寻求更加优化的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就是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什么叫先进文化？它不是讲的某一种理论和某一个学说，也不是说的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本书，也不是讲某一个艺术家或者某一个理论家，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学派、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相互批评、相互竞争，接纳、融合、选择、创新，是指这样一种生生不息、去旧图新、蓬蓬勃勃、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
借鉴我们二十多年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滞、文化凋零的教训，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实现宪法早已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
社会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谁呀？在哪里呀？它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社会流动恢复，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复存在。社会分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的变革，采取什么方针呢？即不能回避、掩盖，也不要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现实就是了。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闷起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让利益追求得到表达，然后组织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谈判，用制订契约、协议、合同、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建立不同群体之间当时、当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当时、当地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谐。只能走这个路，压倒不是办法。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会的安定对所有的群体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为的规范才不会撞车。政府就是要组织协商、对话、谈判，要走这个路，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山之骨
——朱厚泽
南国友人给朱厚泽信
厚泽兄：
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钙，山之骨也，向为吾辈所珍……
××于南国
朱厚泽复南国友人信
××兄：
大作及惠书均悉，谢。闪现于字里行间的火热情怀，读之怎能不为所动！
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漩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汙烟，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廓，在晚霞的余晖中朦朦胧胧，昏昏煳煳，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之骨，它还会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积、蒸腾、散发，扬弃了那汙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
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是新生的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山之骨，必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
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如何。
握手！
厚泽 上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用“三宽”创造好环境
——作者：韩福东
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因癌病医治无效，于5月9日凌晨零点十六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0岁。11日上午9时，他的家属在北京医院北楼悼念厅举办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有人感怀落泪。
3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三宽”本来没准备见报
韩福东：您1985年下半年出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文化艺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六任中宣部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韩福东：您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中宣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韩福东：您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社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我听到一些反对的传闻。既然传闻来了，我要回答这些传闻。后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我就把那三个“宽”一起讲了：对不同的意见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整个的环境、氛围要搞得宽松一点。然后就展开了，从文艺方面扩展到其他方面。我说，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而自然界的冲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随时都会到来，完全刚性的东西是不耐冲击的。只有保持一点柔性、一点弹性，才能适应这个局面。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庭问题，这都是需要的。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直接就发了一个摘要在理论版，大概占了1/3版，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经济一开放，文化产业必然受到影响
韩福东：1985年7月，您就开始出任中宣部部长了。您当时都提倡些什么?
朱厚泽：我是主张搞活一点。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跟他们讲，艺术品是艺术家在创造，小说是文学家的作品，学术文章是人家研究员、教授的事，中宣部干什么?给人家提供一个好环境，让大家奋发努力。
韩福东：在邓小平时代，您觉得传媒出版较毛泽东时代有了哪些变化?
朱厚泽：现在这个时代要跟毛泽东时代相比，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以前一个省只有一张报纸作为官方喉舌，市报都不许搞。例如，贵阳市1958年曾经办了一段《贵阳日报》，后来又停了。大量的报纸是在“文革”之后才搞起来的。改革开放前，刊物当然也有，就是各省的“小《红旗》”，这家叫《团结》，那家叫《奋斗》，都是这种。当然也有文艺刊物，不过都是垄断的。而现在的各种报刊加起来有多少?大不一样了。
邓小平时代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胡耀邦等人都主张学术探索、文艺创作要搞得活一点，在党内有这种宽容的人和宽容的力量。还有一个因素是邓小平要开放，他要跟世界接轨。意识形态上的单打一，怎么可能跟整个开放的形势不矛盾?外国进来的不光是汽车。汽车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技术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
韩福东：您是说，这个经济一开放，文化产业必然受到影响?
朱厚泽：必然受到影响，我们要跟全球做生意，那一套什么都不允许的办法，能和人家谈得通么?所以还有一个时代潮流在里面。
把农民的手放开
韩福东：您离开中宣部到农研室时，农村的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么?
朱厚泽：总的讲，还是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我1987年到农研室时，农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那时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开始到广东附近去打工，乡镇企业开始放开，温州和苏南也在向前走，形势还是比较好。矛盾没有像前两年那么激化。
邓小平复出后，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最大范围地解决农村问题。耀邦、万里等都支持了包产到户，最后邓小平也点了头。这一点头，影响就很大了。整个农村经济都恢复活跃了。原来是把农民的手绑起来，绑起来政府管人家饭也行，又要人家自己管饭!把农民的手放开了，他们还能养不活自己?
韩福东：包产到户时，贵州的情况是怎样的?
朱厚泽：当时在贵州，辩论非常激烈。当时的省委书记池必清态度非常坚定，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池必清书记说的。
邓小平的经济试验，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村问题。这个农村政策对西部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工商业政策邓小平是主张开放的，这个也是很适合的。我们当时都是非常拥护的。
有了这两条以后，经济就开始活跃。我在贵阳市委工作的时候，城里的菜、肉、鱼问题都解决不了，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沉阳率先把城市的农贸市场给放开了，让农民进城卖菜。这样搞在城里能行吗?北京也担心得不得了。结果是搞起来了。全国都到沉阳去看，沉阳开了一个关于全国城市市场的会议。我们贵州后来也搞起来了。
韩福东：改革开放最初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释放了生产力，但也产生一个问题，农村始终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形成美国的那种庄园式生产。
朱厚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连小农经济都谈不上，中国是微型农户。法国就是小农经济的国家，波兰也是。但是看看人家的土地和人口是什么关系，人均耕地比我们大得多。而且我们解放以后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无法出来，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形成中国这种状况，既有我们政策上面的原因，长期的封闭，城乡分割。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非常紧张。主观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让农民介入工商业，认为农村搞乡镇企业是搞资本主义，是跟国营争资源。这是很糟糕的观点。
现在农村要逐步从分散的农户走向大农业。这是一个过程，最起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量的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农民要走出来，在工商社会找到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另外一个条件是，农村本身生产力在发展，要允许他们的土地相互兼并。只有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联合。
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取消农业税
韩福东：1990年代以来，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最开始改革基本是农民受益的过程，后来利益就受到损害了。
朱厚泽：最近这些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当工商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土地向非农用途转移的时候，被政府和资本集团给分掉了，他们拿不到多少。农民要带着资金和技术才能进入工商社会。资金从哪里来?全世界的农民，都要靠土地产权的转移。这是最大的问题，农民转不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农民“光着屁股”进工商社会。
第二个，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搞法。把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他进不来了。所以我老是呼吁这个问题：为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商社会，提供一个低成本的通道。
韩福东：也有学者，比如北京的张惟英教授，认为城市的资源承受能力有限，还是要搞人口准入。
朱厚泽：这个问题提的人多了。为什么你可以在城市，不让农民进?
韩福东：此前农村干群冲突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村干部不断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
现在把农业税取消了。您在农研室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提出过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么?
朱厚泽：当然早就提出来了。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我们农研室通过研究报告的形式，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因为原来国家财政不重视农村，只想从农民这边拿东西。几千年以来的皇粮国税还能不交么?怎么能够免呢?当时强调政府财政没有这个力量，给顶住了。
韩福东：您在农研室做副主任时，主要关注哪一块?
朱厚泽：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经营、从单一的农业转为农工商一起搞?让农民从农村的限制中走出来，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韩福东：后来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凋敝了。
朱厚泽：乡镇企业不是凋敝了。乡镇企业有两种形态。一种以温州为代表，它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的雏形，不但没有凋敝，反而一直发展下去了。另外一种形态是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搞不下去就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集体财产被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占为己有，影响很坏。
韩福东：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块，也长期未予考虑。直到近几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才多了起来。您感觉呢?
朱厚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没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下调整，这个选择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的财力是允许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们没有加大力度去做。政府现在办了许多不该政府办的事，不要把钱投入应由市场解决的领域。
朱厚泽谈“党文化”
——程世平
朱：“党文化”的问题是在成都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后这场全面反思，使人们不得不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九八年我们在成都已经看出改革已经是走不动路了。怎么往前走？全部堵塞了。这样，李锐提出毛泽东的问题不解决是不得了的。我们几个在楼下的门厅那里提到了“党文化”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已经形成了那么一个东西。
如果说，没有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我们面临工业文明这个冲击，重新把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就是你讲的那个恢复统一的帝国，这个东西跟“五?四”那个民主、自由，人权、人性的口号看似是接在一起的。因为毛的解释也好，当时其它人的解释也好，不外是两家合流：封建专制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流。本来这是两个体系的东西，但它在中国表现出来则是这两个东西勾结在一起。所以，对内来讲，就是要把那个封建王朝推翻。不管是满清也好，还是后来的蒋家王朝也好。另外呢？就是对外要求得平等，这看起来不是顺理成章吗？战斗了三十年，最后到共和国的建立，结果反成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性、争取民权的结束。
本来是举着启蒙的旗帜往前走，结果走到这样个归结点。这个启蒙运动的结晶应该是新国家的建立，但这个新国家是什么个状况呢？启蒙走到这个阶段以后，新中国的成立倒成了它的终结。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压倒了启蒙
问：您这段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无论是救亡、革命还是整风运动冲击了启蒙，而不是压倒了启蒙，新中国的成立才是彻底压倒了启蒙？
朱：是的，启蒙从这里终结了。至于大家是不是承认这样个东西，可以研究。当时大家都以为一个全新的社会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来了，追求的东西来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啥呢？来了个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毛泽东把它叫做民主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我们文化研究上来讲，就是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至于是五三年还是五六年整成这个样子，那是次要的。但转折点就是共和国的成立，事实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就跟储安平在四八年讲的那样，民主对国民党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对共产党则是一个有无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自以为很清楚，实际上太浅薄了。解放那时，给我一个大学我不好好念，我父亲就此事找过我。进大学我就是搞革命，就没有想到要好好念书；后来青年团的工作需要我，我就干脆不念了，出来了。出来后我去看我父亲，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我在团的机关工作，他问我：那个大学还念不念？我说不念了嘛，他就半天不吭声。后来说，你既然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是这么执着，你就自己按你选择的方向去努力。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怎么去想，很久以后我才想了这个问题。
我父亲是达德学校的学生，就是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办的学校。那个学校前年建校一百周年，比民国早十年，是在光绪新政时期办起来的。到了辛亥革命时，那个学校的学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主力。他们后来搞不下去了，黄齐生带王若飞等人留学日本，留学路上得知袁世凯称帝，他们又返回来。之后，我父亲跟着他们到川东师范做行政工作去了。他是经历了很多风波，所以他对我就有看法。我就没有经历过这些，认为一切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那时多大年纪？十八岁。按七大党章，我刚好参加共产党，才是个娃娃，非常热情。真不知如何从这里转了一圈，又转到专制这儿来。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代，这个控制前无古人，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的专制控制。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五四后中国路径选择是个连环套
问：“党文化”与“五?四”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个什么样的联系？
朱：“五?四”应该说是一个很庞杂的东西，主流来讲，就是李慎之分析的那个老启蒙──对后来讲的那个新启蒙来讲是个老启蒙。这个老启蒙就是西方的那种自由、民主、人权；科学与民主，这是主流；但是，“五?四”发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九十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变动后，我整了一个材料，提了十个问题出来思考，就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及其制度的兴衰演变提出来，以后可以把这个材料拿出来看看。二十世纪初，确实存在一个从上个世纪末的那个旧的工业社会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危机。这个危机出现后，产生了全球性的另一种思潮，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经济制度上，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对私有制的怀疑；政治上对议会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出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归纳起来不外就是两条：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从市场经济就转向计划经济。这实质上是对三权分离、宪政民主这一套社会民主怀疑基础上的产物。
正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与之后我们在制度上的选择，并非是无端的、没有根源的。而是有根源的，也是有根据的。人们感觉到吵吵嚷嚷的议会民主制解决不了问题，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本身就是个连环套。否定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否定私有制，转向公有制；否定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否定小政府这种无为的守业人，转向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社会。这种思潮席卷全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不单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自己戴顶红帽子，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是拥护者或者是同情者。他们是一个劲地批判，一个劲地反叛。正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边，出现了十月革命，出现了各国社会党的高潮。但是这个东西一起来，然后这么一个转向，它就分裂出来几股力量。分裂哪几股呢？一股就是法西斯主义，就在德国那种过去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遭到了一战的大挫折。战后的德国不单是要赔款，还要割地；国家遭到重创，振兴和恢复不了，使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这些国家又是搞的议会民主，政府与议会中的各大派吵得不可开交；于是，整个民族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来率领这个民族走向新复兴。
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一套，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老要把十月革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衰亡、社会主义要兴盛的必然产物，其实根本上不是那回事，事实上它就是一战那个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当时的沙皇俄国政府非常无能，当他们面对来自民间的强烈要求：一个叫面包、一个叫和平，再加上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是第二个要求。但它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呢？依靠沙皇军队中不愿再打下去那些军人，大家都不想再打下去；还有是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的饥饿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十月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搞起来的。列宁是个什么人呢？他哥哥就是一个民粹派。他实际上是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那一套东西搞起来的，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
在这么一个大国际背景下，中国是一个滞后了的国家。中国的问题是资本家没有自由，人权没有，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碰上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当然不可小视。孙中山的表现最能说明问题，他是一个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物，但他却转过来，向共产国际找出路，向列宁那里找出路。他把这两个东西硬扯到一起。训政思潮是最明显的，并由此开了一个大口子。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化人物，一向推崇要自由、要民主；另外还面对一个满清政府，他还要排满。怎么一下就转到这儿来了？一大群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么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下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他分不清楚这两个东西的差别何在：是要民主人权、要自由，还是所谓的要社会革命。这中间是个什么差别呢？搞不清楚。他们以为是一样的，于是这两个东西就混在一起了。因此，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国际性、全球的背景在那里。
我的个人想法，以西方民主、自由为主的“五?四”运动，它发生在全球工业社会发展过程矛盾尖锐化的时间，它本身就与二十世纪初的左倾思潮联系在一起；包括西欧的知识分子去看了苏联的情况之后，心里都有怀疑，如罗曼?罗兰的日记，纪德等人的游记，都证明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又对这个新的事业始终抱有一种希望，一种关爱的心情。我所看到的材料里面，十月革命后，最早站出来的批评不是出于敌对势力，而是一种同情者的批评，因为它搞坏了，出了问题。像第二国际时期的革命家卢森堡，她就批评了十月革命。卢森堡对革命是很坚定的，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她就提出了问题。李泽厚讲的救亡压倒启蒙，和之后李慎之讲的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推动启蒙，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出了一个新启蒙，慎之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新启蒙的文章。以往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个“新启蒙”，这个“新启蒙”出现的影响太大。王若水集中地研究了整风，一直到八十年代，他和周扬合作写那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时候，还是把整风肯定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但后来他的观点变了，他把整风的另一点看到了，这一点对后来的影响极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再把这与谢泳研究解放后思想改造的那一套一比较，确实就是延安整风的那套模式。
“党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础
问：延安整风问题的研究，有许多东西要讲。如果把这个关系理清楚了，就比较容易理解新中国成立为什么会成为启蒙运动的终结。还有一个就是党支持与领导的一批左翼文化队伍，这里也包括了鲁迅和他骂过的“四条汉子”。他们之间虽有不同：一个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政党的宣传班子，一个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撰稿人，但他们之间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
朱：这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是搞在一起的。所谓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关系，这只是一个代表，实际上是许多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具有个人独立自主倾向的，他是要保持自己个性的人，他不赞成用一套办法去强制别人。而“四条汉子”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不光是文化路线上的左倾，而是一种组织上的严重的帮派统治，实质上就是要实现以组织名义的对个人的控制。鲁迅对“四条汉子”的批评，应该看成在左翼文化刚刚萌芽，就有人想对它进行组织控制。当有人要完全扼杀个人独立性之时，鲁迅坚决给他顶住。
周扬搞的这一套，其实就是第三国际和苏共搞的那一套，也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在人事上，他们虽属两个不同的派别，但他们要统治这支文化队伍的态度都完全一致。不但他们是一致的，跟蒋介石也都是一致的；这一点上，他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毛跟他们之间的争论──我指的是第三国际回来的那几个人的争论，那是权力之争，但在思想体系上并无多少差别。但其中的张闻天，倒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毛和王明都容不得人，包括康生，都是要控制他人的。“四条汉子”执行的东西里面，有个人的成份，他们那时年轻，少不更事，血气方刚，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得很，这是他们个人方面的问题。但是，想从组织控制人，而不是强调人的个性，这是“党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础。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第三国际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思想是有来路的。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他们是有差别的，我觉得鲁迅了不起就在这里。当这种控制他人的思想倾向一露头，鲁迅就与他们拉开距离并竭力反对，绝不接受他人对个人的控制，保持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性。虽然鲁迅在某些思想和观点上与他们有共通之处，如阶级的观点等，但从根本上讲，他终究还是《天演论》、进化论和西方的那种民主、自由思想。所以，一旦有人想控制他，他自然会与他斗起来。这点上，我们不能把它看成鲁迅的狭隘和偏激，恰恰相反，这正是鲁迅的过人之处。尤其是我们后来的经历更是证实了这一点。独立人格的失落和组织控制的成功，正是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源。那种对人控制企图一经出现，无论是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名义，还是抗战、国防的名义，你用什么样的名义都不行。这种控制人的倾向一出现，鲁迅就先与你拉开距离，这非常了不起。他并没有因为思想上的倾向而接受某个组织的控制，自始至终反对这种组织上的控制。保持自己的个性，思想的独立性。
为什么毛后来在五十年代与罗稷南等文化界人士谈到鲁迅时会说出那样的话呢？就是要么他什么都不写了，要么关在监狱里。我后来看了黄宗英写的一篇文章证实此事，真让人不寒而栗。此事最早是周海婴写出来，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质疑说：毛主席当时不可能这样讲。后来黄宗英出来证实了，这该没有什么话说了吧。但是也还有人对我讲：黄宗英都煳涂了。但我看那篇文章有什么煳涂，一点都不煳涂。
再把话题回到延安整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在哪个地方？毛泽东的出现。他对这个转向来讲，是决定性的人物。救亡救到延安去，而毛泽东却用整风的办法把人控制起来。半个多世纪大家都在那里欢呼，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给“五?四”并列起来，包括王若水都参加了这一说法。但现在仔细反思一下，延安整风究竟是个啥东西？
白区来的这批文化人在来延安前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上海，有的甚至就在租界这样的环境里。这个环境的特殊性，使这批文化人的活动有一些自由空间。在上海，日本人要亡我，国民党要压我。即便如此，当有人想控制鲁迅，鲁迅也毫不客气地给他反击过去。整得“四条汉子”也没法。但当这批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一到延安，这就完全是另一个环境，延安绝对是枪杆子统治一切的。所以王实味的东西一出来，丁玲的东西一出来，李锐、童大林他们那个《轻骑队》一出来，人家就不干了。两种人不接受，一种以毛为代表，毛之所以不容，他是想形成整个的统治，包括思想上的统治；另一种就是有部分军队干部，他们很自然甚至很简单地认为：老子在前线拼死拼活，你们在这里有小米吃还骂我？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对立，这样就干起来了。
“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
问：这个事实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大的背景？
朱：我觉得是。毛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毛不光有前面提到的国际背景方面的东西，即共产国际方面的东西，而且他还有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那一套。他可是一个权术大师，就是那些军人都不得不服他。因为他最会整治人，整到哪个就要把他整服。他是整人、控制人的老大。相比之下，张闻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算什么，能是他的对手？他那种人，骨子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以说，毛的事情更复杂。大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前后都在十年的时间，一个发生在三十代后期，即鲁迅与“四条汉子”，紧接着是延安整风，发生在四十年代。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即维护独立，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思潮，与那个企图要治人、控制人的所谓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思潮出现了强烈碰撞。上海的碰撞表现在鲁迅与“四条汉子”的抗争；结果鲁迅保持了他独立人格与个性；另一面，换了一个环境，保持独立人格与个性的抗争在延安就镇压下去了，以王实味的人头落地为象征。投奔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的独立人格与个性也被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的“党文化”吞噬了。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洞见的人
问：国内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傅斯年、储安平等人。储安平并在《观察》杂志对延安的舆论一律进行了公开的抨击。四十年代，旧政协中有人去延安参观访问，包括梁漱溟、黄炎培等。对于延安当时展现的一派升平景象，使那些名流们耳目一新。对于他们从延安回来后的赞不绝口，储安平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清醒，他说：延安这种一边倒的歌德之风，所表现出来的升平景是令人怀疑的；这使他联想到了斯大林政权的舆论一律的问题。越是这种一边倒的歌舞升平，里边就隐藏着种种不祥，是一种虚假的东西。
朱：储安平是一个极有洞见的人。换一个人，能提出储安平那样的问题都不简单，他们不明白啊。而储安平是一针见血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同凡响。你看那些民主、自由派人士，在国统区是小人物的，一下子就给弄住了。另外就是之外的大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原来的士大夫转过来的，这些人在外面观察，观察你这个民主问题是怎么对待的。如果把这个场景移到俄罗斯去，看纪德，看罗曼?罗兰，看他们去苏联的情况，和梁漱溟、黄炎培到延安的情况一样。请大家把这两个个案比较一下，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里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就是王若水那个“整风压倒启蒙”和《新发现的毛泽东》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很值得研究。应该说这其中有许多不错的、有价值的东西。另外，还要去找一个人，此人叫何方，给张闻天同志当过秘书，要与他进一步来讲这个问题，把它搞清楚，继续深化延安整风实质的认识。另外再找曾彦修，他比较关注西方文化界人士在苏联的活动；他们怎么看苏联，苏联怎么骗他们。再加上高尔基，他被控制住已经毫无办法。处于这么一个状况下，他是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些人？我觉得几个问题要比较起来一起研究。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从民主、自由启蒙的房子走进去，会从专制、独裁的房子里走出来了。一大批要民主、要自由、要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最后走到专制独裁最黑暗的地方。
走到这里以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完全变成了帮凶，比如苏斯洛夫似的人物。另外一种，完全成为灰色的，从有思想、有血性的人，变成庸庸碌碌的、体制中的一些官僚。另外一种，就是坚决地要醒悟，非分手不可，就是杨继绳讲的确实党内有那种两头真的人。年轻时候真心诚意地向往光明、投奔革命，到晚年的反思、悔悟，韦君宜同志写的《思痛录》就反映了这一点。韦君宜的爱人杨述就是你们四川出去的，延安整风时说杨述是特务，组织上还让韦君宜去动员杨述承认。没有办法，杨述承认了，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像这样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了一大批，这个线条要理清楚。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有他一定的道理；李慎之提出的革命压倒启蒙，也有他的道理。但延安是个转折点，后来形成的这一套，在延安基本上已经成形了。谢泳研究思想改造的材料，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为主，方法、形式、连语言都是延安的。而“党文化”的形成，最重要的时期是延安整风，基本东西都在那时成形。
问：您以为就“党文化”而言，最值得研究的人物有哪些？
朱：胡乔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对“党文化”而言，事实上的最大代表是毛，其它的一些打手式的人物在这个系统里不起决定作用。
你认识的几个老朋友都是不错的。从另外的一面来讲，有一些过渡性的人物，如胡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党外也有些有趣的人物，像何祚庥这类的；何祚庥我原来不认识，接触过两次后，才知道党外也有这等人物。
“党文化”把人教傻把人教坏
问：我们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表面上他们对“党文化”也非常反感，但他们自己处处表现出“党文化”一样的模式。有人说，如果这些人掌了权，搞专制会更利害。我一直对此感到奇怪，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党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人教傻，再就是把人教坏，把人教傻就是搞教条主义，把人教坏就是教人诡辩。毛泽东的东西不是辩证法，许多人写大文章说他决策和措施多么了不起。什么“三面红旗”、“大跃进”之类，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已，完全是诡辩。“党文化”这个风气非常坏，本来黑格尔哲学讲了某些思维规律，对人们有一定启发，增加人的智慧，结果在我们这里搞成了什么东西呢？成了一个荒唐的东西。“党文化”的表现形式还要从各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它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比如斯大林时代，那些对斯大林独裁专制的辩护。
整个中国的发展一直滞后，这个滞后不是几年、几十年，在文明的大段落上，它滞后了几乎整整一个时代。滞后一个时代，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挨打，自己就显得愚蠢，显得不适应，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一再失误。这也是涉及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本质，社会结构的僵化，或者是说它的落后。两者搅在一起之后，产生一种激进主义的东西。因此，人们很难做到冷静地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质，以及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自身的位置。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始终带有一种急燥的情绪，出现了把两个东西联在一起的想法。本来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农耕文明建设这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但是这个急燥情绪，就把许多问题带出来了。
中国近代两个文明的冲击
过去，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我们有两次，一是清末工业文明的冲击，一次是二战过后建国前后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包括信息革命的冲击。面对这两次冲击，表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得见，老想把这个东西抓到就有了一切；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反思很少，不甚了了。清末就是想用船坚炮利与专制主义的体制、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为这种结合能富国强兵。二次冲击是新技术，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于是赶快抓住两弹一星，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以为这一相结合就可以富国强兵。两次冲击，我们在思想上前后几乎是一样的，对于制度层面的东西，我们是几十年后才想到，市场化就更差了。第二个问题：两次文明冲击都是国际形势比较紧张，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所有的办法都是想国家把一切抓住，垄断资源，然后以国有制的形式，跳过市场，跳过民间，跳过社会；直接把器物抓到手头，其结果是将社会的力量压制了。几十年过后，发现不行了，最后又是搞得没有办法，三十年后才出现邓小平改革带来的转折。整个中国出现的这种“党文化”倾向，它和中国近代两个文明的冲击有关系。这个关系的背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全球的大背景。
我们这个文明发展滞后，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还停滞在先辈所生活的文明时期。有些问题你不能分析，《新民主主义》讲，中国落后了，就向西方请教，怎么总是老师打学生呢？西方文明就在中国破产了？这个不通。先生打学生恰恰证明你不行嘛，怎么你一挨打就不向他学习了呢？你越是挨打，越是要研究他的道行在哪里；他怎么老是打我呢？挨了打就不向他请教了，哪有这种道理？这个形式逻辑都不通，有些所谓毛的经典着作，都说了不起，其实许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你说看到一个新的政权，只有它是平等待我之民族。有那么好吗？你争取他的援助，这可以理解，但争取援助并不等于要向他学嘛，我不能去找到二道贩子来学嘛。最近庆祝彼得格勒三百周年，也说明他是西欧的学生，有些问题不可深究，一认真研究，就会从中发现许多问题。
“党文化”直接的渊源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那套东西。就第三国际而言，我们是他的一个支部，一切都是按他那个东西套过来的。连蒋介石也是这样的。一个师父教出两个徒弟，结果打得要死不活，其实两个都是要搞一党专制，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中国长期专制社会下的农耕文化，宫廷中的帮派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以书院为特征各种派别和这些派别的议政传统。党，在汉语中就是讲的这个东西：朋党。我们要弄清这种文化与传统中的朋党的关系，与下层社会中帮会的关系。我们党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基础构造出来的一个综合体，这些成分都加入到了这个“党文化”中去了。
在这个问题上，用理论语言来阐述的是列宁与马尔托夫，并因此发展出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说过怪话，也是真话。毛把列宁的观点发挥了：群众是有阶级的，阶级是用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称为领袖的一个集团来组织的。再向前一步，这个集团是以一个人为核心的，这个核心是我指定的，你说荒唐不荒唐。所谓发展了什么主义，就这样发展了，弄个套套把自己套在那里。所谓龙头大爷、帮派老大就是类似的东西，很糟糕的一个东西。这里面一定有它的结构。
我们这个党，在解放初期转入土地革命以后，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什么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这别说是现代政党、现代政治、马克思主义，就连封建专制时期、蛮族统治时期的旧官制也是不允许的，纯粹是无知和胡来。无知和胡来到了这种地步，还能建设好一个新中国？
中共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
五七年打右派，许多知识分子都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里面就有这些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反感。他们看不起这些人，看不起这些做法，我们党内有的干部自身素质如此，但他又是官员，经常在公众场合开黄腔，这些知识分子就嘲笑他，再加上在工作中、用人上又有那么多汙烟瘴气的事，更是遭人耻笑。毛一动手，这些人当然求之不得，就一并打过来，还一副那么理直气壮的样子。“党文化”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东西，你在执政，怎么可以讲外行领导内行这样的胡话呢？做什么事都是需要知识的，更不用说是管理国家。而这一来，懂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在那里夹起尾巴做人。所以，搞得我们的政权水平非常低，比许多朝代的水平都低。
就拿国民党时候来说，县长都是要经过考试的。而且他的官制也有一定之规，而不是随随便便、毫无章法可言。邮电系统是被这种无章之法整乱的。在近代史上，中国的邮电、银行、海关都是由外国帮助建立起来的，从考邮务员到各级管理者，都有一套明确规矩。无论是升降、聘用，都有规章，起码，文化是要讲的，没有文化说什么也不行。结果我们拿到手，就变成了安排亲戚朋友、舅子老表工作的地方。由于没有明确的规章，严格的管理，这几个最不允许有问题的行业到如今已是弊端丛生，真是没办法说。至于别的部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以为你是通讯专家，一定要用你，可他偏偏就用一个报务员来管你。没有专业能力，但可靠呀，你奈他何？我在总工会时，曾去看过邮电工会的一位老同志、原邮电部长杨泰方。邮电部一位副部长陪我一起去。我就讲到邮电系统的许多局长原来是一般的报务员，摇手摇发电机的嘛，后来你们就让他们成了局长；这位老同志说，你没有到过我们邮电系统，怎么知道这些情况？我说，我在地方上就见过，已经被你们弄烂了嘛，说完大家哈哈大笑。邮电如此，银行、海关也如此，这几个系统一直问题不断，与这种人事背景是有联系的。这对“党文化”而言，也是必然的。我们前面讲，我们近代与西方的两次碰撞，实质就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而“党文化”里的许多内容也是下层的、负面的东西，是主流文明看不起的。毛长期对知识界就有一种对立情绪，这与他在北大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他别说教授，讲师也当不了，人家看不起他嘛。所以解放后，北大几次通过中央请毛到北大讲话，他一次都没去，他真的是有成见的。
历史过去了若干年，我们回头去看，中国这场革命，骨子里就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尤其是从结果来看更是如此。首先是专制制度没有变，反而加深了，只不过多了现代词语的装饰。再有是，毛的这套统治办法，许多是从线装书里来的。线装书毛是读得多的，党内哪个有他读得多？我们把他的那个三大法宝拿来解剖一下，什么叫统一战线？就是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利用国民党与其它民主党派的矛盾。开放改革后，耀邦同志出于好心，在原来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提法上加了两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哪有什么荣辱与共呢？完全是中华帝国与周边邦国、酋长部落的关系。归结起来两句话，把我房里的丫环拿到你那里去当太太，这是其一；其二，把你的太太拿到我这里来当丫头。
我刚才说把我的丫头给你做太太，就是指派过去的；把你的太太给我做丫头，就是吸收入中共的。在中国，各级的权力核心跟民主党派并无什么关系，什么民主党派？我这个话讲出去，人家非骂死我不可。真是可怜啊！在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提法上，耀邦还给他加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耀邦的确是好心人，他对人真是这样想的。但共产党的体制对民主党派哪里是这么回事？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太善良、太理想主义。在他生病期间住在三○五医院，我和秦川去看他，和他聊天。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离开了中央，没什么可干，找个地方吃饭嘛。他还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唉，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党文化”的问题，希望你们能把它研究下去。李慎之同志在世时，我们说好把这个问题研究下去，但他去世了，这个研究受到些影响；再加上王若水一去世，这个损失也不小。
与李慎之等筹备世界观察研究所
问：李慎之做白内障手术那年我去同仁医院看他，他说还有五篇文章要写。那时他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已经风靡全国，之后我们已经看到的有《革命压倒启蒙》等两篇，另外的已不可能看到了。
朱：可惜了。其实慎之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时不待我。我和他去看童大林，童已经不行了。说话已经不合逻辑了，但他还认得人。后来慎之、何方我们三人给大林的秘书刘希说了一下，希望继续把世界观察研究所搞起来。在世界格局演变的今天，我们讨论过伊拉克战争问题，战后问题需要谈几次。我也曾对外交部一位副部长说了，也给慎之说好了。那天在观察所，慎之讲，以后你就多搞点，这里面就你年轻一些。我比他们是年轻一点，但我不懂国际政治啊！我说慎之，你是元老。慎之说：我是元老，可我管不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后来，把话题转到这些老同志，一方面，反对领导人的终身制，另一方面搞一个学会，却没有去想自己下来了让谁去搞，大家还在笑这个事。结果你看，慎之一转眼就走了，完全没想到。他没想到，我们大家都没想到，可惜啊！
“夹在中间”的宣传部长
问：我还有一个我个人有兴趣的问题：是你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情况。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这段时期“党文化”受了一定冲击，这与当时的大势有关，与胡耀邦的开明有关，也与你个人认识有关。如果要研究这段时期的问题，可否从你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得到一些资料？
朱：李洪林在出国前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他找过我，但我当时没有精力回过头来。现在有些东西要整理，这段时期的东西不整理出来不行。这包括当时的一些讲话、录音，另外还有一些事情要回忆、联系起来，作为素材收集一起，才好研究这一段。中宣部出过一本集子，内容是三中全会后历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相关文选。我工作的那段时间，一年半左右，大概只有一页就写完了。说的是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座谈会，朱某主持之类，其它就没有了。从编辑体例来讲也对，因为我那段时间我不开会，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要我）大胆地准备一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当时我就想，耀邦怎么这么天真呢？那时，胡耀邦任总书记，政治局分管宣传是胡乔木，常务书记是胡启立，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是邓立群。我当宣传部长，实际上夹在中间，这工作怎么搞？这种情况下，我要是弄个报告出来交书记处，不是一下就给我否定了？耀邦怎么来支持我呢？
我的理由非常简单，一九八六年年底要召开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那是中央最高层次的宣传工作会议；中央委员、顾问委员、中纪委员一起，最高层的会议来讨论意识形态。在这个情况下，部门不适宜召开全国性的大会，只开座谈会。座谈会我没有请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启立、邓立群我都不请，会议自己来开。另外，所有会上发的材料，除了中央领导的叫文件之外，其它一个材料我都不发，后来有人说不行，你已经讲了话了。我说，那就作参考材料嘛。因为这样一个状况，中宣部编的那个集子也对。会上我没有发文件，会后我也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文件。
总之，我是东讲一个，西讲一个，会后让下边酝酿去，看大家赞成不赞成再说，低调处理。因为当时的情况，上面摆起架式在那儿，你要正经的报告上去，上面一否定，你就没法再讲了，再讲就是违背决定了。我给各界讲，给音乐家讲，给翻译家讲，给作家讲，给出版家讲；广东讲，武汉讲，我就采用这种办法。讲了之后，他们把录音整理出来，我都不让他们在大报上发，要发也在一般的文化报上。而且，我都说明，这些讲话只是供讨论，供酝酿，因为今年中央要作大决定，我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处理的。但是这一年究竟搞些什么？现在集中起来可以看出，我自己在那个地方讲的。如果你想研究那段时期的问题，我可以把材料准备一下。
宣传部长任内形成了一定的态势
问：这一阶段的工作对人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一定结果，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功不可没。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从教条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章句之学的锢桎中解脱出来，起了正名的作用，那么，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就把这个看似理论问题的思想解放推向了社会、推向了民间，并形成了一定的态势。真理标准讨论解决的是认识问题，但操作上则是通过这段时期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来完成的。戴晴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她为什么从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走到新闻记者的行例中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段时间里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包括你这位宣传部长的三宽政策。其它的例子很多，做的好事不少。就一个戴晴，已揭穿了多少以往在宣传上的谎言，为多少冤屈的文人学者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其中包括储安平。当时她在《光明日报》主持了一个学者访谈栏目，成为那段时间光彩夺目的一小块阵地。
朱：我第一次见到戴晴就是在《光明日报》的全国记者会上。杜导正把他的人马约到一起，在香山八大处开会。他给我说：各地记者都来了，希望我去参加。我同意了。去了香山，见到几十位记者坐在那里，会议形式也较随便。我见到大家，说诸位都是消息灵通人士，有什么消息可以摆一摆。大家笑一阵，但都没有说话，最后让我讲。杜导正说其它同志见面的机会多，随时可讲；我见大家的机会少还是让我讲。我讲的内容他们整理了一个稿子，我压下来了，现在还在我手上，你有兴趣可发给你看看。
黄菊攻击我，向胡启立告状
问：对于这段时间的宣传工作，先不论它的是非如何。您作为当事人，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我想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朱：我打算先把那段时间我的所有讲话稿整理出来，也把手上有的其它材料整理出来。那段时间中还有其它的材料，一些评论也希望你帮助搜集整理一下，先把材料找在一起，把这个时期作为历史的一段来看是可以的。
我当时到中宣部，一来就思考如何调整。但是半年时间我没有动。到年底的时候，耀邦问我怎么样？有什么反映？工作已经年底了。我说反映就是不见动静。他说：大胆一点嘛。我说，我最怕的就是有动静。没有动静的反映我最高兴。你想，上面三个老爷子在那坐着，还有监军在书记处上看着，后面坐着三个垂帘，再加上这么一个现状，怎么搞？到了八六年，我从三月份开始讲，给音乐家讲、给出版家讲、给翻译家讲，再给各省的文化厅局长讲。我在上海讲的时候，黄菊就攻击我，向胡启立告状，结果让胡启立顶回去了。他告状的原话没记下来，是上海市委记录的，但胡启立回答的话都记下来了。我讲这件事是想说明，真要动的时候就会有阻力。八六年我刚开始讲就是这样，最后也证明了搞不动。当时闹乱子的，一个马丁事件，一个是秦柳方写的那个材料，薄一波、胡乔木对这两个东西都有批示。这是宣传工作上的一贯操作手法，先让下边提供炮弹，然后上面批示；批示下来你宣传部就是推波助澜，就要干了。但到了年底人家还是得手了，来了个总攻，也得逞了，搞了个总清算。这中间，也有一点小反击，就是六中全会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当决议念完了，陆定一站起来，要求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个字去掉。后来邓小平发了话，反自由化最少还要讲二十年，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胡乔木是研究“党文化”的典型
问：你刚才提到陆定一，他也是一位极有特色的人物，从宣传大总管，到文革的阶下囚，解放出来对宣传工作也有一些反思。
朱：是，他在后来对以往的历史有一定反思，但最后他的文集的自序里，却写了八九是党成熟的表现。从他的这种反复，你可以知道“党文化”的厉害。从整人到被人整，而且被整得这么惨；反思自己，反思历史，最后又走到那个故有的立场上去。你说怪不怪呢？陆定一是宣传部干得最长的一个人，从延安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他和毛合作的时间最长。他反思过自己，但最后又写了那么一个东西在文集的序言里面。本来这句话他可以不说，可他就这样说了。从党的组织形式上讲，陆定一是在胡乔木之上，但毛事实上从来不把他摆在胡乔木之上。进北京后，一段时间是习仲勋在当中宣部部长，胡乔木当副部长，而胡根本不把习仲勋放在眼里；胡乔木当时是毛的秘书。胡乔木是一个典型的异化人物，“党文化”又把他化掉，化得不成个人样。要研究“党文化”，他是个典型。总之，“党文化”是个大题目，要研究的人物很多，事件就更多了。希望你能接触更多的材料，作更深入的思考。
来源:《动向》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