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制度設計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試論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底在紀念“八二憲法”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以來，社會上興起了討論憲政和法治的熱潮。《南方周末》最初的新年獻詞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炎黃春秋》第一期的編輯部文章《憲法是政治體製改革的共識》，都準確地反映了廣大民眾渴求憲政和法治的心聲。

習近平在講話中說：“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權威也在於實施”，“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人民發自內心地擁護憲法，出自真誠地信仰憲法，是因為憲法裏的許多內容，真切地表達了人民的心願。但是，這些表達人民心願的條文，至今卻有許多沒有實施。而憲法，誠如習近平所說，只有實施才有生命，才有權威。實施憲法，已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這是值得欣慰的。

憲法的許多條文之所以遲遲難以實現，除了政治上、組織上、製度上的各種各樣的外在原因之外，憲法本身還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內在原因，牽製着憲法的落實。另外，朝野上下許多人對憲法缺乏全面的、清醒的認識，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八二憲法製定後三十年來，雖然經過四次三十一條的修正，但多屬細節文字上的修飾，很少實質性的更動。全國人大幾千代表有五次討論憲法及其修正案，居然都沉迷於這樣一個並不完美的憲法文本，實在令人驚詫。因此，我認為，當此體製內外都呼求實施憲法之際，有必要對憲法進行認真細緻的解讀，以解除人們對憲法的迷思，以利於憲法的順利實施。由於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在一篇文章裏很難說清楚，所以我想分幾篇文章來談，本文就是這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現行憲法是一部具有兩面性的文獻，它既有保障公民權利、製約政治權力的民主性，也有維護專製體製、導致特權孳生的專製性。人民企盼實施的是它的民主性條文，而它的專製性內容卻抑製了民主性條文的實施，這就是長期以來我國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基本原因。下面，我就來梳理分析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一）現行憲法的民主性

現行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是一百多年來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無數先進人物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奮鬥犧牲的結晶。實施這些條文的規定，將有力地推進我國的憲政民主建設。

（1）在憲法的實施中，人們最為關切的是第三十四條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三十五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還有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第四十一條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些條文對公民的自由權利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是現行憲法民主性的最突出的表現，也是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目標所在。它清楚地記錄在前人所製定的一些憲法裏，這裏不妨作些簡要的回顧：

1908年的《憲法大綱》；“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着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中華民國憲法》（1913）和《中華民國約法》（1914），都擴大了人民自由權利的範圍，除《憲法大綱》裏提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不受逮捕、監禁等自由權利之外，還規定人民“一律平等”，有“書信秘密”、“居住遷徙”、“信教”、“保有財產及營業”等自由，“請願”、“陳訴”、“選舉及被選舉”、“從事公職”等權利。

這些自由權利，基本上都為後來的憲法所繼承，只是略有增加或變動。如1931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4年、19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都增加了“選舉、罷免、創製、復決之權”。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1941年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提出“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

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定於1954年，它基本上包括了現行憲法裏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儘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有一些很不適當的內容，但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利，卻仍然保持在憲法的條文裏。現行的憲法是1982年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製定的，此前的三個憲法都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列為第三章，在“總綱”和“國家機構”之後，現行憲法把它提為第二章，列在“國家機構”之前，這是現行憲法的一大亮點。但1954年憲法裏的遷徙自由和1975、1978年憲法裏的罷工自由，現行憲法卻都沒有，應該說是它的一個缺憾。

（2）現行憲法中最具根本意義的民主性條文，是第二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它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原則。“主權在民”，是中華兒女自推翻滿清皇朝以來苦苦追求、祈望實現的宏願。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條就是“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此後的幾部憲法裏，它都作為憲法的重要內容被列為總綱的第二條。1954年憲法第二條的提法雖然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涵義是同此前的憲法一致的。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都把它列為第三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狀態。1982年憲法重新把它列為第二條，是完全必要的。

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4條憲法修正案，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在第三十三條裏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一款。增加這一款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固然，憲法第三十四至四十一條對公民的自由權利做出許多規定，這些權利顯然都是人權的重要內涵，但同樣顯然的是，它們不可能包含人權的全部內容。正因為如此，有些前人的憲法就在關於自由權利的條文之後，加上一條補充性的條款。如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於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1934年和1936年的兩個憲法草案的第二十四條，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都是“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1936年憲法草案最後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製之”幾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部憲法都沒有類似的條文，是一個缺陷，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就比較完備了。

主權是公權，人權是私權。憲法既認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又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就使憲法具備比較圓滿的民主性。

（3）現行憲法民主性還表現在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上。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指出：“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溫家寶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再一次地宣示了這個重要原則。這個方針性的政治原則在憲法裏有着明確的規定。首先，“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其次，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三，“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些條款如能通過法律法規和製度加以具體化，付之實施，就可以有效地做到各種權力之間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

（4）憲法的至上性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基礎。現行憲法序言的最後一段指出：“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總綱的第五條：“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中國共產黨也在它的黨章總綱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裏，由於“黨比法大”的傳統根深蒂固，黨的領導始終凌駕於憲法之上，因而憲法的上述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以致濫用權力的現象層出不窮，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二）現行憲法的專製性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序言。序言概敘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的歷史和今後的基本方針，其中頗有一些根本性的理論錯誤，特別是把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今後國家建設的基本方針，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中是有害的。四項基本原則來源於列寧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它是沙皇俄國的東方專製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雜拌，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被列寧自己放棄了。毛澤東在1932年開始從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裏吸取教益，把列寧的社會民主主義搬到中國，形成了他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既有民主主義的成分，也有必然導向專製主義的內容，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從剛剛“走完了第一步”的民主主義，倒退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形態的專製主義，正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成分發揮作用的結果。鄧小平1979年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內容的繼承和發揮，它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維護專製主義統治。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難實施憲法裏的民主主義內容。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還表現在正文裏的大量不科學的論斷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法製、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社會主義公有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按勞分配、為社會主義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共產主義教育，等等。這些理論概念，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社會現實，把現實的社會狀態，納入憶想的理論框架，這是非常有害的。以人民民主專政為例，它脫胎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的原意，只不過是表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將掌握全部政權，不與其他任何階級分享。僅此而已，沒有更多涵義。所以考茨基把它解讀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列寧出於專製主義統治的需要，把它解釋成為“不受限製的憑藉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甚至引申為一黨專政、領袖專政，成為所有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理論根據。毛澤東也接受了列寧的思想，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至於哪些人是人民，哪些人是敵人，由他說了算。所以，人民民主專政適合於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需要。今天，它依然是維護專製統治的重要工具。至於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等等，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誠如馬克思再三引用的海涅的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表現在上述兩方面的理論謬誤，基本上都是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它是現行憲法的民主性內容不能實施的主要障礙。我在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裏，將進一步地加以分析，現在就不多說了。

應該承認，憲法的兩面性不是均衡地存在的。它的民主性內容雖然為廣大民眾所追求、所期待，也為近六十年來的執政者所承認、所接受，但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傳統，加上長期的傳統教育和政治社會的實踐，卻使朝野上下沉溺於專製主義而不自知，無法認識清楚那些為維護專製製度服務的錯誤理論的實質。這才使得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而那些專製性的內容卻無阻礙地得以實施。所以，要實施憲法，首先就需要從理論上認清憲法的兩面性。我在本文裏把現行憲法的兩重屬性作出區分，就是希望體製內外都能分清憲法內涵的是非，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實施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刪除它的專製性內容，使憲法真正成為憲政民主的基礎。

以上看法，只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是否確當，尚希朋友們指教。

2013年3月9日

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的說法，人民民主專政是“國體”（《新民主主義論》裏的提法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也就是國家的屬性，國家的性質。它的涵義則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簡單地說，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經過幾十年的教育、灌輸，這個觀點早已深入人心，被人們普遍接受。但是，無論是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在實踐中考察，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命題，都是一個虛妄的、不能成立的悖論。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經典涵義

人民民主專政脫胎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但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中間經歷了巨大的變異，涵義也完全不同。馬克思是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他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製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這裏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非是說，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將取得勝利，並掌握全部政權，不與任何其他階級分享。

馬克思在1848年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2）但還沒有專政的概念。這個概念來源於他對當時德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思考。歐洲的1848年是革命風雲激盪的一年，法國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德國的三月革命，維也納的十月革命，都曾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關註。他們在短短的五個多月裏，就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評述各國革命的得失。在這些評述中，首次出現了“專政”的概念。他們批評德國三月革命後召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過於軟弱，向封建勢力妥協。如恩格斯支持當時的激進民主黨的宣言：“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一切國家權力統一於自身”，（3）但國民議會的無所作為卻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說：“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4）馬克思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關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餘。”（5）可見，他們在這裏說的專政，指的就是掌握全部國家權力。他們為已經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未能實現專政而遺憾。

在總結法國1948年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裏，針對法國二月革命後建立的共和派臨時政府殘酷鎮壓六月起義的巴黎工人，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已經不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提出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6）在同一篇文章裏，他還主張無產階級應該團結在“革命社會主義”的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7）馬克思一年多後在致魏德邁的信裏所做的概括，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的成果。

在此後的歲月裏，特別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多次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其涵義都沒有超出由無產階級掌握全部國家政權的範圍。有幾次談到專政的任務，主要也是“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只有在“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8）時，才意味着武裝暴力。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前起草的《法蘭西內戰》初稿中談到，“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9）可見，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作為階級鬥爭的最高發展階段，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也應該“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無須動用暴力。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論述。他在1891年3月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所寫的導言裏，把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肯定公社是“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高度評價公社為了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國家主人而採取的兩項民主措施：一是民主選舉公社的公職人員，並且可以隨時撤換；二是對他們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10）導言最後說：“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的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1）他在同年6月寫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裏還談到：“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12）可見，在恩格斯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是同民主聯繫在一起的。他諷刺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大喊救命”，就因為那些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暴力對抗、暴力鎮壓。

以上的簡短回顧表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要表述的涵義，無非就是無產階級要掌握全部國家政權，行使全部國家權力，其中當然也包括用武力“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內，但它的主旨卻是要在民主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的全面統治。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13）可以說是準確地讀懂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二）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列寧的許多着作裏，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提出和無產階級專政有所不同的民主專政。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多次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14）並且指出，當社會主義革命來臨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在《國家與革命》裏，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15）由此可見，在列寧的視野裏，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民主專政則是民主革命的口號。

2、列寧把專政解釋為“不受限製的憑藉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的“鐵一般的政權”。（16）雖然他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其他解釋，如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是“一個階級引導另一個階級前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是比先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等等，（17）但對人們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暴力統治的思想。

3、列寧還把無產階級專政演化為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公式。他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判德國共產黨內關於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的觀點時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18）這就為全世界共產黨提供了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理論藉口。

其實，領袖專政的觀點並不是列寧首創，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批評布朗基關於專政的觀念，指出“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一個或者幾個人的專政。”（19）毛澤東和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從列寧和蘇共那裏來的。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雖然明確宣告“採取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理解的，大概就是暴力革命、暴力統治。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政治決議案》，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需要建立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主專政（20）1934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21）1936年9月，面臨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新形勢，中共中央發布決議，以“各階層聯合的民主共和國”取代工農民主專政。（22）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先提出新民主主義和“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一個月後，他寫出《新民主主義論》，全面闡述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宣布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23）至於“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據《毛澤東着作詞典》介紹，“最早可能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使用的。”毛澤東在同年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首次談到人民民主專政。（24）同年年底，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裏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25）1949年2月初，他在同米高揚談話時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26）在同年七一前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毛澤東做了進一步的表述：“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27）至此，無產階級專政經由工農民主專政，達到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了它在中國的“華麗轉身”。

1954年製定的第一部憲法的序言，明確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1975年和1978年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卻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都在序言裏載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1982年迄今的憲法第一條只是把“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以“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取代原來的提法。（28） 序言裏的那段話包括了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鄧小平在1979年3月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個講話裏，說的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一次講話裏，才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進一步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29）（三）人民民主專政：非理性的思想成果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知，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列寧有着不同的解讀。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裏，無產階級專政的涵義是，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將獨掌國家權力，不與其他任何階級階層分享；它將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這可從《共產黨宣言》的“爭得民主”和恩格斯確認巴黎公社是“真正民主的政權”的論述裏得出判斷）；它的任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賴以存在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並將採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這些見解雖然帶有烏托邦的成分，但仍不失為能夠反映一定歷史現象的理論思想。

列寧把專政理解為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限製的統治，就從根本上扭曲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儘管他在早期的思想裏把革命區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有其合理之處，但他把不同的革命階段貼上不同的專政標籤，卻把全世界的革命者帶進歧途，所有自稱為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的國家，無不以專政來掩蓋他們進行統治的專製主義本質。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和“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等主張，成為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濫觴。

由無產階級專政衍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怎樣解讀呢？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詞彙裏，這兩者實際上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是隨着不同形勢下的不同政治需要，加以靈活運用罷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側重點卻大不相同。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重彈老調，是為了抹煞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以打擊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推進“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主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年多後卻要以人民民主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是要緩解人們對專政的恐懼，同時撫慰那些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不過是主政者的理論積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拼搭出需要的景觀來。這兩個概念的出現和廣泛宣傳，不是出於理性的思考，而是適應政治的需要。

但是，這兩個概念至少在邏輯上是大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按照馬克思的解讀，是無產階級獨掌政權，不與其他階級分享國家權力；按照列寧的解讀，是無產階級憑藉暴力進行統治，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無論是哪一種解讀，無產階級和專政兩個詞語的搭配是合乎邏輯的。人民民主專政則不然，它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其他各階級階層即社會全體成員的專政，從獨掌政權的意義上說，既然是全體人民的統治，就不可能再有分享國家權力的階級階層，專政一詞就成為毫無意義的廢話；從暴力統治的意義上說，既然全民都是暴力統治的主體，哪裏還有暴力統治的對象？這是悖論之一。

按照“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原則，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裏，專政的對象是敵人。問題在於，這個敵人是哪裏來的？如果是外部來的，那是禦敵問題，不是專政問題；如果來自社會內部，那麽，用什麽標準、由什麽人來確定哪些人是敵人？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裏，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即人民和敵人的六條標準，後來轉化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的量化的尺度，從反右派、反右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可知，只憑着毛澤東的喜怒好惡，就可以把成千上萬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戰功卓着的將帥元勛、日夜辛勞的基層幹部，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人民和敵人既沒有絕對的界限，民主和專政也就失卻了應有的合理性，成為獨裁君主鞏固專製統治的權謀工具。表面的虛構的民主涵義，掩蓋着獨裁專製的本質，這是又一個悖論。

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專政看作是暴力鎮壓的手段，反右、文革、六四，都是他們運用、操作專政的實踐。但這些影響深遠、危害巨大的專政行為，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違反了憲法的有關規定。這些事實表明，專政這個政治概念，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充分體現出列寧式的本質，即“不受限製的憑藉暴力而不憑藉法律”的特徵。可是，這個與憲法和法律相違背的政治概念，卻被寫進憲法第一條，這不是又一個悖論嗎？

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以來，就高舉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旗幟。由於兩千多年專製主義傳統的浸染，人們習慣於從專製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專政的涵義，對於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把它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衡量，所以不能看透它為專製主義服務的本質。它之所以被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寫進憲法序言，並且成為憲法條文的第一條，就是因為它有利於維護專製統治，有利於鞏固專製製度。它在憲法裏的存在，阻礙了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各條規定的落實。

在專製主義傳統深厚的東方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是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實質上並無不同，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更缺乏邏輯的合理性，更缺乏理性的思考與探討。至於用來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構成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更是一個虛構的空泛的概念，是從列寧斯大林那裏搬來的理論教條，既無歷史的依據，又未經實踐的檢驗，人云亦云，自欺欺人，應該隨同人民民主專政，從憲法裏刪除。憲法總綱第一條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

社會制度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扼殺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權利就是慢性自殺

近幾年來，民間關於實施憲法的呼聲日益高漲，日益強烈，其中最強烈、最迫切的呼求，是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關於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之自由權利的規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文化專製主義的管製不斷收緊，以“維穩”為名的政治迫害不斷加劇，民間瀰漫着普遍的不滿和激烈的抗爭。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呼聲，就是在這種社會矛盾持續深化、官民對立日趨尖銳的形勢下，高漲起來，強烈起來的。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滿足人民對於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的渴求，不僅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和朝野對立，而且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也是走出難關、擺脫困境的一條光明大道。因為，目前共產黨所處的難關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造成的。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就可以有效地監督權力的運行，扭轉濫用權力、貪腐遍地的現象，克服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把國家引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共產黨自身也可以由此擺脫困境，獲得繼續前進的動力。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共產黨和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卻背逆這個趨勢，對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權利，不但沒有認真落實，反而加緊剝奪，加強控製。為此而製定的有關條例，不是為了保障公民順利行使自己的權利，而是為了便於權力機關約束與控製公民行使自由權利，實際上扼殺了公民的自由權利。這就不僅違背了廣大公民的意願，而且同民主進步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

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以下有關出版和結社的法規，看看它們是怎樣落實憲法、“加強”對出版和結社的管理的；同時也看一看行使這些自由權利的公民受到何等嚴酷的打壓。

（一）出版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2001年12月由國務院公布、2011年3月又經國務院修訂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根據憲法，製定本條例。”請看，這個“根據憲法”製定的條例，在第一條裏提出四個目標或理由，第一個就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第三個才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而且非常巧妙地嵌進“依法”，依的什麼法呢？就是這個“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而製定的《出版管理條例》。這麼一繞，就把公民出版自由的權利繞進“加強管理”的框框裏去了。

這個條例的全部條文都體現着“加強管理”的精神。首先，要成立辦報辦刊或出書的出版單位，必須具備六個條件，其中包括“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這一條就堵塞了民間辦報辦刊出書的可能，普通公民，到哪裏去找“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部門”呢？即使這一條有了，還有一條：要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法規多如牛毛，你知道還有哪些“其他條件”等着你去“具備”呢？他們卻可以用不具備某個法規來卡你。除這些苛刻的條件外，最後還有一道關卡：“審批設立出版單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條件外，還應當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這就是說，你具備了那六個條件，審批部門還可以用是否“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來卡住你，說你不符合國家規劃，拒絕批准你設立出版單位。這個“加強管理”，真是天衣無縫啊！

其次，設立出版單位的申報審批手續也十分復雜，先由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經批准後，回到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登記，領取出版許可證；然後，屬於事業單位法人的，向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機關登記，領取事業單位法人證書；屬於企業法人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領取營業執照。這幾個環節都順利暢通，才算完成出版報刊圖書的“依法”程序。此外，從事出版物印刷、復製的單位，也須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核許可，併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相關手續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復製。發行、零售出版物的單位，經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領取營業執照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

再次，第二十條規定，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的年度出版計劃及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均須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核，爾後再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備案；涉及重大選題，未在出版前報備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連期刊的重大選題，也要按照前述規定辦理備案手續。

復次，最能體現“加強管理”的，是那些禁止和懲罰的條文。如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包括十項的有害內容，前九項都比較具體，第十項是“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前九項挨不上的，這一條就管住了。第四十條規定“不得印刷或者復製、發行”的六類出版物。第八章“法律責任”有十三條，都是禁止和處罰的條款。當然，其中有些是必要的，但也一些是可以隨意解釋，入人以罪的。

最後，有些條款僅從文字上看還是值得肯定的：如第二十三條：“公民可以依照本條例規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達自己對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見解和意願，自由發表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擾、阻止、破壞出版物的出版。”第七章“保障與獎勵”裏還有幾條規定：國家支持、鼓勵優秀出版物的出版，包括那些“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科學價值或者文化藝術價值的”出版物。“對為發展、繁榮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獎勵。”對非法干擾、阻止和破壞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復製、進口、發行的行為，有關部門，應當及時採取措施，予以製止。但這些條文也可以作出符合於傳統思想觀念的解釋，加上諸多“加強管理”的條文，難免使這些正面的承諾化為烏有。

如此嚴酷的管理條例，扼殺了民間的出版自由，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非法出版物”、“地下刊物”、“山寨出版物”。許多很有學術價值、很有歷史意義的專着、回憶錄、調查報告，有些適應民眾需要、很受民間歡迎的刊物，都因無法正式出版發行，只得自費印刷，分寄親友，卻又被禁寄禁發，成為多年來“掃黃打非”的主要對象。即使是已經正式出版的報刊書籍，有些也難逃被查禁的命運。如新聞界的“冰點事件”、最近的“南周報事件”，就是扼殺新聞自由的典型事件，日常的打壓干擾，就更多了，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對一篇文章的申斥，就可以帶來停辦整頓、檢討處分，甚至開除走人的惡果。至於查禁“非法出版物”，更是屢見不鮮，甚至連一些正式出版的書，也作為“非法出版物”加以查禁。比較突出的如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歷史的先聲》，其內容完全是輯錄五十多年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和文章，居然也被列為“非法出版物”而遭查禁，不許銷售，不許郵寄。又如北京“掃黃打非”領導小組2004年11月9日召開“專項治理整頓動員大會”，宣布“堅決取締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並且通令各單位，凡是家中有《中國農民調查》、《往事並不如煙》、《懷念李慎之》、《晚年周恩來》等書的，一律都要上繳。2007年1月，又發生了着名的“八本書事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通風會”上宣讀了一份2006年出版的“違規圖書”名單，包括《滄桑》、《伶人往事》、《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年代懷舊叢書》、《如焉》、《新聞界》等八本書，引起社會震動，遭到普遍的譴責，進一步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

連正式出版的書籍都被加上“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頭銜而被“堅決取締”，民間自費出版的着作就更不用說了。如在五十年代曾經風行一時的《把一切獻給黨》、《革命家庭》等優秀作品的作者何家棟，2006年10月病入膏肓，家人親友為他編印《何家棟文集》上下冊，想讓他在去世以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得到最後的安慰。不料就在文集編就印完後，印製文集的印刷廠竟被突擊查抄，印好的書籍全部被沒收。第二天何家棟就去世了，他終於沒有見到自己的文集問世，遺憾地離開人間。

禁書是封建專製社會特有的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由來已久，從秦始皇的“禁書令”到滿清政府的“文字獄”，不知有多少文人遭難，多少書籍被毀。上述遏製、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政策取向，本質上就是承襲秦始皇以來的專製主義傳統，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是典型的文化專製主義。

這裏有必要指出，這些違反憲法、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專製主義禁令，大都出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作為中共中央的職能部門，中宣部的任務是宣傳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和政治見解，並以切實遵守憲法、積極維護憲法的模範行為，為落實公民的新聞出版自由創造條件。而現實的中宣部卻反其道而行之，扮演着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劊子手的角色，成為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社會罪人、民族罪人，同時也成為敗壞共產黨聲譽的罪人。

（二）結社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關於公民的結社問題，也有一個“加強管理”的法規。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公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維護社會團體的合法權益，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製定本條例。”這裏把“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列為條例主旨的第一條，比《出版管理條例》好，但下面的條文卻沒有充分體現這個精神。首先，第三條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按照第六條的規定，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實際上是限定只有官方半官方才有資格成立社會團體，普通老百姓哪裏找得到政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來做自己的業務主管單位呢？即使你有幸找到了，就意味着把自己納入政府或准政府的管轄，還有什麼“結社自由”？

其次，成立社會團體應當具備六個條件，第一條是“有50個以上的個人會員或者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這就排斥了大量民間組織成立的可能性。公民有共同誌向或興趣相投，結成團體，人數或多或少，十來個，二三十個，都應聽其自然。條例限定50人以上（更不要說是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了）才可以成立社會團體，把門檻設得那麼高，高到普通老百姓難以跨越，扼殺結社自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再次，結社也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登記、備案的程序。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後，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業務主管單位的批准文件、章程草案及有關材料，提出申請；申請批准後六個月內舉行會員大會或代表會議，通過章程，選出負責人和法人代表；再到登記管理機關登記或備案，領取《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才算完成成立社會團體的正式手續。在這些審批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有不被批準的可能。

第四，被批准成立的社會團體，每年都要接受主管業務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的年度檢查。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社會團體應當於每年3月31日前向業務主管單位報送上一年度的工作報告，經業務主管單位初審同意後，於5月31日前報送登記管理機關，接受年度檢查。”不按照規定接受監督檢查，或被認為違反規定的，就可能受到登記管理機關的警告，限期停止活動，責令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甚至撤銷登記，封存或收繳《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在如此嚴密的監督管理之下，民間的社會團體還能有多少自由活動的空間？

有這樣一個“加強登記管理”的條例，能夠成立並順利通過審批的，就只有體製內的社會團體了；民間要成立什麼團體，簡直難比登天。我國目前有十幾萬個社會團體，其中多數是半官方的機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會、婦聯、青聯、作家協會、工商聯、文聯等等，他們的幹部由共產黨的組織部門選派，經費由政府供給，甚至活動也由黨的組織控製，這就使這些群眾組織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執政黨的工具，完全喪失了作為社會團體的應有功能。即使原本是民間性的社會組織，如各種行業協會，也因為管理機關的嚴密操縱，成為政治權力的御用工具。如2008年4月，有18位北京廣東等地的律師表示要依法為當時被捕的藏民辯護，有關當局按照最高政法領導人的批示，對這些律師和他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進行打壓。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指責這些律師“跳了出來”，表示要砸掉他們的飯碗。結果，着名維權律師滕彪就因此被吊銷了律師執照。

目前在社會上活躍着一些民間的社會團體，多數是沒有經過登記的，包括大量民間研究機構、綠色環保組織、公益慈善團體、各種興趣協會、讀書小組、義工小組、宗教團體、支農組織等等，他們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貢獻。但由於他們沒有履行登記備案等手續，就一概被認為是“非法組織”，一旦觸犯禁忌就會遭難，輕則查抄處罰，重者甚至會將組織者判刑入獄。最典型的是十年前的“新青年學會”冤案。當時北京有8位在不同單位工作學習的青年，因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興趣相投，便在2000年8月成立“新青年學會”，相約每人每月寫點學習心得，以交流思想，相互啟發，共同進步。成立後曾請劉軍寧和曹思源來作過講演，朋友相聚座談三四次，有些人還在網絡上發表文章。這個學會充其量也只是鬆散的學術小團體，類似普通的讀書會。它的8位成員都是滿懷熱血的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不幸的是，他們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2001年3月13日，學會的5名成員被捕，另3人也多次被審訊，並被迫在有“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內容的筆錄上簽字。於是，小小的學術研究活動便轉化成了刑事犯罪。2003年5月18日，法院以“顛復國家政權罪”宣判靳海科、徐偉各十年徒刑，楊子立、張洪波各八年徒刑。法院判決書指控他們“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顛復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卻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只指斥他們說過“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張“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連籌備創辦互聯網和刊物，也成了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另一種民間團體遭受厄難的類型，可以2009年的“公盟”事件為代表。“公盟”全名是“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的維權律師許誌永、滕彪、張星水等在2005年創辦的。它名義上是公司，實際上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他們在2003年曾成立“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從事依法維權的諮詢活動，但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他們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149萬餘元，否則，法人代表許誌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這就是他們以公司名義從事公益活動而無奈吞咽的苦果。作為公益社團，他們曾為孫誌剛案、孫大午案、陝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提供法律服務，組織關於法治社會、公民權利等問題的研究，並沒有進行任何經營活動，不應該承擔納稅的義務；但作為公司，卻使有關部門可以利用稅務問題來進行打擊。他們把“公盟”為研究項目而接受的資助，說成是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行為，沒有納稅就是偷稅。接着，市民政局派出20多人，以“公盟”下屬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為藉口，查抄了“公盟”工作地點，“公盟”的所有案卷資料，8臺電腦，連同會議室的桌椅，都被劫掠一空。一個成績卓着、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民間社團，就這樣被扼殺了。

（三）扼殺公民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無異於慢性自殺新聞出版和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兩大載體，也是共產黨和政府同廣大民眾聯繫、溝通的重要渠道，更是現階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強大動力。目前的中國社會極不正常，表面的繁榮昌盛，掩蓋着深刻而嚴重的危機。危機的總根源是得不到有效製約與監督的政治權力，憑藉權力，可以換取金錢美色、威勢尊榮，這才腐敗叢生，出現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理性泯沒、社會分裂的局面。近來社會上大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而要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首先就要改革政治體製，把權力關進法律和製度的籠子。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時的社會局勢相比，目前的條件更為惡劣，更為艱難。二十多年來，由於權貴資產階級的形成並日益牢固地掌握着政治權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將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面對如此強大雄厚而且遍布上下的反改革勢力，改革政治體製的任何步驟，從決策設計到具體實施，都將寸步難行。

在改革和反改革實力懸殊的形勢下，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最佳選擇是開放報禁社禁，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一旦放開，就會形成強大的動力，掃除障礙，推進改革。因為權貴資產階級儘管囂張跋扈，卻害怕民眾。他們多年來滴水不漏地控製新聞出版，推行文化專製主義；不擇手段地以“維穩”為名鎮壓群眾，推行政治專製主義；這一切都是為了阻止公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消除民主法治的社會前景。實現新聞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就等於解放了民間蘊藏着的無限活力，引來改革和進步的源頭活水，衝決阻撓政治體製改革的各種障礙。有了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的廣泛支持，在朝的改革力量就可以由弱勢轉為強勢，排除反改革力量的阻礙和破壞。首先是進行比較徹底的反貪汙運動。一般說來，權貴資產階級都是憑藉權力，掠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起家的，民間所謂的“無官不貪”，指的就是這些權貴。他們為了保持既得利益，必然成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反對派。所以反貪汙就成了政治改革的前哨戰。當然，過去官方反貪汙的成績不應抹煞，但也有不少的貪汙案給人留下反未徹底、除惡不盡的印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些權貴官僚盤根錯節，形成了貪汙的利益共同體，反貪汙者投鼠忌器，備受掣肘，使反貪汙的戰果大打折扣。通過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實現朝野改革力量的聯合，就使反貪汙鬥爭有了可靠的基礎和進行到底的保證，從而掃除反改革的主要障礙，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對於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1989年，鄧小平對呼求民主和反腐敗的學生濫施鎮壓，使專製和腐敗日益泛濫，橫行無阻，共產黨的威望隨之一落千丈。雖然對外開放和民營企業的興起，帶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興旺，多數公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改革成果大多被權貴掠入囊中，兩極分化，社會動盪，經濟發展和政治現狀嚴重扭曲，普通勞動者難以承受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重壓，苦不堪言，所有不滿，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壟斷政治權力的共產黨身上。再加上文化專製主義的嚴酷管製，政法機關對維權群眾和上訪冤民的殘暴鎮壓，民眾的怨憤和戾氣空前濃烈。儘管官方輿論仍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實際上共產黨的威望已經空前低落。十八大後，從上到下，人們或滿足於表面的輝煌和絢麗，或沉浸於淼茫的希望與期待，網絡上雖有人揭露危機四伏的社會真相，卻很少受到重視。

應該承認，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是全面的危機，既是政治危機，也是社會危機，更是共產黨的危機。它一方面表現為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出現巨大的鴻溝，已如上述；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共產黨內大量權貴的腐敗墮落。許多黨員擅權斂財，毫無理念；不少組織渙散，各行其是，以至“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此嚴峻的局面，單憑共產黨自身是不可能擺脫危機的。最好的選擇，無過於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開放報禁社禁，通過這兩類廣泛的社會渠道，認真聽取民眾的批評和建議，在人民大眾的幫助下清洗黨的肌體，才能克服危機，浴火重生。

當然，開發報禁社禁，應該有計劃有秩序地推進。開放報禁的步驟，首先是取消中宣部對新聞出版的既無理又非法的干預，讓現有的新聞出版從業者獨立自主地進行編輯採訪與出版。與此同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着手起草《新聞法》、《出版法》，並由國務院修訂現行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二步，取消所謂“非法出版物”的概念，允許民間自費印發、郵寄文章、書籍和不上市出售的報刊。同時放寬境外出版物入境的限製，除了誨淫誨盜的着作外，原則上都應准予在大陸銷售；當然，初期可考慮經過審批，限量進口，經過一定時間後再全面放開，有關問題可在〈出版法〉裏加以規範。第三步，允許民間按照〈新聞法〉和〈出版法〉，成立報社、雜誌社、出版社。

關於結社自由的步驟，首先，應該取消官方對群眾性社會團體的控製，例如各行各業的協會，有的是由主管部門派人擔任領導，有的雖經過選舉，但候選名單卻是主管部門審定的，選舉結果不符合領導意圖，就要推倒重選。民間組織的章程，也要按照官方的統一格式套，這些做法都是違反憲法的。實現結社自由，就應該讓民間組織自選領導，自訂章程，自籌經費，自主活動。同時，修訂或廢除〈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起草《結社法》、〈政黨法〉、〈農會法〉。第二，擴大可以直接申請登記的社會團體的範圍。據馬凱3月10日在全國人大發言時說，今後協會商會、科技、公益慈善、城鄉社區服務等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需業務主管部門審查同意。但政法類、宗教類社會組織，申請登記前仍需業務主管單位審查。這意味着只有與官方關係密切的社會組織，才可以直接申請登記，仍然排斥民間的結社自由，顯然是不妥當的。應該全部放開，由民政部門按照《結社法》登記管理。第三，在全國農村，普遍組織關於《農會法》的學習，按照《農會法》，有重點有次序地建立地方農會。第四，現有大量半官方的群眾組織，如工會、青聯、婦聯、文聯、作協等等，都應該逐步退出官方序列，按照前述“四自”原則，改造成為群眾自己的組織。

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實現公民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不僅可以為反貪反腐和政治體製改革提供強大的動力，而且也為共產黨清理自身、擺脫危機所必需。深刻的社會危機和黨內腐敗的嚴重程度，應該引起領導層的高度警覺。遺憾的是，十八大開過已經四月有餘，雖然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一再強調實施憲法、建立法治社會，但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違憲惡行，依然層出不窮。此類專製暴行多年來已經給國家民族和共產黨自身造成嚴重危害，如不趕緊剎車，聽其繼續，無異於慢性自殺。現在的共產黨，貌似空前強大，實則內外交困，百病纏身：內無理性的凝聚力，外無真心的擁戴者；沉疴積疾，經久未治，尤其是貪腐惡症，已入膏肓，唯一的自救之方，是果斷地停止違憲悖理的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惡政，迅速採取有效措施，開始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通過在野輿論和民間組織，調動民眾的愛國情懷，推動反腐敗的徹底查處和政治體製改革的順利進行。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建立朝野之間的信任，治癒共產黨自身的重病。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希望有識者明鑑。

2013年3月29日

中共政治哲學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我國現行《憲法》序言載明：“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兩句話，一句是對歷史的概括，一句是對未來的預測；前一句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後一句不無道理，但從指導思想到社會意識，都作了錯誤的解讀，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憲法序言的這兩句判斷違背歷史事實，混淆理論是非，很有必要從理論思想和歷史實踐的雙重視角着眼，進行分析，加以澄清。

（一）什麼是階級鬥爭？

法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米涅、基佐等在記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的着作裏，都把皇權、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之間為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稱之為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把這種歷史觀點上升為學說體系，賦予它以更加豐富的內容，除了承認階級鬥爭就是不同階級為了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外，還認為：1、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過去全部有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2、階級和階級鬥爭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3、階級鬥爭是基於物質利益的鬥爭，因而也是經濟解放的手段；4、為了奪取階級鬥爭的勝利，工人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5、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6、階級鬥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7、階級鬥爭採取什麼形式，暴力的還是和平的，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8、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創造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開展階級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階級鬥爭學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提出：“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共產黨除了對待外部敵人外，階級鬥爭還被用作在內部清理異己者的手段。這個惡劣的傳統在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後，更有了惡性發展。毛澤東是最懂得階級鬥爭就是奪取政權的鬥爭這個真諦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清除異己、鞏固獨裁統治而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

（二）我國在五六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自從“三大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後，中國社會就不存在階級了，以致毛澤東不得不提出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他製造階級鬥爭的依據。其實，就在消滅資產階級前後，新的階級對立已經出現。最明顯的是形成了兩個新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這是兩個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的階級。

賤民階級就是所謂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是土地改革時被劃出來的。土改時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總的說來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化和過火鬥爭，被劃為地主富農者及其子女土改後處處受歧視。還有一些是土改時的中農或貧農，因善於經營，勤儉持家，買了些土地，合作化時被劃為新富農，也淪為賤民。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鎮反運動”的產物。1950、1951年開展的鎮反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督戰下，範圍不斷擴大，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後來的報告，全國殺、關、管的反革命分子達320萬人，其中殺了71.2萬，關押129萬，管製120萬。至於壞分子，範圍更寬，從小偷小摸到慣偷慣盜、從調戲婦女到通姦，以至接吻摟抱（被稱為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都可被認為是壞分子，一旦被揭發，重者判刑下獄，輕則批鬥管製。這個社會群體，原來被稱為“四類分子”，後來加上55萬（一說300餘萬）右派分子，就成為“五類分子”了。這五類人的總數大概不下於一千萬，加上他們的父母子女親屬，當不下於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雖然互不來往，沒有聯繫，但都遭受壓迫欺凌，每逢政治運動或社會上有點風吹草動，就把他們拉來批鬥。他們的子女也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在上學、參軍、求職、入團、戀愛、婚姻等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備受歧視，屢遭排擠。這種共同的社會地位，構成為一個卑賤的階級，他們被踩在社會最底層，度日如年地過着屈辱的生活，至於那些被送往勞改或勞教場所的無辜者，更是備受凌辱，折磨致死者屍骨無存。

農奴階級是隨着合作化的深入和人民公社的出現而產生的。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的不斷批評催逼下，農業合作化加快步伐，1956年底就有96.3%的農戶參加合作社，並且從土地入社分紅的初級社發展為土地歸集體所有的高級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大躍進、大煉鋼鐵、食堂化和“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擠迫下，農民不但生產資料早已歸公，生活資料也被剝奪的一乾二淨，連鐵鍋鐵鏟、門上的鐵環也被收去煉鐵。報紙上還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有人說；現在除了一雙筷子一隻碗，什麼都是公家的。楊獻珍說：“這是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叫花子還有一根打狗棍嘛！”不但比叫花子窮，而且比叫花子還不自由，叫花子可以四處流浪，外出乞討，人民公社社員在大饑荒的年代，卻不能到外地討飯。有的地方網開一面，公社大隊可以開證明條，社員就帶着證明出去要飯，拿不到證明的只能在當地餓死。社員勞動由小隊記工分，年終結算，扣除配給的口糧等款項，有的還倒欠隊裏。社員在門前屋後種點瓜菜，或者養雞下蛋拿去賣，都被批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輕則沒收，重則批鬥。名為國家主人，還被賦予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任務的公社社員，實際生活遠不如封建時代的貧農僱農，是名副其實的農奴。

和賤民、農奴兩大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相對立的是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權貴階級。在一黨專政體製下，占有各級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員，既有權，又顯赫，儘管其中不乏勤懇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往往充當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指揮者和執行者，扮演着扼殺人權的兇手角色，直到他們自己也淪為批鬥的對象。毛澤東1964年在一個報告的批示中，承認黨內出現“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並且說“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其實，毛澤東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僚，是官僚權貴階級的總頭子。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剪除有可能危及這個階級和他本人統治地位的社會勢力，而精心策劃、發動的階級鬥爭。這裏既有官僚權貴階級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也有官僚權貴階級內部的權力搏殺，包括對有民主傾向的官僚權貴的清洗。

在賤民、農奴兩大被壓迫階級和官僚權貴階級之間，是工人階級。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列為憲法第一條的這句話，是現行憲法最大的理論敗筆。我在前面的幾篇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和社會主義的虛構實質，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也是自欺欺人的大話。按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裏的說法，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更是沒有根據的自我標榜。一位已故朋友馬鴻模在二十多年前就說過：“什麼無產階級政黨！我看是農民加知識分子的政黨，從建黨到建國，不但組成人員主要來自這兩部分，而且思想意識、做事方式都保持着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很贊成他的看法。所以，共產黨領導，不等於工人階級領導。雖然官方輿論總是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大中小學、科研部門，去“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實際上他們始終是被作為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也受到一定的照顧和優待，同農民相比，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幸運者。農民已喪失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淪落成為農奴，工人階級卻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由不同戶籍所造成的城鄉分隔，更加劇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差異，根本沒有建立聯盟的共同基礎。

（三）八九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文化大革命隨着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後，胡耀邦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使數以千萬計的賤民階級得以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廣大農村的農奴也紛紛起來，實行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經濟枷鎖。當政者先是禁止，後來不得不承認，於是，人民公社的大廈轟然而塌，農奴恢復了自由農民的社會地位。兩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加上官僚權貴階級內部民主派的崛起，他們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教訓，放鬆了對全社會的專製統治，採取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平等、相對自由的環境，使八十年代成為“三大改造”以來近六十年裏最值得稱道的“黃金時代”。但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專製統治的存在，依然有着產生階級的肥沃土壤。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商品生產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了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條件，同時也孕育着不同利益、不同地位的階級分野。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最初的企業主。他們白手起家，孜孜不倦地積累着財富，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不平衡、政策不完善，使一些具有深厚的黨政軍權力背景的官員和“八旗子弟”，以及同他們相勾結的刁滑之徒，得以通過走私販私、倒賣批條等渠道，迅速致富，令社會大眾側目而視。

“8964”之後，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被清洗殆盡，專製統治更加肆無忌憚；許多對政治改革失望的知識分子轉身下海，鄧小平南巡講話更促進了民間企業的勃興和企業主階級的形成。經濟發展，政治倒退，成為九十年代的最大特徵。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歧途，使許多企業管理者和他們的主管部門領導人，有可能上下其手、化公為私，搖身一變就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一些“紅二代”則藉此機會，搶占國有企業的領導崗位。這些權貴新富加上八十年代暴富的“八旗子弟”， 相互依賴、盤根錯節，並且同各級權力機關沆瀣一氣，同流合汙。於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形成。有些無權非貴的企業主，則通過各種方式的賄賂，依靠權貴資產階級的庇護而發財，這就是豪強資產階級的雛形。

九十年代另一階級新形勢，是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交融。這種交融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一方面，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在民營企業和外來企業裏勞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幾千萬職工在國有企業改革高潮中被逐出企業，一部分被外來企業、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所吸收，一部分無業可就，成為城市貧民。

（四）進入新世紀後的階級形勢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形勢更加嚴峻。權貴資產階級除了掌控着國有企業和一部分由國有企業轉化的民營企業外，還在從上到下的權力機關占據了相當的優勢。特別是在政法領域和宣傳文化領域，幾乎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使官僚權貴中的民主派、務實派陷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在權貴資產階級勢力大擴張的同時，豪強資產階級也隱然成型，迅速膨脹。分外明顯的是在房地產業和採礦業，很多從企業主階級分化出來的新富翁，無不是通過勾結權貴、利益均沾，才得以盤剝工人，欺壓百姓，從而發財暴富、橫行鄉裏的。十多年來群發性事件不斷增加，愈演愈烈，主要是這兩大階級合力壓迫剝削人民的結果，這也是兩大階級同其他各階級廣大民眾的階級鬥爭的體現。

新世紀工人階級的主要成分是第二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賺錢回家，娶妻蓋房，多數最後回歸農村，回歸農民階級；第二代農民工有許多從小在城市長大，眼界比父輩開闊，立誌比父輩高遠，希望能在城市裏創造自己的事業。隨着產業有機構成的提高，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斷被體腦並用的復雜勞動所取代，使這個階級日益現代化。這是一個前程遠大的階級，他們不但是發展生產力的主力之一，也將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農民階級自從擺脫人民公社的羈絆之後，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由於農村改革停滯不前，沒有在實行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把土地分給農民，以致二十多年來始終為不完善的小農經濟所困擾。雖然多數衣食無憂，但也有一部分因土地被占或計生罰款等衝擊而傾家蕩產。近幾年各地推行家庭農場、工農協作、專業合作社等措施，最近政府還提出城鎮化，也許能夠改善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處境。

知識分子在傳統觀念上被認為是只能依附於其他階級，並成為其他階級的一個階層。這個判斷還可以商榷。就知識分子有別於其他階級的不同特點來說，完全可以構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毛澤東統治時代，他們被毛澤東認為是繼資產階級之後對他的統治威脅最大的社會力量。經過反右運動，這個階級一分為三：一部分淪為賤民，一部分成為毛式專製的吹鼓手，其餘大部分則由於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只能“夾着尾巴做人”，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進入八十年代後，賤民恢復了公民身份，家庭出身不再成為評判個人的標準，知識分子揚眉吐氣，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成為一代青年的啟蒙者，思想解放的推動者，也是改革開放的的鼓吹者。他們內部的差異逐漸縮小，共性增大，一分為三的裂痕有所彌合。但“8964”大鎮壓使這個階級再度分裂。與上次分裂不同，那次分裂是統治者強加於社會的結果，分裂造成了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巨大差別；這次分裂則體現着知識分子內部的不同政治選擇，與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無關。分裂的結果，一部分成為當局的批判者，其中又以不同的政見形成不同的派別；一部分繼續充當執政者的御用工具，以闡釋方針政策為己任；大部分牢守自己的職業崗位，專註於個人得失和家庭生活，在政治上深感自己無力，處於觀望狀態，經常陷於希望和失望的循環之中。但總的說來，這是一個具有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階級，在形勢容許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情況下，他們將會對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新世紀階級形勢的一大亮點是中產階級的形成。這個階級的成員，大部分是和知識分子階級重疊的。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許多知識分子通過自己創業，或進入各類企事業單位從事“白領”職務，逐步提高了生活水平，積累了少量財富，成為有產的勞動者，成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同知識分子有着共同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裏，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逐漸產生的企業主階級是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自改革初期的鄉鎮企業艱難起步，到九十年代才形成為獨立的階級。但在政治權力和壟斷經濟的擠壓下，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據統計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4—5年，企業常起常落，企業主的隊伍也隨之不斷變化，並且在九十年代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一部分企業主勉力撐持、苦心經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或站穩腳跟，或失敗退出；一部分通過勾結權貴，借用政治權力來掠奪國家資源和民眾財富，在迫使一些老百姓傾家蕩產、無家可歸的基礎上，聚斂資本，發財暴富，成為豪強資產階級。企業主階級——特別是從事科技產業的企業主，是推動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市場競爭、適者生存這一無情規律的支配下，大浪淘沙，只有優勝者才能長期在市場上大顯身手，並在解決就業和納稅等方面，做出顯着貢獻。在國務院發布兩個“36條”後，他們充當了向壟斷領域進軍的先鋒。儘管進展並不順利，但最終的勝利將是他們的，因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五）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傳統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之後，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但這兩大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遠沒有結束。這就是憲法序言裏說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它的表現形態，既有人民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也有敵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但鬥爭的雙方，還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民和敵人。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把對立面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階段的“維穩”，都是這個傳統思維方式的繼續和發展。在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裏，階級鬥爭就是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極少數階級敵人的鬥爭。憲法序言裏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反映的也是這個觀念：階級鬥爭的主體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大眾，對立面是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穩定的壞人。這就完全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

自從一百多年前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就開始進入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貫串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是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階級矛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矛盾，都必然具有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的性質。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無不如此，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1949年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基本陣勢也是以爭取民主主義為一方，堅持封建專製主義為另一方。這是理解六十年來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顯微鏡和解剖刀。

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建立只有幾年的有着民主主義雛形的社會，倒退到以毛澤東獨裁統治為特徵的封建專製主義。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以鞏固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目標，打擊、摧殘傾向民主的社會力量。主要目標雖然只有5%或更多，但威懾、恐嚇的範圍卻遍及全社會。廣大民眾既有深厚的封建專製主義影響，盲從統治當局，也有對民主自由的朦朧的企求，期待着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兩面性和軟弱性，很容易使他們成為強勢一方即統治當局的追隨者。在階級鬥爭形勢下形成的兩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和農奴，只能俯首帖耳地聽任宰割。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就是以封建專製勢力對民主力量的絕對優勢和壓倒性勝利為特徵的。

改革開放頭十年的階級鬥爭，由於官僚權貴內部民主派的興起和賤民、農奴的解放，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於民主主義的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也有所轉變。貫穿這個時期的矛盾與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它雖然也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遠沒有毛澤東時代那樣尖銳，那樣殘酷。經濟體製改革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提上日程，社會上出現了相對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圍。可惜，這種政治上的“小陽春”局面，只有幾年便被“8964”的殘酷鎮壓徹底扭轉了。

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民主與專製的大搏鬥，也是階級鬥爭的高潮。在八十年代孕育壯大起來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發出向專製主義進擊的巨大能量。他們以改革政治體製和反貪汙反腐敗為主要訴求，希圖用和平示威的方式促進國家民主化和官僚廉潔化。遺憾的是，強大的官僚權貴集團為了捍衛他們的既得利益，悍然出動軍隊，血流長街，殘酷地鎮壓了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從而鞏固了專製統治，同時也在客觀上縱容了貪賄腐敗，為滋生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提供了政治條件。

九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呈現出一面倒的態勢。一方面是經過1989年的鎮壓和清查，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幾乎被一網打盡，社會上已經沒有足以與專製統治相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官僚權貴內部，隨着經濟體製改革走上歧途，產生了權貴資產階級，接着又孕育了因依賴他們、賄買他們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這兩個新的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迄今為止的社會主要矛盾。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鬥爭出現了微妙而復雜的變化。兩大剝削階級肆無忌憚地掠取人民財富，剝奪公民權利，在“維穩”的旗號下，鎮壓一切不利於專製統治的言論和行動，激起民眾廣泛而頻繁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因經濟飛速發展而興起的中產階級隱然成形，許多知識分子經過十年教訓、十年思考，開始了新的覺醒。這兩個有着血緣聯繫的階級具有關切國家前途的共性，特別是這兩個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既對現實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能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面對權貴豪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在推進改革和發動啟蒙運動的同時，積極投入維權運動。

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基本上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鬥爭，但以“維權”和“維穩”為主要形式，改革與反改革、啟蒙與反啟蒙、維權與反維權，都演化在這個形式之中。在這個鬥爭中相對峙的階級力量，專製一方是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中為他們效命的分子，民主一方是中產、知識兩階級中的先進群體，還有其他階級裏的覺醒者和被壓迫、被剝削者。在他們中間的是工人、農民和企業主三大階級中的大多數，他們的思想感情傾向於民主一方，但懾於專製勢力的強大存在，還不能成為參與呼求民主的階級力量。在這兩大陣營的矛盾與鬥爭中，包孕着官僚權貴內部的民主派和權貴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企業主和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權貴、豪強和企業主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復辟毛製度的勢力和自由民主派的矛盾與鬥爭，等等。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錯綜復雜、色彩斑斕、令人目眩的圖景。這個階級鬥爭圖景在未來的歲月裏將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我們現在還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可以預料的是，鬥爭形勢將有許多曲折和反復，高潮和低潮，但改革、啟蒙、維權的力量必將逐步發展壯大，民主必將戰勝專製，中國必將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富強的國家。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選擇。

（六）簡短的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知，憲法序言裏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是完全同社會現實相違背的。在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實際情況下，這個斷語至少在客觀上起着掩蓋權貴豪強的罪惡的作用。至於“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理論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傳統的統治思想和社會觀念裏，把它理解為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甚至把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牽涉進來），卻是大錯特錯了。它既顛倒了階級陣勢，也顛倒了階級鬥爭。正確的判斷應該是：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矛盾，它本質上是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目前的主要形式，則是“維權”和“維穩”的矛盾與鬥爭。只有這樣分清階級鬥爭的是非和陣勢，才能在紛紜復雜的現實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2013年5月2日

有限的樂觀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落幕。在會議開幕前，海內外的議論很多，期望甚殷。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布後，更引起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界的廣泛關註。《決定》就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諸領域的改革問題，作出全面的部署，提出改革開放的遠景規劃和實現途徑，其中不乏具有遠見卓識的構思和設計。但這個凝聚了高層政治精英共識的文獻，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期待，是否能夠切切實實地付諸實踐？只見人言紛紛，莫衷一是。我個人的感應，概括說來，對於全會決定和會後的落實貫徹，我懷着有限的樂觀。樂觀，但有限。

先說樂觀，根據有四：

第一，當前社會的危機重重，許多從江朱時期和胡溫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積累成為嚴重地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只有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強化改革開放，才能逐步緩解危機，扭轉局面。從全會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評價和深化改革的全面部署來看，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相信他們會後能夠致力於《決定》的貫徹實施。

第二，《決定》是“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在改革開放的一些最緊要的關鍵問題上作出進一步深化的安排，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超過了迄今為止的設計方案。儘管民間還有不足之感，但總的說來，這些部署都是有助於推進改革深化、加快社會發展的。如轉變政府職能、改革金融體製、開放土地流轉、實現司法獨立等等，都符合於民眾的期望。至於取消勞教製度、開放單獨二胎等，更是民眾呼籲期待已久的明智之舉。朝野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等問題上有着共同的願望，是貫徹決定的重要保證。

第三，一年來執政者在反腐敗和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放金融領域、化解產能過剩、支持微小企業以及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方面都採取了有力的措施，為《決定》的實現作了很好的鋪墊，或者說，為進一步深化改革，作了必要的準備，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已經起步，開了好頭。

第四，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挽救中華民族生機的唯一出路。它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符合於人民大眾的需求，也符合於執政黨救亡圖存的利益和願望。不論反改革的權貴豪強兩大剝削階級如何抵製、對抗，他們都無法拉住歷史車輪的前進。這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保持有限樂觀的最基本的根據。

再說有限。《決定》對各個領域的改革前景，提出大量引人入勝的設想，但多數流於空泛。切實的承諾和虛浮的願望同在，豪言壯語和陳詞濫調並存，使我對這個決定本身的徹底性和實現的深刻性懷有濃重的疑慮。

從淺層次來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在既得利益的權貴豪強形成為利益共同體的階級之後，改革每前進一步都遭到他們的阻撓。回顧胡溫十年，大量煌煌的中央文件，作出了許多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決定，但能被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切實執行的又有多少？例如，國務院為了完善市場經濟，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了兩個“36條”，推動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但幾年下來，許多民營企業仍被拒在“玻璃門”、“彈簧門”之外。出現這種被譏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反改革勢力過於強大，胡溫在力量對比上處於弱勢。所以，儘管他們十年來也有許多可觀的政績，但與民眾的期望仍然相距甚遠。習李上臺，比起前任有許多天然的優勢，特別是有着雄厚的執政基礎，一年來的政令貫徹比較順暢就是證明。但是，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邁開的步伐相當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未有，必然會觸犯朝野權貴豪強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和阻撓。習李的強勢地位是否能保證《決定》的順利貫徹，開闢改革新局面？都尚在未定之天。這是一場改革與反改革的博弈。今後幾年，圍繞《決定》的改革總體方案，在朝野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間，將會出現猛烈的對抗和鬥爭。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深化，是否能夠順利推進，都將取決於這一時期的錯綜復雜、波瀾壯闊的博弈，取決於時而舒緩、時而激烈的對抗。面對改革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我們很難樂觀地展望未來的改革前景，從深層次來考察，對改革的性質缺乏準確的認識，限製了改革設計的深度和廣度，削弱了推進改革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改革本質上是民主革命在當代的具體形式，是民主自由和專製壟斷之間的和平對決。《決定》一開頭就說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沒有錯。但對革命的性質卻作了不確切的判斷：“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果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承襲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老調門，肯定了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

改革開放是民主主義的偉大革命，還是社會主義的偉大革命？應該摒棄半個多世紀來的傳統偏見，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國自洋務運動開始西學東漸以來，就出現了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與鬥爭，並且日益深刻、日益尖銳地發展成為製約社會進退的基本矛盾。體現着歷史潮流和社會發展方向的民主主義，在向封建專製主義進軍的歷史過程裏，曾經有過多次輝煌的高潮和勝利，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標誌着民主革命的高潮或勝利。但從社會力量的對比來看，封建專製主義有着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它滲透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頭腦；而民主主義傳入我國卻只有一百多年，而且影響只及於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少數社會群體。這個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使得每次民主主義的高潮或勝利都難以持久鞏固，一次一次地以封建專製主義的高奏凱歌而告終。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條明文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淸吏廉，勞資兩利，清除了娼賭毒盜，恢復了國民經濟，給人民帶來短暫的歡樂和安寧。但這個已經走上民主主義第一步的社會，卻仍然持續不斷地受到強大的封建專製主義的侵襲。例如，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否定，對公私企業平等納稅的指責，對農村“確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非難等等，這些以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所推行的措施，實際上都是封建專製主義對新生的民主主義社會的挑戰。根據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4年開始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根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基礎上，生產高度發達，社會高度文明，才有可能實現。而五十年代的中國，一窮二白，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也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精神條件，卻充溢着封建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習慣觀念。因此，在取代民主主義的社會變革中，不論打着什麼旗號，都只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借屍還魂。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日，就是專製主義復辟之時。中華民族又一次地經歷了“民主勝利——專製復辟”的循環。

經由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專製社會，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根據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1997年在紀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時所說，蘇聯共產黨的統治，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壟斷所有製，在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在文化思想上壟斷真理。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除了這三壟斷外，還要加上壟斷公民權利——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的公民權利，都被他剝奪得一乾二淨。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天怨人怒，這才有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是以“四壟斷”為特徵的專製主義社會，所以，改革開放的本質要求，就是要革除四壟斷的專製主義，代之以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這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

當然，以上述“四化”取代“四壟斷”，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變革過程，其中必然會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復，許許多多難以克服的困難險阻。但在指導思想上，對改革的本質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如此才能保證改革目標的明確性，才有足夠的勇氣去徹底實現總體方案。通讀《決定》，對改革的目標模式，仍然圍繞着根本不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很難突破毛澤東式的“四壟斷”，《決定》中有些關於未來的豪言壯語，也很難有完滿實現的希望。這是我雖然樂觀，卻很有限的深層次原因。

2013年11月19日

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

三中全會之前，人們對政治體製改革大都不抱奢望。因為經過一年以來的觀察體會，執政黨似乎無意於此。所以，對於《決定》裏仍有相當篇幅談及政治領域的體製改革，反倒有些意外。儘管有些敘述不過是老話重提，如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推進社會協商對話、加強基層民主、促進法治建設等，都是中共十三大提出過的，此後的幾次代表大會也都有所論述。但是，《決定》中關於轉變政府職能、製約監督權力運行等規定，還是具有進取精神的，對於改革政治體製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目標是革除對權力的壟斷，建立製約、監督政治權力的機製；與此相對應的是還權於民，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這就是憲政民主的基本要求。而在當代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實現憲政民主的關鍵是要逐步革除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惡劣傳統，改變一黨專政、黨權高於一切的政治局面。1976年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這是很有遠見，也是很有勇氣的。黨政職能分開，各司其職，就可以逐步改變共產黨凌駕於政府之上的弊病，為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走出堅實的一步。遺憾的是，“六四”的悲劇切斷了改革的良性發展，黨政分開遂告夭折。後來的中共歷屆代表大會雖然都列有政治體製改革的議程，但只能游離於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而不敢觸及黨政分開。二十多年來，黨權獨大、黨高於政的現象愈演愈烈，黨政分開成為不可接觸的雷區，《決定》沒有提到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還是有一些可取的方案。

轉變政府職能是《決定》的一大亮點。它曾經受到歷屆代表大會的關切。十三大是把它作為機構改革的關鍵提出來的。1992年的十四大和次年的三中全會都提出“轉變政府職能”；2002年的十六大和次年2月的二中全會再提“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10月三中全會還提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又是“加快”，又是“深化”，可見是更加重視了。但是，到了2008年的十七屆二中全會，卻承認“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主張提出二十多年而仍然“不到位”，說明這項改革的艱難和復雜。儘管上兩屆政府對此都作出過努力，如胡溫時期在加強審計統計監督、行政運行透明化、減少審批事項等方面，都採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措施，也獲得一定進展，但仍然問題很多。因為轉變政府職能意味着限製並規範政治權力，它必然觸犯各級官員的利益，不能不遭到廣泛而強大的政治力量的對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轉變政府職能作出一些明確的規定，如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凡是市場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等等，雖然處於政治體製的邊緣，但如能切實貫徹這些決定，不僅可以改善政府同市場的關係，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將有效地加強對官員的監督，減少官員濫用權力的機會，建立清廉政府；對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與執政合法性，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決定》在“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小標題下，提出：、“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製。”這不就是“三權分立”嗎？因為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原則，而不是具體的製度。它的實質在於政治權力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而不在於分權的是三權還是兩權、四權，也不在於權力的名目。《決定》如此提出問題，說明指導思想上實際上已經接受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認識到政治權力必須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重要性。問題在於三權之上還有黨權，三權只能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這就使三權分立的意義大失水準。由於黨權獨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都處於黨權之下，三權和黨權之間不存在相互製約和相互監督的關係，三權之間是否能夠實現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也很成問題。

法治建設也是歷屆代表大會比較註意的問題。《決定》提出“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並且作出一些頗有新意的承諾，如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製度等。有關這些問題的條例規定，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陸續出臺，相信還會製定更多的法規，以保證這些承諾的實現。

法治建設的根本問題是共產黨要帶頭守法執法，特別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而多年來的社會現實表明，違法犯法的多數是有權力的黨員幹部。目前社會的種種亂象和危機，大都是他們濫用權力、攫取私利的結果，許多冤假錯案，出於黨委辦案，干預司法。三中全會後如能在這方面有所改善，則民眾幸甚。

《決定》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製度”，滿足了人們呼求多年的期望。對於公眾普遍關心的城管執法問題，《決定》也作出回應：“理順城管執法體製，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相信有關部門會製定具體製度，落實這個承諾。

“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是《決定》裏頗有吸引力的一章。這是因為，當前各種各樣的社會危機，其根源都可以追蹤到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廣大民眾呼籲政治體製改革，主要是希望能夠製止權力的濫用。《決定》再次強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籠子”，並提出一些“在陽光下運行”和“關進製度籠子”的措施，有虛有實。虛的如廉潔政治、政務公開、責任追究、政績考核等等，實的如領導幹部“六不准”。這些規定都需要通過若干具體的法規條例加以細化。我們不能奢望這些規定和承諾會徹底實現，不同問題的實現在程度上也會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在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上，總還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於民眾迫切期盼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決定》在健全反腐倡廉法規製度體系的範圍裏，提出完善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法律法規。雖然只有一句，但意義重大，然而落實極難。領導幹部申報個人財產和有關事項，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一項重要措施。早在1995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6年再發布《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需要申報的不止是收入，而且還有“有關事項”。2010年7月11日，中辦國辦又聯合發布《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所謂有關事項，包括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境外從業的情況，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規定》還載明領導幹部須在每年1月31日前填報《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這些規定如能切實執行，就可以呈現出領導幹部是貪瀆還是清廉的真面貌，遏止貪汙腐化現象。但這個意義重大的政策措施卻遭到普遍的抗拒，落實中辦國辦文件的黨政機關很少。新疆阿勒泰地區曾在2008年頒布《縣（處）級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湖南瀏陽市2009年把領導幹部申報財產列為廉政重大的重要內容，並且在報紙、網站等媒體上，公布準備提升領導職務的75名幹部的收入、房產、投資、車輛等財產情況，以及配偶子女的從業、就學、出國等信息。這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不知道這兩個地區後來有沒有堅持下來。《決定》裏的這句話在全國人民的心頭分量很重，我很希望黨中央能有足夠的決心和勇氣堅持貫徹，但也很擔心會成為一張空頭支票，因為在有關事項上見不得人的領導幹部太多了。

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以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取代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曲折而漫長，但離不開黨政分開、還權於政。黨政分開是還權於政、還權於民、實現憲政民主的唯一通道，是擺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只要黨政不分，黨權凌駕於政權之上，黨政分開就始終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課題。二十多年前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過黨政分開，但在目前的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提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現在的政治形勢同十三大時的1987年相比，是大大地惡化了。十三大提出以黨政分開為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關鍵，是鄧小平在1986年提出來的，經過一年多的研究討論，在朝在野都取得高度的一致，所以寫進政治報告後獲得全國上下的普遍擁護。現在大不相同了，黨政分開成為禁區，所以只能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做文章。儘管如此，《決定》有關政治體製的一些改革設想，雖然同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相比，只是一些邊緣性的課題，但還是值得肯定的。一步一步地實現這些設想，履行這些承諾，就可以有效地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清除貪汙腐化的條件。從邊緣到核心的路途是漫遠的，曲折的，但只要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總有一天會到達最終的目標。

2013年11月25日

中共經濟哲學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土地製度：億萬農民的悲歌

土地製度的改革，是有關幾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則是立國之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完善土地製度視為統治要務，所以《漢書·食貨誌》有“理民之道，地着為本”之說。《孟子》裏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書有許多改朝換代後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記載。因為農民只有獲得土地，才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雖然過於暴烈，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但滿足了許多貧困農民對於土地的渴望，發展了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的恢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那幾年裏，許多翻身農民勤勞節儉，發家致富。這些在小農生產的條件下先富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受到執政者的鼓勵。但是毛澤東卻認為這種狀況是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表現，把這些勤勞致富的農民定為新富農、新富裕中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加以限製和歧視。為了遏止農村資本主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毛澤東拒絕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主張，批判鄧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僱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嚴令推行合作化。基層幹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強迫命令，許多地方出現建社後社員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但毛澤東對這些現象毫不重視，相反卻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傾思想。在他鼓吹推動下，到1956年6月，全國就有91.7%的農戶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多數是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高級社。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合作社進一步發展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黨政軍民學統一領導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權，連許多生活資料都被沒收，公社社員成為毫無自由權利的農奴，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奏起了一曲亙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質而言，誠如一位哲人在論及印度村社時所說的，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這也是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生動寫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甘於奴役的公社社員自發地掙脫人民公社的桎梏，實行包產到戶。這個鬥爭從非法到合法，經歷了五年時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開始了分田包產的活動，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到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裏承認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把擺脫專製主義桎梏的革命成果，納入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製主義的框架才能獲得合法性，使包產到戶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依然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但是，包產到戶畢竟是自合作社高級化以來農民悲慘歷史中的光輝亮麗的一頁。它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發展很快，而且孕育了民營經濟的幼芽，帶動了經濟體製的改革。但由於國家政策把它安置在“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這個框子裏，只允許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因而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幾年以後就消耗殆盡，八十年代後半期農業生產就停滯不前了。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製度的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因為我國的農業生產尚處在小農經濟的發展階段，與這種低度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是土地的個人所有製。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細作、涵養地力，保證豐產；才能避免有權勢者的無理掠奪。對於這個問題，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過很好的概括：“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土地就是農民最重要的恆產。可惜，當時的執政者見不及此，朝野的註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體製改革上。“8964”後，政治體製改革被置之腦後，土地製度的改革就更沒有人註意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講話挽救了經濟體製改革，土地製度則依然打着“集體所有”這面假社會主義的旗幟，紋風不動。隨着房地產業的勃興，農民土地成為基層官僚的盤中之餐。他們勾結開發商，大發土地財，既充實了打造政績的財政，又塞滿了個人的腰包，並且使房地產業成為最具中國特色、剝削最兇殘的壟斷行業。要改變這種局面，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但當政者長期以來迷戀於土地的集體所有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把土地私有化視為洪水猛獸，不可能接受改變土地所有製的任何設想。所以要改革土地製度，就只能在承認集體所有製這個前提下，實現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三中全會《公報》的設想，就是在這個框架下提出來的。

《決定》提出：“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的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和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無疑是對原有僵化的土地製度的突破，是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決定》在“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名目下，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裏規定的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各項權利，實際上已經具有所有權的性質，但它同“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在貫徹這一項決定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必然會以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所有製為藉口，進行頑強的抵製。這就需要探尋集體所有製同農民個人權利之間的統一共存的支點，從理論上說明集體所有製的製度特徵——同時包括着集體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

從理論上說，集體是個人的集合體，這是一個虛的概念，而個人卻是實實在在的實體。沒有個人，何來集體？既然土地是集體所有，那麼，這個集體中當然包括每個耕種土地的農民，每個農民都應在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中享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決定》提到的“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實際上包含着對土地的所有權。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一份所有權由虛變實，擴大農民對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涵義。也就是說，在土地經營使用權裏，包含着一份在集體所有權前提下的個人所有權。這份土地的個人所有權，正是農民獲得土地經營使用權的依據。所以，國家在承認農民個人的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承認了他的個人所有權，只是拘泥於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斯大林教條，加上土地所蘊含的巨大物質利益，因而拒不承認罷了。現在要改革土地製度而又拒不放棄集體所有製，就應該確認農村土地的雙重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集體所有製就是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的統一。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集體所有和個人所有互不相容的難題。

從實踐來說，既然農民現有的土地使用權中，實際上包含着一份土地所有權，那麼，他對於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應該有權處置，包括出租、買賣、抵押、入股、合作等等，一句話，有權投入市場，自由流轉。不經農民本人同意，任何機關或個人都無權占用。但迄今為止，土地的處置權一直掌握在被認為是代表集體的基層官員手中，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不能在土地處置權中得到體現。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因為官員的處置權來自集體所有權，是間接獲得的；而農民的處置權則直接地來自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所以，《決定》把土地的處置權轉到農民手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於廣大農民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缺陷是《決定》沒有明確規定土地的流轉必須取得承包農民的同意，這就給處於強勢地位的有權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關於土地流轉所得利益的分配，《決定》有“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承諾。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決定》當然不宜於提出具體方案。考慮到集體所有製的名分，處置權雖然屬於農民，但流轉所獲得的權益，自然應該在集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我認為，總的說來，個人所得應大於集體所得（集體所得包括村鎮提留、政府稅收等），因為這些權益對於農民來說，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恆產的代價，而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中，它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希望有關部門在製定具體的規章製度，擬定操作程序和權益分配比例時，能夠充分考慮廣大農民的權益。特別需要規定：沒有承包農民的同意，任何黨政機關、企業或個人都無權變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製度的改革，不但有關農民的切身利益，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擴大內需，而且可以活躍、完善市場經濟，克服房地產業的混亂，甚至對於政治領域的反貪限權，端正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減少基層官員的腐敗，消除社會動盪，保持和諧穩定，都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例如，許多地方政府多年來徵用農地，高價出售，所得絕大部分用於充實地方財政，或中飽私囊，給農民的補償極少，往往只有售價的百分之一二。近幾年群發性事件層出不窮，每年達十餘萬起，多數是由土地糾紛引起。改革土地製度後，土地處置權屬於農民，不經農民同意不能改變土地使用方式，基層官員無法再插手獲利；而且土地流轉的權益，大部分歸農民所有，以每畝土地售價100萬元為例，過去農民只能得到幾萬元，所得遠不能補償所受的損失，而按照我在前面的設想，農民可以得到50萬元以上補償（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權益已經得到保證，就不需要再抗爭了，許多群發性事件都可消弭於未發之時。這樣一來，就可以消除許多濫用權力、官商勾結、貪汙瀆職的機會，減少社會震盪，並且大大節省維穩的人力物力，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改革土地製度之功大矣哉！

然而，由於《決定》仍然“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而在傳統的觀念裏，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是排斥任何個人所有權的，這就使土地製度的改革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它將成為反對改革土地製度的社會勢力的強大理論武器，抗拒落實這項意義重大的改革措施。改革和反改革的博弈，將是一個十分尖銳、復雜而曲折的過程。我對博弈的勝負不抱奢望，“悲歌”不會很快就變調為“歡樂頌”，但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總會有所前進，農民的處境總會有所好轉。這也是“有限的樂觀”吧！

2013年11月29日

民有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三中全會的《決定》確認“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所謂“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認為，關鍵在於，一方面，減少政府對市場和民有經濟的干擾；另一方面，為完善市場體系和發展民有經濟創造良好的條件。《決定》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較好的規劃。《決定》提出的國有經濟和民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兩大亮點。這兩大亮點正是實現上述兩個方面的重要前提。

取消不必要的審批事項，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擾和為民有經濟解困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前，國務院就已經取消或下放334件審批事項，《決定》進一步規定，“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製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決定》還承諾“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提出“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着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決定》特別表示“支持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製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這些規定既是黨和政府的承諾，也是廣大民眾特別是大小企業經營者的共同期盼。它的貫徹將會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民有經濟的發展。

但是，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困擾，我對這些承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貫徹，卻缺乏足夠的信心。我在第二篇札記《突破壟斷和三個理論謬誤》裏，對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三個理論謬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主導，都作了簡要的剖析，指出這些理論謬誤必然導致改革的不徹底性，這裏不再重復。需要進一步梳理的問題是，市場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麼經濟形式為主體？

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文革以後，安徽、四川等地農民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發展了生產，溫飽之餘，也有了少量的資金。這些資金和富餘的勞力結合，萌生了新生的個體經濟，有的肩挑手提，走村串鄉，有的設攤擺點，博取微利。從個體的工商勞動，到微型、小型的工商企業，從家庭副業到集市貿易，從農村到城市，人們冒着“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進行剝削”等等罪名的壓力，積極投入各種經濟活動，為市場經濟的興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市場經濟首先是在民間萌動的。或者，用最近報刊頻繁使用的語彙，官方承認市場經濟，是民間的經濟活動“倒逼”的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出“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認真的改革”，但實際上只是在原有體製範圍內，對國有企業的調節。同一次會議上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甚至明文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兩年後也只是允許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到了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才承認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肯定“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並存”，同時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和“實行對外開放”的原則。但這個“市場調節為輔”，指的僅僅是小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還不意味着對市場經濟的承認。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強調“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由市場調節的只是“部分農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仍然無視民有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的存在和發展。1987年的十三大，才承認“私營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這些變化是民有經濟迅速發展在指導思想上的反映。

民有經濟雖然獲得了合法地位，但由於市場經濟不被承認，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8964”後，反改革勢力十分囂張，公然叫嚷要取消民有企業。但歷史走向了他們願望的反面。1992年初鄧小平南下講話，明確表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接着，同年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認了市場經濟在改革中的地位。這就促進了民有經濟的蓬勃發展，到本世紀初已奄有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可以說，市場經濟和民有經濟是不可分割地同步發展的，民有經濟誕育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反哺了民有經濟；市場經濟以民有經濟為主要成分，民有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依託。我們既然以市場經濟為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就不能不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這是從實踐的歷史過程來考察的。

再從理論上考察，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從個體戶到大型民營企業，每一步發展都同時是對壟斷經濟的突破。包產到戶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一統天下，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製度的全面崩潰；與知識青年返城同時興起的城市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突破了對城市經濟生活的全面壟斷，撕開了壟斷經濟的口子；九十年代對市場經濟的確認，更是開始了民有經濟的全面進軍。經濟體製改革的過程就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逐步取代壟斷經濟的過程。

民有經濟的進軍遭遇到壟斷體製維護者的頑強抵製。他們據有意識形態高地，打出保衛社會主義的旗子，把最初出現的民有經濟的幼芽，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當時有所謂“傻子瓜子”事件，“承包魚塘”事件，都曾經喧嚷一時。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幾份“左派萬言書”，更是針對民有經濟的勃興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大聲疾呼，危言聳聽，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化，這些違背歷史潮流、過時落後的觀念，雖然在短時間裏也能吸引朝野的註意，但終究難以阻擋歷史的車輪，民有經濟仍然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艱難地開闢前進的道路。

但對民有經濟的發展抗拒最有力的，還是霸占着壟斷企業的權貴資產階級。民有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向壟斷領域進軍，必然會觸犯權貴集團的利益。這個既有權又貴顯的新剝削階級是經濟體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絕不放棄可以繼續攫取暴利的壟斷陣地。上屆國務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兩個“36條”，旨在允許民有企業進入壟斷領域，卻都遭到壟斷領域權貴集團的軟頂硬抗，進展甚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對國有經濟“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鼓勵非公有製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但要實現政企分開，破除行政壟斷，談何容易。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裏，就已經提出“政企職責分開”，並且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攬了許多本來不應由它們管的事，而許多必須由它們管的事又未能管好。”29年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包攬不該管的事，不僅沒有顯着的改變，相反更加嚴重了。從突破壟斷的角度來看，有了兩個“36條”的前車之鑑，《決定》是否有可能採取更有力的措施，為民營企業進軍壟斷領域掃清道路？我希望如此，但不抱樂觀。

《決定》在多處把民有經濟稱為“非公有製經濟”，這是很不準確的提法。“非公有製經濟”是相對於“公有製經濟”而言的。我在第二篇札記裏已經指出：“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它的生產資料既為勞動者共同占有，同時又為勞動者個人所有，也就是說，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每個勞動者都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所有權。”而我們現有的那些被奉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卻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影子。就它們大都為權貴資產階級所掌握這個特徵來說，這是一種比資本家私有製還要落後的私有製——權貴所有製。“公有製經濟”既然不存在，“非公有製經濟”這個提法也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用私營經濟來概括民有經濟也是不妥當的。有許多實行股份製或員工持股的企業，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私營或私有企業了，因為它們的資本已經不是私人資本，而是社會資本，它們正處在從私有製向公有製過渡的階段。只有獨資企業或家庭企業，才可以說是私營經濟。民有經濟是包含這兩種經濟形式的統稱。

在艱困的條件下發展壯大的民有經濟，不但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也是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孕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改革開放以來，它在發展生產力、提高國民經濟總量、吸納就業人口、納稅、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指導思想上，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能充當市場經濟的次要角色，備受權力機關的歧視擠壓，往往連企業家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都得不到保障。早些年的孫大午案，後來的吳英案、曾成傑案，近年的張克強案，都展現出專製權力對民有企業的壓迫和摧殘。更不要說薄熙來的重慶當局為掠奪民營企業的資財而進行的“黑打”了。李克強11 月1日在一次會也講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生回鄉創業，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三十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下來了。但開業後各種檢查、收費、罰款紛至沓來，交不出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書。他一氣之下，最後關門不幹了。如此惡劣的處境，民有經濟怎麼能順利發展呢？這次全會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確立了民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形式的平等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利於民有經濟發展的措施，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但《決定》依然肯定“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使我對民有經濟的發展前景難以樂觀。

市場經濟以自由競爭為最基本的特徵，而被稱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經濟則以壟斷為基本特徵，兩者格格不入。以它為主體，讓它發揮主導作用，就永遠都不可能有完善健康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指導思想上只有正視這個現實，承認這個現實，把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出發點放在這個客觀事實上，才能使改革走上更符合於歷史發展趨勢的陽關大道。

2013年12月3日

買櫝還珠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關繫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受到民眾的普遍關註。《決定》第44條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題目下，提出“着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製，”及“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製機製和政策體系”等等。這裏雖然沒有談到“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但指導思想上仍然沒有跳出十五大分配觀念的框架。

（一）兩度“買櫝還珠”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先提出來的，具體說法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在這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是十三大就已經提出來的，“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則是十五大首次提出。值得註意的是，十五大後，全國掀起了學習十五大政治報告的熱潮，各種輿論工具開足馬力，發表大量文章、評論、心得、體會，種種輔導材料鋪天蓋地，宣講人員席不暇暖。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很少有人論說。我在當時曾經寫過三篇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評論和闡述。第一篇文章的開頭就指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的理論觀念”，“也許，連起草政治報告的秀才們也沒有掂量出這七個字有多麼沉重的份量。他們只是承認了這個理論觀點在現階段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卻沒有意識到它所包含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以致把這個具有創造意義的觀點，包容在一個錯誤的表達方式裏：‘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他們不了解：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無法兼容、因而也不可能‘結合起來’的分配方式。”

作為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其最有價值的涵義，在於承認勞動者有權參與剩餘價值即利潤的分配，因為勞動力是任何形式的生產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十五大政治報告卻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顯然是十分荒謬的。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而只承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卻排除勞動者參與收益分配，無異於“買櫝還珠”。

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秘密就隱藏在“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個公式裏。按照這個公式，勞動者領取工資就是按勞分配，既然已經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工資，就不能再參與“按生產要素分配”。十六大政治報告大概意識到這個缺陷，在政治報告中把勞動加進到生產要素裏：“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是對於“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十分簡明而準確的解讀。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說明指導思想上依然堅持對按勞分配的錯誤理解。十七大政治報告重復了十六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只是把這兩句話的順序顛倒一下。

應該承認，十六大、十七大把勞動包括在生產要素裏（註），與十五大相比是一個進步。但這個分配原則迄今未見實施，官方文件和書報雜誌也看不到有關這個問題的解讀和論述，說明在執政者和那些智囊精英、經濟學家的頭腦裏，還沒有理清這個問題的頭緒，以致在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裏，又回到十六年前的十五大政治報告的思路：“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還是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再一次上演了“買櫝還珠”的舊腳本。

（註：作為生產要素，“勞動”的準確提法應該是“勞動力”。首先，勞動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參與這個過程；其次，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不是勞動的價格；再次，勞動本身沒有價值，而生產要素都是有價值的，都是資本的轉化形態；復次，勞動的過程就是生產的過程，把勞動列為生產要素，猶如把生產列為生產要素一樣是不恰當的。）（二）分配方式和按勞分配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理解分配方式。《決定》談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說白了就是增加工資。把工資說成是“勞動報酬”，屬於“初次分配”，是承襲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理論誤區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者因勞動拿工資、資本家因資本得利潤、地主因土地收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我國幾十年來把等級工資製看成是按勞分配，是一種分配方式，這個觀念雖然來自蘇聯，但究其根源，還是要追溯到古典經濟學。

如果我們嚴肅認真地梳理商品生產的過程，就可以理解，勞動者的工資並不是勞動報酬，等級工資製也不是按勞分配。第一，工資是企業主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的代價，是資本和勞動力相交換的體現，屬於交換方式，而不是分配方式；是交換的產物，不是分配的產物。第二，資本交換勞動力的交換行為，發生在生產過程之前，即使有些是在生產完成之後才支付工資，但工資的數額是生產之前就約定了的；而分配行為只能發生在生產之後，通過生產勞動，有了新產品，而且在市場上實現了商品的價值，才有可供分配的利潤。第三，工資是一個定數，生產之前就已經確定；分配則是一個變數，或多或少甚至無利可分，均隨企業盈虧情況而定。第四，工資在會計科目裏被列為成本，與分配無關；可供分配的是利潤，是扣除成本和各項開支後的盈利。

以上的梳理表明，分配方式應該是利潤的分配，剩餘價值的分配。根據十六大、十七大的釋義，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裏說的分配，當然是指利潤的分配，與等級工資無關。

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不提“按勞分配”，是明智的做法。“按勞分配”是馬克思對未來的公有製社會分配方式的一種設想。它的基本含義是：企業在生產中增加的財富，應根據勞動者對生產所作的貢獻，全部分配給勞動者。這個設想雖然帶有空想的色彩，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以勞動者享有企業的全部產權為前提，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有產者，所以才有權獲得全部利潤。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沒有哪一個企業達到這個水平，按勞分配至今還是一個空想。事實上，任何侈談按勞分配的文件書報，都是對按勞分配的歪曲，也是對等級工資製的美化。歪曲按勞分配的始作俑者是列寧，他把蘇聯的等級工資製說成是按勞分配，影響遍及全世界。我國多年來“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就是它的流毒。三中全會《決定》裏沒有按勞分配的說法，是否意味着指導思想上已經認識到它的謬誤？但願如此，可是，事實上恐怕還談不到。

《決定》提到的“勞動報酬”和“初次分配”、“再分配”，都是沿襲古典經濟學的思路。“勞動報酬”指的是工資，但工資是勞動力的代價，不是勞動的報酬。勞動者作為勞動的要素參與勞動過程，應該從勞動創造的財富即利潤中，獲得與其貢獻相稱的份額，這才是勞動報酬。至於“初次分配”、“再分配”，同普通經濟學裏的所謂“二次分配”，都是不科學的概念。《決定》裏的“初次分配”，指的就是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如前所述，勞動者得工資發生在生產之前，是交換行為；資本家得利潤發生在生產結束之後，才是分配行為。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統稱為“初次分配”，顯然是不適當的。利潤分配完了，勞動創造的新財富有了所有者，分配行為就宣告結束，不應該再有什麼“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政府把稅收用於教育、醫療、勞保等公共事業，是一種政府行為，同分配方式毫無關係。之所以把它稱為“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是因為包括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的“初次分配”不公平，才需要有個“再分配”或“二次分配”來矯正平衡。它來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的福利經濟學。其實，只要利潤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勞動者和企業家各得其所，就沒有必要把政府行為說成是“再分配”或“二次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當代社會最公平、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在貫徹《決定》第44條“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時，應該有意識地向按生產要素分配傾斜。它的涵義，就是十六大、十七大政治報告裏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就是說，在企業分配稅後利潤時，每個生產要素（勞動要素）的所有者，即勞動者、資本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都可以獲得一份與他們在生產（勞動）中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由於生產要素實際上也是勞動要素，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可以稱為按勞動要素分配，簡稱“按勞分配”。這樣，就賦予按勞分配以不同於原典意義的新內涵，使這個概念適用於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勞動者參與利潤的分配，是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歐美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按照“分享經濟”的理論，採取獎金、分紅、利潤分成等辦法，讓員工參與利潤分配，勞資共享企業收益，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者參與利潤分配的最規範的形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好處很多：1、利潤的合理分配，有助於營造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的和諧安定；2、勞動成果和報酬掛鈎，將加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勞動生產率，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3、勞動者除領取工資外，還可以參加利潤分配，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可以適應擴大內需的經濟要求；4、部分報酬轉化為企業產權，職工成為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成為有產者，實現了工人階級有產化，這是樹立主人翁責任感的經濟基礎；5、有助於弱化企業內部的勞資矛盾，創造平等祥和的生產環境和企業文化；6、對於資方來說，雖然分走了一部分利潤，減少了收入，但員工發揮了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企業的收益，足可彌補資方的損失而有餘，從長遠着眼，對資方也是有利的。《深圳特區報》11月19日刊載一篇題為《學習晉商模式，助力科技創新》的文章，其中介紹慧聰網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在“中國創業家峰會”上的發言；“我們投資人每年的分紅只能是30%，剩餘70%分給不持有公司註冊原始股的員工，這個製度走了11年，我們從來沒有貸款，業務量年年翻番，一直到2003年慧聰上市。在這種製度裏沒有勞資矛盾，有的是勞資一體和勞資共本。”慧聰推行的實際上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具體模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生產關係中的分配關係的改革。它本質上還是一種市場行為，當然不宜強製推行，但可以提倡。國家有必要提出有步驟地推進這種分配方式的參考方案，企業可參照本企業的實際情況，自願選擇，量力而行；也可以定出計劃，幾年以後或在企業達到某種規模後，參照其他企業的經驗再實行。

自從十五大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後，很少有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分析論證。近幾年有一些討論分配製度改革的文章，也不見有涉及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這個具有革新意義的分配方式，似乎是被指導思想和智囊精英們遺忘了，拋棄了，甚至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決定》裏連提都沒有提，只保留了“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木匣猶在，珠寶卻沒有了。我這篇札記的目的就是要找回珠寶，把它放回木匣裏。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能夠引起人們的註意和關心？

2013年12月11日

社會意識形態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發布後，海內外評論如潮，各抒所見。有的認為《決定》60條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面對的所有問題，回應了民眾的呼求，滿足了社會的期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有的認為《決定》通篇都是譁眾取寵的諾言，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的專製統治，不值得重視。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都過於極端，但也各有合理的成分。

《決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確實有許多是廣大民眾熱切期盼已久的，如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健全人大機製、司法相對獨立、廢除勞教、允生二胎、土地流轉、放寬戶籍等等，都是社會上呼籲多年、切望改革的問題，不能說通篇都是譁眾取寵。但《決定》60條是否都能貫徹，貫徹的程度如何，卻取決於改革的目標。就這一點來說，後一種評價不無道理。

（一）總目標的迷思

《決定》規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呢？近幾年報刊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不少，眾說紛紜，但都有一條共同認可、而且放在首位的特徵，那就是黨的領導。但這個命題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所謂黨的領導，按照中共十三大的論定，實現黨政分開後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而迄今為止我們一以貫之的，則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高於政的領導，也就是一黨專政的領導，就其本質來說，是專製主義的統治。它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怎麼能說是社會主義製度呢？如果要強調“中國特色”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由於中國有着幾千年的封建專製主義的深厚傳統，它浸染了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成員，無所不及，無遠弗屆，因而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也只能接受封建專製主義為自己的實質內涵。這就是以一黨專政為特色的“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首要內容的邏輯所在。至於被一些論者列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其他特徵，或者本身就是虛偽的命題（如公有製為主體、按勞分配），或者是空洞的口號（如人民當家作主，以民為本），或者為當代許多國家所共有（如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更不足以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特徵了。

用這個推理去代入《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公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加強和鞏固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在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兩章裏，鮮明地表現出這個特色。

（二）文化體製改革的迷思

在以“推進文化體製機製創新”為標題的第十一章裏，《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製機製“。可以說，文化體製的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管字當頭。至如“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加強版權保護”、“鼓勵非公有製文化企業發展”、“支持各種形式小微文化企業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等等，雖然各有其積極的涵義，但無不與“管”字有關。它對文化的發展不無小補，卻旨在加強共產黨對文化事業的壟斷，違背了文化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規律。

文化是人類追求自身的完美和社會的完善的過程，也可以概括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結晶就是文明。同自由一樣，追求真善美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它的發展需要自由的條件，需要我們所熟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要改革文化體製，創新文化體製的機製，就應該解開對文化發展的束縛，建立有助於文化自由發展的體製機製，為文化的自由發展開闢廣闊的天地，讓人們為爭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會的更加完善而齊放、爭鳴，暢所欲言。黨和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的權利，而不是剝奪這些權利。可是，《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的同時，又表示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而且要健全它的體製機製。幾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所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就是輿論一律，就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就是“一言堂”。那麼，如何“完善文化管理體製”，也就可想而知了。“8964”以來，對文化的專製統治日益嚴酷，“冰點事件”、“八本書事件”以及今年年初的“南周事件”，都典型地暴露出這種輿論導向的專製主義本質，展現出它的粗暴、蠻橫與兇殘。更為經常的手法是，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就封殺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再就是查禁“非法出版物”，把許多富有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出版物，當作“掃黃打黑”的重點，不斷收繳、銷毀。據今年4月報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鄔書林的權威說法，去年全國各地共收繳各種非法出版物達3085萬件之多（其中大概也包括我去年在香港出版的《回歸民主》的許多復印本）。這種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剝奪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也就是公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的自由權利。這正是目前最需要革除的弊端。改革文化體製，理應以保障公民在文化發展中的自由權利，取代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但《決定》對這個最迫切的問題卻不置一詞，相反地卻要完善“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文化管理體製，這不正是為了適應加強一黨專政的需要嗎？

（三）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決定》關於社會體製改革的條文中，列出許多符合於廣大民眾期望的改革課題，在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保、醫藥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有利於民生而且可能實現的設想和承諾。在“創新社會治理體製”一章裏，也有許多可取的改革方案，雖然多數只是抽象的原則，但如能把這些原則具體化，促其實現，當可推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而在“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條目下關於社會組織的管理問題，卻頗令人失望。抽象的條文說得還好：“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係，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但在社會體製改革中最為重要、最應該提及的問題，即貫徹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卻閉口不談。而在具體的條文裏，只是重復已經推行的措施：“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表明當局依然拒絕貫徹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結社自由。

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支柱，是公民自組織的重要形式，也是鏈接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橋梁，更是保證社會和諧安寧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權利的行使，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的參與和監督，成為“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構件；另一方面，它可以承接許多權力機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務，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成為權力機關推行政策的助手。特別是在實施憲法、構建憲政民主的過程中，它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執政者見不及此，卻把民間自發的團體視為洪水猛獸，防範打壓，不遺餘力。如十多年前，一些熱血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成立一個鬆散的學術小團體“新青年學會”，類似於普通的讀書會。“學會”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幾個成員被法院以“顛復國家政權罪”判處十年、八年徒刑。

為了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公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明確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按照條例第六條，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這就剝奪了沒有官方背景的公民的結社權利。有些人熱心於社會公共事業，卻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甚至遭受迫害摧殘。

《決定》只允許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不需要掛靠在主管單位。這樣，就把其他類別的大量民間組織，都排除在“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之外。所謂“依法”，依的就是那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的作用是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而不是保障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嚴格說來，《決定》關於社會團體的改革思路是違反憲法的。

（四）意識形態的障礙和出路

《決定》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局限性，體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意識形態障礙。認為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將會損害他們的統治地位。許多因言、因文、因結社而獲罪的公民，大都被加上“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的罪名，原因就在這裏。當然，就目前的政治體製和社會製度而言，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讓公民獲得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必然不利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社會製度。然而，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卻是擺脫危機、滌除汙穢的良好出路。目前整個社會危機四伏，貧富對立、官民對立日益嚴重；共產黨內的腐敗已入膏肓，雖然反腐敗雷厲風行，但只能治標，難以治本；朝野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不斷深化，隨着權貴資產階級權力基礎的不斷擴大，全面改革步履艱難。這一切都直接間接地根源於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根源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一旦社會危機和黨內矛盾激化，爆發尖銳鬥爭，共產黨將首當其衝。唯一的出路，是切實地“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的專製政體，共產黨自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的、清廉的、開明的政黨。這將是一個漫長的甚至是痛苦的變革過程，而實現文化和社會兩大領域的公民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和社禁黨禁，則是推進這個轉變的兩大通道。文化體製和社會體製的改革，只有按照這個目標逐步推進，才能有效地加快社會的健康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共產黨浴火重生的大好機會。三中全會《決定》沒有觸及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實在令人遺憾。當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三中全會之後，仍有足夠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機會。但當政者是否有“補牢”的自覺，卻很難有多大的樂觀，恐仍難免於“一廂情願”之譏矣。

2013年12月7日

經濟制度研究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的歧途

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兩個亮點。它們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即生產關係的變革問題，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註意和重視。但由於指導思想上存在的一些理論謬誤的慣性，在貫徹《決定》這兩條改革設想的過程中，很有可能誤入歧途。因此，如何捋清這兩個問題的理論涵義和實踐走向，以求實現原有的目標，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這兩個概念裏，員工持股是首次出現於中央文件的概念，混合所有製則在十六大、十七大就已經提出過，但十分簡略。十六大提出的是“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十七大的提法是“以現代產權製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這次的《決定》專門列出一個條目“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就這個概念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製企業”。

（一）混合所有製

《決定》把混合所有製經濟定義為“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什麼是“基本經濟製度”呢？《決定》說得很清楚，就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因此，所謂“實現形式”，就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混合所有製作為“多種所有製”的新品種，加入基本經濟製度，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存在與發展；一是混合所有製自身實現着“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也就是說，在構成混合所有製的成分裏，公有製占有主體的地位。不論作出哪種解讀，混合所有製都受着“公有製”的製約。這就有可能使混合所有製喪失其應有的革新意義，無助於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

經濟體製改革的本質要求是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從農村的包產到戶開始，市場經濟的孕育和成長，每一步都是對經濟壟斷的突破。混合所有製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進一步突破壟斷，把國有經濟從壟斷地位引向市場經濟，以削弱壟斷經濟，擴大市場經濟的範圍和影響。如果仍然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混合所有製還能起到突破壟斷的作用嗎？

十六大從股份製的角度提出混合所有製，十七大從現代產權製度的角度提出，都各有其合理性。所謂混合所有製，實際上是股份製的一種具體形式，而且是初級的股份製形式。因為國有企業吸收的主要是民有企業的資金，是壟斷資本和私人資本的融合。從股份製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它最初是因為某些大型工程如修鐵路、開展航運、造船等，單個資本家無力承擔，才出現聯合私人資本的股份製。私人資本的聯合使企業資本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是社會資本，持有股份的出資者已經遠不止是資本家，而且有大量普通勞動者。現在的許多上市公司，就屬於股份製的第二階段。再進一步就是員工持股了。

混合所有製是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的資本融合，其中還沒有民間的社會資本，所以在形式上還處在股份製的第一階段。但它的意義遠遠超過初始的股份製，因為要融合的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資本，融合過程就是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過程。民有資本進入壟斷企業，就改革的意義來說，就是要促使壟斷企業市場化，推動壟斷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問題就在於，混合所有製是否能夠承擔如此沉重的歷史任務？有人在文章裏發出“誰融合誰”的疑問，是很有道理的。是壟斷資本融合民有資本呢，還是民有資本融合壟斷資本？十五大政治報告在提出股份製時，有幾句很能表達問題實質的說明：“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增強公有製的主體作用。”我不知道民有資本在進入設想中的混合所有製時，能夠占有多大的比例。雖然有“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製”的承諾，但掌控着壟斷資本的權貴能夠放棄手中的肥肉嗎？聽說有規定進入國有企業的民有資本不得超過國有資本的百分之二三十，反正是不會讓民有資本占多數。控股權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實際上是掌握在權貴資產階級手中，意味着混合所有製——套用十五大政治報告的話——具有明顯的壟斷性，有利於擴大壟斷資本的支配範圍。這符合於“公有製為主體”的原則，卻同改革的原意背道而馳。

從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角度着眼，要使混合所有製做到推進壟斷經濟的改革，把壟斷企業引向市場經濟，就不能限製民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的比例，而應該徹底放開。不論由誰控股，國家控股也好，民有企業法人控股也好，都要實行政企分開，黨企分開，取消在企業裏“黨管幹部”的原則，嚴格按《公司法》辦事。如果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混合所有製企業必須由國家和集體控股，那就喪失了混合所有製的意義，反而助長了壟斷經濟。

（二）員工持股

《決定》提出“允許混合所有製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員工持股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相當高度後必然出現的經濟現象，應該在全社會範圍裏提倡，凡是有條件的企業，都可以試行員工持股。混合所有製企業可以，國有企業、民有企業也可以，不應該只限製在混合所有製。實際上，自十五大提出“可以大膽利用”股份製、國企普遍進行股份製改革後，許多地方都開始了員工持股的試點，有的省市製定專門的細則，對員工認購股權的原則、員工股的比例等作出具體的規定。但指導思想上對員工持股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缺乏正確有力的引導。如有的國有企業從國有資產或歷年積累的公益金中劃出一定比例，作為員工股金的一部分，這本來是合情合理的措施，卻被高層指斥為“國有資產流失”、“違反國家政策”，“應迅速予以糾正”。而有些國有企業強迫員工出資購股，不認股者便勒令下崗，卻得不到妥善處理。山東諸城上世紀在國有企業改革時推行員工持股的股份合作製，受到許多非難。這些經驗教訓，至今沒有很好總結。現在，員工持股已被寫進《決定》，為了切實履行這個承諾，很有必要在理論上提高對員工持股的認識，以免再次走上歧途。

員工持股是企業股份製的內化，體現了資本揚棄的深化。所謂資本揚棄，指的是資本有着與生俱來的可揚可棄的雙重品格。一方面，它是生產發展和社會文明的槓桿，具有進步性、社會性；另一方面，它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工具，具有剝削性、私人性。社會生產力的持續提高，意味着資本的不斷揚棄——發揚其進步性、社會性，捨棄其剝削性、私人性。股份製的發展，生動地展現出資本的揚棄過程：初始的股份製，即資本家的資本聯合，使私人資本帶有社會資本的形式；股份的社會化，即社會公眾參與持股，使私人資本轉化為真正的社會資本；員工持股，由員工持有部分股權，到企業全部產權歸員工所有，使資本的剝削性、私人性由逐步削弱到最終消除。

當然，企業員工由持有部分股權到占有全部產權，將是一個緩慢而漫長的過程。它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的高度發展和員工的高度文明。因此，在開始實行員工持股的時候，員工所持股權份額必然比較少，但對企業所有製的變革，卻具有本質性的重大意義。從理論上考察員工持股的發展前景，它可以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巨大變革：1、員工持股實現了工人階級有產化，工人從無產者轉化為有產者。產權使他們享有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監督檢查和利潤分配等權利，成為企業的主人。同時，這也使他們具有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2、股權構成普通員工和資本所有者、經營管理者的共同利益，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企業的生態，誠如《決定》所說，“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共同利益的合作取代了不同利益的矛盾。3、隨着員工股權的不斷擴大，他們在企業裏的其他權利和作用也將日益增加，使他們不僅在物質利益上接近資本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而且在知識、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別，也將逐漸消除，這就為社會公平化創造良好的條件。4、員工持股也使他們勞動的性質產生質的變化，由僱傭勞動轉變為自由勞動。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小生產者的勞動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生產工具和勞動方式。資本的出現有力地排擠了這些落後的生產方式，使他們成了為別人勞動的僱傭工人，員工持股則使他們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實現為自己勞動的自由。5、員工持股使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從私人獨占發展為勞動者聯合占有。生產關係的質變，將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又促進員工持股的深化。這兩者的相互推進，對於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都將直接間接地產生積極的影響。

關於員工持股的這些理論推測，似乎過於理想化，可能會有“痴人說夢”之譏。但我認為，在指導思想的認識上，應該有這樣的高度，給予充分的重視，“取法乎上”，才能比較完滿地實現這個設想。

（三）文末贅語

《決定》寫進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有它的積極意義。但在貫徹推行的過程中，有必要釐清它們的理論涵義和實踐界限，否則就可能走上歧路進錯門，不但無助於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洪流，反而會阻遏改革的深化。不知高層有沒有悟到這個道理？

一個多月來，我寫了八篇關於三中全會的札記，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本來還想就金融、法治等問題再寫一些，但一則我對這些問題缺乏研究，淺層次的話，過去都說過，深層次的話，我說不了，要說也說不好；再則八篇寫下來，已經感到絞盡腦汁，疲憊不堪，腦力和心情，都不允許我再寫下去了，就此打住也許是我的最佳選擇。

鑑於三中全會後輿論界一片令人陶醉的頌歌，我有意地把札記的重點放在指導思想的不足上。其中許多觀點曾經在過去的文章裏論述過，現在再從談論三中全會《決定》的角度加以闡釋，一孔之見，未必確當。但如能引起更多的人思考這些問題，討論這些問題，使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軍，獲得更準確的理論指導，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了。

2013年12月17日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哲學存在的錯誤

作者 楊增憲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在揭露資本剝削現象的同時，把資本合理盈利完全歸為剝削所得的觀點卻是不成立的，其壹般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皆存在內在缺陷。這些理論缺陷是怎樣存在於馬克思嚴謹理論體系中呢？本文將用“超質勞動”、“集成勞動”等概念給予合理解釋。文中將重點結合馬克思發現的“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規律、“相對剩餘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在肯定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合理內容同時，指出其否定資本家創新勞動的片面性以及“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的錯誤。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內容非常豐富，不是壹個簡單否定或肯定的問題。馬克思把資本剝削現象絕對化，認為資本本性是剝削、完全是靠剝削增殖的觀點，卻是不成立的。相應地，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模式皆不成立。我們前文在闡述僱傭勞動非剝削本質、肯定資本家勞動對資本增值的貢獻時，實際上已初步解構了馬克思的剝削與剩餘價值理論，並觸及到這壹理論科學部分與缺陷部分之間的矛盾。

壹直以來，批評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的學者都面臨這樣的困境：發現其中的缺陷不難，但準確把握、解析其缺陷癥結所在，特別是要回答這樣的質疑——以馬克思理論推導之嚴謹，其剩餘價值論何以會存有矛盾呢？——卻難之又難，以至最終只能望而興嘆、無功而返；馬克思的理論困境往往演變成批評者的闡釋困境。當然，這壹困境對我們來說已不復存在。馬克思剩餘價值論之所以存有缺陷，概括說來，有兩方面原因：從主觀方面講，是馬克思既有剝削理論定勢約限，使他對推理過程的矛盾渾然不覺；從客觀方面講，則是馬克思相應勞動概念的缺失，使他無法把握資本主要靠創新勞動盈利的真實過程、無法劃清資本合理盈利與剝削牟利的界限。本文中，我將運用拙着原創或重釋的勞動概念，正面切入，系統破解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的內在矛盾，並對其成因探源溯流、給出合理闡釋。其中，包括梳理其否認生產力創新勞動的理論：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

本文採用的“盈餘價值”概念，指資本正當盈利；採用的“相對剩餘價值”概念，系馬克思原有概念，指資本家通過提高生產力，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生產的剩餘價值。它與另文採用的科學的“相對剩餘價值”概念內涵不同。本文討論前提仍設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都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的理想狀態下，資本家沒有因勞動力過剩剝削工人的條件。但當涉及資本剝削時，則不受這壹條件約束。同時，為論述簡捷，設企業雇員只有工人，資本家自有資本、機器、土地，這樣，不涉及機器折舊、資本利息或地租、稅費等等價值轉移或經營成本因素，而把企業盈餘價值直接理解為資本利潤。

幾個與剩餘價值理論相關的勞動概念

為便於對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內在矛盾成因的探究、解析，我這裏重釋壹個老概念、引入兩個新概念。後文的分析會證明，這些概念，既與馬克思剩餘價值論內在缺陷相關，也是突破這壹理論“圍城”的關鍵工具。

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原理是正確的，但其“商品價值實體”論卻不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1]“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2]。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規定為“商品價值”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正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繫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壹]交換價值的尺度。而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譬如，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譬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彷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二]

馬克思的“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概念非常有闡釋力，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復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復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復雜勞動。同時，儘管復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復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3]。這樣，復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餘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闡釋局限，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復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復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藉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復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採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4]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或企業家、其它組織者）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雇員（成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復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儘管不直接參與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着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壹般剩餘價值理論解構

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模式是這樣的：

（僱傭勞動）工作日

1—————————2—————————3

必要勞動 剩餘勞動

（工人獲酬勞動） （資本家盈餘勞動）

眾所周知，“必要勞動”、“剩餘勞動”是馬克思揭露資本剝削勞動“秘密”的關鍵概念：因為工人工廠“必要勞動”時間少於工廠僱傭勞動時間，“剩餘勞動”時間便被資本家剝削了。顯然，如果馬克思的這壹模式成立，那資本家就沒什么正當的盈餘價值可言了，“資本家”只能永遠作為“剝削者”的代名詞。壹直以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儘管備受質疑卻難被否定，就在於這壹模式已根深蒂固地烙在人們心中，形成認識定勢了。我們只有結合客觀事實，從概念設定到理論構成全面解析並揭示其固有缺憾，才能使人們擺脫由它所形成的認識定勢。但我的這種解析解構，並不意味着否定剝削事實的存在，而是要用修正的剩餘價值理論模式更準確地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

壹、理想市場狀態下“壹般剩餘價值模式”不成立為準確地把握馬克思的理論，先將《資本家》中的壹段相關論述引用如下：

“工人在勞動過程的壹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因為他是在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下進行生產，所以他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而是在某種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紗)上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相等的價值，或者說，同他用來購買生活資料的貨幣相等的價值。他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這取決於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也就是取決於每天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並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着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餘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餘勞動。”[5]（其下引文凡出自該處，不再註明）。

馬克思的這段被教科書經常引用的、人們耳熟能詳的論述，闡述了由“必要勞動”、“剩餘勞動”劃分構成的剩餘價值理論。由於這壹劃分表面上符合工廠勞動實際——工人在壹線勞動、資本家不直接從事勞動；勞動成果工人拿去壹塊，資本家留下壹塊 ——所以，馬克思這壹模式很容易被接受。同時，相對於《資本論》中其它艱深理論，馬克思的這段論述闡釋流暢、讀者接受順暢，這也是它壹直被視為不刊之論的重要緣故。但若深入探究，於無疑處生疑，問題便出來了。如我們已指出的，在理想市場狀態下，這壹模式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原因，不是資本家不是、或不想當剝削者，而是工人不允許資本家剝削，不可能接受所謂“必要勞動”作為工資標準。

所謂“必要勞動”，這裏是指勞動力再生的平均成本。假設工人1天平均需1銀元換1筐蘿蔔才能生存，那麼，1銀元就是工人生存的“必要勞動”成本。馬克思的這壹概念，也是從其商品價值實體論中推出來的——勞動力是商品，其價值實體便也是“必要勞動”——而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時，與壹般商家不會按成本出售商品的道理相同，工人也是不會考慮其勞動力“再生”成本的；他們的工資，只能以其自主勞動創造產品的交換價值為基準。譬如，工人自主勞動，１天可做2把椅子、換2銀元，那麼，他的工資要求就要等於、高於2銀元，而絕不會傻到只要1銀元。不僅如此，工人甚至不會允許資本家在僱傭環節上剝削勞動，他們壹旦發現增加了勞動強度、延長了勞動時間等等，便同樣會辭職單幹。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壹天僱傭勞動獲酬，便等於（甚至大於）他壹天自主勞動的交換價值。這也就是說，工人獲酬的勞動，就是其付出的勞動，其間沒給資本家留下的“剩餘勞動”。如下圖所示：

工人付出勞動

1—————————2

工人獲酬勞動

當然，這種情況也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沒有盈利可賺，資本家是不會投資僱傭工人勞動的；而現實中的資本家，即便在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難以剝削工人勞動的情況下，依然可獲得壹塊“盈餘勞動”。那麼，這塊“盈餘勞動”是哪裏來的呢？或者更直白地說，在資本家無法剝削工人勞動條件下，他的盈餘價值是從何而來呢？我們的答案是：資本的盈餘價值是由工人工廠超質勞動增創的。下面是前文剛用過的資本壹般盈餘價值模式：

既往，人們往往誇大“僱傭”的功能。其實，“僱傭”本身只是社會勞動的交換或占有方式，它並沒有增加勞動或提高工人勞動創造力的特異功效。譬如，工人過去1天可做2把椅子，絕不會因為被僱傭，就能1天生產12把椅子。因此，如工人在工廠1天生產出12把椅子，根據“勞動創造價值”原理推導，惟壹合理的解釋，便是工人勞動不是工廠勞動的全部，在工人勞動之外、還存在着其它導致生產力提高的勞動。真實情況我們已知道了：工廠勞動是包括工人勞動在內的“集成勞動”；在集成勞動中，資本家發揮組織決策指揮作用；工人在集成勞動因素支持下，操作機器、從事超質勞動，大幅提高了生產能力。由於超質勞動增創出壹大塊超出工人勞動價值的價值，使資本得以獲得壹塊盈餘價值。這樣，追溯下去，資本盈餘價值原本就來自資本家的勞動，它是資本家在工廠集成勞動中付出的勞動；壹旦減去工人“獲酬勞動”，它便顯現為“盈餘勞動”。如下面的“資本簡化盈利模式”所示：

工廠集成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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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獲酬勞動 （資本家）盈餘勞動

將“必要勞動”改為“獲酬勞動”、將“剩餘勞動”改為“盈餘勞動”，這不是簡單的概念能指的置換，而是所指內涵的“脫胎換骨”；它引入的是壹個新的資本盈利模式，是壹個經得起實證驗證、科學推敲的理論模式。

二、壹般剩餘價值論中內在缺陷溯因

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模式不成立，關鍵在於他把資本家的勞動完全排斥在外了。馬克思實際上是承認“資本家也進行勞動”[6]的事實的，他關於資本家勞動是行使資本職能的立論也是很精闢的。但為什麼在剩餘價值理論中，他卻將資本增值與資本家勞動完全割裂開來了呢？原因是復雜的。就剩餘價值論立論本身而言，關鍵還與相關“勞動”概念缺失相關。

馬克思認為“剩餘勞動”是屬於工人的，這就意味着工人勞動創造了工廠全部勞動產品。但實際上，工人並不具有這種能力，而僱傭本身，不僅不能提高、還可能大大降低工人勞動質級：“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 [7]。馬克思還曾模擬資本家口吻教訓工人：“工廠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極低級的熟練勞動……。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機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6個月就可以教完，並且任何壹個僱農都可以學會”[8]。儘管馬克思這裏有反諷意味，但不幸的是，“資本家”所說確是事實。資本家基於這壹事實，獨占工廠超質勞動增創產品價值的理由不成立；但否認這壹事實，把屬於資本家的“盈餘勞動”全部歸為“剩餘勞動”的剩餘價值理論肯定也不成立。

實際上，如果馬克思堅持他的“復雜”、“簡單”勞動理論，那麼，本身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只能創造低量或低質產品，工廠生產的高量或高質產品便不應全歸於工人勞動了，其剩餘價值論便會面臨某種闡述困境。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復雜”、“簡單”勞動概念固有的闡釋局限，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壹直採用同質、無差異“勞動”概念，以致於對工人自主勞動與工廠勞動間的巨大差異毫無覺察。

前面引文中，馬克思闡述“必要勞動”時還有這樣壹段論述：“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麼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馬克思這裏關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預設，表現出他理論思維壹貫的嚴謹性與科學性[③]。馬克思強調這壹預設條件，表明他相信工人僱傭前後從事的是無差異勞動。即是說，客觀存在着這樣的條件，使工人在單位時間內“為資本家勞動”與“獨立地為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相同。如果馬克思這壹預設條件存在，其剩餘價值論當然成立了。譬如工人在工廠勞動或獨自勞動2小時都可生產2把椅子、換2銀元滿足自己生存的“必要”需求，那麼，其餘的10小時，獨自時是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勞動，在工廠便屬於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了。但如上文剛推導過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工人不會傻到把屬於自己的10小時勞動白送給資本家。而工人之所以被資本家僱傭，就因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的。換句話說，就是工人在工廠“為資本家勞動”和“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其他條件”是不可能相同的。

這裏的關鍵，不是工人“為”誰勞動——為資本家、還是為自己——而是工廠勞動的條件，包括大機器，包括組織協作勞動、提供技術支持的管理科技系統等條件，或馬克思提到的“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等等，都是工人獨立勞動所絕對無法具備的。正因如此，儘管從表面上看，被僱傭前後都是工人在勞動、工人都是勞動主體，但實際上，此“勞動”非彼“勞動”、此“主體”非彼“主體”。如曾反復說過的，工廠勞動與工人自主勞動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它們並非同壹主體在從事同樣性質、質級的勞動：工人自主勞動，自己是勞動主體；工廠勞動則是集成勞動，工人只是集成勞動主體之壹，資本家是集成勞動的核心主體；工人自主勞動，從事的是低質勞動；工人工廠勞動，則是操作機器、彼此協作、在工廠生產管理技術系統助力下從事超質勞動。概言之，工人被僱傭前，是以個體勞動形態從事低質勞動；被僱傭後，是在工廠集成勞動形態下，從事發揮高質勞動功效的超質勞動。

馬克思由於缺少“集成勞動”概念，無法確認資本家高質勞動存在的事實，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無法確認工人依然從事低質簡單勞動的事實，所以，馬克思無法揭示工人工廠勞動與工人自主勞動的本質區別，把資本家的勞動貢獻從中解析出來。實際上，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能使生產效率大幅提升，能增創出十倍、百倍於個體勞動的產品價值，才可能實現僱傭勞動勞資雙贏的結局。馬克思關於僱傭勞動可以“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價值增殖”，成為“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9]的論述，也只有這樣理解才是真實的、合理的。

三、壹般剩餘價值修正模式

我們解析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理論，並不是完全否定其資本剝削理論。必須看到並承認，資本家從事勞動與從事剝削這兩種行為是完全可能、甚至經常伴生並存的。我們不能因為否定其剝削行為便否認其勞動付出，當然，也不能因肯定其勞動付出便否認其經常、甚至必然存在的剝削行為。

剝削，即無償或低償占有工人勞動，這對資本家而言，當然是最省事的盈利路徑，如馬克思所說：“剩餘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着資本家”。何況，在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資本剝削勞動幾乎是完全“合規範”[四]的行為——就像普通商品過剩商家會“不惜血本”賤賣壹樣、當勞動力商品嚴重過剩時，資本家必然也要“賤買”。在理想市場經濟狀態下，工人還可以個體自主勞動生存，但隨着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喪失自主生存條件變成無產者的僱傭工人，便只有接受生存成本線上的工資條件，把自己“賤賣”。譬如，當工廠生產效率百倍提高、工人1天做2把椅子只能換0.2銀元時，資本家開出的１銀元、甚至低於1銀元的工資他也會接受——除此之外，已別無生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剩餘勞動”概念便獲得現實性品格，資本家的確會無償、低償獲得壹塊“剩餘勞動”[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模式就能成立了嗎？回答仍是否定的。

這裏的關鍵依然是：“剝削”本身，只是不公平的社會勞動交換或占有方式，本身並沒有提高生產力的特異功效。因此，資本可借剝削剩餘價值獲得更多增值，資本家卻不可能憑剝削提高工廠生產力、在市場競爭中存續。譬如，工人操作機器1天可做12椅子，資本家即便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也只能使工人多做3-5把椅子。當然，在其他資本家拒絕剝削的情況下，從事剝削的資本家可憑這3-5把椅子獲得超額剩餘價值，在競爭中獲勝。但是，當所有資本家都從事剝削時，這種“優勢”便必然徹底消失了。因為馬克思所謂的“必要勞動”，實際上也是資本剝削競爭的底線。壹旦越過這條底線，勞動力不能再生產，資本也就喪失了存續基礎，所以，即便個體資本家對此置若罔聞，法律最終也要把這條“越界”競爭的路堵死：“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廠法規定”，就把此前12小時甚至更長的工作日時間，“最終限制為10小時”[10]。這就是說，資本家剝削“剩餘勞動”的手段有效，卻也有限，僅靠此盈利競爭，壹旦其他資本家採用先進機器，生產效率十倍、百倍地提高，他的剩餘價值便會“從有到無”變成了“虧損價值”，企業只有倒閉壹條路。那麼，資本家怎樣才能既剝削勞動，又能在競爭中存續呢？別無他途，依然只能自己勞動。換言之，在工人可能接受剝削的情況下，資本家想實施剝削，自己首先也要勞動；資本家如果不能通過創新生產力使企業生存下來，所謂的“剩餘勞動”也就無法榨取。

現在，再回到馬克思的壹般剩餘價值模式，我們就會認識到，它的缺陷，並不是“必要勞動”、“剩餘勞動”概念絕對不成立，而是它們的適用條件、所指對象存在問題。在資本不存在剝削的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肯定不成立、其“剩餘勞動”應是屬於資本家的“盈餘勞動”；在資本存在剝削的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剩餘勞動”概念成立，但這兩個概念不能涵蓋整個工廠集成勞動，它們的外延只能是屬於工人勞動貢獻的部分。因此，正確的剩餘價值模式，必須把資本家的勞動包括進來，據此，“壹般剩餘價值修正模式”應如下圖所示：

工 廠 集 成 勞 動

1--————— 2 —————— 3 ————— 4必要勞動 剩餘勞動 盈餘勞動

（僱傭獲酬勞動） （僱傭無酬勞動）（資本家勞動）註意，這裏的“勞動”，不是以“時間”為單位，而是以“量值”為單位。模式中的“剩餘勞動”屬於“僱傭無酬勞動”部分，這就清楚地顯示出它的剝削本質。在工人被嚴重剝削的情況下，“僱傭獲酬勞動”便會降到“必要勞動”水平上（只是這種情況未必常態存在，所以，還是用“獲酬勞動”概念為宜）。這樣，馬克思“必要勞動”、“剩餘價值”概念，經重新確定內涵、縮小外延，它們便成為揭露資本剝削行為的科學概念了。關於資本如何在獲取盈餘勞動的同時剝削剩餘勞動，我們將在另文討論。

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解構

馬克思的相對剩餘價值概念，是直接建立在生產力提高基礎上的。如前文所述，馬克思論述的資本獲取“相對剩餘價值”路徑有兩條：壹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壹是“獲取超額剩餘價值”，兩條“路”皆靠生產力創新。根據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原理，因生產力創新而獲得的盈餘價值，理應歸包括資本家在內的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而不應全視為剝削工人的“相對剩餘價值”。馬克思若要證明這塊盈利的剝削性質，便應證明工人是生產力創新勞動的惟壹主體。但馬克思揭露的僱傭勞動事實卻恰好相反：“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條件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與工人相對立，……與工人無關”[11]，工人的活動必須服從資本家的意誌[12]，“壹切資本主義生產……都有壹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13]。處在這種被動、異化地位上的工人，怎能成為生產力創新勞動的惟壹主體呢？這樣，無論基於經驗判斷還是理論推導，只要深入分析下去，馬克思的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都是有嚴重缺陷的。但令人難解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論述中，卻似乎並沒因此陷入闡釋困境中。為什麼會這樣呢？回答這個問題，便必然要涉及到與生產力相關的兩大價值規律。

壹、“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規律我們追問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是因為先進生產力可提高勞動質級、增創價值，由此揭示並肯定資本家的貢獻及相應盈利的非剝削性。但如果生產力變化與勞動總量、與商品價值無關的話，我們的追問便失去了意義。且看馬克思的論述：

“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14]。“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15]

馬克思的這段經典論斷是否成立呢？回答是肯定的。儘管產品內含的勞動量不直接等於商品價值量，但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其內含的必要勞動量的確決定着商品交換價值量，而生產力進步、單位時間內產品產量倍增、產品內含必要勞動量減少，“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便必然作為客觀規律顯現出來。下面不妨再援例說明：

設市場供求動態平衡條件下，甲、乙、丙、丁皆從事簡單低質勞動。甲1天勞動收穫1筐蘿蔔、等值1銀元；蘿蔔作為乙等生產椅子的等價物或交換價值單位。隨着生產力的提升，椅子的交換價值會發生如下變化：

生產力水平較低階段：

乙、丙、丁各操作壹代機器生產10把椅子時間為7、6、5天，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6天[⑥]；

10把椅子換甲的6筐蘿蔔，即：10把椅子 = 6銀元；乙等1天平均獲利等於甲1天獲利，皆為1銀元。

生產力水平較高階段：

乙、丙、丁各操作二代機器生產10把椅子時間為3、2、1天，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2天；

10把椅子換甲的2筐蘿蔔，即：10把椅子 = 2銀元；乙等1天平均獲利等於甲1天獲利，皆為1銀元。

從上例可以看出，具有同樣使用價值的椅子，伴隨生產力的提高、產量增加，交換價值也從6銀元降到2銀元，呈反比趨勢。而從事先進生產力勞動的乙、丙、丁等人，1天內平均獲得的交換價值也與從事落後勞動的甲相等。造成這兩項結果的直接原因，便是由於生產椅子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後，乙、丙、丁與甲付出的必要勞動量仍相等的緣故。這壹規律，通俗地講，就是機器越先進、產量越多、商品越便宜，它也是符合市場經濟實際情況的。

二、生產力創新勞動是怎樣消失的？

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創造屬人世界的能力，它的提高只能依靠人的勞動，而且不是重復性的低質勞動，只能是創新性的高質勞動。既然如此，這種創新勞動便肯定要表現在先進生產力所創造的產品中。但為什麼上述實例中卻看不到這壹點呢？為什麼會出現生產力變化，勞動總量、商品價值總量不變的這種“反常”情況呢？這種創新勞動究竟到哪裏去了呢？應當說，這是《資本論》中最隱蔽、最難發現或發現後最難破解的壹個問題了。

所幸的是，“超質勞動”概念所獨具的闡述功能，使我們可以順利破解這壹難題。只要我們把工廠超質勞動演變過程還原，“消失”的生產力創新勞動便會清晰地凸現出來。我們知道，生產力創新勞動主要物化在新機器上，並體現在工廠超質勞動中，使工人低質勞動能發揮高質勞動功效。工廠超質勞動分解開來便是“操作低質勞動+創新高質勞動”。由於創新勞動是壹次性地物化在機器上，隨着其勞動量值不斷轉移均攤到產品[七]上，工廠超質勞動最後便會只剩下“操作低質勞動”了，這就導致了生產力創新勞動“消失”的情況。譬如，手工製作1把椅子需7天時間，工人操作機器7天可生產10把椅子。設發明機器勞動折合低質勞動1000天（即假設學習、發明、製作機器用了1000天），每把椅子的勞動含量為“操作勞動時間+1000天/N（椅子總量）”。當椅子產量很少時，這種發明創新勞動不會“消失”，而會凸現出來。譬如只生產100把椅子，每10把椅子生產時間為（1000/100X10+7）107天。但當機器生產1萬把椅子時，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為（1000/10000X10+7）8天；當機器生產10萬把椅子時，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為（1000/100000X10+7）7.01天；其後，椅子轉移的創新勞動量趨零[⑧]，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就也是7天了。由於商品交換以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椅子的平均生產時間降低，其交換價值必然降低。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進步便自然與產品內含勞動量、及其商品價值成反比了。但這是由於創新勞動在N次轉移後消失的緣故，而並非是因為創新勞動未曾發揮作用。

馬克思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所以，他只看到生產力變化，勞動總量、商品價值總量不變這壹規律，卻沒看到背後生產力創新勞動客觀存在及其“消失”的過程。正因如此，馬克思雖然承認“12個人在壹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壹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16]（這是工廠協作提高生產力的結果），但由於“就商品價值的生產來說，勞動過程的任何質的變化，看來是沒有關係的……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17]，資本家創新勞動（組織協作）的貢獻便自然被排除在外了。可以說，正是這壹“生產力進步與商品價值成反比”規律，在某種程度遮蓋了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的缺陷，成為支持其剝削理論的立論根據。

三、“相對剩餘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

儘管生產力進步，商品價值總量不變是合規律性現象，但這並不妨礙資本的盈利，不妨礙資本家在盈利目的驅動下去創新生產力。那麼，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與“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規律同時存在的，還有“相對剩餘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18]。而這兩大規律，皆為馬克思所發現、所承認。這可能使人生惑，感到其間存在某種矛盾。其實不然，馬克思剩餘價值論中的確存在許多闡釋矛盾，但這兩者卻不矛盾，因為它們揭示的是不同向度、不同對象身上的規律：生產力與商品價值成反比，是歷時性向度上、存在於異類產品中，揭示的是生產力發展導致商品內含必要勞動量減少、商品交換價值降低的規律；生產力發展與“相對剩餘價值”成正比，是共時性向度上、存在於同類產品中，揭示的是創新生產力的資本家，因其生產的同類產品量值正比增加、交換可獲“超額剩餘價值”或相對盈餘價值的規律。兩者共同揭示的，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從盈利最大化動機出發，促進生產力不斷發展，最終卻使商品交換價值不斷下降的“背反”規律[⑨]。準確理解這壹“背反”規律的關鍵，便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

在歷時性向度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動態存在，作為衡量商品價值的尺度，它必然隨生產力進步反比地縮小。如馬克思所例舉的，“在歷史上，鋁的價值曾經高於黃金的價值，隨着鋁的生產工藝的改進，成本大大下降，其價值也降到黃金價值以下”[19]。但在共時性向度上，同類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卻是相對靜態存在，它不因個別生產者生產力提高而即刻提高。這樣，在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等勞交換中，創新生產力勞動者可因產品產量較多、單位產品勞動時間較少而倍增利潤；落後生產力勞動者可因產品產量較少、單位產品勞動時間較多而倍減利潤。但這種共時性盈利差距不會靜態地長久存在。創新生產力勞動者為增占市場份額，會降價促銷，逼迫落後生產力勞動者退出市場；隨着後者被淘汰，或發奮創新進入更先進生產力勞動者行列，該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然大大縮短，大家又圍繞新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展開新壹輪競爭……。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偉大貢獻，就在於發現了這壹規律。現將馬克思的那段經典論述再引用如下：

“如果壹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就會生產出6先令的價值。假定在壹定的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在這12個勞動小時內製造12件商品……6便士是加工時新加進的價值。現在假定有壹個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壹倍，在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不是生產12件這種商品，而是生產24件……3便士是最後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生產力雖然提高壹倍，壹個工作日仍然同從前壹樣只創造6先令新價值，不過這6先令新價值現在分散在增加了壹倍的產品上。……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於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但是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它的個別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它的現實價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因此，如果採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按1先令這個社會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末他的商品的售價就超出它的個別價值3便士，這樣，他就實現了3便士的超額剩餘價值。但是另壹方面，對他來說，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現在表現為24件商品，而不是過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賣掉壹個工作日的產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銷路或大壹倍的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價格，才能獲得較大的市場。因此資本家要高於商品的個別價值但又低於它的社會價值來出售商品……，這樣，他從每件商品上仍然賺得1便士的超額剩餘價值。……因此，……每個資本家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機。

……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採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餘資本家，可以在壹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餘勞動。他個別地所做的，就是資本全體在生產相對剩餘價值時所做的。但是另壹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採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餘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採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採用新的生產方式。”[20]

如再援用前例闡釋，那麼，在壹代機器時，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6天，等值 6銀元。其中，乙、丙、丁每天分別獲利為0.85元、1元、1.2元。機器先進的丁，獲得0.2元相對盈餘價值即馬克思說的“超額剩餘價值”；機器落後的乙，則獲得0.15元相對虧損價值。在二代機器時，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2天，等值 2銀元。其中，乙、丙、丁每天分別獲利為0.66元、1元、2元。機器先進的丁，獲得1元相對盈餘價值即馬克思說的“超額剩餘價值”；機器落後的乙，獲得0.34元相對虧損價值。在上述情況中，乙的相對虧損越來越大，若不夠支付勞動成本，便會因絕對虧損被淘汰出局。這就迫使乙創造更新、效率更高的機器，與丙、丁在三代機器上展開競爭。無論最終結果怎樣，資本家的生產力創新勞動永遠與其資本盈利呈正比。

四、解構“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

如果說在“商品價值與生產力成反比”規律中，由於生產力創新勞動自動“消失”很容易被忽略的話，那麼，在“相對剩餘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中，生產力創新勞動作為資本盈利的直接原因存在，便難以被忽略了。相應地，誰是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就非常關鍵了。答案似乎明擺着：馬克思指出，是“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21]的。上面引文中，也多次提到“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壹倍”、“採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採用新方法的資本家”等等。馬克思還提到：資本家“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22]。這些“變革”，便屬於生產力創新勞動。當然，如已闡述的，離開工人超質勞動，任何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機器或協作效能都發揮不出來，但是，發揮主導作用的只能是資本家，因為它屬於資本的權利。這樣壹來，資本因此獲得的盈餘價值就不應全歸為“相對剩餘價值”了，這便使馬克思必然要面對壹個難以自圓的闡釋矛盾、難以擺脫的理論困境。但馬克思卻沒直面這壹難題，他可能有意迴避、可能無意繞過——如我們已知道的——而把生產力創新貢獻統統歸為“無償服務”的“自然力”。自然力當然與資本家勞動無關了，因此而增創價值被資本家拿去便是“相對剩餘價值”了。但這種回答顯然是不成立的。

生產力有兩大構成要素：壹是機器，二是協作。先說機器是否“無償服務”問題。馬克思指出，如不算機器“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機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價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價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壹樣”[23]。這種解釋是不符合事實的。雖然機器可利用自然力為動力，但機器本身卻不是自然力，它是人類文化力的創造物，是發明者高技能、高學識、高智慧的勞動成果，所以，新機器應用不是無償的，而應是有償的，發明人可收取專利費便是證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曾提到“瓦特的偉大天才表現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24]。用專利保護髮明家創新勞動權益，正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關鍵條件。即便專利保護期結束後，機器可無償使用，那也屬於前人文化饋贈，而不是“自然”饋贈；假如因專利制度不完善，新機器被無償使用，那屬於發明者勞動被竊取，而不意味着機器使用“不需要代價”。值得提及的是，對於重要機器的發明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都存其名，如：“克勞生式迴轉織機”、“約翰·淮亞特的紡紗機”、“阿克萊的環錠精紡機”、“瓦特的蒸汽機”、“亨利·莫茲利的轉動刀架”等等，這實際上便是對機器發明家貢獻的充分肯定。儘管機器通常是發明家創造的，但如前文闡述的，離開資本家的支持及回報，就沒有科技家創新發明的推動力，因此，資本家同樣是創新應用機器的重要主體。

我們重點討論協作勞動方式問題。馬克思關於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 [25]的觀點，同樣不成立。馬克思指出：

工人只向資本家出賣個人勞動力，資本家“支付的是100個獨立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100個結合勞動力的價值。……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壹進入勞動過程，便併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壹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壹種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只要把工人置於壹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26]。

這裏說的很準確：工廠協作生產力得以形成和發揮，關鍵在於將其“置於壹定條件”，而這顯然不能靠“自然力”，而要靠創新勞動的“文化力”。由於工人只是“工作機體的肢體”，創新協作生產力的主體顯然不是工人。據此，資本家不向工人支付費用是可能的，這便使這種“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但馬克思稱它“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卻沒有道理，因為它首先源於資本家的勞動。讓100個工人單獨生產，可能只需要監工，但設置“壹定條件”、組織指揮他們進行分工協作生產，卻需要智慧、專業學識和管理能力，而這，恰恰是資本的權利。因此，通常情況下，協作生產力的創新指揮主體只能是資本家或其授權經理人。實際上，馬克思是承認資本家從事管理勞動的：“隨着許多僱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壹樣”[27]。既然“命令”來自資本家，“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主要源於資本家的勞動，這同樣是不爭的實事。

須補充指出的是，資本家不僅是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也是獨自承擔經營風險的社會主體。“先進”永遠相對於“落後”存在；相對盈餘價值永遠依存於相對損失價值。馬克思只肯定先進資本家“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可獲得“超額剩餘價值”[28]，卻沒提及落後資本家比較貴地生產出來的商品會出現虧損的情況。壹旦資本家應用的機器相對落後，生產效率低於平均水平，或者設置的協作“條件”不合理，工人勞動白白耗費，都必然在競爭中失敗，導致資本嚴重虧損。因此，如果說企業獲得盈餘價值是“自然力”相助“自行增殖”[29]的話，那麼，當資本家虧損時，這些相助的“自然力”哪裏去了呢？這些問題，同樣是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無法闡釋的。

馬克思之所以得出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結論，除去剝削理論定勢約限之外，還與他已看到先進生產力不能完全歸於工人勞動卻不能給出合理解釋相關。換句話說，即便沒有剝削理論，由於缺少“集成勞動”、“超質勞動”等概念，馬克思也無法從工廠勞動特殊性中合理解釋資本家的勞動貢獻。先進生產力不是資本家自己創造的，而是工廠集成勞動創造的。這之中，作為集成勞動工具、方式的機器與協作無疑是關鍵因素，作為集成勞動主體的工人、技術管理人員的勞動也不可或缺，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卻是作為集成勞動核心主體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問題是，在工廠勞動中，直接出場的通常只有普通工人和其它雇員，這樣，從勞動的直觀形式上，往往無法發現並承認“場外”的資本家的貢獻。進壹步分析，“超質勞動”缺位更為關鍵。馬克思曾多次承認資本家的勞動貢獻，也曾變相承認過相對剩餘價值源於“機器”和採用先進機器的資本家。但是，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使他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由資本家決策勞動創造、引進、形成的先進生產力是怎樣通過工人勞動增創價值的。因為把先進生產力增創價值全部歸為工人創造，於事實、道理皆不通，但若撇開工人，把工廠勞動增創價值完全歸於資本家，必將陷入更深的闡釋深淵中。

但當我們引入“集成勞動”、“超質勞動”概念之後，這個理論死結便迎刃而解了。在工廠集成勞動中，資本家從事的是引進設備、人才，創建生產管理模式，組織工廠超質勞動的決策勞動，工人從事的是由工廠管理、科技系統助力，能十倍、百倍提高生產效率、增創價值的超質勞動。由於資本家購買的工人勞動是低質級的，所以只支付低交換價值成本；由先進機器和管理支持的工人超質勞動功效是高質級的，可增創產品價值、增獲交換價值，由此產生的價值收益，絕非自然恩賜，而是資本家與工人共同勞動創造的；資本家獲取相應的部分，是不能歸為“相對剩餘價值”的。

總之，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的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民主社會主義哲學研究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民主社會主義與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 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 「專制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 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 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的。第 壹，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上臺 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槍桿 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臺執政後，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而 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 「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 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合理所有制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 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 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 註入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 五，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共 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大 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 政治制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取締自 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了。 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民主 制）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註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 制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 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 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 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 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 創造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主社 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其實，對 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臺執政，以及上臺後民主執政，都是利用了資本主義 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 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 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1895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對馬 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對民主社會 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恩格斯對無產 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鑑於此，筆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 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已經陳 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斷定，恩 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 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 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說，他們關註了前壹個問題，卻罔 顧了後壹個問題。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 （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 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入二十世紀後，壹批 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臺，議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 裏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 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 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 任何武裝的流血衝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 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 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 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鑑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來的大 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衝突頻頻發生，且愈演 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 政府與民眾的暴力衝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專制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 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鑑於此，從西 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 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 那麼，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 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政府論》，下篇）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 地奉行着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 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 設立新的保障。」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鑑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汙蔑已發展 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鑑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 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正的 『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1895年《導言》這壹重要文獻編 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牴牾。當人們發現恩格斯 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後，又把這壹思想加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 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 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 卷本《馬恩選集》）。信中對李蔔克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 斯說：「李蔔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 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 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 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 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採用。就 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頁）後來， 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蔔克 內西壹伙刪節他的文章，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 平崇拜者」而極其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 贊揚和平的、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 放棄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 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 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 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細推敲，恩格斯這 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而說的。只是，1875年馬 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 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 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這意味着民主制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 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 階級性。所以他接着說：「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 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 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 義的使命委託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8 頁）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 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 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 分階級、信仰、性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 壹種政治制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 有而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 「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或 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臺，就是 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 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並發揚光大。看來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 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篇中之 立言。此文馬克思寫於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於1890— 1891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諸於世（為什麼導師的 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 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 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 餘力地推動這篇着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臺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主政府， 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的權力是支 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麼，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 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 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 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 那麼，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制如果 存在着壹種內在的關聯，那麼，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着壹種內在的關聯。 社民黨的執政，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臺。 政黨、政治、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 思階級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後，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 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只要有 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然看到工人階 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 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政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煳，國家， 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 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 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 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 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是要消滅的，只是當時歐洲還有很大 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 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註入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 濟關係。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戰略 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於，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剷除資本主義私有制， 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麼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年社民 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制企業。由於企業效率 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閣，離開了執政舞臺。 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 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 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 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 去創造儘可能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 民黨保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 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分配 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當作是 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闢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深化 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壹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 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制為主，才能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 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 規律。

私有制為什麼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在西 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財產所有權： 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 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臺， 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 的中共與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也另擇新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 舞臺，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 權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且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越，即能 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還可以加 上瑞典等國）公有制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公有制的弊端比私 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 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 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制的體制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十三 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準備階段」。 此說的潛臺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 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得有多長？有什麼標準 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 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制+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 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復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的 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社會 所有制）。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制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還 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製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股份制 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對其 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到壹 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制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 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第502頁）「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結論。

然而，股份制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制或共有制，而 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者說，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制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介紹「差異 共有制」與「無差異共有制」兩個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 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 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 異共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 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徵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 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 直接掛鈎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 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 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 壹直是維繫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 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 有制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 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 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 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 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 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 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 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 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着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 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 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 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 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 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 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 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共 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屬於私有制範疇。根據馬克 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制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於消滅；根據差 異共有制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障。這壹點，已被馬克 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股份制是特殊形式的 股份制，它的基礎是公有制而不是個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股份制。 鑑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 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託的代表，而不是 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 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 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 （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 着股份制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 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 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但還未進入 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不但缺乏史料 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的論 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馬克思主 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着諸多 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在若乾重大 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有化體制，馬克思主義與列寧 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 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 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 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 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 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 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正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 義，我們到哪裏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 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 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 恆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 路。

馬克思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儘管馬、恩在世時同意使用「社會民主黨」 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也可以推論，如果馬、恩能活到二十世紀，亦 會開創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兩種涵義。壹是共產。就是剝奪 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國家所有。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共產」大 為擴大，擴大到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如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財 產；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大件農具；取締任何形 式的私人經營。可以說，共產得很徹底。文革期間，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 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圈地 運動，政府竟動用暴力和黑社會勢力強拆民房，強占農民耕地。報載（《第壹財 經日報》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國各級政府土地出讓 收入總額達近13萬億。透過這壹數字，包含着多少弱勢群體的血和憤！雖然2008 年國家出臺了物權法，但公民的財產仍無保障。在為政者的眼裏，「共產」是不 犯法的。共產的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權貴階級，他們無所不有，無所不為。有人指 出，共產黨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此言乍壹聽來，猛然壹驚。但正本清源，反省歷 史，恐怕不是向共產黨潑汙水，而是名副其實。而且，「共產」只是它所犯罪行 的壹個方面耳！如果壹個惡黨、惡政府執政，那麼，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破 壞，比社會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厲害幾萬倍，幾萬萬倍，……。共產主義的另壹種 涵義，是壹種理想社會，其實是壹種烏托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 綱領批判》等着述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是壹個自由人的聯合 體（那時國家已經消亡，所以稱「聯合體」）。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 等。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只有不斷地進步，沒有終極目 標，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再走向合 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統 壹時期。時間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 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 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李蔔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 「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 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年第壹國際解散。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 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成立（ 1919年）至蘇聯解體（1991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經歷了 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幟，謀求 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臺 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3月，以 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與考茨 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 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 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 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34個，有德、 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競選中先後上臺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 的成效。

從1949年到1991年蘇聯劇變，40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煌時曾發 展到150個左右，執政的有16個。由於體制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大失誤，致使 19 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出現了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 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 有40多個社會黨上臺長期執政，且效果顯着。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 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會黨已達151個，至2003年，已達169個。社會民主主義的 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後，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 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 至今。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開始對話與 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對於共產黨，總結 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人借鑑學習的朋友，應求 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經 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是共產 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得國家政權與 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 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 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 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採取 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會裏，依然鼓譟暴力，可能會被當 作笑談。我們不應當崇拜暴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 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 權、革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 權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 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滿 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着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制主 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 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力革命」，視「和平 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 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 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共產黨 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民主制不 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 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列 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制，把它說得壹無是處，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 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 50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 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殺。至80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 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 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憑於資本主義民主制。首先，資本主義民主 制容納了社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 其他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對 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本主義 民主制，而是尊奉這壹制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 這壹制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 制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制，不可能把議會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 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 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上， 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 本主義民主制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 深思。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 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 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制都 曾作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人 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 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 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 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 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這麼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 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根拔除？ 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剝奪資本，消滅 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馬克思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 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 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 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麼？說復雜些可 以寫壹部專着闡述之；如果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 興趣；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 政府包辦，勞動者不過是官家的僱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繫， 與生產成果也切斷了聯繫。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繫， 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 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體 制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抱負。每個人 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壹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 能苟安地活着。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 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着公有制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 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 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 須突破陳舊、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 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 私有）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制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 掛的是什麼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麼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日 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共享。對此， 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 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制的國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 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 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 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 產由妳，分配由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 大降低行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 大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質上，它應當有多項 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理規範是否得 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體腦勞動與貧富差 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否和諧。總 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 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 方面鑑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 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超越。

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歷史。 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王若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被誤解的馬克思

現在再來看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是壹個馬克思遭到嚴重誤解的領域。

為甚麼會誤解呢？ 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經做了幾十年，為甚麼還有誤解呢？ 馬克思的經濟學是較少受到誤解的，因為馬克思有三卷《資本論》擺在那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有誤解了，因為馬克思講得少。哲學呢？ 我們過去受蘇聯影響，只讀恩格斯和列寧的幾本書，很少讀馬克思原着。馬克思早年鑽研哲學，寫過壹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後來他把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學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遺着只是到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才發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的《1844 年哲學手稿》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些列寧都沒有讀過。不能說列寧對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說了。斯大林有條件讀到上述的馬克思着作，但他根本不重視，也不知讀過沒有。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又是受蘇聯影響的。我們長期跟在蘇聯後面，把列寧主義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的合法的繼承和發展。這個影響時間是很長的。

為了說明列寧的哲學思想同馬克思的不同，讓我們先從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談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壹句話來概括，就是： 意識是物質的反映。這個命題好象沒有錯，難道馬克思不是也這樣說嗎？ 問題就出在對“反映”的了解。

列寧是把這個詞和“攝影”“復寫”的同義詞來使用的？ 他在書中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聲明“反映”和“攝影”“復寫”有什麼不同。這種認識論，是常識的唯物論。在中國，由於多年來照抄蘇聯的說法，學校和課本中都是這樣講的，所以許多人也就以為這就是馬克思的哲學。

列寧反復強調，認識的對象，即客體的存在，是獨立於人之外的。這種話只有在壹定條件下才是對的，但不能成為壹個普遍的命題？ 它否認了“人化的自然” ( 馬克思語) 。我面前的這種桌子，當然是獨立於我的意識而存在的？ 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來的。造第壹張桌子的人，總要事先有壹個設想，也就是桌子的觀念。馬克思指出，人的勞動的特點，就在於他在製造壹件產品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的結果在壹開始“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經觀念地存在着。” (《馬恩全集》23 卷202頁) 。不僅桌子，所有的社會財富都要這樣看。自然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最初把財富看做是單純的客體，看成是獨立於人以外的、不依賴於人的自然物，亞當斯密則把財富看做是勞動的創造，馬克思認為這是壹個巨大的進步。所以，我們不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體，還要看到桌子的主體方面，也就是從桌子中看到人的勞動、人的意誌、人的智慧。這就是見物又見人，並且是從物中見人。

不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什麼呢？ 表面上是物與物的關係，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係。離開了人，離開了社會，就沒有什麼價值。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係背後揭示人與人的關係。如果按照列寧的觀點，客體就是客體，不依賴於人存在，這正是馬克思所批評的。馬克思在着名的《費爾巴哈論綱》中說以往的壹切唯物主義對對象“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 ... 不是從主體( 舊譯為主觀) 方面去理解”，就是這個意思。這句話長期不為許多人理解，列寧也沒有很好理解。

馬克思說過，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列寧按照他的反映論觀點對此作了解釋。他說： “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可能是對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確的復寫... 意識總是反映存在的，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看不到這個原理與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聯繫，這是不可能的。” ( 《列寧全集》18 卷338 頁)那麼馬克思說的“存在決定意識”就是說意識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復寫”嗎？ 錯了!馬克思說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它並不是在人以外的東西。馬克思說的“社會意識”，包括宗教、道德、文藝、法律、哲學等意識形態，它們不是反映人以外的東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這種反映也不是依樣劃葫蘆的復寫。

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中是在貶義上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詞的，是說這是壹些打上了階級烙印的虛幻的觀念。拿宗教來說吧，它不但不是什麼客觀存在物的“近似正確的復寫”，甚至根本不是復寫。那麼怎樣用社會存在來解釋它的來源呢？

人創造了上帝，但人卻反過來說上帝創造了人，這是壹種異化，壹種顛倒。

馬克思說： “國家、社會創造了宗教即顛倒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 ( 《馬恩選集》1 卷1 頁) “宗教裏的苦難就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或者說，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 ( 同上2 頁) 。

因為人民遭受苦難，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要創造出壹個上帝來，作為祈求的對象，把幻想寄託於死後的天國。這樣，宗教是現實生活的壹種反映，但它是壹種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種照鏡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寧理解的那種反映。

列寧在《唯批》後寫的《哲學筆記》中，局部地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說人的心靈認識事物，“不是簡單地、直接地、照鏡子那樣死板的行為，而是復雜地、二重化地、曲折地... ”。照鏡子和照相是壹回事，說認識不是照鏡子，就是說不是照相。

其實，意識形態已經不屬於認識論的範疇了( 並非壹切思想都是認識) 。

拿客觀的桌子產生桌子的觀念這種“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來解釋意識形態的產生，是根本不行的。舊唯物主義（直觀唯物主義）是用人以外的客觀對象來說明感覺和表象的來源，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用人自身的社會存在來解釋意識形態的根源。在前者的情況，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觀念是來自面前的客觀對象。

在後者的情況，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思想是受什麼東西在背後推動的？ 正如恩格斯所說，“頭腦中發生這壹思想過程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歸跟到底決定着這壹思想過程的進行，這壹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 ( 《馬恩選集》4 卷250 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用過“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詞，只用過“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詞。“歷史唯物主義”的“物”，就是哲學上討論的“心物關係”或“意識與物質的關係”的“物”嗎？ 否。馬克思指的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產、生產方式、社會存在，但所有這些都是離不開人的。它是指人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人的生產活動和生產方式、人的社會存在？ 是指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

人不是純粹的物質，人有肉體和精神，人的活動是有意識的活動。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並不是像斯大林說的那樣，是把壹般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到社會歷史領域而得出來的。

官方馬克思主義或正統馬克思主義把人的本質歸結為階級性，這樣就壹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 人性) ，另壹方面抹殺了人的個性。他們的根據，就是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誤解。

第壹，社會關係是很豐富的，兩性關係、親子關係和朋友關係等都是社會關係，不能全部歸結為階級關係。階級關係誠然很重要，但是把這種關係從人的總體抽出來，拋掉其他關係，這仍然是抽象的人。馬克思說的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並不僅僅是階級關係。

第二，社會關係是會異化的。許多人都忽視了，馬克思在上面那句話之後，緊接着說： “費爾巴哈不是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 ”。這是什麼意思呢？ 為甚麼要批判人的本質呢？

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說到“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 ( 《哲學手稿》) ，又說，勞動是使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而勞動是自由的實現。

我們有足夠的根據認為，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質是自由。但這個本質不是現成地給予人的？ 換句話說，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這壹點上，馬克思既區別於盧梭，又區別於薩特。人能夠自由，這只是人的潛能，要通過勞動來實現它，而勞動總是在壹定的生產方式、社會關係中進行的，而生產方式是前壹代人留下來的，不是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獲得自由。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本質的實現，這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最初的、從動物分離出來的人，在壹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壹樣不自由的？ 但是文化的每壹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壹步。” ( 《反杜林論》)但是這是壹個辯證的過程。人在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又會陷入新的不自由。

例如，壹定的社會關係本來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夠實現的條件，卻又可能變成人的新的桎梏，這就是社會關係的異化。

現在我們可以較好地理解馬克思的話了。馬克思的意思是說，人的本質只能在壹定的社會關係中實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社會關係是人的現實的本質。

但是社會關係是會異化的，異化了的社會關係不但不是人的本質的實現，反而成為反人性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錯誤就在於沒有批判這種“現實的本質”，所以沒有革命性。按照馬克思，這種現實的社會關係不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 “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壹切關係” ( 《馬恩選集》1 卷9 頁) 。

從這個觀點來看，階級性雖然可以說是人的現實的本質，但這是異化了的本質，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質。例如，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殘為畸形的人，變成了奴隸，變成了活的機器，變成了齒輪和螺絲釘( 雷鋒以當齒輪和螺絲釘而自豪，馬克思則尖銳地把這當做資本主義對人的扭曲來批判) ，這是人性的異化。

馬克思說：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無產階級之所以必然產生對他的生活狀況的憤慨，就是由於“它的人類本性和它那種公開地、斷然地、全面地否定這種本性的生活狀況相矛盾。” ( 《馬恩全集》2 卷44 頁)馬克思曾贊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性，但是他從沒有把工人階級描寫得完美無缺，象後來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那樣。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應當消滅自己，消滅自己的階級性，恢復自己的人的地位。

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實踐的唯人主義

幾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學教科書翻來復去講的是“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這種講法，沒有跳出舊唯物論的窠臼。人們以為，只要加上“思維對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舊唯物論劃清界限了，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1932 年馬克思的《1844 年哲學手稿》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史上的壹件大事，歐洲壹些“馬克思學”的學者開始從新的角度來研究馬克思。他們發現了壹個不同於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壹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壹時轟動了歐洲。雖然這項研究為二次大戰所中斷，但戰後又以其衝擊波震動了北美，出現了壹大批有關着作，並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學派。可以說，《手稿》賦予馬克思主義第三次生命。

對“勞動的異化”的分析， 構成了《手稿》的中心部分。這個思想後來就發展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這是馬克思思想的極為重要的概念。過去蘇聯哲學界長期不註意甚至否認異化這個概念， 所以很多馬克思的觀點都沒有搞清楚。

中國翻譯《哲學手稿》不算太晚， 1956 年第壹個譯本就產生了。然而由於原文的艱深和譯文的生硬，當時只有少數人註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學術界形成研究的熱潮——然而這時青年人已開始厭倦馬克思主義了，他們追求更時髦的東西，從尼採到薩特。另壹方面，官方又把這種“異端”馬克思主義視為主要敵人和批判對象。到現在，青年學生仍以為馬克思主義只此壹家，無非是講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還有什麼別的呢？

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聯繫起來，就不可能對馬克思有完整準確的了解，就看不到馬克思思想中最寶貴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 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是現實的人或實踐的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壹種歷史哲學，它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 ( 《馬恩全集》42 卷131 頁)。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人創造了並還在創造着人的世界，同時創造了並還在創造着自己。

最初的人和動物的區別不是很大的。人類面臨的第壹個問題就是生存，就是解決衣、食、住的問題，因此就要進行物質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壹點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計，說這是“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 ( 《馬恩選集》1 卷32 頁) 。這個問題不解決，人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談不上。

但僅僅是停留在維持生存這個水平上，人和動物就沒有多大區別了。“飲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類的機能。然而，如果把這些機能同其他人類活動割裂開來並使它們成為唯壹的終極目的，那麼，在這樣的抽象中，它們就具有動物的性質。” ( 《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 生存、享受、發展。

馬克思主義並不反對享受？ 我們在許多年內把享受當做資產階級的專利品，這是違反馬克思的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只反對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別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變工人只勞動無享受和資本家只享受不勞動的狀況。享受有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 或文化享受) 之分，物質享受是消極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質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發展的需要，也就是發展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這要通過自由勞動來實現。

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勞動？ 解放人， 首先就要解放勞動。本來是勞動創造了人？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 勞動卻是對人的身心的摧殘， 使人不成其為人， 這就是勞動的異化。幾千年來， 腦力勞動成為少數人的特權， 體力勞動成為多數被壓迫者的命運， 所謂“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在廣大的勞動群眾中， 不知有多少有才能的人和天才， 只因沒有受教育和發展的機會而被埋沒了？ 而少數知識分子也只是得到片面的發展。在過去， 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 是受經濟條件決定的。馬克思相信， 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廢除階級之後， 人們將能夠普遍得到進行自由勞動的機會。所謂自由的勞動，並不僅僅是不受剝削而已，而是壹種創造的勞動，這種勞動是人性的需要，同時也是享受，是“樂生的要素”。馬克思認為，即使消滅了剝削，只要勞動是為了衣食，為了解決人的生存問題，這種勞動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進行的，它仍然屬於“必然性的王國”，真正的自由王國存在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 《馬恩全集》25 卷926927頁) 。恩格斯認為，到了共產主義，人類就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但是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領域是人類不能完全擺脫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自由王國才能繁榮起來。

這裏的關鍵在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增加自由時間。經濟學上有所謂“恩格爾係數”，是指食品開支與家庭總消費支出之比，其數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

按照馬克思，必要勞動時間越少，自由時間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豐富。所謂自由時間，主要不是指閒暇時間，而是指進行創造性勞動( 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建築設計、理論構思、文藝創作、藝術表演等等) 的時間。在共產主義社會裏， “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 而是可以支配的自由時間。” ( 《馬恩全集》46 卷， 下，222 頁)馬克思曾從人的發展的角度把社會形態分為三個階段： 最初的形態( 家長制的， 古代的以及封建的) 特點是人的依賴性？ 第二大形態( 資本主義的)特點是人的獨立性， 但這種獨立性是以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 第三大形態的特點是自由個性， 這種自由個性是建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財富基礎上的。(見《馬恩全集》46 卷， 下，104 頁)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要創造壹種全新的人，為了創造這種人，就要創造壹種全新的社會條件，使得每個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實現自我的同時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樣的社會不要求個人犧牲自己，相反，“每個人的自由是壹切人的自由的條件”。異化克服了，人將成為“自為的人”，世界成為“為人的世界”。人將成為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1986 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中說過： “以為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什麼有什麼’的社會， 就是每個人都過百萬富翁的生活， 這是普遍存在的誤解。它的錯誤不是把共產主義看得太高了？ 恰恰相反， 是看得太低了， 因為這裏使用的價值尺度， 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尺度。馬克思的着眼點不是‘物’ ， 而是‘人’ ， 不是享受， 而是創造( 創造本身也是壹種享受) ”。馬克思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 ， 而是充分發展了人的本性的“豐富的人”。馬克思是重視物質生活條件的， 因為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 但是這不等於說， 物質生活是最重要的？ 正相反， 馬克思把精神的價值放在物質的價值之上。黑格爾提出， 精神的本質是自由， 而精神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 見黑格爾： 《歷史哲學?緒論》)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這個思想， 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質。

只有這樣來理解馬克思的哲學， 才能把他的哲學思想和他的共產主義思想有機的聯繫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吃飯哲學” ， 這是壹種淺薄的了解？ 毋寧說，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哲學， 革命的哲學， 自由的哲學。

歷史的實踐表明， 許多社會和歷史現象不能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說明。階級鬥爭學說包括了辯證法的運用， 但也有違反辯證法的地方。

晚年恩格斯在評論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學說時曾指出：達爾文以前，生物學家只強調有機界的和諧與合作？ 達爾文以後，這些人又只看到鬥爭。兩者都有壹定的道理，但兩者都是片面的。自然界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既包括和諧也包括衝突。“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標榜片面的‘鬥爭’” ( 《馬恩選集》3卷572 頁) 。這是正確的辯證法的觀點。遺憾的是，恩格斯沒有進壹步發揮這個思想來審查階級鬥爭學說。他本應當接着說，在社會領域也決不允許單單標榜片面的‘鬥爭’，象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那樣？ 可是，他沒有這樣說。到了列寧，就把這種片面強調鬥爭的觀點從社會領域擴大到整個宇宙， 提出了“鬥爭是絕對的， 統壹是相對的”命題。但列寧還認為發展既是對立的鬥爭， 也是對立的統壹( 見《哲學筆記》) 。斯大林乾脆取消對立面的統壹， 說發展過程不是通過現象和諧的開展， 而只是通過鬥爭(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毛澤東本來是堅持“對立統壹”，反對斯大林只講鬥爭不講統壹的， 所以他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9 年到1962 年那場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論爭， 背景也是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分歧： 承認不承認壹切矛盾都有同壹性。但到了1964 年，毛澤東卻又用“壹分為二”來否定“合二而壹”，認為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這就回到了斯大林的立場。只講鬥爭不講統壹，把壹切鬥爭都看成是“妳死我活”的鬥爭， 這就是指導“文革”的“鬥爭哲學”。毛澤東在壹些方面雖然是巧妙運用辯證法的能手， 但他並沒有完全掌握辯證法？ 他否定“否定之否定” ， 不承認“正”“反”之後的“合” ， 就表現了這壹點。

恩格斯不僅批評了“生存鬥爭”學說片面強調鬥爭的錯誤， 也批評了把這種學說應用於社會領域時只看到生存問題的片面性。他指出社會領域的階級鬥爭不僅是象動物界那樣爭取生存資料，而且是要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壹有了生產， 所謂的生存鬥爭便不再圍繞着單純的生產資料來進行， 而要圍繞着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來進行。” ( 《馬恩選集》3 卷572 頁)今天我們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階級鬥爭學說有它的真理性，可是它誇大了“階級”的作用，也誇大了“鬥爭”的作用，這都是片面性。如果我們因為不滿意階級鬥爭學說，就提出“階級合作”，“階級調和”，籠統地反對革命，那就是陷入另壹個極端了。能夠合作當然好，可是妳要合作，對方不合作怎麼辦？ 對壓迫難道不應該反抗？ 我贊成今天用改良的方法，但我不同意連辛亥革命也否定。別的不說，維持滿清的統治，民族問題就無法解決。群體之間總是有利益的矛盾和衝突的，什麼時候要強調鬥爭，什麼時候強調合作，鬥爭和合作又採取什麼形式( 並非壹切鬥爭都是“妳死我活” ) ，都要看具體條件。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和勞資合作有關係，可是如果工人階級壹味合作，不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行嗎？ 黑人運動，婦女運動，也是如此。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是爭取來的，不是恩賜的。壹味講調和、合作、妥協，那是不是連請願、示威、罷工這些鬥爭形式也要取消？

以為馬克思主義是反對或者害怕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這種誤解無論在中國或西方都很流行。我在哈佛時，有個學生問我：“如果要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之間做選擇，他們會選擇什麼？ ”他們總以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自由，是因為這些國家遵循馬克思主義。這不奇怪，奇怪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這樣宣傳。在我們國家，“自由”壹詞在很長時間裏是帶壹些貶義的，好象這是只有西方國家主張的東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報》的頭版曾出現過壹條報道，題目是《管莊——自由王國》。管莊是北京東郊的壹個住宅區。妳以為它是說管莊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嗎？ 不對。它是說管莊的秩序如何亂，小偷、流氓如何猖獗，衛生情況如何糟，總之，是無人管理，壹塌煳塗，這就叫“自由王國”。

壹個自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的報紙，就是這樣褻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

這種誤解和另壹種誤解聯繫，就是以為馬克思是輕視個人價值的，共產主義就是“大公無私”的社會，共產主義精神就是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如果壹個社會或群體裏的每個人都為集體作奉獻，作犧牲，而拒絕為自己謀利益，也拒絕接受別人給他的奉獻，那大家的奉獻到那裏去了呢？ 所謂集體的利益就是空的了。我在十年前就說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做不到的，這是壹種悖論。如果有人對我做好事，他是在“利人” ？ 但是如果我接受了，我就是“利己” ？ 如果我不想“利己”，我就要拒絕他對我的服務，那麼我就是不讓他“利人”。同樣，我去“利人”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這裏的“利己”，是自私的意思，“毫不利己”就是毫不自私？ 那麼為什麼不說“毫不自私”呢？ “利己”在這裏是和“利人”相對的，後面的“專門利人”這句話，是“做有利於別人的事”的意思，那麼前面的“利己”，就只能是“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的意思。既然要“專門”做有利於別人的事，那就是“毫不”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的意思。壹個革命者只有在為革命而犧牲生命的時刻，才是徹底拋棄自己？ 在其他時候，是不需要，也不應該這樣做的。須知自己也是革命或建設的壹個力量，須知人是最寶貴的財富。列寧提倡的格言要好壹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個“人人”，包括自己在內，這就不是“無我”。我們不能壹般地反對“利己” ，只能反對“損人利己”，但“利己”不壹定要“損人”，有很多事是既利己又利人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教條不適合今天的社會。

要實行市場經濟， 就不能要求大家毫不利己，只能把利己和利人結合起來。壹種商品只有能滿足別人的需要才能賣出去，才能賺錢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換句話說，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或者說，為了利己，就要利人。這不是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由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的。當然也有人靠欺騙，靠買偽劣商品，但這究竟不是市場經濟的通則。所以說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就是“損人利己” ， 這個話是不全面的。

有這種誤解的人把個人和集體絕對對立起來，以為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集體才是壹切。其實壓制個人的集體是異化的集體，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虛幻的集體”。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就是這樣的集體，它把資產階級的利益冒充為全民利益，在這個名義下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有沒有虛幻的集體呢？ 也是有的。象林彪和江青集團就把自己的利益冒充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要人民去為“革命”犧牲，而實際上得到好處的是他們。這種虛幻的集體是抹殺個人的正當權益和壓抑個人的創造性的。今天我們講奉獻當然是對的，但也要懲治腐敗，要問壹問，我的奉獻到哪裏去了？ 要防止有人口口聲聲叫別人“無私奉獻”，自己卻在搞以權謀私。馬克思贊成的是“真實的集體”，它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 在這種集體中，個人並不淹沒在集體中，而是在集體中得到自由和發展。馬克思認為，在他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集體和個人的對立的物質基礎已經消除了，因此不需要犧牲個人？ 他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共產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既不是“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義” ( 《馬恩全集》3 卷275 頁) 。

當然，我並不認為馬克思找到了壹條實現這個理想的具體道路，前面已經說過了。

十九世紀的歐洲，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和悲慘命運成為壹個觸目驚心的問題，作為人道主義者和革命家的馬克思把註意力集中於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但是這個問題已不再是今天的頭號問題了。雖然如此，只要異化存在，馬克思的壹些思想就沒有過時。馬克思的人道主義， 就是要使人從形形色色的異化形式解放出來。

剝削是異化，但只是異化的壹種形式，還有其他形式的異化。今天全球性的問題如環境汙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對立等，都不是自然災難，而是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禍害，是人的行為異化的後果。我們今天要堅持改革開放，但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壹些消極方面。我們已經有了權力的異化，現在金錢的異化也嚴重起來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進步的代價？ 不要任何代價的進步道路是沒有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放棄對異化的批判和採取措施來減少這種現象，馬克思的思想就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武器。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墮落為壹種進行思想統制的工具，它是同改革開放相牴觸的，它正在為保守分子利用來反對時代的潮流。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矛盾的。其實，有壹個堅持就夠了，就是堅持實踐是真理的標準。當然，此外還有壹個價值標準。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上有壹個更高的東西， 就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凡是實踐證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就要堅持？ 凡是實踐證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就要放棄。離開這個現實的標準，去討論什麼“姓社姓資”，是脫離實際的。站在既得利益集團的立場上，對改革開放抱着無窮的憂慮，是脫離人民的。黨的利益不能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制度是為人存在的，不是人為制度存在。老百性並不在乎名稱？ 在乎實際。如果有壹個苦難的“天堂”和壹個幸福的“地獄”，他們將選擇後者。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和他本人思想的局限性，鄧小平要把這矛盾的兩方面並提，但他實際上是搞了非毛化( 雖然不徹底) ——這是他的功勞，不是他的錯誤。另壹方面，鄧小平又讓四項基本原則妨礙了政治改革。然而如果以為那些保守派不過是壹些迂腐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關心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那就錯了。在這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還是用得着的： 在保守分子的冠冕堂皇的詞句背後，隱藏着某種統治集團的狹隘利益。

總起來說，我不是列寧主義者？ 也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過時了，他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馬克思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哲學裏面，但不是列寧所闡述的那種辯證唯物主義，也和馬克思本人講的歷史唯物主義內容不盡相同。這種哲學，我想稱之為“實踐的唯人主義”，也就是馬克思的人的哲學或“哲學的人學”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唯人主義”是我創造的新譯名，德文裏是Humanismus ，英文裏是humanism 。過去譯為人道主義，但這個詞的倫理道德色彩太重？ 這個譯名可以保留給英語中的另壹個詞，即humanitarianism 。實踐的唯人主義並不否認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釋歷史時是從人出發，又以人為歸宿。馬克思在早期壹度自稱為Humanismus ，後來他拋棄了這個名稱，改用了唯物主義這個詞。這裏不可能詳細討論馬克思改用這個名稱的原因和得失，我們也不需要處處以馬克思為根據。我只想說，馬克思的這壹部分思想在當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實踐的唯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壹種價值標準和方法論，既可以用來批判資本主義，也可用來批判現實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也使我們在壹個充滿權利異化和金錢異化的社會中，保持獨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價值。

我所信仰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經過實踐的檢驗，有多少錯誤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也要有完整準確的認識，要把後人加在馬克思頭上的東西和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區別開來。

我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審查，而不是棄之不顧，好象它根本不存在。

官方認為我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而加以批判？ 海外又有人因為我仍然講馬克思主義而覺得奇怪： 這些我都不在乎。

馬克思逝世後的這壹百多年裏，世界發生了翻天動地的變化。如果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表明馬克思主義的衰落，那麼西方國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又使人看到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預見。共產主義雖然淼茫， 信息時代的到來卻是眼前正在發生的事實， 而在信息時代， 馬克思的壹些重要理想的實現不再是淼茫的了。自動化使人從單調累人的體力勞動下解放出來，電腦則使人從某些枯燥乏味的腦力勞動下解放出來。過去的八小時工作制的理想，已經為現實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這樣的勞動時間還可以進壹步縮短， 在有的國家已經進壹步縮短。據有的研究報告預測， 藉助多媒體， 每周工作時間可縮短到22.2小時， 即不到三天。這樣， 人的大部分時間就將是自由時間。到那時， 人們將進壹步從謀生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以大部分時間去從事創造性的活動， 這種活動是實現自我和自我滿足的需要。到那時， 科學、文化和藝術將出現驚人的輝煌成就， 使以往的壹切人類文明黯然失色。

“壹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壹定要滅亡。”— _ 恩格斯引用過歌德的這句話。這對馬克思主義當然也適用。據我所知，毛澤東也表達過這個意思。馬克思主義產生將近壹個半世紀了，現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滅亡。這是歷史的進步，應當歡迎。我只是想補充兩點。第壹，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將永遠占據壹個重要位置，不管人們怎樣評價它。第二，馬克思主義中的精華仍會被許多人繼承、發展？ 這些人可以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也可以不是。說得確切壹些，馬克思主義的滅亡不是簡單地消失，而是被“揚棄” ( 在黑格爾的意義上)。我們今天對馬克思主義應當做的工作，就象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黑格爾做的壹樣： 從這個思想的廢墟上搶救出其中有價值的內容，並加以發展，使之適合當今世界的需要。象歷史上許多思想巨人壹樣，馬克思的影響還會長期存在。在壹個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馬克思主義的新流派毫無疑問會有自己的位置。

壹位在國外的朋友托人帶給我壹篇在因特網上發表的文章，是高寒先生的《馬克思主義辯——兼與王若水、鄭義先生商榷》。這篇文章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在《北京之春》上登載了，當時我沒有答復；我的印象是，作者和我的觀點其實差不多，他提的兩點商榷意見，都是不難答復的，只要仔細看看我的文章就可以了。現在高寒先生重新把他的文章在網絡上發表，大概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註意並希望得到我的答復。這次我又把高文看了兩遍，感到分歧比我原來設想的要大；而且我想，大多數讀者未必會去重讀我的文章。因此，答復壹下還是有好處的。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國外發表後，我又曾做過多次擴充，但論點沒有修改；新的版本也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國內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中流傳。當然，我對已經公開發表的文字負完全的責任。現在我就對高文答復如下。

關於精神勞動產品的價值問題

我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提出，勞動價值論應用於精神產品是不合適的；並以《阿Ｑ正傳》為例，說這部作品的價值是無法按其創作時間來計量的。高文說：“商品的價值量從來不是按個別勞動時間來計算的。”當然不是；只能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這是勞動價值論的要求。這就需要兩個條件：首先產品必須是規格化的；其次要有眾多工人來製造許多這種同壹規格的產品。然後，把他們各自耗費的勞動時間加以平均，就得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是衡量產品價值的尺度。那麼對於藝術創作這樣的精神產品怎麼辦？高寒先生把這個問題看得很簡單：“壹旦妳要將它拿到市場上去交換，要使之成為有價物，妳就得象尋求公約數那般，將其抽象化為可與其他有價物作比較的抽象勞動物。”這裏所謂的“公約數”，說得具體些，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麼怎樣把魯迅的《阿Ｑ正傳》和其他有價物作比較，求出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這是問題的關鍵。

高寒先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說，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當魯迅將《阿Ｑ正傳》拿到市場上去交換時，無非會碰到三種情況，或高於，或低於，或等於其商品的價值。”魯迅的《阿Ｑ正傳》是不可重復的，獨壹無二的精神產品；它只能由魯迅壹個人寫出來，而且只能寫出這樣壹部。所以，它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它就沒有價值；即使有價值也無法計算，至少不能用勞動價值的理論來計算。而當妳不可能知道《阿Ｑ正傳》的價值時，談論它的價格是高於，低於，或等於其價值就沒有意義了。這和桌子不同。桌子是規格化的東西，是可以重復生產的，因此，它是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不同的工人可以用不同的勞動時間做出同樣規格的桌子，或多於，或少於，或相同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因而會有不同的價格，而這價格還會視市場供求情況而有漲有落，或高於，或低於其價值，而總體上價格和價值是相符的。

高寒先生以為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精神產品，他說：“倘若壹定要‘逼問’某部作品的價值量如何計算，‘勞動價值論’的回答大約只能是：其價值存在於它的市場價格之供求曲線的平均值中。”（這裏使用“逼問”、“大約”這樣的字眼，透露了答問者的信心不足。）高寒先生忘了，《阿Ｑ正傳》的手稿只有壹部，只能賣出壹次，只能有壹個價格（稿費）。因此，它沒有平均值。（說價值存在於價格之供求曲線的平均值中，這個話也不準確。按照勞動價值理論，價值存在於商品之中，先有價值而後有價格，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市場交換並不創造價值或決定價值，只是實現價值。）我這樣說，並不意味着精神產品不能夠參與商品交換。雖然無人能說出《阿Ｑ正傳》的價值（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價值，不是文化價值），這部作品仍然是有價格即稿費的。魯迅拿到稿費後，可以去買桌子，衣服，大米，等等。但這並不能說明勞動價值理論適用於精神產品。這種交換是不是等價交換呢？或者說，《阿Ｑ正傳》和它所交換來的物品之間，價值是否相等呢？這個問題對勞動價值論是沒有答案的。

高寒先生說我的文章是“通過某壹具體勞動（譬如魯迅寫《阿Ｑ正傳》）的不可重復，不可摹彷性來否定商品的勞動價值論，換言之，即用具體勞動的不可比性來駁斥抽象勞動的可比性，可以說有點文不對題。”我不是說“某壹具體勞動”；我是說“精神勞動”，《阿Ｑ正傳》不過是壹個具體例子而已。我也沒有“駁斥抽象勞動的可比性”，我是否定精神勞動的可比性。如果是從具體的體力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當然是可比的；但精神勞動不行。具體的精神勞動也可以抽象，譬如可以把魯迅寫作《阿Ｑ正傳》的勞動加以抽象，和其他勞動比較，這樣壹來，可比的就只有勞動時間了。但這不是荒唐嗎？要比較，也只能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比較，而精神產品既然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如何比較呢？

上面的意思，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都已經說過。高寒先生說我的問題“至多只能用來針對取消了商品後的‘按勞分配’”。不對。它也適用於商品經濟。我舉《阿Ｑ正傳》的例子，就是商品經濟的例子。等價交換是資產階級法權。

依據這個原則，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資本家使用工人的勞動力進行生產。

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等價交換原則如何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建築在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的。我認為他的分析對體力勞動是有效的，但無法說明對精神勞動的剝削。不錯，如高寒先生所說，馬克思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都包括在“僱傭勞動者”的概念之內；但馬克思並沒有說明他們是如何生產剩餘價值的。原因很簡單：勞動價值理論不適用於精神產品。對壹件精神產品的價值，如果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去衡量，是不可能的；而用具體的個人勞動時間去衡量，則是可笑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如果前者有問題，後者也就動搖了。（高寒先生說勞動價值理論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因此我只能批評亞當斯密而不該批評馬克思。但馬克思不是簡單地照搬亞當斯密而是批判地繼承，對這個學說的完善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為什麼就不能也批評馬克思呢？這也算是“邏輯混亂”嗎？）按照馬克思的意見，資產階級雖然標榜“等價交換”，可這是虛偽的，只有到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這個原則付諸實現，實行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的前提是取消商品交換，取消貨幣，生產產品的勞動不再表現為價值而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表現（參看《哥達綱領批判》）。如果在馬克思逝世壹百多年的今天，在看得見的將來還沒有取消商品和貨幣的前景；如果精神產品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無法參與按勞分配，那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豈不成了空想？這種社會主義又怎能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高寒先生說我的問題“至多”只能針對取消商品生產後的情況。即使這樣，這個“至多”還不夠嗎？

高寒認為我的問題“不切題”，因而替我代擬了這樣的問題：“離開了市場，沒有了商品交換，社會怎樣來計算各個勞動者之個別勞動量中那可作為取酬依據的勞動量？如若這‘勞動量’不是指‘社會必要勞動量’，那就只好按個別勞動量來計算了，而這樣壹來，馬克思的‘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中的所謂‘等量’又如何計算？”

這不是我提的問題。我提的問題是精神產品如何計算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參與按勞分配的問題，而高寒的問題是說取消了市場後的社會主義社會無法實行“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原則（顯然，這是包括體力勞動在內的）。儘管如此，高寒這個問題是提得很好的。我的問題加上高寒的問題，足以表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是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的，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

然而高寒卻要貶低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他說這個問題“至多”只能適應於“按勞分配”而不適應於“按需分配”。但既然只有通過“按勞分配”才能過渡到“按需分配”，那麼社會主義的不可能就意味着共產主義的不可能。這樣，馬克思主義還有權享有“科學”的美名嗎？也許這就是高寒先生不願意從他的問題導出邏輯的結論的原因吧！

不僅如此，如果本世紀世界財富的增長主要是科技發展的結果，如果精神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他所得到的報酬，如果體力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在本世紀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他們付出了更多的勞動，而是由於科學技術之賜，那麼馬克思的“消滅剝削”的理想就比原來設想的要復雜多了。

關於列寧的客體概念和反映論現在來回答哲學方面的問題。

我批評列寧的命題“認識的對象，即客體的存在，是獨立於人之外的”，認為這和馬克思說的人的勞動的特點是在產品做成之前，已經在他的頭腦中構成了這壹論點不相容。高寒又認為這是“文不對題”，理由是：“列寧的話，是指的所謂‘從物質到意識，從存在到思維，從實踐到認識”，而馬克思的話是指“從意識到物質，從思維到存在，從認識到實踐”。前者是第壹階段，後者是第二階段；“不能用認識的第二階段去駁斥認識的第壹階段”。因此，據說我違反了邏輯上的“同壹律”。

我們就來討論列寧的關於所謂認識的第壹階段的命題（這裏我暫時採納這種兩階段的說法）說起。這個第壹階段是“從物質到意識”，或“從存在到思維”。

我並沒有否認“從存在到思維”的過程，我只是說：第壹，不能象列寧那樣定義作為思維對象的“存在”；第二，也不能象列寧那樣把“思維”說成僅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僅僅是復寫。

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列寧反復強調的是這樣的命題：“對象、物、物體是在我們之外、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着的，我們的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象。” ( 《列寧選集》卷二， 78 頁) 這裏的“對象”是全稱，包括所有的認識對象。例如我面前的這張桌子，當然是列寧說的認識對象；因此，桌子這個客體，連同它的壹切屬性，都是獨立於人以外而存在的。這個觀點對嗎？在人把桌子造出以後，桌子會有壹定的獨立性，但是，它不是完全獨立於人的。例如，桌子有使用價值，也有交換價值，這兩種屬性，也是獨立於人的嗎？脫離了人，桌子就沒有任何用處，也不能進行交換，更不消說根本不會產生桌子了。這樣說來，把“對象是獨立存在於人之外的東西”當作壹個全稱命題，加以絕對化，就不對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物與物的關係背後，揭示了人與人的關係。這種研究方法，是和列寧的對象定義不相容的。這是壹。

其次，按照列寧的反映論，人的桌子的觀念就是，也只能是對現實的桌子的反映。所謂“反映”，就是攝影，復寫。先有原型，而後有摹本？ 先有桌子，而後有桌子的觀念。任何事物及其觀念的關係，都是如此。人的每壹個觀念，都有其現實中的對應物作為其前提，正如原型是摹本的前提壹樣。列寧認為，在這壹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以往的唯物論是沒有區別的。幾十年中，我們的哲學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這種唯物論的認識論是非歷史唯物論的。如果我們把這個認識論的問題放到歷史唯物論的框架中來考慮，就會有新的看法。任何認識都是壹定歷史階段的認識；沒有超歷史的認識。認識的對象，連同認識的主體，都在歷史中變化着。桌子這樣的東西，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在歷史中產生的，是人造出來的。我在１９６３年寫的《桌子的哲學》中曾提出，歸根結底，是先有桌子的觀念然後有桌子。桌子是人造出來的，人在造第壹張桌子之前，腦子裏壹定有壹個目的，壹個意象，壹個藍圖，這也是桌子的觀念。這個桌子的觀念不是現實的桌子的反映（這並不是說，這個第壹張桌子的觀念是憑空出現的。它的產生需要客觀的物質條件。

《桌子的哲學》已有說明，這裏不詳說）。如果把人的意識說成僅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僅僅是模寫，那就無法解釋人的創造發明。

高寒先生企圖為列寧辯護。他說：“如將‘反映’之意釋為‘依樣劃葫蘆的復寫’”，就是“曲解論敵”。壹點也沒有。這是《唯批》壹書反復強調的論點，書中處處是明確地把“反映”同“復寫”當作同義語使用的（我還需要引證嗎？）。列寧在這本書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表明他說的“反映”和攝影、復寫有任何不同。復寫不是依樣劃葫蘆，又是什麼呢？說復寫不是依樣劃葫蘆，那才是曲解。而且，還有“攝影”這個詞呢？如果攝影不是依樣劃葫蘆，那是因為它比依樣劃葫蘆還要忠實，還要精確。

自然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桌子是木頭做成的，木頭來自樹木，樹木是自然物。木頭經過勞動的加工，就變成桌子，而勞動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在桌子中物化了人的勞動，人的智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見物又見人”，並且是從物中見人。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指出，過去的壹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缺陷，就是把現實只是從“客體”的形式來了解，沒有從“主體”（舊譯為“主觀”，不妥）方面來了解，沒有了解為實踐。馬克思的這個觀點，超越了舊唯物論的主體和客體的僵固的二元對立。舊唯物論認為，客體就是客體，主體就是主體；客體就是獨立於人以外的存在。列寧也沒有超出這個窠臼。誠然，我們不能說，當人沒有看到這張桌子時，它就不存在；桌子是獨立於人對它的感覺的。但沒有人就不會有桌子，桌子這個客體的產生是依賴於人的實踐的。馬克思的貢獻就在於，他把這件事的全部意義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他就把“主體能動性”的優點從唯心論那裏奪過來，融進了唯物論。

請允許我從自己在１９８６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中引兩段文字：

“我們不僅要了解世界，還要了解人；不僅要從物質和精神的關係來進行這種了解，還要從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來進行這種了解。人是客體，也是主體。這壹點費爾巴哈也認識到了。但費爾巴哈只把人看作是認識世界的主體，沒有看到人也是改造世界的主體，因此，他眼中的客觀世界是沒有人的實踐活動的，是不包括人的社會歷史的。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壹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德意誌意識形態》）。”

“自從世界（這裏是指地球）出現了人以後，世界就變了樣。這個經過人改變了的世界，又重新成為人的認識和改造對象。這樣，人同自然的原始關係（自然先於人而存在）就日益變成了人同自己的活動的產物的關係，而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這就是歷史。... 馬克思把人放在世界之中，把自然、社會和人作為壹個總體來考察，把世界看作是人的世界，這樣，現實世界就不僅僅是客體，而且也是主體。”（《智慧的痛苦》，２６７－２６８頁）高寒先生提出：思維與存在是以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而具有同壹性的，而這個同壹性的基礎是實踐。這是對的。我在１９６０年寫的《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問題》中已說過，“實踐——這是真正解決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問題的鑰匙。無論黑格爾或費爾巴哈都不理解現實的實踐的意義，而離開了實踐就不能科學地說明存在和思維怎樣互相聯結和怎樣互相轉化。”（《在哲學戰線上》，３４９頁）１９８６年的文章進壹步發揮了這個觀點。高寒說在這個問題上，《唯批》沒有過失，這卻是我不能同意的。上面的論點，是《唯批》沒有的。《唯批》只是強調存在和思維是“第壹性”和“第二性”的關係，完全忽視了兩者的辯證關係。這就難怪我們的對方會緊緊抱住《唯批》不放。實際上，列寧後來在讀了黑格爾的《邏輯學》以後，在他的《哲學筆記》中，觀點已經有壹些改變，不過這是教條主義者不願意註意的。

我們現在所居住的世界，早已不是那個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了。它已經經過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勞動改造，從物質到精神，從精神到物質的過程也不知反復了多少遍。原始的自然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它已經是“人化的自然”（馬克思語）了。人的實踐成果，又重新成為人的認識對象。因此，差不多每壹個“從物質到意識”的過程，前面都有“從意識到物質”的過程，正如每壹個“從意識到物質”

的過程，前面都有壹個“從物質到意識”的過程壹樣。這是壹個無盡的連環，只是在終極的意義上，純粹的物質客體才是出發點。列寧的錯誤就在於，他只知道“從物質到意識”是唯物論，從“意識到物質”是唯心論，哲學上的這兩條路線是絕對對立的。他並沒有想到在“從物質到意識”之後，還要接上壹個“從意識到物質”的階段（這不是唯心論）；更沒有想到，第壹階段“從物質到意識”的那個物質，本身也是前壹階段“從意識到物質”的結果。所以，我並沒有用認識的第二階段去否認認識的第壹階段，倒是列寧用認識的第壹階段否認了認識的第二階段。不能用列寧說的是認識的第壹階段來為列寧辯護。除非妳把認識局限於原始人的認識，除非妳把認識的對象局限於星星和太陽，否則妳就不能說妳的認識開始階段的“存在”是純粹的客體，是不依賴人而獨立存在的，沒有打上人的印記的東西。

不僅桌子之類的人造物是認識的對象，人、人的社會也是認識的對象。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舊唯物論都承認“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和“從存在到思維”

的原理。但雙方對這個“存在”的理解是不同的。舊唯物論理解的存在，就是自然，是物質，是獨立存在於人之外的存在。這樣，人、人的社會、人的歷史，就落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存在，包括了自然和社會，而主要是社會存在。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不是物而是人，是現實的人，社會的人，實踐的人。

所以，我認為對馬克思的哲學來說，“實踐唯人主義”是比“唯物主義”更好的名稱。

高寒批評我說：

“用‘社會存在並不是人之外的東西’來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也不能成立。這是因為作為社會存在，‘人’是認識的客體；作為‘社會意識’‘人’則是認識主體，人是世界萬物中唯壹具有壹身兼有二任的角色。”

第壹，我根本沒有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我想我的文章對這壹點表達得很清楚，不知怎麼高寒會說我是“用‘社會存在並不是人之外的東西’來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

社會意識是不是反映社會存在，這個問題和社會存在是不是在人以外沒有關係。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是馬克思的觀點。“存在”就是獨立於人以外的東西，這是列寧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我批評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

第二，不錯，人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認識的客體，可是剛才我說了，《唯批》裏並沒有這個觀點。列寧對認識對象的定義，在邏輯上就排除了人是認識的客體。高寒提出這壹點，本來應該是對列寧的批評，不知怎麼他會用這來為列寧辯護；本來應該是對我的論點的支持，不知怎麼會變成對我的批評。

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在談論主客體的問題時，不能僅僅從認識論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角度。人不僅是認識的主體，也是實踐的主體，而且首先是實踐的主體。只有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才是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本質特徵。認識不能改變客體，實踐才能改變客體。客體不僅是認識的客體，也是實踐的客體。

只有掌握了這壹點，才能了解為何客體會打上人的印記，從而不再是純粹的客體。

由此看來，列寧在《唯批》裏論述的反映論雖然是唯物主義的，卻是前馬克思主義的。

關於馬克思的方法

高寒說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論斷，不是建築在價值判斷上的。這當然是對的。那麼是建築在什麼上的呢？愛講邏輯的高寒先生認為，是建築在邏輯推論上的。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推論其實異常簡單”：

“從壹般意義上說，其實不過是建之於他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的‘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宇宙觀；從特殊的意義上說，則是根據他自己創立的唯物史觀推導出來的。這個推論其實異常簡單：既然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那它也就不會永久存在；既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產生，那麼這壹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會同樣促使它讓位於另壹更高歷史階段的社會。”

真是“異常簡單”！馬克思窮畢生之力收集資料，辛勤研究，寫作《資本論》，其實是多餘。他只要從辨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公式出發，進行“推導”就可以了。

這裏需要的只是邏輯。

可是，第壹，這種“推導”至多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不是永世長存的，它會被另壹更高階段的社會代替。但這並不能證明這個未來社會就是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的要義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不可克服的，它的發展必然導致生產停滯和破壞，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使無產階級陷於貧困和失業，從而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在政治上，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實行壹個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國家將消亡；在經濟上，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以社會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以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實行按勞分配；這個階段之後，在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將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達到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無論用辯證法的還是唯物史觀的壹般原理，能“推導”出這壹整套東西來嗎？在這裏，邏輯是幫不了忙的。而如果馬克思沒有着壹整套東西而只是泛泛地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更高階段的社會所代替，馬克思就不是馬克思。

第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前提又是怎樣得來的呢？按照高寒的說法，似乎又是從黑格爾的“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原理推導出來的（後者是“壹般”，前者是“特殊”）。這樣壹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就都是“異常簡單”了。人們把馬克思說成是天才，不對了；任何懂得“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普遍原理的人都可以推導出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並不需要馬克思。

無論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沒有這樣“推導”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在對他的唯物史觀作經典式的表述時，說的是這是他的“研究”得出的結果，而得到後又用來“指導”他的研究。甚麼是“研究”呢？馬克思在另壹個地方說：“研究必須充份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資本論》第二版《跋》）什麼是“指導”呢？“指導”和“推導”不同，後者是剛性的，前者是柔性的。在運用某壹原理進行“指導”時，如果發現它與事實不符，那就必須修改原理以求適合事實，而不是裁剪事實以適合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評杜林的先驗主義方法時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 ( 《馬恩選集》卷三， 374 頁) 。

杜林曾斷言， 馬克思不依靠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就無法證明社會革命的必然性，證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對此，恩格斯反駁說：“當馬克思把這壹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並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壹過程是歷史地必然的。

相反地，他在歷史地證明了這壹過程部分地實際上已經實現，部分地還壹定會實現以後，才又指出，這是壹個按壹定的辨證規律完成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同上， 477 頁)列寧是第壹個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來源作了某種推導式的說明的人。在《唯批》中，他在按照“反映即攝影”的觀點解釋了“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的命題之後，斷言歷史唯物論不過是把這個原理推廣應用到歷史領域。他說：“意識總是反映存在的，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看不到這個原理與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是不可能的。” ( 《列寧選集》卷二， 219 頁) 這樣，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就是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攝影。

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壹文中，列寧說得更清楚：“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正如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着的物質那樣，人的社會認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觀點和學說）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列寧選集》卷二，３１１頁）顯然，列寧認為舊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關係是壹種“推廣”的關係，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列寧說的是“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是從壹般唯物主義的“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原理推導出來的。

那麼， 怎樣解釋宗教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呢？人們頭腦中有鬼的觀念，神的觀念，難道也是客觀存在的鬼和神的反映嗎？如果不是，那麼又怎樣用反映論來解釋宗教的來源呢？

照相式的反映論在這裏是完全沒有用的。馬克思的又壹重大貢獻，就是他不從客觀對象來解釋意識形態的來源，而是指出，宗教這樣的虛幻的意識形態的產生，是由主體即人自身的社會存在決定的，但是人對這壹點卻完全沒有意識到。

這和我清楚地意識到桌子的觀念是來自現實的桌子是不同的。費爾巴哈已經指明，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上帝。人在創造出上帝后，卻不認識自己的創造物了，反過來拜倒在上帝面前，說壹切都是上帝創造的，祈求上帝的保護和恩賜。

這是壹種顛倒，壹種異化——人性的異化。馬克思進壹步指出，宗教的異化來源於現實的異化。宗教是壹種顛倒的世界觀，因為世界本身是顛倒的世界。( 這裏的“世界”當然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人的世界，即社會、國家；這裏的“觀”

也不是攝影，而是看法和觀點。) 馬克思的意思是，無數個別人的活動聚合成為壹種社會的力量，它超出了人的控制，成為壹種異己的、敵對的力量，轉過來支配了人。人處於苦難之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才會產生幻想，以為冥冥之中有壹種神秘的力量在主宰壹切。單是批判宗教是不夠的，還要批判這個需要宗教的幻想的苦難的現實世界，並用革命的手段來加以改造。

有趣的是，馬克思也用過“攝影”這個比喻，但他的意思和列寧不同。列寧是在“忠實的摹寫”這個意義上使用的；馬克思相反，是說照相機的呈像是顛倒的：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的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象在照相機中壹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壹樣。”（《馬恩選集》卷壹，７２頁）馬克思在這裏說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即“人們的存在”；他在這裏說的“意識”是社會意識，特別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如宗教）顛倒了現實的關係。

如果在這裏可以用“反映”這個詞的話，那麼這是壹種顛倒的反映，是壹種異化。

所以，列寧把唯物史觀看成是壹般唯物論原理的推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這個觀點卻被斯大林加以繼承和發揮，他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中企圖說明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的“推廣”。他在文章中用了壹連串這樣的句式：“既然”，“那麼”，“這就是說”。例如：

“既然世界是處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中，既然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顯，沒有甚麼‘不可動搖的’社會秩序，沒有甚麼私有制和剝削的‘永恆原則’，沒有甚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正如資本主義在當時代替了封建制度壹樣。”

斯大林就是用這種方式，從辨證法和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中“推導”出了歷史唯物論。

我不知道高寒先生對此會怎樣評論，但這種“推導”不符合本來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卻是毫無疑義的。

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 王若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從追求到幻滅

1949 年6 月30 日，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 毛澤東寫了， 其中有壹段講中國人如何尋找革命真理的話。他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象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經歷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壹天壹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革命才面貌壹新，取得勝利。於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壹起破了產。”

那時， 我是壹個新參加革命的幹部。在大學時， 我也和當時許多青年壹樣尋找着真理。我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把這個理論當做救國救民的福音，如饑似渴地學習着。那時國家的情況是壹團糟， 社會黑暗， 民不聊生。我們認為這都是國民黨的獨裁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日本人雖然被趕走了， 但中國還沒有自由和民主？ 中國還需要壹次革命， 而革命的學說就是馬克思主義。

我和許多同學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我們以共產主義的信徒而自豪。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 壹個民主的、自由的、繁榮富強的中國就在眼前， 只要我們跟着共產黨，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 用這個學說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時間過了四十多年，毛澤東那壹段描寫西方學說在中國的命運的話，現在可以移用來描寫馬列主義了。在建國以後，多次運動，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翻天復地的運動，都失敗了。毛澤東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因此很自然，“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我們這壹代的許多知識分子有壹種深深的失落感。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壹段話來描寫我們的心情。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恩格斯說到18 世紀法國的那些偉大的啟蒙學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自認為代表永恆真理和普遍正義，他們要求建立壹個理性的王國。法國革命勝利了，結果如何呢？ 新的制度誠然比舊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叢生，充滿罪惡。所謂“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卻不過是壹幅令人失望的諷刺劃。我讀到這壹段話很有感概。共產黨也曾用豪言壯語向人民做過壹次又壹次的許諾，指點着那宏偉美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圖景，後來呢？ 誰都看到共產黨的宣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毛澤東逝世，國門打開了，中國人驚訝地看到了那個“壹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競是壹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和千瘡百孔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不能不使我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經過改革開放，我們重新找到壹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經濟的道路。這期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崩潰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壹齊破了產。

20 世紀確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勃興和失敗的世紀。在本世紀初，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到這個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的紅旗落地。我們曾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在難道不應當用實踐來檢驗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嗎？ 另壹方面，我們的實踐是否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不也是壹個問題嗎？ 到底是我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還是馬克思主義誤導了我們？ 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對於壹個象我這樣被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壹生的知識分子， 這不能不是壹個需要痛苦地反思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判共產主義的實踐。

十月革命和列寧的機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蘇聯學來的，是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在馬恩列斯的着作中，毛澤東最喜歡讀列寧的着作？ 讀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寧的着作。毛澤東說：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多少年來，我們跟着蘇聯人說“馬列主義”，好象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壹個東西，誰違背了列寧主義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從未想過，馬克思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學派，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學派，儘管它取得了正統的地位。

過去習慣說，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壹樣。實踐的結論果真如此嗎？

其實，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證明了壹件事： 在當時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武裝奪取政權。這壹點只是證明了列寧的思想。

但是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壹回事。列寧在貧窮落後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按照馬克思， 社會主義革命應當是在社會生產力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束縛的時候發生， 這時資本主義已經陷入無法克服的危機， 而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已經壯大起來。俄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生產過剩的危機的時候， 在俄國， 資本主義還剛剛起步。俄國仍然是農業國， 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占主要地位。沙皇政府到1861年才宣布廢除農奴制度。根據列寧在<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壹書中引用的1897 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全國人口中， 經營農業的人口約占六分之五。這壹點有力地說明了俄國經濟的落後。列寧把革命前的俄國稱之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

(< 列寧全集>21 卷285 頁) 。

在二十世紀第壹年代，列寧斷言俄國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在1905 年的< 兩種策略> 中批評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 。“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要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展。” (< 列寧選集>1卷541 頁)* 上世紀末， 有些俄國學者還在探索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老年馬克思曾應俄國政治活動家的請求， 探討了俄國由於農業公社制度的存在而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前景。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持謹慎的態度， 經過再三考慮， 認為是有可能的， 但必須有適當的外部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 給維. 伊. 查蘇裏奇的復信>，< 馬恩選集>3 卷761775頁)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互相補充的話， 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 共產黨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 馬恩選集>1 卷251 頁) 對馬克思這個論點， 恩格斯實際是持不同看法的( 參看< 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跋>，(< 馬恩選集>4 卷437451頁) 無論馬克思的看法是否正確， 他所論及的只是俄國農村， 而且他要求的那種條件後來並沒有出現。

但是列寧又認為， 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而不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 不但如此， 這個革命還要排斥資產階級。列寧的理由是資產階級不能徹底地實行民主主義， 它更傾向於改良而不是革命？ 相反， “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卻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 (< 列寧選集>1 卷558 頁)無產階級在俄國只是少數， 如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少數人的專政，因此， 列寧提出聯合農民， 並在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列寧強調說， 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 同上548 頁) 。“它不能觸動( 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壹系列中間階段的話) 資本主義的基礎。” ( 同上547 頁) 。

可是1917 年的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列寧就發動政變，來了壹個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壹切大工業收歸國有。那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而且並沒有“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更談不上“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就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俄國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嗎？ 不是。當時俄國人民渴望的是“和平、土地和麵包” ， 而無論是爭取和平還是解決土地和麵包問題， 都並不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人民擁護布爾什維克， 並不表明他們贊成社會主義， 而是因為布爾什維克許諾停止戰爭和解決土地問題＊ ( 參看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 。可是既然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這是列寧主義的壹個很重要的思想)， 那麼有什麼東西來阻止布爾什維克馬上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呢？

＊美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從1921 年就到了蘇聯， 並在那裏生活了許多年， 據她觀察， 十月革命的勝利， 並不意味着俄國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 也不是由於俄國人民渴望社會主義當時俄國人民的要求是“和平、土地和麵包”。她說：

“沙皇俄國並沒有現代的生產機器， 也沒有充裕的財富。當它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垮臺時， 那裏既沒有多少工業品， 也沒有多少糧食。同時， 也沒有熟練工人？ 農民還過着中世紀的生活。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 這並非由於人民廣泛要求社會主義， 而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黨是表達了人民對“和平、土地和麵包”的要求的唯壹有紀律的組織。” (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列寧在< 兩個策略> 中提出過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列寧並沒有提到這個過渡的經濟條件，而這本來是最重要的。第二國際和俄國有壹些理論家反對在俄國搞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俄國沒有這種客觀的經濟前提，俄國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列寧在1923 年初寫的< 論我國革命> 中反駁了這種觀點。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拋開那些對論敵表示憤怒和諷刺的詞句，其實真正的論據是很薄弱的。

列寧說： “我們為甚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 (< 列寧選集> 第4 卷691 頁) “我們為甚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 ” ( 同上692 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這是社會主義的前提。列寧把“驅逐資本家”當做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 錯了。在歷史上， 這個前提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俄國缺乏這種前提， 因為俄國沒有發生過象英法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 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能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 俄國需要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 這本是列寧承認的。驅逐地主， 這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 但驅逐資本家，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 這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列寧把這兩件事並列， 表明他想使兩者“畢其功於壹役”。

對方的意思是說，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或社會文明的前提？ 而列寧把對方的邏輯顛倒過來，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生產力和社會文明達到社會主義水平的前提。這等於說， 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 可以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創造出來。這樣壹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不以經濟和文明水平為前提的東西。

這樣壹個重大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就這樣草率對付過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中重述了列寧的觀點。斯大林承認，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 斯大林選集> 下卷， 542543頁)同壹個斯大林在不久前還說“基礎創立上層建築” ( 同上502 頁) ，現在變成上層建築創造基礎了。

這怎麼可能呢？ 斯大林說，這是因為蘇維埃政權“依靠了生產關係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當時我國的生產力，特別是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卻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 ( 同上543 頁) 蘇維埃政權把生產資料公有化，就解決了這個矛盾。

斯大林說俄國工業中的生產力具有社會性，其實壹切近代工業都是這樣。

但是在工業發展初期，其社會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並不顯着？ 只有到工業高度發展後，這個矛盾才突出起來。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這個矛盾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但當時的俄國離這個階段還很遠，它還處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還沒有實現工業化，怎麼可以以此為理由搞社會主義革命呢？ 斯大林用“特別是”這個詞來強調社會性存在於工業中，以便使讀者忽視在工業以外的農業，而俄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在農村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從整體說，俄國的生產力並不具有多少社會性。如果要使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那麼俄國就應當發展資本主義， 而不是超前地搞社會主義。照斯大林的邏輯，等於說，只有比歐洲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才是適合於比歐洲資本主義更落後的俄國的生產力水平。

這是違反規律的。斯大林的辯護完全站不住。不如說，俄國革命是依靠了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出來的壹條“規律”，那就是： 先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然後使生產力去適合它。

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以後的做法。1919 年1 月以後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 雖然是為了戰爭的需要， 但確實也想通過這條道路實現直接過渡，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 。因此， 儘管國內戰爭在1920 年3 月已基本結束， 但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卻進壹步強化了。十月革命使得農民獲得了土地，但是餘糧徵集制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 他們分得的土地不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其結果是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 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也匱乏， 農民武裝騷動。

* 戰時共產主義在農村中的壹個重要措施是“餘糧徵集制”。所謂“餘糧”

， 實際上是國家需要的糧食數量， 並不管農民是不是有這麼多剩餘。由於糧食主要在富農手中， 所以同時對富農展開進攻。在這個基礎上， 無償地占有並支配農民的糧食及其他產品， 以強迫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在城市中則採取如下措施： 最大限度地擴大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 把大中小企業全部收歸國有？ 國家經濟生活( 生產、流通、分配、消費) 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 強制分配國內勞動力， 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和勞動軍事化？ 禁止自由貿易？ 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 等等。

在這種嘗試帶來政治經濟危機後， 列寧總結說： “我們原來打算( 或許更確切些說， 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地假定) 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 在壹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 (< 列寧選集> 第4 卷571 頁)犯了什麼錯誤呢？ 從理論上說， 就是違反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的規律。

在現實中碰壁以後， 列寧被迫決定後退， 從1921 年起， 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 容忍小農經濟、農產品自由貿易和小私營工業。列寧還提出五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

列寧去世後， 聯共黨內圍繞新經濟政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雖然對農民的讓步帶來了農業的增產， 但是到了1927 年， 糧食的產量仍未達到1914 年前的水平， 而對糧食的需求卻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而增長。高速度發展工業所需的資金從那裏來？ 沒有別的來源， 只能從農民身上強行徵集。主張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派失敗了。1929 年末， 斯大林決定立即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 並把富農作為壹個階級來消滅* 。在對富農作階級鬥爭的恐怖氣氛下， 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向富農開戰”實際上成了向所有農民開戰。成百萬的農民被任意帶上“富農”的帽子， 驅逐到西伯利亞。農民的騷動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 整個村莊的居民被放逐或餓死。特別是在19321933年間， 蘇聯農村是壹幅極度悲慘的景象， 整個國家也陷入混亂和飢餓。

集體化的直接效果是蘇聯農業減產， 長期不能恢復。到1953 年斯大林死時， 蘇聯每人平均的穀物產量仍低於1913 年的水平。這壹切， 是我們從< 聯共黨史> 看不到的。

＊富農以某種資本主義方式進行農業經營， 正因為如此他們是當時俄國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十月革命前， 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1%， 卻只能提供全部商品糧的22%？ 富農占有全部土地的22%， 卻提供全部商品糧的50%？ 其餘28%為中農和貧農提供。從單產水平看， 地主莊園每俄頃為1.8 普特(1 普特等於16.38 公斤)， 富農為8.1 普特， 貧農和中農為2.7 普特。

另壹方面， 蘇聯工業建設的成就是輝煌的， 在歷史上第壹次用壹種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了工業化。憑藉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 蘇聯政府能夠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 進行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它用壓縮居民消費的方法， 特別是剝奪農民的方法， 迅速籌集了工業化資金和解決糧食問題， 為高速發展重工業準備了必要條件。蘇聯“工業化奇蹟”震驚了世界， 和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蕭條形成了對比。蘇聯工業19301940年以平均每年16.5% 的增長率發展， 其工業總產值壹躍為居歐洲第壹， 世界第二。在政治上， 它保持了30 年代末至40年代蘇聯政局的穩定。最後， 使得蘇聯能夠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

然而， 這種高速度是30 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和備戰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是以犧牲農業和人民的利益為代價換來的。伴隨這種高速度的是重工業片面發展， 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這種高速度又是以粗放發展為特點的。隨着最初三個五年計劃取得成就和衛國戰爭的勝利， 這種體制的優越性被確認下來， 掩蓋了其中潛伏的矛盾和危機___ 缺乏活力， 經濟效益差， 管理機構過於龐大，許多重工業企業長期虧本， 浪費驚人， 官僚主義嚴重， 等等。壹旦經濟的客觀要求從粗放轉向集約型的時候， 高速度就會漸漸降下來。在40 年代初， 蘇聯工業增長速度已出現下降徵兆。1950 年為23%，1951 年為16%，1952 年為11.6% 。

從長遠看， 束縛生產力發展， 妨礙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精神的發揚。

(409 頁)1936 年斯大林正式宣布： “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 ( 選集， 下，399 頁) 當時蘇聯雖然已建成壹批具有較先進技術的重工業， 但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仍然遠低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末， 蘇聯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40% 。...1939 年聯共18 大宣布蘇聯進入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但18 大決議列舉的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人均計算的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的比較數字表明，蘇聯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 而且也僅為英國、德國、法國的1/2 或1/3 。(382)1961 年蘇共22 大提出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建設階段。

1967 年， 繼許多兄弟國家宣布進入建設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之後， 蘇聯領導也宣布， 蘇聯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但是， 所宣布的階段與大多數居民實際生活貧困之間的明顯的不壹致， 迫使安德羅波夫承認， 蘇聯只是處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漫長的起點。（ 499 ）現在， “發達的社會主義”壹詞， 已由“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理論，把中國革命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他說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 《毛選》3 卷1060 頁) 。“在革命勝利後壹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壹切“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產階級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 《毛選》4 卷1431 頁) 。他還預言那時“資本主義會有壹個相當程度的發展” ( 《毛選》2 卷650 頁) 。

到1953 年，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說，過渡時期是“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說過的話，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1956 年，中共在八大決議中，說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等於公開承認，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適合中國的經濟水平的。

在俄國這樣壹個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對？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水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壹條基本原理。列寧批評第二國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其實他自己就在搞機會主義。

如何看資本主義

建國以後，我們本應當批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但毛澤東卻要批判所謂修正主義。“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這個詞，本應當譯為“修訂主義”。修訂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了。現在不管對錯，壹律斥為“修正”。由於我們多年批判“修正主義”，“修正”這個詞也變成了“以錯誤代替正確”的貶義，這和這個詞的本義正相反，並且造成壹種印象，好象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修正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應當在實踐的檢驗中不斷修正的，問題只在修正得對不對？ 或者說，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澤東有壹個教條，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則不能。他們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因為修正主義者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如果錯了也要修正？ 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根據波普爾的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無權認為自己是永遠不會推翻的？ 如果有這樣的理論， 那壹定不是科學。我同意這個觀點。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即代表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資產階級和代表新的生產力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要打倒資產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在這裏，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當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勢力來看的。

馬克思在19 世紀就認為，資本主義的壽命不長了。但是， 在上世紀末，不要說俄國， 甚至在西歐， 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也被推遲了。晚年恩格斯在1895 年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糾正了過去的過分樂觀的看法。他追述1848 年到1850 年的西歐情況說： 在當時的情勢下， 馬克思和他都絲毫不懷疑， 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 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恩格斯承認， 歷史表明他們錯了， 當時的看法“只是壹個幻想。” (< 馬恩選集>4 卷510 頁)恩格斯繼續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 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壹點， 從1848 年起經濟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 這壹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 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 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 同上512 頁)由此可見， < 共產黨宣言> 中宣告的“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 馬恩選集>1 卷278 頁) 這個論斷是過早了。恩格斯在上面的話， 是較清醒的對現實的初步承認。

基於這個理由， 恩格斯認為， 工人階級的戰略應當是由革命轉入和平發展，應當很好地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如爭取普選權，參加國會等。

20 世紀初，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重新論證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

然而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史證明： 帝國主義階段過去了？ 資本主義發展着。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很多變化，它仍然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戰後的“新科技革命” ， 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發生的， 證明這個制度仍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些變化，馬克思預見不到，列寧也預見不到。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從馬克思逝世到現在的壹百多年裏，資本主義的經濟總的來說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馬克思說過，“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 《馬恩選集》2 卷83 頁) ，但當初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過早地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國黨獨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根子在老祖宗那裏就產生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處在發展初期，他們是資本家又是經營者、管理者？ 對於發展工業和商業，他們比共產黨有經驗。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當時慶祝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這是把壹大批有經營管理經驗和能力的人拋棄了，不是有利於生產，而是相反。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從海外和境外“引進”資產階級的人才和經驗。劉少奇在50 年代公私合營前提出“剝削有功”是對的。讓他們進行壹些剝削，換取他們努力增加國家和社會的財富，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80 年代我寫過壹篇《重提貓論》，其中說，我們長期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看成是妳死我活的鬥爭關係，貓與鼠的關係，其實是不對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貧窮”與“落後”。資本主義是壹只貓，它可以幫助我們消滅這兩隻老鼠。資本主義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禍害比較起貧窮與落後來是較小的。

中共曾經吹噓過在大陸消滅了剝削，實際上從來沒有過。我們應該反對超經濟的剝削，反對過分的、殘酷的剝削，但是完全消滅剝削是做不到的，也沒有必要。資本家個人的消費總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潤還是要用來擴大再生產，既給社會增加了財富，給國家增加了稅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由於官僚主義的決策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和浪費，是任何資產階級的剝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壹個尖銳的問題： 拿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比較，到底哪壹個階級是進步的，哪壹個階級是落後的呢？

幾十年來，我們從政治學習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訴我們，農民階級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動搖的，後來變成反動的，是專政的對象( 這就是《5.16 通知》的思想) 。

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衡量壹個階級的進步與否，要看它的經濟地位，要看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資產階級是同現代大工業和市場經濟相聯繫的。它和無產階級、科學技術人員壹起，代表壹種新的生產力，因此它是進步的階級？ 至少在它沒有變得阻礙生產力發展之前，我們不能說它是反動的階級。上面我已談到經營管理的作用，現代的資本家許多已變成了股東，不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了，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反對普通人在銀行存款獲得利息的話，那麼我們也不能反對從投資中獲得利潤，只要這對社會的生產發展有好處。這是從總的歷史過程來說的，它並不排斥在某個時期，某個國家，資產階級可以在政治上採取反動的立場。

《共產黨宣言》高度評價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但是過早地認為，這種積極作用已經完了。對於農民，《宣言》卻認為，這個階級是和小生產聯繫的，因而是沒落的和保守的階級？ 他們只有離開原有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才能變成革命的。後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聯合農民的思想。這是為了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並不表明他們認為農民是壹個先進的階級。

列寧和毛澤東都很重視農民。同農民聯盟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為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農民渴望改變自己的貧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農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不能創造新的生產關係，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起義，即使取得勝利，最後還是回到封建主義，起義領袖背叛了原來的階級，當上了新的皇帝。

那麼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

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 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壹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共產主義—科學還是空想？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過去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只有他們才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非常好的，可是怎麼實現呢？ 如果妳去讀壹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會發現，在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裏，是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的。馬克思描繪說，在這樣的社會裏，壹個工人“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 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 ，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可是這種制度並不誘人。就我來說，還是寧願帶着錢包，到市場上去自由選擇。不但如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做到了這壹條？ 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現在所有自稱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夠格的。怎麼辦？ 要這些國家不用“社會主義”的名稱，也不好辦。於是有些學者區別了兩種社會主義，壹種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壹種是“現實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為甚麼要消滅商品與貨幣呢？ 因為他要徹底消滅剝削。壹個工人創造的價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的貨幣表現，和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不相等。這種情況，使得剝削成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貨幣，價值與價格的背離就是不可免的。要徹底消滅剝削，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就要廢除貨幣，直接按照工人的勞動來計算他所創造的價值來付予報酬，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證券。同樣，壹切產品也不能有價格，而是標明其中含有多少勞動量。

工人就用他的勞動證券，去領到具有同等勞動量的產品。這樣也就消滅了商品。

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建立在他的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勞動創造價值，壹個產品的價值，就以製造這個產品所需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比如造壹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壹天時間，那麼製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這就是它的價值。這個理論，是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應用到簡單勞動上，好象沒有什麼問題？ 應用到復雜勞動上，就有些困難？ 應用到單純的腦力勞動上，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完全不行了。體力勞動的產品，是可以規格化的。甲乙丙三個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須是壹樣的，這樣才好比較，才好用數字來計算。但是腦力勞動的產品怎樣比較？ 怎樣計算？

魯迅寫《阿Q 正傳》，該給多少報酬才是不多不少？ 如果有另外的張三和李四，也寫出了《阿Q 正傳》，壹模壹樣，那就好辦，可以把三個人所化的寫作時間平均壹下。但《阿Q 正傳》是獨壹無二的，別人寫不出來，那麼就沒有什麼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不僅如此，僅僅按壹部文學作品的寫作時間來給予報酬，也是不公道的。寫作壹小時總比造桌子壹小時的勞動復雜得多。那麼怎麼計算？ 按計算復雜勞動的辦法也不行，因為這裏有天才，有靈感，這是根本不可能計量化的。按照壹部文藝作品的創作時間來衡量其價值，這是可笑的。

還有，在這個信息時代，信息是最寶貴的財富，但如何計算信息的價值？ 用勞動時間也是不行的。

戰後的科學技術革命表明，科學家和工程師對社會財富的貢獻，他們所創造的價值，比工人農民多得多( 儘管他們離不開工人農民) 。在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對腦力勞動的蔑視以及“工人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我們還可以想壹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業管理的作用難道可以忽視嗎？ 同樣壹個企業，由某個廠長來經營就虧損，換壹個廠長來就扭虧為贏。應當承認，經營管理也是創造價值的？ 不過這種勞動也是腦力勞動，同樣無法按時間來計量其價值。

所以，在現代的條件下，單靠工人來創造價值是不行的，還要靠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還要靠經營者和管理者，即現代的經理階層。工人是生產力，科學技術工作者也是生產力，經營管理者也是生產力：財富是由這三部分人聯合創造的。雖然我們無法計算這後兩部分人的貢獻，但是可以肯定壹個科學家或壹個總經理的貢獻要比壹個工人大得多。

這樣，“剝削”的問題就變得模煳起來了。從總的方面來說，現代社會財富的巨額增長，工人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農民加重了勞動強度，而是受益於科學技術？ 科學家所得到的報酬，壹般的是低於他們的貢獻的。

難道不可以說，腦力勞動者所給予體力勞動者的，要大於他們得之於後者的嗎？

我們不可能要求嚴格的按勞分配( 儘管這已加載憲法和黨章) ，但是我們應該要求相對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相對合理的分配也沒有做到。

馬克思為甚麼要廢除私有財產？ 這是基於兩個理由： 壹、為了消滅剝削？

二、為了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殘酷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停滯，廢除私有財產將解決這兩個問題，從而極大地解放生產力。我們已看到嚴格的按勞分配的不可能，那麼全面的計劃經濟可能嗎？ 資本主義經濟是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人們能不能用自己的手來完全代替那隻看不見的手呢？ 事實表明這是不可能的。現代市場經濟瞬息萬變，復雜萬千，就是有壹個萬能的超級計算機，也不可能把全部變量納入人為的計劃之中。這壹點，蘇聯和中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我們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場的自發經濟基礎上加上人為的計劃調節，但不可能不要那隻看不見的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海耶克批評馬克思過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錯誤地以為社會制度的變革是可以用理性來設計的？ 我以為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滅剝削和徹底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麼廢除私有財產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說在本世紀初的俄國沒有條件實行馬克思所主張的那種社會主義，就是在今天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生產力水平很高的美國，如果要沒收私有財產，取消貨幣，那麼美國的經濟馬上就會崩潰。

馬克思對這種危險，並不是沒有壹點預計，所以在《共產黨宣言》裏，儘管在原則上提出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但它的十條綱領並不是那麼激進的，只提出剝奪地產，高額累進稅，沒收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國家壟斷經營銀行、運輸業等？ 至於消滅階級差別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馬克思只是含煳地說那是要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們來看《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會發現，在有些方面，如高額累進稅，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城鄉對立的消滅以及義務教育，西方國家比社會主義國家做得更好。

時代變了，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轉到資本主義，或者採取壹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 另壹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了壹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

兩種制度正在靠近。

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類，但他們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又誤以為壹切問題的根源在私有制。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下去，社會將迅速兩極分化，好象壹個葫蘆形，中間最細，兩個頭，壹大壹小，壹頭是人數很少的大資產階級，另壹頭是廣大的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鬥爭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歷史的發展否定了馬克思的預言。拿現在美國的例子來說，出現了壹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整個社會象壹個橄欖形，兩頭小，中間大？ 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比較穩定的。至於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並沒有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貧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資本論》中描繪的英國工人的悲慘生活狀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看不到了。這就是西方國家的工人不接受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因。

工人階級隊伍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工人”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在車間勞動的“藍領工人”。現在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了。

從戰後這些年的歷史看，資本主義世界中推動歷史進步的並不僅是工人運動，還有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黑人等少數民族運動。工人階級也不壹定走在社會的前列，更談不上領導社會的潮流。現在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共產黨的勢力都在衰落，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是沒有的。大學裏倒有壹些學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但那並不是同工人運動結合的。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肩負着歷史的使命，即通過解放全人類而解放自己。

《國際歌》批評了“救世主”的觀點，但這種把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賦予壹個特定的階級的觀點，何嘗不是承認有壹個“救世階級” ？

從無產階級專政到領袖專政

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賦有歷史特殊任務的觀點，為列寧所繼承和發展，形成他的共產黨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既然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那麼它當然要來領導革命。無產階級怎樣來實現它的領導呢？ 通過共產黨。這是列寧的觀點。

在中國，過去把壹切邪惡的品質都歸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被說成是大公無私，最有遠見，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似乎就是壹切美德的化身。這樣的無產階級只存在於頭腦裏，在現實中從來不曾存在過。現實情況是，工人身上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品質缺點，於是就把這些歸咎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資本主義的腐蝕。

在理論上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在現實生活中，工人階級並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無論政治上還是社會地位上。他們應該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們的黨占有了。

這樣，共產黨就在無產階級的名義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們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就有了合法性。

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黨治國家或“黨國” (partystate)。我們中國叫做“黨天下”。

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歡國家( 此處的“國家”指國家機器，或馬克思說的“政治國家” ) 。他們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只不過是暫時的過渡。國家要消亡，國家的某些職能將轉交給社會來承擔。他們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並不是國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壹度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後來馬克思沒有重復這個觀點，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列寧則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這又被說成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列寧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而黨又是由少數領袖來代表的，這樣共產黨專政又變成領袖專政了。今天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主要屬於列寧。

馬克思和列寧都抨擊了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確實不完備。列寧的抨擊尤其嚴厲，他聲稱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而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這個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從來沒有出現過。壹百年來，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進步，過去沒有選舉權的婦女、窮人、少數民族，現在都有平等的選舉權了？

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結社、遊行等自由權了。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建立壹套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機制來表達民意，監督和控制黨和領袖，防止濫用權力，其結果是黨和領袖凌駕在人民和無產階級之上，異化了。我不是說西方民主就完美無缺， 但無論如何西方人民享有的自由比我們多。

當年列寧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抨擊，如“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移來描繪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倒是很合適的了。現在官方已經不再重復列寧的論點，而是說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情況。

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阿克頓有壹句至理名言： “權力腐蝕人， 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蝕人。”我們不要以為這隻適合資產階級。絕對的權力不僅腐蝕領袖，而且腐蝕壹個政黨。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 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 列寧回答說： 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 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為領袖的人們來主持的( 《列寧選集》4 卷197 頁) 。

列寧批評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把群眾和階級，政黨和領袖完全對立起來，這是對的？ 但列寧卻陷入了另壹個極端。照這個說法，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群眾，所以群眾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因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 因為黨是由領袖領導的，所以最後是歸結為領袖專政。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理論的容易受到批評，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企圖加以彌補，說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作用( 黨“專政” ) 之間不能劃等號。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黨專政，但不是說“完全”是。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前提是“先鋒隊和工人群眾間、黨和階級間有着正確的相互關係” (《斯大林選集》上， 423 頁) 。“如果黨的政策不正確，如果黨的政策和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可以不可以認為黨是階級的真正領導者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 同上425 頁) 。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危險，可是後來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似乎壹個黨自稱代表無產階級，它就代表無產階級，用不着徵求壹下廣大工人的同意？ 壹個黨曾經代表過人民，那麼它就永遠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來審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門的工作出了問題，有了缺點，需要糾正和改進，第壹條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幾十年中，不斷加強黨的領導，隨之是領袖地位的加強。黨是全能的，黨的全能又歸結為領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也想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就批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評”的第二評即《關於斯大林問題》中說： “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的”，“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壹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在這裏，正是利用列寧觀點中的弱點來為個人崇拜辯護。

列寧觀點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忽視了這壹點： 黨是可能從本階級異化的，領袖也是可能從群眾異化的？ 異化了的黨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異化了的領袖也不能代表群眾。

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大問題就是無法防止黨和領袖的異化。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他沒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險是執政黨和領袖的異化。

後來，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黨內出現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實，問題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脫離了人民，君臨於群眾和黨之上，誰也不能制約他了。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其實既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共產黨專政，只有毛澤東的個人專政。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產階級實際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為救世階級。到了列寧，這個救世階級又為共產黨所代表，成為救世黨？ 黨又掌握在領袖手中，於是領袖實際上成為新的救世主。繞了壹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已陷入困境。列寧勝利地領導了十月革命，又提出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使得馬克思主義走到東方來了，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寧主義從此成為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十月革命成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國革命的經驗實際上並未經過批判的審查。列寧組織“第三國際”，就急於推廣俄國的經驗，這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錯誤

作者 徐澤榮 陳平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陳平：今天哪，我們請徐博士說說對於《資本論》中勞動價值論的看法。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裡，面最核心的學術觀點——應該說它也是古典經濟學當中壹個蠻重要的學術觀點。馬克思認為，這個價值是勞動創造的。我知道徐先生對此是持有批判看法的。是不是先請妳闡述壹下妳是怎麽從學術批判角度去看待這個勞動價值論的。

徐澤榮：我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繫念本科的時候，大三還是接近大四，系裡面就讓本系的壹位教授叫陳其人，給研究生開這個《資本論研讀》，是個為時壹個學年的課程。因為研究生人少，大概祗有四五個，這個教授講課總要講點性價比嘛，是吧，於是就讓我們幾個高年級的本科生也參與，不是所有，大概也是四五個人，那麽湊起來就是十個人左右。這就是歐美大學教育裡的那個Seminar的標準人數啦，小班教育。

陳其人教授在中國大陸《資本論》研究方面，差不多就是權威啦。他是篤信馬克思主義的。復旦大學裡面當時還有個研究《資本論》的專家叫張薰華，「四人幫」的時候，他被捧得挺紅的。陳其人教授雖然篤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聲明他有些觀點要跟馬克思商榷。在文革前，前好多年啦，他不是被打成右派，而是被打成——上海有個奇怪的罪名叫——「修正主義分子」。結果學校把他下放到復旦附中去當老師。文革過後呢，好像經濟系還是不想要他，因為正是他們經濟系打擊的他嘛。於是他就來了國際政治系。這是個廣東人，原來從廣東中山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來在臺灣教過中學，解放前夕從臺灣迴到上海。曾經是王亞南（曾任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學生的他，被接受在復旦大學教書。我看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是看英文書的。解放後大學培養出來得人裡頭，很少有人能看英文書的。教了壹年，那個教學方式跟我們後來在歐美大學接觸到的教學方式差不多，就是要寫那個Seminar paper，然後要有人跟妳Argue，爭論，然後其他人參與進來，大家再討論。

馬克思《資本論》的特點，第壹個就是晦澀。他寫得很難懂。我對比過英文，德文比英文晦澀，而他又喜歡用晦澀的詞句……陳平：但實際上，我這麽說吧，不是真的有太複雜的東西。

徐澤榮：不是太複雜。

陳平：他就是囉裏囉唆。第二個特點，他喜歡反復論證，真的。妳看第壹遍，看第二遍，看着看着，妳就會給套進去了。

徐澤榮：不知道他為甚麽是這個文風，我不大清楚。很囉嗦，講壹件事，第壹段講完，第二段又講，第三段又講。妳也不能說他想多賺稿費。後來他那個《資本論》，是有壹個歐洲共產主義者給他捐了500英鎊，才得以出版的，應該沒啥稿費。恩格斯壹直在資助他。馬克思的寫作習慣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陳其人的《資本論研讀》，是吧，才使我讀進了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那壹部分。我以前也試圖讀過，但是總讀不進去。就在這壹學年的課程裡，我讀進去了。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命題就是「交換價值的本質是勞動價值」。這個勞動價值是甚麽呢，就是工人的勞動。比如說做這麼壹個茶壺，前前後後用了十個工時——壹個人勞動壹個小時叫作壹個工時；做這麼壹個茶杯，可能要用2.5個工時。那麽在市場上交換呢，就得要拿四個茶杯去換壹個茶壺，對不對？2.5乘以四等於十嘛。這叫等價交換。那麽當然這個十個工時和這個2.5個工時，都得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數學裡頭叫眾數，還不是平均數，就是在那個主軸兩邊最密集的那些點叫做眾數，出現最多次數的點，再平均壹下。比如說有個手腳慢的人，用了20個工時才產出壹個茶壺，妳不能要人家要拿八個茶杯來跟他交換，這個就不算數。有的人手腳很快，祗用五個工時他就能做出壹個茶壺，但是整個社會祗有他壹個人做得到，那麼這個人當然就會賺錢啦，算數，就可積累資本啦。簡單說來，這就是勞動價值論。

這個茶壺如果用了十個工時生產出來，假如在這個基礎上我又加做了另外壹個設備，比如說壺裡頭有轉盤，這邊出毛尖，那邊出祁紅——中國古代不是就有這種酒壺嗎？原來這個茶壺的十個工時的價值祗是轉移到那個新的茶壺裡頭。舊價值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新價值祗能是工人的活勞動才能創造出來。所以，到時那個有着轉動設備的茶壺，比如說做了20個工時，我們假設壹個工時值壹塊錢，那麽它的價格就變成了20塊錢，其中有十塊錢是轉移過來的，另外十塊錢是新創造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很重要的壹個部分。

另外壹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妳做這個壺還是很簡單，對吧。若是做個自鳴鐘，做鐘的十個工時相對於做壺的十個工時，在市場上的價格是不壹樣的。就是說做自鳴鐘的是複雜勞動，做陶瓷壺的是簡單勞動。那麽這個複雜勞動就以這個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表現，比如同樣是十個工時，那麽自鳴鐘可能就比陶瓷壺貴幾倍啦。

第三個重要部分：如果說十個工時換四個杯子是價格與價值重合的，是壹致的時候，那就沒有問題。但是突然間這個陶瓷壺，中東有個客戶大量訂貨，造成國內市場緊缺，那麼它的價格是不是提高啦，那麽就可能不是四個杯子能換來的，可能得要六個或者八個才能換來。這個時候就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供求關係導致價格和價值分離，是吧。那麽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作家，就是包括現在西方的這個「新馬」之類，從來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價值怎麽向價格轉型，妳用多高深的高等數學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勞動價值論解釋不了價格跟價值分離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看到，比如說妳去看梅西踢球壹個小時，妳願不願意去看十個小時的郝海東踢球來代替看壹個小時的梅西踢球，大多數人不會吧。那麽簡單勞動是不是乘以倍數才等於複雜勞動呢？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成立。

那麽好了，我們現在迴到壹些最基本的問題上。比如甚麽叫作價值？科學的突破往往是要從顛復原來的基礎概念入手的，是吧，或者是要做修正。現在的公知老是在講普世價值啊等等，卻沒有人去定義這個價值是甚麽？價值有多少種？又有多少種可以交換？我們在這裡，用很簡單的定義來說，就是「價值是人類願意付出代價、努力、勞動來換取的東西」。勞動嘛當然就要跟生產相結合，努力卻不壹定哦。現在我們坐這兒的對話，這個努力算不算生產呢，不算，這是壹種社會活動嘛，媒體的活動。付出代價，通常人們可以付出金錢，但是女人可以付出貞操，帝王可以付出王位——像那個辛普森夫人和那個愛德華王儲，是吧。那麽關於價值，我們可以定義的對象，就不僅僅是工人、農民生產的產品啦。

那麽好啦，價值可以分多少種？西方科學壹開始的利刃就是「分析」，把東西先分開了，研究透了再合成。那麽價值可以分成多少種類呢？我在國內學術界從來都沒有聽過有人拆分，但是西方有個政治學家把它分出了八種。妳不壹定同意他分出的這個八種，但是，先把價值分類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操作，妳能分類，才能討論交換，是吧。那麽第壹類價值就是長壽和健康啦，對不對，這個叫做「壽康」；第二類價值呢，當然是最重要的這個「安全」，對不對。它跟壽康是不同的。比如說我很健康，牛高馬大，我也沒有這個短命的問題，但是我突然給汽車撞了，這是個安全問題，是吧。第三就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叫做「財富」。財富分為兩種，剛才我們講了，壹個是這個人造財富，就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壹個是天設財富，就是自然天然生成的東西，例如煤礦、森林、魚群、情感，是吧。馬克思主義說，這些東西的存在，沒有經過人類的勞動，所以不是價值。但是從效用價值論角度來說——從我們認定這些東西是根據效用序數來交換來說的話，那當然就得承認這些天設效用並不需要經過人力加工就有價值。第四類是甚麽呢，就是很多人追求那個的Power——「權力」，不是利益的利，而是力氣的力。其實翻譯比較準確的話，應該叫做「制權」，就是我制服妳的這個權力。以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類，這個他都給列了出來。其中包括Affection，我開始也不知道將它譯成甚麽好。他說是激情，包括愛情、友誼啊這些東西，我後來就把它譯成「順悅」。我們見到朋友，常問：「哎，老陳，最近順不順啊？」，喜悅嘛，當然是妳順利妳就會喜悅，就是順悅就包括這個激情在裡頭。那麽他還講到正義和信用啊這些東西，也屬於價值。

那麽好了，現在我們想壹想：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在價值交換方面，是不是祗用壹種標準？我們有沒有可能用到兩種到三種交換標準，經常在那兒切換，好像是沒有，對不對？那就祗可能有壹種標準。有的人說，論勞動價值，馬克思意思是祗限於人工產品，是吧，其他東西他沒有講。但是人工產品可以交換上述那些價值對不對？十裏紅妝可以換來女家名聲，也可以換來女兒在夫家的地位，對不對？名聲、地位也是壹種價值，虛的名聲、地位都是價值。我們現在假定人類社會祗有壹種交換價值，那麽這個交換價值到底是勞動價值呢，還是效用價值？還有俄國有壹個經歷了十月革命以後才逝世的醫學家，後來因為搞人血實驗，搞死了自己，叫作波格丹諾夫。在哲學詞典上，能查到這個人。他說交換價值的本質是能量價值，就是妳在這個東西上付出了多大能量，就可以跟那個付出等量能量的東西交換。古人不懂得甚麼是能量，Energy，焦耳，古人用甚麽東西來標識它呢？撇除波格丹諾夫這個能量價值，我們就剩下兩個啦，壹個是勞動價值，壹個是效用價值。勞動價值因為它是用勞動時數來計算的，是吧，所以它是間距相等的基數，壹個小時和兩個小時區別是60分鐘，是吧，3600秒。序數很難啦，序數祗是說，遠，比較遠，近，比較近，是吧。妳比如說這個打天津，四野用四個小時打下來了，四個小時古代是兩個時辰對不對，那麽古代我們用沙漏也知道是兩個時辰，那麽關公溫酒斬華雄，這個溫酒時間到底有多長，它祗是壹個序數，就是說不會太長，絕對不會溫酒要溫十個小時的，是不是。那麽這些叫序數，序數就是這壹級到下壹級之間的間距是有差別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差別，它的間距是不壹致的。但是這個東西難道在人的腦中不可運算嗎？可以運算的。顏值不就可以比較嗎？科學更加發達以後，關於序數可不可以等間距化，這個我們留給後人去考慮啦。那麽跟勞動價值對立的論點就是說:效用價值才是交換價值的本質。

大陸有壹個社會科學家叫鄭克中，北大俄語系畢業，文革的時候好像是大二還是大三。他俄語底子，不是社科底子也不是史學底子。文革後他去解放軍農場勞動了壹段時間以後，給分配到了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這位老兄吭哧吭哧地開始研究效用價值啦。他很早就寫了壹本書。他的論證脈絡是說：交換價值就是效用價值。而我的論證脈絡是說：交換價值不是勞動價值。他基本上沒有去證非那個勞動價值，而我這個就是說，我證非了勞動價值自然就證是了這個效用價值。我是前年才跟他互聯網聯繫上的，相逢恨晚哪，他大概大我七八歲吧。國內網上稱他是「中國學術第壹人」，就是他論證的是中國學朮困境當中最基本的問題。他那個時候還能出版，後來他說他的這個書都送完了，怎麽辦？我就說廣州華南師大後門有壹個二手的複印機是能夠把這個書原原本本做出來的。他後來也很高心啊，他以後再缺的時候就寫信到那裡，去印，才30多塊錢壹本，比書店賣的還便宜。

剛才我們講到效用價值可以分為八類，妳願分出九類、十類、20類都可以。但是我們強調，每壹類別價值，不僅可以類內交換，而且它跟其他類別價值，也可以進行類際交換，幾乎沒有甚麽東西是不可以交換的。比如說有人說愛情不能交換，其實愛情可以交換愛情嘛，對不對，信任也可以交換信任嘛，對吧。比如我們都熟悉的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為盟的故事，是吧，小葉丹他們讓出壹條安全通道給紅軍，他們這個苗族人或者彞族人不來騷擾妳，對吧。劉伯承是給了他300支步槍的，這就是財富和安全的交換，對不對，同時也是信任和信任的交換。所以這個各種不同的價值不僅類內可以交換，類際也可以交換。

現在我們講到證非勞動價值論的兩個最基本的論據：第壹個就是，這麽多東西在交換，能夠測時間的祗是這八種價值當中的半種，就是這個人工產品，人造效用，對吧，我們都知道那個甚麽泰羅制，拿秒錶來卡算妳的這個動作所花時間。那麽天設效用妳沒辦法，妳無法說它是經過多少時數的人工勞動才形成的。所以馬克思主義作家就說那個挖掘勞動才開始給了它第壹次的價值，這個理論就搞得我們山西那麽富有的地方，都那麽窮哪，是吧。那麽其他，比如說壽康，恐怖主義分子可能為了家庭財富，拿自己的壽命去換。好像很便宜，說是兩萬美金還是多少。那麽就是說祗有0.5/8種的東西可以測算勞動時數，7.5/8（八分之七點五）種的東西，是不太可能測算得到所謂勞動時間，也沒有人去試過。我們現在講的中國很常見的交換，叫做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誰去測量過那個時數，沒有測量過吧，不可測量，是吧。「商品」就是用來交換的「物」和「事」，既含「形而下」，亦含「形而上」；形而下既含人造效用，亦含天設效用。效用價值不同哦，效用就是妳在這個物件的物理、化學功能之上，妳對它的需求和滿足。上次妳講了那個Entrepreneurship，對吧，那個就是說他自己感覺他需要，願意用甚麽代價去換，這桿秤是在每個人心裡頭都有的，可能神經有點不太正常的人也有，不壹定是完全瘋狂啊。但是妳要測量勞動時數，妳就要籍用壹個外在的衡器。那我們剛才講了八種，7.5/8種妳沒有辦法測量。從人類自己主觀方面講也是很難測的。我們想象古代人原始人那個時候，他不知道時間，曆法他後來知道了，壹天白天黑夜各自作為壹個單位時間大概知道了，上午下午這樣分下來，但是他沒有鐘點這個概念嘛，對不對，到很晚的時候才開始出現時辰啊，這個，我們的時辰壹直是兩個鐘頭，西方是壹個鐘頭，剛好就像我們的裏，兩個裏剛好是壹個公裏壹樣。他甚麽時候才知道那個地是壹畝啊，壹個畝是多少個平方米啊，他沒有這個概念嘛，對不對，開始的時候沒有。那麽糧食打下來了，他拿壹個容器，可能是個椰子殻之類的，標準斗也沒有出現，對吧。加減乘除，我們是東漢那個《九章算術》才總結出來的。那也許在《九章算術》出來大概幾千年之前，人類就已經會了簡單的算數。但是除法是最難的嘛，現在小學生學除法都要三年級才教。那麽這個原始人怎麽知道這個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呢，根本沒有可能。有人類學家看到這個部落的人交換，比如說，甲部落某人帶來壹袋芒果，走到森林的邊緣，放到地上，然後他躲在壹棵樹後頭；乙部落某人帶來壹袋獸肉，也放在那塊兒，也躲在壹棵樹後頭。雙方看看，都覺着滿意了，就把對方的東西拿走，他們連面都不見的。古代人可能認為另外部落的人是魔鬼或者是敵人，他們不是有那個獵頭的習慣嘛。那他怎麽知道對方用了多少勞動時數？根本不知道。說用勞動時數這個概念，來談這個交換價值的話，那已經是差不多工業革命以後的事了。

陳平：但有的時候他是根據壹種，可能是壹種平均的壹種勞動價值吧，他這麽認為……徐澤榮：有人說這是個黑箱，說是市場自動形成的。但是我們剛才舉原始人這個例子啊，說明裏面黑箱不存在，市場欠發達，祗是偶發的嘛。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孟嘗君養食客3000的事兒，為啥養那麼多的食客？就是因為糧食產得、收得太多了，當時又沒有多少東西可供交換，他就養那個食客啦。實物交換是產品比較豐富時才會出現。我們以後還會談到，否定勞動價值還有別的論據，我們現在祗談了兩個方面。

陳平：馬克思所說的有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他說到三個概念……徐澤榮：「使用價值」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效用價值。強調勞動價值論才是馬學核心，對於證非馬學的意義在哪裡，呢？我之所以僅花了半年時間，就把馬學錯在哪兒想清楚了，就是因為陳其人教授做了仙人指路嘛。如果他是把我指到，比如說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歷史唯物主義」那邊，我不就去搞到那邊去了嘛。他如果把我指到剩餘價值那邊，我不就去搞到那邊去對不對。但是他的指路給我印象太深了，他解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幾乎每壹個概念，都會聯繫到這個勞動價值這個本源。可能就是因為這壹點，他當時被打成甚麽修正主義分子。

當時在那個《資本論研讀》課程上，我就提出了壹些疑點。最後我跟壹個女同學講，咱倆來研究壹下這個交換價值的本質是效用價值還是勞動價值，好嗎？她說：我可不想研究變成坐牢。結果我後來是坐牢變成了研究。

大陸歴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都是扯得很遠的，還是以馬解馬；就是說中國社會發展階段還遠沒有到達資本主義階段，妳不能跳躍過去，是吧，以前就是說生產力不夠發達甚麽甚麽這些。直到我這證非逐漸傳播開來的時候，還有大多數的中國公知仍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是中共把這個經念歪了。還是這樣講的。他們不去討論勞動價值。他們去講甚麽呢？馬克思的隻言片語，比如說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痛斥過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制度，馬克思讚揚巴黎公社的民選制度之類，大概祗有四五句這樣的馬氏原話，還有異化，是吧，異化。那麽我跟他講，馬克思所講的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好像是在說壹個民主的社會，對吧，但是妳仔細看他的着作，他是講要把有產階級消滅掉的，所以列寧去實踐了這個事兒，然後思想上也要消滅掉，就是他這個國家裡頭沒有有產階級，沒有私有制，那麽還有沒有自由人呢，這個妳前提就不對了嘛。那是他的壹種理想，他沒有說有沒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這是第壹。第二，他反對新聞檢查，但是妳想想他和恩格斯合着的這個《共產黨宣言》，他倆說共產主義社會或者是共產主義者「要消滅壹切永恆的真理，壹切道德和宗教的觀念」，這不就預兆了有新聞檢查嘛，是不是。妳不能光看他說甚麽也要看他做甚麽。第三，巴黎公社，剛才也講了就是說巴黎公社本身就是要把有產階級打倒的嘛，那麽這種國家會不會在人類社會裡頭出現？而且對於這個政治學所要討論的甚麽三權分立啊、壹人壹票啊，兩院制衡啊這些，他講得非常少。他就是跟普通人對民主那種程度的理解而已，所以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不是。妳首先要在有產階級的骨灰上建立壹個社會，這個已經是違背了這個我們講的自由主義原則。另外他講的這個計劃制，由於要計劃所以要國有，那我們剛才講了國有制實際上是加強了威權對於經濟的控制嘛。

剛才我們講了關於關於價值的定義，關於這個政治的定義，搞清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壹件事情。列寧講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對吧，那個可以說是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定義，對不對，不是政治本身的定義。有壹個加拿大的社會科學家（後來可能入了美國籍），他說政治是就是「價值的威權性分配」。不是說我和妳平等交換的那種分配，而是有這個暴力做後盾的分配，就是政府的威權性分配嘛。所以這個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是在這個政治學科和經濟學科結合部的壹個的學科。經濟，如布坎南定義，是研究交換的壹門學科。權力是甚麽東西？權力既有硬權力，就是威權，也有軟權力，比如財權、色權。那麽也有壹個美國社會科學家，定義權力是;「如果A可以迫使B做某事，而B反過來不能對A這樣做，那麽就是A對於B擁有權力。」叫作Power。在把這幾個基本概念搞清楚以後，我們才能討論勞動價值、效用價值這些問題，那麽這個就叫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雖然命名他的這個學問是政治經濟學哪甚麽的，他還是搞不清政治和經濟的區別。

他把主要註意力放在推翻私有制，然後他覺得推翻私有制以後，那個上層建築自然就會有變化。實際上我們認為他那個物史觀和辯證法仍然屬於哲學的範疇，哲學就是科學在實證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對於自然和社會現象背後本質及其運作規律的猜測。實證才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實踐；實踐就是這個成王敗寇嘛，對吧。實證呢，就是妳經過壹樣的程序以後能得出前面那個人得出的結果，這個叫做Science。所以這些基本問題搞通了，我們才能走下去。

成功證非馬學元論的現實意義是甚麽？是吧，如果用效用價值迴歸交換價值本位，驅逐了勞動價值，那就是為私有制正名啦，為資本家正名啦，為工程師正名啦。

陳平：妳剛才壹直在用這個「效用價值」，實際上就是這個，效用效用就是有用嘛……徐澤榮：英文叫Utility。妳肯定要這個東西對我有用才有交換價值，不是說它有勞動時數才有交換價值。

陳平：它是可以滿足人們需求的，對不對？

徐澤榮：「滿足人們需求」，就牽扯到主觀方面了啦，對吧。所以鄭克中講客觀效用價值，實際上不應該加上「客觀」這兩個字。效用價值壹定是客觀和主觀相結合的壹個產物，有的時候可能主觀佔更大的成分。鄭教授當然說了，已經把主觀納入了客觀了，那就是另外講壹迴事了。現在不是說觀察到了遙距量子共同抖動這壹現象，就是說明主觀和客觀是有緊密聯繫的嘛。用這個說，當然他也可以解釋過去。量子糾纏，對不對？

陳平：妳否定勞動價值論，核心想要說明的是甚麼？

徐澤榮：核心就是說，第壹，私有制是天然合理的。

陳平：為甚麽否定勞動價值論，私有制就是合理的？

徐澤榮：勞動價值論，就意味着在生產第壹線，或者是作業流水線，那個工人操作流淌出來的勞動時數才進得去商品從而形成交換價值。

陳平：他想證明：祗有提供勞動的人才能創造價值，對不對？如果說是並非祗有提供勞動的人才能創造價值，而是那些知道甚麽是效用，也就是知道甚麽是人們的需求，然後把工人勞動、原料材料等等要素組合起來實現這個需求的，滿足這個需求的人——就是說呢，組織生產或者提供這些要素或者服務的人創造價值，是不是這個意思？

徐澤榮：對，需求首先要被發現出來。誰決定生產甚麽市場需要的效用價值？肯定是資本家嘛，還有誰呢？

陳平：嚴格意義上是企業家吧，企業家精神吧？

徐澤榮：Entrepreneur 從法語來的，中國隨日本譯成了「企業家」。美國有艘航空母艦叫「企業號」，是吧。我改用了壹個比較中國化的名稱：《三國演義》裡不是有「典農中郎將」嗎，這個「典」其實就是操作的意思。那麽我們可以再把這個「典」變化壹下，叫作司機的「司」，這個Entrepreneur應該翻譯成「司商家」。就是他最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為了交換的，不是像孟嘗君那樣儲藏在家裡，餵3000食客的。叫「司商家」或者叫「典商家」比較合適。就是說，決定研製和生產甚麽效用的，是資本家——當然個體戶他可能既是資本家又是勞動力，對不對？但是在決定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扮演的是司商家這個角色，在動手做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扮演的是勞動力這個角色。過去講生產要素，共產黨規定祗能講兩個還是三個，妳要是講多了，就會被打成右派。這是壹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現在我們通過觀察知道有十大生產要素，有十種，也像我們剛才分類價值壹樣。第壹個生產要素叫職能資本，是吧，妳陳平先生拿出錢來開辦這個陽光衛視，妳就是職能資本這壹生產要素的人格化。第二是甚麽資本呢，籍貸資本，妳不管怎麽樣都要向銀行籍錢的是吧，銀行要抵押吧。那麼這幫把錢存在銀行裡的人，他自己不想做司商家，他是通過獲得利息，年終分紅來受益。第三個生產要素是甚麽呢，商業資本。馬克思本來說商業基本上不創造價值，但是妳說妳把壹個杯子送到了我需要的地方，怎麽不能創造效用價值呢？效用到此才被實現了嘛，對不對？第四個當然就是很經典的，就是土地資本，對吧。技術資本我們可以算進這個職能資本裡頭。那麽整個社會的生產是由職能資本為主來組織的。以上四種資本，簡稱「四本」，然後就是六「力」。它有六個力，就是人要付出努力、勞力的。第壹是勞動力，對吧；第二是技術力，技術員在那修修補補啊，按照那個操作規程來做事。它也沒物化為變成壹個實體嘛，也不是專利嘛。第三個呢是公權力，就是政府啦，它不把路修到那裡，妳也開不了廠，那麽這個東西歸根結底是從社會的稅收裡來的，它起正向作用的時候叫做公權力，是吧。第四個是最新的，叫環保力，現在環保必須付錢啦，那麽古代當然也有環保的這個約束，妳比如戰場死了人壹定要掩埋啊，不是說人道主義不人道主義，妳不然第二年就是瘟疫流行，對不對。最開始從掩埋屍體開始，環保力到現在越來越強調了，因為妳搞不好就是人類的毀滅嘛。現在又多出來的壹個東西，很厲害的，江澤民強調得很厲害，叫作信息力，是吧。不光是妳在這個商界裡頭妳得知道甚麽信息。包括甚麽馬雲啊，甚麽騰訊啊，這些都是信息力在起作用。

說完「四本六力」這十大生產要素，我們最後籍用壹下系統論。系統論是屬於科學還是屬於哲學？我不知道您怎麽理解。反正我認為，如果把它當成科學來理解，那麼就有壹個系統論的基本法，很簡單的，就是「系統大於各部之和」，是吧。那麽好啦，我們系統論基本法第二條，就是「系統所得大於各部所得之和」。ABCD......各部所得加起來後，系統所得總額會有個正負Δ 出來，正就是利潤，負就是虧損嘛，都是由俗稱老闆的人負責，不是員工負責。那麽系統的這個盈虧所得是不是應該歸於這個系統的建造者+經營者所有？因為整個系統本身就是系統大於各部之和，那麽它的所得所失也大於各部所得所失之和，那麽這個多出來的或者少出來的東西天然屬於系統的建造者+經營者所有。妳要是負資產那是妳老闆破產，不是妳的這個員工破產，對不對？那麽這樣我們說明了甚麽呢？出於自然規律，是應該歸老闆 的，正像虧損也歸老闆 的壹樣。

所以世上的剩餘價值不是剩餘勞動價值，而是剩餘效用價值。資本家決定生產甚麽效用，工程師決定怎麽生產效用，是吧，它有技術規程嘛，這兩者對於效用交換價值的形成是決定性的，勞動力和其他的七個要素，就是說起的作用絕對不如這兩個要素。

這裡，要講到民主問題。公權力的實施者是個人，是不是，沒有壹個虛擬的神人般的公權力出現。那麽這個人就可能利用這個公權力收妳的賄賂，把他擁有的公權力出租給妳，給妳辦事，這就叫做「期權尋租」。公權力可以被變成「租權力」。民主制度其實就是要把這個資本和威權的勾結給破開。我們在復旦大學學那個西方政治制度、西方政治思想，全班36個人，15個黨員，其他都是團員，弄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大部都變成了民主派。

陳平：實際上在價值方面，又把價值和價格分開。

徐澤榮：對了。

陳平：對不對？價格嘛他說是可能和市場的交換，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實際上給它分成了這幾個要素，這裡，面是個甚麽關係？

徐澤榮：如果把勞動價值視為交換價值的本質的話，那麽他就解釋不了價值和價格分離的問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啦，對吧。當然貨幣妳可以拿貝殼來當都可以，祗要人們公認它有信用就行啦。這個「新馬」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就弄出來了壹個問題：價值怎麽向價格轉型。他們永遠都沒有也沒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陳平：他們很牽強附會。

徐澤榮：當然很牽強附會。如果說是效用價值，由於它是每個人心裡頭的那個衡器所決定的，那麽自然而然最後貨幣單位就是它的量綱，雖然效用價值本身祗是序數，是吧，但是價格就可以把它基數化了，祗要人們接受就行啦。當然，最後如果發現它可以有新的價值內涵，人類又可以給它重新定位。我們講這個效用價值的天然量綱就是貨幣單位，二者沒有分離。市場需要得緊的時候，它的價格就高了，是不是，正是說明它的效用被急需了嘛，對不對。比如說口罩現在是壹塊多壹個，早些時候不是賣到20塊錢、100塊錢壹個嘛，那也是它的效用價值啊，因為妳沒有的話就可能受病毒感染了，就會死啊，是不是，而且醫療費用遠遠超出了這個高價東西。

陳平：我的主張就是把這個效用用需求來代替。

徐澤榮：它開始必須具有壹定的功能，這個時候我們不說它有價值，它成為價值就是因為人類有需求才成為價值。需求催生了價值。

陳平：說來很巧，我在去年推理出了壹個商業模式，因為我同時在投資做這個加密貨幣嘛，做區塊鏈嘛，我認為消費者是參與價值創造過程的，沒有消費者提出需求的話……徐澤榮：它就沒有這個價值。

陳平：沒有價值。沒有消費者提供的對這個……因為那個需求，他支付了這個價值的價格，那麽這個價值價格又成為了再生產的投入，所以它才創造價值。我當時設計了壹個壹個消費者的壹個通證，就是消費者的壹個加密貨幣，我想把它變成串在每個商品社會流通當中。因為這個市場不成熟，我壹直沒推出來，沒推開，我在內部寫了很多，寫給大家，我提出來叫做需求價值論。

徐澤榮：這個跟效用價值是相輔相成的，因為效用價值本身就有主觀方面嘛，主觀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的主觀嘛，對不對，他是知道妳的這個主觀他才去生產的嘛。另外消費者用他本身創造的這個效用價值，他去交換妳這個價值，同時妳又形成新的價值，他那邊也形成新的價值啊。妳哪怕誕生壹個兒子、壹個女兒也是壹個價值，是壽康的表現嘛，人類這個綿延本能表現嘛。當然妳這個視野更廣闊壹點，有點哲學性啦，有點哲學性。

如果用效用價值論，妳怎麽解釋那個商品價格上下浮動都解釋得通，但是用勞動價值妳是絕對解釋不通的。妳既然說死勞動是凝固的，不創造價值，那麽商品在那個供求關係變化的時候，怎麼能夠變化價格呢，這個是自相矛盾的壹件事兒嘛。馬克思他自相矛盾，他又好像忘掉了他講得那個話。另外他也真真正正地講過壹句二元論的話，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大家都能得隨意到所需東西的時候，沒有了商品的時候，壹切價值就是效用價值了嘛，對不對。

陳平：他按需分配嘛。

徐澤榮：東西對他有用，他才會去拿這個東西，對不對。比方說，現在我們講山區潔淨的空氣、潔淨的淡水，是誰都可以隨便得到的，沒有汙染問題的話，這時沒有人去計較它的勞動價值嘛，但是它必須是有效用價值才會有價值嘛，當然它沒有價格，沒有貨幣表現。但是當有壹天汙染到了那個程度，妳要買那個空氣吸，買那個淡水喝，那個時候它就有價值，有價格了嘛。祗不過是在氾濫的情況下，人人都可隨意吸氣，喝水的話，表現為沒有價格而已。

馬克思很奇怪的，曾說人類本性裡頭，既存在效用價值又存在勞動價值。那麼二者怎麽切換，我不知道。這個在我學過的那個機械學裡頭，叫做「轉換模」，對吧，這個「模」是從哪裡來的呢？另外講這個黑箱作業，我也不太相信怎麽能夠由黑箱來決定價格。有那麽多的東西要去測量而不能測量的。所以馬克思的這個勞動價值論，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出發點，但是錯啦。於是才有我們後來遭遇的浩劫，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出來了嘛。把勞動價值論證非、抽掉的話，他的整個理論體系大廈就垮了。

陳平：需要徹底駁倒判那種所謂社會的歷史、人類的文明是由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這種譁眾取寵的東西。體力勞動人民是參與了人類社會文明的創造，但是更加重要的推動者是每壹個時代的各個領域裡的精英。這樣認識，人們才能夠還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同時對於怎麽預見未來社會，也是很重要的。

徐澤榮：勞動價值論在某壹方面也可以說是反尚智主義的。人類由猿進化成人，是因為認知亦即智慧的發育和推動，對不對，不是說勞動的推動。如果妳重複勞動就做鋤頭，那麽到了現在妳都不壹定會有蒸汽機、發動機。所以說勞動價值論從根本上說是反尚智、反人類的。

陳平：妳比如說今天的部份毛左，理論上，他們的根子就可以找到這個勞動價值論裡頭。

徐澤榮：對對，他們肯定也是勞動價值論新壹代的犧牲者。

陳平：妳要使得妳這個人種越來越好，妳肯定要將精英樹為社會的榜樣嘛，承認精英才是社會的主體嘛。所以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非常重要。我覺得妳談的這個對於勞動價值論的質疑和否定，很有價值。我也很希望幫妳把這個證非完善起來。為甚麽？它牽扯到整個人類史觀啊。

馬克思的東西啊還是符合了當時那個時代的需求，所以才能傳得那麽廣，才能被世界上1/2的人，不管是被動地還是主動地接受，它是壹個時代……徐澤榮：依照波普爾的那個標準，既然勞動價值論能夠被證非，那就證明它還曾是個科學理論。不過，科學理論出來之後，有的短時就被證非，有的卻要過幾十年上百年才被證非。那麽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承認為配第首先揭櫫的勞動價值論曾是壹種科學理論。任何科學理論都不可能是永恆的，真理不是這個意思。托勒密的地心說被哥白尼的日心說否定了，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軌跡正圓說，又被卡普勒的地球繞日軌跡橢圓說否定了。地心說、正圓說也被認為是相對真理，起碼它們破除了以往人類以為太陽、地球是靜止不動的膚淺觀念。太陽繞地說不比勞動價值說錯得更厲害嗎？

陳平：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它對它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想解放運動的某些方面，還是起過正面作用的。

徐澤榮：但是百年來造成的後果太嚴重，是吧，它造成的惡果太嚴重。

陳平：不管是在哲學領域，還是在經濟學，歷史學領域，馬克思都是先用邏輯闡述，然後外溢到指點社會運動、社會革命。這說明它不是壹種純粹的學術。

徐澤榮：他自己聲明他是要改造世界的。

陳平：它是關於壹種社會行動、社會實踐的成體系的綱領，所以它的危害大，在這裡……徐澤榮：他在那個倫敦郊區海德格特墳場的那個碑啊、那個墓啊，原是中國共產黨送了500英鎊給他們英國共產黨，才搞起來的。

陳平：《資本論》哪，論完整的，我大概讀了三遍。

徐澤榮：那不簡單，妳能看得下去。

陳平：我是1971年上的工農兵大學，1969年初中畢業，但那個初中是瞎扯的啦，印象中我沒有上過壹天課，因為進了學校就文革了嘛。加之我父親在蘇聯，我母親妳說不受牽連是不可能的嘛。這個我呢，初中畢業就分配，壹開始就分到黑龍江呼瑪。

徐澤榮：那麽遠？

陳平：但是呼瑪不接受，壹個投靠蘇修的叛徒的兒子，怎麽能到反修前線來呢，於是我的這個戶口在口袋裡揣了兩年。

徐澤榮：呼瑪位於哪裡？

陳平：呼瑪就是珍寶島所在的那個縣。然後正好第二軍醫大學調駐到西安，我又跟着到西安，也沒地方去啊。後來我母親找了壹個，我都不知道他跟我父親是甚麽樣的戰友關係，就是鍾偉，妳知道嗎？

徐澤榮：鍾偉，那是個很出名的將軍嘛。

陳平：就是這個四野鐵軍的軍長嘛。

徐澤榮：他後來是因為廬山會議的問題……

陳平：他為彭德懷說話嘛。

徐澤榮：被貶到了西安嗎？

陳平：沒有沒有，被貶到了安徽省，當時在安徽省機械廳當廳長。那我母親就找他去了。他說，哎，正好，現在這個蕪湖機電學院——那個時候叫電校——正好恢復招生，工農兵大學，讓他上那個學校去。壹機部原來在蕪湖有壹個機電學院，學校本來就在安徽 ，文革的時候下放歸安徽管。它最早是西班牙人辦的教會學校，所以有着很好的建築。那時候還是用吉普車啦，他用他的吉普車將我送到學校去。那個學校的軍代表說，這個不符合條件嘛。鍾偉說，媽的，妳不收，老子斃了妳。這個鍾偉是很蠻橫的，但他真是個好人。他是四野最能打仗的。

徐澤榮：對，他很厲害，他也能玩，打仗間隙就跑到城裡頭去跳舞啊，喝酒啊甚麽的。

陳平：找女人嘛，因為找女人，他跟我說，他被降了兩級。

徐澤榮：他當時是中將吧？

陳平：少將，少將。

徐澤榮：少將，哦，為彭德懷說話嘛，這個人......

陳平：授銜，若要按高，他可以授到上將的，他是四野最能打的壹個縱隊司令。

徐澤榮：他解放戰爭時若是個兵團司令的話，那就本來應該是上將了。

陳平：到了這個學校，有壹個老師姓龔，是個烈士子女，老革命。她的哲學非常好，先給我們上哲學課，然後就給講《資本論》。這樣，我就開始對《資本論》感興趣了。我倒是沒有看出勞動價值論的問題，我看出了甚麽問題呢，把勞動價值論討論完了，我再說壹下……徐澤榮：都是討論《資本論》的問題，不妨先說。

陳平：我看出了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裡面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種邏輯矛盾。他說這個社會的發展是因為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需求，或者說是人類的慾望；是人類的慾望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這個話的確是對的。但不知為啥，他寫到最後寫成了這樣：甚麽叫科學社會主義？為甚麽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那時社會產品變得極為豐富，那豐富到甚麽程度呢？豐富到能夠滿足人類的不斷增長的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當時我不知道怎麽迴事，有根腦神經突然靈光壹閃，想道：這樣社會不就死掉啦，發展的原動力沒了。妳前面說，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類需求，是不斷增長的人類需求，需求屬於人類本能。人類本能包含不斷發生的慾望，而且是無休無止的。最後弄出來壹個「完全滿足」：妳可以完全滿足人類需求，妳才能夠按需分配，妳才能夠消滅私有制嘛。這是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邏輯。妳不能不說他所想的是壹種自洽邏輯。他的消滅私有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發達到能夠進入共產主義，能夠完全滿足人類需求的基礎上的。那麽能夠滿足又意味着甚麽呢，那就是意味着人與人之間再多的慾望，在獲得滿足上再沒有差別了。沒有差別嘛，就沒有妳先得到我後得到，妳得到的多我得到的少，妳滿足的好我滿足的差，那麽這樣，私有制就沒必要存在了嘛，對不對。就是我們想佔有的東西，我們想獲取的東西，我們都能夠獲得，私有制沒有必要存在了，對不對。那時我對社會的閱歷還不像現在這樣豐富，我純粹是從這個書本的邏輯出發來辨誤的。書本邏輯說，它的前提是不可滿足的，不斷增長的慾望，怎麽到了最後前提變成可以滿足的了。那時候滿腦筋還是信馬克思的啦。這社會永恆的是運動，靜止祗是相對而言。既然運動是絕對的，那麽運動就存在着差別，沒有差別就沒有運動，像水壹樣的，如果水位壹樣高就不會流了嘛，對不對。我是從這個的角度走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否定。我第壹次讀《資本論》是1971年，第二遍是1978年，第三遍是……徐澤榮：讀壹遍都需要壹年多到兩年啦。

陳平：第壹遍讀得雲裡霧裡的，但到最後壹遍，我基本上就能做到讀到後面就能記得前面說甚麽了。但是以前我真的沒有想到從勞動價值論這個層面去展開批判，因為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不僅存在於馬克思的學術思想裡邊……徐澤榮：馬克思以前就產生了。

陳平：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啊。

徐澤榮：首先是那個配第，馬克思之前大概已有五個人吧。但是最早表述出來的，是我們明朝壹個宰輔的壹句話。當時好像朱元璋不喜歡設宰相嘛，就叫宰輔。這個人叫丘濬，三點水加睿智的睿，海南人。他在壹篇文章裡頭講到：市場上的買賣啊，交換的是商品裡頭的那個勞動。他祗講了這麼壹句，沒再發揮下去。現在就是說他是勞動價值論的鼻祖啦。哪怕僅是壹句，他點破了就是他點破了。這事兒也是中國人最近十來二十年重看他的文章時，發掘出來的。他的表述，就比那個配第——原說第壹個提出來勞動價值論的人——的表述早了200年。但是作為可被證非的科學概念，「勞動價值」應說是配第首先觀察出來的，輪不到馬克思。

陳平：但是勞動價值論不管怎麽，它真的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壹個基礎啊。

徐澤榮：但是從配第到李嘉圖，他們都不是絕對化的，馬克思卻把它絕對化了，又搞出了剩餘價值論、勞動全收論、工農獨大論、共黨專政論這些東西，以訛生訛。

陳平：馬克思把它和階級鬥爭，那種人類……他老是要強調這個人類社會是工人農民創造的，對不對，他老是要搞得好像是要否定精英階層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嘛。

徐澤榮：關於「需求產生價值」。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啊，做過壹次農業推廣的研究，為此讀了壹些西方的書，用英文寫的。農業推廣的內容涉及改良品種啦，防治病蟲啦，後天培育啦，施肥打藥啦等等。西方搞這個現代農業比我們早，所以早有農業推廣學科。它先有壹派，老的壹派，羅格斯學派，說是說需求決定推廣，就是需求決定這個農業的新技術新品種是否能夠推廣。後有壹派，新的壹派，布朗學派，就像劉鶴講的，是供給決定推廣，妳的那個推廣站建到了哪裡，哪裡的農民才知道他們需求甚麽東西......

陳平：我覺得供給實際上僅是壹種技術層面的東西，它不涉及很深的理論。

徐澤榮：當然農業推廣比妳那個「需求產生價值」又遠了壹點，對吧。我相信，壹方面，人類慾望不斷主動增長；另壹方面，新的某種產品出現，又會刺激人類欲望被動增長，是吧。比如出了空調，妳需要它定時啊，需要它遙控啊，被動增長不就是出來了麼？但是在供給方面，往往需要天才人物出現。天才人物當然會想到社會需求是甚麽，但他的研發動力主要來自好奇——科學能像磁鐵壹樣，把他吸引過去，「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陳平：這是人文的本質啊，人文的本質就是原創性，我把原創性歸結為甚麽呢？就是從無到有的東西，這叫原創性。其二，馬克思那個時候提出來甚麽勞動價值論，那個時候啊包括很多的學科，不管是哲學啊，政治學啊，以及其他學科，都有這個涉及勞動價值論的傾向，這個傾向是壹種反精英反貴族的傾向。

徐澤榮：這種傾向......

陳平：這種傾向是那個時代的壹個潮流，壹個思潮。這種思潮壹直延續到了現在。當然我覺得人類現在又開始產生新的反思。因為在那之前呢，人類幾千年的社會，基本都是壹個，妳也可以稱它為貴族統治的社會，精英統治的社會，或者君主統治的社會。那個社會固然有那個社會的極端不平等，極端的對於人的基本權利的壓制，因為那時人類社會是處在壹個低級發展階段嘛。在那個時候呢，確實來講這個貴族和平民之間是不平等的……用準確的描述，用不平等這個詞，我覺得不科學，因為人類社會本身就不可能平等，那動物也不平等嘛，植物也不平等嘛——樹也長得有高有低嘛。就是說他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面不能平權，我覺得用平權這個詞可能要好壹點。隨着啟蒙運動的掀起，那時候就產生了壹個，實際上我覺得就是要求權利平等的壹個社會思潮。貴族制度，尤其是西歐的貴族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壹些奴隸制的特點、農奴制的特點。妳比如像法國那些貴族領主，德國的那些貴族領主，在其領土範圍裡的所有人幾乎都是農奴，起碼有着很多的農奴特點吧。那麽說，在社會進步過程當中，壹定會產生人人平等的要求，用盧梭《社會契約論》裡的的第壹句話，就是人生而平等，對吧。

徐澤榮：所以妳的意思是說，馬克思他是根據人人應該生而平等的原則，才發展出他的這個勞動價值論的。

陳平：然後必須看到，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在種田，人的創造性在人們基本的生活資料生產上面，不像今天表現得那麽明顯。今天人的創造性表現得太明顯啦，是吧。那時種田靠天吃飯，所以那時候人的這種人文亦即這種特定的創造力，在社會進步當中起的作用，遠遠不如今天這麽明顯。，我覺得在那個時代 普遍有着這麽壹種思潮，這個思潮主張社會賦予勞動大眾更高的，業已超出了他們本身性質的定義啊，我覺得可以理解。這種主張同時又是為了革命着想。馬克思把這種主張歸到階級裡面去了;甚麽階級是剝削階級，甚麽階級才是創造財富的階級。然後他又由此編出壹套甚麽剩餘價值、勞動全收的理論。我覺得馬克思意識到，如欲改造社會，必須得到話語權。從嚴格意義上說，我覺得馬克思本人當時有很多東西，脫離了科學思維、學朮思維。

徐澤榮：他是想把他的理想滲透到科學裡邊......

陳平：他是為了達致壹個目的。當時不僅是他，妳看與他同時代的壹批思想家，基本上都是這個論調。有些理性壹些，有些極端壹些，祗是程度有所區別。我覺得這是壹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壹個人類認識誤區，但在當時也可以說是有必要的。有甚麽必要呢？它是要解決那個時期的人不能生而平等。在壹個貴族制、君主制的社會狀態下，它可以起到壹定的喚醒社會的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從現在來看，還要固守這種思潮，則對社會是有害的。很簡單的壹點，現在為甚麽人們開始懷念貴族精神？我們小時候壹談到貴族，就說他們是壞人哪，對不對。我想我們倆人所受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嘛：貴族就是壞人。現在覺着好像不大對啊，這些貴族好像都是蠻有社會擔當的呀，尤其是西歐的貴族啊、俄國的貴族啊。

徐澤榮：十二月黨人那些......

陳平：對不對，走在社會進步前列的,富於社會擔當的，都是這些貴族啊。現在人們開始反思，開始重新認識這個問題。妳要問我現在對於中國的未來，抱有怎樣的看法？實際上，我是常常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不是跟妳對話，我都不太敢說出來，因為我也害怕受人抨擊。社會所受「白左」思潮影響太深。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中國未來社會可以在政治制度上開展壹種後發優勢的變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歐洲啊、美國啊的政治制度有它的局限性。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包括馬克思——對於歷史演變的激進觀點。當時出於發動社會革命的需要，對於歷史演變做了許多非公平、非客觀的描述，以圖影響未來社會制度的走向。勞動價值論看起來是壹個經濟學的命題，屬於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是壹個社會學命題、壹個史哲學的命題。所以我非常認同從它入手批判民粹主義。

徐澤榮：然後我們要講壹個定義。甚麽叫剝削?我自己思考了好多年，定義是這樣的：剝削就是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交換。它是在交換領域當中產生的壹種非正義的佔有。它跟國家去掠奪，小偷去偷竊，是兩件事情。剝削，我們將其局限於交換領域，它是壹種不平等的勞資交換，是吧。當然得是蓄意的、持久的，偶然壹次工資發少了，當然不算，對吧，得是長期的、故意的。那麽這個東西就壹定要靠威權啦，若是妳想長久的話。馬克思本人對於威權沒有太多的論述，他祗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屬於泛泛而論。那麽我們現在就要做得比他嚴格壹點。波普爾，既是物理學家又是科學哲人說過：能夠被證非的原理才是科學的原理。不是講這個相對真理無限接近絕對真理嗎，那這個相對真理然會被證非啊。比如說牛頓的那個經典力學，曾被愛因斯坦那個量子力學給證非了啊，物體接近光速的時候，空間都會扭曲啊，等等。那麽這個勞動價值論，現在是被我們用科學的方法證非了，對吧。不是光看它帶來過甚麽負面的社會效果。我們可以承認它曾是個曇花壹現的科學原理。我的意思是說，作為配第首先發現的真理，它僅在誕生那壹刻是對的，然後馬上就錯啦，馬上！其實它在誕生那刻就可以被證非，但是當時的人們沒有想到我們現在使用得這個方法。奧地利不是出了個龐巴維克嘛，他是講這個邊際遞減效用，就是邊際效用價值論嘛，對吧。他寫了壹本叫做《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終結》的書。他是用甚麽東西來證明馬克思主義不對的呢？他僅僅是說，現時財貨比將來財貨值錢。那麽妳本來是壹模壹樣的財貨，對不對，其內凝勞動價值應該始終不變，那為甚麽現實的它比未來的它值錢，現實我需要嘛，對不對，妳將來還的時候，那就成了現時我多餘出來的東西嘛。他以為他這樣就證倒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邊際遞減，就是說妳吃壹碗飯，最後那壹口的效用最低。他其實也沒說清楚。比如壹頓飯，我吃了20口吃完，那麽第20口的單位效用，再乘以20就是這碗飯的價值。那妳不妨聯想人類社會的壹件很簡單的事情，動物交配也好，人類交配也好，是不是最後壹下的精子噴涌，效用最大，對不對，不是說最後壹下是最弱的，對吧。這壹簡單舉例，就能推翻效用總是遞減壹說。西方經濟學家為甚麽沒能夠有效地證倒勞動價值論，就是因為他們陷在了這個邊際遞減裡面。現在「邊際遞減」到處在用啊。

陳平：邊際利潤、邊際成本......

徐澤榮：對對對。我當時看完這個學說，總弄不明白龐氏是怎麽推論出來的。這個用邊際跟效用有甚麽關係，我推論不出來的。他的理論和計算結果，也是不壹致的。龐巴維克把我們耽誤了100多年，這個人哪。也有人說甚麽馬歇爾的價格均衡論，就已經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其實並沒有解決，價格均衡論沒有談到交換價值本質是啥，它祗是說社會各種價格都很均衡的時候，這個就是各種商品的價值啦。蘇聯有個經濟學家叫列昂季夫，後來移民美國。他想出了壹個投入產出矩陣。就比如說現在社會突然增加了100萬移民，社會是不是要增加100萬移民的糧食啊、布匹啊、住房啊、學校啊等等，那麽上游的東西，比如說煤礦、鐵礦、穀類、棉花的產量，就得跟着變化嘛。各種東西怎樣變化，使用列式投入產出矩陣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它為馬氏價格均衡理論提供了壹個具體的操作方法，但是它也沒有問交換價值實質是甚麽嘛。嚴家祺就很有意思：我曾經請壹個朋友，代我向他請求為我叫他給我的這本馬學證非着作寫個序言。他跟我的那個朋友講，哎呀，妳千萬不要跟徐澤榮講，交換馬歇爾早就解決啦，他自鳴得意。不是很多人聽得懂的，他不懂不壹定是智力的問題，他是受以前那個洗腦啊，他就沒有轉過來的問題。那麽馬克思，妳剛才講到這個問題，就是當初他提出這個理論的本心可能是為了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但是我們看到中蘇兩國實施了他這個理論，造成了比以前更大的不平等，對不對，那麽我們現在要肯定貴族就是整個社會推動的力量，對吧，他跟天才那些都聯繫在壹起的。」妳講這個我也同意，我甚至提出過中國如果循序漸進走向這個民主的話，紅二代或者紅三代，在上下議院裏，要給他們1/3的議席，但是他們必須經過壹人壹票競選，才能坐上這個議席。就是首先他們席位得由直接選舉產生，對吧。其他議席妳可以仍舊如今政協、人大委員產生方法再存在多少年。然後每兩年換壹批議員，最後達致還政於民。

陳平：為了政權平穩更迭，給予紅二代紅三代其壹定數量的上議院下議院的代表權，為甚麽不可以呢？

徐澤榮：上下議院各1/3議席規定給這些人，但是他必須是直選選出來的，對於他們的選舉，應該先於其他議員的選舉舉行，實行了四代人之後，才真正的還政於民。

陳平：「還政於民」內涵需要界定。我主張建立的是壹種結構性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是要有結構的，沒有結構性的民主壹定會走向多數人的專制。

徐澤榮：那就是要有選舉團啦。

陳平：要說起來，美國有些政客也是壞得不得了的，但是他們受到了美國政治制度對於他們的制約，美國的的新聞自由也對他們進行了制約。但是它的那個選舉人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東西。當然我覺得我們現在還不能壹下子設計清楚。我覺得對於中國人來講，如今有了壹個機會來建設壹個更好的政治制度——更好的共和制度，我不太喜歡用民主兩個字，我把我自己稱為現實的保守主義者。我非常贊成妳的觀點。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現今社會大家要互相給出路，不搞妳消滅我我消滅妳。包括共產黨的高官，包括它的主席在內，變革之後，都要給他們壹個好的出路，那麽......

徐澤榮：如果說在中國目前這個情況下，推翻中共政權就能馬上得到民主，我認為絕無可能。

陳平：那不可能的嘛。

徐澤榮：馬上得到的是暴民政治。我父親在那個廣州銀河革命公墓的骨灰盒，本來是安放在堂正中平眼睛的壹個格位。由於我母親故鄉裡有壹片墓地，不大，後來就把他的骨灰盒迎到那裡去安放了。我怕甚麽？暴民政治到來時，會把中共高官的骨灰拋撒得滿地都是。我在文革串聯時，到過北京八寶山，曾看到滿地都是砸爛的墓碑。瞿秋白那些人的。咱們會出現這個情況，西歐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是吧，克倫威爾的屍體都給弔起來了嘛。最後，被他殺掉的國王的兒子查理多少多少世，迴來復辟啦，反而才實現了如今大家看到的民主。所以暴民政治不是民主政治。革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說妳是平民，妳受到壓迫，妳起而造反，就能夠為社會帶來民主自由，公平人權，不是的。袁弓夷曾經請我談座談壹次，我說對於共產黨來說，我是個相信循序漸進 的改良派，妳猛地把共產黨推翻，代替它的，肯定不是民主派。

陳平：中共這批官僚啊，他們有非常自私的壹面，有主僕二重性醜陋性格這壹面，不是主人就是奴隸。但是同時作為壹批政權用人，壹部國家機器，他們又是專業的精英人才。他們幾個因素都有。壹個國家壹個社會，實際上還是需要這些專業的精英的人才。

徐澤榮：蘇聯十月革命，有個水手背着壹把波波沙衝鋒鎗，到外交部當部長嘛。必然會出現這種情狀，是吧，工人農民當家作主嘛。

陳平：從這點上說，我覺得批判和否定勞動價值論，真的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妳不批判這個東西，國中就有壹些人不敢想或者想不到承認：社會是由精英領導的，或者不叫領導，叫帶領。壹部人類進步的歷史，就不是甚麽勞動階級創造的歷史。這三四百年，人類在改善社會制度方面，走的確實有點矯枉過正了。我指的不是中國社會啊，中國社會本身和世界主流應該還是脫離的。是從整個西方文明社會來說矯枉過正了。他們以前是壹個封建貴族制社會，然後走到現在民主共和制社會，確有矯枉過正。矯枉過正也是需要的，但是現在倒了需要調整過正的時候了。我覺得，這個由勞動價值論到勞動人民創造歷史說……徐澤榮：它甚至創造了人類。

陳平：等等，是矯枉過正的思想基礎，這個思想基礎呢……徐澤榮：就是所謂「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不是英雄人物創造歷史。」陳平：這個真的是要清除的。

徐澤榮：我總結出來，中國共產黨從這個勞動價值論，再衍生出來三四十種理論、策略，包括延安文藝座談會所倡導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論，也是這個問題啊，對不對，現在我們的文學藝術給搞成了甚麽樣子？妳若要求《紅樓夢》要為工農兵服務，作者他可該怎麽寫呢？

順便談談壹件有趣的事情，牽涉到我母親的家鄉：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松口鎮。崇禎吊死自己之前，曾用長劍把他的女兒都給殺掉了，那麽男兒就讓他們攜帶財寶外逃了。他的王儲叫朱慈烺，烺是火字邊壹個優良的良，慈祥的慈。他是跟隨他的那個老師，太子傅，逃到了我們這個松口鎮。這個東宮侍讀叫李二荷，進士出身。李二荷的弟弟原先建了壹座客家大屋叫「世德堂」，雖不像我們家的客家大屋那樣規整，但是大很多。李氏朱氏可能用宮中帶來的財寶兌錢，又在大屋院中四角建了四座望樓。朱慈烺就藏匿在那兒了。當時既沒有公路也沒有鐵路，所以，萬幸，清兵沒有找到他。崇禎的後代，有壹支逃到了四川改姓，改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的那個「俎」，可能四川話念起來就是朱，是吧。這支後代近年在網上講：《紅樓夢》是朱慈烺寫的，朱慈烺那是時候是十六七歲，成年了。他享受過那種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富貴生活。對於《紅樓夢》，大家都懷疑不是曹雪芹這個江寧織造的後代寫的。山東有曾有壹個農婦捐出壹個版本，它上面寫的作者是吳梅村。吳梅村壹生顯赫，他的門生和他的親屬，怎麽會不察覺、不知道他寫《紅樓夢》呢？這個是不太可能的。另外有人說，朱慈烺出宮後是逃到了河北的壹個寺廟裡當和尚。那裡不是叫直隸省嗎？就是直屬清廷的省嘛，太近啦，清朝的鷹犬壹下子就會抓到他的嘛。所以是逃到鬆口這邊最為安全因而最有可能。那麽「脂硯齋主人」很可能就是史湘雲，她很有可能來過我們梅縣鬆口。世德堂裡頭有個部分叫錦屏樓，應是給他的那些宮女住的，有20多間房，每間都很小，宮女後來當然都嫁做人婦啦。朱慈烺自己後來到梅州靈光寺裏當了和尚，最後死在廣州。就是《紅樓夢》裡這種貴族生活啊，壹方面當然妳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壹方面也給了他們空閒，給了他們生活條件，他能創造更高的東西嘛，所以我們才叫它文學名着嘛，是不是，妳不能說《燈草和尚》那種粗俗的東西就是民族的優秀遺產嘛。古希臘的時候它那個哪怕是工匠，他沒商業化，他創造出來的東西就是好嘛；陳平：那些宮廷豢養的歌手、舞者、樂師、畫家，就是專門幹這些工作的嘛。

徐澤榮：他們不壹定是過着很繁華的生活，但是豐足的就行啦，他也不去要求更多的，妳看達芬奇那些人，包括莫扎特這些宮廷的樂師，他就能創造出來啊，我去看了莫扎特在那個小城裡的住宅，它還是比較寬敞的……陳平：我也去過，就是維也納開車出來，開大概壹天吧，壹天就可以啦；徐澤榮：他還是豐足的，就是說人類在有剩餘產品可以集中在壹撥人身上的時候，這種人受的比較好的教育，他比較能夠脫離那個世俗的追求，再去做這個文藝或者是科學方面的創作，這個我覺得是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之壹，是吧。所以我們確實是需要建立壹個制度，在批倒這個勞動價值論以後啊進行修正。

陳平：這種歷史進步觀要進行修正的啦。勞動價值論再加上壹人壹票制就是民粹主義的溫床。

徐澤榮：現在大家看到的「白左」群體在美國的表現，跟我們在文革中——因為我比妳大壹兩年嘛，文革爆發時我是初三了嘛——看到的「極左」的表現，其背後想法幾乎壹致。曾被吹噓為「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楊小凱，他在湖南曾是「湘江風雷」的寫手，那是壹個極左組織。他寫過壹篇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主張各地造反派要和中央文革在壹起掌權，把老幹部打倒，把社會搞亂。出國後他搖身壹變，說他寫那篇文章意在爭取民主。我跟他是同壹時代的人嘛。他父親原是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後來被打成右派，那麽當然我們很同情他的這個遭遇，但是妳這樣自我假扮是不對的。我覺得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或稱平民主義，是人類的壹個毒瘤。專制主義是壹個毒瘤，民粹主義也是壹個毒瘤。社會底層那些販夫走卒們，那些沒有獨立思想的人，祗是為了得到「平權」，得到就滿足，要他們推動社會前進，他們推動不了。推動社會前進的肯定是來自社會精英。對於社會精英，剛才妳說了必須有個社會制度予其承認，為他們提供發揮自我天才的機會。

陳平：為甚麽在以往的社會裡，富人會做很多對文化的進步、藝術的進步做了很多有益的事，現在很多富人反而做的更多的，追求的是壹種變態的、畸形的炫富。這是因為他們得不到壹個本應歸於他們的光榮，為甚麽？因為社會並不承認他們在創造價值，而是認為他們心裡有壹個陰暗，這個陰暗是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他們是剝削者，價值是這個……徐澤榮：他們無償佔有別人的......

陳平：對對對，因為社會不承認他們創造了價值，所以他們心裡就產生不出創造價值的成就感，而社會也沒有給予他們創造價值的成就感。如果承認是他們創造了財富，而社會的價值觀也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對他們予以褒揚，褒義的褒，那麽他們自然就會往這個我們稱為真正的貴族心態上走去。

徐澤榮：社會甚至還應該設立壹些看起來較低調的貴族制度。還是要設立的，對吧。比如說英國的爵位授予制度，既有僅終身的，也有可遺傳的爵位。我覺得那樣的話，社會就會運轉得很好。設立貴族爵位，當然會遠遠比授予甚麽學毛着積極分子、勞動模範名分要好嘛。這個勞模名分就是用來獎勵那些勞動價值論的踐行者。香港不是有太平紳士這些名分嗎，這些對社會是有益的。不要把甚麽掏糞工人都搞到甚麽人大委員會裡去，如此類推。妳講完全是勞動造成社會進步，就是反人類啦，人類的進步從來都是從腦子裡發生的嘛。

陳平：我覺得，要將文藝復興以來的壹些思想，包括現在對於原有政治制度的反思，跟我們華人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再造結合，實際遇上了壹個很好的機會。所以妳在這個勞動價值論所作的否定性探索，還是很有價值的。我們今天討論到勞動價值論產生的歷史背景，為甚麽會產生勞動價值論？對吧，實際上馬克思所寫的勞動價值論，本身不完全是壹個純經濟學的概念，它實際上是和當時社會的變革是聯在壹起的。歷史是人解釋的嘛，它實際上是要解釋歷史、解讀歷史。而解讀歷史的目的呢，是要改變現狀。改變現狀，要到哪裏去？是要創造壹個他認為壹個甚麽樣的社會。

徐澤榮：對。

陳平：對吧，這裏有前因後果。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壹人獨自主張的，在古典經濟學裡邊 ，都有這麽壹個觀點，那麽這個觀點，就反映出了壹個時代特點。這個時代特點，這樣壹簇基礎原理對整個的人類社會幾百年的發展，帶來了壹些很大的負作用。這種負作用表現在社會學上面、政治學上面、以及們價值觀念上面，進而催生了這種現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催生了人類社會某種程度的反智現象和退化現象。

徐澤榮：我覺得，如果要清算馬克思主義及其造成的浩劫，其着眼點亦即「牛鼻子」，就是勞動價值論。

陳平：從嚴格意義上說，勞動價值論不完全是馬克思的啦，它是整個這種我們稱之為……徐澤榮：人類思想......

陳平：共產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的壹部分。那麽這個思潮到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甚麽東西，該清理了。社會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思潮那壹開始出現的時候，都是很美好的理想啊。這個美好的理想怎麽會變成了最殘暴的殺戮呢？妳剛剛也說了，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還是走到極端的柬埔寨波爾佈特，它們所要追求的，是要最終消滅私有制，它們認為社會財富是勞動大眾創造的，幾乎是機械勞動創造的。妳可以從它們的思想體系裡，找到殺戮的根源。

徐澤榮：其他角色就是吸血鬼。

陳平：那麽所有的精英，對於他們而言，都是剝削者，都是社會裏的反動階層。那麽走到最後，自然而然就得對精英大殺特殺，斬草除根。他們歧途消滅私有制，但私有制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嘛。我剛剛說了，任何時候都是不斷增長的慾望大於供給的。他先想出來要甚麽東西，妳才能去滿足才能把它做出來，對不對。那麽好，想出來要的東西和妳做出來要的東西，總有壹個過程嘛，不會馬上就給如數生產出來吧，總有人先得到有人後得到吧，先得到的人，由於供貨少，價格壹定屬高，到了產品普及，價格才會變低。比如說手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時候買壹個大哥大幾萬塊錢，對不對，而且還很難買得到，用起來費用還很高。那麼早期，肯定能用的人就是有錢人。而到現今，人人都有手機了。滿足全民需求，總有壹個時空過程，這就會產生差別，而有差別就會有私有，而有私有就會有私有制。那麽好，他要消滅私有制，但實際上呢又不具備條件，人類就永遠不會抵達為消滅私有制那種理想所需的供大於求的狀態，那麽最後祗能殺人了，對吧。因此消滅私有制和殺人就具有了等同的意義。

徐澤榮：所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殺人藉口就是要消滅私有制。

陳平：所以不光是地富反壞右得殺，精英也得殺，先辱後殺，其根源也在這些地方。

徐澤榮：就是說，承認馬克思當時提出這種學說有其客觀需要，對吧。

陳平：確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徐澤榮：勞動價值學說在認知上本有巨大缺陷。後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連綿浩劫，幾乎全是這個巨大認知缺陷所導致的，對吧。浩劫並非出自馬克思的本意，但是他的這個學說，百餘年來令到數億民眾走進悲慘世界。我們要從僅對浩劫後果口誅筆伐抽出身來，着力挖掉它的錯誤認知根源，方能找出根除浩劫的道路，對吧。其實剛才講的那個國家vs社會、自由經濟vs統制經濟，等等，都跟上述價值認知根源有關。勞動價值學說壹被訴諸實踐，付諸實施，國家就必然要搞國進民退、「壹九八四」。妳把這個野蠻卸掉了，才會知道文明之路在哪裡，健康社會在哪裡。馬學可被定義為西方文明當中種種野蠻之壹，西方文明當中壹個反自然、反人類、反尚智、反進步的部分。

陳平：所以我覺得搞清這個東西的內裏乾坤非常重要。我覺得妳談的這個對於勞動價值論的質疑和否定，極有價值。我很希望妳能把這個證非進壹步完善起來。為甚麽？因為它牽扯到整個人類的史觀和命運……

馬列主義與極權主義

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恩格斯運用柏拉圖的本質主義理念寫了壹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經典名着。在這部着作中，恩格斯從人們必須勞動生產以解決吃、住、穿的這類既平常又簡單的事實出發，分析了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氏族制「註定要滅亡」的前提是「生產力極不發達」。分析了原始社會的人們在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期，由於生產力緩慢逐漸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形成了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社會產業，後來終於迎來了父權代替母權的體製革命。壹夫壹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也就產生了。貧富分化出現了，不同利益的階級對立也隨之產生了。國家是直接並且主要是從氏族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發生的，「國家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3）通過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壹個重要的國家本質主義的結論：「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它按通例說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又成為在政治上也占統治的階級，並且由此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4）按實質說，國家「在壹切場合都是壓制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5）可見國家是壹個暴力機關，它是由軍隊、警察和監獄組成的用來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暴力工具。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論述做了系統而周密的研究，寫成了《國家與革命》壹書。此書進壹步展開揭示了國家本質主義的特徵，對各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列寧在這部書中寫道：「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壹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6）「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7）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論述國家問題時，都未提出國家、法律制度或運行着的國家政府機器應該具有什麽職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終只是圍繞「何謂國家」進行詮釋論證，他們只試圖「發現法律制度的本質功能。」（8）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這類國家的本質主義功能和柏拉圖關於「強者應當統治和弱者應當被統治的原則」，（9）「即壹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不受挑戰的統治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是穩定階級統治的需要」等壹系列反映「自然特權原則」的觀點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爾關於「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可以還原為壹種主人和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原則」相吻合的，（11）由此可見，從柏拉圖、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壹致認為，所謂「國家本質主義」，就是認定國家的本質功能是統治階級壓迫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圖所說，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能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見，國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壹種工具和手段。相反，這個最高目的是血統（即家族）、種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為特定的家族、種族和階級政黨團體的利益服務的。因此，國家本質主義所關心的問題是「國家是由誰創造的？」「它是由什麽構成的？」「究竟應該由誰來領導和統治呢？」誰領導誰，誰鎮壓誰，誰戰勝誰，這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內容。

根據以上對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本質主義的論述梳理，我們可以清析看到國家本質主義有如下幾個特徵：（A）既然國家是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可見暴力，即以軍隊、警察和監獄支撐的國家公權力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基礎，由此形成了國家本質主義的壹個重要特徵是暴力崇拜和權力崇拜。誰控制了軍隊、警察和監獄這類暴力工具，誰就控制了國家權力。所以締造暴力，控制國家權力便成了歷代風流人物競相獵取功名的根本途徑。（B）國家本質主義的另壹個特徵是特別關注由誰來領導和掌控國家權力。根據柏拉圖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的這種觀點，集中表現了權力歸誰所有是國家本質主義中最基本的特徵。在柏拉圖看來，天生的統治者應該統治，天生的奴隸就應該被奴役。這是壹種本原特權論的認識論，就是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自然形成的。國家的統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這就意味着他們是不需要通過公民的投票選舉產生的統治者。因此，「聰明的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也成了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了。柏拉圖的這種本源特權論就是國家本質主義。這種本源特權論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種本源特權論又有三種表現形式：我稱之為本源精神特權論，本源自然特權論和本源經濟特權論。現在我們來比較壹下這三種「本源特權論」，私下認為可以加深對國家本質主義的認識。「本源精神特權論」認為，世界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因此國家的領導人是上帝挑選的選民，在中國則被認為是真龍天子。「本源自然特權論」認為，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出自血統高貴的家庭或種族，在柏拉圖看來，生來高貴但卻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來低賤的都不能提升上來；（13）統治者的血統必須純正，血統混雜的人必定是變異荒謬不規則的人，讓這類人擔當國家統治的重任，必然會招致衝突和對抗；（14）在中國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該出自名門望族、士宦家庭或將門之家，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用「文革」期間高乾子女的話說：「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本源經濟特權論」的創建人馬克思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代表先進生力的先進的無產階級中產生；列寧則認為應出自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即無產階級政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他們有權實行最堅決最嚴厲最無情的國家強制，斯大林稱他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毛澤東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先進的人們」中產生，他們有權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那末，國家領導人和統治者的權力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柏拉圖的老前輩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此人變成奴隸，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戰爭暴力是權力之父，也是權力之王。柏拉圖信其是，黑格爾信其是，馬克思也信其是，毛澤東更是深信不疑。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名着中不是說過和赫拉克利特壹樣的話嗎？「暴力是每個孕育着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毛澤東則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可見在封閉的專制社會裡，國家權力都是通過暴力搶奪來的。說權力是人民給的，這純系謊言。只有在開放社會裡通過普選產生的國家領導人，他們的權力可以說得上是人民給的。由此可見，所謂國家本質主義，說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義和權力崇拜主義。運用這種主義治國的人或政黨集團必然反對自由民主人權。（C）國家本質主義的第三個特徵是國家權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麽也不是」，這種權力具有無限的擴張性。用列寧在《無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書中的話說，這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因此運用國家本主義理念治國的國家，是不容許言論結社自由的，並視自由民主人權是顛復國家政權的洪水猛獸，視自由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是異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對國家本質主義的形成和國家本質主義的基本特徵所做的簡要說明和分析。

中國幾千年治理國家的模式，和柏拉圖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大同小異。中國的國家本質主義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礎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堯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權力角逐場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國的權力和柏拉圖痴迷的純正血統有不解之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就是這種不解之緣生動而又通俗的註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間，這種純血統論延展為「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成了區分「紅X類」和「黑Y類」的標準，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禍水肆虐橫行推波助瀾。北京有位年輕人遇羅克就是因為批判這種血統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中國，通向權力的門必須經過血統、門第、出身以及各種社會關係的嚴格審查驗證。這種審查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格，以致1949年以後達到了「唯成分論」「唯出身論」的登峰造極的層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血統論，使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少見的別出壹格的光怪陸離的政治漫畫。反思研究中國歷史的血統論，這對我們告別愚昧野蠻，步入進步文明的時代是大有脾益的。

中國自夏朝起，公共權力，也即國家權力歸家族所有，隨血統關係傳承。自夏至商兄終弟及，國家權力在兄弟之間傳承，還保留着原始社會血緣關係的不少痕跡。從周朝起，國家權力的傳承才由兄終弟及過渡到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秦王贏政於公元前221年統壹中國後宣布：「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用當代曾廣泛流行的話說，就是希望自己創建的政權能夠「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是所有獨裁者的美夢，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與願違，秦始皇的專制政權傳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亂而滅亡。他還動用能動用的國家資源尋找長生不老葯，期望自己能「萬壽無疆」。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權永存，確保自己永遠處於「東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歸皇帝壹人掌握，政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壹人裁決，中央文件不經過他的點頭同意壹律無效。他廢除了諸侯世襲制度，以設郡縣代之。郡縣行政長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隨時可以調遣，制定嚴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鄉亭，構成巨大的統治機器，掌管這部機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這部機器的操縱人便是皇帝。這就是「東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須獨攬壹切，視權力為個人私產。秦始皇不僅專註權力的高度集中，他還高度重視意志的統壹，在全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他極端鄙視和殘酷迫害對他的政權持「看壹看」之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他採用李斯建議，嚴禁私學誹謗朝廷，惑亂民心；下令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首開鉗制言論思想自由的先河；徹底剪除敢於反叛、懷疑和抵制朝廷權威的思想意識，目的在於阻止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鬆動變化。秦始皇創建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集中體現了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自古迄今，為歷代執政國柄者沿襲採用。從此，以家天下為特徵的皇帝權力的世襲制度，在秦始皇統壹中國後被最終確立，歷經二千多年，至清朝傅儀終止。在中國通過世襲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懷疑，敢於抵制朝廷權威的人士窺探國柄，防止政治權力向家族外轉移。可見，政治權力與血緣關係緊密相連，與家族緊密結合，所以我國歷史上的權力鬥爭，往往表現為骨肉相殘。三國時代的詩人，魏國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嘆：「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舞弄的刀光劍影斬殺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證。在中國，國家本質主義和血緣關係同屬古代部落主義觀念影響的產物。這種權力傳承製度長期被披上「命運」「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國歷史上第壹位農民暴動大王陳勝憤憤不平地爆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他是中國最早對國家本質主義進行質疑的人。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動盪不已，幾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和統治階級內部無法統計的骨肉相殘，印證了柏拉圖的預言：國家的動亂是由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引起來的，是由爭權奪利引起的。歷史上無數次的暴力衝突，都是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引起的。壹句話，都是由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惹的禍。

滿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國家權力才從血緣關係的外衣中剝離出來，國家權力歸持槍者集團所佔有，為武裝集團的最高領導人所有。毛澤東說，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視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壹切軍閥，都愛兵如命，都看重有軍則有權的原則。毛澤東由此得到啟發，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個觀點和馬克思的「暴力是每個孕育着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論斷是壹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觀點是壹致的。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必須掌握槍桿子，建設強大的軍隊。從此，國家本質主義的神秘外衣被抖摟。但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實質沒有變化，即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權力和暴力歸誰掌握，即「誰應當統治國家」的問題仍然存在。誰創建政權，權力就歸誰所有，這和誰生孩子，孩子就歸誰所有的道理壹樣，純屬柏拉圖的「本源（自然）論）」。中國二十世紀整整壹百年，從孫中山反清討袁北伐，到蔣介石時代的國共內戰；從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大陸政權之後揭批高饒反黨集團，批胡風，反右派，到廬山會議上整彭德懷；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劉少奇、鄧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鄧轉彎；以及「文革」結束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反對和平演變等壹系列所謂事關存亡的政治鬥爭，無不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無不圍繞「誰主沉浮」而展開。在毛澤東看來，我領導創建的政權應歸我所有，我身後由誰來繼承，必須由我欽點，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來繼承。任何人，包括他的親密戰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許染指，這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這種獨佔壟斷權力的慾望，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集中表現，也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社會大動盪的根源。

眾所周知，這種壟斷權力的慾望起源於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據波普爾的研究認為，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蹟之壹，也是人類的壹種奴性。（16）而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壹個東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現代。說它很古老，有文字記載的可以見之於赫拉克利特說的名言：「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衝突，萬物通過衝突和必然而生成。」（17）說它很現代，可見之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暴力是每壹個孕育着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可見之於毛澤東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18）然而，不管古代和現代的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於恐懼，起源於自然界中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生物界中雄性動物為了取得壟斷獨佔對雌性動物的交配權，彼此之間進行殘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對方咬得遍體鱗傷，使對方顫抖恐懼，徹底放棄非分之想為止。生物之間的不同群落為已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雙方展開大戰，直到把對方趕盡殺絕為止，很像共產黨內的左派為奪取權力而採取的鬥爭策略。這樣使強者傳種繁衍，使弱者陶汰絕種，這叫弱肉強食。這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現象大量顯現於人類社會，使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逞現出很多相同的特徵。這證明了人類原屬於動物的壹種，是屬於靈長類動物中的高等動物而已，證明人類社會是從動物世界中演化而來的。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的相同特徵，就是弱肉強食。在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和弱肉強食中，存在壹種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約，不受牽制的權力鬥爭，像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說的那樣，追求壹種「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可見，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發源於動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這不是說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沒有區別了。區別還是有的：第壹，動物和動物世界中的強者從來不進行任何包裝，它們根本不懂得什麽是包裝，因為它們是屬於萬般皆下品之流。它們之所以感覺自己是強者，就是因為自己身強力壯，兇狠超群，居高臨下，像列寧在1920年12月22日的壹次報告中自我標謗的那樣是屬於先進階級和先進分子，有資格實行對國家的獨佔壟斷強制，如此而已。當人類與其祖先分手告別進入到另壹世界時，權力不再是個體的健壯體力，而是壹種眾人的合力，能控制駕馭這種合力的人被稱為「強人」。這種「強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計對自己進行美化包裝。人之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強人」，或中國人習慣稱之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裝，善於自我包裝。據考證，有文字記載的權力包裝起源於遠古的猶太人，他們認為「強人」是「上帝的選民」。後來的柏拉圖認為「強人」就是「少數聰明人」。再後來黑格爾認為「強人」是懂得和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黑格爾的門徒馬克思認為「強人」是先進生力的代表。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列寧認為「強人」是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有權對落後群眾實行國家強制，而這類「強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列寧這裡所說的「領袖」和前文所說的「身強力壯、兇狠超群、居高臨下」的動物世界中的頭領的本質是壹樣的。是列寧首先把「代表」系統化理論化建構化，首先視「強人」為人類社會代表的始作俑者。什麽「蘇維埃代表」、「人民代表」、「黨代表」等等「代表」之類的名稱都是列寧發明創造的。列寧的這套理論傳入中國，便形成了人們所熟知「三個代表」的理論。毛澤東壹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說成是群眾的願望，壹生都以黨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這種「代表」是通過槍桿子造出來的，不是通過普通百姓選舉出來的。可見，「代表」理論這個古老的理論，是壹個能夠不斷變換外部包裝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歷史已經證明，運用這個理論體系管理國家管理社會，只能導致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導致只承認強權，無視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導致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這種體制下的人類和社會儘管與動物和動物世界有很大區別，但卻聊無實質差異。可見，在極權專制政治體制下的「強人」無異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他們與動物世界的強者又相差有幾呢！第二，說極權專制政治體制的那群強人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為他們只是像列寧說的「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盜用人類社會的代表名義獨佔籠斷社會資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類中卻有不少和強人逆向而行的「賢人」，他們懷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沖天勇氣探索限制強人獨佔籠斷權力慾望的思想體系，設計限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和社會大眾能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的制度框架。使社會權力能受限制，受牽制，能切切實實地為社會大眾服務，而不是為某社會集團或某社會階級服務。使社會權力脫去神秘外罩，洗滌柏拉圖，黑格爾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強加到它身上的階級烙印；努力使社會權力透明化，從而使人類社會日漸向文明進化的軌道滑向，告別野蠻的原始部落社會，遠離動物世界。這種探索歷經千百年，終於在十七十八世紀探索出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的「三權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權思想價值體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從此使高等動物中靈長類中的人完成了從動物世界到人類社會的跨越。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就是按照這種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念體系，把弱肉強食中的「強人」關在「籠子裡」辦公和發號施令，使他們想胡作非為也不能胡作非為，這就保征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進步發展，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而柏拉圖擦洗畫布式的社會變革，黑格爾、馬克思和列寧鼓吹的暴力變革，目的就是要確立極權專制統治，使權力逃避社會監督，幫助強人從約束監督權力的「籠子」里逃逸。因此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使歷史開倒車的革命，其結局必然使人類社會回到野蠻的社會中，回到和動物世界壹樣的部落主義社會裡，這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坍塌，充分說明極權專制主義行不通。可以預測，用「特色論」包裝的極權主義也行不通，終有壹天要改弦易轍，告別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類社會中，共享人間的歡樂。

毛澤東的壹生既是反對強但又是追求強權的壹生。據毛澤東自己在保安對美國記者斯諾的披露，他小時候就曾和他的母親、弟弟、加上他家僱傭的長工結成統壹戰線，反對專制獨裁的父親，並且累累得勝。毛澤東在敘述這段經歷時，毫不掩飾他小小年紀反對強權和追求強權的喜悅情趣，這證實了波普爾說的「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是何等的正確。毛澤東在1910年秋寫了壹首《七絕？呈父親》的言志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顯示了毛澤東在未冠之年就為將來成為強者出人頭地樹立了不成功則成仁的堅定信念，這和蔣介石很有相同之處。這反映了當年的年輕書生普遍懷抱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祿」的儒家普世價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領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會師。此後，朱毛磕磕碰碰相處半個世紀，成就了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佳話。朱毛之間分歧的原因是什麽呢？上井岡山之後，朱德處處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甚至認為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主張成立軍委。毛澤東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領導更有利於作戰，設軍委實際是分權主義，而毛澤東需要的是集權主義。毛澤東在閩西贛南蘇區起草撰寫的決議着作和通信不少是針對朱德而發。如果獨攬大權是戰爭千變萬化的形勢所需，尚有理由為人諒解；但是建國後，朱德對毛澤東獨攬大權，專制獨行，對同志經常進行過火鬥爭屢屢表達的不解不滿，而招致毛澤東的壹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擊報復和羞辱，這就充分說明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存在嚴重的國家本質主義偏向。據周恩來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會議上披露，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朱德都沾過邊，說明朱德對毛澤東處理高饒彭黃的事情持有異議。1956年朱德率團出席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拍電報給毛澤東表示支持反對個人迷信，而個人迷信是依附在國家本質主義上面的陰魂，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使毛澤東十分生氣。他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煳塗。」緊隨其後，把和毛澤東壹直並掛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澤東的憤懣；1958年後任命毛澤東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為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再泄毛澤東的憤懣。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朱德對彭德懷遭批判持同情態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常委會上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態度比較溫和，當即被毛澤東羞辱為「隔靴掻癢」，連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參加上海12月會議，不贊成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處理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不肯助紂為虐；又在《五？壹六通知》通過投票時棄權。朱德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和圍攻。主持批判會議的是劉少奇，對朱德批判最凶最賣力的竟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是定時炸彈」。還有許多和林彪「四人幫」並無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幹也紛紛對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無限上綱，狠斗惡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之際中共高層演出了壹場禍水他引，通過害別人保自己手中的權力，競相向毛澤東獻媚骨的鬧劇，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至上的國家本質主義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長期遭受毛澤東的抑壓，在「文革」暴風雨即將來臨之際，又遭長期患難相共的同伴戰友的狠斗惡打，這充分說明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信守奉行的是只問權力歸誰所有，不問權力是否應受限制；只講專政，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這是導致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大動盪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種說法的根據嗎？為此，我認為必須搞清楚三個問題。第壹，毛澤東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是怎樣形成的？第二，毛澤東和秦始皇有着怎樣化解不開的情結？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

第壹，眾所周知，在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之後，毛澤東的身分是特派員和黨代表，他沒有作戰經驗。當初壹個沒有作戰經驗的人，怎麽能取得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弄明白什麽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本質主義。毛澤東的政治優勢首先體現在他是特派員和黨代表的身分上。毛澤東是中共壹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創始人之壹，具有他人無可爭辯的經歷。此時，具有和毛澤東有同樣資歷而又努力為權力打拚的壹大代表只有張國燾。毛澤東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人，張國燾是繼秋收起義之後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建人。他們兩人都在中共黨史上具有呼風喚雨吒吒風雲的能量。在中國，資歷和權力是有密切關係的，資歷越深權力越大，說話就越響，這是其壹。另壹方面，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公論。蘇俄黨代表在其內戰期間定亁坤的絕對威力為毛澤東的黨代表罩上了神聖的光環。因此毛澤東在上井岡山的途中通過三灣改編便順順噹噹確立了對軍隊的領導權，全面控制掌握了這支數量很少規模又小的工農紅軍，事務巨細且由毛澤東壹人說了算。1928年4月朱毛會師後，毛澤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前委書記。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並抱怨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朱德以自己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向毛澤東的「書記專政」發起挑戰，使得毛澤東壹氣之下撂挑子養病去了。直到古田會議通過黨內鬥爭，毛澤東制訂了新的政治遊戲規則，才恢復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優勢，重新取得了前委書記對紅軍的指揮權。嗣後，又通過長期的鬥爭，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的七斗八斗，毛澤東最終才於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寧確立的「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舉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並且確立了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時「有最後決定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地位。從而證實了古代希臘的哲人赫拉克利特關於戰爭「能使人成為神」的偉大預言，也使毛澤東自己關於鬥爭能使人「其樂無窮」的「樂言」變成了現實。也是毛澤東之所以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寧專制主義樂此不疲的原因。這種「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寧主義原則，最後竟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是神聖的，不容批評懷疑的共產黨的權力運行規則。毛澤東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最後決定權」，並把這個「最後決定權運用到「彈鋼琴」上，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壹文中寫道：「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19）從而使黨委委員成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個指頭，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運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終於成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紅太陽」。毛澤東就是這樣把自己手中的權力視為「天命」「自然」的產物，以致神化成了萬能的帝王權力。1949年毛澤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之後反覆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從而把這類社會領域中的建構性規則和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類的自然特徵粘合在壹起，使黨的領導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為他即使外行，黨委書記和黨代表也要領導壹切，控制壹切，為「領導壹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的理論尋找神的支持，（20）製造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威力無比，所向披靡，能呼風喚雨的神話。與此同時，毛澤東對懂業務技術的「長」的領導壹直心存疑慮芥蒂，這也許是1929年古田會議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蟬效應。據薄壹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聽取34個部委彙報時，對廠長負責制提出嚴厲批評，我和重工業部長被稱為「壹長主義者」。後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責問周總理：推行「壹長制」究竟根據那個黨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黨中央，還是莫斯科的那個黨中央（在此以前，討論教育體制時，毛主席又提出，大學搞校長制，工廠搞廠長制，這是哪個國家的）？（21）其實毛澤東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搬過來的，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定亁坤都是從莫斯科那裡搬來的。只是蘇聯老大哥的法寶到中國後被毛澤東壟斷獨佔，如何取捨運用，由毛澤東壹人定奪，不許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從薄壹波的那段引文中，壹方面反映出毛澤東竭力要使黨委書記成為像政教合壹、凌駕於行政權力之上的神職人員那樣的內心秘密；另壹方面反映出在經濟科學文化建設的和平年代裡，毛澤東最擔心政治委員或黨代表的大權旁落的壹種失落感。毛澤東不僅不讓懂業務的「長」過問權力，也不允許其他高級領導，包括像劉少奇這樣的高級領導按黨章規定應該行使的權力。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聲色具厲地批評劉少奇、楊尚昆：「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這樣使政治委員和黨代表的權力成了包攬壹切獨佔壹切的絕對權力。在「抬斗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毛澤東」的聖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國，竟成了壹個人說了算，壹把手定亁坤的國家。1964年12月毛澤東當眾訓斥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傳達的毛澤東在談到中央的另壹位大員彭真的時候說到：彭真是壹個淼小人物，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這類事就是朱德在井岡山年代抱怨的「書記專政」的繼續發展以至惡性膨脹。在毛澤東天威莫測的面前，權重壹時的劉少奇和彭真的命運是如此可悲，那末億萬蒼生的蟻民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對權力的獨佔壟斷和對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限制的濫用，這是國家本質主義所然；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國家本質主義大展示。這種國家本質主義曾使數不勝數的中國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曾使中國社會長久動盪不安。而現在的中國人不僅無視和遺忘了國家本質主義曾經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反而還用「中國特色論」對其實施美化包裝，認為不受牽制不受制約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總優勢，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壹書中記錄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斷斷續續和毛澤東、周恩來保持過聯繫的法國文化部長和作家馬爾羅談及對毛澤東的印象時說過：「有壹次我問過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我當然是他們的繼承人』。」（22）馬爾羅在這裡說的「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不知是指誰？按中國人的評斷，肯定不是嘉慶、道光、咸豐，更不是同治、光緒、宣統。毛澤東的着名詞作《沁園春？雪》只推薦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幾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皇帝與當代「風流人物」試比高，鮮有人知道他稱讚過中國最後的幾位什麽皇帝。就我所知，毛澤東最熱中於和秦始皇試比高。記得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記錄了他說過的壹段名言：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他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秦始皇，不對，我們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這段話集中展示了他對權力和暴力的崇拜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秦始皇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徵和代名詞。秦始皇的價值取向是法家學說中的暴力文化。它源於荀子韓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和儒家的仁義文化、王道理念相對立的壹種價值觀念。儘管中國的歷代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時往往儒法兼備，王道和霸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價值取嚮往往有差異，有的側重暴力霸道，有的側重仁義王道。秦始皇是運用暴力霸道治國的典型。而毛澤東竟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充分說明秦始皇與毛澤東的關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人有化解不開的情結，這就是極端的專制獨裁，是屬於極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體系，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我在此所說的秦始皇和毛澤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絕對不是要否定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絕對不是要把他們打倒，再踏上壹只腳，像毛澤東對張國燾、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和蔣介石那樣，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我說他們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是說他們的思想體系和價值取向不利於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僅此如已。歷史上往往有許多獨裁專制者曾為社會為人類作出過重大傑出貢獻。眾所周知，秦國的興起強大起因於專制極權主義者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的變法，使黔首黎民，即類似後來的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為秦始皇橫掃六合，統壹中國奠定了基礎；取得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偉大成就。實現了「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的天下人所響往的社會理想。因此，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始皇時，「民莫不虛心而仰上」，足見秦始皇獲得了農民的由衷擁戴，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可以說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里，還沒有壹個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這樣偉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紀「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那眾多風流人物。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爭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後的數十年的封建割據，使中國大陸實現了統壹，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使農民暫時獲得了土地，讓農民高興了兩三年，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值得書寫的壹筆。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名義上實現了國家的統壹；但憑靠這種名義上的國家統壹，蔣介石卻堅持領導了八年抗戰，歷經千辛萬苦趕跑了日本帝國主義，結束了中華民族壹百多年的屈辱苦難史，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爭取民族獨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蔣介石這壹成就，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裡竟不翼而飛成了毛澤東的囊中物。因此我們談及專制獨裁者時，並不是要對他們全盤否定徹底打倒，而是要對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按照事實給予充分的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專制獨裁者處處力圖對社會對個體實行嚴密的國家控制，把個體的人當成實現目的的工具，不把個體當人對待。如果要論功行償，秦始皇應當是中華民族史上第壹受償人。現在有些中國人出於權力心結，竟掠人之美，把毛澤東捧上了天。千方百計用馬克思主義外衣和階級分析論對毛澤東進行美化包裝，出於「與其妳獨裁，不如我獨裁」的列寧創造的獨裁理論，對以前的歷史否定扭曲，對以前獨裁者應該給予的歷史地位卻以「俱往矣」壹筆勾銷，把毛澤東的獨裁專制說成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豈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澤東的獨裁專制主義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末，除了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獨裁專制主義外，還能說明什麽呢？

我們知道，秦始皇的獨裁專制源於他荒唐的烏托邦願望。他想在自己話着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讓子孫世守，二世三世傳至萬世。所謂「當職既定，後嗣循業」，就是他唯壹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壹願望，他企求長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驪山大造墳墓。為了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他發大軍擊匈奴，並築長城。還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這類豪華宮殿，讓子孫代代飽福。築長城、尋長生不老葯、造墳墓、建宮殿，耗費了無數物力人力。據史學家統計，秦時全中國人口二千萬，被徵發造宮殿墳墓壹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五十萬人，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壯勞動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義的慾望付之現實，實非民力所能勝任。由是苛暴刑法產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見，秦始皇的專制獨裁產生於不切實際的願望理想，產生於烏托邦的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理論界，曾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義分成反動的和革命的兩種，在我看來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動的浪漫主義都是異想天開想入非非，用這種理念治國，只能禍國殃民。毛澤東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澤東和秦始皇壹樣想在自己活着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絕種，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過英國趕上美國，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建成共產主義，於是發動大躍進，要創造壹天等於二十年的發展奇蹟，組織動員強迫6000多萬農民上山砍樹掘礦煉鋼鐵。當自己的浪漫主義的理想碰壁時，「上怨老天，外怨蘇聯，內怨右傾機會主義不同調」和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他痛下決心要挖掉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使自己開創的事業能二代三代傳至萬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強化國家暴力。他和秦始皇壹樣懷有長生不老的奇怪訴求。據李銳的記載，1950年毛澤東在審查中宣部擬訂的慶祝「五壹」國際勞動節的標語口號時，親自動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後面加上了壹條「毛主席萬歲！」由此可見，毛澤東和秦始皇兩人的獨裁專制不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馬克思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紀律，是國家強制的象徵。在這上面披上壹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便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就是靠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業績，無數蒼生妻離子散，光大躍進的直接後果就引發了三年大飢荒，餓死三千萬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國人，包括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的開國元勛慘遭迫害致死。這等等，就是毛澤東說的，「有人罵我們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就是這樣不斷補充和充實秦始皇的獨裁專制理念，使得自己變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傳播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理念被「馬克思加秦始皇」壹掃而光，使中國人談自由談民主談人權就色變，使中國的歷史開倒車，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蠻時代，這就成了毛澤東壹輩子和秦始皇化解不開的情結。

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呢？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先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的本質功能再綜合歸納壹下，我們可以從中加深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典型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它強調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的權力，國家權力是憑藉暴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它只講專政，強調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被統治階級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可見，國家本質主義是無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表述了壹個非常着名的觀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而問題卻在於要改變世界。」因此，改變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宗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會，要把人類社會改造成沒有剝削，沒有階級，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這說明馬克主義的理想目標崇高偉大非常誘人。問題是通過什麽途徑和手段來實現這壹崇高偉大誘人的目標。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掌握國家政權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因此，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己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通過無階級專政來改造社會。那末，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列寧的定義，「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堅信這種專政壹定能夠成功，「因為它善於把強制和說服結合起來」，「先進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23）列寧認為這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被強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國家強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寧公開主張，自由民主是統治階級的特權。由此可以斷言，無產階級專政或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沒任何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演繹為「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駁「輿論壹律」》的文章里，毛澤東寫道：「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制度。」對於反革命，「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所以從馬恩列斯毛的有關論述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壹個思想改造，壹個暴力改造。這兩個方面的改造都離不開國家強制，即暴力強制和思想強制，行使改造的主體是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和其政黨，說白了就是這個政黨的領袖集團。按列寧的說法，他們是先進階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代表，也是毛澤東所稱的「先進的人們」。被改造或被專政的對象是反動派、反革命、落後的群眾，「落後的人們」。這種把把人區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圖的古老理論，沒有自己的半點創意；馬恩列斯毛把它當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據，這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柏拉圖揭示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的翻版。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壹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千百萬的習慣勢力」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鬥爭。可見，列寧所說的無階級專政的對象是千百萬小私有者，這是白紙黑字確鑿無疑的了。這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說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實上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向多數人專政，因為「先進分子」和「先進的人們」無論在什麽時間什麽時代都是少數，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語言稱呼，這叫「壹小撮」。毛澤東就是根據列寧的論述，把無產階級專政言簡意賅地概括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少數人（「壹小撮」）向多數人專政的經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實施社會改造，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體質主義的根本特徵。這種國家本質主義，必然會致使國家權力以其全部功能滲透和控制人們的整個生活，迫使個人成為為國家權力服務的工具。就是說必然導致國家權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當作服務對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視為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國家權力運轉的工具，視為被控制國家權力的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任意驅趕的牛和馬。毛澤東壹向自詡為「無法無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體制也是「無法無天」的政治體制，他領導的國家也是「無法無天」的國家。他們要控制每個公民思想和行動，辦法就是不斷的思想改造，不斷的鬥私批修和什麽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壹句話，不允許公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的立場，像柏拉圖說的那樣，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眾所周知，運用國家本質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治國，前蘇聯是典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登峰造極。這充分證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理論是騙人的謊言。

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全國性的政權之後，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治國理念指導下，毛澤東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適，批胡風，反右派，徹底剝奪知識分子的思想權利和說話的自由；大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千百萬小業主的壹點少得可憐的財產，把廣大的農民和個體所有者捆綁得嚴嚴實實，稍有違規抗旨，立即遭到批判鬥爭和囚禁。根據李銳的記載，1958年在雲南陸良縣馬街鄉出現了使用皮鞭的「督戰隊」，強迫群眾出工。陳盛年（時任省監委副書記兼陸良縣縣委書記）還在全縣推廣這個經驗。他說：「生產不躍進是大是大非問題，打人是小是小非問題。」「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澤東視察過的河北省徐水縣的農民，因抵制縣委書記的浮誇，被縣委書記張國忠帶領的人馬檢查發現，結果把五個小隊長捆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喝罵，拳打腳踢，然後送到監獄勞改。壹個叫高先的小隊長，勞改三個月就死了。有人說，張國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過兩次捕人高潮，指示縣鄉村三級組成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額完成。他還親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現場會，壹次逮捕358人。張國忠認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就在強迫命令盛行的徐水縣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這不是壹件非黨耐人尋味的事情嗎？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這4643人中有包括兩名支部書記在內的31人死去。其實，在大躍進的過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絕非罕見。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下令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達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躍進期間，對農民實行飢餓紀律的最大禍害莫過於毛澤東大力堅持要辦的公共食堂，以致劉少奇也感慨萬分地說：「有人想在吃飯問題上把群眾卡起來，那比捆綁還厲害。」1958年這種自上而下由毛澤東主張的「書記掛帥」強迫農民的大躍進，給國家給民族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災難。面對這種災難，毛澤東從未做過認真的自我批評，僅僅輕描淡寫地說些缺乏經驗，付了壹筆學費之類無關痛癢的話而已，還遠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對社會災難有下「罪己詔」的勇氣。對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強制（按：這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特徵）毫無反省之意，把因國家強制引起的社會不滿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會」上僅用「霸王別姬」的典故壹付笑談中，說明毛澤東對人民的痛苦態度十分冷漠，這是對「人民的大救星」的極大諷刺和嘲弄。緊接着於1962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制訂了人人皆知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黨的基本路線；在全國深入持久廣泛地開展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通過鬥爭，使權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澤東壹人手裡，使無產階級專政成了赤裸裸的領袖專政。不僅使全國農民黎民百姓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黨內各級領導，包括中央高幹也得老老實實誠惶誠恐，最終把全國推到了萬劫不復的十年「文革」的大亂中。由此可見，毛澤東建國後搞的思想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把中國人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惹的禍，都是國家本質主義惹的禍，都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國家權力不受牽制、不受制衡惹的禍。其禍根就是源自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級專政。這種價值觀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思想體系的延續，嚴重保留着動物世界裡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遺傳基因。毛澤東說：「共產黨產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鬥爭的哲學」就是弱肉強食的哲學。因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弱肉強食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弱肉強食的專政。弱肉強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牽制的無法無天。因此，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不講道理，不講法制，無視自由民主人權的霸道社會主義，是充滿血腥暴力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行動及其行動造成的後果和他口口聲聲要「為人民服務」，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堅決站在農民大多數壹邊完全是兩回事，這足夠證明他是壹個典型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的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壹生是追求權力追求成功的壹生。只要有利於他對權力和成功的追求，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什麽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說壹套做壹套，對毛澤東來說從來不會感到猶豫，不存在任何個人的良心道德問題，從而給中國人造成了罄竹難書的苦難。這正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霸道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這正是1949年以後引發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根源。

毛澤東去世後，全體中國人，包括深受毛澤東權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層開始對過去不講個人良心道德，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暴力社會主義進行反思。其標誌就是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口號，做出了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和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的決策。在鄧小平「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釋放了國家控制的部分社會資源，把土地經營權（不是所有權）交給農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則，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業交給從權力機關剝離出來的下海黨工官員經營。實現了部分社會資源由政治權力配置向市場效益配置的過渡，使毛澤東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過渡到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社會主義。由於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解決了按中國標準的溫飽問題。但是這種改革只局限經濟體制，對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則絲毫未觸及。因此在「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握有權力的黨政官員及其家屬子女親朋好友，抓住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機遇從事「官倒」聚斂錢財，壹夜暴富。而暴富冒頭的都是高乾子弟和其親戚朋友。伴隨官倒而來的是行賄受賄、貪汙腐敗之風席捲全國。這種「官倒」腐敗現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有識之士，主要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大學生對這種「官倒」腐敗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贊同的結論，引發這類「官倒」貪汙之源就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我們知道，鄧小平改革的立腳點是「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容改變，思想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必須受到嚴格限制，這仍然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那壹套。「四項基本原則」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具體展示，是維護實現國家本質主義的工具。至於「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係，稍微有些思維能力的人都能壹目瞭然，後者為前者護航。「四項基本原則」是要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強大的權力支撐和輿論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國有條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們靠權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權力致富的「倒爺」。由於他們巧取豪奪，很快成了眾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鄧小平推行的改革產生了質疑和強烈不滿。他們紛紛申討官倒，強烈要求懲治貪汙腐敗，要求改革政治體制，要求國家公權力必須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運轉，讓全國人民能民主監督國家公權的使用，要求開放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必須保障基本人權，這種要求得到黨內部分高層領導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積極主張，並試圖採取措施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主張開放思想言論自由，改善黨的領導，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但是這種社會呼聲訴求卻遭到了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的強烈反彈。他們把這種社會呼聲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辭職。嗣後，由於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進壹步高漲，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百萬國民聚會天安門強烈表達了這壹訴求。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終把這種社會訴求定性為顛復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暴亂。從而製造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趙紫陽被撤銷職務，為此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離開人世。可見，使權力和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是鄧小平開革開放的敗筆，也是引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根本原因。

馬列主義與哈耶克主義研究

作者 徐水良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表面上非常對立，處於兩個極端，並且各自堅守自己的極端立場。馬列主義主張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主張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壹切公有化，搞計劃經濟；哈耶克主義則反對壹切公有制，主張壹切私有化，商業化，或者像他們把商業化誤稱為“產業化”那樣，壹切“產業化”，排斥計劃經濟，主張搞全盤徹底的無計劃的商品經濟，“自由經濟”。

聯繫到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類意識形態上，馬列主義反對個人主義，主張集體主義。認為個人主義是私有制的反映，因此又把個人主義，與私有制合在壹起，共同稱為萬惡之源。他們不斷地批判個人主義，狠斗私字壹閃念，不斷贊揚集體主義，所謂“集體主義放光芒”，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認為集體主義是公有制的反映，不斷用集體主義消滅個人主義。中共執政幾十年，提倡集體主義幾十年，批判個人主義幾十年。

而哈耶克主義則相反，不斷頌揚個人主義，甚至拼命吹捧自私自利，以及不顧公共利益的、損人利己的利己主義，堅決反對集體主義，同樣反過來把集體主義說成萬惡之源，惡毒攻擊集體主義，不斷用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來消滅集體主義。及到最近，哈耶克主義者的這些文章，在互聯網上還是絡繹不絕。

總之，哈耶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屬於荒謬的極端。

但是，實際上，兩家都建立在同壹個錯誤的理論基礎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完全錯誤的經濟決定論基礎之上，都認為經濟起決定作用。而在經濟中，又是所有制起決定作用，都在所有制上大做文章。因此，兩家雖然吵翻天，但實際上，不過是在共同的錯誤基礎上，各自分別抓着壹個錯誤的極端結論，互相攻奸，吵鬧不已。

而我們主張人本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由人組成，以人為本。這種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是物質的，同時又附帶精神的壹種生物存在物。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哈耶克主義那樣，把他們看成抽象的經濟關係，或者社會關係，或者社會關係的總和。我們認為決定人類社會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經濟或者其他所有由人創造出來的次級存在物、起決定作用，更不是由具體的人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經濟關係、或者其他社會關係及其總和，起決定作用。

許多年來，我們壹再強調，我們反對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和所有制不起決定作用。因此，我們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哈耶克主義這兩者的共同基礎，既反對全盤公有化，也反對全盤私有化。主張根據客觀實際需要，在公共領域實行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在私人領域實行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這也就是從根本上壹舉否定這表面對立的、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雙方。

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是人本主義者。我們既不是公有主義者，也不是私有主義者；既反對馬列主義和全盤公有主義、也反對哈耶克主義和全盤私有主義。當然，這種人本主義有着非常豐富的內容，這個公私法則及其細則，僅僅是人本主義豐富內容中的壹個組成部分。

根據我們闡明的當代“公私法則”：“私人領域私有化，公共領域共有化”。在私人領域，奉行不同程度的個人主義，從而實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在這裏，不是私有制決定個人主義，而是個人主義的需要，決定私有化，與馬列主義、哈耶克主義認為私有制決定個人主義的習慣觀點恰恰相反。在公共領域，奉行不同程度的集體主義，從而實行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在這裏，同樣是集體主義的需要，決定公有化。也是與馬列主義者、哈耶克主義者相反。

任何社會，都不能沒有個人主義，也不能沒有集體主義。缺了其中任何壹種，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沒有集體主義，社會就會立即崩潰；沒有個人主義，社會就沒有自由、生命和活力，社會同樣不能存在。在這裏，我們需要的，是找出符合當代實際需要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並且協調好兩者關係，使之和諧生存和發展。

馬列主義拼命搞全盤集體主義，拼命消滅個人主義，這些做法的危害，我們大家都已經經歷，我們這裏就不需要詳細論述了。現在大家看不清楚的，是哈耶克主義拼命反對集體主義，拼命鼓吹全盤個人主義，甚至鼓吹自私自利，鼓吹損人利己的純利己主義，這些做法的危害，大家壹時還看不清楚，所以這裏簡單舉美國例子說壹下。

以美國為例，哈耶克主義者把美國說成是完全個人主義的國家。但實際上，美國人只是在私人領域堅守個人主義，不允許社會公共部分、尤其是國家，干涉侵犯他的私人領域。但在公共理論，美國人非常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團隊精神（teamwork），缺乏集體主義團隊精神的人在公共領域，在公司，在部門，都不受歡迎。美國人具有的集體主義精神，包括愛國主義精神，往往遠超過中國人。尤其在國家領域，公務領域，從總統到各級公職人員，必須完全執行國家集體主義，服從國家利益，在這裏，不允許存在服從私人利益的個人主義。

建立在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的許多理論，包括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顛倒混亂，荒謬荒唐。以經濟決定論理論毒藤結出的、正在中國大陸肆虐的雙胞胎理論毒瓜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而言，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都有很多極其荒謬荒唐的理論，而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竟然深信不疑。對這些荒唐謬論，我們必須花時間認真加以清除。

兩者關於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謬論，互相對立。馬列主義把壞事全推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頭上，要堅決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哈耶克主義比馬列主義更加淺薄，對相關理論更加沒有研究，只是簡單地把馬列主義的結論反過來，極度贊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把好事全都說成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功勞。

實際上，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兩者都是胡說八道。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天天說着荒唐的謬論，因為深信不疑，他們從來不去反省他們自己理論的荒謬性，其中也包括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荒唐對立。

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堅持經濟決定論，因此壹定要把經濟說成是決定所有社會問題的原因。最後他們只好各執壹詞：馬列主義肯定公有制核計劃經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哈耶克主義肯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都是顛倒了客觀規律。實際上，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是政治上的民主還是專制，經濟上的公有還是私有，都是由人決定的。是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決定社會制度，決定政治和經濟，而不是相反，由經濟決定政治決定社會決定人。

實際情況恰恰與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經濟的決定論，即由經濟決定政治，再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作用順序相反，正確的作用順序，是由人，組成人類社會，決定帶全局性的政治，然後，又由人、社會和政治，共同決定經濟。

筆者的新人本主義理論，與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產生的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理論，完全相反。

筆者曾經論述，當代先進社會，必須實行”公共領域公有化，私人領域私有化”的原則。在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人權和普遍自由的條件下，公共領域實行公有制度，包括權力公有即民主制度；私人領域實行私有制度，包括權力私有制度，即所有者私人擁有權力的制度。後者私人的權力，包括支配和決定權等各種權力，包括私人企業、私人領域中，與公共領域和公共利益無關的決策權、領導權等等各種權力。

換個說法，也就是在私人領域，實行公共權力監督下的私人獨裁制，雖然私人獨裁者也可能把他的權力交給他的代理人。股份公司實行的往往就是壹種權力的代理制度。如果他願意，也可以實行有壹定民主制約的權力制度。

公共領域公有化，包括權力公有即民主制度，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社會公正。私人領域私有化，包括私有制和權力私有，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工作效率。

在正常社會，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互為補充的，互相協作的，而不是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宣傳的那樣，是相互絕對對立，互不相容的。

至於經濟制度，也是同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實行單壹的公有制，也不可能實行單壹的私有制。單壹的公有制和單壹的私有制，以及兩者的絕對對立（而不是互為補充），只存在於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的幻想中。

不可能實行單壹的公有制，經過共產黨和共產極權主義的教訓，大家已經不難理解。

但不可能實行單壹的私有制，很多人，尤其是哈耶克主義者，還很不理解。我已經許多次論述過這個問題，指出人類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如空氣，陽光，多數水資源，不能私有化。壹些最基本的公共領域，如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包括全民健保等等，及其他壹些全局性的最基本的生產、交通通訊、消費、和福利等部門的壹些關係全局性的基本領域（不是壹切領域，因為包括教育、醫療、福利等領域，都應該有壹定的適合實際的私有化），應該公有化。讀過本人有關論述的朋友，相信應該能夠理解。

同樣，在流通領域中的經濟制度，任何社會，也都不可能實行單壹的計劃經濟，也不可能只有單壹的市場經濟。

單壹計劃經濟和單壹市場經濟，以及兩者的絕對對立（而不是互為補充），都只存在於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幻想中。

單壹計劃經濟的危害，大家已經能夠理解。但不可能只有單壹的市場經濟，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

壹般說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在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和公共領域之間，實行市場經濟。但在私人企業內部，以及在國家、政府領域、和其他公共領域，例如宏觀調控領域，國家財政，國家或地方政府經營的企業、公益事業等等，卻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導。

美國是壹個私有化最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但它的宏觀調控，例如聯準會對利息的調控，國家財政經濟的預算和控制，公共教育領域，尤其是公營基礎教育、公立學校領域，也是計劃經濟，不是純商業化市場經濟。

這裏順便再次強調：教育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部門，即生產人才的部門，不是簡單的消費部門。教育本來就是最重要的產業領域。哈耶克主義者高喊教育產業化，完全是偷換概念，是為了欺騙。也就是用產業化概念，偷換商業化概念。以欺騙手段為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的商業化開路。

美國的私立學校，私立醫院，當然是商業化的，屬於市場經濟。但它同樣非常嚴格地受國家監督。因為教育和醫療關係人民和社會的重大公共利益。

所以，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把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絕對對立起來，變成勢不兩立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

而民主，既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也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是“公共領域公有化”這個原則的要求。民主，也就是在公共領域，要求公共權力，主要是國家權力、政治權力的公有化，是由社會中大多數人依靠自己的奮鬥得來的。正像我過去多次論述的，如果說民主與公有化即權力公有化有關，那不錯；但說它由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產生，那就完全是哈耶克主義者的胡說。

正是為了反對私有化侵入公共權力領域，實行專制獨裁，罔顧社會公正，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所以歷史上無數誌士仁人，流血奮鬥，終於在許多國家贏得公共權力的公有化，即民主，從而保證了社會公正。這就是民主歷史的簡單本質的理論解釋。

而共產黨的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共產黨壹直在公共領域在實行專制獨裁的權力私有化。而在私人領域，卻曾經不顧壹切公有化。幾十年的權貴私有化，則變成毫無社會公正可言大搶劫大掠奪犯罪行為。

我在民主取決於什麼等文章中指出，所有制和經濟對民主沒有決定作用，我只把它們列為有影響和因素之壹。但是，壹些淺薄的民運人士，卻沒有根據地把私有制視為對民主起決定作用的先決條件和基礎，這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研究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發表壹篇“熱點辨析”，題為《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個“定盤星”》，副標題是“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讀罷全文，不禁啞然失笑，我的天！這明明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哪裏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味道？作者自己深陷於東方專制主義新聞觀的迷思，卻想讓讀者“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豈不太滑稽了？

同壹版面還有壹篇題為《深刻把握正面引導與輿論監督的辯證統壹》的文章，也再三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指導”。看來，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還真是需要好好“辨析”壹下。

前壹篇文章的作者說：“要做好新聞輿論工作，必須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自覺抵制西方新聞觀的影響。”那麼，什麼是“必須牢牢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什麼是要“自覺抵制的西方新聞觀”呢？

作者在以“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小題的壹節裏說：“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的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並且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原來，作者是把“媒體姓黨”歸之為“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還進壹步解釋：“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中，以喉舌觀、黨性觀、真實觀、效益觀、職業道德觀等為基本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遵循。”這就是作者“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成果！

那麼，什麼是西方新聞觀呢？作者批判某些新聞工作者認為“只有西方新聞觀才能保證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並且指出：“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其實不過是在“兜售西方價值觀”罷了。在這裏，作者羞羞答答地把“西方新聞觀”概括為“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似乎是表現出某種不得已的表達困窘。因為他既不能肯定、承認作為新聞觀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又不敢否定、批判它，於是便用“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來掩蓋理論上的難言之隱，真難為他了！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本質的特徵，恰恰是被這位作者稱為“西方新聞觀”的新聞自由。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第壹、三兩篇文章中，說得非常清楚。馬克思在那兩篇文章裏談的是出版自由。書報的出版自由當然包括新聞自由，就像我們憲法第三十五條裏的出版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壹樣。

在那兩篇文章裏，馬克思認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出版物則是“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現”， “自由出版物的實質，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 “出版物是歷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開表露”，“出版物是個人表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個別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馬克思還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認為 “出版自由是壹種迫切的需要”，“沒有出版自由，其他壹切自由都是泡影”。

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反對人類成熟的壹種最現實的工具”。他抨擊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哪裏還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剝奪這種自由”。“書報檢查制度存在的事實就推翻了出版自由”。他諷刺道：“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國家的唯壹理性”。他還生動地形容說：“每壹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所以，他主張取消書報檢查制度：“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本身是壹無用處的，可是它卻比人還要威風。”

馬克思強調出版法對於出版自由的重大意義。他說：“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沒有關於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出版自由。”

馬克思譴責普魯士當局對出版物的控制。他說：“出版自由絕不是妳們從同輩中拼湊壹批官方作家就可以取得的。”他在評論普魯士的書報檢察官時說：“國家總是盲目地挑選最無能的人去擔任最艱巨的職務”，並且像舊時代那樣，“只讓宮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說真理的權利”。請看，這不就是對當代中國新聞出版領域的惟妙惟肖的描畫嗎？

由以上所引的馬克思關於出版自由的論述可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基本的涵義，應該就是堅持新聞自由，反對書報檢查。而那位作者卻把“愛黨、護黨、為黨”看作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或者，至少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居然能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聞自由，“豐富和發展”成“愛黨、護黨、為黨”，成為“媒體姓黨”的神主牌。不知道這是出於他對個人利益選擇的大膽，還是由於理論的蒙昧與無知？

《人民日報》19日的這兩位作者都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但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卻同馬克思所主張的新聞自由背道而馳。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解釋為“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或者，簡化為“媒體姓黨”，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相反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背叛與汙辱。

如果真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就應該拋棄“媒體姓黨”、“愛黨、護黨、為黨”壹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高舉新聞自由的旗幟，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出版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取締書報檢查制度，起草、頒布保證新聞自由的《新聞法》、《出版法》，徹底改變像馬克思所說那樣“只准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的文化專制主義、新聞專制主義。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社會健康發展的希望所在，不知道當政者是否能看清這裏面的是非利害？

幾十年來，專政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壹直是壹個似乎十分明確、實則十分混亂的問題。它在理論上始終處於蒙昧狀態，實踐中帶給社會無窮的災難。我在2014年11月所寫的關於意識形態的第四、五兩篇文章裏，分別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作了分析。壹年多來，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頗有心得，覺得有必要從另壹角度進壹步探討，現在試加論述，也許有助于澄清在專政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馬克思恩格斯是從縱的維度、歷史的維度考察專政問題的，思想來源於古羅馬的狄克推多傳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則從橫的維度、社會的維度闡述這個問題，表面上來源於馬克思，實際上分別來源於沙俄和我國的專制傳統。因此，儘管他們用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但形成這壹概念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卻大不相同，兩者的基本涵義，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互不相容。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多少年來，人們卻把它們混為壹談，認為後者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造成極大的理論混亂，現在應該是徹底加以清理的時候了。

（壹）馬克思恩格斯專政觀的來源

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來源於羅馬共和國的狄克推多制度，即獨裁制度，也就是專政制度。我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試析‘專政’”壹節裏，曾經簡要介紹過羅馬的這個制度，現在照錄於下：

“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制。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繫的政治制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

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具有四個特點：1、由法律規範；2、狄克推多是由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民主推選的；3、獨裁者掌握全部國家權力；4、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只能獨裁六個月。這種專政形式既然在羅馬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實行過九十多次，那麼，對於歐洲必然會留下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經過文藝復興，古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和學術思想重新得到重視，專政的概念也開始出現在後人的理論和實踐中。據王宏周先生在壹篇文章裏介紹，“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盧梭在論述專政問題還仍然是以羅馬共和國作例子的。”他還指出：法國大革命期間，“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互相責難對方渴望實行專政”。“從歷史資料看，最先贊揚專政有積極意義的是雅各賓主義者，特別是聖鞠斯特和馬拉特，他們認為‘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有壹個專政者以武力挽救國家’”。（註1）由此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對近代歐洲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專政的觀念，無疑同這個歷史淵源有關。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理念，是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基礎上、而且有壹定期限的專政。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二）從支持資產階級專政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歐洲在1848年爆發遍及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過對德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考察，提出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1948年3月18日，在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柏林民眾聚集在皇宮前廣場上，向國王肺特力?威廉四世請願，遭到鎮壓後，很快就轉為起義，發生了流血的巷戰。柏林工人和手工業者的流血犧牲，換來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威廉四世被迫於3月29日任命以工廠主康普豪森為首的內閣。5月18日，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召開了經過二次投票、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這無疑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成果，但無論是康普豪森內閣，還是國民議會，都採取了對舊制度妥協的措施，缺乏應有的革命精神。康普豪森5月30日在國民議會演說時明確表示：新政府是“在現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礎上實現向新制度的過渡”，並且宣稱：“政府沒有專政，它也不可能實行專政，它不願意實行專政。”(註2) 繼他之後的漢澤曼內閣，也推行向舊制度屈服的政策，結果內閣被封建勢力奪取（國王任命他的叔叔組閣），國民議會最後也被解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4月到德國，，創辦了《新萊茵報》，在這份報紙存在的半年時間裏（6月—11月），他們分別寫了119篇文章，對歐洲局勢，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比利時等國的革命形勢，進行了廣泛的評述和分析，熱烈地贊頌這些國家人民大眾的革命熱情。據西方學者統計，在這些文章裏，他們曾21次提到“專政”壹詞，多數是對於反動勢力實行專政的批判。特別值得註意的是，他們譴責德國康普豪森內閣和國民議會背叛人民的利益，批評他們沒有奪取全部權力，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順利復辟，資產階級革命功敗垂成。恩格斯在壹篇文章裏說：“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壹切國家權力統壹於自身。”“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註3）馬克思也批判康普豪森內閣“給反革命穿上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服裝”（註4）。他從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中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接着還說：“我們壹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註5）馬克思恩格斯都為德國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而感到惋惜。他們說的專政當然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雖然譴責法國鎮壓六月起義的卡芬雅克的資產階級專政，但面對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屈從封建勢力，他們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者。為什麼他們主張資產階級專政呢？因為在他們的源自羅馬共和國的專政觀裏，壹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後實行專政，剷除封建勢力，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符合於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另壹方面，專政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它服從於革命勝利後的臨時任務，即撲滅反革命的封建勢力，“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壹旦這個任務完成，專政就隨之取消。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德法兩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沒有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得以很快復辟，感悟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重大意義的。這在馬克思1850年為總結法國革命而寫的《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裏，有了進壹步的論述。

1848年2月22日，法國爆發了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領導的民主革命，國王路易?肺力普於24日逃出巴黎，壹個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法蘭西成為統壹的完全的共和國，是為第二共和國。5月4日，召開了主要由資產階級共和派組成的立憲會議。新政府沒有致力於清除封建勢力，卻採取壹些不利於民眾的政策。5月15日，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領導巴黎民眾衝擊立憲會議，被軍隊驅散。6月22日，立憲會議下令解散建立未久、有十壹萬多工人的國立工場，激起工人暴動。經過4天的武裝對峙，26日，起義的工人遭到軍隊的殘酷鎮壓。12月10日，取代立憲會議的立法會議，選舉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特為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在由750名議員組成的立法會議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180個代表。他們為抗議路易?拿破崙的政策，在1849年6月13日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被軍隊驅散，民主派從此壹蹶不振。但資產階級共和派同路易?拿破崙的關係也漸趨緊張。因立法會議拒絕修改總統不得連選連任的憲法，路易?拿破崙於1851年12月2日夜裏逮捕共和派的頭面人物，接着解散立法會議。共和派發動的起義，被路易?拿破崙的軍隊所鎮壓。壹年之後，奪取了全部國家權力的路易?拿破崙宣布自己是法國皇帝，自稱“拿破崙第三”。

法國在這幾年裏的激烈動盪，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來源。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認為，二月革命產生的臨時政府，“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由於法國的工業尚不發達，法國工人階級當時“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臨時政府在它整個存在的時期都是在不斷對無產階級的要求進行鬥爭的。”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的事實表明，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許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都只是壹種空想。”因此，必須提出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在分析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社會主義時指出，能在理論上代表無產階級的，只有以“宣布不間斷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消滅階級差別”為主要內容的革命社會主義。（註6）

     （三）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

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好友魏德曼的信中，對無產階級專政作了比較完整的論述：“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註7）這裏的第二點，指的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並掌握全部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第三點說的是無產階級將利用這個權力來消滅階級，實現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裏，“不過”壹詞包括有“全部”、“唯壹”的含義。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唯壹手段，反過來說，要消滅階級、向無階級社會過渡，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當然就意味着消滅階級鬥爭，同時使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必要。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載文章來看，在馬克思給魏德曼寫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將近二十年，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再談到無產階級專政。1871年的巴黎公社再次引起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註意，從1871年到1875年，在他們的講演和文章裏，有5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接着，又是15年沒有提及無產階級專政。1883年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3年間，曾在3篇文章裏5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些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裏，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闡明了他們的觀點。

首先，提出消滅階級的具體途徑。馬克思1871年9月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大會上講話時說：“通過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壹個適合於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壹的基礎。但是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現這種變革，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註8）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將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並憑藉這個武裝力量，剝奪剝削者的生產資料，“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使所有“適合於工作的人”，包括原來的資本家，都成為平等的勞動者。這樣壹來，當然就沒有階級了。

其次，“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將是壹個短暫的過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註9）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在他看來，也不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因為過渡時期的任務，就是“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從而消滅階級。這個任務壹旦完成，過渡時期也就結束了。

第三，在消滅階級的同時，也消滅自己的階級統治，即消滅國家。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在他的《哲學的貧困》壹書裏談到：“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壹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註10）1850年6月，馬克思針對《新德意誌報》責備他“維護了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專政”，發表了致該報的聲明，指出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就已經表明，無產階級在“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註11）恩格斯在1872年寫的《論住宅問題》裏說：“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即關於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專政以過渡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壹起廢除國家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並且以後又重述過無數次。”（註12）在1893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導言裏，恩格斯更是明確地說明：“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註13）第四，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裏，強調的是階級專政，而反對個人專政。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對布朗基主義者的專政觀的批評上。恩格斯在1874年寫的《流亡者文獻》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裏指出：布朗基主張的起義成功以後實行的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行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就像1848年他和馬克思都主張德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應當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實行專政壹樣，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中，繼提出“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之後，要求將“把壹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寫進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註14）可見，他們認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應該是人民代議機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任何集團。

第五，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壹書的初稿裏指出：“公社並不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註15）我在前面分析馬克思致魏德曼的信時已經指出，在馬克思的專政觀裏，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最後階段。因此，取得統治的無產階級，必將“提供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以武裝力量為後盾，但採取的方式，卻應是“最合理、最人道”的，換句話說，應該是通過法律的規範，採取合法的、民主的，也就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

根據以上馬克思恩格斯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過程，他們論及這個問題，集中在三個時期，分別間隔19年、15年。前兩個時期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分別從法德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出發而談的；恩格斯在後壹時期重提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德國民主黨內外有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們每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都有着明確的針對性，指的是革命勝利後需要採取的措施，就像古羅馬的狄克推多所做的那樣，而不是必須建立的政治制度。考茨基在1918年出版的《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指出：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指的不是壹種政體，而是指壹種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現的狀態”，是在局勢已平靜時就應該讓位給民主的權宜措施。（註16）列寧後來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文中，曾批判考茨基的這壹說法。但我認為，考茨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比起列寧的認識，更符合於馬克思的原意。

（四）列寧的專政觀

列寧和毛澤東都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國家，沒有經歷過像西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那樣的革命運動，沙皇和中華帝國的封建專制傳統，對他們浸染極深。因此，他們不可能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只能從封建專制主義的角度來解讀無產階級專政。

歷史地考察列寧的專政觀，我們不難發現，他早期主張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是同1903年俄國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相壹致的。那個黨綱規定，黨的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列寧提出“臨時革命政府不外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只有建立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當革命已成為事實，而且連革命的勝利也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註17）列寧壹方面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註18）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階級，“沒有無產階級這壹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的唯壹方法。”（註19）但另壹方面，又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出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解釋。

首先，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長期的鬥爭。他指出：資產階級由於被推翻而“兇猛十倍”，而且因為“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而更加強大，因此，必須“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才能“戰勝資產階級”。他還認為，消滅階級“意味着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這隻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註20)其次，他賦予專政以殘酷、血腥的、外在於法律的涵義。他認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這樣的字眼表示出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歷史時代的妳死我活的無情鬥爭。”“專政，這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這樣的字眼是不能隨便亂講的。”（註21）第三，他無限擴大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註22）“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進的組織更高效的勞動組織。”他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對我們說來具有了新的意義”時還說：“要無產階級起壹個組織者的作用”，要善於“組織經濟”，“組織工業”，“給農民精神上的影響”（註23）第四，他把階級專政解釋成為壹黨專政、領袖獨裁。他在執政未久的1920年所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共產黨內有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註24）這就是有名的四段公式：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由來。

第五，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國家性質，國家制度。他在《國家與革命》裏寫道：“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壹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興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註25） 在這裏，他不但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壹種國家性質，而且賦予無產階級專政以新的內涵，成為後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理論根據。

（五）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專政觀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全盤接受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裏，“本黨綱領”的第二條就是“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註26）但關於專政的說法，此後有壹個變化的過程，這大概是同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1928年的六七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黨的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註27）1934年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中華蘇維埃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註28)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取代“工農民主專政”（註29）毛澤東在1939年冬季所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並且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造成的，是“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接着，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裏，全面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把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規定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註30）在1948年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進壹步明確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1）接着，他在為新華社寫的壹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裏，向全國人民宣布，將“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註32） 同年“七壹”前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全面地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內涵。他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3） 這個論述迄今為止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專政觀的基本內涵，壹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二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三是成為長期的國家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說，從1954年制訂憲法算起，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已經有62年的歷史了，相對於羅馬共和國的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專政，已有124倍之多，不知道它還要實行多久？

從形式上看，人民民主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似乎有着根本性的差異，但是，在毛澤東的理論認識和思想指導上，卻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最多也只有策略上的意義。早在1949年2月初，毛澤東就對來中國訪問的米高揚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註34）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當時黨內就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依然肯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文革期間兩次修訂的憲法，都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專政。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出的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註35）

     （六）理論的困境和實踐的謬誤

從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來看，由古羅馬的三百多年專政歷史引申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它的必然性。壹方面，經歷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無產階級，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激起許多仁人誌士為尋求消除階級對立、建立平等社會而嘔心瀝血，上下求索，從歷史上探尋有益的經驗教訓；另壹方面，法國大革命及此後幾十年的歐洲大陸，反封建反專制的革命風雲激盪，高潮此起彼伏，無產階級投身於歷次革命，為革新社會流血犧牲，但最終卻仍然壹無所有。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背景和和歷史根源。可是，他們誤判了當時的階級格局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前景。在他們的觀念裏，交織着作為思想家的出於理性的深思熟慮的理論判斷，和作為革命家的出於感性的鬥爭狂熱與壹廂情願。如果說，古羅馬的專政經驗和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構成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客觀來源的話，那麼，他們的這種既矛盾又統壹的復雜思想，就是產生這個理論的主觀因素。

隨着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壹生都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理論成果，他們雖然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本身卻已隨着其他理論的轉變而逐漸喪失其理論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從股份制改變着資本的性質，使資本由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判定股份制是由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這就意味着消滅階級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逐漸變化而實現，用不着無產階級專政。從政治形勢的發展來說，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壹次又壹次的進展中，看到無產階級通過選舉和平獲取政權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利用原來的國家機器，而不必立即摧毀它。恩格斯在1895年3月所寫的《卡?馬克思壹書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註36）淵源於西方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西方已經逐漸沒落，恩格斯生前最後重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外都有人不贊成這個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在仍然瀰漫着封建專制主義的東方，在沙皇俄國和中華民國，卻有死灰復燃之勢。這是因為，東方國家的許多有誌之士，都苦於社會的不平等，努力探尋解救之道。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向他們展示出嶄新的魅力。壹方面，處在不平等的階級社會裏，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所受的苦難，都帶有壹定的共同性，所以，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能夠給東方的革命者帶來新的啟迪。但另壹方面，由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薰染，東方國家的各民族各階級，包括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內，無不深受其影響。因而，他們在理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必不可免地以東方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思維方式來讀取，並加以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則因為它更適合於加強專制統治的需要，而被這些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革命者所鍾愛。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被註入了東方封建專制主義的靈魂而得以復活。結果，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在中國和朝鮮、越南，都給人們帶來無窮的災難。

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始終停留在理論領域，是壹個幻想，壹個神話，是意識形態的烏托邦；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時代，卻被用於實踐，成為戕害民族的毒物，屠殺生命的利器，成為專制統治的神主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專制統治揚威肆虐，數以億計的生靈死於非命。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人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上的是非和實踐中的得失，沒有反思，沒有研究，沒有討論，依然處於混噸的蒙昧狀態，甚至列為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拜倒在這個理論圖騰面前。這種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現象，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為了澄清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應該打開禁錮，對這個曾經在人類社會的思想史上留下明顯痕跡、給許多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理論偶像，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以消除它的影響。特別是執政者，應當拋棄對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迷戀，認清它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作出正確的選擇，果斷地拋棄人民民主專政，使社會得以擺脫壹黨專政的枷鎖，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健康發展。苟能如此，則中華民族幸甚！人民大眾幸甚！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片面性

作者 謝選駿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之所以認為國有化與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壹定要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出於兩個基本理由。壹個是認為私有制導致資本家剝削工人，這導致普遍的不公平；壹個是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合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力無法進壹步擴大。但這兩個理由實際都是不成立的。用當代經濟學理論剖析馬克思的經濟學不難發現其中的謬誤，下面我們就用當代經濟學理論的觀點來分析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

壹、使用價值和效用

《資本論》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商品的兩個基本屬性為使用價值和價值，在商品交換時表現為交換價值。

當代經濟學不用“使用價值”這個詞，而是用“效用”。效用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對於同壹件商品，其效用是隨消費主體的喜好而變化的。不同商品對同壹個人的效用是可以比較的，但同壹件商品對不同的人的效用卻不能比較。使用價值和效用的概念很類似，但是《資本論》沒有明確說明使用價值的主觀性，同壹件商品的使用價值似乎應該是壹樣的。

與馬克思同時期的門格爾在其《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壹個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邊際效用，並且從那時起邊際分析成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壹。如果我們認為壹件商品完成它的創造過程後，其使用價值就是壹定的，那顯然無法做邊際分析了。

既然效用比使用價值能更精確的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的有用性，使用價值就成為沒必要的詞彙。而且對效用進行修飾可以更精確的刻畫商品有用性，比如總效用、邊際效用、增加的效用等等。

二、價值和成本

馬克思在定義價值之前，先說明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為了找到交換價值背後的依據，於是根據商品所凝結的勞動量多少抽象出價值這個概念。

當代經濟學基本摒棄了價值這個概念，而是用成本來替代它所要表達的凝聚的勞動量。如果壹件商品所含有的勞動量越多，那麼它的成本就越高。

用“成本”替代“價值”不是只為了用詞方便，而是“成本”能夠更精確的描述人類為了獲得“效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成本和效用壹樣可以加上靈活的修飾語。壹旦壹只碗被拿到市場上，我們可以很方便的說，這個碗的生產成本是多少，銷售成本是多少；或者可以說這壹批碗的平均成本是多少，總成本是多少。但是當人們說這個碗的價值（不是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是多少的時候，已經跟為這個碗具體花了多少工夫沒有關係了，因為它的價值是由市場上跟它同樣的所有產品的平均耗費勞動時間（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無論生產者具體的成本是多少，它的價值已經由其同類產品決定了，絕不能說因為這個產品採用了落後工藝成本高就價值大，或因操作熟練成本低而價值就小。

“價值”這個詞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因為用類同物的平均屬性來決定自身性質在當代經濟學中也有例子。比如“機會成本”的概念，它是說假如妳的資金或時間不用在這件事上，而是用在可能的其他事上，其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是多少。

可見，對於市場上同質的商品，“價值”還是有價值的。比如電子產品，由於技術進步導致其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因此其價值降低，表現為價格的長期下降趨勢（當然下降到壹定程度後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掩蓋）。但是對於不同質的商品，或者說有壟斷性因素在裏面的商品，比如土地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說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但是用當代經濟學裏的需求和效用曲線決定價格的理論則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

三、“庸俗經濟學”的指責

庸俗經濟學在其使用者那裏指的是只從表面上分析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對于堅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來說，以斯密、李嘉圖、門格爾、凱恩斯、弗裏德曼等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其實就是庸俗經濟學。

但經濟學作為壹門科學，本身就是在研究現象。當代經濟學也同樣是在試圖發現經濟現象背後的規律，並且引進數學進行定量的分析。在培根奠定現代科學的基礎以前，康德已經揭示人的認知理性只能認識現象，而事物的本質是不能被認知的。

跟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相比，不僅當代經濟學的概念更精確，研究的範圍也更廣泛。馬克思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忽視了很多當代看來難以忽視的因素。比如《資本論》從分析商品開始，但當代經濟學總是把“商品與服務”放在壹起，分析它們的供求和效用、成本及價格。可如果按馬克思的分析，兩者很難放在壹起，比如妳不能說壹個人唱戲的價值是多少。這是因為商品是可以大規模復制的（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基本是這樣），而服務則是由於每個人的天賦不同而不能大規模復制的。下面的進壹步分析就會揭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時代局限性不僅在於把商品看成同質的，同時把勞動者及其勞動也看成是同質的，因此才有了“勞動力成為商品”壹說。

四、價值概念只符合完全競爭市場

經濟學把市場按壟斷程度不同劃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四種市場類型。其中理想的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特徵有：（1）市場上有無數生產者和消費者，任何壹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商品的市場價格影響都可以忽略不計，都是價格接受者；（2）任何消費者能夠以略高於市場價買入無限數量的商品，而任何生產者能夠以略低於市場價格賣出無限數量的商品；（3）所有商品都是同質的，即可以互換的。今天只有較少的商品市場，例如棉花市場，沒品牌的廉價消費品市場等適用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由於產品完全同質，因此其銷售費用幾乎為零，因為只要按市場價有多少銷多少。這也是馬克思定義商品價值時僅考慮其生產成本而忽略其銷售成本的原因。

在這樣的市場上，生產者都力圖採用更先進的工藝，力圖降低自己的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競爭的結果則是利潤率趨於平均。馬克思的這個結論和當代經濟學是壹致的，因為後者也認為如果考慮到機會成本，完全競爭市場的生產者的預期利潤是零。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着同類商品的生產成本也應該相同。儘管成本中有固定成本和流動成本，流動成本中有物的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但是如果所有物質成本都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商品，那麼它們又都可以轉化為另壹部分物質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這樣層層轉化的結果當然最後就是純粹的人的勞動成本。

假如某商品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且生產該商品的材料設備和人力以及生產它們的更前壹級生產要素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那麼就可以承認，商品是可以用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定義其價值的。

但是在有壟斷因素的情況下，這樣定義其價值就不對了。比如名牌鞋比雜牌鞋要貴很多，這是品牌效應。當中國電信壟斷電話時，話費很貴，這更是明顯的壟斷效應。品牌、地域、管制等凡是影響競爭的因素都可以商品價格明顯偏離製造它的勞動成本總和。

五、勞動力價值

同商品價值類似，勞動力價值在《資本論》中被定義為“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雖然人的稟賦確有不同，但在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差不多的，是可以由平均數反映壹般狀況的。對於同樣的商品，同樣的生產工藝，對勞動者所要求的就是重復性的簡單勞動。即便是復雜勞動，也可以看成是經過壹定的培訓和學習後壹般人能夠完成的勞動。在這個意義上，截然不同的勞動也就可以轉化為能夠比較的抽象勞動。

商品的成本最終落實在勞動上，勞動可以換算成通用的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又決定於勞動力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價值這個概念才可以定義為某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六、剩餘價值

有了勞動力成本的定義，於是馬克思就推導出剩餘價值的概念。既然勞動力成本就是這類勞動者的必須平均生活資料價值，那麼勞動產品價值減去勞動力價值就是剩餘價值。

按馬克思的解釋，剩餘價值就是被工人創造出來，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因此反映了剝削。剩餘價值率就是在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反映出剝削程度的大小。

七、對剩餘價值論的質疑

假如所有市場都是完全競爭市場，剩餘價值論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勞動力市場，尤其是高級勞動力市場由於勞動者明顯的稟賦差異而偏離完全競爭模型很遠，因此也就為以此為突破口發現剩餘價值論的悖謬之處提供了機會。

對於從事高級勞動的勞動力比如工程師或銷售經理，其工資比普通工人高許多。按勞動價值論，高工資反映其勞動力價值高（除去波動因素），但實際上其必需的生活資料和普通工人是差不多的。並不是說維持壹個工程師必需的技能必須要有和他的工資成比例的生活資料做物質支持。即便考慮到工程師多受若干年教育，把受教育的成本平攤到今後的工作年限，和工人相比，其價格仍明顯高於其價值。

這個質疑說明馬克思對勞動力套用其商品屬性是錯誤的。因為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的商品大部分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勞動力並不符合這個模型。這是因為每個人生來其體力和智慧稟賦不同。體力上的區別尚且可以看做隨機波動（因此《資本論》可以用“中等強度的勞動”來作為壹般狀況），但智力的稟賦差別卻導致難以靠自由競爭達到均衡狀態。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也是智力稟賦較高或其性格適合接受教育的人。

再舉壹個極端些的例子。譬如有家年生產玻璃鋼製品的自動工廠，只有壹個工人負責生產，其實也就是按壹下按鈕開始，到結束時再按壹下按鈕結束。如果把產品的市場價值都算作該工人的創造，那這個剩餘價值率就要百分之幾億了。無論誰也不會認為價值數億的財富增值僅歸功於該工人按按鈕的勞動。

這個現象剩餘價值論無法解釋，是因為這樣的工廠是不會出現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的。

八、按勞分配的誤區

按勞分配的依據是：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因此按照勞動量的多少來分配財富才是公平的。

依照先前的分析，價值最後歸結為勞動，所以這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應該註意其前提是所有的商品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即產品都是同質的，銷售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把價值僅僅歸結為生產勞動，還忽略了管理成本、資金成本、培訓成本等諸多生產要素。

當人們牢牢記住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的商品“價值”僅僅是完全競爭商品市場的特例，就會明白，要分配的並不是價值，而是財富。財富是既能滿足人的需求而且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和服務。假如所有的財富都是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商品，那麼分配財富就等於分配總的商品價值，但顯然這兩者是不同的。

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顯然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個自發的過程，而按勞分配則是人為的過程。這意味着要實行按勞分配需要按勞動強度核算每個人的勞動量。在壹個企業內部已經很難做到了，在壹個國家，把所有不同行業的每個勞動者的勞動和換算成標準單位的“抽象勞動”是人力做不到的，即便勉強做個大概，這部份工作也是勞動力的浪費。

九、按要素分配的理論

近來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在中國又得到廣泛支持.中國官方的理論並沒有否認馬克思的按勞分配觀點，只是作為分配方式的補充。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之後，這只是承認了市場經濟本身的分配方式而已。

19世紀初期，薩伊提出要素價值論，被馬克思批評為庸俗經濟學。今天中國的學者在提倡按要素分配時仍然要加上定語，變成生產要素。或者說，大部分人提倡的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但要完全理解按要素分配的實質，應該去掉生產二字。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消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所以滿足人的需求是壹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

這裏做壹個形象的比喻。懂些物理的人知道，在閉合串聯電路中，如果串聯有若乾電阻，那麼根據阻值不同，每個電阻分得壹部分電壓；阻值越大，分得的電壓越多；每個電阻分得的電壓加起來就是總電壓。

如果我們把從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到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看成壹個閉合電路，而勞動、管理、資本、銷售、消費等環節都看成是壹個個電阻，這些環節其實就是要素，每個要素所得的分配就相當於電路中分得的電壓。

在電路中，人可以調節電阻大小，但電壓分配是自動的。同樣，在市場經濟中，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各要素在鏈條中的貢獻大小，但分配的多少是市場自發實現的。

既然資本、勞動、管理、銷售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那麼根據其重要性不同進行分配就是自然的。越是重要的，分配的比例就越大。但市場如何衡量各個要素的重要性呢？缺了任何壹個要素，鏈條被打斷，經濟活動就沒有意義了，但它們確實不是同等重要的。市場認可的標準就是該要素的稀缺程度，越是稀缺的東西，市場價格就越高。

當勞動力稀缺時，勞動力的價格（表現為工資）會上漲，當資金稀缺時；資金價格（表現為利息率）就上漲；當土地等生產資料稀缺時，當然就是地租和地價的上漲。

市場報酬裏除了正常的要素報酬，還有風險報酬和創新報酬。但它們不是市場達到穩定平衡狀態下的報酬。

十、“剝削”的要素論解釋

假如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那麼生產者的成本是大體相同的，銷售價格是固定的，只要有錢，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把錢變成資本，通過正常生產過程，再把產品變成錢。這就給人以“財富完全由工人創造出來，資本家除了有錢什麼貢獻也沒有”的印象。如果連傻子都能靠錢生錢，人們當然認為這就是剝削了。

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中期，大部分商品確實可以套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因此勞動價值論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如果仔細分析資本家這壹角色，就會發現承擔了若干職能：資金提供者、生產管理者、銷售者，（有些還要兼任技師、會計等職責）。在完全競爭的市場，銷售幾乎沒有成本，生產工藝的類同使生產管理也很簡單，資本家的工作不過是僱傭若干工頭。因此，銷售的要素很不重要，應得分配幾乎為零；管理的要素也很次要，那時資本家的真實收入主要來自作為資金提供者。

馬克思的時代高利貸盛行，這就說明了那時資金是稀缺的。資本家提供了稀缺的資金，為此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報酬，這是壹定歷史時期的正常現象。當資金不再稀缺時，僅僅提供資金獲得的報酬就很少了。比如今天，由於儲蓄利率很低，中國今天也有許多人面臨如何投資理財問題。

作為資金提供者就可以得到報酬，難怪被看成“剝削”。不過這只是市場經濟歷史上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

十壹、資本家角色的分解

今天由於社會分工進壹步發展，集許多只能為壹身的資本家基本不存在了，除了很小的企業。

在投資行業有專門的投資銀行、投資基金公司等金融企業。企業的管理機構有董事會、監事會以及以總經理為首的行政管理團隊。壹般來說，採購和銷售都有專門的機構或人員負責。在所有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都是專業雇員，他們提供的是高級勞動，這和同質化的體力勞動是有根本區別的。正因為他們這些高級勞動的稀缺性，才可以得到很高的市場報酬（工資）。

今天如果壹個人什麼技能也沒有，是不可能還像馬克思的時代舒舒服服靠錢生錢當資本家的。他至少要把錢儲蓄到銀行。假如儲蓄到利息高的商業銀行，還要冒銀行破產的風險。即便把錢存到政府擔保的國有銀行，也要冒少許的政府破產風險。而且風險最小的這種吃利息投資所得很可能被通貨膨脹完全抵消。

這個變化說明，今天的時代資金已經不是主要稀缺要素，而高級勞動的稀缺性表現得更明顯。

在今天有基本公平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假如還有某個資本家象19世紀壹樣集各種職責於壹身，而且企業很賺錢，人們不會說他不勞而獲了。因為，他的所得高於銀行利息的部分都是高級勞動的回報（中國由於缺乏公平的市場環境，資本家甚至受到更多指責）。

十二、資金稀缺的經濟學意義

資金稀缺當然不是指發行的鈔票少了，否則印鈔工人加加班就解決了。這個現象實際反映了資本品的稀缺。

商品可以分為資本品（馬克思稱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馬克思稱為生活資料）。資本品是用來生產其他資本品或消費品的。用來購買資本品的錢就是資金或叫資本。壹個人可以拿手裏的錢去消費或者去投資，他如果消費就直接滿足了自己目前的消費需求，如果投資則是為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求。如果社會上的消費需要很強，那麼為生產出更多的消費品作出的努力就應當獲得回報。這個努力就是節省現期消費，也就是把錢用於投資而不是用來購買消費品。

在馬克思的時代，人們苦於日用消費品的匱乏。資金短缺其實就是缺乏生產出足夠數量的棉紗、布匹、衣服、牛奶等消費品的生產能力。當壹個人不是用錢消費這些生活資料而是投向機器和廠房時，其實就有更多的社會勞動從生產消費品轉向生產資本品，從而為將來更大規模的生產出消費品創造條件。

其實服務也可以分為資本品和消費品。煉鋼工人的勞動就是作為資本品的服務，因為勞動的結果是為生產做貢獻。而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產品的人的服務就是消費品。資本家購買設備和購買勞動都是在購買資本品，從而為社會未來的消費品增加作出了貢獻。

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究竟人們願意以多大比例投資和消費，這是自發的。當遇到饑荒時，人們寧可把全部財產都換成食物；當溫飽勉強得以解決時，有眼光的人也許會傾向於投資來改善未來處境。由於每個人對自己的狀況最有判斷權，因此其自發調整的結果也是最優的。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掌握幾乎全部財富和勞動力。為了將來的生產能力可能會強行壓縮人們的消費，把更多的勞動用來生產資本品。計畫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可能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概念進行合理分配，政府因為控制了經濟命脈，在分配產品的時候往往會出現特供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本品是為了生產更多的消費品。但在計劃經濟中，生產資本品會變成為了生產更多的資本品。這就產生了中國在實行計畫經濟的時代前高積累高浪費的現象。

今天，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品生產能力早已過剩，因此資金不再是稀缺要素，表現為利息率非常低。如果壹個人今天節衣縮食去投資，那是划不來的，除非此人有投資特長（果真如此他也可以在投資行業找到職位）。

十三、兩種分配公平性比較

勞動價值論要求按照勞動多少進行分配，資本家的資金貢獻被排除在外。可是如果真的把資本家排除在外，那就沒有人投資，無法進行社會生產了。於是馬克思設想通過社會革命把資本變成國家所有，因此剩餘價值也就歸全社會分配。但除了高積累高浪費的缺點外，這樣壹個國家還有個難題：如果不允許私人投資，讓人們把分配所得都消費掉，那顯然浪費了投資機會，損害了未來利益；如果允許私人投資，那發展的結果又會回到革命前的狀態。

從道理上講，政府沒有理由限制壹個人只能把分配的雞蛋吃掉，不能換成下蛋的雞。可只要保障人們的財產處置權，尊重人們的僱傭和被僱傭意願，就會自發形成市場經濟下的按要素分配。

其實馬克思主義公平觀的基礎也同樣是贊同“誰創造的歸誰”，因為“剝削”這個概念就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價值應該歸工人”。

如果不只把勞動看做貢獻，把提供資金和管理也看做貢獻，那麼資本家的市場所得就是公平的了。

財富可以創造可以轉移。在生產技術落後的時代，搶掠的好處甚至大於生產，那就沒什麼公平概念。人們創造出公平這個概念是為了防止人們把精力用於財富轉移（當然是向自己轉移），也是為了鼓勵人們去創造財富。生產技術越進步，財富創造就越重要，公平的概念就越深入人心。

所以公平的核心觀念是誰創造的財富由誰享用。由於社會分工的細緻，財富往往是壹群人協作創造的，所以怎麼分配就是個大問題，但公平的原則應該是按貢獻大小分配。貢獻大小不應由人說了算，而是由市場說了算。

在市場經濟中，不僅壹般的產業工人對材富的創造有貢獻，資本家以及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對財富的創造也有貢獻，所以他們也有權得到壹份應有的報酬。

結論：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看似成立，是因為馬克思的時代大體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隨着社會發展，各種削弱完全競爭模式的因素越來越強烈，以至於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如今已經完全喪失了評判社會財富分配的意義。

佛學研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馬克思主義是反道德的

馬克思說：“共產主義者絕不宣揚道德！”

《共產黨宣言》第壹節寫道：

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無產階級）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

《共產黨宣言》第二節寫道：

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着名的共產國際導師，馬克思的親密戰友 Bakunin 說過：

“在這革命中，我們必須喚醒人們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們最卑鄙的激情。我們的使命是摧毀，而不是教誨。毀滅的欲望就是創造性的欲望。”

列寧說：“我們必須使用所有詭計、陰謀、欺瞞、狡詐、非法手段、隱蔽手段，並掩蓋真相。”

恩格斯於1847年被選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員時，恩格斯自己說：“推薦壹個工人只是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薦他的人則投了票給我。”

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比較分析

凡俗之人，皆有三毒：貪、嗔、痴。資本主義占貪、痴二毒，馬克思主義則貪、嗔、痴三毒俱全，且程度更甚。

資本主義之貪：

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沒有制約的資本主義，可以把貪慾發展到殘忍和恐怖的地步。

資本主義之愚痴：

迷信金錢、奉行拜金主義、肯定自私自利、傾向世俗主義、壹生以賺錢為最高目標，實際是浪費和糟蹋了自己的人生。

馬克思主義之貪：

把全部社會財富、土地、資源等“收歸國有”，壟斷政治權力，剝奪全民的人權和自由，其貪之程度遠甚於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之嗔：

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幌子，泡製“剩餘價值”等謬論，煽動仇恨、鼓吹血腥暴力、階級專政，造成席捲全球的共產浩劫，導致過億民眾死亡。

馬克思主義之愚痴：

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反秩序、反對壹切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結果只能瓦解壹切、趨向毀滅。

究竟而言，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皆形而下、末流外道之學，正如柏拉圖《理想國》之“洞喻”所言，那些研究社會科學，只見世俗而不見神聖的學者們，猶如洞穴中研究影子的囚徒：囚徒們不能轉身也不能移動，洞外的火光映射到洞內形成的影子，成為他們研究的目標。那些影子是被舉着走過火光前面的矮牆上的壹些玩偶映射出來的，即便影子的原型也不是真實的東西，但洞穴中的囚徒卻指幻為真，他們之中最有學問的人，也不過是對這些牆上的影子出現的規律和次序有更多辨別力和記憶的人（《理想國》516D）。這些人會由於自己的關於影子的“知識”而得到人們的尊敬和獎賞。

由於同屬外道，及同樣建基於貪慾、愚痴，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壹些思維模式和邏輯是相同的，故難免導致相同或類似的惡果：

壹、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都只重經濟和社會發展，而忽視環境和資源的承受能力。

當今世界通行的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拼命強調經濟增長、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甚至為了刺激消費和保住價格，不惜浪費巨量物資。但是，生產擴大了，消費和就業增加了，自然資源的消耗也隨之大增。刺激經濟，實質上就是刺激人們更瘋狂地去消耗、浪費自然資源。近現代以來，人類對地球自然資源的消耗速度，是古代的百倍千倍，而且還在不斷加速，試問，地球能無限承受下去嗎？

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的實踐，同樣無視自然的承受能力，大搞強制集體勞動、“戰天鬥地”、“大躍進”、“大煉鋼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但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人各取所需” 的共產主義社會，地球資源能承受嗎？如果每個人都想要十座摩天大樓、壹百個莊園、壹千畝地、壹萬個人造衛星，那怎麼辦？能“各取所需”嗎？

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加速自然資源消耗的貪得無厭的擴張式思維，都試圖無限滿足人們的貪慾，甚至故意刺激人們的貪慾，使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兩者都會導致自然資源耗竭、大規模汙染、資源競爭、殖民擴張、戰爭等。而造成這些災禍的根本原因，正是人們的貪、嗔、痴。

當今世界，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在對自然資源進行瘋狂索取、汙染、浪費、破壞，不同的只是，發展中國家是對自己的生存環境進行瘋狂消耗、汙染、破壞；而發達國家則是通過資本操控、經濟殖民，對別國的資源進行掠奪、消耗、汙染、破壞。但是，就地球整體而言，資源的消耗並不會因為“挪了個地方”而有所減少，如果地球大部分地方的自然生態都嚴重惡化，少數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二、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只重物質、忽視或無視心靈需求。

很多富豪、明星，雖身家億萬，卻精神空虛，或患有抑鬱症，要靠各種荒唐遊戲、獵奇、吸毒等來刺激自己，以獲取短暫的快感，其中不乏家財數億，卻因抑鬱症而自殺者。這些充分證明，人，不是只有物質需求。實際上，心靈的滿足和快樂，與外在的錢財完全無關，但大多數人卻認為錢財與幸福正相關。

資本主義社會，用資本來創造和引領需求，刺激人們的物慾，扭曲人們的心靈需求，使人們為錢財而終生奔忙，忘記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快樂和心滿意足；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則用教育和宣傳全面洗腦，用強制力量奴役全民，人們的心靈被黨宣傳的精神垃圾填滿，人們的物質需求被政權強制力量壓抑至最低，民眾如工蟻、機器壹般集體勞動，被當權者任意欺凌、侵奪、殺戮，毫無人權可言。

兩相比較，資本主義社會尚有宗教信仰、道德、法律等作平衡器，而共產黨卻是明確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的，所以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之惡，會像脫韁野馬般失控狂奔，又如洶湧潮水般泛濫蔓延。

三、資本主義鼓勵貪、痴；馬克思主義鼓勵貪、嗔、痴。

資本主義鼓勵自私、逐利、拜金主義、世俗主義、享樂主義，導致社會紙醉金迷、放蕩、縱慾、墮落。

共產黨施行公有化、反對私有化、“狠斗私字壹閃念”，似乎反對自私和貪慾，但事實上“掠奪別人的私有財產”的想法就是大貪，強搶別人財產和土地更是犯罪；共產黨頭子們壟斷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是極大的自私和貪婪，再加上血腥暴力階級專政、反宗教反道德等，即是貪、嗔、痴三毒俱全，且程度更甚、為害更烈。

要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就很難避開與它們同時代興起的另壹個深刻影響世界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

人類比禽獸優勝之處，在於人有更多的戒、定、慧，即人有更多的自制力，能更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衝動；有更多的同情心，更願意扶助他人；有更高的智慧、嚮往神聖。

但達爾文的進化論主導世界之後，人們紛紛向禽獸看齊，視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為真理，導致“人面獸心”者大行其道，更進而發展出社會達爾文主義。

資本主義的自私和貪婪，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其侵略和殖民擴張提供了理論支持。馬克思也同樣支持進化論和“先進征服落後”，所以馬克思支持英國的鴉片戰爭和殖民侵略。

四、資本主義的各種金融把戲可以說是巧妙的欺騙；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卻是明目張胆的搶劫殺人和詐騙。

資本主義的各種金融把戲，鼓勵投機和賭博、懲罰老實賺錢存錢的本份人，對這壹點進行批判的專着和論文已經很多，在此不再贅述。

導致香港和英國產業空心化，並且至今仍令不少人引以為豪的各種“空手套白狼”金融把戲、各種“高超”投機技巧，以及通過貨幣和貸款政策讓老實存錢的本份人為不負責任的政商“精英”買單等等，的確可以看作是某種巧妙的騙術。不過，至少資本市場的參與各方都是自願的，沒人拿槍指着妳去存錢或炒股。

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就不同了，是必須用血腥暴力強行搶奪全社會財富並壟斷政治權力、用血腥暴力實施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的，說白了就是明目張胆的搶劫、殺人、詐騙。

五、沒有制約的資本，和沒有制約的權力，都會造成災難。

有着貪、嗔、痴三毒的凡人，掌握着資本或權力，若沒有制約，便很容易肆意妄為、無法無天。

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種種醜惡現象，正是在資本缺乏制約的情況下出現的，但馬克思沒有開出正確的藥方：給資本施加制約，而是開出了見血封喉的毒藥：血腥暴力搶奪全社會財富、摧毀社會體系及文化、實行階級專政等等， 結果造就了壟斷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共產黨特權統治階層，其肆意妄為、無法無天的程度，遠超資本家。（詳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所着《新階級》）其實，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態，是比較自然、符合人類社會的。商品生產、交換、僱工等，自古早已有之，只不過近代工業革命後，人性的貪婪憑藉工業技術的大發展而瘋狂膨脹，使人們不得不對資本主義的醜惡加以嚴肅註視，並對其實施制約。

壹般而言，資本主義是只要妳的錢、不要妳的命；馬克思主義則是既要妳的錢、又要妳的命，所以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災難，遠比資本主義深重。

六、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馬克思宣揚仇恨與暴力的理論，都會導致戰爭災禍潮汐有漲退，股市有起落，資本主義的經濟景況也會如波浪般起落，會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各種經濟學理論對經濟危機的追責，或歸咎於資本主義系統本身，或歸咎於偶然決策等，莫衷壹是。

但是，正如自然潮汐是由月球牽引而起，股票漲落往往是由幕後莊家操縱，國家社會級別上的經濟漲落，也不僅僅是群眾集體無意識所造成，而往往是有國際級別的大莊家在操縱，通過刻意製造經濟波動，不斷高拋低吸，從而滾動積累財富。

事實上我們也經常看到，某些國際性大銀行的動作，對世界各國經濟的漲落，起着決定性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經濟危機對於幕後主導力量的好處之壹是可以趁低吸納。很多世界着名的大富豪，都是在經濟大蕭條時趁低吸納而發家的。趁經濟低谷時大量吸納社會財富，本質上就是對社會大眾的壹種掠奪。

經濟危機也可能成為發動戰爭的契機，某些國家可能主動或被迫以戰爭的方式來刺激經濟、消化失業人口、輸出貧窮，同時讓軍火商大賺特賺。

由經濟危機而造成社會大眾的財富被大規模掠奪甚至戰爭災禍，這才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罪惡。與此相比，工廠對工人的所謂剩餘價值的剝削，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作了壹大通分析和批判，卻沒有指出壹個幕後主導力量存在的可能性，這是馬克思的洞察力不夠，還是明知而不說，故意誤導大眾？

其實，無論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系統設計所引起，還是純粹由群眾集體無意識所造成，抑或有幕後黑手在故意操縱，這壹切災禍的罪魁禍首，正是人的自私和貪婪。

資本主義由自私與貪婪引致大掠奪和戰爭，馬克思主義則以仇恨和暴力搶劫殺人並與資本主義爆發戰爭，其實它們是一丘之貉，兩個都不是好東西。 世界民眾在這兩個東西裹挾下互相戰爭殺戮，豈非愚昧之至、悲哀之極？

七、對貪、嗔、痴三毒的制約：戒、定、慧。

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罪惡，究其根本，皆源於貪、嗔、痴三毒，故須以戒、定、慧制之，即以宗教信仰、道德、法律、倫理、社會規範等來制約，使三毒不能無限膨脹。

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反對這些制約方法，所以除了宗教信仰、法律、倫理之外，又設計了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經濟上的反壟斷法等。

而共產黨統治階層則反對壹切制約，想要永遠把持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所以共產黨治下的國家，成了紅色權貴的人間天堂、普通民眾的人間地獄。

八、幸福之國的現實例子

小國寡民的不丹（Bhutan），其國民幸福指數在全球數壹數二。不丹全民虔誠信仰佛教，民風純樸，民眾錢財觀念淡薄，生活節奏較慢、怡然自樂、幸福滿足。不丹的民主制度，是根本沒有經過革命，由國王自願還政於民而建立的。

這就是重視心靈而不重物質、信仰虔誠的幸福之國的現實例子。

不信仰宗教的人也許會認為，虔誠信仰宗教者所感受到的心滿意足和幸福快樂，是壹種催眠或精神麻醉，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宗教信仰能給予人精神食糧，能給人的心靈註入能量，使人心靈開放、發出光芒、充滿幸福快樂。精神能量、心靈能量、生命能量，才是真實、本質的存在，而物質才是虛幻不實的東西。

正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離職演講中所說：

“所有導致政治興盛的性質和習慣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圖推翻這些，而認為人類仍能獲得偉大和快樂的支柱，那麼這人自稱愛國是徒然的......。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耽迷於某種以為離了宗教，道德還能維持的假設裏面。”

人類應當回歸神聖的信仰、友愛互助、克制自私與貪婪，才能走向光明的未來。

再論馬克思主義治國，為何會治成人間地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於仇恨與欺騙的血腥革命理論，批判的文章和專着已經很多，這裏不再重復。本文重點探討的是，暴力奪權成功之後，用馬克思主義治國，為何不能實現其“美好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承諾，反而會建成人間地獄，其中原因，可分列闡述如下：

1. 唯物論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法滿足人們心靈的需求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物質極大豐富，可以按需分配，人人都獲得滿足，於是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就建成了。但問題在於，這種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基於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其中的最大錯謬，是只重物質而無視心靈，以為只要滿足了物質需求，人們的心靈也能獲得滿足。如果事實真是這樣，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麼多億萬富豪患抑鬱症，要通過吸毒、玩各種荒唐刺激遊戲等方式，來暫時填補自己空虛的心靈了。

2. 物質如何豐富，都填不滿自私和貪慾的深淵建成人間天堂的最大障礙，是人們的自私和貪慾；等級與特權制度，是此二者的催化劑，為它們推波助瀾。

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極大地低估，或者說無視了人們的自私、貪慾的作用。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就可以令人人都滿足嗎？事實是，富可敵國的大貪官，仍會繼續海吃鯨吞國庫民財；領土遼闊的大國帝皇，仍會繼續四處征伐擴大疆土；自助餐裏，如果沒有不准外帶的規定，壹個顧客就可以把整個餐廳的食物都帶回自家去。這些事例都證明，慾壑難填，人的自私和貪慾是可以無限膨脹的，以為只要物質極大豐富，就可以滿足所有人？那如果有壹個人，要獨占全部社會財富，全占了還覺得不夠，怎麼辦？

3. 取消貨幣，就能建成理想社會？

據說錢是萬惡之源，那我們不妨設想壹種社會，取消了貨幣、按需分配，那人們是否就會失去無限賺錢的動力？

答案是，沒有了貨幣，人們會去收集、儲藏越來越多的物資，以物易物，然後某些東西會成為流通貨幣。

4. 用強權統管壹切，結果造成全面奴役

對以上問題，共產黨的解決方案是，把壹切社會財富和資源都集中由政權掌握，把人民的衣食住行以至思想等壹切都管起來，“狠斗私字壹閃念”，甚至用強權禁止交易、禁止私人儲藏物資，例如毛澤東時代，嚴打“投機倒把”、禁止農民私自儲糧，要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分配。

結果，人民被剝奪了壹切，徹底成了奴隸，普通平民確實不能貪得無厭了，甚至連日常衣食都短缺，以致大饑荒餓死人了，但高官權貴們呢？他們把“公有”、“國有”、“集體所有”的物資財富，全部當成自己所有，任意支配和揮霍，甚至在大饑荒之時，仍然堅決不開倉放糧，仍然要用糧食來釀酒，仍然要加大糧食出口！

這裏共產黨又呈現出其自相矛盾之處：壹方面用政治強權壓抑了民眾的自私和貪慾，另壹方面卻讓高官權貴們的自私和貪慾極度擴張、肆無忌憚，甚至發展到極其殘忍的地步。

全民受奴役的社會，自私和貪慾並沒有消除；等級與特權制度，又使高官權貴的自私和貪慾極度膨脹擴張，於是，共產黨高官們所享受的人間天堂，對於被剝奪壹切、被徹底奴役的民眾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人間地獄。

也正因如此，共產黨權貴對權柄的痴迷、死硬、頑固，達到了匪夷所思、不顧壹切的地步，因為正是專制極權，使他們能享受“共產主義人間天堂”，能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地奴役、驅使、侵害民眾；壹旦失去極權，不再能任意奴役大批民眾，縱使仍享有優厚的待遇，他們也會感到極大的落差，所以他們要拼命反對“自由化”、反對民主和普世價值，要堅持永遠奴役人民。

5. 對人的自私和貪慾的兩種約束

從上述事例可見，無論平民抑或官員，其自私和貪慾都可以無限膨脹，不管物質怎麼豐富，都滿足不了無限膨脹的胃口。

在民主法治社會，對人的自私和貪慾有兩種約束：硬約束和軟約束。

硬約束，就是制度約束，即三權分立、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法治社會；軟約束，就是宗教信仰、道德感化。

軟硬兩種約束互為補充：軟約束使人們自製、知足、謙讓，使社會有溫情，不是冷冰冰的只有嚴刑峻法；硬約束令不信宗教、沒有道德的人也要受到制約，不能無法無天。

兩者之中，軟約束，即宗教信仰和道德，才是真正的根本，因為再好的制度也要人來執行，如果執行制度的人普遍腐敗、互相串通包庇，他們就可以讓制度形同虛設，甚至顛複製度。

另壹方面，也不能忽視制度建設。要保證分權的各方互相制衡，而不是相互串通，就要使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出發點。

例如官與民，就是存在利益衝突的壹對，通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等，讓民對官進行監督，民不會傾向於包庇官，因為包庇官就會損害民眾自己的利益。

6. 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

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就是宗教裏的天堂、淨土，由於裏面所有成員的道德水準都極高，所以不需要外加強制力的硬約束。

在人世間，這種社會，理論上也有實現的可能，方法是選拔壹群真正道德高尚、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損人利己的人，組成壹個無政府社區。真正道德高尚，以及無政府、無等級、無特權，使他們不會爭權奪利、搞陰謀詭計，從而使強制力的硬約束不再需要。

註意，這種理想社會形成的前提條件，並不是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而是社會全員道德水準極高。 如果全員道德水準極高，哪怕物質財富貧乏，也不會出現爭權奪利；反之，即使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只要人們有自私和貪慾，天堂就不可能在人間實現。

所以，在人世間，這種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只能通過壹群道德極高尚的人組成社區來實現，而對於壹個國家，由於裏面各種人都有，情況復雜，若沒有法律等強制力的硬約束，就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惡人橫行、天下大亂。

7. 共產黨對兩種約束都反對

不幸的是，共產黨對上述軟硬兩種約束都反對。

馬克思主義是明確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的，馬克思本人的言論，及《共產黨宣言》裏的文句、對公妻制的提倡等，都是確鑿證據。所以共產黨殘酷打壓宗教信仰、迫害宗教信眾、破壞人文道德、鼓勵人們父子互斗、骨肉相殘等。而且，共產黨刻意建立逆淘汰的選拔機制，用以選拔出最大的惡棍：誰最能媚上、告密、斗人、陷害人，誰就最受賞識、升官最快。

至於分權制衡、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新聞自由等，共產黨更是竭力反對、嚴防死守，絕不允許出現壹絲縫隙。

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原教旨有壹點不同，他們不敢公然提倡公妻制，他們樹立了“雷鋒”這壹“助人為樂”的偶像，還壹再宣稱“為人民服務”、“黨員幹部要加強道德修養”等等。

但是，“雷鋒”這壹偶像是為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服務的，當某人被黨定性為“階級敵人”時，雷鋒對他就不再“助人為樂”了，而是會“像秋風掃落葉壹樣無情”。

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反宗教、反道德、反倫理，共產黨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堅決反對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新聞自由，所以“黨員幹部要加強道德品質修養”必然成為空話，共產黨被評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更被認為是在蓄意欺騙人民群眾。

對於法律，《共產黨宣言》是明確反對的，毛澤東本人也公開宣稱要“無法無天”，但到後期，共產黨自己也宣傳要“依法治國”了。

然而，共產黨本身的專制極權理念、階級專政理論、“無法無天”理念等，是與依法治國完全衝突的，所以“依法治國”也成了空話和謊言。

8. 人間樂土的要件 --- 自由

籠中的鳥兒，飲食再充足，也不如自由翱翔天空的鳥兒快樂；專制社會中，平民縱能衣食無憂，也只是巨型監獄裏的囚徒而已。

人間樂土，自然要人人快樂；若人們沒有自由，又怎能有真正的快樂？

宗教信仰和道德感化，讓人們知足、知止、自製、為他人着想，這些都是基於自願、自覺，而不是強制的。如果是被強權統管壹切，而不得不表現出“有道德”，便不是真正的有道德。法律、軍警等強制力量，應該只針對作為社會少數的違法犯罪者，而不是用來統管壹切、窒息壹切。

所以，人權和自由，是人間樂土，或曰理想社會，的關鍵要件。

很不幸的是，共產黨也反對人權和自由，還將人權和自由蔑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又叫囂“沒有絕對的自由”云云，似乎只要沒有絕對的自由，共產黨對人民的專制和奴役就變成合理了。

9. 馬克思主義乃外道、魔道 --- 錯誤的建構、錯誤的樹敵、錯誤的手法，導致災難的後果綜上所述，構成人間樂土的關鍵要件，共產黨全部反對，全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們不能建成人間天堂，只能建成人間地獄。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理論，始於錯誤的建構，樹立了錯誤的敵人，主張了錯誤的實施方法，因而必然造成災難的後果。

以佛法觀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實乃外道邪見。何謂外道？心外求法即為外道。真正的天堂淨土，需要心靈的徹底純淨，才能達到；而馬克思的理論，從目標、方法，到結果，都是捨本逐末、向外馳求，與真理完全背道而馳，故為外道。

再者，壹般謂修行能升天的，才稱為外道；若不能升天，反墮入地獄的，則不僅是外道，更是魔道了。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各個方面，都與真理完全違背、完全顛倒的，所以其不僅是外道，更是魔道。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結果，絕不會是人間天堂，只能是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體制是僭主政體

共產黨的體制，有許多詭異離奇之處，例如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政治局，在憲法中竟無壹字提及，憲法裏說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大。

如果真的依法治國，中央政治局、中宣部這些機構都是非法的，都應該被取締。

這也是共產黨治下無法治的原因之壹。它的制度設計、權力運作等很多東西，都是於法無據、名不正言不順的。

所以不能把共產黨專制等同於皇權或君主政治。共產黨專制是壹種僭主政體，而且是現代極權專制，對社會民眾的控制更深更廣，遠超古代的皇權或君主專制。

希臘的僭主都不稱王。他們是事實上的專制獨裁者，但他們都用壹些謙遜的稱號，如‘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 然而，僭主雖然是事實上的最高權力者，卻始終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

古代君王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於君權神授。

現代民主政體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選票。

美國有壹種政治理念認為，上帝通過民眾投票選舉來決定國家治理者，這就是君權神授。所以民主政治與君權神授並無矛盾。

無獨有偶，中國的《尚書》裏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中含意是，民眾的選擇，尤其是民眾的集體潛意識，其中往往含有天意。

綜上所述，無論用哪壹種解釋，共產黨的統治都是非法的、名不正言不順的。

共產黨的統治是僭主政治。共產黨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其權力不是來自君權神授，也不是來自民眾選舉，因此民眾對共產黨政權沒有效忠的義務，民眾推翻共產黨統治是自然的、合理的、正當的。

毛澤東思想的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研究

作者 楊繼繩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麼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麼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麼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麼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壹直持續三年？

為什麼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麼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麼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壹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壹種什麼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極權制度，即藉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壹、毛澤東是中國最後壹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壹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裏，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裏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壹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壹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壹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壹個政治術語，是墨索裏尼最早發明的，墨索裏尼強調“壹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壹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壹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邊遠的鄉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壹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壹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麼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復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誌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係。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着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壹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壹。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壹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壹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壹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裏，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壹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壹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壹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鍾，在他眼裏，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壹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壹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壹代人藉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裏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壹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壹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儘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壹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權限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壹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壹個個土皇帝。

二、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壹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壹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占53.8%，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公私合營工業占26.3%，私人工業占0.1%，城鎮個體工業占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占16%，個體商業只占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壹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壹制定級別、統壹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裏，控制中樞（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壹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干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壹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壹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壹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壹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凌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凌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誌就是黨的意誌，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壹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壹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徵是，壹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壹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壹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臺，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臺。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着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壹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皇帝，又用壹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壹個壹黨專政，又壹個新的壹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壹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壹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裏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桿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壹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壹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壹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壹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壹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壹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壹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裏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壹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准。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壹、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係。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壹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壹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准。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准。另壹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准，不能自已到壹個部隊裏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壹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壹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壹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壹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壹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裏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壹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壹供給，壹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壹，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藉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藉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壹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壹部隊有兩個壹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裏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壹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壹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壹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藉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壹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准。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着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桿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壹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壹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壹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准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准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壹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壹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自己的意誌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壹部是《憲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壹套，還是馬青天那壹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壹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

他說的“我們那壹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壹套，“我們這壹套”否定了“他們那壹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麼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麼內容，用什麼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壹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誌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誌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壹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凌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凌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壹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壹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復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壹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壹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壹個比前壹個進步，後壹個必然取代前壹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壹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壹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壹切輿論工具，壹切圖書，壹切講壇，壹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壹種聲音，只知道壹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製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麼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刮了壹陣又壹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麼，不發什麼，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壹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壹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壹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壹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干擾電臺以外，還以“偷聽敵臺”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壹目標。當時也有壹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壹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麼，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壹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場壹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壹”。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為同壹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藉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壹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壹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壹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壹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裏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壹個生產隊是壹個相似形。廣東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徵同壹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系。每壹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壹網絡的不同層級壹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沒有“化外”之民。着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壹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壹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壹整套價值體系。這壹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徵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壹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徵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裏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着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壹個人的行為，還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壹。捷克前總統、着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壹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麼人只是壹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裏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飢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壹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壹，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壹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採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誌，無疑，它比以往任何壹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壹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壹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着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着，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壹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裏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又予以贊揚，說貴州的經驗“是壹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壹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着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壹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壹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占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匯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妳站在天壇圈丘的園心大喊壹聲，壹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妳聽到的聲音還是妳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誌不壹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壹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壹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槓槓。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壹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着壹位市領導說：“妳在吹牛。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妳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麼！”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裏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壹次他當着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壹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壹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壹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壹、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壹種非常復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壹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壹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壹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壹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壹個難題相關的另壹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壹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誌服從共同的意誌。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壹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壹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着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壹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儒家經典之壹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裏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裏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他認為，如果妳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妳就是自私的。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壹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壹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壹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壹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壹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壹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啓超敏感地看到了這壹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着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占優勢之二大思想：壹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尼采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誌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壹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壹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壹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着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壹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壹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妳的鄰人”，不要“愛妳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壹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壹樣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髒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製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的至上性這壹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這條規則的唯壹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盪過程中，逐漸轉變成壹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壹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欲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壹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壹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壹個人，也不能交給壹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壹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壹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制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壹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壹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着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壹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壹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占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盪；三是人和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盪，造成不停息的衝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壹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壹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裏，描繪了壹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壹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壹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麼黃金幹什麼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壹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着作之壹。在“太陽城”裏，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裏，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壹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裏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裏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壹步，在那裏沒有僕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壹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壹切都按計划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壹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採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壹個儘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壹是對為什麼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裏，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壹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壹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壹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壹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制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壹，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裏，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壹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壹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壹點實現比晚壹點實現好。從這裏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壹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壹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需要着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壹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壹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壹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壹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壹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壹個勞動者，每壹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壹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壹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壹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壹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裏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壹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壹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壹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壹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壹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妳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壹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壹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壹切思想資源、壹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壹項事業或壹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壹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壹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壹的國度裏，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壹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着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壹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壹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壹些中文着作對馬克思的壹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啓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着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1902年10月，梁啓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壹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壹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着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贊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壹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壹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壹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裏，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壹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熘百熘十熘”，最後壹個“熘”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着滿清的倒臺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裏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牴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壹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壹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壹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壹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準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準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着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着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壹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着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贊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壹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壹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壹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壹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藉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誌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壹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壹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