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國社會的納粹文化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因為我經常看各種新聞報道，不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園暴力，還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種相似之處的“特殊”人，例如蘭越峰、唐慧、廖曜中等（當然我的個人道德品質比她（他）們差多了）。

  就像被廣泛報道的“走廊醫生”蘭越峰，她的那種處境我可以感同身受。壹個人在受到外界極端孤立、周圍的人普遍對其充滿嫌惡甚至敵意的情況下，思想、行為都會嚴重的扭曲，情緒容易劇烈波動，也容易做出比較極端、在外人看來不可思議或者驚訝恐懼的事情。因為十幾個、幾十個人的歧視、排擠都用在壹個人身上，就算每壹份“力量”都很輕，它們的合力也足以壓垮壹個單打獨鬥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較強、心理比較敏感的人，面對周遭的各種白眼、風涼話和有意識的疏遠的情況下，內心極為痛苦，思想在反覆掙扎，精神高度緊張，有時候會頭腦眩暈以致舉止失常、判斷力模煳、不顧後果的做事。這時候可能構建過強的心理防衛機制，對外界的善意惡意難以區分，更難以區分事情輕重緩急和不同的人對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異，越來越“不通人情”，導致對他人反應過激，或者反應遲鈍。在追求某種目的的時候也可能會走極端，由開始時候正常合理的要求變成比較過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要求。

    而對自己這些行為能夠清楚了解卻又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會越發羞愧、憂慮、急躁，導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為越發極端，這又導致四周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敵意，然後循環往復。而這時候，壹開始觸發的事件（蘭越峰和醫院領導同事的衝突孰是孰非）就已經不重要了，或者焦點已經被轉移到了蘭越峰的這些反常行為上了。對於不是十分了解內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壹個“瘋子”、“精神病患者”、“偏執狂”，由對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觀點、所有行為的否定。至於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時候的言行是否正確，往往就沒人去較真了，而且在普遍厭惡她（他）的大環境下，誰還去冒着得罪大多數人的風險去花費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說公道話呢？壹個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孤立無援，屢受打擊，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壹點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並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經歷苦難的底層的人就容易壹方面逆來順受，壹旦爆發卻又可怕，就像古代的農民起義中的各種暴行）。如果有人幫助其融入社會環境，走出矛盾與衝突還好，如果孤立的與所有人都無法溝通了，那後果很可怕。因為這時她（他）已經無法正確分辨他人對自己的言行及整個外界的各種事情，有時無法提早發現他人對自己的傷害，有時又會誤會他人的好意。當壹個人對外界幾乎所有人都無法信任之時，加上各種前面的傷害帶來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為，壹旦如此循環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傷害，或者壹些挑釁者被狠狠回擊、壹些圍觀者被誤傷，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兩敗俱傷。

    至於像蘭越峰做出這種行為的前因後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壹開始她和醫院發生衝突，院方用比較“缺德”的方式--讓他人強行代替她的職務，並且鎖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離職，而且即使不離職，也因為進不了工作的房間而無法上班，達到壹定天數醫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長期不工作為由開除她。她只能通過坐走廊來“上班”，以此保住這個職位，保住基本工資。相對於有權有人強勢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則怎麼辦呢？上訪是需要很長時間的，還需要金錢和時間投入，所以她必須先用“來上班”塞住醫院已經擺下的“自動離職”的陷阱。至於後來的下跪、在地上打滾、大喊大鬧，包括說壹些很極端、誇張的言論，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種因為心理刺激惡性循環的原因之外，弱勢者往往也只能通過這種“鬧”來爭取外界關注、發泄不滿情緒、對抗群體壓制。

    坐在辦公室的院長（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領導）因為有權力，有很多手下，還有靈通的消息來源和通暢的向上級或者同事傳達自己意見的渠道，當然沒必要通過這種歇斯底里的大鬧來傳達自己的要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醫護人員“眾志成城”，以幾十人戰壹人，“用口水淹死你”，在精神上相互鼓勵、信息上互相通氣，對待蘭越峰的行為上保持壹致與默契，對外也統壹口徑，當然也不需要去通過哭喊、叫罵來實現他們的目標，領導們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氣氣懲治你，不用罵街撒潑，足以讓人無法立足。社會上很多領導幹部無論是貪汙受賄還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潑打滾就能做到，因為有權力和關係。

    至於說蘭越峰是不是通過“利用社會對醫院的不滿來達到私人目的”，這個眾說紛紜。但是她提到的醫院的弊病究竟有沒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並不能捆綁定性。外國很多大選里攻擊對手腐敗或者其他醜聞，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在選舉中能夠戰勝對手，並不是大公無私，但是只要有利於加強監督，讓普通選民從中獲利，這就是有益的。當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訴訟、向上級反映、申請工會或婦聯這種組織干預等）無效或者久拖不決情況下，弱勢者採取的不傷害他人（主要是具體個人，並不包括單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譽的壹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辭方面的過激，其實是可以諒解的。壹個三歲小孩打壹個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男人，打了十幾拳並沒什麼傷害，反過來，這個男人只要用兩個手指擰壹下小孩，就足以讓小孩子十分痛苦，難道要壹味譴責“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嗎。

    在醫院方面擁有權力優勢（背靠體制，任免和處分大權，主要領導都反蘭，上級衛生局也是，還有因此帶來的財力優勢，可以對輿論進行公關）、人數優勢（醫院絕大多數人反蘭，排擠敵視她）、環境優勢（在前二者情況下，醫院內部運作、財政收入詳情、醫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數方來控制、對外解釋，各種醫院是否合法合規運作的“證據”也能製造，蘭越峰則是孤掌難鳴，有口難辯，在這種孤立中更難調查取證）等多種絕對優勢情況下，黑白自然可能顛倒，視線很容易被轉移，弱勢方錯誤自然可以被誇大，強勢方的過錯乃至違法犯罪都可能被輕描淡寫和掩蓋。至於外界部分輿論對蘭越峰的支持，其實實際作用有限，因為這些支持並不能有效的滲透入醫院的環境，不能真正轉化為蘭越峰的後盾，而且基本都是口頭的支持，自然沒有醫院的權力有效，況且醫院通過各種公關以及其他壹些因素已經讓媒體和網絡輿論不偏向蘭越峰了。

    還有就是在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蘭越峰即使通過這種對抗“勝利”了，恢復了工作，重新當上超聲科主任，平常在醫院工作和人際交往中也會面臨各種有意無意的刁難和各種白眼、風涼話，也很難有同事做朋友，處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此外還有因此丈夫與她離婚（根據《南風窗》對其採訪的文章（《倒敘“走廊醫生”》）所述，這些事發生後，她丈夫也拋棄了她，她丈夫離婚前後也像看怪物壹樣看她，“蘭越峰傷心，是因為丈夫也相信她是‘瘋子’”，“和我相處的時候，看得出他很恐懼”、“（蘭越峰自語）（丈夫）這麼好的人，為何變得如此絕情”……）、因為過激言行和其他人的誇大詆毀對名譽的傷害，導致出現心理疾病這些，都是無可挽回的傷害，即便“勝利”了也還是失敗了，贏了壹時壹事，輸了壹生壹世。

    當然，我並不贊同“我弱我有理”這種思想，自己做的錯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但是我想通過蘭越峰這個例子說明為什麼會產生壹些過激行為，在衝突雙方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出現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體會到的內情。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應該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不應該讓雙方力量和影響力、話語權的不對等影響了人們對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斷力，更不能忽視被孤立者和大眾對立時雙方所受傷害程度的巨大差別。壹個人發出的傷害是有限的，而幾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視、排擠用在同壹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又沒有朋友來幫助回擊、分擔痛苦，就等於是惡流的千鈞之力，足以讓壹個人精神崩潰、痛不欲生，甚至由行為偏激變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體欺凌他人的人卻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體”的掩護來消解、淡化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以“法不責眾”逃脫懲罰。從壹人壹腳踢死小偷或者毆打村裡的“瘋子”，到紅衛兵集體暴力（例如亂踢亂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集體暴行，延拓到歷史上各種戰爭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體”大旗的掩護下為非作歹卻能全身而退。相反，獨自施暴的個人鮮有逃脫各種制裁的）。

    而且在這種個人與工作單位及同事出現矛盾時，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較高的國民素質，就不至於變成這樣。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堅持程序正義和現實正義結合，單位也能夠實現職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會風氣及國民觀念也更重視基本人權和個人自由，社會上各種民間團體互助組織的發展，都能夠遏制這種工作單位的集體霸凌，讓壹個人的去留不受偏見與利益擠壓，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決。就像台灣地區的“蕭曉玲事件”，就是壹個典型例子。具體情況可檢索維基百科，因為內容過長過多，且情況複雜，因此不在此摘錄。簡單說就是壹位中學教師因為業務問題及私人政見還有與同事領導及學生的不和，後來幾經波折的維權事件。無論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責任，但是並沒有出現像蘭越峰遭遇的這種嚴重的排擠和拒斥，更不至於把人逼得要發瘋和做出異常舉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滾哭鬧等。雖然兩件事情況不完全壹樣，但是還是有壹定的可比性。保護每個個體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壓制個體為代價的“集體榮譽”更值得捍衛。馬克思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人的權益不僅是前提，還是根本目的。

    還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經歷有類似之處。根據現在的很多新證據，證明唐慧在上訪中所告的女兒被拐走強迫賣淫的情況有部分不實之處，而她所提的要求判處多名相關犯罪人員死刑的要求也過高。此外，很多政府機構、媒體以及其他和她接觸過的人認為她性情偏執、行為激進，四處告狀，壹直“鬧”個不停，當街咆哮，歇斯底里，是壹個不知進退、只講自己壹面理的人。在我看來，雖然她確實講的有部分不是實情，用情感綁架司法判決也不對，行為也確有偏激之處，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為壹個單身女人，在年僅10歲的女兒被拐走強姦並賣淫後，除了通過四處上訪和激烈言行等“鬧騰”的方式來引起政府和社會關注，並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她家裡有錢有勢，或者還有權，而且家裡有厲害的男人，還有壹群厲害的朋友，遇到女兒被拐，完全可以通過關係直接找到誘拐女兒的那個娛樂會所，通過施壓手段救出女兒，對做這個事的人也可以通過壹頓暴打甚至打傷打殘來“解恨”，還可以帶人去把對方娛樂城砸了出氣，或者通過自己在城裡的地位和關係讓這個娛樂城的老闆、包括他的後台壹輩子都沒機會再發財致富。當然也可以通過扭送對方到派出所並且通過合法渠道要求嚴判對方（完全可以通過認識的關係或者用錢背地打招呼，而且這種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當眾鬧，更不需要四處上訪），讓誘拐自己女兒賣淫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或者比應有的懲罰更重的懲罰。而唐慧孤身壹人，還是女性，又不是什麼有權有錢的大戶人家，連去那個娛樂場所去找女兒都花了很長時間，更無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要求抓捕和懲辦罪犯也被各種“沒證據”、“以後會辦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諉。在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她才通過上訪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輿論重視。

    第二，對於壹個母親來說，她的女兒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個平民的女兒。上流社會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長當做自己未來的希望和社會未來精英保護着、寵愛着，難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錢了嗎？就沒有尊嚴和權利了嗎？李天壹打人案後楊瀾對因為打人勞教他而認為“太重了”，為這樣壹個人大附中的海淀“精英”而惋惜；駐聯合國參贊之子殺害家教……；壹些富家女生被強姦殺害後，附近很多高校全體男生被查DNA……他（她）們有尊嚴、權利，要求以人道主義對待，平民就不能有尊嚴和權利嗎？就不必被人道對待嗎？上流社會或者地方強人“地頭蛇”之類的人有氣性，有有仇必報、有氣必出的態度，平民就不能有嗎？壹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壹點氣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點虧，就能帶壹幫朋友去“收拾”對方出氣；有權有錢的人被別人謾罵或者詆毀（哪怕是背後罵的），甚至無仇無怨，只是看對方不順眼，也會用自己的權力、金錢、人脈去整對方，尤其對方和自己是在壹個單位的，總會明里暗裡給對方使各種絆子來出氣。難道他們這些高高在上、橫行霸道的人可以這樣壹直氣順，平民就只能自認倒霉、忍氣吞聲了嗎？

    唐慧只有這壹個女兒，對於壹個人生走了大約壹半的單身女人來說，自己的子女就是唯壹的希望和寄託，當她聽到自己女兒竟然被人拐走並且賣淫，難道不憤怒嗎？不難受嗎？她當然希望那些傷害女兒的壞蛋受到懲罰，至於具體細節和女兒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親都不會也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女兒可能壹定程度是自己去和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強迫，女兒也有壹定責任（雖然當時女兒只有12歲，對人和事物的辨別能力還沒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讓情緒壓倒了理性。可是誘拐賣淫這個大前提並沒有錯，而且她告的這幾個惡棍平日就是流氓無賴，幹這種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會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惡的，說不定強姦誘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沒有像唐慧這樣告發，忍了或者已經用錢私了了而已。在恃強凌弱、欺壓良善的現象很多的環境下，稍稍矯枉過正壹些又能如何呢？至於部分撒謊或者無理取鬧（例如狀告兩個警察強姦她女兒，這個顯然不是事實、要求判處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張貼大字報等），除了因為上面說的作為壹個弱者只能採用激烈方式對抗、在女兒被強姦和拐賣後極為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雙方信息力量不對稱也是壹個重要原因。因為她沒有那麼多關係、門路去客觀了解整個案件的進展，更沒有權利直接調閱案卷、質詢警方，壹開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參與強姦和誘拐自己女兒，所以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去起訴更多相關的人員（而後來發生在監獄的“秦星（誘拐唐慧女兒賣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後來被爆出是串通起來弄虛作假以減輕刑責事件，也證明了確實有人通過非法手段試圖逃避法律應有懲罰的黑幕，等於是證明了唐慧的壹些擔心）。

    而且由於壹些人出於壹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麼造就了唐慧》壹文中提到的“唐慧對公眾和媒體的陳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實的地方，但這些事實又被放大關注”--壹些輿論過於關注這些被誇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實：唐慧的10歲女兒確實是被誘拐賣淫（而且據警方調查證明被解救前已經“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數可能更多）），並且據《中國婦女報》披露她女兒經醫生確診因此患上嚴重的創傷後應激精神障礙和性病，並極有可能喪失生育能力；在唐慧報案後警方遲遲不抓捕罪犯和營救她女兒，甚至乾脆拒絕立案；唐慧在當地上訪維權後被關押30多天、後來還被勞教（雖然很快在社會輿論壓力和律師抗爭下撤銷）。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唐慧的部分不誠實行為抹除或者淡化。我個人經歷和看到聽到的壹些事就說明了壹些學生和老師會因為看不慣某人而放大其壹些缺點，以此打擊此人的名譽和形象，這樣壹來，即使此人做壹些正確合理的事，也會因為前面的汙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評價。（後來，我與採訪唐慧的記者曾經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寫的後續報道，唐慧個人確實有許多問題，其個人所控訴是東西有壹定失實，還有壹些其他問題。但是這並不能否定那些真實的東西）

    壹個弱者在利益受到傷害時候只能求助於公權力來主持公道，而且往往會有過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舉止，對於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權力可以選擇駁斥和耐心解釋，不為這種“鬧”所動，不姑息遷就，但是不應該厭惡告狀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應當因為她“妨礙穩定”而勞教她。當然，求助公權力次數多了或者告狀過程中因為情緒問題而舉止過激，會導致他人對其產生厭煩，甚至覺得是“神經病”，心理不正常。那麼，那些壹言不合就開罵滿嘴髒話、因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鋪“教訓對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種“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過激、神經病呢？那些在單位看誰不順眼或者有意無意得罪他，然後就給對方穿小鞋，利用權力和人脈關係整對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當然為什麼社會上對二者看法不壹樣，其實原因也就幾點。第壹，地痞惡霸欺負的往往是弱者，而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不僅不欺負，往往還去巴結、堆着笑臉對待（例如幹部、富人以及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兒因為社會地位、權錢優勢、住處治安、家庭教育條件等，被拐騙、強姦、欺凌幾率極低，地痞惡霸並不敢去找死），對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負，看人下菜碟，這樣其他不受欺負的人就變成冷眼旁觀者，甚至認為被欺負的是“倒霉蛋”，見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沒有話語權，強弱分明，這樣就不會引起誰反對，於是“和諧”的很。而像唐慧這種則是以小搏大，而且不僅得罪了地痞惡霸，還客觀上影響了壹些官員利益（于建嶸教授講的信訪考評弊端，只看上訪數而不考慮實際解決問題來作為地方官員“維穩”成績的考核標準，導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壓制上訪），當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權有錢有勢有人脈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氣報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隱蔽的手段，還可以“細水長流”，慢慢的“收拾”對方。而沒權沒錢沒勢又缺乏關係後台的人則手段單壹，而且報復手段容易突出、明顯，而且希望壹勞永逸解決問題，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過高（雖然是壹次性的）。就像地痞惡霸，他們雖然欺負人，但是壹般不會把人打死，最多是打傷，或者往往採用類似城管手冊寫的那種“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讓你被打都沒證據叫屈和控訴。此外更多採用恐嚇或者騷擾手段（弄個刀塞對方家門口、明着跟蹤、打恐嚇電話、潑漆之類），工作單位的報復也往往用業務問題做為藉口，而不是公開說“就是因為你得罪我才這樣xxxx”，或者通過造謠中傷方式詆毀對方，慢慢折磨對方，而不是壹氣治死對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說不出，說出來四周的旁觀者也沒人支持。當然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陰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沒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傷害她女兒（或者說把女兒帶入邪路）的人，也難保這些惡霸流氓進了監獄幾年後被保釋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釋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獄，可以參考新聞爆出的壹些通過所謂“科學發明”等奇葩理由被減刑但是後來發現是內外勾結造假的事件），也沒有壞人那麼多的心機和壞本領。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執意要求判處這幾人死刑。如果她有後台和關係能夠找人在監獄裡“收拾”這些人，或者家庭條件好，這些人出獄對她也沒有威脅，她就不壹定會執意要求判處他們死刑了，也不會因此到處大鬧，到處上訪了。而且在壹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對平常的欺負人、擠兌人整人司空見慣，但是對於弱者通過合法渠道爭取權益卻不以為然，雖然有部分輿論支持，但是當事人、利益相關方和附近人員（當地和這個娛樂場所有關的人員、唐慧的鄰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負面看法的，因為唐慧的“鬧”對這些人在實際利益和名譽等方面都會有些損害。難道壹個社會可以容忍那些充滿私刑暴力、陰險隱蔽而且往往矯枉過正的報仇方式，卻不能容忍壹個人透過正當渠道積極追求懲罰罪犯嗎？

    我沒有唐慧因女兒被誘拐賣淫而受到的那種巨大傷害，但是實際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這種傷害低，在處境和個人條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學校因為各種不適應導致自己丟人現眼、出盡洋相，被當成怪物、“傻逼”對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沒什麼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裡。尤其在自己初中時候，年齡很小，加上長期沒有過集體生活，面對突如其來的各種衝突，無從應對，每天都當成人生最後壹日來捱着度過，天天防範各種可能的攻擊，把本來比較嚴重的事情看得更為嚴重。這種情況下，加上太天真，沒上過小學所以不知道老師的能力是有多大，以為老師和領導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在沒有解決時候又氣憤，大鬧，又跑到上壹級機構，把自己名聲也搞壞，到現在想起這個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覺很對不起老師和學校領導，因為他們確實不可能根治校園暴力，而且在勸導過程中也盡力了，並沒有太嚴重的推諉或者消極處理。後來又告了他們，是極為錯誤的行為。但是當時如果不那樣做，又怎麼辦呢？只能退學或者忍耐。雖然最終還是退學了，其實還不如早點退，不去告那壹狀，何必給老師和校長添這麼大麻煩。

    還有，我還要再強調壹下，舉的這兩個人的例子並不是想說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無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舉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這壹點。我只是想說明弱者在這種外界不友好的大環境下，由於話語權失衡，也讓旁觀者和外界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對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評判出現嚴重偏差、涇渭分明的對錯被攪渾甚至使黑白被顛倒，以及為什麼這種情況下弱勢壹方容易做出極端行為、心理扭曲，以及採取的壹些在常人看來並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們明白，強勢方和弱勢方衝突時以及衝突之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弱勢方受到的各種直接間接的傷害都比強勢方嚴重。不僅為數眾多的群體攻擊壹個人造成的傷害總量極大，而且平日壹個人要防範那麼多充滿惡意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人會以什麼方式來攻擊她（他），這本身就對壹個單獨的人造成巨大的壓力與負擔，哪怕其他人不動她（他）壹個指頭，只是直接間接的威脅就讓其在每天的防範中走向抑鬱與恐懼，甚至精神崩潰。而且因為責任分擔效應，這個總的大傷害是十幾人乃至幾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擔，所以每個人的責任都會忽略不計了，難以被追責。就像網絡霸凌導致的自殺事件，壹個人的死是幾十萬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誰（當然往往也可能找到壹個始作俑者或者帶節奏的，但是事實上責任還是被稀釋了）？而這個單獨的弱勢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較嚴重的事，因為壹個人只能用自己個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責任只能由自己壹個人承擔。而且群體中的人能以群體為掩護，做事再惡劣往往也能隱蔽在大集體中（就像義和團、紅衛兵）難以被直接追究其個人責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壹點小毛病也能被群體裡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看到，然後公之於眾進行群體討伐。

    村上春樹說過，“在脆弱的雞蛋向堅硬的高牆撞去時，即使雞蛋多麼‘咎由自取’，高牆多麼‘正義’，我都會站在雞蛋壹方”。我並不完全贊同這壹點，因為我認為公平正義比扶弱抑強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過度強調扶助弱小可能會導致“裝可憐”的大量出現，就像現在壹些職業乞討者。但是人們至少不能恃強凌弱、崇拜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對強勢的權貴和惡霸曲意逢迎，而對弱勢群體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時期，壹個人犯錯誤，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頭或者書面形式對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體無完膚，好像這個人壹無是處、從批判之日起突然“發現”此人充滿各種罪惡壹樣，這就是追隨強權、從眾自保的典型表現。讓真相和對錯不因雙方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多廣、“得勢”或“失勢”而受影響，而是根據事情本身實際的是非曲直進行評價、處理、善後，才是極為必要和理所應當的。

最近幾年經常上網，除了瀏覽國內外新聞，通過壹些QQ群、貼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階層國人的各種思想價值觀和生活狀態。自己為了轉移學習壓力，逃避進退兩難的高考，也加入過壹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中，也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許多強凶霸道、陰險歹毒之人，也見識到了國人幾個突出的特徵：冷漠、黨同伐異、缺乏常識、缺乏人味、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看着各色人等說的話以及表現的各種思想，真是感到五味雜陳，讓我對社會有了更多了解，也讓我思考學校教育、家庭環境及青少年成長與成人社會的關係。因為個人曲折的經歷和大量的閱讀，讓自己對社會上各種不良現象非常惱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觀上對很多好的或壞的事情有更敏銳的認識和體察，而且因此有極強烈的愛或恨的心理。壹邊是娛樂化、虛無化、戲謔化、盲從化的網絡輿論生態（並不是指全體，只是壹種大風向），壹邊又有着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山呼海嘯。

    “呵呵”、“葉良辰”、“公知”、“聖母”、“腎六”、“xx婊”……各種戲謔符號和盲從的網絡行為大行其道，雖然戲謔壹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種權威，但是也破壞了知識的嚴謹、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對不平等、生活艱苦的抨擊的銳利，將各種不正確、不應當發生的事情淡化。“你過得不好不能怨社會，是你自己不努力”、“你窮你無能還逼逼啥，以為我會同情你”、“別激動，給你吃口翔冷靜下”、“認真你就輸了”、“生活就像強姦，與其因為反抗而痛苦，不如順從享受快感”、“我就喜歡看你雖然對我不爽，卻不得不和我壹起建設祖國的樣子”……這種社會責任的虛無化、弱肉強食的合理化、人際關係的無賴化雖然不是全體國民都有，但是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國，哪裡都有。

同時，各種民族主義也遮蓋了社會啟蒙和個性解放，比壹百年前的“救亡壓倒啟蒙”還要嚴重。就像《南風窗》採訪的獨立戲劇創作人張獻說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惡，工農底層民不聊生視而不見，卻有壹個國族話語”，“在罪惡普遍存在時，我們要區分出什麼是大的罪惡，什麼是小的罪惡，什麼是迫在眉睫的，什麼不是那麼尖銳的”。人們可以為了國旗五角星的位置、國外運動員出言不遜而全民討伐，為什麼不能用這種團結的力量參與改變勞工處境和待遇（尤其改善農民工的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條件）、改善農村科教文衛等方面的質量、推動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教育資源均等化等，來改變數億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也給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嚴呢？難道南海問題、台灣不承認“九二共識”（當然我個人是非常支持國家統壹和領土完整的，但是反對為了這可以拋棄其他的偏激愛國主義）、加拿大女記者“傲慢指責中國人權”等事情真比教師被拖欠工資罷工後被開除；藝考、自主招生中各種權錢色交易、憑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以及孕婦被老闆安排搬重物上下樓梯逼她辭職、農村黑惡勢力欺壓農民、扶貧款沒有進最窮困和最需要幫助的農民腰包而是被住別墅開豪車的村幹部據為己有等這種民生艱難和社會不公值得憤怒嗎？雖然我也是半個民族主義者，尤其壹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發點是對日本製造而且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在其他地區的殺人、強姦暴行憤慨，是因為他們屠戮虐殺中國人民，侵害了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自由、正義，而不是為了壹個簡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場偏向着說話，更不應該把不同西方國家以及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所有外國人混為壹談、捆綁看待。人應該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託於看似高大上但實際充滿偏激、沙文的民族主義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上對外狂嘯，既不需要付出個人的什麼經濟或者生活代價，又站在某種政治正確的位置上，還能贏得各種掌聲，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當然，在追求權力、金錢、美女的時代，理想的空虛也讓“愛國主義”成了填補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東西。但是這種“理想”，說穿了就是壹種非理性、非進步的思潮，對於國家真正走向強大並沒有多少實際幫助（甚至把國家推向當年德日走過的老路），相反還遮掩了更急需關注和解決的國內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擠到壹邊，“愛國主義”還成了那些在現實里恃強凌弱、貪汙腐敗、罔顧民生的官員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媽、錦衣玉食、奢侈揮霍、縱情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及其子女集體狂熱捍衛既得利益體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領和工薪階層在焦慮於孩子教育、老人養老、買房還貸、看病難看病貴這些焦頭爛額的事之時被轉移注意力的壹個絕佳手段，也是底層平民在受各種不公和欺凌後有個發泄和“揚眉吐氣”的由頭（發泄完了還是受剝削和欺壓，就像《南風窗》中《由遊客“打秦檜”想到的》壹文中提到的岳飛廟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層官員、老闆、單位來的各種上級、黑惡勢力等壓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裡受屈的婦女吐痰發泄，但是吐完了現實里還是受屈辱和壓迫，不過吐了之後反抗意識更弱了，因為發泄了壹部分，雖然這種發泄只是自欺欺人，並不能給壓迫、傷害自己的那些壞人任何實際的損傷，自己利益還是繼續受損，很多婦女還是受氣和挨打），所以這種“愛國主義”和真正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或者說只是壹種扭曲了的理想主義罷了。壹個流行弱肉強食、理想主義熄滅、功利主義橫行、“拼爹”大行其道、拉關係靠後台、推崇忍耐服從、對上級仰視對下面俯視、表面壹套背後壹套（或者嘴上講的壹套，而現實實踐用另壹套）、說謊話臉不紅心不跳、各種“潛規則”大行其道並壓倒法律法規以及公序良俗的時代，難道不是壹種悲哀嗎？

    其實，校園的“小社會”的狀況壹定程度上就是當今糟糕的成人社會或者說相對於校園的“大社會”的預演，以成年人為主的“大社會”的種種現實會通過家庭、學校等載體浸淫校園的“小社會”的社會生態，而現今教育體制以及其內容形式、由師生以及家長共同構建的校園人際關係等形成的校園社會文化也會對社會的發展以及成人社會的各色人等的構成發揮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當今社會各種不良乃至醜惡現象，難道在壹定程度上不是當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園社會各種弊症的產物嗎？

    雖然每當社會出現壹些小到坑蒙拐騙、大到貪汙腐敗乃至殺人越貨，尤其壹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熱點新聞爆出後，媒體往往會說“反思教育問題”，但是反思了這麼多年，教育狀況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壹些時期還有倒退和惡化的趨勢呢）？除了壹些學校多了多媒體設備、空調暖氣以及漂亮的教學樓之外，教育制度、具體的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這些更重要的體現教育內核和目的的東西改變了多少呢？當今社會的80後90後都是受90年代及之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壹類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兩批人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我當然也是90後，也有很多缺點，90後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數80、90後的共性是什麼呢？我相信現在很多在高校教育過這些批次學生的高校教師尤其人文科學方面的教師又尤其德高望重極具才華和德行的知名教授應該能認識的比較深刻。

    當然，8090後在當今社會的表現也可以通過現在社會發生的很多事看到，簡單的評價可以說：有好的，有壞的；想複雜的評價，還是讓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來評價吧。但是當今的教育顯然是不樂觀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凶暴則社會凶暴，少年壓抑則國人壓抑，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人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陰險虛偽則成人狡詐陰毒……可是，這20餘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魯迅說的“救救孩子”在如今還有多少回聲呢？抑或真的映襯了《狂人日記》裡“狂人”的處境，把金玉之聲當做瘋子的瘋言瘋語，置之不理，甚至恐而遠之了。如果這樣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於歐洲”何時才能實現呢？

  當今社會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論和“改變不了社會所以要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就我個人的經歷，由於自身情況極為特殊，確實後來發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狀況、自身的自我言行舉止有關，我個人要負很大部分責任，但是我並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經濟、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問題，有些已經在這兩篇文章中提到過多次了，大環境的問題必然造就壹些欺凌他人者、壹些被欺凌者，必然出現嚴重的校園暴力，就像在貧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餓受窮，必然有很多人販毒，必然有很多人賣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毆打妻子兒女，並不是你“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真正從底層變成精英的人並不是沒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層變成精英與精英子女繼承父輩地位的幾率完全不對等，同樣在內地縣城和鄉鎮普通中學通過努力考入名校幾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學生進入名校幾率也是非常不對等，雖然內地中學生可能在學校比沿海學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學習時間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試結果並不劃等號。

    假如財富是壹種成功的象徵的話，就像馬雲從平民變成中國排名前三的富豪，確實在某種程度證明了平民可以通過努力走向人生巔峰，但是並不是其他人和他“壹樣努力”就變成馬雲那樣了，因為馬雲成功也是有各種條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農村的學生復讀壹次的錢都沒有，後來經商中建立的人際關係網、抓住互聯網時代時機甚至還有些幕後的不為人知的努力以及運氣等），並不完全是簡單的清清白白只抓業務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結構的社會，不管怎麼競爭，總是有人走上巔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層，而如果是橄欖型結構，就能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級，而不會是貧富嚴重不均、底層民眾數量和比例龐大的金字塔社會。而且金字塔社會也有多種類型，壹個良好些的金字塔社會應該是中下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有基本且較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條件，兜底的質量比較好，不需要為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業時有真實且完善的勞工權利，失業時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嚴；收入和社會保障能夠有較獨立自主、遵循自我意願的生活，也有壹定的追求個人理想的機會；有通過較公平的教育進行階層爬升和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而且也能通過壹些手段直接間接的參與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真正作為國家的主人參與國家管理，享受公民權利和履行義務。

    而如果比較糟糕的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則是不僅貧富分化嚴重，而且金錢和權力、社會地位能夠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勞工權利名存實亡、勞資關係嚴重傾向資方、薪金不僅和貢獻不匹配，就這樣還經常被拖欠或者剋扣、壹些工人完全沒有工人應當有的五險壹金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工會都沒有或者名存實亡；人壹生只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為了活着而活着，金錢和精力投入質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質或者自養的老人養老還顯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幾十年壹套房子都買不起；生活的重壓讓壹切理想追求、興趣愛好被拋擲壹邊，最多只能靠沒什麼興致的拍照式旅遊和用八卦娛樂刷屏消遣；人與人之間關係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會地位、權力大小金錢多少來評價；教育差距極大，教育變成加劇社會不公並將不公傳導至下壹代的幫凶；社會階層固化，拼爹盛行，靠權力金錢關係門路而非能力獲取教育條件和工作職位以及收入和社會地位，至於其他在比較好的金字塔結構國家中的東西，也往往蕩然無存。在這種社會裡，不是你“努力”、“找自身原因”、“改變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謂“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還有壹些“成功”的骯髒本領，例如諂媚和逢迎、行賄受賄、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巴結上司、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些行為必然伴隨着認人不認理、拋棄理想追求、無視公平正義、不理會或者曲解各種規則與道理、通過排他手段擠兌他人上位、對比自己有權有勢的欺負自己不敢反抗，卻又找更容易受欺凌的人身上找補、看見各種醜惡現象保持沉默、對各種不公保持冷漠和無視甚至譏諷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閒事”……難道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變社會而要改變自己”改變出來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現？

    對於很多人認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質量不同是因為貢獻不壹樣，付出不壹樣，還要特地說壹下。當然我下面講的主要是比較有意願學習的，至於根本不想學習或者對學習投入很少的那些就無法算進我說的努力者中了，畢竟這樣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學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為例，像內地中學，即使是班級內成績處於中等偏下的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從學習時間、投入精力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個直轄市的中學90%的學生付出的直接學習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幾個省份遠遠比東西部要苦。這在另壹文中和本文中壹些章節已經有詳細敘述，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複壹下主要的東西。

    很多地方的縣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這樣，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習只能比這起的更早）上早自習，還有壹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讀，從高壹至高三都是這樣。上午下午各四節甚至五節課（壹般有兩節自習），晚上晚自習壹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學校三個星期才放兩天，還是為了照顧離家遠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兩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壹半（當然不同學校會有差別），長期像監禁壹樣的待在校園內。至於具體學習內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習是以閱讀為主，當然也可以寫作業，壹直要讀或者背誦約四十分鐘，語文英語政治歷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東西。有時候早上跑操還要壹邊跑壹邊讀，然後到7:00之後還有壹個早讀，以讀語文或者英語為主，就這三個讀背時間就極為消耗精力，讓人疲憊不堪，而且即使這樣那麼多東西也背不過來。而兩個自習和午間則是被幾乎寫不完的作業復蓋，很難得閒，尤其在高三時候有鋪天蓋地的卷子需要做，壹個人只算高三年級壹個學年，做1500張以上的卷子壹點不誇張，就像壹位衡水中學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把做的累加起來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這種瘋狂的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是極強的，從課堂學習的時間、強度、付出的腦力體力消耗看，比大多數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這些學習歷程是壹周五天、沒有早晚自習、下午早早放學、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內加課和單獨的校外補習的發達地區大城市名校學生所從沒經歷過，恐怕也不想經歷的。而且這些都是強制性的，只要你想在這裡上學，就只能適應這些，當然你有輟學的自由，但是沒有選擇如何上學的自由。當然，像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廠”，比普通的中部縣市中學學習強度還要大（可參閱南方周末《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壹文）。（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具體情節，因為本文不是以講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問題為主，所以在此暫不詳述。）

    而這種高強度的勞動量，至少從直接學習上遠超過了沿海大城市學生的付出，但是卻遠比輕輕鬆鬆學習的發達地區學生考的學校差，中部各省平均壹本率不到發達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整體水平的壹半。當然我並不贊同通過立即調整高考錄取比例來改變這個問題，因為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雖然付出很多，但是實際學習水平卻並不高，也就是往往並沒有真正理解學習內容，並沒有和分數匹配的素質，而且沿海學生在優秀師資和較進步的理念引導、極佳的硬件設備、優越的家庭條件下較為輕鬆的學習了很多東西，而且事實上付出的也並不少，只是這種付出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集中、明顯、在身心上沒有直接流那麼多汗水和勞累罷了。如果看經濟投入數額（人均家庭教育開支和政府公共教育開支）和在課外的間接學習（例如在圖書館、科技館以及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公益活動）用的時間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學生付出的顯然要更多，雖然這種付出往往伴隨的不是勞累而是快樂和輕鬆，收穫感比付出感更強。

    這歸根結底還是教育體制以及大環境導致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問題（這個在另壹文中也詳細講述），體制內的師生並無辦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些能夠在沿海考壹本的學生只能考二本，能在錄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並不是他（她）們不努力，相反，這些男女學生付出的心血與汗水遠比很多發達地區大城市學生要多，為高考成績，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犧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錮譜寫了苦難但不輝煌的篇章，而教師和其他教職工同樣“帶着鐐銬跳舞”，在體制內只能想方設法讓學生考好成績來改變這些學生的命運，除此也無他途，教師們執教的畫筆也描繪出了猩紅扭曲但又充滿光彩與希望的未來圖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這些學生只能“自相殘殺”，在壹個省內為爭奪固定數量的名額互相競爭，如果都比賽着補課、都玩命死記硬背、都搞瘋狂題海戰術，可能成績都提高，那錄取分數線也會跟着提高（或者改卷更趨嚴格以壓低分數線），說白了跟沒有提高實際作用壹樣，（壹本、二本、三本）錄取比例基本還是那個既定比例。即使錄取率出現波動，其實和當年考試成績、學生努力程度也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國家出於其他目的進行的既定政策調整，不以學生是否努力為轉移。而且高中的應試學習中的學生競爭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競爭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假設比較良好狀況下）往往能夠“優勝劣汰”，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應試學習中的競爭中中學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無用功”，在不能有真正“產出”的情況下拼命消耗腦力和體力。除了高考這個目的外，這些男生女生雖然不是完全做“無用功”，但是大多數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帶來的知識也會在進入大學或者走入社會後忘記，只有壹部分知識以後會用到，至於提高人文和科學素養，在這種應試教育下的學習中更是效率低下，在嚴重缺乏對所學知識理解、運用能力狀況下，投入和產出（產生的國民人文和科學素養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話，能有10:1嗎？這個問題可以問問對當今教育認識深刻的鄭也夫教授。

    其實很大程度上，這些來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學生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西西弗斯壹樣，把石頭推上山，石頭又自動滾落，然後再推上去，如此循環往復，辛苦勞作但是實際上是在做無用功。對於這個省份整體而言，各種補課、強化學習、題海戰術並不能提高整體中學生真正的知識素養，就算死記硬背和反覆做題讓學生知道了壹些東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較紮實的基礎，算是壹些成就，但是同時還有扼殺學生真正理解、獨立思考、多元思維和創新的能力的負面影響，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進行廣泛閱讀和社會實踐的時間和條件，學生也不能在這種教育中被發掘獨特潛質和正向個性、按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更不用說學生在這種牢籠中囚禁的勞苦青春本身的傷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壹角，整體還是那樣可怕。而且這種教育下培養的教條思維、被動化學習方式對大學學習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習帶來惡劣影響，中學的應試教育流毒把大學相對開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蝕了。但是作為省內壹個個體學生，面對這種體制和周圍環境，無法打倒它，連逃離它都需要巨大代價，只能去強迫自己玩命學習，和同學競爭總數基本確定的、遠低於多數其他省份錄取比例的那些名額。那些說是因為莘莘學子們“不努力”所以不能獲得和沿海同樣情況的學生的成績的應該捫心自問這樣說對得起這些年數千萬中部中學畢業生嗎？

  同樣，對於那些普通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個體經營者、農民，以及再擴展後的基層公務員、白領、事業單位普通職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資和教師的社會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師）、沒有做大官或者大企業家或者社會“大哥”的親友或後台的人、沒有大城市戶籍的人，這些人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和我前面提到的這些中部學生壹樣，並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條件，也不是壹些上流社會人士尤其激進“愛國者”們說的是這些人“沒本事才抱怨社會”，更不是踐行了“不想着改變社會而是改變自己”這個原則就普遍能出人頭地了，相反這種社會風氣只會讓這些通過自身努力勤勞工作、刻苦學習的人更難以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更不易獲得與勞動價值匹配的收入、更無法捍衛作為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等的權利。

    因為這種風氣除了讓人民變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顧各的無法團結、都去爭奪殘羹剩飯而非變成平等食客，而且為了那壹點點利益能夠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頭破血流（這不只是比喻，現實里底層民眾為了爭奪那可憐的壹點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賣肉攤之間競爭，壹些商戶就向另壹個商戶豬肉上、攤位上破泔水、扔垃圾，還直接把各種汙漬的髒水潑了女商販身上。類似事件每天全國都有幾萬幾十萬起，在平民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沒有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也可以在網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壹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從中出人頭地並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會在“誰受窮誰倒霉，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當手段）’我理應分的多”的弱肉強食、蠻不講理的觀念中變成新的剝削者，繼續維繫不公平的社會。所以我希望那些覺得別人“不努力”和“沒本事”所以活該處在較低階層而自己卻高高在上錦衣玉食的人拍着良心想壹想，這樣看待廣大人民尤其是支撐國家發展進步的工人階級（當然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前範圍廣了，不止是各種企業的產業工人，而是包括農民工、白領、事業單位職工、個體經營者等在內的龐大的以勞動為第壹生產要素的受薪階層），難道不羞愧嗎？不覺得這種“不努力”“沒本事”的言論很噁心嗎？

  當然，講了壹面不能不講另壹面。體制和社會大環境雖然可以影響乃至決定了個人命運。但是如果認為因為體制不好，所以可以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乃至殺人搶劫，就應該被譴責並且嚴懲了。就像南周的評論員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壹群搶劫犯，不僅搶劫，有時還殺人滅口，還曾經把被搶的婦女拖進車裡輪姦，作案具體情節惡劣，還以貧窮為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辯護，被法官當場駁斥。在不良的大環境下，人還是有諸多選擇的，就像校園暴力的發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為學校、家庭存在的種種問題就能欺凌他人還不受懲罰。

    例如類似《盲山》中的那家買主，尤其那個強姦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窮苦至極的人，但是卻又千方百計拘禁被拐的女生，老兩口甚至還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讓男人強姦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強權》壹文中的壹些話發人深省：“壹個人並不因自己受苦受難就天然具備道德優勢”、“相對於統治階級，窮苦民眾當然是受壓迫者；但民眾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壹下壓迫者的機會，如丈夫之於妻子、父母之於兒女等等……他們有充分條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轉移到別人身上……他們對更弱小者的欺壓，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壹些身處底層的人，壹旦掌握壹點小權，便會利用此壹優勢，對有求於自己的人耀武揚威……複製並強化了強權的暴力”。而且由於底層民眾整體擁有資源的短缺，底層內部的壓迫、暴力往往更殘忍、更血腥，這就是為什麼有人為搶劫幾十萬乃至幾千塊錢就去殺人、因為幾千塊錢的救助款都能出現村幹部和黑惡勢力去剋扣窮的吃不上飯的農民的救命錢、壹些農民為了獲得有限的愛心車票，各種弄虛作假證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資極低（把本來就低的工資說成更低以博取優先同情）等來騙取這價值幾百塊錢的車票。同樣那些碰瓷的為了幾千幾萬塊錢甘冒被撞殘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風險作假訛人、職業乞討的（很多騙子以“坐公交車回家”為藉口每次只乞討壹塊錢）能夠為了每次少則壹塊多則十幾塊錢天天厚着臉皮撒謊，說明弱者也會喪失良知和人性，而且喪失的比強者還沒有底線。

    二戰中德國軍人對猶太人和各占領國平民、戰俘的虐待和殺戮、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壹樣，不能以“軍國主義”制度來逃脫每個士兵個人的罪惡，在軍國主義體制的大前提下，每個士兵在戰爭中還是有壹定的選擇性的，而且實質上除屠殺猶太人外，最高領導層的命令以及其意識形態中也沒有要求士兵必須去殺戮平民，至於很多虐殺（例如把人裝到麻袋裡系上口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把很多人捆起來串成串子綁上手榴彈炸飛。雖然軍國主義導致了人性扭曲，但是這些具體的殘忍的行為天皇和東條英機並沒有讓他們這麼做，有很強的個人罪惡成分，並不是迫於體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這樣做）、強姦，就更是軍國主義體製造就加上個人兇殘性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每個參與的士兵都應該被處決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這也就是我主張對於校園暴力中長期欺凌他人或手段惡劣者實行嚴厲措施懲治的原因。

    而且有時候弱者也有折磨“強者”的手段，當然更多時候去欺負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傷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在學生時期和成家之後受到各種創傷，心理變得陰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凌，自己也會“媳婦熬成婆”，變成欺凌自己兒媳的人。還有就是婦女（主要是壹些農村和縣城的婦女）往往通過說風涼話、罵街、拐彎抹角諷刺和摔砸東西、吃飯幹活乃至睡覺前都不斷埋怨他人、當面詛咒、或者其他氣人的方式來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時候也以此對付街坊鄰居或者關係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其他服務業工作的人也會把這種難看的臉色和話語甩給來辦事的人或者顧客。看看現在基層很多辦事員或者幹部對待辦事群眾的惡劣態度，各種刁難敷衍，就很能推測（要是在家裡高高興興很幸福，還會在外面這麼發泄嗎？）。尤其在照顧年邁的老人或者臥床難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時，往往各種怨氣能夠充分向這些家人身上發泄。不僅是言語上的譏諷、說難聽話，往往會有直接虐待。這也是現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現象嚴重的壹個原因吧。當弱者心黑，往往也會有各種方式欺凌他人，而且也很隱蔽，手段也很殘酷（甚至非常殘酷），當然危害也很大。當然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為然，但是這在農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權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權，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婦女不受那麼多傷害，能夠獨立自主，就不會惡婆媳循環無盡、毒婦怨婦滿村了。而曾經受傷害也不能成為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不能傳導傷害給無辜的人。不過，想在當今社會的廣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識到體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責任，既團結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改變不公的環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履行自己的義務，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真是很難的，當然我也並沒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僅現實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和行為來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真正強大的國家應該是維護全體（至少也是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讓每壹個人都能有尊嚴的生活，讓每壹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和平台，而非變成壹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挾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來為充滿着不公與虛偽的大集體搖旗吶喊的機器。引用寫有《活着》壹書的余華所着的新書書名--《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很能說明中國的現實，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各階層差距、性別差距，以及前面這些帶來的懸殊的貧富差距、社會地位差距，本應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條件、經濟參與與收入分配的十多億中國公民，卻因為種種非個人努力的原因處在極大的差異之中。這些極大差異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並不是個人奮鬥的勤勞或懶惰，而是家庭出身、戶籍壁壘、生長環境、工作行業、人脈關係、所處階層（上面幾點部分內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運還是倒霉等非個人原因的體制性、行政性、代際傳承性、隨機性等問題導致的。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據統計只有1.09億-2.04億（根據瑞信財富報告和中國金融調查得出的兩個數據），加上金字塔頂端富裕階層的壹兩千萬人，也只占中國總人口的十分之壹至六分之壹，這些享受着歐美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階層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數工薪階層以及廣大工農的處境，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優越感凌駕於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強行拿自己的生活條件去“代表”全體中國人民，進而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壓制人民對於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的追求。對於處於更弱勢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農民工、留守兒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殘疾人等群體，因為她（他）們本來話語權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凌、剝削乃至虐待時往往很難反抗和擺脫較封閉的處境，悲慘程度可想而知。這樣做對得起數十年來因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殺的數百萬婦女嗎？對得起因為貧窮導致“貧賤夫妻百事哀”而讓女性變成惡婆毒婦怨婦使得整個家庭男女長幼長期處於折磨與矛盾衝突中的千千萬萬家庭嗎？對得起沒有五險壹金養老醫療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資度日和養家的農民工嗎？對得起6100萬乏人照看、衣食不濟、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時常被性侵的留守兒童嗎？對得起因為各種政策性歧視和個人性歧視不能和受和普通人壹樣教育、工作、社會參與的機會的殘疾人嗎？

    當然，對於弱勢群體，並不是要去遷就弱者，壹味給弱勢群體各種恩惠，而是給她（他）們梯子和安全網，讓這些人能夠和普通人壹樣有機會求學、工作，和普通人壹樣能夠參與社會生活，有選擇各種職業的權利和條件，而不是淪落底層，變成邊緣人群，也不能讓弱勢群體沒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籬下或者依附親友或老闆乃至黑社會，受盡白眼和欺凌，甚至被用來犯罪（例如殘疾人被黑惡勢力控制強迫乞討），給這些人基本都物質條件和法律保障，給她（他）們最基本的人的尊嚴。馬克思說過，未來理想社會是“以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個體的幸福才能構成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偉大。保護每壹個人的權益，給每壹個人尊嚴，無論他（她）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市井平民，無論是京滬戶籍持有者還是內地農村戶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實踐中的平等，都有發出自己聲音和爭取權益和尊嚴的權利，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國家，才是值得去愛和用生命去捍衛的國家。

中國社會的狼性文化

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最近，以“加班文化”為主要特徵、十多年來壹直時髦、光鮮的“狼性文化”，終於接近了社會承受臨界點，在中國大陸激起了愈來愈大的爭議和反彈。

    許多人指控奸商們塑造了這壹毫無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鮮有人注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後推手是中共：

    根據中共當局早在1995年就實施的新勞動法，勞動者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不超過44小時，超時算加班，須得到加班費或補休。但十多年來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以無償加班（美其名曰主動加班）為特徵的“996”工作制，卻瘋行全國，成為引領潮流的時尚：

    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時間長達60個小時，短短幾年就遠遠超過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加班職工中，拿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的僅有44%。

    沒有中共的默許和放縱，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國內迫害民運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來對付違反勞動法，則大力鼓吹企業“狼性文化”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早就鋃鐺入獄了，中國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創造企業“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務中共、聽命中共的紅頂商人，馬雲本人更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創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夠在中共國大行其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顯然，“狼性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為什麼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維穩”的需要。眾所周知，雖然現在習近平高舉馬列毛破旗，但在現今老闆遍地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經沒有說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當習近平高唱馬克思的時候，別人都知道習近平在撒謊，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他在撒謊。

    馬列假意識形態既然早已無用，只能當假羊肉店的羊頭招牌，就需要別的意識形態來偷偷摸摸的填補。中共利用“改開”三十年來，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社會已經深入人心的現狀，轉而宣揚原始資本主義叢林價值觀，樹之以為隱性的意識形態——企業“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

    “狼性文化”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核心價值就是主張社會性的弱肉強食（所謂社會的優勝劣汰），漠視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是這種價值觀的派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投合了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家們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也是後來以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骨子裡的核心價值。

    中共暗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隱性意識形態，用意很明顯——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時髦方式，誘騙中國民眾主動反對“普世價值”，以更有效地達到“維穩”的目的。

    想必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之流已經想通了：與其象胡面癱那樣“防微杜漸”的，象救火隊員壹樣被動防禦，不如出動出擊，以新東西誘騙廣大愚民主動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會維權上訪上街和政府過不去，最多抱着自己的腦袋哀嘆：“唉！我咋的這麼沒本事呢？”並象楊改蘭壹樣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揚的為社會減負），騙得屁民受了冤屈壓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維穩”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為什麼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為“六四”後共產黨已經惡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遠不如新興資本巨子馬雲、馬化騰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為馬雲、馬化騰之流，頭頂平民商界巨子、個人奮鬥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環，受到已經“經濟動物”化的大陸億萬民眾的追捧和頂禮膜拜。

    君不見，藉助馬雲、馬化騰之流對“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時代的愚民效果卓着，遠超過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億萬大陸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價、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被“996”逼成身心疲憊亞健康。卻無怨無悔——絲毫不怨奸商老闆、更不怨黨和政府，反而自覺無償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滿自豪；

    億萬屁民起早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蟻還勤奮，依這樣的沖天幹勁，在美國、台灣早發財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養活全家，可在大陸依然是扣除房貸、房租即成“月光族”，兩公婆全職血拼，依然緊張兮兮，甚至因為壓力大連孩子都不敢多要壹個。即便這樣，愚民們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頭怎麼還這麼緊？大頭被誰拿走了？反覺得自己很充實、很“時髦”、壓力大是“強者”是有本事的標誌；反覺得自己不夠拼命、不夠“勵志”。甚至還為對違反勞動法不作為的黨和政府辯解說：誰讓中國人多呢，中國的競爭就有這麼激烈。

    於是乎，乾脆壹夜只睡四小時，以為這樣就“馬化騰”了!於是爭相響應馬雲、馬化騰、郭文貴之流的號召：

    “對自己狠壹點！”好像已經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經衰弱、亞健康和癌症低齡化的他們，這麼狠下去，明天即可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第二，而不會心臟死、過勞死、腦溢血、癌症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進急診室、搶救室。之時，馬雲、馬化騰、劉強姦之流，會為自己刷壹分錢嗎？

    君不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愚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的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來：

    這就怪了，難道現在騎在億萬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是“白左”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億萬屁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特瘋子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來：

    這就怪了，難道屁民們手無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的悲慘處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造成的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賤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歐洲社會的福利來，彷佛黨和政府恩賜給他們的“負福利”社會是天堂，而歐洲的福利社會是地獄。

    十多年來，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國大陸社會道德的淪喪，加劇加深，整個社會之勢利和冷漠，達到了超越底線的程度，君不見，大陸現行網上風靡的“勵志”名言：

    “選擇安逸就別再哭窮，混吃等死就別怪社會心狠！”

    這哪裡是什麼勵志？分明是有專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資本主義叢林黑社會的狠惡叫囂！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壓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賣命透支健康，為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並且相互之間超級冷漠、爾虞我詐自相傾軋，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務紅頂奸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恐怕做夢都要笑醒幾回。

    所以，最近馬雲有恃無恐地咋呼：“996是你們巨大的福氣，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說：“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麼時候可以996？”馬雲忽悠：“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壹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你怎麼能夠實現你想要的成功？”

    在這裡，馬雲竟把自己以無償加班“狼性”文化進行壓榨，說成是賜福，而受壓榨反成了“福份”，這和黑社會流氓打人時的口頭禪“打你是看得起你”是壹樣的邏輯；

    馬雲詭稱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還辛苦，問題是你是老闆，怎樣都行，別人不加班行嗎？你馬雲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馬雲還以“成功”和“美好”忽悠無償加班族再接再勵，問題是這麼“加班”下去，人家能成你馬雲第二麼？這麼加下去，迎來的是“成功”和“美好”，還是精神病院、搶救室或太平間？

    馬雲之流，之所以敢這麼囂張，仰仗的無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來，中共假手紅頂資本家推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並為專制統治維穩、張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卻未引起中國民運異議界的注意；

    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手法，也不僅限於推播“狼性文化”，還有壹種新的方式，就是刻意點煽對美國極右種族主義流氓總統特朗普的個人崇拜，集中崇拜特瘋子的反普世價值，以藉助美國總統的時髦新手段，正成功地誘騙國內外廣大華人反對普世價值，並把並非中國迫切問題的穆斯林問題，當作迫切問題來炒作，以轉移對共產黨專制的視線。

    大小中共特線，壹根筋地狂挺特瘋子，大反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白左”，中共為什麼這樣做？因為特瘋子是共產黨專制流氓價值觀的同路人，要的無非是經濟利益，特瘋子對人權話題從來不屑壹顧、無動於衷；而堅持人權同經貿掛鈎的佩洛西，就不是能用經貿擺平的人，所以現在中共特線最恨佩洛西。

在共產黨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不中用的情況下，暗樹以“狼心文化”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以為隱性意識形態；中共針對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深入人心的現實，利用馬雲等“個人奮鬥”商界巨子的時髦形象，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確”——反人權、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潛移默化地認同中共的專制流氓價值觀，而不去關注和挑戰中共專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負福利”社會，以及種種不義和不公。

    並且，以此種“狼性文化”為代表的弱肉強食叢林價值觀，中共刻意加劇加深中國社會的勢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氣，挑動中國民眾相互猜忌、惡性競爭、冷酷互撕。令中國社會進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戰共產黨專制的民間合力。

    客觀上應該承認，中共假手馬雲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今巨量的中國民眾，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樣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極右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發了瘋地反對普世價值（西方政治正確）、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聖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難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種愚民新手法大獲成功的標記。

    其實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條壹石兩鳥的毒計，既可大收“新時代”隱性意識形態愚民洗腦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飽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來，馬雲等塑造的、億萬“996”無償加班族“勵志”血拼愚民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澆築成了世界第二的GDP，為黨國裝上了“崛起”的翅膀，讓習近平滿面生輝，在世界舞台上風光無限。而億萬“996”無償加班族自己，卻無數人加班死、心臟死、癌症死、癌症、糖尿病、高血壓、精神病統統低齡化、不孕不育斷子絕孫。儘管他們始終積極響應個人奮鬥巨子“馬老師”的號召，對“自己狠壹點”，並且壹狠再狠，諷刺的是卻沒有壹個能成為馬雲第二的。

    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納粹，只知道把別人關進集中營，費力地用刺刀逼迫別人做工，導致罵名留世；殊不知“厲害國”元首習近平僅用壹個“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營地把億萬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里榨，爭相“對自己狠壹點”，而且無償加班、超時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時還很有面子，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結果，黨和黨的紅頂監工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頭，而且馬雲還要裝逼說“996”的屁民憤青們還不夠“拼”，他馬雲是“12乘以12”，誘騙傻憤們對自己“再狠壹點”。

    中共之所以要變本加厲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是癌細胞，具有無限自我複製和不斷膨脹的天性——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維穩的道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供養壹個日益膨脹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會變本加厲、“與時俱進”。

    鄧小平眼看“蘇東變天”，發覺靠老壹套的計劃經濟、壹大二公低工資來榨取，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屁民們沒有勞動積極性；鄧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產黨國家壹個個都垮了，雖然朝鮮、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苟活至今，但若繼續共產的話，誰能扶得起中共國這個大國呢？

    於是轉而向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等西方原始資本主義極右派取經，走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原始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胡面癱、習近平手上終於結出了碩果：

    在高房價、高物價、“負福利”等大山的壓迫下，在馬雲、馬化騰、劉強東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時髦誘騙下，億萬愚民經濟憤青，就象毛澤東時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紅衛兵壹樣狂熱，爭相主動透支健康，為習大帝的“崛起夢”、為馬雲之流的利潤最大化無償賣命。

    現今由於中共國面臨“計劃生育”惡性老齡化、年輕人口崩塌而發展成本高漲、房產泡沫空前、製造業大滑坡等重重困境，習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國保繼續強化、“壹路壹帶”大撒幣、擴軍備戰準備武統台灣。公務員隊伍繼續膨脹，財政支出巨幅增長，這些大幅增加的開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麼？

    為了搶錢，中共不斷增加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闆為了維持利潤，必然把負擔轉嫁到億萬屁民的身上；對此，中共心知肚明，並故意放縱 ，因此通過馬雲等私企大老闆鼓吹“狼性文化”，誘騙億萬屁民無償加班、主動獻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過馬雲來誘騙，遠比中宣部、文化部親自出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產黨的無限繁殖、無限膨脹的癌細胞屬性可知：為了維穩，中共的官僚公務員隊伍必進壹步膨脹，為了維繫不斷膨脹的共產黨隊伍，為了保障不斷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權階層“上不封頂”的共產主義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勵志”愚民傻憤如果不覺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廢、榨瘋。

保衛左派美國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美國社會的左派理念

　　作者 秦暉

　　為了擺脫「最壞政府」，我們就需要從兩方面施加壓力：既要限製它的權力，又要追問它的責任。既不能允許它濫用權力「為所欲為」，也不能任它推卸責任「不為所不欲為」。

　　當然，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偏好：喜歡「小政府」的人可以偏重於限製它的權力，而喜歡「大政府」的人可以偏重於追問它的責任，像傑斐遜-梅森那樣兩者都做，自然善莫大焉。只做壹樣，也仍是有所貢獻。

　　但是要註意，妳的「大小」訴求不要用錯了地方：如果面對有權無責、權大責小的官府，甲用「大政府理論」來為它進壹步擴權，乙用「小政府理論」來為它卸責，那甲乙就都在助紂為虐！起碼要知道：對於責不可問的官府妳再「左」也不能幫它擴權（要擴權，先改革到可以問責了再說）。同樣，對於權不受限的官府，妳再「右」也不能為它卸責（要卸責，先改革到可以限權了再說）。

　　當然，既限權也問責的傑斐遜式立場只能是針對權大責小的「前憲政」時代。到了憲政建成後當真要追求「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就不行了。這個時候，傑斐遜的對手--漢密爾頓的「聯邦黨」那壹套就顯示了價值。

　　有人說：在美國早期政治中傑斐遜是左翼而漢密爾頓是右翼。前述的波維爾、羅斯福等對兩人的評價似乎也給人這種印象。然而，本文前面既然論述了傑斐遜的「左右共祖」特點，則與他相對的漢密爾頓又怎麼可能僅僅是右翼之祖？

　　其實，如果按歐洲標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按北美前宗主國英國的標準，右翼即托利黨（今天英國保守黨的前身）在美國獨立後已經消失了--以「獨立」為外衣的「美國革命」本質上是壹場反對「托利主義」或貴族傳統的革命。作為親英派的北美托利黨人因美國革命的結果而被趕回了英國。

　　英國式的左翼，即工黨，在英國也是以後才出現的--在美國則從來也沒有作為重要力量而出現（這就是所謂「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例外論」話題）。傑斐遜並不是工黨之祖，他的論敵漢密爾頓也不會是保守黨之祖。他們兩人都是那場驅逐了托利黨人的革命的大推手。

　　所以表面上看，漢密爾頓的主張在美國其實也是「左右共祖」--只是與傑斐遜相反，漢密爾頓強調的是近代左右兩派不那麼好聽、卻很實際的壹面：他既主張現代右翼不滿意的大政府（當然不是專製政府，只是民選聯邦政府要有更大的權力）也體現出現代左翼不喜歡的富人（當然不是弄權致富的貴族寡頭，而是新興的平民工商業者）立場。如果是在英王麾下，他既想要給英王擴權還要幫英王致富，那就成美國史上的超級「反動派」了。

　　但是，漢密爾頓其實與傑斐遜壹樣，也是個反英鬥士。他在美國初建時的憲政體製下的作用，就是防止傑斐遜的主張走向烏托邦：憲政下的政府，主要是聯邦政府要能有效地運作，就要建立壹套權責對應的體製。為此就要對傑斐遜那種針對有權無責的專製體製而提出的、統治者似乎必須有責無權，至少要責大權小的訴求進行「糾偏」：政府應該擁有比傑斐遜設想的更大的權力，同時不能承擔傑斐遜所希望的那麼大責任--如保護農民免遭工商業競爭的排擠，而要更多地承認「自由競爭」的結果。

　　打個形象的比喻：在北美人民看來英王政府就像騎在人民頭上的馬，「吃草」不夠還要吸盡民脂民膏，但就不為人民而「跑」。結果北美人民把馬從頭上掀了下來馴服為人民的坐騎，在這過程中傑斐遜那種既阻止馬濫吃又逼馬快跑的主張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是現在馬變成了坐騎，妳就不能還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了。

　　漢密爾頓要讓馬有適當吃草之權（此前的雛形聯邦政府連徵稅的權力都沒有）以與適當奔跑之責相匹配，他的設計也是必不可少的。衝着英王這個「馬王爺」我們要有傑斐遜，但趕走英王后我們要能可持續地有馬可騎，就要以漢密爾頓來平衡傑斐遜。

　　有權無責的「最壞政府」不可欲，有責無權的「最好政府」不可能，漢密爾頓和他那壹派聯邦黨人設計的正是壹套權責對應的「次好政府」方案。而後來的「左右派之爭」實際上是在這種權責對應的憲政原則下「權大責也大」的福利國家和「權小責亦小」的自由放任兩種傾向之爭。

　　羅斯福那壹套政府要為窮人的基本保障負責的左翼主張，沒有漢密爾頓式的「大政府」能搞得成嗎？所以我們當然也不能把漢密爾頓僅僅看成右翼。

　　中國人比今日美國人更能理解傑弗遜？

　　對於這樣的問題，今天的壹些西方人已經陌生。

　　羅斯福的「傑弗遜困惑」與科茨、多恩的「傑弗遜論爭」都顯示出這壹點：今天的人們為傑弗遜到底主張「大政府」還是主張「小政府」展開激烈商榷，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政府的責任而宣稱他是「福利國家」的思想先驅，又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限製政府權力而把他說成「自由放任」論的祖師。而傑弗遜們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樣要求追問統治者之責，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樣要求限製統治者之權，似乎令人大惑不解：傑弗遜是「左派祖宗」，還是「右派祖宗」？

　　所以筆者常常想：思想者互相理解的主要「障礙」何在？有人誇大「文化」差異：似乎「他者」不是神仙就是猴子，反正不是與「我們」壹樣的人。但有人則忽視「問題」差異：似乎中國人與西方人壹樣為「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之類問題所困擾。

　　面對強勢的西方，如今有些人--常常是些好心的西方人--大呼反對「文化殖民」，反對中國人接受所謂「西方價值」。然而說句不客氣的話：正是這些好心人，實際上正在對我們搞「問題殖民」，即把他們的問題當成我們的問題向我們推銷。他們其實不了解中國，然而，他們是否真正了解他們自己的先人--「文化」無別但「問題」背景全異的先人，如傑斐遜？

　　就「文化」而言，我相信，中國人與西方人--正如中國人與西方人各自內部--有無窮的差異，但就「常理」而言，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有人說西方人特愛自由，中國人似乎就喜歡大家長管着。哪有這回事？我曾講過壹個簡單的道理：「不管古今中外，監獄如果不上鎖，關的人都會跑掉。」這就是說無論中西，人們都是嚮往自由的。但是另壹方面，「不自由毋寧死」的人在中在西恐怕也都極少；9. 11以後，美國人不是為「安全」犧牲了壹部分「自由」嗎？

　　自由好，但是可以用壹部分自由來交換「安全」，包括保障、福利等。但是各人「開價」不同，於是有了「大小政府」之爭。在權責對應的憲政體製下生活慣了的許多西方人以為，不搞「福利國家」的地方，那壹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則壹定是因為自由過分。

　　於是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都應當向中國學習。與此相反，魏特夫格爾則認為中國傳統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門的大禹，他們只為承擔治水責任而弄權。然而我國的史學家已經成功地駁斥了這種「治水社會」論，證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樣專製」的。

　　壹些西方人無法理解這些現象。但這很難說是由於「文化」不同，因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國人，在憲政前後他們的「問題背景」也已經大有區別，對於憲政時代以前西方人面臨的問題，今天他們的後輩也不都是那麼好理解的。

　　然而在歷史上缺少憲政民主因素的中國傳統中，這種保證權責對應的機製通常缺失，於是所謂「大政府」與「小政府」的爭論，在缺少權責對應的前提下就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假問題。因為這樣的傳統中很容易形成權大責小的官府：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於是其民既無福利，也無自由。而時之君子，熟讀憲政下西人所着書，遂以西人之所爭為己之問題。誤以卸責為讓權，竟指弄權為盡責。苟無福利，則謂自由已得。苦無福利，則怪自由太多。此時他們若能讀讀傑斐遜，應該是可以醍醐灌頂吧。

　　左派理念是美國社會的傳統理念

　　作者 秦暉

　　從製度安排的「經濟人預設」出發，可以認為無論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沒有製約條件，統治者都可能趨向於權力儘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責任儘可能小，乃至不聞不問。

　　而被統治者則相反，他們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與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統治者權力儘可能小而責任儘可能大。

　　壹方面，統治者希望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時沒有什麼事情是他必須做的。另壹方面對老百姓來說，理想的統治者必須按他們的意願做儘量多的事，同時不能違背他們的意願做任何事。統治者希望做有權無責的「人主」，而被統治者但願要有責無權的「公僕」。

　　這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就權力與責任、或曰權利與義務達成協議或契約就成為必要。這個契約要規定政府必須做什麼（即規定政府的責任），為此被統治者授予其相應的權力。同時更要規定政府不能做什麼，被統治者有哪些統治者不能剝奪的權利。

　　這樣壹種契約安排，就是所謂的憲政。憲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權力與責任相對應，這種權力必須為被統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夠向被統治者負責。

　　在憲*政原則下「無代表不納稅」，對民而言有權利才有義務，對國而言無服務則不應有權力。如果能夠向統治者授權問責的「被統治者」只是少數貴族，那就是貴族憲政，如果多數乃至全體公民都有這種權利，那就是民*主憲*政，或曰憲*政民*主。傑斐遜和他的同仁如梅森等，就是北美憲*政民*主始建時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

　　顯然，傑斐遜們為建立憲*政民*主而面對的問題，和在成熟的憲政民主製度下羅斯福、李普曼、科茨和多恩面對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

　　傑斐遜們考慮的是如何消除有權無責的專製統治，他們爭取的「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最好政府」雖然不可能實現（應該承認，美國可操作的政治架構，尤其是聯邦壹級的架構主要是聯邦黨人的設計，更確切地說是傑斐遜們和聯邦黨人博弈、妥協的結果），但通過限權與問責兩方面的努力來實現權責對應，則是通往憲*政的不可繞過之路。

　　當年英王的殖民當局既濫用權力又不負責任，北美人民面對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們會嫌當局權力太小而主張擴權的「大政府」嗎？他們會嫌當局責任太大而主張卸責的「小政府」嗎？今天這種福利國家與自由放任的爭論，與當年的傑斐遜有什麼關係？而傑斐遜主張「好政府」應當權力受製約而責任可追問，不是很順理成章嗎？

　　傑斐遜之所以既像左翼人士又像右翼人士，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在傑斐遜時代，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他首先都必須是憲政民主的支持者。

　　而羅斯福與胡佛、科茨與多恩面對的已經是另外的問題，由於傑斐遜那壹代人的貢獻，他們已經有了壹個權責對應的製度，他們是在此基礎上爭論「責大權亦大」好，還是「權小責亦小」好。今天人們對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從瑞典到美國，仍有許多批評，這是不難理解的。

　　憲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憲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權力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同時憲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種各樣的：在憲政民主之下公民們打算授予他們的「公僕」哪些權力以便要求後者承擔哪些責任？是授與政府更多的權力以便要求它承擔更大的責任、為社會提供儘量多的福利與保障，還是授與政府很小的權力因而也就無法要求政府承擔什麼福利責任，便成為壹個爭議不休的事情，這實際上是壹個關於什麼是「次好政府」的問題。

　　在不同的國家，乃至同壹國家的不同時期，人們對這壹問題給予了不同的答案。橫向相較，美國人基本傾向於「權小責亦小」的古典自由製度，而歐洲尤其是北歐人則更喜歡「責大權亦大」的民主福利國家。

　　縱向考察，美國經過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權立法，壹直是趨向於梅森式的「最多服務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現「裏根政策」，又強調堅持傑斐遜式的「最少用權的政府」。兩者形成「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峙。

　　冷戰結束之初曾有人認為後者已成為最後的選擇，是為「歷史的終結」。但是這樣的說法後來不斷被顯示出是過於武斷了。如今「福利國家」的危機雖然嚴重，「自由放任」的問題也還不少。而那種「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家」的「第三條道路」究竟如何走，也還遠未見分曉。

　　事實上，由於人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束縛的排拒）與對安全的追求（對風險的排拒）同樣出於天性，而且儘管今天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存在着包括明確劃分「群己權界」、群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數基本領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論這「三大共識」，但是人類生活中的壹些領域到底屬於群域還是屬於己域，是「邊界游移，情景決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劃法。因此人類永遠會有「左右派」。

　　人類的「終極選擇」是什麼，乃至可不可能出現「終極選擇」，實可懷疑。在「政府」問題上，權力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從未實現，而在權責對應基礎上，次好政府是權責都較大的社會民主政府，還是權責都較小的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夠有公認的結論。

　　不過歷史雖然並未「終結」，但歷史畢竟在「進步」。人類憲政的歷史，乃至啟蒙時代以來三百年人們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理論探討與實踐努力如果說有什麼公認的成就，那不在於它實現了「最好政府」，也不在於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於它揭示了什麼是最壞的政府，那就是權力最大而責任最小的政府。

　　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

　　作者 吳茂華

　　早年讀歐美的小說、詩歌，書中描述人物內心靈魂、涉及到宗教情懷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興趣，由此對基督教衍生出來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誅、精美的繪畫藝術，欣賞不已。尤其對天籟般的教堂音樂、贊美詩，心往神馳。

　　然而，當我幾十年後真正進入教堂，第壹次祈禱、敬拜、開口唱贊美詩時，突然有壹種芒刺在背的感覺--這種頂禮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時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稱上帝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稱是奴僕、子民！天哪，怎麽仁慈的上帝，也長了壹張專製者的面孔？

　　最終，我還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滿了質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與崇拜領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產意識，有無共通之處？馬列共產主義創立的時候，為什麽要批判宗教？

　　隨着進壹步的讀經、過教會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壹點壹點地漸進深入。現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基督教信仰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異同。

　　方面壹∶崇拜神與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壹種向上仰視的心理態勢。在崇拜的對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頌贊，希望淼小、軟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湯因比就說過，人類的宗教情懷是不可剝奪的。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國人在《詩經》裏頌唱∶「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翻譯出來就是∶偉大呵上帝，洞察人間壹切。世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不管有無宗教信仰，遭遇困頓、絕境，都會喊∶「天哪！天哪！」人們還常說「天時」、「天道」、「天命不可違」、「天理不容」、「天機不可泄露」等，不都說明，從古到今，人在靈魂深處是承認神「上帝」的權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對象卻大有區別。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認天地間有壹個至高者，他創造、統管萬物，是公義、真理、道德規範的源頭和終極。人則有局限、有罪性，必須向上帝悔改。

　　而無神論者，似乎有着不敬也不懼天地鬼神的豪氣。可是真正無神論者是最不容易當的，甚至是沒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會信世上的東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領袖」，就是壹例。不畏懼神，卻畏懼騎在自己頭上的「偉人」。「偉人」壹揮手，就乖乖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成了壹只蟲豸或壹顆螺絲釘。集千萬人的崇拜為壹人所用，巨大權力由此而產生，人間之「神」就這樣造出來了！

　　這樣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義，支配人的靈魂、侵占人民的權益，挾製民眾變成工具或奴隸，將國家、民族帶入黑暗深淵之中。把人當作神來崇拜，結果便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為什麽作家林達說「總統是靠不住的」，為什麼布什講演說要將「權力者關進籠子裏」。

　　聖經《創世記》裏，古蛇誘惑亞當、夏娃不聽上帝禁令，吃智慧樹上的果子∶「因為神知道，妳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記》3：5）這裏的關鍵，在於「便如神」。人間的英明領袖，代替了神，替我們分辨善惡，這就是人間災難的開始。何時人能醒悟，認識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領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嚴地站起來。

　　方面二∶理想與天堂

　　聖經中的耶穌，道成肉身成為貧窮木匠的兒子，在世上傳大愛的福音。他特別體恤、憐憫弱勢群體，對當時社會的黑暗、不公，不遺餘力地譴責。例如，他多次指責法利賽人，「侵吞寡婦的家產」（《馬太福音》23：14）。耶穌愛窮人的事例，在福音書裏隨處可見。聖經中斥責「富足人┅┅只知積攢錢財。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雅各書》5：1-4）。

　　與此相似的是，馬列共產主義亦極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公平，以及對窮苦大眾的剝削和壓迫。不同的是，馬列共產主義提倡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消滅私有產權，建立壹個沒有階級製度、沒有國家和政府，並且進行集體生產的社會，最終使人類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間天堂。

　　這樣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義、平等等價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馬列共產主義的共產理想的實現，是以劃分階級、暴力鬥爭為代價的，是建立在人為的階級對立和仇恨的基礎上的。犧牲千萬人的生命，推翻壹個專製、殘酷的舊製度，建立另壹個專製、殘酷的新製度，正義、光明在哪裏呢？但這就是壹百多年來，俄羅斯、中國及其它共產國家的歷史事實。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們可看出，聖經裏雖然也譴責富人，指出社會的不公義，但是以人性有「罪」這壹點為基礎的，並不以富人、窮人或階級來判別。在上帝的標準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樣不分階級、貧富，都因信稱義，成為神的兒女。

　　基督教是宣揚大愛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愛家人、鄰居，甚至要「愛敵人」。這體現出神的無限慈愛。愛敵人，雖然是極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導人的標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穌斥責社會不公，但他決不宣揚仇恨、不倡導妳死我活的鬥爭，而是用仁慈和愛、博大和寬恕，壹點壹滴地改變人心、社會。

　　有人說，聖經裏的信徒，也實踐過共產式的生活。引證的經文便是《使徒行傳》:「信的人都在壹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2：44-45）「那許多信的人，都是壹心壹意的，沒有壹人說，他的東西有壹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傳》4：32）這的確與共產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這樣的共產生活，是以信仰和愛為基點的，是自願的，並不是製度性的強迫。而馬列共產主義的「共產」，是對有產者的強製剝奪，是通過鬥爭、化私為公的製度。

　　對於這壹點，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中說∶法國的共產主義者「最喜歡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於共產主義』。他們竭力想用聖經、用『最早的基督徒過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證明這個公式」，然而「┅┅即使聖經裏有些地方利於共產主義的解釋，但是聖經的整個精神是同共產主義、同壹切合理的創舉是截然對立的。」基督教的天堂，是聖潔、快樂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上帝的子民在那裏享受與神同在、無限喜樂的永恆之境。

　　共產主義的天堂呢？根源於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人類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會」--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裏，完全消滅了剝削、不平等，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精神生活極大豐富，個人得到全面發展，是人間天堂。

　　如果說這是壹種美好願境、人間烏托邦理想，那還是有其審美意義的。可是壹旦將其擢升為必然性的歷史規律，並以此為人類的行動實踐和目標，就令人驚訝了。道理很簡單，人類世界每秒都在發生大小變化，就連明天、下壹星期的事情，都沒有定準，何況千百年後的事？這人間天堂的依舊何在呢？

　　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有壹着名口號∶人民公社是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宣布中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是以餓死幾千萬人告終。60年代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有壹說法很有趣，他說共產主義就像地平線的太陽，又大、又鮮艷、又明亮，可是看得見、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眾多唯物主義們卻拜倒在飄淼的人間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與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類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時人是無罪的。根據聖經《創世記》的記載，由於始祖亞當在伊甸園違背了上帝的囑咐，偷吃禁果，墮落犯罪，於是「罪是從壹人入了世界」（《羅馬書》5：12）。

　　人類從亞當承襲了敗壞的心、朽壞的身體，原罪的影響臨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壹切邪惡行為的源頭起因，因而造成衝突紛爭的世界。

　　上帝憐憫世人，派下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救贖世人靈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為基督裏的新人。這是人自覺、自願的，是在靈魂裏改惡向善，是以永恆的真理、公義為標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積極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裏的罪人和新人的觀念，是道德意義上的，並指向壹切世人，不分種族、國家、階級，具有普世、超越的價值。

　　馬列共產理論着作中，並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階級鬥爭的理論，無產者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起來打倒有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具有合法性。在「勞工神」的口號下，無產者的品德，先天優越於有產階級。而地主、資產階級是剝削者，剝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應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澤東在《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壹文中，明確地將地主、資產階級列為「革命的敵人」。不僅如此，還將壹般的知識分子、公務員、律師等，列為小資產階級分子，或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些人，同樣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無產階級專政製度下長期改造。

　　從延安時代的整風運動，到1949年以後鎮壓反革命、反胡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整治的就是「階級異己分子」。那些因階級劃分而有「原罪」的，被強製改造的人，屬於可被隨意剝奪人身權利的「賤民」。這樣的改造是強製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壹條。

　　而少數接受改造後被認可的人，就成為無產階級的「新人」。這種「新人」必具的品格，是壹切服從黨和領袖，徹底否定自己個人的利益，成為順服的工具。

　　這樣的理論體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裏道德意義上的罪人、新人，顯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與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裏重生得救後，價值觀改變，生活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義和慈愛的真理，為人生最高準則。聖經《哥林多後書》裏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後書》5：14-15）這是明確地說出基督徒向上帝的無我委身的心誌和精神，且這種委身是因為被耶穌的愛所激勵。

　　在毛澤東的共產理論體系裏，是強製性地對所有人進行思想改造。所謂的「興無滅資」，要求每個普通人都應當具有無產階級的思想人格，成為共產主義「新人」。這種嶄新的人格，建立在「無我」、「舍己」的基礎上。用毛的話來表達，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壹刻也不脫離群眾，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的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紀念白求恩》壹文，更表達出對這種「忘我精神」的贊譽∶「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極端熱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這種「無我論」的關鍵點，是以所謂的集體意誌取代個人意誌，個人完全委身於集體，且以此作為人生目標。群眾、集體、人民、大公無私┅┅這些閃耀着道德光輝的詞語，極具魅惑力。人多麼容易被喊着這樣口號的人或集團所擄掠！這樣的口號，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都喊過。「以天下之大公，為我之大私」的大盜、野心家，最需要這樣無我的政治委身！

　　被譽為共產主義戰士的雷鋒，在日記裏寫道∶「我要堅決聽黨的話，壹輩子跟黨走。對黨有利的話、有益的事，我要多說、多做；對黨不利的話，沒益的事，我堅決不說、不做。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永生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這裏不難看出，忘我舍己、為人民服務，就是向黨效忠！犧牲個人的，服從「極權主義」的人格就由此而產生。這種宣傳，是假「道德高尚」的名義，讓人服從統治者的需要。

　　可見，「把壹切獻給黨、獻給領袖」，和「把壹切獻給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覺或被迫的，是凡人獻給凡人，最後墮入災難深淵。後者的委身是自覺甘願的，甘願跟隨公義無私、聖潔無罪的上帝，進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僕和做人的奴僕，性質乃冰炭不同爐，結果更是南轅北轍。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間？

　　其實，馬列共產主義理論在創立之初，並非宗教，只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已。然而20世紀初，自列寧建立了第壹個共產主義國家，東歐、亞洲相繼建立共產國家，始有西方學者發覺，馬列共產主義推行、實踐的過程，有強烈的宗教色彩。

　　羅素就將馬列共產主義看作壹種宗教。他在《西方哲學史》裏，把共產主義的壹些表面形態，與基督教作了比較。他認為，「辯證法唯物主義」在共產理論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當於「耶和華」在基督教中；「馬克思」相當於「彌賽亞」；「無產階級」相當於「（神的）選民」；「共產黨」相當於「教會」；資本家應受的懲罰相當於「地獄」；「千禧年」相當於「共產國際化的日子」┅┅在列寧以後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幾乎所有共產領袖搞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這些領袖，最後豈止是「彌賽亞」、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類的「大救星」了。倡導唯物主義、標榜無神論的國家，卻造出了壹尊尊的人間「神」，讓千萬愚眾來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馬列共產國家裏的人，瘋狂地崇拜過假神，對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記憶。所以，如今要進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產生心理障礙或抗拒。

　　我的壹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說∶基督教仁愛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穌很可笑。和馬列共產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過是換了壹個偶像來崇拜而已。像他這樣只看儀式、不問內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麼，將神與人混為壹談的，不在少數。

　　我理解這樣的人，因為我自己也有過如此的心路歷程。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想弄清馬列共產意識和基督教信仰區別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過壹幅油畫，印象深刻，至今難忘。畫的中央，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正面而立，壹手叉腰間、另壹手戟指下方，臉上有壹代梟雄之豪氣。在毛身後，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幾名近、現代的政治、文化名人∶盧梭、尼采、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裏尼、列寧、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羅、波爾布特┅┅幾乎囊括了現代無神論的思想家和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

　　毛澤東左手所指的腳下地方，橫臥壹具十字架上耶穌的身軀。我看着畫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穌枯瘦而悲憫的面容上，心靈受到莫名的衝擊。當時我並不是基督徒，但我讀懂了∶蒼天已死，『紅』天當立--這些「人神」，正同襄共舉，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這100多年來，無論西方、東方，血海屍山，禍害連連。

　　轉載者的話

　　美國的左派思想來自於聖經，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與馬列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等於中國的共匪，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否認人的罪性，不會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創造互助合作的社會氛圍，形成自由人聯合體，認同這種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黨人組成，這種人即反對共產極權，又認同基督教社會主義，事實上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屬於美國傳統，美國本來就有左的一面。

　　黃右雖然總是譴責別人顛復美國價值，事實上黃右也在顛復美國價值，黃右希望消滅美國的左派傳統。

保衛自由美國

作者 徐永海

性權解放與基督文化

　　性權解放與基督信仰沒有衝突，保守派用基督文化否定性權解放，反對公娼的論述只能證明保守派根本不理解基督文明。

　　腦前額葉的發達與愛情精神的出現

　　愛情使人們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

　　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

　　我們人類具有「戀情」這種心理現象，如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戀情是壹種強烈的愛，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戀情時，就會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不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只有追求了、愛慕了、獻身了所愛（戀）的人，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而使得人們必須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如果成功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如果失敗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戀情時，為了自己的戀情，為了自己所愛的人，可以衝破壹切阻力，甚至不惜付出性命。每個具有真愛的人都是如此，這才是戀情、愛情，否則就不是真愛，也許有些人壹生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真愛，那是這個人的悲哀。

　　我們人類具有「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現象。夫妻親情是壹種強烈的愛，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夫妻親情後，當自己的配偶（或稱夫妻、伴侶）處於危難之中，需要自己幫助時，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着急、揪心、不安等。不去幫助自己的配偶，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只有幫助了自己的配偶，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使得人們必須去幫助自己的配偶，並且為此不惜流血犧牲。如果成功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幸福、甜蜜、恩愛等，就是流血犧牲也要成功。如果失敗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內疚、自責、後悔等，就是流血犧牲也不能失敗。每個具有真愛的人都是如此，這才是夫妻親情、愛情，否則就不是真愛，也許有些人壹生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真愛，那是這個人的悲哀。

　　戀情、夫妻親情都是愛情，愛情包括：「戀情、夫妻親情」。其中戀情與夫妻親情是不同的，戀情（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具有強烈的情感體驗，是人們能夠明顯體驗到的；當人們具有戀情（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時，在任何時候，人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戀情的存在，必須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而夫妻親情不同，人們具有了夫妻親情這種情感，但是在平時，人們並沒有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只有在配偶處於危難之中，需要他的幫助時，人們才會感受到強烈的愛，這時人們才會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只有在他與配偶分開時，人們才會感到非常的痛苦，這時人們才會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很多人是在離婚之後，才發現與配偶之間還具有很深的情感--夫妻親情，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隨着時間的久遠，這種情感（夫妻親情）也會逐漸消失，也許壹生都很難再次出現。因此，人們不應當輕易離婚，不應當以戀情的消失作為離婚的標準。

　　愛情（戀情、夫妻親情）是壹種天性

　　依據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後，人們就會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就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活動，具有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具有強烈的愛，具有強烈愛的情感，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即使沒有人教導，即使被人反對，人們也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也會具有強烈的愛，也會具有強烈愛的情感，也會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我們這壹代人年輕的時候，和我們的壹些祖祖輩輩所曾經經歷的那些時代，都是禁慾的時代，但是人們還是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具有強烈的愛，具有強烈愛的情感，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到了青春期後，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都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

　　依據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後，人們就會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就可以具有夫妻親情這種心理活動，夫妻之間就可以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但是，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的出現，夫妻之間強烈愛的出現，還需要在戀情基礎上，經歷很好的性愛活動，經歷共同的患難，壹個人才會具有夫妻親情，壹個人才會具有對配偶的強烈愛，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的出現必需經過「培養」。這樣，壹些人沒有經過很好的戀情、夫妻生活（性愛活動、共同患難），他們沒有經過很好的「培養」，他們並不具有夫妻親情這種情感，夫妻之間並不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因此夫妻雙方應當重視夫妻生活，重視性愛活動，努力培養出夫妻親情，努力培養出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

　　愛情應當包括兩個部分：「戀情、夫妻親情」。戀情、夫妻親情這些心理活動都是建立在基因基礎上的。對於未成年的兒童來說，由於沒有到青春期，依據基因，相應的腦組織還沒有發育成熟，還不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不論人們如何「培養」，即「培養」不出來戀情，也「培養」不出來夫妻親情。到了青春期後，依據基因，相應的腦組織發育成熟了，具有了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人們就可以「培養」出戀情和夫妻親情，因此說，戀情、夫妻親情都是天性。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才能生存下來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人們必須去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天性。如果不去滿足，如果長時間沒有戀人，沒有戀情，沒有配偶，沒有夫妻親情，人們就會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如內疚感、自責感、後悔感等，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滿足了，具有了戀人，具有了戀情，具有了配偶，具有了夫妻親情，人們才會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如幸福感、甜蜜感、恩愛感等，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必須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的天性。因此說，愛情（戀情、夫妻親情）也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人們必須去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天性。通過具有很好的戀情、很好的夫妻生活（性愛活動、共同患難），夫妻雙方具有了很好的夫妻親情，具有了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借着夫妻親情，借着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夫妻雙方壹生都不能分開，組成家庭。他們養育了壹個、壹個的子女。每個子女都在父母雙方的共同照顧下，很好地度過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每個子女都可以學會很多的生存技能，如語言等，而使得每個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具有這愛情（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夫妻之間而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它能使男女之間組成牢固的家庭，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不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不具有這愛情（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夫妻之間而不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戀愛與性愛可以使人們具有強烈的夫妻親情

　　性的吸引與美的吸引

　　男人、女人都具有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男人陰莖、陰囊的皮膚顏色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女人陰唇的皮膚顏色也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其它動物只有乳頭，沒有乳房，只有人類具有乳房。女人具有豐滿的乳房，它象豐滿的臀部；明顯的乳溝，它象明顯的股溝；明顯的乳頭、乳暈，它象外生殖器。乳頭、乳暈的皮膚顏色要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其它動物不具有由粘膜構成的口唇，只有人類具有由粘膜構成的口唇。男人、女人都具有豐滿的口唇，它象陰唇。口唇是豐滿的，口唇的粘膜顏色要比周圍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借着性愛活動夫妻之間具有強烈愛的情感

　　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等等，都是性器官，被認為是美的。撫摸到它們，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如對乳房、乳頭的愛撫是令人陶醉的，如親吻、接吻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性愛活動、愛撫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除了人類以外，其它哺乳類動物的皮膚上都具有被毛（皮膚被毛分三種：槍毛、絨毛、觸毛），厚厚的被毛是溫暖的，能使動物渡過寒冷的冬天。人類大部分皮膚上不具有被毛（不具有絨毛），人類的皮膚是裸露的，是裸體的。裸露的皮膚，更能感受到彼此之間的愛撫。愛撫，尤其是對乳房、乳頭的愛撫，尤其是親吻、接吻，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愛撫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除了人類以外，其它動物有發情期、非發情期，人類沒有非發情期，人類每時每刻都可以進行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在性愛活動、性交活動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性高潮，性高潮是壹種最愉快的體驗。性交前要進行較長時間的愛撫活動，性交中也要持續較長的時間，只有這樣女人才能獲得性高潮，因此人類的性愛活動、性交活動每次都要持續較長的時間、很長的時間。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這樣的愛撫活動、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強烈性愛活動的才能生存下來對性愛活動的渴望，對異性愛撫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個體必須去滿足它。如果不去滿足，人們就會時常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時常來滿足它，人們時常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應當時常去進行性愛活動，應當時常得到異性愛撫。因此說，按摩（異性按摩）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對性愛活動的渴望，對異性愛撫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個體必須去滿足它。在這種內在動力的基礎上，人們願意進行性愛活動。夫妻之間通過常年的、經常的愛撫活動、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借着夫妻親情，借着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夫妻雙方壹生都不能分開，組成家庭。共同養育他們壹個、壹個的子女。每個子女都在父母雙方的共同照顧下，很好地度過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每個子女都能學會很多的生存技能，每個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下來。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先天具有這性器官的，裸體的（無毛的--無絨毛的），對性愛活動具有強烈渴望的，夫妻之間而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它能使男女之間組成牢固的家庭，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不具有這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先天不具有這性器官的，不具有裸體的（有毛的--有絨毛的），對性愛活動不具有強烈渴望的，夫妻之間而不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在進化到人類後並不存在壹個原始的母系社會

　　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由於文明程度不發達，缺乏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人們也缺乏對這些道德、法律的了解、認識、認知；但是通過夫妻間性愛活動，夫妻間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依然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為主，以父系社會為主，以父權社會為主。

　　那種認為「在進化到人類後，在私有製出現前，由於缺乏文明時代的道德標準，兩性的關係是混亂的，而存在壹個極長時期的母系社會、母權社會」，這種觀點應當是錯誤的。那些具有母系社會的民族應當是後來出現的，是由於缺乏正常生存環境時（如在深山裏）的壹種畸形發展。

　　在人類歷史中，經常出現這麼壹種情況，極少的壹些人來到壹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他們沒有帶去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可是隨着發展，這群人逐漸成了壹個很大的民族，雖然他們沒有帶去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但是他們依舊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為主。因為壹夫壹妻的婚姻，不僅僅是建立在道德、法律上，更多的是建立在基因基礎上，建立在腦基礎上。

　　本論文的第六章第二節，很多地方參考了《裸猿》。[見：（英）卡德斯蒙德?莫利斯（何道寬譯）．裸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

　　陰毛、頭髮、鬍鬚的出現是為了夫妻穩定

　　我們人類具有美感與樂感

　　人類具有美感，具有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使得人們必須去滿足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因為，不滿足，就會感到焦慮煩躁；滿足好了，就會感到輕鬆愉快（喜樂幸福）；滿足不好，就會感到痛苦懊悔。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等等，這些性器官被認為是美的。借着美的吸引，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人類具有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具有對歡聚（與異性歡聚）的渴望。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使得人們必須去滿足對歡聚的渴望。因為，不滿足，就會感到焦慮煩躁；滿足好了，就會感到輕鬆愉快（喜樂幸福）；滿足不好，就會感到痛苦懊悔。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在歡聚時（在原始社會）男人、女人可以公開地在異性面前展示自己的身材美，展示自己的性器官，以吸引異性。借着歡聚，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姐妹相互之間是屬於近親，近親之間繁殖，生出的孩子壹般智商較低，並且有痴呆的可能。因此，近親之間的繁殖，應當是禁止的。血緣關係越遠，生出的孩子壹般比較聰明，痴呆的可能性比較小。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之間，壹般情況下，血緣關係比較遠。因此，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之間的結合、繁殖，應當是被鼓勵的。借着美的吸引，借着歡聚，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陰毛、頭髮、鬍鬚的作用是將壹些性器官掩蓋住男人的陰莖、陰囊是最重要的性器官，女人的陰唇、外陰是最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都具有陰毛。在直立時，男人的陰毛可以將陰莖、陰囊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女人的陰毛可以將陰唇、外陰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在直立時，陰毛可以將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性愛時這些部位被愛撫，也不影響性交時性交的正常進行，甚至不影響在非直立時這些性器官被展示。

　　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等都是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具有長長的頭髮，（在原始社會，人類沒有工具將頭髮剪短），人們借着長長的頭髮將身體的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女人借着長長的頭髮將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等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頭髮可以將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這些性器官被展示，也並不影響這些性器官被愛撫。

　　口唇也是重要的性器官。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它將口唇、面部表情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只有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而少年男人、青年男人還不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女人更不具有鬍鬚。鬍鬚可以將口唇（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少年男人、青年男人、女人的口唇（性器官）被展示，也並不影響他們的口唇（性器官）被親吻、接吻。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陰毛、頭髮、鬍鬚的才能生存下來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人們必須去滿足它。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人們必須去滿足它。如果不去滿足這些欲望，人們就會時常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時常滿足這些欲望，人們才會時常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應當時常滿足美感，滿足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滿足樂感，滿足對歡聚的渴望。因此說，觀看歌舞、進行歌舞，及音樂療法、舞蹈治療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和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都是強烈的內在動力，使得男女之間（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間）可以很好的吸引異性，來找到自己的未來的配偶。陰毛、頭髮、鬍鬚，可能還具有很多其它的功能。但是，陰毛、頭髮、鬍鬚的最大功能應當是將壹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避免男女之間（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尤其是中年夫妻）的穩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顧，使子女很好地度過未成年期（幼態延續）。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先天具有這陰毛、頭髮、鬍鬚，從而避免男女之間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的穩定；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的穩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顧，使子女很好地度過未成年期（幼態延續），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先天不具有這陰毛、頭髮、鬍鬚，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聖靈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內心就會得到徹底解放，禁慾就無法再壓迫我們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彼前3:19），耶穌曾代替我們降到「靈的監獄」（去傳道，不是去傳福音），來代贖我們的罪，使我們將來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我們實在應當抱着感恩的心，來以耶穌為榜樣，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甘願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難；以此來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來具有這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來成為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我們將來就會不下地獄，而上天堂。成為基督徒，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個人才會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類才會容易進入美好的社會。

　　由於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那麼，我們可以在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中，包括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不進行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罪的時候，不高舉禁慾而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的時候，也能容易具有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患上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等神經症。

　　並且，我們信仰了耶穌（上帝），我們堅信，為了救贖我們，為了代贖我們的罪，耶穌曾被釘十字架並降陰間（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我們就更加不再容易具有因「自責自罪心理」所帶來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可以遠離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這些神經症，使我們原有的這些神經症可以得到好轉、治癒。

　　使得我們可以不必去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使得我們可以不必高舉禁慾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我們可以不必受禁慾的壓迫，我們的內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自由，耶穌真的就是福音。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壹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妳說該把她怎麼樣呢？……，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地都出去了。……。耶穌說，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8:3-11）。耶穌是「連行淫時被抓、要被石頭打死的」妓女，耶穌都不定罪，耶穌是有愛心的，耶穌是體諒人性的。

　　「妳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妳們得以自由」（約8:32）。耶穌是讓我們得自由的，不要再受禁慾的壓迫。

　　可是，耶穌基督來了，那敵基督的也出來了，他們提出了各種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來排斥、忽視耶穌的救恩，來排斥、忽視耶穌的福音。

　　壹方面，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只是來代贖我們罪的，不是來給我作榜樣的。他們使得人們不能來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能來具有這基督精神，不能來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能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不能來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而只能成為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假基督徒）。

　　另壹方面，他們告訴人們，單單地靠耶穌不能得救，還必須要守壹些律法誡命，必須高舉禁慾，並把童貞、貞潔說成聖潔。如說，必須堅決反對婚前同居，必須堅決反對婚前性行為；甚至是必須反對婚前有親密接觸，反對婚前親吻，反對婚前擁抱，反對婚前拉手，……；甚至堅決反對戀愛，堅決反對穿好看的衣服，等等。還必須堅決反對同性戀等等；必須堅決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等等。

　　他們高舉這些，自認為自己很是虔誠；可是他們對社會不公，貧窮人受苦，甚至對基督徒為主坐牢等等，卻是無動於衷、麻木不仁。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來接受耶穌，甚至成了無神論者。

　　這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存在神靈，也不相信存在壹個「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們不會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也不相信耶穌代贖了他們的罪。他們也不高舉禁慾，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他們在自責自罪心理的作用下，他們會自責自罪；尤其是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他們會自責自罪；他們會感到抑鬱、憂傷，會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如果持久下來，會患上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等神經症。

　　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救贖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實在是都應當來接受耶穌，來從這些苦難中走出來。

　　當然，我們要單單地高舉耶穌基督，不要聽從那些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耶穌是道成肉身，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約壹1:1）。他代贖我們的罪，代贖了我們的罪，「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壹切的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壹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2:1-2）。我們只要單單依靠耶穌，我們將來就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並且，我們還要單單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義、好憐憫。耶穌為我們做了美好的榜樣，耶穌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自然應當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壹2:6）。我們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

　　以此，我們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我們就會彼此相愛，我們就會生活在光明中，「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約壹2:10-11）。

　　壹個人心中充滿恨，缺乏愛，他就會自私自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能做出各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恨」才是罪的根源，是來自撒旦的，是那個從情慾來的「敗壞」。我們基督徒應當與「恨」進行鬥爭，我們要與那些高舉「恨」的主義、學說、宗教、宗派進行鬥爭，為此要具有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

　　而不要與「性慾」進行鬥爭，高舉禁慾並不能使我們高尚。可是很多宗教教徒「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提前4:1-5），想當然地認為「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這些情慾本身是罪的根源，而與這些情慾進行鬥爭，如不近異性、不戀愛、不結婚，不吃某些食物等等。

　　其實「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見：約壹2:15-17）；即它們不是來自上帝的，我們不必愛它們；但它們也不是來自撒旦的，我們也不必恨它們。

　　在自責自罪心理基礎上，腦內的內啡肽會減少，而使得我們會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可以使腦內的內啡肽增加，可以使我們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容易具有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腦內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們容易具有興奮、亢奮等愉快、痛快的情緒體驗，也是壹種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具有健康的心身。

東方文化與教育環境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2015年1月16日在東京駐日外國記者協會的記者會上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

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着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

關於中村修二取得成就的過程，南方周末有壹篇報道【2014諾貝爾·科學——無人相信的發明】。從這裡可以看出，中村修二是個非典型的日本科學家：

1.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

2.他動手能力非常強：上午調儀器，下午做實驗。

3.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

這樣的人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壹．東亞教育體制的兩面性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里比較寬鬆的了，中國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

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壹。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覺得，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對於中國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二．現代教育體制的普魯士基因

在19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着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的創立者薩爾曼·可汗在他的《翻轉課堂的可汗學院》（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中指出了現代教育制度的普魯士起源。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着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壹塊塊、壹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壹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

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壹樣，這壹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壹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19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彷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

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壹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微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三．現代教育制度在東亞的變形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壹）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壹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壹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但是，如果要和科舉類比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壹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壹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里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妳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象力和實際操作能力嗎？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壹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

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被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壹，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壹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

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壹，高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高考壹年壹度。

（二）東亞國家對複習的過度重視

2009年發布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周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複習時間所占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象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複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覆演練才可達到效果。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17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何況，隨着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裡，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壹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壹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出租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壹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19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了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着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壹樣。

（三）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高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高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壹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這正如建國後那三十年表面上看起來的經濟上的平均和公平，其實是建立在壓制了無數發展路徑和積極性的基礎上的，實際上付出的機會成本高得不可想象。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英國有壹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裡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

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泰爾的《從０到１》中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壹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

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着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壹生道路的壹次次考試上。

另壹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品質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壹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去年大熱的《稀缺: 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注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

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壹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壹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17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捲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壹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壹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壹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壹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

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着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級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壹定要參與爭奪的。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妳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

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四）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壹例外地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至於中國當然到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可以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需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可以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令人細思恐極。

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為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自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說，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壹些。

在20世紀初，泰羅制在美國產業界盛行壹時。泰羅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雇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羅制的工廠里，找不出壹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壹樣壹刻不停地工作。泰羅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着名的泰羅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里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羅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壹壹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壹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壹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

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線上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壹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壹定的內在邏輯。

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羅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

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壹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壹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壹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

四．東亞教育體制的未來

東亞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利多於弊的。在工業化時期，可以為新建立的工業短期造就大量可堪壹用的工人和初級工程師。所以東亞各國在20世紀的飛速發展，這種教育體制有很大貢獻。但是隨着技術和經濟的演變，這種體制就變得越發不合時宜。

這壹點可以類比成蘇聯時期的重工業。在這種體制下，採煤業是為了冶鋼，冶鋼是為了機械業，而機械業又是致力於生產採掘和冶煉機器，這樣形成了內部的自我循環，而無視市場和競爭的實際需要。這種重工業在蘇聯的工業化時期， 確實製造了大量本來缺少的工業製品，很有用處。但是到了某個發展階段，其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到如今，蘇聯這個曾經的第二工業強國，他的汽車工業、機械工業還有什麼價值呢？同樣，東亞教育體制曾經批量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不是也將會在新時代裡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麼？

更有甚者，為了脫離這種體制，很多東亞家庭送孩子去歐美留學，可是除非他們留在國外，如果回國就業，海歸們還是要以他們畢業的各種學校為求職砝碼，這就又陷入了比較學校名氣的漩渦。就好像中世紀時印度很多低級種姓為了擺脫種姓制度的壓迫，皈依了外來的伊斯蘭教，但是在無所不在的種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視為壹種種姓，同樣還是陷入這個等級體系之中。

所以托福、ＳＡＴ這些美國考試制度， 在東亞也無形中被融合到富有東方風情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體系裡。這種體系就像霧霾壹樣籠罩在我們周圍，除非移民，否則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躲在空氣淨化器後面獨善其身。

這種體制由於造就了多個既得利益階層，所以很難撼動，甚至會像上面說的蘇聯重工業綜合體或印度種姓制度壹樣，“病得至死方休”。蘇聯時期的重工業不停地製造對社會無益的武器，形成壹個利益相關勢力，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到整個國家體制崩潰。而印度種姓制度，從佛陀時代就飽受批評，卻壹直禍害了印度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是印度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就是因為背後有大量的高種姓的既得利益者。

東亞的教育體制呢，壹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類公私教育機構（這壹點類似蘇聯工業集團），另壹方面，通過對學歷的看重，占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通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自己的下壹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又傳給了下壹代（這壹點又有點像種姓制度）。

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

中國社會的文化環境的本質

作者 解顏

　　在海外中文世界裏，對中共政權各種行為的譴責和怒罵到處可見，反映出許 多華人對它的仇恨和惡意。持這種態度的包括以推翻中共為己任的職業革命家， 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普通大眾。同樣的態度在國內雖然沒有公開表達的空間，但在 民間普遍存在。

　　本文首先試圖論證中共政權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一個天上掉下來 的孤立現象，而是深植於中國文化傳統之中、與中國人的價值觀水乳交融。中共 不過是這個歷史無比悠久、體量無比龐大的傳統在當代的發言人。中共式的極權 政體前有古人，後也還會有來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問題也 就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怒氣、仇恨和惡意都不會起到改變傳統的作用， 而徒然招致傳統的繼承人們的怒氣、仇恨和惡意。

　　另一方面，每一個在華夏大地上長大的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繼承人，所以敵人 或政治對手身上的毛病也是自己身上的毛病。一部分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怒氣、仇 恨和惡意正是中國的極權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體現。這是在國內和海外都極為 常見的「用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反對共產黨」的現象的一部分。以極權的方式起意、 做事，最後也只能達到極權的目的。

　　本文然後討論另一種可能的心態：把註目之處從遠處的敵人那裏轉回到近處 的自己這裏，在自己的每日生活中努力擺脫傳統的塑造、開始對價值觀和行為方 式不同的人使用善意。這樣的改變能讓自己平靜下來，由此註意到現實的表面之 下的許多豐富的層次、發現越來越多的可為之事。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更有 實效的反抗傳統的方式不是仇視和咒罵傳統及其發言人，而是體行顛復它的生活 方式。從大尺度的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向文明方向的代價較小而效果持久 的演進更多時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行進的。

　　一．極權體製的幾個特點

　　中共政權所有遭到詬病和譴責的行為或許都可溯源到同一個原始動機：權力。 在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權力，包括總統的權力、軍隊的權力、媒體的權力、法庭 的權力，都是受到製約的權力。而中共政權的權力是不受任何製約的絕對權力。

　　權力的這種絕對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全方位性。中共政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的權力，包括 行政、財政、軍隊、司法、新聞媒體、文學藝術、教育，不是互相製約、各自為 政，而是互為支撐、遙相呼應、鐵板一塊。最高權力在一個主題上彈出新的旋律， 所有領域的權力都跟着奏起新的和弦，宛如一個龐大而精美的交響樂團。

　　其次表現在權力的管轄範圍。率土之濱，所有成員都必須服從，沒有例外。 服從於其權力者可討得一碗飯吃。不服從者則只有苦頭可吃。在建政初期，給不 服從者吃苦頭的方式是公開羞辱、勞改、殺頭。在當代，進化為電子監控、下獄、 酷刑、恐嚇其父母親友、切斷其生活來源。

　　權力的絕對性最後還表現在，在中共政權的價值觀中，權力的穩固重於所有 其它的考慮。是非、善惡、誠實、社會成員的所有權利以至於生命都沒有自己手 中權力的穩固來得重要。政府製定所有的政策、處理所有的案件和社會矛盾時所 依據的最高準則都是看這些手段能否維護政權權力的穩固。在1960年代初，整個 權勢階層眼睜睜看着三千多萬大眾餓死而心無所動，因為一個領袖要滿足他當世 界老大的權力欲、各級官員要保住他們各自的烏紗帽。

　　為了使大眾乖乖服從，政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展開系統性的工作：（1） 奪去大眾的認知自由，讓他們只知道一個完美自洽的官方版本的新聞、歷史、世 界局勢，因而使大眾沒有動力去思考、也沒有其它版本的事實和解讀去比較。這 就是通常所說的愚民政策。（2）以對不服從者羞辱、迫害、下獄、酷刑等來在大 眾的心中製造恐懼感，讓他們自己首先便為自己的異端之想害怕得發抖。（3）授 予權力階層以物質和精神上的特權，以此給大眾以抱緊體製向上攀緣的視覺激勵。

　　中共政權的這些特點和工作方式並非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之中所僅見，而是 與其之前的各個王朝一脈相承。它們之間的不同是權力絕對化的量的不同，而不 是質的不同。中國歷史上唯一有一些民主氣息的政權是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民國 政府，可惜它只存在了十幾年就被蔣介石的黨國體製所吞沒。【1】

　　二．中國人價值觀中的權力

　　中國人的價值觀中與權力相關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三個情結：

　　。 服從情結

　　中國人對下一代的服從情結的培養從他們降生就開始了。培養工作在兩個方 面展開：

　　（1）摧毀他們的獨立判斷力。父母和老師只感興趣孩子在學業上的成功，而 壓製孩子對問題的獨立判斷、對世界的好奇心和對各種權威論斷的懷疑。於是他 們在成年之後便只能將自己的世界觀依託於某個領袖、強人、大師、主義、法師、 祖宗法度。如果他們依賴的那個領袖對他們拉下臉來，或自己離世、爆丑，他們 便惶惶不可終日，直到找到下一個精神靠山才安穩下來。

　　（2）讓他們因恐懼而服從。父母和老師牢牢控製了孩子的命運；他們有一點 不悅，孩子就被恐懼感籠罩。日久天長，孩子長大之後，他們的恐懼感慢慢變成 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他們就習慣了無條件服從權力關係的上游者，以此來換得 安全感。

　　雖然政權的穩定大大得益於大眾的服從情結，這樣的服從不是經過他們自己 的獨立判斷和比較之後作出的有意識的選擇，所以只是權宜的屈服，而不是發自 內心的忠誠。一旦現有的強權搖搖欲墜、另一個強權帶着美妙的許諾崛起，他們 轉眼之間就會倒向新的精神靠山。這使得中國成為形形色色的大師、造反者和革 命家們大顯身手裝神弄鬼的沃土。

　　。 競爭情結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來自於兩個驅動力：

　　首先是權力和地位帶來的物質資源和心理優勢的激勵。俗話說，榜樣的力量 是無窮的。在中國，孩子們眼前的說一不二的父母、老師和各種成年人都在給他 們傳達着同一個信息：權力是人世間最珍貴的財富。成年之後，權力是他們人生 成功的首要標誌、是自信心的主要來源、是誇口的本錢。

　　另一個驅動力是對在有限資源的爭奪戰中居於人後的恐懼感，如「不能輸在 起跑線上」的心態所示。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着周圍那些「混得差」的人對 孩子說「如果你現在不用功，將來就是他們的下場」時，一種恐懼感就牢牢確立 在孩子的心中：社會是虎狼之地；自己若不能努力當猛獸，就只能淪為獵物。對 許多人來說，吃虧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它帶來的居於人後的挫敗感更是精神上 的打擊、對自己無能的宣判，所以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也務必要勝出別人一分， 在重大利益的關頭就更要打破頭皮。

　　中國人的競爭情結意味着他們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狀態視為社會的正常狀態。 比自己地位低、收入低、出身低、長得醜的人，以及與自己語言不同、風俗習慣 不同、口音不同的人都不配擁有與自己同樣的權利、都是嘲笑和鄙視的對象。中 國人並不滿足於與他人平等的生活狀態。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跳出現在所屬的 階層、跳入在自己之上的那個階層。與弱者平等是自己的無能。孩子之間比父母 的身份；大學生之間比各自所在院校的名氣；成年男人之間比官銜級別和車的豪 華程度；女人之間比衣着飾品的名貴程度。比拼成功帶來的優越感給中國人的每 日生活賦予了意義，而比拼過程帶來的不安全感是他們的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

　　競爭情結意味着中國人更多使用外在的價值標準，即在與他人的比拼、在他 人的欣羨和妒嫉眼光中實現自己生活的意義；更少使用內在價值標準，即以自己 獨立的是非善惡觀來指引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大尺度層面上也主要使 用外在價值標準：他們最關心的不是這個國家應該為其公民解決什麼樣的實際問 題，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在經濟軍事實力上超過某個標竿大國。他們眼中的國家 跟他們眼中的個人一樣也分三六九等。他們對強權的心態是嫉恨，對小國的心態 是蔑視。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當代人的「彎道超車」都是被外在價值標準驅 動的結果。

　　中國人着稱於世的勤奮和善於學習也不是出於對探索未知世界的興趣，而是 被競爭情結驅使，在個人層面是實現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在國家層面是實現四海 蠻夷來朝頌聖的優越感。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導致中國人對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的信任度和同情心 幾乎是零，對陌生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同情心是人在安全感得以滿足之後的「奢侈品」，而競爭情結所致的時時的不安 全感使得中國人很難擁有這份「奢侈」。

　　。 統一情結

　　在中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的「皇帝」；在這個勢力範圍之內， 「皇帝」是所有問題上的唯一內行，他的見解是唯一合法的見解，他要想盡辦法 用自己版本的見解來統一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個科長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科，科裏 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科長的見解。一個母親的勢力範圍是她的家和孩子們，家裏 的孩子們都必須服從母親的見解；她喜歡吃的東西，孩子們也必須喜歡吃。任何 疑議都被「皇帝」視為對自己的人身攻擊和對自己地位的挑戰，必遭致強力鎮壓。 如果把「皇帝」的勢力範圍比作一盤棋，只有「皇帝」的規則才是棋盤上的唯一 合法的規則，其他人要麼遵守，要麼走人。多數的夫妻糾紛都是由於一方想要以 自己的意願來統一對方的意願而引起。

　　在社會上，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機構之內的開會和討論通常都預設了這個機構 的「皇帝」指定的結論，不預設結論的開放探索式的爭論或對話幾乎不存在。 《新聞聯播》拒絕討論任何不同見解，「春節聯歡晚會」拒絕顯示任何不同感情 色彩，而這些不只是政權習以為常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普通人習以為常的理 解世界的方式；其淵源都是統一情結。

　　「皇帝」對其目力所及之處的所有的事都有百分之百肯定的結論，並會盡一 切努力捍衛這個結論。他們對事情的真相併不感興趣。在「皇帝」的見解與真相 發生矛盾時，「皇帝」的地位賦予了他扭曲和掩蓋真相的合法性。「皇帝」可以 隨意刪除或修改真實世界裏他不喜歡的地方，而他的手下人也並不覺得這有何不 妥。從文革結束時到新冠肺炎期間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人提倡過各種版本的 「講真話運動」，而每次都無疾而終，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打壓，而另一 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多數人對挖掘事實真相沒有興趣。

　　「皇帝」接受一個不同意見的情形經常不是因為他忽然開始尊重事實，而是 因為那個意見的持有者比他的權力更高。驅使他改變的動力是他對那個更高權力 的恐懼。

　　「皇帝」的統一情結需要手下人的忠實支持。中國歷史上，不誠實的「奸臣」 永遠都是遠多於誠實的「忠臣」；奸臣的能力就在於他們知道如何永遠維護皇帝 對世界的見解，不管它是何等的荒唐。少數誠實的所謂「忠臣」們是迂腐和不識 時務的悲情角色。同樣的「奸臣」和「忠臣」的懸殊比例存在於中國社會中所有 大大小小的機構和組織中。

　　大眾對於 「忠臣」的定義實際上一開始就註定了其悲劇色彩：他們既要服從 於皇帝，又要誠實，而服從和誠實經常是矛盾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要求下屬 具備的首要素質都是服從，而不是誠實。

　　面子是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占據中心地位的概念。顧名思義，面子就是遮蓋真 相的那層表面修飾，是將真相施行整容手術之後的「皇帝」版本的世界。如同 《皇帝的新裝》裏的那樣，皇帝和手下人都知道面子不符合事實，但他們都必須 堅持。這是對他人的不誠實，也是對自己的不誠實。不誠實的人在社會上左右逢 源，且以不誠實為自豪。指出「皇帝」的問題的人是不識相的人；指出國家和民 族的問題的人是漢奸和賣國賊。

　　中國人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也有濃重的統一情結。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 虎視臺灣、鎮壓香港抗議活動和強迫邊疆少數民族納入漢文化的做法不僅是政府 的行為，而且得到了多數中國人的傾力支持。不管在社會的哪個角落，只要提及 「獨立」二字，必會遭致全民共討之的激憤場面。

　　政權的統一情結也延伸到了國境之外：它要投巨資購買其它國家對自己的贊 歌；它對別人領土之上的反對自己的聲音如芒刺在背，要雖遠必誅，儘管發出那 些反對聲音的人並沒有任何想要侵占自己領土的企圖。這些作法是因為雖然「皇 帝」的物理領土有疆界，其心理領土一直延伸到宇宙的最遠處。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如下的關聯：

　　（1）中共的極權統治方式的來源是中國人的統一情結。

　　（2）保證了這種統治方式不會遇到大規模挑戰的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恐懼 感和淡漠的是非觀。

　　（3）中國人的競爭情結讓他們抱緊體製，心無旁騖地向上攀緣，而體製也由 此獲得大批願意效忠的人才，兩個因素都進一步鞏固了極權體製的穩定。競爭情 結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疑心保證了被統治者無法團結一心對抗政權，也保 證了政權在迫害一部分不服從者的時候其他人會袖手旁觀、甚至喝彩慶賀。

　　（4）中共政權做事的遮遮掩掩的方式來源於中國人在各種強權的虎視眈眈之 下為了生存而從小練就的不誠實。

　　政權的統治方式與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契合得這樣天衣無縫，這就 是為什麼中國幾千年來儘管每個王朝都不斷受到挑戰，但每次硝煙散盡之後總是 無懸念地回到極權體製。

　　所以中共政權並不是建築於沙灘之上的城堡。恰恰相反，其地基無比深厚而 堅實。雖然中共政權不是中國人選舉產生的權力結構，卻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的 價值觀的權力結構。中共政權做了那麼多的不公之事而仍然能招搖過市，是由於 多數中國人價值觀之中的不公在縱容着這些事的發生。在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之中， 多數並不是出於對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真正熱愛（下一節對此將有更多的討論）， 而是出於想用自己的極權來取代中共極權的權力欲。一個尊重民主原則的人如果 有勇氣面對現實，他們會承認中共或中共式的極權組織是中國人應得的統治者。

　　近來美國政府試圖把中共和中國大眾進行切割、分別對待。看起來，中共是 統治者，中國大眾是被統治者，兩者是一對矛盾，美國政府這樣的切割是有利於 他們外交運作的一個聰明的技巧，但實際情況是，兩者之間的淵源要比表面看起 來的深厚得多。

　　中國人的三種情結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它們其實都是人類的原始天性的一部 分。在民主社會中，兒童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鼓勵孩子從這些原始天性 中成長出來：獨立思考、提出問題；對他人使用同情心和愛心；尊重他人的獨特 見解和行動自由。這些教育不可能完全消除孩子們的服從情結、競爭情結和統一 情結，但把另外一些價值播種在他們的心中。這些價值隨着孩子的心智成熟而不 斷成長，並且被成人社會的主流價值鼓勵，對原始天性起到了有效的製衡作用。 在中國，三種情結則在兒童階段被父母和學校的教育體製、在成人階段被社會現 實一再加固。

　　三．中國人與民主政體的距離

　　與中共政權的深厚民意基礎相關的另一個現實是：由於權力在中國人的價值 觀中的中心地位，中國向民主社會的轉型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簡單無痛。這 裏討論這個轉型之路上的三塊攔路巨石。

　　。 權力欲與自由和自律的衝突

　　權力欲與個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價值。權力欲是要求別人服從於自己、仰望 自己；自由是拒絕服從於別人、仰望別人。一個被權力欲充滿的人不認為他人有 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就等於呼喝別人的權力。在一個看重個人自由的社會中， 權力必然受到各種限製；在一個看重權力的社會中，個人自由必然受到各種限製。

　　極權體製維持社會穩定靠的是恐懼感和他律：其社會成員做或不做某事不是 因為他認為該做或不該做，而是因為他敢做或不敢做。在民主社會中，社會成員 的自由度要大得多，他們駕馭這樣的自由靠的是善惡是非觀和自律。

　　在習慣了靠恐懼感和他律來行走於社會之中的中國人看來，是非善惡並不重 要。中國政府高官龍永圖曾撰文回憶：「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受教 育，他和國內同齡的孩子在一起，別人會嘲笑他是 『傻老美』——不會見風使舵， 不會說假話，傻。我們的孩子精得很，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誰培養的？家長 培養的，教師培養的，學校大環境培養的。」 孩子要想在家長、教師、學校大環 境等權力的虎虎環伺之下生存，就必須忘掉事情的真偽和問題的是非，說自己不 相信的話。這樣的情形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被殘酷的社會現實一再加固。對多數 中國成年人而言，對是非感的追求遠沒有對安全感和權力的追求來得重要，這意 味着如果他們的恐懼感一旦解除，他們得到的自由就是胡作非為。

　　這不等於說民主社會中的人完全靠是非感和自律來生活。法律之所以在民主 社會中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但民主社會只能承受有限 數量的精明人的存在；精明人多到一定程度時，民主製度就垮掉了。初嘗民主滋 味的民國政府就是這樣垮掉的。驅使精明人上下其手的動機就是他們的權力欲和 統一情結。即使某一天中國奇蹟般地實現了民主製度，這個脆弱的小屋能經得住 多大的風浪也值得懷疑。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未來的民主製度 – 假如它真的到來 的話 – 不會重復民國政府的下場，最終灰頭土臉地收場，被一個比上個政體更 極權的政體取代。所以靠「變天」來救中國的想法是幻想。

　　。 競爭情結與平等精神的衝突

　　在民主社會中，所有人的權力都受到製約，所以，在根本的意義上，民主社 會中的每個成員，不管是總統、演藝界明星還是億萬富翁，都是普通人。公司總 裁會為司機與自己的平等感到驕傲，認為這是文明社會的標誌。這裏的平等不是 收入相等、名氣相等，而是個人權利平等。

　　當一個習慣於以權力來構築優越感的人來到民主社會中，他會發現自己看不 起的弱者能在經濟上得到救助、在個人權利上得到保護，而跟自己平起平坐、跟 自己有同等的發言權、或許比自己的音量更大，其代言人還可能靠選舉取得立法 權、行政權，將自己恨之入骨的政策定為法律。他會發現少數民族可以堂而皇之 地宣揚自己的「落後」文化、抵製「先進」的強勢文化的同化。他還會發現，不 管他的事業如何成功，他很難體驗到在中國常見的成功者的前呼後擁的威風，也 沒有對弱者呼來喝去的權力。他還必須尊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對弱者彬彬有禮； 他的言辭稍有出格就可能給自己惹出麻煩。這些都會讓適應了極權社會的運作方 式的人極不適應。他們習慣了被強者統治的恐懼感，卻不能忍受弱者與自己平等 帶來的失落感。他們處心積慮要與他人不平等，所以即使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奇 跡般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要想辦法將其踢翻。

　　。 統一情結無處安放的挫折感

　　統一情結的實現靠的是自己與他人的不平等，這與民主社會的平等精神格格 不入。在民主社會中，一個人的官職或財產數量並不保證有話語權、不保證別人 會接受自己版本的見解。甚至父母也無法強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願。所以一個人 要想推行自己的意願，他只能老老實實地去搜集事實、釐清邏輯。他必須花最大 的力氣準備好他的觀點、對聽眾的欣賞口味和獨立判斷力拿出最大限度的尊重和 善意。他要做好講完以後泥牛入海的準備、要做好被聽者駁得體無完膚的準備。 他需要有對知識的好奇心、有創造性的想法、有大量證據的支持。在做了所有這 一切工作之後，他仍然不一定能使多少人信服。不管是政界領袖、商界巨賈、知 名科學家，還是演藝界明星，只要停止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很快就會被大眾遺忘。 對於習慣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過足了「皇帝」癮的人來說，要想在民主社會 中爭取到說話有人聽的地位，其投資將浩大無比而其產出將遠不及他的期望。

　　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與民主社會的要求的矛盾表明，即使是中國哪天魔術般 地建立了民主政體，它將會像地面上直立的一根細長的棍子，一股輕風就可將它 吹倒。

　　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對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興趣寥寥。歷史學家宋永毅的 觀察是：「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 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國強兵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3】受這樣 的傳統的影響，清朝末年的開明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熱衷的是「師夷長技以製夷」。 相比之下，在同時期的日本，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們大聲疾呼的是「天不生人上之 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4】、「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 懼」【5】、「農民也是人，天皇也是人，不必顧忌」【6】的道理，而這些道理 也得到了日本大眾的廣泛接受。1949年江山易幟之際，除了胡適、梅貽琦、傅斯 年等少數幾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懷着對共產黨政權的無限憧憬留在大陸，另 有不少留歐美的知識分子熱情洋溢地趕回來參與在中共體製之中，這也是競爭情 結和統一情結所致。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就更是如此。多數鼓吹民主、自由和 平等的中國人喊出這些口號的原因只是因為實踐這些觀念的歐美日都比中國富強； 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價值與自己的絕對權力欲無法相容。如果極權手段能將中國 重新送上天朝帝國的高位 – 這在當代正在變成現實 – 他們就會隨手將民主和 自由的口號丟入垃圾筐。

　　中國要想過渡到一個較為穩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需要大多數中國 人的價值觀的根本改變。這不是換掉一所房子的室內裝飾的難度，而是換掉其地 基的難度。

　　年2月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紐約時報記者Ben Hubbard 和 David Kirkpatrick回顧了十年間的事態發展，這或許可以作為中國民主轉型之路的一面 鏡子：

　　「點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突尼斯的一個貧窮小鎮上的一個水果小販。警 察扇他的耳光，沒收了他的電子秤，他忍無可忍，自焚而死。他的死點燃了整個 阿拉伯地區的大眾對他們的獨裁者的怒氣。獨裁者們以暴力統治、中飽私囊，讓 大眾在貧窮、腐敗和無能的政府之下掙扎。

　　「在突尼斯的抗議者逼得其長期執政的獨裁者本×阿裏被迫逃亡之後，大規 模的抗議在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和敘利亞爆發。到了2012年初，另有三個 國家的首腦被趕下臺。」然後兩位作者話鋒一轉，「但是大眾把權力奪回自己手中時獲得的那種快感 未能持續。」「十年之後，『阿拉伯之春』的大眾抗議運動與舊有權力秩序的衝突把這些 地方的大片土地變成了硝煙瀰漫的廢墟。利比亞和也門的內戰把這兩個國家變成 了各種武裝勢力割據的馬賽克。在埃及、敘利亞和巴林，權力仍然掌握在獨裁者 手中，各種反對勢力被一一消滅。突尼斯，據稱是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成功，在經 濟困境中艱難地領受着民主製度的好處。曾經讓這個地區的大眾興奮不已的對一 個自由和民主的新時代的希望基本上被粉碎了。……「從許多角度來看，敘利亞是這些國家中最糟的一個：一場起義最後變成了 一場內戰，毀滅了整座整座的城市，促成了伊斯蘭國和其它極端勢力的崛起，數 百萬的難民被迫逃亡國外。」文章最後引述了一位利比亞的抗議運動參加者的反思：「我們那時不成熟， 不知道什麼是衝突、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政治。我們以為我們只需要推翻那個暴 君就萬事大吉，但沒有想到暴君已經將他的魔法施給了我們所有的人。」【7】

　　一種文化傳統的體量越大，適合於這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也就越穩定。這 些阿拉伯國家的極權政體模式的穩定性已經夠驚人，而中國文化傳統比它們的體 量還要大得多，所以適合於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模式還要穩定得多。一個證據是， 數千年來，雖然歷經許多次的改朝換代，中國的極權政體的格式除了曇花一現的 民國政府之外從未有所改變。同樣可以預期，在未來，只要中國人的服從情結、 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不發生顯着的變化，即使中共政權在某一天不走運倒臺了， 它的「魔法」會保證接替它的是另一個極權體製。

　　四．怒氣的起因和效果

　　由於中國人的極權式思維，中共式的極權政體在中國社會中的民意基礎無比 深厚。它的權力無邊無際，無人可以挑戰；它對成千上萬人的不公得不到應有的 追究，這激起許多人的屈辱感。許多人盼着中共政權趕快倒臺、中國一夜之間變 成民主國家，但中共政權與中國文化傳統如此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它的倒臺和 中國的民主轉型遙遙無期，這激起他們的挫折感。屈辱感和挫折感都導致同一種 情緒反應：怒氣。

　　怒氣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應對衝突的情緒：強者為弱者不俯首帖耳而發怒、 弱者為自己被強者肆意踩踏而發怒、地位平等者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互相對對方 發怒。競爭情結和統一情結的每一次受挫都導致怒氣的鬱結或發作。許多人都是 在父母、老師、夥伴的怒氣的潛移默化中長大。歷史上被稱頌的英雄，如荊軻、 嶽飛，都是怒氣滿腔。

　　發泄怒氣的效果是讓對方感到威脅，讓他們恐懼、屈服，從而解決衝突，所 以可以說發泄怒氣是極權式的處理衝突的方式。另一些時候，比如衝突的對手比 自己權力更強大時，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怒氣，即俗話說的「敢怒而不敢言」。這 並不是衝突的和平解決，而是在他的屈辱感和潛在暴力傾向中再記上一筆帳。如 果日後得到機會，他會要對方加倍償還。在這兩種情形中，衝突雙方的關係都是 不平等的。

　　在雙方關係較為平等的衝突中，由於如下的幾個因素，怒氣通常無助於解決 衝突：

　　首先，衝突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雙方在現有的視野中看不到非暴力解決的 方案，所以衝突的解決需要當事者的創造力來幫他們跳出現有的視野。但人的怒 氣恰恰阻滯了他的創造力：怒氣中的人只看到對方的缺陷，而意識不到自己認知 的局限；把別人對自己的不公無限放大，而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則視而不見。

　　其次，怒氣和指責把責任完全推給對方，而事實上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改變對 方，這會增加自己的挫折感，而更多的挫折感反過來會導致更多的怒氣。長年累 月活在怒氣和指責之中的人徒然毀掉了自己的心情，也阻滯了自己智慧的成長。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的背後是他對對方的惡意，其效果是激起對方對他的惡 意。同時，他的惡意和偏執也讓他在旁觀者的印象中大大失分，使他失去了本來 可能得到的道義支持。不管是在歷史書和回憶錄中，還是在新聞報道和法庭陳述 中，平靜而準確的對事實的敘述比怒氣沖沖而無法聚焦於事實的控訴有力得多， 因為聽者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本不需要當事者或轉述者來替他們作出是 非善惡的裁決。

　　由於這些原因，多數人會盡力避免對他人動怒；即使有時候控製不住自己而 發泄出來，過後他們經常會為之感到懊悔。現代社會中常見的「怒氣管控」 (an ger management) 技巧就是尋找對對方傷害較小的衝突解決方式的訓練。在美國， 怒氣管控是孩子從小就會被父母和老師經常培訓的處事技巧。以平和的心態解決 衝突的方式保護了雙方之間的平等關係。

　　大尺度的國家社會層面的矛盾互動與小尺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互動有許多 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大尺度的矛盾互動通常糾結的仇恨更深、鬱積的歷史更悠久，也更容 易使當事者把衝突以正邪劃線，認定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而敵人則只配早日下地 獄。這讓他們更沒有動力、也沒有耐心使用智慧。

　　其次，多數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作用距離是有限的，所以，衝突雙方的物 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越遠，就越容易起惡意、越難起善意。

　　最後，一個人的怒氣經常是出於他無法完全掌控衝突走向的焦慮感。如果一 個人對衝突的前因後果有完全的理解、對他該採取的心態和行動有完全的掌控， 他沒有必要發怒，而中國的極權體製樹大根深，它的反對者們完全束手無策，只 能不斷鬱積怒氣和惡意。

　　把所有的註意力和情感都聚焦於中共政權、盼着各種惡事發生在它身上、盼 着它倒霉和倒臺的想法是一種統一情結。敵人無比強大時，持有這些想法的人除 了空有一腔怒氣之外一籌莫展。當世易時移，敵人一朝變得軟弱可欺時，他們便 忽然得勢，鬱積多年的惡氣得以發泄，社會便成為血雨腥風之地。這就是中國社 會數千年來躲不開的輪迴。

　　在雙方地位極度不平等的衝突中，弱勢一方的怒氣的一個積極作用是幫助自 己擺脫恐懼感、鼓起與強勢一方對抗的勇氣；其消極作用是這樣鼓起來的勇氣不 能持久。民眾怒氣大規模發泄的一個着名的例子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在運動的初 期和中期，胡耀邦逝世、新華門事件、四二六社論和絕食行動激起大眾對政府的 怒氣，這激勵着越來越多的人甩掉恐懼感，加入到抗議的隊伍之中，全國的遊行 示威參加者達到上千萬人的規模。隨着運動向縱深的發展，運動的驅動力從最開 始的單純美好的願望演變成充滿仇恨和毫無理智的空洞口號，而運動的組織則從 充滿民主和善意的活力演變成赤裸裸的權力傾軋。而在政權將運動殘酷鎮壓下去 之後，大眾的恐懼感比運動開始之前尤甚。其後的數十年間，絕大多數當年的參 加者對那場鎮壓的態度是在屈辱中緘默，然後在無奈中遺忘。這是以怒氣為驅動 力的反抗運動的典型運行規律。

　　極權組織的反抗者們的怒氣和惡意也正說明他們和他們反抗的對象是同一個 師門的弟子。許多反共的活動家、媒體、政治組織和宗教或准宗教組織並不比中 共更有民主和寬容的精神。他們看起來似乎沒有中共那樣兇惡的原因只是他們還 沒得到充分的作惡的機會。

　　中國歷史上的各種農民起義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也都是源於怒氣。極權的延伸 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鐵腕控製使得絕望和暴怒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唯一想得到的 應對社會矛盾的方式。

　　五．普通人的可為之事

　　極權政體數千年來在中國穩如泰山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服從情結。即使在 一個王朝已經與大眾離心離德的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也只是知道眼巴巴等着另 一個強權崛起，然後歡欣雀躍、依附、服從。同樣，對於當代痛恨中共政權的人 來說，敵人無限強大，而自己無限弱小，他們的絕望之情無處安放，只能指望着 外國的製裁、貿易戰和軍事對抗將中共壓垮。這樣的思路脫不出權力鬥爭的死結： 自己的權力對付敵人差得太遠，就在想象中加入一個站在自己一邊的強權，好像 是武俠小說中絕望的群眾苦等着武功蓋世的大俠從天而降解救自己。姑且不論國 際衝突將會對每一方帶來什麼樣的人道和經濟的代價、是否真的會對中國的民主 進程有所推進，他們的問題是把全部註意力集中在了強權們會做什麼，而忘了自 己雖然是個普通人，但仍然有隨時聽命於自己大腦指揮的一雙做事的手。找不到 可為之事的挫折感反過來更增加了他們的怒氣。

　　如果一個人希望跳出在對一個強權的絕望和對另一個強權的盼望之間的永遠 輪迴，他有另一種心態可供選擇：放下望遠鏡，拿出顯微鏡；把註意力從遠處的 強權鬥法轉回到自己身邊；從等着將來的世界發生什麼大事轉回到在當下尋找自 己雙手可為的小事；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從未來的幻景變為每日生活的實 踐。這裏討論幾個可能性：

　　。 檢視傳統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人通常的思維方式是：別人的問題一籮筐，自己則完美無缺。實際上，中國 的文化傳統歷史悠久無比、體量巨大無比，其中的每個人都是這個傳統的產品， 這其中也包括自己。所以，一個有益的出發點是檢視傳統在如何駕馭着自己，比 如看看自己是否經常高坐道德法庭的法官寶座，給不喜歡的人和事定罪；是否經 常以敵意看待價值觀和行事方式不同的人；是否經常用蔑視和幸災樂禍的眼光對 待地位不如自己、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社會群體和種族等。

　　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平等、尊重和善意來對待周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人、 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這就是極權心態。如果他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妥，那麼他應得 的統治者就是極權政體。多數中國人都可以歸為這一類，所以中共式的極權政體 就是他們應得的統治者。

　　如果一個人願意認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價值，那麼他就應該從自己開始， 放下統一情結，在與周圍的人的交往中實踐這些價值，視他們為與自己平等的人、 給他們以相信自己價值觀和繼續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如昆蟲的殼，一個人繼承的傳統保護了他在社會中的生存，但也限製了他 的進一步成長。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身上培養出來的殼尤其厚重。多數人終 生都意識不到保護了他們、但也裹緊了他們手腳的這層殼的存在。如果能意識到 它在自己身上如何強大地存在、如何遏製了自己的成長，人就有可能開始蛻去這 層殼。而蛻殼過程的艱難也會讓他對周圍那些被傳統的厚殼緊裹着無法脫身的人 們產生真正的同情心。

　　。 修改對成功的定義

　　近代以來，從清末的革命黨人、其後的共產黨人、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的組 織者和參加者們，直到當代的以「反共」、「滅共」為己任的革命家們，所有關 心國家命運的中國人都視野極為宏大，習慣於將註目處直指最高政權，非在最高 權力那裏作出改變算不得成功。他們的理想是：第一步，奪得政權或迫使政權作 出改變；第二步，用政權的權力把社會中的個人改造為天使。

　　他們不願意面對的事實是，從古到今，第一個努力每次都讓華夏大地血流成 河，而第二個努力每次都把大眾改造得更加虛偽、恐懼、冷漠、殘暴。

　　理想高遠者們的想法出於兩種心理：一種是「彼可取而代也」的統一情結， 一種是被強權長期壓迫的受害者情結以及由此產生的報復心理。

　　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註目點高、視野宏大就意味着自己與假想敵之間的力 量差距過於懸殊，所以必須要依附於某個強權才能獲得行動力。另一方面，他們 的服從情結也正好決定了他們只能苦等着青天大老爺、武功蓋世的大俠、精神領 袖、外國的飛機導彈來救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於水火。最終，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 就演變為強權之間的血腥廝殺。

　　更有成效的使用一己之力的方式是將註意力從國家社會的層面轉回到個人生 活的層面。由此可以把成功的定義從發生在遙遠未來的「滅共」等事件轉回到每 日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前者雖然宏大，但自己 只是旁觀者、鼓譟者、跟隨者；後者雖然淼小，卻是自己的行動力所成就。

　　這樣的轉變需要他們放棄統一情結，也不再把自己當成是可憐的受害者。這 會給他們以自由、幫助他們把生活的重心從盼着敵人倒霉轉變為提升自己的生活。 人只有在自己獲得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給他人以自由。

　　。 尊重自己不喜歡的現實

　　中國人遠沒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已經準備好了接受民主政體。許多在歐 美國家生活了幾十年的華人、許多每天高喊民主自由口號的職業革命家們自己都 無法擺脫專製思維，要求在中共體製中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哪天能忽然擁抱民主自 由的價值就更是天方夜譚。極權政體在中國的長期存在是如萬有引力定律和愚公 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那樣無可迴避的現實，而且不會有天帝派夸娥氏二子下凡來 把山背走。

　　但這些人的統一情結又決定了他們難以接受自己不喜歡的現實。他們更習慣 於咒罵現實、以自己的意願代替現實。這與把身家性命全數押入股市的股民看着 指數一天天暴跌時的心理活動如出一轍。

　　對待自己不喜歡的現實的更積極的心態是接受和尊重。尊重萬有引力定律不 等於不可以造飛機和火箭上天，與引力對抗。正相反，只有尊重萬有引力定律的 威力，了解其工作方式，人的創造力才能開始工作，從一個一個的零件造起，最 終得以翱翔於高天。同樣，人在願意尊重現實時，他就開始註意到這個現實背後 的那些無限久遠的歷史和無限精密的運作規律。他就可以開始與它和平共存，將 自己從受害者情結之中解脫出來，然後在現實的框架中重新定義以自己的淼小能 力可以做些什麼。應對大的挑戰需要大的智慧，大的智慧需要大的平安、耐心和 專註。在耐心和專註之中，應對挑戰的有效而可持續的路徑就會顯現。

　　一個兒時不幸的成年人可以一生都沉浸在對兒時的苦毒回憶中，也可以把他 的經歷轉化為他的人生財富。同樣，一個不喜歡他面前的現實的人可以把自己定 位為現實的不幸的受害者，也可以把他的時代定位為讓自己開了眼界、給了自己 有所作為的機會的激動人心的時代。

　　。 對具體的人報以善意

　　不管在哪個社會，在其間傳播的所謂「事實」都難免帶有這個社會的文化傳 統的染色，去偽存真是極難的事。這些所謂的「事實」塑造了每個人的價值觀。 然後，每個人的價值觀又充當了他進一步獲取「事實」的過濾器，而這些過濾之 後的「事實」再進一步加固他已有的價值觀。所以沒有人能完全卸下傳統的包袱。 事實上，多數人會終生背着傳統的包袱而不自知。每個人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背 後都有深厚的傳統的支持，也因此幾乎不可能被外力改變。這就是古語說的「江 山易改，本性難移」。

　　所以，中共政權和它的激烈反對者們本是同一個文化傳統的傳人。他們的理 想和行事方式同是出於這個傳統之中的統一情結；他們都認為只有自己的意願是 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意願，而別人的意願都該被自己的意願統一；他們都只關心如 何操縱他人的命運、不關心如何改變自己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活。實際上，他 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敵人的關係，而是同門師兄弟的關係。他們都在不經意之間 從祖先那裏繼承了一份無比豐厚的「遺產」。

　　願意對自己這份「遺產」有所作為的人可以嘗試在每日的生活中對與自己價 值觀不同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使用足夠的尊重、善意和民主精神。他們會發現這 比對遙遠的假想敵喊打喊殺是難得多的事。開始習慣了對近距離的、具體的人使 用善意，就有可能開始對更遠處的人和更抽象的人群使用善意。

　　既然中共政權是適合於多數中國人價值觀的體製，那就應該承認它有生存權， 是與自己平等的對話和理念競爭的夥伴。

　　自然，中共政權和它的跟隨者們不會視任何人為平等的對話夥伴。這是因為 他們堅持要活在絕對權力統一全國的舊時代。但是欣賞自由、平等和民主價值的 人們從今天開始就可以活在不同理念能共同生存、平等交流的新時代。

　　對衝突的另一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也有實際的益處。在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 人都有現出善意的能力，但只有極少數人有在衝突中被對方施以惡意時以善意回 應的能力。所以，如果一個人對對方使用惡意，他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中都會被報 以惡意，但如果他現出善意，他經常能得到善意的反應。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 衝突的解決經常是由於一方首先現出善意而導致雙方冰釋前嫌。

　　甘地註意到，「如果惡意是人類社會的主要驅動力，世界在很久以前就已經 被毀滅了，也不會有我寫這篇文章，也不會有讀者對未來抱什麼希望。我們之所 以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愛的存在。我們自己就是這件事的證明。」【8】

　　對對方使用尊重和善意不等於懦弱、迴避衝突、或放棄原則。甘地對此的做 法是：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理念的存在、堅持表達自己，一方面不強求對手接受自 己的理念；承受對手的暴力，而拒絕對對手還以暴力，包括言語和身體暴力。在 甘地看來，衝突雙方之間的不同只是意見的不同；他們都有生存的權利，他們也 都有表達的權利。在理想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符合他信奉的「不傷害原則 (ahimsa)」；在實際的意義上，這樣的存在方式在對手那裏激起最小的敵意，因 此給自己的理念以最大可能的生存機會。

　　。 向不誠實的文化傳統註入誠實的元素

　　人對安全感和權力欲的追求勝過對事實的尊重時，不誠實就是自然的行為。 服從情結是服從於強者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統一情結是迫使弱者服 從於自己的意願，即使這意願與事實相悖。這些都是對事實的背叛、是對自己的 不誠實。

　　對自己的誠實是接受現實、把現實置於自己的意願之上、願意根據現實來改 變自己。現實首先包括外部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對手的強大和自己的淼小、 承認世界的復雜和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意願並不具備「皇帝」的聖旨的資格， 而只是社會中成千上萬個意願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個。

　　現實也包括人的內心世界的現實；這要求人承認自己的恐懼感、挫折感、權 力欲，也承認自己與對手一樣，都被傳統的厚殼裹緊，即使經過卓絕的努力也不 可能蛻去多少。面對兩種現實的誠實都需要勇氣。對自己開始誠實時，對別人的 誠實才有可能。

　　怒氣是由於無法面對自己的意願被現實壓垮的事實，所以怒氣也是對自己的 不誠實。如果能夠誠實地接受眼前的衝突超出了自己的駕馭能力的事實，怒氣就 會平息，人就開始獲得平安。

　　誠實是平等的前提。在意見之爭中，自己永遠高對方一等；在事實面前，人 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所以對於不誠實的人，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無從 談起。

　　誠實也是民主的前提。生活在民主製度中就意味着經常會有自己不喜歡的政 治人物贏得選舉、有自己不喜歡的意見被通過為法律，如果多數社會成員不能誠 實面對這樣的現實，無法克製自己上下其手、做小動作、動輒要以暴力來推行自 己意願的衝動，這個政體就活不了多久。

　　如同誠實的商人使得商業交往變得容易，對自己誠實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變得容易：在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能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事實。在足夠多的事 實面前，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找到共同點，社會的裂痕會慢慢開始彌補。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價值觀不同的人不是處心積慮要置對方於死地， 也不只是設法避免彼此碰面，而是設法彼此交流，通過交流發現衝突的表面之下 的共同價值，一起創造新的文化。這個過程需要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的誠實。

　　總之，如果一個人希望給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文化傳統中註入一點新鮮血液， 他有許多可為之事，這包括（1）檢視傳統如何決定着自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 （2）將成功定義為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的改變；（3）心平氣和地尊重現實，不 管這現實是自己如何不情願面對；（4）以善意對待每日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尊重 他們的獨特價值觀；（5）以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淼小、無知、恐懼感和挫折感， 用事實與他人交流，而不是為意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生出惡意。

　　這些事也可以歸結為放棄權力欲、放棄統一情結、放棄用自己的意願來駕馭 他人、修改現實。借用生物學的術語，這可以說是在自己身上實現對傳統的變異。

　　一方面，這些事看起來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另一方面，一個人要在實際生活 中體行這些事談何容易；這是要做一個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真心想讓中 國變成一個不同的社會，他除了首先讓自己變成一個不同的人之外並無它途。實 際上，傳統刻在每個人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即使一個人用了全力去實踐這些事， 他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改變自己。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社會改造者都是只知道去改造別人，而他們的成效也 有目共睹。

　　如果一個人開始去實踐這些心態和行動，他會感到自己並不是只有束手無策、 怒氣和惡意。當他發現自己的雙手也能做一點有用的事，不管有多小，他的挫折 感就會開始消退，他就會平靜下來、開始看到現實和理想之中的豐富的細節。這 些認知的突破是對他自己的教育；他會因此發現更多的可為之事。他會開始尊敬 自己：人的自尊不是來源於他高弱者一等的感覺，而是來源於他在面對強者時的 鎮靜和行動力。當他的自尊多起來時，他就自己把自己拉出了泥潭，不再需要精 神領袖、法師、武功蓋世的大俠和外國的飛機導彈的解救。

　　如果一個人對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的欣賞只是葉公好龍，他去說服別人 接受這些價值就是笑談。反過來，如果他願意改變自己、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實 踐這些價值，他的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的內容會在他自己的改變中豐富起來；這 些會傳染給周圍的人。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對社會的改變。如果一種理想在一個 社會中有潛在的生命力，那麼當一些人提前活在這個理想中時，他們的群體就會 如土壤中的一顆種子一樣開始長大。

儒教極權主義的本質

作者 雷頤 寫於 二零一四年

對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的反思與批判，是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思潮之壹。但長期以來，“五四反傳統”、“五四啟蒙”早成“定論”，認為反傳統思潮的突然興起與高潮皆是“五四”。然而，仔細考察歷史則不難發現，對中國傳統的反思與批判並非自“五四”始，至少從戊戌就開始了，而到辛亥革命前其論述已經非常成熟。大而言之，後來的“五四”反傳統話語的廣度、深度甚至激烈程度並未超越“戊戌－辛亥”時期。若再細究，向來被認為“溫和”的梁啓超、嚴復，恰恰是被認為非常激烈的反傳統思潮的“奠基者”。

　　 作為壹種影響廣大、深遠的思潮，其發生、發展自有諸多社會性因素，然就思想史本身而言，卻是近代中國國家觀發生變遷的結果。

　　 壹、兩種國家觀念

所謂國家觀念，實質是關於國家的權力來源，即國家權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又譯作“正統性”、“正確性”、“正當性”或“合理性”）問題。政治學中，國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並非指符合法律條文，不在於統治者自己宣稱統治的合法性，而是指壹整套全社會、包括統治者和絕大多數被統治者認可、認同的道理、規則和行為標準體系。馬克斯·韋伯認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經濟等因素，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壹個更深層的要素--對正當性的信仰”。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育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

　　 在人類歷史上，先後出現了兩種國家觀念，即對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兩種話語。壹是傳統的以倫理為基礎的國家觀，由皇權神授推衍出“朕即國家”，而國家（統治者）是家長，被統治者是子民，“家長”對“子民”理論上具有無限的管理權與責任。二是現代以契約論為基礎的國家觀，認為國家、社會主要是以自然法為理論基礎的人民聯合起來訂立契約，出讓部分個人權利成立國家，以保護人的自然權利。這種在人民全體壹致同意基礎上簽訂契約成立，是國家生成和存在的合法性來源。

　　 中國傳統的國家觀則是家國同構的倫理論。長期的農業社會，使傳統中國壹直處於以“宗法為本”的社會結構。在這種傳統的社會結構中，任何個人都不是壹種獨立的個人存在，而是存在於嚴密的“三綱五常”之中，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這種金字塔形的等級秩序結構中，君主高高在上，位於最頂端，是“天子”，其權力來自“神授”，因此有不容置疑的權力，其權威神聖不可侵犯；“個體”無條件地受其宰控，沒有個性，更沒有自由。這樣，社會關係完全成為壹種依附性“倫理”關係。以儒學為重心的傳統文化從家族倫理中推衍出國家政治秩序，“國”不但與“家”緊密相聯，且被看作是“家”的擴大。在這種倫理性國家觀中，理想的“國家”正如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所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壹家，以中國為壹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其意是聖人把整個天下看成是壹個家，把整個國家當成是壹個人，這並不是他們憑主觀妄為的，而是能深入剖析其中的義理，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擅長處理其中的種種弊端，然後才會有所作為。雖然期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但畢竟是以“家”來喻“國”。《尚書》中有“天惟時求民主”，“簡代夏作民主”，意為作民之主，為民之主，且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定義為“父母”與“子女”的倫理關係：“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所謂“元後”就是君主；“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君主對人民應該“若保赤子”。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義》說：“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總之，上天將民託付給“天子”，要天子像父母照顧、管理幼兒那樣照管人民。但這實際上又為帝王將“天下”視為“家天下”、“壹姓之天下”提供了合法性理論。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認為東漢班固的《白虎通·三綱六紀》確立的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的“定義”，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三綱六紀”從“男女有別”生出“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禮臣忠，從家庭倫理關係逐漸推衍出國家政治原則，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猶如與家庭的關係壹樣，是壹種無法擺脫的倫理關係。所以“天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國家家族化的特點。這樣，對家族的盡孝與對國家的盡忠便壹以貫之，具有內在的邏輯關係，治國之道便與治家之方等同起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傳統士大夫夢寐以求的抱負。在這種家國壹體的體制中，所有人都被納入父子、君臣、夫妻這“三綱”之中，壹張倫理綱常之網將個人緊緊束縛、鑲嵌，將全社會緊緊籠罩起來。

　　 現代國家觀，是指產生於西方、以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為主要內容的國家觀念。契約論當然有壹發展過程，英國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與洛克（John Locke）二人用自然法理論說明國家起源，厥功至偉，認為國家是人民契約、人民讓渡自己部分權利的產物。由於被授予權力的統治者也是契約的參加者，也要受契約束縛，如其違約，也要受懲罰，人們有權反抗，甚至重新訂約，另立新的統治者。依據自然法則，伏爾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論。盧梭（J.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明確提出國家主權應該永遠屬於人民。甚至政治觀點壹向謹慎的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國家應建立在三個理性原則之上，即每個社會成員作為人都是自由的，作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為公民是獨立的。因此有關個人與國家間的自由、平等、獨立三原則也是公民承擔國家政治義務的根本依據。

　　 當然，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觀點有許多重大不同和差異，但卻有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反對“王權神授”、主張國家的“主權在民”，從契約論、主權在民論證國家的合法性，這也是現代國家觀念的主導思想。也就是說，如果壹個國家的主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喪失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重訂契約。

　　 二、從“通上下”到權利觀念的引入

鴉片戰爭之後，現代國家觀隨着西方“船堅炮利”的傳入，也由少到多、由淺到深，壹點點傳了進來，是從對西方國家現代政治制度、機構的零星介紹了解開始的。

　　 徐繼畲的《瀛環誌略》，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1876年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因曾上書太平天國而流亡香港、英國的王韜，上海為外商當買辦的鄭觀應，參加洋務運動的官員薛福成，同時代的馬建忠、陳虬、陳熾等人都對議會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紹。這些介紹，使國人對西方的議會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他們主要仍是從中國傳統“通上下”，而主要不是從現代憲政限制君主權力的角度來理解議會制度的。隨着時間的變化，壹些先進之士對西方議會制度的了解逐漸加深，已開始觸及到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但是，總體上他們仍是從君民“通上下”而不是從限制君主權力角度來理解議院的，所以認為議會制是使君主制度更加完善的工具性機構而不是與君主專制對立的制度，現代議會制度與中國傳說中“三代”的良法美俗並無本質區別，甚至有人認為就是來源於中國上古。因此，他們的國家觀念仍沒有突破傳統以倫理為基礎的國家觀。或者說，他們是新舊兩種國家觀念的中介，已經走到邊緣，只要往前跨進壹步，就由舊入新、從“倫理”到“契約”。

　　 從倫理論國家觀到契約論國家觀這關鍵壹步，是在戊戌維新時以引入現代權利觀念跨出的。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於向來以中國為師的“蕞爾小國”日本，給中國人以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憲的制度，促使中國思想界在國家觀念上跨出了本已到邊緣的最後壹步。

　　 在維新時期，梁啓超發表了壹系列政治論文，批判舊的國家觀念，介紹西方新觀念。他說中國自秦始皇建立專制體制以後，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權日尊，而個人無權，舉國無權，結果是國威日損。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國強，關鍵在其興民權、開議院，人人有自由之權，國事決於公論。他認為：“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相反，中國傳統是：“使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收人人自主之權，而歸諸壹人，故曰私……使以壹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為之事，則即以壹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他特別強調：“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有權者，有不能自有其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雖然他是從強國的角度來宣傳議院，但強調“人人有自主之權”，“國者積權而立”，可以說開始觸摸到契約論國家觀的實質。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課卷批語中，梁啓超更明確就君、臣、民三者關係提出新見解，君、臣都是為民辦事者，君主好比店鋪總管，臣相則是店鋪掌柜，人民則是股東，國家的真正主人其實是人民。

　　 譚嗣同寫道：“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壹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民辦事者也。”賦稅都是取之於民，作為“為辦民事之資”，“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但在漫長的歷史中，君主將國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謂“私天下”是矣。所以壹姓私有之國必須變為由民所共有之國；“民”不值得也不應該為壹姓之私的國而死。

　　 嚴復在《原強》壹書中指出：西方之富強，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二字，“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壹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強調民眾自己的利益、民眾的自由。將現代權利觀念引入中國，引入到有關國家與人民關係的話語，以現代權利觀念來劃分君、國、民彼此關係，是維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貢獻，是中國思想史，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實質性突破。

　　 當然，引入權利觀念，必須解決“人人有自主之權”的權利來源問題。譚嗣同、梁啓超都從“歷史”尋找權利的合法性來源。譚的“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壹民為君”，與霍布斯的理論彼有相似之處。所謂“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類似於霍的永無寧日的“自然狀態”。因此，民眾才共同選舉產生君主。梁啓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也從“歷史進化”的角度來論述人民權利的起源，並且論證民權代替君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將西方現代政治理論同中國古代公羊“三世”說、與剛剛通過嚴復知道的“進化論”等結合起來，提出人類社會制度的演變發展有其規律可尋，從多君為政之世經壹君為政之世再進化到以民為政之世，與之相應的是公羊說的“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同時，他又用新近引入中國的“進化論”角度來論證民權的必然性：“大地之事中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壹之等，有定壹之時。”他轉介了嚴復對“Democracy”的譯介：“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為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眾。”他又以地質、地層的演變引起的火山噴發這種突變為例，反對民主制“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的觀點：“日本為二千年壹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他由此進壹步強調現代民主憲政並非西方的專有，而是具有普適性：“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他強調隨着歷史的發展，全世界所有國家、民族，不論現在多麼落後，都將實行民主憲政：“民主之局乃地球萬國古來所未有，不獨中國也”，西方也是壹百多年以來才有民主憲政，如果中國現在變法，幾十年後將與西方壹樣強大，與西方壹樣“進入文明耳”。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泰西與支那，誠有天淵之異，其實只有先後，並無低昂。而此先後之差，自地球視之，猶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運，則蒸蒸相逼，不得不變，不特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即各地土番野亦當丕變。其不變者，即澌滅以至於盡。”

　　 戊戌維新失敗，康、梁等維新人士逃亡海外。流亡日本期間，梁啓超及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國內的新式知識分子，對現代國家理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梁啓超強調民主憲政是普適性公理，但他已不從公羊“三世說”的角度論證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認為在人類所有文明的原始階段都有“自由性”，“無論何種人，皆有所謂自由性”。不過，原始的“自由性”是沒有約束、不受制裁的“自由性”，因而是“野蠻之自由”。“凡人群進化之階級，皆有壹定”：人類社會發展經“野蠻自由”階段進入“貴族帝政”時代，再進入“君權極盛”時代，最後進入民主的“文明自由”時代。“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壹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所以，“吾以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與否為輕重也”。明確提出“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

　　 在這壹時期，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中國啟蒙思想者對公民的認識更加深刻。在《獨立論》中，梁啓超提出：“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為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對權利認識更加深入、更加準確。雖然古希臘、羅馬已有“公民”，但現代意義的“公民”是伴隨現代民主憲政的誕生而出現的，指根據憲法和法律，具有獨立意誌、獨立人格，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人。公民才是社會和國家的主體。

　　 由此出發，梁啓超在《愛國論》中論述了“愛國”與公民權利的關係，把愛國與民權緊密聯繫起來。他說中國雖有四萬萬人，但對國家均無權利，所以“國”其實只屬壹家之人、只是數人之國。所以國本不屬於民眾，民眾也就無所謂愛國。“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所以，人民要爭取自己的權利：“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權利者，為萬惡之最，而自棄其自由權利者，惡亦如之。蓋其相害天賦之人道壹也。”所謂“天賦人道”，即現代天賦人權觀念。

　　 康有為是維新派領袖，但相對而言思想資源陳舊，然而他此時也專門着文談論公民問題。1902年春，《新民叢報》分三期連載了他的壹萬多字長文“公民自治篇”。他強調歷史已證明：“有公民者強，無公民者弱，有公民雖敗而能存，無公民者經敗而即亡。各國皆有公民，而吾國無公民，則吾國孤孑寡獨而弱敗。”所以，中國“以四萬萬人之大國，無壹人有國家之責任者。所謂國無人焉，烏得不弱危削亡哉！”他明確提出：“今中國變法，宜先立公民！”什麼是公民呢？“公民者，擔荷壹國之責任，共其利害，謀其公益，任其國稅之事，以共維持其國者也。”他認為“立公民”有愛國之心日熱、恤貧之舉交勉、行己之事知恥、國家之學開智這四大益處。而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並非中國將相之才不如日本，而是因為“無公民”所以不如日本。“夫萬國皆有公民，而吾國獨無公民，不獨抑民之資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絕民之愛國，導民之無恥也。”所以：“吾有地球第壹之民眾，乃不善待而善用之，其民日退，其國日削，其主日辱。”但是，無論康有為對公民的理解是否準確，連他都昌言“公民”，並將其作為中國未來立國強國之基，足見在不長的時間內“公民”概念較前影響大增。

　　 但在學理上貢獻、影響最大的，則是嚴復在1903年翻譯出版的英國思想家穆勒（John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和1909年翻譯出版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這兩部公認的現代自由主義經典之作，嚴復分別譯為《群己權界論》和《法意》。

　　 穆勒在《論自由》開篇就申明文章的主旨：“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的意誌自由（即那個與被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信條不巧恰相對立的東西），而是公民自由或曰社會自由，也就是社會所能合法施加於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所謂“社會所能合法施加於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即當代自由主義所說“消極自由”。嚴復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解釋說，西文Liberty與常用的Freedom同義，而Freedom，是指“無掛礙也”，又與英語Slavery（奴隸）、Subjection（臣服）、Bondage（約束）、Necessity（必須）等字為對義，認為“自由”與西方的Liberty在語義上最為接近。在“譯者序”中他明確說中國守舊人士對自由“驚怖其言”、“目為洪水猛獸之邪說”，而“喜新者又咨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二者都是錯誤的。在“譯凡例”中解釋說此書的目的在為個人、國群、政府劃分各自的邊界：人們從來嚮往自由，“但自入群而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他從歷史的角度說，在貴族統治時代，民對貴族爭自由；君主專制時代，民對君主爭自由；在立憲民主時代，君主、貴族都要受到法制的束縛，不能任意妄為，爭自由就是個人對社會、國群爭自由。這本書的重點在“小己”與“國群”之分界，這種劃分具有“理通他制”的普遍性，實質就是：“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由，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者也。”他提醒人們，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最重要、最復雜、最困難的是劃定國家、政府對個人管治的權界：“純乎治理而無自由，其社會無從發達；即純自由而無治理，其社會且不得安寧。而斟酌二者之間，使相劑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業，而即我輩今日之問題也。”其實質，就是“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問題。

　　 分權理論是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礎，英國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論》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是公認的奠基之作。簡言之，洛克首倡分權之說，孟氏進壹步論證、深化此說，更重要的是將其具體細分為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形式。嚴復之所以付出極大的心血和精心翻譯這部巨着，並寫了三百多條按語直接表明自己的觀點，就是希望國人對西方制度、法理、文化和歷史成因有真切的了解，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以三權分立為形式的憲政社會。

　　 劃分公權私權的界限，根本目的是保護私權不受公權侵犯。在公權與私權的關繫上，嚴復非常警惕公權對私權的侵犯，所以他強調：“治國之法，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於民；亂國之法，為上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利於上。夫求利於上，而不求便其民，斯法因人立，其不悖於天理人性者寡矣！雖然，既不便民矣，將法雖立，而其國必不安。未有國不安而其上或利者也。”憲政的核心是為國家、政府等公權力劃界，限制其活動範圍。嚴復壹再強調公權不能侵犯私權。他以思想、言論自由為例說：“為思想，為言論，皆非刑章所當治之域。思想言論，修己者之所嚴也，而非治人者之所當問也。問則其治淪於專制，而國民之自由無所矣。”顯然，他認為思想、言論屬私權領域，縱有不當，也是個人道德問題，公權力不應過問，過問就是專制，國民之自由將不復存在。

　　 只有限制公權才能保護私權，在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時期，梁啓超的壹系列憲政文章更加全面、具體地闡述了對公權的限制與對私權的保護。

　　 他始終強調：“質而言之，則專制國之君權，無限制者也；立憲國之君權，有限制者也。立憲之與專制，所爭只此壹點，而我國人士所最苦於索解者，亦即在此壹點。”“立憲政體非他，君權有限而已。此非吾私言，天下學者之公言也。”國家機關中的官員行使國家權力，官員發布命令，行使諸如徵稅等公共權力，自己也有權利，但中國傳統公私界線並非十分分明，官員公共權力往往與私人權利不分，“吾國人疇昔於此義辨之不具，故往往公私混淆，而種種秕政，緣之而起，言憲政者不可以不留意也”。統治權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私權：“蓋國家者，所以確定個人自由界而為之保障者也。”個人的基本權利，只有立憲政體才能保障。所以，“我國開設國會，在今日為最大之政治問題”。開國會後，個人的權利問題諸如租稅多少等就由政治問題變為法律、司法問題。成為法律、司法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個人自由、權利才有真正的保障。但梁啓超深知，變革政治體制的立憲確非易事，而立憲的確立更加不易。立憲政治的確立，除了政治體制變革外，更需要全社會，從統治者到壹般民眾共同信仰“立憲政治之信條”，共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否則，難以確立：“蓋我國數千年來之視君權應無限制，幾若天經地義。”

　　 限制公權、保護私權觀念的影響之深之廣，從此時改良與革命兩派為中國前途已近白熱化的爭論即可看出。雙方雖然視對方為仇敵，但尊重、張揚個人權利，主張限制公權卻是壹致的。如前所述，梁啓超壹再宣傳這種觀點：“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之能力。”“於戲，燦哉自由之神！”革命派也認為：“自由、平等、博愛之者，人類之普通性也。”“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壹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鄒容在風靡壹時的《革命軍》中說：“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相遇也；吾幸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革命黨人張鍾瑞完全否定了國家：“蓋自古以來，國家之名詞，君主、官吏恆假以愚民，藉以脅眾，咨行其凌虐之手段，以遂其奸。”

　　 顯然，權利觀念、公民理論引入中國並成為現代中國國家話語建構的基柱，已經開始與中國傳統國家觀發生衝突。

　　 三、與傳統的衝突和解構

如前所述，當國會、議院等新的國家形式傳入中國時，許多人是從中國傳統“通上下”、“三代之治”的角度來理解的。隨着認識的深入，思想界漸漸認識到二者的不同，但究竟有何本質不同，梁啓超、嚴復等做出了理論說明。

　　 把西方現代國家制度附會為中國儒家理想的“仁政”，是當時最為普遍的理解。因此，梁啓超在1902年就寫文章分辨了中國儒學傳統的“仁政”與西方近代“自由”的區別。首先，他從二者理論中統治者的權力來源、權力範圍不同論證二者的本質不同。他認為中國儒家的“仁政”與西方現代的“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根本之異在於：因為仁政雖然強調保民、牧民，但統治者仍然權力無限，因此只能論證應當保民卻沒有如何能夠保民的辦法。“以孔孟之賢，其仁政之說，不能禁暴君賊臣之魚肉人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所以，“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舌敝唇焦傳播其道，“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只有“貴自由、定權限”，才能長治久安，“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他尤其強調是人民與政府地位平等，而不是“政府畀民以權也”，因為人民的權力如果是政府所給予，那麼政府說到底也可以“奪民權”。其次，他從歷史發展階段論認為“仁政”已經過時，應為“自由”取代。他承認，孔孟的“仁政”在兩千年前確實很好，但那時只是人類的童年期，需要政府掌權保民、牧民，其實政府並不能保民、牧民，所以人類進化到成人就需要以“自由”來定君、民權限。如今要求“仁政”是從成人返回童年，返回“蠻俗”，“猶學瓜瓜小兒，仰嘯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為弄兒也！”他強調，儒家的“仁政”完全過時。

　　 中國歷史幾千年，無論是聖賢還是聖明帝王，確實不乏有關重民限君權的論述。對此，梁啓超並不否認：“若條舉之，雖累千百條而不能盡，我國民苟能讀書識字者，當必知此種理想，為我國政治上之天經地義，無俟予喋喋矣。”但他提醒人們：“此種理想當由何道而始行之現於實，此則五千年間，千聖百王所殫精焦慮而未有得。”

　　 梁啓超承認，中國傳統政治設置、機構如誹謗木、敢諫鼓，御使臺、宰相等，都有壹定的限制君權的設想。但他指出，所有這些在歷史上卻很少有效；偶然有效，也不能長久。“何也？其所設種種限制機關，皆隸屬於行政機關之下，而未嘗別為壹獨立系統。其司此機關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無他途以使發生。夫隸屬機關，欲對於上級機關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幾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權之機關，則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欲舉其職難矣。苟遇令辟，則雖行使大權，絕無限制，而斷無或貽禍害於國家，則此機關即勿設焉可耳。所以必設此機關者，為不令之辟置坊也。而不令之辟，則其蹂躪此脆弱之機關，固自易易，又常能將己所嚴憚之人，屏諸此機關之外，而使此機關變為長惡逢惡之具也。”所以，“立法之意初雖至美，而立法之效終不可期。數千年來所以亡國破家相隨相屬，且治日少而亂日多者，豈不以此耶？”有沒有權力制衡、司法獨立，是中西政治的根本區別。

　　 從1904年起，嚴復翻譯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名着《法意》陸續分冊出版，至1909年最後壹冊出齊。在譯者按語中，嚴復也以契約論國家觀為標準，與中國歷史、中國政治傳統兩相對照，做了如下評論：

　　 他認為中國與西方法律體系的本質不同之壹是西方法律公法、私法截然分明，而中國“刑憲”則向來公私不分、公私二律混為壹談。之所以如此看重民法，因為民法是為現代性社會結構奠定基礎，沒有社會基礎，憲政就建立不起來。

　　 針對認為中國自古就有“立憲”的觀點，他解釋說，如果“得有恆舊立之法度”就是立憲，那麼中國也有“立憲”，但他特別強調，這並非現代憲政：“則中國立憲，固已四千餘年，然而必不可與今日歐洲諸立憲國同日而語者。今日所謂立憲，不止有恆久之法度已也，將必有其民權與君權，分立並用焉。有民權之用，故法之即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數，是則專制之尤者耳。有累作之聖君，無壹朝之法憲，如吾中國者，不以為專制，而以為立憲，殆未可歟！”所以，“中國本無民權，亦非有限君權，但云有法之君主而已”。簡單說，現代憲政就是有民權，統治者必須分權、君主的權力必須被限制、“天子”也必須遵從法律，以此衡之，中國古代從無憲政。

　　 在他看來以主權在民、分權制衡為基礎的憲政是國家的標誌，所以他認為中國沒有“國”，只有“家天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是“國”：“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壹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壹家之興也，其亡也，此壹家之亡也。天子之壹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壹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耳，烏有所謂長存者乎！”對孟德斯鳩原書中“其在民主，國民地位，固平等也。其在專制，國民地位，亦平等也。特民主之平等也，以國民為主人，為壹切之所由起。專制之平等也，以國民為奴虜，為地可比數之昆蟲”壹段話，嚴復進壹步解釋說，專制制度下民眾間的平等只是奴隸間的平等：“專制之民，以無為等者也，壹人而外，則皆奴隸。以奴隸相尊，徒強顏耳。且使諦而論之，則長奴隸者，未有不自奴隸者也。”“或曰中國之民，猶奴隸耳；或曰中國之民，非奴隸也。雖然，自孟氏之說而觀之，於奴隸為近。且斯巴達之奴隸，而非雅典之奴隸也。”所謂“斯巴達之奴隸”，即奴隸主不僅有權任意處置、虐待自己的奴隸，而且有權任意處置、虐待其他奴隸；所謂“雅典之奴隸”，即奴隸主只有權任意處置、虐待自己的奴隸，但無權任意處置、虐待其他人的奴隸。所以，嚴復認為“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與民皆有權者也。東方之君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汙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者也。”因為西方是君主立憲，民是權力主體，君主權力受到憲法限制，這是“國”的標準。

　　 憲政與非憲政兩種政體如何判斷其高下優劣呢？嚴復提出：“欲觀政理程度之高下，視其中分功之繁簡。今泰西文明之國，其治柄概分三權：曰刑法，曰議制，曰行政。譬如壹法之立，其始則國會議而着之；其行政之權，自國君以至於百執事，皆行政而責其法之必行者也”，而“泰東諸國，不獨國主君上之權為無限也，乃至尋常壹守宰，於其所治，實皆兼三權而領之。故官之與民，常無所論其曲直”。這是中國與西方二種治理國家方法的根本差異，這種“政理”的高下優劣不同，導致的結果是國家的強弱不同，人民的貧富不同。而且，由於君主專制只有君是國家之主，所以只有君才有可能有治國的長久之計，而臣民只是奴僕，為國有長久之計者不多，所以，“夫惟立憲之國不然。蓋立憲之國，雖有朝進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國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權是已。民權非他，即以為此全局之畫，長久之計者耳。嗚呼！知此則競爭之優劣，不待再計而可知矣”。有民權，才可能有官員與人民的長久之計。

　　 憲政的重要壹點是法治，因此嚴復堅決反對君主專制的人治，主張法治。對孟德斯鳩原書談古羅馬“憲、政、刑三柄之分”在某些地區因並未三分而導致專制壹段，嚴復評論說：“此驚心動魄之言也！何則？……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為之。使其民而不自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其實也得不到仁政。因為“其君則誠仁矣，而制猶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為吾慈母者，乃今為之豺狼可也。嗚呼！國之所以常處於安，民之所以常免於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為不仁而不可得也，權在我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勝之民也。必在我，無在彼，此之謂民權。彼所勝者，尚安得有權也哉！”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掌權者的好或壞，仁慈或殘暴，要靠制度保證“權在我者也”，這樣才是“自由之民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靈魂，嚴復認為中國法律的特點是“以貴治賤”的人治。“以貴治賤”雖然統治者“仁可以為民父母”，但“暴亦可為豺狼”。在這種制度下，如果是聖主明君，也可能達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終不能長久。因為這種體制下“刑罰”最終無法長期非常公正，“而僥倖之人，或可與法相遁”，最終是人民道德的敗壞。結果“雖有堯舜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則，壹治之餘，猶可亂也”。對此，嚴復非常重視，甚至可說“敏感”。當孟德斯鳩原書說大赦是治國良策之壹，但專制之國以恐怖治國因此不可能實行大赦時，嚴復在評論中立即表示不能同意，不客氣地說：“孟氏論赦之言淺矣，故與歷史之事不相合也”，強調自己認為恰恰是“有道立法”之國“可以無赦”，“而用赦之濫，乃至為國民之大患者，皆見於專制之朝者也。夫專制之君，亦豈僅作威而已？怒則作威，喜則作福，所以見壹國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懾服仍愈至也”，所以孟德斯鳩所說的赦免理論“去於事情遠矣”！只有人人平等，才能實行法治，他由此認為這是歐洲與亞洲之所以壹盛壹衰的原因：“夫歐亞之盛衰異者，以壹其民平等，而壹其民不平等也。”他明確說中國現在滿漢不平等、優待滿族，最後滿族也將深受其害。

　　 契約論國家觀與傳統的倫理型國家觀在更基本、更抽象的原理上必然有重大的衝突，這是契約論國家觀引進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契約論國家觀的社會基礎是壹國之民從“臣民”變為“公民”。從“臣民”到“公民”，是社會的根本性變化、轉型，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黎民百姓”如何從數千年的“臣民”變為現代的“公民”，旬非易事。在公權與私權、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劃界中，“個人”是核心。因此，必須為“個人”正名、促使“個人”覺醒。“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觀念，開始進入中國，成為啟蒙話語的重要內容。

　　 如前所述，中國漫長的皇權專制社會形成了壹整套系統嚴密、以儒學忠孝為支柱的意識形態結構。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關係之中，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全社會都在他的腳下絕對忠於他。人的欲望是邪惡的；在長期的經典詮釋中，“存天理，滅人慾”成為高蹈的道德標準，被統治者應無欲無望地做統治者得心應手的工具。

　　 如果沒有每個個體的自我的覺知--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以“個人”為核心的現代性政治體制就無法建立。所以，梁啓超等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個人主義。由此點出發，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對中國歷史的批判、對儒家學說的批判。

　　 前面曾指出，梁啓超在《獨立論》中提出“公民”概念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為公民”。緊接着，自然要將此與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作壹對照。中國傳統社會是“身份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存在壹種人身依附關係，“民”只是草民、賤民，是在君權神授下不具獨立性的“臣民”。將“公民”與“獨立”聯繫起來，確實抓住了“公民”的實質。針對中國傳統“民”沒有獨立性、總是期盼君主的庇護批判說：“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壹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於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壹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真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中國四萬萬人從民到官，壹級壹級“皆有其所仰庇者”，結果是：“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於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壹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壹人，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他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影響，進壹步論述道：“孟德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貴人之壹顰壹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頭搖尾，前趨後躡者，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為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為畜犬、游妓之所為，舉國如是，猶謂之有人焉，不可得也。”中國四萬萬無壹“人”，全是奴隸，而且整個中國歷史大都如此：“彼其論殆謂人不可壹日不受庇於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壹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目之為盜賊，明日已稱之為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丕、司馬師、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從其擺頭搖尾、塗脂抹粉，以為分所宜然，但求無壹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根奴性，何時始能除之，而化易之也？”“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他的結論是：“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為牛馬為奴隸。吾以為特患同胞之自為牛馬、自為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能牛馬之奴隸之者。”

　　 梁啓超強調：“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壹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壹，時乃非人。”在皇權專制壓迫下的中國人民沒有任何權利，“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壹可稱完人者”，因此每個人要“除心中之奴隸”，“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意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壹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在他們的話語論述中，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因此壹反中國輕視個人、抹殺個性的傳統，大力提倡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個人主義，啟發人們為做壹個真正的人而戰鬥。他們甚至還從中國古代哲學中為個人主義找出論據，“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壹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而今卻認為：“壹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壹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壹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壹毫，則亦誰復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壹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

　　 激進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發表未署作者名的“公私篇”，以現代公權私權分界理論嚴厲分析、批判中國傳統的“公”的觀念，強調：“人人不欲私其國，而君主乃得獨私其國矣！”“蓋私之壹念，由天賦而非人為者也。”“人人有自私自利之心，於專制君主則不便甚。”文章充滿激情地大聲疾呼：“自私自利壹念，磅礴鬱積於人人之腦靈、之心胸，寧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為之力也。可愛哉私也！”“西語曰：‘人生之大患，莫不患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河南》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法國革命是18世紀歐洲啟蒙思潮的產物，而啟蒙思潮的特色就是理性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並十分乾脆地說：“佛郎西革命之精神，壹言蔽之曰：重視我之壹字，張我之權能於無限爾。易言之曰：個人之自覺爾。”個人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個人權利是目的，國家、群體權力只是手段、工具，因而才能建立起契約型國家。以上論述表明，他們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已相當深入。

　　 面對沒有權利意識的“臣民”，他們從現代西方哲學中汲取啟蒙的思想資源。此時決心“血薦軒轅”的青年魯迅以西方哲學、文學思想為個人主義鼓勁：“個人壹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務引以為大詬，苟被其諡，與民賊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誤為害人利己之意也歟？夷考其實，至不然矣……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加以往之習慣墜地，崇信盪搖，則自覺之精神，自壹轉而為極端之主我。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壹份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於壹致，社會之內，盪無高卑。”他認為：“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抵在人，事故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中國在昔，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個人之性，剝奪無餘。”提出“非物質”“重個人”。蔑視群眾、鼓吹“超人”哲學的唯意誌論哲學家尼采、驕傲地認為“只有最孤獨的人才是最強有力的人”的戲劇家易蔔生，都曾經給他們極大的精神力量。他們服膺尼采的學說，推崇易蔔生的思想，力圖最大地振奮人的精神。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歐美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學說也被介紹進來。魯迅寫道：“丹麥哲人契爾開迦爾（按：即克爾凱郭爾）則憤發疾呼，謂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而顧瞻他事，婿無益焉。”這些思想，確實促使人們由自在者變成自為者，由消極者變成積極者，由被動者變成主動者。

　　 《遊學譯編》1903年發表的“教育泛論”壹文，明確提出應把個人主義作為教育的綱領。此文強調“貴我”是從事教育者不可不知的兩大主義之壹，因為“人人有應得之權利，人人有應得之義務”是“顛撲不破之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並進壹步論證個人能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對自己行為負責才是道德的來源。而且，就權利來源而言，不是“全體”決定、重於“個人”，而是“個人”重於、決定“全體”：“個人之權利，即全體權利之壹分子也，壹人失其權利，則全體之權利已失壹分矣”；如果個人失權互相牽連，結果是“全體之權利，遂盪盡無餘矣”。文章還以宗教、學術、社會、國家的發展為例，說明“其所以變遷發達之故，無不基於人類利己之壹心”。個人主義的重要壹點是個人獨立，文章認為這才是教育的宗旨：“人而無獨立之精神，是之謂奴隸。任教育者，而不能養成國民獨立之精神，是之謂奴隸教育。以教育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強調個人主義、獨立精神是教育的宗旨，必然與中國奉為金科玉律的傳統儒家教育思想發生衝突，作者批判說：“古來儒者立說，無不以利己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剝喪人權，阻礙進步，實為人道之蟊賊，而奉為圭臬，無敢或逾。”

　　 確實，強調個人權利、個人自由、以自我為中心，必然要與傳統的綱常名教發生激烈衝突。因此有文章公開喊出了“謀人類之獨立，必自無聖始”，“立學界前途之大本，必自無聖始”的口號，公開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幾千年來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在此文論述中“君”即君王，“子”即繼承之後嗣，而孔子所謂“君子”，是要人為君王之後：“士子讀書論道，不過為君之子”，“其鄙陋亦何若是？”“《論語》首章第壹字言學，末句言成君子，是聖人之學，學為君子，以承佐其治。換言其真象，豈非認君作父，以助獨夫謀萬世之業耶？”

　　 有人根據自然人性論，認為，“吾心中之有理與欲，如磁極中之有南與北，如電性之有陰與陽”，批判“存天理，滅人慾”違背人性，而且統治者“以為公者天理也，私者人慾也，理欲戰於中，往往天敗而人勝，於是乃借克己復禮之說，穿鑿而附會之，謂欲復天理者，必克人慾”。“乃墜入於黑暗地獄中，使受永苦。此在佛法為最下乘者。學說之誤人深矣。”從孔孟到程朱，壹概被批判。他們認為道德有“天然”與“人為”之分：“有天然之道德，有人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於心理，自由平等博愛是也；人為之道德，原於習慣，綱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為之道德，偽道德也。”“中國數千年相傳之道德，皆偽道德，非真道德也。”據此，他們提出自己的人生觀：“人生觀之最終目的何在耶？……人生觀概要二：曰身體之快樂，曰精神之快樂。”人們應該勇敢地追求幸福，這就否定了禁欲主義的“天理”。

　　 此時思想解放或曰對傳統批判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階段，有人激烈批判孔孟之道、三綱五常等思想體系。“仁之實為事親，義之實為從兄，婿此道也，則犯上作亂之事息矣；禮以縛民身，樂以和民氣，婿此道也，則人人自由之言息矣”，並沉重地嘆息：“異哉夫支那，乃有所謂三綱以鉗縛其臣民，鉗縛其子弟，鉗縛其婦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有文章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列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為科學真理，指責孔子“在周朝時候雖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來，也是很壞。‘至聖’兩個字，不過是歷代的獨夫民賊加給他的徽號。那些民賊為什麼這樣尊敬孔子呢？因為孔子專門叫人忠君服從，這些話都很有益於君的。所以那些獨夫民賊，喜歡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稱他做‘至聖’，使百姓不敢壹點兒不尊敬他，又立了誹謗聖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說他不好。那百姓到了日久，自然變做習慣，都入了那些獨夫民賊的圈套，壹個個都拿‘忠君’當自己的義務，拿‘法古’當最大事體”。周作人此時也寫長文比較中外文化，認為：“孔子為中國文章之匠宗，而束縛人心，至於如此。”

　　 梁啓超甚至公開反駁自己的老師、此時壹心尊孔保教的康有為，從“教非人力所能保”、“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保教之說有妨外交”、“孔教無可亡之理”、“當采群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等八個方面提出反對意見，總之，他強調“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乎！”“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

　　 儒學是中國傳統“舊民”最重要的精神、知識結構，“造新民”的重要內容就是改變這種結構，因而《新民說》是梁啓超最重要的着作；而他創辦的影響最大的雜誌即定名為《新民叢報》，不必細說其主要觀點，僅此足見他對“造新民”的重視。在梁啓超看來：“凡腐敗不進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於國中者，必其國民甘於腐敗不進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憲之國，其政府皆從民意以為政，吾以為雖專制之國，其政府亦從民意以為政也。”“凡專制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藉國民默認之力以為後援者也。苟其國民，對於專制政治，有壹部分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制之基必動搖。有大多數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制之必永絕。”“前此我中國國民，於專制政體之外，曾不知復有他種政體，則其反對之之意思，無自而生，不足為異也。”“我中國國民，久息於專制政治之下，倚賴政府，幾成為第二之天性。故視政治之良否，以為非我所宜過問。其政治上之學識，以孤陋寡聞，而鮮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但他認為，這種“國民性”或曰“天性”說到底還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因而才可以逐漸改變。在《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中，他更明確地強調了“國民性”的“後天性”。他論述說中國國民政治能力薄弱是長期的專制制度形成的：“我國二千年不能脫專制政體之羈軛，實地勢與時勢使然”，“專制政體行之即久，至其固有之能力，蟄伏而不得伸，且潛銷暗蝕而不逮其舊。”從根本上說，是長期的專制制度形成了後來的“國民性”，而不是“國民性”決定了專制制度。如果是“先天”註定，則根本不可改變。正因為是“後天的”，所以才可以改造。

　　 在前引梁啓超、嚴復的歷史敘述中，中國歷史就是“壹人而外，則皆奴隸”，而且國人“自為牛馬、自為奴隸”，“畜根奴性”，儒家“仁政”完全過時，“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國人數千年來視君權應無限制“幾若天經地義”、“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與民皆有權者也。東方之君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汙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者也”……所有這些，分明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觀點。

　　 梁啓超等人闡述、宣揚的契約論國家觀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有着明顯、直接的影響。陳獨秀曾發人深省地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高壹涵在《新青年》上連續撰文，介紹各種國家學說，探討國家的起源與本質。他認為國家“乃自由人民以協議結為政治團體”，“故國家惟壹之職務，在立於萬民之後，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動之機能，以條理其牴牾，防止其侵越。於國法上公認人民之政治人格，明許人民自由之權利，此為國家唯壹之職務，亦即所以存在之真因”。很明顯，他們的國家觀念是以契約論為基礎的，即認為國家是人民意誌協約的結果。從契約論國家觀出發，就必然得出“國家非人生之歸宿”的結論。他們認為，“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求得歸宿之途徑也。人民國家有互相對立之資格，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人民對於國家亦有權利；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國家對於人民亦有義務。”這樣，他們拒絕了國家高於壹切，位居人民之上的觀點，明確提出了國家與人民是兩個具有同等資格的權力主體的論點。

　　 而且，高壹涵還進壹步區分了國家與政府的職能，他寫道：“人民創造國家，國家創造政府。政府者，立於國家之下，同與全體人民受制於國家憲法規條者也。執行國家意思，為政府之責，而發表國家意思，則為人民之任。”政府實際上只是壹個執行機構。在中國傳統國家觀中，並無國家與政府的區分。統治者就是國家的化身與代表，至多是“為民做主”的清官明君。把國家與政府區分開來，其潛臺詞是，對政府的批判與否定並不意味着愛國與否。進壹步說，創造國家的人民有權監督、更換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根據契約論精神，高壹涵得出了“吾人愛國之行為，在擴張壹己之權利，以挹註國家。犧牲壹己之權利，則反損害國家存立之要素，兩敗俱傷也”的結論。也就是說，擴張個人權利就是愛國行為，而以國家名義犧牲個人利益，終將損害國家利益。這壹觀點或有其偏頗之處，但卻是對長期以來集體本位，無視個性、個人權利的中國傳統倫理觀的徹底否定，表明了“新青年”的覺醒。陳獨秀則更為激動地說：“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甚至認為“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個人與國家之間並沒有壹種“天生的”必然關係，當國家違背人民意願時，人民亦有權背棄國家；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垂直縱向關係改變為壹種平面的橫向關係。他們反復強調，國家本身並不是目的，只是“鼓舞群倫，使充其本然之能”，“謀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家的這些言論觀點，與辛亥前啟蒙者的思想確實如出壹轍，別無二致。再進壹步說，“民主與科學”公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尤其是以此反對專制的重要的綱領、口號，其實宋教仁早在1912年年初中華民國剛剛誕生時發起成立“社會改良會”就提出了幾乎壹樣的綱領或口號。宋教仁在《社會改良宣言》中寫道，共和肇建，“共和國民”的程度亟待提高、“共和思想之要素”不能不具，而中國“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牴觸者頗多”，所以要“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作為該會宗旨，“期以保持共和國民之人格，而力求進步，以漸達於大道為公之盛，則斯會其蒿矢矣”。

　　 史實無可辯駁地說明，由於國家觀念轉變，以個人權利為核心對儒學的批判、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批判，在五四前早就成為了壹個重要的思想潮流，有關論述已相當成熟。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反孔和“改造國民性”（甚至包括“民主與科學”）這兩個思想主張從來被認為是激烈反傳統、全盤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其實並非自五四始，而是戊戌維新開始後，在壹向被認為溫和、中庸的梁啓超、嚴復等人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這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非“橫空出世”，也是如水有源，其來有自。五四時期那些反傳統的言論，深度廣度並未超過戊戌－辛亥時期，甚至言辭也不比那時更為激烈。這種思潮只是在五四時期影響猛然增強，當與“白話文”有關，更與當時的社會條件環境的變動有關。史實說明，對歷史、傳統的反思並非壹二激進之士壹時“心血來潮”那樣簡單，而是國家觀念轉變的內在邏輯要求。

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作者 解顏

引言

在世界上眾多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有壹個獨壹無二的特點：她是個在橫向體量巨大無比、在縱向綿延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央集權社會。沒有任何壹個文明有中華文明這樣體量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權力結構。權力是中國社會的血液。

權力欲也浸透了中國人的血液。數千年來，中國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壹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復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復前朝的復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壹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絕對權力，而那個最開放的年代也以政權祭出其終極權力殺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來，絕對權力的觸角越來越長，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國民的自由越來越被窒息。而政權的掌握者和多數反對者有壹個共同點：他們都只認同絕對權力。同歷代王朝末年的大眾壹樣，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雖然建立壹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似乎是反對者的共識，許多海外異議組織、自媒體和作者們都篤信權力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們掌握了權力，我/我們就會搞民主和自由。他們崇拜西方的強權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國的飛機導彈給中國空降民主。

劉賓雁曾說：“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這說的就是權力欲在每個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在如此，在今後很長時間中也會繼續如此。

本文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及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展示權力欲在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考察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目的的抗爭方式。

許多西方學者對權力有過詳細的論述，比較着名的包括社會學家韋伯【1】、福柯【2】、政治學家道爾【3】、夏普【4】、哲學家羅素【5】、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6】等。他們的研究實例主要取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由許多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組成。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中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結構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遠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本文中主要使用韋伯給出的對權力的定義：壹個人（或群體）在許多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舉的其他學者給出的定義大同小異，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權力在英文中通常譯為power，但是中文裏的權力和英文裏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較寬，既包括號令他人的權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等；這後壹種意義在中文中近於“力量”。英文power的兩個意義有相似的心理動機，都是使自己變得更強大的動機，但是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權力”通常專指號令他人的權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種意義。

1. 權力的表現形式

權力和權力欲的歷史比人類本身的歷史更久遠。哺乳動物的社群中，為爭奪社群首領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見的事。鬥毆的結果是勝者趾高氣揚，敗者傷痕累累、落荒而逃。打鬥者之間爭奪的是社群首領的權力，驅使他們參與打鬥的動力是權力欲。社群首領與手下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關係；首領居於這個關係的上游，成員居於下游。

如果把人也歸為動物的壹種，人類社會這個動物社群的規模又是任何其它動物的社群無法相比。若把壹個社群定義為成員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質交流平臺的群體，那麼壹個國家就是壹個社群。這個社群是由成千上萬個權力關係組成的壹個秩序分明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有許多的層次，在其中，每個人通常既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上游者，同時也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下游者。

大眾話題中通常討論的權力和權力欲多與官場中的權力有關，但是從權力和權力欲的心理動機來看，它們涉及的領域廣得多：所有的壹方試圖以自己的意願壓制另壹方的意願的人際關係都是權力關係，而驅動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就是權力欲。每個人在其有能力產生影響的圈子裏，包括對職場的下級、對社會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對家裏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使用權力的欲望。

羅素把權力的作用方式分為三種：肉體權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經濟權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靈魂權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這種分類方式開展討論。

（1）肉體權力

這種權力以對下游者的懲罰，如關牢房、羞辱、恐嚇、或處死等，為手段來左右下游者的意願。靠軍隊和警察維持的政權權力、靠打手來立威的黑社會權力都屬於這壹種，其主要的機制是通過在下游者的心中製造恐懼感來迫使他們就範。這種權力是古時候統治階級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當代的威權和極權體制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數時候，上游者並不需要真的對下游者造成傷害來製造恐懼感；他們只要保持對下游者造成傷害的威脅即可，如農夫並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時揚起鞭子。這種權力關係建立日久之後，上游者的威脅在下游者的眼中就變成完全正當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日子也顯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來，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和平而和諧。和平、和諧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動範圍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無形柵欄之內。

上游者行使權力的結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這意味着上游者的權力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權力與自由是反義詞。

當下游者試圖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時，上游者的肉體權力便露出牙齒。1989年5月，政府派遣約二十五萬大軍包圍北京以對付城中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抗議。【7】那時坊間傳聞中共高層的共識是“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殺人可以保太平，是因為它在觀者中製造了恐懼感。殺人的數量與保太平的時間成正比，是因為殺人的數量與在觀者中創造的恐懼感成正比。

如果多數的民眾習慣了活在恐懼和不自由之中，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麼這樣的權力關係就可以維持長時間的“太平”。

（2）經濟權力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權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開始由赤裸裸的恐嚇轉變為以物質誘惑來實現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僱傭關係：下游者為生計所迫而被上游者僱傭，得到的是較好的生存條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為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嚮往的自由實際上是擺脫受僱主的經濟權力擺布的財政自由。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得以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大舉援助，以換取它們在國際舞臺上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支持，這是以經濟權力來左右對方的意願的壹例。

肉體權力與經濟權力經常只有壹步之遙。2014年，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壹方面，這話強調共產黨把持的經濟權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從就沒飯吃。這就變成了肉體權力的威脅。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評習近平為“黑幫老大”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這兩個處罰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開除黨籍意義遠為深長的措施。退休待遇體現的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經濟權力；取消退休待遇體現的則是肉體權力，既懲罰了作亂者，又警示所有的觀者若不服從可能招致的饑寒交迫的可怕處境。

（3）靈魂權力

古代婦女的基本倫理是“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在現代人看起來是社會強加於女性的不合理的權力，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是大多數女性毫無怨言地遵從的信條。這是因為每個女性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壹直都在被這樣的信條潛移默化，她們終其壹生也從未聽過其它與此不同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施加於靈魂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前兩種權力的不同在於：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下游者的服從是心甘情願的。

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在外面再頑劣作惡的孩子在家裏被父親責打時也乖乖順從。父親在這裏的權力就是忠孝文化給他的靈魂權力。孩子反抗父親不只是在反抗壹個人，而且是在反抗整個忠孝文化；這幾乎是十惡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層面，壹個孩子對母親言聽計從，母子都和顏悅色，母親也沒有用體罰威脅或食物和玩具的誘惑來讓孩子聽話，這不壹定說明母親沒有在施用權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從母親的意願時才能換來母親的和顏悅色，而稍微越界便會遭遇雷霆之怒，那麼這和平之態的維持只是因為孩子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由。母親的這種權力就是靈魂權力。

權力的這三種形式既存在於社會運作中，也滲透在個人思維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國的幾句俗語為例：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說的分別是統治者對平民、社會上的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父母對孩子的肉體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說的是經濟權力。

“眾口鑠金”；

“謊言重復千遍便是真理”；

說的是靈魂權力。

這些話中多有厭惡和無奈兩種態度，反映出大眾對權力踐踏社會公正深惡痛絕，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這些現實。

“棍棒底下出孝子”說的則是從肉體權力到靈魂權力的轉化：肉體權力施行日久之後，下游者就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為現實，他的行為就從被迫轉為自覺，上游者的肉體權力就變為靈魂權力。

肉體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懼感。經濟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貪婪。靈魂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行動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就容易相信聽起來言之鑿鑿的論斷。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自由，就容易聽從他人的指令。政權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靈魂權力：通過屏蔽真實信息和不斷重復虛假信息，大眾便忘記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軌道之中運行。

因此三種權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別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個缺陷：恐懼、貪婪和愚昧。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這些缺陷會永遠存在，所以權力和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強力干預也會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

人類也有彌補這三個缺陷的辦法：教育。不是關於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於如何獲得自由和獨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懼的教育。

儒教極權文化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國人最深，中國會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與儒家思想有關。中國人為什麽缺乏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基本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幾乎所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統治，都與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有關。認清儒家文化的邪惡本質，已經成為反共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了。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產生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有怎洋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儒教社會無正義

　　1．儒家無正義

　　春秋以來，中國人只有功利原則，不講普遍正義，以成敗論英雄，以仁德為工具，以強人為依歸。這種民族心理，從根本上阻礙着民主化的進程，造成了動亂和專制的惡性循環。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親親相隱，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這扭曲絕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顛倒黑白地說“直在其中矣”，妳幹壞事就幹嘛，竟厚顏無恥地把幹壞事說成是“正直[義]的”。自此之後，就開創了中國人壹種很惡劣的傳統：即，到底什麼是正義、真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解釋成是“正義”。可見，儒家文化邪惡虛偽得令人髮指。《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說：孔子主張親親相隱，不能因壹時的公義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難道親親相隱，就可以說謊、就可以盜竊、就可以任人唯親搞腐敗、以上欺下嗎？

　　是至親第壹？還是正義第壹？這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中國搞至親第壹，怪不得是壹個野蠻的國家。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義，只相信強權。

　　基督教說上帝造人，也就是說人之上有公理和正義的化身——上帝；中國人說“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間有個天子——皇帝，代天說話，這樣壹來，人之上高懸的永遠是強人和強權，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正義是什麼，孔子那點東西不過是為強權服務的奴才學而已。

　　子曰：“學也，祿[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餒[飢餓]在其中也”。由此演變成“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總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士，惟有當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個人利害，而不是社會正義。

　　經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諺語“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揭短”和萬般危險的“打臉”相提並論，可見國人對“揭短”之厭惡。所以，“家醜不可外揚”。不管什麼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絕對不能到外面說，這是對自己心靈的背叛，純粹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家醜不能揭，國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與父母是壹個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為父隱，那麼同樣臣要為君隱。

　　魯哀公問：土地神的神主應該用什麼樹木，宰予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孔子聽了就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戰慄的統治原則，孔子就非常惱怒，說作過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勸說，過去的事不要責備。從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戰慄，並且不許別人揭示。

　　既往不咎說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麼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評議。歷代史書，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領導永遠正確，領導壹句話頂過我們壹萬句話。於是，今天會有人不允許談論過去的悲慘，動輒說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義是非的道理置於何處?!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麼剩下的唯壹選擇自然就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縱然祖國有千百個不是，作為草民也只能萬般無奈忍氣吞聲，像弱女子碰到強姦犯壹樣只能閉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講仁者，多為君子士大夫；講義者，多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義是下層草根社會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殺身成仁之語；孟子重義，故有捨生取義之說。

　　孟子鼓吹“捨生而取義”，他的“義”否定了個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獻出去，然後享受他人的犧牲和貢獻。中國人竟然殘忍至此！

　　這是壹種野蠻的教“義”！盜賊可用來約束同夥，帝王可要求臣民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來要求他的黨徒效忠，恐怖分子濫殺無辜也自認為是義舉。

　　為了哥們義氣，不講原則，甚至干出違法犯罪的事來，輕易出手滅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義，是殘忍。“義”造就了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重人情、輕規則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撐的宗法社會、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黑社會孳生的溫床。中國的黑社會歷來有供奉關羽的傳統，實際上，《三國誌》記載的劉關張三人的發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會性質的，劉關張的故事也是歷來的儒家所推崇的典範。

　　關羽張飛拜劉備為兄長並決意佐劉備後，到自己家裏殺光了全家幾十口人[妻子也被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話就是劉備說的[吳起殺妻求將]。曹操大軍在當陽長坂追到劉備壹行，劉備丟下老婆孩子壹個人跑了。全靠趙雲的保護才得以倖免。拋下甘夫人母子、壹個人逃命符合劉備的性格[果然是劉邦的子孫]。

　　中國黑社會，其廣泛性、深入性、殘酷性等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們有很濃厚的儒家“忠義”色彩。中國文化絕對地強調人對人無條件的服從、忠心，並以之為道德的最高標準，以及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導致中國社會黑社會色彩異常濃厚的根源。

　　國外的黑社會組織，自己還能夠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組織，為了逃避打擊，極力隱蔽自己。中國的黑社會，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結，就在於中國社會是儒家宗法文化維繫的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野蠻專制的陰影，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虛偽的道德、窩裏斗的習氣、野蠻血腥的品行。中國人沒有宗教的悲憫精神，使得中國人什麼殘忍事情都做得出來，什麼卑鄙殘忍手段都使得出來。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準確的說法應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專制統治下的人。

　　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強，等到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時，往往就背離了正義，見人就殺、有火就放。以血還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勝的是更殘暴。用流氓手段挫敗敵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對付黑暗，結果心靈變得無比的陰暗，成了渾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用非正義的方式去追求正義的目標。每個人都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結果卻進入壹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正義的高妙之處是尊重壹切，感謝壹切，當妳吃魚的時候，要感謝魚，要請求魚的原諒，感謝上帝賜福於妳，就離義不遠了。

　　為了某某主義，壹群人對另外壹群人開戰就是不義。如果義可以輕視自己和別人的命就不是義。美國南北戰爭後，壹直為這場戰爭而內疚。蔣毛國共之間數十年的內戰，自己人滅了多少自己人，後來的人不但不為此感到恥辱，還以此為榮，左腿打敗右腿也算是榮耀？如果國共兩黨都堅持真理，那麼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合作主義。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達成目的，什麼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來說過，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說過，不說謊不能成大事。最後的結果，妓女和說謊者也成了革命後的領導者，對中國人的危害更大。

　　2．中華民族是壹個沒理性的民族

　　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根本沒有國家的概念，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延續至今的屠夫制度所養育出冷血文化，泯滅了對生命及其尊嚴的應有的敬畏和憐憫。“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樣的自我迷戀自我封閉的人對社會有什麼價值呢！這造成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親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羅素認為中國人性格中有三個重大的缺點：冷漠，對他人的苦難沒有足夠人道主義的衝動；膽子小，勇氣不入西方人，這是中國兵無用的原因之壹；貪婪，中國人生活艱苦，掙錢不易，除少數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貪汙罪。

　　中國社會未能達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權標準。中國社會無正義，凡事都要講關係、走後門。與我有關係的，就全力幫忙，沒有關係，簡直寸步難行。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講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講人情世故就復雜了。本該公事公辦的，成了公事“情”辦，公事“錢”辦；而不是按程序解決問題，所以裙帶風盛行。中國是人治大於法治，潛規則重於正式規則。在中國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法院的判決書也可成為“白條”，出現了制度虛置。

　　儲安平說：“中國實在是壹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係，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國無事不講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壹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壹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輕是非重人情是中國人的陋習。當牽涉到是非之爭的時候，人們往往先考慮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須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了這種立場思維方式。如果有誰依據客觀的是非標準來表態，或者僅僅客觀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責為大逆不道。

　　中國人輕是非重關係[立場]的思維方法在階級鬥爭中更加變本加厲。所謂黨內路線鬥爭就是強調以劃界斷是非，或者乾脆以某個司令部劃界。凡屬這個司令部的，都是對的；否則就都是錯的。如果某人曾經被公認過做了某件有益於人民的事，現在又發現他不是這個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斷呢？於是解釋說這件事雖然客觀上對人民有利，但此人當初就懷有不良動機，假裝積極，騙取黨的信任，圖謀日後的野心等等。

　　重關係而輕是非的陋習在比較閉塞的地域仍然很嚴重。當某人違反法紀，上級派人下來調查時，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遇到“關係網”的阻力，說情者有之，代作解釋者有之。這些說客未必都得到當事人的好處，只是因為他們和當事人相識。

　　中立和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場。中國的佛教徒卻說：“大凡天下的事，本來都沒有什麼是非對錯，只因為人的立場不同，才有了是非對錯”。這種說法完全錯誤的。物質運動確實沒想到什麼是非對錯，但人類社會的運動確有是非對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天賦人權，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規則。

　　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說法，別人把妳全家殺光也無所謂是非對錯嗎？要是那樣的話，妳早到地獄去了，還能在佛說八道嗎？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觀念，那還要法院幹嗎？

　　譬如：譬如足球賽，按“是非對錯都是因為立場的原因”；那麼，足球裁判員到底該站在那壹方來執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場而搞歧視性執法，裁判員以階級立場執法，處處維護偏袒他的窮人[或富人]球隊，就沒有了公平競爭，比賽也失去了意義。若裁判員吹人情哨、金錢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嗎？可見階級性==歧視性==邪惡性。

　　3．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無神論的正義是強權的正義。中國人崇尚暴力英雄，對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則是“成王敗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據這種邏輯，耶穌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為他是失敗者，不具有經濟效用；反而那羅馬的審判官（彼拉多）、砍人頭如切菜的關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國人心目中要效彷的英雄。對任何社會衝突事件的評論，國人不是依據誰是誰非，而是誰厲害，並對厲害者不勝欽佩。

　　無神論不可能有良心的懺悔。懺悔發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懺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來自理性，是人與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懺悔是公義性的。

　　無神論抵制懺悔意識，沒有自責，將壹切罪過都推給別人，壹切失敗都化作仇恨傾瀉在別人頭上。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嚴復晚年也吸鴉片，徐誌摩後來的老婆也吸鴉片，當時中國人都沒有怪英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毀中國的不是鴉片，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專制制度。

　　中國人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煳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贊為“有手腕”，當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人成了從不認錯、不斷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幫”外，其它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認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脫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將千百萬條生命作犧牲品而不受譴責，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謀財害命。

　　對於良知較少的人來說，後悔永遠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義和良知。製造騙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後，不是後悔自己騙局的卑劣，而是後悔騙局的某個環節做得不夠周全。壹個貪官被查辦了，他所後悔的不是貪贓枉法的罪惡行徑，而是沒有找到最有來頭的後臺為他撐腰說情。壹個搶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後悔搶劫行為，而是後悔搶劫之後逃跑速度太慢。這種功利性的後悔構成中國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內容。這種後悔不是導致對罪惡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勵自己更加理直氣壯地、更加機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許多被判死刑者臨刑前說的壹句話是：我對不起孩子，讓孩子在世上遭殃。臨刑前的原高幹李玉書心痛地說，我奮鬥壹生，本來應該成為最值得女兒驕傲的慈父。我對不起女兒，真不知道女兒如何面對外界的輿論。他們沒有良心和正義的反省。

　　《工人日報》報道：廣東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長洪永林，因犯貪汙罪被判極刑。死前寫下反省書，令人聞所未聞。他說：去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多次，住過無數豪華賓館，既有權住又有錢住，卻沒住過總統套間，後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幾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盡人間的玉液瓊漿，竟沒喝過路易十三！更虧的是，家裏還放着四瓶，卻被抄了。

　　像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沒半點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沒住過總統套間，沒喝過路易十三。這正是：貪得無厭、慾壑難填，心比天高，永無止境。

　　為什麼中國人的臉皮越來越厚？為什麼中國人做壞事的能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狠？這些都是在功利性後悔與反思中壹步壹步發展和提高的。所謂厚黑學，就是在“中國式的後悔”中反思總結出來的。中國人的心靈比制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中國人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壹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中國人所絞殺、所埋葬。面對這麼多的苦難和罪孽，中國人竟然可以無動於衷。中國人既不想為改造制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壹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個民族的苦難。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在於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而在於始終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幸。

　　謊言欺騙

　　孟德斯鳩說：民主政體的基礎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實質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專制、人治，它不需要什麼品德，它的基礎是恐怖。

　　是的，專制必須是恐怖的，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人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有靈魂。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儒教就是控制人們靈魂的工具。中國社會超長、超穩定的專制政體，是世界歷史中的壹個奇特的現象，原因就是中國人信奉為專制服務的儒教為國教。

　　儒教是壹個設計精緻的愚民工具。《墨子》裏有個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陳蔡之間時，沒吃的，餓了幾天，子路不知道從哪裏弄了些肉來，孔子問都不問肉從哪裏來的就吃，後來孔子參加宴會，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說，此壹時，彼壹時。多麼的虛偽，吃飽了就搞這套愚民的把戲。梁啓超指出，中國幾千年政治，無非愚民、柔民、渙民、馴民之術，無非“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中國積弱溯源論》）。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國演變為鬼計、權謀，“信”被犧牲。

　　儒教不是教人誠信的嗎？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子貢問道：“怎麼樣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說：“對自己的行為有羞恥心，出使外國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貢說：“請問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說：“宗族裏稱贊他孝順，鄉親們稱贊他敬兄長。”子貢說；“請問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說：“說話定守信用，行為定有結果，這是倔強固執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拘泥於信用）（《論語.衛靈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高尚的人，說出的話沒必要守信，所辦的事沒必要有結果，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了）（《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諒），惡乎執”（君子不守信用，認真固執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來孔孟的誠信是針對百姓、小人說的，君子、大人是沒必要遵守的，誰遵守，誰就成了“硜硜”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這種針對百姓、小人的誠信，是奴才的誠信。的確，如果百姓、小人們不誠信，不老實，統治起來不就太困難了嗎？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已為厲己也；……”（《論語.子張》）（君子應先確立信譽，然後再去勞役人民，不然的話，人民就會認為君子在傷害欺騙自己）。

　　孔丘師徒不讓君子們講信用，但為了奴役人民，還必須做做樣子。這不是明着在教統治者怎樣去欺騙人民的嗎？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誠信，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欺詐教唆犯。儒教的欺騙性很強，這在“誠信”上表現得最明顯。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壹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了，僅僅保留了壹個零頭——305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成為儒教的“五經”之壹。

　　孔丘編《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極盡其篡改、歪曲歷史之能事。“以壹字為褒貶”，拿歷史作工具，處處宣揚儒家思想。孔子編寫《春秋》時有個原則就是“避諱”，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而說謊。由於倡導避諱，中國文化變成壹個不折不扣的撒謊文化。

　　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飾“非”飾“過”的先河。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榜樣。

　　孔子修訂《春秋》，照史書的記載，會使暴君凶父懼，使亂臣賊子懼。然則此意很不明顯，連梁漱溟先生長期也讀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義。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觀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間，發現凡是不利於君王的話，被悄悄刪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也。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稱二帝“北方巡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喜太后倉皇西竄，清人也說“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汙、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乾淨的東西。

　　君子、大人們犯了“汙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汙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儒生們避諱就是為了維護儒教自己所營造出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鴻溝。

　　“諱”“飾”和“瞞”其實是壹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壹種寫法罷了。孔丘造假大體上屬於“瞞”的範疇，而他的徒之徒孫們則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單單只是瞞了。

　　孟軻為孔丘的造假行為辯護：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儒教樹立假榜樣，編造假歷史。根據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華文明史（按商於公元前1600年建國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有文字的存在，也沒有發現金屬和城市遺址，因此，不能說上以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着國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經典中，商朝以前還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還有軒轅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據顧頡剛先生研究，能真實地記載歷史的古代文獻中，《詩經》是時間上最古老的了。顧先生在對《詩經》的研究中發現，周人知道的上古史，並不比今天的人從考古中得出的歷史遠多少，他們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詩經.商頌.長發》中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立商國，禹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此時的禹，還是壹個“上帝”派下人間的神。

　　到了《論語》時代，禹已經成了人，並在他之前有由堯、舜兩位帝王。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了他們的傳授的關係，但經後人考證，《論語》中從《季氏》自《堯曰》五篇是後儒續入的。儘管後儒們在問題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顯地秉着“王道”“道統”兩個主義。

　　《論語》之後，又有了《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偽古文的出現，於是堯與舜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有了君臣關係。《論語》時，堯舜的觀念還是籠統的，只是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有了《堯典》等篇後，堯、舜都有具體實事可舉了，舜也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後來到了孟子時代，舜乾脆就成了壹個孝子的楷模。

　　此後，從戰國到西漢，是儒生們偽造古史最活躍的時期，此間，又出現了壹位比堯舜還早的帝王——黃帝。黃帝，本是秦國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時，他只是青、白、黃、炎四個以顏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黃帝和炎帝當時與青帝、白帝並列，同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靈。到了《國語》中，黃帝、炎帝已經變成了人，並且還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皇帝為姬，炎帝為姜”。後經儒生的鼓吹，黃帝成了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黃帝、炎帝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黃帝，並不罷休，後又有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繫辭》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農之前了。後又有人說“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襲，於是沒有壹個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約放大；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融四歲，能讓梨”，“讓”本來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體現其禮制精神的壹個君子行為。但儒教的“讓”不可能是“真讓”，如果本性善良君子們處處真心實意地讓人，就會處處讓不知禮讓的小人占盡便宜，最終會使小人騎在君子的頭上，這豈不是亂了綱紀？為了維護乾坤綱紀，“讓”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虛讓”。“虛讓”使得中國人具有了壹種特有的虛偽、擅長“謙辭”、說假話的本領。

　　中國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掩惡取善。每個朝代，都大肆刪改前代的歷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對於本朝的歷史，則會千方百計塗脂抹粉，拋光潤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論自由，否則謊言如何能說得下去？有意用功來掩蓋過錯，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國當權者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

　　漢族是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中國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國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谷子還說：“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就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為正大光明。“兵者，詭道也”（語出《孫子》，是說要勇於裝孫子）、“兵以詐立”等詭計思想，中國人是奉為圭臬的，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他鄙視詭計、不願偷襲。流傳下來的3000多部兵書，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產。精於“假作真來真亦假”的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煬帝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用了壹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裏，壹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着錦緞，就問：“妳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麼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可見，假大空古代就風行。

　　中國的口號向來漂亮，中國的事情向來骯髒。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殺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隨從人員；還把建成的五個兒子和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給殺死。他還把建成和元吉的家產、美女悉數奪為已有。李世民使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欲殺而未殺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詩的事件相形見絀。

　　李世民在殺人後，奔入唐高祖李淵的寢宮。當時因為天熱，李淵正袒露着肥胖的上身乘涼。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淵面前，壹面哭，壹面喊着已死去的母親竇氏，還歇斯底裏地抱着李淵的胖胖的乳頭吮吸着。李淵只好恕李世民殺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為太子。幾天之後，李淵宣布遜位，把皇帝讓給李世民當。

　　李世民殘忍令人髮指，可謂不孝不悌之至。他當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給死在他刀下的兩個兄弟追加封號，把他們重新安葬，出殯的時候，還登上城樓遠望，大哭壹場……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圖篡權，李世民把李承乾發配到黔州(今貴州彭水)而死，東宮人馬全部斬首。

　　朱元璋成為皇帝后，心裏卻感到納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獨自在剛剛修建的金殿上閒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貧困，不禁感慨萬端，又看四下無人，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因為窮，被迫參加紅巾軍，原只想搞點搶劫以維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寶座，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朱元璋話未說完，似乎聽到什麼響聲，他抬起頭來壹看，不禁大吃壹驚:

　　原來在凋梁畫棟間，有壹個人正在那裏刷着紅漆。因這殿剛剛修成，油漆還未完工。

　　朱元璋沒料到有人聽到了他的秘密，若傳揚出去，皇威何在？他暗罵了壹句：“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頭對梁間的油漆工叫道：“下來！”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個勁兒地刷着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聲，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惱怒不已，喝令：“來人！”轉眼間，從殿角階下奔來了數十名手執武器的御林軍，皇帝要他們拿下油漆工。幾名御林軍應聲爬上梁柱，把那個油漆工拖了下來。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為什麼不下來？”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滿臉殺氣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問妳的話，為什麼不回答？”幾名御林軍也壹齊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話！”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軍，又望望皇帝，口裏發出噥噥唔唔的聲音，雙手做着奇怪的手勢，樣子十分滑稽。

　　看到這情況，朱元璋禁不住轉怒為喜，仰天發出壹陣愉快的大笑，說：“原來是個聾啞人。”朱元璋揮手示意讓油漆工出宮去。油漆工走出戒備森嚴的皇宮後，突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我今天算撿回了壹條活命！”原來此人既不聾又不啞，只因為在偶然間聽了皇帝的心聲，明知要被砍頭，急切間，想出了這個裝聾做啞的辦法，騙過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慾，復盡天理”。宋慶元二（1196）年，監察御史沉繼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着她們；他讓守寡的大兒媳有了身孕。宋寧宗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不僅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反復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壹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提倡的壹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

　　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裏不壹如劉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仁義道德實際上很早就破產了。

　　在儒家文化的調教下，中國卻出了更多的亂臣賊子，更多的逆子惡親，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從前不太壹樣的是：從前的壞人是赤裸裸的，現在呢，所有的壞人都懂得要打着仁義的旗號反仁義。殺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賢王禪讓，欺騙成為足智多謀，族誅成為社稷安危，厚斂成為充實國庫，納妾成為天倫之樂，嫖娼成為儒雅風流。做什麼事，須找壹個合乎天理人情的說法，至於暗地如何操作，就沒人問了。

　　清朝的才子紀曉嵐在《閱徽草堂筆記》中記載了幾個關於假貨的事。壹件事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是當時的名牌），買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摶的，染以黑色，還帶了壹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給騙了。另壹件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壹支蠟燭，回到寓所裏怎麼也點不着，仔細壹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壹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壹天晚上見燈下又要和叫賣烤鴨的，買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鴨頭、鴨脖子、鴨腳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裏搪上泥，外面煳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的奴僕趙平，曾以2000錢買壹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趙平穿着皮靴出門，結果光着腳丫子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作的，揉除了皺紋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煳的，在用布繃好。此外，紀曉嵐還講述了兩個更難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環球旅行記》，書中記載了他真實的環球經歷，這位漂流者很鄙視中國，因為他從中國商人手裏購買的物品，大多是假貨。“蔬菜像爛草壹樣，豬羊的肚子裏灌滿了水，而且缺斤短兩。”中國人的貧困、不講生活質量更讓他吃驚：“中國人搶着吃外國船上扔下來的臭肉，腐爛的貓與狗的屍體。”

　　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特性》中說：“假份量、假尺碼、假錢鈔、假貨物，---這些在中國都是在所難免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欺詐有理的現象，是存在“狡猾崇拜”這種民族文化。以狡猾為能事的社會，被懲罰就是講實話、正直的本分人。在壹個老實人吃虧，狡猾人大撈好處的社會，誰還會去做誠實的人。壹旦社會選擇了狡猾為生存規則，那樣的社會將讓人無所適從。

　　韋伯(德國社會學家，1864～1920)說：中國文化裏沒有懼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國人缺乏心靈的約束力量。只要不被人發現，就等於那件壞事從來不曾發生，行惡者也不會在內心進行自我的道德譴責。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個人的內心體驗，而是壹種外部壓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國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幹壞事，而是不能在別人知道的情況下幹壞事。這是對來自社會的可能懲罰的計算與應對。中國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外界，所以，謊言才能夠產生、並經久不衰，因為謊言可以逃避責罰、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運上升。

　　儒家謹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專註於自己的外表，掩飾自己，認為別人也在掩飾自我，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妨礙了信用和企業活動。沒有信任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正常的商業活動，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近現代社會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僱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近代社會被稱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無條件地執行。對契約“馬馬虎虎”的中國人，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民主分權與基督信仰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人性善惡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趨向的好壞。

　　基督教的人性善惡觀

　　基督教的“人性論”認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處，包括心靈、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觀念，等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經不住誘惑而偷食了禁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這是人類第壹次違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罪孽。人類完全喪失了“原始的公義”，人性僅剩下作惡的自由，壹無良善。

　　《聖經》中“原罪”的描述，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性惡的大思路。顯然，基督教講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沒有等級壓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惡是對上帝的違反；所有的人相對上帝都是惡。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實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惡是人的自由意誌背離上帝[即驕傲]的結果，人類將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人性真相。基督教倫理是壹種罪惡──救贖的過程倫理，是容忍撒旦的倫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惡的時候，其實已承認並容忍了人性惡，承認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亞當的原罪使人“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 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慾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着壹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後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

　　路德說：人在肉體裏和靈魂裏全都有壹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壹點東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論的特點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離靶心，不完美，不聖潔，與上帝公義聖潔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貪婪和對自由的濫用；亞當夏娃濫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園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個人的德行與上帝對人的要求比，差得很遠，都是偏離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絕對化身，沒有“全心全意行善”這回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驕傲、自私、貪慾、嫉妒、仇恨、冷漠。人內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為上壹定要表現出來，這就是罪行。人並不是因為犯了罪行才成為罪人，乃是因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穌說：“妳為什麼稱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沒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聖人使徒保羅雖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5:18)！

　　2．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聖經裏的罪是指人違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義之事。人不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企圖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為神。罪性是人自立為王、自命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將別人置於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種狀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對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它要剷除專制主義的心靈之根——驕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將無限的價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驕傲的罪性中。驕傲的罪有5類：

　　1）權力的驕傲，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現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及征服和轄制別人的欲望。有權勢的人惟我獨尊，以為憑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壹切自然變遷、世事變幻。他擔心壹旦失去權力將變得壹無所有，於是他鞏固權力的最好手段是獲取更多的權力，這種信念又驅使他不斷侵略別人，擴張自己。這是壹種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勢群體在獲得統治地位後，其暴虐、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所反抗的原統治階級。明白了這壹點，就會對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有足夠警惕，因為政權改變，並不能改變人性本來的罪惡。

　　2）知識的驕傲，即理性的驕傲，它集中表現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識當成絕對真理。知識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識，卻妄以為是終級的知識。幾乎任何壹種社會力量都有把帶有本階級意識形態特徵的知識視為最正確的知識，甚至連最逼近客觀的科學有時也不免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汙染。知識的驕傲來自於人類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來自於人慾掩飾知識的有限和知識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執己見不是來自認識能力的局限，而是來自人懼怕自己被證明為錯的不安。這種罪性，幾乎所有人都具有。從位高權重的官員到虔誠的科學研究者，都會因為維護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確的意見。

　　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是壹種迷信，這類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在政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識分子間就易進入到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學術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人為很小的問題都爭得頭破血流。真可謂：知識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愛心造就人。

　　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受“勞心者治人”的影響，往往具有“唯我獨正”的專制性格，他們等級思想嚴重，缺乏理性平等觀念，總是期待着領袖人物認識民主的好處，這些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普通民眾更加崇拜領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觀的專制泥坑。

　　3）德性的驕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為終極的義，以他有限的道德標準為絕對的標準。道德上的驕傲顯現於壹切自義（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斷中，判斷別人不義是因為別人不符合他的武斷的標準。人既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所以總發現自己是善的，別人是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是這種“自義”的人。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完全是把自己神聖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惡鳥比喻那些他所謂的“小人”。這種道德優越感，很易變成“罪在別人，美德全備於我”的思維定勢。我們的社會缺乏包容性，跟這種思維有關。道德上的驕傲有時可以充當知識貧乏階層驕傲的理由。

　　4）靈性的驕傲直接由道德的驕傲產生，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無上的善。基督教從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為神視為嚴重的僭越之罪；“欲與天空試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這是人的罪性的最後表達。

　　5）團體的驕傲是個人驕傲的集中表現，且比個人的驕傲更加嚴重，它追求自私目標的行動更加不受限制，較個人更為專橫，虛偽、自私和殘酷。國家崇拜是團體的驕傲的最高峰。

　　專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異己、狹隘自負的野蠻心靈上。沒有壹個超離現實世界的信仰，壹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壹個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結的人把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作為人生的目的，實質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這是壹種專制主義的人生觀，他們在心裏蔑視大多數人的庸俗平常，以為自己才是人類的典範，自己的人生才有意義。他們大權在握時都成了殘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說，信神是迷信。其實，不信神會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會崇拜人間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會因權力的腐敗和他自己的驕傲而成為暴君。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就會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寄希望於制度而不寄希望於個人，這才是壹個理性的知識分子。

　　壹個人，要想擁有壹個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個人類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專制的核心是無法無天、不敬畏上帝。要對專制釜底抽薪，就必須宣傳關於上帝的知識。不能正確地認識上帝，就無法產生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對上帝沒有敬畏之心，作為個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為整個人類社會，不僅消滅不了專制的根基，還更製造更大的動亂和仇恨，就無法建立起壹個祥和安寧、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國副總統奎爾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有人類靈性上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3．寬恕與懺悔

　　《聖經》裏有個故事：有婦人犯通姦罪，依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案子交給耶穌。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壹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婦人，耶穌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摻雜着壹個中國人，這婦人就糟了，准有壹塊石頭擊中她的命門，叫她壹命嗚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為自己升了級，所以“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中國人不承認人人有罪，只承認“個別人是沒罪的”。為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誣陷他人。仇恨、爭鬥就難以避免。愈窩裏斗，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壹人會讓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為樂。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無自我反省之心。

　　壹塊石頭，在《聖經》裏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壹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誠如馬丁.路德所說：“罪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罪人，這就是罪的最終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惡的可能性，因而我寬容別人的罪惡和別人的缺點。寬容不是不批判這些惡，恰恰相反，要堅決的批判；但在批判惡的同時，必需意識到自己的心中之賊：被我批評的罪惡可能內在於我的靈魂中。因此，批評罪惡不構成批評者的絕對專制。懺悔意識不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們譴責了該譴責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們自己更高尚。我們應該在譴責中有悲憫，在批判時同懺悔。正因為罪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面對壹個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儲查爾斯與卡米拉在婚禮上認罪懺悔文如下：“萬能的上帝，主耶穌基督之父，萬物創造者，全人類的審判者，我們坦承與悲泣我們的多種的罪與惡，這些我們不時透過思想、語言與行為對您的神的威嚴嚴重犯下的罪與惡，足以令您對我們做出譴責與憤怒。我們非常懊悔，也誠心對我們的錯誤感到抱歉；記住錯誤令我們痛苦，錯誤的重擔令人無法忍受。請寬恕我們，請寬恕我們，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份上，寬恕我們過去所有的錯誤，允許我們能在未來新生命中服務與取悅您，透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去顯揚您的名的光輝。阿門”。

　　既然每個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懺悔與悔改。懺悔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對於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遠自省。懺悔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懺悔出自內心，任何外力的強制都無效。悔改應從自己開始。

　　基督徒宣傳人人當悔改的價值觀，最終獲益的是全國人民。每個人的道德墮落，根本問題在於他自己；與財富的多寡、與是否學習幾個代表沒有直接的關係。將自己的罪推到別人和他國身上、推到物質上是懦弱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減少了，社會的損失減少了，大家豈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殺死6百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不知道做過多少公開道歉，每年付給受過迫害的猶太人經濟賠償。在美國，1949-1954年有個“麥卡錫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的教科書中仍然把這個“紅色恐懼時代稱為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壹頁，教育後代不要重蹈復轍。日本人不認罪，引起中國及東南亞人民的憤怒。壹個不忘記檢討自己過失的民族是壹個勇敢的民族，充滿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惡都是後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無知。他們認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過遷善；只要指出錯在哪裏，人便能夠克服自己的弱點，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趨善避惡的最佳良方。這樣壹來，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聖經裏卻說：“沒有義人，壹個也沒有”，事實的確如此。

　　其實，犯錯的人並非出於無知。不是“知”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小孩子與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負法律責任。絕大部分罪惡，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惡”的，所以才會“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處罰人類，但上帝仍然愛人類。由於罪是要贖的，人本身沒贖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獨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贖罪，使人與上帝重新修和。這就是耶穌基督拯救的意義。這種拯救是上帝白施於人的恩典，被稱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着人從罪惡的狀態中警醒過來，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聖經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人的生命問題，就是透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着神的新生命(神的靈與人的靈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變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勝過罪惡了。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後，自然就促進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國民都是由這種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組成，這個國家必然富強。

　　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指仁愛、公義、聖潔、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軀中有靈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與動物截然不同。人有與上帝感通的本錢，也有與他人相通的基礎。

　　人是神的最高創造物，也是神的最愛。神以非常的手段來表達他的愛，他差遣三位壹體中的第二位——他的獨生子耶穌降生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價，叫“壹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耶穌的人要向耶穌認罪悔改，請求他的赦免，並接受他為救主，讓聖靈(三位壹體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靈裏，並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語、行為。這樣，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發生了連結關係，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這稱為“重生”、“得救”，並成為神的兒子。

　　生命更新之後，內心寧靜安憩，滿足喜樂，心中時時刻刻有神監督着，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慾”，需要只是時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慾，就比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還會多行善事以取悅上帝，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大大提高了。人與上帝團契後，交往愈親密，生命愈成長，生活愈聖潔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導引到人性裏面來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趨善制惡。這就是基督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沒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修持，基督教則有神的救恩與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僅能夠不犯罪(消極的道德)；而且會活出神的愛(積極的道德)來。

　　基督教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利慾的泛濫。由於原罪，單靠自己是戰勝不了人性中的惡的，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與上帝重新立約，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寶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戰勝人性中的惡，才能逐漸洗刷身上的罪惡，獲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象神那樣完美無缺。只有聽從神的召喚，反思罪孽，愛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淵藪。誘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罪也壹樣。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每天禱告、每周禮拜的道理。

　　信徒們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戰勝邪惡的私慾和外界的引誘。承認自己是罪人，藉着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

　　5．民主分權制惡

　　人人皆有罪，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個完美的社會。基於每個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濫成災”；必須用制度來制約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立法權，他的私慾就會上升為法律；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司法權，他會判決世界都歸他所有；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行政權，他就會把全世界踩在腳下。若有人聲稱他們是先進材料作成，能創造出壹個完美的社會。千萬別相信他。對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嚴加防範，不能信任；必須像防強盜壹樣的防範他們，把他們關在籠子裏。政府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做到三權分立，保護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而權力是惡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防惡的目的，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共權力的濫用，私法之設在於抵禦公共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的侵犯。對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學的制度約束權力貫穿了法治的始終。

　　西方政治學裏有個着名的“無賴假定”。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確定了這樣壹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壹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美國憲法之父、清教徒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訴美國公民：“（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癟三，他的每壹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夠區別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約束人性的惡，還是放縱人性的惡？可以選擇、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選擇、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當地的土着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只有靠移民。於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壹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

　　起初，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壹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麼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學家已從基因復制的過程證明了這壹點)。從利己出發，人可以做出善事——歷史進步正是利己心推動的；也可以做出惡事——罪惡都來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是為了暴利。他們儘量多裝人，給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壓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於人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

　　假如由政府進行干預，政府以法律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官員到船上監督實施這些規定。但政府的干預不是萬能的。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干。 面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船主，官員面臨兩種選擇。壹是與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潤；壹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裏，詭稱他們暴病而亡，對船主不是什麼難事。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只能是與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當時既沒乞求船主們發善心，也沒派什麼官員，而是找到壹種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當按上船時人數付費時，船主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壹筆，至於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與船主無關。當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無關緊要，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船主就要多給每個人壹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航行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了。這種按到澳洲人數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壹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壹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及其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儒教文化與精英主義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第壹章 等級森嚴的君主制

　　1．君主專制

　　民主壹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書.多方》(約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裏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云：“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壹人的統治。

　　《禮記.坊記》記載,“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壹種反映，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也不可有二主，同時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擴大，用“家無二主”來作為君主專制的壹個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開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太陽成了君主的象徵。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壹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

　　《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三綱五常”。壹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壹統：包括思想壹統、政治壹統、生活方式壹統，什麼都要統管。孟子主張“定於壹”。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壹統代替舊的壹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論國家大政，而且還直接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壹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壹年云：“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左傳》魯定公八年云：“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

　　可見，孔子的“庶人不議”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他篡改了的“周禮”。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着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壹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閒之輩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類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沒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隸。歐裏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壹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減，到了人民那裏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於“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壹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着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壹不被等級格式化。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壹、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妳別去聽；三、不該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該說的妳別說。這四不，妳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人性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中國從來都是壹個不自由的國度，在西方國家的人民開始追求民主的時候，中國從來沒喊過“要自由”的口號。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政治冷漠與幼稚症患者。儒家把中國人的自由功能徹底扼殺了。難怪有人會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2．特權結構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韓，下歷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的“禮制”。“禮”是壹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毫無平等可言。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壹動就亂了綱常。

　　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作用如此大的禮，究竟包含些什麼內容呢？歷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着作可謂浩若煙海。概括起來，主要也就是下面這三條：1.等級制(與特權結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說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歷代帝王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凌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

　　“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這就是儒家的“禮”的極端虛偽之處。為什麼說儒家的“禮”對人性的壓制是只針對被統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麼“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壹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係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這是壹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係，裏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壹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係，又無婚姻關係，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係，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係將之強姦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壹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壹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壹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

　　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同是儀表，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諸侯之下士祿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國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國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禮記》）。

　　凡養老，……50異杖，60宿肉，70貳膳，80常珍，90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50杖於家，60杖於鄉，70杖於國，80杖於朝，90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他嗎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麼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麼地欣賞等級制！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裏，天子主宰着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禮規定：天子用八悄，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天子的尊嚴。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壹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就算壹個等級制的社會崩潰了，還會有新的等級制的社會出現；壹個小圈子的等級制還會再構建成壹個大圈子的等級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不斷的升級，進而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尖。

　　等級制的社會充斥着特權，沒有權利平等。等級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壹個臺階，義務就減少壹些、權利就增大壹些；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從上到下壹級壓壹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繫這樣壹個等級制的社會，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着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於馬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壹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徵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資治通鑑》開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壹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誌。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等級制的社會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壹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恆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慾”。“人之壹生，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

　　第二章 儒家和諸子的媚上愚下術

　　1．孔孟是鄙視民意的獨裁大師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將原始的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都是對忠君、對專政的壹種民眾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不確定位置。儒家認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體國民意誌的體現，那麼，“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從之”。

　　在專制社會，由於沒有自由的選舉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天意”。統治者可循環論證：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

　　黃帝先打敗了蚩尤，然後又打敗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後52戰。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係？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搞諮詢推舉式的安排接班人，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當時連元老院都沒有，只是堯個別徵求意見，根本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麼回事了！”

　　與競選、公民投票相差太遠。堯、舜、禹帝位禪讓之傳說，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將國家主權私相授受，將國家當作私產。因此，不可能真正的“為公”。

　　儒家講“天下為公”的內涵就是“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謀朝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平等，也就保證了少數人說話的權利。人人人平等必然眾說紛紜，為了得到社會行動上的秩序，人們確立“多數決”的原則。“多數決”強調的是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學理論。這個常識就是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汝生精英們的文化的烏托邦。這種民主的方法反過來強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人人平等的“多數決”否定了聖人崇拜。

　　若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搞“聖王決”和“領袖決”，這就是獨裁或“聖王”政治。獨裁要求絕大多數人服從壹人，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獨裁只會越來越背離“人人平等”，走向等級森嚴的禮制，孔子就是這麼幹的。中國民主難產是由於聖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為聖人崇拜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是反對服從多數原則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總是在為統治者想辦法，人民始終處於壹種消極的地位。在孔子那裏，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相反，“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歸心”，而決非使民主政。這是與孔子的“愚民論”分不開的。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這種既愚又詐之民雖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認為，大德應統治小德，大賢應統治小賢；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讓人民知道怎麼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麼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 ，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總是給人群劃分等級：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給人群劃等級的標準不過是他自己的標準而已，合乎他的標準就是“善者”，否則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下愚，他只會把民意當放屁。

　　東海壹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壹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王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麼？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麼，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汙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麼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壹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麼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壹來，壹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2．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可見，儒學就是謀取儒家自己權力的學說。

　　壹些人宣傳孔孟學說中蘊含了“民主”成分，根據僅僅是壹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當代的“為人民服務”。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妳又不是人民，憑什麼為妳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卻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草有何權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無所有，別看是兩條腿壹個腦袋，誰看誰都感覺不出對方是人樣，饞癮壹來，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民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顯然，孟子在鼓吹聖人崇拜，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麼會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侶，都是貶義詞。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小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野人”絕對是貶義詞！老百姓被他稱為野人，哪裏有什麼“貴”可言？“民為貴”是指壹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裏，“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壹樣餵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

　　3．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妳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復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實，這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裏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壹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乾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鈎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載舟復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復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復政權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壹種觀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復舟”的利害關繫上，進獻給統治者的壹種權術罷了。

　　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利誘壹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壹種巨大的倒退。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妳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妳弒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麼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弒”呢？弒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贊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君主的依附本質。

　　公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殺害，史官記錄“崔抒弒其君”；崔抒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壹個弟弟亦記之，崔抒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弒”]，比坎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麼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麼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壹邊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及後來的科舉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現，這樣講是錯的。選賢任能有否定世襲制的意義，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聖人治世的觀念。中國的皇帝有壹個很特別的稱呼，即“聖人”，意味着皇帝是真理的化身。這種聖人治世的觀念，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壹斑。人們總是強調偉人的作用，總希望有個英雄來領導我們，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來思考。文革時，全民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領袖壹個人思考，也是這種聖人治世觀作用的結果。

　　儒家既不關註人，也不關註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註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註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壹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壹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壹個家庭變成壹個類似於君臣關係的專制社會。

中國文化的消極意義

作者 中國網友

　　魯迅小說塑造的阿Q精神也稱為自慰精神，是人類面對巨大災難和挫折時候的壹種逃避心理、自我安慰心理、自我調適心理；它是人性之壹。但追究起來這種自慰精神的來龍去脈，我們可以輕鬆地找到它的生物學基礎，認識到這種自慰精神來源於手淫的生理行為。生物學的研究發現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有手淫行為。適量的手淫對人類的精神和壓力放鬆都頗有好處；但過量的手淫，造就的就是壹種自慰思維的模式，我把它叫做手淫思維模式。

　　壹： 什麼是手淫思維模式？

　　從生物學的角度，人類戀愛婚姻的步驟和行為不外乎如下步驟：

　　性展示

　　荷爾蒙的積累產生性的發動；因而具有在異性面前展示自己以獲取異性青睞的動力；並為展示而整理打扮自己；動物們都喜歡梳理毛髮就是這個道理。人類在找到具有性吸引力的異性目標前會有壹種被稱為“結夥兒展示”（group display）的行為，這就是賽歌會、趕圩、趕集、市場等活動的由來，也是青春期少男少女喜愛結交同性朋友的由來。某些動物也有這樣的行為，比如松雞聚集起來展示的地方叫展示地display ground。不過人類把它叫做趕集也是因為人類擴充了展示地的意義；其實就是源自動物時期的結夥兒展示。人類青春期結夥展示的時候，形成壹種同性之間的友誼或者超過友誼的情感，這是儒家講的“義”的生物學本能。能與同性協作起來的男孩子顯示了他們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本能，也排列了個人性格在社會中的刀食順序（pecking order），也更展示了對異性的性吸引力。由這種本能，發展演化出來了同學情、戰友情等人類的基本情感。壹旦結婚，這種情感就淡漠下來，真正進入壹對壹的偶連情感模式。

　　性展示中有壹項重要的行為是在未找到理想對偶時候的“性排練”。男女都想通過“性排練”或“性遊戲”來測試自己的性吸引力和增加自己的性吸引力。人類要估算自己的性吸引的“顏值”是因為人在本能上是壹夫壹妻的動物。人類尋找交配對象也會遵照動物學上叫做 “選型交配”的規律，比如家蠅選擇交配的對象是找到頭上剛毛數量相等或相近的個體。但由於動物中普遍存在的偏好處女行為，懷有“貞潔”觀念的人類雌性未必真會付諸真正的性行為；因為處女受到更多的青睞是大多數動物性選擇的事實；雄性的處女情結是保證傳播自己基因的手段。有過性經驗的雌性被破處的雄性改變了行為與飲食偏好常被認為是負面效應；但本人在花粉效應理論中認為應該是正面效應。比如能夠建立大型社會的蜜蜂與只能建立小型社會的馬蜂之間的 差別就是馬蜂行壹雄壹雌制度；而蜜蜂行壹雌多雄制度。

　　性吸引： 選定交配對象，被某壹異性吸引；偏好的雙方會發出信號；比如深情的對視，害羞的視線躲避，再次對視後信號的接收和解讀。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億萬年的演化已經讓我們具備了識別真偽的本能。道金斯把漢密爾頓總結的這種《社會行為的遺傳演化》稱為綠鬍鬚效應。曾經有壹位中國農大的講師攻擊我錯誤地理解了道金斯的綠鬍鬚效應，為此我又重新把漢密爾頓的1963年的這篇論文和道金斯的描述讀了好幾遍，這裏再次敘述我對這個現象的理解。

　　性宣誓 ：信號解讀完畢，雙方進入私自幽會的階段；開始海誓山盟。雙方對宣誓的測試遊戲開始，直到確認下來真心相愛而開始下壹階段的探索。人類演化出做愛在私密的地方而進食卻在大庭廣眾中；這點與大多數動物正好相反，大多數動物吃飯是在隱蔽的地方以防止爭搶而做愛卻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站立的身體探索：從上壹階段開始的手指的觸碰到牽手、撫摸、接吻。壹個好的接吻會增加雙方的情感、加深雙方的感情紐帶，壹個壞的接吻會決定壹方退出關係。交換唾液的接吻，實際是雙方交換免疫力，測試雙方身體基因結合的契合度與互補的實驗過程。

　　坐着的身體探索：這是性器官探索的開始，對異性身體的好奇引起，是性交前奏的準備躺着的身體探索：性愛前雙方中的壹方以躺着的姿勢放鬆表示已經做好接受性愛的心理暗示了。

　　性愛前的前戲和調情：這個屬於房中術研究的範圍了，不再屬於。。。。。。

　　做愛期間伴侶的感受：按照生物學的基本觀點，雄性每次貢獻壹次生殖細胞都會無意識地希望能產生自己的後代而不是其它競爭者、其它雄性的後代。而人類女性的直立行走帶來養育後代的艱苦卓絕，使女性更會謹慎選擇懷孕的對象並且只希望採集雄性的花粉（雄性生殖液）而並不希望立即懷上交配對象的孩子。所以女性達到高潮的現象有些難度。而女性高潮與懷上孩子是正相關的關係。且男性無意識中通常都會極其關心女性是否達到高潮。嘴邊的話常常是：“妳爽了嗎？”、“妳感覺怎麼樣？”。本人特別想統計問卷調查男女做愛的時候，男方會問到女方這個話題的比例是多少？女性感受的傾向（文化的作用）。嫖客也應該不會在乎妓女的感受；但人類的潛意識會不會也讓嫖客顧忌妓女是否爽歪歪的開心感受？以求證明自己的雄性能力？這些都是生物人類學待解的課題。

　　而手淫，可以省去前列八個步驟而壹步到位，還可以讓腦子不受他人干擾地想入非非。就像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可以不經由跋山涉水的艱難論證而壹步跳進結論壹樣，手淫可以迅速達到高潮並鍛煉大腦的想象能力！

　　諺語說：跑步強體，手淫強腦。手淫可以鍛煉壹個人的思考能力，豐富個人的想象力。

　　手淫思維模式在我們的日常文化裏都有諸多表現。在3X的成人片中妳也能看到東方跟西方的差別。比如歐美的色情片上來就是炒飯來發泄觀者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滿足的追求女孩子的艱難感與挫折感。而東方的色情片充滿了細膩的情感曲折和最後把女人弄到手的勝利感。這是因為現實中沒有體會過追求女孩子的艱辛和被拒絕的勇敢壯烈過程。

　　這就是民間的諺語：缺什麼，咬喝什麼！

　　人類學的研究指出，因為手淫帶來的天馬行空，自由自在的幻象太過迷人，所以男人在婚後，偶爾還會手淫。生物學上的解釋，不僅僅是要享受那份比做愛還要興奮的快感，而且婚後手淫還具有排出老化、活動力弱的精子的生物學的意義，以便真槍實彈的過程更容易使女性受孕。

　　手淫頻繁帶來的思想和行為的慣性和思維模式大致可以總結成：

　　有探索精神但缺乏或只有較少的探索行為

　　虎頭蛇尾的行為作風，從荷爾蒙高昂時抬得高高的頭顱，到手淫瀉火完後出現疲乏和垂頭喪氣的情緒，且可能伴生對世界失去的興趣對現實的認知和實際有巨大差距

　　手淫頻繁是對大腦想象力的訓練，容易極快地認清現實的本質由於自我性興奮的想象太過美好，造成自負心理壹遇挫折也容易立即放棄

　　手淫習慣了，在應對和處理外界事物及生活的博弈中，就會不自覺地把這種行為和思維模式代入我們的日常中來產生冒進和快速結論的現象。通常我們並沒有意識感知這種模式。當整個社會都有這種行為習慣的時候，這麼思這麼想也就成為了社會的正常模式。這個阿Q精神是中國的文化和民族行為嗎？世界其它各地的人們沒有這種思維模式嗎？回答當然是有，是占主流還是支流，是大多數人都這樣，還是少數人群這樣。這個問題極其復雜我不想過多口舌；讀者可以各抒己見，見仁見智。我下邊列舉壹些證據來說明這種模式代入的事實。

　　二：商周之變中被抹殺的東西是什麼？它是不是手淫思維？

　　商周之變是中國社會走入農耕社會的巨變；也是人類社會建構分化出商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分叉點。以現在中國社會和學界依然的農耕價值觀念，學術上依然無人能夠理解商周之變的巨大意義；大多數學者會把眼光集中在周秦之變來檢討審視我們今天的社會轉型。

　　以大歷史的觀念，人類史分作從猿到人的歷史和農業開始之後，人類走出小型社會開始建構大型社會這樣兩個演化基本段落。從猿到人的演化歷史，是人類積累創造發明文化、演變文化、積累文化的歷史；從小型社會走向大型社會的演變是文明史和粘合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演化歷史。

　　早在漢代就有人提出“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後漢書·杜周傳》）；但是這裏的“質”究竟為何物？今天還處於農耕意識形態向工業社會轉型的中國人裏，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和看得明白。如果沒有壹個大歷史的觀念，無論如何妳 走不出廬山，看得清廬山的真面目。而何為大歷史？從今天紀念黃仁宇先生誕辰壹百周年的幾篇學者的文章裏，我仍然能夠看到中國學術界與外部大世界的脫軌。

　　周人在牧野之戰後迅速擊敗商紂王奪取了殷商的天下。以“小邦周”如此迅速地擊敗了“大邑商”，不僅僅震驚了周人，也帶給他們深深的惶恐和思考。是什麼使殷商的軍隊反戈壹擊，讓周人可以迅速奪取商紂王的天下呢？

　　是“德”，周武王和周公這麼總結。

　　從迄今為止發現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我們可以知道殷商的人沒有我們今天的“天”、“神”、“德”的觀念。“德”和“神”以及今天我們用“天”這個字來代表至高無上的“神”或“老天爺”的觀念都是我們從西周早期或中期繼承下來的。殷商人與崇信和發生希臘神話的邁錫尼人壹樣都處於青銅器時代

　　都相信和崇拜某些超自然力量、都祈求今天我們稱為“神”或“帝”的保護都相信這個“帝”或“神”與他們的祖先有某些瓜葛、比如性方面的瓜葛（希臘的英雄是指神與人交配產生的後代），或者吃了這個超自然力量的“神”的卵而懷了孕、生下了他們的祖先 （東亞是卵生文化昌盛的地區認為吃了圖騰神鳥的卵就會懷孕生下人生不凡的孩子），這個我把它叫做“血緣定命”的哲學觀。

　　都相信“人的命運”的背後有壹只手操控現世的人的生活，都祈求祖先要求改變或指導壹下自己現今的生活：蓋神廟或祖廟，中國古代叫名堂；用敬拜、祈禱或蔔辭占卦的方法與祖先或“帝”溝通。（以我個人對帝這個字的理解，帝就是這個不凡的祖先。商代的祖先中有凡人，也有帝；到商末把自己的生父叫帝，是尊稱）因為現世的生活和行為都是被“命”操控的，所以也就無所謂“德”來指導現世的行為。

　　史書記載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在羑裏城的時候，依照民間百姓算卦的方法用蓍草演繹了伏羲的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寫成了《易》壹書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觀念。“天命靡常”首先在思想上動搖了殷商的“帝之後代，命定不變”的觀念。即使在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的情況下，商紂王仍不以為然地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商書·西伯戡黎》）。商紂王相信自己是“食玄鳥之卵的後代”，是做王的命和帝的血脈，我生下來該怎麼樣，不在命，怎麼可能在天？商紂王不信天命，而相信“血緣定命”，可見壹斑！

　　周人發明了“旻天至上、以德服人、德政治民、禮樂天下”的統治思想。這就在信仰上否定了商代的純粹“命定”的觀念而把“天”加在了“命”前，讓人們開始相信“天命”。妳有沒有命，決定在天。而天給不給妳這樣的命，取決於妳有沒有“德”或祖上是否 “積德”。在這種帶有人文色彩統 治思想下發育的中國文化，仍然跑不出：“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意識形態的虛構特點、從刀食順序至階層文化的演變，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這幾個現代科學的發現。我們從新列出以上四點，再仔細思考其內容，這對我們論及和思考這些話題，特有幫助：

　　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壹個從小型社會到大型社會建構的實驗史、糾錯史；而人類文明歷史之前的從猿到人的歷史，卻是壹個建構文化的歷史。因為人不僅僅像其它動物壹樣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物種，更重要的是人脫離了動物文化的簡約、單壹、雛形的特徵而發育出了復雜龐大的文化特徵。

　　意識形態的虛擬特點：國家、民族、公司、金錢這些都不過是想象出來的概念。因為妳信我信他也信因而成為了虛構出來的現實。意識形態其實也是若此，都是虛構出來而成為真實的東西。壹旦人們不再相信比如貨幣的價值，那麼這個體系馬上就面臨崩潰的命運。人類需要意識形態，是因為她能夠粘合人類的個體行為而成為統壹的大型社會行為。人類的文明就是壹個意識形態演化的歷史。殷商的“命定”被周公引入成為“天命”在“德”就是壹個意識形態的演化和改變。這是壹個社會轉型的開始。

　　從動物的刀食順序至人類階梯文化的演變：pecking order是人與動物共享的行為本能；而把刀食順序發展為具有社會階梯和階級意識的所謂意識形態乃是人類獨有的文化特性。周人已經有了 “陰陽觀念”，壹方面鼓勵和頌“德”、壹方面加強以“刀食順序”為基礎的“禮制”。頌德帶有“人人平等”的人文觀念，鼓勵只要妳有德，就可以成王；另壹方面卻加強“刀食順序”而規定出禮制。什麼階級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坐幾匹馬拉的車，後代更發展到門上能釘幾顆釘子都有嚴格規定。

　　動物儀式到人類儀式文化的演進：從動物交配前的“求偶儀式”、“交配禮物”到社會關係中的“訂親財禮”、刀食順序的儀式行為，只有人類把這種儀式復雜化且賦予某種意義，使人類的儀式具有復雜的社會意義。

　　道德和良心是人類的小型社會建構需要的方法或者手段、是所有社會性動物都具備的壹種本能。它在從猿到人的發展演化中出現並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德和良心隨着動物社會屬性演化的強烈程度而趨於強烈；這也就成為比如狼群對其群內成員相互利他的壹種社會粘合劑。但是人類有了農業，社會規模趨向日益擴大，個體或某些小團體的行為或信息阻塞或缺乏流動、造成僅僅依賴道德本能就不能滿足社會變為大型的需要。張三夥同李四幹了缺德的事並獲得了某些利益，在大型社會極易隱瞞起來；其它社會群體不容易知道；這就需要神或者意識形態來約束其行為。社會建構由小及大的規律，人們相信神等編排的故事並因為這個故事的內容而協作起來，就成為意識形態演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青銅時代的意識形態，在希臘神話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相信神話也相信神話所折射出來的意識形態。被安排的命運時刻左右着妳現世的遭遇就是其中壹種信仰和意識形態。無論是殷商時代還是希臘的邁錫尼時代，人們都不甚了解這被安排的命運是誰在負責！ 即使是神也無法阻擋自己的命運和最後的歸宿。到了孔子與柏拉圖的軸心時代，希臘人依賴工匠精神，在神話裏體味到了命運被安排的“邏輯”；因而希臘人開創並出現了邏輯觀念並發明了邏輯學。而商周之變，中國人被后稷周發明的壹套文化觀念，斬斷了商代的殷商人可能出現的“邏輯決定的命運”觀念。直接冠以殷商人所沒有的“天”的概念，出現“天命靡常”、和“易”即“變”的觀念。《周易》的“變”或演化觀念彌足珍貴，但周易不解釋為何有“易”的邏輯，就像不解釋為何“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壹樣。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是被理解為理所當然的，《易經》的卦象變化也就是理所當然。

　　殷商人的“天”就是我們看到的物理的天，它只表示大的意思，如“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而周人的“天”卻帶有至高無上的殷商人所沒有的“至上神”、“老天爺”的觀念。這種“天”的觀念延續至今天的中國文化依然存在；偶爾也會有人說“人的命，天註定”。這裏的“天”已經跟殷商人的“天”是不同的觀念了。而殷商人同希臘神話時代壹樣的“天”的觀念，只在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些許的用途。如“今天下雨了！”這樣的簡單表述。殷商人的宿命觀念像邁錫尼人壹樣朦朧模煳，也都是到了軸心時代才有“天”的至上神觀念來註定宿命的觀念。

　　我們遵從郭沫若先生的建議，凡是商代的文獻有把至上神叫做天的，都是不可信的材料。他特別點出《詩經·商頌》和《尚書·商書》。這樣我們就知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西周的宋國人學着周人的觀念而續寫的文獻。這個現象我們要特別註意，千萬不能把周人的觀念或文獻也說成是商代的觀念或者習俗。因為殷商與周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比較殷商和和周人的不同，就如同今天比較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不同。雖有滲透，雖有雷同，但互相差異極大，是本質的差別。這就是漢代人講“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的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三觀的改變。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等的改變；也是社會轉型的觀念改變，猶如今天我們自“同治中興”以來，社會轉型所看到的不斷的改變。郭沫若先生認為商代末期也出現了周人的“天”的至上神概念，本人並不認同。因為後期這個“天”的概念，都是在周代的器物上出現的。從上邊商紂王的那句話的斷句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商王第壹次聽到自己的命運不是自己命該如何而是由天來決定的驚詫。

　　王國維先生在中國開啟工業化道路的檔口，也意識到了這種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的改變。

　　蓍草占蔔，殷商時代也有；不能取得那麼多骨甲的平民使用蓍草；王室才有能力使用骨甲。史載周文王在羑裏城被囚期間，用蓍草來占蔔算卦，最後演繹八卦，是跟平民學來用蓍草，還是他在周地本就用過蓍草，不得而知。但是周人在克商以前，也會用甲骨占蔔，是有記載的。《詩經·大雅·緜》裏說：“周原膴膴（音同呼，肥沃的原野）、菫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這是周人藉助龜甲在占蔔問詢，是否可以在周原建設自己的王都。

　　殷商人相信被安排好的命運，世間的壹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也沒有什麼“好人”和“壞人”的觀念。行壞事的人也是被神秘力量安排來做壞事，所以這跟此人的人品沒有關係，因而也就不會有周人所強調的“道德”的德的觀念。因而被周人罵做“無德”。周人為解釋自己“克商”的合理性，首先要否定“玄鳥生商”的圖騰神的後代享受“王”命的命定觀。同希臘英雄的後代享受財富、享受世俗的奢華是祖先與神交配的後代應該享受壹樣（君權神授，血緣定命）。要打破這種 “食玄鳥之卵”的後代具有某些神的血統，本就應該坐享王位的觀念，周人就必須宣傳“天命靡常”。但是“天”不可靠，“天不可信”（《君奭（音同逝，惱怒的意思）》）說服不了已經落敗的殷商人，於是又反復強調並提倡了“德”的觀念。認為商人能得夏人的天下，也是因為商湯有“德”；今天周人能得商人的天下，也是因為紂王“無德”。為了表現紂王無德，後世越來越杜撰並添油加醋商紂王無德的故事。為了表示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而拼命褒揚了二王的“德”事。

　　後代的文人不了解武王克商後發明的“德”的觀念，在司馬遷和《資治通鑑》中，夸贊某某人多以什麼什麼德而服眾，有以火德立，有以木德立，有以土德立；實際都是後人的想象，也就是沒有論證的意淫，是手淫模式直接跳到結論的思維方式。

　　自周以來的中國文化和今天的學者們沒有識破開創中國文化的周人的伎倆，壹是因為史料不足；再壹個是還沒有具備今天“大歷史”的觀念和方法，沒能了解青銅時代人的精神風貌和時代特徵。為什麼史料不足呢？我們知道孔子距離武王克商的時代也不過六百年，《尚書·周書·多士》還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那為什麼到了孔子的年代，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悄》）。我們可以做壹個大膽的假設，那就是殷冊殷典也被周公毀掉了。即使殷商的後人宋國也沒有了這些本就保存在王都的文獻。當然也可能是自然毀滅的，周人沒有好好另外抄錄保存肯定是必然的；因為要毀滅前朝的文化。

　　歷史似乎沒有沒有絲毫周公毀冊的記載。我們當今所有的文獻都始自周代。

　　殷商人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與周人大不相同。殷周之變，實在不能說成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或“殊異”的關係；而是邏輯斯蒂方程壹分為二的分叉的關係。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分道揚鑣的關係。

　　殷商人繼承中國拜祖先的文化也許有上萬年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僅僅存在於中國，也存在於東南亞、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嶼的諸多原生態文化部落。這個現象可以有兩種解釋：壹是演化趨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遙遠的兩個地方地理與氣候條件相似，那麼他們在這兩個地區演化出來的植物或者動物就會非常相似並且不具有任何血緣關係。另壹個就是真的具備血緣關係，如4~5萬年前東南亞的古代智人開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經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線進入中國和向四處擴張到了太平洋島嶼的土着人。中原的氣候與地質條件與澳大利亞和太平洋散布的島嶼極端不同，那麼擁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極有可能源於同壹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證據支持我們與太平洋土着同源的假設；那麼我們進壹步假設孝文化與拜祖先的風俗繼承自四萬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拜祖先的文化，我們壹直繼承到今天。

　　殷商人拜祖先，並且有祖先簡狄食玄鳥之卵而生契的傳說。在我看來，這就如同希臘人拜自己的神廟，認為自己是神與人結合的英雄的後代壹樣，享受人間奢華與富貴的“定命”也就理所應當。所以殷人的上帝，實際就是自己的祖先且帶有某些超自然能力而已。這雖與郭沫若先生的意見近似，但並不如郭先生所言殷商人的上帝乃至上神的觀念。把自己的具有卓越功績的祖先想象出超自然的能力，無論就情感方面還是人類從襁褓至兒童以及成年的心理成長和成熟路程，也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郭沫若先生以及王暉教授有關殷人上帝的論述都是功虧壹簣！

　　西漢禮學家戴聖的着作《禮記·表記》中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這裏講夏人尊依“命”，應該是事實，符合大歷史意識形態演化的觀念；而郭沫若先生認為這段說的整個“夏道”沒有根據。處於那個青銅時代的人信仰宿命，應該不是什麼稀奇大事。不但夏人尊命，殷人也遵命。這就是漢代人所講“殷因於夏，尚質。”另外殷人還不知道“神”是什麼；神的觀念出現在鐵器開始的時代。這是春秋以後的人也不了解的地方。“神”這個字最早出現於西周初期的《宗周鐘》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似乎很符合鐵器發展的事實。也有人認為宗周鐘是周厲王時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歷史的規律了。戴聖對此壹無所知；所以才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敬拜鬼是事實，因為殷人繼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祭拜完祖先之後才去拜日月星辰的靈。這是萬物有靈論的繼續。戴聖不懂得這些，也缺乏探究的精神，卻憑着想象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那就完全是意淫了，手淫之禍。

　　綜上所列，周公及周成王在西周初年為合理化“武王克商”而創建了流傳至今的“德”的觀念、“天”的觀念、“神”的觀念；這是改變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和軌跡的大事。由於“德”之觀念也是社會型動物建構小型社會所依賴的人性本能，結合周文王的“易”之演化觀念，中國在西周就過早地出現了具有人文和人本主義精神的萌芽。這對神話和宗教的發展極端不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發展出來真正的宗教。日本華裔歷史小說作家陳舜臣在《中國歷史風雲錄》中指出，由於中國的歷史乃後朝推翻前朝的事實導致後朝不斷閹割纂改前朝的神話和歷史。中國缺乏連續和完整的神話體系，也許真是跟這個有很大關係。但就意識形態的發育和發展，中國文化出現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早熟現象；實際上中國文化是早熟的兒童。在文明建構之初就顯現了人類成熟社會的思維模式成為了過早觸及大人話題的小孩子。不成熟的人文和人本精神當然不能滿足大型社會建構的需要，必須佐以後來的“儒釋道”和“唯天皇子”的天子觀念。不僅如此，春秋戰國時期扼殺農耕社會對立面的商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思潮迭起，導致以商鞅為代表的農耕社會出現的“爭奪式競爭”異常激烈而登峰造極。中國社會今天走入具有完整的人文和人本主義的現代社會困難重重原因也多潛伏於此。壹方面傳統保持者驕傲着自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另壹方面這種樸素的、不完整的人文精神又不能對現代社會的建構發揮作用。而統治者又在拼命建神和造神、抵禦外部文化的輸入。我們今天檢視這種人文精神在周初的發芽和發育，也就好似看手淫的人壹步跨入了想入非非的、天馬行空的精神境界。中國的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顯然沒有按照理想狀態的發育規律：

　　萬物有靈 -- 超自然力想象 -- 圖騰崇拜 -- 半人半獸神 -- 全人形人性神 -- 多神論-- 壹神--人文和人本主義中國意識形態的發育歷史可以看作是區別於西方和希臘文化的變體或變種。這樣建構起來的大型社會使邏輯斯蒂方程發生分叉：分叉的壹個方向是農業社會，另壹個方向是商業社會。希臘之後的羅馬帝國深受希臘文化影響，政治制度也採用了民主的共和制。雖然其間多次被各種政治形式篡奪、修改，但民主的種子，壹直對後世影響深遠。

　　人類社會走出採集狩獵的小型社會開始建構大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大約兩種不同的社會建構模式：壹種是權力模式，可以叫做權力文明；壹種是發生自組織現象的商業模式，商業文明；當然有許多中古社會的建構遊走於這二者之間；既帶有商業文明的特徵，又帶有權力文明的特徵；二者同存於壹個社會。權力形成武力可以保護商業運作，不被搶、被虜；商業對權力形成的集中力量有依賴；商業豐富權力的日常生活。

　　商代的祖先就是做買賣的人，商代滅亡後其後人被封在宋國，周公仍然讓他們從事他們拿手的“買賣”活動。而周人卻是農耕的好手。“武王克商”的壹次趁商朝大軍向南討伐的空檔時間，農人代替了很會做買賣的商人，中國文化也開啟了農耕社會的由權力建構文明的不同於以往的時代！

　　商代是青銅器的時代，文字又極其發達；時間橫軸上與產生希臘神話原型的邁錫尼文明相當；但是商代的神話卻異常缺乏，簡直無法同《荷馬史詩》相提並論。希臘的神話歌頌的都是邁錫尼時代的故事。經過荷馬的黑暗時代（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到相當於中國的東周時期，希臘的城邦民主蓬勃開展，世界範圍內的軸心時代出現。中國出現了孔孟等百家爭鳴，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等傑出的人物。人類社會開始了兩種社會建構的形式實踐和發展。

　　而整個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核心還不僅僅在此，而在於這從西周開始的中國文化的建構和發育。由農人建構起來的社會，具有許多農人的特點。

　　早熟的、類似手淫的人壹步到位的性福模式，中國西周初年就出現的人文萌芽，缺乏探索和研究等中間的認知過程和堅韌不拔、堅持到底的追求和精神；必然無法顧及社會建構的方方面面，無法體會人文主義的光輝。人人享有同等政治權力的人文思想，不可能在那個依然相信統治者是神的後代的觀念中繼續發育。神的後代如何能與普通“眾”人享有平等的人生？於是周代制定的禮法與宗法制度，成為了塑造社會秩序的核心。依照官階的大小高低，穿什麼樣的衣服，享受多少匹馬拉的車，所有的社會等級都標識在人類“炫耀”的本能之上了。

　　我們品讀商周之變的歷史，對於今天的共產黨人，如何看待中國文化，如何看待社會轉型，意義及其重大。

　　從思維方式上來講，中國在文明建構之初就升起了人文精神的閃爍光芒；它扭轉了中國社會在走向大型社會建構之路上採取的重商、崇商之路。雖然人文精神在科學建構社會的路途上是我們今天所能認識到的終極手段，但壹步到位的早熟，缺乏路途中間所能經歷與克服的艱難險阻，猶如手淫的壹步到位，終讓我們的精神多出許多負擔和多走許多彎路。這表現在我們今天的國學人士看到現代的科學發現，每每不屑地說，我們老祖宗兩千多年前就有了。中國今天社會轉型的艱難，由此可見壹斑。

　　三：中國壹神論社會的手淫思維模式

　　經過軸心時代的發展，結束了戰國紛爭的中國進入了秦代的中央集權政治。意識形態歷經漢代的尊儒和東漢道教的興起以及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入，中國勉強形成了儒釋道三合壹的壹神論意識形態，且也是非常環境下的壹神論的變體。壹神指的是天的兒子，天子。儒家把人類本能的“刀食順序”壹躍且不經發展驗證、去偽存真地說成是人類文化的“長幼順序”。由“長幼順序”投射到大型社會建構的階梯順序或曰階級順序，君臣關係如同父子關係。沒有現代生物學知識的非專業人士，是無法看到從“刀食順序”到“長幼順序”再到社會文化層面的階級意識的優點與缺陷的。

　　我們以母愛為例子。

　　生物的核心與本質是自我復制。生物之間的競爭是基因之間的競爭。母雞是產生更多雞蛋的工具。相同的基因即使存在於不同的個體也會通過“綠鬍鬚效應”即外在的行為或身體特徵形成合作與協作的利他主義關係。

　　從本質上來說，母親或者父親都會本着基因的核心競爭原則設法擴大自己的基因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有兩種策略，生物們都會通過自然選擇偏重其中的壹種策略並刻寫在身體裏且遺傳下去，把另外壹種策略做為輔助形式，保存起來伺機而動。大量繁殖法， 我們稱為R策略。另外壹個是減少繁殖並把剩餘的能量用於對子代的照顧，我們稱為K策略。

　　母愛做為壹種K策略的發生在許許多多的動物中普遍存在。哺乳動物是發生母愛行為，母親對子代投資最多的壹類。但是這種投資並不是像文學家所描述的那樣無條件的，母親的基因已經編程了在恰當的時機實施R策略的意義，也在某種條件下會獲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更好地散布自己的基因。所以我們會看到母愛並不是很強烈的、母愛並不是很負責的母親存在於我們的周圍；也會看到偏心的母親存在與我們的周圍。要說明這些行為的存在和來龍去脈，情況比較復雜。

　　生物界裏傳遞和擴散自己基因的行為和策略是壹個廣泛連續的廣譜分布。從沒有母愛行為（比如大多數半翅目甲蟲的雌蟲把卵產在植物的宿主上就離開了，如我們熟悉的蟬）到壹半母愛行為（比如某些昆蟲會壹直守護着卵塊直到若蟲出現）再到接近全套的母愛行為（比如網蝽、盾蝽，若蟲會跟隨母親從壹地遊走到另壹地；）最後到全套的母愛行為（比如巴西蝽象還要給若蟲提供營養；蜘蛛綱的動物也廣泛分布出現拋棄卵、保護卵和出現腹部分化出來的育幼囊來保護幼兒）妳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例子。

　　人類由於全球範圍內地理環境造就的文化多樣性，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的生殖和育兒策略變化萬千。有原生態社會採取合作育兒（cooperative breeding）、社區托兒（communal care）協同育兒（alloparenting）以及在文明社會採取的核心家庭的育兒方式。在現代文明社會人類仍然免不了實行杜鵑鳥策略，也就是棄嬰和認養、壹夫多妻制、壹妻多夫制（典妻），育兒方式仍然遍布從無到半，從幾近全套到全套都有的方式。

　　育兒方式的廣譜分布必然造成母子之間情感紐帶的多樣化。亞文化人群和怨恨父母的心理疾病也就隨之而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也就不可能成為每個人的社會現實。

　　其次是殺嬰現象（infanticide）在生物界特別是靈長類中普遍存在。母親殺死自己的孩子，還可以擴大和伸展了來看，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希臘神話中的美迪亞情結（Medea complex），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在我們周圍的母親的身上。

　　除此之外，人類的女性由於直立行走，子代變得更加孱弱，最初是依賴母親對正在生產的女兒施以援助，照顧剛出生的孱弱的嬰兒，使人性成長為女性之間更容易合作的本質。因而人類也同其它許多動物壹樣演化出了兄弟姊妹或叔叔阿姨照顧嬰幼兒的協同育兒行為、社區托兒行為。女性對與自己交配的男性，報以極大期望，希望他在交配之後能夠留下來提供嬰兒及母親自己的食物和照顧，以此為交換女性出現忠於丈夫、摒棄花粉效應所帶來的利益和衝動這樣壹種“貞操”行為。

　　但是壹旦丈夫背叛，正如希臘神話中女魔法師麥迪亞（Medea）的故事，女性通過衡量“協和謬誤”，殺死自己親生的兒女；在現代社會通過降低兒女的成長品質而施以“另類的殺嬰報復”也是司空見慣。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孝”，但出現這種“衣冠禽獸”的父母也是在社會的大樣本中必然發生的事實。子代對父母孝的行為是早期嬰幼兒施予關愛行為的自然投射，起源於子代在嬰幼兒期間與父母建立起來的情感紐帶的因果關係。如果這個情感紐帶在嬰幼兒期建立的薄弱或者扭曲，子代不僅僅出現成年後的各種心理問題或心理不安全感，更不可能出現孝順行為。由孝文化投射出來的君臣關係，其實也是如此。

　　最後壹個發生在母親身上的本能現象是對子女的偏心。父母有最鍾愛的孩子，而忽略自己親生的其它孩子；這也是壹種人類演化出來的本能。父母具有這樣壹種本能這樣壹種策略，是具有演化意義上的考量的。也就是至少會有壹個子代會把基因傳遞下去的保證策略。偏心長大的孩子，在以後的成長中會取得身體外在的優勢和以後兄弟鬩牆中的心理優勢。

　　儒家文化靠自我約束的“德”與“孝”而投射來對天子的“忠”，從它誕生之初就先天發育不全。它寄希望於人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而有自我反省意識的人卻又是起源於“手淫”後的自我責備心理。手淫後的自責心理是某些人能夠自我反省行為的種子，而有些人又絕對不會自我反省，因為他不會有手淫帶來的自責的種子。這種文化下的中國歷史的官場所發生的自然選擇與淘汰機制，多是選擇出來那些有手淫心理和行為的、缺乏男子漢氣概和氣度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的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壹種“讀書人情結”。進京趕考的孱弱書生路遇有錢人家的闊小姐，靠紅袖救助而壹舉奪魁、狀元高中。書生缺乏奮鬥和拼搏的精神在這種文學作品中壹直是個情結。內在反映的也是手淫思維的由“亢奮”（拼命讀書）直接“成功”，路途上處理社會的人生百態需要女性的搭救，也就是缺乏上述1到8的各個步驟。

　　這就是中國文化先天不足的原因和源頭。所以它必須以其它天子觀念，釋迦牟尼和道家的觀念來填補不足。

　　四：翟田田事件中的手淫思維模式

　　翟田田因為追求壹白人女性遭到拒絕而繼續窮追猛打，被女性投訴到學校。學校試圖了解情況但有着中國文化背景的翟田田認為學校不應該插手這類私人事物而對學校粗言相向。學校只好拿他拖欠學費施加卑鄙的陰招。而此時的翟田田沒有意識到美國人施加起陰險來比中國人又穩又狠又准得多。用語言誤解的方法不僅僅取消他的學籍且動用政府的力量來迫害這壹“性亢奮”起來準備斗架的公雞。

　　翟田田的錯誤從根本上來說屬於對待學校的詢問“粗野”、“沒有禮貌”。而被美國人陰招算計起來招架的功夫屬於鬥敗了的公雞。即使回國之後也貌似有“性亢奮”準備與學校繼續糾纏這場官司，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這些行為的特徵都非常屬於“手淫”造就的行為模式。由開始的亢奮到迅速的瀉火都缺乏中間那種堅韌不拔、亦步亦趨的頑強奮鬥精神。這在同壹個文化的社會裏可能不是大問題，可是到了不壹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社會，卻顯得極端幼稚和輕微的行為失常！

　　“性亢奮”起來把沒有事情的芝麻小事弄成、弄到驚天的大事。而“手淫”過後的自責又對興奮起來需要追求攀登的過程缺乏興趣。“亢奮”起來對整個過程缺乏細心周到和耐心；“亢奮”到自己把握不住的高潮又快速和潦草的結束。這些現象都是手淫的特徵。

儒教極權文化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國人最深，中國會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與儒家思想有關。中國人為什麼缺乏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基本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幾乎所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統治，都與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有關。認清儒家文化的邪惡本質，已經成為反共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了。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產生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有怎洋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儒教社會無正義

　　1．儒家無正義

　　春秋以來，中國人只有功利原則，不講普遍正義，以成敗論英雄，以仁德為工具，以強人為依歸。這種民族心理，從根本上阻礙着民主化的進程，造成了動亂和專制的惡性循環。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親親相隱，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這扭曲絕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顛倒黑白地說“直在其中矣”，妳幹壞事就幹嘛，竟厚顏無恥地把幹壞事說成是“正直[義]的”。自此之後，就開創了中國人壹種很惡劣的傳統：即，到底什麼是正義、真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解釋成是“正義”。可見，儒家文化邪惡虛偽得令人髮指。《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說：孔子主張親親相隱，不能因壹時的公義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難道親親相隱，就可以說謊、就可以盜竊、就可以任人唯親搞腐敗、以上欺下嗎？

　　是至親第壹？還是正義第壹？這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中國搞至親第壹，怪不得是壹個野蠻的國家。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義，只相信強權。

　　基督教說上帝造人，也就是說人之上有公理和正義的化身——上帝；中國人說“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間有個天子——皇帝，代天說話，這樣壹來，人之上高懸的永遠是強人和強權，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正義是什麼，孔子那點東西不過是為強權服務的奴才學而已。

　　子曰：“學也，祿[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餒[飢餓]在其中也”。由此演變成“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總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士，惟有當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個人利害，而不是社會正義。

　　經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諺語“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揭短”和萬般危險的“打臉”相提並論，可見國人對“揭短”之厭惡。所以，“家醜不可外揚”。不管什麼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絕對不能到外面說，這是對自己心靈的背叛，純粹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家醜不能揭，國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與父母是壹個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為父隱，那麼同樣臣要為君隱。

　　魯哀公問：土地神的神主應該用什麼樹木，宰予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孔子聽了就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戰慄的統治原則，孔子就非常惱怒，說作過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勸說，過去的事不要責備。從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戰慄，並且不許別人揭示。

　　既往不咎說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麼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評議。歷代史書，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領導永遠正確，領導壹句話頂過我們壹萬句話。於是，今天會有人不允許談論過去的悲慘，動輒說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義是非的道理置於何處?!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麼剩下的唯壹選擇自然就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縱然祖國有千百個不是，作為草民也只能萬般無奈忍氣吞聲，像弱女子碰到強姦犯壹樣只能閉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講仁者，多為君子士大夫；講義者，多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義是下層草根社會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殺身成仁之語；孟子重義，故有捨生取義之說。

　　孟子鼓吹“捨生而取義”，他的“義”否定了個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獻出去，然後享受他人的犧牲和貢獻。中國人竟然殘忍至此！

　　這是壹種野蠻的教“義”！盜賊可用來約束同夥，帝王可要求臣民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來要求他的黨徒效忠，恐怖分子濫殺無辜也自認為是義舉。

　　為了哥們義氣，不講原則，甚至干出違法犯罪的事來，輕易出手滅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義，是殘忍。“義”造就了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重人情、輕規則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撐的宗法社會、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黑社會孳生的溫床。中國的黑社會歷來有供奉關羽的傳統，實際上，《三國誌》記載的劉關張三人的發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會性質的，劉關張的故事也是歷來的儒家所推崇的典範。

　　關羽張飛拜劉備為兄長並決意佐劉備後，到自己家裏殺光了全家幾十口人[妻子也被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話就是劉備說的[吳起殺妻求將]。曹操大軍在當陽長坂追到劉備壹行，劉備丟下老婆孩子壹個人跑了。全靠趙雲的保護才得以倖免。拋下甘夫人母子、壹個人逃命符合劉備的性格[果然是劉邦的子孫]。

　　中國黑社會，其廣泛性、深入性、殘酷性等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們有很濃厚的儒家“忠義”色彩。中國文化絕對地強調人對人無條件的服從、忠心，並以之為道德的最高標準，以及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導致中國社會黑社會色彩異常濃厚的根源。

　　國外的黑社會組織，自己還能夠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組織，為了逃避打擊，極力隱蔽自己。中國的黑社會，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結，就在於中國社會是儒家宗法文化維繫的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野蠻專制的陰影，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虛偽的道德、窩裏斗的習氣、野蠻血腥的品行。中國人沒有宗教的悲憫精神，使得中國人什麼殘忍事情都做得出來，什麼卑鄙殘忍手段都使得出來。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準確的說法應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專制統治下的人。

　　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強，等到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時，往往就背離了正義，見人就殺、有火就放。以血還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勝的是更殘暴。用流氓手段挫敗敵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對付黑暗，結果心靈變得無比的陰暗，成了渾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用非正義的方式去追求正義的目標。每個人都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結果卻進入壹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正義的高妙之處是尊重壹切，感謝壹切，當妳吃魚的時候，要感謝魚，要請求魚的原諒，感謝上帝賜福於妳，就離義不遠了。

　　為了某某主義，壹群人對另外壹群人開戰就是不義。如果義可以輕視自己和別人的命就不是義。美國南北戰爭後，壹直為這場戰爭而內疚。蔣毛國共之間數十年的內戰，自己人滅了多少自己人，後來的人不但不為此感到恥辱，還以此為榮，左腿打敗右腿也算是榮耀？如果國共兩黨都堅持真理，那麼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合作主義。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達成目的，什麼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來說過，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說過，不說謊不能成大事。最後的結果，妓女和說謊者也成了革命後的領導者，對中國人的危害更大。

　　2．中華民族是壹個沒理性的民族

　　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根本沒有國家的概念，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延續至今的屠夫制度所養育出冷血文化，泯滅了對生命及其尊嚴的應有的敬畏和憐憫。“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樣的自我迷戀自我封閉的人對社會有什麼價值呢！這造成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親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羅素認為中國人性格中有三個重大的缺點：冷漠，對他人的苦難沒有足夠人道主義的衝動；膽子小，勇氣不入西方人，這是中國兵無用的原因之壹；貪婪，中國人生活艱苦，掙錢不易，除少數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貪汙罪。

　　中國社會未能達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權標準。中國社會無正義，凡事都要講關係、走後門。與我有關係的，就全力幫忙，沒有關係，簡直寸步難行。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講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講人情世故就復雜了。本該公事公辦的，成了公事“情”辦，公事“錢”辦；而不是按程序解決問題，所以裙帶風盛行。中國是人治大於法治，潛規則重於正式規則。在中國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法院的判決書也可成為“白條”，出現了制度虛置。

　　儲安平說：“中國實在是壹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係，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國無事不講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壹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壹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輕是非重人情是中國人的陋習。當牽涉到是非之爭的時候，人們往往先考慮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須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了這種立場思維方式。如果有誰依據客觀的是非標準來表態，或者僅僅客觀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責為大逆不道。

　　中國人輕是非重關係[立場]的思維方法在階級鬥爭中更加變本加厲。所謂黨內路線鬥爭就是強調以劃界斷是非，或者乾脆以某個司令部劃界。凡屬這個司令部的，都是對的；否則就都是錯的。如果某人曾經被公認過做了某件有益於人民的事，現在又發現他不是這個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斷呢？於是解釋說這件事雖然客觀上對人民有利，但此人當初就懷有不良動機，假裝積極，騙取黨的信任，圖謀日後的野心等等。

　　重關係而輕是非的陋習在比較閉塞的地域仍然很嚴重。當某人違反法紀，上級派人下來調查時，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遇到“關係網”的阻力，說情者有之，代作解釋者有之。這些說客未必都得到當事人的好處，只是因為他們和當事人相識。

　　中立和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場。中國的佛教徒卻說：“大凡天下的事，本來都沒有什麼是非對錯，只因為人的立場不同，才有了是非對錯”。這種說法完全錯誤的。物質運動確實沒想到什麼是非對錯，但人類社會的運動確有是非對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天賦人權，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規則。

　　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說法，別人把妳全家殺光也無所謂是非對錯嗎？要是那樣的話，妳早到地獄去了，還能在佛說八道嗎？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觀念，那還要法院幹嗎？

　　譬如：譬如足球賽，按“是非對錯都是因為立場的原因”；那麼，足球裁判員到底該站在那壹方來執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場而搞歧視性執法，裁判員以階級立場執法，處處維護偏袒他的窮人[或富人]球隊，就沒有了公平競爭，比賽也失去了意義。若裁判員吹人情哨、金錢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嗎？可見階級性==歧視性==邪惡性。

　　3．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無神論的正義是強權的正義。中國人崇尚暴力英雄，對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則是“成王敗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據這種邏輯，耶穌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為他是失敗者，不具有經濟效用；反而那羅馬的審判官（彼拉多）、砍人頭如切菜的關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國人心目中要效彷的英雄。對任何社會衝突事件的評論，國人不是依據誰是誰非，而是誰厲害，並對厲害者不勝欽佩。

　　無神論不可能有良心的懺悔。懺悔發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懺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來自理性，是人與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懺悔是公義性的。

　　無神論抵制懺悔意識，沒有自責，將壹切罪過都推給別人，壹切失敗都化作仇恨傾瀉在別人頭上。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嚴復晚年也吸鴉片，徐誌摩後來的老婆也吸鴉片，當時中國人都沒有怪英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毀中國的不是鴉片，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專制制度。

　　中國人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煳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贊為“有手腕”，當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人成了從不認錯、不斷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幫”外，其它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認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脫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將千百萬條生命作犧牲品而不受譴責，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謀財害命。

　　對於良知較少的人來說，後悔永遠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義和良知。製造騙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後，不是後悔自己騙局的卑劣，而是後悔騙局的某個環節做得不夠周全。壹個貪官被查辦了，他所後悔的不是貪贓枉法的罪惡行徑，而是沒有找到最有來頭的後臺為他撐腰說情。壹個搶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後悔搶劫行為，而是後悔搶劫之後逃跑速度太慢。這種功利性的後悔構成中國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內容。這種後悔不是導致對罪惡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勵自己更加理直氣壯地、更加機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許多被判死刑者臨刑前說的壹句話是：我對不起孩子，讓孩子在世上遭殃。臨刑前的原高幹李玉書心痛地說，我奮鬥壹生，本來應該成為最值得女兒驕傲的慈父。我對不起女兒，真不知道女兒如何面對外界的輿論。他們沒有良心和正義的反省。

　　《工人日報》報道：廣東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長洪永林，因犯貪汙罪被判極刑。死前寫下反省書，令人聞所未聞。他說：去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多次，住過無數豪華賓館，既有權住又有錢住，卻沒住過總統套間，後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幾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盡人間的玉液瓊漿，竟沒喝過路易十三！更虧的是，家裏還放着四瓶，卻被抄了。

　　像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沒半點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沒住過總統套間，沒喝過路易十三。這正是：貪得無厭、慾壑難填，心比天高，永無止境。

　　為什麼中國人的臉皮越來越厚？為什麼中國人做壞事的能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狠？這些都是在功利性後悔與反思中壹步壹步發展和提高的。所謂厚黑學，就是在“中國式的後悔”中反思總結出來的。中國人的心靈比制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中國人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壹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中國人所絞殺、所埋葬。面對這麼多的苦難和罪孽，中國人竟然可以無動於衷。中國人既不想為改造制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壹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個民族的苦難。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在於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而在於始終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幸。

　　謊言欺騙

　　孟德斯鳩說：民主政體的基礎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實質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專制、人治，它不需要什麼品德，它的基礎是恐怖。

　　是的，專制必須是恐怖的，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人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有靈魂。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儒教就是控制人們靈魂的工具。中國社會超長、超穩定的專制政體，是世界歷史中的壹個奇特的現象，原因就是中國人信奉為專制服務的儒教為國教。

　　儒教是壹個設計精緻的愚民工具。《墨子》裏有個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陳蔡之間時，沒吃的，餓了幾天，子路不知道從哪裏弄了些肉來，孔子問都不問肉從哪裏來的就吃，後來孔子參加宴會，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說，此壹時，彼壹時。多麼的虛偽，吃飽了就搞這套愚民的把戲。梁啓超指出，中國幾千年政治，無非愚民、柔民、渙民、馴民之術，無非“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中國積弱溯源論》）。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裏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國演變為鬼計、權謀，“信”被犧牲。

　　儒教不是教人誠信的嗎？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子貢問道：“怎麼樣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說：“對自己的行為有羞恥心，出使外國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貢說：“請問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說：“宗族裏稱贊他孝順，鄉親們稱贊他敬兄長。”子貢說；“請問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說：“說話定守信用，行為定有結果，這是倔強固執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拘泥於信用）（《論語.衛靈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高尚的人，說出的話沒必要守信，所辦的事沒必要有結果，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了）（《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諒），惡乎執”（君子不守信用，認真固執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來孔孟的誠信是針對百姓、小人說的，君子、大人是沒必要遵守的，誰遵守，誰就成了“硜硜”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這種針對百姓、小人的誠信，是奴才的誠信。的確，如果百姓、小人們不誠信，不老實，統治起來不就太困難了嗎？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已為厲己也；……”（《論語.子張》）（君子應先確立信譽，然後再去勞役人民，不然的話，人民就會認為君子在傷害欺騙自己）。

　　孔丘師徒不讓君子們講信用，但為了奴役人民，還必須做做樣子。這不是明着在教統治者怎樣去欺騙人民的嗎？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誠信，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欺詐教唆犯。儒教的欺騙性很強，這在“誠信”上表現得最明顯。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壹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了，僅僅保留了壹個零頭——305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成為儒教的“五經”之壹。

　　孔丘編《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極盡其篡改、歪曲歷史之能事。“以壹字為褒貶”，拿歷史作工具，處處宣揚儒家思想。孔子編寫《春秋》時有個原則就是“避諱”，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而說謊。由於倡導避諱，中國文化變成壹個不折不扣的撒謊文化。

　　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飾“非”飾“過”的先河。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榜樣。

　　孔子修訂《春秋》，照史書的記載，會使暴君凶父懼，使亂臣賊子懼。然則此意很不明顯，連梁漱溟先生長期也讀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義。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觀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間，發現凡是不利於君王的話，被悄悄刪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也。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稱二帝“北方巡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喜太后倉皇西竄，清人也說“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汙、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乾淨的東西。

　　君子、大人們犯了“汙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汙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儒生們避諱就是為了維護儒教自己所營造出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鴻溝。

　　“諱”“飾”和“瞞”其實是壹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壹種寫法罷了。孔丘造假大體上屬於“瞞”的範疇，而他的徒之徒孫們則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單單只是瞞了。

　　孟軻為孔丘的造假行為辯護：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儒教樹立假榜樣，編造假歷史。根據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華文明史（按商於公元前1600年建國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有文字的存在，也沒有發現金屬和城市遺址，因此，不能說上以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着國家，存在着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經典中，商朝以前還存在着夏王朝，夏以前，還有軒轅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據顧頡剛先生研究，能真實地記載歷史的古代文獻中，《詩經》是時間上最古老的了。顧先生在對《詩經》的研究中發現，周人知道的上古史，並不比今天的人從考古中得出的歷史遠多少，他們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詩經.商頌.長發》中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立商國，禹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此時的禹，還是壹個“上帝”派下人間的神。

　　到了《論語》時代，禹已經成了人，並在他之前有由堯、舜兩位帝王。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了他們的傳授的關係，但經後人考證，《論語》中從《季氏》自《堯曰》五篇是後儒續入的。儘管後儒們在問題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顯地秉着“王道”“道統”兩個主義。

　　《論語》之後，又有了《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偽古文的出現，於是堯與舜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有了君臣關係。《論語》時，堯舜的觀念還是籠統的，只是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有了《堯典》等篇後，堯、舜都有具體實事可舉了，舜也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後來到了孟子時代，舜乾脆就成了壹個孝子的楷模。

　　此後，從戰國到西漢，是儒生們偽造古史最活躍的時期，此間，又出現了壹位比堯舜還早的帝王——黃帝。黃帝，本是秦國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時，他只是青、白、黃、炎四個以顏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黃帝和炎帝當時與青帝、白帝並列，同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靈。到了《國語》中，黃帝、炎帝已經變成了人，並且還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皇帝為姬，炎帝為姜”。後經儒生的鼓吹，黃帝成了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黃帝、炎帝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黃帝，並不罷休，後又有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繫辭》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農之前了。後又有人說“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襲，於是沒有壹個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約放大；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融四歲，能讓梨”，“讓”本來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體現其禮制精神的壹個君子行為。但儒教的“讓”不可能是“真讓”，如果本性善良君子們處處真心實意地讓人，就會處處讓不知禮讓的小人占盡便宜，最終會使小人騎在君子的頭上，這豈不是亂了綱紀？為了維護乾坤綱紀，“讓”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虛讓”。“虛讓”使得中國人具有了壹種特有的虛偽、擅長“謙辭”、說假話的本領。

　　中國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掩惡取善。每個朝代，都大肆刪改前代的歷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對於本朝的歷史，則會千方百計塗脂抹粉，拋光潤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論自由，否則謊言如何能說得下去？有意用功來掩蓋過錯，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國當權者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

　　漢族是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中國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國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谷子還說：“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就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為正大光明。“兵者，詭道也”（語出《孫子》，是說要勇於裝孫子）、“兵以詐立”等詭計思想，中國人是奉為圭臬的，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他鄙視詭計、不願偷襲。流傳下來的3000多部兵書，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產。精於“假作真來真亦假”的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煬帝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用了壹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裏，壹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着錦緞，就問：“妳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麼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可見，假大空古代就風行。

　　中國的口號向來漂亮，中國的事情向來骯髒。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殺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隨從人員；還把建成的五個兒子和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給殺死。他還把建成和元吉的家產、美女悉數奪為已有。李世民使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欲殺而未殺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詩的事件相形見絀。

　　李世民在殺人後，奔入唐高祖李淵的寢宮。當時因為天熱，李淵正袒露着肥胖的上身乘涼。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淵面前，壹面哭，壹面喊着已死去的母親竇氏，還歇斯底裏地抱着李淵的胖胖的乳頭吮吸着。李淵只好恕李世民殺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為太子。幾天之後，李淵宣布遜位，把皇帝讓給李世民當。

　　李世民殘忍令人髮指，可謂不孝不悌之至。他當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給死在他刀下的兩個兄弟追加封號，把他們重新安葬，出殯的時候，還登上城樓遠望，大哭壹場……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圖篡權，李世民把李承乾發配到黔州(今貴州彭水)而死，東宮人馬全部斬首。

　　朱元璋成為皇帝后，心裏卻感到納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獨自在剛剛修建的金殿上閒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貧困，不禁感慨萬端，又看四下無人，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因為窮，被迫參加紅巾軍，原只想搞點搶劫以維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寶座，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朱元璋話未說完，似乎聽到什麼響聲，他抬起頭來壹看，不禁大吃壹驚:

　　原來在凋梁畫棟間，有壹個人正在那裏刷着紅漆。因這殿剛剛修成，油漆還未完工。

　　朱元璋沒料到有人聽到了他的秘密，若傳揚出去，皇威何在？他暗罵了壹句：“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頭對梁間的油漆工叫道：“下來！”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個勁兒地刷着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聲，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惱怒不已，喝令：“來人！”轉眼間，從殿角階下奔來了數十名手執武器的御林軍，皇帝要他們拿下油漆工。幾名御林軍應聲爬上梁柱，把那個油漆工拖了下來。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為什麼不下來？”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滿臉殺氣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問妳的話，為什麼不回答？”幾名御林軍也壹齊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話！”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軍，又望望皇帝，口裏發出噥噥唔唔的聲音，雙手做着奇怪的手勢，樣子十分滑稽。

　　看到這情況，朱元璋禁不住轉怒為喜，仰天發出壹陣愉快的大笑，說：“原來是個聾啞人。”朱元璋揮手示意讓油漆工出宮去。油漆工走出戒備森嚴的皇宮後，突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我今天算撿回了壹條活命！”原來此人既不聾又不啞，只因為在偶然間聽了皇帝的心聲，明知要被砍頭，急切間，想出了這個裝聾做啞的辦法，騙過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慾，復盡天理”。宋慶元二（1196）年，監察御史沉繼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着她們；他讓守寡的大兒媳有了身孕。宋寧宗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不僅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反復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壹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提倡的壹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

　　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裏不壹如劉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仁義道德實際上很早就破產了。

　　在儒家文化的調教下，中國卻出了更多的亂臣賊子，更多的逆子惡親，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從前不太壹樣的是：從前的壞人是赤裸裸的，現在呢，所有的壞人都懂得要打着仁義的旗號反仁義。殺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賢王禪讓，欺騙成為足智多謀，族誅成為社稷安危，厚斂成為充實國庫，納妾成為天倫之樂，嫖娼成為儒雅風流。做什麼事，須找壹個合乎天理人情的說法，至於暗地如何操作，就沒人問了。

　　清朝的才子紀曉嵐在《閱徽草堂筆記》中記載了幾個關於假貨的事。壹件事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是當時的名牌），買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摶的，染以黑色，還帶了壹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給騙了。另壹件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壹支蠟燭，回到寓所裏怎麼也點不着，仔細壹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壹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壹天晚上見燈下又要和叫賣烤鴨的，買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鴨頭、鴨脖子、鴨腳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裏搪上泥，外面煳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的奴僕趙平，曾以2000錢買壹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趙平穿着皮靴出門，結果光着腳丫子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作的，揉除了皺紋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煳的，在用布繃好。此外，紀曉嵐還講述了兩個更難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環球旅行記》，書中記載了他真實的環球經歷，這位漂流者很鄙視中國，因為他從中國商人手裏購買的物品，大多是假貨。“蔬菜像爛草壹樣，豬羊的肚子裏灌滿了水，而且缺斤短兩。”中國人的貧困、不講生活質量更讓他吃驚：“中國人搶着吃外國船上扔下來的臭肉，腐爛的貓與狗的屍體。”

　　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特性》中說：“假份量、假尺碼、假錢鈔、假貨物，---這些在中國都是在所難免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欺詐有理的現象，是存在“狡猾崇拜”這種民族文化。以狡猾為能事的社會，被懲罰就是講實話、正直的本分人。在壹個老實人吃虧，狡猾人大撈好處的社會，誰還會去做誠實的人。壹旦社會選擇了狡猾為生存規則，那樣的社會將讓人無所適從。

　　韋伯(德國社會學家，1864～1920)說：中國文化裏沒有懼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國人缺乏心靈的約束力量。只要不被人發現，就等於那件壞事從來不曾發生，行惡者也不會在內心進行自我的道德譴責。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個人的內心體驗，而是壹種外部壓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國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幹壞事，而是不能在別人知道的情況下幹壞事。這是對來自社會的可能懲罰的計算與應對。中國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外界，所以，謊言才能夠產生、並經久不衰，因為謊言可以逃避責罰、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運上升。

　　儒家謹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專註於自己的外表，掩飾自己，認為別人也在掩飾自我，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妨礙了信用和企業活動。沒有信任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正常的商業活動，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近現代社會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僱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近代社會被稱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無條件地執行。對契約“馬馬虎虎”的中國人，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極權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儒家文化毒害中國人最深，中國會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如果要在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與儒家思想有關。中國人為什麽缺乏民主素養與公民意識，基本上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關。幾乎所有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專制統治，都與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有關。認清儒家文化的邪惡本質，已經成為反共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了。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產生威權統治與極權統治有怎洋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壹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着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壹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裏有專制，哪裏就有愚昧；同樣，哪裏有愚昧，哪裏就有專制。 1．孔子的思想專制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壹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倡導者。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說別人是“禽獸”，就暗含着應該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之意。對於不同的思想，孔孟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禮記.曲禮上》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說：平等是禽獸之道。

　　滿清的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完全不顧自己與“豬、狗”壹脈同源。真乃“大義滅親”的魔鬼。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違反儒教心目中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要被殺而食之。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妳作為人卻沒有儀表。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表，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麼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妳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妳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揣死？　　　　為什麼還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妳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壹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堅決地反對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反抗他言論的宰予，就說“朽木不可凋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圖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對反對者甚至格殺勿論。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壹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聖人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把屍體示眾三天。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是不算的。壹曰，心達而險或曰“心逆而險”，即心藏反骨而且陰險，就是世界上第壹該殺的人。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為不同於常人卻有非常頑強意誌的人。這是第二該殺的人。三曰，言偽而辯；滿口虛偽之言行，且善於狡辯。四曰：記丑而博。宣揚醜惡的事情，且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順從邪惡勢力，並對荒謬的道理大加贊賞。把罪惡裝扮成美麗。都是該殺的死罪。

　　這裏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壹條“腹誹罪”（心逆而險），壹條行為罪（行僻而堅）。這樣的判決，沒有壹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儒學以道德虛偽行為齷齪着行於世，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上述五條。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於《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乾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2．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公元前675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着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干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干肉？《詩經·七月》裏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壹條干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干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盪，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

　　這壹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藉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為門徒洗腳。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妳。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麼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壹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麼“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3．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僕。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孔子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沒有。因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壹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奉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總之，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獨立的知識子！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壹步深造。子夏進壹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誌、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係，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係，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於壹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壹切便無從談起。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歐美的大學傳統是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學園開始的。從柏拉圖《理想國》、《巴門尼德斯篇》等着作記述的各種研討、辯難的風格看，在ACADEMY學習的主要形式是研討，但研討沒有嚴格的師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有知識的人、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從內容看，研討的範圍非常廣，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裏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麼具體地做人，怎麼具體地成事。

　　上課前老師不壹定有什麼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裏，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壹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壹樣，有壹點創新就是好學生。

　　孔子和學生的關係是嚴格的師生父子等級關係。《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壹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壹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壹方對另壹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

　　在《論語》裏，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論語》幾乎全是夫子壹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並不是指去認識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壹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師親”之說，又或謂“天地君親師”。無論師在親之前還是親之後，總之是上了排行榜。與君相對的是臣，與親（父）相對的是子，與師相對的就是生。在這樣壹種捉對關係中，後者服從前者，乃地位使然。

　　處在什麼樣的禮位上，就只能做出什麼樣的面貌。什麼垂首而立，什麼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因此，正像“君之仁”對應於“臣之忠”，“父之慈”對應於“子之孝”，“師尊嚴”對應的則是“生謙恭”。問題是“尊嚴”與“謙恭”雖然對等，但不平等。

　　師在血緣之外所以能廁入“天地君親”的座次，正在於它的作用就是對這種血緣等第的維護。孔丘為維護“禮”，炮製了壹個“仁”，以仁的教化讓禮深入人心；仁所討論的是兩人間的關係，把這種關係確定下來推廣開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間的合禮的等級關係。

　　“禮”作為壹個極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系統，孔丘的學說就是要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倫理準則。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實質，也是“師”的地位為後世統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辦的是私學，假如顏回不來，子貢去矣，“束脩”就無從保證。別說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話，壹旦無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為了錢，不惜給人趕驢車，這為師的尊嚴又在哪裏？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他真正贊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

　　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師徒壹個勝壹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於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布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妳們可以打着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麼文明。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誌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孟德斯鳩說：共和國家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家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智。專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裏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裏，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

　　絕對的服從，就意味着服從者絕對愚蠢，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專制國家裏每壹個家庭就是壹個專制帝國，那裏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麼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所以教學的範圍是很窄狹的；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裏，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裏，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壹切，然後再給人們壹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藉助於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國家、民族、集體等等被過分強調的宏大話語以偽善的道德，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整個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態氣氛中逐漸喪失了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普遍的人性關懷。

　　4．儒教——精神閹割術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專制下奴隸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其本質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

　　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學說”天然就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裏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壹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這些典籍，並沒有任何高度的人文價值，只不過是幫助人接受專制政治與成為優良奴隸人的書籍，這些典籍，與希臘諸位哲學家思想，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

　　孔子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造成了狹隘的唯心主義、任意經驗直觀、好作結論式思考與邏輯矛盾的弊端；這種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響了後代儒家文人，缺乏邏輯判斷與形上思維的基本能力、漠視專制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精於玩弄人際關係與權謀等的思想，造成了後代儒家文人喜歡說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名稱，即“巧言、令色、足恭、鄉愿、恥惡衣惡食者”。所謂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專制政治下，擅長於察言觀色，並且表現出如同奴僕般畢恭畢敬的態度；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專制的統治者，儘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意誌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專制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儘量表現出自己的修辭才學與兩面舌頭的技巧；所謂鄉愿，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沉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儒家文人，不僅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具有“文人尋租”的特質，許多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會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壹群待價而沽的奴隸，也是有價的物品。換言之，只要統治者出得起價錢與願意收買，這些儒家文人，隨時可以獻身效力，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儒家文人現實生活真正與典型的性格。

　　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這種假裝奉行道德理念，而實質上卻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學，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政治抗爭的意誌，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豈不是充分擁護專制政權與建立奴隸哲學的思想？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壹種適合“身為奴僕家臣”最好的特質？

　　子張問“干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人，談不上所謂的社會正義意識與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中國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壹途。“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

　　孔子主張仁政，這個仁政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人民與土地只不過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孔子主張仁愛與道德，這個仁愛與道德，是建立在認同於專制制度的奴隸式道德。孔子從來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專制政權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也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與權力。換言之，孔子與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與道義承擔的精神，這壹套思想，如何能為華夏民族，建立人的尊嚴與道德？

　　科舉制為鞏固皇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帶來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領域裏設立了禁區，任何越界思想的後果都是血淋林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絕對沒有自由的思維。幾千年來正統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壹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鬱，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

　　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范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由於中國資源稀缺、爭奪激烈，因而知識都用來謀取權力，以便參於分贓。那些十年寒窗的學子壹旦進入官僚階層，就拼命維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貪婪，是中國官僚的全部本質。

　　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公元10世紀，中國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漢，皇帝叫劉岩，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云：“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壹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壹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5．專制主義的愚民實踐——統壹思想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的迷信。以為吉言或贊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採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臺，用美玉輔設牆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壹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要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幹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裏。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壹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壹刀剁下了頭顱。於是壹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壹壹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天上有太陽，地上夏桀王，太陽不亡，夏桀就不會亡！”龍逢搖頭長嘆說：“君王自比太陽，妳可聽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妳什麼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妳壹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說：“妳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壹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壹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壹副發黑的骨架……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壹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裏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捲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酪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壹詞，《左傳》有言云：“捉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壹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潰決泛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樣。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讓人民發泄、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麼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裏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是爆發了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壹齊舉起了武器，不約而同地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裏。周厲王逃跑後，政權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壹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壹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當年，秦始皇是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壹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御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御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牆，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1993年2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泄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壹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壹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壹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壹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徵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壹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裏怎麼想都成了壹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壹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曹操云：“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麼？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扎辮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壹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贊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

　　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五代時，壹書生向吳越王錢鏐獻詩，中有“壹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鏐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葡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壹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干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弒”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舍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壹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蹯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壹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閫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嘆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於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后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壹樁血案。壹年元宵節，出來壹張漫畫，壹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裏抱了壹個西瓜，到處傳的起鬨。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壹見大怒，壹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壹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壹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壹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壹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麼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壹聽馬上變了臉：“什麼？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着又傳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裏，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個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兩個人，但正德年間明武宗創過107人同時受杖的紀錄，嘉靖皇帝同時廷杖124人，其中16人當場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壹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越沒有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員爭着給宦官當乾兒子、干孫子的怪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3000餘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壹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雍正時文字獄泛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壹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裏的官吏都被斬。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140餘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壹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

　　徐述夔的《壹柱樓》詩集中云：“明朝期振翩，壹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

　　沉德潛的《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裏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乾隆帝看後大怒，當時沉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千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壹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壹本《揚州十日記》，壹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演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在教科書裏編入統治者的胡說八道，通過“學者”的論證，把最無恥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語言表達，並規定學生要會背會用。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壹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這些名言當然是大談皇上聖明。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

　　滿清壹紙“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剃髮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嵴梁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壹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嵴梁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令人痛心地成了壹個跪着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官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壹切智力活動的唯壹靈感來源。壹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壹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儒教文化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否定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共當局在中國推崇儒家文化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為了輸出極權主義文化，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壹下儒家文化的本質。

　　中國是個奴隸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壹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壹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製造着動亂和災難。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徵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壹類人。

　　1．儒家的人等於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踐踏侮辱他人。這樣壹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殘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

　　儒家還進壹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君子”不過是為帝王“勞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事實上儒家是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叫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隸。俗語云：“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

　　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壹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繫。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繫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麽好啊！

　　奧爾德斯.賀婿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壹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製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獨特的個性刪了、騸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打手。

　　漢族已被孔學麻醉成了奴隸族。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喜太后說：“寧與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義思想的標誌有三：

　　1）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構為壹個階梯型的順從體。“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壹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壹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

　　經過儒家文化的薰染，順從被譽為壹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麽，大家照着說、照着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壹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壹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麽？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是禽獸就是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壹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

　　儒家讓國人象綿羊壹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鬆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壹幫奴才，只要妳不想當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裏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壹主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來，農民家裏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路上！這是農村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嗎？

　　退避。儒家主張“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龜避，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

　　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任何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即當官的]；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下)。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個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着《中國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壹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壹詞說：“不敢！不敢！”

　　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鑽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壹個畏刀避劍的藉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他還是壹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壹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鑽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鑽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薰陶。武士道的要義就壹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幺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麽氣節不氣節、榮譽不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壹樣活着也行。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問：“中國人，妳為什麽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怕強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眯眯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麽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誌新表達了壹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 於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苟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中國人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中國人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壹點壹滴喪失。

　　中國官方說，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啓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心奴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體現。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壹個銀行，壹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壹個銀行女職員，帶着她作人質。這樣，警察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壹起干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妳被壹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妳對壓迫妳的勢力認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啓超將“心奴”歸納為四大類：第壹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壹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慾之奴隸。任何壹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

　　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壹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贊美的壹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壹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

　　《呂氏春秋.忠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壹人，作為獨立存在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

　　主子和奴隸是絕對的，而奴才是相對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隸面前又擺出主子相。奴隸還有自己的靈魂，奴才連靈魂都出賣了。奴隸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也許還有惻隱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比原來的主子還厲害。

　　獨裁者僅憑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僕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

　　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紙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壹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凶相畢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於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裏。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着老虎大喝壹聲：“畜生，妳敢！”朱亥的吼聲猶如睛天霹靂，竟把老虎駭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麽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像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麽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梁看城門的老人，已七十多歲了，又窮得叮噹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壹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麽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壹只，明天不高興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隻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麽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壹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壹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都存在家奴。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壹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蓄養買賣奴婢，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僱工人論”。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壹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僕。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僕。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僕。

　　當了20幾年右派的曲嘯，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麽能怨恨母親？”這個奴才後來終於受賞而富貴了。

　　在奴才的母子關係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壹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裏，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壹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中國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層，地位更低下。

　　黑格爾說：“在中國，只有皇帝壹個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沒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

　　穆勒指出：“壹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壹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僅是皇帝的奴僕。

　　專制統治越到後期，越喜歡扼殺有才能的奴隸。嶽飛、袁崇煥就是例子。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

　　（1）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做穩了奴隸就是幸運幸福。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

　　（2）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壹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壹的選擇就是造反，“捨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會的各個臺階上又是原來那樣壹級控制壹級，等級制的社會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

　　中國奴隸們的起義，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不是我服從妳，就是妳服從我；不是妳為我綱，就是我為妳綱；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新主子的殘暴壹點不亞於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千年來壹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壹部大奴隸史。”

　　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壹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對君開口第壹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係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麽作踐百姓、怎麽欺壓百姓都是對，都是為了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穩定的需要，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老百姓應感恩戴德的大善舉了。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壹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仁愛”的危害

　　有人以為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所有的人，否！“仁者愛人”是個欺騙性的口號。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把人和民分開來說。“人”就是君子貴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儐相。娛樂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用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

　　樊遲請學種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剛出去，他就罵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試問：四方之民襁負其子來了，不耕田吃什麼？孔子壹年六萬斗小米俸祿，不用種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遲出去後才大罵，這和那些背後損害別人的奸徒有什麼區別？孔子從來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怎麼能說是愛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除“親親為大”外，還“泛愛眾”，“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的博愛，而是“篤於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係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韓非子記載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丘為此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觸犯了“周禮”，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飯鍋飯碗，把粥潑在地上。這就是孔丘的“仁者愛人”，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愈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沒有平等，就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愛。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卻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連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趨炎附勢，他還能有什麼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終堅持的“愛有差等”、“愛莫大於愛親”原則。在壹個法制社會中，“父攘羊而子證之”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就是做偽證。而孔子則毫不遲疑地肯定這就是“直”，這導致了“愛人”之“仁”墜落扭曲為愛親不愛民、愛己不愛人的假仁狀態。

　　《孟子》中有多處記載：舜的父親殺了人，身為天子的舜反而幫父親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謀害舜未遂，舜反而將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諸侯。舜對於其它仇人壹點都不手軟。萬章質問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卻振振有詞地說：因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儘管弟弟象是壹個惡人，仍然要親愛他，使他“富貴”。有了這樣的先例，在後世國君那裏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當遇到情與法、愛親與愛民不能兩全之時，他們理所當然地選擇前者。

　　孟子主張“父子間不責善，…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不講公平正義。孟子認為若為了“徧愛人”而放棄“急親賢”，就會淪為“無父之禽獸”。

　　孔子“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仁”是是壹種血緣之愛，這種愛在動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強烈。將人混為動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們口口聲聲斥責這個為禽獸，那個為禽獸，其實這是惡人先告狀。真正的禽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過自己的血緣、功利，去愛和自己無關的事物（大地、天空、樹木、鳥獸、他人等）；人可以越過壹己恩怨去愛自己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更主要的是人的愛是超越自我的。這是人之為人的地方。

　　“仁”的實踐結果就是使家庭成為了壹個緊湊、封閉、堅硬的社會基本單位，但家庭與家庭之間則很冷漠、疏遠。“仁”這種小愛，被封閉在家庭內部，壹出家門，就蕩然無存。“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中國家庭之間的冷漠關係的生動寫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緣親情凌駕於普遍的博愛理想之上，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倫理的病態。孔孟把小團體的私德（如“忠”）凌駕於社會公德之上，甚至為了維護家庭、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的普遍利益。壹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壹個高職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後，就是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經過孔孟的教化，中國人就只講私德，不講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不相信兼愛和博愛。所以，公德最大的敵人不是無德，而是私德！博愛的最大敵人不是無愛，而是仁愛！壹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說：中國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說：“秦後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說：“家庭是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壹切惡德說不盡”。

　　儒家扼殺人權

　　1．君權扼殺人權 偏愛扼殺兼愛

　　孟子為戰國時鄒人，父母為墨門中人。孟母為兒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學校。孟子就學墨門，卻不思進取，最後轉投儒家。

　　他對楊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為我說”、墨翟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說，深惡痛絕。他痛斥楊朱“為我”的實質是無君，否定君權；痛斥墨翟“兼愛”的實質即無父，否定父權。孟子破口大罵楊、墨“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壹副“若自由寧願死”的態度。頭上壹定要有個天子管着，沒這個天子，那還叫什麼世道！按孟子的邏輯：無君是禽獸，追求人權之輩今日全淪為禽獸矣！

　　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為我學說的核心是“貴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為我”學說極壹時之盛，以至“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

　　楊子為什麼敢於公開宣傳“為我”、“重己”的主張呢？區區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後的名譽還重要嗎？《列子.楊朱篇》中有壹段假託孟孫陽與禽子問答闡述楊子“壹毛論”的話：孟孫陽說：“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讓別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膚就能獲得萬金，禽子的回答是“為之”。孟孫陽又問：“有斷若壹節得壹國，子為之乎？”從妳身上取下壹節肢體，就把壹個國家給妳承包，妳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間”。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這壹“失節”弄丟了小命，那國家對自己又有什麼意義呢？

　　孟孫陽總結道：“壹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壹節，省矣。然則積壹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壹節，壹毛固壹體萬分中之壹物，奈何輕之乎？”，多麼深刻的見解呀！壹個人不過是人類的壹分子，就不“貴生”而輕之乎？如被活活餓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孫誌剛……。當壹個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難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楊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這種威脅，認識到了輕視“壹毛”的必然後果。

　　中國許多大人物因為意識不到這種威脅，或隨波逐流，或為王前驅，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憂而憂”、“毀”人不倦。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軟硬兼施耍盡各種花樣或威逼或利誘，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價獻出他們的“自私自利”權，以滿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慾。面對這樣的天下，楊子公開高舉“為我”的旗幟，明卻地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轉讓的、不損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權。大聲疾呼“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這壹毛奉獻給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觀之，楊子的“為我”“壹毛”論實在是君主專制的天敵。在君主及其儒奴們的長期的圍剿下，“壹毛”論沒有容身之地。大音稀聲，這就是楊子二千多年來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賦此人權。代代非楊子，愁看帝祚延。

　　黨治國先生說：“楊朱是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損壹毫’表現了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種了不起的卓識。因為所有專制統治者無不打着‘利天下’的旗號，拿着‘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盜名，對天下實行獨裁統治。……其結果無不是禍害天下，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正因為排斥了楊朱的思想，中國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江嬰詩百首．江詩黨評．詩魂》黨治國）。

　　翟派主張兼愛眾人、不分親疏。墨子熱心救世，步行千裏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話。孟子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

　　梅貽寶說：“墨子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只當稱頌，怎可批評？說墨子兼愛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獸，則墨子就是禽獸了！這實在不像討論學術的口氣。”梁啓超在《墨子學案》中云：“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便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裏得來。”

　　孟子為了排擠墨家，破口大罵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說法師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為。真正無父無母的應該是孟軻，禽獸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與“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會加重民的負擔。墨家過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沒落是中國的悲哀。

　　2．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儒家沒有個人概念。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復雜的宗法人倫網絡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徵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義，而“天命”只有星象師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師完全被天子所控制，這就決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極端地敬畏天子。

　　國君在孔子眼中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孔子見國君戰戰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壹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壹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壹邊磕頭，壹邊咒罵那些只磕壹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給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當孔子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着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壹樣。兩手提着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氣好象停止呼吸壹樣。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的含義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裏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絕對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樂意服從家長的狀況被稱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從首長，服從父母官即官僚們；這種狀況被稱為“忠”。有了“孝”“忠”，還有什麼獨立性可言？拿“孝”來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且還得聽從父母的話，這哪裏會有人的獨立性？古代的中國人連戀愛自由也沒有，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更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個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依此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人人空生、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社會、空文化。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係倫常中的壹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壹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壹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壹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壹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壹族壹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係也；離開人倫關係的對象，就沒有“人”。 “二”與“人”才構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壹切醜惡之事都是私心[人慾]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慾膨脹損人利已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壹直是貶義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賦人權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這是荒謬的。

　　共產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着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裏。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人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壹界限，此界限在於不干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妳不爭取權利。妳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妳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妳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妳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妳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壹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壹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馬列毛鄧]為本，以家長[黨]的利益為本。在壹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麼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儒教文化與馬列毛鄧主義的關係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馬列毛鄧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學的結合被共產黨人為發展成為馬列毛鄧主義。

　　1．都主張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權。

　　儒學認為壹些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來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醜惡的，即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儒家說人性是善的，並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開除了人籍，被稱為“禽獸”，可被殺被吃掉。殺了不算殺人，這和毛的階級鬥爭“敵人該死，殺敵人不算殺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張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權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們絕對不可能有人權。

　　前些年中國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費者”“王海是英雄還是刁民”的爭議。這純屬中國牌扯蛋。應先把制假、售假者繩之以法後，再來討論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詞是“舊社會”官老爺對老百姓的蔑稱，這個詞彙的再度出現，是統治階級對消費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國人大腦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嚴重。

　　馬主義說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證明“剩餘價值”，就編造了壹個“抽象勞動”，他邏輯上就前後矛盾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有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無產階級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階級、是善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唯利是圖的階級、是惡的，無產階級生來就是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既然沒有抽象的“人”，又何來共同的“人道”、何來“人道主義”？所以階級論從來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類的。

　　在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1850年馬首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英國早在1679年就通過《人身保護法》、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開始了人權保護。1875年馬克思概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天賦人權”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人類在權利上生而平等；這是當時最進步的文化。在天賦人權觀逐漸付諸實踐並不斷取得成果時，馬克思卻宣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段專政”，遠遠落後於時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黨自成立後，就壹直批判“人性論”直到今天。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壹個同誌要犧牲自己的意誌、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多少年來，中國人們被強行灌輸階級觀念、階級仇恨，灌輸宗教就是是鴉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裏，人性已經泯滅，代替的是階級情、民族恨、親不親階級分，只要上級把某人劃入“敵對階級”就可以不把他當人，把他當牲畜。因此，大躍進時期尤其是文革出現了大規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張等級制。

　　在人的社會形態上，儒家哲學主張等級社會，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禮記》全是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論”，到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裏斗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儒家倫理是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的，因而儒家文化區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學說。馬克思：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應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黨的領袖更是先進不得了，不能違背，否則，就是彭德懷的下場。“先進性”就是等級性。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社會。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49年後出現了血統論的階級觀，1966年11月，遇羅克在《出身論》壹文中批駁了出身論的謬誤，指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羅克因《出身論》而被判處死刑，年僅27歲。1979年又宣告他無罪。

　　希特勒依照馬克思“先進階級論”的框架炮製出優等民族論：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應該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6百萬猶太人便生靈塗碳。

　　3．都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

　　儒家主張崇拜聖人。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國定矣”。誰來正君呢？當然是孟子了，這叫“捨我其誰也”，孟子用孔子之道來正君。可見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為他們比君王還聰明，能夠正君，他們是王中的聖人！

　　孔孟為推銷自己的學說，就神化聖王來達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數決”，孔孟就毫無市場了，所以，他們要宣揚聖王高於所有的國人，這和神化無產階級革命家同理。

　　聖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徵是對聖教的教條主義情感與態度。儒家的聖教即《五經》。崇拜者們把《五經》視為窮盡壹切的最後真理。荀子講，《五經》無所不備，“在天地之間畢矣”。陸賈說，《五經》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經》的每壹個字都視為聖人傳達天意的符號，“名則聖發天意”，“欲審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錫瑞云：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為萬世教科書。

　　在獨尊儒術的時代，“非聖無法”，聖人的言論、着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條。伽達默爾說：“如果權威的威望取代了我們自身的判斷，那麼權威就是壹種偏見的源泉”。當孔子被樹立為“大成至聖先師”之後，《論語》的話語強權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大眾的聲音完全被淹沒在孔子壹人的聲音之中，這是人的沉淪和思想的退隱。

　　《論語》之後，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這種 “語錄體”文本實際上還為後來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萬句”開了壹個惡例。

　　對儒家出發點“忠孝”的質疑就全靠屠刀來解決。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麽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崇聖就是崇拜孔聖人，且愛屋及烏。他們從不反駁聖人，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裡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着壹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壹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壹個國家，某種思想壹旦成為“惟壹”，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麼想象力和靈性了。

　　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李卓吾說：“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儒學的根本點是“三綱五常”，尊人為大。三綱五常對穩固專制政體特別有效。“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指五種人倫關係的原則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完全服從“三綱”，“三綱”則以“君為臣綱”即尊人帝[王或皇帝]為大，以此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的核心綱領。就如今天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壹樣，儘管有壹些關於民主的說法，其實，黨對政權的壟斷才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這種尊人為大的儒家學說，誘導人們忽視了當權者作為人與身俱來的弱點和罪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的不合理，對於社會不斷的動亂興衰，對於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權所導致的人為禍患，不是從制度層面檢討問題看待問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聖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極端疏於制度設計！

　　在儒學長期所孕育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會制度和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等級次序的意識形態下，壹代又壹代社會優秀人才，或者嚮往於“內聖外王”，皓首窮經；或者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盡都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致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中國長期在這種官本位社會制度和思想影響下，可以說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窺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

　　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尊上帝為大。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儒家的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人那裏達到了頂峰，他們把自己的死稱為“去見馬克思”。共產黨吹噓自己“先進”，黨的領袖先進得成了神，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說達到人類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項背。對馬列毛鄧採取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態度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4．都主張人治、都反對法治。

　　由於儒家哲學認為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這些人是不會犯錯、不會犯罪的，對他們就不適用法律。儒教篤信聖賢統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屬成了准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國人把他當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議論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聖王人治，官大壹級就是真理，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

　　馬克思主義強調黨的領袖作用，主張人治。馬克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先進的先進；黨魁肩負着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着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黨天然地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不受法律約束，對他們的行為的任何約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不適用法律，主要是說服教育；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針對少數階級敵人的。主張法律面前人與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徵。

　　5．都搞專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稱王，那時是王權；秦皇后就是皇權。其實質都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

　　鄧小平時期，有句口號叫：“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黨學的核心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保證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叫黨恩浩蕩。

　　儒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加強天子的領導、改善天子的領導”，儒家的宗旨是維護國君的權力，保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天子的領導。因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陽，是活着的神，這叫皇恩浩蕩。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統，重建周天子的權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於天子的權威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天子的權威，就鳴鼓而攻之，可先打為禽獸然後殺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責“大夫”的話，因為他用了天子的禮儀、冒犯了天子的威嚴。孔子是維護天子的“鷹犬”！如今，凡是有利於黨權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黨權，就鳴鼓而攻之、就封殺、就屏蔽。儒家搞師道尊嚴，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從小就被專製成了“木頭”。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屠殺。魯昭公20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符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游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壹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

　　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壹個巧偽人，是“盜丘”。

　　到了共產時代，寬猛相濟被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無產階級革命所取代，“和為貴”被認為否定了階級鬥爭而糟到毛澤東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錯案、亂殺無辜泛濫。

　　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和專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獸”的自由！就是對“禽獸”們實行專政再專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就是被儒家說成禽獸和夷狄嗎？夷狄等於禽獸，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見“壯誌是飢餐胡虜肉”嗎？

　　黨權論與儒術是同構體，批判儒家就是批判當今的官方黨權理論。

　　6．都反對私有財產權。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撓，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儒家在經濟上有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平均主義當然反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儒家“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說辭。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麼“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國人見不得別人富，鬥爭起來格外有勁。在中國賺錢的個體戶，擔心有壹天大家眼紅，又會來壹個大翻身；所以，撈夠了錢就把資金轉移到美國。

　　7．都反道德。

　　儒家公開主張皇帝壹夫百妻制[實際變成了壹夫萬妻制]，玩弄女性；共產黨人主張過共產共妻。誰能共，當然是共產黨權貴，他們淫別人的妻。現在不公開提倡共產共妻了，但共產共妻的實質仍然保留下來！《共產黨宣言》主張同壹切傳統的觀念決裂，就蘊涵了共產共妻的意思。看來在玩弄女性上講，兩家家都沒有道德可言。

　　8．都腐敗

　　儒家只講“孝”、講“親親”原則導致了腐敗泛濫。共產黨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人權，導致了更大的腐敗泛濫。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壹位官員不貪汙、不受賄，就是壹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

　　前深圳市委副書記李意珍的女兒鈕鈕僅25歲，已坐擁資產769萬元人民幣。鈕鈕的電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強令學生們出錢觀看。李意珍的妻女經營三家公司，資金2800多萬元。這些材產雖然現在看來不多，但是按照當時中國的物價，已經算是壹筆巨額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美國總統裏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壹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美國總統的後代過平民生活。裏根的女兒曾當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兒開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選擇的是去壹所小學當壹名教師。

　　在中國，哪怕是壹個普通的官員，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壹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9．都愚民、都不誠實。

　　沒有愚民就沒有獨裁者，愚民是獨裁政權存在的前提。每壹個獨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為他“打江山”作出犧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麼是人權、民主、法治，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遠傳下去！

　　每個獨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統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萬種，但其本質卻只有兩個字：欺騙！為此，他要編造出所謂的“理論”（披上“科學”外衣），操縱宣傳機器，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謊言變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馬]家思想讓別人做君子[雷鋒似的螺絲釘]，自己做小人[風流人物]。

　　顧准說：孔子心裏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芸芸眾生的要求；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壹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壹套做壹套開始於孔子本人。

　　孔子助長父子相隱，主張為尊者諱，也就是說要隱瞞真相、要說假話。“以無恥為成熟，以狡猾為智慧”的行徑是瀆神的，對於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個不義的人；因為“不許欺詐”是耶和華的絕對命令。“說謊的，妳必滅絕；好流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神說，魔鬼是“說謊人的父。”當我們說謊時，便表示我們是魔鬼的兒子。謊言重復壹千遍還是謊言，謊言可以蒙蔽所有人於壹時，可以蒙蔽某些人於永久，卻決無永遠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穌沒有詭詐或伎倆，面對那些預謀致他於死地的人，他除了從從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麼事情也沒做；他沒有用“兵不厭詐”的權術去謀害敵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陰謀煽動他的追隨者們起來反抗那些壓迫者…總之，他心地單純、沒有任何的詭詐。

　　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的關鍵是守約精神。“重法輕智”的守約精神壹直貫穿在整本的聖經之中。在聖經裏，亞當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識果”而犯罪，最終被上帝驅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國人深受聖經價值觀的薰陶，多半誠實單純，他們心裏沒有什麼城府，不會很多東方人的計謀詭詐，而是直來直往，坦坦蕩蕩。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簡單，造就了他們強烈的守法意識，及個人品德意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法規、制度、程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個人的品德和誠實，如同生命壹般。沒有聰明才智，他們不會感到懼怕，而壹旦沒有了秩序和法則，對於許多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個高於他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着；這樣，任何制度、禮儀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內心，他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絕不會撒謊，無須告密。在美國，執政黨暗錄反對黨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總統最親近的盟友都會反對。從利益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該反對的。當他們聽到錄音帶的消息後，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麼？他們是基督徒，基督不許說謊。

　　毛澤東面對來訪的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想不通妳們美國人是怎麼搞的，幾盒錄音磁帶就把壹位總統趕下了臺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的孫子）試圖向他解釋這是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毛擋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門事件”在毛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國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壹位國家元首的信任。

　　劉易斯 博洛爾說：“對政客們不誠實的欺詐之舉持無所謂的冷漠態度是壹個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標誌”。壹個沒有聖經只有“三國”的民族，在玩各種各樣的詭計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謂“法律象繩子，膽大的跨過去，膽小的鑽過去，只有老實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報應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權大的玩權小的；權小的玩無權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生活富裕，經濟發達。他住到賓館，看到廁所都是全自動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鈕，就給妳沖洗，輕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後他就責怪科學家們，說衛星上天了哪都好，怎麼輕工業就不能發展呢？明年尼克松來訪蘇時壹定要搞出來。領導們壹說，科學家動起來，來訪的時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廁所裏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抬屁股就全自動沖洗，而且還很溫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說，“真行，全自動化了，比美國還先進，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動了。”他想回頭看壹看，壹看，蹲便下邊蹲着壹個人，伸出壹個手來。那個人在下邊想：他怎麼不走？沒擦好吧？再給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臉。這是壹個政治笑話，說明了極權專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誠實的領導人；非民主政權則相反。國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會“朕就是法”，“無法無天”，搞“壹言堂”，本來是禍國殃民的魁首，卻利用權勢操縱輿論、壹手遮天、自欺欺人，製造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為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殘害百姓，滿足壹己之私慾，不管其以什麼高尚的主義或名稱進行。

　　儒家鼓吹過以聖人統治為前提的“天下為公”，馬克思鼓吹過以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都違反了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兌現的荒謬的烏托邦。孔子講“守孝”而自己卻不遵守。50年前，儒生們見大勢已去，就改頭換面，披上共產黨的外衣，把仁者換成人民公僕，把愛人換成為人民服務，仁者對小民進行道德教化換成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中國是披着馬皮的專制體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來的毫無二致，官員不過是沒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學家、學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置良知於不顧。大躍進時期，有人昧着良心鼓吹畝產萬斤糧符合科學；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火上澆油。文革時期的“假大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最後全是謊言！現在發現為人民服務騙不了人了，就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號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論”的唯“物”主義

　　國家的好壞看制度，制度的好壞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壞，決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國就是壹個典型，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由壹個十分落後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靠的就是開國初期的建國者，壹批虔誠的清教徒為美國劃定了正確的航向。美國的力量，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有較純正的信仰的緣故。

　　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人民脫離了宗教的訓誨與約束，以致於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罪惡的勾當。權力越大的人惡行更多，早就有過駭人聽聞的炮烙和人豬的記錄。中國統治者為什麼個個如此心狠手辣、缺乏愛心？是因為中華大地缺失了對神的敬畏。以致幾千年來，中國總是陷於仇恨、暴力、陰謀、欺詐、殺戮、戰爭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國長期以儒教立國。儒家強調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會對人心有剛性的約束。儒家除了當帝王的僕役外，根本無法讓統治者遵行自己的規範。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可以說，正是儒學拖累了中國的發展。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經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詞，也是語焉不詳。儒家是壹個非常熱衷於現實功名、富貴榮華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豐衣足食、家庭和樂和社會安寧。作君王的，只要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功德無量了。所以強調“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滿足了人民生理的兩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無神論”的共產黨的理想更進壹步地物質化了，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很多人上下齊了心，壹致“向錢看”，難怪中共的官員誇口，“妳看中國能讓13億人有飯吃，這就是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了。”這與孔老夫子的“民以食為天”是齊壹口徑了。中共奉行唯物主義、打壓壹切宗教，使中國陷入更深的罪孽與災難的深淵之中。

　　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慾(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曆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採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麼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沉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儘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儘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丑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鬆，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慾”，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干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慾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着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慾，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慾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着性慾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慾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着、蓋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隻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凋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噼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繫。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着：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着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着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又是生產關係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性質，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着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麼？”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麼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着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衝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麼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慾”、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麼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着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着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麼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麼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係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係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係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係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乾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係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乾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麼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麼強烈、那麼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着飢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麼就是甚麼，黨叫做甚麼就做甚麼（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麼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麼容易同化的麼？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扎。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着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鑽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斗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麼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麼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儒教文化與極權專制之間的關係

作者 曾節明

　　文明失敗的悽慘縮影

　　鄙人在拙作《揚州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再祭》壹文中，指出了中共國存在着極其危險的認同屠殺、反人類反文明的主流意識，以及在這種危險意識的作用下，中華民族有同世界先進文明作殊死搏鬥、自取毀滅的趨勢。由是在下對全人類（特別是日、中兩個曾犯下過、遭受過嚴重的大屠殺暴行的兩個民族）了發出了警汛-「比大屠殺更可怕的是對屠殺的認同」。

　　然而，為什麽會發生揚州大屠殺？為什麽向揚州大屠殺這樣的人道大慘劇在中國壹再發生？為什麽在多次大屠殺之後，中國人不僅沒有吸取教訓，反而出現甚囂塵上的認同屠殺的主流意識？這些背後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只有搞懂了這些問題，中、日等民族才能夠從大屠殺中真正吸取教訓，中華民族才能夠從真正的從360年來的無比悽慘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揚州大屠殺之所以發生，並不僅僅因為外族侵略者邪惡、野蠻、殘暴，妳要是能擊退侵略者，他又如何能逞凶使惡？中華民族當年若不是自毀長城，通古斯滿洲韃子安能到得楊州城下？

　　明朝末年，中華民族以文明達到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高度，以超過對手數倍以上的國土、十倍以上的物產、人口，居然被滿洲-這樣壹個人口不滿百萬、社會處於奴隸制半野蠻狀態的北亞通古斯韃靼部落征服。這究竟是什麽原因？這壹人類史上罕見的壹節是怎樣寫就的？

　　事實上，揚州大屠殺只是壹個結果，是文明失敗的大結局中的壹個最悽慘的縮影。其實，早在揚州大屠殺之前366年，中華傳統儒家文明就已經開始失敗：

　　在頑強抵抗了四十多年之後，南宋抗蒙戰爭終於潰敗。隨着蒙古軍的鐵流大掃蕩，繁榮的南宋統治區社會經濟文化全面崩潰，文明的積累、有望邁向先進的進程、苗頭統統被摧毀、打斷，社會大倒退，在蒙古的征服下，中華民族的自主發展第壹次整個地被打斷，整個民族被強力甩進無謂的大重來的歷史旋渦。

　　不能夠把南宋的滅亡僅僅歸咎於南宋王朝的腐敗，因為宋廷的腐敗只是文明失敗的結果之壹。實際上，宋末中華的亡國其實是中華傳統的儒家文明大失敗的開始。

　　儒家能夠在中華文明史上綿延兩千多年，主宰中華文明壹千年以上，沒有自身的優勢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樣壹個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古老意識形態引領的文明，怎麽會走到後來那樣的悲慘境地？儒傢具有哪些優勢？是儒家自身的那些缺陷導致了中國儒家文明的大失敗呢？儒家及儒家文明是如何從誕生，到興、旺，到衰、亡的呢？

　　這是壹系列沉重的、卻又不容迴避的、亟待更多的人反思的問題。對之若不正確的反思並付諸個新的行動，中華民族就永遠掙脫不了專制的魔咒，就永遠走不出專制下惡性循環的厄運怪圈。

　　儒家產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自身優勢

　　被上帝創生之初，古華夏人是非常敬畏神的，這也是「神州」的由來，但後來由於神秘的原因，中華文明在早期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創生出成熟的宗教，華夏民族的有神論信仰水準長期停留在血腥野蠻殺人（殺生）祭祀和多神拜物邪信的層面，直至今日也沒有根本改變。

　　這不僅造成了華夏文明在審美、藝術方面難以達到西方文明那樣的高境界。更重要的是，由於宗教的缺失，中華文明缺乏對超越君王權利乃至壹切世俗利益的終極價值的化身及裁判者-上帝的關注和無限敬畏。

　　也因為這，中華文明缺乏強烈的對自然以及超自然規律的探索精神，卻充斥着汗牛充棟的投合世俗權力利益需要的精神成果，如權謀詭道統治術之類的着作。在這種宗教或缺類文明的薰陶下，人普遍的容易妄自尊大，濫用自己的權謀詭計，爭鬥起來沒有道德底線，於是「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上古時敬天畏神的華夏古人，到了春秋戰國時「禮崩樂壞」，列國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殘酷，社會秩序越來越混亂。文明要想在這種宗教或缺的狀態下持續下去，非得要有壹種能夠整合這種文明的思想學派發揮作用不可。這就是儒家在中國誕生、興起的大環境背景,也是儒家能夠在中國興起背後的必然因素。

　　雖然有這些必然因素，卻不能說明儒家這壹家在中國的興起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只要有壹種思想學派能夠整合當時的文明，這種思想和學派就能夠在中國興起，不是非得要有儒家不可，沒有儒家，大有別的家可以替代。

　　為什麽結果是儒家擔當了整合中華文明的主角？這完全是歷史的偶然性造成的，這同時證偽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歪論。因為儒家是壹種文化，屬於上層建築，儒家的出現和興起是大河農業文明的必然結果。那麽，這又如何解釋，同為大河農業文明的古代印度、古代兩河流域和古代埃及，興起了與儒家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呢？其實，出現這些重大差異的真正原因，是各文明早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大思想家、宗教宗師：中國產生了孔子、印度產生了釋迦摩尼、中東產生了漢謨拉比、莫西、查拉圖斯特拉、古埃及祭司創造了拜太陽教......這些天才人物，對各自所在的早期的文明施加了重大的影響，其創立的思想學派、宗教，把個文明引領到迥異的道路上去。

　　在東周春秋時期，傑出的天才人物孔子偶然地誕生了，儒家由是而生。儒家的興起，使得中華文明避免了如另壹宗教或缺文明-古希臘文明那樣徹淨湮滅的下場。

　　中國儒家創始的先秦時期數百年裡，儒家只是「百家爭鳴」的壹家，並沒有獨大的影響力。秦滅六國後，儒家遭秦始皇殘酷鎮壓，瀕臨滅絕。然而暴秦瞬間敗亡，繼之以漢朝，漢朝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儒家方才由衰轉興。

　　由於儒家思想本來就是其創始人孔子向春秋列國封建主建言獻策的內容，因此它有着強烈的入世精神，適合統治者治世的現實需要。其「仁政」思想，就是統治術的思想。同時，儒家思想又不僅僅是統治術思想，它有壹套完整的倫理說教系統，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禮儀規範...這使得儒家不僅有維護統治秩序的作用，更有調節整個社會秩序的作用。儒家有壹套完整的家庭倫理道德系統，強調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依此能夠形成壹種十分穩定的以老人為核心、以親情為紐帶的〈血濃於水〉的人情化大家庭（家族），親戚之間互相幫助，在〈家裡人〉之間容易成就類似於西方的〈博愛〉。並且，孔子本人站在當時世界文明之巔-華夏文明上，對落後外族征服的惡果有着清醒的認識，他說：「狄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儒家思想的「尊王攘夷」觀念，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民族主義萌芽，是抵抗落後外族征服、維護華夏民族利益和自主發展的最早昭示。可見，儒家起到的的凝聚中華民族的作用，是先秦各家無法比擬的。儒家的強大的凝聚作用，是中華民族兩千年來能夠保持基本的民族特徵、精神氣質，沒有被外來影響、征服改變、消滅的首要原因。

　　儒家自身的的以上優越性，使其非常適合於維繫中國這樣壹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大壹統大國的需要，因此在沒有發達的宗教的情況下，儒家在創生以後，後來成為諸侯分封制時期逝去後的主流意識形態，又有着某種必然性。

　　儒家的千古罪錯：追求聖王的價值觀

　　但是，儒家又有着嚴重的缺陷，它是不完整的人類文明的精神基座。因此，儒家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意識形態，從長遠來看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首先，儒家完全持壹種追求聖王的價值取向，認為完美的社會要靠聖王來成全。這根本是壹種人治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能催生出民主的萌芽。儒家沒有意識到聖王也是人，不可避免的有着人的脆弱性和劣根性，因此，所謂「聖王」-賢明的世俗君主是靠不住的，他（她）往往壹段時期賢明，爾後由於私慾膨脹、年老昏聵等原因，變得邪惡殘暴：縱觀中國歷史，象唐太宗那樣自始至終開明克己的聖王少之又少，而善始劣終，象漢武帝、唐玄宗、明太祖、清帝康熙、乾隆......這樣的力量例子卻比比皆是。退壹步來說，即使「聖王」做到了終生賢明，誰又能保證他們的繼任者繼續賢明？歷史上，漢武帝暴於漢景帝、唐高宗不比唐太宗、隋煬帝不如隋文帝、清雍正惡於清康熙......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這種依靠聖王帶來美好社會的價值取向，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把越來越多權力交給君主掌握的發展勢態。儒家所謂的「君君」，就是君主要象個君主的樣子，要施行「仁政」，要「以德治國」，行為要向古代的聖王靠攏。但是，要實現儒家的這些理想，君主首先必須有權，權力越大，「仁政」和「德治」的恩澤也就越大，就越想個君主的樣子。

　　儒家向來支持君主獲取更大的權力，對於專橫殘暴的漢武帝、乾隆帝甚至愚蠢昏聵的崇禎帝，極盡吹捧之能事；而對於優容開明的弱勢君主漢文帝、宋真宗，卻絕少諡美之辭，儒家意識形態的史書、文學，把架空君主、或與君主分庭抗禮、特立獨行的權臣，如曹操、王安石、韓佗謂、賈似道、胡惟庸、藍玉、清朝三藩等，都被寫成奸徒惡黨、亂臣賊子，分別成為各自所在時代禍國亡國的頭號罪人，儘管實際上他們的罪責並不見得比皇帝大。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降，中國曆朝歷代的君主的權力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儒家的影響難辭其咎。對待不負責任、濫用權力的昏君、暴君，儒家的歷史輿論卻是異乎尋常的寬容，它認為：皇帝本來是好的，之所以這樣糟糕，是因為受到奸臣的蒙蔽。受儒家的影響，自漢以後，中國的政治鬥爭和老百姓的抗爭就有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趨向，直到今天都沒有根本的改變。

　　這完全是壹條歧路。本來，絕對的君主專制是造成中國社會周期性大敗壞的根本原因，被無限的君權逼迫出來的反抗不是為了限制君主權力（就像英國貴族、平民起義，於1215年逼迫英王約翰簽署限制君主權力的《大憲章》那樣），反而是為了「清君側」，清除皇帝身邊的「壞人」，以便使皇帝「聖明」，其結果，絕對的君主專製絲毫未變，反而進壹步加強。這就造成了中國曆朝歷代的治、亂惡性循環：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中華文明進步微小、甚至停滯、倒退（如滿清）。

　　最重要的是，由聖王賢明帶來的臣民的、社會的福祉，是不平等的產物，是壹種「恩賜」的、施捨的福祉，是壹種隨時可以收回去的福祉。儒家力勸君主向善，但對於君主行「苛政」，卻沒有在制度上提出任何限制的辦法。雖然儒家的第二號宗師孟子針對暴君提出了「君視臣若草薺，則臣視君若寇讎」，肯定了人民暴力推翻暴君的合法性，但「君視臣若草薺」已經是壹種不可收拾的極端狀態，孟子依然沒能提出在制度上限制君權的辦法。孟子這壹另類的民本觀，與孔子的君臣父子的強調秩序論，無意中竟成為後世中國社會命運的預言：兩個極端，要麽是等級森嚴、皇帝橫行於世的大壹統社會；要麽是暴亂綿延、社會崩潰、蠻族「入主」、「家家想出皇帝」、普通人生命更無保障的極其恐怖的梟雄亂世，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沒有象英國、西歐那樣限制君主權力、在體制上有需改進的任何思想和渠道。這與儒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如果硬說儒家有什麽限制君權的措施，那就是對君主壹廂情願的道德說教和有氣無力的呼籲、「死諫」，這種自下而上的建言根本不能起到限制君權的作用。歷史上，有太多的提意見的臣僚遭到其主子的殘、殺。兩千多年來，儒家如痴如迷地追求聖王，但是現實中的君主絕大多數既不「聖」，也不「仁」，對此，儒家不是不清楚，而是莫可奈何、不知其所以然。實際上，這完全是儒家寄希望於人治造成的惡果：

　　由於自私的自然屬性，人的本性是容易趨向惡的，也就是《聖經》所指的：人生下來是有原罪的。社會中的普通人，其人性中惡的壹面受到利害關係、法律（官府的懲罰）、道德、教化的抑制和化解，但是在儒家社會形態中的君主，因其幾乎掌握無限權力，其人性中惡的壹面就沒有那麽好抑制了。儒家在主觀上確實希望君主能夠控制好自己，「勵精圖治」，「從善如流」，這實際上如同現在希望中共官僚能夠自查自糾壹樣荒唐和靠不住。

　　社會的自由、人權的保障只有在對君主權力的限制中才能產生，儒家的追求聖王的價值觀，實際上是對限制君主權力的放棄，對君主擁有無限權力的認同，完全是壹種專制極權的價值觀。

　　可見，儒家是實行君主專制極權統治的強效精神麻醉劑。

　　也正因為此，儒家才甚得專制王朝君主的歡心，在〈百家〉中為帝王選中，至於〈獨尊〉的崇高地位，逐漸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

　　儒家在維繫大壹統專制王朝中顯示出巨大的優勢的同時，他的人治（專制極權）的價值觀帶來的深重的禍害也逐漸暴露出來。經過宋朝大儒程頤、朱熹的發展，儒家已將君主專制秩序拔高到「天理」的地步，為之不惜「滅人慾」-人性、人道可以通通拋棄。理學，是儒家人治專制思想的登峰造極。明朝，是中國第壹個全面以理學取士的大壹統專制王朝，明朝的滅亡，堪稱是儒家（人治專制）文明失敗的經典。

　　尊奉理學最真誠真全面的明朝（後來的滿洲統治者僅以理學為愚弄臣民的工具，自己並不吃理學這副毒藥），在理學的禍害下，277年的功夫，內政外交全面失敗。明朝擁有比南宋多壹倍以上的國土、多壹倍以上的人口、更有利的對外形勢、並不遜色於宋朝的濟濟人才，卻沒能象南宋那樣的拖住女真人，最終，擁有上億人口、上百萬軍隊的明朝，竟被民族人口不足百萬、軍隊不滿二十萬的滿洲人（建州女真）徹底征服滅亡，發生了世界史上罕見的咄咄怪事。

　　明朝末年，對外軍事形勢實際上要比北宋末年好得多：北宋自立國始，幽燕、遼西邊防險要之地壹直被北方異族佔據，華北平原門戶洞開，無險可守；明朝則壹直掌握着長城沿線和遼西軍事重鎮，對北方異族握有防禦上的優勢。明朝直到滅亡前，仍控制着西至甘肅、東北至遼西的的遼闊幅員；北宋沒有甘肅、邊界往北只能推進到北緯三十八度左右，南宋初年更是連陝西和淮河以北都被女真人攻佔。明朝末年，能夠構成威脅的外族只有滿清（後金）；而北宋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時遭受着遼、西夏的嚴重威脅，南宋同樣在北面和西北面同時遭受這更富侵略性的金國和西夏的嚴重威脅。和明朝末年壹樣，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政治腐敗，宋政權不僅遭到強大外族入侵威脅，身後農民起義不斷，內外交困。面對相似的危機，明朝迅速地敗亡了，更困難的宋朝卻能夠以南宋的形式，繼續生存了壹百五十七年之久。這到底是為什麽？

　　明朝亡就亡在理學上：理學造就和維繫的極端的君主專制、普遍的腐敗、虛偽、迂腐僵化的思維方式使得中華民族的統治集團幾乎完全喪失了化解現實危機的能力。

　　朱元璋始作傭，廢除了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宰相制，把權力完全集中在皇帝手裡，為成就〈聖王〉掃除了掣肘和障礙，完全符合理學標準。但是，與儒家的期望完全相反，〈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敗〉，明朝的皇帝多數比宋朝皇帝更不仁、更不聖，自朱元璋始，兇惡苛暴、驕奢淫逸、荒唐虛偽，人性中惡的壹面暴露得淋漓盡致。

　　明朝亡國的罪魁禍首崇禎皇帝治國無方、抗清無能、對付農民起義無術，卻是殘害忠良、草菅人命的行家裡手，他刻薄、殘忍、虛偽、虛榮、愚蠢、吝嗇，自己做了蠢事總要賴別人、殺別人，把把絕不遜色於北宋末年的濟濟的明末人才隊伍驅盡殺光，自毀長城；他深受理學毒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失敗，絕不失面子，力不能勝滿清，卻硬不肯議和；謀不能平李闖，卻又死不肯讓步，等到形勢危急時想議和、南遷，卻又死活不願自己承擔責任，還想把責任往大臣們身上推，因此壹再錯失時機，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終於身死國亡。

　　但是，崇禎帝造就的經典愚蠢惡劣的「身死國亡」，卻不僅沒有為「天下笑」，反而長久以來為天下敬、為天下惜，這竟然是因為崇禎帝的行為方式非常符合儒家理學的行事標準：崇禎帝親政、勤政、不濫聲色、不事鋪張，被儒家視為為君之大德，居然可以掩蓋崇禎帝招致亡國的千古罪錯。

　　按照儒家的標準，典範的君主就應該手握絕對權力、憂勞國事、事必親躬。但在儒家理學所尊崇的極端的君主專制禮制下，沒有人可以分享最高權力、沒有限制君權的機制、沒有更正皇帝錯誤的辦法、沒有對皇帝錯誤的補救措施，臣子們唯壹應該做的就是-絕對的忠誠，對皇帝的錯誤的服從，否則便是「亂臣賊子」。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扭轉崇禎帝招來滅亡的錯誤的措施有：崇禎帝不理朝政，把內政外交交給比他能幹的大臣去處理；臣下發動政變，擁立比崇禎帝聰明能幹的新君。但是，這樣的措施壹則嚴重違背儒家準則；後者更是「大逆不道「之舉。

　　可見，儒家理學的為君之標準，是多麽的荒謬偏頗！

　　崇禎帝並不是智障，他的才具儘管極其平庸，到後來也看出來，與滿清議和、南遷是挽救明朝的生路。但是明朝末年已經形成了非常強大的儒家理學的輿論氛圍，在這種輿論氛圍下：

　　議和就是不光彩的、甚至是投降的行為；與異族議和者是恥辱的、喪失名節的；議和又接受了不利條款，那還了得，簡直就是是秦檜那樣的〈漢奸〉、〈賣國賊〉了！

　　儒家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儒家理學的〈忠孝節烈〉用來鼓勵個人上進、指導個人的潔身自好，或許有些積極意義；但用來指導國家事務，則是完全荒唐的。國家的第壹要務是生存，以保障國民的福杫不受外來征服，而不是道德意義上的是否光彩。再則，生命權是壹切權力的基礎，人權高於主權，壹切為了某個目標要人送命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腳的，更何況為了所謂的個人〈名節〉而讓國家、人民遭受更大的災難呢？那隻能是徹頭徹尾的愚蠢！如果不議和會招致亡國的下場，依正常的判斷力來說，亡國之害自然遠甚於議和，〈兩害相權取其輕〉，正常的、清醒的人在面臨選擇只有這兩種選擇的時候自然會選擇議和。然而，依照儒家（特別是儒家理學）的標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議和居然成為比亡國更大的恥辱！議和似乎比亡國為禍更大，以致於：寧肯亡國，也決不議和！

　　可見，儒家和儒家理學價值觀的羞恥標準，實在是反生命、反人權、反理性的劇毒猛葯！儒家崇尚的虛榮，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地步；儒家理學定下的羞恥標準，更是到了〈求取名節、坑殺活人〉的地步，成為壹把不折不扣的〈以理殺人〉的精神屠刀。

　　〈以理殺人〉的儒家理學不僅埋葬了崇禎王朝，也葬送了明朝象南宋壹樣對抗金國壹樣，形成南北對峙局面的生機。南明重臣史可法，被理學毒入骨髓，只因為李自成攻佔京畿、國君自殺，便從理學標準出發，弒君之仇，不共戴天，始終將李自成當作頭號敵人，而根本不顧稍後滿清入關，民族征服已成為首要危險的形勢。在史可法的錯誤指揮下，南明政權白白浪費了壹年（1644年三月至1645年三月）的時機，既沒有乘虛出擊滿清，又沒有及時加強防禦，進退失據、戰守皆廢。及至滿清擊潰李闖，傾力來攻，江淮崩潰，揚州已成孤城，明軍士氣低落，兵少將寡，根本無能抵禦十倍於己、擁有大炮的清軍，此時死守揚州，如同坐以待斃。面對這種形勢，清醒的統帥壹定會放棄在揚州與敵決戰，及時將主力撤出揚州，保存實力，將大部隊化整為零，沿途襲擾清軍。讓野蠻的滿洲人不戰而下揚州，可以讓揚州人民免遭屠戮之災（多鐸佔領新城後，再次致書史可法誘降：「若好讓城，不戮壹人）。但是史可法完全為儒家忠臣標準的教條所左右，思維僵化，指揮明軍坐以待斃、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他明知道滿洲人極端野蠻邪惡殘忍，抵抗會遭致屠城之禍，卻在根本沒有獲勝可能的情況下搞無謂的犧牲，史可法完全把〈忠孝節烈〉放在了揚州人民的生命之上。被俘後，由於敵人有尊崇之心，史可法明知道如果自己投降，完全可以促使多鐸打消濫殺無辜百姓的念頭，史可法卻壹心要〈成仁〉，他把個人的名節看得比揚州城壹百萬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比起史可法在揚州的事跡，壹個橫向對比的鮮明的例子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中，1781年，困守約克城的英軍統帥康沃利斯，在突圍無果、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為避免軍民無謂的犧牲，率八千英軍向美法聯軍投降，把恥辱留給自己，把實實在在的福杫留給廣大部下和約克城的廣大居民。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將軍是多麽的人道和理性。

　　史可法以其中規中矩的行為成就了儒家理學的楷模，但這帶來的實際效果卻是南明永曆政權的迅速敗亡，明朝在南方的抵抗從此陷入群龍無首狀態、徹底分崩離析。可以說，史可法的愚蠢理學教條行為，葬送了明朝的最後壹線生機，還大大的累害了揚州人民。

　　誠然，史可法堅定抵抗外族征服、不畏犧牲，這種精神值得中華民族永遠景仰，但是他恪守儒家教條的虛榮和愚蠢，由此造成的慘痛失敗和巨大的無謂犧牲，始終在他那民族英雄的光環上投下濃重的陰影。

　　如同被儒家史家追溢為〈莊烈帝〉的崇禎帝的悲劇壹樣，理學楷模人物史可法的悲劇是又壹則儒家文明失敗的經典例證。

　　整部晚明史，其實就是儒家在追求聖王的道路上全面失敗的經典實例。

　　儒家的千古罪錯：對科學技術的漠視

　　第二，儒家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十分漠視。

　　以上提到：儒家居主導地位的影響，是造成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愈來愈強化的原因，而極端的君主專制，又造成了社會的周期性敗壞、最終造成文明的停滯、倒退。有人質疑道：俄羅斯也是君主專制大壹統國家，為什麽不存在此現象？

　　直接原因是俄羅斯根本不存在儒家的影響。

　　這也涉及到中國儒家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術的態度問題。

　　儒家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從來都是漠視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對除《易經》之外的所有自然學科都興趣索然、不學無術，以致於其學說不僅幾乎毫不涉及除《易經》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學，連對自然科學的好奇心都只句難覓。《兩小兒辯日》就生動的揭露了孔子對自然現象的無知無察。孔子認為生產勞動是〈小人〉乾的事，他自己不事生產勞動，也不贊成他的弟子們從事生產勞動，以至於〈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儒家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術不僅輕視，而且敵視。孔子就對生產技術的發展持警惕的態度，他認為社會對技術的注重會危害秩序和倫理道德。隨着儒家的極端化發展，到了清朝，儒家對科技更加敵視，認為科技是〈奇技淫巧〉，會起到擾亂人心道德的作用，因而不宜推廣和應用。

　　在孔子開創的這樣的不問自然、不事生產、輕視敵視科技的傳統，最適合培養動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勁的書獃子或坐而論道者，怎麽可能培養得出像牛頓、愛迪生那樣的科學泰斗、發明大家？古往今來，沒有哪壹個〈大儒〉同時又是大科學家或大發明家的（諸葛亮是個發明家，也有幾分儒氣，但並非〈大儒〉）。

　　要是儒家沒有被〈獨尊〉，儒家的漠視科技的缺點倒也不會危害中華文明，因為在〈百家爭鳴〉的局面下，還有墨家等崇尚科技的學派抵消這個缺點。但是儒家被漢武帝〈獨尊〉，逐漸成為大壹統中國歷史的主流意識形態，危害就大了。

　　在儒家被獨尊的大壹統王朝社會裡，要想躋身上流社會，出人頭地，不信奉儒家思想是幾乎不可能的，這就好比不接受基督教教化，卻想在中世紀的歐洲立足壹樣困難。因為儒家的影響，在中國的王朝歷史中，上流社會的人普遍地輕視自然科學，更不齒於研究生產技術。

　　在那時交通通信遠未發達的情況下，上流社會壟斷着知識文化，自然成為廣大社會中、下層在價值觀等精神領域看齊的準則。讀書人要想登上仕途，儒家的素養是重要籌碼；普通人要向受人尊敬，還須〈知書答禮〉-即通曉儒家的常識性典籍（如〈中華美德賢文〉之類）、禮儀和行為規範。於是，隨着儒家的越來越強大的主導地位，輕視自然科學、生產技術的觀念就滲透到整個社會、至今仍然根深蒂固。

　　自漢武帝以後，中國社會雖然逐漸形成了儒家壹家獨尊的地位，但如果後來沒有科舉制度，儒家仍然不可能對中國科技的發展產生那樣大的阻礙作用-工業化遲遲無法開啟、兵器遲遲無法完成從冷兵器向火器的轉型（這是中國在宋末、明末兩次亡於異族的重要原因）。

　　因為沒有科舉制度，讀書便不是社會中下層做官的必然途徑。下層的人既可以因為學識、也可以因為德行（如張衡之〈舉孝廉〉）、義舉（如打死老虎等為民除害行為）等被舉薦當官。於是，廣大社會中下層就不會那麽熱衷於讀書，儒家對社會底層的影響就不會那麽深廣。在沒有那麽強烈的儒家和官本位的社會氛圍中，人們更加能夠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生活需要，而不是儒家的價值標準，去發展自己，形成文、理、工較為均衡發展的局面，這與中世紀的歐洲有類似之處。既然讀書不是為了做官，那麽知識便更有可能和技術結合起來，取得異乎尋常的成就。據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國的科技大家，如華佗、馬均、諸葛亮、張衡、蔡倫 、祖沖之幾乎都產生在科舉制度施行之前，這壹時期的中國的科技成就，遠遠在歐洲之上。

　　然而，這種文、理、工較為均衡發展的局面，因科舉制度的產生而改變了。 科舉制度始創於隋文帝，完善並制度化全面實行於唐太宗，其表面是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實則專制君主籠絡知識分子，穩定統治的手段。在科舉制度下，無錢無勢人家的子弟通過刻苦攻讀躋身上流社會成為可能，這在科舉制度產生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讀書自學是壹種成本較低的途徑，普通人家壹般可以接受，由是，科舉制度客觀上為廣大中下階層躋身上流社會打開了壹扇大門，在王朝政治比較清明的時期，它確實能夠有效的籠絡人心、穩定社會。

　　但是，隋文帝、唐太宗大概沒有料到科舉制度給中華文明帶來的深遠的惡果：科舉制度使整中華文化更加官本位化、大大消減了中華民族的科技創造力。

　　人因其本能需要，絕大多數是嚮往上流社會的，既然科舉制度像大多數人打開了壹扇門，使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這無疑對全社會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激發人們讀書學習的熱情，但是，這樣的全社會的讀書學習的熱情，完全是衝着〈做官〉去的。這就是說，科舉制度改變了整個社會追求知識的價值取向，〈學有所成〉逐漸被歪曲成〈學而優則仕〉。在強烈的官本位的氛圍中，越來越多的人學習是為了做官（做了官之後當然就用不着學了，所謂〈官大，學問大〉者也）而不是在學科上有所創造、發明、發現。於是，獨立的頭腦、探索的精神、天才的好奇心，統統被邊緣化了。

　　在這種情況下，輕視科技、又居於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儒家就開始產生了制度化的、全社會的影響，把他那套輕視科技、不事生產、好逸惡勞、不注重動手能力培養（更不要說實驗了）的惡習由士大夫階層高效地向中下階層傳播。

　　科舉制度的產生，成為中國與歐洲科技發展的分水嶺，徹底阻止了中華文明流向博大的文明海洋。

　　隋唐雖然成為中國大壹統王朝的全盛時期，但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步伐已開始落後於歐洲，文明成就差距在七個世紀之後終於全面顯現。

　　隋唐開創的科舉制度，雖然制度化地加大了儒家的危害，但是由於隋唐以至兩宋的科舉考試的內容，並非以儒家經典為唯壹內容，兼容有詩詞、算學、農政、工程水利等等，這對人們研習科技還有相當的激勵作用（只不過是為做官而已，與創造無涉），所以隋唐兩宋時期，儒家對科技發展的負作用還沒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壹時期，沒有做官奔頭的布衣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下層官吏沉括編出了了科技薈萃讀物《夢溪筆談》。

　　但是到了南宋末年的時候，儒家主導的中國文明在科技上的劣勢第壹次顯現出來。面對洶湧而來的蒙古大軍，宋軍雖然抵抗得英勇頑強，但是卻再也沒有以往的武器上的優勢了；相反，較之以往中國人的對手-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彪悍兇猛有過之而無不及，蒙古人更在對西方的征戰和交往中，掌握了先進的火器、戰船的製造和使用。因為軍事科技已經落後於對手，早已沒有野戰優勢宋軍，憑堅倚險防守的優勢也喪失殆盡了。宋朝抗蒙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襄樊戰役，堅守了五年之久的宋軍，終因蒙軍調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回回大炮」而失敗。

　　宋朝在劣勢情況下抵抗當時打遍世界無敵手的蒙古達四十年之久，比起後來明朝窩囊的抗清歷史，是非常難能可貴了。與明朝不同，宋朝之亡，主要亡在科技落後上。宋朝末年，中國的軍事科技已經落後於西方（阿拉伯世界）。宋朝雖然腐敗，但其政治體制在歷朝歷代中非常的優容寬鬆，朝廷的凝聚力非常強；它「開疆拓土」的能力雖然不足，自衛的能力卻異常的強大，比起明朝，其統治集團（尤其是北宋）尚未深受儒家及儒家理學的毒害，能屈能伸，因此，宋朝的生存力非常強，連續「熬死」了遼、西夏、金三個異族外敵。如果蒙古沒有得到先進的西方武器，宋朝完全有可能再熬過蒙古這壹關。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之亡，是西方的先進科技打敗了中國。

　　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壹個不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民族。中國的許多事情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是進步、而是倒退。自隋唐以後，儒家和科舉制度雙雙步入惡性發展，而且互為倚角、相互推動、共同倒退。南宋大儒朱熹把儒家的反文明性發揮到極致。朱熹壹方面把君主專制的倫理標準捧到〈天理〉的高度，為之不惜要〈滅人慾〉；另壹方面，朱熹、陸九淵大力鼓吹脫離具體事物的〈格物致知〉，〈明本心〉的求知方法，崇尚坐而論道、空談心性。理學的價值觀，實際上是儒家價值觀的極端發展：在神話君主專制的同時，依託官本位，進壹步漠視、輕視科技創造活動。

　　明太祖朱元璋根本沒有從宋朝滅亡中吸取教訓，竟然將將朱熹註釋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定為科舉考試的唯壹內容，科舉制度終於走向全面反動，由明朝開始，歷經明、清兩朝，儒家對中國科技的發展的阻滯作用終於走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明朝時期中國在科技創造上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已經非常明顯了，這突出的反映在軍事科技上：明朝製造火器的技術不僅落後於西方，甚至落後於鄰國日本，明朝末年，中國在火銃、戰刀、戰船製造上已經落後於日本，這在援朝抗日戰爭中顯現出來。在宋朝以前，日本幾乎在壹切方面都是中國的學生，同樣都在儒家的主導下，沒有科舉制度的日本，能夠在科技創造上後來居上，超越中國，這突出地反映了科舉制度對儒家反科技作用的助長。

　　明朝時期，中華民族的科技創造成就雖然大大地衰微，但是明朝尚沒有閉關鎖國，它對西方的影響基本持開放的態度，在通過與外國的交往中明朝引進了許多外國先進的科技，如造船技術、冶煉及鐵器製造、幾何、測繪術、天文曆法、日本的鳥嘴銃、戰刀、葡萄牙火炮、英國的前膛加農炮等等。因為明朝時期，歐洲已經興起，海上探險、貿易、殖民活動日益頻繁，所以與歐洲的交往程度，明朝遠比宋朝密切，這使明朝在登峰造極的儒家化的同時，科技比宋朝反倒有很大進步的原因（儘管這種進步是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步伐的「進步」）。

　　滿洲人對中國的征服，使得象明朝那樣對外依賴性的科技進步都成為不可能。滿清全盤繼承明朝得以儒家《四書五經》取士的反動科舉制度，為了維繫比明朝更加專制的統治，滿清統治者比明朝更加刻意地提倡儒家中最糟粕的部分-理學。更嚴重的是，出於對廣大的被征服民族近乎變態的戒心，滿清對科技創造已經不止於儒家的輕視、漠視，而是嚴厲壓制，生怕先進的科技有利於「謀反」者；為了防止與海外的交往會使被征服民族的民族精神復甦，滿清壹改明朝對西方的優容態度，實施嚴厲的海禁和外貿限制、驅逐西方傳教士（自雍正開始）。這種極端野蠻的愚民和閉關鎖國的政策是的滿洲征服下的中國成了壹塊儒家理學獨行其道的真空樂土。從雍正朝到鴉片戰爭，在這塊極端腐朽反動的儒家理學的極樂世界裡，科技方面只有壹種可能：停滯和倒退。用英國使者馬嘎禮的話說，就是「倒退回半野蠻狀態」。

　　滿清前、中期的的壹百五十年的極端反動的統治，直接造成了中華文明在近代的全面失敗。但深層的原因卻是：兩千多年來，儒家與中國的君主專制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儒家借專制而「光大」，專制借儒家而穩定。對科技來說，儒家先以科舉制度、後借蠻族屠刀，將其對科技的阻滯作用發揮到極致。

　　總而言之，儒家對中國科技發展的長期的、愈來愈強的阻滯，是造成中華民族壹再被蠻族征服、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儒家對科技的漠視，近兩千年來，儒家主導的中華文明在科技上進步越來來越緩慢，到明朝時已遠遠落後於西方的步伐，到了清朝，科技則全面的停滯、倒退。民族科技創造力的日趨低下，使得中華民族軍事防衛力量脆弱，自主的發展越來越頻繁地被落後蠻族的入侵、征服所打斷，文明成果壹次次的被無謂地推倒重來，從而文明難以形成足夠引起質變的積累；科技創造力的低下，使得中華社會缺乏活力和內部張力，引發不了推動社會體制性變革的衝動，這反過來又維繫着落後的專制王朝大壹統社會體制遙遙無期地延續，直至被西方列強用先進科技打開國門，屈辱地被強行推着進步—進入中共史書所謂的〈近代百年屈辱〉時期。

　　儒家的千古罪錯：對神秘世界的虛無逃避態度

　　第四，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壹點。儒家對世間的神秘現象持迴避的態度，沒有對廣大未知領域探索求問的精神。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壹套純粹迎合世俗需要的倫理道德統治術學說，沒有任何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追求。孔子本人就「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神」，儒家學說充滿入世精神，指望在自己的影響下，世間能產生聖王，通過聖王實施「仁政」而實現理想社會。對天文奇觀、大自然奧秘、生物起源、物質規律、生命之謎、死亡之謎、前生後世......統統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儒家這種陶醉於社會倫理統治術現世小圈子精神模式，實際上又是對遠為巨大的未知領域的逃避，是精神虛無主義價值觀。

　　孔子說得很明了：〈未知生，安知死？〉儒家的這種對現世以外以及壹切神秘領域的虛無逃避態度，可以使人忽略大自然、茫茫宇宙的令人畏懼的空靈、浩淼、幽秘；忽略人類自身的淼小、無助；忽略難以預測、在劫難逃的自然災禍；忽略世事命運的變幻無常、難以把握...儒家只關注現世的態度，確實可以為人免除諸如無知的驚恐、求索的苦楚、深重的彷徨感、恐懼感、面對自然的卑微感等等巨大的精神痛苦，這有助於人的現實精神和精神安寧：妥善解決身邊和眼前的問題，也有利於維繫壹個安土重遷的社會。

　　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儒家的這種純粹關注現實的態度，很有效地引領中國人解決了首要的生存問題，引領中國社會走上了壹條在較低生產力基礎上建立和維繫良好秩序的社會的道路。

　　儒家的純粹現世態度，使得古代中國人很早就能夠以較客觀、較清醒的眼光看待事物，西漢以後的中國，比起同壹時期的中東、北非、歐洲（基督教教化以前）、北亞薩滿教諸民族、美洲印第安人，中國更少受假神迷信邪教的影響，殺人殺嬰殺童祭祀等血腥殘暴的陋習惡俗，在中國並不普遍。

　　但是，儒家的純粹現世的態度和對神秘領域的精神虛無主義，反過來又使人盲目自信、夜郎自大、妄自尊大:

　　壹則是，認為〈人定勝天〉（荀子語）、事在人為。

　　從這種觀念出發，中國人在對自然生態濫取濫采、隨意改變自然形態上表現得肆無忌憚。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對天然樹林絲毫不加憐惜，人力所及之處，幾乎砍伐壹空，直至近現代受了西方的影響，才懂得要保護樹木。

　　從古至今，中國的居室、建築、園林、環境建設，壹直帶有濃重的人工化做作的風味，充斥着假山、假石、盆景、人工池沼、人工堤岸、碑刻、壁刻，這與西方尊崇、保留山水湖林的〈野性〉風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比起西方許多民族，中國人特別認同規模巨大的工程，對大工程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感覺遲鈍。至今，中國民眾如此輕易地被中共矇騙得對〈三峽〉、〈南水北調〉等邪惡的巨大工程持認同心理，這與中國對待自然的妄自尊大的深厚的傳統有很大的關係。

　　在對待人自身的自然形態上，中國儒家妄自尊大傳統的影響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致使中國人到了以畸形為美的地步：歷史上中國人長期以婦女裹小腳而造成的〈三寸金蓮〉為美；中國人在清朝時受滿洲人的影響，以扁頭為美，人為地用硬枕頭將嬰兒的頭壓扁，根本無視頭骨的畸形對人造成的損害或潛在損害，這種邪風陋習由於中共由東北入關奪取天下而得到加強，現在愈演愈甚。

　　二則是，在儒家（中國傳統）深遠的影響下，中國人普遍沒有思索彼岸前生來世的習慣，對與那些個容易觸發平等思想的思路航標，（如：任誰也難免壹死，即使是權勢遮天的君主）中國人從來沒有查看的習慣。同西方和印度大相徑庭的是，中國人普遍對死亡極力迴避、諱莫如深，並沒有認真留意死亡-這超越君主之上的可畏的東西。沒有對超越君主之上事物的畏懼，就不可能習慣把君王看作是同自己壹樣的人。

　　儒家對彼岸前生來世的虛無逃避的態度，又容易使人過注重現實的功名利祿和物慾享受，而缺乏死後受懲罰、來世受報應的畏懼感、負罪感，因此儒家社會容易滋生腐朽奢靡之風，這也是中國殘忍劣等陋習遠比西方基督教世界為多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國女人為了取悅勾引男子而把腳裹得纖小，而中國男人為了滿足戀足、色慾而鼓勵縱容婦女纏足，由是纏足之風，愈演愈甚，向極端發展，到了完全無視人的身體的自然比例（反自然），無視人的痛苦的地步（反人道），而且，對於纏足陋習，壹千多年來批評的聲音非常少。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纏足陋習，充分暴露了了儒家純粹關注現世，缺乏負罪感（漠視人的痛苦）、缺乏對自然的敬畏的極其醜惡的壹面。

　　就中國歷史上的君主來說，他們按儒家的標準是神的兒子（天子），但卻根本沒有對神的的信仰，也沒有真正的對天地自然的敬畏，他們沒有任何道德底線和罪惡感，因此妄自尊大到了極點；再加上君主手中掌握着最高的專制權力，由此這些人往往窮凶極惡、窮奢極欲，無以復加。

　　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濫殺臣僚家眷、漢成帝、隋煬帝縱慾變態亂倫、明太祖大殺功臣、崇禎帝推責諉過、苛暴嗜殺、視群臣如草薺、滿洲君王狂屠漢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滿清雍正、乾隆二帝以言治罪、大搞文字獄、大殺文人......中國歷史上君王的殘暴，完全可以讓歐洲中世紀最殘暴的國王自我感覺仁慈。

　　歷代君主們為了維護壹己之私，不惜發明、採納最殘暴、最殘忍、最慘無人道的酷刑去殘殺、折磨它們所憎厭的人：車裂、腰斬、凌遲、剝皮、抽筋、挖心剖肝、閹割.....無所不用極其。其中，車裂、腰斬、凌遲這樣的最殘忍的酷刑，居然先後堂而皇之地進入歷朝律法刑典。

　　中國歷史上的君王們為了獨佔眾多的女人，居然採取閹割所有的內宮的男性服務人員的做法，如此慘無人道的規矩，竟能成為歷朝歷代冠冕堂皇的典章制度，延續數千年之久，而幾乎沒有招來任何（儒家的）非議。

　　除滿洲入關征服者之外，大多數昏君、暴君都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儒家卻不能象基督教教化歐洲國王壹樣，使這些人象歐洲基督教君王壹樣，稍許收斂壹點自身的惡。

　　可見，儒家的完全關注現實俗世的變相無神論意識形態極大地縱容了中國人人性中的惡，對促使中國社會向人道、文明轉型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對未知領域、神秘現象、彼岸世界的漠視、迴避、忌諱，使得儒家不思進取、滿足於低水平層次上的和諧、固步自封，最終使得整個文明停滯。

　　古往今來，人類不斷的發現和研究成果證實，人類的知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至今仍然如此）。人們唯有對巨大無邊的世界宇宙萬事萬物乃及自身做勤奮的探索，才能夠使文明有所進展。對世界宇宙萬事萬物的外在研究探索，促成了科技進步；對世界宇宙萬事萬物的想象和內心感悟，則促成了宗教的發達。而儒家對對大自然奧妙的虛無態度，是無所謂文明進步的蒙昧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由於儒家的精神虛無主義和蒙昧主義傳統，兩千多年來，儒家始終沒有任何科技探索的精神力和熱情。這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科技始終難成氣候的根本原因。

　　由於第四大類的缺陷，儒家的〈敬鬼神而遠之〉實際上成了〈既不敬鬼，也不敬神〉，〈避鬼神而遠之〉，儒家對〈鬼〉、〈神〉等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遠，儒家實際上是披着〈天命觀〉外衣的超級無神論。

　　因為對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遠，因此兩千五百年來，儒家也就始終無法形成對超越君王之上的神秘力量-神（上帝）的崇拜，所謂的〈儒教〉也就始終無法發展成為壹門超越君主、制約君主的真正的宗教。在儒家的支配性影響下，中國本土始終無法產生任何超越世俗君王之上的真正的宗教。而由印度傳入的佛教，在儒家的排斥和扭曲下變味，成了壹門向世俗君王行跪拜、精神屈從於世俗權力的極端避世的活死人組織。基督教雖然在唐朝時已傳到中國，卻因為儒家的強烈排斥，長期處於極度的邊緣化境地。

　　儒家無能產生宗教、以及阻撓破壞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產生了深遠、重大的惡果，反過來又大大強化了儒家的上述所有重大缺陷，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不人道、不民主、不自由、無法治、無科學的總根源。儒家根深蒂固的非宗教性影響，是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主要障礙。

　　作為這壹結果，最顯着的是，儒家這種無能超越世俗君王的局限性，反過來又使它為世俗君王所凌駕，利用，大大強化了其專制幫凶的性質。漢武帝將儒家籠絡為捍衛君主主專制的道統，開啟了儒家思想統領的王朝時代；元世祖忽必烈看中理學提倡的反人性反理性的忠君思想；第壹次將其拔到〈國學〉的高度；朱元璋第壹次將理學定為進身之敲門磚，同時卻撤太廟孟子像，大肆詆毀孟子的民本思想；滿清統治者壹面繼承朱元璋對儒家的態度，另壹方面卻大力封殺孔子的〈尊王攘夷〉等民族主義思想，以掩飾自己的外族征服者面目，防止漢民族民族自主意識的復甦。

　　在這種被世俗君王凌駕、利用的發展過程中，儒家的精華不斷地流失、糟粕卻不斷地強化、膨脹，發展到滿清乃至後滿清時代，終於成為壹門反民主（專制主義和官本位）、反人權（長幼尊卑、忠孝節烈）、反文明（阻礙科技進步）、反人道（存天理、滅人慾）的〈四反〉歪理邪說，似教非教、似學非學，成為中華文明完成近現代化轉型的巨大障礙。

東方文化的精神剝削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愚民思維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范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党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系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

　　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註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游牧人唯物主義的審美觀。

　　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黃帝族，共同打敗蚩尤，地點在涿鹿；後來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坂泉。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游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騰格裏”。《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壹個統壹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于，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于，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裏。在黃帝時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騰格裏，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裏崇拜和天子這壹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游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2．日崇拜

　　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壹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徵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壹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這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凶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過星象師之手，災禍就轉嫁到了茫然無知的王波頭上。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壹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壹部分。每到這壹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壹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徵，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着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麼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假如曆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壹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壹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壹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專制類比思維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200餘條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着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係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凶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壹”就是“人與自然合壹”的內容，則壹條也沒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壹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壹個系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壹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裏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壹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

　　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妳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着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占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易經》開宗第壹章有壹句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着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壹樣有思想意誌、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云：“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中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壹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董仲舒為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人同類。他論證說“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製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麼有兩隻眼？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麼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麼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晴。天有360日，人的骨頭有360節。由此建構了壹套完整的確認皇帝應當“法天而治”的理論。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是無所不知的聖王。“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

　　它壹方面樹立了君權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強調不可違逆天的意誌，否則必有禍殃。他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相反，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汙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似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壹”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誌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讓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恆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壹，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

　　按照這種“天人合壹”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誌，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顆星，地上就要死壹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箇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壹”，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壹氣，或同此壹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着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壹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裏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壹”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壹”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抬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樣，臺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壹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註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壹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凌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壹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裏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凌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復雜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裏。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

　　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干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壹”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游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壹”在哪裏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似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係。“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盤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壹”，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

　　4．語言落後和思維邏輯缺乏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簡練、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徵、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壹起，都能構成壹首詩。但是，漢語的這些特徵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研究科學的語言。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不是科學的文化。

　　從語言上看，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語言的模煳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煳，中國語言逐漸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語言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壹樣簡單，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妳能期望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像個貴族壹樣互相尊重？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啞巴急了幹什麼？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語法着作，中國人學語言壹直很倉促，語法、標點符號是在西方入侵後才引進的。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較復雜，中國語言就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復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的變化，漢語很簡單[沒多少語法規則]，漢字很難。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守法奠定了基礎；漢語的規則少，會說漢話產生不了規則意識；漢字的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煳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就有邏輯學、語法學；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語法學。中國壹直無邏輯學、語法學，不知道思維的規律；語法學是1840年後引進的。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徵、暗示、零散的思維，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進而萬事萬物發生、發展、進化的規律。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壹條的規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壹步對事物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統壹完全等同起來[那是列寧搞的]，壹等同起來就是為極權專制服務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同壹律。對他人嚴，對自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屬、貧民，就百般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的前提是人有正確的形式邏輯思維,否則就會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會！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壹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5．忽視細節的原始思維

　　長於分析、註重細節、註重個體的精密思維與民主相關，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壹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

　　壹位牧師曾問壹位鐘錶行家：“妳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註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壹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壹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壹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壹節油管不通、壹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困境。

　　6．沒有超越的血緣性的狹隘思維

　　中國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孔子註重“人倫”和“事功”，他的學問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壹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人和神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

　　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壹通，必然得出壹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麼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麼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係準則。

　　我不欲不等於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麼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壹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壹”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妳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義說：“無論何事，妳願意人家怎樣待妳，妳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麼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慾，那麼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人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經使傳統社會崩潰，儒家的唯我獨尊的專制地位也隨之崩潰。儒家的運轉體系也隨之死亡，但儒家的專制思想仍然影響着人們。1949後，中東歐的專制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壹般認為：儒家學派已在文革中被徹底整死了。

　　當代的儒家信徒否認儒家的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應該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專制思想，不過是用虛偽的“仁”進行了包裝。

　　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壹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壹樣。

　　壹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汙吏造成社會動盪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汙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經濟運行、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經濟、政府這些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汙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

　　當壹個人咽下最後壹口氣後的壹段時間內，渾身壹百萬億個細胞，壹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壹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採用腦死亡還是什麼別的標準)。

　　而且器官移植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是100%地壞了。儒家運轉體系在1911年死亡時候，“器官移植”也失敗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壞了。

　　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採取壹票否決制，凡是專制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麼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是阿Q的表現！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發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古代人，人們為什麽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

　　人們既然是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是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人們的言行的話，人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壹來，中國就毫無希望了。

東方文化的反智傾向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壹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徵，並全面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也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偽科學——中醫的指導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現在還在毒害人類、迷惑人心。它只不過是壹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巫術迷信的弱智產物。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裏面那些弱智囈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着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徐光啟第壹個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裏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壹大貢獻，第壹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壹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條壹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壹樣。可惜徐光啟的譯着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壹是希臘發明的形式的邏輯，壹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確實，我們在中國的思想典籍裏面看不到有什麼思辨色彩的東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這只能在中國內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較，諸子百家（也就幾個思想流派）的思想內容實在貧乏弱智得很。

　　孔門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以齊家，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國政的復雜性與家政不可同日而語，就象擺地攤的經驗不能用來管理大公司壹樣，家政經驗不可能用來成功地治理由無數家族組成的王國、帝國或共和國。

　　儒家所說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係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也很狹窄，樊遲壹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壹個“術業了了”的傢伙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

　　第壹個系統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評價孔子學說是壹種常識道德，任何壹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這壹評論已為孔夫子簡單膚淺的“思想”蓋棺定論了。

　　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廣闊得多，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是基於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復觀察和論證。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並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製出基於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槓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孔孟老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語言含混的諺語類的東西，只能算做社會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學。很多東西可以有多種結論和闡釋，沒有嚴謹的科學性。和宗教相比較，他們沒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能屬於亞宗教形態的東西。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沒有絲毫方寸可言的思維混亂的大雜燴。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從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壹位思想家。

　　翻開先秦諸子的着作，隨便就可使看到對科學的排斥。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壹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邊挖壹個邪的隧道，抱着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禮記》云：“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馮友蘭曾總結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

　　亞裏斯多德着有《形而上學》、《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壹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壹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壹，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壹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有壹個歷史事實證明了各文化間的優劣：那就是，希臘文化曾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繼而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這種影響在三者間基本上是單向的，沒有反向的影響。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的貧乏弱智決定了它以後難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在這之後兩千多年裏，後代人反復地在這些弱智思想裏面兜圈子，不能推陳出新。雖然也出現過程朱理學這樣的重新包裝，只是使它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壹種愚蠢的說法是：因為妳們西方人偷走了我們的文明成果，妳們才成功的（所謂“四大發明”等神話）。中國文化從壹開始就不可能演變為現代文明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壹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壹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壹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壹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壹兩個層次。

　　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不客氣地說，中國文化實在是壹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壹個數量級上。

　　波普爾說：“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壹點。

東方文化的消極意義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彷。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彷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彷，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彷，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凋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壹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壹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壹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的論據大多是人們熟悉的。

　　反駁之壹，中國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中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國既要學習西方科學文明，也要發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衝擊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國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再好聽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詞而已。

　　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人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壹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沉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壹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壹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彷，因為模彷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着妳們少年人去擔心。妳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中華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中華民族三百年前不是優秀民族

　　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壹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壹個優秀民族的優秀素質的形成，有壹個必要的條件：必須有壹個寬鬆的政治環境，讓這個民族的個體有獨立思考的權力。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政權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這使得中國文化思想成了黑暗與邪惡文明的奴僕。

　　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着重大的弊端。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儘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壹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還有無恥的人，玩法律於股掌、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歷史上未曾出現過壹點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而已，與民主政治無緣。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與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儘管它們不完善。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慾”而以禮殺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着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從秦國坑趙國降卒42萬，到蒙古、滿清的野蠻屠城，再到“6.4”屠殺；從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從上古的自由戀愛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親，再到明王朝的10萬宮女、10萬太監[明亡時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7萬之眾]、幾十萬王子皇孫[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20萬美元；而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裏的日常伙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曆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這對中國人是怎樣的壓迫、怎樣的負擔啊？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汙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壹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壹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以及官商階層）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轍的。這壹共同點，兩千多年來壹直沒有改變過。

　　壹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痴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中國自秦漢起，文明壹直處於壹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裏跳不出來，文明上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對歷史進行循環返復。

　　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限徵稅權。地方官員打着“聖旨”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徵稅，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力。農民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義務。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對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內虛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減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漢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沒有利益分配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這種惡劣的的稅收制度表現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壹起壹並徵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記”了這壹並徵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壹次，賦稅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壹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於人口增加，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沉重。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中國稅重，主因是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的人慾沒有受到神的制約，中國的宗教是統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

　　第三，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質少，另壹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扎。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中國人幾千年來壹直很貧窮落後。

　　第四，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壹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極端野蠻的統治導致糧食被官方收光，農民只有死路壹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壹干二淨，成了壹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壹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的原因。

　　西方人魚肉每天搞點，能活命就行，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採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壹時期要明亮得多。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愚昧、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作為壹種思維模式，是壹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壹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壹能夠拿來吹噓壹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壹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蹟”“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着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復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麼“統壹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徵。高等民族使用製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製或竹製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壹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着復雜工藝的玻璃製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壹直在木頭、皮草、泥土製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壹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落後，是因為愚昧；中國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中國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壹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國落後，是因為野蠻；中國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中國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壹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中國文明的沉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沉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沉淪的命運。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壹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凌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壹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有人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壹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當了自已的當。統治者藉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什麼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智慧、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製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妳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妳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妳裝聾作啞逃過壹劫，這叫“難得煳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壹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壹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壹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區別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人性善惡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趨向的好壞。

　　基督教的人性善惡觀

　　基督教的“人性論”認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處，包括心靈、良知、自由意誌、道德觀念，等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經不住誘惑而偷食了禁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這是人類第壹次違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罪孽。人類完全喪失了“原始的公義”，人性僅剩下作惡的自由，壹無良善。

　　《聖經》中“原罪”的描述，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性惡的大思路。顯然，基督教講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沒有等級壓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惡是對上帝的違反；所有的人相對上帝都是惡。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實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惡是人的自由意誌背離上帝[即驕傲]的結果，人類將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人性真相。基督教倫理是壹種罪惡──救贖的過程倫理，是容忍撒旦的倫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惡的時候，其實已承認並容忍了人性惡，承認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亞當的原罪使人“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 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慾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着壹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後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

　　路德說：人在肉體裏和靈魂裏全都有壹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壹點東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論的特點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離靶心，不完美，不聖潔，與上帝公義聖潔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貪婪和對自由的濫用；亞當夏娃濫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園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個人的德行與上帝對人的要求比，差得很遠，都是偏離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絕對化身，沒有“全心全意行善”這回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驕傲、自私、貪慾、嫉妒、仇恨、冷漠。人內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為上壹定要表現出來，這就是罪行。人並不是因為犯了罪行才成為罪人，乃是因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穌說：“妳為什麼稱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沒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聖人使徒保羅雖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5:18)！

　　2．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聖經裏的罪是指人違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義之事。人不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企圖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為神。罪性是人自立為王、自命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將別人置於自己的意誌之下的壹種狀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對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它要剷除專制主義的心靈之根--驕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將無限的價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驕傲的罪性中。驕傲的罪有5類：

　　1）權力的驕傲，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現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及征服和轄制別人的欲望。有權勢的人惟我獨尊，以為憑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壹切自然變遷、世事變幻。他擔心壹旦失去權力將變得壹無所有，於是他鞏固權力的最好手段是獲取更多的權力，這種信念又驅使他不斷侵略別人，擴張自己。這是壹種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勢群體在獲得統治地位後，其暴虐、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所反抗的原統治階級。明白了這壹點，就會對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有足夠警惕，因為政權改變，並不能改變人性本來的罪惡。

　　2）知識的驕傲，即理性的驕傲，它集中表現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識當成絕對真理。知識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識，卻妄以為是終級的知識。幾乎任何壹種社會力量都有把帶有本階級意識形態特徵的知識視為最正確的知識，甚至連最逼近客觀的科學有時也不免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汙染。知識的驕傲來自於人類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來自於人慾掩飾知識的有限和知識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執己見不是來自認識能力的局限，而是來自人懼怕自己被證明為錯的不安。這種罪性，幾乎所有人都具有。從位高權重的官員到虔誠的科學研究者，都會因為維護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確的意見。

　　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是壹種迷信，這類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在政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識分子間就易進入到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學術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人為很小的問題都爭得頭破血流。真可謂：知識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愛心造就人。

　　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受“勞心者治人”的影響，往往具有“唯我獨正”的專制性格，他們等級思想嚴重，缺乏理性平等觀念，總是期待着領袖人物認識民主的好處，這些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普通民眾更加崇拜領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觀的專制泥坑。

　　3）德性的驕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為終極的義，以他有限的道德標準為絕對的標準。道德上的驕傲顯現於壹切自義（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斷中，判斷別人不義是因為別人不符合他的武斷的標準。人既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所以總發現自己是善的，別人是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是這種“自義”的人。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完全是把自己神聖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惡鳥比喻那些他所謂的“小人”。這種道德優越感，很易變成“罪在別人，美德全備於我”的思維定勢。我們的社會缺乏包容性，跟這種思維有關。道德上的驕傲有時可以充當知識貧乏階層驕傲的理由。

　　4）靈性的驕傲直接由道德的驕傲產生，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無上的善。基督教從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為神視為嚴重的僭越之罪；“欲與天空試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這是人的罪性的最後表達。

　　5）團體的驕傲是個人驕傲的集中表現，且比個人的驕傲更加嚴重，它追求自私目標的行動更加不受限制，較個人更為專橫，虛偽、自私和殘酷。國家崇拜是團體的驕傲的最高峰。

　　專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異己、狹隘自負的野蠻心靈上。沒有壹個超離現實世界的信仰，壹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壹個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結的人把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作為人生的目的，實質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這是壹種專制主義的人生觀，他們在心裏蔑視大多數人的庸俗平常，以為自己才是人類的典範，自己的人生才有意義。他們大權在握時都成了殘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說，信神是迷信。其實，不信神會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會崇拜人間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會因權力的腐敗和他自己的驕傲而成為暴君。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就會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寄希望於制度而不寄希望於個人，這才是壹個理性的知識分子。

　　壹個人，要想擁有壹個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個人類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專制的核心是無法無天、不敬畏上帝。要對專制釜底抽薪，就必須宣傳關於上帝的知識。不能正確地認識上帝，就無法產生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對上帝沒有敬畏之心，作為個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為整個人類社會，不僅消滅不了專制的根基，還更製造更大的動亂和仇恨，就無法建立起壹個祥和安寧、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國副總統奎爾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有人類靈性上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3．寬恕與懺悔

　　《聖經》裏有個故事：有婦人犯通姦罪，依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案子交給耶穌。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壹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婦人，耶穌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摻雜着壹個中國人，這婦人就糟了，准有壹塊石頭擊中她的命門，叫她壹命嗚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為自己升了級，所以“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中國人不承認人人有罪，只承認“個別人是沒罪的”。為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誣陷他人。仇恨、爭鬥就難以避免。愈窩裏斗，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壹人會讓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為樂。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無自我反省之心。

　　壹塊石頭，在《聖經》裏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壹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誠如馬丁.路德所說：“罪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罪人，這就是罪的最終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惡的可能性，因而我寬容別人的罪惡和別人的缺點。寬容不是不批判這些惡，恰恰相反，要堅決的批判；但在批判惡的同時，必需意識到自己的心中之賊：被我批評的罪惡可能內在於我的靈魂中。因此，批評罪惡不構成批評者的絕對專制。懺悔意識不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們譴責了該譴責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們自己更高尚。我們應該在譴責中有悲憫，在批判時同懺悔。正因為罪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面對壹個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儲查爾斯與卡米拉在婚禮上認罪懺悔文如下：“萬能的上帝，主耶穌基督之父，萬物創造者，全人類的審判者，我們坦承與悲泣我們的多種的罪與惡，這些我們不時透過思想、語言與行為對您的神的威嚴嚴重犯下的罪與惡，足以令您對我們做出譴責與憤怒。我們非常懊悔，也誠心對我們的錯誤感到抱歉；記住錯誤令我們痛苦，錯誤的重擔令人無法忍受。請寬恕我們，請寬恕我們，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份上，寬恕我們過去所有的錯誤，允許我們能在未來新生命中服務與取悅您，透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去顯揚您的名的光輝。阿門”。

　　既然每個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懺悔與悔改。懺悔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對於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遠自省。懺悔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懺悔出自內心，任何外力的強制都無效。悔改應從自己開始。

　　基督徒宣傳人人當悔改的價值觀，最終獲益的是全國人民。每個人的道德墮落，根本問題在於他自己；與財富的多寡、與是否學習幾個代表沒有直接的關係。將自己的罪推到別人和他國身上、推到物質上是懦弱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減少了，社會的損失減少了，大家豈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殺死6百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不知道做過多少公開道歉，每年付給受過迫害的猶太人經濟賠償。在美國，1949-1954年有個“麥卡錫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的教科書中仍然把這個“紅色恐懼時代稱為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壹頁，教育後代不要重蹈復轍。日本人不認罪，引起中國及東南亞人民的憤怒。壹個不忘記檢討自己過失的民族是壹個勇敢的民族，充滿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惡都是後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無知。他們認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過遷善；只要指出錯在哪裏，人便能夠克服自己的弱點，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趨善避惡的最佳良方。這樣壹來，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聖經裏卻說：“沒有義人，壹個也沒有”，事實的確如此。

　　其實，犯錯的人並非出於無知。不是“知”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小孩子與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負法律責任。絕大部分罪惡，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惡”的，所以才會“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處罰人類，但上帝仍然愛人類。由於罪是要贖的，人本身沒贖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獨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贖罪，使人與上帝重新修和。這就是耶穌基督拯救的意義。這種拯救是上帝白施於人的恩典，被稱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着人從罪惡的狀態中警醒過來，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聖經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人的生命問題，就是透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着神的新生命(神的靈與人的靈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變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勝過罪惡了。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後，自然就促進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國民都是由這種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組成，這個國家必然富強。

　　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指仁愛、公義、聖潔、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軀中有靈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與動物截然不同。人有與上帝感通的本錢，也有與他人相通的基礎。

　　人是神的最高創造物，也是神的最愛。神以非常的手段來表達他的愛，他差遣三位壹體中的第二位--他的獨生子耶穌降生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價，叫“壹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耶穌的人要向耶穌認罪悔改，請求他的赦免，並接受他為救主，讓聖靈(三位壹體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靈裏，並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語、行為。這樣，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發生了連結關係，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這稱為“重生”、“得救”，並成為神的兒子。

　　生命更新之後，內心寧靜安憩，滿足喜樂，心中時時刻刻有神監督着，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慾”，需要只是時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慾，就比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還會多行善事以取悅上帝，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大大提高了。人與上帝團契後，交往愈親密，生命愈成長，生活愈聖潔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導引到人性裏面來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趨善制惡。這就是基督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沒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修持，基督教則有神的救恩與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裏。不僅能夠不犯罪(消極的道德)；而且會活出神的愛(積極的道德)來。

　　基督教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利慾的泛濫。由於原罪，單靠自己是戰勝不了人性中的惡的，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與上帝重新立約，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寶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戰勝人性中的惡，才能逐漸洗刷身上的罪惡，獲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象神那樣完美無缺。只有聽從神的召喚，反思罪孽，愛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淵藪。誘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罪也壹樣。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每天禱告、每周禮拜的道理。

　　信徒們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戰勝邪惡的私慾和外界的引誘。承認自己是罪人，藉着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

　　5．民主分權制惡

　　人人皆有罪，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個完美的社會。基於每個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濫成災”；必須用制度來制約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立法權，他的私慾就會上升為法律；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司法權，他會判決世界都歸他所有；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行政權，他就會把全世界踩在腳下。若有人聲稱他們是先進材料作成，能創造出壹個完美的社會。千萬別相信他。對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嚴加防範，不能信任；必須像防強盜壹樣的防範他們，把他們關在籠子裏。政府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做到三權分立，保護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而權力是惡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防惡的目的，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共權力的濫用，私法之設在於抵禦公共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的侵犯。對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學的制度約束權力貫穿了法治的始終。

　　西方政治學裏有個着名的“無賴假定”。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確定了這樣壹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壹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美國憲法之父、清教徒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訴美國公民：“（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癟三，他的每壹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夠區別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約束人性的惡，還是放縱人性的惡？可以選擇、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選擇、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當地的土着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只有靠移民。於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壹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

　　起初，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壹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麼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學家已從基因復制的過程證明了這壹點)。從利己出發，人可以做出善事--歷史進步正是利己心推動的；也可以做出惡事--罪惡都來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是為了暴利。他們儘量多裝人，給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壓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於人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

　　假如由政府進行干預，政府以法律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官員到船上監督實施這些規定。但政府的干預不是萬能的。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干。 面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船主，官員面臨兩種選擇。壹是與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潤；壹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裏，詭稱他們暴病而亡，對船主不是什麼難事。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只能是與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當時既沒乞求船主們發善心，也沒派什麼官員，而是找到壹種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當按上船時人數付費時，船主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壹筆，至於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與船主無關。當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無關緊要，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船主就要多給每個人壹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航行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了。這種按到澳洲人數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壹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壹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及其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說過，壹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壹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哈耶克則認為：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裏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慾(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曆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採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麼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沉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儘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儘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丑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鬆，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慾”，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註《孟子集註·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干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慾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着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慾，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慾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着性慾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慾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着、蓋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誌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誌，這隻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誌，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註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凋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噼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繫。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註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註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着：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着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着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又是生產關係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性質，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着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麼？”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麼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着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衝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麼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裏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慾”、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麼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着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着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麼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麼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係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係說”裏，看不到人對社會關係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係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乾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係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乾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論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麼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麼強烈、那麼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誌。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誌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着飢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裏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誌，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

　　馬克思認為人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性即其社會 性；人性是隨社會變化而變化。依據生產向自動化發展的趨勢，勞動者自由時間在增加，科學的應用在普及、深入，這壹系列的變化，就為新的人性創造了條件，也就是“新人”的產生。

　　馬克思說：“理論壹經掌握了群眾，就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馬德裏的國際醫學年會上宣讀了他的實驗和研究報告，認為條件反射是高等動物和人類對環境作出反應的生理機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巴甫洛夫的理論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復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壹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應。這難道不正是“科學社會主義”？

　　1921年1月24日，列寧簽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要求對巴甫洛夫和他的實驗提供物質保障，當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條件反射不僅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壹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壹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巴甫洛夫並沒有因受重視而歸順新政權。就在列寧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後不久，他在給學生開課時公開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絕對真理，它們可能是部分正確部分錯誤。”他根本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有什麼成功的把握，認為“把大量款項用在發動日本革命，而我們的實驗室每個月只有三個金盧布”是不可思議的。他反對用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說俄國為了布黨的理想犧牲得太多了，還說布的政策正把俄國引向死路。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寫了長篇文章，把巴氏的觀點逐壹加以駁斥，認為它們才是俄國的四條“死路”。布哈林還摹彷列寧訓斥知識分子的口吻，輕蔑地說知識分子和教授們對革命的懷疑是“石器時代的思想”。在蘇聯先後受到批判的科學觀點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玻爾等人的量子理論、維納的控制論、弗裏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先後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着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

　　馬克思主義反對“利己心”是人類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遺傳學家。孟德爾是19世紀奧地利修道院的院長，他堅信神造萬物，通過雜交實驗，發現了遺傳規律。遺傳學強調基因[與神有關]的先天決定作用，這與共產黨通過制度的變換來把人改造為大公無私的人相衝突。所以，20世紀三十年代，以李森科為首的“米丘林學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爾摩爾根的染色體-基因理論。李森科給基因學說扣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帽子，把遺傳學打成了“資產階級偽科學”。這和蘇維埃政權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關。

　　享有國際聲譽的遺傳學大師尼.瓦維洛夫（Vavilov）向蘇共中央上訴，斥責李森科排除異己、缺少文化以及對學術上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1935年瓦維洛夫被解除了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40年8月，瓦維洛夫及其助手們被陸續逮捕。瓦維洛夫被誣為“間諜”，被蘇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臨刑前，德軍入侵，改為緩刑壹年半。緩刑期未滿，1943年，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瓦維洛夫被槍斃。壹大批具有正義感的遺傳學家成為“人民公敵”而深陷囹吾，整個蘇聯遺傳學界萬馬齊喑，農業壹片蕭條，持續到赫鹵曉夫的跨臺。

　　1949年後巴氏理論在中國生物學界壹枝獨秀，也是和思想改造運動相適應的。這種惡狀又在中國持續了20多年[可參考“教育自由”壹節]。

　　1905到1908年，俄國爆發了壹場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民主革命，俄國工人在壹些城市組織了“蘇維埃”。高爾基在190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壹個目不識丁的家庭主婦如何轉變為壹個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小說成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濫觴，因它提出了黨文學的基本任務：為塑造“新人”服務。列寧不但向黨的幹部推薦這本書，而且於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

　　1917年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壹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誌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

　　斯大林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這麽壹首詩：“我就是鋼鐵、太陽和混凝土／我就是紡織廠的梭子和發動機裏的線圈／我就這樣作為壹個工人被孕育和誕生／我的第壹個動作就是揮舞榔頭／……熔化的鋼水在我的血管裏奔流／我變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鋼鐵鑄就／堅強得舉世無雙。”如此醉心於把人變成鋼鐵，難怪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要給自己取個意為鋼鐵的名字：斯大林。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5-10歲的兒童)、少先隊和共青團；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保爾·柯察金。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像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蘇維埃新人”體現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徵，人作為個體的壹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贊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象鋼鐵壹樣堅強，像機器壹樣整齊而有效率。“蘇維埃新人”標誌着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人能不能百鍊成鋼，或者即使百鍊成鋼以後能不能變成壹顆黨擰在哪兒就在哪兒紋絲不動的螺絲釘，甚至是壹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20世紀的歷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卡斯特羅的兩個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國）。她們到了西方後都出了書，把父親的老底兜了出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出的書題為《致友人的20封信》，在書中譴責了她父親的專制，並對母親的自殺提出了疑問。卡斯特羅女兒的書就叫《卡斯特羅的女兒》，把她父親描繪得自私暴戾喜怒無常，還把父親當年寫給母親的情書（當時她母親是他人之妻）都公之於眾。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麼就是甚麼，黨叫做甚麼就做甚麼（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麼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麼容易同化的麼？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扎。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着報刊、電臺、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鑽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斗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麼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麼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着、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繫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復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云：“聖人若天然，無私復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芸芸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芸芸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易傳.繫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繫辭下》云：“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云：“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咸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云：“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復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麼。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云：“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僕、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僕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裏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着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餘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託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彷徨闕庭，伏待斧�俊钡鹊取＿@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着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斗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着人的才能向着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着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鍾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沉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麼？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麼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麼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着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着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着、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彷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着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誌，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着供養神明。

　　每年陰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着作，就是照着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弔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倖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煳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嚮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麼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麼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着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東方宗教文化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為主。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屬於道的相對主義）、“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屬於倫理的相對主義）、“不尚賢，使民不爭”（缺乏絕對善與正義的思想）、“恆使民無知無欲也”（缺乏絕對的理念與價值意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否定絕對道德的存在，屬唯物主義）、“夫唯不爭，故無尤”（缺乏追求公理與正義的積極意識）、“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道的相對主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否定創造論，屬無神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張詭詐術的戰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屬禍福相對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主張愚民政策）、“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缺乏堅持絕對正義的意識與立場）、“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缺乏對強者道德責任的要求，忽略強者執行正義的絕對立場）、“人之道，為而弗爭”（缺乏闡述積極爭取公理與正義的責任意識）等。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中生有”得不到數學支持。因為：0+0=0，0-0=0，0×0=0，0÷0=無意義。“無中生有”是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 —”中間的空就是老子說的“無”，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說“無中生有”。

　　中國的神話故事“女媧造人”，造人者就是陰性，中國還有“聖人皆無父”的說法，都表明“無中生有”乃中國母系社會的寫照！

　　西方人說“1”時，已擺脫了類比思維，上升到抽象研究階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說1是萬數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數學抽象的結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是古老的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從陰陽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三”=“壹”+“— —”=男根+女陰=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為陰陽交合生萬物，故曰：“三生萬物”。

　　老子的無中生有、無為而治、以及對無的推崇，說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陰道經，後來道教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房中術！孫子兵法全是陰謀術；儒家維護皇權，不反對割男人的G8，儒術就是服事家長和父母官的陰柔之術-。這些學問決定了中國陰勝陽衰。

　　道教是壹個教人委曲求全、貪生怕死的宗教。莊子在濮水中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大王想把國事託付給妳。”莊子持着魚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壹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來，裝進竹箱，藏在廟堂上。這隻龜，是寧可死去而留下骨殼被人尊重呢？還是寧願搖擺着尾巴在泥中打滾呢？”兩個大夫說：“當然是搖擺着尾巴在泥中打滾好。”莊子說：“妳們回去吧！我將擺着尾巴在泥中打滾”（《莊子.秋水》）。

　　莊子主張齊物，人與萬物等量齊觀，過分貶低人的地位，人人認同自然，與萬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價值？當然就會被不仁者“以萬物為芻狗”了。正好為奴役張本。

　　將人混同於動物，是無神論、唯物論的必然，將人混同於豬和王八，則是其中的最高境界－－莊周可真是個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導，中國人個個都是賊精。

　　中華民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過是人間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虛的“道”來取代神，它否認天堂、地獄，也不屑於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來擺脫死亡、擺脫短暫，讓靈魂永遠寄居在自己的肉體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裝神弄鬼，玩煉丹術、房中術，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術是地道的淫術，其手段是極其齷齪下流不堪入目的，什麼同性戀、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燒茅打鼎、進紅鉛（服用女人月經）、煉秋石（將男人的尿熬成藥）服婦乳、食淫液、服婦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國人的靈魂，看看道教的房中術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靈魂有多骯髒。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是恆常不變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稱為“我”（大我），個體的我（小我）其本質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種姓制裏，政治上由婆羅門與剎帝利兩個種姓擔任統治階級，並且對吠舍與首陀羅兩個種姓進行各種不合理的剝削與壓迫；前兩個種姓階級為了鞏固種姓制度，因此編造了神話，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創造出婆羅門，用兩臂創造出剎帝利，用兩股與兩腳創造出吠舍與首陀羅；前兩者是高貴的，後兩者是低賤的，故前兩者可合法統治後兩者。

　　早期佛教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階級社會，因此主張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於是用與印度教相反的理論，即上述“空”、“緣起說”、“無常與無我”、“無分別”與無神論的“輪迴說”等，來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種姓制度”與有神論的“輪迴說”等的理論。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來反對印度教“梵”的概念，這導致了日後佛教理論永恆混亂的結果；佛教應該反對“梵”對“種姓制度”的神話，而不是反對“梵”的“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恆常不變的存有”與“造物主”等的本質。

　　雖然印度教指稱“婆羅門（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親，它是由壹個金雞蛋裏面出來的”，這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應以“空”的概念，來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稱為宗教，因為佛教的教義承認他們不知道誰是神。他們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為的源泉，所以，他們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實質上是無神論。

　　早期佛教，主張“空”的概念，那麼它所主張的四聖諦、四念處、四正勤、八正道、五蘊、十二因緣等概念，便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如果“無我”成立，怎麼還會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張空，那就是屬於無神論；在這個無神論的基礎上，那麼所謂的愛、正義、慈悲、般若、妙覺、如來藏、菩薩行、犧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學（戒定慧）、四攝、五力、六度、七覺支、十善、禪定、修持無着心、修持法語、忍辱、持戒、精進、智慧、方便力、有情、責任、救人、濟世、對抗黑暗勢力與不公不義等，在人文邏輯上，如何能夠成立？

　　佛之世界觀是空的。佛教的緣起論與“空”的概念息息相關，其中包含11種意義，即無作者義、有因生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動作義、性無常義、剎那滅義、因果相續無間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總而言之，就是“無造物主”、“無我”、“無常”與“因果相續”的觀點。空與緣起論的結合，產生了許多否定存有的概念，這些概念成為教徒們逃避社會責任與無視於人間苦難事實的思想依據。

　　基督教在300年傳教歷史中，遭到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賴上帝保佑，依然獲得勝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傳布伴隨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國傳布伴隨十六國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遠揚的隋朝皇帝和最虛偽的蕭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中佛教都拼命的進行政治押寶，對失敗者進行殘酷屠殺。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管和尚居然將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開，將皇帝頭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燒了幾百萬人，十字軍打了200年不過也才幾百萬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對百姓的屠殺何止那個數字。特別是蒙古人，北方500萬戶剩餘50萬戶，南宋也損失數千萬人口。僅此壹個時代，佛教的罪行就遠遠大於強算在基督教頭上的罪行。

　　佛雖有“不許殺生”的思想，但“萬物皆空”、“投胎轉生”說不利於珍愛今生。佛先說眾生平等，把人與禽獸同列，是踐踏人性。佛主張眾生在六道中輪迴。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報；當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薩道，受人供奉膜拜。顯然各道之間，受到極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發展不出科學技術，創造不出豐裕財富，更不會衍生出強力的豐功偉績；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對現世倫理架構之破壞，責任之逃避，將使其國家永遠與現代化絕緣。

　　以印度教與佛教起源的印度為例，雖然印度已經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環境與社會，仍然是充斥着壹片貧窮、髒亂、社會不公不義、人民的社會階級不平等（根源於種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響，長期地逃避道德責任與漠視社會嚴重的問題，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與積極社會責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與革新？

　　佛教理論的根本貧困，導致了亞洲佛教國家，長期地容忍專制與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從這點分析，佛教是有客觀人文限制的宗教，我這麼說，並不是否定佛教慈悲與利他的偉大價值，而是質疑佛教為什麼沒有成為，拯救人類貧窮與苦難命運的積極宗教？

　　佛教有明顯的缺點：壹是佛佗只是有覺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樹拜偶像，勞民傷財。三是寺廟僧眾靠信徒供養，和尚居於廟內，只為自己修行成佛，不過問現實人民苦難的問題、不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不過問政治腐敗的問題、不過問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甚至成為容忍專制政權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視為寄生壹族。

　　與之比較，基督教新教的牧師，帶領信眾壹同奔天國之路，他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能深入社區，組織各種活動，隨時為人們排難解紛，牧師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與群眾共同生活的牧師，要比離群索居深藏寺廟的和尚，更受人愛戴和歡迎。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這句口頭禪，說明中國人燒香拜佛不是出於真信仰。壹個跪在送子觀音前磕頭的中國婦人，她的心頭裏絕不會有犧牲二字；她的行為無異於做買賣，香燭和磕頭是陽冥間交易的通貨。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的功利主義傾向的場所，到廟裏求籤問卦的人，不論是黑社會人物，不論走私販毒，不論賭徒騙子，壹律可以求問，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這不是對佛的賄賂又是什麼？

　　漢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漢化後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無神論與相對道德之上；它們具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都是屬於高度擁護或容忍專制政治的思想哲學，都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這些思想，也成為阻礙東亞大陸人民民主化的障礙。

　　在中國民間，各種巫術、鬼神迷信壹直長盛不衰，更是王權制度的幫凶。這造成了人們迷信權力，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馬、行賄走後門。民怕官，官都貪，社會越來越腐朽。

　　中國有必要樹立這樣壹種理念：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僅只有利益，還有遠高於利益之上的人類應該普遍遵循的原則、真理和正義等終極價值。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參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動人仇恨與鼓勵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類有三大邪教，即伊斯蘭原教旨派、共產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後兩者為類宗教的人文宗教。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與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義”並排斥異類，甚至要消滅異類！伊斯蘭原教旨派，將人分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稱異教徒)；共產黨，將人分為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大漢沙文主義者，將人分為漢人(華夏人)與夷狄(漢人以禽獸與蟲魚等名稱異族)。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經主持過小布什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壹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

　　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壹體，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蘭教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中國社會的納粹文學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三體》一書有着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是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該作品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着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

    近十年來，科幻小說《三體》風靡中國，漫捲世界。它的成功不僅在於讓中國作品歷史性的獲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項--雨果獎，更在於輝映、激發和宣示了一代國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規模的某一批某一類國人在某個特定時間段）的價值取向，在國人尤其年輕人中實現了一種廣泛而頗有深度的共鳴。而作者劉慈欣，也成為了《三體》粉絲們的超級偶像，對其的膜拜、維護也達到了其他任何當代作家都難望項背的程度。

     我自己閱讀了《三體》多次，基本上可以說一句不落、沒有忽視任何情節的看完了，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對作者劉慈欣的背景、言論、價值觀念進行了有限但已相對充足的了解。相關結論本應在本文末尾講，但不知本文何時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說個大概評價。所以，我先在本文開篇即此處對《三體》及劉慈欣做出整體上的評價。

    《三體》一書假借科幻性質的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鬥爭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類社會的一些本質特點，以及對人類乃至宇宙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對未來的預測，有着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整體上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作者個人品格與道德操守也很有問題。該作品的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着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甚至說是一種負面的有害的道德與人文價值。這是我的大略性評價，更具體的評價在文中和文末再寫。

    《三體》篇幅闊大、細節密麻，我自然無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寫這篇書評，是預設讀到本書評者通讀過《三體》的基礎上的。不過，我還是會在評議中夾雜一些背景和情節介紹，如引用《三體》原文，讓本文能夠被未讀（起碼未細讀）《三體》者也能看懂。為方便行文，我會以《三體》人物和事件在書中提及的次序為序，以這些人物和事件為單元論述分析，並加以適當的總結與綜述。

     我會在文中對劉慈欣寫作內容的情感、動機做出大量的評斷。這種評斷當然不可能有法律意義上的「確鑿」證據，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測和聯想。而且，這種評斷也不可能100%吻合劉慈欣的本意，也沒有人有這樣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測出劉慈欣的大腦在想什麼。還有很多評斷是基於劉慈欣和他的《三體》的客觀影響、讀者反響。一個作品表達的是什麼意義，很大程度在於有自由表達權的讀者中的主流所認為的意義（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認卻沒有否認、否認但是不符合邏輯的情況下）。作者和讀者、作品和反響是互動的關係，而非單向的灌輸意義。作者在寫作時也應該考慮到它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包括自認為的被「誤讀」。所以，我會通過它在讀者中的認知和影響，反推劉慈欣在《三體》中內容情感為何，這並不是故意冤枉他。

    還有，作為政治性評論文章（沒錯這文章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文學性的），當然以批判為主，即便我對劉慈欣的一部分觀點贊同，也不會大篇幅的提及。對於劉慈欣塑造的一些爭議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說至少我覺得沒什麼特別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羅輯等人，以及一些沒有特別喻示意義的事件、情節，也就不會費多少筆墨。我寫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有異議的那部分。而從整體上，如前所述我贊揚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強

    《三體》中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科學家汪淼，但第一個細緻刻畫的人物則是前來約談汪淼的警察史強。寥寥幾頁，就刻畫了一個粗魯野蠻、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讀《三體》的鐵粉當然知道，開篇對史強的描寫，以及後面類似的描寫，都是在反襯史強精明強幹、充滿勇氣與責任心做鋪墊。

    或者更準確的說，劉慈欣故意將奸狡頑劣與能幹及有責任心聯繫起來，暗示有流氓習氣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內熱」，本質是好人。

    我們截取對小說中史強的描述，可以看看劉慈欣想表達、試圖灌輸一種怎樣的價值觀。

    在《三體》開篇，史強與汪淼見面時：

   （汪淼說）「『科學邊界』是一個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的學術組織，成員都是着名學者。這樣一個合法的學術組織，我怎麼就不能接觸了呢？」

    「你看看你這個人！」史強大聲說，「我們說它不合法了嗎？我們說不讓你接觸了嗎？」他    說着，剛才吸進肚子裏的煙都噴到汪淼臉上。

……

    「我有權不回答，你們請便吧。」汪淼說着要轉身回屋。

    「等等！」史強厲聲說，同時朝旁邊的年輕警官揮了一下手，「給他地址和電話，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在稍後汪淼被三體人製造的幻象打擊的幾乎要自殺時，用巧妙的方式讓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氣，並振作起來參與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ETO）的陰謀。再往後，史強還出奇策（即「古箏行動」）伏殺了伊文思和「審判日」號，以及多次搭救、保護了另一個科學家羅輯，可謂居功甚偉。此外，劉慈欣還描寫了史強與汪淼、羅輯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強的鼓勵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氣，並且幫助政府和軍警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的一系列罪案；對羅輯而言，史強更是摯友，一直保護羅輯，並且促使他有放蕩不羈到負起保衛人類的責任。

    我們一開始看到史強的形象，很像現實中濫用警權、欺壓百姓的惡警。書中也的確列舉了他的劣跡：處理劫持人質事件時不顧人質安危、鼓動黑幫黑吃黑、刑訊逼供……這樣的「惡警」卻挽救了一個重要的科學家，進而挽救了人類的命運。

    劉慈欣在這裏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濫用職權、違法亂紀沒關係，最重要是「有用」。而且，這樣的人雖然對陌生人、敵人殘酷，但對待朋友還是可以肝膽相照的。更進一步，劉的春秋筆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強這種惡人，才有常人所沒有的狡黠、膽識、才華，彬彬有禮、遵紀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這就很容易得出一個推論：人們要容忍惡人、惡警，容忍他們的不法行徑，因為只有這樣歷經醜惡、一身匪氣的人，才有保護我們的能力。或許，這正是劉慈欣想傳達給我們的。這在《三體》中並非孤例，後面還有一些人物如托馬斯維德，可以證明劉這種隱隱的暗示。

    在全書中，還有許多對史強的正面描寫，如前面提到的講他和汪淼、羅輯的友情，可謂很感人。劉慈欣試圖將史強的流氓色彩與俠義之心都強化起來，讓人們形成一種印象，即這種看起來很壞（實際也有明顯壞的一面）的人本質上是好的，人們應該理解、容忍、欣賞、贊譽他們。這有點像《水滸傳》對那些既行俠仗義又殺人越貨的好漢們的描寫。不過水滸裏那些「好漢」是反體製、反強權的人，劉慈欣筆下的史強和托馬斯維德則都是穿着官衣、維護秩序的統治階層，還都是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水滸傳》歌頌的是反抗精神，《三體》則是贊揚「壓迫精神」。且無論劉慈欣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為國家強力部門人員洗了地是事實。大多數文學作家都會在字裏行間譴責暴力機器的野蠻，只有劉慈欣這樣的會變着法的為體製及體製的附着物唱贊歌。

    另一段對史強的描寫，不僅再次充實了史強這個「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還透露了劉慈欣對社會中相對邊緣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汙名、怨毒心態。書中有一段史強與軍警突襲ETO會議，遭遇一個年輕女孩持炸彈威脅時的情景：

    「站住。」核彈女孩向大史拋了個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緊按在起爆開關上，指甲油在電筒光中閃亮着。

    「悠着點兒丫頭，有件事兒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遠處，從衣袋中掏出一個信封，「你母親找到了。」

    女孩兒神采飛揚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來，但這時，這雙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靈。

    大史趁機又向前跨了兩步，將自己與女孩的間距縮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舉核彈，用目光製止了他，但她的註意力已經被大大分散了。剛才扔掉假核彈的兩人中的一個向大史走來，伸手來拿他舉着的信封，大史閃電般抽出手槍，他抽槍的動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擋住，   女孩沒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邊亮光一閃，懷中的核彈就被擊中爆炸了。

……

    「那個女孩子是誰？」汪淼問。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媽的怎麼知道，瞎猜的，這樣的女孩子，多半沒見過媽。我幹這行二十多年，就學會了看人。」

    在劉慈欣筆下，妄圖破壞現行秩序、採用極端手段對抗主流社會的人，往往都是社會的受害者、邊緣人群（當然客觀上也的確是這樣）。而且，從上面借史強之口說出的對女孩的評價及語氣，可看出劉慈欣對其並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厭棄。這種語調就像保守社會裏對被性侵的女性那樣，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覺得受害者「髒」。在劉慈欣們眼裏，這些走極端的、鬧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拋棄的、「沒媽」的可憐又可恨的蟲子。

    而這是很符合如今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浪潮下的價值觀的。每當社會上發生極端事件，互聯網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經歷了什麼，我只想要他死刑」的聲音，彷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楊誌林沖（當然嚴格來說楊誌林沖的確有罪）。而對於那些採取和平抗議、正規渠道上訪的可憐人，人們也個個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他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受害者遭受苦難，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視、排斥之，不僅不覺得自己要負上某種責任、參與社會某種必要的改變，還覺得這些弱勢者礙了自己眼、影響了自己心情。劉慈欣的《三體》大火，正在於字裏行間和中上階層社達化利己主義化的心態形成互鳴。（當然我並不贊同傷及無辜，而且認為一旦做了這種事，無論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擔責任而不能脫罪，但是討論原因和解決問題哪怕緩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憑藉暴力威壓、滅殺反彈）

   《三體》中史強這樣的人物，歐美日韓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也有許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個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確不正派）的人卻在重要事情和生死關頭表現出超凡的勇氣與責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復雜、人性的光輝。但是仔細分析和感受，就會發現其實《三體》中史強、托馬斯維德、羅輯等這樣的形象及塑造目的，與大多數歐美日韓作品並不相同。後者是為了反映人性的復雜、正義的光輝，前者則更像在為強權與惡人洗白，在為壓迫者與既得利益階層貼金。這可以通過字裏行間的感情傾向、細節描寫、整體環境乃至作者的創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進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測，當然讀者自身的價值觀和經歷也會引起不同感受。具體分析需要很長篇幅，暫時不展開說了（後面會提到一些），但是飽讀中外文學與影視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應該會產生這種共鳴。

    （二）文革

     《三體》中提及文革，被一些書評人當成當代文學作品一大突破，也成為《三體》一大賣點。一些不怎麼了解詳情的人，還因此以為劉慈欣是敢於觸及敏感問題、反思歷史的偉大作家。據人推測，當年《三體》第一部獲雨果獎，可能就與書中敢於提及這一中國的政治禁忌有關。

    的確，文中提到的瘋狂歲月、武鬥場面，尺度之大令人震驚。在中國公開發行的暢銷文學作品中，鮮有如《三體》這樣直接的呈現慘烈的文革情景。書中也描繪了對知識的摧殘、對學者的迫害，以及政治鬥爭下家庭離散、朋友背叛的人倫慘劇。

     可是，這一切都只是現象、現象。本質呢？原因呢？是誰造成了這樣的悲劇？劉慈欣在書中和現實裏都不曾對釀成文革的這個政權、這個統治集團做任何的不利評判。在描繪文革中種種現象的同時，完全迴避了對相關的製度、人物、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只有陳述現象，這種陳述方式和語氣似乎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場歷史中註定發生的悲劇，沒有責任人。

    如果劉慈欣對文革的冷靜敘述還不能完全說明其政治態度，那麼他對文革「始作俑者」的態度，足以反映問題了。

    在關於「紅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找到一段顯然暗示是毛所寫的批語，摘錄如下：

    「【批示】已閱，狗屁不通！大字報在地上貼就行了，不要發到天上去，文革領導組今後不要介入紅岸。這樣重要的信件應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個專門小組，並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

    還有這一段：「這個年代，要搞倒一個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個領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兩彈工程對陰謀家們來說是個棘手的領域，這個工程處於中央的重點保護之下，得以避開「文革」的風雨，他們很難插手進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辦壞事，皇上是開明的」的可恥洗地邏輯。改革開放後，「前三十年」將毛澤東塑造為「偉光正」聖人的崇拜模式結束了（雖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將毛一些逸聞、個性化的言論加以編排，塑造一種平易近人、高瞻遠矚、稜角分明的形象，並巧妙迴避他的巨大罪惡，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對其的喜愛甚至崇拜。不得不說，這種描寫方式很有迷惑性，遠比「偉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獲當代青年的人心。至於描述的對部分科學家「重點保護」，同樣是洗地的慣常手段，在屎坑裏撿米粒，歌頌「皇恩浩蕩」，把責任都推給「陰謀家」。

    何況，實際上研發兩彈人員在文革中也並未倖免，同樣受到了殘酷迫害，一些科學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趙九章被迫自殺身亡，「兩彈元勛」鄧稼先及其他許多參與工作的科研人員也遭批鬥，《三體》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歷史。同樣，根據相關史實，毛也不可能對兩彈領域做出那樣「開明」的批示（周恩來有過相關保護，哪怕也不是一開始就保護而是發生了科學家被打死、自殺事件後），這段所謂「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確實在其他事情上做過類似語氣的批示，但一不能掩蓋其滔天罪惡，二不能說明他在兩彈事情上也這麼做了，而且史實明確證明他沒這麼做）。文學作品當然可以有合理虛構，但是在涉及到具體的真實歷史事件時，必須與基本事實相符合，否則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劉慈欣在書中正是使用了這些手法，不僅將毛的滔天罪惡勾銷，還賦予毛一種開明、務實、去意識形態化的形象。這樣，劉慈欣的《三體》雖提到了文革的殘酷，卻不僅沒引導反思毛的極權暴政，反為魔頭增色、為黑暗年代貼金。這同樣與當今許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體》即便提及文革，仍然獲毛粉眾多的青年人好評。

    劉慈欣這樣描繪文革，某種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迴避不談文革的作者更可惡、影響更壞。借用毛一句話「打着紅旗反紅旗」，劉慈欣對那段歷史的刻畫很像「表面反紅旗實際反而在打紅旗」或者說「小罵大幫忙」，看似講文革慘劇，實際上卻在為相關責任人開脫，用高超的寫作方式不迴避敏感卻得出相反結論，讓人在知曉文革殘酷的情況下，還覺得毛等人真是開明和無辜的。顯然，這也正是該書對涉及文革的情節沒有大量刪改就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原因。

    書中還有段落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到劉慈欣對毛的肯定態度，如聯合國希望羅輯搬到一個更符合面壁者這樣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時，羅輯說的話：

    「知道西柏坡嗎？離這兒不遠，那是一個更小的村莊，兩個多世紀前，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曾在那裏指揮過全國的戰爭，那些戰役的規模世界罕見。」

    從本段語氣及結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嘔的毛粉味。這個「國家創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為殺害和致死了數千萬人（包括劉慈欣老家河南幾百萬人，且大多數死難者正是劉的籍貫地羅山縣及該縣所屬的信陽市（當時叫信陽專區）的居民），破壞了成千上萬乃至難以計數的文物和歷史遺蹟，也讓中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專製酷政，平民百姓權利喪失，弱勢群體苦不堪言，這遺毒迄今猶存。但劉慈欣不在乎這些，當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不在乎這些，他們享受着優越的物質和非物質供給，再為驕奢淫逸披上愛國主義、宏大歷史敘事的外衣，為大魔頭兼民族罪人而自豪。這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症狀，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現。

   當然，有人會以「當今中國是專製政治，劉慈欣是不得已」為之開脫。但是起碼他可以使用中性詞彙描述毛澤東及相關內容，而不是以贊頌方式描繪。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沒有這樣做。所以，劉慈欣的這種贊頌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這部分還有一段內容，是在講毛否定那段極左言論後，又讓人撰寫了一段向外星發射的信息，內容如下：

    向收到該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願。

    通過以下信息，你們將對地球文明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人類經過漫長的勞動和創造，建立了燦爛的文明，湧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並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發展的規律，我們珍視這一切。

    但我們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見和戰爭，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財富的分布嚴重不均，相當部分的人類成員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

    人類社會正在努力解決自己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努力為地球文明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發送該信息的國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使每個人類成員的勞動和價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滿足，使地球文明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們懷着美好的願望，期待着與宇宙中其他文明社會建立聯繫，期待着與你們一起，在廣闊的宇宙中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樣一段話又是粉飾文革、為毛貼金的。事實上，文革中那種政治狂熱下，更可能的是原來的極左狂熱分子編寫的那樣：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請註意，你們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義的國家發出的！這之前，你們可能已經收到了來自同樣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發出的，這個國家與地球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企圖把人類歷史拉向倒退。希望你們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站在正義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這恰恰最符合文革時期的政治辭令、外交辭令。劉慈欣故意編寫這兩段內容及對比展示，意在講「毛和政權並不壞不瘋狂，瘋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這套為文革辯護的舊伎倆。但是這種舊伎倆的確屢試不爽，且在劉的藝術加工下更能以假亂真，對於對那段歷史史實並不特別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別有迷惑性）

    （三）葉文潔、紹琳和女紅衛兵

    劉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體》都有很強的厭女情結。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壞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則都是男性（當然也有例外，但是大體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後再說，現在只談葉文潔及與葉文潔有關的人物紹琳、女紅衛兵。

    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刻畫的還是很入骨的。書中用了很大篇幅講述葉文潔遭遇的種種迫害，如因文革喪父失母、被政審幹部虐待、被記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個苦大仇深、對人類充滿怨恨與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劉慈欣一定是在現實中了解、接觸過這種受害者，或者研究過相關歷史檔案、新聞資料，才能將葉文潔這樣的人物形象刻畫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對炸彈女孩的刻畫那樣，劉慈欣顯然對社會的受害者籌劃報復社會的行為頗有研究。

    不過，不像對炸彈女孩那樣的鄙夷與厭棄，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劉慈欣還是將葉文潔這樣的時代受害者歸為毀損主流社會秩序的人。劉雖然對葉這個人物多了同情的筆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會、平叛者的角度來看待葉的，也就是他絕不會稱頌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這樣的人。在劉的筆下，葉文潔殘忍害死丈夫楊衛寧和領導雷誌成，引三體禍水湧向地球，歸根結底是個罪人、大罪人。單獨看《三體》或許還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和契訶夫、莫泊桑、巴金這樣作者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抗爭的謳歌比起來，劉慈欣對受害者的刻薄、對秩序的維護就無比明顯的體現出來了。書中葉文潔被一個姓蘇的幹部在冬天潑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劉慈欣同樣在用筆往弱者心肝裏註入冷水。

     在劉慈欣筆下，葉文潔以給羅輯講宇宙社會學的方式做了救贖，隨後就被拘捕和審判，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對於葉文潔所受的創傷，都歸咎給了白沐霖等個體，而不會上升到製度與政權乃至文化與社會結構。即便書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時代的大背景、人們在政治風暴大環境下的無奈，也謹守不涉及批判歷史現實的紅線。吶喊、反思、聲討，是萬萬不會碰的。

    而且，縱觀全書，可以合理假設，劉慈欣是將葉文潔引三體力量「改造」地球，暗喻為中國的社會受害者引美國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對此可以合理的這樣理解。在《紐約客》一位華裔美國記者採訪劉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對相關情節的這種理解。根據這樣的暗喻推論，劉慈欣撻伐ETO引三體入地球，也就是在抨擊一些「帶路黨」，或者說把中國自由派強行當成「帶路黨」，也是劉及《三體》得到中國既得利益群體追捧的一個原因。

    劉慈欣刻畫的另一個反面女性人物，是葉文潔的母親紹琳。這個女性人物的形象負面，不僅背棄夫妻情分批鬥自己丈夫（而且還睜眼說瞎話，作為物理學專家否定被公認的物理定理），還很有心機的勾上一個下放幹部，得到榮華富貴後又和新丈夫一起疏遠離棄葉文潔。這種情節在文革中應該並不鮮見，甚至說在許多災禍發生時都不鮮見，劉所寫的是一種事實的再現。但是問題是劉將女性這種迫不得已的自保醜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負義。而且，這文章（也包括劉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從沒有出現男性對女性始亂終棄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羅輯那樣看似玩世不恭卻對妻兒非常忠貞和愛護的男人形象。當然，一部着作是沒必要必須在性別議題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結合劉慈欣全書及其日常表現的價值觀，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帶有性別偏見的。

    文中刻畫的那三個女紅衛兵，更能體現劉慈欣的厭女情結。文中特意寫了三女兩男五個紅衛兵，三個女紅衛兵是中學生，兩個男紅衛兵是大學生。三個女中學生紅衛兵非常狂暴野蠻，完全不講理，只會用口號否定葉哲泰基於事實的辯駁，然後將葉哲泰打的皮開肉綻，最終死去。而男紅衛兵反而「對老師（有）一絲殘存的同情」，並且在三個女紅衛兵將要打死葉哲泰時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鬥」（呃，這裏又一處為毛辯解的）試圖阻止悲劇。

    文革中的確有不少狂暴的女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為首的一群女學生。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女紅衛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殺人的記錄，如季羨林就憶述女性造反派頭目聶元梓指揮造反派迫害北大師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躋身紅衛兵、造反派領袖的女性各種暴行，為楊繼繩等正史學者特地提及，並詫異於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這種瘋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場合，女紅衛兵的確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破壞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運動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殘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數打人殺人者仍然是男性，這同樣有大量事實證明，尤其涉及各種變態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數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導的。而女紅衛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註目，很大程度在於其暴虐舉動與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現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會原有的期待，所以就顯得更為突出和特異。這恰恰反映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和約束，讓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樣的糟糕行為，都會得到更多異議和譴責。當然女性的暴力也確有獨特之處及某些時刻某些舉動比男性更加激進狂熱的情況，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熱更易被煽動」的印象，那就是進了男權主義建構的意識巢窠中了。或者說，即便這是部分時候存在的某種不應該剝離背景的現實，但也不應該以傳統的偏見視角去評價。

    （四）三體遊戲網友聚會

     在這場聚會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劉慈欣刻畫了六個人物形象：

     「那位鶴髮童顏的老者，是一位着名學者，以給東方哲學賦予現代科學內涵而聞名。那位穿着怪異的女士，是着名作家，是少見的風格前衛卻擁有眾多讀者的小說家，她寫的書，從哪一頁開始看都行。其他四位，兩名中年人，一位是國內最大軟件公司的副總裁（穿着樸素隨意，絲毫看不出來），另一位是國家電力公司的高層領導；兩名年輕人，一位是國內大媒體的記者，另一位是在讀的理科博士生。」

     劉慈欣賦予了這六個角色不同的價值選擇。簡單來說，將六人分成了兩組，一組包括記者、女作家、老年哲學家、博士生，被賦予了厭惡人類現實（甚至厭惡整個人類）、歡迎三體入侵的形象；而IT副總裁和國電領導則被賦予了冷靜、理性、捍衛人類文明的形象。再細分，記者和女作家被描繪的最為激進，一幅對人類徹底失望、急切擁抱三體入侵者的形象。

    這充分反映了劉慈欣對社會各群體的看法，也是中國社達工業黨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劉及這些人眼中，記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學者、青年學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談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熱的、易受蠱惑的、過於理想主義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從事理工部門工作的或國家公務員，則是成熟的、理性的、務實的、堅定的、保守倫常道德的、可靠的、對事業、國家和人類忠誠的……

    劉慈欣通過這短短的一章，就將幾類人群刻畫成他及同類們認為的模樣。這些社達工業黨們向來重理輕文，蔑視社會公正及人道主義，信奉實力至上，反對對製度、強權、強者的批判，擅於選擇性利用冷冰冰的邏輯，強調自發秩序反對平權和修正，滿嘴law and order卻自己經常鑽法律的空子及純熟利用潛規則，享受着作為既得利益者擁有的各種特權和優越條件。他們還很喜歡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識，用機械卻又狡猾的態度去理解和解釋人文社會現象。更可怕的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還躋身國家要害部門，以「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態，管理着本應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負責的國家事務。這樣的人是中國既得利益者中最龐大的勢力，在當今中國非常得勢。劉慈欣吹捧這樣的同類，鄙夷他們對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權派，當然得到同類們的歡呼喝彩。

    真正搞壞中國，讓中國陷於喪失良知、德性的人，正是劉慈欣和他的心靈同黨們。

（五）伊文思

    伊文思這個形象，就是劉慈欣們所認知的「白左」。只是，劉慈欣有意的將這個「白左」設置成極端環保和動保人士，還有幾個加入三體組織的「降臨派」也被設置成類似形象，暗示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徵和傾向。通過將極端者一般化，劉就達到了其汙名化「白左」的險惡用心。

    劉慈欣首先描述了一個熱衷於環保和動物保護、毫不利己專門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這只是欲抑先揚。隨着劉刻畫出伊文思對人類破壞環境的絕望、生出的毀滅人類之心，大善人和大惡人畫上了等號，「白左」和惡魔畫上了等號。在劉慈欣和社達分子們看來，這些生活優渥、熱心環境和動物保護的「白左」們，背棄了人類第一、「人」權至上的原則，最終一定會毀滅人類。劉慈欣也在暗示人們要警惕這樣的「白左」當道，防止他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這又是能引起劉慈欣的粉絲們瘋狂共鳴的。在中國互聯網平臺，被辱罵最多的就是「白左」。不僅環保和動保分子會被視為「白左」，諸如主張提高社會福利、給富人徵稅、種族平權、女權和LGBT權利、接納移民、廢除死刑……都會被冠以「白左」之名。社達分子視社會平等和博愛主義為寇讎，他們認為這些以「愛」、「平等」為名的政策抹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價值，導致了人和社會的墮落。

     劉慈欣塑造出伊文思這樣一個極端環保動保分子形象，就是傳達「白左」禍亂人類世界這一思想。當然，他還塑造了程心這一很有愛心但敗事有餘的更加典型的「白左」，這留在後面來說。誠然，我個人也反對極端的環保和動保分子，對所謂「白左」的部分價值觀和行為不能同意，但劉慈欣這樣以偏概全、用極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為噁心。

    書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員的話，很值得玩味：

     「這不是謠傳！」一個歐洲人大聲說，同時擠到前面來，「我叫拉菲爾，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歲的兒子遇到了車禍，我把孩子的腎捐給了一個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達我對兩個民族和平相處的願望，為了這個願望，我甚至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而許許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樣的真誠努力。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們的家園仍在冤冤相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這使我對人類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體組織。絕望使我由一個和平主義者變為極端分子，同時，可能也是由於我對組織巨額的捐助，讓我得以進入降臨派的核心。現在我告訴你們，降臨派有自己的秘密綱領，它就是：人類是一個邪惡的物種，人類文明已經對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須為此受到懲罰。降臨派的最終目標就是請主來執行這個神聖的懲罰：毀滅全人類！」

    在劉慈欣看來（或者說他想讓讀者認為的是），那些強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達不成這樣的目的，就會因絕望悲憤轉向厭棄人類、試圖毀滅一切，因此這些主張愛與和平的「白左」實質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謀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壞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執着、堅定的信念，充滿熱情的情緒、為改變現實不惜代價的行為，都會被劉慈欣們視為瘋狂或走向瘋狂的前兆，視為秩序的破壞者或就是徹頭徹尾的神經病，應該予以警惕、撲滅、摧毀。而像伊文思、拉菲爾這樣有錢有能力更積極將理想付諸實踐的「白左」，劉慈欣們認為更應該被警惕和撲滅，因為這些人有更大的現實危險性。書中伊文思和「降臨派」在「古箏行動」中集體慘死，就是劉對「白左」怨毒的顯露。即便劉慈欣並不認為白左會去毀滅世界，也是認為白左的種種行為和傾向，最終會在客觀上導致世界毀滅。

    真實世界的「白左」當然不是這樣，或者起碼大多數不是這樣。雖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極端的，但是就像為極端理想而訴諸暴力的日本赤軍、紅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別極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環保動保人士那樣，是非常邊緣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張變革主義、愛與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於馬列毛那種「左派」或者說理想主義激進主義者，無論價值觀還是行為，顯然已和劉慈欣所描述的那種「白左」大相徑庭，沒有比擬的意義。

    當然，主流左派確實會在不斷努力後卻無法解決人類的醜惡而失望乃至絕望，也會滋生一種「乾脆世界毀滅算了」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不代表其現實中真的會這麼選擇。就像人和他人發生矛盾、遇到委屈，某個時間段（或者就是幾秒鐘一個念頭）想弄死對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緒很正常，但是大多數都會平復下來，而不可能真的去實踐。就像魯迅就經常發表對人性醜惡絕望的言論，也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樣的話，但是他真的是要人們毀滅世界嗎？並不是，相反他在呼籲人們堅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義。「白左」普遍非常關註氣候變暖問題並阻止惡化，如果因絕望、認為世間骯髒而真想毀滅人類，或者覺得人類毀滅也不足惜，那應該是鼓吹放棄拯救氣候變暖，以期待若干年後陸地被淹沒、高溫把人類都熱死才對。而且，隨着時代發展社會進步，左翼或者說「白左」是越來越溫和的，且經過20世紀一些極端的嘗試失敗後，現在都選擇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求絕對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則」是劉慈欣《三體》第二部的主題，也直接表達了他的社達主義理念。所謂「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個人類文明），處於有限而黑暗的空間之中，人與人（或星球與星球）之間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為爭奪生存空間、消除潛在威脅，這些人（星球）之間都想方設法要除掉或征服對方。他還通過描述星際艦隊自相殘殺以爭奪資源，來將「黑暗森林法則」更加凸出的展示出來。

     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主要顯然並不是為了解釋星球之間的關係，而是喻指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劉慈欣曾在對他的採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其言不由衷。劉慈欣在《三體》中描述的內容和宣揚的價值觀，都是在喻指現實世界、人類社會，而不是為科幻而科幻。

     劉慈欣這樣的價值觀，將不同的人或群體對立起來，將競爭視為零和博弈，認為只有消滅或征服對方自身才能安全，與兩三個世紀前至上世紀中期盛行於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國學界被熱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處。而今日的世界，這一理論雖已不在廟堂之高公開被認可，卻在江湖之遠四處流行。從俄羅斯到印度，從尼日利亞到印尼，社達思潮都以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國，則普遍以尊崇強權和體製、歧視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貼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來面目：恃強凌弱、適者生存。例如中國精英群體聚集的論壇知乎，就是社達主義大本營，也同樣是《三體》及劉慈欣本人的粉絲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則」的根本缺陷是，無視人或人群之間存在的互助合作、傳播文明的善意，無視道德、是非與人道主義的因素存在，無視未來有更好的價值觀和方式來改善現狀的可能性（劉在書中甚至對這種改善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原因下一節就會提到），無視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將人際、族際、國際關係完全當成沒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關係，以機械主義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與感性，這並不完全符合現實中的人際族際國際關係。

    當然，我並不是要否定人際族際國際關係中存在博弈、對抗甚至零和的一面，並不否認相關關係中存在廣泛的爾虞我詐、陰險與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確定這些的存在，以及其歷史及現實中對人類社會關係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蘇、印巴等國之間及世界各核大國之間的核威懾，即是「黑暗森林威懾」的現實版。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從官員到普通職員中，各方拿着對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挾的情形。人與人之間往往也都存在着基於實力、未知、心術等的博弈、鬥爭的得失。可以說，「黑暗森林」的許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之間發生。

    只是，這並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惡的東西是現實，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應當的，更不應該提倡這種惡。劉慈欣的《三體》將這一側面放大為社會關係的全部，並且將之視為存亡的基礎和博弈的準則加以肯定，並暗示只有如此之惡、失去人性摒棄溫情，才能保住人類文明。這是在毒害人心、破壞善意和信任，讓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種更加合理的解決爭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將人們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則思想指導的社會環境之中。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這種情況的客觀存在，不能放棄使用籌碼保留威懾能力的必要性。這的確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們的確無法完全脫離這樣的現實。只有用劍與盾護住的花，才能長久開放。只是，我們不要徹底迷失和沉醉在這種「黑暗森林」式的社會關係之中。

    （七）大低谷之後到星際艦隊毀滅、威懾紀元後期這兩個時期

    這兩段歲月被劉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質豐盈、社會和諧，人的權利與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動化、數字化帶來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對「面壁計劃」產生的人權侵犯、權力濫用、不受監督情況的譴責和終止；生活中發生意外情況均可以得到經濟賠償；銀行為冬眠者提供優厚的巨額的存款利息……總之，讓人們可以舒適的、有尊嚴的活着。

    但是，這一切又是欲抑先揚，或者說是為後面的悲劇做鋪墊。在劉筆下這時的人們，已經對人類自身的文明變得過度自信，並且因此生發出過多的同情心同理心，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意識，並最終導致後來星際艦隊的復滅，以及威懾紀元之前那段人類處於絕望中的痛苦。而對威懾紀元後期（至威懾失效時）的描繪也異曲同工。在此摘取幾個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際艦隊接觸三體派來的「水滴」之前，有這麼一段描寫：

    「公眾對三體世界的感情，開始由敵視和仇恨轉向同情、憐憫甚至敬佩。人們同時也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三體世界的十個水滴在兩個世紀前就發出了，而人類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了它們的含義，這固然因為三體文明的行為過分含蓄，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人類被自己的血腥歷史所扭曲的心態。在全球網上的公民投票中，陽光計劃的支持率急劇上升，且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把火星作為三體居留地的強生存方案。」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人類在大低谷結束並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大革命」、「給歲月以文明」後，人類對三體問題及三體世界看法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質豐富、軍事強大、思想文明的產物。人類處境的改變、社會再度高度文明化，讓人類由對三體世界恐懼、敵對和保持高度警惕，變成了一種同情憐憫。這時人類的心態，與後面發生的星際艦隊被幾乎全殲時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這段描寫史強所在地區政府會議中官員的態度為例：

   「這是小區政府的一次會議，區行政官員都到了，冬眠者約占三分之二，其餘是現代人。現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們區分開來：雖然都處於極度的抑鬱狀態，但冬眠者官員都在低沉的情緒中保持着常態，而現代人則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崩潰的跡象，會議開始以來，他們的情緒已多次失控，史曉明的話再次觸碰了他們脆弱的神經。區最高行政長官淚痕未乾，又捂着臉哭了起來，引得另外幾名現代人官員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區教育的官員則歇斯底裏地大笑，還有一個現代人痛苦地咆哮起來，向地上摔杯子……」

    官員尚且如此，何況平民百姓。後面還用幾萬人集體淫亂、羅輯先被膜拜後被驅逐等描寫，反映了人類的絕望。

    人類心態由絕望到自信再到絕望，這跌宕起伏令人唏噓。在自信時對三體世界的那種「憐憫」，也成了巨大的笑話、人類給自己的殘酷諷刺。以善意揣度對手，卻落得面臨毀滅的結局。地球艦隊復滅，很大程度正是在於人類的輕敵和輕信。這種輕信也來源於人們生活在文明歲月已久，對宇宙的險惡喪失了警惕，把敵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劉慈欣對人類善良卻被欺騙、善意導致災禍的譏諷，並未到此為止，相反，《三體》中的人類在此後又重復了一次這樣的悲劇，也就是威懾紀元後期發生的那段歷史。

    人類在地球艦隊復滅和殘存艦隊自相殘殺後，本已十分絕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類在不能生育的情況下消亡。但科學家、面壁人羅輯卻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設置了向宇宙發射太陽系及三體星系位置的系統，並以此成功迫使三體世界放棄對地球的入侵。此後，三體與地球達成和平協定，地球和三體互相傳遞自己的先進知識，允許地球設立數個可發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擊的「咒語」的威懾系統，雙方實現了類似於「核威懾」的平衡。人類終於轉危為安。

    但是，威懾形成、重歸安全之後，人類再一次「不安分」了起來。程心在公元紀年冬眠，威懾紀年61年甦醒，醒來後她就看見電視上有人在譴責羅輯涉嫌「世界滅絕罪」。緊接着，她被公眾擁護成為「執劍人」。而公眾擁護她的原因之一，則是對羅輯這樣冷酷的執劍人感到恐懼，以及對羅輯所代表的絕對權力的恐懼：「羅輯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變成了一個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毀滅世界的暴君」。人們又由集中於解決基本生存轉變為關註人權、反對極權統治。於是，就需要換下羅輯這樣的人（更不願意要維德、曹彬那樣「野蠻」的公元人），選擇程心這樣心地善良、代表着愛與和平的女性承擔這種威懾任務。

    正如這段描寫：「看，她是聖母瑪麗亞，她真的是！」年輕母親對人群喊道，然後轉向程心，熱淚盈眶地雙手合十，「美麗善良的聖母，保護這個世界吧，不要讓那些野蠻的嗜血的男人毀掉這美好的一切。」人們已經將地球艦隊復滅的慘痛拋之腦後，對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過了對生存安危的重視。在新老執劍人交接後，羅輯還被以「世界滅絕罪」拘捕了。

    僅僅在程心持有發射作為威懾、面對三體世界入侵時應該發射的引力波信號的按鈕十五分鐘後，三體的「水滴」就向發射器撲去。無法面對兩個星球毀滅結果的程心放棄發射會導致兩個星系暴露和毀滅的引力波信號，三體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恐慌。當三體世界要求人們移民澳大利亞時，大家都沒有響應。「直到這時，人們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講話發表後，沒有一個國家響應，更沒有人開始移民。」人類還抱有鴕鳥的僥倖心理，直到「水滴」襲擊了幾座城市，造成30多萬人死亡，人們才在恐懼中開始了遷徙。

    但是，人們的僥倖心理還沒有徹底破滅。人們還相信智子所說的，「三體艦隊到達後，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亞的四十億人過上舒適的生活。同時，占領者還將幫助人類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間，在艦隊到達五年後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規模移民，十五年後就能基本完成。那時，人類將擁有相對而言足夠大的生存空間，兩個文明將在太陽系開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體世界並不給人類存活的機會，而是一步步摧毀人類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們繳械、移民後，摧毀澳大利亞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再然後，就是切斷電力和農業生產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環視大廳中所有的人，「糧食？這不都是糧食？每個人看看你們的周圍，都是糧食，活生生的糧食。」這時的人類才知道什麼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借智子之口說的這段話，可以反映劉慈欣對人類生存問題的看法：

    「生存本來就是一種幸運，過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現在這個冷酷的宇宙中也到處如此。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類有了一種幻覺，認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這就是你們失敗的根本原因。進化的旗幟將再次在這個世界升起，你們將為生存而戰，我希望在座的每個人都在那最後的五千萬人之中，希望你們能吃到糧食，而不是被糧食吃掉。」

    劉慈欣描繪的人類兩起兩落的過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繪的人類在安全幸福時滋生的同情心、對警惕的放鬆，瀕臨滅亡時人類的絕望與狂亂，以及三體一步步將人類逼入滅絕境地的巧妙設計，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點。像人類在澳大利亞被三體設計滅絕（未遂）的過程，與包括羅馬人屠滅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殺等各種屠殺的過程頗為類似（可以看看相關的記述，然後對比。或者劉慈欣就是看過這些記述才寫出來《三體》中類似情節的）。這都體現了劉慈欣對人性、人的心理、對人類歷史上生存鬥爭殘酷性的深刻認識和生動詮釋。

    這一節內容，我是對劉慈欣的有相當程度的正面評價的。但是本文主要是為了批評，這一段當然也有需要批評的。

    其實以上這些內容，也就是劉慈欣黑暗森林理論的延續及具體化。劉慈欣的這些描述和分析確實很深刻，也與人類部分歷史與現實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說過的（後面也還要多次說），劉慈欣在準確描繪了某種黑暗事實的同時，卻將這種黑暗合理化，並且暗示甚至明示這種現實的不可更改性，傳達出一種只有放棄善良與同情心、選擇殘酷與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價值觀。

    同樣的事實與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傾向、描寫側重點，就導向不同的結論、達至迥然相異的目的。而根據劉慈欣字裏行間的描述，以及結合全書乃至其個人在其他場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張在人際族際國際關係及競爭事物中摒棄善意、以惡度人、廣用詐術、心狠手辣的結論。除此之外，他還藉此想表達或暗示其他一些東西，放到後面再說。

    在描述這部分內容時，其中還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有學者認為，科學技術一度是消滅極權的力量之一，但當威脅文明生存的危機出現時，科技卻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的土壤。在傳統的極權中，獨裁者只能通過其他人來實現統治，這就面臨着低效率和無數的不確定因素，所以，在人類歷史上，百分之百的獨裁體製從來沒有出現過。但技術卻為這種超級獨裁的實現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劍者都是令人憂慮的例子。超級技術和超級危機結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退回黑暗時代。」

    很難判斷劉慈欣這段話實際上所想表達的意思。根據劉慈欣慣常表現的政治觀點，他並不反對現在中國的極權主義。不過這段話描寫的情況卻與最近十幾年中國的現實非常相似。這段話很精準的論述了科技與極權主義關係的演變。互聯網出現時，人們都以為將打破信息封鎖促進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極權、數字極權卻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建立，包括民主國家也無法逃脫監視主義的幽靈。而中國等專製威權國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進行的高強度管控，以及未來在遏製氣候變暖中各國所必須採用的集權與數字化管理，這兩個事例都高度符合劉慈欣所說「威脅文明生存危機出現時，科技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土壤」的論斷。那麼劉慈欣對這種科技極權是否贊同呢？這是個不太好判斷的問題，或者說劉對此並非簡單的贊同或反對。

（八）托馬斯維德

    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劉慈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也可窺見劉慈欣對人的品質、價值的判斷標準。

     托馬斯維德出場後的第一句話，就足夠震撼：「你會把你媽賣給妓院嗎？」維德問（問程心）。通過這句震撼的話和側面描寫，就把一個冷酷殘忍的情報人員形象刻畫了出來，也顯露了維德凶陰的性格特徵。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特徵，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有力的說了出來：他突然一改一貫沉穩冷淡的語調，像發狂的野獸般聲嘶力竭地咆哮起來，「前進！前進！！不擇手段地前進！！！」

    當發送人類去接觸三體世界的計劃因運載重量限製而受阻時，維德冷酷的說了句「只送大腦」。

    還有這段側面描寫：「有兩個顯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衝程心輕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後他們立刻變得老實了，都趕緊垂頭幹活，好像對剛才的舉動有些後怕。

    程心看到這人（維德）第一眼時就知道，他沒有放棄，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陰險，還有許許多多程心從來不知道的東西，什麼都沒有放棄。」

   當然，僅僅這些還不能完全刻畫出維德的冷酷殘忍。劉慈欣後面還有更多筆墨在刻畫維德。但僅僅從這幾句，就可以讓人們明白維德是個怎樣的性格、形象、特質的人物了。維德這樣的人物並非只是文學形象，現實中也頗有類似的真實的人。大到一個國家的領袖，小到地方豪強、黑幫首領，乃至學校和單位裏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實力底氣的人物，都與維德的某些側面甚至整個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觸到這樣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後背頭上腳下都冒冷汗，不自覺的就對其產生畏懼，即便是有些心氣和能力的人也會在這樣的陰狠者面前萎縮幾分。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怕他，那他對你施展一些招數之後，那你會比一般人對其更加恐懼敬畏。

    而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卻是人類的救世主，或者說起碼是救世主之一。維德不僅推動了階梯計劃，將雲天明的大腦送向三體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飛船，讓人類保留了生命的火種。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間造成的「破壞」，維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將人類帶出被二維化的險境，甚至一開始就不會讓三體得以打破威懾威脅地球，後來一切災難也不會發生。

    劉慈欣把一個魔鬼般的人物賦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達他借維德之口說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擇手段的前進」。或者將兩句話折合，就是說只有不擇手段、不顧人性人權才能勝利，顧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權束縛，那就只能失敗。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或者說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而是社達主義中最為陰惡的那一面，即邪必勝正、祛善揚惡才能生存。

    這一點在劉慈欣的三體全篇中有許多出展現，對維德的刻畫描寫則是這種觀點的集中體現。

    那麼，這樣的觀點對嗎？如果我們縱觀人類乃至萬物歷史，這在很大程度的確是一個客觀現實。不談別的只談人類，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更多，還是文明消滅野蠻的更多？無疑是前者。精緻雅典亡於精悍斯巴達，羅馬亡於蠻族入侵，宋明亡於金元和滿清，都是眾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詡文明也的確開創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與輝煌又何嘗不是建立在野蠻殘暴、不擇手段之上的呢？對古羅馬來說，背信棄義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裝後將之屠滅，是其稱霸地中海的關鍵；李世民先發製人（當然某些史料看是「自衛反擊」，只不過……），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後來「天可汗」的貞觀之治。除了這些恢宏的歷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長壽，壞人害千年」的例證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早就有人對此做過精闢深刻的總結。

    所以，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所說的，某種程度確實是現實。

    可現實並不代表正確、應當。相反，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對野蠻的鞭撻、對醜惡的克服中實現的。如果沒有對惡的批判與克製，人類如今還在日復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斬首截肢炮烙凌遲還是家常便飯，人類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對的和平與發展之中。正是無數人對於善的堅守，才讓惡一步步被限製和壓縮，起碼大惡大禍只在少部分地區少部分人那裏不幸的發生，而大多數人都可以相對和平寧靜的度過人生。

    所以，劉慈欣在三體中所暗示甚至宣揚的極端社達主義觀點（沒錯，是極端社達而不是一般社達），我們只能「揚棄」，知其現實性但更要遏製其現實性，認識到不擇手段的可怕後更要堅守良知和理性，去抑製醜惡的滋長與殘忍的再生。我們即便是惡留下的產物，也不應該延續惡以生存。就像某種程度，我們都是遠古至近現代各種強姦行為（或者準確說是非自願性行為）而產生的後代（誰敢說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產物嗎？），我們都是強姦犯的後人，但是我們肯定不應該謳歌贊頌強姦，而是堅決的批判與唾棄之。像日本731部隊和納粹德國進行的活人人體實驗，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醫學、科學研究成果，並且造福着現在的人類，但這完全不能因此而為之粉飾美化、不能將其正當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許類似暴行再次發生。

    劉慈欣並不是（或者起碼不會公開承認是）極端社達主義主張的宣揚者，但是在客觀上無疑是暗示甚至說明示了這樣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與歐美乃至中國許多描繪黑暗和壞人不擇手段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為了鞭撻醜惡謳歌正義，而劉的《三體》卻是在描繪黑暗與不擇手段的同時千方百計進行合理化甚至頌揚，將之表現為一種悲壯的、偉大的、對延續人類生存發展而言唯一可解的價值與實踐。這就很值得警惕與批判了。

   關於劉的社達主義價值觀，我還會在後面再做批判，現在回到對維德的評論上來。

   劉慈欣對維德這個人物的刻畫也是很正面的，他雖然描繪了此人那麼多兇惡陰險之處，但是都是為了襯托其目的的偉大、方向的正確、行為的正當。而且，劉慈欣所描繪的維德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維德自己，而是都關繫到人類的前途命運，維德成了一個談不上「毫不利己」但明顯「利人類」、不是「一身正氣」但明顯「兩袖清風」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於公心。而且這樣的英雄人物既讓他人懼怕，但是自己卻從不對任何壓力低頭、不畏懼諂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監視、人人小心翼翼的情況下大膽發言，反而故意利用這種監視），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這讓他一切「反人類」、「反人權」的行為看起來更加正義、無私、必要。

    但現實裏，像維德這樣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終正直、執着、堅定、硬骨頭嗎？從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確如此，我上面說的從國家元首到黑幫頭子，再到學校單位裏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風八面，頗為強悍幹練，無所畏懼。可其中絕大多數人（除非真的天下無敵）在面對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時，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勝於常人，因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類有多可怕、比自己強的同類多麼不能得罪。而他們面對體製，雖然有時會做出挑釁、反叛之舉以對他人顯示其強悍、展示力量或僅僅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時候則會服從體製、諂媚體製，對有強製力為後盾的製度和規則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虔敬。因為他們知道，體製的能量是無窮大的，是其個人可以利用卻不能推翻的。他們絕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於其人格特質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軟怕硬、見風使舵、精緻利己。貝利亞、戈林這樣的人像不像維德？他們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樣一副德性（當然他們在後者們臨死前又換了一副德性）？他們面對邪惡的製度和環境，是反叛與對抗，還是屈從和利用？

   還有，維德這樣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為理想獻身嗎？也真有這樣的人，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像他們這樣思想和行為的人並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們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權力金錢美色中潔身自好？還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無情的布黨高層和納粹人士為例，如雅戈達、戈培爾，看看關於他們的史書和回憶錄，就知道他們比一眼可知的齷齪之人要更齷齪、明目張胆貪淫的人更貪淫（當然相比而言布黨比納粹更加心口不一和無恥貪婪）。他們會為人民奉獻犧牲嗎？或許某個時間點會的，但是肯定是其貪淫享樂之後，以及使用各種損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獻犧牲的，絕不會像《三體》中那樣悲壯的犧牲。納粹和蘇聯的復滅及曝出的內幕，也證明了其犧牲捍衛的並不是值得的東西，而是骯髒透頂。或者說像東條英機、乃木希典，這些人確實是挺無私奉獻的，可是是用幾千萬中國人、美國人、俄國人/蘇聯人的生命掙得的他們的「無私」及對日本人的「偉大」。我們難道要這樣的人嗎？（最重要的是，這世界並非只有這種奉獻和存活方式）

    可劉慈欣並不描繪這些，而是將維德以及前面的史強，描寫成很清廉、寡慾、不會畏懼、不諂媚的人。當然這可以說是因為他們的操行並不是《三體》的重點，所以沒必要寫他們的貪婪、畏懼、諂媚那一面。於是，維德這樣殘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顯得對人類來說十分偉大，史強那樣的形象也顯得雖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實。如果劉慈欣寫出了這些人貪婪、畏懼、諂媚，其良好的形象就會坍塌，失去了劉慈欣和社達主義者所認為的人物應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無法塑造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那種英雄了。

    這又是當今中國文宣體製下描述歷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對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偉光正」形象示人，沒有半點缺點（頂多會有一點平易近人的描寫）。而現在不同，對於那些偉人、英雄、正面人物，會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蠻、低素質、知識貧乏等特性，但是同時又在涉及根本廉恥的「大節」上絕不「抹黑」，這樣讓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可這種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其實是迴避了許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惡甚至犯罪的事實的，是用小的「毛病」遮蓋真正的齷齪骯髒，用戲劇化的頑劣帶過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這種描繪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澤東批示」那點就提到了，劉對維德、史強這種人物的描繪方式，立場和動機與之一脈相承。

    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及其他與之相關的描寫敘述，都在強化「不擇手段的前進」和「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觀點。劉不僅是在描述一種客觀事實，還有主觀上的贊成與褒揚，這是其與其他傳世文學佳品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處。

    還有，前面已經提到，劉慈欣描繪的維德和史強這樣的人物，代表的是統治機構的暴力機器（或者說是他們其中之一員），是體製的維護者，而不是林沖、楊誌、魯智深這樣的體製的反叛者、與國家暴力機器相對抗者。劉慈欣在《三體》中，對於葉文潔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頗有微詞，但是對於人類秩序的捍衛者則不吝贊美，這也可以反映劉慈欣骨子裏的保守主義特質及《三體》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確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其社達不是為了變革，而是為了讓舊秩序更加穩固。這更顯出劉慈欣及《三體》價值觀的醜惡和反動。

    十分諷刺的一點是，劉慈欣及《三體》的這種捍衛體製和舊秩序的保守反動，與其所贊揚的毛澤東所持的反傳統反秩序思想形成鮮明對比。劉慈欣在書中和採訪場合多次對毛澤東有所贊美（或起碼在提及時不貶抑批判）。毛澤東罪惡罄竹難書，文革也是亙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點可取的，就是其對體製性壓迫的反抗、對傳統秩序和思想意識的反叛（雖然這個過程及之後建立了惡劣的體製、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殘酷的壓迫，但前面畢竟是在對不合理的乃至醜惡的舊規則舊秩序舊道統的反叛和反抗），一種打破舊巢窠束縛的反抗精神。這可謂是毛時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劉慈欣一再為毛澤東貼金、為文革作惡者及相關體製和組織洗地，卻與毛主義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處背道而馳，可知其與人道主義及進步潮流多麼「恰巧」的完全相逆，又與醜惡反動保守多麼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劉慈欣着墨最多、被《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批判最狠、本書爭議最大的人物。簡單來說，她就是托馬斯·維德的反面，當然詳細說那就復雜多了。這個人物非常重要，也是書評的重點，所以還是要詳細說。

   「聖母」，是《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最常稱呼程心的詞彙。當然，這並不是贊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國互聯網語境，就會知道，「聖母」這個詞在中國網絡上不僅不是好詞，還是個特別有惡意的詆毀謾罵之詞。這同樣是和高度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中國現實高度相關的。

   不過，「聖母」這個詞在中國互聯網上的本意，倒和西方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都是指愛心泛濫、對一切都愛與包容、反對所有仇恨和壓迫的人，只是中國和西方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好吧，準確說是「部分中國人與部分西方人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在中國，這種「聖母」的定義中還包括不分是非、沒有黑白對錯觀念、沒有立場和原則、一味輸出愛心和同情心的特點。

   中國人是恨透了這樣的人。他們認為這種「聖母」只會壞事，出賣自己國家民族群體的利益，最終害人害己。在中國這個叢林社會，也的確會經常出現這種後果。

   我總說中國、中國，難道世界不是這樣嗎？西方發達國家不是嗎？世界的確到處存在忘恩負義、恩將仇報，西方也不乏各種「農夫與蛇」的故事在現實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說這個世界仍然是叢林世界。但是這並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這樣、世界所有地區所有群體都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國並不一樣（哪怕根本上「質」一樣，但是「量」上有很大區別）的、「聖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報的社會的。被他們攻擊詆毀的西歐和美國左派中起碼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國人對此沒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憤恨。不知道是嫉妒還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沒錯，這兩個看起來不能同時對同一個對象兼而有之的，中國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國人」能））。他們不願意相信這世界上真有愛與和平，或者說極為嫉恨，於是瘋狂攻擊各種他們認為的「白左」、「聖母」乃至這樣的虛構人物形象。而《三體》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當然，痛恨程心的還有一種人，這種人後面再說。

    程心這個名字一出現（人物還未正式出場），就被讀者謾罵（當然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提前知道了後面的一些內容，或者讀過了又從頭看起，然後又在這裏作註）。而她正式出場，也就是在雲天明要被安樂死（未遂）的時候。她救下了雲天明，然後說了句「你知道嗎？安樂死是為你準備的」。這句話被無數人噴了無數次無形的唾沫。

    當然，看這個情節，程心是該被噴被罵，因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維德、史強、章北海、羅輯做的，這些人也就不會如此謾罵了，甚至覺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斷行為。然而程心不能這樣做，因為她是「聖母」，有了道德枷鎖，再做什麼都要被檢視。當了好人就不能幹這種事，否則就是「虛偽」、「雙標」，哪怕其遠遠不如批判者虛偽和雙標。

    說到這，很多人一定覺得我這是故意在較真，一個故事情節罷了，讀者也只不過是在為虛構的故事而謾罵，也就圖個發泄而已。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沒必要說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沒必要寫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而是相反的，文學作品及與讀者的互動，深刻反映着現實世界及現實中人的判斷與選擇。

    程心參與「階梯計劃」那一部分，倒是沒人噴程心，這些技術問題上也沒什麼可噴的，相反人們應該對其技術水平感到佩服（但是這不影響後面繼續噴她），甚至還有人為劉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進行批評。這在中國讀者中倒是少見的現象，或者後來才逐漸出現。

    然後，就是程心知道雲天明給他送星星，然後竭力阻止雲天明被「安樂死」然後未果的情節。程心知道了雲天明對她的愛，於是想挽回一切，這順理成章，也說明她前面讓雲天明安樂死並不是負心之人而是無心之過。可是，這裏又是對她「虛偽」的一片罵聲。她真的虛偽嗎？顯然不是。真正想譴責，不是應該譴責不擇手段、明知雲天明是程心所愛還要為完成任務（或者故意如此做一個不可笑的惡作劇）的維德嗎？當然，這樣說又會讓大家覺得我太較真、沒意思了。但是我覺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視維德的，在現實裏大抵也是這麼做的。譴責一個老好人沒什麼風險，去攻擊有攻擊性的人就麻煩了。而且還是前面說的，人們總是對好人求全責備，對壞人就是「他壞在情理之中沒必要譴責」了。人們對藝術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現實裏的反映，只不過有時候會誇張一些，但是本質還是現實的映射。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的切入點，是她參與競選執劍人並當選。人們將代表愛與和平的她選為執劍人，取代了已變得嚴肅堅韌的羅輯（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沒有選擇和維德類似的曹彬、畢雲峰等人。於是這就埋下了人類喪失對三體世界威懾力的禍根。而程心在三體探測器「水滴」攻擊威懾設施時的懦弱，猶疑，則成了讀者密集嘲諷謾罵的焦點區域。這段表現，也是程心被攻擊謾罵譏諷的核心因素，即她這種「聖母」的愛心與軟弱是會壞事的。

   其實，我倒對這段內容中對程心的嘲諷謾罵很能理解，也比較贊同。劉慈欣編排這段內容，某種程度也確實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對於那些被認為是「白左」、「聖母」的人，這的確是其致命缺點，雖然未必是其中每個人都有的致命缺點。善良之人總是不想傷害別人，更不願意去毀滅、同歸於盡，甚至想犧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負着一個國家、民族的興亡，那這種行為就會導致全國全民族的集體沉淪或毀滅。這也的確是良善者的弱點，也是陰狠者的優勢。

   可還是像我前面所說的，這是事實，但應該如此嗎？為了勝利，我們一定要變成惡人嗎？並不見得。我們並不是不能培養出「行霹靂手段，保菩薩心腸」的人，現實中也並不乏這樣的人。二戰期間，德日軍隊兇殘無比，而美軍則被視為「少爺兵」，可美軍最終戰勝了日軍，德軍在西線的失敗美軍也是首功。這和武器裝備有關，但是美軍也沒普遍貪生怕死。至於當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時候只是想恪守原則不讓國家世界陷入冤冤相報、以暴製暴的惡性循環罷了，真的動起手來那些凶頑殘暴之輩未必是對手。甚至，「白左」在正義信念下更加堅定。三百年前的羅伯斯庇爾不是「白左」嗎？照樣讓頑固保守的舊貴族紛紛斷頭。

   當然，像程心這樣性格和價值選擇的人，的確不適合承擔這種需要殺伐果斷的任務。人類如果都變得軟弱，喪失了警惕性與戰鬥性，也確實可能被那時還殘存的少數瘋狂頑固之徒「團滅」。劉慈欣的本意不見得是好的，但是客觀上提醒了我們，在持守善意之時，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劍。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以死相搏甚至同歸於盡，是否真是最好的選擇（無論對自己還是對整個社會乃至對對手），或者這種心態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懾？大多數《三體》和劉慈欣粉絲都會說「是」，我的看法則在是非間搖擺。確實，越是抱定同歸於盡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勝出，這就是「看誰先慫」遊戲的核心。但是如果沒有人肯低頭，那這個世界就會在不斷耍弄這種遊戲中毀滅。或者，各方都會因此絞盡腦汁強化自己、削弱對方，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人類喪失良知、對對方趕盡殺絕或者絕對壓製，道理永遠干不過拳頭，仇恨與弱肉強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脹，人類世界會變得比動物叢林更叢林。至於威懾平衡，有永遠的平衡嗎？不會有失控的一刻嗎？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誰能肯定自己是最終勝利者？或者說有最終勝利者嗎？那些失敗者就應該仰勝利者鼻息而活嗎？這是我們追求的人類文明世界嗎？

    但是如果不這樣做，那這樣做的人就會勝利，就會統治群體、區域、國家、世界。那樣的世界，當然是地獄。所以，為了對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為魔鬼。只是希望是個還不那麼惡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卻有天使的心靈。可天使的心靈在這樣的博弈和生存競爭中怎可能不被汙染？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攻擊的點，與前面的原因大同小異。程心阻止了維德等人研究光速飛船，要他們放棄與政府的對抗放下武器。而這，也就註定了人類幾乎全員的滅亡。而諷刺的是，她最後卻成了極少數沒有隨太陽系二維化的倖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導致太陽系人類的幾乎全滅，卻得以逃生，不被罵才怪。

    可這同樣是她好心辦壞事。或者，正是她好心總是辦壞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惡。如果是壞心辦壞事，像維德、葉文潔，人們反而不會那麼攻擊謾罵了。這又是前面說過的，不再絮叨了。在這一點上，她被罵也是理所應當。可是我還是想強調其好的初衷，因為「本意是好的」已經是現實世界中稀缺的東西了，而好心辦了壞事，並不總是會發生，甚至說很多情況下幾率還是低於50%的。

   其實，劉慈欣文章中也寫了許多讓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程心正面的、閃光點的情節，例如放棄聯合國為購買雲天明送給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給她的巨款而是選擇捐出、為責任冒險與雲天明見面、為宇宙重啟而放棄小宇宙來歸還宇宙質量，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讀者的稱贊。可是，為什麼還是有許多人謾罵程心？這兩波人有重合嗎？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將一個行為連貫的人割裂評價，肯定其某部分卻唾棄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棄，那這樣當然可以且非常應該。但對不應當唾棄或者應該更加全面客觀評價的，卻一股腦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點子上而是亂噴亂罵，就屬於愚蠢或者道德敗壞了。

   還有一部分並不重合，其一以貫之對程心是謾罵的。除了前面我所說的嫉妒或者認為程心這種「聖母」不可信之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惡人、惡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義者和青面獠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些人謾罵程心及所有「白左」、「聖母」，是因為他們內心非常恐懼世界變的愛與和平、他們被排擠或者同化。為了他們自己繼續以惡生存下去、為了他們惡的價值觀永世長存，達到其各種現實利益和價值利益目的，他們要對「白左」、「聖母」百般詆毀、全面否定，批倒批臭，這樣他們所推崇的醜惡價值觀才能繼續大行於世，這些人也才能繼續如魚得水。這樣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國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劉慈欣本人對他自己塑造的程心這個人物看法也頗為負面，不是說他不滿意於程心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說他就是反感程心這樣特質的人。所以，劉慈欣本人也屬於以上那些攻擊謾罵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認識能不深刻嗎），所以他的陰惡也更可怖。

    最後說一下我對程心這樣的人的評價，我認為就是六四開，六分正（不是六分「對」）四分謬，其品質可嘉但價值選擇很多時候不可取。如果愛與和平能解決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實現了。為了正義，我們不得不做些不好的準備罷。

（十）性別偏見爭議

    劉慈欣的《三體》出版後（尤其被翻譯成英語等外文並獲雨果獎之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其中一項爭議，就是認為他在作品中有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和刻板偏見。

    我在閱讀了全文後，發現的確是這樣的。我在前面已經說了他對葉文潔、紹琳及女紅衛兵的刻畫反映了歧視與偏見。其實何止如此，全書更多處及整體更是有着普遍的、明顯的性別歧視與偏見。

   在全書中，劉慈欣刻畫了十多個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數是較為正面的人物（起碼這些人「本質是好人」），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犧牲並做出卓越貢獻。而這些人物除了被設置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薩伊為女性外，其餘均為男性，如羅輯、史強、章北海、托馬斯維德、曹彬、泰勒、雷迪亞茲、汪淼、常偉思等人。即便明顯屬於正面形象且有較大貢獻的薩伊，也屬於出場次數有限的配角。而為數不多負面的形象，則幾乎讓女性「包攬」。

    除了我前面所說的女紅衛兵，後面還有專門對女性形象的醜化。在《三體》末尾部分，寫到太陽系二維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飛船離開時，其他試圖逃離者發現他們時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麼加速那麼快？！」一個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裏面的人會被壓成肉膜的。」一個男人說。

     然後出現了另一個男人的聲音：「你們這些白痴，那樣的加速飛船也會被壓扁！可它沒有，那不是聚變發動機，那是空間曲率驅動！」

    「曲率引擎？！光速飛船？！光速飛船！」

    「看來傳聞是真的了，他們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飛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這是第一個女人的聲音。

    「前面的，攔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個女人的聲音，「啊！他們能達到逃逸速度，他們能逃掉！他們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飛船！！攔住它呀！掐死裏面的！！」

     對女性的醜化不言而喻。此外，還有一些不為人註意的負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驅趕走羅輯的居委會主任也是女性（當然現實中居委會主任大多數的確是女性）。

     還有對女性的物化。例如羅輯的妻子莊顏，就是一個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當然，這不完全是刻板偏見，而是劉慈欣為劇情需要（如襯托羅輯性格及其變化）有意設計的人物形象。但是反過來說，其他醜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節設置就不是必須的了，負面人物不是必須設置為女性的了（可劉慈欣卻這樣設置了）。

    程心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聖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書中若隱若現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氣質（「聖母」），讓她「敗事」了。這在前面專門分析程心那一節已有闡述分析，就不重復了。程心也是劉慈欣在《三體》中，將性別歧視與刻板偏見滲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與程心性格脾氣相反的女科學家柯曼琳，則是那種粗魯的、且還喜歡雌競（女人難為女人）的女人。

    「用資源改變原理？」一個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紀的法國女人用輕蔑的口吻說，她是來自歐洲航天局的高級顧問，覺察到了男人們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種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響起幾聲笑，柯曼琳笑得最響，「親愛的，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卡通式的場景……」在越來越多的笑聲中，她接着說，「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業，算算推重比。」

     ……

     男人們的目光依次從程心身上移開了，現在他們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她所說的話，對她的欣賞暫時顧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終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認識她似的。

     ……

     她把文件舉了幾秒鐘，並沒有把它遞給誰，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見鬼！」柯曼琳氣急敗壞地大叫。

    ……

    「你，還有你，」維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後不允許出現這樣沒有意義的精神失控」。

    由於篇幅問題及相關內容分布的瑣碎，所以我無法將《三體》中所有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一一列舉，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經足夠，其他的讀者們其實也都看過，並不需要我一一列舉和重復。

    這些可以說毫無疑問是性別歧視和偏見。但是，這是不是某種程度的客觀事實呢？即女性是否的確是這樣的？

    以我的個人意見，首先，根本上說，劉慈欣刻畫的這些女性的負面所作所為及負面人格特質，尤其各種醜惡言行，是男女共有的，並非女性獨有。其次，的確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況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確有一些與上述被醜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種有別於男性的特質。但是，程度遠沒有劉慈欣這樣刻畫的嚴重。

    而且，究竟是她們天生就如此，還是男權社會將其塑造和規訓成這些樣子？這個問題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認為，這當然是後天社會環境塑造的結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較突出的偏狹、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會準確說是男權社會所製造、誘引、逼迫出來的，劉慈欣的《三體》就是參與製造、誘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這就像說「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並不是農民工素質天生就低，而是他們往往處在惡劣的家庭、社會環境中，沒有條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環境塑造，他們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質劣根分子。我們要做的是同情和改變，以及對造成這種後果的人或製度環境進行譴責，而非對這些受害者鄙夷譏諷、指指點點。

    同理，女性出現一些偏狹、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並不是歧視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權社會壓迫女性、歸罪女性的藉口，相反她們是受害者，她們這樣反而需要男權社會承擔責任，通過對製度、文化、習慣的改變，縮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別差異，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別正義。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所說的男女在某些特質上的差異，其差異程度是遠小於男性內部、女性內部的差異的，也普遍小於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之間的差異。無論生理還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遠大於「個性」或者說特異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對性別差異，人們可以討論、有各自的觀點，但是不應該因此限製、迫害任何性別（包括跨性別者）的各種基本人權和學習工作生活各項事務中的自由選擇權。以這些非自願性差異來評斷、規訓、責備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別/性別認同者，都是謬誤的、應被批判的。

    那麼，《三體》中有這樣多的性別歧視和偏見，是不是代表劉慈欣本人有這樣的性別歧視和偏見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劉慈欣在採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其否認並不成立，因為與事實相違背。或者說，即便劉慈欣沒有主觀上歧視的故意，也有客觀上歧視的實質。劉慈欣在展示被認為在女性身上比較凸顯的某些特質時，顯然是歧視性的立場，而非認為需要同情和改變的態度，更不是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影響和規訓。

    此外，劉慈欣還曾經在一場和學者江曉原的辯論中假設，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曉原和現場一位主持人美女，「我們三人攜帶着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劉慈欣站在「吃」的一方。雖然這很大程度只是個假設，但劉在假設中將對象設置為「美女」（即便當時他們身邊確實有個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將女性作為犧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這也足以反映劉慈欣對女性的某種不良的心理和價值取向。即便作為玩笑，也是不合適的。而且劉慈欣還認真的和江辯論，說明他並沒當成個玩笑，而是將假設當真的一般對待。

    （十一）大眾的形象

     劉慈欣在《三體》中，對人民大眾不僅沒有賦予團結、勇敢等特質，反而給予了極為強烈的貶低與鄙夷。在劉慈欣筆下，大眾是自私的、盲從的、虛弱的、野蠻的，是不折不扣的「烏合之眾」。

    除了前文提及的紅衛兵批鬥葉哲泰、地球二維化時女逃難者喊叫，還有不少反映大眾劣性的情節。

     例如羅輯根據黑暗森林法則預測的一個恆星被摧毀，此事公開時正逢星際艦隊毀滅，大眾把羅輯當成神一樣的人進行朝拜以圖在危機中倖存：

    「看到羅輯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動過來，在距他兩三米處，前排的人極力阻擋住後面人群的推進，然後跪了下來，後面的人也相繼跪下，發光的人群像從沙灘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們吧！」羅輯聽到一個人說，他的話引起了一陣嗡嗡的共鳴。

    「我們的神，拯救世界吧！」

    「偉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義吧！」

    「正義天使，救救人類吧！」

……」

    當羅輯表現出無法解決危機後，人們對他的看法及對待他的方式發生180度大轉彎：

    在一個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區的居民代表會議做出了一個決定：將羅輯驅逐出小區，理由是他影響了該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間，羅輯常常外出參加會議，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小區裏度過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個機構保持聯繫。羅輯恢復面壁者身份後，新生活五區就處於戒嚴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響。後來，隨着羅輯地位的衰落，對小區的戒嚴也漸漸鬆懈下來，但情況更糟：不時有城裏來的人聚集在羅輯所住的樓下，對他起鬨嘲罵，還向他的窗子扔石塊，而新聞媒體對這景象也很感興趣，往往來的記者和抗議者一樣多。但羅輯被驅逐的真正原因，還是冬眠者們心中對他徹底的失望。

    ……

   面對着這個已經耗盡了一切的人，主任並沒有絲毫的憐憫。和那個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她總覺得不管世界多麼黑暗，總在冥冥之中的什麼地方存在着終極的公正，羅輯先是證實了她的感覺，然後又無情地打碎了它，對他的失望曾令她惱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會議決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於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頭看他，他只好承認自己就是羅輯。

    這時，車內響起了《山楂樹》。

    車停了下來，「下去。」孩子的父親冷冷地說，母親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涼。

    羅輯沒有動，他想聽那首歌。

    「請下去。」那男人又說，羅輯讀出了他們目光中的含義：沒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錯，但給世界以希望後又打碎它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

    ……

   一路上很順利，但一個多小時後還是有人認出了羅輯，於是車裏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車。羅輯爭辯說自己已經輸入信用點買了票，當然有權坐車。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老者拿出兩枚現   

在已經很不常見的現金硬幣扔給了他，他還是被趕下了車。

    「面壁者，你背把鐵鍬幹什麼？」車開時有人從車窗探出頭問。

「為自己挖墓。」羅輯說，引起了車裏的一陣鬨笑。

    面壁者、民粹主義者、委內瑞拉總統雷迪亞茲，在結束面壁回到祖國時，被知道他試圖用同歸於盡方式對抗三體的民眾亂石砸死：

    雷迪亞茲高舉雙手，含着熱淚對着擁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喚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來的第一塊石頭打在他高舉的左手上，第二塊石頭擊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塊砸在前額上並擊倒了他。隨後，人民的石頭像雨點般飛來，最後幾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沒有生命的軀體。砸向面壁者雷迪亞茲的最後一塊石頭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舉着一塊石頭一直走到雷迪亞茲的屍體前，用西班牙語說：

    「惡人，你要殺所有的人，那裏面可是有我的孫子，你竟想殺我的孫子！」

     說着，她用盡力氣，顫巍巍地把手中的石頭砸到雷迪亞茲從石堆中露出的已經破碎的頭顱上。

    還有一些細節，也能看出劉慈欣對大眾的鄙視態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經歷時夾雜的這段話：

    對來這裏的遊客和香客都沒什麼好印象，那些遊客根本不知道是來看什麼的，只是東跑西竄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遊客窮得多，都處於一種麻木的智力抑製狀態。

    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下面這段描述人類在星際艦隊毀滅後悲觀絕望，所以十萬人聚集在一起進行裸體性派對的情景：

    整個廣場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顆粒蠕動着，像一鍋煮着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嗎？」羅輯疑惑地問。

   「裸體的人，這是超級性派對，現在人數已過十萬，還在增加。」

    當然，劉慈欣也在本書中描繪了一些平民大眾人性的善良與大愛。例如在描寫太陽系二維化時有這麼一段：

    在飛船A.I.拉出的一個放大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對情侶擁抱着跌入平面，二維化後的兩個人體在平面上並行排列，仍能看出擁抱的樣子，但姿態很奇怪，像一個不懂透視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畫出來的。還有一位母親，高舉着自己還是嬰兒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維世界多活了0.1秒，他們的形體也生動地印在這幅巨畫上。

    但是這樣的描繪鳳毛麟角（這都有些誇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繪大眾的只有上面這一段），絕大多數關於平民的描繪都是貶斥性質的。而且要註意到，劉慈欣對大眾的贊譽僅僅指其對家庭成員的愛，而非公共領域的利他、為公。這雖然是陳述某種事實，但也可以反映出劉慈欣的保守主義思想和立場（重視傳統家庭、輕忽公共領域，是保守主義的典型特徵）。

   劉慈欣對大眾的描述，很符合《烏合之眾》等批判大眾（或者說「群眾」）劣性的那些學術分析所說的那樣。其他也有不少文學藝術作品表現大眾的劣性，不過很少有像劉慈欣描述的這樣生動、惡辣。

    劉慈欣的這些描述，確實是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大眾的真實一面。而在中國，大眾的這種劣性更為普遍突出。

    但是，與前面各種描述一樣，劉慈欣在陳述事實的同時，並不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而是純粹的冷嘲熱諷。劉慈欣對大眾的理解，不是那種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諷式理解。這與魯迅那種強烈批判國民劣性，但是充滿「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性質和導向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重要的一點，劉慈欣所描繪的是未來的世界，且其設定的場景尤其「大低谷」時代後的人類世界，很多時候是非常發達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質的。那麼這樣的社會，是應該出現類似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那種公民社會的，民眾也有一定的參政素質。但劉慈欣並沒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質的大眾，也沒有描寫公民社會（只有極少數提到類似的東西，例如市民對議員扔西紅柿，還是貶抑）。相反，《三體》中卻有很多英雄人物。當然，這同樣可以以嚴苛的言論審查環境嚴酷來辯解。可是，根據劉慈欣在本書中及其他場合的價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即便沒有嚴苛的言論審查，他同樣不會寫公民社會，或者說不會寫公民社會的「好」。

    （十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相對於粉飾獨裁者、性別偏見、鄙視大眾等屬於劉慈欣思想「枝葉」的東西，其社達主義價值才更是劉慈欣及《三體》的「軀幹」。

     關於劉慈欣在《三體》中表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不需要我再列舉新的例子，前文中那麼多分析和舉例，幾乎處處都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

     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核心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八個字也是自然界進化論的核心，社達則是將此從自然界搬到了人類社會之中。這八個字看起來簡單，卻可以包羅萬象。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體內容和表現，有許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運了，直接針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本人進行分析。

    小說的三要素是人物、環境和故事情節，可以說這三要素就等於小說的全部內容。而劉慈欣的《三體》，其人物、環境、故事情節，都充斥着社會達爾文主義。

    維德、史強、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擇手段，達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須使用在文明社會評價體系下不應該乃至堅決反對的方式，才能達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類。維德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另外兩人不算完全的社達主義者，但是有時會表現出社達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行動。而程心，則是他們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為，都很合乎文明環境下的道德準則和法律要求，甚至還非常有愛心、特別善良、高風亮節，可這些德行卻正是其失敗、最終導致絕大多數人類滅亡的關鍵。借用一句詩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些當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徵和表現。

    而文中對於環境背景的設計和描述，同樣令人感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論及現實，就是社達色彩最為凸出之處。此外，諸如文革的背景和葉文潔的遭遇、人類與三體較量的過程、「烏合之眾」即各種大眾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現，都在反映這個社會的殘酷與黑暗，強權、惡人、心狠手辣、謊言與背信、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無不是在告訴讀者，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社會法則的基礎和主流，也只有適應這種生存法則才能勝出或起碼存活，拒絕甚至對抗社達規則，那不僅無法生存，死的連渣都不剩。

    不僅從小說基本要素看，《三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無處不在。按情節先後的時間和敘述順序，社達主義也貫穿了整個小說故事的始終（雖然小說的開篇部分和回憶葉文潔經歷的文革部分極少涉及三體世界，但這些人類的爾虞我詐都為後面人與三體世界鬥爭起了引子、做了鋪墊）。人類與三體世界鬥爭的過程，跌宕起伏的成敗得失，都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有關。

    人類和三體的交手過程簡化後是這樣：人類社會自身的不公正與迫害，催生出了葉文潔這樣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卻是因為生活太過優越、道德感正義感太強而加入反叛邪惡人類的大軍。人類反叛者引來三體世界入侵後，地球為對抗危機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後人們痛定思痛「給歲月以文明」，實現復蘇。但復蘇後人類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感。同時，三體世界在得知人類思維的不透明後，學會了欺騙，成功的讓人們麻醉在和平的幻夢中，然後在星際戰役中一舉擊敗了人類。而人類通過建立黑暗森林威懾體系，又從絕境中復蘇。但復蘇後「故態復萌」，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這裏『人權』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權）」而放鬆警惕、變得柔弱和不設防，選擇了程心這種「聖母」做「執劍人」。然後人類因此再一次幾乎落敗。可獲勝的代價則是讓地球和三體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擊目標中。而人類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喪失了逃脫黑暗森林打擊的機會，最終除極少數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顯然，這一切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現實及社達思想在現實層面的勝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錮就會失敗，順應人性乃至宇宙惡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說的思想意識，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識。《三體》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贊成和擁有的。而且，劉慈欣的作品中，並不是只有《三體》這一部如此。在劉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狀閃電》中，同樣有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氣息。例如女主角林雲就是通過同歸於盡式的方式，逼迫敵人放棄入侵，讓自己國家贏得了戰爭勝利（或者說從失敗邊緣挽回危機，實現停戰）。

   《球狀閃電》中，還有更加露骨的社達主義傾向的內容。

   「是啊，爸爸，當時聽完我的話，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後從公文包中拿出兩張照片，兩張一模一樣的照片，只是有一張的一角燒焦了，另一張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跡，後來知道那是血跡。照片上是一個三口之家，父母都是軍官，但他們的軍裝與爸爸的很不一樣，戴着當時爸爸還沒有的肩章，那女孩兒歲數和我差不多，是個很漂亮的小孩兒，皮膚白裏透紅，像個細瓷似的，在北方生長的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的皮膚，她的頭髮那麼黑那麼長，一直拖到腰間，好可愛的。她的媽媽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讓我羨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訴我，這是兩個敵軍軍官，都在我們的炮擊中陣亡了，打掃戰場時分別從兩具屍體上找到這兩張相同的照片，現在，中間的那個可愛的小女孩兒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了。」

將軍說：「我還對你說，那些殺死你媽媽的敵人並不是壞人，他們那麼做因為他們是軍人，必須儘自己的職責，就像爸爸是軍人，也要在戰場上盡職責去殺死敵人一樣。」

    ……

    南疆戰場上，我的一個戰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結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來，活着還真他媽不如死了，就在野戰醫院，他趁人不註意用手槍自我了結了。當時我就想到最後在醫院見到的媽媽，她全身的皮膚也都潰爛了，她的手指腫脹發黑，連用手槍自我了斷都不可能……這經歷可能會使一些人一生遠離武器，卻也會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屬於後者，恐怖的機器潛藏着一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像毒品一樣迷住了我。」

    ……

    「雲啊，我們兩個女人，為了理想和信仰，為了祖國，走上了這條本不該女人走的人跡罕至的路，在這路上我走得比你長，所以對它的兇險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種力量，包括人們認為最輕柔最無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變成毀滅生命的武器，而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殘酷之恐怖，你不親眼看到是無法想象的。但我，一個你認為像你媽媽的女人還是要告訴你，我們的路沒有錯，我對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希望你到我這個年紀時也能這樣。孩子，我已搬到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後也不會再和你聯繫了，在告別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對一個軍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給你一個警告：那些可怕的東西，可能有一天會落到你的同胞和親人的頭上，落到你懷中嬰兒嬌嫩的肌膚上，而防止這事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搶在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前面把它造出來！孩子，這就是我所能給你的祝福了。」

    這些文字究竟在傳達什麼信息，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會有不同的詮釋。但是，說其具有社達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需要補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達詞句是這個：

   「斬盡殺絕，這是對一個文明最高的重視。」

    除了書中的東西，劉慈欣還在現實中有所表現。前面已經提到他在和一位學者辯論「為延續人類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話題時，傾向於為達成人類延續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擇手段」立場。此外，他在接受一些採訪時，也表達過一些傾向，例如贊同在新疆建設「再教育營」。當然，他也表現出過一些中性的態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體人李佳佳採訪時，其評論事情就沒有明顯的情緒，而是溫和理性，說的也頗務實中立。

    正如我開篇所說，我當然沒能力透視般看到劉慈欣腦子裏邊究竟在想什麼，一切只是根據情理的推測。我評價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者社達主義的支持者，我認為還是符合事實的。

   回到《三體》，這部書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種特徵和表現，最重要的是，書中對於社達主義或者說「弱肉強食、不擇手段」是傾向於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對的。這也是其與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會醜惡的作品所不同的。這又是前面已經談過的了，但是確實還是有必要再說一次。所以，綜合《三體》的內容廣度深度、思想傾向、暗示主張、現實影響，足可稱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其實，之所以認為《三體》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很大程度在於它的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崇拜黑暗森林法則，對托馬斯維德、史強、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書中「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思想，進而對《三體》全書強烈推崇、對劉慈欣高度崇拜。。正是這些人的理解與解讀，讓本書原本就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更加濃厚。這也正是我要說的，《三體》的火熱不僅在於書中內容本身的吸引力，還在於其與現實中國人的價值觀相輝映，昭示着21世紀中國高知群體社會達爾文化的客觀現實。

   （十三）「是什麼」之後「怎麼辦」？

    顯然，我已經將一些問題重復的敘述、分析了。所以在綜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舉內容，而是根據前面已寫內容為基礎評論分析。

    綜合我在以上具體敘述分析中強調的重點，我對於劉慈欣所說的各種黑暗醜陋的現實存在是承認的；而在這樣現實的成因和責任問題上，我和劉慈欣的觀點有分歧；但在如何對待這樣現實的問題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質的層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是什麼」上我和劉慈欣觀點某種程度很相近，在「為什麼」上有重大分歧，在「怎麼辦」上的選擇有質的不同。

    借用幾句俗語諺語名言來概括「是什麼」，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你在凝視深淵時（與惡結怨，交鋒），深淵也在凝視着你（可能在反抗中變成一樣惡的人，反之可稱為『寬順者』）」、「好人不長壽，壞人萬萬年」……那麼，我們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寬順者」、「好人」，還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惡人」、「壞人」？

    如果在這樣的簡單條件下，人們還可能有許多選擇前者的，那麼再逐次增添條件，即失敗者者重要利益受損/很在乎的東西被損害呢？嚴重受損/很在乎的東西嚴重受損呢？自身無法生存呢？國破家亡、重於生命的東西也會被以殘酷方式毀滅呢？還選擇前者嗎？

    如果再增加條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壞人未必完全壞；好事未必全是利，壞事未必全是弊。選擇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辯解理由，那又如何選擇？然後還能增加許多加大或「減輕」選擇難度（「減輕」選擇難度未必是真的「減輕」）的條件，然後又如何選擇？

    這類討論並不鮮見，尤其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思想自由的發達民主國家。但這些討論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共識。而中國這樣的國家則鮮少類似討論，但是現實中卻不斷的上演着這樣的選擇（雖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諺語所說的善惡正誤那麼分明），至於選了什麼應該眾所周知。當然也不止中國，全人類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會面臨這些選擇。而劉慈欣的《三體》，則是將這樣的問題更加深刻和尖銳的提了出來。維德的話「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則是劉慈欣針對問題給出的濃縮版答案。

    現實的選擇當然更加復雜，可是總是有相對的正邪與勝負、善惡與興衰。我們在很多時候，尤其攸關個體、家庭、社群、國家、人類命運的時候，往往必須要選擇。我們每個人人生都可能會參與這種選擇甚至參與許多次這樣的選擇。或許我們不需要喪心病狂，並不是每一次都選擇為生存而變得邪惡，可終究不會乾乾淨淨。

（十四）關於劉慈欣

    一個人的代表作，很大程度就代表着這個人。劉慈欣也不例外。我對本書思想價值的分析與評價，很大程度就是對劉慈欣本人的分析與評價。我也在前面多次專門提及了劉慈欣個人的言行。如果他的作品不是現在這樣的價值觀而是謳歌正義與光明、為弱者發聲和呼喊的，那憑藉其思想深度與價值，他無疑是偉大的作家。可是現在他擔不起「偉大」二字。但是無疑其思想是深邃的，表達能力是驚人的，其思想深度和表達能力在古今眾多作家中可謂能排在最頂尖的那列。

   劉慈欣的作品雖均是科幻題材，但是卻有着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其所言所喻，都是真實世界中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與其說劉慈欣是科幻作家，不如說其是特殊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是他又不同於其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宣揚的價值取向的黑暗殘酷，與謳歌光明正義和同情受害弱小的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將現實融於科幻之中，並且將目光放到一般人無力企及的極遙遠未來，做出令人感到頗為真實甚至也的確真實的預示性論斷，將現實的人性與社會與極遙遠未來的人類乃至宇宙命運聯繫起來。例如，其對於不同時間尺度人類及宇宙變遷的刻畫，就給人一種極為直觀而真實感覺，讓人們覺得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人類與宇宙的史詩。

    從這些看來，劉慈欣是個巨人般的作家。可是，根據劉慈欣現實中的所作所為，卻又不像真正的巨人。雖然他的思想深邃，各種訪談中語言也很平實嚴謹、博大深沉，但在各訪談及其他事情中他暴露出的側面，還有就是回歸《三體》及其其他作品本身，都可以看出其人文底蘊的淺陋、道德關懷的缺失（當然他也有一些相關底蘊和一定關懷，但是相對於其本應是「巨人」的身份而言，這些遠遠不夠不足）。劉慈欣的粉絲會各種辯解，甚至普遍將這看成優點而非劣性。正如我前面所說，劉慈欣的粉絲是將冷血殘酷當成成熟理性的。但是，對任何作家的評判，都要以普適的道德與良知作為標準。劉慈欣顯然是「不合格」的。僅僅其對於造成滔天巨禍的獨裁者的尊崇、粉飾，就讓他不再可以以「偉大」相稱（即便其才華多麼令人驚艷）。

   劉慈欣作品的思想與價值觀，與其個人的品性與道德程度，既存在矛盾又非常統一。這句話乍一聽不太好理解，但是熟讀《三體》和頗了解劉慈欣本人的人，只要稍微去辯證思考，應該不難理解。

   宏大深邃與良知汙染的並存乃至同一，即是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慈欣本人最恰當和簡約的評價。

   但無論如何，《三體》還是值得人們去閱讀的，劉慈欣的思想也是應該被更多人了解的。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什麼中國乃至世界上沒有道德品質高尚、德才兼備的人寫出《三體》這樣的皇皇巨着。或許，這又和前面那些艱難抉擇一樣，唯有接受深淵凝視，才能真正看明白深淵是何為何。當一個人洞悉了人類乃至宇宙的真相，又沒有足夠的信念去持守良知，就無法走出道德和認知對立，最終導致其道德的虛無與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