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欧洲左派国家的本质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结束了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会谈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立即投入下一步计划--访问英国工党。但在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后，所得答复是， 办理签证手续需一星期。这样，即使拿到签证赴伦敦，也会错过与法国社会党约定好的会 见时间。代表团三成员经过讨论，决定改变计划，这次就不访问英国工党，取道南下， 访问不在原计划中的丹麦、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由于时间还有富余，我们决定去拜访陈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号傍晚，代表团一行三人应邀到流亡瑞典的着名民主人士陈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气候温暖而清凉，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纬60度的斯德 哥尔莫比位于北纬45度的哈尔滨还要温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离斯德哥尔莫市 区约一小时车程。小镇处处绿草如茵、大树挺拔。安静清洁的街道蜿蜒在绿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车后，沿着小径走向不远处一群掩映在树林后的公寓楼。世忠先生指着 那里说：“看，那就是我的家。”

　　虽是第一拜访，亦不知下一次拜访会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使我们深受感动。陈太太在热情地招呼我们之后，就立即下厨作菜，未几，几碟美味的中式佳肴就端了上来。已近一星期没有尝到中餐美味的我们道谢之后就大快朵颐了。

　　餐间，陈世忠先生的子女与我们攀谈，气氛十分轻松融洽。聊谈间，我们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努力吸收异国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儿在就读大学，短短几年间已基本掌握相当困难的瑞典语，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今后在以学到的专长服务社会的同时，还以自己的双语优势来促进中瑞文化交流，和增进中瑞人民的友谊。世忠的儿子，比世忠晚来瑞典一年半。现在也在大学学习，并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生活在瑞典这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他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别地希望能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镇华人数量屈指可数。世忠先生一家除与这些华人家庭联络外，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世忠先生全家经常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体育运动。世忠先生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他的理念和热忱得到许多党员朋友的赞赏 和推崇，他所在的党组织已决定推举他参加所在选区的议员竞选。世忠先生已经接受，并为此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晓英文，现在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种活动，他又刻苦地学习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种比较特殊的球类运动--台球。世忠先生一家兴趣盎然地参加这项运动。本来台球运动需要很大的肌肉爆发力。对于身材较细瘦东亚人来说，先天性地不占优势。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经过刻苦锻炼，成为瑞典国家队的成员，并在好几次比赛中活得奖牌、奖状。世忠先生把这些奖牌、奖状拿来给我们看，眼中闪烁中自豪的光彩。

　　由于晚间车次所限，我们不能久留。晚饭后不久我们就起身告辞返回斯德哥尔莫。世忠先生把我们送到车站。瑞典的公共汽车真是准时，踏着分针来到。世忠先生立在车外，车开动后仍向我们挥手告别。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给我们以极大的启思。犹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积极扎根，顽强生长。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华夏民族的勤劳、聪慧、好学、善良，使之有着无限的生命力、适应力。这种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着典型的体现。他们对生活积极的态度深刻地嵌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成为激励我们的榜样。

　　当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当那个小镇已模煳在黝黑的夜幕中时，我们心中都默默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们的家庭在这里开花结果，把中华文化嫁接在北欧文化上，那远源的遗传基因优势会结出尤其优秀的果实。

　　返回斯德哥尔莫的火车，车厢里乘客稀少。刘国凯等一眼看到车厢那头有位东亚面孔的人。瑞典中国人极少，那是个中国人吗？刘国凯等很自然地走过去，用英语向他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并攀谈起来。

　　王先生来瑞典已将近二十年。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后再留学瑞典。学成后在瑞典做外科 医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大青年。我们问他有 什么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说没有哇，在瑞典这种安宁的社会中生活，人心情轻松愉快， 就会显得年青些，如在中国那种争夺性很强的环境中生活，人都会快衰老些。你们知道 ，瑞典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几句话使我们对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纵横谈起来。王先 生告诉我们他每月收入有七万多克朗，税后只有四万多。几种税加起来拿走了他工资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对此并无微词。他对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而造就的社会和谐、 人心安定深表认同。

　　我们笑对他说：“外科医生在国内可是一大神圣呀！像你这样有国内医科大学文凭，又 有留学学历，再加上多年临床经验，回国去可真是前(钱)途无量呀！”

　　王先生听懂了，笑笑说：“是钱途无量吧？我知道，国内一些从前的大学同学也建议我 回去。可是国内那种生活气氛我已经不能适应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太势利。回国探亲过几次，实在不惯那种喧闹奢侈。还有他们小声却津津有味讲的红包。医者救死扶伤，医德丧失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了王先生这几句肺腑之言，我们对他更对肃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宁愿留在瑞典过 这种踏实的、连刷刷墙壁都要亲自动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卖医德换取的优裕奢华。

　　后来，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风三句不离本行地与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怎么教育好少年儿童时期子女的心理学问题。刘国凯、刘因全对此是门外汉，遂渐渐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风对他们大声说，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来仓促对王先生挥手告别。

　　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莫的三天中，有两次去一间店名叫“亚洲城” 的中餐馆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汤面。单价95克朗。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项目。五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去时，大概由于是熟客了，waitress张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点题外话。

　　她问道：“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我们反问她：“你看像吗？”

　　“不像。”

　　“为什么？”

　　“大陆来的旅行团会有导游带着，但你们也不像大陆来公干的。”

　　周延风说：“大陆来的共产党官儿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刘因全说：“就算来了也不会只吃大碗面。”

　　张小姐说：“大陆来的公干也有到我们店子里来的，可那气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务员，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一听，乐了，问她：“你看我们怎样？”

　　“明显不同啦！”

　　刘国凯说：“共产党的官来了不会像我们这样只吃大腕面，而会叫很多上菜，给你们店子带来一大笔生意不是很好吗？”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吃的是公费。我就气他们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贵的。”

　　听了张小姐这翻话，我们都明白她虽是个waitress，但很有正义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汤面来后，乘着还没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张小姐还跟我们谈到她的回国见闻。她说：“回国一趟，看到可气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时，就亲眼看见医生护士把受了伤，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医院。一点人道都没有。我们瑞典这里哪会那样。还有，我带孩子看病时，医生护士的那脸色啊！后来知道我们是从瑞典回国探亲的，又都换上笑脸。真正一副势利相！……”

　　吃完面结账离开时，周延风向张小姐亮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对张小姐说：“社会民 主主义最关注社会公正。瑞典这么国富民安、社会和谐就是因为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 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请你到中国讲你在瑞典生活的亲身感受，你愿意吗？”

　　张小姐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

　　从王医生到张小姐的这些言谈，我们深深体会到潜藏于民间的正义，增强了我们为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我们乘坐的长途巴士于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点多钟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一国首都的城市，其长途汽车总站一定会有相当的规模。到达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车总站里候车室的凳子上打个盹。位于北纬五十几度的哥本哈根这个季节不到四点就天亮了。几个钟头不难挨，还正好节省一晚的旅店费。

　　不料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哥本哈根的长途汽车站根本没有什么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关了门。车子就暂停在一个空场地上。什么？到站了？站在哪里？我们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着雨。车子还要继续上路。司机催我们赶快从车底行李柜中取走行李，然后嘟地开走了。望着冷酷无情远去的长途汽车，我心中升起一阵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拎着行李厢、淋着雨茫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场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在淼无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灯也显得尤其昏暗。风把雨用力砸向我们，雨湿透了外衣再向里边渗透。我们不知该怎样度过这个风雨交加无处藏身的夜晚。难道真的要成为流浪汉？彷徨中转过一个街角，刘国凯发现远处有座高楼灯光相当明亮，建议过去看看。天无绝人之路，那就是一间旅店。问问价钱三人房换算为120欧元，真贵。但别无选择了。办理完手续，换洗完就寝时已是一点多钟。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时，我们按时交了房后，就去打听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在哪里。但我们被告知今天是节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没有办法，我们只 好放弃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打算，继续南下荷兰。

　　下午两点半，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南下。但汽车不到荷兰，只到汉堡。我们必须在汉堡换乘火车才能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点到达汉堡，十一点就有一班火车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这趟火车不直达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个叫恩斯特的车站转车。转车须等四个多钟头。我们想，不要紧，就在恩斯特的火车站候车室里休息四个多钟头吧。然而，我们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车站候车厅里竟没有一张凳子。坐在地上不是办法。在候车大厅里转来转去也难以打发那四个钟头。后来周延风发现车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摄氏8度的低温中，再加上风呼呼地吹来，坐是坐不住的。刘国凯为了御寒，就在站台上到处走动。没想到这下有意外的发现。站台的另一端有间玻璃屋，屋里靠墙有三张长凳，而且还开有暖气。这一发现使刘国凯大喜过望。他立即把这好消息通知刘因全、周延风。三人立即迁徙，进入这“北国江南”。刘因全、周延风倒头就睡下了。不久两人鼾声此起彼落。刘国凯睡了一下睡不着，也担心睡过头误了车，就干脆起来拿出笔纸起草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会谈的纪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总算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个雨天。代表团一行三人几经转折冒雨来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据说荷兰工党总部就设在这里。可是荷兰也在放假。这时我们才知道，北欧几国都同时都在放假，是庆祝二战解放的节日。我们已预约五月三十日(星期二)与法国社会党会晤。那就暂留在阿姆斯特丹，争取五月二十九号上午能会见到荷兰工党，再立即赶往法国巴黎。

　　确定了日程后，就开始解决住宿问题。跑了许多家旅店都说客满。我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北欧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游重地，看看街头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游客，不由心里发毛。我们寻找旅店的足迹愈来愈往市区边缘移。由于雨愈来愈大，拖着行李到处走实在沉重。刘国凯建议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车站，由刘因全看着，他和周延风再向更远处寻找旅店。

　　平时，刘国凯从不穿皮鞋。这次出访为郑重其事穿了皮鞋，在这几天的颠簸跋涉中，脚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有客房的三星级旅店。单人房100欧元；双人房150欧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欧元。哪里住得起？由于北欧物价远远高于纽约。旅店费和就餐费都大大超出预想。虽然带出来的钱是加了安全系数的，但若这样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国的危险。为节省开支，许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凑合。在最大宗的开支--旅店费上不能不更“抠”些。又找了几间，客满。唉，难道我们真的要在750欧元的高价和做一次流浪汉之间作出抉择？

　　周延风终究记起他是带了把雨伞来的。这次从行李箱中拿出来使用。雨疏一阵紧一阵。一把雨伞两个人用。两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时，十米之外刘国凯就看见两个身材修长，五官长得相当甜美可爱的荷兰洋妞对着他和周延风诡谲地笑着。擦身而过时，那莫测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在狐疑之间，周延风开腔了：

　　“喂！国凯，你觉察到刚才那两个洋妞对着我们古怪的笑吗？”

　　“察觉到了？嘿！怪了，笑什么呢？”

　　“笑什么？笑我们是男同性恋罢！”

　　“什么理由？”

　　“一把雨伞两个男人靠得那么近来打。”

　　“这就成为判定我们是同性恋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伞才三、几块钱，谁买不起？还要两人共一把雨伞，不是同性恋是什么？”

　　“是不是北欧有些国家同性恋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兰就是。”

　　“既然这样就应见怪不怪，何必对着我们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为我们是东亚人。东亚人搞同性恋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怪嘛！”

　　“还是其他民族的人敢于表达，如果是中国女孩，有什么惊讶疑问都会装在肚子里，不会对着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这两个洋妞长得还真不错。”

　　“是不错，只是不但比我的儿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儿小。长得错不错，不轮到我们来品评了。”

　　“哈哈哈！”

　　洋妞莫测高深的笑暂时驱走了刘国凯、周延的烦恼。带来一股生活的乐趣。可是，稍过一会，一阵急风夹着雨点打来，他们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汉的处境。前面还有最后一个希望。是间三星级的旅店。城区已将尽，再往前就不会有旅店了。

　　进去后，旅店服务生给了他们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此处有空房。双人房分两种。一种是160欧元一天，一种是110欧元一天。刘国凯立即决定就住此处，租110元那种。周延风问：“只是双人房，怎么办？”刘国凯说：“两人睡床一人睡地上。总不能租两间双 人房吧。”

　　办完手续进去一看，才知道为什么这种双人房便宜那么多，原来是阁楼房。一边是斜的 ，直腰就撞头。但是既省了钱，又不至当流浪汉，值了！西式床无论大小都是分上下垫的。刘国凯灵机一动，把其中一个上垫拉到地上，于是两张床就变成了三张床。三个人的就寝问题就此解决了。流浪街头的梦魇总算过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尔莫我们就看见用以代步的自行车。愈往南走自行车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车的阵容庞大威武。在火车站外、汽车站外以及市区的某些公众场地上，都设有不收费的自行车停放点。所停的自行车从数十到上千，蔚为大观。阿姆斯特丹新城区的街道都设计有自行车道。除一般类型的自行车外，还常见带婴儿篮的自行车，设计得安全坚固，十分实用。

　　从经济购买力来看，北欧诸国的民众并不比美国低。可是为什么自行车，这种在中国城市都相当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欧却大放光彩呢？

　　从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到丹麦、荷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公共汽车上问路。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上去向司机询问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该搭乘这班车，由于司机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经过一些手势语言的辅助才能成功取得相应信息。这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安详地等着。有两次由于问的时间太长，我都担心有乘客会不满意。想不到气氛仍然是那么安祥。我转身向乘客们抱歉地笑笑，他们也对我回以微笑。这种情况使我感觉到北欧社会的安祥、生活节奏的舒缓、和对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于生活节奏的相对舒缓，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北欧诸国的城市规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车用于交通，其半径以五公里左右为限。太远则有困难。不过光这一点仍不能圆满解释纽约这类特大城市自行车的彻底出局。在纽约的皇后区和布鲁仑，许多人的上班处离家也就只一、两公里的距离，但人们也要开车或乘车。公共汽车站两百米左右就有一个，似乎人们都不大愿意走路。而在北欧这样的上班距离人们就会选择骑自行车。于是这又使人悟出北欧自行车文化的发达除来自生活节奏的舒缓外，还基于人们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确实，美国人对能源是不够节约的。有统计数字说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欧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北欧的自行车文化功不可没。此外，欧洲的汽车都设计得较小也是原因。北欧的一般用车和出租车都是四缸小车，而且许多都是中国的夏利牌型--没有大后仓。九十年代后期，欧洲还设计出一种单人小车。坦率地说，那种车从美学角度来看是乏善可陈的，但它仍有市场。看看在美国往往一个上班族开着一辆六缸车、甚至越野多功能车，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的北欧男子甘愿钻到小巧玲珑的汽车里，这种小车文化与自行车文化同时说明着北欧人对能源的节约心理。

　　那么中国呢？据说中国经济在起飞。起飞的标志一是东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里自行车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车潮不能印证一个社会工业的发达；同样，一个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车文化亦不能印证它工业的落后。北欧社会就是例证。

　　如果说，美国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车时，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车时而使用之，其根源来自一种习惯生活方式。这个方式隐含着对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视。那么在中国，不必要使用汽车的人们也要购买汽车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有这样一些情况，广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卖地而迅速致富。但这个致富是相当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将使他们失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土地有关的再生产手段由此绝对消失。卖地相对来说的巨额收入如不作相应的投资而只用于消费，那么将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许多农民在不费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却了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些收入除了成为那些地方赌档和黄业的经济支柱之一外，也促进了汽车的销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农民在本无需要、或买“农夫车”更实用的情况下，购买了小汽车。以此向左邻右舍炫耀。这种炫耀又会拉动攀比斗富的社会效应。

　　摩托车在汽车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是自行车到汽车的过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车而不必用摩托车，如果是长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车的疾风吹击。故此，在当今世界，摩托车除了作为一项专门运动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门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国，摩托车急速地把自行车挤出社会。大、中城市里的许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车为耻。因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购买摩托车。由于市区摩托车泛滥成灾，交通部门不得不紧缩或停止摩托车车牌的发放。然而在北欧，人们看到的是小型汽车与自行车并存，很难看到摩托车的踪影。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北欧社会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的社会生态。北欧安祥、务实、富而节俭。中国浮躁、虚华、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会造成性泛滥，这应是一个正向逻辑。它极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个想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可以去出卖。任何一个想以金钱购买愿意出卖身体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购买。于是社会性行为会变得十分放荡。社会道德操守滑坡。许多人因此沉沦；许多家庭因此解体。

　　可是这个逻辑与我们在北欧各地感受到的社会生态不符合。北欧社会安祥、和谐的气氛折射着它道德风貌的水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其结构依然稳固。至于是否造成了性泛滥？我们也没有明显感觉。这主要是从街头广告和书刊报纸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欧洲的过程中我们简直没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头广告和书刊。当然，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只是浮在社会表面，没有进入它的深层。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们遇到从瑞典南下后唯一没有下雨且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中午在斜顶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后，就入城到处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确独具一格。许多条运河把城市划分成许多块块。每条运河旁边都有道路。据说这是它与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区别，威尼斯的水道常紧贴房屋。由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我们在在许多地方摄影留念。老城区的房子年代久远，有些已明显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样。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岂能不旧。

　　由于是星期天，又是艳阳天、还是大假的最后一天，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游人特别多。老城区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几乎走不动。我们随着人群漫无目标地飘流着。飘呀飘，突然周延风指着前边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刘国凯、刘因全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小运河对面街道的一间楼房的二楼有一个穿着红色比基尼装的洋妞站在一个落地大窗前，对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么回事？我们三人不无惊讶。随着人流继续向前，我们很快明白了，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体体现吧。因为到了跟前，我们发现不仅是那间房子的二楼有这样的镜头，在这条街的两边许多房子的一楼、二楼都有类似的镜头。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识地予以集中，还是业者的自行集中则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处流速更为缓慢。人们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间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驻足下来行注目礼。人群由老中青组成，甚至还有为数并不少的女子。这条街大约两百米长，还有几条横巷。总共大约有几十间这样的“玻璃展览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数黑人，还有个别亚洲女子。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在经过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闺门前时，速度大多只稍慢于一般步行。而在美丽的白人女子门前，速度减为零。作某一时间的暂停后，才再向前移动。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完了这条“泥泞”之路的两侧及横枝。

　　“怎么样？你们有何感觉？”刘国凯发问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点感觉，对这种形式也完全无法接受。”刘因全说。

　　“我也觉得无法接受。如果我是个还没结婚的青年人，我就会对其中某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说：跟我走吧！嫁给我吧！我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哈哈哈！”

　　“你的感觉又如何呢？”刘因全、周延风反问刘国凯。

　　“我？我只是理论上承认其中有的女子确实美丽，但在实际上毫无感觉，不知这是不是我比你们年长一截所造成的实际状况吧！”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实际情况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进到玻璃屋里边去。”刘国凯说。

　　“好像有，当然少。由于进去只是个一瞬间的过程，数量少我们就会注意不到了。”刘因全说。

　　周延风补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门帘、窗帘，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已有人进去了。”

　　离开那个街道后，我们的讨论有所升级。就是性交易与性泛滥的关系问题。此处性交易虽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频度显然很低。从粗略的统计来测算。在我们流经那条街的一小时左右里，会有数千人流经那条街。其数量应为玻璃门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换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为的话，那些门帘、窗帘就都会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数。这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并未带来性交易发达。这是性未泛滥的指数之一，亦是一个反向逻辑。

　　我们想到了中国。由于去国已久，对国内有关情况并无直接认知。不过，也从一些报刊中了解一些情况。据报导一个内陆城市太原从高档夜总会到最低档的洗头屋，其色情场所超过一万家，遑论东南沿海地区。性在中国远比在北欧泛滥。这是为什么呢？

　　性交易的频度与其是否合法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已为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性交易被列为违法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其频度一定远高于被列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见性泛滥与否还跟其他因素有关。那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首先会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有关。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其官员在经济上大肆贪渎的同时就是无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带动了性索贿和性贿赂。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也几乎无官不享有情妇甚至多个情妇。除情妇以外还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这是性交易广大坚实的买方市场。这种性交易是高层次的。它不被中国法律所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对底层社会的性交易是予以严厉惩罚的。“严打”期间曾屡将组织卖淫者判处死刑。但对共产党官员的违法性行为却熟视无睹，若非因其他问题东窗事发，中共官员的性索贿、性受贿、性享受永远都不是问题。

　　性泛滥在中国得以形成在于它还有永无竭尽的卖方市场。既有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卖淫之途，也有一些受过相当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侧身其间。天生丽质并欲以此为资本攀入上层社会者，由于有大量权力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官员的存在，使她们的企图得以施展。社会公权力与美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编织了中国当今社会性交易绚烂多彩的织锦。

　　除此之外还有个情况，就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聚有大量性苦闷、性压抑的民工，这促使了社会低层次性交易的活跃。不过，这与上一个社会现象相比显然居次要地位。

　　北欧社会的性交易基本是个人行为。性交易不与社会公权力挂钩，就永远走不出低谷。如果人们系以其工薪结余去卖春，那么永远不会创造出硕大的买方市场。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成员都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那么也抑制了卖方市场的成长。在不存在公费养情妇和公费嫖妓的社会机制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么，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辉煌的局面。

　　性交易应予合法化与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进行着不倦的辩论。反对者多从道德层面着眼。赞同者多从实际着眼。诸如释放性压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会、黑警的肆虐等等。

　　对此，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成型的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袍泽们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考虑。这类问题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我们北欧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却启思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里，即使性交易被定为合法化，也不会导致性泛滥。而在一个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底层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周而复此地扫黄严打，性泛滥和社会道德沦丧亦都难以逆转。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车站买到柏林的车票。(我们的飞机票是美国到柏林的双程票)火车票价要两百几十欧元。刘国凯提出，是否到汽车站看看。根据从瑞典一路南下的经验，汽车票价远比火车便宜。果然，汽车评票价不足一百欧元。搞定了到柏林车票，我们开始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

　　在早晨离开旅店时就问过旅店柜台员：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答复是：“什么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愕然。有没有搞错呀？法国社会党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政治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问了，走吧！

　　在搞定车票问题，正式进入寻找程序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旅店时，柜台员是用英语跟我们沟通。但后来我们在外面向人询问时，无一人用英语作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使我们悟出，旅店柜台员是要作生意，职业需要，故肯用英语。而其他人则一律固执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法语。

　　在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我们基本没有碰到语言困扰。虽然这些国家的人们英语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双方磨合一下，还是基本可以沟通的。

　　世界五大语系中(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 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欧语系又分五大语族：日耳曼语族、罗马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语族、伊朗语族。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与英国均属日耳曼语族。同一语族中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并不很困难。这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里，北方语支的汉族人去学习吴越语支、南粤语支，断不致像学藏缅语族那么困难，更不消说没有学其他语系的语言那么困难了。同样道理，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人学英语确实会比系属罗曼语族的法国人要容易些。

　　可是，这还是不能解释法国人的英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法国人学英语总不会比中国人学英语更困难吧？须知法国与英国不但同在欧洲，而且是近邻，两国语言毕竟又同属印欧语系，法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也相当之高。

　　困惑中刘国凯突然省悟道：“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我早听说过法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语言。非特别必要，他们是拒绝讲英语的。而且据说从文法上来看法语比英语更严谨。为防歧义，有些国际条约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语翻译，担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一职的周延风也说：“是，不要说在这里，加拿大的法语区的魁北克还一直在闹独立哩。”

　　法国与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国皇族之间渊源不断却又征战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战争中的法国女民族英雄。英国、法国都有自己引以为自傲的遗产。你有莎士比亚、瓦特、克伦威尔，我也有巴尔扎克、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般长般高的。凭什么你英语当今就风靡天下，我法语就龟缩一角？好，就算你英语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们法国，没门！你英语一边凉着去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法代表团就作了池鱼。

　　怎么办呢？问一般人是毫无结果的，刘因全提议，得找政府部门的人问问看如何？由于看到街上有东亚面孔的人。刘国凯说：“我们且假定那是中国人，用中国话问他们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问巴黎市政府在哪里？总不会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这个主意倒还有点效，我们借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总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何在吧！而且他们总肯对我们讲英语吧？

　　可是市府前(其实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们亦不敢肯定) 有两个警察把守，不让我们进去。无奈，离开那里左右徘徊中发现一侧门有人鱼贯而入，只须检查提包。我们随着人群成功地混入。这下好了，一定能问得着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进去一间办公室恭谨发问，得到的亦是法语回答，不知所云。旁边一个中国妇女听到我们对话就说，这里是办理领取企业执照的机关，你们提的问题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找法国社会党总部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去问。我们说谢谢！当然我们不会去那里自讨没趣和自投罗网。

　　走出这栋办公楼后我们在院子里倘佯。又问了两个人，没有答案。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沉。今天是最后机会。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难道这次真的连法国社会党也会见不成了？唉！法国社会党总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个侧门时，刘国凯说：“不可以出去。要问还是在这里找人问，这里的人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毕竟高些，若到外边随机地问过路人，经验已告诉我们，那样效果是很低的。”说着，刘国凯看到一位服装很讲究的约五十多岁的西装革履者从办公室走出来。刘国凯立即建议周延风去问他。这一问彻底改变了代表团的命运。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愿意用英语跟我们对话的法国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们法国社会党总部所在地址。并把地址写在纸上。我们问他步行要多久？他说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那个院子，开始了新的“征程”。

　　按着他指的大致方向，我们直奔而去。为了不至走弯路，我们不停地问人。这次语言只是辅助物，关键是出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被问的法国人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这是没有问题的。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当看到那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栋普通的三层楼房，楼房前的院子里挂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时，我们不由得一阵激动。嗨，法国社会党总部，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因为那福巨画上写着法国社会党要争取2007选举的胜利。我们不懂法语，但只须从英语去猜亦大致无误。

　　这次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坎坷全因刘国凯的头脑中共产党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实在赴欧之前，刘国凯的助手与法国社会党进行过很多联系。要预先得到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根本不是问题。“业余闹革命”的极端忙碌不能成为理由，关键在于刘国凯潜意识深处认为，只要问巴黎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刘国凯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他从北京任何一个市民、中国任何一个省会的市民、任何一个县城的市民，都会知道党中央、省委、县委在哪里，而潜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因为法国社会党在八、九十年代曾连续十四年执政。1995年后虽失去总统职位，但在国会中仍保持强大影响力，总理一职亦曾继续在社会党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应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这和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容丝毫染指、觊觎的中国共产党何止天渊之别。

　　另外，从实体硬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部--中国俗称党委员会--大楼是多么巍峨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物化象征。那大楼的宏伟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质原因。对比一下法国社会党的总部，就那么一栋不起眼的楼房，更没有什么警卫之类。要不说，你就算从它门口经过也不会感觉到的。

　　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喜剧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上了生动的民主一课。也促使自以为懂得了民主的他们，尤其是身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刘国凯，痛感自己脑海深处其实还埋藏着许多共产党文化的垃圾。清除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提条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秘书长刘因全、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分别访问了瑞典、荷兰、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次访问具有开创性质，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直接接触。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开始汇聚于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它成为这个潮流的一部分，壮大了这个潮流，也将从这个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党的竞选事务负责人英格玛和主管党内教育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瑞典联络员陈世忠先生陪同会见。

　　会见开始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首先作简短的英文发言(原文附后)，然后双方进行内容广泛的交谈。刘国凯、刘因全以汉语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语表述。周延风担任中英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补充自己的意见。(此后与其他欧洲党的交流会谈中均如此)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对此，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过程，目前的组织状况。他尤其着重说明的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志士的高压和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党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坏，成员被拘捕审讯，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10年徒刑。

　　刘国凯着重谈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境。他说这困境由多方面的挤压造成。在中国国内的所谓知识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这些“主义”实质上曲折地为中共专制主义张目。在国外的异议团体中流行着自由主义，夸大社会民主主义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善良人们以为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共的“社会主义”大同小异，而对它采取疑虑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最大的挤压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咒骂资本主义和吹捧资本主义都抱以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因为共产党前三十几年一直在咒骂资本主义，近十几年却又在实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资本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面照妖镜。它能照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以及西北欧诸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讳莫如深。它深恐中国人民了解到这些后会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欣赏“新权威主义”的流行；许可“自由主义”的流传；而全力打压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

　　安琳德说现在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有联系，而我们瑞典社会民主党坚持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对此表示由衷的钦佩。

　　安琳德接着说：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这方面，它们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对前苏共就是这样。

　　对此，刘国凯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欧洲某些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做法。或许它会在某些具体事情上产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联系能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则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意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前苏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欧洲国家。中国是纯粹的亚洲国家。从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近代、现代民主理念对前苏联社会的影响渗透远比对中国强得多。

　　2、只经过几年国内战争的苏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远小于经过二十几年国内战争的中共政权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共专制政权强大深厚的社会根基。

　　3、经过赫鲁晓夫公开、深刻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共在精神上、组织上都有极大削弱。而邓小平尽管内心对毛泽东极为怨恨，但他从稳定共产党政权的大局着眼，非但拒绝公开的“非毛化”，而且继续肯定毛的功绩和地位。

　　4、苏共没有着力于接班人的传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尔巴乔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国共产党则极为注重选拔、培养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经过重重识别、筛选，被确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竟然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说：“不要以为北朝鲜、古巴在经济上搞得不大好，其实在政治上它们一直是正确的。”胡锦涛讲出如此荒谬的话，正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据这些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认为，中国共产党即使有一天发生根本变革，那一定是在强大的正义压力下，而不是在温和的建议下。因此，希望欧洲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正义压力。

　　安琳德提出疑问：中国的经济有着20年的高速发展，对此，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感到困惑。你们对此作何解释？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对此的解答综合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黑箱作业。它公布的数字带有极大的虚假成分。外界永远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

　　2、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有统计数字说，中国创造出同量的产值，其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国共产党竭泽而鱼的经济政策正在对有限的地球资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3、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经济奇迹”在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和与这些官僚密切勾结的经济暴发户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广大底层民众则生活在贫困之中。东南沿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中西部农村的破败凋敝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经济奇迹”的虚假和灾难。

　　在中国社会民主党谈到有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时，安琳德坦率地说：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有166个成员党，还有许多党在申请加入之中。社会党国际对成员党有明确的要求。一是其组织规模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处于流亡状态。故此，你们的组织目前不具备加入社会党国际的资格。

　　中午十二时半，安琳德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共进午餐。午餐后，安琳德另有事务要去办。在她将要离去时，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她赠送了刘国凯的几本着述和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代表团向她解释了这有五种颜色组成的党旗的涵义。天蓝色象征自由；纯白色象征平等公正；草绿色象征繁荣；土黄色象征民主；红色象征博爱。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说：这是中国社会民主党自制的第一面党旗。赠送给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为了表示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所给予支持的感谢。今后，当千万面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旗在中国各处飘扬时，我们都不会忘记，第一面党旗保存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部里。

　　接着，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央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英格玛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十二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讲解了今年竞选的策略。然后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和党内教育、党员培训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做法。中国社会民主党如实介绍了有关情况。

　　刘国凯和刘因全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2000年成立后就创办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网站，一度发展为有影响力的民主阵地。网站多次被中共网特破坏，又努力恢复起来。2003年我们创办了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书籍。2005年，我党的教育部长蔡登文创办了<时仲论坛>双周报。发行量达13000份。其中有专门的“社会民主论坛”版面。由中国社会民主党美西党部主任、着名民主诗人蒋品超担任主编，专门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创办这些网站、报纸和出版书籍所用的资金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工薪收入。中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间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虽然艰苦，但充满信心，并感到其乐无穷。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内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桑德格云听了极表惊讶和钦佩。她并向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赠送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徽。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访问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二、

　　中国社会民主党原已与英国工党联系上。英国工党国际联络部表示愿意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虽赴美多年，但为不被中国共产党指为没有资格过问中国政治事务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国国籍。由于英国在申根协定之外，经与英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代表团三成员均未能取得进入英国的签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临时决定南下访问丹麦社会民主党和荷兰工党。

　　五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时值丹麦全国庆祝二战解放节。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只得继续南下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达阿姆斯特丹。荷兰与丹麦一样庆祝节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决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达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访问法国社会党的计划延后一天，以挤出时间在二十九号访问荷兰工党。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荷兰工党。由于事先并没有预约，荷兰工党国际联络部的负责人均有事务外出不在。但荷兰工党秘书处得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远道而来，遂临时寻找能抽得出空来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荷兰工党人士。荷兰工党国际问题顾问、荷兰工党籍议员惹吾腾和在原有的两次预定事务之间，利用午间(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 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惹吾腾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情况，代表团作了回答。惹吾腾再请代表团谈谈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对中国各种现实作了综合概述。

　　惹吾腾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十分了解。他们说：我们很清楚，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所实行的是把资本主义里最坏的和社会主义中最坏的加在一起的最坏的东西。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某些大城市里这些年建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有多么好。因为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与过去相比，工人农民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民主国家采取着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来拉拢欧洲国家的企业界，再利用企业界去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图以经济利益作筹码，使欧洲国家不批评或少批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权的压制。譬如我们荷兰的大企业“菲利普”公司在中国投资赚钱，对荷兰的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制约荷兰政府和民间对它专制主义的批评。

　　对你们的正义斗争我们荷兰工党是支持的。但这支持主要是在道义上。尤其我们荷兰是小国。我们也面临国内许多问题。右翼政党挑战我们。我们的党虽然是荷兰第一大党，但由于右翼三个党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失去了全国的执政权。虽然我们工党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选战仍然取得胜利，但亦使我们不得不更策略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务。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企业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的官员对他们说：中国将建三十二个这样的大学城，可给一个你们投资。那些荷兰企业家眼睛都发光了。但我们荷兰工党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长内心却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业家跟中国官员签约，但他知道这些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输血，另一方面使荷兰各界在对中国共产党专政主义作批评时更受牵制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对此表示谅解。而且对那位市长表示钦佩。虽然他没能阻止那些签约，但只要他内心有这样的反应，就说明他的良知。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有这样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党的市长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了。

　　惹吾腾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一般民众都不敢去争取民主人权是可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还是这样呢？这些年荷兰也来了不少中国人。他们都很勤劳。生活也越过越好。前些时，我们工党给他们开了个大型聚会。会上有各种文艺表演，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到后来我们趁此机会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希望他们在荷兰创立好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民主人权的进步。想不到他们说，我们不谈这些，不谈政治。只谈把日子过好。这使我们很尴尬、很失望。你们说说，为什么会这样？

　　代表团回答说：这可归纳为这样几个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对社会采取全面的政治高压。八十年代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策略。它一方面对敢于批评它的人继续采取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诱使人们想方设法去赚钱享受，不关心社会公理正义，不批评、、不反对中共的政治专制主义。共产党官员的贪汙腐化给全社会作了极其恶劣的示范。经过这么多年的毒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泛滥，拜金主义盛行，道德品质大幅度滑坡。这种情况也必然带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中。2、海外华人虽远离中国共产党统治，但除非他不回国，否则，如果他在国外参加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回国就会有麻烦。就算不回国，国内亲友也会受到牵连。而如果在国外仍然处处表示出拥护共产党，那么就会受到优待，甚至回国做生意都会得到某些方便。共产党正是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来控制海外华人。3、中国共产党还会派特务到海外华人社区活动。在海外华人社区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中起领头作用。

　　经过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这样的解释，惹吾腾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还谈到国内成员所受到的压制，尤其是中央委员王小宁被判10年徒刑。而国外成员也是在十分艰难的状况下坚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维持生活，一方面用业余时间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动。像我们这次组团访问欧洲，就是要暂时离开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担一切开支。想不到欧洲物价比美国贵那么多。为担心超支回不了美国，我们这些天为节约开支常以清水面包充饥。晚上只租到两张床的房间，两人睡床。轮流一人睡地板。有时还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

　　惹吾腾说；你们的事迹使我们感动。看到你们，使我们想到我们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先辈。他们那时就是这样艰难走过来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听了，极受感动，极受鼓舞。我们从他们这句话感受到真挚的社会民主党同志之情。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感情、这个精神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我们想，从前有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新时代，口号应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的话成为鞭策我们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坚持跋涉的动力。

　　惹吾腾下面还有预约的事务，要结束交谈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他们赠送了刘国凯撰写的<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合影留念，挥手告别。

　　与这两位年青的荷兰工党籍议员的谈话气氛尤其轻松热烈。而且他们讲话多于我们讲话，这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许多情况。他们的直率谈吐和敏捷的思维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凌晨，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抵达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后先忙着到火车站购买回柏林的火车票，然后到处找法国社会党总部。至下午三时许才找到。法国社会党秘书长玛日策会见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玛日策首先亲切友好地询问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已经去了哪些地方，会见了哪些党。刘国凯把一路来的情况向他简扼地作了介绍。并说到法国是此行最后一站。能在最后几乎要失望的时刻找到法国社会党总部，顺利地会见到法国党的同志，感到十分庆幸。

　　刘国凯接着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我们深知萌发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正义和历史智慧的结晶。它最能给社会带来自由、公正、繁荣。当今，政治专制、贫富悬殊、社会公正荡然无存的中国社会极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去匡正。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团访问欧洲，是因为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和成熟地。我们决心使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汇聚到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我们希望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学习，取得经验。也希望在我们艰难的奋斗中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

　　关于支持，代表团三成员都着重指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并不寻求物质上、金钱上的支持。固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许多具体工作需要物质和金钱去支撑，但我们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实行。

　　玛日策询问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状况。这显然是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关心的事项。

　　刘因全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和困难处境。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之外建立了美东、美西、香港、台湾、日本党部。欧洲党部也即将建立。由于中国人由来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特务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和破坏；由于海外政治异议阵营中广泛存在着自由主义，排斥社会民主主义；还由于我们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业余事迹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故中国社会民主党跟海外其他异议政治团体一样，其组织发展规模都有限。

　　刘国凯补充说明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况。他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几年来已通过种种途径在国内建立了许多秘密党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遗余力地进行破坏打击。广东、深圳、福建等省的党部都被破坏，领导人被关押审讯。由于被捕者最终没有判刑，我们在海外就保持缄默，以免他们遭到更严酷的迫害。但最近我们获知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早于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这使我们警觉到，还有许多近年来与海外总部失去联络的国内某些秘密党部的领导人是否也像王小宁那样已被秘密党部判刑。现在我们谨向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你们对此给予关注和援助。

　　关于援助，刘国凯继续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他说。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得到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道义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宁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们希望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施加正义压力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如果你们的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而且是执政党，希望你们通过政府和党的两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是执政党但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党的联系，或者你们的党不是执政党但与中国共产党有党的联系，那么希望你们通过政府或党的某一条途径施加影响。如果你们的党既不是执政党，又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联系，那么也希望通过其他种种途径施加影响。

　　对此，玛日策作了很明确的回应。他说：我们愿意给你们道义上的支持。但这支持需要以具体的项目来体现。王小宁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个具体项目。拿着那叠厚厚的中文材料说：你们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简单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们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再考虑怎样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三成员都十分欣慰。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代表团谈到今天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周延风说；我们一路问人，都以法语回答我们，而且都说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说不知道。这倒真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刘国凯说对于寻找你们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从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国社会党总部是这样一幢普通的建筑，其所在地又不为一般市民所知，这说明了在民主制度下党政是完全分离的。而在中国，由于党政合一。中国共产党铁定垄断政治权力，它在各地的党部大楼都建得高大辉煌，每个城市的市民没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里的。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系迟到访问。玛日策是挤出时间予以会见。四点半玛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须离去。会见将结束时，中国社会民主党赠送给玛日策一本<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并希望法国社会党能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会见在十分亲切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合影告别。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访问欧洲，虽有缺憾之处，如未能赴伦敦会见英国工党，但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它让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组织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不再是空白。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行动起来，投入艰苦的奋斗。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汇聚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之中。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欧洲这十多天里几近寻道取经者的颠簸奔走，体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绕的意志。这信念和意志必将迎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在东亚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借到布鲁塞尔参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之机拜访了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参与去年访欧的秘书长刘因全因有关证件过期，且来不及办延期手续，此次未能成行。

　　赴欧之前，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了联络。其中丹麦社会民主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17日下午5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法国社会党明确回复将于5月21日上午11时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比利时社会党由于联系不到其中央党部而未能确定会见日期。

　　5月14号上午，刘国凯、周延风找到比利时社会进步选择党总部，经询问，方明白比利时分法语区和荷兰语区。比利时社会党也于1995年分成法语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佛莱芒语地区的社会进步选择党，故此没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党部。

　　由于没有预先联络确定，比利时佛莱芒语区社会进步选择党的国际联络部长外出不在，由其秘书接待。刘国凯、周延风向她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概况，交给她今年3月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英文资料，她答应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访的情况转告他们的国际联络部长。

　　5月16日下午，刘国凯、周延风到达比利时法语区社会民主党总部。其国际联络部长接待了他们。国际联络部长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说她已从欧洲社会党互通的信息中对中国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但她同时致歉说，由于没有预先约定，她是在原已预定的工作日程中挤出时间来会见，因此时间不太充裕。刘国凯和周延风遂抓紧时间向她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概况，如在中国内地建立了8个省、市级党部，在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建立了许多党部，。由于国内存在着共产党的政治高压，国内的党部和党员都是处于秘密状态。但尽管这样还是遭到共产党的打击迫害。许多秘密党员都被共产党传讯关押，其中最严酷的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10年重刑。刘国凯、周延风希望比利时社会党能通过可能的渠道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压力，促使中共早日释放王小宁。

　　国际联络部长说他们党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会在联系中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王小宁的案件。刘国凯亦向国际联络部长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文件汇编等资料。

　　5月17日下午5时30分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国内联络部长张国亭、丹麦党部主任萧虹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进行友好访问。之前的访问都是由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作英语翻译。此次为使沟通更加直接，中国社会民主党邀请中国民阵丹麦分部主席刘刚作丹麦语翻译。

　　5月17号是丹麦的公众节日，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牺牲休息的时间热情接待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其国际联络部长刚从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从机场赶回丹麦社会民主党总部进行接待。会谈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就许多议题交流了意见。

　　刘国凯首先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情况，表达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

　　刘国凯接着指出，现今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方法上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给予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权利，现在中国民众可以申请牌照创办私人工商企业，可以申请护照出国旅游探亲，可以自由辞工另选择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迁徙流动，取消投考大学的年龄限制，甚至大学生可以结婚等等。共产党不但完全放弃毛泽东猜忌、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拢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如果不加细致分析，会以为共产党产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共产党的这些变化不但不会削弱它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政治格局，有时还可以加强。如，给民众某些人身自由有利于诱导民众去为个人经济利益奋斗，忘却或淡视共产党专制的各种弊病。拉拢知识分子可以获取开明的美名，还可使知识分子为之涂脂抹粉。让资本家入党，既骗取了改革开放的好评，又可以解决许多共产党官员摇身变成资产者的政治身份困扰。共产党员同时又是资本家极有利于共产党既控制政权又大量攫取社会财富。

　　刘国凯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起飞”而产生的迷茫分析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代替计划经济，促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高速发展。共产党并以此重建它流失殆尽的政权合法性。对此，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对此有这样三点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统计数字为例，中共政权"经济起飞"是在对自然资源作毁灭性的消耗为代价。它消耗了世界钢铁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创造出了占世界总GDP的4.4%。第二，中共政权的"经济发展" 没有给广大底层民众带来利益。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数字是，当今在中国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该报告还指出：中国一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资讯中心" 的一篇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命脉行业中，85-90%的主要职务由高级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担任。由此可见中共政权的经济"奇迹" 是建筑在对底层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比一百几十年前欧洲的那种不人道的资本主义还要坏。因为它既有早期资本主义的不人道，还有共产党特权的强力介入、钱权交易、黑箱作业。第三，共产党式的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全民族道德沦丧。当今的共产党诱使民众都去追逐金钱物质，这除了达到共产党让人们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无视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还导致许多人为了赚钱而不顾最起码的公德。假酒、假药、毒米等的极度泛滥只是那坑蒙拐骗良知泯灭的冰山一角。”

　　刘国凯最后谈到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支持。刘国凯特别说明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绝不向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寻求经济支持。中国社会民主党只向他们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譬如，现时中国社会民主党就非常希望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正义的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早日释放仅仅用文字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王小宁先生。

　　刘国凯说：“无论国内国外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有自己一份全职的工作。我们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动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党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党的成员的自愿奉献，党的领导群体奉献量更大。我们所渴望的是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道义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们发现现在欧洲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都不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是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党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几个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组织在柏林开会，到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右翼政党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这几个组织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到会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又无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们多么希望在这些会议上能看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么总是欧洲右翼出席这些会议，而左翼总是不来？难道真的只有欧洲的右翼才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左翼则漠然视之？当然我们并不责怪你们。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有责任，是他们与欧洲的右翼联络而没有与左翼联络。现在我们专门跟你们左翼联络，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海外民主组织所举行的会议上能看到欧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对刘国凯的看法表示赞同。她说：“一些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会急剧向右转。让那些本来对劳工阶级、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并不关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导了社会。这实际上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损失。”

　　她还向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说：“你们在传播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时一定要注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常说的社会主义清晰区别开来。因为在欧洲就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力图使民众以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搞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利用民众对共产党的厌恶来压缩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从而使右翼获取更多的支持。”

　　刘国凯表示完全同意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议，并说："其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相通的。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强调社会公正。问题是共产党是盗用了这个词。共产党把他们那一套政治专制主义下的国营经济——实质上的党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糟蹋和诬陷。可是，久而久之，许多民众也就以为社会主义真的就是那种糟糕的东西，于是也都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把我们的理念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以跟共产党专制的、假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周延风补充说：“其实当今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了。那时是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即政治专制主义加党有经济。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政治专制主义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当然，这个“加”并不是简单的加上，而是权钱交易，是政治特权渗入经济运作。这就使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比历史上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还要不人道、还要卑劣。当年老资本家发财致富，通常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辛劳。而今中共新贵单凭巧取豪夺，一夜之间就能将多年的全民所有企业变成私有财产！而劳工阶级，尤其是辛勤劳动一辈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产党许诺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刘国凯主席刚才讲的一些统计数据，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财富等，就说明了当今中国在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周延风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动辄说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虚伪，其实稍微了解一点欧美近代史，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欧、北欧和北美国家实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或人道资本主义。共产党高喊“消灭私有制”，自己却变成了垄断资本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平渐进”的改良，则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双利双赢。正如马同驴子交配之后，产生的是非驴子非马的新品种——骡子。而今原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未经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的坏资本主义在哪里？在非洲、在南美、在东南亚，尤其是在中国！”

　　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说：“我们丹麦的工会组织与中国的工会组织有所联系。我们的努力是，通过这些联系促使中国的工会组织更多些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国凯说：“我们对你们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们为改善中国工人处境的一片真诚心意。但是我估计你们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们希望得到的成果。这是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真实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中国的工会都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它们绝对听从共产党的指令。或许在你们的关注和敦促下，某个单位、某个地区的工人处境会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无法改善的。因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奢华生活必须以整体性盘剥劳工阶级为前提。劳工阶层处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之后。”

　　在谈到王小宁案件时，丹麦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表示丹麦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加以关注，并将通过可能的途径作促使王小宁早日得到释放的努力。她还表示，如果中国社会民主党想要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丹麦社会民主党愿意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表示衷心感谢。

　　宾主交谈约2个小时后，丹麦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和国际联络部长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设晚宴招待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友谊、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干杯。

　　5月21日上午11点正，由主席刘国凯、国际联络部长周延风、丹麦党部主任萧虹、法国党部主任张健组成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法国社会党总部。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预定于12时还有另一个安排，故会谈不得不在12时15分结束，双方都有言犹未尽之感。

　　会谈中刘国凯作了与丹麦社会民主党会谈内容基本相同的发言，周延风作了补充。张健谈到前不久的法国总统选举说：“我所工作的单位，百分之五十几的人都投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的票。我们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国社会党认同。”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感谢。萧虹发言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美国召开的。我们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故乡欧洲举办,这对在中国国内进行艰苦卓绝地奋斗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希望包括贵党在内的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国际联络部长对此表示赞成。

　　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向托玛斯递交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部分英语文件汇编，和王小宁案件资料。托玛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刚跟我们党的秘书长讨论了王小宁案件。现在你们又送来了材料，很好！我们一定会关注王小宁案件，并作各种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释放。另一件是，通过我们对你们的了解，我们法国社会党愿意在你们申请成为社会党国际的观察员时，给你们作证。”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继去年5月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后，今年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对加深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融入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将从中获得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坚决地、锲而不舍地将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前进。

欧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壹次代表大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冰岛社会民主党、以色列工党、日本社会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等民主社会主文政党参加了该次大会。该次大会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题，发表了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着重大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宣言」。这篇宣言向整个人类社会表达了要建立壹个「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的「和平与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个关于「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进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党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本国人民为「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为和平而奋斗，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恐惧与忧虑」，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不过，这篇宣言所提出的关于「公有製」化的要求，如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公有製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法兰克福宣言——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

序言

（壹）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其代价则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创造了壹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它使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虽然世界蕴藏的资源足以供每个人过像样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它诉诸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手段，从而使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更形剧烈。在某些国家中，强有力的资本主义集团帮助过去的野蛮主义，使之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形式重新抬头。

（二）社会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病的运动在欧洲诞生。因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受资本主义之苦最深，社会主义的最初发展乃是壹个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民--专业人员与办事人员，小农与渔民，手工业者与零售商，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对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对人剥削的人们具有号召力。

（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佔有或控製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

（四）社会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已成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从宣传走向实践。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

（五）在许多国家中，不受控製的资本主义正让位于壹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製限製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需要计划化。社会保障、自由工会运动和工业民主都正在取得进展。这种发展多半是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採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壹个新的社会秩序。

（六）近年来，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发现社会主义是争取民族自由与提高生活水平这壹斗争的可贵手段。在这裡，在各种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逐步得到发展。在这些地区裡，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当地金融寡头的寄生性剥削和外国资本家的殖民剥削。社会党人为政治与经济的民主而奋斗, 他们谋求通过进行土地政革与工业化、扩大公有製和发展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七）正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进展之际，新的力量也在兴起，威胁着争取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运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

（八）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学。

（九）在资本主义製度下，剥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实现自由与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壹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

（十）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麽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会主义是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壹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壹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製度而奋斗。

（十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赋予人类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毁灭自己。为了这个理由，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佈，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尊重个人保持个性的权利。社会主义主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都要有自由和计划。

（十三）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着作出个人的贡献。它的做法不同于集权主义，并不强使人民充当被动的角色。相反，若没有人民全面的、积极的参与，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

（二）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製才能完成，而民主製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

（三）民主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

每壹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其代表。

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

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

建立独立的司法製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前通过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

（四）社会党人壹贯为人权进行斗争。必须使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每壹个国家中生效。

（五）民主製要求不止壹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製也有权利与责任来保护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保卫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六）以保护资本家利益为基础的政策，不可能使为保卫民主不受极权主义攻击所需要的力量与团结得到发展。只有在工人的积极帮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维护，工人的命运有赖于民主的保存。

（七）社会党人表示声援壹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八）任何独裁统治，不论出现在什麽地方，都是对所有自由国家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凡是对强迫劳动进行无限製剥削，不论是在私人利润还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都是壹种对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

经济民主

（壹）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壹种製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製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而计划的。

　　这种计划化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既同资本主义的计划，也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计划尖锐对立，因为后两者都把对生产的公共监督和对生产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应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来决定公有製的范围和所要採用的计划化形式。

（四）公有製可採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製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

（五）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製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国家必须防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帮助私有者，使其对增加生产和福利作出贡献。

（六）工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决不能让它们蜕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或成为壹个僵硬的社团性体系。这些经济组织，在不侵犯宪法承认的议会特权的情况下，应当参与製定总的经济政策。

（七）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壹切经济决定都置于政府或中央机构手中。只要与计划的目的相符，无论在什麽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进程，防止公营或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部门民主地联结在壹起。

（九）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与文化进步

（壹）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私人利润，而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产成果时，应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这并不剥夺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积极性。社会党人认为还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绩优良带来的自豪感和当人们为共同利益工作时得以加强的团结互助与协作精神。

（三）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后者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有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四）社会党人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

（五）社会主义的意义远不止于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製度。凡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的经济与进步，都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

（六）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它违背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

（七）社会主义为使人类从恐惧和忧虑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因为恐惧和忧虑同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安全是分不开的。这壹解放将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和在文化上逐渐形成完整的个性开闢道路，社会主义是促进这种文化发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会主义力求给人们以壹切手段来提高文化水平和促进人类精神中的创造愿望。艺术与科学的宝藏必须向全人类开放。

国际民主

（壹）社会主义运动从壹开始就是壹个国际性的运动。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独地解决它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必须超越对民族主权的限製。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国家之间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社会党人所争取的新的世界社会才能在和平中繁荣昌盛。因此，民主製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的规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

（六）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它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七）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它为反对压迫和剥削任何壹国人民而斗争。

（八）仅仅消极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广大地区遭受极度贫困、文盲与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着其它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製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财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这些地区物质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应鼓励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不然它们就会沦为新压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只有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障和平，为国际裁军创造条件。

（十）维护和平的斗争同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人民独立的威胁，直接导致战争危险。

　　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社会民主的发展，乃是壹种历史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不断反省修正理论观点，以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灵活弹性的调适能力，可以说是社会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国家，社会民主的发展不儘相同，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时间来看时，仍然能从中区分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作为我们瞭解社会民主的概观。

起源：改良主义（reformism）的兴起

　　社会民主的发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以前，总是在「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之间摆盪，壹直要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后，社会民主运动才算真正确立改良主义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脱离了社民党，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改良主义的兴起，最早应该是源自德国。壹八七八年，俾斯麦提出了「社会主义镇压法」，逼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面临党的瓦解危机，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因而对党的生存策略产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开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义，这壹种新的呼声，自然引起了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击，引发了往后壹连串的论战，不过在镇压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则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镇压法取消，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获得新生，并随即将党名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且通过了着名的「爱尔佛特纲领」。这份纲领由于理论纲领部份是由考茨基执笔，因而在原则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但是行动纲领部份则由伯恩斯坦负责，所以实际上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主张议会路线与渐进改良，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被略而不提。

　　「爱尔佛特纲领」，可视为是第壹份标举改良主义行动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壹八九壹年，成立刚两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正式通过以爱尔佛特纲领作为党的首份发展纲领，显示出瑞典的社会民主运动，从壹开始便是以改良主义作为行动方针，当然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以「无阶级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是以改良主义为建党基准，强调透过选举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

　　改良主义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阶级两极化与劳动价值论，更主张在实践手段上，以渐进式的方法，累积改革力量，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后，再进行社会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卢森堡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改良主义者只关心手段（社会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式的代议民主政治过度乐观，将使工人阶极无法坚持根本的改变，误以为不必透过阶级斗争，便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较为激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导致分裂，党中的急进派获得投票胜利，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党中的和缓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则回流到社民党。至此，德国社民党乃正式确立了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从壹个体製外的革命党转变为体製内的选举党。社会民主运动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的议题，成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的首要实践任务，特别是在社民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而首先进行这项工作的便是北欧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党在未掌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组阁，为了实践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因此瑞典社民党在执政后，便实施了国有化及工业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国的工党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壹九四五年上臺执政，并实施国有化政策；此外，北欧的挪威与丹麦等国也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了国有化，将私有企业转为国有。虽然各国的国有化政策，在实施时间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却均是以此壹政策作为首要施政目标。

　　然而，这波国有化的风潮，却明显遭到了挫败。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瑞典社民党在壹九二八年，由于企图强化国有化政策，而在大选中失败，首次下臺；同样的，挪威的社民党也在同年下臺，国有化政策维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终止。两国的社民党虽然在四年之后，再度得以执政，但是却都已改变策略，不再提起国有化问题了。

　　为什麽国有化政策会遭到挫败？壹项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党本身并未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同时民众也不了解国有化的内涵与意义，甚至于连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然而，更为重要的壹个原因，应该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会化意指将私有产业转为该产业的工人阶级拥有，而国有化则是意指将私有产业转移为国家所有）而事实上，依照马克思原本的意涵，应是指社会化，而不是国有化。

　　由于国有化政策的挫败，导致社民党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将国家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１．国家只能介入控製非营利性及社会民生必要的产业，而其目的是要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

２．国家可以干预调控私有产业，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恶性循环，以及经济资源的合理运用。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韦格佛斯（E.Wigfors）曾为此种修正作出辩护，他认为壹旦私有产业完全国有化，将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另壹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市场混乱，然而，倘若国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控製私有产业，则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运作，并将部份资源移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事项。

　　这样的修正，实在是十分重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承认私有製，以及社会化范围的自我设限，甚至于后来还以效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观念作为国家调整的标准。整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道路，至此可说已再度修正，因为这种修正几乎等于已不再将转化私有製结构，视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已经走到大幅转变的时刻，同时再加上外在情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更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必需採取新的因应策略。

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爆发了。欧洲各国受到美 国的经济危机影响，面临了空前的经济衰退，不但失业人口激增，国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瑞典社民党的重要理论指导家韦格佛斯，乃参考了凯恩斯早期的经济理论，并综合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党内提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不久便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正式失业政策。因此，这比凯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论名着－「壹般经济理论」还早六年。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党内理论家主张採行凯恩斯的充份就业理论，并且在壹九四五年工党执政后正式採行，同时工党并对外宣扬英国是「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具有几项重要的意义。

第壹，这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调整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不是直接国有化。

第二，这代表壹种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针对薪资所得进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赋税改革与建立社会安全製度，间接进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壹种「去商品化」的过程，使消费领域受到商品市场的控製能够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党再次执政，便採用韦格佛斯的扩大 公共投资理论，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因此社民党便与农民党联盟，而为了同时稳定工农阶级的支持，因此就先从「再分配」与「扩充高等教育」两项政 策方向着手，因为工农阶级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准不高，而不同点则是所有权之有无，故而社民党迴避了所 有製问题，将焦点集中在分配及教育问题上。

　　至于其具体内容，在社会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费健康医疗照顾、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业金製度等；而在英国，工党也实施了「公医製度」、住宅政策等，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工党在壹九五壹年下臺，但是接着执政的保守党，却并未取消这些製度，因为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国、瑞典与西德的社民党除了扩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设有「综合学校 」，即学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后，便可依照兴趣进入不同的 职业或壹般教育。

　　福利国家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更进壹步创造出壹种新的社会民主成功典范，特别是世所称羡的北欧斯堪地维亚模式，更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对象，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期。

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但农民阶级的人数降低，同时新兴的白领受薪阶级相对快速增加，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寻求新的阶级联盟。因此，社民党自六○年代开始，便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以广大受僱阶级为主的政党，而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藉以与新兴的中间阶层进行结盟，扩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便採取了壹连串的劳动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劳资集体工资协商製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迈进壹大步，实施「工业民主製」，使受僱者也能参与产业的经营，将产业的经营权予以社会化，进壹步使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实施，可说是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壹个裏程碑，使社会民主主义向前跨进了壹大步。

　　同样的，法国自从六○年代末期，发生了学生大革命之后，在左派及社会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产业民主的呼声十分高昂，他们主张将民主扩大到各种产业的领域，甚至于包括媒体、大学及教会等特殊领域，以彻底落实社会权的理念。而在西德，经由社民党与工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工业民主的浪潮也同样相当高涨，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后便于「企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并于壹九七四年通过「共同决定法」，扩大实施共同决定製。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党乘胜追击，推动「受僱者基金」，以给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过这项创举随后便因资本家的联合上街头抗议，而被取消了。这个挫败，却促使社民党与工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终于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项新的方案，主张：透过营利所得税与薪资所得税的法案，建立众多的薪资所得者基金与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则是产业中的受僱者与同壹郡内的其他受僱者。由于基金不可出售，同时乃是集体拥有，因此将可以保证：五百人以上的产业受僱者，至迟三十五年，便可以将基金逐渐转移给受僱者。

　　事实上，这是社民党为了团结白领与蓝领劳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时其实也是壹种迂迴的团结基金手段，以谋求资本家的妥协，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进壹步嚐试推动经济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经过多次的协调，瑞典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规定：企业应提拨20%的利润，存入中央银行，用于科技研发，使用时则需与工会先行商量，这项新製度虽然已与原本的想法有所距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进展。

结语

　　社会民主的发展，历经百馀年，其间虽有过数次的理论与策略转变，从国有化到福利国家，再转变到工业民主，甚至于也曾尝试经济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应社会变化，但是其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始终保持，就是：促进社会平等、维繫社会团结以及人性自主的尊严，而其实践方式则是要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扩充到劳动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使社会的其它领域也能够更为民主与平等，达成社会民主的目标。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自十九世纪工业化以来， 发展形成工业社会，「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逐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称之为「福特主义（Fordism）」。而面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统社会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立基于民主政治，针对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平等与剥削问题进行改革，而为了达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国家（State）」来启动与实施管製性的政策，才能够降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社会问题（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过历史之演变发展，「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对于「国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来呈现，同时国家的主要角色任务，在于进行社会资源的重分配，以达到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的目标，国家施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扩张政策，建立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等社会福利政策，强化工会组织与落实团体协商，以强化统合主义。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规律，则是立基于「资本投资－劳动经济－ 过度积累－ 降低需求－ 失业－提升效率－再投资－弹性积累－弹性化劳力运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繁荣与萧条中交替循环，全球化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会导致企业组织处于存货过多等危机中，因此迫使企业必需採取所谓「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弹性运用劳动力，以及改变生产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弹性积累策略思惟下，传统工业社会「福特主义（Fordism）」的「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已不再适用，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丰田主义（Toyotism）」的「少量多样化生产管理模式」（Waters,2000）。

　　从福特主义时代将国家定位为福利国家，转变到全球化时代的后福特主义，「传统社会民主」理念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影响，同时也使得福利国家的运作，出现了问题，可分为二方面来说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后期起，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国家藉由税收方式，来支持福利体系高额财政支出的意愿，已达到极限，导致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的扩张受到明显影响；其次是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执行效能出现下降的问题，导因于「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的社会安全体系，是以「生产者」为核心关註对象，而不是以「消费者」为协助对象，使得儘管「传统社会民主」宣称是基于民主理念来製定政策，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是採取「有差别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落差导致「传统社会民主」难以因应变化，持续扩张其影响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管製形式下，「国家」的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从「社会民主」的立场来看，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国家」的角色？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分析说明。

1. 全球化下「现代化社会民主」国家的角色变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民主」运作形式面临了挑战，有部份社会民主体製国家（如英国、荷兰），逐渐转而採取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部份观念，比起「传统的社会民主」理念， 更加强调市场自由竞争， 形成「竞争性统合主义（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时认为国家难以再扮演如同过去的积极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製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显限製（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点。第壹项理由是因为在全球化下的多数国家，仍然是站在国家自利的立场，只有局限在反应与处理全球化经济竞争对国家境内公民权益产生影响的情况发生时，才会採取政府干预主义，而不是基于对国内公民加强社会保障的立场来进行市场干预；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运作下，国家的管製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国组织影响力持续扩大趋势的影响，国家对于国内事务本身的掌控能力与程度均明显下降，使得国家难以有效地针对国内事务进行管製。

　　因此，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製约下的单壹「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体製国家， 也日益採取所谓「竞争国（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来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于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对抗性心态，进行跨国性策略运作，对外更加强化参与国际间的权力策略运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竞争的优势位置与资源；另壹方面，则是藉由将国家资源移转至国际竞争的理由，对内向国内公民要求必需提升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相对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国家在经济上的「生产性」角色

　　国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来自于国家作为各种社会与经济组织间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进行直接的经济生产活动。即使当国家成为直接生产者角色时，国家虽然因此自然会进入竞争行列而改善其生产效率，但这并不是意指国家从此必需遵循市场法则，而是公民必需改变对于国家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的控製方式。例如社会保障虽然是壹种非直接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但是其作用正是在于平衡市场竞争活动造成对个别公民的社会风险扩大问题，此种社会生产活动便不能依据市场法则运作，其运作与存在有赖于公民团结（citizenshipsolidarity），因为关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原则，必需在公民的控製之下，经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应该提供的承诺与资源，特别是必需提供给不平等机会处境的公民，享有社会资源协助的机会（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製形式下，会出现与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相反的管製形式，使得国家原本决定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势将历经冲击与再发展。同时因为受薪者阶级将发现，面对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这种竞争压力， 更必需透过国家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中介，才能够扩散力量，而要想影响国家的决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强调「在公民控製下，经由民主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承诺」，避免国家基于国际竞争的理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国家在「就业」上的社会性角色

　　关于国家在面对失业问题时，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存在着二种相反立场的极端理论（Nadel,1999:11）。壹是「负所得税」理论（negativetax），假定市场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则，依照此壹法则自然会将个人就业能力安置到最适合的职位上，只有当无就业能力的个人失业者出现时，才可获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财源来自于负所得税，而国家的角色是将收取之税金，做出适当分配给个人失业者，使个人获得基本收入。在此，「个人责任」仍然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角色，而国家则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极性角色。

　　另壹种立场相反的理论，则视国家为失业者「最后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国家并不是藉由市场运作规律与提供最低收入来安置失业者，而是国家直接僱用失业者，也就是由国家提供有薪工作给市场视为无就业能力的个别失业者。在此，国家被赋予壹种义务，认为国家必需积极提供失业者工作机会的特别责任义务。

　　实际上，多数国家在失业问题上所担负的角色，介于这二种极端理论之间。因为每壹国家的福利体系，在实务运作时， 均需同时透过市场诱因与製度性架构来运作， 而这二个面向的运作， 多少都会受到意识型态、政治与社会支持力量、劳工阶级的影响， 因此国家必需取得製度性妥协（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够实施就业政策。而「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强调国家应该提供「最低机会（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给受到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业者（Martell,2001:6），例如荷兰已发展出「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强调兼顾雇主的市场竞争需求与劳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扩大解除对于各种非典型工作的管製，同时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给非典型工作者获得政策协助；而英国则是实施「新协定计划（New Deal）」，强调领取寻职者津贴的失业者，有义务与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签立协定，接受国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会民主体製「国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体製之下，「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市场弹性化的趋势，如何调控（Steering）对于经济市场与就业关系领域的管製程度，各有不同，同时如何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在不同体製的扮演角色，藉以因应高失业率与非典型工作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Esping-Anderson（1999）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製，在面对「平等－工作」之间的交换难题时（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现出不同的选择途径，自由主义体製国家採取去管製化的策略，放宽就业保护规范、扩大弹性工作与弱化工会力量，但是此种过度顺应劳动市场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积极性公共训练计划，会明显产生社会风险扩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问题；而社会民主体製国家，基本处理原则均是根据「社会保障」的传统，即使是所谓「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也是採取扩大积极性劳动市场政策，以吸纳过多劳动人口，降低社会风险，积极处理「不平等」问题，因此与自由主义体製国家採取的去管製化的策略，有明显不同，而这也正是社会民主体製国家继续维持的珍贵原则与精神。

传统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能否与全球化的经济需求（demands）互相协调？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优良的社会民主传统是，不论经济的全球化与否，必须总是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工作机会，所以，不必为世界的经济新环境与现况所限製，应使其为我们所用。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让步。但是首先必须摆脱旧的、不合时宜的部份。必须停止经由借贷来建立的福利国家，依此观点，全球化反而对财政上的限製是有帮助的。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现在并非描写社会民主正站在面临选择全球化与否的转折点上，问题毋宁是，我们是否要带着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来？

面对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经济

　　这样的计画需要健康的经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人Felipe Gonzalez曾说，这样的计画不需脱离与右派份子在通货膨胀上的斗争，通货膨胀就像是对低收入者的税壹样，对它的斗争应为左派的首要任务。别想要我们的政敌与我们有共识，而是要作的比他们更好。

　　社民党在1994秋天执政时，瑞典的经济是沉重的，预算赤字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3%，国家负债增加到失控。市场与企业要求政府的财政正常。社民党同意并实行了壹个庞大的预算强化计画，使预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没有赤字，瑞典成为欧洲经济强国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维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经成为关键，但不是唯壹；社民党也增税，儘管有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以及降低投资意愿。但社民党坚持每个人都应共体时艰，经由降低给付或增税。政策起效用时，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消失了，工业投资增加到70%。

　　在政策实行的同时，社民党回復了瑞典对社会民主价值的追求。对过度通货膨胀的对抗就是为了福利国家的延续而对抗。虽然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点出财政的困难并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财政的危机最终带来了失业、国家负债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这是起源于不良的家庭稳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两年，社民党将预算削减至边缘，乃企图在未来能继续保有基本的福利体系核心。社民党认为这是左派壹个重要的计画，并为之骄傲。预算赤字、公共负债、通货膨胀与财政上的失职，不是与社会民主有关的价值。

　　有些时候，修改作风是痛苦的，社民党被迫修改原本优良运作的计画，去适应财政。其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摆脱那些代价高昂却不起效用的部份。我们调整福利以国家适应现代的状况。现在这种调适看来如何？它并不是壹种决策上主要的与大的转折而是许多小的、突然出现在每壹个政策製订面向。在壹个时常变化的环境中，必须时时适应与熟悉。要将它做好，社民党同时必须依赖社会民主意识型态与表现出壹些实用主义的风格。

私有化不见得有效率

　　壹个重点是，社民党不是像对手那样在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那种实用主义，在许多状况下，他们的对手常常见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性时，他们就说私有化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与民营化的运作会比国家公营的运作来的有效率。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跳跃地结论。社民党认为只要比较瑞典与美国的健康照护体系，就可以明白公开运作的体系会比民营的体系来的有效率多了。同样的健康照护，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国却需要14%。社民党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比较愿意少付出7%的税，而不是14%的保险给付。而且其体系并没有含纳进更多的人口，品质也没有更好。当然，公立体系必须令人满意。但社民党主张公营系统应有很好的机会成为那样，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为了每壹个人而付出的话。

　　社民党认为，瑞典经验告诉我们：当系统令人满意并且有效率时，每壹个人都会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当人们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价值时，他们会愿意付出必须的税金。如同壹位学者所说：「对人们来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的」。

　　社民党固守着这个原则，将福利计画的预算削减，维持在会危及品质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党也拒绝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福利计画之外，而且拒绝尝试福利体系中存在着平行、针对不同团体有不壹样的品质的状况。在普遍性的原则上我们绝不妥协。

对抗贫穷必须吸纳中产阶级

　　至于常被提出的个问题：「将富裕的人纳入公共安全体系是否会侵蚀对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别是在资金稀少的时候，将至少比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标之外是否更好」？社民党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个跨国的比较发现，若要真正对抗贫穷与不平等，就必须策略地将中产阶级纳进福利国家的体系中来。

　　要真正援助穷人却又要给予富人福利的理由为何？「社民党称之为再分配的弔诡」。简单讲，因为经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广泛分享，有机会让他们喜好这样的政策，为了留给穷者更多，最好是透过社会安全体系给予更大多数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党从科学上的证实与政治上的教训，认为若将政府的资源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保留着，事实上反而可能帮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数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们付出的，而没能让他们得到回馈，这个政策註定失败。

让人们感觉没有被利用

　　在瑞典过去就将失业与疾病津贴削减至薪水的75%，但这对低收入的劳工在失业与疾病来说，并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党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资，但不认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劳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党认为执政时，重要的有两项：要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福利国家的壹份子，还有让他们没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觉。

只有最好的，对人才是足够的

　　当社民党在管理福利国家的财政时特别註意，对于纳税人公帑的配置有几点需要註意：

1.钱与财货的使用必须公开使每壹个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资金不可浪费，效率是指针。

3.绝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门的腐化，必须成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对人们才是足够的」，品质是招牌。

　　若人们认为是税收支配着福利系统，则社民党这些要点就是重要的。因为，税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样是作为壹种主要的部份。广泛的福利体系不必成为为了对企业有较佳环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对欧洲21成员国家作了调查，对企业的环境较佳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爱尔兰、荷兰与瑞典。

　　有人认为这样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税收的压力，或许要他们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难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时期中，确实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国家（OECD）中税收最高的国家。

　　但以「总税收偏高」这个指标来衡量壹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粗糙不严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时拥有高税收与高经济成长的国家。另外，还有更恶劣的说法，谓「总税收偏高」的福利国家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指标。其实就整个国际的观点来看，瑞典的公司税（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还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税有多高，他们就有更多的公平与效率。在如此高税收的体系中，以税收构思成长是重要的。

公平的税製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础

　　1980年代瑞典的税收立法系统是混杂的。特别是资产税，非常不稳定。税製使之在借贷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润，故若要避免被课税，只要在交易买卖上仔细地动手脚就可以达到。当变成所得税时，也没能变的更清楚。不良的税製与通货膨胀使人们在经济上作了错误的。不具生产性的行为。人们投资在不动产与休闲观光等事业替代生产、成长与就业。但对社民党而言，这些都不是社会民主精神应该有的。这不是建构福利国家之健康的经济基础。今日，瑞典已经摆脱凌乱并取得健全的税收体系，有较少的漏洞，较广泛的税基与更低的税率。公平的税製是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

确保社会安全因应全球经济

　　同时，好的税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场经济的动力。部份是因应全球化经济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变，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清楚知道，福利与改变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事实上，两者还彼此增进了彼此。

　　或许我们被灌输了太多，说福利与安全是过时的现象，不是用于全球化的经济脉络。可笑的是我们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但瑞典的历史告诉我们，福利国家是成长主要的推动者。福利国家带给巨大变动中的人们以安全与稳定。这样使人们在变动中能够利用机会（工业发展）得利。强大的国家激励人们改变生活却不会危急生活安全。改变使产业持续成长。

　　这是瑞典的壹个重大的传统，这种观念是说：当人们面临变迁时，若能感到安全，则他们会欣然接受变迁。这个传统也结合生产的利益与福利国家两者——企图使人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会民主的意涵是什麽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选择或价值内容，与工会运动又有什麽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麽说：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用语或名词，但是所谓的社会民主路线，泛指壹种明确的政治政党取向，其内涵就是企图结合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原则，所标榜与追求的价值，也即是社会主义与民主。

　　以社会民主的先驱德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前叶，主张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毕其功于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称之为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en），以别于拥护自由主义式议会民主，未着眼或甚至否定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以及坚决主张社会革命的共产党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萨尔（F. Lassalle）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会（ADAV）在莱比锡成立，这个组织结合拉萨尔阵营掌控下的工会人士及工人，其纲领主张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路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国家（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平等的实现。数年后，1869年，与拉萨尔阵营打对臺的马克思阵营，其旗下的主要工会领导者李蔔克内西（K. Liebknecht）与倍倍尔（A. Bebel），在艾森纳（Eisenach）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该党首度使用所谓的「社会民主」的名称，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也就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治与意识型态的基础，以有别于德国工人总会的「民族国家的」及「和平方式的」，双方互别苗头，虽然该会在领导人拉萨尔1864年去世后，似有积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国工人总会与社会民主工人党，为了团结工人与工会的政治力量，两派所谓的「拉萨尔信徒」（Lassalleaner）与「艾森纳人」（Eisenacher），遂共同携手合作，在哥达（Gotha）共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该党遂又在1890年，改组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皇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团结作为工人的政治力量。从党纲上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也就是仍然标榜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茁壮，不但在党的内部，也在由其所领导的「共产第二国际」（Kominter II）之中，逐渐兴起了论战，也就是辩论如何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此时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的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野），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在经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路线，逐渐佔了上风，主张以在现存国家之下的「改革主义」（Reformismus），来取代、来放弃革命的目标。影响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时，受德国工人组织政党风潮所鼓舞、所推波助澜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运动，特别是在西欧及南欧，内部也都出现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争。各国情形也大致与德国近似：壹个主张积极的宪法政策与社会政策路线（普遍选举权、劳工保护法令、8小时工时、团体协约、肯定工会的合法性），也就是坚持「修正主义的思考」及「改革主义的实践」的主张，最后都获得胜利。当然，继续捍卫革命理想的罗莎卢森堡（R. Luxemberg）与列宁（W. I. Lenin），渐渐的与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政治运动脱离，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兴起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类型」，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总而言之，今日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依循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议会民主体製」＋「愿意与其他的民主力量/势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当然，今天许多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许多主张与价值内涵上，其实或与社会民主政党相去不远，但仍在基本的意识型态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欧与南欧的社会主义党，其党纲就经常特别强调所谓「工人阶级的壹体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纪「改革与革命」路线之争的残馀吧。

　　观察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极为肯定的说道：社会民主政党，以及抱持同样价值内涵与主张（议会民主、自由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催生者，无疑的，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劳动者，是工人的团结组织 - 工会，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动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劳工，除了工会，也别无他求。壹个社会民主运动，壹个社会民主政党，乃至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没有工人的发起，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携手的共同努力，是没有诞生与实践的可能的。社会民主的价值壹但清晰，或许可以有不同的阶层阶级支持，但社会民主运动的主体却很单壹而明确：只有劳动者，只有工会。

社会民主政党既然出现，在如何的条件之下，才会形成壹社会民主体製的政府，才有从施政上落实社会民主理念的机会呢？究竟从专製君主政体，亦或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体製，在何等的时机之下，才有可能蜕变为标榜「社会团结」、「扶助弱势」、「实现社会正义」，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会的」（sozial）、变为社会民主的政治体製呢？

　　观察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 – 德国威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历程，也许我们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统帅下的帝国军队已呈强弩之末，节节败退，军事上虽未显露全线溃败之势，但社会与政治局势动盪不安，经济全面崩盘，帝国政府已心知肚明，战争恐怕将以败战、或至少和局收场。1918年10月，由返乡的士兵及知识分子所组成之「斯巴达团体」（Spartakusgruppe），举行全国性之集会，决议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导向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这壹次的集会，通过所谓的「人民革命纲领」（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开德国「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尔（Kiel）军港帝国舰队的水手们，拿起武器，支援当地的工人总罢工行动，随后数日，德国各地纷纷兴起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工人罢工，士兵声援保护，双方壹起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员会」与「军人委员会」，着手接管各地政府、企业及治安机关，试图稳定后战争时代的社会秩序；这便是史称的「11月革命」或「委员会运动」（R?tebewegung）。行动的最高峰，出现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当地工人发起总罢工，并与返乡的士兵肩併肩，发起武装起义。行动开始后没有多久，德皇即透过最后壹任帝国总理巴登王子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逊位，逃往荷兰，政权移交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艾柏特（F. Ebert），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製君主时代，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在聚集于柏林总理府之政治人物们焦头烂额，苦商如何应付紧接之乱局之际，社会民主党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臺边，向外头等后的群众高喊：「共和国成立！」，从此刻开始，历史上所称之威玛共和国正式诞生。历经同壹日的密集协商后，艾柏特宣布组成「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为临时政府，并在数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义的政治纲领，确立自由民主的议会路线，拒斥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馀孽，赋予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强调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同参与权，加强社会保障。

两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战，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务必落实11月革命所诉求的民主权利。12月19日，在德国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所召开之全国会议上，决议参加共和国政府依11月30日所颁布之命令而即将举行之全国大选，放下武器，参与议会民主体製的选举，「委员会运动」正式宣告结束，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权趋于稳固，1919年1月19日，德国大选，各地选出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于首都柏林的极左派继续暴动不断，国民大会遂决定改于中部的威玛市召开。1919年2月6日，国民大会于威玛正式开议，经过六个月的冗长讨论，同年8月11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草案，8月14日，「威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权，伴随着它社会民主宪法基础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实验之路。

从以上的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什麽蛛丝马迹呢？首先，历史学家都承认，没有11月革命，没有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的风起云涌（而显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而非贵族的军官），普鲁士的专製君主体製不会被划下休止符，因为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并未战败，只是军事的失利，逼迫必须选择停战，政权并不壹定要垮臺，然而，德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压力下，才逼使旧政权必须黯然退下。从另壹个角度来说，在委员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社会必须被迫面对抉择：要不就走向壹社会主义的体製，要不就与资产阶级合作，选择壹妥协的社会民主体製，虽然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式的共产或政治社会秩序，但至少在议会民主的体製下，加入重视社会正义、参与、共同决定的结构特徵。当然，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肇因于所谓人民的自主选择，而经常来自于政治阴谋或合纵连横（例如艾柏特与陆军将领秘密签定、用以镇压委员会运动的所谓「艾柏特-哥罗内协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製，是无由诞生的。

我们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德国威玛共和，那个惊心动魄的诞生过程，理解到壹个或许放诸四海皆准的现象：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进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製，是无由诞生的。其实，虽然本质上如此，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都像德国那般的充满张力与戏剧性。让我们来看看另壹个例子，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英国。

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党 – 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于世纪交替的1900年，与德国的发展极为类似的，它亦是在工人运动发展到壹相当的时期及阶段，亦即理解到：必须投入资产阶级的体製内政治结构中，寻求对运动更有利的出发基础（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现法权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从体製内达成改变体製的改革路线时，由工会与支持工人运动的知识份子所组成。不例外的，知识份子的参与与催生，居功厥伟，但是工人运动所累积蕴发的社会力量，方是背后真正的实力基础。英国工党曾经在1923及1924两度执政，成立合计不到三年的少数政府，政事的推行并不顺利，壹项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工党在J. R. MacDonald的领导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线不清，而且不断试图组织联合政府，也就是结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份子，以解决自己少数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党内部工会阵营的反对，乃至全面退出。换句话说，在如此的政治现实之下，壹个所谓真正的「社会民主」，其实是无从实现的。

　　历史给了工党及社会民主第二次机会，虽然是代价惨重的机会：第二次世纪大战的玉石俱焚。英国虽然战胜，但却处处残破，民不聊生，人民处于飢荒、濒临死亡的边缘，如同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记中所记载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发生之最悲惨的情况…」。国家财政破产，国内与国际金融秩序瓦解，百业面临全面的崩解，经济显得毫无活力，似乎无法从战争的惊慄与破坏中回復，当时的人们相信，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英国的处境：摧毁、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来工党执政（1945年波兹坦会议期间大选的拉下邱吉尔）、乃至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有着关键性影响的现象：英国人民意识中，资本主义的全面破产。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Alan Taylor写道：「在欧洲，没有人相信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为它就是大企业主的同义词。或者，更精准壹点的说：那些还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弃的政党，是壹群没有未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命运，跟1688年雅各宾党人没有两样…」。在普遍的国民认知中，资本主义道德败坏，只谈贪婪，不知何谓理想，盲目的支持社会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会的期许，更赤裸壹点的说：世界大战的元凶根本就是资本主义工党接下了这项历史任务。获得政权之后，工党真正塑立了壹个英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政府路线，简言之，就是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理性坚持（raison d』etre）。工党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无能，它投资太少，没有企业伦理与道德，只知贪婪获益，赚取暴利，并不忘掠夺劳动者。工党的决定是：放弃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远离作为英国经济哲学的十九世纪传统自由主义。执政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谓的国家健康服务医疗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製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并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创造充分就业。相对于欧洲大陆希特勒式的「权力国家」（Machtstaat），工党把自己的理想国度，除了称之为壹次大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傲称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党在选战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连的实践与行动，又替英国发明了壹个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英国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进程，当然完全不同。德国经常呈现断裂式的时代交替，社会必须去面对天崩地裂般的变天，某个程度上来说，英国人是较为幸运的，不论历史的挑战为何，英国总是在内国秩序的和平状态下，完成时代的更迭。但同样的，在国家与社会面临剧变，遭逢生死关头的挑战时，壹个以工人运动为后盾，壹个反资本主义、以崇尚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与尊严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国家与社会，在存亡的关键壹役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吾人又回到壹个相似的历史逻辑：时代在巨大灾难之后的转折点，要挽救国家与社会，唯壹的凭藉，恐怕仍是自主觉醒的大众劳动者，集结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国的以武力对抗反动，亦或英国的以选票投下不信任，以社会民主的价值为后盾，落实自己的社会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国与英国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历程，虽然壹个充满戏剧性张力与爆发力，另壹则是缓进中带着坚毅的决心向前，然而，历史的规律某个程度是壹致的：资本主义体製出现危机（战争），它被证明不但无能解决危机，甚至自己就是危机的製造元凶。某种角度上来说，社会民主政权解救了资本主义体製，它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义」，乃至真正的「繁荣」与「自由」的实现。这壹期中，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例子。

　　与德国英国壹样，壹切的转折来自于战争的灾难。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法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既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壹些用来描述当时法国的字眼，大概就是社会瓦解、经济崩溃，通敌与反抗，跟战前没有太多的差别。战后法国的首要任务，无异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显然德国佔领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们需要壹个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显然，它的答案不是「资本主义」。

　　如同在战后的英国，资本主义体製被认为是腐化与无能的代名词，它是落伍的、顽固的、僵化的、短视近利而怯于投资未来的。那些只知维护自己私利的家族企业，缺乏进取精神的商人们，眼中只有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阻断别人的竞争，以巩固家族企业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早在战争爆发前，法国的资本主义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国的工厂机器的平均寿命，是美国的四倍，英国的三倍，每壹工作时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三分之壹，英国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间，法国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的提升，国民的平均所得继续停留在1919年的水准。

　　战争的严酷考验更不会放过法国：落后的经济组织，无疑就是政治与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旧有的体系无法供应社会与经济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业又以与纳粹通敌、与维琪政府眉来眼去着称。

　　法国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并没有像英国或德国壹般的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现，换句话说，法国经验的重点不在政权的易手，因为，「被盟军解放」的命运，直接牵引法国的命运到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乐虽然顽固，顽固到要抱轰登陆北非法国殖民地的盟军，虽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断宣称自己是战胜国，但是有壹点，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在法国，资本主义体製是无能的，是被证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点在于：「国家必须出来将权力的槓杆掌握在手」。

　　戴高乐警告说：妳们这些养尊处优、享尽特权的人们註意了，我们是可以放弃妳们的，因为妳们的行径，只证明自己的无能与荒谬而已。社会民主的价值，开始取代了战前自由主义的价值，在强调「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倚赖资本主义体製」、「国家必须出面担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会民主的体製，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体製」的思维与共识下，法国真正蜕变了。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宣称自己在伦理道德上没有瑕疵、却只是在赤裸裸的贯彻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其信用是会破产的。

　　在所谓法国重建之父 – 亦有人称他为欧洲统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筹划下，法国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民主与经济復甦之路。曾担任壹次大战后国际联盟代理秘书长的Monnet，出身香槟酒商，还曾到中国筹办多国银行铁路大借款，但除了经营获利之外，Monnet对于宏观的计画、伟大的挑战，总是兴致盎然。二次大战期间，他任职法国流亡政府，负责与同盟国整合有关后勤补给及策划战后重建之事宜，他曾经说了壹句后来成为举世名言的话：「美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虽然之后被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所剽窃过去，成为美国从中立、绥靖政策转向的历史代名词。

　　战后，面临壹片废墟的法国，Monnet认为要展开重建，关键有二：壹是国家预算赤字问题的解决，二是经济体系从头到脚的现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个问题只有国家能做，第二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已证明自己没有办法做，社会与人民也不再相信，私营利部门真有克服难关的能力。

1945年8月，欧战结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着戴高乐到华府访问，壹天晚上，Monnet终于忍不住的跟戴高乐抱怨：「…妳总是说「伟大的法国」， 但我要告诉妳实话：法国淼小的很。只有法国人自己创造出伟大的身形，能够抬头挺胸，法国才会真正伟大起来…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法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因为在当前，法国壹点也不现代。法国必须从头改革到脚，没有退路」。

　　骄傲又伟大的戴高乐，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道：妳说得没错。但是，妳愿意接下「将法国现代化」这个重任吗？Monnet当然不会放过历史给他的机会，他全面设计新的国家经济计划，投资方案、投资手段，乃至于经济龙头工业的重建。藉着「中央计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开了现代化法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国的成功，标榜着壹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危机充斥的时代，人民与社会所需要的，其实是纪律、方向、前景、信赖与希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片面所谓自由，这也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价值内涵：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仅着眼于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遗留的伦理（韦伯：「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植基于公益之上，在社会正义、普遍繁荣的目标之下，资本主义才能延续，社会方能健康的发展下去。

　　法国的经验，也许不是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戏剧性的上臺–法国的政治条件并无法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或许不是像威玛德国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权的诞生，但是，就人们面临危机的痛定思痛，回顾过往的教训，壹个社会民主价值的深化、乃至实现，却是与其他国家无分轩轾的。

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成功试验，也是工会运动的典范。在199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落败以前，瑞典劳资双方 的「历史性妥协」持续了53年之久。但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结束了 这种劳资权力的平衡，显示出以壹国为基础的策略已有不足之处。

　　1909年是瑞典工运史上的壹个关键。雇主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企图压低劳动条件，引发了劳资冲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参加了那次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儘管罢工基金几乎耗尽，工人们面临飢饿却仍坚持 不退。那时资方动员军队与警察，再加上工贼的破坏，使工会遭受空前的挫折。

　　罢工后的秋后算帐使工会损失了近半数的会员。工会学到了壹个教训：只靠罢工是不够的。为了反击反工会的立法以及军警的镇压，工会必须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因此那次挫败反而促使工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密。1921年瑞典实现了普选权（废除了财产及性别的限製）后，社会民主党透过与农民党的结盟，终于在193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掌握多数。

　　以此强势地位，1938年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联盟(SAF)达成了 「和平协议」，终止了半世纪来剧烈的劳资冲突，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国性集中的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及劳动条件；2.工会坚持「团结工资」，即不分产业将工资拉平；3.全面就业政策优于提高工资。

　　争议不必壹定透过罢工来对决，而可由谈判或劳工法庭仲裁来解决。由于工会能在团体协约有效期间保证产业和平，但又能保有协约 期满后号召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乃使得工运更为强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渐发展为壹套複杂的经济理论及政治实验，包括：

1.财富的重新分配。

2.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完全就业及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

3.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工会参与职业训练及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工作。

　　「和平协议」使几十年都有定期谈判，资方关厂与劳方罢工的案例急速减少。由于生产没有中断，工资乃持续提高。

资本国际化

　　到了1970年代，权力的平衡转移成对资方有利。控製瑞典经济的几家出口企业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变成了跨国公司。资金跨过国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动，已非国家所能控製。大公司能在壹分钟内买进几千万的克朗（编按：克朗为瑞典币与美金兑换约为US$1.00=6.35Kr.），然后在几分钟后转手卖出。汇率操作往往比工业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瑞典的大企业不再依靠国内的购买力，也不再在乎劳资之 间是否和平相处，雇主联盟更公开背离「和平协议」。社会民主党1976年选举的落败，给予资方反击工会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来首 度的大冲突。1980年夏天，近半数的工会会员遭受资方关厂的挑衅。 当然，工会最后获胜了。因为劳工阶级的实力远比1909年强大，劳工运动再度得到鼓舞。

资本逃逸

但这个胜利并不稳固。劳资冲突加速了资本的逃逸，而执政的保守党，除了将瑞币眨值外，并无因应之道。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掌政权， 面对金钱投机导致外汇消耗殆尽的困境，同样的也被迫将货币眨值。

　　1990年代壹开始，景气持续衰退。为了对付大量的资金外流，社会民主党提议由劳工、资本、国家三方协商壹个新的所得政策，却引起工会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举是要禁止罢工权。社会民主党被迫改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机。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业辅助，却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资方的强力反扑下， 那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终于鞠躬下臺。

同样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壹个国家接着壹个国家重复地发生，证明了壹国的劳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无能。

　　在芬兰，雇主最近要求删减20％工资。面对货币眨值30％的威胁，芬兰劳工联盟只好退让，减薪7％。工会最近以总罢工作要胁、阻止了对失业福利的删减，这是壹个重大的精神胜利。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萧条，瑞典工会可能被迫进行本世纪的第三次大冲突，其结果将会对全球各地工运的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瑞典工会有赢的实力，罢工基金仍然完整无损，组织坚强，政治意识很高。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工运绝不能再孤立于国境之内。工运的发展有赖国际团结。我们不能只是跟着国际资本屁股后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场经济消失。工运需要壹套长远的策略、来规范资本与产品在 国界之间任意游走。

　　目前的国际劳工团结组织有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CFTU)以及社会主义国际。更进壹步的国际合作则有赖各国总工会的投入。

　　工运不能单独作战，还应与其他的人民组织，如宗教、环保、和 平团体，以及反种族歧视，人权、妇女运动合作。我们在各国际组织 ，如欧洲共同体，OECD, GATT, 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国 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联合国本身，都应有壹致的策略。

　　总之，前途困难，但绝非不可能！

国有化、社会福利

　　英国的工党在战后刚结束时，便上臺执政，当时的首相艾特裏为 解决失业问题，便推动连串的社会保险及医疗服务，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权利。当时工会并且表态支持政府，放弃罢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劳动条件。同时也推动第壹波大规模公用事业国有化 政策。

　　然而由于重税政策造成民众难以忍受实质收入减少，再加以严重 的通货膨胀，致使工党于五壹年下臺，保守党邱吉尔再度执政，但他 并未放弃福利政策，致使失业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达九十多万人 ，使工党于六四年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

　　竞选期间，工党以「限製加薪幅度」作为承诺，企图藉以缓和物 价，此举并获得「工会委员会」的支持。工党上臺后，便成立「价格 与所得委员会」执行「限製工资」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进壹步提出「价格与所得」法案，宣布冻结六个月的薪资， 不淮加薪。工会委员会初期接受该法案，但随后又要求废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弹压力，因为工资始终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同年，发生 海员大罢工，不久工党下臺。

　　保守党上臺后，立即强製宣布：所有罢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却期 ，同时罢工需经工人投票，工会不可发动。此举引发工人的强大反弹 ，展开马拉松式的大罢工，逼使保守党最后终于在七四年下臺。工党 再上臺后虽立即取消薪资限製，企图使工资上涨正常化，即依照劳资 协议进行，但却使工资飞快上涨，工党不得已只好再下令製定工资上 涨的上限，可是如此壹来却又陷入「工资赶不上物价」的恶性循环中 。七九年，工党三度下臺，保守党的柴契尔夫人上臺执政。

　　归结起来，在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裏，虽然始终到面临经济方面 的问题挑战，但是它总是维持两项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国有化：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共有两波，第壹次是在战后，当时的重点是要 将水力、电力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国家经 营管理；第二次则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鉴于生产技术的日益複杂， 加上英国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为配合技术的研发，提昇竞争力而进行 。但是在柴契尔夫人上臺后，则致力推动将国营事业私有化。

（二）社会福利：

　　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有长久的历史，在战前便已有相当的基础。 战后工党执政期间更是加强推行，如年金、公医製、失业金製等，其 中尤以公医製最为着称。这项製度共动用整合有近七万名医师、二十 八万多名护士，十分庞大，同时其支出佔总预算的6％多，使私 人医疗大为萎缩，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医疗照顾。

工业民主、自治管理、权力分散

　　战后法国的社会党，历经了壹段长时期的低迷，虽然从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间，社会党在27届的政府中参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却只 有壹成五到两成，不復战前的风光。到了六九年的总统大选，社会党 更是惨败，只得到5%，远不如法共的20% 。

　　这种情形壹直到密特朗于七壹年出任党魁后，才有所改观。密特 朗壹改过去摩勒时代的反共立场，主张在策略上联合法共，以赢得选 举，这项改变在七三年的选举中得到了收获，两党的席次均增加了两 倍，随后七七年的地方选举，社会党更是获得大胜，赢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执政权。到了八壹年，密特朗当选总统，社会党执政。

　　社会党与法共的联合，有其现实上的重要考量，因为法共自四七 年以后，便掌握了两大工会，并且拥有三分之二蓝领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时，法共发动了近八十万的工人罢工，支持学 生，显示其强大的动员力。而社会党本身的工人党员却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数成员均是白领中产阶级与学生，因而这其实是壹项阶级联盟 的策略。

　　密特朗执政后，採取了多项的措施，以实施他所称之「法国式的 社会主义」，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新国有化：

为了扭转国有企业的高亏损，社会党政府于壹九八二年实施了壹 套新的国有企业管理办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计划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与资方代 表共同组成；自治管理则指国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特别是取消 事前审议及监督员，使国有企业在财务、行政上自主；计划合同则是 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计划能与国家整体计划相协调所订定。

（二）工业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联合政府，曾为了减缓六八年以来的工 人问题，成立了「促进劳动条件国家委员会」（简称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它的权责只能反应意见与 沟通，不但无法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只是消极地要求劳资双方进行 协议，而它自己却不积极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签订的协议中，法 国的两大工会（工会联合会与总工会）均未签署。

　　八二年，社会党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法案 中赋予工人可以反应意见、获知资讯与资方谘商、协商谈判，使工人 获得更大的权利。其中反应意见由「雇员代表」组成；谘商则由「工 厂委员会」执行，此委员会由受雇者代表中选举产生，并由管理阶层 任主席，因此根据统计，施行至八三年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谘商程序。至于工会，在法案中则赋予它每年与资方针 对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进行协商的权利。

（三）经济计划改革：

密特朗上臺后，不但继续法国自战后便壹直推行的经济计划，同 时成立「改革委员会」，进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国计划总署的成员，应纳入官员、工会与企业主；2.权力分散化，即二十二个法国地区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计划署， 同时每壹地区亦可製定该地的自主性计划，强化地区自主权；3.重视贯彻执行及协调，务使计划具体施行。

劳动人性化、工业民主、共决製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社民党被纳粹宣布为非法，因而流 亡英国，直到战后才回到汉诺威重建。战后的十馀年间，社民党壹直 处于劣势与低迷的状态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党员人数也 由战后初期的87万人降至五○年代的58万人，年轻人纷纷退党，只剩 下老的党员支撑。

这种情况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党接连赢得总统及国会大选， 汉尼曼当选总统，布朗德组阁，才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次国会大选， 社民党获得了超过四成的得票，得以与自民党组成联合内阁。在布朗 德任内，他积极推动东进政策，与莫斯科、波兰签订和约，并于七二 年与东德签订了历史性的「基本法」。后来布朗德因「间谍事件」下 臺，使社民党失去了第壹大党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继续组阁，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党转与基民党联合，社民党才真正下臺。

　　在社民党执政的十四年间，它施行了不少实践社会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企业的民主化以及劳动的人性化，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劳动人性化：

　　社民党于六九年上臺后，有鉴于该年九月发生的大罢工事件，因 此便组成了「研究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建立壹个「更以人为导向」 的劳动条件标准，以做为进壹步之劳动人性化纲领（ＨＤＡ）的依据 。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纲领，不仅规定了最低的合法劳动条件， 使劳工的劳动环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时也为日后新的「共同决定製 」及劳资争议製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础，换言之，它预先为「劳－资－ 官」的三角统合协商系统铺下了路基，因为它赋予工人有合法的权利 ，可据以争取进壹步的劳动利益。

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国的「工资自主製」，亦即由各行业的 劳资双方每年自行谈判协商，以确定未来壹年的工资变动幅度，以达 成「工资合理化」的目标。此外，并有僱工协议，包括由工会与僱主 协会签订的「集体劳资协议」，以及僱工与僱主直接签订的个人僱工协议，内容包括工作性质、作息时间、各项劳动条件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工业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企业法」，规定五人以上 员工的私人企业，必须成立工厂评议会，该评议会由企业成员中选出 ，并且至少须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参与企业事务，并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决权。虽然这项权利不是由工会行使，但是由于八成以上的工厂评 议会成员是工会中人，因此实际上工会仍保有相当的影响力。

壹九七二年，议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在法律上进壹步加强了企 业内部工人的共决权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 了「共同决定法」，使工人的共决权力正式获得确认。根据德国工会 联合会（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统计，享有不同程度共决权的僱员 约有二千万左右，佔全部僱员的87%，涵盖比例很高。

劳工运动、再分配、工业民主

斯堪地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在社会民主的发展经验中是十分独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几项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和其它北欧国家比较起来，是较为平顺且渐近的过程，没有产生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

第二，在这三个国家中，社民党的执政时间均十分长，超过三十年以上，同时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达四成以上，显示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最特别的是，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政党与阶级之间有十分强的联繫关系，同时各个阶级力量所支持的政党光谱十分相似，资本家多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小雇主则支持介于自由与激进间的政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则多支持社民党。

　　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纷纷对其提出解释，希望能从中找出新的启发思考。

　　依照Korpi的说法，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社民党壹方面能够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使其在国会中佔有多数，另壹方面则是劳工运动及工会力量的强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政治实践，以具体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劳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党得以长期执政，同时也促成了劳资关系的改变，使社会更为平等与团结。

　　Korpi并从下列指标来说明他的解释，这些指标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统计值。第壹，工人的组织比率分别为瑞典71%、丹麦49%、挪威46%，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国工人支持社民党的比率分别为瑞典43%、挪威41%、丹麦39%，若是只看蓝领工人时，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达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则认为：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为社民党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特别是福利政策，藉此进行社会再分配，而能获得广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换言之，他强调的是：政策结果对于社民党政治支持的影响程度。

　　Korpi与Castels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堪地维亚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们便以瑞典为例进壹步说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党政府将实现平等分配作为其纲领的重要目标之壹。该党在纲领中明定，国民收入应在个人、社会阶级、集团与地区之间平等地进行分配。二次大战之后，其政府便实施下列政策：收入来源中断、收入不足的失业者、残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过失业津贴、养老金、儿童补助、孕妇津贴与其他形式得到社会保险金；六○年代之后，更是全面扩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二）充分就业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业做为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形成了壹套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从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满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发展出「培训夕阳工业，解僱劳工新技术」，成功移转进朝阳工业，而不再是消极地补助夕阳工业以保持就业。

（三）工资集体谈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资政策，便由其僱主协会与总工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这种工资集体谈判製度的法律效力，虽然此製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变为「以较低的个人所得税交换工资增加的限製」，但是基本上并未有原则上的重大改变。

（四）工业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其中规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业，工人代表可参加董事会，了解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公司重要决策有发言权。同年，工会通过了经济学家迈德纳的「工资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资方反对，八三年，国会通过了折衷案，企业须将20% 的利润上交国家，存入中央银行成立投资基金，用于生产与科技研发，使用时须与工会协商。

英国工党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工党思想史：1900-1949

　　为了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总体的价值观，把握其重要人物、内部斗争、政策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历史这些历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尽管不可能对于其历史无所不包，但将首先试图提供工党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开始本章将追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的根源，分析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英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接着，本章将试图挖掘出植根于工党历史中隐藏的价值观念。本章开始解释、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因此必须确认与新工党政治哲学相关的重要思想主题与问题。本书主张，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张的，行动与物质运动相反，表现了对于其身份认同来说最为关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工党在十九世纪的起源

　　十九世纪初，新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因为联合王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选举权，所以为获许更多的选举权而发起运动。由于国内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也部分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辉格党（Whigs)颁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这带来了更大的选举权特许，并导致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会的出现。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特许的选举权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促进了给予城镇地方税纳税人部分选举权的开始。随着十九世纪时间的推进，原先的两个党演变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更像是辉格党、异议分子、激进派的同盟，而不是一个有着系统意识形态的政党。乍一看，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可被理解为最可能支持与工人阶级生活相关的事业的政治团体，但自由党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组成的，协同于放任主义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而该学派所持观点与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包含一种强烈的社会家长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识。事实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说是托利党家长製主义（Tory paternalism)和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当政时期的托利党家长製派通过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立法，它试图：

　　「……解决整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并且政府当局第一次担负起改进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会通过义务购买的方式来改进」。

　　迪斯雷裏的托利党政府还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和鼓励互助社团（Friendly Society)的法规，使劳动合同更加公正合理，并将工会从阴谋法的范畴中去除，等等，都是这种托利党家长製主义者所颁行的立法。托利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一派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各分支在执政方式上是家长製和国家主义的。W? H ?格林利夫称：

　　「……很多不考虑历史的评论家坚持不合时宜地看待保守党的记录，要么是从一些基于意识形态敌意的谬误传说的方面出发，要么是从保守党传统中另一个很不同、很反国家主义的派别的独有情况出发。无论你是否肯定，托利党所做出的努力与所达到的成效，从集体主义观点看，实际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将自由党视为完全的天然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太准确的，另外，将十九世纪的保守党视为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这样做也是不坦诚的。可以说，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以及托利党的社会改革的进度与限製都没有了耐心。社会主义社团、社会主义协会与联盟主要形成于伦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业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联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进工人阶级投票登记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够作为工人代表候选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对于联盟的支持逐渐减少，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这次失败：

　　「……辉格党和自由党中的中产阶级不情愿看到工人被选为他们的代表。」英国政治在工党出现之前，是自由党，尤其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并且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阶级己经满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党，因为他己经在十年前就解决了工人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保守党总是得到工人阶级当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阶级体製直到最近都还能在社会习俗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强化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对于上层阶级的顺从。此类的顺从是特别针对托利党的，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传统，即选出少数它主要关心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君主製。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认为，上层理应执政，而且一定最擅长于此，因为他们是托利党，他们象征着阶级体製，因而这就是顺从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而非自由党的一个原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自由党中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植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对于1906至1914年时期有立法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被形容为与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相悖的政治哲学。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与雷蒙德?普兰特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出现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増大联系起来。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卓着的是牛津哲学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要旨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干预作为积极的手段能确保民众有更大的社会正义。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径庭，而自由主义在此前的半个世纪裏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方式的。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识到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方式对于自由党的益处。格林利夫写道：

　　「一向反对社会主义『昆虫般的状态（insect state)'马斯特曼早就准备接受并敦促社会『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来缓和英国的社会、经济痼疾，先后发表于他1901年的着作《帝国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着作《英国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与第一点关于以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手段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学概念。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地理解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尽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范围内需要的自由，并且自由市场能製造出最优于创造财富的环境。相反，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地认识自由能増强个人自主权，并能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机製确保物质资料与设施不只是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务。特别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题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着作中主张这种对自由的积极认识。格林利夫认为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体'『积极』的自由概念之上；并被浓缩在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第三个哲学观点是社会道德问题。他们认为个人不仅有个人的道德要维持和个人的责任要完成，而且有社会的道德要维持和社会的责任要完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资本主义是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种的自由主义观相对立的。于是，简言之，社群责任的价值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者从英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当中吸取政治哲学，他们也采纳了影响英国唯心主义者对责任、社群、权力的认识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却是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体的，因此，每个人都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几乎没有提及更广泛的有关弱势、贫困、赤贫群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于社群和责任的观点高于洛克着作中的观点。

　　大卫?马昆德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期工党的修正主义右翼。马昆德说，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斯特曼，当然还有格林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渊源。关于英国左翼政治哲学传统的演进，这一点在马昆德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这段话本来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者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和个人实现的核心自由原则，以确证一种活跃的状态，能够如『消极』自由一样确保『积极』自由。在其后的一个阶段的语言裏，政治公民将由社会公民补充：宪法民主将由社会民主补充。」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的广泛默从并非十九世纪晚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全部情况。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于1871年，每年开一次会；它被视为工人的中央议会。22这包括被选举出的工会代表参加年会、讨论各工会所需要为工人做的改进，并且议会委员会被公认代表工会游说政府。

　　在德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进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地位。1877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赢得国会（Reichstag)十三个席位。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该党在1875年实施《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me)之后的一次意识形态轨迹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身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两个分开的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与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爱森纳赫议会（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领导人为李蔔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儿（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联合会遵循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拉萨尔派（Lasallians)」。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要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民主地过渡到信奉社会正义思想的社会。两党在1875年哥达议会上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之后合并，这次斗争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干预与报復行动。哥达议会上提出并接受了一份拉萨尔派起草的纲领，该纲领将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方向，并相应地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选举人群，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主要参与者之一就是思想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伦理、进化社会主义将在本章讨论。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受到了早期费边社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记述伯恩施坦作为被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出德国之后是怎么生活、工作、活动于英格兰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后居留于此，他在此地编辑正式的党报。1888年，因俾斯麦政府施压，瑞士政府驱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编辑的党报。于是他迁往伦敦，在那儿与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像是英国社会主义活动的分水岭。尽管社会主义组织在构成上多种多样，但它们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得务实，以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这十年中发表了无数宣传册子、报纸文章和信件，都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表达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服从（如果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在此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与社会主义社团相关的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连贯的经济学学说。社会主义在英国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1900年各组织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会主义，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阶级对于当下政治集团的不服从的表达，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时候其他与工人运动相关的组织开始成立起来，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于1881年的社会民主同盟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相信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不正义的，且伴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Labour Marxists)这样的社会民主同盟数量一直很少，而且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与工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政治思想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涉及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对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製度、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认为「工党主义」（labourism)与其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妥协，为的是对资本主义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尽管如此，工党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看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与欧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因而他们承认英国有众多具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是有可能从选票箱裏通过工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导人物，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而是在于他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摒弃了社会民主同盟，而倾向于使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富特（Foote)写道，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独裁式的，而且关键在于，他拒绝了将工会作为煽动工人阶级的工具。对工会的这一拒绝导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运动，并因失去影响力而离开社会民主同盟。

　　另一个组织是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相信由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的手段民主渐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物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韦布本人对于费边社的特性有一个着名的定义：「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进步与社会改进不可避免，改革将不断増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要求的是渐变而非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关费边社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富特认为，早期费边社更希望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从两大国家党派的现存结构与传统内部深化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合作，因为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理论来说这些政党态度常是不友善的：

　　「费边社的领导人常被最苦于现行製度的阶级那种狭隘的偏见激怒，于是转而寻找两个主要政党的开明成员，拒绝接受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有些费边社人，如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对于工人政党比对于其他党派更加同情，但费边社领导人的总体态度是从地方到全国，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说，这个时期费边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其组织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这些讲座内容后于1889年出版，由萧伯纳编辑，标以新题《费边社会主义论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广泛好评。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颁布，准许农业工人投票选举。尽管如此，城市裏穷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选举权。这样，到1884年英国的政治版图己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然而，和城市穷困男性一样，女性仍没有政治代表或者选举权力。1893年，又一个组织成立了，被称作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苏格兰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独立工党由一群思想非常独立的人组成，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发起运动。

　　独立工党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之前就有众议院的议员，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小型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聚集起来，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发起活动，以使其成员被选入议会。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只有两名议会议员，基尔?哈迪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但工会联盟（TUC)在现实中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组建可观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国工人阶级。

　　工人代表委员会与之后的工党被承诺在关键的席位中得到自由党选票，以及在议会中得到远超出它单凭一己之力组织运动所希望能达到的影响力水平。也许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一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由党也许不会同意与其签订如此便利的协议。此外，工人代表委员会开始的几年，其成员由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阶级「工党派」（labourite)结合而成。「工党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以通过实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生活为事业的议会议员和工党党员。例如，通过提升工资、増加福利、工会代表等改善措施，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提倡工业国有化相反。工党派按照这种定义而言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就大部分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都有矛盾的态度，持着实用、非教条化的政治观。直到1918年党章确立，工党才致力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党章、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1918-1949

　　1918年，工党以文件形式建立了党章，被称为《未来纲领》（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鲁克说出了工党为何在1918年表达其政治目标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鉴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崩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工会代表运动（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绪的増强，一些关键的工会当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己经担忧如果工党不采用一个纲领而其他党会采用，于是运动就会与工党无缘……」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党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将该党由附属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各地方选区内拥有推举议会代表权利的政党（constituency party)个体成员须服从中央的纪律。工党大会将由全国性附属机构代表和选区议会代表组成，按照各自附属成员比例分配名额。」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一年工党试图通过一部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达其哲学动机。这份文件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诺内容:对于经济製高点和生产工具、分配渠道与交换媒介的共同所有权(特别是声名狼藉的「第四条」译者註:条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津贴製的前身），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时工作的最低工作条件，累进税製，为偿还战争欠款征收财产税，以及为公共利益所积累盈余。尽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认为，通过「第四条」并不能公正解读工党所奉行的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解读为伦理的，而非科学的或经济决定论的。伯恩施坦在他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论着《进化社会主义》(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这一区分。伯恩施坦强调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对于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决定思想和意誌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 。

　　第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是因为其试图把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伯恩施坦强调阶级战争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而这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未曾显现。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基于价值而非科学的或由经济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是关于民主、社会正义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因而成为了政治方案：

　　「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复的代替品。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这个片段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着。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主张议会製与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与最终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西德尼?胡克认为，《进化社会主义》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一个原因在于其倡导社会主义应当与乌托邦主义的所有观念决裂：

　　「它必须不再把自己设想成完成一个终极目标，持续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务中实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民主化运动。无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它们的手段必须与这些目标保持连续性。」据胡克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不存在脱离民主的预设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个观点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于我来说运动即是一切，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最终的样子，因为它就是一种运动或是通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使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时期居住在伦敦时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有何影响呢？答案是，很难计量，因为尽管工党中盖茨克尔派采用「修正主义」之名，且人们可从其试图改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其他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还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做第二个伯恩施坦。因此，鉴于克罗斯兰认为需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原则而非具体政策等同看待（相比于更大的公平，与国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许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响者。

　　当时的另一个思潮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对于产业工人管理的主张来自科尔（G.D.H.Cole)，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据其工人阶级受工资製度压榨的观点。与马克思遥相呼应，科尔不仅称工资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痼疾，他还呼吁进行一场阶级战争，就如同工团主义者所呼吁的一样。产业行为形式的阶级间武装冲突对于科尔来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阶级剥削另一阶级而彼此对立。科尔在他1928年的着作《工人的世界：探讨工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当中有对此类问题的政治观点。科尔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自由主义的，与费边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尔对于费边社一派的社会主义持深刻的批评态度，因为科尔认为他们：

　　「……由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出需要国有化的逻辑结论，但这么做的同时忘记了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商业的命题，还是关于人的……他们把国有化视作解决无政府式竞争问题的万灵药，而没能註意到资本主义自身己经通过在垄断中创造一个更加致命的敌人解决了竞争问题。」行会社会主义拒绝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国家垄断的提议，其理由是，将资本主义权力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官僚机构那裏是一样的，同样有害，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人在生产者的角色范围内还不能够管理、决定、占据权力位置。第二，资本主义权力正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确立，例如一些人倡导国家所有製与产业管理。对于行会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控製的基本问题被产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有製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忽略生产者（即工人）角色的问题，而关註产品的分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性质。

　　富特认为，工团主义（他把行会社会主义也包括在此义项内）：

　　「……再一次提出了生产者的观点，不过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体主义者完全忽视生产者，工团主义者完全忽视除了生产者之外的一切。」这论断当中的正确之处在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其通过国家管理和产业所有製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概念当中，对于工人的地位关註较少。尽管如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早期费边社人，也许认为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将会成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并因而使得诸如工人等个体在控製产业的国家机构中拥有股权，而不是资本家或者董事会。

　　黑斯勒引用科尔的话，把社会主义称为「……代表底层人的广泛人类运动」。

　　科尔的这一言论颇为中肯，尤其在于科尔这样的博学之士选择凭藉对英国社会贫困人口的模煳且略显直觉性的感觉总结出工党的社会主义哲学要旨。表面上科尔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暗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缺少坚实的哲学要旨，然而，科尔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关于行会社会主义的着作，就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而言确立了他思维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于休?盖茨克尔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上所引他的言论表现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而运动当中派别与派别之间在哲学方面是不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为英国社会的贫困或「底层人」而存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而同时在确切的政治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并不相同。

　　黑斯勒认为，「第四条」于1918年被工党采纳，自此工党开始试图定义其关键的动机，并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国社会贫困群体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有些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确定的认识并能通过具体的政策（如国有化、工人议会、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等）来表达这种认识，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围绕政策建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程度较低，但坚持以一套潜在的价值观（如对于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责任持有积极的理解）作为尺度来衡量是否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定义与重新定义工党的哲学价值观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两方面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论战」中重新显现，也是现今围绕新工党的讨论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裏，工党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民基础，原因在于普选权逐渐得到扩大，尤其是192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纪30年代，新当选的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试图将党员限製在民主主义者内。这一事件可被理解为逐渐排斥与压製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迫使其离开。例如，1901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工党，它曾是创建工党的组织之一。1924年的党大会上，工党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内或参选。1925年的党大会再次加强禁止共产主义者成为个人党员，并要求工会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作为地方或全国议会代表。1928年的党大会禁止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代表参加议会。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被驱逐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被称为党内同情共产主义的派别或者「同路人」。驱除共产党的支持者、倡导者或者党员，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英国的大学、工会及社会其他部门中的支持提升之后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工人阶级与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有效补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影响工党的高峰期。克罗斯曼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韦布夫妇主导了 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很多务实的政治家。左派书会（Left Book Club)取代了费边社成为先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广泛誉为「英国社会主义」兴起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家之一。马特?卡特（Matt Carter)认为，托尼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期间，与院长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时任牛津主教的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结下友谊，其间所学使他的哲学观与格林（T.H. Green)的英国唯心主义传统趋同。卡特认为在托尼于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期间，乃至在格林死后，学院都是充斥着格林的思想：

　　「当格林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对于像托尼这样的年轻而具有社会意识的贝利奥尔学生，不深深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观点是，托尼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格林的哲学传统，和诸如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尔斯?戈尔等格林的追随者，而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统一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天衣无缝，但根据卡特的观点，它是真实存在并且从历史角度看是准确无误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础同样为戈尔和霍兰的思想打下基础，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三种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对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机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统一起来的社会。」「尽管格林想要一个建设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復兴自由党，托尼构建了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来支持工党，但是两种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确实，按照鲍尔（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个观点，托尼认为他的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继承者，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对自由的关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学时的政治观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之后的政治观点则很难明晰归入英国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因为在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富特就难以划分托尼政治观点明智地说道：

　　「由于他自身政治上的数次转变，在政治上将他归类尤显困难；从1921年支持激进的行会社会主义到1928年渐进主义的着作《工党与国家》aabour and rteWat/on)，从20世纪30年代对于渐进主义的猛烈抨击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义。」在本章这一节的上下文中，可以将托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着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营利社会》（T^eAcqu/s/t/Ve5oc/ety) 视作至少表明他对于工党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对类工党马克思主义（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斯特雷奇一并做讨论。《营利社会》，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响了工党左翼。托尼在写作此书时受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类的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尽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着作中的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不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并不具备固有的剥削性，并不属于异化并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阶级上层建筑。托尼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十年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的性质怀有敌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财产是用于公共利益与社群利益，而非财产拥有者阶级的私有经济利益，那么财产在道德上是正义、公平的。

　　如果托尼对财产性质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假设不一样，但仍近似于工党马克思主义将私有财产视作资本主义痼疾，那么他在《营利社会》当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一主要思想观点简言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专註于营利，而以托尼的规范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败的。托尼指出：「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营利社会，因为它们整个的趋势、兴趣、专註之事全是推进获取财富。」由营利性问题继续引入，托尼认为它引起了另外两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第一，人们这样的物质主义和贪婪使得他们对于贫困者的同情减少，因而贫穷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这一营利社会的道德面貌严重受损，利己主义成为盛行的社会哲学。然而，如果作为思想家的托尼为西方资本主义诊断出营利性的病症，并指出这一状况引起了严重的贫穷与空虚、自私的道德观，那么他认定什么是这种营利社会的起源点呢？富特提出，托尼将其归罪于两个主导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将这一混乱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此时个人权力参考个人在社会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来。」第二，托尼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拒绝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兴起，取代了对于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渐式微，这种社会的社会、国家品格被严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德行本身是不够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精神的东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义是荒诞的.…"」另一位重要的工党思想家是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部着作中表达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1932年出版的《未来的权力斗争》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他的传记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未来的权力斗争》是一本復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着作，斯特雷奇在书中置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却是放在二十世纪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纪的情况……带来了垄断、民族主义，以及1919年之后的不稳定的货币。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真实性质乃源于资本主义根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是无计划的，其唯一调控机製是市场的机製，群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于其生产方式；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还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进行：「对工人直接的、公开的恐吓，对反叛者暴力镇压，现代帝国仅凭此就能维持自身。这样的政权有了一个名字：法西斯主义。」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英国共产主义的呼吁，这是马克思本人倡导的通过工人革命实现的正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斯特雷奇1933年的着作《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一本令人震惊且旨在发人警醒的政治宣传册，内容是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掌权以后即将发生什么。此书主要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而没有准备写成政治思想着作或明确传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斯特雷奇这十年间的第三部着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是倡导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次公开的尝试。在这本书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太过专註于货币问题而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托马斯所说，斯特雷奇认为：「这一拒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犯这个错误，他指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关键的区别：技术工人或农民将他体现在社群中的劳动出卖到市场上；工人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由雇主将此工人的劳动出卖。」然而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影响力且有诚意，却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达到顶峰，那么战争及战后时期则是摒弃它而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富特指出：「……通过阅读凯恩斯的着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越发相信国家指导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于是他成为工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1945年政府的粮食大臣……」哈罗德?拉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义影响并接受了联邦主义有关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着作《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当中清楚地看到。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拉斯基以标准的眼光看待国家。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强製性，尽管如此却能够为其公民的需要服务。国家由统治阶级管理，这对于拉斯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治下，国家管理能够公正。可以说拉斯基想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这是他在1935着作《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说道：「……政治哲学的首要责任是检验国家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观念上的品格。」因此，显然对于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国家的性质与实际功用对于其所产生的政治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对国家的态度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准确的，但他的议程却是激进而偏离于主流工党社会主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消失，而二战也反过来分裂并最终结束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左派书会。另外，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1945年获得选举胜利，在其治下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方式得以回归。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着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工党还未决定何种政治经济形式最适合用来贯彻其政策目标。大多数工党左派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集体所有製思想的影响，还受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费不足论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响。工党右派在经济领域的犹豫不决在1929-1931年工党政府时期表现出来，时任财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屈从于自由市场与城市银行家（City bankers)的权威来协调製定经济政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着的凯恩斯传记中认为，即使是在《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不久，工党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作为其经济学说，尽管有部分工党人士开始看出如何能够管理控製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斯基德尔斯基所说的工党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己消除私营部分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必然己在工党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逐渐影响与经济学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出现在工党的一部分当中，作为通向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经济途径。富特指出：「凯恩斯对于工党中一部分知识阶层造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痛恨私营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却没有办法解决商业循环和总体失业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对于工党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这是与工党的哲学价值观相一致的。第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其对充分就业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现出它对于在道德上厌恶高失业率的工党有所便利。最后第三，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通过实用性的论据证明了以国家机构为工具维持经济稳定的合法性。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工党提供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论据，国家干预反过来能使工党得以追求其哲学目标，诸如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有关工党采用凯恩斯主义另外有个观点，是由伊利莎白?德宾（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开始得到工党重要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埃文?德宾（Evan Durbin)、休?多尔顿（Hugh Dalton)、休?盖茨克尔等工党经济学小组XYZ社的成员，他们在尼古拉斯?达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贝裏（Vaughan Berry)的指导下集会8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支持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工党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宾所说，直到1944年《关于失业的白皮书》(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发布，该书接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一些人怀疑凯恩斯的自由联合，怀疑试图使资本主义製度切实可行、改善资本主义痼疾的理论。大卫?马昆德认为，1947至1949年艾德礼政府时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渐米用为工党的官方经济学说。马昆德指出在那段时期：「……大臣们慢慢地放弃了原先对于受社会调控的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根据政治决策而非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他们转而支持一种混合的经济，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礼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国最先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府。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与资本主义民主妥协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基础。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国家能调和生产资料私有製与经济的民主监督调节这一前景……对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调控成为使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妥协之词。」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国家实施扩大开支的政策以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另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与左翼政党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诸如再分配、国家管理、提高税率以投资福利与公共设施的财政灵活机製。1945至1951年时期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思想在关于经济学说的辩论中占上风的起点，并且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在1945至1970年间达到顶峰。本章试图提供工党从其十九世纪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还尝试介绍某些主题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轨迹，从而为考察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做准备。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大论战」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着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製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着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裏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誌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註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註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着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贊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製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製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製，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製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製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製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着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製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誌，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製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製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製，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製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着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註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製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誌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着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製，克製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製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製，对工资的控製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製造不正义。市场製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着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裏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着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党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臺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註。阿裏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註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裏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註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裏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着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贊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

　　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

　　斯蒂芬?德赖弗和卢克?马特尔带有些许争议地提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也许对工党现代化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92年总统选举获胜一一这一年工党败给了约翰?梅杰，士气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党可以在保守主义长期占有支配权后赢得权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场转移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同样，有关所谓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使用相关的第一手访谈材料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问的问题是，「你就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有何观点？」关于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泰勒认为工党政治的研宄者必须区分政策、策略与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修辞与解释方式是有影响的。尽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党在政策问题上，相较于向欧盟学习，并没有产生过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向美国学习有一套系统的过度分析。泰勒称，因为英国的国家政策决定放在美国是相当于州的层面上的，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对英国工党就教育、健康、养老金改革方面没有可以建议之处。此外，激发工作主动性的福利与其说借鉴自美国，不如说同等地借鉴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己经如此实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如菲利普?古尔德等工党官员与新民主党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党确实有一套社会与社会变化的理论是为新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据吉登斯所言，新民主党认为工业时代己经被信息时代取代，在信息时代需要权力的分散，选民政治当中存在变动的联盟（shifting alignment),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被夸大了。关于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长期做媒体的操纵、防御、进攻游戏。雅各布斯特别指出，新工党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响，这种方法使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公众意见之间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显得同时处于左派与右派，进而能够构建共识。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新工党用以改善其温和的号召力，这种提法似乎是准确的，因为菲利普?古尔德说，布莱尔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左右藩篱。22古尔德将布莱尔重新定义政治分界线的欲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学联系起来。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与泰勒一样，认为关于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程度与源自美国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总结说，新工党从新民主党那裏借用了福利国家改革与大规模政策方案，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昆德不确定新民主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但他的印象是这一政治影响是颇为可观的。马昆德引述，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登上英国政治舞臺，而此时新民主党是赢得选举的唯一的同类西方政党。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将比尔?克林顿视为取得了他们所想要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赢得了历来投票给右派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马昆德还提出，布莱尔和布朗认为美国新民主党的政策就在英国「行得通」而言，比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金诺克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产生影响的观点是误导性的。金诺克指出，在两个组织内部都存在可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新民主党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因而真实的政治影响无法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另外，金诺克指出一些工党官员，如菲利普?古尔德，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为新民主党提供过帮助，并事实上向美国出口了英国的助选手段，诸如快速的媒体反驳系统。

　　雷迪斯的观点与金诺克相似，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某种程度是被夸张了。雷迪斯认为唯一新工党可能真正受到影响的领域是关于如何被选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这影响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确定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有何影响，但他感觉美国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与政府对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认为希拉裏?克林顿（Hilary Clinton)最初公开讨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而这影响了新工党的一些人，特别是布莱尔。在竞选与助选活动方面，哈特斯利承认，诸如曼德尔森、古尔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与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则」（即领导人无法製定超过50%的选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响。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新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政治策略、解释、修辞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思想与政策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的影响是误导性的；认为新工党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新民主党。

　　关于「新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这个问题，我认为新民主党以某种方式对新工党产生影响，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访者的观点（除金诺克所提出的任何影响的观点都是误导性的之外）。应该指出，金诺克的这一回应符合预料，如正面回应所暗示的，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内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国民主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为他声称他担任工党党首时，工党成员帮助了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诺克之外所有受访者概括出的论点，即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现方式、修辞等方面影响了新工党。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选技巧，以使他们显得同时在各种问题上既是右派也是温和的左派。尽管这样，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雷迪斯一样，我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充其量也无足轻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诺克与泰勒提出的观点，即新民主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声称代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颇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认为新民主党影响了大量新工党的思想与政策规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支撑，即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是在全国的层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国的联邦层面，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就公共服务、养老金改革及类似国内问题对新工党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最后，新工党如果受到了新民主党的影响，我不确定其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条」

　　「第四条」的重新起草也许是最为深远地影响工党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党现代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改革行动。菲利普?古尔德认为重新起草「第四条」是布莱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一次与布莱尔的谈话中，古尔德就工党章程的那一部分讲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领袖失利是因为他们妥协了。我不会妥协。我宁肯被击败，离开政治，也不要向工党弯腰。我打算和工党较量。」此外，在1994年党大会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条」需要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尔德引用阿裏斯泰尔?坎贝尔的话：「我们没有约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这事的一一不是约翰勉强同意，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后是约翰说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得把它说出来，你不能瞎转悠。那正是在我们为新时代检讨章程的最后一刻写进去的。那其实是出自约翰一一我们当时是要绕过这一关的。」唐纳德?麦金太尔（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一措施，是工党对现代化的最终表达。麦金太尔说，布莱尔非常热衷于这一想法是因为：「这将相应地成为与工党的社会主义过往作象征性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认为曼德尔森是谨慎对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为他记得盖茨克尔在1959年选举之后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时遭遇的问题，而正是这最终导致了失败和内部冲突。

　　不过，布莱尔重新起草「第四条」的热情既体现了新工党与「旧工党」的决裂，也去除了工党的政治重负，而保守党曾不时从这重负中获取政治资本。麦金太尔将重新起草「第四条」视为新工党现代化者的一项早期的成功：「『第四条』的替换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一一尤其是因为充斥全国上下的布莱尔的竞选热情劝服工党不仅同意改变它，而且到最后是想要改变它。」然而，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指出，全国工党的部分人对章程的任何变化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工会，如投票支持保留传统的「第四条」的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来自工党左派的明显而合乎预料的反对，尤其是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的议员。另外，菲利普?古尔德认为倒数第二稿并不充分，他劝布莱尔亲自拟写。重新起草的「第四条」最终表述如下：「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勤奋的力量，我们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单一人达成更多，这样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机会都是在众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亦反映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我们亦可以在一片团结、宽容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一同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条」于威斯敏斯特宫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支持新版条款的总投票达到65%，它还得到了 90%选区工党的支持与55%工党附属机构的支持。附属机构支持率的降低是由于工会运动中部分人对工党价值的现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条」被改革，现代化者将在他们的影响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旦『第四条』被改革，布莱尔很快巩固了对工党自金诺克开始的机製改革。布莱尔加强了一人一票製，并通过发展政策论坛有效地削弱了大会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样，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不时对领导层做出刁钻的批评，在其政策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归属于布莱尔。」全球化论点

　　新工党于1997年时隔十八年后重新执政时，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受着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显着影响。新工党坚持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点，这贯穿其理想与政策目标。在西方世界，各个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学者批判的。38称之为「全球化主题」 一定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为本章起见它还是够用了。全球化论点认为，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演变出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学说运行的衰弱与市场力量的主导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与服务流入国家经济中。简言之，更多的国家活跃于贸易关系中，并在经济上彼此依靠。

　　经济上另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这些市场进行实时交易，这是由于高级的远程通讯系统让大量资本能够通过全世界市场上的广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交易中被「转手」。同样，公司选择在劳动力训练良好、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投资。因此，投资者对一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该国内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跨国公司很容易关闭工厂，这使得就业不稳定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显着方面。这一状况的积极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国家控製对其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公司能快速创造就业。布莱尔在他《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这本书中题为「全球经济」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确信的全球化论点：「现今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是移动的。跨越国界的工业竞争愈加激烈。消费者在加快这个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日益増强的作用。旅游、交通、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缩小世界，扩大品味、选择、知识。所有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观点加强国与国在全球市场上互相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革命。我们所说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个人电脑、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到网站与卫星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创造出一个即时通信与即时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货币市场依赖于卫星和电脑技术，电视现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电子技术提供信息、娱乐、互动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转变了各国商业部门，也转变了娱乐、休闲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性质，例如NHS (全国健康服务)，全天24小时运营、由护士领导、基于互联网与电话的帮助专线，被称为NHS Direct，接受人们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咨询。

　　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层方面。诸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亚洲四小龙等经济集团，对国家经济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对英国来说，特别是加入欧洲或是与其保持距离，这是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性的全球化决定。军事防御、全球犯罪预防、政治趋同都是世界从合作与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孤岛城邦的角度要面临的问题。全球多元化的发生是对于冷战传统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随后东欧与欧洲东南部等地区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应，部分也是对全球化世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反应。全球化在金融、时间、空间方面缩小了世界。这为西方世界内外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机遇;这缩短了西方历来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距离；这意味着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在一个更小、更多样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国家的、国际的合作成为了必要的而非可选择的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化也唤起了文化与宗教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并突显出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世界的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这一特征而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工党建构起其经过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是记述新工党思想史需要考虑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宣言明确了到1997年时，新工党己经将自身定义为现代的、经过内部改革的工党，观点和政策计划都有所改变：「在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己经製定出新的明确的方针，是与旧左派和保守党右派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工党是新的的缘故。」另外，宣言概括出两点有意思的内容，在关于新工党发展的讨论中很重要。第一点是，作为政党，工党自称是「……思想与理想的政党，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管用的才有价值。目标是激进的。手段将是现代的。」由于很多原因，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对思想与理想的承诺是很好地适应于工党传统的，然而这一说法公开地在新工党的思想与理想与被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上一代工党理想之间做出区别。说某些思想己经过时因而不再适宜，这是一回事，但将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这个词编织出这样一种宏观叙事意象，声称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类问题。它还能使人想到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因此，新工党暗示传统的工党思想与理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在贬义的基础上同等地表现出敌意。这一说法的潜臺词可能是新工党只接受「新的」、「当下的」思想，「现代」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价值所在。这说法中第二点有意思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学上的困难，即新工党的目标或目的是激进的，因此是传统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或手段是「现代的」。在政治的层面上，这是用新工党的话语、以不无确定的措辞表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必须以现代而非传统的术语处理。这样，关于经济，新工党认为应当追求的是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经济相反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贯彻其社会政策。哲学上在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达成某一目的或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改变目标。这个问题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也声明，新工党只愿意承诺：「……有限的一套重要诺言并将其实现。」可以说这体现了新工党谨慎、保守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国政治的选举历史中锻造出来的，因为宏大的承诺曾经吓得天性保守的选民不敢冒险让工党执政。宣言的语调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党的第一届执政期将是讲求实用的，在立法方面则大体上没什么野心，但将会通过第一届执政期内稳定有效地处理经济寻求确保第二届执政。与这种谨慎的特征和缺少改变英国社会的真正雄心相关的是，布莱尔承认新工党不会对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正确执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党做对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尽管布莱尔没有直接说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在哪些法律领域执行正确，但很可能他是指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大多数内容，接受市场作为提供商品、服务的首要经济机製，此推断还暗含了承诺不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价格控製、三方协商、收入政策。进一步是由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揭示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所正确执行的政策领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税的惩罚性息率，以及强调通过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产率。

　　第三条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后的时期裏，布莱尔试图用哲学术语定义新工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己与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联系起来。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经常被用来与美国新民主党的相比较，确实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存在紧密而直接的接触。」1998年，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本费边社小册子，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积极热诚地承诺社会正义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对实现它们的方式则灵活、创新、富有远见。这是建立在逾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进步政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国际主义。但它是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决然超越于旧左派的国家控製、高税收、生产者利益，也超越于新右派将公共投资甚至常常是『社会』和集体努力这些概念视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认为，布莱尔小册子的引言从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对新工党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政治学最清楚的表达了。就第三条道路己经付出大量时间和研宄，对其标准的结论是以立场的模煳作为政治理论。有关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最适于理解为布莱尔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例如，布朗自新工党执政之后从未在他的任何演讲或声明中提及这个说法。另外，尽管在1998年至1999年间，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维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就第三条道路思想发表讲话，但现在鲜有人说它即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的简化表达。

　　关于布莱尔所阐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可以明确的是，他试图将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与他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布莱尔试图表现出一方面新工党不是工党版的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是经过改进的、对媒体友好的「旧工党」。尽管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工党不是介于传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或归拢中心，而这本身就要求放弃一些他和新工党不愿意牺牲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不是要折衷右与左之间的差异。它是关于己改变的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关于布莱尔想让新工党代表的政治类型，其提出的另一点重要内容是他将新工党指作重新联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说新工党：「……极大地得益于联合两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一本世纪这两者的分离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进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以国家为主要中介的社会正义。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冲突，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贊成国家权力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体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他想重新联合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能够且己经采取许多来自右派也同等地来自左派的哲学立场。然而，（如上所述）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被视为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传统工党右派政治哲学时，是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像贾尔斯?雷迪斯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而且工党左翼人士常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其强烈倾向于公有製、以国家为中心的执政方式以及他们对市场的反感。

　　最后，似乎布莱尔不再以第三条道路的修辞术语描述新工党的政治学，但他也许觉得自己己成功定义新工党在当代英国政治中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可以说，大多数自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的内阁和工党议员己确定，第三条道路的修辞己经终结，因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国学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当作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准确而严密的政治哲学。

　　第二届执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党竞选宣言对于记述工党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没有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经济因素，即对英国公共服务高水平投资的持续承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单凭再度如此强调一次，就将其政治轨迹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则。布莱尔在他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写道：「这次大选从很多方面比上一次还重要。自1997年5月之后我们为经济更为强大的英国奠定了基础，现在这裏的投资正註入公共服务……」这一态度转变出自第一届执政期到一半的时候，布朗在他1999年财政预算案前报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这件事引发工党的评论家相当大的争论。在遵守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开支计划满两年之后（可以说己向选民证明，工党政府能够胜任管理经济之责），政府终于开始向公共服务投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诺的主要区别。用布莱尔的话说是：「好好建设未来的机会己经到来，将要在第二届执政期内为英国復兴奠定激进纲领的基础：严格控製通胀，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进而在未来建设动态、高产的经济；保持对公共服务投资，进而通过改革以使我们很好地使用资金……」由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中的声明，2001年宣言明确作出承诺，将为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供资金。为确定工党是否在第一届执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届执政期结束之间改变其政治途径，以及这样一种途径的改变是否意味着其基础价值的改变，我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

　　「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泰勒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根据对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莱尔周围的人更有可能会说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意识到如果不投资更多他们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反应，尽管在入主政府时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谓「布莱尔派」最初认为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不取决于高投资。泰勒认为「布朗派」会主张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他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得是出于实用目的，为了应选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因为工党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党。

　　吉登斯认为，因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们能够将其投入公共机构，并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税收以进一步为投资提供资金是与新工党执政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视作对「旧工党」的回归，如果那意味着不负责任的税收。吉登斯提出，「旧工党」的税收和开支意味着高税收与过度支出，并且招致巨额债务与借贷，这都不是新工党的方式。最后，吉登斯说，他认为第一届执政期为第二届做准备工作，新工党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你（政府）必须表现出你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时有效地履行了承诺，并且是为国家花费这些钱。

　　雅各布斯说，在回答有关「旧工党」与新工党（尤其是第二届执政期时的新工党）政策与价值上的区别时，在「旧工党」原则与新工党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从何开始和结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见是，强调高水平的公共投资是新工党执政方式与第一届执政期的大多数时候相比而言的一个明确转变。新工党一号（New Labour Mark-I)中说他们能在没有大量投资的前提下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但在第一届执政期内这种观点己不復存在，并且由于提高税收为高水平投资提供资金这一新方式，这意味着政策规划与哲学的一大改变。最后，雅各布斯说，因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不得不说，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党，尽管我们承认新工党二号与新工党一号不一样。同时，他指出持续强调公共服务改革无疑是新工党所为，而「旧工党」也许不那么担心公共服务，并对其运行表现得更为乐观、自信，这是由于它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采纳了撒切尔主义中最坏的一个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门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追求垄断的集团，保护着自己的特权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另外，马昆德断言新工党几乎对公共服务运行的改善没有耐心，尽管他承认「旧工党」也许对公共服务的利益群体过于着迷。

　　金诺克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只是工党所为而己。他指出，工党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悬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识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投资，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影响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诺克猜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也许应该在工党政府执政期更早些时候进行。

　　雷迪斯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并不特别属于「旧工党」或新工党，只是工党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免费医疗保健。尽管如此，他称贊新工党致力于保证公众从额外的税收中获取应有的价值，而这些税收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服从的。雷迪斯说，强调物有所值，并且审计获得额外资金的公共服务的表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没有提起过的，当然在70年代也没有。

　　哈特斯利在被问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否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时，认为这明显是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他进一步说，2002年预算预示着巨大希望，新工党将愿意通过更高税收提供持续的投资以致力于更好的公共服务。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以及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而未必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

　　关于「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 」这个问题，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总结出的观点，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我支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旧工党」这个词并不能作为工党中的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分类，因此「旧工党原则」同样是个冗余的概念。尽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样，我认为这的确体现出工党侧重点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改善公共服务（如上所述）是新工党的第二届执政期的中心问题，但是似乎有些人认为，公共服务的改进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而不要大量的额外资金。泰勒认为，这是「布莱尔派」的观点，而「布朗派」一直倾向于改变策略并充分地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根本上不可能经得起验证，因为一个政府很少会这么清楚地披露这种意图。另外，和吉登斯一样，我认为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的到来必将是随着新工党成功表明他们能够管理经济，因此，在执政最初两年中产生了剩余的基金，这段时间裏由于承诺遵循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开支计划，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资金。我认为这个承诺在政治上是审慎的，成功达成这一承诺，消除了所有对布莱尔工党政府将不能像之前的工党政府那样胜任经济管理之责的顾虑（不管有多不公平)，这样部分地帮助政府获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莱尔公开承认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许诺。70 2001年宣言不仅列出到2010年时要达到的十个宽泛的目标，还承诺了实现五个保证，是关于经济稳定、优质公共服务、现代化福利国家、加强社群、英国的海外影响等问题。7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诺投资公共服务而言更为激进。尽管如此，其主要历史性重要之处是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开始的经济思想突变。

　　在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的后半期，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未来的新工党政府要代表什么，有关这些几乎都没有连贯的表述。这种哲学言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在第二届执政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忙于国外事务。其导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余波耗费了政府与布莱尔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并不必惊讶他们没有将焦点放在整整两届执政期后重新阐述其政治哲学。

　　在2001至2004年间，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布莱尔在2004年布莱顿(Brighton)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讲到对「机遇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纪传统福利国家为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必须被重塑为机遇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能力与过去完全一样坚实稳固，只是更加适应未来的要求。这将是进步的未来，只要我们记住我们与非正义斗争的原因从来都是解放个人　�幝鄣乃�方不是爱自由的人和不爱自由的人，而在于保守党与我们之间，他们认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后站，让最适应竞争者与最具备特权者成功，而我们理解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生活起点如何，其自由都将通过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社群得以实现。在机遇社会中，与旧有的福利国家相反，政府不发号施令，它只授予权力。」布莱尔试图将「机遇」这一在新工党反復出现的主题置于他为公共服务改革所作解释的中心。机遇可以理解为意味着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布莱尔很有可能希望工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机遇，与他的市场领导的公共服务改革之间产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可争议，因为工党正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増加对它的投资，这些服务对所有公民「在让渡这一点上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甚至试图向工党的部门为市场领导的改革作出解释是引发争议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应该鼓励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因为市场会变得更加巩固而繁荣起来，进而对高质量的公共供给造成威胁。真正切中「机遇社会」言论的关键的是，它在第二届执政期出现得太晚了。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为公共服务改革的计划提供全新的促动力，并使得布莱尔有机会在工党大会上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己经过一个艰难的夏天，他据说曾考虑辞职。另外，批判保守党执迷于帮助有特权者，这在本质上使布莱尔能够开始2005年的大选的竞选活动。

　　正如此前引用马丁 ?史密斯所说的，工党中的现代化者并没有出现于1994年布莱尔成功当选党首之后。要说的是，「现代化者」或按其传统称作「修正主义者」 一直存在于政党中。然而，有意义的修正常在重大社会和（或）经济变化之后发生。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能充当改革的执行者，以新工党而言，1994年后修正主义者确实如此。例如，现代化者提议重新起草工党章程「第四条」实际上重新定位了工党的目的和目标。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在历史的特定阶段走到了政治话语的最前沿。工党现代化者恰当的先例就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经做过讨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一位着名修正主义者就足以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盖茨克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仅就此而言，那么这就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他通过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了修正主义者在工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在其所处特定的时代都信奉一个观点，即世界己经发生巨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也做出改变与之适应。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认为世界变了，己进入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影响着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活动。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多种因素也有所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变革，进而也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75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群体分别以盖茨克尔和布莱尔为工党的领导核心。尽管现代化者们在布莱尔自己还是一位关键性的现代化者时是在金诺克领导下存在的群体，盖茨克尔派也差不多，在盖茨克尔作为1951至1955年间影子大臣时支持他领导工党。还有相似之处在于，盖茨克尔和布莱尔都试图在工党这样非常保守的机构内主张现代化。现代化或修正主义需要思想开放的氛围以及与大众视角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盖茨克尔与布莱尔的个性都允许存在这样的氛围，这可以从他们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件事上看出，区别是布莱尔成功了，而盖茨克尔失败了。盖茨克尔修正主义者与新工党现代化者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为了能赢得选举、组建政府从而实行其思想，他们承诺致力于改变。新工党现代化者，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是1983年大选上的新议员，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与工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在1997年赢取执政权之前作为议员目睹了工党三次选举失利。盖茨克尔派也类似地在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于1963年赢得胜利前目睹了工党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选。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最后一个主要相似点是，两个群体的人都来自工党右翼。许多新工党现代化者的意识形态历程比盖茨克尔派的还要富有戏剧性。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杰克?斯特劳（JackStraw)、约翰?普雷斯科特、玛格丽特?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尽管人数较少，他们属于工党右派，自称占据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翼，他们中有彼得?曼德尔森和己故的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对之前的政治承诺所做的这一简要概括说明单个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转变。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视为新工党的代表，尽管他们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新工党政治学的主旨。

　　然而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时，盖茨克尔派己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有一套表达明晰连贯的政治经济哲学，而新工党的现代化者却还没有产生一部具有显着思想价值的作品以阐述新工党的政治经济哲学。

　　缺乏这样的文本使得辨明现代化者的思想传统这一过程变得艰难。我们可以说彼得?曼德尔森和罗杰?利德尔的书《布莱尔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于阐述新工党的世界观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标，但绝不能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作品。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纯粹的实际问题，即新工党现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权力并改变了工党的政治话语，而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及其后的克罗斯兰派从未完全主导1964至1970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说，1974至1979年工党政府包括盖茨克尔派或克罗斯兰派的部长，他们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其中还包括了克罗斯兰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尔?罗杰斯、罗伊?哈特斯利，但是他们失败了，不像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义成为工党的主导信条。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通过1987至1989年政策检讨的形式以严肃的方式开始。金诺克失利之后，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继续党内改革，最为显着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机製，改变了党员为事务和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是现代化者，但仅限于党内民主，而非党的政策和修辞。布莱尔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后成为党首时，被有些评论家称为「超现代化者」的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改革工党的政策、助选方式及其修辞，超出了此前所有体现出的修正。现代化者同新工党一起把工党完全现代化了，以至于一些工党右派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都说新工党「不再是我的党了 」 因此，到1994年时，并且无疑到1997年时，新工党现代化者己经成为工党的新右翼。这并不意味着成为工党中的现代化者或修正主义者必须只能是来自工党右翼，因为我们可以将新左派视为修正传统的或「旧左派」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观点。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国公司的中观经济力量，这是在斯图尔特?霍兰1973年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着作《社会主义的挑战》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试图给出工党最近的思想史，并解释新工党的一些政治影响和哲学目标。接下来三章的任务是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价值观入手分析、辨明新工党的政治哲学。每一章将以审视与这三个价值之间相关的新右派思想开始，进而探讨关于价值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视角，最后将是分析新工党对每个探讨过的相应价值观的具体哲学承诺。

　　新工党与自由

　　自由是定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试图评价自由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接下来三章的出发点是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政治组织这一历史内涵，因此新工党必须有鉴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所谓新右派理念与原则在英国的思想垄断而坚持维护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据此，本章的第一个任务是探讨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新工党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与新右派相关的观点则坚持严格的消极自由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指出，新工党对「机遇」的承诺及其有关于此的修辞，尤其是「机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证明了新工党致力于积极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对自由的理解开始。

　　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

　　讨论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时，博贊基特（Bosanquet)写道：「自由对于新右派来说是免受强製（coercion)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类动因干预的自由。」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说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个人不依赖于或不必服从于「别人的专断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个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须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而为此他或她必须不受其他人的强製。有人认为消极自由的这些定义并非内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的，且是表达消极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说，对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本质上是免受强製的自由。这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主要定义，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由也可以是免于其他个体的专断意誌支配，这与免于强製的观点并不冲突，事实上为消极自由増加了又一层概念。

　　哈耶克的观点由于只关于个体人类的强製而不是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强製，因此仍然与消极自由的传统一致。对这个定义可能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开始了关于任意与非专断意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的辩论。另外，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这个观点补充了第一种观点，即自由是没有强製，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传统，一个人若受到强製则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为消极自由的定义増加第三层论证，即一个人只有在不受强製时才能真正成为其行动的主人。如果他们被强製作出生活中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製并在强製的威胁下被人为地影响。

　　哈耶克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中不存在另一个人专断意誌的干预则等于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自由」或对自由的强製干预只有通过人类动因才会发生。对于哈耶克，个人的自由只会被不需要的、蓄意而为的人类行动侵害，而不会是通过社会或经济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据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因贫穷而不能承担住宿费用不是由另一个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后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个人没有住处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类动因强製这个人就何处容身做出选择。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于将自由消极地理解为没有人类干预和强製这种简单的哲学信念。

　　大卫?格林（David Green)认为，哈耶克信奉消极自由，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导他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免受强製的自由不能维持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义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没能意识到和认识人类知识的限度，这样也就忘记了社会现实世界（social world)的错综復杂。社会和经济机构历经文明的历史进化发展，不是由试图解决抽象问题的人独立创造的。哈耶克认为，试图进一步安排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而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再次没能承认人类知识的限度，即告诉人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自发而不受调控的，任何调控它的尝试终将失败，这样的尝试会冲击个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于实际认为冲击个人自由长远来看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暴力限製个人的独创性之自由，则破坏了进步和适应可能的改变的机製，即主动性的自由运用。以此观点，改革者不应当采取干预自发性秩序的规则，而应该通过私营组织实现其目标。」哈耶克认为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相信社会正义。对哈耶克来说，社会正义需要大政府，且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无限製的国家主权。哈耶克认为民主製度己偏离其基础原则，即通过分离权力、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依法执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规则等来限製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予个人自由。结果是民主政府的统治具有潜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仅仅是统治人民，并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尤其是，萨缪?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民主：「……己经堕落为无道德原则的拍卖，被用来满足彼此竞争的有组织群体，他们长久看来终宄不会得到平息，因为他们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种描述性的意义上支持受美国启发的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从争取得到公民的选票这个方面分析政治市场，就如同商业企业为了公民的英镑或美元竞争一样。但是，和这些理论家不同，他不仅仅视其为缺陷一一在商业市场中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他认为其内在令人反感，因为它们与正义毫无关系。」布裏坦认为，哈耶克将利益群体视为对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为政府最终会让步于巨大的利益，而这些让步的总的结果是公民间接受到授予这些利益群体的措施的影响，而他们是不属于这些群体的。这可以通过对个体公民征收更高的税而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反贫穷活动家向政府请愿重新分配更多的财富给贫困群体，或者是超级市场中可供消费者的选择减少而限製个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因为「公平贸易」倡议者成功地说服了政府禁止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劳动法为止。这样，由于利益群体的交易，个体公民更可能体验到他或她自由的减少而非増加。从而这就需要权力和政府的职权范围最小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对哈耶克消极自由观点以及民主製度缺点的这一简要概括使得我们能够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相应地理解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撒切尔说，尽管保守党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裏是自由企业的政党，并且使用过「英国强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这样的选举口号；在战后数年裏，这实际上：「……是在向左转的长征途中暂缓脚步罢了。」撒切尔认为，每届工党政府向左的方向推进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在重返权力之后对改革小修小补，而从未逆转左倾的趋势。她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保守党只放松社会主义的束缚，却不曾脱掉它。」撒切尔自1979年担任首相开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约瑟夫的影响，他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传播者。15自由对于撒切尔来说明确地与具体的政府态度相关。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製度，其中的个体家庭和企业能够追求他们的雄心壮誌。稳定的体系包括宪章性稳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国、通过健全货币的管理实现经济稳定。撒切尔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国家因素应当停止干预个人的生活。

　　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对自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从消极方面表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雷蒙德?普兰特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理论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严格独立于任何自由所能服务的积极目的和价值观。从追求某些目的（如个人只有在遵循X、Y、Z等价值时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义自由则是积极概念，其预设的前提是人类的性善论与自我实现理论，这样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论断不相符了。」社会民主主义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将其视为授权性动因（enabling agent),通过政府的积极协助保证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再分配性税收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公，从而确保社会的贫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利。新工党的准确作用不是关于回应所谓的自由主义消极命题的思想霸权，如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任务严肃地开始时那样。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诸如亚历克?诺夫、雷蒙德?普兰特、伯纳德?克裏克、布赖恩?古尔德、罗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将这一自由概念与其他同类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比如平等。因此，新工党的任务不只是实行政策从而将积极自由概念与机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而是这样将个人需要与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手段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消极自由概念的回应，即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似乎两者界限模煳了。这两种政治哲学都相信且想要促进个人的自由。本章认为，正是期间变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基本的分歧。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论文《消极和积极自由》当中认为，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自由的消极和积极概念。他认为关于自由的论断应当被认为是三兀素组成的关系，即X免于Y并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学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哲学群体就其所理解的X、Y、Z等变量的范围是有不同意见的。19因此，麦卡勒姆认为我们不足以对自由的争论中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说：「这一无能为力的表现，换言之，其诱因是源于把两种自由的区别简单却传统地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与可做某事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一这样的分类意味着自由可以是此两种二元关系中任何一种。」麦卡勒姆认为，如果关于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不是解决自由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部分地解决什么可算作阻碍或干涉了所考虑的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样假设将更加有用。他说：

　　「其区别是植根于关于长期变量的范围的不同看法一一即关于这些自由的动因的（『真实'属性，或者是关于这些动因所会（或者不会）做（或成为）的事物范围。这些区别尽管也许不是一向明显或突出，但还是会导致对个人何时可谓自由的解释极为迥异。」接着麦卡勒姆提出三点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的长期变量的不同信念之间的区别，分别如下：

　　1.坚持消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坚持积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

　　2.前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况下才有做（X)的自由；后者不采用这样的限製条件。

　　3.前者认为自由问题中的动因（例如，「人」 「人类」）实际上可以视同为英美法律中所认定的「自然」（与人工相对）人；后者有时关于这些动因如何辨别有差异很大的看法。

　　普兰特展开了麦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关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由是三元素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辨识出动因（X)，阻碍性条件，可能是强製、限製、干预、障碍（Y)以及动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视的性格和环境的行动或状况(Z) 。

　　新工党的积极自由概念

　　也许可以通过以下纲要表示：

　　(X)动因=个人和社群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个人和社群一（Y)缺少机遇一（Z)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关于工党中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纲要将与新工党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党中自由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左派」或比万派左派认为尽管减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理查德?克罗斯曼28可以说是主要的「旧左派」思想家，他说：「如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工业管理或者国家官僚机构手中权力的集中化一一简言之是重新分配职权，从而扩大选择的自由。」因此，也许下列纲要概括出了他们对积极自由概念侧重点的不同：

　　(X)动因=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加上私营管理/国家官僚机构和缺少工业民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与新工党的一样，但另外还有工业的社会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

　　(X)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一 （Y)缺少机遇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机遇使个人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并通过工业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产业从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怀有与「旧左派」相似的愿望，即重新分配经济权力并确立工人的工业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经强调，斯图尔特?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阐述的论点引起了对中观经济力量（这挫败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的註意。

　　用富特的话说，霍兰的论点寻求：「……通过计划和公有製（提供）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补救方法。现代国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际资本主义中己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从而动摇了这些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阐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纲要在侧重点上将和上述「旧左派」的纲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认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从历史上是作消极理解的。换言之，即是免受强製的自由，免于他人独断权力的自由，以及使个人免于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其所附庸之上级的那种联系。33另外，他指出社会主义己经操纵了自由的意义，并将其变为免于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当然只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己。」而且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蓄意败坏「自由」这个词的名声。事实上，公允地来看应当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从消极方面论证，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得到有力的论证，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当中呈现出的悲观主义充分地表明，数量可观的人正在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的观点。

　　新工党与「机遇均等」

　　在新工党的修辞、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说中，自由的重要性并不被经常提起。尽管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着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传记中回忆了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10月写给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中对消极自由的限製难道没有激发一代代人去寻找某种超越放任主义的社会模型吗？ 」布莱尔继续写道，「积极自由有其正确性，无论它在苏联模式中被如何践踏。」 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布莱尔关註诸如信奉积极自由这样的哲学信念。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封信的日期仅在新工党执政五个月之后，可见布莱尔也许是在寻找某种哲学观点以表达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莱尔的信，自此新工党对积极自由概念几乎没再做出哲学承诺。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有所着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和布赖恩?古尔德将自由作为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述中心。这很明确地是在回应新右派将自由以纯消极的意义使用。至于新工党为什么不经常讨论自由的价值，则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在这裏表明的一点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体的公理，尤其作为英国所有政党所提倡的一项原则。以赛亚?伯林在他的着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当中提出，自由几乎得到普世认同，因此可以对之有多种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贊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自由被当作假定的事实，这样下一步政党要做的就是定义不同版本的自由并将它们与政策建议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所认为的自由则是从它对无处不在的机遇所做的承诺，抑或所谓的「机遇均等」。机遇可以被定义为适宜或有利的境况、前景或选择的结合。

　　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机遇」用作授权性动因，以使尤其是来自贫困背景的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新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的社会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机遇的社会。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会贊成机遇平等，这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能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出自己决策的平等机遇以及免受强製、免遭干预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的标誌。新工党所信持的「机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组织提倡的机遇平等更为「厚实」，复盖面更广。然而，新工党必须从它的其他价值方面表达它对「机遇均等」的承诺，否则将很难辩驳认为其与机遇平等并无区别的指责。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机遇均等」是新工党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与平等作为「优先事项」的务实的外围工作。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概念为基础。这不像黑暗对于光亮那样绝对相反，而是消极自由的延伸，正如对社会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认为。自认为持积极自由论的人不否认消极自由论者的观点，即人应当在生活各领域中从没有明显「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将自由的范围从仅仅是一个从强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个授权行动的概念；从个人的有意的强製到自由市场结构性的间接强製，以及人生机会全凭运气的分配。积极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消极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以赛亚对两种自由概念所做的评论，那么这样的态势则变得復杂起来：「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着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我由谁统治？」和「谁告诉我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表明，彻底考察两种自由的概念时，它们试图就人类状况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将导致我们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中一种概念。这也转而导致我们假定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类型以及我们认为同类政治概念（如结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使一种政治信条区别于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完全可以大体一样），而是这些价值观的分级结构（hierarchy)。」通过对比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学可以得到此命题的一个实例。安东尼?阿布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信条不同，因为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置于他们价值观分级结构的顶端。45 T.H格林与哈耶克都可以被列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指出，格林提倡积极和消极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纯粹的消极自由概念。尽管两位思想家都信奉个人的首要地位，都坚持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政治原则，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会」的概念，重视不同的次等原则，比如社群。积极和消极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这种过分的简化是误导性的、不准确的。这两个概念真正引起的讨论是由个人决定他们要就社会和人性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会最重视怎样的答案。积极和消极自由作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价值，也涉及人们根据对人性和他们所想创造的社会类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问题。

　　新工党贊同(就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它认为「我被谁统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于是开始争取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政治征程。这样，自由变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强製，而成为了人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实现其内在欲求的自由，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我统治」(self-mastery)。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授权性动因，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领域，而不只是道德领域的，免于人类干预的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论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党的修辞中，「机遇」是授权性动因，使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自我统治。

　　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是机遇和积极自由暗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政府干预、优先重视社会贫困群体并将他们提升至足够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遇的原则被指隐含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莱尔和布朗所说:「有相当重要的少部分人从社会主流中被分割、隔离出来。他们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长期无业、贫穷或缺少教育机会，有时还经受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犯罪的困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得不到缓解。」 「在工党的新章程中我们承诺寻求最大范围地推广财富、权力、机遇。我想强调机遇是新的政治学中的关键性价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对右派来说，机遇的特征是个人从国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遇与社会不可分离，政府行动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过去太过轻易贬低其为个人改善自身与家庭而推进大范围机遇的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以抽象平等的名义抑止了机遇。严重的不平等继续代代相传，于是进步的左派必须强有力地解决对真正机遇平等的障碍。但是平等机遇的推进并不意味着福利供应和公共服务中毫无生气的整齐划一。现代左派也不会狭隘地看待机遇：艺术与创造性产业应该是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稳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们不解放每个人的潜力，则不能建立动态的经济。阻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机遇的福利国家将拖累经济。促进工作的福利国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建设经济的更大的动态机製。」「我想要这样的国家，人们取得发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虑嫉妒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nvy)。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而不是更少。但这些人生机会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壮誌雄心和同情怜悯被视作同伴而不是敌人一一我们既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公共服务。」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认为，有关新工党机遇价值观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味着新工党政治哲学存在分歧。这些不同当中有一个如怀特所说的：

　　「……关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问题存在『左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个承诺宄竟是针对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宄竟需要什么政策来满足这个承诺。」怀特称，工党现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间派」，因此新工党内存在哲学分歧。

　　布莱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领导人物，但「左派」领导人物却未指出。怀特的观点仅仅是，这两派人的分歧在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并且「中间派」从精英领导体製的方面理解「真实机遇」，而「左派」从更为平等主义的方面理解。这也相应地意味着，他们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实机遇」的正确政策有分歧，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履行他们对积极自由的承诺。紧随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左派」认为精英领导体製允许「真实机遇」中存在非正义的不平等，这些是因为残酷的时运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随意性差异。怀特认为「左派」「……认为原则上政策应当谋求如何缓解不应有的残酷时运所带来的不平等。」 相反，据怀特的观点，「中间派」是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对收入再分配态度含煳，反对对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税。尽管怀特的观点对新工党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实验，亦即，我们如何基于极少的源数据看出单个新工党政治家是否是「中间派」或「左派」？这是有疑问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赖于推断。

　　怀特关于「中间派」和「左派」的「真实机遇」论点的第二个缺陷在于术语方面。「左派」这个词是可接受的，可视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但「中间派」一词的政治含义则不清楚。也许更恰切的且根源于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衍生出的温和左派的态度。社会或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了自由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放任主义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后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义的先驱。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中间派，具有政治传统，是一种进步的左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使用时与具有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观点认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纽带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与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部分相同，后者被认为影响了盖茨克尔、布莱尔、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传统紧密相连，很难轻易区分。因此，如上所述，怀特所形容的关于「左派」和「中间派」之间对「真实机遇」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是侧重点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目的。

　　积极自由的价值观被新工党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先辈相似的模式继续下去。新工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罗斯兰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坚持通过享有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积极权利体现出来的自由的价值。尽管如此，新工党将自由与社群的价值联系起来，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积极自由预设为前提的诸多优点方面，关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许会有争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强调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换取某些国家授权。例如新政项目，规定个人在求职并同时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补助之后，为了继续享有获得补助的资格，必须在下列四项中选择一种：教育课程；有组织的工作安置；从事环保项目的工作；或者从事慈善或誌愿者机构工作。20世纪中叶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继续优先重视公民享有权利，而不顾任何社会或群体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阻碍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对于如哈耶克这样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类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碍才能限製个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认为，任何由人类行动或社会和经济力量引起的障碍能够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贫穷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限製，不管贫穷的个人是否对他的状态负责，也不管他的贫穷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兰特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识的行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义传统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种，而也是生来就有、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行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源、福利、教育等领域都存在。」对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讨论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行动的蓄意和可预见结果。哈耶克认为，在市场运行中，个人对其行动的结果不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些结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贫困群体）与纠正市场中的非正义对个人的市场决策没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尽管个人行动可能并非蓄意而为，但其影响有时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它们是可预见的，且伤害到了他人，则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预先得以製止的，因此个人就变得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了。如普兰特所说:「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论证，能够基于某种社会正义的思想使市场易受道德评论的影响，无论这思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放弃它的理由。」我们己经註意到，新工党用来履行其对积极自由价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诺个人生活各层面无所不在的机遇或者「机遇均等」。机遇的理论语言是新工党用来阐述其自由概念的务实方式，个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尽可能保证最充足的情形和选项供每一位公民选择。

　　新工党与平等

　　本章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平等的价值，和上一章针对自由的方式一样。本章将依据所谓新右派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观点考察新工党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澄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不同概念的术语，诸如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党表达的两个理念：「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以及「进步普世主义」（progressive universalism)。于是可以认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为充足(sufficiency)、优先（priority)、平等主义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这被当作关键任务，因为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评论家和作家曲解了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一概念，并与此同时指责新右派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透彻地探讨新右派有关平等问题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个任务（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类）是，指出包括诸如R. H.托尼、安东尼?克罗斯兰、罗伊?哈特斯利及继承其影响的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平等的优先与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平等概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提出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类型乃是促进优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进严格平等主义的自由概念，因此这样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关平等价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开始将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围绕平等概念的术语。

　　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平等」的术语

　　显然，在讨论平等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讨论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时，可以概括出三个版本。它们分别是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有时被称为「民主平等」）以及结果平等。机遇平等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由保守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公开支持的原则。此原则坚持，每个个人都应当能平等地获得工作和职位，例如公职。它包括无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待遇，并要求一个以才能为基准的社会。机遇平等禁止裙带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优惠待遇和个人特权，它试图保证所有个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是非歧视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支持，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在较低程度上支持这一原则。它扩展了机遇平等原则，通过减少由不幸、基因遗传和社会非正义带来的影响，包括了由个人背景、教育、才干或能力决定的问题。它试图从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做的同时减少社会中的物质性与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结果更大平等的政党这么做是基于不平等，比如基因遗传的差别是随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因为，作为社群他们认为个人有责任通过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更大平等，从而进一步帮助弱势团体，而不只是保证程序上非歧视意义的机遇平等。

　　工党中坚持结果平等的原则（或结果的完全平等）的为少数个人和团体，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Marxist SDF)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工作将成为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公社行为，因此工资薪酬的差别将与之无关。

　　除了这三种平等，新工党在执政期间还支持两种观点，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承诺。这些观点是，「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与「进步普世主义」。7新工党「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观点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财政部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中运用。尽管如此，布朗的演讲中似乎没有对这个观点明确给出过定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暗示，这既是承诺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也是承诺保证结果以使其不低于最低水平。体现这一观点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现在是领恤金者信贷（Pensioner Credit)。新工党「进步普世主义」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预算中用以描述巩固新税收和救济金製度的原则。进步普世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为几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但更多关註于最需要财政支持的人群，将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预算报告认为：「新的税收和救济金製度实践了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支持所有人，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时提供更多帮助。然而根据布朗在1997年大选准备阶段与前自由民主主义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一次谈话，围绕新工党对平等的承诺的争论变得更加混乱：「我尝试想出一个单独的中心主题，来表达我们所有的观点并将它们一起连结起来。不能称之为「主义」一一那样听起来太意识形态化了。我决定中心思想是『机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写的《公民的英国》这本书中所谈的。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无法设计结果。我们必须有的是一个做好干预准备从而为所有人提供机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当在他的自传中记述，布朗倡导机遇平等，并表示这是他对当代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的中心原则。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布朗在1997年于大选前回见阿什当，到他任职期间概括出机遇平等、结果公平及其后的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其间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对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解释仅仅是传统的、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吗？有观点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布朗改变了他将机遇平等作为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中心原则的观点，回答的根据是，他的预算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虽然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原则比较明确，但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仍可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各种解释，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的理解混乱。另外，新工党提倡的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似乎含煳不清，因而在寻求对诸如平等概念的哲学承诺时问题重重，且进步普世主义的观点对新工党描述其平等观而言是一种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本章我倾向于遵循这术语上的区分，但并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学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着作《平等与优先》中阐述的结论，因此在下列关于平等原则的观点中作出区分：承诺把人提高到一定层次，以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过满意的生活；承诺一直优先考虑社会贫困人群；承诺信奉严格的平等主义（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财富的所以不平等）。这三种观点可以分别命名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优先概念、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新右派反对平等的思想和观点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对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这类观点直接与他的自由概念相联系。哈耶克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贫穷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缺乏自由或者导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则和他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反感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英国及其海外的社会主义的高涨。尽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才主导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内核，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书出版之后早期新右派对保守党的影响：「其本质上的意图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大学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兴起对保守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在教师中也是如此……工党失去了对智识和思想界的垄断。」这个观点得到撒切尔的支持。她讲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对她观点的影响，表示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党内获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经使她的观点成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为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干脆、明确的分析性观点，论证了其经济理论与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短缺有何关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长期对自由事业和自由持乐观主义态度，并让我从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占上风时坚持了过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二个观点是，社会主义是相悖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价值1(尤其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经济中有限的政府干预 (定义为个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尽可能免于强製）。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政府干预经济、再分配税收的攻击在于他认为这些内在都是社会主义措施。因此，哈耶克认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涨与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废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己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还是以一种相当復杂难懂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级。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的观点相联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能区分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渐进的社会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极权主义。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自然的结论必将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导致对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这就是后来的着名论着《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这一次哈耶克的断然否定并不只是基于认为富裕者因收入向贫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对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于社会正义不存在这一论点。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幻象，因为在自由市场的交易中没有社会正义发生。23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断言非正义只有在蓄意违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当窃贼偷窃钱包时，非正义就被施于盗窃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个人失去工作或者获取不合比例的回报，也没有发生非正义，是因为市场的运行反映的是无数个人并非蓄意的行为，这不造成任何非正义。

　　有观点认为，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为对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优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学承诺。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是再分配税收、高公共支出、全体授权性社会福利计划等经济和社会机製。因此，新右派坚持平等的概念吗？本章认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应当得到国家的最低工资以防赤贫。然而这是对充足概念极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诺。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充足概念是极端不同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耶克所认为在道德上「充足」的标准是远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水准的。他说，防止赤贫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国民饥饿致死、无家可归的国家物资供应的最少量，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而是基于简单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持的对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诺。

　　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引起了对哈耶克思想逻辑的註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哈耶克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该确保基本最低标准？」哈耶克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困难，因为基本最低标准的思想要求具有什么是基本需要或绝对需要的概念，而因为他想说许多社会概念是主观性的，那么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会不在此列？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连贯之处，乃是基本最低标准的实行问题。要让基本最低标准起作用，其必须由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而从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确立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不应该在理论上支持中央国家机构作为资源的分配者，这对纳税人来说费用昂贵，而通过支付能力调查（meanstesting)会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并且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哄抬」影响。

　　以下观点将指出，新工党的充足概念与哈耶克的概念实质上是不同的，它因为新工党所定充足的标准远高于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寻求提供仅够防止无家可归和饥饿的物资，反之新工党实质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权利资格。新工党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现并不表示它是出于对相对性的考虑，而只是对应该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标准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观点更为充足。另外，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同样包括了对平等的优先概念的承诺。优先概念的意思是，尽管个人也许有适量充足的生存物资，但优先主义者想要深入持续地满足社会贫困群体的需要。26这要进行尝试，无论这些贫困群体是否己经得到国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资。

　　如此，要总结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不平等和贫穷不构成「不自由」，尝试弥补相对贫困需要强製个人，从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财务自由，而且实行平等回报製度将造成大量财务成本；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尝试都是在道义上不合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是错误的，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将这些新右派的观点浓缩为两个命题。第一，关于分配问题，社会别无其他合法的计划，只有防止绝对意义上的贫穷；第二，与更大平等原则相联系的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危险而非法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关平等的论着影响了工党内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过减少收入、财富、机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到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其中心在于他意识到有更大平等则会有更大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托尼的逻辑，更大平等带来更大自由，这也允许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大的遵循个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由意味着：「……能够在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因而不会更简单。这个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否对普通人开放，后者从中选择时遵循他们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于纠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与平等将能和睦共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註定为敌。」有趣的是，托尼意识到平等一词的復杂性以及可归于该词的意义的冗余：「再一次显而易见，『平等』一词具有不只一种意义，围绕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为同一术语在使用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本章中我认为托尼对平等的观点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后者历来在工党内得不到支持，除了萧伯纳、1901年脱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社民联31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党左翼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优先概念构成。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与此不同，如托尼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如果不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平等则不能更加自由、博爱，这需要一种持续给予贫困人群优先关註的平等。接下来的评论，尤其是加着重号的评论，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类「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资时，额外的责任应由额外的回报补偿，以作为对己执行的服务的承认以及对执行服务的诱导，没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一个人应当比别人挣得多，因为社区的环境、普通教育、生活习惯孕育出尊重与考虑的普遍传统，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的人忘记、忽略了这些账房的细节（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阶级应当从其他阶级享有的文:明传统中被排除出去，并且人类根本的、深刻的伙伴关系，应当为琐细的、肤浅的经济差异所遮蔽，「寻求平等不能通过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为这既对得到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对没有得到的人有害，寻求平等是要通过确保现在他们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不认为所有不平等都应该废除，但他确实坚持认定给予社群中所有成员「合理的物资供应」，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可以视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观点认为托尼持有平等的优先概念，因为他觉得所有阶级应该分享社群的财富，在事实并非如此的地方，人们应当优先关註最贫穷的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从而使「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这些语言并非准确地概括持续优先关註最贫穷的群体，但暗示富有群体更多的财富将必须用于「共同的用途，，而这个短语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的术语。简言之，这个短语是托尼用以表达优先关註（特别是通过社会开支）最贫穷阶级的说法。

　　其他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与更近一些的罗伊?哈特斯利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信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结果更大平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罗斯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原则，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硬』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自由的』概念。」如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结果的更大平等，亦即严格的平等主义概念，那么这就特别地意味着要保证持续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而问题之一则是什么是「结果」？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缩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正如克罗斯兰明确指出的：「首先，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继承的财产而非工作，它们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每个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最高回报这一原则，而授予有差别的利益只与出生的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人类自己劳动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劳动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们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别，也有机遇的差别一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人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悬殊，以至于人们认为，为了这么大的回报而单独挑出经济能力素质，相较于其他个人属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较于其他类似收入受到税收製度过分慷慨的对待一一也就是说，如果税收的基础在衡量个人的赋税能力方面是个糟糕的工具，那么就会出现非正义。」尽管如此，克罗斯兰同样关心缩小教育製度、财产分配、需求阶段中的资源分配、工业权利定位当中的不平等。然而，有关所谓新工党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讨所要问的最为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没有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追随者倾向于批判新工党放弃了结果更大平等原则或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平等」。有观点认为新工党所认为的平等在原则上与克罗斯兰所认为的相似。两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权的形式保证生活所依赖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两者都想持续关註贫困群体，两者都想通过保证如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机遇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自由概念，来减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问题如下所述：「克罗斯兰和新工党对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别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对于社会贫困群体中的哪些人应该给予优先关註？可以允许社会中多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关于这三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工党之间，就侧重点、政策规划好和期许有差别，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阶段（克罗斯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工党是在21世纪初）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像新工党那样信奉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吗？如果答案是「不，他们从未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们像新工党那样坚持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那么如哈特斯利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工党在哲学上比他们所想的更为相似。

　　上述所引内容表明，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他而言其本质是关于平等，约翰?罗尔斯称之为「民主平等的」平等。罗尔斯的立场是他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以使两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另外，罗杰斯认为，当这两条原则相冲突时，第一条原则或「自由原则」必须优先于第二条原则或「差别原则」。因此，由罗尔斯的观点可推知，社会中会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假设遵循了第二个原则。很清楚的是，罗尔斯不提倡严格的平等主义。差别原则所真正体现的是，罗尔斯提倡平等的优先概念，他认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应该如此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随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罗尔斯是什么类型的优先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提倡社会以之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应该持久地优先关註最少受惠者，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体与例如社会普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并不影响原则。因此，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认为罗尔斯所信奉的平等的优先概念是严格的优先主义。本章将论述新工党持有非严格的优先概念，与罗尔斯所持有的有细微的差别。总体来说，克罗斯兰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罗尔斯的概念，并与新工党所持概念相类似，但是原则中的个别地方还是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贊成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强烈斥责新工党放弃这一承诺，而事实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时表现出对平等和自由明确的误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学价值是什么？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我们无法达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种程度。我指的不仅是经济平等，我指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财富的也是权力的平等分配。对更大平等的承诺本身是目的吗？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认为，自由需要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力量。我不认为自由是没有限製，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你做你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学上是混乱的。他说，平等和对结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则，从而他成为了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如此，在下一个问题中他回答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们在实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则，那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结果的更大平等。另外，这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怀疑，即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有关平等和他们政治价值的整体秩序非常类似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厌恶新工党的保守修辞和过于谨慎的政策规划方式。

　　新工党的平等概念

　　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平等观念都不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概念。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把人们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够」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之（如上所述）称为平等的充足版本。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足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充足」？在英国社会，关于一个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称作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是没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识的。45尽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务。在历史上，这工作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津贴和授权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等的概念是达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于是它毫无保留地允许个人挣得收入。鉴于国家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劳动力在充足的最低标准获得报酬，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个范例。

　　新工党平等概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承诺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英国社会的贫困成员。这(如上所述）可以被称为平等的优先概念。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优先概念可以有两个流派或者以两种方式解释。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严格和非严格优先主义者。严格优先主义者想优先关註社会贫困群体，不管他们按绝对值计算是多么富有。譬如，这样的贫困群体也许事实上（据严格优先主义者）拥有相对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国度假，拥有较高额的存款并仍需要在财政上得到优先关註，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也许仍旧是一定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非严格平等主义者也想给予社会贫困群体优先关註，但他们认为当贫困群体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优先关註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两个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经济状况在绝对值上逐渐变好，那么非严格平等主义者就逐渐停止优先关註这个群体。这样的问题在于明确两个疑问。第一，谁是社会的贫困群体？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规定资源到什么水平则停止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这样的群体？

　　本章认为新工党信奉的是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党在全英国将生活标准提高到以下程度：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对贫困群体没有清楚的分类，因为75%的人舒适、充足地生活（意味着不只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们也有「合理」水准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则非常富有，那么根据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不需要再信奉这种平等的概念了。尽管如此，假设新工党信奉的是严格平等主义形式的平等，那么它将继续为英国人口中生活相对25%的富人而言贫穷的那75% (尽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满足，并且他们倾向于获取一些财政「需求」）获得更大平等而从事运动。

　　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是与新工党不同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与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程度，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区分，那么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人将少得多。

　　新工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其例证有针对最贫穷领退休抚恤金者与最贫穷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党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其他例证包括其对幼儿「安稳起步」（Surestart)、每一个四岁儿童的托儿所的5800万欧元投资；供儿童慈善事业使用的4500万欧元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亿欧元投入针对18至25岁人士的新政以及针对25岁以上人士的新政；针对50岁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针对单身母亲及残障人士的新政；同样，针对2000个最贫困地区就业的行动团队（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学开支；针对11至25岁不能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人的「纽带」（Connexions)项目。

　　我们註意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则证明是一些怀疑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凭据的人论点的哲学支柱。显然新工党对于平等的原则相当含煳不清。与围绕平等原则的辩论类似的问题是，新工党是支持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抑或有时称为上升的衡量贫困的绝对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一次，新工党似乎在发出自相冲突的信号。布莱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新闻之夜」（Wewsn/ght)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时作出着名的表态，即他认为绝对的贫困水平是重要的，并且几乎要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点滴获益」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过在概括他对抗儿童贫穷的策略时使用相对衡量标准，进一步使得辩论混乱，并进而宣布表示儿童贫困的绝对水平有显着降低。

　　新工党关于平等原则含煳不清的例证是，1999年3月18日，布莱尔在伦敦汤因比大厅(Toynbee Hall)发表贝弗裏奇演说（Beveridge Lecture)以纪念牛津大学学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说中，他阐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时消除儿童贫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减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内消除120万。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50万(相对而言），即从1996至1997年的440万减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万。因此，距离目标相对而言还差70万，但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50万，己然超过了目标。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对性数据，于是没能达成目标，所以从绝对性方面展示其发现。

　　因为布莱尔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在新工党的核心即存在含煳不清。这纯粹是猜测，也许在将来回忆录出版后会清楚明确地解决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与资深公务人员就新工党政治思想的访谈中，我得知新工党或至少是财政部坚持克罗斯兰派的平等概念，但将其应用到现代经济的语境当中。受访者说，财政部应用结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教育津贴、如「安稳起步」等具体的技能与教育培训机会，还包括「工人家庭税收抵免」，确保了有两名儿童的家庭有更为公平的结果，这些家庭每年劳动收入13000欧元左右，或者国家平均收入的一般从而大约状况得以増加3500欧元。受访者告诉我，这么做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劳动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为了提供更公平的结果并进而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结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党所奉行之平等原则的含煳不清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因素。新工党的平等包括对当地社群和社区的投资。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将权力分散至社群，并使得就政府的钱花费在什么上的决策民主化。汤因比和沃克认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于由1000至4000人组成的20个或更多的社区，向每一个社区提供2000万至5000万欧元项目资金，必须显示出它们是真正立足于当地社群，吸纳所有当地服务一一学校、卫生、社会服务人员、警察、房屋管理部门、就业服务部门。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事情并对当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问题提出当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产生这些措施，是因为意识到不平等不只是个人之间薪酬比例不等，还包括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社会和公共服务供应不平等，并且各社区还在获取社会物资（如公共空间、好的学校、图书馆、当地便利设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党关于其平等概念的含煳不清是令人遗憾的，但它强调人生每一阶段的教育、技能、机遇，这是实用的而且是为应对英国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受众而做出的选举权宜之计。例如，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期间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税，即25%的较低税率，33%的基本税率，83%的较高税率，以及98%的针对非劳动所得的较高税率，这对于现在的选举不可行。这并不是说，英国公众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増加。在2002年预算中，税收増加（主要通过国民保险分担（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将大量的钱投入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书写作时，根据可获取的民意调查数据）这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欢迎。57这种对所谓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水平的直接税製的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对社会收入最高群体征收较高的税阶。费边社的税务与公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议对每年100000欧兀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创建50%的税阶，这将对约200000公民产生影响。国内税收（Inland Revenue)计算得出，这样的税阶将在2000至2001年产生29亿欧元，并预计随着更多人进入收入100000欧元的群体，而会在之后数年以每年约2亿欧元的速度増长。

　　我们在评价新工党及其信奉的平等时，必须考虑到新工党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后撒切尔政府，试图劝服仍旧心怀疑虑的选民相信税收増加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存在于某种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个人主义、有限的政府干预、对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围裏。哈特斯利说，是否持结果更大平等的观点（约1956年60)是看一个政党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测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英国共产党将可算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参与民主，而新工党将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脱离工党的社民党一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广阔空间中找不到容身之处。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罗斯兰、哈特斯利以及新工党提倡平等的原则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手段，并时而作为确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会的手段。本章的观点是，工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以来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同样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认为，在工党中只有萧伯纳、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最后，本章提出，诸如「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和「进步普世主义」等思想是含煳不清的，并且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信奉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主义与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党与社群、民主

　　本章将再一次以前一章针对平等的方式，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价值。本章还将根据所谓新右派观点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群的观点，考察新工党所采用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概括出新右派关于社群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其的反感。

　　第二个任务是讨论包括R.H.托尼、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内的思想家对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本章第三个任务是解释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将探讨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美国社群主义和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观念，即「联谊」（fellowship)，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理解新工党的社群价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个任务是讨论在新工党社群框架内扩大民主的问题。将考虑围绕新工党权力分散项目的含义；将探讨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各服务的平等状况的看法；还会评论新工党对誌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的态度。本章开始将讨论新右派思想家对于社群价值的态度。

　　新右派反对社群的思想和观点

　　约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认为社群原则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这一思想是与新右派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自然状态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中的社群作为具有规则和联系的集体，只是由允许更为自然的联合体一一市场来运行的契约建立起的人造物。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于人性，与此相似的是，诺齐克（Nozick)认为市场活动是第一位的，带领国家悄悄地接近人们，甚至连概念上的契约都不需要。赚钱的买卖永远都比友谊的本能重要。」那么哈耶克关于这种政治价值是怎么说的？简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对社群的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哈耶克不攻击社群也不就方法论提出反对它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的哲学中并不明确体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关註的是反对社会正义的概念，反对中央国家的所谓权力増长，反对限定或限製个人自主权的任何运动或政策。他所敌视的是集中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他认为这些倾向会对国家权力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就意味着哈耶克会反对国家层面的社群行动而不反对地方层面的社群行动。当然，这要视个人理解「社群行动」的意思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动的定义不只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约性关系且仅仅是实用性联合体，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于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联谊共同体。这一观点表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会反对允许国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提出基于社群价值、规范、信念的有利于其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是社群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共同体。哈耶克的意思并非反对围绕地方层面的社群，因为这不会直接引起他对国家权力提升的警觉，而他认为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是坚定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因此，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并且回避任何社群主义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论的或规范性的。以哈耶克看来，社群主义对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的构想会将政治推向极权主义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类上反对，基于对超越防止贫穷的基本社会供应的兄弟情谊或伙伴关系的理解，从社群对贫困公民的义务或从对社群其他成员负责的方面来表达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

　　总而言之，社群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倾向不管是作为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的支持、解释，或是作为对国家层面公民权的描述，还是作为提倡善的某种概念的原因，都将违反构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哲学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

　　在实际的政治中，撒切尔和梅杰领导的英国新右派政府对社群思想鲜有评论。在总结新右派主导的政治世界的时代精神时，撒切尔有很着名的一句简短的话，其中说道：「……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不只是新右派对于社群概念、社会责任、「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还可以理解为所有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公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包含有对社群和社会责任的描述。也许从迪斯累裏（Disraeli)时期，但必然是受到由伦道夫?丘吉尔（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帜下领导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的影响，保守党人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是社群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以此作为其政治任务的声明。尽管人数少，但丘吉尔和他的同盟者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并转而到了其子即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这份遗产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格林利夫（Greenleaf)准确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对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的影响：「当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并没有在保守党圈子裏引起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索尔兹伯裏（Lord Salisbury)怀疑主义的支持下也许不能期望什么，因为他的态度类似于苍白的、消极的迪斯累利主义……然而在伦道夫离开以后，激进的精神依然很强烈，正如托利党改革联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组织的活动。」约瑟夫?张伯伦以他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保守党政治家。他在自由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壮大之前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正视一个新的有先进纲领的激进政党形成，取代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政党有能力处理工业化和民主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张伯伦由于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场，转而支持对方，他成为保守党席位中贊成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进一步说明，张伯伦的政治观点要求他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对待社会问题，政府代表整个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的激进的关于公共义务与社会企业的托利式理念集中关註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本章提出，「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个词很适合描述某种家长式保守主义，强调社群责任与社会义务，而且这很明确是保守主义内的一个思潮，自20世纪中期以来15,尤其是70年代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党运动历史上被视作伦理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工党内对立派系的很多成员也会承认他对其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性影响力。在工党运动中，托尼的着述是认同社群价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词「联谊」（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关于政治思想的着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问题和由贫穷导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时很难发现对社群所做的明显、确切的讨论。尽管这样，一旦读者研宄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记》(Commonp/ace Soo女),那么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会主义是他基督教联谊的理想。他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价值上使他们平等，并以此为目的本身，他的这种态度贯彻于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评论揭示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神学秩序：「……托尼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强调效率，或是完美社会机器的对称，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宁说其强调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伦理上的，强调基于人类联谊的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群或基督联谊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在某个方面是托尼追求的价值，尽管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会。格林利夫将托尼给予个人更大自由与鼓励建设更为博爱的社会这一目标视为，社群鼓励并授权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在更为平等主义和道德的社群中成为积极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环境更为富足、特权更少的社会环境中的联谊、参与性的公民权以及个人自我发展的渐进过程。他所关註的不是建立规整的社会製度，而是基于真正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当联系中释放人们的能量和潜力。」与新工党相似，托尼将降低物质与社会不平等视作使社会同时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认为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着重提出了支撑托尼强调学习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及其质量在维持托尼所强烈批判的阶级差距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转变，那么将涉及从根本上改变社群中所有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贪婪性、竞争性的态度转变成以联谊、合作、互相理解为特征的态度，从而权利的维护将与责任的实现相适应。而就每一点考虑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本章还认为，托尼意识到并提倡这样的观点，诸如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为社群式的社会等，他的这些目标只有在英国社会降低或结束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贪婪性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作为联谊的社会主义这一潜臺词蕴含在托尼的一本饱受贊誉的着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这一段话中：「所有这些思想家所着重强调其合适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学识的平等，而是环境、体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不是个人禀赋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平等。他们关註的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精神关系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简言之，他们的看法是，因为人类是人类，所以社会机构一一财产权、工业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製度应当被计划得尽可能强调、加强使他们联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们分开的阶级区别。」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则地信奉社群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理解为信奉基督联谊最为准确，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则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学的、进化的：「麦克唐纳将社会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对立于现存的事态，即根据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管理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真正的个体性会繁荣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融入先进的整体，会为这个整体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学中，个体的细胞通过整体具备功能与个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人会在整体中具有社会功能和要扮演的个体角色。」 23麦克唐纳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较少地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作为整体的社群，而非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例如工会）所做的长期斗争。麦克唐纳想要工党的社会主义将工人阶级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义的公民。大卫?马昆德在他所着麦克唐纳的传记中引用了麦克唐纳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如果新的工党运动只是工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为了纯粹的部分目的进行的一次尝试……那将威胁作为公共生活荣誉标誌的所有品质……政治中的工会主义对自身的认同必须比工会的产业需求更高更广。它必须将这些需求建立为一套国民福祉的体系；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公民；工会必须成为经济正义的守护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给出了一个印象，一个简略的关于麦克唐纳如何看待社群价值的印象。

　　这确实意味着麦克唐纳从伦理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一个被积极遵循的原则。麦克唐纳和托尼是爱德华时期（Edwardian era译者註：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工党的重要人物，然而我们能看出他们对社群原则的概念化有何区别。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被看作英国工党运动中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或顶峰，据此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基于社群主义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新工党出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安东尼?克罗斯兰开创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着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部二十五章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关于社群原则的。本章想论证，二十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思想家选择在他的着作中忽略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之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克罗斯兰的作品专註于创建基于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了，克罗斯兰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工党中盖茨克尔派被卷入与比万派的「大论战」，辩论工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和何种哲学途径。克罗斯兰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任何具体的政策行为，如国有化，而是关于政治价值，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个价值比其他任何价值都能团结社会主义者。25因此，克罗斯兰的任务是写一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这一政治价值。这是克罗斯兰的着作首要关註平等而对社群价值不做任何评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认为，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看不出此价值与当代有何相关。下列加着重号的文字强调了这些观点：

　　「关于博爱，克罗斯兰持不可知论：『不是因为我认为其内容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就其与当代状况的相关性得出确定的结论。」 「他早前对收入政策的怀疑一一最初与工党中左派相联系的政策一一转为对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为使过多的个人要求从属于整体的社群要求。然而这个转变仅限于此，.因为克罗斯兰从未停止关註，以免社群精神的过度会对隐私和个人自由造成无谓的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克罗斯兰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在法律、社会、个人生活领域内自由化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生的社会和道德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几年裏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推论所得出的那样，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时代，工党内的进步左派认为这需要进入社会议事日程，因为英国社会是特别保守的，根据阶级、性别、单一道德传统进行分层。与克罗斯兰着作中缺失社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自然倾向是自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有时会在他的着作中被混淆，但它是关于通过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既想要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大的博爱，但这裏可以看出克罗斯兰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而对社群概念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直接质疑它的。克罗斯兰对社群的观点与托尼?赖特（Tony Wright)在当代对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社会不会只被理解为（不论是道德上还是经验上）彼此割裂开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是理解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紧密结构并能製定共同目标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关于这个没有什么统一单调、压製不同或是引人怀念过去的地方。」带着这种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社群概念，我们继续讨论其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党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兰特、哈裏?莱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顾柏（Peter Taylor-Gooby)认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义上存在大量含煳不清之处。30 「社群」 一词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按照传统，这个词是用来指地区（locality);利益群体；团结一致的系统；对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体；以道德认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权威或种族完整性为特征的群体；以历史延续性和共同传统为标誌的群体；其成员以某种整体的方式（与作为特定角色、功能或职业团体相反）聚集的群体；以及最后，职业、功能或部分的共同体。」因此，对于普兰特和泰勒-顾柏，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对「社群」一词的理解。安德鲁?梅森尝试这个任务，他认为「社群」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联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区别于人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认为组成普通概念的是：「……这样的人的群体，他们共有一系列价值、生活方式，认同于该群体及其实践活动，并彼此认知为该群体的成员。」梅森将群体（group)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行动或合作以实现其目标，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认他对「普通概念」的描述并未概括出确定群体有资格成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3「道德概念」涵盖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还包括两个额外的组成部分：「第一，其成员间必须团结。『团结』是个有多重意义、含煳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是相互关心：从最低程度上而言，这意味着成员间必须在实际理性思考中些许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视彼此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有製度性的剥削与非正义。」从对社群的两个概念的简要区分，我们可以说，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单薄」概念，与此相反，「道德」概念则是社群的「厚实」概念。换言之，「普通概念」是具体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则是内在规范性的。「普通概念」尝试解释一种类似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联合的社群。解释是基于经验的断言，更低程度上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借由「道德概念」这解释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包括了对团结的说明，这意味着成员间更为紧密的伦理关系。

　　社群是定义新工党的主要哲学价值之一，并指示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与「道德概念」理解；有时既是「单薄」的也是「厚实」的社群概念。工党使用「普通概念」时是在谈论地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区分权（包括下放权力）能够使有共同目标、属于国家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能够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地区的政治。「道德概念」则与新工党所提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社群主义公民权相一致。它想让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权利和对彼此所负责任激发促进。这意味着由社群作为「联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与互相关心的休戚与共的道德规范。例如，工党的新「第四条」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团结、宽容、尊重」的社会。这不只是个人的联合或共有一些价值观念或为了某些利益为合作的人，它承载着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养的伦理规范。

　　如普兰特、莱塞、泰勒-顾柏所指出的，社群是个含煳不清的概念，能存在于不同层面。

　　譬如，新工党所信奉的社群价值大多是对于国家层面的社群的承诺。这既涉及公民权的社群主义概念，强调对社群的责任，也涉及社群内的个人权利。社群的另一个层面是区域性社群。

　　新工党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成立区域发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证。另外，特别是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地区议会（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讨论突出强调，英国的区域是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社群)，能够得益于更大的权力下放以及区域性地关註解决问题与公共服务管理。社群的更深层面是地方层面的社群。新工党通过其财政分权项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层面上的社群概念。据阿维内裏（Avineri)与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观点，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可以从两个分开的领域理解。第一，可以从哲学的层面理解、诠释、提倡，利用其对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二，从伦理层面批判纯粹自由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结果。如此，社群主义就同社群的价值一样似乎难以定义而含煳不清。例如，鲁特?莱维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可被赋予不同的形态变化。本章认为，社群主义的一种有助于理解新工党对社群所做诠释的形式是当代的美国社群主义。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对新工党，尤其是对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响。2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埃齐奥尼在承认前辈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的影响的同时，认为他们有别于「新社群主义者」，后者是与《有效社群：权利与责任》期刊相联系，并且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自治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埃齐奥尼推行的社群主义类型是民主运动式的社群主义，寻求就美国社会中权力与责任失衡发表言论。它不否认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两个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仅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区、誌愿者和宗教组织还是更为宽泛的任何因共同的价值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这与新工党对聚合性社群的强调相似。例如，托尼?布莱尔在他的费边社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会中社群的价值。他认为：「强大的社群依赖于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可一一不只是纳税与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是有义务将孩子养育成为合格、负责任的公民，并支持国家所雇用受此任务的人（如教师）。过去，我们倾向于将这些义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它们被忽视的地方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鼓励履行这些义务乃至强製实施它们，如我们正在寻求主动实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家庭-学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齐奥尼没有天真地认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价的或良善的：「社群并非自动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许多同类的传统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统的，都是独裁且压迫的。而且一个社群会锁定在一套你会认为令人厌恶的价值体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绞死是合法的。」这种形式的美国社群主义的立场是介于分隔社会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论者的道德与哲学分水岭之间。埃齐奥尼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社会秩序，类似于自由论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自治。53他断言，社群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保守主乂者：「……更关註秩序，而较少将自治作为首要的道德予以关註，他们有更为普遍且一元化的规范性议事日程，相较于依靠道德意见（moral voice)倡议价值的最终实行，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国家。」至于自由论者或者个人主义者，埃齐奥尼认为，他们声称自治是西方社会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种社群的或社会的「利益」结构否定或者侵犯。55这类似于撒切尔与梅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对社群、社会合作及集体行动的沉默态度。新自由主义哲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个人置于优先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刻意沉默。德赖弗与马特尔人文社群主义政治思想为新工党提供了除新自由主义外可供选择的社会哲学。

　　埃齐奥尼概括出自由论者为其自治观辩护所采用的典型参照标准：「主要参照的是法定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并赋予个人生命获得保护以及控製、使用其财产的权利特别的重要性。」在英国，因工党运动与大多数工党议员的社群主义本能己经消失，新工党意欲重新塑造与社群主义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政策规划。在工党中，一种强调个人权利而非财产权利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理论处理方式中的主导，因而个人和社群的责任被降级了，如果还未完全摒除，个人权利受到了青睐。新工党的社群主义政策包括，针对年轻违法者的严厉量刑，但带有教育与改造工作，还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区的青少年宵禁，但带有政府资助的青年项目。

　　另外，还有给予个人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项目，并期望个人通过数个选择中的一个来为他或她的未来承担责任，这选择包括再培训或再教育、誌愿者工作、环保项目或有组织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齐奥尼认为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意识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学地图了，因为诸如左与右、保守与自由这类术语经常在当代的讨论中得不到恰当的使用：「在这一端我们看到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如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与独立之钟(Liberty Bell))。他们强烈要求，通过从学校祷告到强迫妇女待在厨房等措施将他们所信仰的道德立场强加给所有人。在另一端我们看到激进个人主义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论知识分子；公民自由论者，尤其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选择、权利、自身利益，那么将皆大欢喜。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群，这能支持他们抵抗国家的侵犯，并通过亲朋邻裏及其他社群成员温和的敦促维护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对权威的恐惧为基础。」埃齐奥尼说，他的社群主义模式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独裁主义，因为他信奉性别平等与非强製性的社会控製方式。例如，埃齐奥尼提议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无偿工作，如抚养儿童和养护老人65,还包括「同阶婚姻」（peer marriage)，从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分工由个人因素决定66的情况下，公司须提供带薪探亲假，并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额外两年的工作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会服务分散至由誌愿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社群作为第三部门，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当合适的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同时节省开支。这些提议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欢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担更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对无偿养护的资助相结合，以及提升女性权利与儿童保育结合，必然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议题。美国社群主义的批评者，如莱维塔，不公正地将埃齐奥尼归为保守主义者一类，因为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双亲家庭较单亲家庭更利于抚养子女，因而应当提倡婚姻。埃齐奥尼并未将任何有关婚姻的宗教立场置于道德的首位，但他认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几率小于未婚或离婚父母或继父继母的子女。70在这个讨论中，埃齐奥尼的观点可被定性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他认为双亲能够共同承受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将他的社群主义模式归为保守主义一类站在莱维塔的立场上明显是极其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莱维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从社群价值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强製性的，并且确实有其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试图惩罚违反者，以威慑和预防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埃齐奥尼应当承认，他的社群主义模式确实使各种形式的强製合法化了：「论证这种社会压力，包括排斥，不是强製性的，这事实上动摇了埃齐奥尼自己的观点。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那只有针对潜在异议者产生某种强製性的影响，这才有可能。于是出现了 『谁有权力施行他们的标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了通过非正式机製确保执行过程公正、公平、可问责过程中的困难。」然而，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对？埃齐奥尼否认这种类型的强製固然不对，但莱维塔将其等同于专製主义也不正确。社会的否定乃至温和的排斥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请参加儿童聚会，到酗酒的父亲在家人面前喝醉，与所有人都争吵，得不到邻裏、同事、朋友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会强製的形式，但正是「强製」（coercion)这个词，带有政治色彩，吓坏了一些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半点「强製性」的人。

　　本章认为，新工党重新发现了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一部分可以根据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理解为「联谊」，这为资深新工党政治家（包括布莱尔、斯特劳、布朗、布伦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对其进行理解。乔西?哈裏斯(Jos6 Harris)评论认为，新工党关于社群价值的思想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党的思想，那些类似「博爱」的概念与联谊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中丢失了。她说：「爱德华时代对『责任与公民权』的关註被世纪中叶的技术官僚文化排斥在一边，通过许多新工党的文件引起共鸣，正如爱德华时代关于福利与工作、惩罚与欺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念。尽管关于道德由什么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党派必定会贊同新工党的观点，即政策应当是『道德的』，公民应当是『良善』的。」这个观点重要是因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论点，亦即，尽管社群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爱德华时代源起于麦克唐纳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主导。另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主要关註

　　的是个体工人的位置问题，他们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这种工资不平等的补救方案。社会领域内的个体思潮，与之相关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状况，保护残障者与少数族裔的权利，消除对同性恋生活方式强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时改变反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所有这些问题，常被归类为滑向「纵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趋势的一部分，是与英国的左派，工党有关的，是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有关的。对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克罗斯兰派的修正主义者来说，社群的哲学价值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围内鲜有提及。更大平等的价值占据了舞臺中央，并耗费着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哲学讨论，直到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将其与他们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民主与公民权

　　如上所述，新工党对公民权的社群主义解释包括了地方、地区、国家层面的理念。通过从政治中心分散权力，更大的民主化成为新工党对地区层面上公民权的议程中的关键思想。

　　这包括，抱着最终形成地区议会的理念，为需要的地区建立区域发展署，将权力分散至英格兰的各地区。这还包括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伦敦。因此，新工党的章程现代化，尤其是将权力下放至地区层级，被一些工党评论家看作近两个世纪来最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稀奇。其他人认为，这是新工党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改革。75新工党继承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党章改革项目，而将其视作仅仅为了赢得选票的实用策略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尔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选民选择支持设立威尔士地方议会（WelshAssembly),因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了拉选票，因为其并未明显赢得选票。这样，承诺权力分散，尤其是权力下放的政策存在于布莱尔政府。

　　权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区开放，以威尔士的情况而言，也就是公国(principality)，还要求提升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够对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政策通过自治市和城市议会选举在地区以及地方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大选在国家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哲学上讲，权力分散背后的动机对于提倡这一方式的人来说是双重的。从个人的立场看，其意在通过给予公民个体投票权或对地区层级的政府就更为广泛的问题提出抗议的权利，从而提高个人自由。从集体的立场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标、同为国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公民群体能以与他们共同目标一致的方式决定他们地区的政治。根据梅森的定义，权力分散的这种集体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范例。

　　对于工党的权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批判是，它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

　　我们最多认为，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认为社群无论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价值的个人所聚集的地区或是城市，它都有权利尽实际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与此观点相关的观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正是政府遇到困难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则(如全国服务平等原则）的普遍应用造成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无法计数。大卫?布伦基特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内权力分散的这一传统批判：「是否对社群授权与向地方的民众下放权力将导致不平等：导致结果的差别，势必违背我们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平等这一核心原则。换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布伦基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将他们对社群与权力分散的价值信念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分散了的权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时，社会正义就会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诸如生活机会、社群资产的不公正分配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高发，这些都是不能允许的。80尽管如此，在考察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尤其是全国的服务平等）的关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一点，新工党没有出现来落实任何防止此类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应对措施。例如，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没有受到权力下放的显着影响，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己经取消大学生学费，然而英格兰的大学生仍在缴费。

　　这是在大学部门对英格兰学生的一种形式的服务不平等。再例如，对于所有威尔士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威尔士议会颁发免费公交通行证，然而英格兰的领取退休金人员则没有这种权益。

　　同样，这也是对于特定公民群体在公共交通服务中平等的差异。因此，新工党对权力分散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下放的态度，影响着其对服务与权益平等的承诺，也许相比全国范围内有关威尔士领取退休金人员免费公交通行证以及苏格兰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们更关心其他实质性福利权益和公共服务。

　　权力下放和分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样化的选举製度由不同的选举机构落实到位。

　　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选举中使用联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使用单记可让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欧洲议会选举使用当前由政党组织的地区名单（Regional Lists)伦敦市长选举使用非正比増补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这种多样化意味着给予公民个体与地区社群更大的政治决策自治权。不管结果的性质是政治的、选举的还是经济的，多种结果都是权力分散的总结果的一部分。

　　新工党对社群主义公民权的表达也包括了誌愿部门的作用。在全国誌愿组织委员会(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会上，戈登?布朗将誌愿者行为与社群价值联系起来：「你们的努力体现了运转中的社会、行动中的同情心、处于最好状态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说的，使得『邻居』一词成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词，而且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支柱，可以理解为社会三大部门中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大部门。誌愿部门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种多样，但可以列举五个具体的特征来定性誌愿部门的作用。第一个是，很多慈善机构通常在建立之后都基于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续。国家以普遍供应服务为主要考虑，私有部门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营利，与此两者不同，誌愿部门是关註社群的。与这种方式相关联，对了解地方情况带来了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特别为满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国家作为中央分配的中心，经常在建构服务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时候不够细致成熟。因而，誌愿部门是基于社群的，并且很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它必然表现出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会改变的。由于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家也处于这种状况，但誌愿部门往往显得对社群生活的特色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们由当地公民领导，而他们是理解其他公民变化着的需要的。在市场中，私营公司通常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而具有创新性，顾客需要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誌愿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名誉相比于寻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愿部门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后，誌愿部门更少地受生产者利益主导，因其劳动的中坚力量是誌愿性的。个人并不关心使他们的薪酬或工作条件或养老金额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免于那些「专业」问题的。人们誌愿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于一种「社群精神」的意识或者对邻裏和社群成员的利他主义。

　　似乎新工党知道誌愿部门的特征，同样也知道政府与市场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于社群的服务时的缺点，这些服务持续变化着，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应。在同一篇讲话中，布朗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都是不对的，但新工党更为充分地理解国家、市场与誌愿部门之间需要的关系标准：「过去，誌愿组织被夹在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中间。左派中的部分人将誌愿部门视为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威胁……就右派来说，用誌愿部门为政府分担其适当的责任。新右派试图用慈善行动代替国家。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确实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支持，在人们民主投票认为服务必须提供的地方作出这一保证。但是政府必须意识到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必须与人中的极少数（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进不总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机构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伙伴关系合作，基于认识到誌愿部门不是法定条文外的廉价备选，也不是躲避家庭责任的方式，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会。」然而，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以及它想允许慈善与非营利性组织来运营某些服务，因为他们觉得比由国家来做更完备，这引起了一些问题。第一，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作自治而独立于政府的。而其与政府关系越近，那么其独立、由公民领导的声誉，乃至其有效性都会受到质疑。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在范围上逐渐国际化，这有时候意味着它们在公共领域与政府竞争。达伦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义上，所有慈善事业都是地方性的。誌愿给出的时间和金钱大部分是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么它们就有増长的趋势……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很大，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乐施会（Oxfam)，更不必说红十字会。它们规模之大，即推动它们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方面可与政府匹敌的重要角色。他们变得类似于半政府机构（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达伦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调节国家与誌愿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提到这己经以《英格兰政府与誌愿和社群部门关系协约》的形式完成。另外，财政部对誌愿部门在执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跨领域检讨试图阐明政府与誌愿部门及其目标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质。84然而，誌愿部门的代表参与了跨领域检讨一些问题，诸如誌愿部门面临的财政风险、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造成的压力，以及资金关系缺乏稳定性会造成组织机构在财政上变得脆弱，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的最好理解是，人们作为个人具有权利，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确保他们有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定权利。尽管如此，因为公民权是在社群之内，所以公民必须履行个人责任。例如，社群主义左派的解释也许认为，人们作为公民对国家有守法的责任，对家庭和社群有致力于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对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积极地保持警惕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助与针对在其社群内需要帮助的人的誌愿主义来完成。布莱尔和其他新工党社群主义的领头人物认为，工党作为全民自由权利的政党太久了，而没有期待和表达个人作为公民具有的责任。

　　许多工党议员也许会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群主义者，但论争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权利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事实上，并不是彼此冲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关系，但这作为区分个人、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的社会哲学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工党议员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甚于社群主义者，乃至于视自己为「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或「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非单一将自己定为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

　　有人也许会说，设定一道不可调和的社会鸿沟的辩论是谬误的，因为没有自由主义者会忽视社群的重要性，没有社群主义者会忽视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评价至少有些许正确之处，然而，这个讨论是关于侧重点的，它确实体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明确的区别，而这个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同一区分在工党中是能够註意到的。

　　尽管如此，围绕工党的社会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新工党重新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群价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现，将其他政治价值视作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达到更为道德更为博爱的社会的手段。新工党没有向其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中输入新的价值，而是重新发现了自爱德华时代之后就未被註意的一个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

工人阶级谈生态环境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拯救地球，终结资本主义专制统治！

　　全球各地资本主义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取得的进展。然而，战争、去全球化乃至于新冠疫情——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的表现——都成为不断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独裁也喜欢自称为“绿色超级大国”，但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气候灾难推手之一。而中国工人阶级和穷人们则是最容易受生态环境破坏影响的群体。到本世纪末，中国可能有多达5700万人因为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大部分会是住在上海和广州的人民。

　　煤炭瘾

　　中国资本主义对煤炭上了瘾。在2021年，中国占了全球新煤厂的过半产量。由于经济放缓，中共独裁政权正试图增加煤炭使用量，来再刺激经济增长。今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很多有关煤炭生产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时为煤炭项目额外发放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由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煤炭现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国政府从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进口关税。

　　在COP26（格拉斯哥举行的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是拒绝在减少煤炭使用量的条约中签字的众多国家之一。尽管习近平承诺“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发电厂”，但中国帝国主义的实际作为却是南辕北辙。习近平的承诺并不包括中国企业正在兴建中的发电厂。这些发电厂每年合计的碳排放量可达3亿吨，相当于西班牙全国的年排放量。

　　水资源短缺

　　接踵而来的还有水资源危机。冰河的加速融化减少了可用的水资源。在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在过去的50年里，气温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来，长江的淡水减少了13.9%。中国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达到用水量超过供水量的临界点。中共的“解决方案”是一项耗资620亿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调工程。这意味着，居住在大坝建设地区的33万人口将被迫搬迁，当局几乎没有进行补偿，也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机会。栖息地的破坏将造成水生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并导致水质进一步恶化。

　　尽管这是一个“超级工程”，但归根结底，这对于应对中国供水量萎缩根本是杯水车薪。如果不摒弃化石燃料，全球变暖将继续加速干旱。中国海岸线沿线的海平面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区将被淹没或被洪水淹没。中国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方案是建造“海绵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收和释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设项目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其馀的则是通过银行和开发商的税收减免获得的。然后，银行利用在“海绵城市”的投资回报继续投资于重汙染行业。

　　“海绵城市”

　　中共资本主义独裁还阻止媒体报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这意味着宣称已经交付的项目很多实际上是不能运作的。当局称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灾中，郑州“智慧隧道”的自动防洪和抽水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故障。

　　结果，数百辆汽车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灾总计有398人丧生）。这场灾难和其他灾难凸显了中国独立工会（被中共当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决定何时停工和适当检查新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诺从现在到2025年将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但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风电增长似乎正在放缓。官方数据还隐瞒了电力公司实际上购买的绿色能源总量——毕竟煤电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险

　　为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北京计划到本世纪中叶将核电产能扩大七倍。鉴于中共在其他项目中，有着削减成本的建设丑闻这些不良记录，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安全运营核电站这一点有一丝一毫信任。由于对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赖日益增加，运营和废燃料储存的危险已经加剧。 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桎梏和约束，实现民主规划，才能使我们快速过渡到我们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以确保人类和地球有着安全的未来。

工人阶级谈社会危机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清零政策”：习近平的极权控制新时代

　　6月底，中共高层官员在北京发出重磅声明，扬言“未来五年常态化防疫”。 《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话，说“未来五年”北京将维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转载了这个报道。几个小时后，蔡奇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了舆论，文章随即被删除；审查员还删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内容。这是中共独裁政权和习派（蔡奇被视为习派“浙江帮”一员）的又一惊人过失。

　　面对经济困难和中共残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众情绪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标志着该政权已经完全“奥威尔化”。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政权的清零不是临时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将在全国铺开的大规模、永久性、半军事化的社会控制系统。蔡奇的口误只是证实了我们所见。

　　中共正将在新疆研发的镇压技术推广全国，其中一部分已经用在了汉人地区——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作“科技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已然警告，在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无情压迫的新疆，已成为了中共独裁政权大规模监控的试验场。这些监控和镇压手段将严重威胁全中国所有工人和青年。

　　尽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残酷的大规模封城，还不能与新疆大规模关押和洗脑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并论，但中共仍然以伪医学的论据为基础，开展军事式执法。取代新疆的集中营和奴隶工厂的，是令人厌恶的方舱医院，和把工人“闭环管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线。

　　经济瘫痪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渐陷入瘫痪。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会伪造GDP数据、制造虚假增长，因为如果把令人震惊的糟糕经济数据完全公之于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开启终身执政的计划将进一步受到冲击。

　　失业率正在暴涨，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失业率可能会达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发时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即9300万人失业。大多数经济学家警告，由于多种因素，今年的经济衰退后，不太可能出现与两年前类似的快速V型反弹。

　　就全球形势来看，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衰退风险。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相关的债务紧缩增加了下行压力。对许多人来说，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两年前；消费者似乎并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报复性消费”。

　　根据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数据，4月份中国有3.73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随着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万人，但随着BA.5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的传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亿。时隔六个月，1300万人口的西安于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欢呼中国疫情封城恶梦“结束”的经济学者（当时上海获得短暂解封），显然是彷佛喝醉一般，过于接受中共宣传。但正如中国劳工论坛等所警告的那样，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特别是面对传播速度极快的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时候。

　　中国制度更“优越”？

　　习近平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传，却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下，缩减医疗保健系统和预算后的糟糕表现。现在，疫苗接种计划和事实上的“群体免疫”（以巨大的社会代价实现）已经让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疫情影响，习近平的“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无力了很多；而中国人民则开始将他们的苦难与国外似乎已经“恢复正常”的世界进行对比。

　　综观全球，中国染疫死亡数的确非常低，但许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间被医院拒之门外，导致了大量未被统计的死亡。将数以千万计的人关在类似于单独监禁的条件下，使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机，而医保系统捉襟见肘，难以应对这场危机（中国每十万人中有8.9名精神卫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每十万人拥有20.6名精神卫生工作者）。

　　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无法有效对抗新冠肺炎。习近平政权表示，反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就等于什么都不做或“躺平”。这绝非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有效抗击新冠肺炎需要强大的独立工人组织和充分的民主权利。

　　需要通过群众宣传，提高群众意识，也需要撤销中共对mRNA疫苗的进口禁令——因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国产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任何紧急限制措施，应当由民主基层委员会组织作出民主决定。

　　作为给所有工人建立体面的福利体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业和医疗保险。

　　中国的医疗体系需要大量投资和升级，需要强大的独立医护人员工会和民主的工人阶级控制。需要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来接管资本家的财富，民主地实施计划经济。而这一切都需要结束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术语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义概念来解释历史的那种学说的主体，它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的核心。根据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导言，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把马克思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它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另一个发现为剩余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则认为恩格斯独立地达到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这种理论本身出发，他们强调了这种理论形成的历史的和物质的前提。

　　虽然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论述的不同主题在其早期和晚期着作之间的延续程度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时候开始形成的（尽管不无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们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种观点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在他们的早期着作中对这种概念所作的勾划，难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已经具备成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到1844-1845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相当自觉地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作为他们以后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导线索”。

　　严格说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把它解释为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或者更精确地说，若干经验论命题的一种综合）倒是最合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他们的事业的科学性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自己的方法并不建立在由哲学理论引申出来的抽象和教条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条件进行观察和精确的描绘之上，简单说来，是建立在“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前提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给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单纯的先验的论据，但这些论据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于一种如此大胆地要求揭示历史和社会的理论来说，只有当它有能力为社会和历史的调查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时，它的正确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证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紧凑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这篇《序言》的可靠性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但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至少两次把它作为自己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来提起，这个事实使它权威性得到加强。这篇《序言》的主题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体中，对它们的解释当然还必须以其他地方的论述为依据。马克思在《序言》中断定，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现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则又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就是这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页）。

　　随着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它就跟如今束缚着它的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随着这个矛盾使社会发生分裂，人民群众也或多或少借助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示出“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于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种冲突的解决会有利于生产力，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能力的继续发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前提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中成熟”）将随而出现。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代表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演进时代中的最近的一个，但它也是最后一个对抗的生产形式。随着它的消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将告终。

　　上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它避而不提）就是：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经济组织，它们的兴起或衰落决定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说明人类历史的一般过程。然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工厂等），而且还包括劳动力——技能、知识、经验、以及人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其他才能。生产力就是社会在从事物质生产中所掌握的各种力量。

　　生产关系据说是要同社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它们把生产力和人联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从广义上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关系；另一种是支配着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经济管理关系（在法律上则表现为财产所有权）。这是物质工作关系和它们的社会经济外壳之间的对照，而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人。经济结构的类型是随着它们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而各异。“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实行〔它们的〕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与此相联系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具有类似的双关含意。马克思有时把它严格地用在生产的技术本质或方法的意义上，例如他曾说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中带来日常的革命。”而他更为经常地把这个概念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即用来说明作为某种生产关系结构的结果而出现并在其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的社会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说明人与生产力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牵涉到商品生产（参看商品条目）、取得剩余的某种方式、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等等。（此外，马克思有时候还用“生产方式”来概括部门生产收益的技术特征与社会特征两者）。在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不过在《大纲》的导言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及其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写的：“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但为了保持“文明的果实”，他们将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或是两者——以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并有利用它的继续发展。由此出现的经济结构则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可见，生产力并不对社会领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勾划出历史的大致的轮廓，即社会与经济进化的主要形式。

　　生产关系能够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势头和质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显着特点，就是它的把社会提高到一个以前所梦想不到的生产发展水平的这种倾向。然而，这种现象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命题，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其所以能够确切地做到这点，正是由于它们有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缘故。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经常注意到，标志着资本主义诞生的那种生产力并不同于说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那种生产力——例如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特有的工厂和机器；可是，历史唯物主义却已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作为对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的反响而出现的。

　　今天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赞同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的思想。当然，马克思承认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作用，事实上他也论述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影响作用的若干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论见解中，却都是强调了生产力所起的基本决定作用。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显然应居首要地位，这就能够回答为什么一般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问题。

　　据马克思看来，社会的法律和政治的机构显然属于上层建筑机构，它们的基本性质是由现存经济结构的本质所决定的。至于其他哪些社会机构可能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当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不同范围和领域反映着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一个时代的一般意识则是由其生产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还断定，某些思想的产生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承认现存的社会关系或维护特殊的阶级利益。虽然经济对法律的和政治的结构的决定作用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然而它对其他社会领域、文化和意识的影响一般说来则比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同层次，可是它们之间的这些关系还必须进一步清理，使其不仅能泛泛地适用于社会，而且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马克思把上层建筑来源于基础看成是一个规律，可是这个规律是规律之规律。在每个社会形态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规律支配着这种一般来源的具体的实质。根据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重要脚注中（见第一章第四节）提到，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对该时代的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假设的各种机制的实质和力量，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有争议并且是长期争持不下的问题之列。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一种附带现象，而且它也不忽视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这正是因为上层建筑是需要用来组织和稳定社会，而经济结构所带来的这些制度则是最能适合于这个社会的。同时，上层建筑和基础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种关系；因为上层建筑对基础起“反作用”，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法律是特别需要用来去固定现状，使其具有“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独立性（《资本论》第3卷，第894页）。这种职能本身赋予法律领域以某种自主，因为现存的生产关系是以一种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和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思想意识的错觉，即认为法律对于经济结构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自由行为者之间签订的合同的虚假的法律关系，掩盖了生产的实质，特别是掩盖了把工资劳动者束缚在资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线索（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譬如说在封建社会里，传统和习惯也具有一种类似的稳定的职能，并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里，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则被封建社会的其他生活领域所特有的复杂的人身支配关系弄得模煳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分析，而这种分析却是在若干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义命题相联系的。在社会的生产组织中，人们对于生产力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具有某种特点。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意义上来了解个人的经济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确立了某种共同的物质利益，并决定了他们的阶级身份。人们所熟知的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定义，也就是通过人们各自购买或出售劳动力（其基础则为拥有或不拥有生产资料）来确定的。

　　通过以上方法确定的阶级地位，决定着该阶级成员所特有的意识或世界观，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命题。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论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时，就强调指出其中每一个阶级（应为集团——译者）在它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不同的阶级的物质利益使它们发生分裂并导致它们之间的斗争。阶级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他们是属于某一阶级，因此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一定能够被其参加者辨别出来，它也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神秘的或思想意识的形式而被理解。

　　一个阶级的最后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话来说，“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凡是有能力并有动力去建立和维护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关系的阶级，也就有稳当的领导权。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最后胜利，如同资产阶级早期的上升一样，是由历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隶们的英勇起义则是注定要失败的。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统治对于强迫直接生产者提供高于维持其生存水平的生产率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样说道：“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然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不仅正在消灭阶级统治的可行性，而且还消除它的历史合理性。由于国家主要是一个阶级取得它的统治的工具，它将会在阶级后的社会中消亡。

　　历史唯物主义断言，阶级的冲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轨道，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说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根据说明各种特殊生产方式的性质的那种理论模式来进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而言，这种理论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马克思是抽象地来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抽象的论述是有异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特殊面貌的。《资本论》突出地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并不据此去授权一个人去预计社会主义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来临，它只不过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是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不是每一个社会的特殊发展过程都在单纯地重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种普遍的辩证法。社会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触动和不受它们外界的生产力的影响的。因此，世界上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不是注定要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而且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演进也不单纯是一件内部生产发展的事情。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允许某些国家在发展上落后或者是跳跃前进，可是它们的发展进程仍然必须在社会经济进化的圆拱形模式内加以说明，而且其发展原因还必须归诸于生产力。

　　《序言》把亚细亚、古代、封建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列为人类发展的几个主要时代，但是这些时代只是从总体上标志着社会经济演进的一般阶段，而不是历史要求每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去攀登的具体步骤。马克思在1877年11月写的一封着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种要求每个民族非接受不可的关于普遍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然而，这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可能是经常地相信一种必要的生产力决定着历史的演进，但同时并不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事先注定要经过同样的历程。事实上，马克思看来似乎曾经想修订他的特有的历史分期图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会以前的那些分期），因为他并没有对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从原则上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图式所作的这种变通以及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还有所设想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信条的。我们应当记住，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自命要对历史的每一个最终的细节作出解释。在它的广阔的视野之下，许多历史事件，当然还有它们所采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带有偶然性的。这种理论也不谋求对个人行为进行科学的解释，虽然它试图把这种行为纳入其历史的范畴。就历史具有不可逆转的倾向性而言，这些倾向性则不决定于个人的选择。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含蕴的解释能力，使它不至囿于哲学的决定论。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政治派别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对这种理论所进行的不同的解释来相互区别。上面所介绍的是一种很标准的解释，但是无论在这种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还是在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这个问题上，都贯穿着激烈的争论。要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首尾一贯的理论，而不把它贬低为若干陈词滥调的凑合，这项任务证明是非常艰巨的。这个理论提出了的长远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释，就这点来看，要对它的活力作出精确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的。

　　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一术语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诺夫于1891年使用的。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让位于其后继者们的着作，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速写词“Diamet”（这一速写词在苏联特别流行）。这一过渡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具体化，辩证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指导这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两部创始人的最着名的着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资本论》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经济科学；《反杜林论》中的恩格斯则被认为以“最终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第二国际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国革命胜利后，则成了共产党正统观念的本质。

　　就其本身的约定条件，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两种资产阶级哲学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前者的机械论与辩证法是不相容的，后者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也是不相容的；这两者作为“形而上学”和“观念形态”是排斥的、对立的。结果就出现了“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即恩格斯称之为“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意义上的哲学。认为它是符合整个具体现实的理论主体，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它随着各个专门科学的不断成熟，既可概括它们的发现，又为这些发现所证实；这一理论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因此，尽管马克思的理论着作是研究社会的，但恩格斯却通过提出“自然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其依据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事变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就被表述为支配“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极其普遍的科学规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这一理论，一般说来是恩格斯的特殊贡献，它的政治目的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有认识价值的重大证据去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使其它通常需要这种支持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如杜林的着作或“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得不到支持。

　　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的结合，两者都发生了变化。严格地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不象其传统的原型那样是简化论的。它不把观念简化为物质，而是坚持其最终的同一性。从逻辑上说，它认为物质和观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对立的，但在其统一中，物质却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没有精神物质可以存在，但反过来就不行，而且精神从历史上就是由物质产生的并依赖于物质。由此可见，各个成熟的专门学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其基础是物理学，虽然这些专门的学科并不能简化为物理学。从认识论的角度也同样可以看出，物理学向我们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约的客观现实的知识。辩证法的内容所维护的是，具体的现实并不是无差别统一体中的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有差别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对立物的冲突使现实在不断产生进化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前进，并在其革命的或间断的变化中产生真正具有新质的事物。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精神就是这种新出现的事物本身。从逻辑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来看，现实的矛盾性质应理解为，矛盾的陈述是符合现实的，因而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逻辑及其无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辩证逻辑。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有：（1）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渐进的量变将导致革命的质变；（2）对立统一的规律，它认为具体现实的统一是矛盾或对立的统一；（3）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它认为在对立物的冲突中，一个对立物否定另一个对立物，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两个被否定项中的某些东西（这一过程有时被表述这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段式）。

　　无疑，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而且声称是科学的。如果要证明它所声称的具有认识上的科学长处，那末它就必须同既定的自然科学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种一致性就是构成关于整个现实界的普遍理论的共同内容，即“共产主义世界观”。总之，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特别是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及其机械的简化论强烈倾向与超然的客观主义联在一起，是有问题的，有矛盾的。这就是突出自然科学和突出作为社会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物质基础中只有经济，乃至只有经济的“最重要的物质”方面即生产技术，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论的上层建筑只是附属现象。列宁和毛泽东都是致力于倡导“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他们抵制经济主义，但排斥革命的经济主义影响却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共产党的正统观念中存留着。

　　在20和30年代，随着俄国的革命蜕变为斯大林主义和党的官僚政治，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的支配，在苏联范围之外逐渐开始崩溃了，并让位于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有卢卡奇和科尔施，他们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早期哲学着作的重新发现似乎证实了他们的论点。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学派在过去的20多年中，则严厉谴责了上述黑格尔化倾向。与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苏联马克思主义一般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最近也现出了一种趋势即反对那种用以替代形式逻辑的特殊逻辑的概念。

工人阶级谈中美冲突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社会主义者与中美冷战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机商贝莱德的董事长芬克（Larry Fink）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束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时候，诸如芬克这些资本家都还在用将来时态谈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而现在他们则正试图跟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但实际上，今天的中美冲突肇始于十年前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策略。而习近平2012年在中国上台后，在大幅升级国内镇压和强硬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习近平摒弃了由邓小平以来的“韬光养晦”务实外交政策，转而吹嘘并夸大中国的能力。例如，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生物制药领域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国产的新冠疫苗效力还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升级，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输给拜登后，我们指出冷战将在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升级；这是因为冲突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这一客观过程，而不是在于执政的是哪个资本主义政党。

　　在ISA的2020年大会的世界展望决议中，我们提出，“中美冲突现在是全球局势的主轴”。正如该决议所阐明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走出主导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并进入以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主导因素的‘地缘经济’时代。 ”

　　国家先于市场

　　上面引述的我们的观点，是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前提出的，而疫情与战争加速了这些过程，今天的世界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和更激烈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经济发展趋势由前述局势决定，而不是引领局势发展。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强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场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军事扩张和战略上去全球化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固然日本和德国是典型的国家军费扩张，其意义重大且令人担忧，但当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军费。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拥有355艘舰艇，并于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进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相对美国海军只有297艘舰艇。习近平提出“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军事现代化计划，旨在建军100年时，中国军队将与美军分庭抗礼。许多评论员警告说，这恐怕就是习近平的攻台时间表，他下定决心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国已经100年没有打过海战了。而且军事专家警告说，攻台将比1944年诺曼底登陆更加复杂。

　　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统治阶级正在打造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气候，同时准备进一步掠夺工人阶级，以组织更庞大、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全球各国，资本家及他们的政府的“解决”方案都是“增加军备”！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和晕头转向的状况在战争初期阶段很常见。但随着对反战、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会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

　　最近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德国举行的G7会议以及在日本举行的四边安全对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会议都意味着西方各国协调起来的反制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反制行动不仅是对俄罗斯，更是针对中国。北约2022年战略构想中首次将中国列入“系统性挑战”，证明了削弱中国是美帝国主义与北约最重要的长期目标。英国海军上将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讲中强调了这一战略重点，他警告说，“仅仅关注熊（俄罗斯）有看不见虎（中国）的风险”。虽然中国的老虎数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国的意图还是很清楚（显然，领导海军并不需要对于动物学有任何了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所有这些会议的第一个议程。但是，四边安全对话是个例外，因为印度总理莫迪的参与使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需要传达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绝站在反对俄罗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会让普京更靠近中国。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游说俄罗斯削减对印军售，而中印存在长期的边界争端。习近平实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部分盘算在于以此作为对付印度的筹码，让中国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俄罗斯军事技术。

　　末日

　　对实际上已被排挤出世界经济体系的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国，在未来西方或将和中国摊牌；同时这也是对于未来制裁中国的预演。当开始制裁中国之时，全球将会受到与现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对全球供应链、贸易和金融流动至关重要。一间西方大企业的老闆如是告诉《金融时报》：“如果把对俄罗斯的制裁用于中国，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都会面临末日。”

　　双方都希望避免或推迟这种情况，但双方也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就连在美苏冷战期间通过谈判将毛时代的中国带入西方阵营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让今天的资本主义中国成为“霸权”——尽管基辛格也警告说，中美的冲突潜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

　　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使美帝国主义能够集结其更多的盟友于其反华战略上。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国政府仍与中俄有纠葛；但与2月入侵前各国政府的立场相比，他们的分歧已大大缩窄。

　　新形势也为美国军工业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天后，德国政府便决定将其军事预算从2021年的470亿欧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亿欧元，并随即购买了35架能够携带核武器的美国F-35战斗机（估价40亿欧元）。随着德国和欧洲逐渐避免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能源行业也将获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个月，从美国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两倍。

　　北约及其盟友

　　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这不仅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些印太国家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协作。因此，虽然习近平政权的如意算盘或许打算从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获利，但因为中国经济遭受到的风险要高得多，习近平最终会比普京损失更大。

　　这一进程关联到更广泛的去全球化进程和两个敌对阵营的形成，而在这过程中，中国面临被排挤出关键行业的市场、被禁止获得新技术的风险。美国科技领域亿万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预测，中美“技术经济战”将持续20年。美国已经对5G和半导体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而这种控制只会扩大。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法案，旨在加强对美国在众多中国商业领域投资的审查，并为美国生产半导体、稀土、先进电池，以及中国占主导地位或美国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影响的行业提供资金。

　　特朗普通过监管措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发动的攻势，使华为陷入严重危机。由于受到美国制裁而无法获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来华为在中国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位置已从第一名跌至第六名，过去一年的销售额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华为被迫缩减其在俄罗斯（其为数不多的增长市场之一）的业务，以避免触发西方制裁。

　　特朗普执政期间设立的“中国公司黑名单”，已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经济战模板。在拜登执政期间，黑名单继续扩大，中国媒体称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国公司；2月份还新增了100多家俄罗斯公司。

　　削减关税？

　　“（中美科技战）进一步的升级是有可能的。”美籍华人评论员裴敏欣认为，“如果美国说服欧盟和日本恢复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术流向中国——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则使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国将没有机会在与美国的技术竞赛中获胜。”

　　有报道称，拜登正在考虑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商品徵收的一些关税，这一点与和中国打科技战并不矛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税削减力度恐将十分轻微，也许会取消不到3%的关税，而这些关税完全复盖了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经济的通胀压力，然而仅是这样的关税削减，对通货膨胀恐怕产生不了什麽影响。

　　相互矛盾的说法充分展现了，拜登政府内的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任何降低关税的做法都可能使总统受到来自国会双方的攻击，认为他对中国态度软弱。不仅是在中国，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热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各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掣肘。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对关税进行一些 “重新调整”，她认为关税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不是特别有效，需要更多的 “战略性”关税。因此，这场辩论是关于如何更“有技巧”地对中国经济施加压力，仅此而已。

　　中欧关系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希望在德国事实上的领导下，欧盟会在中美冲突中保持 “战略中立”的立场。这种希望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德国资本主义不会做任何损害德国每年对中国超过1000亿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习近平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从中美冷战中解救出来的希望，早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走向破灭了。

　　在新疆问题上中国与欧盟的紧张对峙，使去年3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化为泡影。如果该协定得到批准，这将是北京的一个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对华盛顿的回击。但现在CAI已经胎死腹中。今年，德国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新疆地区侵犯人权为由，对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施加了财政和政治压力。

　　新疆问题被用来展示柏林对中国以及对德国资本家采取的新的强硬态度，以迫使这些德国企业的投资和供应链走向“多样化”，不再对中国片面依赖。这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反映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私人公司的投资决策发号施令。这种做法可谓效彷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征。

　　这种“国家主义”的做法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国统治阶级都需要维护他们的国家权力，以便在《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时代”中生存下来。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在新疆发生的镇压和酷刑的关切，迫使德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停止增强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与中国经济的脱钩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批评者所警示，他把责任归咎于他与普京的“无止境”联盟。

　　事实上，这个脱钩进程在几乎十年前就开始了，由其他种种因素推动，包括与其他亚洲甚至东欧经济体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上涨。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被取消注册，而去年新注册的外国公司则为8000家。光大证券估计，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间，约有7%的中国家具订单、5%的纺织产品和2%的电子产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国家。这些趋势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中国出口的暂时繁荣所掩盖，但随着这种繁荣现在逐渐消失，我们很可能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类似于三十年前在日本发生的情况。

　　民主权利

　　以美国为首的阵营将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描述为捍卫“民主”，反对 “专制”。同样的虚伪立场也能在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看到。中俄帝国主义宣传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战狼外交”）。他们指责西方试图削弱和摧毁祖国，用心险恶地利用“民主”作为其一种攻击手段。工人、反战和民主运动人士、LGBT+人群和女权主义者——所有反对政府的人都被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这些民族主义宣传言行，旨在成为强国，夺回 “被外敌窃取的领土”。马克思主义者和ISA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大国或集团及其宣传。我们警告，支持任何一个阵营，或者认为一个帝国主义比另一个帝国主义危险性小，都会给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为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从来不是盟友，他们也不站在群众的民主权利一边。目前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存在（但在中国完全没有、在俄罗斯也不断被打压）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权、组织权、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群众压力和斗争赢得的，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换来的。

　　美国对堕胎权的猛烈攻势，揭露出华盛顿试图占据“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自由和工会权利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形式上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本身并非是民主权利的保卫者。托洛茨基解释道，如果工人阶级尚没有立即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他们就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义或威权主义反动攻击。“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简析西班牙形势》，1937年）。

　　“好的独裁者？”

　　劳动人民永远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法院、警察或资产阶级军队来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民主权利是斗争和社会中阶级力量平衡换来的结果，而不是写在法律或宪法中的东西。只有国际范围的群众斗争，并由恢复元气的工人运动领导，为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斗争，才能确保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是唯一能够结束战争和民族压迫的力量。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等资本主义政权的奥威尔式的国家镇压，并站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边，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对独裁政权真正展开斗争的力量。

　　当北约需要土耳其批准瑞典和芬兰的加入申请时，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选择毫无顾忌地讨好冷血独裁者埃尔多安，而他正在准备对库尔德人发动新的战争，并打压工会、妇女和LGBT+的权利。

　　同样令人惊叹的双重标准也表现于拜登最近访问沙特阿拉伯，与独裁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欢的消息。拜登在两年前的竞选活动中吹嘘，他将把沙特阿拉伯视为“被放逐者（印度种性，pariah）”，但现在在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冲击全球市场之时，他需要一项石油供应协议。布林肯在7月的任务也是如此，他需要说服泰国军事独裁者巴育将军，因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泰国当局完全转向中国一边。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几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场运动和斗争中。我们去年在缅甸看到了这个因素，一方面，军方发动的政变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发起了令人惊叹的抵抗斗争和大规模罢工，不幸的是，他们开始期盼西方压力，甚至所谓国际社会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击败军政府。这是一个残酷的幻想，在斗争中只能混淆视听。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次年又在泰国发生。

　　在新冷战造成的全球环境变化中，这些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训。在上述例子中，某种两害取其轻思想在运动中占据了上风，使一部分群众失去了方向，导致斗争急转直下。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台湾和韩国等国家，部分工人运动和左翼势力也会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迷失方向和分裂。当然，这对中国新生的工人运动也是一个警醒。

　　冷战中，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已经很动荡的世界局势，并进一步推动两极化，以获取地缘政治上的胜利，这给工人和青年带来了严重危险。即使没有爆发另一场比乌克兰战争相当或更严重的热战，情况也是如此十分危险。一个明确的展望、分析和纲领，拒绝两害取其轻和民族主义，采取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定反对所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这是确保被压迫者的关键斗争不被反动倾向所破坏的唯一途径。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的经济环境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拒缴房贷行动震撼当局

　　中国正被新一场抗议运动所震撼。数以万计的罢交房贷者宣佈，他们将不再偿还他们无法居住的、未完工楼盘的住房贷款。

　　几週前刚在社交媒体上宣佈消息，这场运动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蔓延到另外几十个城市。

　　儘管在国家审查之下，对该主题进行的讨论遭到封杀，协调这场“抗议”的网络论坛也被关闭，但运动仍然在持续并蔓延。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每週都在恶化。房地产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让全球投资者和中国政府猝不及防。

　　标普全球（S&P Global）已经修订了他们早期对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收缩15%的评估，现在预测将会有衰退28-33%的大崩盘。

　　这个数字实在太大，因此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虚假的GDP数据，在年底声称今年GDP增长3-4%。

　　伪造数据

　　第二季度GDP增长0.4%的数字是不可信的。我们考察其它指标，如房屋销售、水泥和钢铁产量、公路运输和航空旅行数据，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国经济在4-6月期间是急剧收缩的。

　　拒缴房贷行动最初于6月底在江西省爆发，随后类似行动迅速蔓延。拒绝支付抵押贷款行动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20个建筑项目，波及到100个、200个，而现在是全国300个建筑项目都有拒绝偿还银行贷款的行动。

　　这场反抗包含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拒缴房贷者，遍及全国约50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较为贫困，表明这次抗议以工人阶级或中下层家庭为主体。

　　在中国，估计有800万套未完工的楼盘，这些楼盘被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买家无法入住。

　　在中国，新楼盘最常见的销售方式是预售，高达80%的楼盘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这些楼盘因为开发商（都是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经耗尽了资金，而暂停建设。

　　迅速发酵

　　拒缴房贷行动是中国“躺平”现象的最新表现。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消极的不合作，而是积极的斗争，拒付房贷恐将面临国家严厉的镇压和威胁。

　　这一运动使当局感到恐慌，因为如果运动蔓延，可能会对银行系统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

　　“施工延误并不是甚麽新鲜事，”一名中共官员告诉《金融时报》：“出乎意料的是问题失控地蔓延。”

　　澳新银行研究部的高级中国经济师Betty Wang告诉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贷款行动更快速发展，先不说是否会走向爆炸性局面，这样的发展肯定会威胁到金融稳定。”她补充说：“如果决策者不能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它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并演变成更大的风险。”

　　作为中国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项新的房地产行业救助方案，金额为1万亿人民币元（1480亿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项目。

　　在我们看来，这个方案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如我们所见，今年随着房地产持续低迷，许多早些时候的政府措施都没能达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瘫痪是今年危机的一个特徵。

　　当局的两难

　　中共政权有一个传统，就是将微小让步和严厉镇压相结合，即通过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方法来解决群众斗争。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贷款反抗行动方面，面临着异常棘手的两难局面。大棒已经受到威胁：警察逮捕抗议者，以及利用社会信用体系来剥夺抗议者未来的贷款、旅行、甚至就业和大学入学机会，以作为吓阻。

　　但也有报道称可能会有“抵押贷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或者减少偿还贷款）”这样一根“胡萝卜”得以批准。所有的选项都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内容相互矛盾的报道或许表明政权内部的犹豫不决、乃至分裂。

　　如果出动镇压，或将产生反效果，激发抗议蔓延。提供“抵押贷款假期”的设想反映出，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公众的愤怒，政府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现在不是进行镇压的好时机。

　　但是，如果政府将大规模的不偿还贷款行为实质合法化，即使说这只是特定时期内的临时措施，也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中国劳工论坛全力声援拒付抵押贷款的斗争。这些罢交房贷者被欺骗、掠夺，因此他们的斗争完全合情合理。

　　社会主义者呼吁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项目的抵押贷款偿还。我们要求将整个房地产业（而不仅是那些正要倒闭的开发商）无偿收归公有，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们要求停止对拒付抵押贷款抗争团体的镇压，以及终结对互联网的一切政治审查——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独立的工会和工人组织，在反对寄生的和破产的资本主义以及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劳动权利基本常识

　　作者 景祥 写于 二零一八年

　　序言

　　本手册回应了世界各地的雇主组织和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针对什么是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及企业能采取的处理措施给出了指导。

　　强迫劳动对雇主构成很大的风险，其不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游离在正规经济边缘的小企业，还影响到了有着復杂供应链和外包业务的跨国企业。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80% 的强迫劳动发生在私营企业。虽然大多数此类违法行为存在于非正规经济中，但最近几家大公司也不得不面对关于其使用强迫劳动的指控。

　　现在很多企业在其行为准则中都有反强迫劳动的规定，不少审计公司也对此提供更多的服务，但关于究竟什么是强迫劳动仍有难决的争议。它可能以壹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如果没有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内容的指南，或是没有基于公约实施监督机构的审慎讨论的指南，会很难被理解和察觉。

　　本手册的首版旨在填补这种空白。本手册是与国际雇主联合会密切合作的成果，并参考了不同地区的雇主和企业的建议，在所有讨论会议中，参会者们都明确提出对此指南的需求，还要求提供良好企业运作的例子，以及补救建议。这次的首版中良好案例的数量有限，我们鼓励读者分享自己的经验为以后的版本提供丰富的资料。

　　本手册由国际劳工组织反强迫劳动特别行动计划 (SAP-FL）的 Philip Hunter 编辑，并得到了联合国在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反人口贩运行动专家组（UN. GIFT）的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的若干其他部门也为本手册的编辑提供了帮助，特别是来自于国际劳工标准(NORMES）、雇主活动（ACTEMP)、跨国企业(MULTI)、社会对话（DIALOGUE），消除童工（IPEC）等部门和”更佳工作”（BETTER WORK）项目人员的建议。我们也感谢外部的雇主联合会、企业和民间团体抽时间审阅了手册的初稿，并提供了宝贵意见，以保证这些指导工具真正与商界相关。特别致谢 GLOBALAFFAIR 高级副总裁 David Arkless先生，和 Manpower 公司的 Branka Minic 女士，他们为手册的外部反馈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非常感谢国际雇主联合会的Brent Wilton 先生和 Barbara Leon女士对初稿的全面评论。

　　简介

　　强迫劳动和由人口贩运引起的强迫劳动正成为雇主联合会和企业面临的日趋重要的问题。本手册旨在帮助不同层次的企业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提供实用工具和指导材料帮助他们鉴别和防止强迫劳动，并在其影响力范围内必要时采取补救措施。

　　雇主组织和企业在打击壹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雇主组织，在对制度的衔接和维持上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国际劳工组织到2015年消除强迫劳动的运动要想成功，企业也起着关键作用。

　　企业和雇主组织在全球消灭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活动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有很多：

　　● 遵守法律: 几乎所有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都批准了关于强迫或强制劳动的29和105号公约，并且批准了反人口贩运的《巴勒莫议定书》。成员国必须把强迫劳动作为犯罪对待。这意味着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犯罪并将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卷入此类活动的公司会被起诉。

　　● 管理风险和声誉： 要想成功，公司必须在存在非固定风险的环境中进行风险管理，而风险则可能会产生于公司本身的运作、其供应商和其它渠道。被指控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既给公司带来法律上的风险，又对公司声誉和品牌造成严重威胁。

　　● 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 由于全球化和各国及各企业间联系的增长，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也成为壹个突出的问题。

　　● 行为准则和企业社会责任（CSR）： 消除强迫劳动是企业行为准则和其它社会责任的重点。公司，尤其是那些供应消费市场和有品牌价值的公司，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对其生产符合社会和人权标准的要求。

　　● 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本手册的目标

　　本 手 册 面 向 雇 主 组 织 和 各 种 类 型 的 企 业 ， 包 括 中 小 型 企业、跨国企业、出口型企业和那些处于国际供应链中的企业。高管人员、人力资源部、采购和社会责任负责人员，及社会责任审计人员都可以在此找到技术资料和信息以帮助他们的日常工作。在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范围内的机构和提供管理服务的公司，例如，咨询公司或质量监测公司，也能从手册中得到帮助。

　　本手册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企业和雇主组织理解并处理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相关的各个方面和问题。当然每个公司和组织都各不相同，并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这些的确是全球性的现象，影响着当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因此，强迫劳动对全球的企业及其国内国际代表都形成了重大风险。本手册有以下具体目标：

　　● 提高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认识，它们是什么，会存在于什么地方；● 为不同企业和雇主组织提供实用材料和指导，鼓励他们为反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做出努力；● 支持雇主着手解决问题，并提出具体措施以帮助其采取预防行动以避免强迫劳动的风险；● 促进对相关国际标准的更好理解；

　　● 通过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行动，鼓励更广泛的合作以打击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 为深度阅读提供参考和指导。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为方便企业的实际使用而设计，用独立工具和小册子的形式，给企业提供实用的指导以帮助其处理强迫劳动问题。手册内容有背景资料，关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最新统计，对重点问题的总结和进壹步阅读的参考。手册的编排兼纳不同行业部门，并采用了来自不同地区、国家、雇主组织和不同规模的企业的信息。整本册子用有具体行动的例子来说明已采取过的措施。本手册具体有以下几个部分：

　　● 雇主常见问题： 给管理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快速查阅指南，以回答雇主常提的问题。该指南针对壹些復杂的问题以简单易用的方式解答，如狱工劳动，强迫超时工作和债务束缚。

　　● 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 壹套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和法律的原则，用以指导企业反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

　　● 守法评估清单和指南： 清单专为社会稽查员和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设计，用于进行企业层面的评估，包括壹套如何进行评估的政策指导的问题和解答及技术性建议。

　　● 采取行动的指导： 给企业和雇主组织提供在企业、国家和产业层面上以及在国际供应链中解决强迫劳动的关键措施。

　　● 采取行动的提示： 壹套实用的查阅指南，用于挑选壹些企业可以用来应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具体措施和收益。

　　●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选择公司和产业运作实例，表明在工作场所及供应链中处理强迫劳动的不同方式。这些案例都是从公众可获取的信息资源中挑选整理的。

　　定义和概念

　　强迫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29号公约（1930年）中可见国际认可的强迫劳动的定义，按照该公约，强迫劳动是“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壹切劳动或服务”。

　　该定义的关键要件：

　　壹切劳动或服务： 包括所有种类的工作、服务和雇佣，无论其所属的产业、行业或职业，包括合法正规的雇佣及非法非正规的雇佣。

　　任何人： 包括所有国籍的成人和儿童，与被强迫劳动者是否拥有事发国国籍无关。

　　任何惩罚的威胁： 既包括刑事惩罚行为，也包括其它形式的胁迫如：威胁，暴力，扣留身份文件，拘禁和克扣工资。剥夺权利和特权也是壹种处罚形式。

　　意愿： 指受雇人员根据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在合理通知后，随时可自愿接受或终止雇佣关系。

　　从本质上，这样情形中的人属于强迫劳动： 他们非自愿选择而提供劳动或服务，若要离开就要受到处罚或被威胁将受到处罚。处罚不仅限于体罚或限制自由，也有其它形式，如权利或特权的丧失。

　　图1提供了壹些例子说明该定义的不同方面：

　　图１：实践中鉴别强迫劳动

　　非自愿的劳动

　　（进入强迫劳动的路径）

　　以惩罚相威胁

　　（扣留强迫劳动的方式）

　　● 出生/后代沦落为“奴隶”或被

　　束缚

　　● 诱拐劫持或绑架

　　● 买卖人口

　　● 在工作场所限制人身自由-监狱

　　关押或私自囚禁

　　● 心理强迫，如命令劳动，威胁如

　　不服从则会受到惩罚

　　● 诱发性债务捆绑（伪造账目，抬

　　高价格，压低产品或服务价值，

　　高利贷等等）

　　● 对工作类型和条件采取欺诈或虚

　　假承诺

　　● 克扣工资

　　● 扣押身份文件或其它有价值的私

　　人财物

　　● 对劳工或其亲属或与其关系密

　　切者采取暴力

　　● 性暴力

　　● 以迷信报復为恐吓

　　● 监禁或其它人身拘留

　　● 经济制裁

　　● 向当局（警察，移民部门等）

　　告发并遣送

　　● 禁止今后受雇

　　● 排斥于社区和社会生活之外

　　● 剥夺权利或特权

　　● 剥夺食物，住所或其它必需品

　　● 转至更糟糕的工作条件

　　● 失去社会地位

　　贩运人口

　　贩运人口可导致强迫劳动。贩运人口涉及人员的流动，通常是跨越国界，以达到剥削的目的。近年来，人口贩运出现了新的形式和规模，通常和信息技术，运输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有关。它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影响着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

　　在2000年的《巴勒莫议定书》中有对人口贩运的基本定义。《巴勒莫议定书》把偷渡和具有剥削、欺诈及胁迫性质的人口贩运进行了区分1。

　　贩运人口，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如通过诱拐、劫持、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他人之脆弱境况／弱势地位，或通过收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壹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该定义比较復杂，但它着重于以下关键点：

　　活动：包括贩运环节的每个阶段，即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受人员。

　　方式：包括威胁或使用暴力、欺骗、诱拐劫持、胁迫、欺诈、威胁，恐吓和滥用权力或他人之脆弱境况／弱势地位。

　　目的：即剥削，包括强迫劳动、奴役和劳役。

　　《巴勒莫议定书》把贩运儿童（18岁以下）和成人区分开。由第三方以剥削为目的招募和运送儿童,即便不涉及定义中提到的非法方式，也被认为是“贩运人口”。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并非所有的强迫劳动都是人口贩运所致，同样地，并非所有与贩运相关的活动都导致强迫劳动。

　　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劳工组织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考虑到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在其内部秩序和程序及和其它主体交流时肯定己方的原则和价值观的壹种举动。企业社会责任使企业自愿主动干预不遵纪守法的活动的行为。

　　国际劳工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关键点：

　　自愿性：企业自愿承担起其法律义务之外的社会责任；完整性：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与慈善事业不同；系统性： 社会责任行为是系统性的，并非偶尔为之。

　　国际劳工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体现在《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中2。该宣言是唯壹针对企业的国际文书，并得到政府和雇主组织及工会的认可。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中基本原则及权利宣言》也是壹项重要的起促进作用的国际文书。它责成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不论其是否批准了相关公约3，都要尊重并促进包括消除强迫劳动在内的四项核心劳动原则。该宣言中认定的原则和权利，也被《联合国全球契约》囊括为与劳动相关的原则。从1999年契约发表后，国际劳工组织始终积极配合全球契约办公室和其联合国成员机构。

　　关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定义的更多信息见本手册的第二册“雇主常见问题” 。 下图中也有，其中包括相关国际文书的摘录。

　　强迫劳动和全球经济

　　事实和数据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1230万人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其中980万人被私人剥削，包括由人口贩运导致的240万人。妇女儿童特别容易遭受侵害，但男性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如建筑业和矿业等领域。

　　强迫劳动既存在于工业化国家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壹个或多或少影响所有国家的全球性问题。下面的表1显示了强迫劳动的地区分布，也表明了这的确是全球性的现象。

　　表1

　　强迫劳动和被贩运的强迫劳工的地区分布

　　强迫劳动总数 人口贩运总数

　　亚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660 000 130 000

　　工业化国家 360 000 270 000

　　中东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转型国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相加不等于总数

　　在被贩运的24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中，至少三分之壹是以经济剥削目的而被贩运的，而非性剥削。从被贩运强迫劳工身上剥削的估计利润高达320亿美元，其中壹半产生于工业国，将近三分之壹产生于亚洲。这意味着从每个强迫劳工身上平均每年所获的利润在13000美元左右，或每月1100美元4。

　　强迫劳动最常见的壹些形式：

　　债务导致的强迫劳动： 盛行于南亚地区，壹般被称为“债役劳动”，但也被广泛称为“债务束缚”。通常为劳工从雇主或劳务中介处借款或预支工资，从而劳工或其家人以其劳动偿还借款。可是借款或工作的条件，可能是让劳工多年无法偿还借贷的圈套5。

　　监狱强迫劳动： 国际法壹般不将监狱工人的劳动认为是强迫劳动。可是，如果服刑人员的劳动是非自愿的，未经法庭判令的，且不是由公共权力机构监督的，则被视为强迫劳动。类似的，如果服刑人员的非自愿工作是由私营企业受益，也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由人口贩运所致的强迫劳动： 人口贩运已成为壹项全球生意，它场】涉有组织犯罪和欺骗性招募，敲诈勒索以榨取移民工人的劳动所得。

　　胁迫雇佣： 指雇佣中很多形式的欺骗和威胁，在特定环境中可升级为强迫劳动。克扣或不支付工资，扣押身份文件，债务捆绑都是这种胁迫的壹些例子。

　　与利用劳动合同体系相联的强迫劳动： 这种情况目前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存在。例如，移民工人发现因为高额费用的收取，他们被“捆绑”于劳动合同，壹旦到达目的国后，更换雇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存在风险的经济领域

　　关于强迫劳动存在的经济领域的可靠统计数据很难建立，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范围内，只有20%的强迫劳动属于国家或军队强迫。即大多数强迫劳动存在于私营企业，且其中11%是强迫商业色情剥削，64%是经济剥削。剩余的5%强迫劳动情况无法清楚鉴定6。

　　以下是壹些经济行业的不完全的名单，在很多国家的这些经济领域内，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都已被认为是重要问题：

　　● 农业和园艺

　　● 建筑

　　● 制衣和纺织业的血汗工厂

　　● 旅店和餐饮

　　● 矿业和伐木

　　● 食物加工和包装

　　● 运输

　　● 家政和其它护理清洁工作

　　● 情色行业

　　人口贩运所致的强迫劳动主要影响着在主流经济边缘工作的，无正式工作或居留权的人们。但日益明显的是，胁迫招募和雇佣也同样影响到了其它主流经济领域中的移民工人，例如保健护理，食品加工，信息技术和签约保洁，既有私营产业也有公共行业。

　　弱势工人

　　强迫劳动是影响到每壹地区，国家和经济领域，及正规和非正规雇佣关系中工人的全球性现象。但是，某些类型的工人比其它工人更易受到胁迫，或是因其种族背景，或是相对贫穷，或是因其非法居留状态而处于危险之中。雇主在直接雇用他们或当他们在供应链的分包合同公司工作时，要予以特别註意：

　　● 那些属于长期遭受歧视群体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着和部落人群，南亚的下层种姓阶级，特别是这些群体中的妇女；● 移民工人，特别是无居留许可的，其弱点会被利用从而遭受胁迫被人剥削；● 非正规企业的工人，包括在家工作的工人和那些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处于正规经济边缘的工人；● 青年和无技能或不识字的工人，他们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认识会比那些比年长的、有技能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少。

　　更多资料

　　国际条约，建议和宣言

　　综合

　　● 1988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 2006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准则的三方宣言》

　　● 2008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

　　强迫劳动

　　● 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29 号）

　　● 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05号）

　　强迫劳动和贩运儿童

　　● 1999年《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182号）

　　移民工人

　　● 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改案）》（97号）● 1975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附则）》（143号）招募及雇佣关系● 1997年《私营职介机构公约》（181号）

　　● 1997年《私营职介机构建议书》（188号）

　　● 2006年《雇佣关系建议书》（198号）

　　人权

　　●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

　　●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1990年《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和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废除奴隶制

　　● 1957年《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犯罪

　　● 2000年《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贩运

　　● 2000年《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议定书》（也称《巴勒莫议定书》）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和调查

　　● 国际劳工组织：反强迫劳动国际联盟，日内瓦，2005●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 消 除 强 迫 劳 动 ： 关 于 强 迫 劳 动 公 约 的 普查，1930（29号），和废止强迫劳动公约，1957（105号），日内瓦，2007● 国际劳工组织：反人口贩运行动，日内瓦，2008● 国际劳工组织：贩运强迫劳工：如何监测征聘移民工人，日内瓦，2006● 国际劳工组织：信息指南：防止对妇女移民工的歧视、剥削和虐待，日内瓦，2003●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劳动监察员手册，日内瓦，2008国际雇主组织政策声明

　　● 国际雇主组织：非正规经济：雇主的方法，日内瓦，2006● 国际雇主组织：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日内瓦，2006● 国际雇主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国际雇主组织的方法，日内瓦，2003● 国际雇主组织：行为准则：国际雇主组织立场文件，日内瓦，1999其它相关资料

　　● 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发展受制：21世纪的歧视和奴隶制》，伦敦，2008● 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债役》，伦敦，1998● 美国国务院，人口贩运报告，2008

　　国际法律文书

　　A-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29号 公约 （1930）- 摘录第壹条1. 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承担在可能范围内最短期间制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的壹切使用形式。

　　第二条

　　1. 就本公约而言，“强迫或强制劳动”壹词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

　　2. 但就本公约而言，“强迫或强制劳动”壹词不包括：

　　(a) 任何工作或劳务系根据义务兵役法强征以代替纯军事性工作者；(b) 作为壹个完全自治国家的正常公民义务壹部分的任何工作或劳务；(c) 任何人因法院判定有罪而被迫从事的任何工作或劳务，但上述工作或劳务必须由政府当局监督和管理，该人员并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团雇用或处置；(d) 任何工作或劳务，因紧急情况而强征者。所谓紧急情况系指战争或灾害或灾害威胁，例如火灾、水灾、饥荒、地震、猛烈流行病或动物瘟疫、动物、昆虫或植物害虫的侵害以及壹般来说可能危害全部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况；(e) 由社区成员为该社区直接利益而从事的，故可视为社区成员应履行的正常公民义务的轻微社区劳务，但这些劳务是否需要，社区成员或其直接选出的代表应有被征询协商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非法征用强迫或强制劳动，应依刑法治罪。批准本公约的成员负有义务确保法律所规定的惩罚确实充分，壹定严格执行B- 废除强迫劳动 105号公约（1957）- 摘录第壹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承担制止不利用任何方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a) 作为政治压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为对持有或发表政见或意识形态上与现存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相反的意见的惩罚；(b) 作为经济发展目的动员和使用劳工的方法(c) 作为劳动纪律的工具

　　(d) 作为对参加罢工的惩罚

　　(e) 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工具第二条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承担采取有效措施去保证立即彻底废止本公约第壹条所述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C- 国际劳工组织私营就业机构

　　181号公约（1997）- 摘录

　　第壹条

　　1. 就本公约而言，私营职业介绍所是指提供以下壹项或多项劳动力市场服务的独立于公共当局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a) 匹配就业供求的服务，而私营职业介绍所不成为因此服务而可能产生的就业关系中的壹方。

　　(b) 雇用工人并准备提供给第三方使用的服务，第三方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称用人企业），由他们给工人分配任务并监督这些任务的执行。

　　(c) 其它与求职相关的服务，是由主管机构咨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后确定的，如提供信息，并非旨在匹配特定的就业供求。

　　2. 就本公约而言，工人壹词包括求职者。

　　第二条

　　1. 本公约适用于所有私营职业介绍所

　　2. 本公约适用于所有类别的工人和所有经济活动部门。公约不适用于海员的招聘和安置。

　　第三条

　　1. 私营职业介绍所的法律地位，需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咨询最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后确定。

　　2. 成员国须根据发放执照或证书制度，确定管理私营职业介绍所操作的条件，除非有适当的国家法律和惯例以其他方式规定或确定了这些条件。

　　第四条

　　须采取措施，以保证由提供第壹条中的服务的私营职业介绍所招聘的工人，不被剥夺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第五条

　　为促进就业和进入特定职业的机会和待遇平等，成员国须保证私营介绍所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社会出身，或国家法律和惯例包括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歧视，如年龄或残疾，对工人施加歧视。

　　第七条

　　1. 私营职业介绍所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酬金或费用。

　　2. 为了有关工人的利益，咨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后，主管机构可批准将某些类别的工人和私营职业介绍所提供的特别类别的服务，作为以上第壹条规定的例外情况。

　　第八条

　　1. 咨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后，成员国须在其管辖范围内，及凡适宜时，同其它成员国合作，采取所有必要和适宜的措施，为私营职业介绍所在其领土上招聘或安置的移民工人提供适当保护并防止虐待现象。这些措施须包括制定惩罚的法律或条例，其中有取缔从事欺骗性活动和虐待行为的私营职业介绍所的条例。

　　2. 当工人是在壹个国家招聘，而在另壹个国家工作时，相关成员国须考虑缔结双边协议，以防止招聘，安置和就业中的虐待和欺骗行为。

　　第九条

　　成员国应采取措施确保私人职业介绍所不使用或提供童工。

　　第十条

　　主管机构应确保有适当的机制和程序，适当时要有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以调查对私营职业介绍所活动中的虐待，欺诈行为的指控第十壹条

　　成员国应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第壹条第壹段(b)中定义的私营职业介绍所雇用的工人在以下方面得到适当保护。

　　(a) 结社自由

　　(b) 集体谈判

　　(c) 最低工资

　　(d) 工时和其它工作条件

　　(e) 法定社会保障津贴

　　(f) 接受培训

　　(g) 职业安全和健康

　　(h) 发生职业事故或疾病时的赔偿

　　(i) 出现破产时对工人的赔偿和债权保护

　　(j) 生育保护和利益，父母保护和利益。

　　D- 防止，消除和惩罚人口贩运，特别是妇女儿童贩运议定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补充条例）-摘录第二条 目的声明

　　本公约目的为：

　　(a) 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对妇女儿童予以特别註意。

　　(b) 在完全尊重他们人权的同时，保护和帮助此类贩运的受害者。

　　并

　　(c) 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以达到这些目标。

　　第三条 术语的使用

　　就本公约而言:

　　(a) “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壹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b) 在本条a分段中陈述的遭受旨在剥削的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的概念与在b分段中使用的任何方式无关。

　　(c) 以剥削为目的，招聘，运送，转移，窝藏，或接受儿童，即使未使用本条a段中陈述的方式，也被认为是“人口贩运”。

　　(d) “儿童”应指所有18岁以下的人。

　　第六条： 帮助和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1. 在适宜的情况和在国家法律延伸范围，各缔约国都应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隐私和身份，包括，特别是，在与该类贩运相关的司法程序中保密。

　　2. 各缔约国都应保证其国家法律或管理体系中包括了在适宜情况中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措施，(a) 相关法庭和行政程序的信息。

　　(b) 提供援助，以加强他们的见解，和表达关切，并考虑以不损害受害人权利的方式，在适当阶段对罪犯提起的刑事诉讼。

　　3. 各缔约国应考虑执行措施，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恢復，包括在适宜情况下，与非政府组织，其它相关组织和其它民间社会部分合作，并特别提供：

　　适当的居所。

　　(b) 使用人口贩运受害者能懂的语言，提供咨询和信息，特别是与他们合法权利相关的。

　　(c) 医疗，心理和物质援助，和

　　(d) 就职，教育及培训机会。

　　4. 各缔约国在提供本条中提到的援助时，应考虑到人口贩运受害者年龄，性别和特殊需要，特别是儿童的特殊需要，包括适当的居所，教育和照顾。

　　5. 各缔约国应尽力给在其领土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6. 各缔约国应确保其国家法律体系中包含了让人口贩运受害者可为其遭受的损害要求赔偿的措施。

　　第九条 防止人口贩运

　　1. 各缔约国应建立全面的政策，计划和其它措施：

　　(a) 反对和打击人口贩运，并

　　(b) 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免再次成为受害者。

　　2. 各缔约国应尽力采取措施，如调查，宣传和新闻媒体运动及社会和经济行动，以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

　　3. 依照本条的政策，计划和其它措施的建立，在适当情况下，应包含与非政府组织，其它相关组织和其它民间社会部分的合作。

　　4. 各缔约国应采取或巩固措施，包括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以减轻使人们，特别是妇女儿童易遭受贩运的因素，如：贫困，不发达和缺乏平等机会。

　　5. 各缔约国应采用或加强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教育社会或文化措施，包括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以抑制那种助长壹切形式剥削人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并导致贩运活动的需求。

　　雇主常见弊端

　　前言

　　本册以雇主和企业常见问题的方式，介绍关于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的信息。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主题，诸如强迫劳动的形式；国际上关于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的最新统计数据；雇主组织和企业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扮演的角色；相关的国际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联合国关于人口贩运问题的巴勒莫议定书；监狱工人；以及在雇佣中使用债务束缚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本手册的最后收录了资源列表和网站地址方便读者查询更多的信息。或者可以查阅第壹册：《简介和概述》 ，关于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的壹般信息，和第五册：《采取行动的指导》 ，关于雇主和企业可采取的行动的详细信息。请註意本册中的有些信息也会在其它手册中提及。

　　打击强迫劳动：雇主和企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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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强迫劳动的问题？

　　根除强迫劳动需要多方面的行动。首先，要对在不同的环境下强迫劳动是怎样进行的有更清楚的认识，还要了解有谁且是如何受到了影响。其次，国家要采用和实施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取缔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保护受害人，对违法者加以其应得的惩罚。同时，壹系列适应国情和强迫劳动问题类型的实际行动也是必要的，包括提高公众对于强迫劳动的风险意识；为潜在非正规移民工人提供可选的当地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教育工人了解自身的权利，严格执行法律，监督和规范职业介绍机构、劳务承包商和雇主的行为；帮助被救出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康復和重新融合。长期来看，预防强迫劳动要依靠目标明确的消除贫困的行动，如增收措施、小额保险项目、保证所有工人有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在打击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方面雇主和企业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雇主和企业在打击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事实上壹些企业领导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实施了重大举措。但是，企业的角色不能和其他重要参与者分开，即政府和社会伙伴。基于这样的认识并出于帮助指导企业行为的目的，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企业领导打击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十项原则》。这些原则概述了公司和雇主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壹些步骤：

　　● 确立清晰透明的公司政策，制定预防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措施。明确指出该政策适用于涉及公司产品生产和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 培训审计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和合规管理专员，使其能鉴别强迫劳动行为并寻求合适的补救措施；● 定期为利益相关者和潜在投资商提供信息，以具有明确的长期商业道德承诺（包括防止强迫劳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他们；● 促进各产业部门（如农业、建筑业和纺织业）内部的协议和行为准则，鉴别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领域并采取合适的补救措施；● 公平对待移民工人。仔细监督提供合同工的职介机构，尤其是涉及跨国行为的，并且将有恶劣行为和强迫劳动的机构列入黑名单；● 确保所有工人都有书面合同，合同应使用他们易于理解的语言，就工资支付、超时工作、扣押身份文件及其它与防止强迫劳动有关的问题明确他们的权利；● 鼓励企业间的国内和国际活动，鉴别存在潜在问题的领域并交流良好行为；● 通过职业培训和其他适当措施，为帮助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受害人的方案和项目作出贡献；● 在政府、工人、执法机构、劳动监察部门之间搭建桥梁，促进打击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行动间的合作；● 与媒体合作，寻求创造性的方法来奖励良好行为。

　　怎样确认公司运作中是否存在强迫劳动?

　　壹些值得註意的迹象包括：

　　● 负债工人。已负债或可能负债的工人可能会被胁迫为某个雇主工作以偿还债务；● 监狱劳动。使用服刑人员本身并非强迫劳动。但是，服刑人员须是自愿受聘于公司工作，同时其工资、福利、职业安全和卫生等条件应和自由劳工相当；● 企业所在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出于发展目的而强迫人民参与建筑业、农业和其他公共行业的工作；● 剥削行为，如强迫超时工作或要求雇佣保证（以经济或个人身份文件的形式）；● 移民工人特别容易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没有签订合同的工人，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包括终止雇佣的权利；● 最后，鉴别潜在强迫劳动的实用清单可为雇主和企业提供有用的工具。

　　公司和雇主怎样避免贩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贩运人口的风险？

　　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灵活快速的运作，对于依靠第三方招募工人的雇主是不利因素。如果企业中有移民工人，特别是委托第三方聘入的，那公司应该了解他们是谁，来自哪裏，同时确保他们是通过完全公开的招聘进入公司的，不存在欺骗和胁迫。此外，制定相关政策作为公司招聘移民工人的指导，及只委托信誉良好的招聘和就业机构也很重要。

　　强迫劳动的形式

　　什么是强迫劳动？

　　强迫或强制劳动是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壹切劳动或服务。若国家、私营企业或个人出于意愿和权力而强加给工人残酷的剥夺，如人身暴力或性虐待，则此时的劳动是被强迫的。强迫劳动包括如下行为:限制个人行动；扣押工资或个人文件以强迫工人继续工作；或者是让工人陷入欺骗性的债务中无法逃脱。强迫劳动是壹种刑事犯罪，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中，强迫或强制劳动定义的关键要素包括：

　　1. 以惩罚相威胁。 这种惩罚可能是刑罚制裁或是剥夺权利或特权。报復威胁可能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从最明显的，包括使用暴力、人身强迫甚至是死亡威胁，到比较微妙的，心理上的，如以向政府当局举报非法移民工人相威胁。

　　2. 非自愿的工作或服务。 任何工作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合同双方共同意愿的基础上，这项原则也意味着双方在符合国家法律或者集体协议情况下，做出合理通告后，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如果工人因害怕遭受惩罚，而不能更改自己的意愿，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强迫劳动。这种非自愿可能来自外部的、间接的压力，如克扣工人的部分工资或扣留工人的身份文件。

　　3. 所有工作或服务。 这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工作、服务和职业，涵盖所有行业、部门和职务，既包括合法正规的雇佣也包括非法非正规的雇佣。

　　4. 任何人。 既包括成人也包括儿童，无论其所属国籍，且与受害人是否有强迫劳动被发生国的国籍无关。

　　在第29号公约中，“以任何惩罚相威胁”

　　由哪些内容构成？

　　第29号公约（1930年）定义强迫劳动为：“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壹切劳动或服务”在该定义中，“以任何惩罚相威胁”不仅指刑罚制裁，也指权利或特权的丧失。就实际情况而言，可能存在很多人身和/或心理的形式，如：

　　● 对工人，其家属或关系密切者的人身暴力；● 性暴力；● 拘禁或其他人身限制；

　　● 经济惩罚；

　　● 向当局（警察局、移民局等）举报并驱逐，如非法受雇的移民工人的情况；● 排除未来就业的可能；

　　● 排除在社区和社会生活外；

　　● 剥夺权利或特权；

　　● 剥夺食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 更换到更差的工作条件；

　　● 失去社会地位。

　　有多少人被困在强迫劳动中？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范围内至少有1230万强迫劳动受害者。其中，980万受害人被私营雇主和企业剥削，这其中超过240万是被贩运的人口。剩余的250万被国家或是反政府武装团体强迫参加劳动。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到了全部被强迫劳动者的40-50%。几乎所有的强迫商业性性剥削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她们也占到了经济剥削受害者的56%。

　　亚太地区是强迫劳动者分布最多的地区（占总数的77%），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1%）。工业化国家大概有3%的强迫劳动受害人，其中四分之三是被贩运的2。

　　2 这些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反强迫劳动联盟：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后续全球报告》2005年，日内瓦。关于得出这些数字的方式的讨论，见Patrick Belseret.al,的《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强迫劳工的最低估算》2005年，日内瓦。

　　3 关于强迫劳动的不同形式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壹分册《简介和概述》 。

　　强迫劳动和贩运的强迫劳工的地区分布

　　强迫劳动总数 人口贩运总数

　　亚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660 000 130 000

　　工业化国家 360 000 270 000

　　中东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转型国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註：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相加不等于总数

　　强迫劳动有哪些不同的形式3？

　　强迫劳动有很多的形式—其中部分是国家强迫的，但是绝大部分存在于私营经济中。强迫劳动可能是贩运人口和非法移民所致，这个问题日见严重并影响到世界上各个地区。强迫的方式包括债务束缚，奴隶制，滥用习俗和欺骗性的招聘体系。壹些最为常见的强迫劳动形式包括：

　　债务导致的强迫劳动： 在南亚存在最为普遍，通常被称为“债务劳动”，也被称为“债务束缚”。在不同经济部门，包括农业、造砖业、矿业和其他行业中都存在，常常是和长期的歧视联系在壹起的。受害人通常是社会中最为贫困的人员，在某些地区，土着或部落人民最容易受影响。个人抵押自己或者家人的劳务给放贷人来偿还贷款或预支的工资便产生了“债务束缚”。

　　监狱强迫劳动： 国际法壹般不认为监狱劳动就是强迫劳动。但是，未经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员的非自愿的且没有公共机构监督的劳动被认为是强迫劳动。相似地，服刑人员为私营企业提供的非自愿劳动也是强迫劳动。

　　人口贩运导致的强迫劳动： 人口贩运，或贩卖人口，常常和强迫劳动联系在壹起。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或个人助长着人口贩运，同时贩运也涉及了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欺骗性招聘，诈骗和敲诈。

　　与劳动合同体系中的剥削相关的强迫劳动： 现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壹个地方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移民工人发现因为高额费用的收取，他们被“捆绑”于劳动合同，壹旦到达目的国，更换雇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哪些工人最有被强迫劳动的“风险”？

　　强迫劳动是壹种全球性现象，影响到各个地区、国家和经济部门，及正规和非正规雇佣关系中的工人。但是，某些类型的工人更加容易成为胁迫的受害者。有些是因其种族背景，相对贫穷或非法居留状态而尤其处于危险：

　　● 那些属于长期遭受歧视群体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着和部落人群，南亚的下层种姓阶级，特别是这些群体中的妇女；● 移民工人，尤其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很容易被胁迫受剥削；● 非正规企业就业人员，包括为家庭作坊工人，在边远农村地区，处于正规经济边缘的工人；● 青年和无技能或不识字的工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认识会比年长、有技能和受过更好教育的者要少。

　　另外，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被强迫在不同部门劳动，也包括强迫商业性性剥削（影响的基本都是女性）。

　　强迫劳动的原因有哪些？

　　强迫劳动绝大部分根源于贫困、不公平和歧视，以弱势和无保护的工人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立法不足和执法不严使得违法者很少受到指控和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壹小部分不良雇主、中介和贩运人口者而言，强迫劳动潜在的收获大于可视的风险。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从被贩运强迫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年收益是316亿美元，其中壹半是在工业化国家获得的。强迫劳动同时也受政治因素的激发。

　　强迫劳动与专制国家的关联难道不是更甚于其与私营部门的关联吗？

　　直接由国家导致的强迫劳动始终值得关註。但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大多数的强迫劳动受害人是被私营机构剥削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是壹个国际现象，在所有的地区存在，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正规还是非正规经济，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还是中小型企业。并且，强迫或强制劳动广泛分布于不同产业，如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奴隶制和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在日益减少，但私营经济部门下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却正处于上升趋势中。

　　打击强迫劳动的

　　国际标准4

　　关于消除强迫劳动有什么国际文书？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两个关于强迫劳动的公约（对批准了的成员国有法律约束力）。第壹个是《强迫劳动公约》，即1930年第29号公约，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1957年又补充了《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后者是在因政治目的而越来越多地使用强迫劳动的时期通过的，要求制止以下用途的强迫劳动：

　　● 政治胁迫或教育，或对发表政治言论的制裁● 为经济发展组织动员劳动力● 劳动纪律

　　● 对参与罢工的制裁

　　● 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

　　这两个强迫劳动公约属于国际劳工组织得到最广泛批准的公约，也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这意味着免于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消除童工，以及消除工作中的歧视，是实现体面劳动必不可少的四个基本点。另外，1998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要求所有成员国，包括尚未正式批准公约的成员国，也要尊重并倡导消除强迫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对强迫劳动的定

　　义有没有例外？

　　第29号公约将强迫劳动广泛定义为“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壹切劳动或服务”。但是，公约同样明确以下形式的强迫劳动不属于该定义的范围：

　　● 义务兵役法要求的纯军事性质的工作和服务；● 完全自治国的公民正常民事义务工作和服务的组成部分，如陪审义务及救助危难人员义务；● 经法庭宣判后的人提供的工作和服务，但必须在公共权威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且该人并未受聘或受控于私营个人、企业，或协会；● 紧急情况下的工作和服务，如战争或灾难，后者诸如洪灾、地震、饥荒或任何危及全体或部分人民生命和安康的情况；● 由社区成员为本社区直接利益提供的壹些轻微的社区服务，如日常维护工作、卫生工作，或是维护村庄内的道路以及水利设施。

　　国际法是怎样处理人口贩运问题的？

　　新出臺的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和地区性文书反映了对人口贩运问题日益增长的重视，如《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公约》（2000年），又称《巴勒莫议定书》，以及《欧洲理事会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议定书》（2005年）。这些新的国际文书传达了壹种日益增长的共识，即贩运人口可包括，可导致或可被用于强迫劳动，奴隶制和奴役。这些国际文书的通过和批准在很多国家促进了立法和实践的迅速变化，并促成了在该领域中新政策的采用。

　　监狱劳动

　　监狱劳动是否作为强迫劳动的壹种形式被禁止?

　　国际劳工组织的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和第105号）没有禁止使用监狱劳动,但对其使用做出了明确限制。监狱劳动只能针对经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员，而候审拘留人员，及由行政决定被监禁的人员不能被强迫劳动。服刑人员的工作必须得到公共监狱管理局监督,并且服刑人员不得被强迫为监狱内外的私营企业工作。

　　然而, 即使在上述情况下, 第105号公约还是禁止出于以下目的使用监狱劳动：

　　● 政治胁迫或教育，或作为对发表政治言论的制裁● 为经济发展组织动员劳动力● 劳动纪律

　　● 对参与罢工的制裁

　　● 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

　　当监狱劳动与监狱内外的私营商业活动相连时，工作不能是强制的。服刑人员必须是自愿接受雇佣，并且如果公司使用监狱劳动，应保证服刑人员的工作条款和条件与相关行业中自由工人的相当。

　　在什么条件下监狱劳动是被允许的？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 经法庭宣判的人员提供的，且由政府监督和控制完成的工作或服务,不被认为是强迫劳动。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以确保此类监狱劳动不被认为是强迫的：

　　● 此人已被认定违法，且判决是由独立的法庭按照司法程序宣布的。被拘留尚未被定罪的人，例如正在等待审判或未经审判拘留的人，没有劳动的义务；但是，如果他们要求，这并不妨碍为其提供工作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

　　● 工作由公共权威监督和控制。在国家监狱中，公共权威通常由监狱管理机构代表。

　　● 服刑人员不能受雇或受控于私营个人、企业或协会。

　　在私营部门，强制监狱劳工受控于私营个人或公司是违反国际准则的。但是私营企业或个人可以雇佣自愿为他们工作的服刑人员。雇佣服刑人员在监狱内外为其工作的公司应保证服刑人员的工作条款和条件与相关行业中自由雇佣关系下的工人相当。公司还应确认这些工人已同意为私营雇主工作。

　　壹些关于监狱劳动会如何与私营部门关联的例子，包括：

　　● 作为教育或培训计划的壹部分，服刑人员与私人实体合作；● 服刑人员在狱中的车间工作，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给私营实体；● 作为保释计划的壹部分，服刑人员在监狱外为私营实体工作；● 服刑人员壹般是在监狱裏劳动, 为由私营实体管理的劳改机构的运作而服务；● 有些服刑人员白天在监狱外为私营公司工作,晚上回到监狱。

　　确保监狱裏的工作是在类似于“自由劳动关系”

　　条件下进行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企业使用监狱劳动, 建议应保证服刑人员的工作条款和条件与相关经济行业中自由雇佣的工人的相当。特别是，服刑人员应享有同自由工人壹样的工作安全与卫生标准, 并具有相当的工资标准及社会保险福利；允许有食宿费用的扣减。还建议公司确保服刑人员是自愿工作，而未遭受压力或惩罚的威胁，例如在监狱裏失去权利或特权。以确保起见的壹种方法就是让监狱工人提供同意工作的书面文件。

　　胁迫

　　如果壹个雇员口头或书面表示同意工作, 那怎么会有强迫劳动的问题?

　　雇员正式的同意并不能保证都是出自其自由的意愿。例如当在惩罚的威胁(例如暴力威胁)下同意工作，雇员是不可能“自愿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 外来的约束或间接的胁迫都干涉了工人自愿工作的自由。这种约束可能来自权威机构的行为，例如法律条款，或者可能来自于雇主的手段，例如移民工人被欺骗性的虚假承诺诱惑并以及被扣留身份文件或者被强迫继续受控于雇主。按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定义，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在雇佣期间扣留个人文件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吗?

　　不壹定。但如果工人无法自由得到这些文件，而且他们感到壹旦终止雇佣，就有丧失这些文件的风险，那么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个人贵重物品就可以被认为有强迫劳动的迹象。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这些文件，雇员就无法找到另壹份工作,甚至无法作为公民享受某些服务。

　　为满足生产最后期限而强制超时工作是否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如果是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或集体协议中同意的,那超时工作的义务不被认为是强迫劳动。这意味着，根据国际标准, 强迫劳动只发生在强制加班超出每周或每月法律允许的范围时，无论以何种理由超时。当雇主要求雇员在明显违反了有关工时的法律的条件下工作, 并以惩罚相威胁，就可能出现强迫劳动。

　　但是, 在壹些情况下,由于害怕被解雇，雇员们超出国家法律规定范围进行超时工作, 而在其它情况下，工人们不得不进行多于法定最长时间的工作，因为这是唯壹能挣得最低工资的方法 (例如，工资是根据产量指标计算的)。在上述情况中, 即使工人理论上能拒绝工作, 但其弱势地位使他们别无选择，为了挣得最低工资或保住工作（或者两者兼有）而不得不超时加班。国际劳工组织实施公约和建议书专家委员会认为,这成为了壹种以惩罚相威胁强制工作的情况，因此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如果我提供全额工资和福利, 会出现强迫劳动的问题吗?

　　如果工人在惩罚的威胁下没有终止雇佣的自由就构成强迫劳动,无论妳是否提供工资或其它形式的补贴。

　　什么是债务束缚和债役劳动?

　　债务导致的强迫劳动，在南亚通常称为“债役劳动”，但也被广泛称为“债务束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 债役劳动存在于农业、砖窑、大米磨坊以及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经济活动中。也有可能出现在皮革业、渔业和地毯工厂中。受害者通常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人, 大多是文盲并很容易被欺骗，且对自身的权利壹无所知; 如果他们试图脱离雇佣，壹般会被抓住并强制遣回。在壹些地区, 土着和部落居民受影响最严重。

　　债务束缚在《联合国废除奴隶制补充公约》中被法定为:“因债务人典质将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劳务充作债务之担保，所服劳务之合理固定价值并不作为清偿债务计算，或此种劳务之期间及性质未经分别限制及订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状况”。

　　当男性的壹家之主为从雇主处预支工资或必要时贷款，而抵押了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时，债役会影响整个家庭。债务束缚(及其他形式的胁迫)通常建立在由承包商和分包商构成的復杂体系中,他们都从债务劳工身上分取壹份利益, 有些工人工作了多年都得不到任何实质收入。

　　人们是如何被胁迫从事强迫劳动的?

　　很多强迫劳动情况中的关键因素是：当人们没有自由同意工作时。对其胁迫诱使。有很多胁迫的形式是您应该意识到的：

　　● 出生/后裔成为“奴隶”或受债役；

　　● 诱拐或绑架；

　　● 贩卖人口；

　　● 在工作场所限制人身自由；

　　● 心理强制, 如：以惩罚相威胁命令工作；

　　● 债务陷阱（虚假的帐目，膨胀的价格，贬值的货物等）；● 关于工作种类和条款的欺骗或虚假承诺；● 扣押或者不发工资；

　　● 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个人贵重物品。

　　有时人们是自由接受工作合同, 但是当他们改变主意却无法离开。这样也构成了胁迫。

　　如果公司要求雇员工作到规定的期限，以收回培训相关的费用,这被认为是强迫劳动吗?

　　公司有时会投资大笔的资金来提高其雇员的技能和知识, 特别是当培训只有国外才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与受培训的雇员签订协议,该雇员需为公司工作壹定的时间，以此收回公司的投资成本。这类的协议削减了受培训工人终止雇佣关系的自由,因此在壹些情况下就可能上升为强迫劳动。但是当决定该情况是否构成强迫劳动的时候有几个因素应该被列入考虑范围, 例如:

　　● 受培训工人接受培训后在公司工作的时限；● 收回培训成本所需时限, 并要考虑到培训时间和费用，该时限是否合理；● 如果受培训工人偿付壹部分培训费用后，是否能辞职。

　　为了防盗和保障我雇员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 我聘请了保安人员,并将工作场所的门锁起来,这是否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正如扣押个人文件壹样, 锁门可以被认为是强迫或强制劳动的壹种迹象。它限制了工人的行动自由并涉及了雇佣自愿性的问题。但是，这裏的要点是：强迫劳动的特点是以惩罚相威胁，涉及到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如果没有以惩罚相威胁，而且工作是自愿进行的，这就不被认为是强迫劳动。

　　类似地, 出于安全原因在工厂出口设置保卫人员不被认为是强迫劳动。但是，不适当的使用保安人员可能成为强迫劳动的征兆，因此需要避免这点并且小心对待。

　　壹个为免遭贫穷或饥饿而被迫工作的人是否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不是。壹个人为维持生活不得不工作的事实并不会把工作或服务变成强迫劳动, 只要此人能够接受和终止工作(给雇主合适的通告)而不用害怕受惩罚。但是，如果雇主利用这样的经济状况而提供过低的工资, 就可能出现强迫劳动的情况。

　　如果雇主得到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能否认为该未成年人自愿接受工作?

　　大多数国家都对签订劳动合同规定了最小年龄, 可能与义务教育结束的年龄相配合。但是可能会危害健康、安全或有损精神状况的工作壹般是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加的，所以未成年人自己或其父母同意接受此类雇佣都是不生效的。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

　　什么是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或贩运人口，可能会导致强迫劳动。它涉及以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迁移，通常是跨国界的。近几年, 贩卖人口有了些新的形式和规模, 通常与信息技术、交通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有关。其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国牵涉到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以及具备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在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 5 之补充协议的《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公约》（又称《巴勒莫议定书》）中有人口贩运的法定定义。定义强调以下重点:

　　● 人口贩运涉及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等活动；● 其手段包括强迫,欺骗,诱拐,胁迫,欺诈,威胁,滥用权力或脆弱境况；● 其目的被定义为剥削,包括强迫劳动或服务, 奴隶制或类似做法，以及奴役。

　　此外，《巴勒莫议定书》中对贩卖儿童(18岁以下)和成年人做出了区分。任何以上提到的不法的行为在贩卖儿童中都不适用的。贩卖儿童也被国际劳工组织182号公约定义为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壹种。

　　人口贩运是如何与强迫劳动相联的?

　　强迫劳动也可能发生在被诱骗移民，进而遭受商业或性剥削的人身上。人口贩运可从联系提供境外工作的职业介绍所开始，壹旦被运送到目的地国家，雇佣条件就改变了，个人文件也被扣留，并出现胁迫。结果即是强迫劳动。

　　这类强迫劳动也可能出现在当个人，有时是儿童，被绑架，拐骗或者“出售”的情况下。这些强迫劳工大都从业于家政、农业、街头贩卖、性产业，及制造业的血汗工厂。

　　贩运人口的原因有哪些?

　　有许多因素可以被看作是贩运人口的原因，并在导致近些年贩运人口增长中起重要作用：

　　●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 缺乏对人口贩运危险的了解；

　　● 缺少安全移民机会的信息；

　　● 人员和货物流动障碍降低，更先进的和更便宜的跨国运输方式；● 合法移民到工业化国家的壁垒增多；● 劳动力市场管理不佳，例如不健全的劳动法、劳工管理发展水平较低，包括低水平的劳动监察服务等；● 劳动力及性剥削的利润吸引了犯罪集团的兴趣；● 移民渴望更好的生活，和对人口贩运及其结果的无知。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由人口贩运而致的强迫劳动受害者的数量在全球达到了240万。下表显示了按区域划分的数据:

　　人口贩运导致的强迫劳动人数

　　亚太地区 1 360 000

　　工业化国家 270 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50 000

　　中东地区和北非 230 000

　　转型国家 20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30 000

　　全世界 2 450 000*

　　*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相加不等于总数

　　更多信息和资料

　　关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可以在哪

　　裏查到更多信息？

　　可从网站： www.ilo.org/forcedlabour 上获得更多关于强迫劳动、人口贩运和国际劳工组织行动的信息，或直接与国际劳工组织反强迫劳动特别行动计划联系：

　　Email: forcedlabour@ilo.org

　　传真: +41 22 799 65 61

　　您也可以参阅以下重要文献和网站：

　　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和调查

　　● 国际劳工组织：反强迫劳动国际联盟， 日内瓦，2005● 国际劳工组织：消除强迫劳动，日内瓦，2007● 国际劳工组织：反人口贩运行动， 日内瓦，2008● 国际劳工组织：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如何监督对移民工人的招募，日内瓦，2006● 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给劳动监察人员的手册，日内瓦，2008● 国际劳工组织：信息指南：防止对妇女移民工人的歧视，剥削和虐待，日内瓦，2003国际雇主组织政策声明

　　● 国际雇主组织， 非正规经济： 雇主的方法，日内瓦，2006● 国际雇主组织，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日内瓦，2005● 国际雇主组织， 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雇主组织的方法，日内瓦，2003● 国际雇主组织， 行为准则： 国际雇主组织立场文件，日内瓦，1999其它相关资料

　　● 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发展受制：21世纪的歧视和奴隶制，伦敦，2008● 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债务束缚，伦敦，1998● 美国国务院，2008年人口贩运报告.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8/网站

　　● www.ioe-emp.org

　　● www.unglobalcompact.org

　　● www.ungift.org

　　● www.antislavery.org

　　● www.ciett.org

　　● www.freetheslaves.net

　　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

　　监狱劳动

　　i) 只有已被法庭宣判了的服刑人员才能被要求提供劳动或服务。这类工作或服务要在政府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如国有的监狱管理机构。服刑人员不得被聘或被安置到私营个体、公司或组织。不允许强制服刑人员在监狱内外或私人管理的监狱内为私营企业提供劳动或服务。

　　ii) 服刑人员提供给私营企业的劳动或服务必须是自愿的，是其自由决定且不受到威胁或惩罚，包括在狱中权利和特权的丧失。

　　iii) 自愿为私营企业工作的服刑人员的工作条件应与自由工人的相当。服刑人员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福利以及职业安全和卫生标准都应与自由工人的相似。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 合理的工资水平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胁迫

　　i) 雇佣自由：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被惩罚的威胁，自愿和自由接受雇佣的权利。

　　ii) 结束雇佣： 工人在合理期限内（符合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提出通知后，可自由随时结束不定期或长期的雇佣关系，而不受惩罚。规定了合同期限的工人，在合同到期后，不得被要求提供超期服务。雇主不得采取手段限制工人终止合同，如：要求保证金，扣押雇员文件，威胁或使用暴力，进行经济制裁或要求偿付招聘费用。

　　iii) 暴力威胁、骚扰和恐吓： 雇主不得以任何惩罚威胁任何人为其提供劳动或服务。包括对工人、其家属或关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胁使用人身或性暴力、骚扰和恐吓，以达到胁迫的目的。

　　iv) 以工资偿付相威胁，包括债务束缚和抵押劳役：

　　a) 须按时发放工资，禁止使用剥夺工人实际终止雇佣可能性的工资支付方式，工资支付不得拖延或拖欠积累。

　　b) 工资须直接支付给工人，且要使用法定货币支付，或使用得到法律、集体协议准许或个人同意的支票或汇票支付。禁止以代金券，优惠券或期票支付。

　　c) 不得以货物或服务的形式，作“以货代款”支付，以造成工人对雇主的依附状况。“以货代款”支付只能在确保工人未被完全剥夺现金薪酬，且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集体协议允许的情况下，部分支付。

　　d) 以业绩评定或按计件工资计算的工人收入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e) 雇主不得以债务束缚或强迫劳动的方式让工人偿还其欠下的或继承的债务。

　　f) 工资欺骗、预支工资和给雇员借贷不得被用作扣留工人工作的手段。预支和借贷及扣减工资还债，都不得超过国家法律规定的限额。工人须被充分告知预支和借贷的发放及偿还条款和条件。

　　g) 不得以让工人陷入债务并将其约束为目的而扣减工资，且须采取措施限制工资扣减以防此类情况发生。工人须被告知工资扣减的条件和范围，且只能在得到国家法律、集体协议或仲裁允许的范围内扣减。

　　h) 不得强迫工人使用与企业挂钩的商店或服务。在不可能使用其它商店或服务的情况下，雇主须确保所售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价格公正合理，目的不是让工人陷入债务或胁迫相关工人。

　　v) 纪律措施：

　　a) 纪律规章措施中不得包括导致被迫劳动的制裁。

　　b) 不得采用强制劳动约束工人或作为其参加罢工的处罚。

　　vi) 强制超时劳动：

　　a) 不得以惩罚威胁工人进行超过国家法定和集体协议规定的工时的工作，如以解雇相威胁。

　　b) 不得在惩罚的威胁下，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让其在正常日常工作时间外提供劳动或服务。如,雇主不得因工人需要挣到最低工资，而设定需超过正常工时才能完成的绩效目标。

　　vii) 行动自由： 不得使用胁迫手段将工人限制或监禁在工作场地或有关场所（如雇主经营的居所）。不得在雇佣条件中强行要求工人居住在雇主经营的居所。

　　viii) 与技能发展和职业培训相关的条件： 提供给雇员的培训机会应基于自愿。提供此类机会的雇主不得强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务，作为壹种收回培训费用的方式。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

　　i) 雇佣移民：

　　a) 移民工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都应得到公正对待，应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导致胁迫及贩运剥削劳动的恶劣条件和欺诈行为。

　　b) 移民工人应享受至少于当地工人相当的工作条件，并有权在合理期限内（符合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提出通知后，自由随时接受或结束雇佣关系，而不受被惩罚的威胁。

　　c) 雇主不得用向当局举报来威胁非法移民工人或其家属，胁迫此类工人接受或继续工作。

　　ii) 招聘移民工人： 除非得到国家法律允许，否则不得直接或间接收取工人全部或部分招聘费用，包括办理官方文件和工作签证的相关费用。如果是合法的收费，这类费用应加以规范和公开，应有保障措施保护工人不受剥削。

　　iii) 扣押文件：

　　a) 禁止诸如没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或其它贵重物品（如工作许可和旅行证件）的行为。

　　b) 但是，如工人要求，雇主可为这些文件提供安全保管。工人可根据需求随时自由存取。

　　c) 雇主不得以约束工人为目的而扣押其个人文件。

　　iv) 私营职业介绍所： 委托私营职介所为其招聘员工的雇主，应在其影响范围内并尽其能力采取措施以：

　　a) 确保这些职介所没有把工人置于强迫劳动和贩卖剥削劳工的危险中的欺诈行为。

　　b) 防止这些职介所滥用合同，如确认这些工人在工资有关的事项、工时、超时和其它工作条件上得到足够的保护。

　　c) 尽最大可能保证招聘费和与招聘相关的费用由用人公司而非工人支付。

　　d) 只委托得到主管机构许可或认证的职介所。

　　v) 雇佣合同： 雇主须给移民工人提供书面雇佣合同，使用工人易懂的语言，明确指出他们在工资支付、工作时间、终止合同的正当理由，及其它防止强迫劳动相关问题上的权利和责任。

　　最恶劣形式童工

　　i) 雇主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包括债务束缚、奴役、强迫或强制劳动，及所有形式的奴隶制或类似奴隶制的作法，如出售和贩卖儿童。

　　ii) 委托私营职介所招聘的雇主须确认这些职介所没有用上述最恶劣童工的形式雇佣童工。

　　守法评估清单和指南

　　引言

　　这份清单样本是为社会责任审计人员和公司内部或为公司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机构的社会责任审计人员而设计的。它在第三小册《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 的基础上列出了壹系列的问题和技术、政策指导：

　　本清单旨在帮助社会审计人员更好地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是履行企业行为准则的关键环节，同时也使审计人员能在企业范围及全球供应链上识别强迫劳动。从广义上讲，有效的社会监察可以为查明、防止和消除强迫劳动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清单按专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监狱劳动

　　● 胁迫劳动

　　● 人口贩运及强迫劳动

　　每壹个主题都包含壹个主要问题，内含壹个或若干个子问题。问题之后是根据《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总结的政策指导，以及尽可能的举例说明。然后就是壹些关于评估方法的建议, 包括：

　　● 对有关公司和员工材料的审查

　　● 对工作场所和相关设施（如宿舍）的检查

　　● 对工人以及其代表进行现场和非现场访谈

　　● 访谈不同的管理人员代表

　　这个清单上设计的问题不是直接对管理者和工人提出的；而信息应该利用上面提到的方法去搜集，审计员应相互参照数据，以确保其准确性。

　　虽然此清单主要是为社会审计人员设计的，但也可以被雇主组织及其成员有效地加以利用，作为对企业运作评估的第壹步。例如，为满足成员需要，雇主组织可使用清单，以帮助成员们更有效地鉴别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与此同时，使用这裏提供的问题和指导进行定期评估,既可以成为雇主组织采取的更广泛的预防措施的壹部分，又可以作为提供给其成员的壹项服务。

　　这份清单与本套手册中的第1,2,3分册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如果您不熟悉以下用到的术语中的任何壹个，请查询配套的《介绍和概述》 及《雇主常见问题》 。 进壹步的政策指导，可参考《打击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 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标准。

　　清单及评估指导

　　监狱劳动

　　1. 雇主有没有使用服刑人员？

　　如果服刑人员为私营雇主工作，这些服刑人员是否是自愿工作而不是受威胁或被惩罚？

　　如果服刑人员为私营雇主工作,其工作条件是否和其他自由工人相当？

　　服刑人员在私营企业裏提供的劳动和服务,必须是出于自愿，工人是自由决定而未受到威胁或惩罚，包括在监狱中丧失权利和特权。私人雇主应为他们提供和其他自由工人相当的条件。例如，二者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福利以及职业安全和卫生标准都应壹致。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合理的工资水平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 考察服刑人员是否是自由接受和自愿的。

　　● 可能的话，与服刑人员面谈，并审查其书面同意表。

　　● 审查服刑人员的工资记录,以确认在合法扣除外,其工资和其它自由工人相当。

　　● 通过检查监狱内外的工作场所评估其职业安全与卫生状况。

　　● 和雇主交流有关服刑人员的雇佣政策和做法,以及与监狱签订工作和服务合同的相关内容。

　　● 确保没有服刑人员因拒绝为私营雇主工作而丧失任何权力或特权。

　　● 在相关的情况下,审查监狱和企业就使用服刑人员而签订的合同。

　　● 尽可能确保通过和服刑人员会谈而收集到的信息是匿名和保密的。

　　● 采取适当措施查清被访对象是否已被事先训练。

　　胁迫

　　自由就业和终止雇佣

　　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有不被威胁惩罚，自愿和自由接受雇用的权利?

　　是否有证据表明在招聘时存在胁迫工人或强迫工人同意的现象,比如施压或威胁?

　　工人是否有在任何时候终止雇佣关系且不受处罚的自由？

　　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妨碍了雇员随时依法终止劳动合同？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威胁处罚，并考虑到雇佣双方的法律责任和权利，自愿自由接受或解除雇用关系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威胁和施压来胁迫工人接受或继续工作。雇主不得利用工人的弱势地位来提供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工作条件，且应避免任何限制工人终止雇佣能力的做法。例如：

　　● 扣押雇员身份证件，包括护照；

　　● 对工人处以罚款;

　　● 延迟或拒付工资；

　　● 以暴力威胁工人。

　　● 和有关管理人员谈论雇佣政策，并检查这些政策的副本文件。

　　● 查阅国家法律和雇佣合同，考虑关于终止无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通知时限的规定。

　　● 和工人们谈论他们的合法权利和责任，以确认他们是否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自由接受雇佣并可自由解除雇佣关系。确保选择和有代表性的工人面谈，包括那些签约形式不同的工人。

　　暴力威胁、骚扰和恐吓

　　是否有证据表明，对工人及其家属、或关系密切者，使用或威胁使用人身或性暴力 、骚扰或恐吓？

　　不得对工人及其家属、或关系密切者威胁使用或使用暴力 、骚扰或恐吓，不得以此为手段恐吓个别雇员或雇员整体。

　　● 单独和工人谈话，并记住这壹问题的敏感性。特别註意确保这些面谈的保密性，以保护工人免遭报復。可能的话，在厂区外面谈。

　　● 与雇主讨论针对在工作场所的暴力、骚扰和恐吓制定的公司政策，并查阅这些政策的副本。

　　● 查阅司法记录，比如在劳资仲裁处，是否有任何针对公司的未决的投诉或诉讼，以确定其是否曾被指控过强迫劳动。

　　工资支付中的胁迫，包括债役和奴役

　　雇主是否通过不按规定支付、拖欠、延付或拒付工资的形式来约束工人为其工作？

　　雇主是否采用了非现金和“以货代款”方式支付工资，以此构成工人对其的依赖性？

　　是否有证据显示工人的工资是以礼品券、 优惠券或期票的形式发放的？

　　以业绩评定或按计件工资计算的工人收入是否达到法定最低工资？

　　是否有证据显示工人被要求付保证金，或为使其陷入债务而被非法或未经授权的扣减工资？

　　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或提供给工人的贷款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工人是否被强迫工作以偿还其欠下的或继承的债务？

　　工资支付中不符合规定的做法，如拖延或不按规定支付，不被自动认为是强迫劳动。然而，某些滥用行为，特别是与其他形式的剥削壹起可以构成雇佣关系中的胁迫和强迫劳动。

　　应定期、直接地向工人支付法定货币形式的工资，“以货代款”方式如果得到法律允许，只能部分支付。不能用非现金支付方式使工人负债，禁止以礼品券和期票的形式支付工资，因为这些支付形式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工人终止雇佣的能力。工人不应为偿付其欠下的或继承的债务而受到债务束缚或被强迫劳动。工资预付和贷款（以及相关利率）不应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不得滥用手段束缚工人受雇，包括移民工人和其他土着、部落工人。这种滥用行为，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收取额外招聘费用；

　　● 延迟或不支付工资，并累积拖欠；

　　● 在计算和支付工资时进行欺骗，包括工资扣减；● 要求工人支付保证金；● 恶意进行工资预付或提供贷款，并收取过高的利率。

　　● 审查工资单，以确定在任何支付或不支付工资时，是否存在胁迫，以及是否存在不合法或原因不明的扣减。审查工资记录，考察领计件工资的工人是否获得法定最低工资。

　　● 向工人了解工资的支付情况（如：工资是否及时、准确支付，加班和法定扣减计算是否正确），他们是如何被招聘的，是否被要求支付保证金或招聘费用给雇主或第三方。

　　● 确保对多层次有代表性的工人进行访谈，比如那些持无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工人，以及钟点工和计件工。

　　● 向经理和人力资源部人员及了解招聘和工资支付的政策与做法。

　　● 确认是否以出售公司的产品、工具或制服，作为使员工依赖雇主的壹种手段。

　　● 必要的话，审查工资预付和贷款的记录。

　　● 随机选择工资单及和工资相关的记录，审查是否存在不当行为。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公司没有使用“双重账簿”误导审计员。

　　● 考虑是否应特别註意土着、部落工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权利。采取适当措施确认，公司是否给分包任务给债役和奴役劳工风险性较高的非正规作坊。

　　● 如果雇主通过私人职介所雇佣工人，向管理人员了解相关政策。可能的话，会见这些职介机构的代表，讨论有关招聘政策和程序。

　　● 交叉检查这些管理人员和工人提供的信息，以确保其有效性。

　　纪律措施

　　是否有证据表明纪律制裁要求或导致了工作的义务？

　　从广义上讲，在工作场所的纪律措施不得包括以额外的工作相惩罚，强迫和强制劳动不得被用作纪律或对工人参与罢工的惩罚。对违纪处以货币性质的制裁, 而非强加工作义务的制裁，壹般不被视为违反国际相关强迫或强制劳动标准。

　　● 和广泛层次的工人交谈，以确认纪律措施是否要求或导致了义务工作，特别是努力去查明和会谈那些因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被惩戒的工人。

　　● 如果最近发生过罢工，向参加或领导这次罢工的工人了解，确认他们是否因为罢工而面临惩罚，以及这些惩罚是否涉及义务工作。

　　● 审查公司有关纪律措施和制裁的文件（如公司的政策和程序；给予工人的书面警告或谴责），以确定公司是否把工作作为壹种对工人的约束手段。

　　● 和管理人员交流有关纪律措施，特别是管理部门应对罢工的政策。还要努力向监督人员了解，确认对工人的纪律措施是否导致额外的工作义务。

　　强制超时工作

　　员工是否在处罚的威胁下，被迫进行超过国家法律或相关集体协议（若有的话）允许范围的超时工作?

　　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利用工人的弱点和使用威胁，让其在正常工时之外进行工作或服务？(例如威胁解雇或经济制裁)工人是否被强迫参加超过法律或集体协议规定范围的超时工作，以获取法定最低工资？

　　与超时相关的恶劣工作条件并不自动被认为是强迫劳动。然而，如果是在以处罚为威胁的条件下，雇员被要求在法律或集体协议（如果有集体协议）允许范围之外超时工作，就可能成为强迫劳动，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因为害怕被解雇而超时工作，他们的加班时间远远超过了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而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报酬是基于生产指标而定，他们不得不超时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低工资。这些情况下的工人理论上可以拒绝加班，然而，如果他们处在壹个弱势地位，这可能意味着，实际上他们没有选择而不得不工作，以保住工作或赚取最低工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作是建立在利用工人的弱点之上，以惩罚，解雇、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相威胁，这就不仅仅是壹个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而构成了强迫或强制劳动。

　　● 向工人询问他们是否被要求在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法定加班时间之外进行超时工作。审查雇用合同中与工作和加班时间相关的规定，并与员工讨论这些规定。

　　● 考察是否使用了威胁手段来强迫工人工作，例如以解雇相威胁。

　　● 考察工人是否因拒绝参加超出法定最长工时的加班而受到任何类型的惩罚。

　　● 审查具有代表性的每日工作时间记录单样本，并与生产日誌相互对照，以确定员工是否超时工作。

　　● 与管理人员交流加班劳动使用情况，尤其在生产最后期限时。考虑管理人员是否知道有关超时工作的法律规定。

　　● 审查公司有关超时工作的政策。

　　● 审查工人的工作时间记录单，确保审查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以及不同合同形式工人的工作记录单。

　　● 在下班时间查访工作场所，考察工人是否超时工作。

　　行动自由

　　是否有证据表明，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雇主经营的居所？

　　是否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其它对工人行动自由的限制？

　　工人无论是否在工作时间，都不应被限制，监禁或以其他方式被扣留在工作场所或雇主经营的居所。禁止对工人行动自由的非法限制。然而，作为工作场所的相关纪律，于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对行动进行合理限制是允许的。

　　● 与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谈论有关雇主经营的居所的公司制度，并审查这些政策。

　　● 考察公司的安全措施，特别是保卫人员的角色和责任。考虑是否有使用保安在工作场所内外限制工人行动的不当行为。

　　● 与工人谈论有关在工作场所、在宿舍及宿舍周围的行动自由情况。

　　● 考虑使用场地监控，用来审查工作场所和雇主经营的居所。

　　与技能发展和职业培训相关的条件

　　如果雇主提供培训机会，是否工人随后被要求工作壹段既定的时间让雇主收回成本？

　　工人是否有权在到期前终止雇佣合同，而不必偿还公司的培训费用？

　　提供给工人的培训机会应是工人自愿参与的。提供这些机会的雇主不应强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务做为收回相关成本的手段。这裏的关键原则是工人终止雇佣合同的自由，建议雇主不要规定工人在偿清培训成本之前不能终止合同。

　　● 审查工资记录是否有培训费用的扣减。

　　● 审查雇佣合同中关于培训机会及相关付款安排的条款。

　　● 找出在培训中受益的工人并同其交谈，确定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得到并参加了这种培训。

　　● 同管理层谈论关于培训政策和自由终止雇佣合同的相关事宜。审查培训和终止合同的政策。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

　　以就业为目的的移民和对移民工人的招聘

　　移民工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否与当地工人的相当？

　　是否有证据表明，移民工人或其家属受到向当局告发的威胁，由此被胁迫接受或维持雇佣？

　　工人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中介支付费用而得到工作？

　　是否有证据表明工人在被雇佣时交纳了保证金？

　　如果国家法律允许向工人收取招聘费，工人是否有自由随时终止合同，而不受威胁被处以罚金？

　　工人是否掌握其私人证件（如出生证明、护照、工作许可、居留证或身份证） ？

　　是否有证据表明雇主扣留或没收工人的身份证件？

　　如果工人出于安全或其他原因要求雇主保存其个人文件，工人可以随时要求要回这些文件吗？

　　雇主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导致胁迫和贩卖剥削劳工的恶劣条件和欺诈行为？

　　移民工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都应得到公平对待，且应享受与本地工人相当的工作条件。他们有权（在按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作出合理通知后）自愿和自由地接受和终止雇佣，而不受任何威胁。雇主应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导致胁迫和贩卖剥削劳工的恶劣条件和欺诈行为。非法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应受到向当局告发的威胁，或以其它方式胁迫受雇。

　　禁止诸如没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的行为。但是，如果员工要求，雇主可提供安全地点存储这些文件，工人可随时自由存取。雇主也可以向工人提供原始文件的復印件，并开具“收据”列出交给雇主保管的文件清单。

　　● 考查移民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否与本地员工相当。

　　● 审查工资记录，确保移民工人和本地员工具有同等的工资水平。

　　● 审查公司的政策和移民工人的合同，并考查接受和终止雇佣的相关条款。

　　● 询问移民工人是如何被招募的，他们是否向雇主或中介机构支付了费用或保证金。如果工人支付招聘费，考查他们是否可以自由终止合同。

　　● 如果工人要求管理人员为其保存身份文件，审查这些文件的保存地点，询问工人是否可以随时存取这些证件，并和管理人员或人力资源部人员谈论公司的政策和程序。询问工人在哪些条件下可获得他们的个人文件。

　　● 同管理人员探讨所采取的和移民工人有关的防止恶劣条件和欺诈行为的措施。

　　● 考查是否应特别註意土着人、部落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权利。交叉检查，移民工人的护照或任何合同文件是否被雇主以“安全保管”为由取走。

　　私营职业介绍机构和雇佣合同

　　是否有证据表明，委托私营职介机构的雇主，已采取措施监督这些机构并预防和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相关的恶劣行为？

　　是否只委托那些经国家主管当局许可或认可的职介机构？

　　雇主是否能确保那些通过职业介绍机构聘用的工人没有支付招聘费用给职介机构？

　　给所有工人提供的书面雇佣合同是否使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

　　雇佣合同是否就工资、工作时间、终止雇佣的正当理由及其它与强迫劳动有关的问题明确了工人的的权利和责任？

　　招聘的有关费用和成本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而应该由公司或雇主承担。直接委托私营职介所招募工人的企业，应确保这些工人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加班及其他和防止强迫劳动有关的条件方面得到充分保护。

　　雇主应提供书面雇佣合同，使用所有工人容易理解的语言，并就工资、工作时间、终止雇佣的正当理由及其它与强迫劳动有关的问题明确工人的权利和责任。

　　● 同那些通过私营职介机构招募的或职介机构直接雇佣的工人交谈，识别出移民工人并与其谈话，特别要问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被聘用的。

　　● 审查移民工人，及通过私营职介机构招募或职介机构直接雇佣的工人的雇佣合同。

　　● 考查这些职介机构所雇佣工人的雇佣条件，特别是有关工资支付，工作时间，超时，和其他相关问题。

　　● 审查工资单中是否存在原因不明的或非法的工资扣减。

　　● 同被委托的职介机构代表谈论招聘程序，审查有关的公司政策。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是否有证据表明儿童被置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例如，债务束缚，强迫或强制劳动，奴役或出售及贩运儿童）？

　　儿童从事债役，奴役，强迫或强制劳动，以及所有形式的奴隶制和类似奴隶制的做法，比如出售和贩卖儿童，都是严格禁止的。雇主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这些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并设法确保他们委托的任何私营职介机构没有参与这些行为。

　　● 制定措施来鉴别工作场所中的童工，方法可以是采取有效的年龄估测技术和相互对照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于现场考察，对工人的询问，审查相关公司和工人档案，以及同管理人员谈话。

　　● 同跨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交谈，讨论工作条件，特别是招聘，以确定是否具有防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保障。要註意这壹话题的敏感性质，务必与那些妳认为可能是儿童的工人交谈。

　　● 同管理人员探讨有关童工劳动及其最恶劣形式的政策，审查这些政策，并询问关于防止在公司运作中和通过私营职介机构招聘或使用童工的具体措施。并讨论措施立即解救并保护所发现的处于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儿童。

　　采取行动的指导

　　前言

　　强迫劳动和雇主

　　本分册概述了雇主在企业、行业和国家范围内打击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可采取的若干行动，以补充本套手册中的其它材料。本册的内容基于第壹分册中关于企业和雇主组织应该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原因综述。

　　直到最近，强迫劳动都未被视为与企业和雇主组织有关的问题。强迫劳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与专制国家和武装力量的侵犯人权行为有关，几乎没有涉及私营部门的作用和活动。可是最近几年，这壹观点开始转变。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五分之四的强迫劳动案件都与私企有牵连。而由人口贩运所致的强迫劳动的确是影响所有国家、地区和经济部门的全球现象1。

　　强迫劳动是国际法和大多数国家法律都禁止的犯罪行为。任何企业如果被指控从这类剥削中获利，将不仅面临严重的名誉损害，而且面临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刑事公诉。自然地，如今不论是在自身的还是供应链的业务中，都没有哪个企业能负担此类牵连带来的负面影响。

　　雇主和企业的作用

　　各行各业的雇主和商家都已采取壹些关键步骤。有些公司通过制定政策措施（如，行为守则）来明确禁止强迫劳动；有些则加入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如《联合国全球契约》 ；还有些签署了2006年的《雅典原则》 ，该原则给企业领导提供了防止和根除人口贩运的指导。这些都是重要的行动，但同时，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表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何使用本分册

　　本册的内容说明，可以从多方面采取行动。它为企业和雇主组织提供广泛的指导，并尽可能地标明与其它分册中提供的工具的联系。关于雇主可采取的实用步骤的补充讨论，可参看第六分册《采取行动的提示》 ，另外， 第壹分册《简介和概述》 裏提供了深度阅读的建议和资料清单。并不是所有公司和雇主组织都要采取这裏提到的所有行动。每个公司都不相同，每个组织都要制定其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企业的行动和倡导

　　理解问题

　　公司要有效地处理强迫劳动，重要的是，管理阶层首先要理解强迫劳动是怎样定义的，以及它在公司和供应链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公司的管理人员或企业主可能知道强迫劳动是违法的，可是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强迫劳动，或强迫劳动与剥削或恶劣工作条件之间的区别。因此，重要的是先了解情况，以便提高认识。这种分析可以公司内部来做，也可请顾问或专家帮助。

　　什么是强迫劳动？

　　公司内所有相关职员都应对强迫劳动有清楚的理解，并知道其在国家法律中是怎样被定义的。明白这壹点以及相关的劳动法和刑法条款，有助于公司遵守法律。研究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中提供的国际定义也很有用（该公约摘录见第壹分册）。该定义被国际社会和各国所接受，即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壹切劳动或服务便是强迫劳动。

　　也可能您公司给其它公司供应产品或服务，而后者对强迫劳动有不同的定义，或以不同的准则及指标来审计强迫劳动。这会很让人费解，而且，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给出的各种定义会加重这种混乱。为保证顺利持续地进入国际市场，最好不仅坚持守法，而且采取反映您的买家的最高要求的政策和做法。

　　强迫劳动的定义和解释可在第壹分册《简介和概述》 和第二分册《雇主常见弊端》 中找到。把这些册子分发给您的雇员，鼓励对该问题的广泛理解。

　　公司的状况

　　在增进了对强迫劳动的理解及考虑它可能怎样对公司构成危险后，下壹步该考察您自己和您供应链的业务现状。这可通过内部评估或“社会责任审计”来实现。该评估可判定在您的企业中是否存在强迫劳动，并可考虑到您企业中最可能存在风险的方面。

　　这类评估壹般每次会检查多个劳工权利问题。因此，重要的是，确保着重于强迫劳动的方面的评估是有效和全面的。请参见第四分册《守法评估清单和指南》 中就如何实行此类评估提供的具体建议。

　　采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在公司的所有业务中严格禁止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可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制定包括了这些条例的有效的劳动权利政策是在企业壹级解决强迫劳动最重要的第壹步。

　　制定公司政策

　　近年来，壹种形式的劳动权利政策是企业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规范企业行为的正式的原则声明，通常适用于供应商和分包商。

　　行为准则几乎总是关註多个问题，并非只是强迫劳动。它们在出口企业如制衣和纺织及农业特别普遍，但也存在于建筑公司，酒店和旅游业，矿业和其它行业。行为准则是企业可正式地（尽管是自愿地）承诺处理强迫劳动的壹种方式。

　　制定行为准则并不困难。如果企业决定这样做，有壹些组织可免费针对需要采取的步骤提供建议。

　　● 其中壹些步骤包括：

　　● 对企业及其合作伙伴进行壹次评估，以确定遵守国家法律和符合业界良好做法的程度；● 成立壹个全公司的工作组来制定准则草案，表明企业禁止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承诺；● 在企业内部组织对草案的商讨，然后咨询适当的外部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者；● 修改和完成准则，并传达给所有相关的业务合作伙伴、商业协会、雇主组织、媒体，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包括工人及其代表。

　　可以在第三分册《反强迫劳动的指导原则》 的框架下组织起草守则中有关强迫劳动的条款的讨论。您也可联系您所在地区的雇主组织或国际雇主组织以获取意见。其它倡议，如《联合国全球契约》 和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 组织，也可就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为守则提供有用信息。

　　实施企业政策

　　制定行为准则或其它形式的劳动权利政策仅仅是第壹步。现在才是困难的部分：实施该政策，并保证企业及其供应商按照新出臺的标准操作。

　　社会责任审计

　　企业实施其社会政策的方法之壹是进行企业层次的评估或社会责任审计。做壹次审计可帮助企业评定其遵守新规范的程度。或者更明确地说，审计可帮助企业鉴定在其自身的业务或其供应链中是否存在强迫劳动。审计越全面，越能更好的查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情况。

　　在第四分册《守法评估清单和指南》 中，提供了帮助企业实施强迫劳动审计的工具。该工具确定了社会责任审计的常用作法，并建议均衡使用四个主要的评估方法：

　　● 现场内外和工人面谈；

　　● 审查公司文件；

　　● 访谈管理人员；

　　● 检查工作场所。

　　这些措施壹齐采用可取得最大效果，但最终还是由公司来决定怎样进行评估。公司可能决定采用其它方法，或聘请顾问（如：第三方社会责任审计人员）。不论哪种方法，重要的是审计要既有效又可信。

　　企业层次的培训

　　公司也不妨就强迫劳动问题培训管理人员、监察人员和工人。其广泛目标在于确保更有效地执行准则，并使整个公司及其供应商更壹致地遵守准则。尤其是，培训能使关键职员有能力鉴别和预防强迫劳动，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纠正。

　　企业范围的培训有壹项起点原则，即培训不能只靠管理人员和企业主来完成；想要有效的解决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企业中的其它成员，包括所有层次的工人，都应该参与。也许公司已具有对管理人员、监察人员和工人进行培训的经验，所以应该借鉴这些经验，并牢记以下几点：

　　● 听众： 确认培训内容丰富实用，并与听众的需要及知识水平相符合。

　　● 培训者： 您自己培训或委托当地专家。向您的雇主组织请教其专业知识。

　　● 地点： 考虑培训地点的优缺点，如：是在工作场所之内还是之外进行。

　　● 时间： 雇员很忙。安排壹个他们能出席的最佳时间。

　　● 方法： 考虑培训的方式，确保与会者积极参与。

　　关于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培训可以单独进行，也可结合其它方案。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的联合项目组“更佳工作” 开发了壹套包含强迫劳动，并可调整满足企业不同需求的模块式培训方案。

　　社会报告

　　很多公司还希望与利益相关者及广大公众沟通他们的活动。方法之壹是通过互联网和公司的网站。另壹种方法是发表年度社会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使公司直接与投资人、买家、消费者及更广泛的民间社会“谈话”。

　　全球报告倡议是壹个由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倡议计划，可以帮助公司做社会报告。该倡议计划开发了针对全球和具体部门的指导，介绍了公司在社会、人权和环保方面之表现的报告交流方式，同时，该倡议计划还在此过程中争取公司、工人组织和其它团体的参与。关于强迫劳动，全球报告倡议建议公司进行“扼要披露”，提议各公司：

　　● 指出哪些业务被确定为具有发生强迫劳动事件的较高风险；● 评论公司为消除此类恶劣行为所采取的措施。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另壹项要在此提及的倡议。它要求参与的公司准备壹份年度“进展通报”列出为落实公约十项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原则之壹即消除强迫和强制劳动。该通报应包括对实践活动的描述和对这些活动成果或预期成果的评价。全球契约还针对公司反强迫劳动的步骤提出建议。下面的方框中列出了在工作场所和社会层面采取行动的主要建议，这些建议是与国际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国协商制定的。

　　联合国全球契约：企业打击强迫劳动的策略

　　摘自：《联合国全球契约劳动原则：给企业的指导》，由全球契约劳动工作组编制● 在工作场所坚持国家法律法规对强迫劳动的规定，当国家法律不足时，参考国际标准。

　　● 在公司内部的业务和与其它企业的业务往来中，确保给所有雇员提供雇佣合同，明确服务的条款和条件，雇佣的自愿性质，终止雇佣的自由（包括合理的程序）及可能与离职或停职相关的任何惩罚。

　　● 制定禁止要求工人给公司支付保证金的政策和程序。

　　● 鼓励管理人员酌情采取行动。

　　● 如果在公司影响范围内发现强迫劳动，提供将这类工人从工作场所解救的适当的服务。尽可能地帮助工人取得可行的选择。

　　● 在与其它企业的往来中做出应尽的努力。

　　在社会活动中

　　● 公司也不妨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更广泛的社会努力做出贡献，消除强迫劳动和帮助从强迫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工人找到自由选择的工作。

　　● 和其它公司，行业协会及雇主组织合作，制定全行业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并和商会，执法机构，劳动监察和其它部门搭建桥梁。

　　● 在当地，州或国家壹级的代表性雇主组织中建立或参加关于强迫劳动的工作组或委员会支持制定反强迫劳动的全国行动计划，作为在国家壹级打击强迫劳动的重要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壹部分。

　　● 在公司的影响范围内，参加预防和让前强迫劳动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给他们提供技能发展和工作培训机会。

　　● 在可能的情况下，参加国家和国际计划，包括媒体宣传，并与当地和国家机构，工会及其它部门协调。

　　和其它部门合作

　　全球报告倡议和联合国全球契约是将公司和其它企业及社会民间组织聚集起来的倡议。 很多公司都在争取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处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问题。

　　例如，公司可能会选择参加壹个由雇主组织或企业群体发表的集体政策声明。多数情况下，这是同壹部门或行业的集体行动，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以及相关社会责任审计程序。这让公司们有机会交换信息并共同发展良好行为。（关于雇主组织更多的作用，见接下来的第三章。）公司也不妨直接与工人组织或其它民间社会团体合作。采取的形式也许是就协议或原则声明进行谈判，或让其共同参与执行公司的行为准则。最近几年，很多跨国企业和全球工会联盟签订了《国际框架协议》 。这些协议（适用于公司的全部业务，且往往也适用于供应商）涵盖了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各种问题。

　　公司也加入越来越多的多利益相关者倡议。这些组织为公司在制定政策，进行社会审计和采取透明度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臺，使其能得到民间社会的参与。多利益相关者倡议通常是全球性的，并且其试点项目、培训计划和其它活动也复盖全球。这类倡议的例子包括总部设在英国的道德贸易倡议和国际可可倡议。

　　工人组织和多利益相关者倡议的参与可带来很多好处，包括提供：

　　● 壹个地点，让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交流信息及良好行为；● 壹个机会，互相学习什么是可行的，什么不可行；● 壹个论坛，进行集体培训和能力建设；● 壹个地方，来寻求解决强迫劳动復杂问题的关键技术难题。

　　与工会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也可以在整顿中引入良好做法。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可加强其参与，并为公司再提供壹个网络（雇主组织已提供了壹个网络），当公司需要进壹步的指导和帮助时，可向其求助。

　　雇主组织的作用

　　制定策略或行动计划

　　雇主组织要介入强迫劳动问题，关键的第壹步是制定壹项策略或行动计划。这能帮助雇主组织系统而持续地解决强迫劳动问题，并激发在对付最恶劣行为时的战略性思考。从策略着手还有助于雇主组织在行动中取得最大的影响。

　　策略不必是周密细致的计划。它应该能让雇主确定壹个目标及实现该目标的壹系列步骤。制定策略能使雇主认清可能面临的壹些问题，并为其提供思考解决方法的机会。同时，制定策略也为雇主建立了壹个影响公共政策的基础，并能进而为组织成员发展工具和资源。策略还能确定雇主可依赖的潜在合作伙伴。制定策略的重要壹环，是要意识到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最好是共同合作而非单独行动。

　　确定目标

　　大多数雇主组织都已很精通如何就社会问题制定战略目标。这裏所需要采用的程序类似于任何涉及解决关键政策问题的程序。可成立壹个小组来确定关键目标。由小组讨论制定出策略草案，然后与其它组织代表甚至组织成员共同商讨，解决技术和操作上的问题，包括所产生的费用。最后，进行内部审查，如果可能，可再咨询外部合作伙伴，进而最终确立策略。例如，外部咨询时可从国际雇主组织或国际劳工组织得到帮助。

　　确定目标

　　确定目标后，重要的是要考虑让其被“买进”，因为解决强迫劳动的策略要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支持才能得以推进。这可能会涉及向委员会提交策略并根据其意见进行修改；或者，可以在开始制定策略时就寻求他们的积极参与。这壹过程可能会需要相当长时间。但这是策略长期成功所必行的壹步，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您也许希望联系国际雇主组织或国际劳工组织的雇主行动办公室。两者都可就制定策略或行动计划提供信息，及促进和其它雇主组织的联系。

　　获取支持

　　以上提到的步骤其实描述的是制定策略的过程而不是内容。壹般来说，策略的内容是由组织自己决定的。但是，行动的建议可围绕三件事情：雇主组织在社会问题上的专业知识；他们已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雇主作为劳动力市场中重要参与者的独特地位。行动的两个关键领域为：

　　● 为成员提供建议及提高意识；

　　● 采取行动时争取其它方面的参与。

　　提供建议及提高意识

　　提供建议及提高意识是雇主组织的主要职能之壹。在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上也不例外。这些问题对雇主来说也许是復杂而混乱的，而且可能会被错误理解或与其它概念相混淆。比如，管理人员也许根本不知道债务束缚或胁迫是指什么。因此，所有雇主组织主要的出发点是要为其成员提供信息和建议。

　　建立联络点

　　作为总体战略的壹部分，雇主组织可指定壹名工作人员作为强迫劳动问题的联络人。可能的话，该人员最好具备相关知识。不过，这并非必不可少，被指定的联络人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专业知识。联络人可能是全职负责强迫劳动问题的，但也可能该问题只是其职责“组合”的壹部分。这裏的关键是当您的成员需要咨询或寻求帮助时，他们能在组织中找到壹个人。

　　联络人的职责之壹是把信息传播给您的成员。就基本而言，企业想要了解劳动法及刑法的相关条款。提供这些副本或准备简要立法总结可能是壹个有用的起点。更广泛地说，本套手册内也可找到信息，提供第二分册《雇主常见弊端》 的復印件也可能会有帮助。

　　本材料的好处是它以“易于阅读”的格式提供简明的信息。

　　您的雇主组织也可能考虑提供国际买家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强迫劳动（连同国际劳工组织的其它核心劳动原则）是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中心部分，而且买家的期望在迅速增长。供应商也越来越需要证明在其自身或其分包商的业务中没有强迫劳动。因此，雇主组织的作用很重要，它可为其成员提供有关国际买家和消费市场态度和期望变化的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之外，您的组织还可为成员提供打击强迫劳动的建议。这可通过妳的联络人单对单进行，也可通过您的组织来促进成员间意见的交流。您提供的意见可依照前壹章节中概述的建议。您也许还想参考第六分册《采取行动的提示》 。对在企业层次参与、补救和建立合作关系的指导，也许对您的成员特别有用。

　　交换意见的另壹种方式是促进组织成员间的交流。公司之间可以相互学到很多东西，而您的组织不妨去记录并传播良好行为的案例。为了让更多的雇主得到启发，也可以请“行为良好”的公司在研讨会或雇主发起的其它活动中介绍他们的策略和方案。

　　关于公司就强迫劳动问题采取实际措施的案例，请参见第七分册《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请记住，组织成员的认识水平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在为其提供信息和建议时，要清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认识水平。

　　提高认识

　　组织成员的认识水平及其解决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的能力是在制定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壹个重要因素。如果问题对组织成员来说相对较新，或以前做过的相关工作很少，您也许或多或少要“从零开始”。反之，如果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在媒体上经常讨论，且组织成员已有相当水平的了解，这可能会让联络人介入的起点较高。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壹个结构清晰的分享信息和提高认识的方法是安排全国性的强迫劳动研讨会或讲座。这能鼓励您的组织与成员间，及成员相互之间的对话。可以争取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来组织这类活动，而不必花费过多。不过，重要的是要有壹套明确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应事先考虑会议的预期成果，以确保活动成功而有意义。

　　下边是壹个这类会议的实例：

　　“企业参与：解决强迫劳动问题”由美国国际商业理事会，美国商会和国际雇主组织贊助的会议2008年2月，可口可乐公司在其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总部主办了壹次以“企业参与：解决强迫劳动问题”为主题的会议。参会的有80名来自各雇主组织和公司的代表，以及来自美国劳工部和国务院、各民间社会组织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与会者共同交流了打击强迫劳动的经验和知识。

　　随着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投资和采购的增加，涉及强迫劳动的商业风险也随之增加。目前，民间社会团体和人权团体往往在更广泛的关于人口贩运和童工问题的争论中密切关註强迫劳动问题。该问题因此成为壹个重要风险，企业需立即註意。

　　该会议为期壹天，旨在探讨这些问题，重点放在企业独立的及与他人合作的工作经验上。会议讨论了企业在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时面临的挑战，并描述了公司回应这些挑战的方式 。与会者讨论了的壹些问题包括：

　　● 政府在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方面的作用；

　　● 明确的指导及最佳做法的实例的需要；

　　● 在职介机构中防止恶劣行为的需要；

　　● 对强迫劳动进行国家和行业部门层面的战略定位的需要；● 社会责任审计的作用和可靠监测系统的发展。

　　最后，请您考虑以这裏的资料为指导，编写打击强迫劳动的手册。翻译相关的分册，并补充您所涉及的国家和具体部门的信息。采用第七分册中的案例分析，或您自己搜集准备案例。当您准备材料时，请确保目的清晰并针对目标读者，同时手册要尽可能实用。您可以考虑在手册编写项目的策划阶段让壹些成员参与，并就技术或政治问题咨询国际雇主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采取行动时争取其它方面的参与

　　上壹部分建议雇主组织发挥中心作用，为成员解决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问题提供信息和建议。 但是，雇主也许希望在提高认识之外，还能更多地参与运作。

　　在很多情况下，这类参与不会是某壹个雇主单枪匹马的行动；而是与其它组织合作完成，如政府，国家或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雇主组织和/或各工人组织。资金筹措和活动管理可能会在整个合作关系中进行分配；但有壹些活动是雇主可以领导的，因为雇主具有劳动力市场参与者的独特地位。

　　与政府合作

　　政府在消除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中起关键作用。与不同政府机构合作能使雇主组织有效地就诸如劳工和移民等公共政策问题展开游说。

　　作为关键的第壹步，雇主组织应参与所有批准相关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公约的谈判。雇主组织还应参与国家相关立法，及劳动法与刑法的任何修改变动。以这种方式让政府参与，可保证在整个谈判中雇主的观点得以表达。雇主组织也可以请政府参与劳动监察，因为其涉及强迫劳动。他们也许希望就有关技术问题游说劳动部，如促进劳动监察并使监察更有成效和效率。在强迫劳动风险被鉴定为特别普遍的行业中行业协会可能也希望这样做。

　　与工人组织及其它合作

　　和政府合作时，雇主组织也可能会与工人组织合作讨论上述问题。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相对于政府发挥着相似的作用，都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代表各自立场。

　　但是，在立法改革或政策制定之外，雇主组织不妨也争取工人的参与。例如，雇主可能想牵头让工人参与在行业部门壹级制定壹份消除强迫劳动的联合声明。有例证表明，行业协会可与全球工会联盟进行有效合作，制定并执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2。

　　非政府组织在此也可能会很重要。这些广泛而多样的团体，有些是国际性的，其它则是国家甚至地区性的。不论如何，非政府组织在多利益相关者倡议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雇主及其代表可能希望争取非政府组织更多的直接参与。在此情况下，建议雇主最好在建立此类联盟时，明确其目标和责任。

　　采取行动防止和保护

　　由上可知，雇主组织所处的有利地位使其可以给成员提供建议，可以在提高认识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还可以与政府及其它参与者进行对话。这些活动都很重要。其实，雇主组织也可以加入到通过预防和保护行动来反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项目中。如此，雇主组织可涉足以下几个层次：

　　● 自己采取主动行动；

　　● 加入其它方面发起的主动行动；

　　● 支持采取行动的组织成员。

　　雇主组织，特别是在该问题上具有专业知识的雇主组织，可为下级联合会提供建议和信息，并帮助后者进入网络，接触贊助者或潜在合作伙伴。此外，雇主组织也不妨传播其它面临相似问题的成员所采取的良好行为的信息。

　　凭借其代表企业的作用，雇主组织可以制定或加入帮助前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受害者恢復及重新融合的方案。他们可在安置就业或学徒计划中起带头作用，并提供职业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机会。这些方案都有防止和保护的双重作用：既可给工人提供创收机会并帮助其重新融入；又可作为壹种防止工人被再次贩运或又成为强迫劳动剥削的目标的机制。

　　无论采取什么做法，雇主组织都需要考虑资金和工作人员的时间安排问题。发起或加入这类计划需要时间和资源。有三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 使用已有的内部资金；

　　● 重新分配工作人员的时间；

　　● 外部资金，特别是来自双边贊助者和联合国机构的。

　　考虑使用内部资金作筹备活动，同时寻找外部贊助者作更大范围的工作。但是，要考虑制定可持续的筹资安排，以免组织依赖贊助者，壹旦贊助者终止参与，将有可能中断良好举措。

　　采取行动的提示

　　前言

　　本分册为那些致力于反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的企业和雇主组织提供了包含具体而实用的措施的壹系列行动提示。它补充了这套手册的第五分册，并以壹种易学易行的公式提供了反强迫劳动的具体措施。

　　并不是说，企业和雇主组织能够采取这裏所建议的壹切措施。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并且每个组织都有其自身的途径来解决其成员的需要。但是，本分册所提供的这些措施都很直接，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要求投入大量资金，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精力及有效且持续的参与。为此，本分册提供了大量的采取行动的实用步骤。

　　这些行动提示将阐述以下重要的话题：强迫劳动，监狱劳动，债役及奴役劳动，胁迫就业，强迫加班，及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它们可以作为人力资源或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人员的参考资料，或者作为宣传材料，如以海报的形式展示在办公室或工作场所。它们于雇主组织也可有很大的用处，如在培训中使用，或作为会议的参考指南。

　　反对强迫劳动

　　采取行动的提示

　　● 建立壹套清晰透明的公司制度，阐明防止强迫劳动的措施。明确这壹制度对公司所有的产品销售及原料供应链上的的相关企业都适用，并对该制度的贯彻实施状况进行报告。

　　● 实施招聘及人力资源管理办法（例如关于工资、工时及就业合同），把强迫劳动风险减至最低。

　　● 监督您的供应商及分包商，对社会审计员、评估专员、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及其他监督人员提供关于强迫劳动知识的培训。

　　● 与其他公司、行业协会、及雇主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商讨制定对全行业都适用的反强迫劳动的方法。

　　● 与利益相关者保持沟通，包括工会、执法部门、劳动监察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

　　● 采取防范措施预防人口贩运，提高对非法移民可能承受的脆弱及伤害的认识。

　　● 发起或参与针对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重返方案，给他们提供技能开发和工作培训的机会。

　　采取行动的好处

　　● 明确的政策和方案的实施能够向买家、投资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发出壹种积极的信号。对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和公司声誉。

　　● 全行业的及多利益相关者的行动能够有效汇集集体资源、技术及知识，以壹种广泛及系统的方式解决强迫劳动的问题。

　　● 采取措施防止人口贩运及帮助强迫劳动的受害者重返，能够对地方及国际劳动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召集壹个工作组，制定公司的反强迫劳动的政策，包括关于实施及报告的相关规定。建立壹个雇主与雇员双方参与的企业级委员会来负责这壹问题。

　　● 建立壹个企业和/或工作场所级别的投诉机制，该机制必须是匿名的、保密的，及对工人来说是容易使用的。

　　● 就如何监督供应商及分包商以保证其行为良好，咨询您的雇主组织及同行业成员，召集壹个工作组来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程序。

　　● 于地方、州/省、或者全国范围内，在您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中，建立或参与壹个关于强迫劳动的工作组或委员会。

　　● 把支持建立壹个打击强迫劳动的雇主全国行动计划，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强迫劳动的重要政策及企业机制的壹部分。

　　反对滥用监狱劳动

　　采取行动的提示

　　● 如果您直接雇佣服刑人员作为工人，或者与监狱签订分包合同，请确认这些工作是在自愿基础上实施的。服刑人员不应该被强迫劳动。

　　● 确保服刑人员提供过正式的最好是书面的同意工作的文件。

　　● 给服刑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障、职业健康及安全标准应和常规工人所享受的相当。

　　● 对服刑人员的工资只做合法的扣减，如食物和住宿。

　　采取行动的好处

　　● 壹些政府可能会对由服刑人员生产的产品采取进口限制。避免或规范使用服刑人员可能会减少面临进口限制的风险。

　　● 采取这类措施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风险，并且帮助您的公司避免因为滥用监狱劳工而可能遭受的名誉损失。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当服刑人员同意工作时，让他们签署壹份标准化的书面同意表。在这张表上，需提供工资及工作条件的信息，以便让他们能够充分了解情况，自由决定是否同意工作。

　　● 给工人提供壹份明确、详细的工资单，其内容应包括工时、工资以及任何合法的食物及住宿扣减。

　　● 确定相关行业或职业团体中常规工人的工资水平，并给服刑人员提供相当的工资。

　　● 会见监狱当局，包括监狱监管人员，共同商讨雇佣政策和做法。如果可能的话，当面告之服刑人员其工作条件，以此确定他们是否是在自愿情况下同意工作的。

　　反对债务束缚及压迫劳工

　　采取行动的提示

　　● 通过人力资源政策，防止工人面临债务束缚的风险。

　　● 雇佣新员工时，不要求他们付保证金。

　　● 给员工预支工资或者贷款要持谨慎态度，如果您这样做了，请确保他们不觉得需要被迫工作来偿还贷款。

　　● 了解国家法律和条例。如果您减扣工人工资，确认减扣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 确认您的合同明确了雇佣条款及条件等信息，并使用工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 如果您通过私人职业介绍在国际范围内招聘工人，确认工人没有为此支付额外招聘费用。

　　采取行动的好处

　　● 采用上述的良好做法将会帮助您的公司避免出现债务束缚等行为。

　　● 采取措施谨慎选择并监督您使用的私人职业介绍所，能够减少您公司中的工人面临不道德招聘和遭受类似强迫劳动的风险。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为防止员工负债并感到被强迫劳动的风险，定期、及时和直接地支付工人工资；或与他们约定，把工资汇到他们银行账户上。

　　● 建立壹套标准化的工资单和支付工资系统，提供明确的关于工时、工资率以及合法扣减（如果有的话）的信息，以防止因误算工资而可能给工人及您的企业带来的风险。

　　● 在您对工人工资进行扣减时，确保其实得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

　　● 与新员工尤其是移民工人面谈，询问他们受雇时是否支付了招聘费。有关情况也可直接与招聘中介确认。

　　● 如果您给员工预支工资或提供贷款，请确认他们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内偿还。（比如，减小贷款额，减低贷款利率或缩短分期付款期限）● 确认您的雇佣合同中包括工资、工资扣减，中止雇佣条件，以及其他与防止债务束缚相关问题的条款。

　　反对胁迫就业

　　采取行动的提示

　　● 制定壹套严格的政策防止胁迫就业，对所有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与其职责相对应的培训，并且明确他们在这壹政策下所承担的责任。

　　● 通过招聘及人力资源管理办法，防止导致胁迫就业的情况发生。

　　● 采取适当措施将工资偿付方面的胁迫就业风险减至最低。避免拒付或延付工资，以避免将工人约束于雇佣关系。

　　● 依照国家法律或集体协议做出合理期限的通知后，所有工人都能够随时自由终止雇佣关系。

　　● 不要没收或强迫工人交出私人证件。但若工人要求，可采取措施给他们提供壹个安全和有保障的地方来存放贵重物品。

　　● 不要使用恶劣行为或者威胁来胁迫移民工人工作，例如，以向当局告发作为威胁。

　　● 对以下行为“零容忍”：身体暴力，在工作场所或住处监禁或限制工人自由，性暴力，剥夺食物、住所或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及辱骂和威胁。

　　采取行动的好处

　　●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确保工人自由工作。这是受国际法和大多数国家法律保护的壹项基本人权。

　　● 具备壹个明确有效的防范胁迫就业的政策，以及对经理、主管以及其他相关职员的培训，都有助于对买家、投资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发出壹个积极的信号。

　　● 如果被指控在产品生产或服务中使用强迫或胁迫劳动，某些国家可能禁止这些产品或者服务进口。公司或者行业采取预防措施有助于您的产品或者服务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成立壹个委员会，起草关于防止胁迫就业的公司政策，并咨询您的雇主组织的代表以获得建议及技术支持。

　　● 定期对经理、主管及工人进行关于胁迫就业的正确与错误做法的培训。

　　● 如员工要求（比如，出于安全或其它原因），应提供壹个安全的地方寄存他们的私人证件，例如壹个保险柜或保险箱。确保您的员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据需要随时自由存取。给员工提供他们私人证件的影印件，并在您的管理或监督团队中任命壹名“联络”人员。

　　● 如果对您的员工提供贷款或者预支工资，请确保不会让他们处于“有风险”的状态：减小贷款额，使用更短的分期付款期限，以及降低贷款利率。

　　● 员工就业时，不要求他们付保证金。

　　● 为所有的员工准备书面的雇佣合同，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确定他们关于工资支付、加班及其他与防止强迫劳动相关的权利。

　　反对强迫加班

　　采取行动的提示

　　● 了解并尊重关于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国家法律法规。如果适用，请遵守您公司或行业内的集体谈判协议的条款。

　　● 制定壹项公司政策，明确规定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允许加班。对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及主管人员进行该政策方面的培训。

　　● 和您的员工对加班事宜进行协商，而不要强迫他们加班。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和条件下，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进行加班。

　　● 不要对不愿意加班的员工施以威胁。

　　● 如果为了及时交货而定期加班，要提前计划并提前与员工商讨。

　　● 解决导致持续加班的根源问题：比如，与您的买家商谈关于生产要求及截止日期的相关问题。

　　采取行动的好处

　　● 与员工商讨加班并确保取得他们的同意有助于保证加班是在自愿情况下进行的。

　　● 拥有壹项全公司范围内的关于工时及加班的政策，以及对监督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都有助于减少滥用劳动力的潜在危险。

　　● 与买家协商有助于增加共识，有利于加强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关系，并有利于巩固长久的贸易关系。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滥用劳动力的情况发生。

　　● 这类良好做法有助于避免您的公司及所在行业受到名誉损失的风险。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成立壹个联合职工管理委员会（如有工会，应包括工会代表），并且与雇员商讨加班问题。对在生产高峰期可能需要的加班，提前通知并取得他们的同意。

　　● 向新员工讲解加班问题，并确保他们理解法律及相关的公司政策。

　　● 让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监督人员及工人了解关于加班的信息，向他们明确什么是法律允许和不允许的。分发公司政策的副本，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理解有关规定。确定并奖励良好做法。

　　● 定期与买家磋商关于交货时间及其他生产要求的事项，这些事项可能导致工时问题，从而造成包括强迫加班在内的滥用劳动力。

　　反对人口贩运

　　采取行动的提示

　　● 采取措施保护移民工人，以免将他们置于更容易遭受强迫劳动及贩运的境地。

　　● 不要没收或者强制工人交出私人证件。但若员工要求（例如出于安全原因），可制定保管该类文件的政策和程序，防止滥用。

　　● 如果您通过私人职业介绍所来招聘员工，确认该中介的运营是否符合较高的道德标准。选择那些不向工人收费的中介。

　　● 不要以向当局告发来威胁非法移民工人。

　　● 如果您对您的员工提供住宿，确保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的行动不受限制。

　　● 如果您的公司委托职业介绍所，该职介所要同意承担遵守法律及相关共同协议的责任。

　　● 在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提供技术培训和就业培训机会，来参与针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预防及重返计划。

　　● 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反人口贩运行动，包括媒体宣传，并与当地及全国的政府当局、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协作。

　　采取行动的好处

　　● 对职业介绍所的招聘行为进行监督有助于确定最负声誉和最有道德的机构。如此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您的公司与人口贩运相牵连的风险。

　　● 制定关于文件保留及招聘费用的良好政策及规则，能确保未将员工置于易受到恶劣对待及胁迫的状况。

　　● 与政府、执法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能够确保反人口贩运措施更有效持久。

　　采取行动的实际步骤

　　● 与通过职业介绍所招聘进来的新员工交谈，确定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被招募的，以及他们是否支付了招聘费用。

　　● 如果员工要求（比如，出于安全原因），提供壹个安全的地方寄存他们的私人文件，例如安全箱或保险柜。确保您的员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据需要随时自由存取。并且在您的监督团队中，任命壹名“联络”人员。

　　● 给员工提供他们的证件的影印本，并告之所有工人所有该类措施。

　　● 对经理、人力资源部门人员、监督人员、社会审计人员和工人进行鉴别和防止人口贩运的培训。与他们探讨关于身份文件、移民工人、工资偿付及其他问题的好与坏的做法。

　　● 在与私人职业介绍所签订合同前，充分了解它。并与其代表探讨关于招聘费用及其他招聘事项政策。

　　● 与行业中其他公司进行会谈，建立合作网络，并且利用这些网络来交流信息及采取行动的想法。充分利用您的雇主组织以及国际雇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

　　● 提供清晰简洁，使用员工易懂的语言编写的雇佣合同，对工资偿付、加班及对身份文件扣留等相关雇佣条件做出明确阐述。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1

　　弊端

　　据估计，如今大约有2.5万巴西工人在类似奴隶制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因债务束缚而被困在亚马逊地区的营地中。他们在那裏工作并且被迫支付交通、食物、住宿及工具费用。虽然壹般来讲工人是自愿接受雇佣的，但 “家托斯”（职业介绍所）实际上是通过承诺高薪、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来劝诱工人加入营地的。壹旦被雇佣，工人们就发现因为欠债和遭受人身暴力的威胁，他们无法自由离开。

　　在这种状况下被迫工作的工人被剥夺了离开雇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债务在增加并且在工作营地有武装警卫的巡逻。壹旦抵达目的地，工人的工作登记卡就被没收了。这使他们无法像在正规经济部门中那样，获得被保护的权利和福利。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往往长期得不到工资。有证词指出，工人因为害怕丧失所有的工资收入而不愿索取未支付的工资。

　　2006年底，几篇重大新闻报道都关註了欧洲、日本及美国的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在巴西，强迫劳动多发于为主要生铁出口商提供木炭的“木炭营”中。虽然这在巴西使用强迫劳动的生产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大约90%用来自这种营地的木炭产出的生铁都出口到了美国。

　　近年来，巴西政府采取了壹系列重要措施打击强迫劳动，其中有许多是与商界合作的。1995年，政府成立了壹个“特别巡回监察组”（Grupo Especial de Fiscaliza??o Móvel)来调查及突袭那些被指控使用强迫劳动的营地。政府还持有壹份“肮脏名单”，登记那些被发现使用奴隶劳动的企业和公司。截止到2008年年中，该名单记录的个人及实体超过200个，主要在畜牧业，其次是木炭业和制糖业。

　　2005年5月，巴西商界和与民间社会团体壹起，发布了《消除奴隶劳动全国联盟》。到目前为止，超过180家公司和社团，包括大型连锁超市、工业及金融团体，都签署了该联盟。在后续机制中，由壹个“社会观察所”来监督联盟单位对该条约的执行并将良好做法归档。

　　企业对该弊端的反应

　　巴西公司的集体行动

　　巴西生铁制造行业协会致力于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从2004年起，公民木炭所（CCI）就陆续派遣劳动监察员到木炭营作遵纪评估，并分发1999年制定的行业行为准则。壹旦发现违纪供应商，立即吊销其执照，并且行业协会成员因此终止与其业务往来。公民木炭所也拟定了壹份“肮脏名单”作为政府已开展工作的补充。此外，2004年8月，巴西14家生铁制造公司签署了壹项联合承诺书来终止木炭生产中的奴隶劳动。

　　巴西公司的单独行动

　　2007年9月，壹家业内领头的铁矿石生产商宣布，将不再把铁矿出售给那些从使用奴隶劳工的木炭营购买木炭的生铁公司。该生产商要求其客户证明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牵涉使用强迫劳动，并为此对其中的10家进行了私人审计。根据审计结果，该生产商暂停对7家客户进行供货，原因是后者在强迫劳动及环境问题方面有严重违反行为。该生产商随后单方面终止了与其中4家客户的合同。然而，在采取这项行动时，该生产商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触犯反托拉斯监管机构，因其是巴西该地区唯壹的铁矿石生产商。

　　壹家巴西生铁制造公司认为，强迫劳动与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是有直接联系的。该公司表示，生铁制造商之所以从非法木炭营购买木炭，是因为否则的话，使用烧林技术，则要再花几十年才能又种出足够多的树木来生产等量的木炭。该公司用自己的员工从自己拥有的案树林生产需要的木材。

　　美国公司的集体行动

　　2006年12月4日，壹篇新闻报道，五大汽车制造公司，就如何避免购买使用强迫劳动的原材料，正联合向其供应商提供集体培训。该倡议从2005年10月起是由汽车工业行动集团（AIGA）负责协调的，然后从2006年12月起，改由“企业社会责任机构”（BSR1）接管。该项倡议的最初项目包括，针对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多个工作条件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达行业共同的意见。

　　美国公司的单独行动

　　2006年底，布隆伯格杂誌的封面故事以及其他媒体都对美国汽车制造行业中使用奴隶劳动进行了报道，作为回应，各公司相继采取了壹系列措施，包括：

　　● 立即停止从巴西进口使用奴隶劳动制造的生铁，● 要求供应商证明其生铁生产没有使用奴隶劳动，并停止与无法证明的供应商的生意往来。

　　从该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训

　　很显然，为彻底消除主要汽车制造商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而进行更大规模合作的空间依然存在。从CCI（公民木炭所）的尝试以及AIAG（汽车工业行动集团）的倡议中可见，进展是有的，比如公司有了共同解决此问题的意愿。此外，有公司停止对以使用奴隶劳工生产的木炭为原料的生铁制造商供应铁矿石，这也是正确的壹步。然而，在政府层面上还有更大的合作空间，以确保为阻止或抵制个别供应商而采取的措施不违反反托拉斯规定。而且，对于那些有意打破其供应链中长期存在的使用强迫劳动局面的美国公司，政府可以提供进壹步的支持。

　　值得註意的还有，大多数卷入此次争议的公司都是在行业中举足轻重的。对于小公司来说，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由行业机构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能取得特别显着的成果。

　　可用木材是壹个不容低估的重要问题。用焦炭代替木炭来生产生铁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然而，这会增加成本，因此可能需要对生铁制造商提供财政援助。

　　由巴西政府“特别巡回监察组”对木炭营进行审计和监督，并辅佐于可迅速审结，解救工人的流动法庭，这种做法是值得鼓励的。在巡回监察组、公民木炭所的监察员、美国及巴西的钢铁生产企业之间似乎还有合作的空间。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些经济实体在经营使用强迫劳工的木炭营。然而，在木炭营和生铁制造商之间似乎有明显的互通互联的关系。在木炭营被巡回监察员关闭的情况下，生铁制造商（即该木炭营的买家）应连带偿付该营地工人的工资。

　　案例分析2

　　弊端

　　本案例侧重于对中国工厂中强迫劳动的指控，及壹家重要的美国电子公司对此采取的反应和措施。事件中的工厂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且都为美国的跨国公司装配零部件。其中有壹家工厂尤其受到媒体的强烈谴责。

　　关于工作条件的描述包括：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居住在拥挤狭窄的宿舍，被迫支付食宿费用，以及被禁止离开工厂。此外，还有指控揭露，在某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有使用童工的现象，以及使用包括长时间罚站在内的纪律处分。这些指控最初出现在壹份互联网上找不到的报告中，但是该报告裏壹些反映工厂环境的照片，随后被国际新闻媒体转载了。英国壹家报纸最初报导了此事，很快，中国的壹家商业日报也跟进了。

　　企业对该弊端的反应

　　与此事有关的美国公司在上述指控出现的3天内做出了声明。声明指出，公司正在采取措施调查情况，并将严肃对待这些指控。

　　该美国公司采取行动，通过多方走访工厂及访问工人来调查指控。在媒体最初对此事进行报道的6个星期内，该公司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壹篇报告。报告中，公司称其派遣了壹个由人力资源部、业务和法律部员工组成的审计小组到相关工厂，而且搜集到的证据是与很多来源于员工、管理人员及员工记录的信息交叉核对过的。该报告同时指出，对强迫劳动进行审计时，也检查了保密记录以查找是否有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报告接着总结了所发现的，包括工作和居住环境、报酬、超时工作以及工人待遇等问题。

　　尽管公司的报告称没有强迫劳动及童工的证据，但它公布了观察结果，公司行为准则中明确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已被超出。该公司称，基于此发现，其供应商正在改变政策来保证遵守每周加班时限的规定。此外，该公司指出，宿舍设施需要改善，但其供应商正在申请更多的土地来建造进壹步的设施。

　　据称，事件中的供应商对其客户敞开大门，并为审计工作提供便利。值得註意的是，该供应商在其行业中是壹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并且近年来发展很快。据称，该供应商很满意美国公司的报告澄清了对其工厂中工作条件的指控，并声称由于此事的发生，使其考虑比以前更加开放其业务。

　　有趣的是，企业与人权资源中心2的政策是要求被指控侵犯人权的公司做出回应，但在该案例中，中心在公司做出回应之前就已在其对该案的总结中记录为已解决。这是唯壹出现这个标註的案例。

　　从该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训

　　事件中的美国公司使用了中国工厂所有雇员中大约15%的雇员。壹些其他主要的高端电子品牌公司也同样使用着该工厂，但这些公司对该事件的反应却鲜有提及。尽管涉及的员工所占比例不高，但该中国工厂没有对美国公司的审计进行限制。

　　报道同时还强调了《电子行业行为准则》，作为壹个专门部门的工具和倡议，其下汇集了该行业中超过40（截止到2008年9月）家公司。该倡议旨在改善行业供应链中的工作条件。当本案例被报道时，这家中国的供应商是 EICC（电子行业行为准则）成员，而该美国公司还不是。但是，在其审计和调查结果的详尽报告中，该美国公司表示，也会加入电子行业行为准则。

　　在美国公司的报告发表后不久，壹个与此事件有关的人权问题引起了国际媒体高度关註，因其牵涉到在英国和中国媒体中最初对该事件进行报道的记者们。该分包商的壹个中国全资子公司起诉记者们的个人行为构成诽谤。这场官司索要巨额赔偿，且法庭壹受理此案，就将记者们的资产冻结了。事件中的报社力撑其记者并对诉讼表示谴责。随后维护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要求中国供应商及美国公司采取行动撤案。美国公司称，他们正在幕后努力帮助解决这壹问题。此后不久该诉讼撤销。

　　本案例证明，通过迅速行动和全面反应，该公司平息了对其重要产品生产中的特殊工作条件问题的关註。此外，当该事件转为敏感的关于新闻自由的政治话题时，似乎该公司已做好准备继续参与其中。不过，该案例突出了在存在大量外包业务时，保障公司制度得到遵守的困难性。该美国公司加入电子行业行为准则的决定再次表明，与同行业中其他面临相似的行业特有困难的公司协作具有更大的价值。

　　案例分析3

　　弊端

　　自2000年，约旦与美国签订《约旦-美国自由贸易协定（FTA）》

　　后，约旦就从该优惠贸易协定中受益颇多。该协定旨在确保两国都坚持包括禁止强迫劳动在内的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结果，当对约旦的工厂中工作条件进行全面而直接的调查时，与这两国的政府和公司都涉及其中。

　　2006年5月，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NLC）检查了全约旦为美国公司生产产品的纺织厂的工作条件后3，就该问题发表了壹份极具批评性的报告。调查的对象是合格工业区（QIZ）内享有优惠途径进入美国市场的工厂。

　　截止到2006年7月，约旦的13个合格工业区中共有110多家公司，54,000多名员工。美国驻约旦商会称，这些合格工业区的工厂中，有66%的外籍工人，这些被称为“客籍工人”的员工来自中国、孟加拉国、斯裏兰卡及印度。尽管这些合格工业区的初衷是鼓励国外直接投资并为当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但被调查的这些工厂却主要依靠移民劳动力。

　　全国劳工委员会报告对恶劣工作条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包括人身和性虐待，缺乏薪酬，食物和水不足，及恶劣的居住条件等。客籍工人在其国内被要求支付壹大笔钱来得到这些工作，但是在约旦，他们只挣得所承诺薪酬的壹小部分，有些甚至很久都没领过工资。此外，据报道，刚到工厂，工人的护照就被没收了；并且，当他们投诉没有工资时，曾有工人被强制驱逐回国，面临其无法偿还的债务。这些工人壹方面无法取回护照；另壹方面，若投诉，又会招致被遣送回国、监禁、殴打以及剥夺食物和水的危险。从而，他们被困在约旦，并且其在原籍国的债务也因大笔利息而越积越多。

　　而且，根据约旦的法律规定，非约旦公民，即使拥有在合格工业区工作的工作许可证，也被禁止加入任何工会，因此这些客籍工人无处求援。

　　在上述问题曝光后不久，约旦政府做出了回应，劳工部的监察小组与印度、中国及斯裏兰卡的使馆代表们共同巡视了4个合格工业区以调查这些指控。壹些处罚相继作出，壹部分工厂被查封。

　　企业对该弊端的反应

　　集体行动

　　2006年9月21日 ， 美 国 劳 工 联 合 会 和 产 业 工 会 联 合 会（AFL－CIO）与全国纺织协会（NTA），对美国政府提交了联合投诉，要求援引约旦-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来处理约旦对工人权利的“严重”侵犯。该投诉指控约旦违反了其尊重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动标准及有效地执行约旦劳工法的承诺。这开了企业组织在贸易协定下提交关于工人权利案件的先例。

　　个体反应

　　各公司对于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报告的直接回应如下：

　　壹家公司称其没有直接与工厂合作，而是与供应商合作，并且希望所有的供应商和工厂都能遵守当地法律和自定的标准。该公司澄清道，在名单中的5个工厂中，它只与其中壹个进行了合作，且即将跟进对相关供应商进行监督与密切合作。该公司还称，已决心采取纠正行动。

　　另壹家服装公司称，其中壹个问题工厂从壹个得到认可的机构处搞到了壹份有效证明。在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该公司自己进行了调查并且发现，壹些报告中的问题依然存在。该公司表示，曾试图鼓励该工厂采取纠正行为，但同时也指出，其订货量不超过该工厂生产能力的1%。进而，该公司得出结论“因此我们对于这家工厂是没有任何（决策）影响力或谈判能力的”。由于这些发现及工厂的不配合，该公司决定不再向其订货。

　　壹家销售公司的回应中强调了2006年9月其内部审计员进行的现场审计，接着于2006年10月的第二次巡访发现情况有所改进。该公司还註意到，与员工的谈话也证明状况的确有所改进。该公司还表达了其担心：如果简单地停止与某个工厂合作，公司将在要求实际改进的谈判中失去影响力。但是，该公司特别指出，若“工厂的违规行为令人震惊，如存在监狱劳工，（它）会立即终止与该供应商的业务。”该公司最终称，将与约旦政府、其他零售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壹起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该问题。

　　从该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训

　　很明显，虽然该案例的主要当事人是约旦以及美国政府，但是牵涉到的品牌公司也对其供应厂家的工作条件负有责任。与约旦签订约旦-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最主要目的是为本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显然，那些大量被带入约旦填补这些工厂职位的移民工人受害最深。

　　看来，为改善这种情况，公司与有关政府、供应厂家及国际劳工组织，是有合作潜力的。同样，那些有相同供应商的公司之间也应该进行合作。但是，这对那些试图解决此问题的小型供应商而言的确有些困难，因为如果它们只是壹条大型供应链中的壹部分，那么它们的影响力将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壹个积极的行业组织与不同大小的公司共同应对这些问题将产生积极而受欢迎的效果。

　　最后，从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公司因此采取的步骤来看，审计程序的效果明显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认定及证明强迫劳动情况上。例如，有报道称，工厂经理们曾预先警告工人怎样应答审计员的问题。

　　案例分析4

　　弊端

　　在美国农场裏遭受强迫劳动的大多数移民工人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及海地。这些工人有时是直接从原籍国被贩运过来的，或者越来越多的是壹到美国就被盯上。

　　佛罗裏达州农场工人于1993年成立的伊莫卡利工人联盟（CIW）记录了很多案例。伊莫卡利工人联盟自称是壹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工人组织，其成员为拉丁裔、海地裔及玛雅印第安裔的在佛罗裏达从事低薪工作的移民工人。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称，在佛罗裏达州的农场裏确有债务束缚性质的强迫劳动，工人被要求长时间工作，而后其工资被扣减交通、工具以及设备费用。在壹些案例中，这些工人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应付的工资。他们被限制在营地，居住条件极差，且经常受到武装警卫的监控。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秘密与农场工人合作，在对强迫劳动案件的诉讼中提供了很大帮助。

　　已经有几个关于恶劣工作条件的案例被报道。2007年12月19日，3个采摘水果的移民工人从雇主处逃离，并转述了他们的悲惨境况，包括被强迫负债、被殴打以及被迫对淋浴用水付费。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关註的壹个中心问题是这些工人的工资极低，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工资只略有提升。该组织开始特别针对经营农场的番茄种植者们发起了攻势，随后把註意力转向了全球知名的食品公司。

　　企业对该弊端的反应

　　作为对由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牵头的运动的回应，若干国际品牌食品公司介入其中，处理各自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

　　2005年3月，其中壹个食品公司同意对购自佛罗裏达州的番茄每磅多付1美分。其条件为，该公司只与那些能保证款项直接付给工人的供应商合作。另壹公司则在2007年4月与伊莫卡利工人联盟达成类似协议，包括承诺为番茄种植者订立行为准则，并让农场工人更多地参与对准则遵守情况的监督。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壹直坚持主要针对快餐巨头而非食物种植者，但是在2008年5月，联盟停止了针对其中壹个快餐公司的运动，因为该公司宣布将与伊莫卡利工人联盟共同努力改善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

　　快餐业的领头公司同意加入增加工资的计划，并与伊莫卡利工人联盟壹起呼吁整个行业都加入其中。为了鼓励种植者的参与，壹家公司承诺对因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工资税及管理费用提供资助。该公司与伊莫卡利工人联盟还通过了零容忍准则，规定对于有某些非法行为的种植者，需立即将其从供应链中清除。此外，该公司还承诺保障农场工人参与对种植者的监督，看后者是否遵守其供应商的行为准则。

　　从该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训

　　该案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是与移民工人相关的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问题。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4于2007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通过客籍工人计划到美国的移民工人，面临着被虐待的危险。正如报告中所说：“由于被束缚于单个雇主，并且没有途径得到法律资源，客籍工人：

　　● 通常在工资问题上被骗；

　　● 被迫抵押其前程以获得低工资临时工作；

　　● 实质上被扣留其证件的雇主或者劳动经纪人控制；● 被迫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因工受伤时得不到医疗福利。

　　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的运动及随后的媒体报道都主要集中在给工人的低工资问题上，而非集中于已达到强迫劳动境况的恶劣工作条件上。然而，即使更多的公司每磅多付壹美分给工人，导致强迫劳动的条件依然可能存在且需要解决。

　　危险在于，参与的公司只关註每磅多付壹美分的运动，而这无助于解决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报告中指出的更普遍的，与强迫劳动相关的问题。

　　此外，那些在本国负责招募到美国从事农业的工人的私人职业介绍所，也存在许多问题。目前，该行业极度缺乏管理，以至于工人到美国时已背负了大笔高利债。尽管美国当地法律规定了必须偿还工人的旅行及签证费用，实际上这些费用极少得到全额偿还。

　　我们希望，那些在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的活动中受到公开抨击的公司，也能对为其番茄种植者提供工人的职业介绍所进行检查。也希望壹些公司、行业组织、相关政府以及国际劳工组织能够共同努力，积极地解决这壹问题。在这方面，从签署和促进《雅典道德原则》开始的开拓性工作是壹个有用的参考5。

工人阶级谈就业环境

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二月劳工新闻整理：互联网大厂员工猝死，零工就业转向全职化，就业压力大考研人数创新高中国劳工通讯将尝试在每月底做新闻整理，让读者有另一个方式紧跟中国社会和工人状况的最新变化。

　　中国社会正陷入急速的转变，工人不断被工厂的新型机械替代，被排挤到外送、快递等物流和新兴服务业；互联网开发员的技术被分解和普及化，产生了被资本控制的“996”程序员；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除了争夺岗位，学校的教育亦被竞争深深渗透…… 每月的新闻整理将从媒体的角度跟进这些趋势的发展。

　　近年，中国的新闻媒体涌现不少对工人劳动和生存处境的详细报导。例如，针对外卖平台兴起，《人物》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我们揭开算法对骑手劳动过程的宰制。事实上，除了《人物》这篇文章，每月尚有不少报道跟进和挖掘了与工人相关的社会时事，能深化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变化的了解，值得记录、整理和推广。

　　一、互联网行业

　　2月4日，网站Bilibili一名25岁的审核员急性脑出血死亡。事后Bilibili否认有过年加班，同时又增聘1000名审核员，以缓解员工工作压力。澎拜多篇报道，指出了面对长工时、审核视频工作强度大的情况，Bilibili员工不能出错，否则会影响考绩。2月22日，字节跳动一名28岁算法工程师猝死。加上2月15日，尤安巨作一名建筑师被发现在出租屋内死亡，本月已发生至少三起怀疑与过劳有关的员工猝死事件。

　　另一则值得留意的新闻是知乎在裁员过程中，被指用监控软件监控工人。虽然知乎已否认有使用软件，但监控软件确实存在。软件由深信服上市公司研发，可以监视员工浏览、聊天纪录，整合出员工近期浏览求职网站次数、聊天时提及离职次数等。至今深信服网站已不能搜索相关软件，但大众仍担心企业会以大数据监控员工。

　　二、平台经济

　　2月15日，《钛媒体》的报道《1300万外卖骑手，从“零工”走向“职业”》指出外卖员正走向“职业发展的体系化”。文中引用饿了么《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的数据：平台超四成骑手为全职，至于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骑手中，近四成有本职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从事配送工作。稍作换算，以配送作主要收入的外卖员达到58%。外卖员的就业状态正不断向全职转变。饿了么同时宣布调整配送时间算法和差评考核，详情可参考《封面新闻》的报道。

　　三、燃气事故

　　据界面新闻整理，近五年的燃气事故从2017年925起下降到2020年615起，但2021年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过千起），其中湖北十堰市燃气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是近年伤亡最大的燃气事故。财新网报道，鉴于近来燃气事故频发，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更新改造约10万公里的旧燃气管道，整治老旧小区、餐饮等公共场所的安全隐患。不过，除了燃气管道老化和用户使用不当，燃气事故主因还包括施工不当（包括第三方施工时钻漏燃气管道），以及地方执法宽松等问题。界面新闻进一步指出工程分包、老旧小区施工队伍参差、赶工期导致工程质量降低等问题。

　　四、大学毕业生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对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高企一事作了调查。今年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加80万，增幅超21%，相比2017年增长1.27倍。文中指出，不少学生深陷就业焦虑，认为仅凭本科学历无法找到心仪工作，同时还存在“不愿意从事低档工作”等心态。例如医学专业几乎都会读研，以此竞争大医院的工作岗位，避免到基层医院工作。想当老师的学生亦指本科学历没有竞争力，只有读研才能找到好工作。关于研究生的其他数据可参考中国教育在线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

　　三月劳工新闻整理：疫情下工人状况、互联网裁员潮、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本月，广东深圳、上海及吉林等地疫情再现爆发，我们首先聚焦于疫情下工人的最新报道。同时，各新兴行业在年后重新布局，互联网企业裁员、快递业降价、外卖平台调整奖罚机制等动态将进一步影响相关行业工人。我们也整理了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年龄管理政策，并持续跟进工人的长工时、职校学生实习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消息。

　　一、疫情下的工人

　　中国的抗疫工作持续以“动态清零”为原则，令不少医院无法负荷。医护人员不仅承担着激增的工作量，多家医院无视劳动安全也令医护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曾报道，在出现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方要求护士在没有防护衣、没有负压舱设备的情况下，“祼上”照顾阳性患者，遭到护士们拒绝，最终演变为护士与医生之间的严重肢体冲突。3月20日，上海市周浦医院护士罢工，抗议该院被改为方舱医院。该院护士长表示，核酸采样工作繁重，护士们已连续干了36小时。

　　为了应付强制性核酸检测的人手要求，跨市、跨省调度的“志愿队”中不乏过劳、甚至过劳死的情况：支援呼和浩特的内蒙古中医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王猛3月4日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后逝世，在2月17日至3月4日他累计核酸采样 3700 余人次；3月20日，山东省支援威海临床医学检验专家白晓卉爆发心源性猝死，此前，她曾辗转于北京、新疆、河南、山东各地进行抗疫工作。近日浙江、江苏两省派出的援沪检测队，在3月27日凌晨4点出发，7点30分到达浦东，随即开启核酸筛查工作。网友评论表示，该批医护凌晨1点收到集合通知，直到下午四点完成当日检测任务，中途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没有休息。

　　“零工经济”之脆弱在本月14日至18日的深圳封城中展露无疑。居住的城中村被封，不想因此停工的外卖员露宿街头，有的睡在帐篷里，更多的则是一床被子、几件厚衣服睡在天桥下、花坛边；深圳零工聚集区内的“三和大神”们由于无工可开，网吧停业，只能睡在龙华汽车站；网传在福田区的上梅林新村、南山区南头街道甚至出现群体抗议，需要外出工作谋生的居民聚集在围封区域内，要求“解封”。

　　与此同时，高流动性的建筑工群体、货车司机群体爆发多起聚集感染：3月19日，常州钟楼区清云澜湾项目工地累计发现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无症状感染者，行程轨迹涉又及到其他7个工地；深圳7个工地被封控或有确诊轨迹涉及，住建局发文全市工地停工4天；天津市在3月10日将西青区精武镇“和光尘樾”一期建筑工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截至3月13日24时，该工地累计33人确诊；漳州3月13日至29日有11例货车司机及其关联者感染病例。

　　最为严重的聚集性传播发生在吉林方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160名农民工中已有近90人检出阳性。据《财新》报道，施工现场原本安排的每日核酸检测并没有落实，“有工人因为在干活，而没赶上做核酸检测”。而且，当施工接近尾声、工人们不被允许继续住在工地上，被转运到一处没有水电、没有床褥的废弃校舍，300名工人打地铺、和衣而眠——工人们怀疑，这次转运就是集体染疫的源头。

　　二、互联网企业裁员潮

　　多家互联网大企业本月传出减员增效的消息。腾讯的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和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两个部门因为收益及毛利率不足裁员20-25%。阿里巴巴则对市场份额大大减少、运维成本过高的本地生活业务部门裁员，直营城市只保留1/3的员工，近一半员工被裁。京东同样裁切零售部门，社区购物平台“京喜拼拼”有10%-15%人员被裁，另外零售平台生态部、商业提升事业部、物流技术与数据智能等部门均现裁员。滴滴货运员工则向媒体表示将出现50%的裁员。不少互联网企业员工都认为，接连的裁员是企业为了集中资源投入新一轮竞争的准备。在辞退通知书中，企业将裁员说成“优化”，甚至是“毕业”，但实际情况是业内数千名工人被裁。

　　三、快递业年后再降派费

　　《驿站》的调查显示，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年后出现“降派费”的势头。北京的快递员表示，自己工作的片区过年后派费下降了，“没明面上说降派费，就是从罚款里划扣”。另一边厢，收件费也在下降，平均每票比以前低了2-3元。上海江松区也出现相同的情况，派费由每票2元降至1.2元，快递员认为与年后找工作的人增加有关。广东东莞的快递员则称，公司宣称将降派费，同时会加强管理与惩罚力度。派费再次压低，显示政府去年在《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调高派费的措施正在失去作用。

　　四、外卖平台修改骑手奖罚机制

　　《界面新闻》报道，美团将修改骑手服务的评价规则。以往，平台的差评及超时罚款对骑手造成庞大的工作压力，导致骑手配送时被迫违反交通规则及超速驾驶。在新规则下，扣款将改为扣分——超时、差评、提前点送达等行为会被扣分，而参加安全培训、有模范事迹可获加分。极端天气下所有扣分项会被默认取消。美团站点将按月对骑手评分进行排名，由排名决定骑手的单均奖励。新的“服务星级”激励机制已于绍兴、太原、昆明等15个城市试行，具体效果还待观察。

　　五、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

　　据《工人日报》报道，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地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清退超龄农民工。上海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工人日报》发现，如今施工现场已难寻60岁以上的农民工，甚至超过55岁的都极少。

　　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主要出于安全考量。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不过，由于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缺少退休保障，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哪怕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仍不得不继续工作。对此，上海市总工会表示各方面将积极协调，“（给超龄农民工）提供了保安、保洁和物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同时将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及时跟进”。

　　实际上，保安、保洁的工作并不轻松，高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找寻出路也并不容易。《南方周末》采访了多位在北京找工作的高龄农民工，发现无论是工地、保洁还是保安，招工者往往要求工人年龄在60岁或55岁以下。

　　六、睡眠情况调查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在2013年到2021年，我国国民入睡时间由晚上10时30分推迟到12时23分，而睡眠时长由8.8小时缩减到7.17小时。报告亦有讨论到职场对睡眠的影响，报告指随着通讯软件和智能手机愈趋方便，工作和下班的界线愈渐模煳，长工时压缩了睡眠时间，同时工作紧张亦令睡眠质量下降，失眠、深层睡眠不足情况比以往多。

　　除此报告外，智联研究院联合Just So Soul研究院共同发布了《2022中国职场青年睡眠质量报告》。里面详细指出职场青年年青人过半要熬夜到凌晨方睡觉，其中也指出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业、IT互联网欠缺充足睡眠情况最为严重；在地域上，华南地区最“”缺觉”，超过2成华南人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

　　七、云南职校学生超时工作猝死

　　《封面新闻》报道，2月11日，一名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学生小杨在工厂工作期间猝死。小杨与学校签署了“社会实践”协议，从2021年12月30日开始被安排在江西南昌龙旗科技园工作，工厂两班倒，小杨上夜班、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只休半天。他曾向带队老师表示夜班太累、想换岗，老师却让他 “坚持坚持”。他从2月6日开始生病，却因请不到假一直没去医院。职校学生猝死悲剧以往也曾被报道，2021年最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不过这次事件显示，相关规定成效有待检讨。

　　八、毕业生报考教师资格人数持续增长

　　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结果于3月初公布，网络上“教资认定”、“教资面试成绩”等多个话题占领热搜，“教师热”现象再次成为话题。中国新闻网整理的数据显示，教师资格考试的热度近年持续增加。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260万人，2017年达410万人，2019年攀升至近900万人。2019年“教资热”曾一度让考试报名网站瘫痪。另外在高考中，师范类专业也变得更热门，高考成绩前30%的学生报考师范比例由2018年18.3%提高到2019年33.4%。在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待遇有所改善的编制教师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大，部分地区数十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已成为常态。

　　四月劳工新闻整理：疫情下的过劳工人、卡车司机受困、互联网裁员潮持续本月，疫情期间上海各类工人的情况在媒体上受到极大关注：除了医疗人员和快递员超负荷工作，还有运输物资的卡车司机被困在路上，连基本食宿都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上月提到的互联网企业裁员仍在持续。我们也辑录了有关企业利用外包和众包招工的趋势研究，以及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国内足球队欠薪问题。

　　一、上海疫情下的工人

　　自3月1日上海公布首例本土确诊个案开始，疫情迅速蔓延，4月初单日感染人数破万，到了月底，上海仍日增过千例感染病例——这无疑是2020年初武汉疫情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也令人始料未及的一波疫情。在疫情中，工人常年累月劳动保护不足的情况更为突出，除医护人员外，多个行业的工人也超长时间工作。

　　“查医生连续工作了快33小时，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曾在武汉疫情中间写下《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描述了世博展览馆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的超时工作：“排班表已经修订到第13版了，但队员们无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隔离收治点外，进行核酸检测的医护同样经历每日十小时、中间无休的工作模式，上海浦东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端传媒，核酸检测“最多的时候一天采过1000多人，1000人的话近10个小时。你至少抬手1000次，浑身都很累。不能吃饭、不能上厕所，这样一天200块钱。”尽管中国的抗疫工作已开展了两年，上海普陀区中心护士仍在本月出现多人确诊的劳动安全事故，一名护士的微博帖文显示，护士们没有防护服，还在狭小的空间内同吃同住，截至4月9日同事中间已经出现了7例阳性病例。

　　和连轴转的医护相比，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是生存问题：20余名被困浦建集团生活区的建筑工人，在经历了一周没水、没电、没被子、只能用消防栓里的水泡方便面的生活后，才获发基本物资；上海东海养老院则出现极为严重的欺诈招工情况，劳务公司招工时故意隐瞒老人院已有阳性病人的情况，并收取每人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介绍费，应征保洁员工作的阿姨们上岗后被安排了护理工作，随后出现交叉感染，但院方仍以不发工资来威胁工人继续工作。

　　一个月前深圳出现外卖员无家可归的惨状本月在上海再次出现：为了保障居民物资供应，多家生鲜平台外卖员这个月都在连轴转，但是盒马鲜生员工发出的微博求助帖显示，公司只安排外卖员睡楼梯间，结果导致交叉感染，该帖子不久就被删除；不少外卖员因为缺乏固定网点，住宿问题更难解决，只能睡在路边、桥洞或ATM隔间。美团、饿了么安排的住处只提供给专送骑手，众包骑手被排除在外，政府提供的小哥驿站多数亦已满员，有空床位的驿站也不收容单个骑手，只能由公司向区里申请。工人求助的信息详情可参考中国劳工通讯早前的文章整理。

　　基层工作者同样在疫情中承担着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他们包括了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网格员、志愿者以及从体制内其他岗位被安排至基层援助的劳动者。青浦区检察官助理朱乐天被派到基层“流调组”，需要一通一通电话地摸清楚确诊病例及密接的行程，他和同事从早上6点半打电话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趴在桌上小睡了一会儿，早上5点多钟又爬起来接着打电话，一直到上午8点半换班；不堪重负的黄浦区海悦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胜烨4月7日凌晨在社区公众号发文表示，为了完成上级的指令，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所有一线人员已经不堪重负，“（社区工作者）3月15日被召集起来住在居委，二十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回家，不能看父母看孩子，每天睡几小时，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不知道。”

　　二、货车司机受封控所困

　　疫情下，中国约两千万货车司机成为高风险群体。各个城市通行要求不一、封控高速公路，令许多司机被困在路上，连基本食宿需求也难以解决。此外，堵车、客户小区被封、工厂订单减少等因素导致司机收入下降。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货车司机担忧防控政策的影响，越是需要保供物资运输的中高风险地区，越缺少运力。4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提出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等措施，以减少物流阻碍、稳定物资供应。

　　另外，根据华商报报道，有货运公司涉嫌欺诈司机。陕西安驰天下货运有限公司高薪招聘司机，司机应聘时被告知需要有自己的货车，才能成为合作方，公司会提供货源和运输线路。司机因此贷款向公司买了货车，并交了约1.5万元服务费。其实公司提供的货源、路线不稳定，公司称每月净收入能达到一两万，实际上却是赔钱。司机提出解约后，公司只退还部分服务费，并拒绝退车。

　　三、互联网行业裁员潮持续

　　多间互联网企业4月爆出裁员潮。早前有匿名人士表示B站有意在直播业务计划裁员，B站负责人回应指直播毛利三年提升，正计划招聘，但另有消息指电竞、游戏部门裁员。小红书亦爆出裁员，有人士指裁员规模不超过10%，亦有消息指裁员达20%。网购平台美团优选因运营成本过高，撤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个地区，预计有新一波裁员潮。百度游戏部门300多人几乎全被裁，另外人工智能部有10-15%裁员。

　　裁员潮以外，多间互联网企业因为超时加班问题而被重点检查。北京人社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工时和休息休假权益维护工作的通知》，随后山东、安徽、河南、广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亦于3月至5月开展超时加班排查整治。

　　四、外包、众包制扩张 企业躲避社保、工伤赔偿责任平台经济的新就业形式继续在国内蔓延。《上观新闻》引述的调查显示，愈来愈多企业通过自有或其他第三方网络平台，将工作以“众包”形式发给个人劳动者去完成，并以服务费方式结算薪酬。此种情况下，企业应付职工薪酬大大减少，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若通过其他平台结算还可以获得相应增值税抵扣。常见的外包岗位有快递员、外卖员、保洁员、安保、前台、客服等。

　　该调查同时指出，由于与动者存在关系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其法律上认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或造成第三人伤害的，赔付义务往往无人承担。即便员工发生工伤最后认定由某企业承担责任，但这些公司由于注册年限短，注册资金极低，根本无偿付能力。

　　五、中国球队大规模欠薪

　　据《南方周末》报道，现时中超18支球队中，有10支球队欠薪，部分球队同时欠缴球员社保。由于疫情和经济环境变化，加上中超球队投资方牵涉的房地产行业收缩，造成了大范围的欠薪问题。对此，中国足协宣布给予球队更多时间筹措资金，球队在提交欠薪解决方案后，仍可被授予联赛准入资格。不过，长期遭受欠薪的球员不一定能收到被拖欠的工资：球队在欠薪后失联、中国足协辖下的仲裁委电话无法接通，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法庭对于足球员是否与球队存在劳动关系仍有不同解释，大大影响球员追讨薪资的成功机会。

　　五月劳工新闻整理：上海复工复产、外来人口与青年失业率攀升、长沙比亚迪工人自杀一、上海加速复工复产爆发新问题

　　上海的封城措施造成汽车产业在四月大幅减产，整车厂停产波及上下游，众多汽车零部件厂商的生产量锐减。因此企业急于在五月复产，召回愈来愈多工人，却产生新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导透露，嘉定区安亭镇在复工复产后出现企业员工感染案例。受访的政府人士表示担心情况，“汽车零部件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些企业此前封闭生产时员工人数也可达上千人”。另一方面，物料的供应不足及不稳定，令部分工人开工不足，其他工人却被要求额外加班。

　　为了加紧生产，有媒体引述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内部备忘录，提到“因为宿舍数量不足，工人们只能睡在工厂地板上”。为了解决工人的安置问题，“特斯拉将会提供淋浴条件、一天三餐，以及一天63美元（约合人民币420元）的补助，同时还有在建的娱乐设施”。不过，在产能爬坡的要求下，所谓的娱乐设施工人是否有时间享用，十分值得质疑。

　　为了追赶产量而将大量工人封闭在工厂的措施，在上海广达电厂园区内造成了两次骚动。据称，广达工厂员工一度传出确诊新冠肺炎。5月初，工厂因防疫不周全，加上不断有宿舍人员确诊等消息传出，长期被关在厂区内的工人情绪失控，引起骚乱。5月21日，该园区再爆发另一起骚动。有受影响的管理人员猜测，“可能是被封控太久，有人想要返乡，或是加班费有争议，向公司反应后却未获得解决，因此把矛头转向攻击厂区里的台籍领导泄愤”。

　　二、竞争更为激烈，跨境服装业电商平台加速淘汰供应商在疫情间急速发展的跨境服装电商SHEIN正在打开中高端商品市场。据《燃财经》报道，SHEIN要求供应商做出更多创新产品，对于产品质量不达标的供应商，SHEIN会降低考核评分，加速淘汰部分厂家。

　　同一时间，不少厂家均表示SHEIN的利润空间微薄，假如商品没有爆款返单，“彷佛就是为SHEIN做的一次次无偿试验”。厂家们表示，自3月起，SHEIN压价更加严重，爆款时核价人员对面料价格逐一复核，对不符报价要求的面料作出砍价。以上现象均反映SHEIN在服装行业面临的竞争并没有因为过去两年的冒起而缓和，而是变得更为激烈，这将会提高制衣业工人的劳动强度，部分工厂失去订单倒闭，则会威胁到更多工人的生计。

　　三、比亚迪长沙工厂连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

　　比亚迪长沙工厂在4月19日、25日、26日连续发生3起员工自杀事件。第一起事故为年轻一男一女，后两起事故均为年轻男性。事后，有比亚迪员工向媒体提供一份疑似死者遗书，显示死者因沉迷赌博问题自杀，遗书是否属实尚需进一步调查。

　　根据雷达财经整合，比亚迪长沙工厂涉及33起劳动纠纷，亦涉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纠纷一起。另外，长沙比亚迪被当地居民投诉破坏环境，当地居民指，工厂区时常传出刺鼻气味，怀疑废弃排放量超标导致居民流鼻血、咽喉痛。

　　四、外卖平台再修改算法规则，骑手劳动强度将获调整据澎湃新闻报导，美团外卖宣布“骑手劳动安全保障”相关规则。一是以演算法减少订单的异常情况，对于预判和识别到的异常场景，提供“单次补时+系统修正”，放宽订单的配送时间。二是允许骑手自行设置“同时接单量”的接单上限，以及在App发起改派、转单、修改为“忙碌”状态等方式，调整接单节奏。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令骑手的劳动强度有所降低。

　　另外，澎湃新闻亦提到美团外卖计划投放10万顶智能头盔。这些头盔由于内置了蓝牙模块，骑手只需在来电时单击头盔左侧快捷键就能接听。若不进行操作，系统更会自动接听来电。随着更多骑手使用智能头盔，工人配送的劳动将会更为简化，以往在路程间需要作出的种种计划（例如打电话）都将由系统取代。

　　五、外来户籍人口、青年群体失业率攀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换句话说，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几乎回到了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失业率的持续增长从去年10月（4.9%）就开始了，春节前后的换工作旺季结束后，失业率并没有如往年一样随着劳动者找到新工作而下降，而是在刚刚过去的3月及4月继续攀升。

　　失业率的反季节变化和新一轮疫情直接相关，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封控、停工停产，有数据平台估算出中国2亿人口在4月静止。31个大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至6.7%，连续两个月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并明显超过全国总体水平。

　　比较不同群体的失业情况，外来户籍人口和16-24岁的青年人口就业问题最为明显。外来户籍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1月的5.1%增长至4月的6.9%，增幅高达35%，相比之下，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只提升了5.6%。这也侧面反应了外来务工人群多从事零散、稳定性较低的工种，一旦遇上疫情防控措施、经济形势变化，他们的岗位往往最快被波及。

　　青年群体的高失业率是本轮数据中最突出的趋势。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在4月录得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比2019年4月的数据（9.9%）多了几乎一倍。过往规律显示，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的高峰往往出现在7、8月份，即高校毕业季，已经创新高的青年失业率是否会在接下来这几个月持续升高，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尤其是2022年毕业生人数为1076万人，比2021年的909万人多出18%，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现，今年第一季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指数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甚至低于2020年新冠病毒首次暴发时的水平。就业市场的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求职人数增幅大于招聘需求人数增幅，高校毕业生过去一个季度的招聘需求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但求职人数则大幅上升，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高达75%。同样由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求职成功已签约的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将比去年降低12%。

　　六、《职业教育法》修订，自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订颁布之初，“取消职普分流”的话题引发热议，但这很大程度属于误读。中考后招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生比例“大体相当”的分流政策曾持续多年。新《职业教育法》规定“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从“分流”到“协调”，职普分流依然存在，但政策强制性降低。

　　新法进一步打通了升学考试的通道，“读职校也能上大学”亦受到广泛关注。这可能导致唯学历论的进一步固化。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实施效果仍要看职校的招生情况、办学质量以及学生的毕业去向与职业发展。

　　职校学生在企业实习过程中受到剥削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学生常被安排到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实习岗位，成为廉价劳动力。今年2月，有云南职校学生超时工作而猝死。新《职业教育法》对保护职校学生权益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其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

　　六月劳工新闻整理：餐饮业陷入停滞期、青年就业形势严峻、疫情下的外卖骑手与建筑工一、餐饮业成本压力大，餐厅倒闭工人失业

　　中国餐饮业从2020年开始已然经历了三年的停滞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至4月，全国餐饮收入13262亿元，同比下滑5.1％；其中，4月全国餐饮收入2609亿元，同比下滑22.7％。反复封控下，多地相继宣布暂停堂食，济南暂停堂食41天；沉阳于3月17日宣布暂停堂食，4月25日提出按照50％限流有序开放；北京暂停堂食36天；上海虽然已经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却仍然没有开放堂食。

　　面对难以压缩的租金、原材料、人工等成本问题，2020年就有30万餐饮企业倒闭，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至百万。由此造成大量餐饮业工人失业，当中很多农民工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不得不离开，另寻出路。

　　二、上海外卖骑手违反防疫规定遭扣查

　　上海疫情下，不少骑手因为违反防疫规定遭到扣查。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因应防范疫情，上海警方一连三日开展“砺剑3号”专项行动，调查各种违规情况，包括外卖骑手有否通过核酸检测， 是否有商家在疫情物资短缺期间囤积居奇。行动中发现逾1900名违规、无证骑手， 同时政府亦对核酸检测呈阳性的骑手实行转运隔离，消除流动风险隐患。

　　平台经济在货运物流中应承担何种责任近日再度引发争议。物流平台货拉拉最近有关于货物被毁，平台不愿赔偿的新闻。福建有货车司机在送货时货车突然自我燃烧，价值百万多元的货物全数毁于一旦， 但在意外发生后，货拉拉的app上竟显示完成配送， 最终货拉拉平台给出的方案是请司机赔偿两万元，平台再送200元货拉拉现金券。

　　货拉拉平台认为他们所提供的只是"信息中介"服务，不介入实际运输，如果发生货物损害丢失等情况，平台只能帮助货主与司机协商。对于这种说法，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张冠荣律师指出，根据《民法典》，如果"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认为货拉拉平台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涉嫌违法。

　　三、建筑工人染疫后被公司擅自转运，工人职业安全与健康无保障建筑业方面，在上海疫情期间，有建筑公司私自运转怀疑受感染的工人 ，导致疫情传播。染疫的工人被安置在不具备隔离条件的地点，其健康与卫生权利不受保障。

　　根据上观新闻报道，2022年5月5日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在明知有施工人员感受新冠病毒情况下，擅自将工地46个工人转运到一间不具备隔离设施的酒店式公寓，结果令该公寓爆发感染，事后警方拘捕了三位负责人。

　　另外，在上海另一间建筑公司亦出现怀疑将染疫工人私自转离的情况。浦东公安分局近日调查一宗传染病防治案，经查发现一间建筑公司经理在得知，其负责的曹路地区一处工地有多名工人自测新冠结果为阳性后，不但没有向卫生部门汇报，而是擅自把相关工人安置在工地内不具备隔离条件的临时宿舍。在5月15日防疫部门发现工地异情后，马上派人调查，结果发现工地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出现疫情传播，最终涉事经理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浦东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四、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公务员、国企扩招，蓝领工作缺乏吸引力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形势严峻。中国劳工通讯本月初发布文章重点分析了青年就业的四个关注点，指出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推后就业严重，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身灵活就业，青年就业成为长期问题。

　　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毕业生择业求稳心态加剧，近两成应届毕业生升学，本科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五年翻番。2021届待就业本科生除正在找工作之外，剩余半数都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考试，相比2017届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为缓解就业压力，2022年公务员体系扩招近万名应届生，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与地方各级机关共计划招录11.6万名应届生，这是连续第三年公务员面向应届生扩招。此外，国企也对高校毕业生扩招。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资央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部署视频会，要求今年国资国企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要在去年基础上有更大增幅。财新了解到，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正调整招聘计划，也有多名央企人士表示，扩招存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校招一般分春招和秋招。此次额外增加6月的国企集中夏季招聘颇为罕见。

　　白领工作的就业竞争相当激烈，另一方面，建筑、物流等行业的工作则缺乏对年轻工人的吸引力。建筑工人联盟指，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工人比例下降至不足30%，30岁以下则不到10%，年龄“断层” 现象严重。建筑工人联盟采访了一些建筑工人发现，工作条件艰苦、安全卫生环境隐忧、收入不稳定且有被欠薪的风险是年轻人不愿从事建筑工作的主要原因。在内蒙古，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建筑业从业者更多集中在高龄农民工，其中30岁以下群体中从事建筑、装修的占15.0%，而50岁以上人群的占比则为42.7%。

　　货车之家消息指，“70后”、“80后”成为货运市场主力军，而目前已有高达1000万人的货车司机缺口。货车之家消息认为，长途货运作业难度大、A2类驾照难以考取、货车司机社会地位不高、劳动强度大、运价长期低迷导致收入下降、职业安全难以保障等因素，造成“90后”、“00后”不愿意开货车。

　　五、就业歧视横行，入职体检代检泛滥

　　山东临沂市兰陵县人民医院近期一则招聘涉嫌就业歧视。兰陵县人民医院招聘的“才艺护士”岗位要求，专科学历年龄30周岁以下，本科学历35周岁以下；身高162cm以上，体重指数（BMI）：18.5-24.9之间。

　　该招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兰陵县卫健局调查后，责令兰陵县人民医院立即取消关于此次招聘中对人员身高、体重等条件的限制，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规范，修订完善招聘简章。兰陵县人民医院其后修改了招聘条件，不再对应聘者的身高、体重提出要求，但保留了专科学历要求30岁以下，本科学历要求35岁以下，依然涉嫌年龄歧视。

　　在身高、年龄歧视以外，疾病歧视也是一种常见的就业歧视类别。尽管多条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应聘者，但部分企业仍以此筛选求职者。如法律明确规定，除了某些特殊岗位，禁止查乙肝五项，但不少企业仍然谈“乙”色变，将乙肝病毒携带者拒之门外。疾病歧视横行催生了入职体检代检。半月谈调查发现，代检中介价格从几千到几万不等，甚至可以“保证一路绿灯”。某代检中介客服称，“我们都做了20来年了，每周都会接很多单，在武汉都做了成千上万次代检了。我们和各个医院都很熟悉，即使是在指定医院体检，或有人事带队，我们也都能帮你体检，百分之百保证代检成功！”

　　七月劳工新闻整理：高温天气工人受害、新冠康复者遭就业歧视、青年失业再创新高一、酷热天气下，工人成最大受害者，工会不能止步于慰问和送清凉近期，热浪席卷全球，中国多区出现炎热天气和热射病例（即极重度中暑）。浙江、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多地有工人因热射病送院，一些工人抢救无效最终去世。7月5日，陕西省西安市56岁的建筑工人王建禄因热射病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结果女儿发现，父亲因为未签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为工伤，连去年近6万元的工资也未结清；河南54岁洗碗女工韦巧连6月25日因重症中暑入院，后因热射病引发多器官衰竭，于7月7日死亡，但至今无法认定工伤。7月6日，浙江一名49岁的男工人在车间工作时突然昏倒，入院时体温40.7℃，已经休克。最终抢救无效，于8日凌晨去世。

　　建筑工地成为了高温天气重灾区。据每日安全生产记录，浙江湖州工地一女塔吊工人在60米塔吊上因为高温中暑而昏迷，最终由消防员爬上塔吊营救，送往医院；杭州有三位工人出现热痉挛，甚至有工人因为中暑头晕在5米作业架上跌落地面，造成多处骨折。另外，福建福州有塑料厂工人体温升至42度，吐血500毫升，治疗17天后才出院。

　　物流业同样受酷热天气之苦，货车之家消息指近期多名货车司机中暑：厦蓉高速桂阳收费站出口，有重型挂车司机中暑晕倒在驾椅上；桂林象山一名大车驾驶员在高速公路因中暑半昏迷而急停在路上；重庆一送货司机在接货时晕倒在驾驶室内，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继续按部就班发文件。在今年6月发出的这份《关于做好2022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中，全总要求各级工会要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并要求单位为职工提供防护用品、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送清凉物资等。北京多个地方工会也宣传自己为关爱工人而开展了”送清凉”等各项工作，例如大兴区总工会指导当地环卫中心工会给工人派发防暑降温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向3000名建筑工友派发物资；中建二局项目工会在工地设防暑降温站，派发绿豆汤。不过，工会不应止步于由上而下的送清凉、派物资等慰问形式，而应在工作现场组织工人和工会会员举报任何危害安全生产、违反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防止高温天气下发生任何工伤工亡意外。

　　二、新冠康复者遭遇就业歧视，招工要求“历史无阳”

　　7月12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 》的文章讲述了一位露宿火车站的外来务工者阿芬的故事，揭开了上海市疫情平稳下来后，出现了招工时拒绝感染过新冠肺炎工人的现象。这种歧视导致阿芬这类康复后的外地工人因为失业而流离失所，只能寄居邻近洗手间的火车站。劳务中介和企业招聘时创立新词“历史无阳”，即要求应征者以往不能感染新冠肺炎，即便康复患者并没有传染风险。

　　国务院和上海市接连发声，再三要求不得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但招工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观察者网调查发现，工厂管理方怕工人复阳导致停工，因此不要感染过病毒的工人。政府明令不得就业歧视，工厂和中介就以其他理由拒绝工人。观察者网提及医学专家的意见，指复阳患者体内的病毒一般来说是“死病毒”，实际上已经没有毒力，基本不具备感染性。

　　对新冠患者的就业歧视除了反映部分企业对病毒的无知，也令人看到上海疫情给工厂带来的经营压力。

　　三、青年失业率连续三个月创新高，考公务员成热潮，事业编制学历内卷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今年4月创下历史新高后继续上升，6月失业率升至19.3%。根据季节性规律，该数据的年度峰值往往出现在高校毕业季（7月），青年失业的情况极有可能继续恶化。在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上海，第二季度城镇调查整体失业率达到12.5%，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推断，上海青年群体的失业情况也极有可能严重过全国水平。

　　与失业率一同走高的，是高校生参加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俗称“国考”）的人数。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从2019年起持续上升，今年首次突破200万大关，达到212.3万人次。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开文件，今年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录比为68:1。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热衷于“下海”，即不依靠体制内的工作，而最新的热潮则是年轻人在经济趋缓的形势下热衷考公务员，以求“上岸”回到体制内的“铁饭碗”。

　　年轻人对体制内工作的狂热更体现在高学历毕业生大量涌入基层公务员职位上。例如，澎湃新闻报道，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一次性引进24名知名大学毕业生，其中有4名博士、19名硕士，而这些年轻人应聘的主要是基层工作岗位。广东省陆丰市则对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给予的各类补贴合共150万元。这些基层岗位虽然在三四线城市，但配套了相当丰厚的补贴政策，涵盖了生活补贴、安家费、买房补贴等等，越发引得考公路上求稳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岗位之所以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是因为越来越多人看重事业编制的稳定。

　　四、货运行业：平台被约谈、出现诈骗案件；司机收入压力大七月初，政府交通运输部约谈四家货运平台公司（货拉拉、满帮、快狗打车、滴滴货运），要求平台公司整改压价竞争、多重收费行为，向社会公开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消除超载超限、违规载客、运输违禁品等安全隐患。根据报道，司机指平台除了收取会员费，每单还收取信息服务费，一些“超值订单”在正常抽成11%的情况下，还要再次向司机额外抽成9%，订单费用甚至可能兜不住成本。

　　货运平台也出现针对司机的诈骗案件。其中一种典型操作是骗子在货运平台上，假扮司机拿下这单货。然后再假扮货主在平台上发货，寻找真正的司机来运输。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骗子会以司机的身份直接联络货主要求付运费，而实际运货的司机不但白跑一趟，还要损失油费、过路费。公众号“货车之家”建议货运平台在账号注册监管上应更加严格，提高骗子行骗的难度和成本。

　　《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指出，疫情下货车市场供过于求，加上车贷、油费上涨、平台收费等压力，许多货车司机工作压力大。根据货车之家消息，今年四月尾，一位货车司机突发脑溢血，其妹妹表示这位司机有两个孩子、老父亲身体也不太好，本身生活压力就很大，自从买了车以后，“他晚上要熬夜工作，每个月也要还一万多贷款”。这位司机目前仍昏迷，每天医药费一万多，需要卖车医病。

　　五、受经济影响公务员降薪

　　财新传媒于6月29日发布“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一文（随后被删除），列举多地公务员降薪的幅度及类型：

　　深圳一位科级干部的收入缩减超过20%，往年如果算上各类奖金补贴，其年薪可达37万；江苏苏南地区一副科级干部降薪幅度为25%，到手的钱少了约10万元；宁波一乡镇基层科员的奖金被砍了四成，尽管每月基本工资加了两千，但收入总体下降约1/3……除了公务员，此次降薪潮同样波及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各类公职人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据媒体报道，三甲医院、教育局都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昭通市精神卫生中心甚至以剥夺员工晋升资格为要挟，强迫医生退回过去2015至2019年五年间的夜班费和绩效工资，当地卫健委要求追回的金额合共1000多万元。辽宁丹东振安区医院已经连续数月没有发工资，该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受疫情影响，医院效益不好。

　　工资福利缩水之余，公务员的铁饭碗也不再是工作轻松的代名词。端传媒的一位受访者表示，本职工作之外，习近平思想学习、党建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反复的疫情也将大量的公职人员吸纳进了防疫工作，“站在小区门核对出入证、健康码、信息登记表以对进出楼栋的居民进行严格管控；协助基层处理突发情况”都成了不少公务员近年来新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