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民主社会主义概论 

作者 景祥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一党专政，大多数人只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同时也是民主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其实到处体现着他们对于政治民主的热忱。晚年的恩格斯这样说过：“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復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壹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尽管恩格斯在这个文献中澄清过“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 [ii]。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臺转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应该采取民主制度无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表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的前提是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体制下才能实现。本文将简要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自由、民主和宪政以及个人自由的理论，以便于人们更加全面和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体系。

壹、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壹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源被认为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过除了上述来源，恩格斯也认为他们的理论来源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和欧洲宪章运动的理论成果的发展。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作这样的曾经论述：“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壹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iii]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会体现上述社会进步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本人也是欧洲宪章运动的直接积极参与者。马克思担任《莱茵报》和《新莱茵报》编辑和主编期间，壹直利用这些报刊积极鼓吹民主宪政，支持宪章运动，反对普鲁士和其他国家政府对思想、言论和新闻的控制和检查。而恩格斯则投身于争取国家民主的宪章派的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的壹名军官，亲身参与战斗，以至于以后很多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领袖以“将军”来亲切地称呼他。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个民主主义者。并且，民主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称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壹直贯穿于这两位伟人的壹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始终是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于把民主提升到了与共产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产主义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结果，来强调民主对于无产阶级的巨大意义。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国问题说过：“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经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说过：“因为在我国对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壹个东西” [v]。

在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民主主义者，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人民主权”思想，也体现在他们的宪政民主、消灭政治国家的政治主张上。

1、人民主权和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

“人民主权”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核心，所谓“主权”即是“最高权力”，人民主权的主张意味着人民才是国家的主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着作中，把“人民主权”看作未来国家的必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这壹切美丽的东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vi]恩格斯在《法兰克福议会》壹文中指出：“国民议会的第壹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vii]

在人民主权思想下，马克思把人民视为未来国家本身，强调人民在国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体地位。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壹种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组成的社会永远高于国家。他还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ix]在他看来，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意誌的体现，他说：“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壹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壹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裏，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裏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壹定意义上，这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正确的。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裏不能组成国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壹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壹种政治制度。” [x]

马克思把人民主权跟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权紧密联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讲的立法权，不是指在现有国家制度下的立法权，而是指人民重新创立壹个崭新的国家制度的宪法和法律的创制权：“‘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国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但国家制度也毕竟不是由自己产生的。而那些‘需要进壹步规定’的法律，也应该壹开始就确立下来。在国家制度以前和国家制度以外，立法权就应该存在或者早就应该存在。所以立法权应该存在于现实的、经验的、确立了的立法权之外。” [xi]

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要服从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够在国家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这需要先掌握国家权力：“人民！妳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妳们得首先取得政权。” [xii]

普选权和人民制定宪法的创制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民主权时，是把人民主权与普遍选举制度、人民创制宪法权紧密联系在壹起的，认为普遍选举制度是人民获得制定宪法权利的前提：“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 [xiii]，指出“它（无产阶级）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壹切。” [xiv]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选权看着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壹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裏，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xv]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有史以来的国家都具有阶级性，而社会主义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获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灭“政治国家”，即消灭国家的阶级性，使国家不再是阶级的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成为社会的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首先目标。为此，马克思指出：“现代的法国人对这壹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本身，作为壹个国家制度，已经不是壹个整体了。” [xvi]

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马克思早在1843年所着的《论犹太人问题》壹文中就提出来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壹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人就宣布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已被废除。……财产资格是从政治上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壹个形式。”“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这壹段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论述，有以下几个含义：第壹，消灭政治国家意味着消灭了政治私有制，实现了人民主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具有阶级性。消灭国家的阶级性就是消灭了政治国家，国家也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属性，因此是从政治上消灭了国家的私有性质。第二，意味着实现了社会民主，也就是阶级差别和阶级的消灭。消灭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也就是意味着阶级在国家范围内消亡，所以的社会成员在政治权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也就是实现了“消灭政治国家”。

为了消灭政治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灭人的阶级差别，从而废除阶级，包括废除无产阶级，才是实现消灭政治国家的唯壹路径：“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壹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 [xviii]“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壹个团体手裏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壹个阶级用以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壹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壹切阶级，从而也就壹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xix]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个没有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xx]所以，那种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制”或“无产阶级独裁”，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意。在这裏，我们应该对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这句话做壹些说明。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否认社会党在普选下通过获得选民的多数取得政权，其实不然，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当时尽管议会道路为社会党进行政治斗争提供了新途径，但是从当前的政治环境看，还不能确定社会党成为多数并不绝对代表壹定能够获得执政机会，因为社会党还面临资产阶级背弃社会民主拒绝把政权交给多数的社会党，所以社会党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应该做议会和暴力革命两手的准备；同时他也是在指出，社会党取得政权并不是不管国家政体的性质，简单接受旧的国家制度，而是应该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民主国家形式和对经济革命的要求，对国家进行改造。仔细品读《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的文义可以得到这样正确的理解。

为了达到消灭政治国家的目的，马克思强调把社会置于国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国家服从于社会，而不是社会服从于国家。他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壹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xxi]从这壹主张我们应该得出这种结论，马克思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主张以人民或者社会的权利去限制国家的权力，使得国家服从人民或者社会的意誌。而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同时也是马克思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在对待国家权力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壹致的，这也是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原因所在。这将在下文提到。

尽管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政治自由当作人类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个组成部分和壹个民主发展阶段，人的终极自由还有赖于消灭人对于资本的依附，从资本的支配和剥削下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说：“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xxii]“政治解放当然是壹大进步，尽管它不是壹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裏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xxiii]可见，马克思在当时把政治自由视为人类当前先壹步争取的解放目标，是人类争取社会主义的第壹个阶段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民主就无法实现人类的最终自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对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世界许多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自由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无限上升到从肉体到精神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压制，对基本人权造成侵害侵害，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关于政治自由和消灭政治国家的原则，不仅使得民主被严重损害，也损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这其实也正是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的教训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抛弃马恩学说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则，是不可能成功和稳定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主的壹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正确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概念，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既讲“无产阶级专政“，又讲”民主”这样的矛盾，这是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仅仅从字面上解释为“无产阶级政治独裁”，是要对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剥夺政治权利。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在社会民主基础的普选基础上上，无产阶级依靠选民优势而单独获得领导社会的权力，也就是获得独立执政的机会： “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普遍选举的结果。恩格斯曾经解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时说：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裏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壹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过马克思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所作的明确阐述：“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xxv]。因此无产阶级要成为未来社会的领导阶级不是靠阶级特权或者是因为它天生具有优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选。通过普选获得执政机会，从而可以通过壹系列的国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建立。但是无产阶级即使独立执政也并不意味着将要剥夺其他阶级行使正常的公民权利，因为无产阶级只剥夺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剥削劳动的权力，但不会剥夺资产阶级成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权利的权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还体现在他们的关于国家军队的主张上。他们主张以武装全体人民代替常备军。“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xxvi]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确主张让“每个人家裏都有枪械和装备，象瑞士那样”，让每个公民掌握军事。他公开主张：“如果每个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枪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壹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全体人民的主张，从另壹方面印证了他们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专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权下的宪政的社会民主。

2、宪政和共和制

宪章运动是欧洲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国家在宪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恩格斯说道：“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他对当时的宪章主义和宪章派作出这样评价：“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壹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壹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 [xxix]

从恩格斯上面的评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以争取包括普通工人阶级在内的公民普遍的选举权为主要目的修改宪法，使宪法成为代表人民意誌的国家制度的宪章主义和宪章运动，是完全贊同并且也是积极参与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宪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利用了《莱茵报》和他们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积极宣传宪政思想、反对政治专制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要求国家实行人民宪政，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共和制国家的要求。前面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壹文中明确指出了“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这壹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的论断，而且曾经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权性质的各个阶级、阶层共同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也是壹个工人阶级作为选民多数的共和制国家：

“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 [xxx]马克思把巴黎公社这种共和制民主视为“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并且断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xxxi]。恩格斯也认为“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xxxii]，而是壹个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权。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强调共和制民主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xxxiii]

应该註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论，又是和他们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是相得益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系统论述，以及关于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论断，代表着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设想，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巴黎公社这种可以给予所有阶级的公民以政治权利，而无产阶级得以在普选制度下，以其绝对的选民优势成为国家执政者的民主国家制度。

3、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

有不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社会主义不需要这些。真是大谬不然！

的确，马克思曾经抨击过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搞虚假的民主因此就跟着抛弃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壹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壹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壹，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壹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壹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壹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马克思曾经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过：“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壹般特征。” [ii]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壹文中恩格斯说道：“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裏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iii]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所以他们不能不十分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获得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等的民主权利，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们告诫社会主义者，在争取政治民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义还末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确要求，社会主义者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壹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壹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壹天起，共产党在这裏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裏所采取的政策壹样。” [vi]

事实上，专制主义不仅限制了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权利，同样也限制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争取政治自由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无产阶级是“同路人”，资产阶级所争取的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民主要求，也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资产阶级，它们是更为重要的要求。资产阶级在争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为了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口头承诺给予无产阶级同样权利，尽管这些承诺在资产阶级获得国家权力以后不会轻易予以兑现：“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壹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壹切。” [vii]

显而易见，支持资产阶级的这些民主要求，让无产阶级也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对以后争取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壹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viii] 他立场鲜明地要求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有着利益对立的同时，支持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立场是如此鲜明，充分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政治专制的鲜明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权利的获得，也就是民主权利的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没有否定过暴力革命的在无产阶级争取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对于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实际上从来不是首选的也不是唯壹的变革社会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说过：“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壹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復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壹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时，恩格斯看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普遍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过政治民主的途径去实现社会主义。他说：“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 [x]当然，恩格斯并没有绝对认为以后永远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壹帆风顺，在有些国家如果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可能没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当性），而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民主道路实现社会变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的民主化。

当然，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民主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别，而是民主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并不从概念上否认人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们无意把普选等权利落实到无产阶级，也不想改变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被资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当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或者转而和专制主义勾结，或者当资产阶级壹旦获得政治权利以后而转为保守，就会拒绝把民主彻底地推进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和社会所有的阶级、阶层，以维护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或者统治地位，并镇压无产阶级的进壹步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这时，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民主要求，就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将是反对资本主义、把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推进到社会民主阶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xi]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着作中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和专制主义那种抗拒社会民主化的假民主、假宪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马克思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保障内容的虚伪性：

“请註意，法兰西宪法在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壹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 [xii] “宪法壹再重復着壹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壹些宪法裏就用过这种花招。” [xiii]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 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裏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裏重新恢復了无耻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壹文中，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三世壹方面在宪法中确立了公民权利，又通过其他具体的法律的限制条款而事实上剥夺了这些权利：“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壹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壹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宪法的每壹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xv]马克思揭露普鲁士政府宪法上写着公民权利，但实际上是极权政治：“如果妳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妳就会充分认识到——如果妳过去从未有过丝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妳每迈壹步，甚至只是走动壹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徒，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壹切都纯粹是瞎说。……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壹切自由受到壹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这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壹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另壹方面，宪章在壹些最紧要的问题上要人去看构成法，它的含煳不清的原理应该由构成法加以详细发挥。但这些构成法本身是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它们取消了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些搅混在壹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给国王保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停止生效的权力。 [xvi]“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xvii]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这种假政治民主，目的在于提醒无产阶级，在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斗争的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而是要去争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权利。

4、经济民主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壹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xviii] 。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目标，因此，实现人民对经济的权力，实现经济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解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税制、累进税制等要求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壹个存在着两种权力的社会：壹种权力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壹种是财产权力，即资本的权力：“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壹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壹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xix] 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对人民的自由构成侵害。对于国家的权力对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过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实现政治自由而加以解决；而资本因为它的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它使工人阶级事实上沦为奴隶壹样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劳动的社会地位，因而同样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过消除雇佣劳动制度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 [xx] “工人应当摒弃‘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xxi]

在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关于未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原则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和“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这样壹些概念。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困扰着壹些学者，人们试图理清这些概念的异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其实是同壹个概念，只是因为当时他们所要表达的概念是壹个新的事物，当时并没有壹个固定而准确的概念来表达，所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暂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达。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指未来国家的阶级性或者说政治性已经不存在，在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也就是社会所有，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也就是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或者国家，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社会所有制罢了。

那么社会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解释说“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壹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壹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復。对任何壹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壹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壹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壹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xxii]

的确足够清楚了，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这样壹种制度：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任何自由的个体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联合，共同生产，也就是在国家已经是“社会的国家”状况下生产资料的公有，而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或者说劳动者，他们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他们因为是自由人的联合，所以他们的生产劳动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们的分配是在补偿了生产资料的损耗以后，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显然，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劳动者依照民主原则自行进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处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对劳动者进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时，恩格斯批判了那种单纯地把“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指出：

“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壹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壹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壹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产资料“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这壹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xxiv]

恩格斯实际上是强调了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国家真正变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改变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国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恩格斯认为“公有制”本身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应该引起社会主义者的重视。长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视为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表现。事实证明，如果公有制没有国家民主化作为基础，不能成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手段，就未必是社会主义；它说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国家搞公有制，国家就会变味成为壹个特殊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的“总资本家”，从而损害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声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主张实行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直接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抑制资本的经济手段，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也可以通过实施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措施 [xxv]。

马克思还提出废除间接税，以便于人民监督政府财政，他说：“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关于个人自由

许多人认为，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体主义者，而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 集体主义 强调社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理性个人主义是在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应当和他人、也就是社会或者集体的利益相协调的同时，强调个人自由是社会整体自由的先决条件。理性个人主义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后来的边沁发展了爱尔维修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贊赏说：

“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 [1]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批判了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 [2]他们贊成边沁的反对以社会利益压制个人利益的虚假道德，他们说：

“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样，构成了社会的壹部分吗？妳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壹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壹个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壹现实的利益。’” [3]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时认为，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每个人缺乏发展他的自由发展的能力，那么个人自由不可能实现；而恰恰只有处于集体之中，每个人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的能力：“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强调个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强调人的联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利益的关系上，马克思反对种种否定个人自由的“冒充的集体”桎拷个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裏，个人自由只有当个人属于统治阶级时才存在，被统治阶级是不存在个人自由的：“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壹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壹个阶级反对另壹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5]。因此像国家、民族这样的“集体”中，如果某些个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国家和民族对这些人就会变成马克思所称的“冒充的集体”，而成为个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马克思认为，集体应该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个人自由的手段：“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壹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同时对国家和社会拥有权利和义务：“壹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壹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7] 马克思也不认为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纯粹出于人类的“博爱”情怀，或者出于“利己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dé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它只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8] ，所以人们才会去追寻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专制政府那种常常以社会利益压制个人自由的行径予以强烈抨击：

“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9]

因此，他们在具体的个人自由权利方面，完全主张每个人应当享有思想、言论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学术、集会和结社等自由权利。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传播宪章派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断遭受各国专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经责问普鲁士当局：“妳们贊美大自然愉悦人心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妳们为什么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妳们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壹种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压迫人民的同时，也在对人民进行着思想的统治，指出壹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誌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提出，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就要同时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11]

面对普鲁士当局严格的书报出版检查制度和动辄查封书报的专制行径，马克思怒斥专制政府用法律禁锢人民思想：“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壹个党派用来对付另壹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壹种破坏团结的法律，壹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12]

思想自由是与言论、学术、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要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针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控制人民的言论而实施的实名制、开征印花税等措施，马克思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13] 。恩格斯严厉指责德国政府：

“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裏，壹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 [15]

对于招贴（海报或大字报），马克思认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竭力得捍卫工人阶级的这种最廉价的言论表达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壹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煳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 [16]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壹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裏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壹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但正好这壹点是右派先生们所不喜欢的。到底还是他们对。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险；那末大权在握的他们为什么不力求用尽壹切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险呢？” [17]

马克思反对通过国家实施国民教育，反对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认为国家应该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说：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壹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誌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裏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壹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18]

在针对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的“教学自由”权利规定，马克思揭露道：

‘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4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委员会或老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recteurs，即督学的意誌。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19]

在对待宗教方面，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毫不迟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马克思在谈论人权时说：

“公民权利，如上所述，决不以无条件地彻底地废除宗教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壹点：每壹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壹样，不受警察干涉。” [21]

马克思对巴枯宁主义要求“以国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极端主张予以批判，同时他并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结果，他说：“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壹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壹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应该实行政教分离，主张把宗教从国家机构中分离把它变成私人的团体，并且停止国家对宗教团体的资助时，曾经明确提出应该允许宗教团体兴办学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裏传授他们的胡说。” [23]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烈要求集会和结社自由。恩格斯针对德国政府强制关闭民间组织和禁止民间集会，指出：

“结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闭任何壹个社团，任何壹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壹社团或它的活动和宗旨多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员的时候，才能采用。” [2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团结基础上的。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对立上。” [25]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工人的组织，认为“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26] 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们本身也壹辈子为争取结社自由壹生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我们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论的简要回顾，已经能够得出这样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其实同时壹生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理论成果，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渊源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本身也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与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分离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宪政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无视、割裂和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义思想，想跳过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片面地实现社会主义，是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那样做的唯壹结果就是将会招致苏联和东欧诸国那样的溃败。对于中国来说，完善宪政和法治，通过实现政治民主进而实现社会民主，那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哈耶克，这个名字几乎成了当今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许多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却以为，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前途，都是壹个危险的边缘。我是壹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但社会民主主义者绝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价值观念上，自由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是重合的。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其实都可以算作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可能自己并不这样以为。这壹点在当今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尤甚。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主要是看其具体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壹般来说，但凡是倾向于同情和救助弱势群体的观念的，不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也是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外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与支持者常常都是互变的，许多人今天是自由党或保守党，明天又可能是社会党、民主党或工党，后天说不定又变成自由党或保守党了。就本人来说，今天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除了讲“自由”的重要外，还强调“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觉得中国人现阶段除了“自由”必当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贴近民生，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变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对于普通的民众可能是可闲置的资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国社会中最与每壹个人贴近的，最为每壹个人所关心的。下岗、卖国企、城乡二元、腐败、官僚主义、孙大午之类问题，等等等等，都与“平等”问题直接相关。而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他们所关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竞争”，而于“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就不重视。而我恰恰以为，中国现在最先要解决的除了人的自由问题，还有就是要解决人们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竞争的“平等（公正）”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竞争”。也就是说要在社会竞争之前，先要解决人们起跑线尽可能壹致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最註重“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所以我现在只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曾多次说过：自由主义往往在“自由”问题上走得太远，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往往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时，我也可能变成壹名自由主义者。但是现在毕竟“平等（公正）”问题还没有解决（自由问题更没有解决），所以我还只能是壹名民主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理论为什么是壹种危险呢？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进程无太多的益处，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对理性的错误理解和认识

尽管哈耶克声称他“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哈耶克是怀疑理性的价值的。他说：“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他又说：“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壹样，是壹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从另壹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壹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这种对于理性模棱两可的说法，正是表现了哈耶克对理性的怀疑。在其认识中，理性应当并不具有多少的积极意义，理性的意义是只能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至于更为积极的作用，则仅限于“点滴”的“改进”。

哈耶克既然认为理性的作用只限于作“点滴”的“改进”，那么为什么“点滴”的“改进”是“正确运用理性”，而设计壹个社会制度就不是“正确运用理性”呢？这“点滴”的具体尺度是什么呢？哈耶克并没有提出壹个具体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个具体尺度。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缺陷。同时，人类的理性本来是认识的进化过程，是壹个试错的过程。理性既然是壹个认识进化的试错过程，就是说理性并不是个绝对的东西。它既检验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们也在思维和行动中检验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这不断的“检验”和自身“校正”过程中指导人类的壹切行为。哈耶克认为理性只能消极地用来检验和“点滴”的“改进”，而不能指导人类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哲学上的壹个重要错误。另外，哈耶克还有壹个理解上的错误，他把理性与智力行为混为壹谈。智力行为可能是没有在思维和行动中被检验和校正的东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谓的理性，不仅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类在长期的各种实践过程中，不断对认识进行检验和校正的结果。在我看来，苏式“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结果。

苏式社会主义的错误，绝不在于整个社会运用理性结果的所谓的“理性的自负”，而是恰恰在于这种智力行为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它，只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设计和对大多数人的蒙蔽、煽动和强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主张自然主义，其结果是无视结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学和对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观点，认为秩序只能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他说：“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当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发的有序化力量，却不能随意地为各种因素安排我们希望它们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极力主张经济市场拒绝国家的干预。他的看法就是国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为了维护“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对于以“强制”为特征的苏式社会主义来说，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发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都是“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个人人为设计出来的（比如说给雇工的工资由雇主决定）。同样，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权力制衡）。所以，用“自发秩序”理论来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并不严密完整。

在这裏，哈耶克搞错了秩序的产生过程。殊不知，任何社会行为本来都是受理性指导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来也都是社会力量均衡的结果。奴隶社会的秩序是以强大的奴隶主的暴力与弱小的奴隶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隶的顺从）而取得的，封建专制等社会是以强大的君主政权、官僚集团和农民、市民在力量斗争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会的秩序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分工之间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经人的刻意而为，其实无不浸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只不过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时，可能不再是某个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妥协后的结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动”，而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

正因为哈耶克看不到所谓的“自发秩序”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的结果，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所以他认为只有“自发秩序”才是合理的。于是，哈耶克理论的第壹个危险出来了：如果我们循着他的观念去进行政治实践，这无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样的呢？是长期以来壹直因为稀缺而处于强大地位的资本和长期以来壹直因为过剩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力的不平等的竞争；是以“自由”为借口的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不平等。这种“自由”已经经过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所否定。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告诉人们，自由必须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诉人们，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作为自由和平等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毫无差别的人，而是壹个个有着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先天禀赋的人。如果国家不让社会每个成员尽可能站在壹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这种自由下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少数强势阶层的“自由”和少数弱势阶级无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须由国家立法，允许雇员组成工会，允许工会为劳方代表进行劳资分配谈判、允许国家二次分配以补偿分配的不平等、允许教育补贴、医疗补贴、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没有这些，社会的穷困阶层就是在另壹条起跑上和富人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自由和平等还只是个追求，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壹无权力资本，二无经济资本，而“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官商、官僚已经蓄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未来的变革，无疑应当是先要让十三、四亿中国人尽可能站在壹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然后才能展开竞争。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主张“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的“自由主义”，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欢迎国家无所作为的“自发秩序”！要知道，所谓的国家干预，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他并不损害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与哈耶克相反，当代另壹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就很註意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两条正义原则中，“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差异原则）；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的第二原则，就使得他的理论在价值上远远高出哈耶克。罗尔斯的理论对于今天和将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大于哈耶克很多。

三、否认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积极自由”，最终陷入纸上清议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轻视理性的作用，主张“自发秩序”，其实质就是否定了“积极自由”。因为他的“正确运用理性”和“点滴”的“改进”，是个任何人也无法具体把握的尺度。在“自发秩序”这个戒律下，人们除了无所作为，也只有无所作为。这种自由主义，无异于是纸上清谈，它不能成为向专制主义开战、向自由和民主迈进的动力。对于现实中反抗专制制度国家的人民来说，遵循这种“自发秩序”理论，无异于向专制主义妥协和退让。这正是哈耶克理论的第二个危险所在。显然，对于既存的专制制度，没有积极斗争的心态、理论和行动，专制主义是不会自生廉耻而走向民主的。没有壹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体制，不是依靠社会公众的“有所作为”取得的。这“有所作为”不仅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献出生命，更是伟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会契约理论、权力制衡理论、政党理论、工会理论等等理论学说在起着主导、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国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哈耶克的理论中有着对专制主义更多的批判内容，而罗尔斯理论则缺少这些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哈耶克的这种批判是在只是对专制制度的设防，而并不是对现实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尽管罗尔斯没有更多地批判专制制度，但是他创建的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反抗专制制度最强大的武库，它可以装备所有反专制争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盾牌（而且这个盾牌并不坚实牢靠）。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来说，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义，那么，请不要选择哈耶克，而应当选择罗尔斯——壹位伟大的自由论者！他才是我们更应当取法和敬拜的。因为罗尔斯对于苏式社会主义在内的壹切专制体制，不仅仅是盾牌，还是匕首、长矛和来福枪！

中共实行的改革开放就是开放剥削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根据中共自己的说法，中共存在统治合法性因为解放了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因为中共的统治得到解放，中国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只是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党文化与资本家的企业文化的压迫。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曾经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是列宁支持的实行传统的极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的那种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自由民主经济层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匪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建立的国营企业即不生产免费产品，也不让企业内部的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承担合理调控物价的责任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是成为社会福利开支，而是被太子党拿去贪汙。中国的国营企业就是党营事业，国营企业裡边的工人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为作为资方的中共谋取商业利润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劳动产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物，中国早就废除了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工分的制度，中国的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是在工分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而是作为一种本质上跟私有制企业製造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不同的消费品对消费者进行出售。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政党，从中共放任红顶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红顶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国民主化，因为中国民主化会让他们失去可以让他们充份谋取暴利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工人阶级裡边找回独立人格的成员最希望结束中共建立的专制统治，他们不会接受保共改良。事实上中共害怕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最痛恨民运阵营裡边的偏向左翼自由主义的成员。中国的左右分类法跟西方国家很不一样，通常实际上是极右翼的毛左或者邓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国家，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类法进行划分，极端反对福利国家反对补偿正义的中共实际上属于极右翼政党。海外民运大多数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为深受中国左右分类法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为担心被误以为是中共的同路人，还有一部份人是因为以前深受中共名义上的伪左运动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阴霾所以对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他们大多数习惯用左翼来称呼中共，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这种结论与中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反对派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唤醒工人阶级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极右翼本质，然后树立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变革方向，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共的离心离德，从而把他们拉拢到民运阵营裡边。

共匪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庸俗派的观点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消费者针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来决定的观点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资是因为工人没有本事，资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润工人得到工资是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针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定义，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售价是由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跟剩馀价值组成的，原料 厂房 设备的消耗是不变资本，工人的工资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售价减去商品的成本之后所得到的利润就是剩馀价值，那个剩馀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应该归工人。可是共匪没有让工人有机会分享剩馀价值，共匪也在搞剥削，共匪也不允许工人阶级分享剩馀价值。共匪已经不能用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证明壹党专政的优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论证壹党专政比自由民主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馀价值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工人把麵粉变成麵包，麵粉还是麵粉不会成为麵包的，麵包的交换价值不会产生，除了麵粉的价格以及生产麵包所使用的产地所产生的租金以及燃气设备所耗费的成本以外的利润就是工人创造的，可是因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润只有壹部份会成为工人的工资，另外壹部份会成为资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劳动有壹部份是有偿的，另外壹部份是无偿的，所以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比如生产壹个麵包需要价值壹块钱的麵粉，生产麵包所耗费的燃气费用是壹块钱，生产麵包所使用机器价值壹百块钱，在正常的使用状态下生产壹百个麵包就会损坏，所以每生产壹个麵包机器的成本是壹块钱，生产麵包所使用的厂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块钱，在正常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产十个麵包，每生产壹个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块钱，生产壹个麵包出去人力劳动以外的成本是四块钱，不变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原料 燃料 机器 厂房的成本是四块钱，经过工人的劳动之后麵粉成为麵包，麵粉成为麵包之后售价六块钱，也就是交换价值是六块钱，六块钱的交换价值减去四块钱的成本，生产壹个麵包可以有两块钱的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两块钱的利润是工人在生产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过程中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比如资本家在可变资本的投资上投资了壹块钱，可变资本也就是工人生产麵包的工资，比如资本家给了工人壹块钱的工资，剩下壹块钱留给了他自己，就意味着工人生产麵包的劳动过程中有壹半的劳动是有偿的必要劳动，有壹半是无偿的剩馀劳动，无偿的剩馀劳动所创造价值就是剩馀价值。资本家留给他自己的那壹块钱就是剩馀价值，就是依靠剥削工人所获得的利润，了解了什麽是剥削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也有剥削，中国内部的私营的食品加工企业就存在剥削，比如生产麵包的企业就存在剥削。

前边讲了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的剥削，下边我们讲壹下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跟剥削，商人只能从他所售商品的价格中获得商业利润。撇开地租不说，他出售商品所赚得的利润，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的差额中扣除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以后的馀额。

商业利润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进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商业利润要靠商业僱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僱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馀价值，它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着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馀价值的关係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僱员的关係。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馀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佔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馀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的。

首先，把商业利润看成是由于单纯的加价而产生的，这是壹种假象。商业利润是产生于商品的销售价格与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但这个馀额并不构成商业利润的全部，因为其中壹部分必须用来补偿商业资本家所支出的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在这裡为了便于研究，暂时撇开补偿纯粹流通费用这部分，假定这个馀额的全部构成商业利润。

就产业资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社会总资本而言，等于商品的价值与资本家耗费在商品上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超过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则不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它不能创造价值，仅能实现价值，因此，商业利润只能形成于商品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差额，即在购买价格上加价后出售。

商业利润的源泉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进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商业利润要靠商业僱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僱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

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馀价值，它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着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馀价值的关係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僱员的关係。

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

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馀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佔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馀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馀价值的。

商业利润也是剩馀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资本家雇佣商业职工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馀价值，但通过出卖商品能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馀价值。商业职工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馀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支付给商业职工的工资，在剩馀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馀价值，构成商业利润。所以，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既是剥削产业工人的结果，又是剥削商业职工的结果。

举例来讲，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六块钱壹个的麵包卖给了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以十二块钱壹个的价格出售麵包，六块钱买进的麵包十二块钱卖出去得到六块钱的利润，这六块钱是商业工人在包装 保管 运输 销售劳动 会计的流通劳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商品的流通利润，商业资本家从这六块钱利润裡边拿出二块钱支付给商业工人作为工资，剩下四块钱留给自己作为商业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四块钱就是商业资本家从商业工人身上剥削掉的剩馀价值。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商品，实质上只是帮商业资本家瓜分由产业工人通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所代表的货币，可是商业工人因为只是商业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商业工人的流通劳动也存在必要劳动与剩馀劳动，依靠游说消费者卖出去的商品所带来的营业额所代表的商业利润并不主要归商业工人所有，这些商业利润主要的部份会变成剩馀价值被商业资本家无偿佔有。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工人普遍都是需要为商业资本家生产剩馀价值的被剥削者，改革开放的本质对于商业工人来讲就是允许商业工人被商业资本家剥削，允许私营商店存在就是为商业资本家剥削商业工人创造条件。

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的正确性

为什麽要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馀价值的发现，这裡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馀价值理论，剩馀价值理论阐明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着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壹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必然会否定剩馀价值论，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被抽掉了根本，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而然成为乌托邦分子的胡闹。

资产阶级非常明白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1867年9月，《资本论》1卷在德国出版，出版后官方经济学家鸦雀无声，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却迅速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復活了」。《资本论》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时间，1868年7月4日，壹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资产阶级非常明白，要推翻马克思的全部结论，就必须从推翻劳动价值论开始。所以壹百多年以来，从庞巴维克到晏智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反对劳动价值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意义。

下面就几个资产阶级经常攻击、在社会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几个问题共同讨论劳动价值理论。

机器是否创造价值

对于机器是否创造价值，必须先明确价值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首先，价值是社会关係的表现，劳动价值论所考察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劳动。从具体劳动角度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从抽象劳动角度考察，「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壹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儘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只有人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次，劳动价值论研究和强调的是人的劳动在壹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性，也即在商品生产关係中劳动的特性。由于「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壹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这种无差别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壹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壹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脑力劳动也部分被电脑代替，如果根据这壹现象得出机器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理解价值的概念，不清楚价值是对社会关係的反映，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係，是商品生产者特殊的社会生产关係。

既然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那麽机器对于价值形成有什麽作用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探讨过机器同商品价值的关係。壹是使用机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更多，「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併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壹点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机器是不变资本的壹部分，机器损耗的价值将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份壹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三是机器只是过去的死劳动，机器运转不能使价值增殖，资本家获得剩馀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活劳动。

因此，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壹，从创造价值角度，人的劳动与物的运转有什麽区别？第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是否创造价值？机器人生产的商品价值来源于哪裡？

在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解释以下几个问题：第壹，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具有什麽作用？死劳动不仅包括机器，还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的作用同机器是壹样的。第二，畜力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壹种工具或机器，儘管畜力是壹种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种死劳动，使用畜力运输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历史上饲养牲畜的死劳动的转移。

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两种情形。壹是误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体力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二是受「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误导，认为新知识新技术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价值的基本概念上。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其中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只要脑力劳动凝结在有形的商品上，这种脑力劳动就创造了价值。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才进行脑力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也要付出脑力劳动的，并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劳动者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中脑力劳动地位日益重要。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了这样壹种趋势，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术人员原先是游离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壹体壹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壹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些人逐步被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壹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壹种职能就够了。」也即，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参与生产、并耗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与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相似，还经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壹是设计人员是否创造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当前设计工作已经成为产品生产的壹个重要环节，设计人员已经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产品图纸设计职能。二是与商品生产无关的科学或科技研究人员是否创造价值？例如天文学家发明了某种理论，这个肯定不会创造价值，同商品生产无关。那麽数学家发明某种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并对提高生产率形成影响，这位数学家是否创造了价值呢？仅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帮助，并不创造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使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使用价值，并不是现实的去生产商品，既然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商品生产中，当然不会创造价值。我们所讲的价值，是特定社会关係下的生产劳动，并非所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影响商品生产关係。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和创造价值无关，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师、社会管理者是壹样的，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这同是否创造价值没有关係。

当然将科研工作者变为资本的附属物，纳入到商品生产关係中，变为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这才是对科技进步最大的阻碍。三是壹张刻有资本论的光碟价值应如何计算？这也是壹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无论这张光碟刻有多麽伟大独到的思想，其价值仍是c、v、m三个组成部分，仍是生产光碟的原料和机器耗损，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润。至于壹些垄断资本出的光碟要远超过盗版光碟价格，是因为计入了知识产权使用费用，这涉及到垄断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换形式，也即个别商品利润被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取代，在3卷中有相关的内容。此外，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对科技发展的壹种反动，科技属于全人类，但却只归壹小部分寡头使用，这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发展的壹种表现。

资本家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壹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说私营企业主是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壹些资本家亲自出马，说他们起早贪晚，要协调好各方人际关係，要频繁应付政府官员，还要承担资本经营的风险，天天想着万壹破产了怎麽办，工作压力如此之大，怎麽会不创造价值呢？首先要把资本家的劳动同经营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壹是资本家的劳动不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作为处于与雇佣工人对立的地位的资本家，特徵就在于不是自己从事劳动，而是驱使别人劳动，并无偿佔有别人的剩馀劳动。二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受雇佣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即使资本家当中有的曾经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现在壹般说来则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市场会向企业供给它所需要的各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三是资本家的劳动是指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壹定阶段上用他的部分时间从事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动，即「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

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经理阶层，不是资本家。在资本论中有壹段话很有意思，资本家为了必须维护自己无偿获取剩馀价值的权利，因此他为自己辩护：「难道工人光用壹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壹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这壹逻辑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既然如此，为什麽工人不能佔有这壹「服务费用」即剩馀价值呢？所以资本家立马变换说法，「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

马克思接着写道：「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来的面孔。」事实上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劳动是监工和经理做的，所以他们「耸肩膀」了。无论如何，资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馀价值的，资本家无法从自身对生产的作用得出有助于自己的结论，所以「他把这壹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只有经理阶层可能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壹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壹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壹个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产中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劳动者的范畴」。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但这种经营活动「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指挥劳动，「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繫和统壹都必然要表现在壹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壹个乐队要有壹个指挥壹样。这是壹种生产劳动，是每壹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二是监督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劳动，「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既包括执行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因此，对于资本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就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壹是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二是指挥生产的劳动与监督压迫的劳动有什麽区别；三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家是否还进行指挥生产的管理活动。

三产是否创造价值

壹产、二产中的劳动基本上都是创造价值的。三产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要明确生产和服务的区别，马克思说：「生产劳动便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便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了。前壹种劳动表现在壹个可卖的物品上，后壹种劳动必须在操作时被消费。前壹种劳动包括壹切在实物形态上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肉和书籍。（但形成劳动力自身的劳动除外。）壹切依某种方法满足个人需要（幻想的或现实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愿被迫到本人身上来的劳动都属于第二种。」三产中以人为对象的服务活动，例如理发等，没有「实物形态」，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以有形商品为对象的活动，如餐饮业、汽车维修等，属于生产劳动，维修业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的延长线。在同壹行业内部，既有可能包括生产劳动，又可能包括非生产劳动。例如文艺活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如果把文艺活动刻成光碟，这部分加工商品的劳动就创造价值；卫生行业，给人看病是非生产劳动，没有实物形态的商品，但如果生产药品，或加工某种药材，都是把劳动凝结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创造价值的。

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相关问题。第壹，交通运输业是否创造价值，客运和货运是否创造价值。交通运输业既包括生产劳动，又包括非生产劳动。客运是典型的提供个人服务的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在发生时同时被消费，不创造价值；货运将劳动凝结在可卖的商品上，以实物形态存在，是创造价值的。第二，商业是否创造价值，纯买纯卖是否创造价值，仓储、包装是否创造价值。商业活动中，纯买纯卖并未改变商品的任何存在状态，没有劳动付出，是不创造价值的；仓储、包装、冷藏等活动，将劳动凝结于有形商品之上，属于在商品上追加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如何看待生产要素理论

在以上四个具体问题基础上，下面着重讨论壹下两个流行的理论，壹是要素价值论，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不是壹个新理论，早在200年之前就产生了。当前壹些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要素价值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价值论」，是要为资本家佔有剩馀价值正名。跟前面举的资本论中那个资本家壹样，这种理论认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资料，只说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投资没有创造价值是不对的。其实早在18世纪萨伊就说过同样的话：「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人的劳动，是壹种错误。」萨伊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形成这个商品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价值，从而构成商品的价值。他说：「事实己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协力。」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价值，工人劳动得到的报酬是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并管理生产得到的报酬是利润，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报酬是地租，这就是三要素理论。现在还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种重要资源，企业家（指经理阶层）同前三种生产要素壹起共同创造价值，所以经理分割剩馀价值、按照利润提成定年薪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四要素理论」。还有人提出自然资源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例如细菌参加了酿酒生产，这是「五要素理论」。

马克思早就批驳了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社会关係，看作人类历史特定阶段存在的特定关係，而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机器、厂房等物品，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机器、厂房等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关係下才是资本。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根本不承认资本体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係。

要素价值论有几个方面的错误，其中壹些错误已经在前面的几个问题中讨论到了。壹是把劳动和劳动力混为壹谈，劳动创造价值，而劳动力是壹种特殊的商品，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延续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把土地和劳动对象混为壹谈，在农业劳动中土地是劳动对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过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产关係的产物。三是把资本和劳动资料混为壹谈，劳动资料是客观的物，但如何使用劳动资料，如何通过佔有生产资料获得剩馀劳动，是不同生产关係的产物。四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壹谈，作为客观物的生产要素是参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对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并不因此创造价值。五是混同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通过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把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原有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也不创造新价值。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六是混同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土地不创造任何价值，却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馀价值。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收入不是取决于资本和土地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而是取决于财产权，即生产关係的法律表现，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要素价值论者之所以抱着「资本创造价值」、「资本创造剩馀价值」等错误理论不放，本质上是由于他们否认剥削的立场，由此必然产生壹系列的理论错误。总结起来，理解要素价值论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明确两方面的内容：壹是要素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当前表现；二是自然物和死劳动对使用价值生产有什麽作用，对创造价值和形成价值有什麽作用。

如何看待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论的集大成者是庞巴维克，在19世纪末西方庸俗经济学掀起「边际革命」，要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以利息时差论否定马克思的剩馀价值论。目前这壹理论在知识界仍有很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庞巴维克的那些理论。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壹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只考虑交换价值，不考虑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将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认为劳动不是商品间的唯壹共同属性，此外还有稀缺性、作为供求的对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们消费慾望等属性。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

如何批判庞巴维克的理论不详细说了，壹些关键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仅举壹个例子，在以效用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中，都有壹个共同的问题无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对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个人吃了7个饼吃饱了，他吃的第1个饼同第7个饼对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为什麽在市场上不同效用的饼却以同样价格出售，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係出发可以解释，但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全面分析各类商品关係，只能回到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庞巴维克先后出版《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和《资本与利息》两本书，有体系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仅两年后，希法亭就写了《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驳也很到位，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壹书第3章《主观主义的观点》中，希法亭揭示了以庞巴维克为首的经济学心理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希法亭指出，生产价格变化的现象说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资本，绝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只有所处的社会关係及其变化，才制约并能阐述个别资本的运动，这些个别资本本身只不过是总资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的代表没有看到这种社会联繫，因而必然对那种旨在揭示经济现象的社会制约性的理论产生误解，总是从自己个人主义的观点上来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现象不从属于个人愿望，而受社会关係支配的客观规律决定。庞巴维克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其实只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的主观主义解释的结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经济现象的起点，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着迷惑人的假象，这是由人的社会关係採取物的客观属性而产生的。商品只有作为社会物，它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用价值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每壹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都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係出发，而不是从人之间的社会关係出发，因此就陷入了从主观的个人关係得出客观的社会标准的错误。总结起来，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关键在于两个问题：壹是使用价值对价值创造是否有作用；二是个别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能否影响作为社会关係的价值的标准。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的否定

下面这段对话是中共党员与台湾共和国共产党的党员的对话，邓右的支持者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为台湾共和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段对话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剩馀价值论。

邓右的支持者：关于剥削的问题，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能说这种剥削是坏的吗?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是不是有理由得到报酬，就像今天的服务业壹样?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论》中对妳的这些问题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简单地说壹下，资本家借以剥削工人或者说给工人提供工作岗位的资本也是以前剥削工人的产物，是工人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所有资本，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都应该归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财产，我为什麽要被妳雇佣?这些财产归他们的真正主人——全体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厂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厂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不归妳资本家所有，而是将壹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金，剩下的利润分配给全体工人使用，我为什麽要忍受妳的剥削?

法国重农学派说：「剩馀价值是『壹种独立的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佔有者—)没有出钱却可以拿去卖得财富。」

《资本论》第十二章说：「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壹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第十七章：「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係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係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关于剩馀价值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学下来，我想，搞清楚是没有问题的。

《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馀价值转化为资本》中说：「200磅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产过程我们是壹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馀价值，它壹开始就没有壹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併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馀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每年从工人阶级那裡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从被征服者那裡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这个问题就很明了。

邓右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家付给工人的金钱，即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货币，本身就是从工人阶级那裡通过剥削的手段掠夺的，本身就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将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抢掠过去，然后用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去购买工人阶级被迫出卖的劳动力，同时又将劳动力创造的剩馀价值佔为己有，在这个过程中，抢掠者经过精彩的魔术表演，壹转身就成了伟大的慈善家。

邓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当工人，有点积蓄之后就开始办企业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别的职业什麽的，有了积蓄就开始雇佣别人。不能说这些开创性的资本也是靠剥削工人得来的吧。

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开创性的资本在他们的总资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为壹个个体劳动者即个体户，不去剥削别人，那隻能作为壹个跟农民类似的小私有者，而个体的劳动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为大资本家的。如果他成为了壹个大资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从事了剥削别人的事业。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国美国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说明不是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剥削就是对别人无酬劳动的佔有权，相当于变相抢劫。这些开创性的即没有剥削别人之前的资本，是正义的，但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这部分开创性的资本，在壹般资本家的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而雇佣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机会，资本家是否应该因此得到报酬?就像现在的服务业壹样，那些职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给人壹个机会，他们就拿到了报酬，也没人说这个不合理啊。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造成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这个问题，上文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夺回资本家拿走的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工人自己给自己工人提供劳动岗位不可以吗？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壹步壹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壹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裡，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总量。」

《资本论》第壹章：「最后，让我们换壹个方面，设想有壹个自由人联合体，它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把它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消费。」

「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只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壹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邓右的支持者：我们先不讨论那部分非正义来源的原始资本，我们现在讨论有着正当来源的原始资本的资本家好吗?他们用自己的资本，为别人创造了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是不是理应为提供了这种服务而得到报酬呢?他后来的资本积累是不是应该看成是他把这些报酬继续当作了资本，并继续给更多的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他也得到了更多的报酬。这是不是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者：按妳刚才的例子，婚介所职介所给人介绍劳动机会，他得到的报酬是和他的劳动相称的，但不管原始资本合法或非法，资本家获得的报酬远大于他自己劳动或他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工人壹部分的劳动时间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剩下的剩馀劳动时间就给资本家生产剩馀价值，这部分剩馀价值不用给工人支付任何报酬，工人和资本家在签订雇佣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愿，但本质上还是壹种不等价交换。

邓右的支持者：这些「剩馀价值」为什麽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给资本家的报酬呢?资本家也在为工人提供服务啊，即提供机会给工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服务。服务是必须有报酬的。假设我想买壹台出厂价是2000块钱的手机，但如果想2000块钱买，必须去距离我家很远的电视机厂裡面买。这样我就会选择花2100块在自家附近的商店里买，商家赚的100块钱不能看作是剥削吧，这是他提供服务应得的。同样，如果把「剩馀价值」看作是工人给资本家服务的报酬，那也只是报酬高低的问题，工人通过谈判，通过罢工等手段就能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让商家赚100块钱的问题还是200块钱的问题，我可以跟商家谈判甚至以不买威胁。

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劳动是壹切财富的源泉，壹切依据这个理论推导而来。假如说这个资本家投入了劳动，就是妳说的服务，那工人的壹部分劳动时间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自己的生活资料，另壹部分极小的时间生产出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在将这两部分都生产出来之后的剩馀劳动时间生产的剩馀价值，就无偿的归了资本家所有，这不是剥削是什麽?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应该怎麽计算呢?资本家也要进行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工作创造多少价值?应得的报酬是多少呢?这种属于无形的价值应该怎麽计算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老总(他也是在提供服务)的应得报酬是多少?艺术家劳动创造的价值应该怎麽计算?这种计算肯定很複杂。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事情，更多的是资本家雇佣的高级打工仔、职业经理人及高级白领做的事情，用马克思的话说：「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恩格斯说：「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麽，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馀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活动了。」

既然资本家可以不参加劳动，仅仅凭借企业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就可以剥削工人，那麽那些参加了壹部分劳动的资本家，其所得必然远远高于他的劳动创造——因为企业所有权这种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权力必然会对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明显的把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及分析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和依靠资本所有权进行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混淆了，职业经理人依靠自身脑力劳动所获得的高额工资与资本家依靠资本获得的巨额利润相较，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就可以剥夺工人大部分劳动成果，那麽为了维持这种剥削，维护这种统治，资本家必须要将剥削所得分壹部分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形成壹个中间阶级。如果职业经理人像工人壹样被资本家残酷剥削，那麽职业经理人即中产阶级必然会联合工人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所以职业经理即中产阶级也参与瓜分了底层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厂领导的工资和高级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时代工厂领导(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和工人的工资差距如果是壹两倍，那麽今天资本家及高级经理与工人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这个扩大的部分，难道不是剥削吗?

那如何衡量资本家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劳动力价值根据的是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学等活动花的钱。企业管理者的劳动属于複杂劳动，複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倍数，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者的报酬不会相差太多，主要依据劳动时间计量工资。因为之所以能够从事複杂劳动，是因为他接受了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全社会的免费教育，也就是说，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是社会，所以複杂劳动相较于简单劳动多得的报酬应归社会所有，壹部分作为生产积累资金，另壹部分分配给全社会的劳动者。

《资本论》第五章：「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较複杂的劳动，是这样壹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但这并不意味着分配会很複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複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裡，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工资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的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裡，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所以複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关于这个归社会所有的有关产品的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章也早有回答：「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消费。」

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否定剩馀价值论和「剥削」概念、篡改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我认为，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说，作为人，可以没有手，没有胳膊，或没有腿，没有什麽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脑，如果壹个人连大脑都没有了，那能不能称得上人就很难说了。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怎麽发展，怎麽「与时俱进」，怎麽「本土化」，怎麽不「教条主义」，如果将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剩馀价值理论和「剥削」概念给否定了，那还能是马克思主义吗?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义屁主义，狗屁主义或者叫特色主义也无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製造业与零售业中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穷苦出身，很多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大学，根本没有办法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读到大学的人，即使接触到阶级斗争史观，也不会主动去跟工人阶级宣扬，壹种人是因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种是被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所腐蚀，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脑宣传所蛊惑 认为坚持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让他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赚钱，所以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去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很多工人阶级被共匪洗脑，只是接受了单纯的伟光正教育，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后共产党出来革命了，让中国人翻身得到解放，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共匪用来批判国民党没有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什麽，以及共匪只是壹个从事政治投机活动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说工人阶级没有老闆有钱是因为老闆用生产剩馀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所以工人才会变得很穷，非公有制经济 民营企业家 按生产要素分配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穷的根源，而国民党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妳去夺回剩馀价值去抢劫老闆，国民党会把妳抓起来，所以国民党是反动派，是维护剥削者的走狗，国民党就该被打倒。既然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也是在做国民党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阶级是不是有理由对共匪进行革命，由于讯息的不对称，中国的工人阶级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如果工人阶级可以充份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当他们有了阶级斗争史观的时候，再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检视共匪，他们会不会把共匪当成革命的对象，如果会，这应该会很有戏剧性，我建议中国境内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统治的人，可以尝试壹下去推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工人阶级推广。

马克思所鼓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佔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有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壹种可以让政治投机份子可以掠夺壹般民众的制度，因为他说的社会佔有的前提必须是实现国有化，然后国有化的那个国家根据列宁的解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

至于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由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也就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按劳分配也必须建立在根本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上面，结果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对壹般民众予取予求。

因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比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统壹标准，除非叫人们接受平均主义，为各种不同的职业设定壹个特定的生产方式 生产条件 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作为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壹样的，无论哪种职业都是壹样的薪水，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壹种合理的分配方式吗？即使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的说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简单劳动与複杂劳动在分配上的差别，如何根据工种划分间单劳动与複杂劳动，马克思根本没有具体的解释。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根本无法合理的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劳动量与用劳动量来代表的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交换生活资料，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劳动量是壹天，製作壹张渔网的劳动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后只能买壹张渔网，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样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所创造的。

显然用劳动量去换取用劳动量所代表的劳动产品也是不可取的，只会让社会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国在取消了货蔽实行票证制度的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实行工资制度，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价值要如何计算，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量贡献的大小如果用货蔽来表现该如何表现？谁来规定工资的标准？无论是中国在让毛左很怀念的时代所实行的什麽八级工资制度，政府官员二十六级工资制度，还是其他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壹的，精确的分配原则，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来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如果他们都无法提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麽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证明按劳分配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让广大没有权力的壹般民众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不但没有消灭他所说的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表面上资本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垄断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而已。

邓右上台之后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资本分配，因为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属性，都是资本，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实践中就是根据人们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来分配。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他们以创办民营企业的名义，把原料与工具垄断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佔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让那些在商品流通环节中的掌握资本的中间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剥削。

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市场中去，主要的利润归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与之前的传统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废除商品经济，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主张让壹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用所谓的国营企业去做生意，国营企业有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完全不必惨与市场竞争，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

虽然国营企业的原料与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资本家佔有，但是实际上这些生产要素，已经被掌握在共产党权贵的手中，共产党权贵成了最大的资本家。

给共产党打工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卖出去之后，那个利闰由共产党权贵支配。

共产党权贵继续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把主要的利闰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中真正佔有生产资料的人。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无论企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直接佔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的主要生产要素。

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唯壹的区别是民营企业的老闆是壹般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老闆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资本家。

但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实行这种制度的人把这种制度叫做混合经济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

这种制度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係的本质，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本质。

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馀劳动佔有工人的剩馀价值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不会改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化比私有制更坏的壹个地方在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走向垄断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在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们为了争夺他们认为优质的工人，会试着比其他人开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资本家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壹点工资成长的好处。

国有化之后，政府直接垄断整个行业，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人，没有地方可以选择，只能去那个国家所代表的企业裡边工作，因为垄断，因为不需要竞争，工人的工资难以成长。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实行高度国有化的国家，普遍靠壹党专政来维持。

统治者用法律确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劳动能力在不存在竞争的环境下，失去了评价机制，工资的价格在也不必随着市场环境而改变了。

国家给工人多少钱，工人就得到多少钱，工人组成工会要求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工人壹旦组建工会，就会被共产党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镇压。

因为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运行，所以自然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质上是商品，需要用钱买，国营企业垄断了市场，同时也垄断了价格，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佔有国营企业的共产党权贵，不会在意购买力的水平，所以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不会比壹般民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便宜，国营企业壹方面在市场上赚钱，壹方面又剥削企业内部的工人。

这不但不会消灭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产资料，只要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去掌握经济命脉的极权统治的本质不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工人始终是被剥削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在经济高度民主化的基础上，让工人真正佔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参与企业的分配，只有这样，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经济上被解放。

在没有民主政体的基础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会发展成同样具备重要性的各生产要素佔有利润的比例一样，然后生产要素内部的成员根据劳动量的大小进行按劳分配的局面就不会形成，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国家被中共官僚集团与红顶资本家垄断所以无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压迫工人运动

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运动虽然被镇压了，可是这次工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值得肯定的，参与抗争的工人表现了成熟的阶级意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资方成立的企业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是帮助资方维护利益驯化员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懂得运用正确的劳动价值理论去分析事情，必然不会把原本合理的诉求看成是没有必要争取的。因为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理解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理直气壮的组建独立工会要求增加福利，反对削减福利。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的定义，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劳动量决定的。反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抉定商品价值的人们反对按劳分配的人们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还是发达商品经济都是如此。排斥使用价值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使用价值始终是商品生产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价值实体，满足需要是商品交换的目的，那麽，人们在交换中比较双方产品的着眼点只能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别的什麽。只有能够反映使用价值大小的某些属性的量，才能成为商品交换的比例。但是，仅仅承认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不够的。」

　　不应该否认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无法存在。商品的价值构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抽象出来的壹般劳动，只是在「抽象」的过程中，把具体劳动和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性舍掉了，否则就无法抽象，但舍掉具体的差别，并非否认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作用，正像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母体壹样，使用价值也是商品价值的母体。其实，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商品使用价值，其载体的多重功能是万万轻视不得的，正因为许多经济论者并没有真正弄清使用价值的载体功能，才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係上纠结不已。

　　假设，农民可以用壹头弱驴与另壹个农民『等价交换』壹头壮驴。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弱驴与壮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相等的，还是前者大于后者，这笔交易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弱驴的使用价值不及壮驴。相反，天上掉下来的壮驴却可以与人工餵养的壮驴进行『等价交换』。可见，在商品交换关係中，使用价值并非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是交换价值的直接决定者。」

　　这个例子看似有理，实质上却把这个理讲「歪」了。这个问题，正涉及使用价值物质承载的壹个重要功能，即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首要前提。其间，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载体，附在它身上的商品价值或壹般劳动量，会随着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或转移。拿这个例子来讲，首先举得不规范。同类商品之间是不会相互交换的，它最多是个别人的行为，如袜子换袜子，有意义吗？其次，如果作为价值载体的使用价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换中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的，儘管它内含的抽象劳动量和其他同类使用价值壹样多。壹只桃子烂了，它就卖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价钱，因此，壹只病弱的驴子，怎麽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驴子「等价」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驴子和壹只青壮驴子相比，即便伺养前者付出的壹般劳动量要比后者多，也不会卖出青壮驴子壹样的价钱，只会低价甚至无价「抛出」，因为伺养年老驴子所付出的劳动量，已经随着这隻驴子多年的劳作，比如磨豆腐，转移到豆腐中去了，这隻作为「载体」的驴子，也耗损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壮驴子相比吗？就像妳能用旧袜子换人家的新袜子吗？妳旧袜子中的「价值」或「劳动量」，已经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类交换不是在同类使用价值中进行，而是在异类使用价值中进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机只能换壹台大半旧的电视机，那麽我们就可以从这两种电器无法类比的使用价值的交换看到其后面的交易规则了——即按两种电器各自耗损掉的「价值量」进行换算。比如洗衣机的购买价格是五千元，而电视机的价格是一万元，由货币直接度量的「抽象劳动」，在电视机中是洗衣机中的壹倍。当洗衣机用到大半新时，其耗损的价值量假定为一千元，而电视机虽然用到了大半旧，但其内存价值仍有4000元，于是交易成功——仍是「等价交换」。

　　因此，只有使用价值「完好无损」，才能保证其中包含的价值「完好无损」地实现，这是作为商品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的第壹个保值功能；而商品价值在其载体——使用价值上，是随着其物质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这是使用价值的物质承载功能的第二个规律。而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还有第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或规律，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或效用，直接决定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总量，这对此类商品内包含的价值能否全部实现，生死攸关，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上，引发的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关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许多着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壹谈。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壹个例子：假设在市场上，野生甲鱼每斤可卖到90元，而人工餵养的甲鱼每斤只卖到20元。如果从直观上看，显然，野生甲鱼没有经过任何人工餵养，但它的营养价值却远远超过家养甲鱼，因而，它的价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这个直观事实似乎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支持、印证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实际效用决定其价值的立论。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被经济学家们发现，并最终导致了着名的李嘉图之问：「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麽？」由于壹直没有解决这个困惑，李嘉图只得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上作出折衷和妥协：「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来自两个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为了获得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那麽，这个难题究竟找到了怎样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壹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有人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壹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壹个消费者问津，那麽，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但这样的答案只会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价值的效用决定其价值的论断，在商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也应不变。继续用上面那个例子说明：比如野生甲鱼的「效用」即营养价值是人工餵养甲鱼的四倍，每斤卖90元，那麽，在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效用都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和价值之比也应该不变，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它们的市场价格和价格之比处于常态的变动之中。我们常看到的，野生甲鱼有时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养甲鱼有时又涨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说，前者效应不变价值也不变之说，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而后者价格随市而变是「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价值的认定和价格的变动都是销售者说了算，而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商品的价格都降到冰点才好。有人会说，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那麽，既然用脚投票，我们只好无奈地回到供求关係之说：前者降价，是因为野生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多了，后者涨价，是因为家养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少了。然而，供求关係之说虽很简单，但它却推翻了「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因为两种甲鱼的营养价值并没有变；同时也推翻了「消费者评估说」，因为消费者最终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跟着价格走。这样，决定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的价值及价值之比还有第二种力量，即供求关係。那麽，商品价值的最终决定者究竟是其使用价值的「效用」还是市场供求关係？如果是「效用」，那麽就应该坚持商品的效用不变其价值也应该不变，如果是供求关係，那麽商品「效用」在商品价值的构成上，就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供求关係将商品的「效用」降到冰点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比比皆是。于是，在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前，壹些经济学家们只好用「二元价值论」自圆其说，即商品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和市场供求关係共同决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和商品价值无关。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无用」论的来源。

　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壹个问题，只要市场供求关係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商品价值的构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脱不了关係。因为商品的市场交换中有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息息相关。第壹个事实，商品生产者制定商品价格的主要依据，是商品製造过程中的生产价格，即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各种生产要素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劳动量为计量单位的；第二个事实：消费者用以交换商品的，是同等价格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则是他工资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时也是他劳动报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说，消费者是用他壹部分劳动报酬换取商品的，因而，消费者和商品生产者「等价交换」的只是双方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劳动。

　　这样，商品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便清晰起来：壹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特殊属性，决定了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而满足这种总需求的商品总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来衡量其衡量的货币表现，则是这种商品的价格总量。于是，戏剧化的情形便发生了。当这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和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相壹致时，则此类商品价值总量和其价格总量相壹致，意味着全体消费者用自己的劳动（报酬）总量换取等量劳动的商品，因而此类商品的单位价值得以全部实现；然而，当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多于其社会需求总量时，其中超出的部分就卖不出去，卖主只得降价抛售，这样，单位商品价值就无法全部实现，如果此类商品同样能够卖光，其中无法实现的价值并没有「蒸发」，而是无偿地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因为他们用包含壹定劳动量的货币换取了包含更多劳动量的消费品，其后果，当然是商品生产者吃了亏，他必须调整此类商品的生产才能维繫他的企业不致破产；相反，如果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少于社会对它的总需求，则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商品生产者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是由广大消费者买单的。

　　因此，商品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第三种功能，直接决定了每件商品的价值能否完全实现（对商品生产和销售者而言），同时也直接决定了商品不能实现的价值部分和商品卖出后的超额利润在生产（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转移。这样，使用价值的这种第三种功能，则能解答李嘉图的百年之问：如果稀缺商品的社会总需求是10，其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的货币表现为10万元，那麽每件商品的单位价格是1万元；但是，当这种稀缺商品的市场供应总量只有1，那麽这1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10倍，这意味着，这位消费者必须付出这种稀缺商品社会需求总量的全部价值或价格，才能将这壹件「万千宠爱集于壹身」的宝贝买回来。而这件价格10万元的「宝贝」是有它的实际「身价」的，即壹万元。只是在供求关係悬殊的情况下，社会需求总量中其他9件同类商品的价值，因为其没有「现身」，被这壹件「现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对李嘉图之问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后，它因为「窖藏」付出的劳动假定升值为2英磅。然而它在市场上却卖出了壹百英磅的价格，那麽，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场上极为稀缺，需求量为10，供应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锺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费者就以这类窖藏葡萄酒的社会总需求量的全部价格买下了这瓶酒。这样，这位窖藏者所获得的98英磅的超额利润，就是这位傻瓜消费者双手奉送的。当然，如果因窖藏酒赚钱太多，窖藏者多了起来，窖藏酒的供应量增加到十，和其社会总需求壹致，那样，窖藏酒的价格就会跌到和它的实际价值相壹致的价位了。

　　其实，李嘉图将商品分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并断言前者的价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构成的二元理论，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上。因为从直观层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价格，都直接来自于其稀缺的品质和独特的属性。比如野生甲鱼独到的营养价值，窖藏葡萄酒独特的品味等等。但在这个表象之下，人们往往忽略了壹个事实，稀缺商品的获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杂的劳动，而稀缺商品的价值，则仍然是由隐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后面的那隻无形的手——劳动构成的。野生甲鱼价格的高昂，说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长的时间、更複杂的技术，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鱼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会比伺养壹只甲鱼多出几倍。而野生甲鱼资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劳动就越多，其价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仅需要窖藏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如果妳租壹个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温度，那麽租金和保持温度的设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劳动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其社会需求总量越高，它的价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应量越少，为之付出的劳动就越多，它们的价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观赏和收藏为消费对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艺术品，其「使用价值」的特殊属性及其「效用」，是和人们用于壹般生活消费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绘画、书法的观赏收藏价值，即它们的「使用价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这个尺度界定的。壹名绘画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观赏、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会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应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应量就越小，因为壹流的艺术家或其他什麽家，总是处于极少数的顶层，这是自然法则。

　　比如，两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训练、劳动、思考可能壹样多，但他们的作品能否完全实现其价值，则会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径庭。

　　假如其中壹名画家名声大噪，观赏者、慕名收藏者趋之若鹜，那麽，这位画家的作品不仅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而且能够卖出超出其价值许多倍的价格。因对为对这名画家作品的社会总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应总量可能只有5，那麽这名画家出售作品所获得的利润空间，则是他作品价值的20倍。当然，也许并不是壹名观赏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对这名知名画家作品社会总需求的总价格购买他的作品，但这个「20倍」的利润空间则是客观存在的，也许会由观赏者或收藏者之间的数次「转让」或「转手」把这个利润空间填满。然而，如果这位知名画家死了，其作品的供应量永远定格在壹个恆数上，或这个恆数仍因散失破损等原因减少，但对其作品的社会需求总量却在不断增加，那麽，年代越久远，其作品的观赏、收藏价值就越大，价格就越高，直到这寥寥几幅作品将各个时期社会对其需求总量构成的价值总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样，这些作品就是「天价」了，而当初这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学习、训练、劳动、思考等「价值」，则像壹滴海水，演没在这「天价」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假如另壹名画家画了壹辈子没有人要，他的作品没有人赏识和收藏，壹幅也卖不出去，那麽，他为创作付出的所有劳动或价值，则因为其作品没有「效用」或观赏、收藏的使用价值而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他白做了。

　　这就是商品使用价值「第三种功能」的神奇作用。

从事资本运作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从事生产劳动也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产业工人从事具体的劳动产品的生产，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就是壹种劳动产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公司，不存在複杂的资本运作，在跟共匪进行官商勾结的过程中早已经建立了固定的销售通路，也已经拥有了现成的生产技术，不存在複杂的资本运作以及技术研发，因为生产技术早就有人设计好了，公司的利润的产生，除了基本的设备，除了生产设备 厂房 原料以外，没有公司的员工的劳动，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是不会产生的。

无论是工龄很长的产业工人，还是新来的产业工人，除了生产设备与厂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产生的利润，基本上来自于员工们的劳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在市场机制中的被认同程度在货蔽量上的体现，而这种货币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的增加，必然离不开公司的员工特别是产业工人所耗费的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础上产生的两个供给与需求没有出现失衡的订单，一个订单比另一个订单更有利润必然是作为产业工人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不同来决定的，订单越大劳动量就越大，销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如果这种利润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请了更多的员工来分担增加的劳动量的基础之上的，公司的员工比以前付出更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却在超时劳动创造超额利润的时候被削减了福利。

当然了这些利润，资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方参与了投资，参与了资本运作。但是劳方参与了具体的生产劳动，利润有增加的时候，资方赚钱的同时，应该增加员工的收入，增进员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减员工们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产要素的原理解释佳士科技公司的劳资分配状况，这也是壹种剥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议是正当的。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正确，忽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以及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一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劳动的複杂程度以及脑力与体力的具体耗费之间的差异，完全忽视具体的劳动耗费无法精确计算的问题，忽视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因为具体劳动的複杂程度不同，因为使用价值的不同，不同的劳动产品如果单纯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应该否认，同样一种工作，同样一种劳动产品的生产，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长了，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的这个基本事实。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延长了，公司赚了更多的钱，就应该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组建独立工会争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当性的。

中共建立的党营企业的本质

关于共匪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各种流派的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共匪为什麽坚持国营企业垄断，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容易理解为什麽共匪不愿意放弃国营企业垄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坚持国营企业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力寻租保护剥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逻辑推论剩馀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正确、完善与否，壹百多年来世界上有很多争议。在此，先简单回顾壹下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

假设壹个工厂有1个资本家，100个工人。它的总产值G是每年1000万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损耗和厂房、设备的折旧为600万元，工人总工资为200万元。马克思将前面的600万元称为不变资本或转移价值M，而V=G-M=1000-600=400万元，称为可变资本或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V全部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总工资只有200万元，那麽V的其馀部分，即400-200=200万元，这部份属于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馀价值C。此例中剥削率为C/V=200/400=50%。

如果马克思这个理论是对的，那麽壹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被剥削的剩馀价值应该如数返还给每个工人。另壹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按劳分配。如果某个工人，或者某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平均水平高，那麽这个人、这个企业也应获得与其劳动成果相对应的较高收入。否则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种剥削，生产率低的人或企业剥削生产率高的人或企业。

然而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哪怕是在号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或者前苏联、东欧国家，马克思这个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也没有被认真执行。国营企业的分配模式是根据共匪的意志进行分配，原则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这个大、中、小的比例关係绝对不是1.2:1.1:1.0这样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个数量级。最绝对的时候，企业100%的利润要上缴，后来松动壹点，也要缴90%以上。再后来更宽松一点了，国营企业裡边的官员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于给企业内部的产业工人发奖金，而是作为企业自留资金。这个资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随便动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国营企业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们得到的工资和福利相比他们创造的价值太少了。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国家要代表全体人民搞建设，搞福利，所以需要暂时牺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资源办大事。姑且先不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够的合理合法性，如果严格按照劳动价值论要求，那麽就必须先确认每个劳动者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然后，国家再徵调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这样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当的。然而，共匪有这样做过吗？从来没有，国营企业的利润最终被共匪贪汙了。劳动者既不知道自己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调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调还是借用？

如果这些产品或价值是借用，那就意味着是国家欠劳动者的，必须归还。总要有壹个归还计划，还要加上合理利息补偿，而不管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因为那不是个别劳动者的责任，而是借贷人，即政府的责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有这种归还计划吗？没有。连是徵调还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连劳动者自己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还什麽？怎麽还？

首先，劳动者就总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资和福利比自己创造的价值少得多，也就是说远未还清。然后，这种分配主要依据计划的规定，而与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基本无关。如果是归还，那麽显然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工资和福利的也应和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则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实际是在相同的行政级别下大体平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人和企业剥削了劳动生产率高的人和企业。这种剥削是否也应该被批判和纠正？

其实，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如果换壹个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根本无法计算具体的劳动量，例如科学研究、企业管理等複杂劳动的价值，实际上在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的内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据劳动价值论，而是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的形成中的贡献大小分配。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壹般分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四项，可以抽象简化为资本和劳动两项，土地、企业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广义资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贡献大小决定分配，那麽自然贡献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仅仅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决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是共匪通过自己的意志规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规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这个比例是怎样来的？其实，也就是参考壹般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关係，而不可能是从天而降，无中生有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家徵调某些劳动者创造的部分价值，并不需要解释和说明，更不需要归还。在共匪统治的国家，整个国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随意以国家的名义佔有社会财富，尤其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国家佔有的名义让自己成为最富裕的阶层。因为事实上，国家并不认为这壹部分价值是这些劳动者创造的，而是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称也说明了这壹点，资本所有权是全体公民，这个投资的收益也归全体公民所有，而不是个别企业的劳动者。政府是代表全体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资收益，并不是说这个投资收益不存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本没有什麽资本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可言，不管这个投资人是谁。因为任何壹个企业的可变资本V都只能是该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投资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最多隻能收回不变资本M部分，甚至连这部分也收不回，因为可能有「罪恶」。在马克思的分类法裡边投资人就是剥削者，共匪用马克思的理论否定了资本家的资本收益权，作为以国家的名义抢劫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可是共匪夺取政权之后以国家的名义佔有社会财富享受资本收益权，马列主义只是名义上反对资本家剥削，可是对于共匪佔有生产资料获取收益却是支持的，如果说共匪是为劳苦大众追求利益的，显然是荒唐的，共匪实际上也是剥削者。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馀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进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业机构，所以应该用党营企业来称呼共匪建立的国营企业。

讲了这麽多，应该可以分析出共匪为什麽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还可以通过控制国营企业的方式实质上瓜分社会财富，放弃国营企业垄断就意味着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共匪坚决反对美国提出的解除垄断的诉求，这种做法对于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剥削者的共匪来讲是一种正常的趋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共，因为共匪就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最大的剥削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共匪实际上是维护剥削的统治阶级，只有消灭共匪才可以消灭剥削。共匪本质上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共匪一边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一边在私营企业内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的，中国也有剥削，虽然共匪经常掠夺私营企业，经常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允许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存在独立的政治倾向与可以免于被割韭菜的私有财产保障，可是共匪的掠夺行为与没收行为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基于自身利益对非官僚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掠夺，私营企业在平时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共匪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係的，共匪是保护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权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有工人要争取建立独立工会，主张分享企业淨利润，争取在私营企业内部获得财产性收入，诉求分享剩馀价值会被共匪镇压，甚至被共匪送进精神病院，中国的资本家拥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西方国家的资本家还大，中国的资本家可以长期让工人阶级的工资与企业利润增长脱钩，甚至长期拖欠工人阶级的工资，虽然中国的资本家会遭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可是中国的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过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护的。

中国虽然私有财产权薄弱，虽然东亚大陆人无法购买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土地，无法购买永久产权的房屋，私有财产很容易被侵犯，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庞大的，资方可以在没有独立工会的制衡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劳动条件，中国没有公有制经济，国营企业属于党营企业，中国没有按劳分配，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觉得某些体制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学者是在帮共匪进行思想维稳，他们的阶级剥削理论专门用来分析西方国家，面对血汗经济比西方国家还严重的中国的时候，他们是选择性失明的，他们甚至用稳定压倒一切为共匪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辩护。在中国基本上真正因为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共匪镇压的对象，共匪只允许中国人接受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洗脑，不允许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国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应该反共，共匪帮助资方压迫工人阶级，共匪无法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共匪没有积极的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共匪没有积极的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共匪没有积极的促进工人阶级创造的剩馀价值以薪资提成 股份分红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养老的方式回馈工人阶级。共匪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共匪虽然掠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是共匪会对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争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馀价值以薪资提成 股份分红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 住房补贴的方式回馈工人阶级的独立工会进行迫害，工人阶级应该参与反共事业。中国对剩馀价值的回馈程度低于欧美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允许争取分享剩馀价值的工人运动存活，共匪也不会主动的把剩馀价值分享给工人阶级，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比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欧美国家还差，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应该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我觉得中国是选择了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维护工人权益的法治，没有允许左派政党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许独立工会存在，劳动条件很差，剩馀价值回馈程度很低。

中国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 刘宇凡 向青 写于 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国私有化

当邓小平逝世时，官方言论以致世界资本主义的报刊纷纷向 这位总设计师致敬，因为他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如果拿苏 联、东欧的经验相对照，就好像更显得中国经改的成功。 不过，问题在于，那些急剧增长的财富，究竟主要落在谁的 手裏呢？ 中共壹直认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的私有化 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2年中共在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家和集 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 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公有制」已经失去优势，而资本主义 经济已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资本与中外 私人资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可视为壹场大规模而又隐蔽 的私有化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有多大实力？ 从表壹看来，似乎大陆公有制还真的占主导地位，因为集体 与国有经济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经济」中，虽然包括资 本主义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个体户，所以私营经济的数量似 乎还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营企业共43.2万户，在工业总产 值中约占10%（个体经济则占8.4%）。 表壹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预计）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了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来源：《我国所有制结构 的变化趋势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1996年第 8期） 资本主义经济（大陆忌讳这个词语，所以改称「私营经济」）是 指直接或间接地以雇佣工人来增值资本的经济成份。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壹定远超官方的统计。首先，在所谓个体户中， 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中共把个体户的定义壹开始就定 得太宽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业主都列为个体户。这当然是不 合理的。个体户，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雇工的小资产阶级。如果有 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数达到六、七人，那其实已经是小资本家了。何 况，在名列为个体户的企业之中，多年前已经有调查显示至少有10% 其实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壹定远远 超过43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个体户之外，还有假集体。集体经济包括了城市和乡镇两 方面。乡镇工业在1994年的产值已经占全国22.6%，雇佣了1.2亿工 人。这个举足轻重的「集体经济」，恰恰也是最多假集体。大陆有壹 份调查报告表明，乡镇企业有 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註二）许多 其他报导都大致反映这个情况。由于乡镇工业比城市工业多，在集体 工业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数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过半的集体经济 其实是资本主义企业。有位学者也指出，若按这个数字推算私营经济， 那么，「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将会引起各层人仕的震 惊」，因为单是工业，1993 年非国有工业的产值（1.7 万亿元）与国 有工业的产值（1.8 万亿）已经几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谓非国 有工业，主要的还是中外私营企业，或至少是混合经济（例如参加了官股的私营企业）。（参看表二及表三，註四） 从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4 年国有商业也 下降到只有 31.9%。资本主义成份占多少？国有、集体、个体之 外的那个「其他」，如果不是私营经济，又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在 集体与个体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 商业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业中的少许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表二 1995 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 54.4 集体 16.4 个体 12.8 联营经济 0.6 股份制 4.3 外资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为中共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没法 确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说明它今天的雄厚势力。（註五） 有人认为，在民间的壹万六千亿元金融资产中（1992 年数），约 有六千多亿元集中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员手裏。 这些人约为三千万人，占人口数的 2.8%，但拥有的金融资产占 40%。（註六）这三千万人可被视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拥 有的金融资产等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三成多。

隐蔽的私有化

中共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在过去十八年中经历了如下变 化，最初是禁止，然后是默认（1983 年中共壹号文件说对私营企 业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于取缔」），继而是在 1988 年修改宪法 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可以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最后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央为各地提出 的「四不限制」（不限制发展比例、速度、规范与经营规模），「五 不限制」等等大开绿灯。对于外资也是这样。现在，可以说资本 主义是无限制地发展了，只差那个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 的妾士身份还没有正式甩开而已。不过，这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 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急速发展，不仅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 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质上的贊助。谁提供物质支持？就是集体经 济与国有经济。在改革之前，全国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差不多都 在集体与国有经济手中，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向私营企业提供劳 动力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营企业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据 报，私营企业的多数创业资本都来自国家银行或信用社，他们的 四成原料与进货来自国有企业，销售对象中也以国企为主要对象 之壹。（註七）不能确定这裏有没有夸张。不过，这没有妨碍上述 的壹般原则是成立的。 集体与国有经济在向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劳力、土地、货源 等等的时候，是否都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不少时候资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代价，其中包括贿款。但有 更多时候是以低于价值来换取劳力与生产资料及资金的。（有人估 计每年因官员贱价卖地而令国家损失 200 到 300 亿人民币）这其 实是壹种隐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运动可以追朔到农村改革的初期。当承包制取 代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少集体财产，例如农业机械，都被干部们 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种种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 变成自己的准私有财产。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体财产是如此被 化公为私的，因为官方绝不披露。但从各方面看，这个现象并非 不普遍，尤其在较先进的公社。从这裏产生了第壹批的农业资本 家。 不过，最发财的恐怕不是农业资本，而是工业或商业资本。 这是为什么后两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同时也意味，他们很 可能比前者从集体与国有经济中转移到最多财富。尤其是那些得 到当地官员保护的「假集体」，不仅在申请土地、劳力、借贷各方 得到额外的协助，甚至是贱价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种 额外减免税收的方便（自然包括减少受到其他部门官员的渔肉）。 额外减免税收属于壹般假公济私行为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 但是种种把集体与国家财富贱售或干脆吞并则肯定是私有化。有 人报导壹个例子： 「权力股就是政府以权力作为资本对企业投资，按股分红。 邵东县铝制品厂是壹个合伙企业，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为自己保驾护航、为企业在扩建 厂房批地时给予便利，给企业争取贷款提供后盾和为企业在社区 内提供安全保障。该厂的厂长说：『厂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跟乡裏 搞好关系，它就会动不动拉电。要扩展规模，它不批地，征地就 很有困难。乡裏成为企业的股东，每年企业给交 10 万元，占乡财 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们也办事方便，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註八）可见，只要让政府部门入股，批地自然就没有「困难」 了! 集体与国有经济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种种间接的物质支 持。中国很多上游产业（煤、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都是国营 而且多年来维持低价制度，这等于间接津贴了私营经济。在税率 上，中共也壹直优惠中外资本而刻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税率为 33%，私营企业率税为 35%，比国有企业的 55%低很多。税负的 不公平是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后，中共在政治上加紧对工农阶级的专政，尤其是坚持那 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使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农 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的失业农民与城镇的失业工人）没有力量保护 自己的最起码的合法权益，成为资本所残酷剥削的贱价劳工。这 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壹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比苏联、东欧好得多的经济表现， 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壹个急进，壹个缓进那么简单。还要 考虑到中国壹个独特地方，就是比苏联、东欧落后很多。但这种 落后性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变成优势（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优势）。

中国国有经济从来都很薄弱。从 1949 到 1978 年，将近三十年的高速而 代价不必要地高昂的工业化，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农 业主要的还是依靠人力与畜力。集体与国有工业始终无法满足农 村人口对工业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需求。国有经济之无力改造农 村，尤其可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比例中看到。卅年工业化并没有 促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到 1978 年农村人口仍占 87.5%，只 比 1949 年下降了两个百份点。农村还是壹片披着集体经济的外 衣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过，壹天命令经济仍束缚着农村， 国有经济还是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的。可是，命令经济崩溃的壹 天终于来了。分田到户使小农经济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体经济的 束缚。外衣丢弃了。小农经济从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 力。壹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农产品市场之局 部开放，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在在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 买力。另壹方面，个体经济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农民中的强 势户的致富冲动。私人资本的原始累积开始了，而且在扩大了的 市场中开始壮大起来了。就这样，乡镇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起 来，并且日益在竞争中压倒国有企业。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首 先是在农村壮大起来，然后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尽管国营企 业只有三分之壹是营利的，中国经济还是能较高速增长，其中壹 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有经济本来就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

只要有其他经济成份（个体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填补空白， 那么即使它大多亏本，也不会即时拖垮整个经济发展，甚至还能 有增长。 官僚资本如何侵吞国有财产 上面谈的主要是私人资本怎样在中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而 且主要是谈国内的私人资本。不过，私人资本之受益于集体与国 有经济的程度还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 本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谓官僚资本，包括了官员个人的以增值为目的的资产，也 包括了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由官员自由支配并且以盈利为 目的的资金。 如果把私有化仅仅了解为把国有企业售出或无偿分配给全体 公民，那么，的确，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不久。大概几年前中共 才宣布要大规模拍卖、租赁壹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 在已经结束的八届人大，李鹏又宣布要把二十四万家国有小 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劲头十足，例如山东诸城，竟然在两年 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个做法还得到国务院 副总理朱镕基的贊赏呢。但是作价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 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怀疑，因为贱售国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过，那种隐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缔造出官僚资本的私有化， 早就在疯狂进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国 企或集体企业股份化，中外合资企业，官商合营等等。其次，即 使在保留集体与国有经济的企业，官员也通过种种方式化公为私。 官员热衷于搞股份制改革，是因为他们借此可以明目张瞻地 化公为私。最明显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划出壹 大笔变成「企业股」、「法人股」。即使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 大公为小公。不少人更进壹步，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就再把小 公化私，公然地把企业股再私分。 就这样大笔国有财富以变戏法的方式转到干部手中。虽然有 时职工也得到壹点股份，毕竟同干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饭残羹而 已。至于采取种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钻空子的方式化公为私， 就更不胜枚举了。这包括了低估资产值，对种种无形资产（商标、 专利、商号、销售渠道等等）不作评估或低估，国家股与个人股 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等等。（註十） 中外合资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现时全国已有壹万六千多家合 资企业。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资企业中，中 方资产应评而未评的约占应评总数的九成。在壹万家合资企业中， 有六千多家国企未经资产评估而以 862.6 亿元的出资额与外商合 资，估计因此损失六百多亿元。至于无形资产，竟然只有 60 家是 有计算无形资产的。 这种化公为私行为，外资自然得益不少。但有关官员也得益 匪浅。各地官员不惜贱价以求合资，最直接的利益当然是这样可 以提供外汇、出国机会、以及其他贪汙腐化的勾当；可是还有其 他。要知道，在那壹万六千家合资企业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 资，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资（例如随便找个老外挂名合作，或是请 那些拿了本外国护照的同胞挂名合作），纯粹办来骗国家，其中包 括化公为私。

另壹种私有化方式是官员个人或其亲戚朋友经商，或者是政 府部门同私营企业合股办实业。 「壹些握有经济实权的人，多乐意与私商交铁哥们，或者让 五亲六戚去经商，自己在臺上给予关照。权力与关系密切的私商 形成壹个『土围子』—利益共同体。……权力给『土围子』以 政策、物资、贷款、减免税、外销配额等方面的照顾。」（註十壹） 「为了避免因电力供应非常紧张造成拉闸停产现象的发生， 壹些厂不得不拉电力部门入股。 邵东某生产出口铁锤的刀具厂，电力部门就投资 30 万元，年 利 4 分，这是明利息，实际回报要大于这个数。当然，不是任何 企业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的。拉壹些政府部门投资的前提 条件，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否则很难如愿。」（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团在过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这几年 有壹个许多人使用的数字：1982 至 1992 年间，国有资产「流失」 累计 5000 亿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亿元。（註十三）不过， 去年十月号的《中国工人》披露了壹个新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

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高达 500 亿元，到目前总共「流失」八 千亿元。但「据有关专家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 于这个数字。」 官员化公为私当然不始于改革开放。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化 公为私同邓小平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化公为私，主要不过是 占有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后壹个时代，官员之化私， 占有消费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润的资本（不管是以有价证券 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实物形态），这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 功业不仅在于缔造私人资本，更在于缔造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点情况： 表四 1978 1994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3.2 3.1 国内贷款 1.7 22.4 21 利用外资 4.2 10.7 11.5 自筹投资 -- 48.3 53.2 其他投资 31.9 15.4 13.8 所谓自筹投资，首先包括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乱收费，尤其通 过各种化公为私以及办公司经商的方式，自行「创收」所得来的资金。

这是各部门自己的「小金库」，不受中央约束。它除了用来满足官僚 自己种种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的消费之外，主要的就是用来投资于高 利润的行业。表四告诉我们，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的是少 得那么可怜，而自筹投资从零发展为过半。历次经济过热，历次盲目 投资、重復投资，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产）（註 十四），都同各部门这些自筹投资有直接关系。这些由各部门官员支 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金，（而利润又首先落在官员手中），就是 官僚资本的另壹个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加上中外私人资本，总的资本 主义经济在中国恐怕已经具有主导地位了。 官僚资本具有投机性、买办性、垄断性几个特点。投机性不仅表 现在盲目投资加工工业，而且现已转向炒卖种种有价证券及房地产， 其中包括国外（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大陆每年有 100 亿 美元流向香港。）的证券与房地产。买办性表现在同外资合资、合作中 经常以贱售本国资产或资源为代价；垄断性表现在官员利用权力霸占 市场、拱抬物价、强买强卖。所谓诸候经济就是壹个明显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资」 近年中国的三资企业达到十七万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内，

外资现在已经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了 12.8%，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中占了 10.4%。不过，外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超过这些数字所 能显示的情况。 近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同中国国企合资，通过这个方式吞并 了中国国企，连他们的名牌和市场份额包括在内。这同样也是壹 种私有化，而且是壹种把民族工业拱手让与外资的私有化。 现在国内的洗涤用品行业，已为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所支配。 15 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壹半，但卖的都是 P&G、英国利 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的牌子，而中国的名牌如熊猫、双猫等 俱已销声匿迹。（註十五） 啤酒行业更厉害。中国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已有 70%成了合 资企业。而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弃自己的品牌， 改采他们的品牌。结果中国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鹅等等 逐渐为丹麦的嘉士伯、美国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讽刺的是，中 国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给。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必在这 方面搞合资企业，更没有必要让外资控股（註十六）。

后便失去踪影，被外国名牌取而代之。 在医药业，三资企业已达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资企业是 医药业中的十大企业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现在，在最畅销 的 50 种药品中，有 40 种是合资企业的洋药。（註十七） 自行车业，三资企业达 200 家，已经吃掉了国产的飞鸽、永 久、凤凰等九个名牌。 造纸、轮胎、集成电路、家电业等等也纷纷陷入同样境况。 这可是中共官员自觉选择的结果。为贪小利而出卖国产名牌 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励各级官 员继续出卖经济主权的。许多国家都规定外资股份不能超过合资 企业的五成，然而，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却相反，在 《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外资股份不得低于 25%，却没有规定上 限，直接帮助了各级官员把国企连同品牌卖给外资。 有人指出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 45%（金融资产达壹万六千亿 元），依靠国内资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经济增长，根本不必继 续那种严重依赖外资、优惠外资而令自己吃亏的政策。实情怎么 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继续引进外资，也没有理由是 这样壹种引进法。 护短经济学 中共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可是，眼见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 的趋势，中共的辩护士又怎样自圆其说呢？那些官方经济学家忙 着解释：其实「优势」并不壹定要体现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 有制」始终扼控国民经济命脉便可。对于把盈利国企卖掉或出售 国有股权，他们也辩说：我们卖掉了国企，但换回了资金，这只 是使国有财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国家拿了钱还是 可以再投资建厂，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这完全是诡辩。 且不去说，在实际上这些交易，在壹党专政下决不会是真正等价 交换的。退壹步说，即使那是等价交换，那顶多只能说，国家作 为卖者没有交换价值上的损失，却不能说国家没有其他损失，更 不能说那不是私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明明转到私人手上，怎 么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厂子，为什么还要卖？是否 就绝对没有别的方法筹措资金？卖了这些盈利的厂，能保证新的 投资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吗？如果相同，又何必要为买而卖？岂非 除裤放屁多此壹举？如果盈利更微些，岂非壹大损失？虽说盈利 高些不是没可能，可是风险总是存在而且不小。干么要如此犯贱， 好端端有安乐钱不享，去作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显浅的道理，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说穿了， 这不过是欺骗而已。在最初搞农村承包制的时候，中共赌咒说不 是恢復个体经济，更不是允许私营经济，而只是把家庭经营结合 到合作经济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农阶级已经出现的时 候，它还这样说；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更离谱。在第壹阶段，官 方理论家力证，只有把经营权从所有权那儿分离出来，也就是政 企分开，才能搞活国企；到真正实施两权分离之后（虽然并非没 有打折扣），他们又忽然改口了：国企要改革，得要明晰产权，使 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当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主的时候才能搞活 国企。这时候他们又主张两权统壹了，只是不是统壹到政府手裏， 而是统壹到企业官僚手裏。于是明晰产权就变成为搞股份制。在 搞股份制时，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国家股份会被化公为私的意见， 他们又说，不要紧，不让国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吗！到了官僚资本 强大到已经开始要把国家股出售或把国企出卖的时候，他们又出 来说：哎哟，卖了也不要紧嘛，反正国家财产只是从实物形态转 变为价值形态而已！ 当年在开始局部市场化的时候，官方理论家也是指天誓日的， 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开放消费品市场， 而决不会开放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市场。到了资产阶级掘起， 劳动力、土地与生产资料都事实上可以成为商品之后，他们又改 口说，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生产，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劳动力市场， 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搞的仍 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好了，到现在，连这点也开始动摇了， 他们又改口啦：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百份比上！邓小平 大概感到理亏，所以索性禁止人家问「姓资姓社」。其实，妳们不 如干脆认为，「我们共产党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这不就行了！ 上述那种辩解只会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过，中共同那个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皇帝是受害者， 而中共呢，不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个骗局的得益人。邓小平说， 让壹部份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有 了先富，就不会有后富，因为先富的壹定会胃口日大，妨碍着普 通人也跟着富起来，尤其当这先富起来的是操纵了国家机器的专 制官僚。普通人民不仅完全被挤掉，而且成为这批先富的剥削对 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国家主权窃夺过去，变成自己的私 产。国家财产呢，尽管它也视之为禁脔，毕竟还没有将之完全变 为自己的财产。况且，同时他也禁止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只是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勉强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是壹个官僚变 态的工人国家。但是，至迟到 1988 年修改宪法，中共政权就已正 式变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了。虽然，在社会经济上，当时还 谈不到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復辟。不过，到了今天，很有可能连这 点也已经完成了，或至少正在处于完成阶段。计划经济已经基本 瓦解了。除了局部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为利润生产的。要完 成在社会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復辟，并不需要资本主义占领社会壹 切领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这样。它只需要使利润率成为 起主导作用的调节器就行了，因为这就足以让它支配其他经济成 份。今天中国即使还未达到这点，至少也是快达到了。根据胡鞍 钢的推算（参看表五），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商业及投资的 市场化指数大都超过壹半，甚至是达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 过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于市场的盲目性而造成 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多时了（参看註十四）。这是利润率起主要调 节作用的壹个反映。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本，已经是社会经 济中的主角了。十多年来壹直推动中共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知识 份子们，妳们所极力争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妳们眼前了。 「不！我们所要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不是 我们所要的！」 不，这的的确确就是妳们所追求的东西。 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妳们眼前的这种官僚资本主 义。医生，妳已经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认科学怪人就是妳所要 的东西吧。 「难道妳们主张走回头路吗？」 我们也不主张走回头路。我们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资本主 义的掘起；中共怎样把中国私有化等等。应当走什么路并不属于 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笔者不掩 饰他的反感与反对，而且深信劳动人民也同笔者态度壹样。各种 局部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復辟虽已基本完成，却不表 示它能够安安稳稳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表五 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其他四项市场化指数变化 单位：% 年份 市场化指数 价格 市场化指数 生产 市场化指数 商业 市场化指数 投资 市场化指数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变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摘要 1993》第 21 页，第 93 页以及《财贸经济》1992 年 11 期的数据计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各个方面都正在大力冲击着旧有的高度集权 的体制。劳动力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中国卅多年来在劳动力管理制度方面实行所谓统包统配制。 所谓统包，是指国家对所有城镇中学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全部 「包」起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就业权是明文写在宪法上的 权利，而且不像政治权利那样纯属空文，而是相当落实的。就业 保障权是世界工人运动壹直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没有壹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真正提供就业保障。尤其是那些长期 落后，存在永久的庞大失业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人壹定 会羡慕中国工人。不过，如果我们具体分析壹下中国的就业保障， 我们就会发现它在中国官僚政治下变形变得多么可怕，就像社会 主义已经变形到与极权统治等同壹样。在官僚统治下，权利不是 权利，而是首长的恩典。古人说，长者赐，不敢辞。恩典是不能 辞的。同样，中共赐给全国职工的就业权利，也是不可「辞」的。 在统包统配之下，即使妳不愿接受国家分配，要自谋职业，比方 说，要当小贩，或做小手工业者，国家决不会允许，壹定要把妳 「包」下来。即使经济困难，国家无法安排就业，那就把妳送到 农村「落户」；后来不送了，任由失业也不许自谋职业。这种政策 直到壹九七八年后才开始转变。 其次是所谓统配。就业保障本身同就业自由并没有什么势不 两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业保障就意味就业自由的 消失。统配是国家有权把妳分配到任何壹个地区，任何壹个行业， 任何壹间工厂，以至任何壹个岗位；妳只有服从分配之权。主管 分配的是政府各级劳动部门。如果妳是这些部门官僚的亲戚朋友， 哪妳自然会分得优差。否则，妳也许会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边 远省份，在那儿「支援边疆」、「贡献壹生」。妳也许会被分配到厌 恶性行业如清洁、掏粪，等等。 —某某中学女毕业生被分配到壹间死畜处理厂当工 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来要「处理」的，常常是爬满蛆虫的 死猪、死狗。「处理」，就是废物利用，为死畜剥皮拆骨。她不禁 为之痛哭。不过，经过党委书记的「思想教育」，她终于搞通了， 明白到「宁要壹人脏，换来万人康」的伟大意义，于是第二天便 喜孜孜上班去了—这样的政治神话在今天大陆报刊仍可见到。 可以肯定，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干的女儿。 统包统配制实际上把职工当作国家（实即中共）的财产，可 以任意调来拨去。中共壹直宣称，统壹分配职业正是「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计划地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去安 排劳动力。然而，卅多年的经验表明，所谓有计划，实质无计划。 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要发挥人们的才干，必须充份尊重个人的 兴趣、誌向和专长。上亿职工的职业问题统统由壹小撮官僚负责 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个人兴趣和专长，也不可能顾及各地及 各行各业以至每个企业单位的特殊需要。在企业来说，劳动部门 的官僚常常盲目胡来，企业需要的人，劳动部门不给；企业不需 要的人，却硬塞进来。不过，最痛苦的还是个人。从个人方面来 说，盲目分配的结果，是大批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不对 口，或者没有兴趣，以至许多专才被投闲置散，蹉跎到老。例如， 农林科技人员，全国仅有廿九万，但是这么壹点人员，竟有壹半 用非所学（註壹）。学自动化的当售货员，学理论物理的当采购员， 大有人在。 问题之所以这样严重，是因为国家的分配是「壹纸定终身」。 壹个职工未分配前，属国家财产；壹旦分配到某企业，便转而属 该单位所有。这就是有名的「单位所有制」。职工（包括技术人员） 无法转业转厂，壹切都由单位「领导」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陆， 企业单位不纯粹是经济或生产组织。单位的小官僚不仅管工资、 调级，而且管户口、管粮油、管计划生育、管政治、管「教育」、 管「学习」……。壹句话，无所不管。每壹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单 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单位「领导」对个人享有生死大权。 所以，在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并不比封建领主统 治下的农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要转厂转业， 简直比飞天还难。 统包统配制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 无数夫妇异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妇分居两地，要申请 调到壹起团聚，简直难之又难。尤其可恶的是，有时候壹些单位 「领导」，放着人材不用，但当人们申请转业转厂，而上级劳动部 门亦已批准，但这些「领导」居然可以「卡着不放」！统包统配制 发展到这个地步，真可谓腐朽透顶了。 统包统配的「理论」根据：劳动力公有说 最近引起了热烈讨论的经济学家马丁，他所写的《当代我国 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註二）谈到：卅年来政治经济学只是「简 单地、直接地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壹 味地为经济政策唱颂歌」。对于统包统配制也正好是这样。因为在 实践上不承认个人有就业自由，所以在理论上就炮制了「劳动力 公有说」的理论。卅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都以此来为中共官僚的 统包统配制辩护。劳动力公有说可以蒋家俊为代表。尽管目前不 少经济学家已改采劳动力个人所有说（雨田、孙浩、张壹德）或 部份个人所有说（薛暮桥、伍昂），但是，如果仔细读他们的文章， 就会发现，无论雨田也好、薛暮桥也好，他们实际上和蒋家俊没 有根本分别。他们只是说目前时期应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或部份地 属个人所有而已。壹旦社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力 还是公有的。所以，他们骨子裏始终死抱住公有说不放，始终准 备在将来把工人的人身也「共产」起来。 「劳动力公有说」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本 来面目，反映了它借社会主义之名，而行官僚极权主义之实。大 家知道，劳动力，就是潜藏人身上的劳动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 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样。说劳动力属公有， 等于说劳动者属公有，等于说劳动者失去人身自由，成为社会的 的财产，社会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却无权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说的理论，工人阶级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 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的财产后，须由工人联合成集体才能进行 生产。而正在这时，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十分玄妙的变化，简直比 得上最出色的戏法。首先是工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继而是每 个工人也都成为工人集体的主人。壹个工人壹旦参与集体，尽管 名义上他有三个身份—股东、生产工人、个人，但是实际上他 什么都不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条件全部让渡给集体，也就 等于说，他同奴隶实际相差不远。集体对个人有无限权利（因为 个人已属集体所有），反过来个人对集体要尽无限的义务。中共的 辩护士会说，不对，他不是奴隶，因为这个集体是民主的，因此 每壹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民主途径去反映他个人的意愿。我们这样 回答：妳们的所谓民主，实际是妳们中共「领导」下的「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退壹万步说，即使妳们痛改前非，真正实行民主。 但是，首先，个人就业问题根本不必而且不应属于集体决定的问 题（这个问题下文会详细论述。现在只简单指出，工人组成社会 主义集体，决不会而且根本不必让渡他的人身条件，他的人身自 主权只会比他在资本主义时更扩大更真实）。其次，即使集体是民 主的集体，但是，要知道，集体不能无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 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个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可能交由 集体决定的（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集体壹直是在全国平面上组成 的工人集体），结果壹定是由壹个执行机关去单方面分配劳动力。 而最后依然是官僚专权。可见，这种公有说的本质，不过是官僚 假借工人阶级之名以便专工人阶级之政而已。妳们口口声声引马 克思的话去为自己辩护。可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工人革命后， 失去的只是锁炼，换来的却是全世界吗？然而，在中共统治下， 工人为了得到那纯属名义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价竟 是自由的失去！马克思其实很早就警告过，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集 体，是真正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只有是这样的集体，各个 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相反，在「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 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 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 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资本主义的就业自由

为什么工人壹旦组织成为集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每个工 人就必须向集体让渡自己的人身权？蒋家俊并没有立即就这个问 题作出回答。他像许多「理论家」壹样，先把这个人类历史中个 别阶段的个别问题，突然上升为全部历史的根本规律的问题。他 说，要进行生产，必须把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结合起来。只有生产 者而没有生产资料（工具、土地、厂房、机器……），是不可能进 行生产的。以上这些都十分确。但是，他继续说，「劳动力和生产 资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起来」，「劳动力所有关系壹般 是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註四）换句话，生 产资料属谁，劳动力便也属谁。跟着他便以历史「为证」。他说，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都分别属于奴 隶主、封建领主和资本家，因此奴隶、农奴、雇佣工人也都分别 属于奴隶主、领主和资本家所有。 蒋家俊不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把三种先后的社 会制度都说成是奴隶制度。因为只有在奴隶制下面，奴隶主才既 占有生产资料又占有奴隶的人身（所以奴隶不被视为人，而是工 具，只是这种工具碰巧会说话而已）。领主虽支配农奴人身，但已 不能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不准自由迁徒，以及需付出无酬力役； 但是，究竟他还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活动。到 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权， 他们谁也不属，只是属于自己所有。工人的这种人身自主权，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之壹。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社 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 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註五）。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但并不占有劳动力；工人占有劳动力，但不占有 生产资料。资本家要进行生产，必须聘请工人；工人要吃饭，必 须出卖劳动力，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机器。于是 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产生了。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 不是壹次过买去。如果是壹次过买去，他就是购买奴隶而非雇佣 工人，但资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隶，因此他只是逐月地买（更 通俗地说，是租入），在工人方面来看，他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使用权，劳动力的所有权始终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约期 满时收回自己的劳动力，向老板辞职。从老板方面看，他同样也 可以辞退工人。资本家是不欢迎奴隶的。奴隶是无所谓辞退的， 但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乃是需要时可以大量购入，不需要时 可以大量辞退的劳动力，而不是终身跟随主人的「忠仆」。换句话， 他需要的是能够随时依据市场的起跌来自由吞吐人手的雇佣工 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否则，没有自由的工人，就 形不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这壹切证明，所谓劳动力所有权，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理论」，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 蒋家俊企图捧出马克思为他辩护。他引马克思的话说：「罗马 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所有者手 裏。」（註六）马克思的确说过这句话。但明显地不能把这句话解 释为二者全无分别，因为壹个是丧失人身自由，壹个呢，则享有 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尽管资本主义比奴隶制已进步了许多， 工已获得人身自主权，但是他指出，这种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已。工人没有土地，没有厂房，只有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仅 仅占有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恰恰相反，这种「财 产」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负债而非资产。如果他 想永保自由，他就没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视面包，那他就要把劳 动力逐月地让渡给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进入资 本家的厂房，他就没有自由可言。劳动过程、劳动纪律，以及劳 动岗位等，统统他都无权过问；劳动成果他更无权问津。诚然， 他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这儿劳动强度太高，他可以另谋 高就，而不必像奴隶那样永远忍受下去。但是，他顶多只有在这 个或那个老板之间作选择，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间作选择。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过是非出卖劳动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 足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工人仍属于资本家所有。 我们说是社会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是因为工人阶级虽非属于 资本家阶级不可，但绝不是可以说，资本家阶级也非占有工人不 可。资本家只在经济繁荣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 使工人自愿当他们的奴隶，他们也敬谢不敏呢！可见，说资产阶 级真正占有工人的劳动力，是多么荒谬的说法！不，工人是自由 的，只是这种自由同时包含不自由。就业自由包含失业自由；选 择雇主的自由同时意味受雇主束缚的不自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人阶级始终是不自由的， 始终受人家支配的。但马克思没有否认，在壹定限度内他们是自 由的。只是这种自由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 就必须要有就业保障，而且必须由工人自己管理生产，由工人当 家作主。壹句话，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所占有的 生产资料变成工人集体拥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就业保障和管理 生产权。

社会主义：自由的扩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就必须联合成集体，联 合地占有并运用生产资料。这是因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社会化 的生产资料，是大工厂，大机器，必须要集体的联合劳动才能推 动。工人革命不像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块土地给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组成集体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厂，结果 只能是社会的大倒退。 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每壹个人， 壹方面是这个集体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独立的个人。这两种 身份不仅不像中共所说的是对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辅相成，互 为补充的。如果他不是独立的，而是集体的财产，哪裏谈得上他 是集体的股东之壹，哪裏谈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参与 集体，他就必须让渡壹部份权利给集体（下文将再论及），但是他 的人身自主权是始终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绝不应该让渡给 集体。就业自由是人身自主权的壹部份。资本主义还让工人享有 就业自由，在社会主义就更应享有。这不仅是人权的起码要求， 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人是最特 殊、最活跃的因素，而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必须尊重人的专长、 兴趣、誌向，没有这个条件，要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 尚且如此，社会主义号称工人当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 人是有尊严的。无论妳怎样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权，他们都会以 各种消极反抗来证明他们应该享有。事实上，即使在奴隶社会， 奴隶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可是奴隶为了证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 们完全不同，他有尊严，因此便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毁坏工具，任 性地使用工具。奴隶主为了减少损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 而结果是生产效益的降低。这个历史事实证明，否定人的自主权， 不仅是被压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我 们「社会主义」中国，也正是这种变种「奴隶制」，正是中共不承 认职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职工像奴隶那样消极怠工、任意浪费 公物、毁坏公物等。可见人身自主权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权利， 而且是对社会十分重要的权利。没有它，就等于否定人。 但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是保留人身自主权。如果仅仅如 此，那又何须革命？社会主义建立国有财产，使工人有可能获得 更高级的自由。这就是就业保障，和有权参与支配集体，参与管 理生产。 每个工人作为集体壹份子，自然不是绝对自由。作为个人， 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选择权利。但是，他作为集体壹份 子，就需要让渡给集体某些权利。所让渡的权利不是个人自主权 —这我们已解释过。所让渡的只是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个人意誌。 壹个小手工业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随意安排生产的快慢。 但是在壹间大工厂裏，就必须有划壹的劳动过程、劳动纪律。这 是大生产所必要的。而这些劳动过程、劳动纪律是每壹个人都必 须遵守的。在这方面，集体意誌高于个人意誌。骤眼看去，这同 资本主义壹样没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资本主义没有就业保 障，而社会主义由于是为需要而非为利润而生产，能够提供真正 就业保障。其次，尽管社会主义不能消除劳动纪律，但是资本主 义劳动纪律是资本家强加于工人的，而在真正社会主义，这些劳 动纪律是由工人集体制订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订的纪律。 当然，抽象而言，工人集体所决定的纪律，未必每个工人都适应。 但是，我们要知道，组成这个集体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 是人人都是工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如果某种劳动纪 律是有害于壹个工人的，在壹般情况下也会有害于所有工人。反 之，有利于集体的规条，也壹般有利个人。每个工人固然要服从 集体，但由于民主的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从」的 意义不同于在资本主义下的服从，不是服从别人，而是服从自己。 最后，由于生产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体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 果。因此，只有当个人不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 有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去支配生产，去把壹直与工人作对的生产资 料变成自己集体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马克 思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 段」，「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笔者按）集体的条件下，各个 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註七）

计划经济与就业自由

蒋家俊又从另壹个角度主张劳动力公有说。他说，为了保证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必须把劳动力的分配也纳入计划 之内。如果让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权，可以自由择业，就无法保证 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 我们同意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是有计划的。但是，计划就等于 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个人自主权—这是极端官僚主义的误解。 事实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没有几个经济学家再持此说了。因为 计划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经济办法。国家可以通过各种 经济扛扞（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福利政策、职业 训练、晋升制度等）去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例如边远地区，可 以用高工资和有期限的合同制，来吸引所需的技术人员和职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说明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利害 关系上，都必须要承认，劳动力属个人所有。否认这点，无可避 免造成生产倒退、官僚极权、人权受践踏等等恶果。本来，真正 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人从纯粹的「生产因素」提升为主人。但 是，这些理论家却全面后退，再次把工人贬低为「生产因素」，壹 句话，贬低为工具。

进壹步，退两步？

近几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主张就 业自由。这当然值得欢迎。工人如能获得就业自由，无疑是壹个 进步。 不过，这个进步本身，会为工人带来更大的进步呢，还是相 反，带来倒退，这是问题的所在。 上文早已说明，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不仅应该有就业自由， 而且应该有就业保障，应该有管理生产的权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终是以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 认为，国家不应再统壹分配劳动力。工人有择业自由，相反，企 业也有聘请和开除工人的自由。这些原则本身是正确的（自然实 际运用起来，在官僚政治下，难保不出问题。例如，企业官僚无 理开除工人的问题）。但是，被开除的工人会否继续有就业权利？ 更壹般地说，国家会否继续坚持就业保障？这是问题的关键。对 此有些人始终是不置可否。 中国固然有许多东西须向资本主义学习。但恰恰是有关怎样 精巧地剥削工人的那套办法不值得学习，至少是不值得号称工人 当家作主的中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学 习，但是它不肯学；而它们的坏东西，现在却起劲的学。有关劳 动力就业自由的问题就正是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所最近所 做的调查报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这份报告从资产阶级那儿学来 那套市场办法，利用劳动力市场来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甚至特 别利用失业工人使竞争更尖锐，以便降低工人工资。这个报告这 样说：「……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展开不同所有制之间以 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是从根 本（！）上抑制消费基金膨胀，抑制工资总水平持续上升的机制性 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劳动力的流动，既可以通过供给增加 引起的就业竞争直接抑制工资的上涨，还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评 价（!!）和收入预期，通过弱化攀比心理而间接抑制工资上涨。」 （註十） 「让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竞争」，就是利用失业工人压低工 资。既然失业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决消费基金膨胀 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业？「降低人们的自我评价」，就是用市场 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打击工人的自信心、尊严，迫 他们不敢抬起头来，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资。要知道，提出这种混 账主张的不是个别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 官方有很大影响力。中国要改革，但是牺牲工人、打击工人的改 革，难道值得我们支持吗？很明显，如果中共最后真的朝这个方 向走（目前已有许多迹像），那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大倒退而非进 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人大最近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正式保护私营经济和允 许土地的转让。这个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途程中壹 个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为止，官方理论家仍然矢口否认它在走资本主义。它 始终认为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于那种认为 中国四九年革命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现在非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不可的「补课论」，壹再表示了愤慨。 所谓公有制的商品经济 但是，至少从壹九八四年中共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 的文件以来，中共就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了。这份文件改变了对社 会主义的传统公式，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为主，市场为副」 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还是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 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它认为「商品经济的充份发展，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充份发 展，所以现在要来补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共如 是说）的课，要「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它认为充份发展商品生 产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特有，而是许 多社会所共有的壹种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同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并不认 为凡是传统观点就壹定适合中国。我们在此不谈适合不适合的问 题。我们谈的是中共在理论上是否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传统马克 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是由于盲目竞争而造成的无 政府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只会有利于资本家，而对于工人阶 级却非常不利。社会主义就是要结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代 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计划地管理社会生产。在这种体制下， 不仅资本和雇佣劳动已基本消失，而且调节生产的方式不再主要 是依靠市场，而是主要依靠计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周期性经济 危机，避免企业纯粹为利润而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而壹旦实 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范围不能不大大缩小。（要指出，正统的 社会主义观点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能立即废除 商品生产。它认为要取消的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小商品生 产—小农、城市个体户等—则仍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而且 只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部份商品生产才会逐 步缩小。）到了整个社会已经达到了全部大生产的阶段，生产力十 分高，那时才谈得上商品生产的消亡，而代之以实物计划分配。 所以，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虽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 少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缩小。 现在中共却宣布，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仅要保 留，而且要充份发展。这样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 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这种观点其实不值壹驳。商品生产当然不 是资本主义特有。可是，「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 特有。更确切地说，「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就必然是资本主 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都不是充份发展了的商品生产， 所以人们叫它做小商品生产。壹种商品经济如果称得上是充份发 展了的，至少要社会各个经济部门（工业、商业、农业......等等） 都已纳入商品生产的范围。小商品生产之所以是「小」，正因为它 在整个社会中只占极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中，而广大 的农村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要到商品经济完全征服了主要经济 部门，才有所谓充份发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商品 经济。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成这样的呢？它就是依靠货币转化 为工业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两个条件。只有当这两个条件 都具备，小生产才有可能扩展成大生产，从手工业工场发展为雇 佣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厂。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 改变的，不可能使商品经济具有这样强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 商品经济充份发展起来，就非要让企业自由为市场生产不可，非 要让劳动力自由出卖不可。而这两个条件恰恰就足以构成资本主 义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条件了。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商品生产

为了表明中共所主张的商品生产是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招 牌，所以在《决定》中特别规定，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 是奇谈怪论！企业本身是商品生产者，但同时规定劳动力和土地 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自由流通，那么企业从那裏得到人手和土 地呢？由国家分配吗？如果这样，企业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为 市场而生产呢？怎能保证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的不断波动而调整自 己的生产呢？怎能真正让企业自负盈亏呢？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又 要它受国家的计划支配，同时又要它自负盈亏，这岂不是自打嘴 巴？中共这种又要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又不许劳动力和土地变成 商品的理论，只有在壹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个社会 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都极小，基本上是家庭 手工业，根本不必使用雇佣劳动。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壹方 面既是商品生产，另壹方面劳动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为资 本主义。不消说，这种社会即使存在，也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 规律很快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最后还是发展为资本主义。如 果在小生产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实行「充份发展」商品生产只会毕直地 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国营企业的平均规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 万，在这个情况下，要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就非要让它在市场 中自由聘请工人和买入土地不可。在大生产的条件下，要么实行 计划经济，要么实行商品经济。如果实行前者，就不能不压缩（而 不是根本废除）后者；相反，如果实行后者，便非同时要求实行 劳动力自由流通不可，而这就等于基本上恢復了市场经济，恢復 了资本主义。所以，壹个不容许劳动力和土地成为商品的「充份」 发展的商品生产。这样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种彻头彻尾的空想， 如果不是径直的欺骗的话。 《决定》通过后，四年过去了。在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没 有落实它的决定，不许劳力流通呢？没有，因为这压根儿是不能 落实的。《决定》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这四年中， 劳动力和土地都日益成为商品。私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 到现在已雇佣了差不多二百万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资本家所雇佣 的壹百多万，数目就更多）。在国营企业方面，越来越多呼声要求 成立劳动市场，打破统壹分配制度。事实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关 方案，基本趋势是让劳动力充份流通起来。合同工现在已代替了 传统的终身用工制。土地的转让，目前也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终于决定要修宪，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和土地转 让，也等于承认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了。事实证明，不过四年， 中共就已经放弃它那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发展的商品生 产的空想了。对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资产阶级，非常欢迎。 这表示甚么呢？不过表示中共决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不过表 示中共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已。

商品生产能真正加以计划吗

官方理论家会反驳说，不对！我们的商品生产始终不同于资 本主义，因为我们的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决定》是说 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骗！按照定义，商品生产就由彼此独 立的、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马克思对此 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裏决定生产和投资的最高决策者，是市场 而不是其他。每壹个生产者，生产甚么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 商品最后能否卖得出，却决定于市场。任何事先的估计，计划， 在商品生产裏要服从市场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商品生产是壹种 事后调节的经济模式。相反，计划经济则是壹种事前的调节，预 先把生产因素分配给企业。在这裏即使仍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成份 （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最后决定权仍在计划者手裏。这两种方 式当然不是绝对对立，在壹切领域中都不能相容（这是毛泽东的 伟大发明，与马克思无关），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两种 方式同时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说甚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 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妳可以认为中国应走资本 主义，但妳不能歪曲马克思主义，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 主义招牌而行资本主义之实。 官方理论家这时候就会义愤填膺，抗议说：妳壹味鸡蛋裏挑 骨头。妳完全抹煞了我们维持社会主义的诚意。就算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这个提法不妥当，就算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就是向资本主义 让步，但是党和国家始终要维持公有制为主导，始终认为私营经 济都不过是公有制的补充。国有经济始终要占多数。有这壹条， 就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明证。

「公有制」本身的蜕变

我们不怀疑中共保持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诚意。毕竟，这是它 统治的物质基础。但这点本身不能保证中国不会滑向资本主义。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单靠它还不 能就定性为社会主义。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 有些国家的国营经济成份也很高。在中国，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 全民财产，但是实际上人民壹点不能过问，因为它是中共的禁脔， 完全受中共壹党支配。在这个情况下，中共要把国有经济出卖给 私人，障碍是不会很大的。当然，像中共以前那样完全以国有制 压制市场和个体经济，强迫各种经济成份壹律向国有经济过渡， 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国有经济当然具有非资本主义成份。那时中 共当然不是走资本主义。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它却公开保证香港 资本主义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变，公开保障香港资产阶级长达百 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对国内的新兴的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作出 保障（尽管条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国两 制和最近的修宪，已经使中国的国家性质开始变质，从压制资产 阶级壹变而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这个倾向发展下去， 整个国家就会完全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那时即使国营经济仍 占多数，也无补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本身也壹定随之而变质， 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有经济。 现在这个倾向当然未完成。但是这个倾向越来越压倒非资本 主义倾向。国营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改革。传统的官僚计划模式已 经完全破产。八年来中共对国营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大胆，每走壹 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赁制本身就是壹种准私有化，因为在租 赁期内，租赁者对企业有极大的支配权，而且分享相当部份利润； 租赁者本人就是大半个资本家。承包制自然没有那样大程度的私 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润壹个很少部份，而且通过承包合 同政府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但是这只是目前状况；国有 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伦不类的管理方式，正 强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经济要发展得好，其中壹个重要条件是财产的所有者有 充份权力密切监督实际经营者，因为只有所有者才是这份财产的 最关怀备致的爱护者。私人经济如是，国有济经也如是。在资本 主义，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往往不是同壹个人，但是并不等于大 资本家丧失了权力，而那些受薪董事、总经理可以与资本家平起 平坐了。两权的分离不过是壹种表面的分离而不是根本分离，最 后决定权始终操在资本家手裏。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追求最优化。 在中国国有经济方面，法律上它属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国的根本矛盾正在于：人民对自己的财产完全不能过问。 中共以全民的当然代表者的资格篡夺了财产的支配权，可以对之 任意处置。但由于它还没有正式连财产权也篡夺过来，所以它支 配的始终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 和专横来对待这些财产，任意浪费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于实行 壹党专政可以不负丝毫政治责任。在这个情况下，国营企业不能 不以极低效率运行。

症结在于国营经济的所有权归谁

过去所实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国营企业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 因为那些政治官僚对待国有财产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现在中共宣布，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应当读作「中 共」）作为全民财产所有权的当然代表，不再干预企业，企业的厂长、 经理可以享有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实在中国所有权 与经营权从来都是分离的。现在新旧体制的分别只在于：旧体制下 由主管部门的政治官僚控制企业，现在则削弱政治官僚权力，大大 增加企业官僚的权力。但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终无权 过问。所以，说现在体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如说是政治官 僚与企业官僚分离。）在这个名义下，现在已经有七成国有企业实行 了承包制。由于企业厂长有专业知识，而且改革后厂长同企业有壹 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所以效益无疑比以前好了些。但问题未根本解 决。由于这些改革未曾触动所有权的问题，那些厂长、经理始终在 吃全民财产的大锅饭，始终并不真心爱护国有财产。承包制最大问 题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内拼命耗尽企业的生产能力，纯粹 追求短期效益，牺牲企业的长期效益。企业这种「短期行为」到现 在为止仍根本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又有人提出实行资产经营负责 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式的股份制），以便 让经营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权，企图使企业厂长能对企业有更 长期的计划和真正的爱护。但这些模式始终是不伦不类的，厂长经 理从这种模式中所有的权力和利益始终不能大到足以使他们真正全 面关心企业。其实，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到财产所有权（真正的 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由壹个党去作所有权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种） 与管理权重新结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这裏有两种选择。壹条是 把全民财产真正归由全民支配，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直接或 间接管理国有经济。另壹条是把全民财产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转给私 人，首先转给所谓企业家。第壹条路中共是决不会采取的。早在改 革初期，任何有关模彷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欢迎。 所谓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只是壹个政治花瓶，在企业全无权力。要知 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质上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连如 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论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 条路是更现成、更有利于官僚的办法。现在它仍未正式采取这种办 法，但是如此国有企业始终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结果始终还是无 法提高效益。但生产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长期生产效益停滞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 实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会比传统的模式有更大的优越性。 所以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将会日益强大。事实上，现在有关要改革 所有制的呼声越来越大了。许多人都指出，不让企业经营者同所 有权挂钩，很难使他们真正关心企业。不过，如此壹来，所谓「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不又破产了吗？当然，私有化的阻 力还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过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 决。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继续分得利益，他们就不会根本反对。私 有化后的企业，仍不得不去拜这些政治菩萨，不得不与他们瓜分 利润。以前政治官僚是通过直接支配企业来得到利益，私有化后 它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同样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时代封建主从榨取 力役租转变为榨取货币租壹样，形式变了，压榨可没有变。最近 有壹篇报导，说有个厂长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权，但另壹方面各个 部门经常下达摊派。有个官员答曰：放权有必要，摊派也有必要。 这最能反映这些政治官僚的心态。有些人以为中国如果恢復资本 主义，那就会跟西方那样自由，那样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 可能是同许多落后国家壹样，官僚政府大大侵夺人民的利益，包 括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负盈亏和计划支配的两难

私有化的压力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中进壹步暴露出来。 现在中共自己在对待企业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 再让企业长期亏损和低效益运行下去，因此它要企业自负盈亏， 不许它再受国家补贴。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 着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各方面， 始终要维持计划体制。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业能有十 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让企业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这样才能让企业 充份适应和利用市场的波动。相反，如果在产、供、销各方面始 终或大或小地支配着企业，企业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二者 必择其壹。中共今后会选择哪条路呢？集权计划之路吗？机会很 少。（中共眼中的计划，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计划，民主自治的计 划这种模式它想也不曾想过）。官僚集中的计划，现在名声都很臭 了，不会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规模的市场化 了。到了那时，所有企业都是各自为利润而生产、而彼此竞争， 即使它们名义上仍是国有企业，但本质上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 营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共说它仍实行指导性计划，用税收、 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所以仍是社会主义性。这完 全是掩耳盗铃。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结语

本文的目的不是论述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而是要揭露中共 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这个公式，如果实行起来，结果壹定走向资本主义。最近的修宪 代表了在復辟资本主义的路途上新的壹步。当然现在还未完成。 日后的发展还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结果。可是，至少可 以这样说：中共整个领导层走资本主义（不管以甚么社会主义招 牌来作掩饰）的倾向是压倒其他倾向的，客观的社会矛盾大大迫 使它这样做；主观的利益也引诱它这样做。许多人认为，中共的 「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证明中共仍有相当多人坚持社会主义。这 纯然是幻想。到目前为止从没听说过所谓保守派中任何头面人物 是根本反对目前路线（「充份发展商品经济」）的；就算他们是「保 守」罢，但他们「保」的和「守」的是甚么呢？果真是社会主义 吗？不！他们要保守的，不过是政治上的绝对专制主义，对于邓 小平的开明专制不以为然而已。他们的言论事实上也主要归入这 个范围。对于真正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多党制、工人 监督生产—他们从来都是粗暴地践踏。他们所壹直坚持的，其 实只有国有制和壹党专政。壹党专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只 有国有制还可算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可是，现在国有经济已 经千疮百孔了，连他们自己对它也已经大失信心了。他们不得不 进行壹场连他们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们的真正的底线，就只有 壹党专政这壹条了。以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忠诚」信仰，以为 因此他们会根本反对走向资本主义，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们来 说，壹党专政是体，主义是用，只要能够使他们的统治更巩固， 改换主义是不很困难的。当然以后如何仍须拭目以待。但是，现 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更其尖锐，而不论 采取甚么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结果都只能更进壹步暴露自己的背 信弃义和前后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失控中，工资失控也是中国经济的壹个大 问题，尽管同投资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种种压力下，加 上厂长自己的个人考虑，企业所发的奖金往往超出预算。本来， 按规定企业要把利润留成（以前是完全没有企业留利，壹切要上 缴国家的），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等。少部份才用 于发奖金。不过实际上很少厂长老实执行规定。有些甚至把大部 份留利都发了奖金，或者以种种借口大发实物，以逃避财政部的 追究。 从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资（包括奖金）增长率最高。 以后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许多。实际情况可能较为 严重些，因为这裏往往没有把发实物包括在内。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 货币工资 实际工资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 度。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为壹，那么八四年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 是壹点五八，八五年是壹点七九，八六年更升为二点七。如果货 币工资再增长，就会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据此就认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资增长，也要大力 控制工资，不容工资有更大的增幅，否则增长率持续超过国民收 入，壹定会引起通货膨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陈文鸿月前在电 视访问上也持这种见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根据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首先，同样从表壹可以看到，由于物价 上涨，已经大大抵消了货币工资的增长。从八五年开始，实际工 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点壹了。但这个数 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价。不过，即使是根据官 方公布，已经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吃了几十年苦头也吃够了。在「勤俭建 国」的口号下，中国工人工资几乎冻结了几十年。从壹九五二年 到七八年，廿六年间工资只增长了四点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长百 份之壹点七。只是从七九年起工资才有了点上升。中共也不得不 承认，这些工资增长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账」的性质。可是，「欠 账」还没有交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大大减慢了。 壹方面是因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为物价高涨，在 在迫使工人非常强烈的要求增加工资。与其说工资增长超出预算， 倒不如说原来的预算就太低，太不足够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资，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很可能会。 但这不是工人的责任。是先有通货膨胀，然后才有提高工资的迫 切要求。事实上，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工资增长引起的， 而是由中共的市场化路线所造成的投资和消费膨胀所引起的。这 个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资再压低也无法消除通胀。反过来，如 果没有上述原因，工资再增长多些也不会引起真正严重的通胀。 所以，要做的决不是压止工资，而是要解决官僚的投资和消费失 控。 中国的总工会提出工资应随物价上升而上升，我们非常贊同。 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看，这是十分必需的。由于长年的被压制， 工人对工作有很强烈的抗拒情绪。普遍存在怠工现象。如果不大 幅度提高工资，势难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国民收入与工资增长 不过，我们承认，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决工资追不上物价 这个问题，不用说它未曾解决物价问题，未曾解决今天的经济危 机。相反，从长远来说，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办法，整个危机有 可能更加深。 我们且不去说别的，先说同工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就说中 国的工业罢。今天中国农业有危机，工业也有危机，甚至其程度 比农业大。中国工人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危机，只是着眼于争取个 人或个别工厂的工资增长，更不用说用种种消极方式抵抗，其结 果恐怕是不妙的。 刚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 是壹种说法。但其实更可以有另壹种说法。不是工资增长过快， 而是国民收入的增长本身下降了，所以才显得工资增长过多。从 表二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增长从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点五高速， 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为百分之七点四，下降了差不多 壹半。（当然七点四的速度同国外比也不低，但因为这个速度是以 工业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长为代价，所以并非十分可喜）国民收入 暴起暴跌，极不稳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资的稳定增长。 表二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业的惊人浪费 国民收入为什么这样不稳定？其中壹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经 济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少。从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 将近三十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二十壹倍，但从中得到多少国民收 入呢？只有四倍。从表三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每积累壹百元所带 来的利税收入，竟然从五二年的二十五点壹三元下跌为八六年的十 九点八九元，三十多年间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当然有 碍国民收入的稳定而长足的发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业亏本。不过， 这个数字是不够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坏。 要知道，中国工业的盈利，相当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价的投 入。长期以来，中共刻意大力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压低工 人工资，靠牺牲农民和内陆西北、西南地区（许多原料都产自这 些地区），以及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支持工业发展。可怕的是，工人、 农民和内陆人民做了牺牲，可是在官僚专政下，工业却不争气， 管理混乱、效益奇差。所以，实际上亏损企业远不只二成。许多 盈利企业如果不是靠廉价农产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资， 就会壹样亏损。所以有人说，相当部份的工业利润不是工业自己 创造的，而是把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值通过价差转移给工业的。 —据估计，中国全部六千亿元的固定资产，有三分壹 是浪费了的。—八五年时估计，有二成企业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核算 的，而七成的企业，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业产品，质量过关的只有七成多。 —工业的冗员约达壹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占全部职工 人数的壹成多。 为什么工业效益如此恶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业壹 直由政府部门官员所控制，他们的权大而责小，无论怎样浪费也 可以照做官。正是这种官僚弊害使企业的管理非常混乱。

工人的消极怠工及其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消极反抗也是工业的效益危机的原因。 工人受尽困苦，在官僚专政下毫无人权，甚至连转业转厂自由也 没有。工人号称为「国家主人翁」，但是对于企业建议过问壹下都 无权，而且还要忍受中共以国家名义剥削他们，所以他们壹有机 会就拼命从国有财产中夺回自己的壹份。这是近年奖金失控的壹 个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于此。普遍的怠工情绪。以最大的冷漠 甚至浪费来对待企业财产。盗窃企业财物成风。所以国内有句说 话：「大家拿，拿大家。」这是「公有制」嘛。工作没有纪律，上 班吹牛、睡觉。这些风气当然更进壹步恶化企业的情况。 很明显，如果工业不施大手术、大改造，即使工人现在争得 多些工资，首先这就大有可能实际上只多争得几张废纸；其次， 从长远来说，工业危机不解决，就不可能支持稳定的工资增长。 工业过去主要靠低工资、低原料及农产品价格维持。现在农民不 肯再向低农产品价就范了，原料产地也不肯再牺牲自己了，而工 人呢，就更不肯再维持低工资了。他们这样要求本身都很合理， 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样明显地，不根本改造工业以致改造中国 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工业的危机已经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 去考虑，不等于别人不考虑，不等于中共不考虑。中共为了解决 这个危机，壹种办法就是实行承包制，把企业的日常管理权交给 厂长，壹种办法就是进壹步扩大市场调节。两种办法都对工人不 利，而又不难彻底瓦解工人的消极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赋予厂 长权力，而工人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翁，却始终毫无权力。在这个 情况下，厂长为了多得奖金，很有可能更进壹步牺牲工人利益。 厂长既可以开除工人，那么谁消极怠工的都可以被开除。其次， 中共已经向资产阶级学懂了怎样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击工人。在 「搞活经济」、「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下，它让企业互相竞争，让 工人互相竞争。妳们要加工资吗？很好，哪我们就要更进壹步开 放物价啦！妳们纪律涣散，消极怠工吗？很好，我们就开除工人， 我们就宣布国家不再保障就业，我们就大搞劳动力市场，用失业 工人来同妳们竞争啦！妳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对于中共拿市场化来打击工人的举动，越来越不满。有 些仍旧主要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有些工人因为被厂长扣工资而殴 打厂长。壹些地方闹出人命。消极怠工仍然持续。 不过，消极的集体罢工也越来越多了。这当然是壹个进步。 可惜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资料。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些行动毕 竟仍是个别工厂的。

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反抗要从个别工厂扩大到整个中国工业甚 至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层。工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对中共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总体的科学的分析。究竟中国要走什么道路？ 走资本主义吗？那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职业如何保障？走社 会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那种集权体制吗？那种体制有 什么好处？难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宁 要七十年代的物价，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资」、「宁要四人帮的四十 七，不要邓小平的壹百七」的口号吗？很明显，现在工人阶级思 想非常混乱，他们对于邓小平的市场化政策不满，他们中不少人 感到过去的职业有保障的体制比现在更好些。可是他们对过去体 制的好的和坏的各方面考虑不清楚，以致简单地眷恋旧制度。我 们认为，传统的官僚集体计划，只能去芜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 的，而万万不能整个接受，万万不能让它復活。过去的制度不是 全无优点，现在的新办法也不是壹无是处。工人的劳动纪律是要 加强的，所怀疑的只应是由谁加强，是由厂长还是要工人集体？ 企业有权开除工人，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问题只在于，是 由厂长单方面有权，还是工人的集体也有权？国家要保障就业权， 这是对的，要保卫的，不容中共废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 业不能开除人」混淆起来。「企业不能开除人」的旧办法本身是错 的，这样只会造成冗员、纪律涣散。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二者，如 果我们把本来进步的东西放进落后的框框裏，就会变成走回头路， 就会无法解决今天的工业危机。至于把矛头只是指向厂长，这就 更混乱了。是的，可能厂长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毕竟，他 不是最高负责人。是谁给予厂长权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从根 本的政治权力着手，是很难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极反抗，或者 提出混乱的要求，把进步的要求同落后的要求混淆起来，这样只 会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锅饭的名义打击工人。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放眼全中国，要探 讨中国的根本道路，要认真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而 不要再停留在消极抵抗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提出具体的纲领。但也愿意提出最迫切的 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这包括了制订最低工资法； 工资随物价上升；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物价指数由工会编订； 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国家对失业工人保障就业；所有企业的承 包合同要经工人集体讨论；全面探讨工业承包制；国家公开所有 资料和统计数字；言论自由；容许全面而公开讨论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论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选人大代表。 我们要为当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为根本的出路而艰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国之道，中共就会而且事实上已经用它的方法 去解决，用官僚的、市场的、牺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决。如果 工人不想陷于悲惨境地，现在是醒觉的时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国社会开始畸形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共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 并不能真正刺激生产效益，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历史性的 倒退已经非常可怕了。这场被称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实际 上不过使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变成官僚资本家，不过使新生资产 阶级日益兴旺，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知识份子和工人 来说，改革越来越意味着连过去所获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将丧失。 妇女，又尤其是农村妇女，其社会地位随着改革深化而不断下降； 知识份子虽然在精神压迫上稍为「宽松宽松」，但是棍子还是要打； 何况，知识份子的物质生活简直没有任何真正改善。至于工人阶 级—它在宪法上号称为中国的领导阶级—现在也终于到了全 面丧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后关头了。前几年所进行的工资改革，固 然早就已经走向极端，早就已经把壹种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工资制 度移殖到中国。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进了壹步，这次就是要 打破充份就业的原则，大规模地制造失业了。几十年来宣称社会 主义不会有失业的中共，现在又承认，毕竟失业是有用的、是初 级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了。

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

其实，从经济改革开始以来，对于那九百万农村乡镇企业的 工人，壹千万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几百万为港澳及外资工作的工 人—对于这加起来为数达二千多万的工人来说，不仅完全没有 就业保障，而且没有任何年资、福利、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条 件、工时等等任何保障。对于为数近千万的合同工人来说，虽然 还有福利津贴，但也早就失掉了就业保障。壹直享有就业权的， 就只是占了国营企业工人的多数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 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开除了。在「优化组合」的名义下，越来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国，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在资本主义大许多倍。要知 道，在中国，工资壹直非常低，只勉强够吃穿，其余全部物质生 活，都是由他所属的单位所负责。他住的是工厂盖的廉价房子； 他吃穿用所需的种种票子，往往都由工厂发；他的医疗费、退休 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经假、子女津贴，等等，都是他或她 的工厂所负责。甚至在壹些大企业，理发、育婴、儿女上学等等， 都是由厂办的理发店、育婴院、学校等等负责。甚至政治上，他 的公民权也是由所属单位来赋予。壹个人离开了所属的单位，就 简直无法生存。而对于工人来说，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开除， 不仅意味没有入息，而且意味着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障，没有 退休金，没有意外保障，甚至儿子没有书读。 「上海壹家纺织厂壹名被组合下来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 住院得预交五千元钱，她厂裏拿不出，……她原来的工厂说，按 规定，她失业后已经和厂裏断绝了联系，我们管不着；劳动保险 部门说，她不属于终止合同或被辞退者，不在我们救济之列；民 政部门说，她不是孤寡残废，我们管不到；市总工会说，她是工 会会员，也许我们该管。可是拿出很多钱，我们又管不起……。」 她「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病情壹天天恶化。」（註壹） 这种绝望情况使许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个被开 除的工人「闯到厂长办公室，把刀架到厂长脖子上，叫着：『妳凭 什么砸我的饭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饭！』」（註二）这种事例 在中国并不属例外。中共现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万工业冗员开刀， 所以今后失业人数（其中多数是女工）将会很大。因此，今后的 冲突也同样会不断增加。 壹位工人说：「共产党从壹开始闹革命就许了诺言，要『人人 有饭吃，人人有工作』，怎么现在又变了卦？」 社会主义应当否定全民就业？ 中共自然有许多文胆文棍为它作解释。壹年来瞭望周刊就经 常撰文宣传制造失业的好处。中国工业企业有冗员壹千五百万， 而这壹切据说都是充份就业的原则所造成。「失业现象是商品经济 社会形态裏壹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人口多，经济不发达，期望给每壹个进入劳动年龄的公民都 安置壹个『铁饭碗』，消灭失业现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建国后 为此竭尽全力，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结果是以企业内 大量的隐形失业代替社会上的显形失业外，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百 份之二的『待业率』。」（註三）「企业不再是职工的『安全岛』、『人 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今也遇到 挑战—社会主义不再养懒汉。」（註四） 我们可以把上述引文简化为四个结论： 1.社会主义根本不包括充份就业的原则； 2.充份就业等于养懒汉； 3.目前的企业冗员是由于实行充份就业所造成； 4.目前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业。 我们现在逐点作评论。先谈第壹点。 「社会主义并不包括充份就业的原则」—这句话不壹定错。 要看是哪壹种社会主义。李光耀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北欧式的社 会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包括真正的充 份就业的原则。可是，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李光耀或别的什么 的社会主义吗？不是。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共要坚持的是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就坚持：社会主义可以而 且应当消灭失业现象。马克思那部资本论，就充份说明过，失业 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才成为纯粹 的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资本由于市场不景而不能增值，资本 就不需要劳动，就需要开除工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 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劳动是为统治者增值财富而非资本，劳 动力越多财富就越多，所以那时不会有资本主义式的失业；社会 主义消除了资本统治，劳动再次成为纯粹增值财富的因素（只是 财富都归劳动者支配而非归剥削者支配），所以同样不会产生结构 性失业。 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统统是空想！」朋友，妳 自然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这样说也毫不稀奇。我们也不打算在这 裏为社会主义辩护。我们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 壹面在宪法上声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壹方面 却又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根本不主张充份就业。这是明明白白的 违反事实，违反宪法！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 务」。中共壹面经常拿「四项坚持」来压人，另壹面它自己却加速 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加紧违反宪法，这难道不是最卑鄙最无耻的、 毫无原则的自相矛盾吗？或许，妳们会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只是 初级的社会主义，所以是不同的！」可怜！不管妳叫现在的社会主 义是中级、初级还是幼稚园级，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就应当具 有社会主义的应有特征，正如小孩虽然幼稚，但毕竟也是人壹样。

妳顶多只能说，初级社会主义，要落实全民就业需要壹段时间， 而不能说社会主义根本要抛弃全民就业的原则。 现在谈第二点。

全民就业与铁饭碗

我们承认，过去那种工厂不能辞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励 懒惰和冗员的。如果就把这个制度称为「铁饭碗」，那么我们也并 不贊成所谓「铁饭碗」制。可是，这种制度同充份就业的原则根 本是两回事，是不能把它们混淆壹起的。「铁饭碗」本身并不壹定 是充份就业，反过来，充份就业也不壹定等于「铁饭碗」。「人人 有工做」—不过是说国家应当提供充份的就业机会，保障壹切 愿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并没有说人人不必做工 都可以有收入，也并不壹定包括「工厂不能辞退工人」这个原则。 人人有工做，这是壹个大原则，是计划经济的其中壹个目标。至 于这些工是怎样做的，是按照奖勤罚懒的标准还是按照「做是卅 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标准去做；是按照工厂有权辞退工人的原 则还是按照「铁饭碗」的原则，这是经济管理的具体方式问题， 与全民就业这个经济目标并没有壹定关系。可以采取「铁饭碗」 的手段来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但也可以完全不采取这种手段， 根本采取另壹种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壹方 面应让工厂有权辞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过经济计划提供充份 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训练，让那些暂时失业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 就业（这种临时失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业。临时性失业 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全民就业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容许个别人失业。 单是技术革新这个因素，就壹定会造成临时失业）。在壹个经济资 源和生产手段都已经收归全民集体所有的国家，要做到这点并不 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造成企业的困境

其实，今天中国的工业危机（冗员太多，劳动纪律松弛），根 本就不是全民就业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机的其中壹个重要原因， 乃是包括「铁饭碗」在内的壹种最落后、最野蛮的劳动管理制度。 这种管理制度可以称为现代工奴制度。说全民就业造成懒惰固然 荒唐；单单说「铁饭碗」造成懒惰也同样是不合理的。毕竟，「铁 饭碗」只是整个工奴制度的其中壹个部份而已。按照这种制度， 工厂固然不能开除工人，反过来工人也绝对无权辞职，绝对无权 选择职业、选择工作单位。壹个人壹旦被分配到某个工厂，他就 永远属于工厂，永远受工厂的「领导」统治。农奴受束缚于土地； 同样，工奴则受束缚于工厂。这样壹种制度，连中共也承认是壹 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其实也同全民 就业毫无关系）。这样壹种劳动管理制度，当然绝对没有任何优越 性可言。许多工人用非所学，根本对分配的工作全无兴趣。这样， 工人那会有生产积极性呢？所以，今天中国企业的危机，根本就 不是工人自己的责任—他们几十年来壹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 —而是制定这种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责任。 这样壹种荒唐的制度为什么居然维持了几十年呢？壹方面， 固然因为中共早就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党，它根本无视群众的呼 声。另壹方面，也因为这种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种绝对集权的计 划经济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的本义从头起就强调工人的民主自 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从头起强调的却是官僚集权。 到了毛泽东就更登峰造极。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杆插到底」， 全国壹切单位，全国所有工人，都应当属于中央的计划范围以内， 都要服从中央的分配。因为，在中共眼中，不仅全国工厂，甚至 全国工人都属国家所有。这就是臭名昭着的「劳动力公有论」。（关 于这种理论，读者可参阅本文集《就业自由与社会主义》壹文） 如果说「铁饭碗」不过是工奴制的壹个部份，那么，工奴制（或 「劳动力公有」制）就是整个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壹个组成部 份。按照这种制度，每间工厂和每个工人都原则上由中央控制。 这样壹种制度当然不会有效率。所以，造成企业的积弊，原因不 在于毫无选择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这种官僚集权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负起管理不善的 重担，是最卑劣的官僚统治者的表现。这样做固然完全不负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对提高效益产生真正作用。面对失业的 威胁，工人会被迫卖命工作；从这方面看可能会提高个别工人的 劳动效率。可是，提高个别工人的效率，不等于就能提高整个工 厂的效率，更不用说就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如果企业仍然由 官僚管理，开除再多工人也绝不会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现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吗？不是 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吗？如果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又进行放 权改革，不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 我们认为这样仍很难根本解决问题。要知道，不论现在的改 革幅度怎样大，壹个最关键的东西始终不曾触动过。这就是国有 财产发生了官僚寄生的问题。全国绝大部份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 所有，可是中共篡夺了国有财产的控制权，变成了中共的禁脔。 而问题在于，中共还没有连财产权也正式夺去，所以中共所支配 的，完全是别人的、全民的财产，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它们 绝不关心，浪费最大也无动于衷。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几 十年来中国经济效益奇低，固然不仅是由于「铁饭碗」，也不仅由 于工奴制，也不仅在于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也更在于 官僚寄生在国有财产上面。几十万个国营企业，壹亿三千万工人， 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挥，但官僚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今天的改 革只是下放了权力，但官僚对国有财产的寄生性这个问题不仅没 有解决，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更为尖锐。工农兵学商，壹齐来 经商。官僚拿谁的钱经商呢？拿国有财产。在企业方面，情况也 壹样。企业财产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无主」的财产。企业经理 对它也根本不像壹个资本家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关心企业。所以， 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化改革，开除工人制造失业等等，除了为 经理带来奖金外，不会真正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谁若以为，只 要牺牲工人利益，中国经济就能解决其危机了，这纯粹是幻想。

国有财产要物归原主

中共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了解到非触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 而，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当然不是把 国有财产物归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个劲地走资本主 义，越来越大胆地把国有财产用种种名义（如股份制）化公为私， 从政治官僚摇身壹变而成为官僚资本家。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越 来越猖狂，越来越决心要把全部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 到了现在这关头，中国工人应当这样正告中共：妳们根本无 权这样做！这几十万个企业，几千亿元资产，是我们所创造的财 产！（壹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资本家所拥有的工业只有极微小的资 产。）宪法上明文规定财产权属于人民所有，妳们固无权垄断支配 权，更无权篡夺，化公为私！妳们几十年来剥夺了我们支配自己 的财产的权利，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搞成烂摊子，到最后却竟然要 开除我们，我们决不答应！我们现在告诉妳们：把工厂、矿山交 还我们！把政权交还给我们！不用妳们操心！让人民自己来管理 国家，管理经济！我们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业！我们要求由 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政府来实现全民就业的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能否实现全民就业

至于第四点，更完全经不起推敲。首先，怎样的经济水平才 能做到充份就业呢？标准何在呢？我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确实答 復。其实，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业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时的工业效率就因此大为降低吗？不是。恰恰相反，五六、 五七年，中国的工业效益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而当时的经济水平， 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吗？为什么那时候实行全民就业并没有降低 效率？这难道不也证明经济水平的高低与能否充份就业没有必然 的关系吗？诚然，经济水平越低，同时做到充份就业和效益提高， 所遇到的困难会较多，但那并不表示不可克服，顶多是所需的时 间较长，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应当说要根本抛弃全民就 业的原则。 毛泽东式的铁饭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种没有效率的制度，可 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同样是壹种最大浪费。资本主义所重视 的效益，壹直都不过是个别企业的效益—用最小的劳动增殖最 大限度的资本。可是，以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本家因为赚不到钱 而把工厂关门，把工人开除就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这些工人和工 厂从新开工，这不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吗？从资本家的角度看这是 浪费，因为越多产品只会令市场过剩，价格下跌。但是从实际使 用价值的角度看，从大多数的人的利益看，更多产品就可以拿来 更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所以，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中国根本 不应当把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当作是壹种优越制度来引入。 两条道路的选择 中国企业当前的确有惊人的冗员，各个工厂必须逐步淘汰冗 员。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壹定要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问 题是，是通过制造失业来淘汰工厂冗员，还是通过民主地有计划 地重新整顿国民经济、创造更多就机会的方式来壹面裁汰冗员， 壹面安排暂时失业者重新就业？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前壹条道 路是根本违反宪法，违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后壹条道路才是工人 所应支持的。

党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中国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让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来，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体制内的人就是依附在他们周围的人，大部份中国人根本没有因为共匪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变得富裕啊。下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中国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这部份人多数是太子党或者其他高层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社会，肥了个人。他们财富暴涨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二，从地方官员那裡得到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的私营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本来属于公有的由国家开发的各类矿产自然资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财产了，地方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商人用行贿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国家贷款，进行资源开发，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也是矿山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三，建设行业的工头。建设行业是政府资金投入大，吸收劳动力多的行业，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的行业。中国各类大小建设工程，本应有规范的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建筑工人，劳动待遇，劳动时间，安全技能培训，财务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监管。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只是恢復了市场经济却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发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很大壹部分是县市级挂牌国家承建公司，他们承揽到工程项目后，获取壹层利润后发包给多数没有资质和技术的农村的工头，很多工程项目甚至是层层发包，转包壹次就要获取壹层利润。而最后壹级的工头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时间、降低安全投入、几乎没有福利待遇为手段大量榨取农民工的血汗，同时造就了很多劣质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类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话，又确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工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壹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很正常！而工程质量问题多现，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的血汗钱难要等不正常的问题几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员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地方官员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把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开发商多数利用银行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了弥补征地成本，为了赚取暴利，用高房价掠夺买房者。而买房的市民多数要依靠银行信贷买房。不合理的高房价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银行推向风险的位置，也即次贷现象，最终必然引发国家大的危机。因此中国民主化之后与基本居住需要有关的房地产最好由国家计划建设开发，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为目标，辅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补充，作为部分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家。这部分人大部分头脑市场意识较强、敢于冒险、敢于开闢市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创造了壹定的社会材富。他们主要是壹些各类特色种、养、殖、加工专业户，及壹些酒楼、饭店、商贸、工厂等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依靠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发材，但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他们当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压榨他们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行列。黑煤窑事件、黑工厂现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部份人必须制订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加强对其生产的监管，尽量平衡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权益。如果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实。

六，贪汙腐败的壹般官僚权贵阶层。这部人是历代深恶痛绝却又难以根治的群体。权力的特殊性和人趋利性总是会让壹部分官员置国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顾，挺而走险，以权谋私，贪汙受贿、权钱交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呼声最强烈的问题。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规范、监管外没有别的办法，把官员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贪汙腐败。

七，金融机构的无低押贷款，不正常贷款。这壹部份人多数和官员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关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获取大量巨额国家贷款，最后无力偿还。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坏账的主要原因。

八，进出口资源、商品的操控。这壹部份人数不多，但赚取的暴利也是非常惊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关系，龚断性的特点，大肆为个人敛财，贪心无尽。

九，证券市场的操控。这部份人数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员背景的人物。利用媒体，造假信息，虚推股市，暗箱操作，获取大量不正当财富。他们的财富增长率也许让多数国人叹为观之。

说完富人再说说穷人。城市的穷人主要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国家，肥了个人。无故解雇不同意见的人员，而致其失业、失去社保。

穷人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约有3亿外流就业赚钱养家煳口。赚钱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双手劳动，集中在建筑、工业品制造、私营小贩、服务业。在工头、资本家、腐败官僚的压榨、欺压下换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还要负担养老、养小、住房、上学、就医、高物价和各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因此大多没有多少的储蓄！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可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抉定了他们无法充份的分享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左派应该反对改革开放 

作者 独立工会

中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是对共产主义的公然背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家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上看妳们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为了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梦想，为了中国的社会化生产能够保证满足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中国的社会能够永远地和谐永远不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欺辱，我期望妳们勇敢地站出来进行辩论！

　　第壹条罪行是妳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是什么，是壹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为商品，以便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可见资本主义就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用钱赚钱的活动、运动、过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可是妳们在为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的市场经济中保留了商品经济，从而把中国的经济设计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中国人民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火坑！

　　第二条罪行是妳们把中国十四亿人的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开来，企图让中国的劳动人民永远做资本家的奴隶！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现了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即第壹，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誌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二，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三，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了作为生产者来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四，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当时的商人、高利贷者，用积累起来的货币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就像当时的商人和高利贷者那样，让资本家永远地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从而把中国劳动人民永远地定格在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的状态。

　　第三条罪状是妳们是中国历史的叛徒。中国几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亚细亚所有制形态。李约瑟证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完全可以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利用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业的全民所有制，在壹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国家建立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实实在在的结合。妳们在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中硬是塞进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可见妳们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史的叛徒！

　　第四条罪行是妳们是中国的雇佣劳动的制造者。在中国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中，中国的农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帮忙相互支持的几千年不变的为自己生产产品的经济。就是在那时专门为皇权官僚服务的城市中的手工业者，雇佣劳动也是壹种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成为壹种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的工人，都是为自己劳动，不存在雇佣劳动。当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了市场经济以后，劳动者的劳动在合同制度下，就变成了专门为资本家阶级的赚钱的生产的雇佣劳动者。这种雇佣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且完全靠资本家的需要（需要时就给妳工作，不需要时就让妳失业）生存，因此作为雇佣劳动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种不幸！

　　第五条罪行是妳们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制造者。改革开放后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是在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制造的。共产主义的农业生产是在人民公社的组织裏，有计划地生产，工业生产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裏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妳们为了推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就背叛自由人联合体的集体的农业生产改革成小块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产，致使得农业生产倒退到几千年的旧的生产方式。为了推行妳们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就把工业生产改革成独立自主的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无论是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还是独立的工业生产组织，必须经过市场的交换才能够消费产品。因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所以，妳们设计的农业生产者和独立的工业生产者的商品生产只能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才导致了经济危机！

　　第六条罪行是妳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破坏者。这种生产的特征是：第壹，保证了了专业化的协作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生产，自然就要求协作。因此，专业化协作生产就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命根子！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指的是工业生产部门、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工段、车间的专业化。它是社会分工的壹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说的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它的特点是壹方面表现为从原有的工业部门和企业中不断分离出新的独立部门和企业的过程；这些企业和部门专门生产壹定的产品或产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工序、作业，它们配备有专用的机器设备，特殊的工艺过程以及相应的专业化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另壹方面表现为分工的基础上同类生产的集中、变小批量为大批量的生产过程。所谓同类生产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产工艺、相同设备所生产的同类产品、同类零部件、同类工艺等等的集中生产。同类生产集中，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因而具有高效、优质、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经济效果。生产协作指的是专业部门、企业部门、企业之间，为了完成同壹产品的各个部分或同壹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生产上建立起来的联系配合、协作配套关系。前边讲的是分工，后边讲的是协作。分工和协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分工是协作的基础，协作是分工得以发展的条件，分工越细，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标誌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说的现代工业生产本身也从壹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壹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专业化协作生产是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组织管理形式。第二，解决了各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协作生产。大机器工业发展以后，生产社会化，社会生产各部门分工越来越细，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壹个部门的产品是另壹个部门的燃料、动力或原材料；这个部门为那个部门提供机器设备等等。各部门的生产，不仅在品种数量上，而且在时间上都要求相互适应。为了使社会再生产能正常进行，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能够经常地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要求计划调节。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节整个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恩格斯说，壹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要取消，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说，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既保证了生产内部的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问题，又解决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地协作生产的问题。而妳们的罪过就是把社会化的生产分割为独立的商品生产，从而就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

　　第七条罪行是妳们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制造者。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就是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品数量的增加就能够满足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起初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产品的数量，从而满足社会的物质的需求。而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不是为了增加物质产品的数量，而是为了增加价值，为了赚取更多的货币或者为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产品数量的增加成正比，而与产品中包含的价值成反比。在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壹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工资价值，另壹方面又不断地增加产品的数量。当着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出现了产能过剩，既然产能过剩，那么就要减少产能，减少产能就是限制发展生产力！因此，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且不仅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过剩，过剩导致了危机！

　　第八条罪行是妳们是社会关系混乱的制造者。所谓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农民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工人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者。他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就是共同为社会生产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共同消费这些产品。而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拒绝这种相互协作共同消费产品的关系，改革成两极分化的关系！改革成少数不劳动的人占有社会产品，大多数劳动的人则靠残羹剩饭养活自己的关系！正是因为妳们完全站在少数不劳动的人壹边所以妳们就把资本家作为神来供奉，正是因为妳们不是站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壹边所以妳们才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敌人！

　　第九条罪行是妳们是壹切社会灾难的制造者。正是因为妳们设计了为了赚钱的市场经济，所以追求万恶的金钱就造成了社会的壹切灾难！为了追求金钱，住房、医院、学校变成了赚钱的手段，因此广大劳动人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为了追求金钱，无计划的乱砍乱挖浪费了中国有限的资源。为了追求金钱妳们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为了追求金钱妳们鼓吹壹开始是“壹包就灵”，然后是“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改革代价”，然后是“壹私就灵”、“壹改制就灵”、“壹破产就灵”、“私有制壹入宪就灵”、“壹物权法就灵”、“消灭公有制”、“MBO”、“全民炒股”、“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先汙染后治理”、“住房产业化”、“市场化万能”、“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治改革是壹切问题的关键”。为了赚钱，妳们制造了了家庭矛盾，为了赚钱妳们造成了医患的矛盾。为了赚钱妳们造成了环境的汙染！为了赚钱妳们用古代的考试制度坑害了全国的青少年！

　　第十条罪行是妳们欺骗了中国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是因为妳们的赚钱的市场经济的设计，为了欺骗人民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当然这也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邓小平也说过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所以，赚钱的市场经济的设计应该由经济学家们负责，应该由邓小平负责！至于江泽民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也是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已经展开的结果！胡惊涛为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为解决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提出中国人的梦想。四十多年来妳们壹方面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不仅欺骗中国人，欺骗世界各国的左派人士，另壹方面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中鹦鹉学舌地把壹切资本主义的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都设计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来。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带来的灾难，应该由妳们这些人负责。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我列举了上述妳们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还不止这些！我期望得到妳们的反驳！如果妳们不反驳，我就认为妳们已经默认！

中共根本不是左派政党

作者 刘宇凡 向青 写于 一九九八年

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

深圳骚乱平息后，不少人出来分析前因后果。有些人认为事 件肇因于有关方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经济，有些则强调大陆资本 市场供不应求；至于官员贪汙，激化矛盾这个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对的了。 「先搞股市，后搞立法」 我们先谈谈第壹个问题。按照这种见解，深圳股市发生疯狂 抢购，以及其他种种弊害，是同有关方面包办、干预股市分不开 的。市场经济应当由供求关系自行调节，但是深圳不是这样。股 市本身从头起就是政府包办，而更坏的是，政府往往无理干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于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经壹 度采取「涨跌停牌」制度，人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则包办发 售认购股票表格，更直接导致骚乱。这壹切都被视为政治干预经 济，是不合理的。政府应当放开经济，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办股市，最多只起监督作用就够了。 上述说法自然有相当道理；我们的确很容易找到种种不合理 干预的例证，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对那些无理干预的结论。 但是，倘若从中再得出结论，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认为只要 做到这点，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骚乱，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场经济是否就是中国的真正出路，这本身已经是壹个大问 题。但是，退壹步说，即使我们假定，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出路， 也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只要政府无为而治，放开经济就行了， 而在股市问题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举办，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完全低估了壹个原来是实行官僚计划和国有财产制国家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復杂性。事实上，如果这样壹个国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欧美还是像香港的市场经济，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干 预，而不是不作干预，只是干预的目的和方式与从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制订有关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应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强。任何发达的市场经济都不能没有相应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从头起非常错误而且启人疑窦。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关法律（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以及其他有关股票发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订前便忽忽让股市上马的。这样，在 壹九八六年设立股市之后的壹段长时间，不论是股票发行还是交 易，不论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还是对股民的保障，差不多处于无 法可依的境况，也就是给予各级官员趁乱打劫的好机会，而事实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贪特贪。虽然，近年来有关方面开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只是制订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规，深圳也只是制订了几十个，而且 大多未付诸实行（香港有关法例达二百五十个，附属规则三百多 个）。何况，在开市的头几年，早已让官员大贪特贪，现在才来制 订法律，意义已经少得多了。这种做法，同无法无天，其实相去 不算很远。清本溯源，我们不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为什么 上海深圳两地官员非要「先搞股市，后搞立法」不可？为什么不 可以等到有关法律订立之后才搞不可？为什么中央容许他们这种 做法？这不是明摆着让官僚贪汙吗？请看：「由于……有关交易无 法可依，市场管理和过户手续极为落后，个别证券从业人员以权 谋私等，引起了场外非法交易的大爆发」（註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国际上市规范的公司寥寥无几。……既没有可行的会计制度来 表现公司的营运状况，也没有向社会公布公司财务责任的制度」 （註二）。这些不法现象，都同无法可依有关。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规不全，就更不问可知了。因此，与其指责他们干预太多，不 如指责他们不该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应当由他们去管的，却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为私

事情的症结更在于，壹个现成的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还有待 建立，所以从头起就谈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还没存在的「市场经 济」自行调节。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办，也并不使 问题变得容易解决，因为问题不仅在于抽象的股市，而且在于上 市公司本身，在于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难道国有企业上 市，作为所有主的政府应当撤手不管吗？这裏面牵涉到如何挑选 适合公司上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如何解决国有企业 上市后与原属政府单位的种种税收、利润、监督等关系，如何产 生足以无私地代表国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职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后被人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财产，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负责（虽然不壹定要具体包揽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职，而非功德。而事实上，深圳和上海两地官员，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评估资产时壹些企业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价值往往高出其面值。这样，股票所有者不仅没有风 险，还可以分到较高的红利。二是股票买卖缺乏公平交易原 则。不少购买股票的人须凭『门路』、『关系』才可买到。」（註三） 虽然这是壹九八八年的报导，但跟现在没有根本区别。月前壹位 国内经济学家指出，土地、资源及商标的价值在现阶段很难评估， 从而给官员在评估资产时任意妄为制造机会（註四）。「股份制企 业裏边有的未按股份制企业设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办事，有的过 低评估国有资产」。（註五）总之，在保障上市国有企业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时要受到八 个部门共同管理（註六），那样的壹种「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对。 但是，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什么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这样，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种种不必要的干预，但另壹方面 却壹定会大大助长那种该管不管的趋势，从而更方便各级官僚化 公肥私。 其实，即使像欧美那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实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干预自然程度上不及计划经济，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 更是必不可少的。问题不在于干预不干预，而在于干预什么、怎 样干预，尤其是由谁干预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如果中 国股市始终由专制政府去搞，那么种种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实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陆股市的升跌，同企业经营是否得法 很少关系，而同中共党内斗争，尤其同邓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关 系。今次股民疯狂购股，就同什么邓旋风很有关系。所以，要解 决股市种种弊害，与其仅仅着眼于经济（甚而把政治和经济割裂）， 不如多着眼于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长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确保壹种人人有公平机竞争的社会，才 能谈得上有壹个健康的市场。自然，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主张， 在「邓旋风」之下，根本不用再过问政治，只要利用现有经济渠 道发家致富，让私有制天天扩大，国有制天天缩小，则中国也迟 早会和平演变为人民资本主义了。这种见解其实同上述那种主张 政治不干预经济的思想是互为表裏的。其实，深圳骚乱告诉大家， 那不过是壹厢情愿吧了。妳们平民百姓的和平演变尽管也可以搞， 但是，无论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变—从工人的官僚变成 资产阶级的官僚—那么强大，那么占上风。所以，如果不加紧 争取民主，那他们迟早发觉，他们所梦想的人人有发财机会的资 本主义没有到来，而壹种官僚腐化的资本主义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

不少人认为，导致深圳骚乱的其中壹个原因，是供不应求所 致。壹方面民间存款极高（壹万亿），另壹方面可供投资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场规模也太小。针对这壹状况，他们认为必须进壹 步扩大股市规模，同时增加种种资本市场，包括地产、货币等等 市场，以便吸收苦无出路的闲资。 这种办法无异可以暂时纾缓供求矛盾，但是，总的趋势固然 是全面资本主义化，而且更是壹种迎合投机的资本主义化，而这 绝非中国之福。 人治社会与投机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壹大批官僚、个体户和资本家发了 财，累积了巨额资本；其中由于从事生产性投资而发财的，只占 少数；大多数来自非生产性投资，甚或纯粹来自官员贪汙。事实 上，十年改革令各个单位私设的「小金库」盆满砵满，而其来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贪汙、投机。如果说壹般资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润为目的，那么，上述那种资本就以十倍热情从事投机。尤须註 意，在人治的中国，尤其在邓小平统治的中国，所谓「共产党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样」，谁都不知道邓小平百年之后会不会政策 大变，谁都说不准陈云会不会有朝壹日压倒邓小平路线。在这个 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如果说壹般资本家不会轻易作长期的生产 性投资，那么，上述那壹类资金，就更不会这样做，相反，只会 更疯狂从事投机，挣取最大利润。在存在这样壹种资本的情况下， 扩大股票而致整个资本市场，就等于进壹步迎合投机资金，进壹 步让他们壮大起来，进壹步把全国更多资金吸引到投机上去。正 当中国广大内陆地区贫嵴不堪，正当中国教育、科研、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农业、基础工业等等部门仍非常落后，非常欠缺资金 的时候，以亿计资金却涌向股市、楼市、债券，疯狂大炒，巨额 资金在赢家与输家口袋之间团团转，既没有创造财富，也没有促 进生产，等于是纯粹浪费。甚至可以说，它比浪费还坏，因为让 投机资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使 之朝着「泡沫经济」的方向前进，鼓励投机，鼓励非生产性投资， 鼓励奢侈消费。这当然可以造成壹时壹地「富起来」，但不能真正 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有人说，股票市场投机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于国营企业集资及发展生产，鼓励企业自 负盈亏，多为国家赚钱，克服过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们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进行的是什么生产， 就能够知道事情决非如此简单了。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经营轻工 业和商业为主，例如制造玻璃、彩电、印染、罐头、电子等等。 前文已经多少谈过，今天中国最需要资金的，不壹定是轻工业和 商业，而是文教卫生、农业、基础工业等。所以，让轻工企业或 商业企业上市集资，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锦上添花，另壹面却无 人雪中送炭，从而使不平衡加剧。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么玻璃 彩电，不过是那些上市公司原来的经营项目；到了今天，这些企 业的经营项目已很杂，而地产投机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趋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体制也是壹个原因。 谁也不能规定上市公司在集资后如何使用资金，也谈不上能监督 它们非投资于生产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为二，指出既有投机 壹面，又有促进生产的另壹面—这并不壹定成为事实。

股市无助改革

至于说股市有助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效率，政企分 开—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 所有获挑选上市的公司，必须本身已经是有盈利的；亏损企 业根本不被考虑（这也是股市应有之义）。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让盈利企业获得更多盈利，却不能使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也就是 说，无助于克服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业，由于中国价格制度扭曲，税制混乱，根本很难确 定盈利主要是由于企业自己经营得法呢，还是外部条件促成，所 以能够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经营得法，因之也谈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奖优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疯狂投机，实际已经同企业 经营状况好坏毫无关系。人们根本不是看好某个行业或某个企业 而投资，反而更多是看邓小平什么时候讲话，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吧。唯其如此，就谈不上可 以督促企业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发发股份， 便可以轻易赚大钱，根本不需要辛苦经营。 至于说什么股市有助解决「所有主缺位」问题，那就更是笑 话。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国家掌握的股份），作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亿人民）不论从前还是现在都始终丝毫不能过 问自己的财产，从来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于公有股占多数， 而且更由于官僚体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强没有削弱，所以企业 不论搞不搞股份制，不论上市不上市，始终都是受到原属政府单 位强烈干预。所以，种种旧体制的弊害—负盈不负亏，政企不 分，对国有财产肆意浪费—并没有真正减少，反倒新问题则层 出不穷。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东而言，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小股东也很难真正过问企业管理权，那么，在迹近无法无 天的中国，说什么能够让小股东真正体现主人翁权利，那只能是 笑话。

官僚对股市的痴迷

我们这裏不打算整个地来评价股份制，而只谈股市存废问题。 今天（八月廿壹日）报上报导，国务院鉴于深圳骚乱，已决定对 股市作出「继续试验，放慢速度」的决定。朱镕基更说，该热的 （指企业改革）没热起来，不该热的（指股市）倒太热了，有可 能导致大陆经济「空心化」。其实，官僚们厚此薄彼，绝不是偶然 的。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利之所趋。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员贪汙的聚宝盒，又是官员赖以洗黑钱的好地方。 我们却认为，从头起中国就不该设立股市。理由总括如下： 第壹，开设股市实际上令资金流向不事生产或投机部门，从 而令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更 为严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开设股市实际上等于鼓励各级官僚 放开生产部门的切实改革不管，壹窝蜂跑到流通部门去淘金，也 就是说，不是搞国有资产增值的改革，而是搞价值转移（从人民 口袋掏钱）的「改革」。 第三，实际上培植了以官僚资本家、个体户、黑帮、投机家 为主体的「流氓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继续下去只会让 他们更大胆地化公为私，成为国民经济的大毒瘤。 本来，在壹个像中国那样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 即由利润率支配生产和投资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剧，令资金从最需要发展的部门（农业、基础工业等这些部门 多数利润率偏低）流向本已较为发展的部门（轻工业、服务业、 商业，因为它们利润较高）。再加上由壹个腐败不堪的政权去实行 市场改革，那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他们放着欧美资 本主义中好的东西不学或少学（如企业管理，法治和民主），对于 资本主义种种不事生产的东西，又或种种统治技俩—跑马、赌 博、投机、压迫工人的种种技术，却大学特学。这正正就是邓小 平那种「政治收紧、经济放松」的路线的本质。邓小平比陈云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让官僚和资本家大大发财的情况 下，才能多少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多少延缓统治危机。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为二。深圳骚乱告诉我们，邓小平路线壹样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谁若以为邓小平路线保证了中国走 向稳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义与大锅饭

追求壹个平等社会，壹直是无数仁人誌士的梦想。然而，几 十年来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似乎证明平等社会祇是乌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从经济学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这样看。人们认为，中共坚持了几十年平等主义，到头来还是 不得不将之抛弃，改为「壹部份人富起来」，似乎就是有力证据。 中共口头上虽然还没有正式向平等主义宣战，但是，它自从 「改革开放」以来，却壹直向「平均主义」宣战，指责平均主义 要为中国企业效益低劣负责。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工资分配中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 义和『大锅饭』的问题。这在城市经济中表现为两种形式：壹是 企业不分经营好坏，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职工不论干与不干、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吃企业的『大锅饭』。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和 集体组织缺少搞好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创造性，职工个人缺乏生 产积极性。」（註壹） 所以，自从壹九七八年以来，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义。壹九八五年开始实行结构工资制，工人所领工资，要同劳动 效益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规定完不成劳动定额 的要扣壹半工资。这种制度据说可以拉开工资档次，达到奖勤罚懒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越到后来， 尤其自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那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面具终于撕开 了；壹种赤裸的资产阶级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铁」—铁交椅、 铁工资、铁饭碗—密锣紧鼓地进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干部的铁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铁工资与铁饭碗却是货真价实的。有些官员公 开宣称，为了推行破三铁，壹定要实行「新三铁」—铁面孔、铁 手腕、铁心肠—使工人「上岗有危机感，下岗有饥饿感」。（註二） 很明显，打破「平均主义」，最后归结为针对工人阶级。

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平均主义

但事实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甚么分配上 的平均主义，所以完全谈不上要拿平均主义当作是企业效益差的 原因。 甚么是平均主义？大陆壹本政治经济学辞典告诉我们：「是在 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壹种绝对平均的思想，……表现为对待个人 消费品的分配，不管劳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享受同 样待遇；在社会主义企业之间，不管经营管理好坏，经济活动成 果大小，要求给予同等的物质利益」。（註三） 关于企业之间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谈，而主要谈工资问题。 中共建国以来，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消费品分配，不管劳 动多少、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采取「绝对平均」的制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资制度的收入差距，与资本主义实际不遑多让。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工资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这个差距不算高，但也绝不是「绝对平均」，而是按 照技术高低而给予不同报酬。何况，我们不应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级工资制上面。中国的工资概念从来都涵盖行政干部、技 术干部以致事业单位的职员等等的工资。如果考虑到这壹点，那 么，收入差距是惊人的。「把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比较，（朝鲜最低与最高工资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罗 马尼亚是 1：5.5），我国现在最低与最高工资是 1：13.5，显然差 距偏大。」（註四）这裏所指的大陆工资差距，大概是包括党委行 政干部、技术干部与工人。事实上，壹谈到工资，就壹定要包括 官员工资；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人 （至少根据官方哲学，应当作如是观），而且更因为在大陆，企业 内也有为数众多的官僚—党、政、工、青、妇等办公室壹应俱 全，官僚众多。至于企业内的技术干部—例如工程师—就更 不用说了。所以，从党委到政工干部，虽然他们对生产的作用消 极多于积极（而且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谈到工资的时候，壹定 要包括他们。 行政干部的最高级与最低级之间，最厉害的时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时候（尤其文革以后），也达到 14 至 19 倍（註六）。这不仅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差距大，而且同资本 主义国家也不遑多让了—香港现在的公务员，最高与最低工资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记，香港工资差距，要比欧美资本主义 的为高）。工人阶级虽然被宣布为社会主人翁，是「领导」阶级，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级的官僚工资是 404 元，而壹个最低 级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时候， 壹个厂长与最低级的练习生的工资，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过 500 人的工厂（在香港已算大厂），厂长与练习 生（最低壹级）的工资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当然，这种数字比较总有欠准确的地方，因为两种制度下的 生活水平、职务性质太不相同。但总之，至少可以说，中国从来 没有实行过工资分配上的「绝对平均」，相反，它的工资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们再把福利差距壹并考虑，那么，中国的实际收入差 距还更大些。干部级别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连许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国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资用于生活，而普 通工人则连壹套房子也不易获得，全部工资仅足煳口。 另壹个「平均主义」的「罪证」，是奖金。虽然中共发放奖金 的目的，总是为了表扬先进，奖勤罚懒，但结果总是平均发放， 人人有份。这本身大慨是事实。然而，要知道，这个事实顶多祇 说明奖金是平均发放，却不说明整个工资制度是平均主义。事实 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共就没发放过多少次奖金，而且数目 祇占工资壹个很小份额。至于「改革开放」后，奖金发放的次数 多了，但是，由于要反对「平均主义」，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再 是平均发放—尤其近壹两年。改革的早期虽有平均发放的现象， 但不能将之夸大为整个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且那个现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制或奖金制（下详）。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有人认为，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整个前改革时代（四九至七八） 都实行平均主义，但至少应当说，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时 代，的确实行过平均主义，或至少朝这个方向发展。毛泽东，或 毛派，在这个时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资制度差距太大，认为要 大大缩小，甚至开始恢復推行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平均主义。 这是大错特错的结论。把供给制当作是平均主义，可算是中 共壹大发明。所谓供给制，就是中共在未夺得全国政权前，向军 政人员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它最多祇发放少量零用钱，基本 上不实行货币工资。然而，至少从延安时代起，供给制就分为「小 灶」和「大灶」，二者有相当差别，包括伙食、日用品、个人服务。 高级官员有厨子、保姆，而下级完全没有。这种差别，以今天看 来尚不算很严重，但以当时经济之极度匮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个社会主义政党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实味都曾 经批评过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实味更指责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斗，王实味更因此被枪毙（或杀 头？）。以后，到了壹九四五年，这种差距又因增设「中灶」而进 壹步拉大。所以，供给制并非平均主义。 但问题不仅在这裏。如果我们稍为仔细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论， 就不难发现，它既非主张平均主义，更非站在工农立场上去维护 平等原则和反对官僚特权。

政治挂帅与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张春桥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 想，指责按劳分配既是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 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復辟。在壹片 反按劳分配，反差别过大的口号下，计件工资制被废除。但是， 仔细读读下面几句话吧：「工人不计个人得失，为了生产的发展和 整个社会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计件工资制度，实行更合理的 工资制度。这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为，正是共产主义风格的壹种表现」。（註十）「必须强调政治挂帅， 加强共产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 应强调物质刺激。」「强调物质利益等等的『钞票挂帅』，是把人们 培养成为『按酬付劳』的、孜孜为利的庸人」。（註十壹）结论就 是，要工农阶级「要比各尽所能，不要比按劳取酬」。 其实，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过高收入的攻击， 对特权的攻击，统统不过是幌子。他们所反对的，主要的还是工 农本身，工资本身，按劳取酬本身。他们要工农祇问拼命劳动， 不问报酬；最好人人都学那些劳动模范那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公而忘私，即使过劳而健康崩溃（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个 劳模中，有 76 个因过劳而崩溃，90 个有其他问题—註十二）， 也不会计较工资多少。 当时壹位海外托派这样评论道：「现在我国许多工厂取消计件 工资制，并不是嫌这种制度驱使工人工作过度紧张，或者干得太 多而工资太少，而是嫌它让工人在紧张地劳动了（这算是它的好 处）之后，还得到比较多的工资（这点才被认为是害处）。这个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样紧张或者更加紧张地工作了之后，不 再像以前那样多得壹些工资。正因为这个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与它同时，又实行打破八小时工作制，许多工厂改为每天工作 十二小时，并且加班不要报酬。」这就是所谓「要比各尽所能，不 要比按劳取酬」。 「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公社化，主要为的是在农业增 产的时候尽量限制农民收入的随之增加，特别是限制农民购买力 的增加。同样，在工业中取消计件工资制，并且准备实行供给制， 目的就是在增加产量和增加投资的时候尽量限制工资基金的随之 增加，减轻消费品市场上的压力。换句话说，这壹切新政策，都 无非是为了摆脱那种通过市场而表现出来的群众压力，让统治集 团在分配社会生产品的时候享有绝对的自由权，在制订经济计划 时，可以完全不顾群众的要求而独断独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刘之争，好像壹个要政治挂帅，壹个要物质刺激 挂帅；因此壹个要实行平均主义，反对特权，壹个要照搬苏式那 极不平等的工资制（甚而过之）；其实，这种描述是肤浅而又片面 的。刘少奇那壹套虽然明显代表官僚（特别是技术官僚）特权； 但毛泽东那壹套也同样代表官僚特权（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较实际壹点，在骑在工农群众的头上之余，比较愿 意承认工农群众的某种消费选择权，承认市场关系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则要把国家主义发挥到极致，取消市场关系，实行供给制， 把工农群众像养牛养羊壹样养起来，不许他们有壹点经济自由（这 银币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绝对自由，以及享尽特权）。这样壹种把 人民降到奴隶地位，要他们天天「挑灯夜战」而又给甚么吃甚么 的极权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平均主义，更不能称之为 「乌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丑恶至极的这样壹种社会 也称之为乌托邦吧。 文革时期虽然也大肆攻击八级工资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没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资改革，更没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权，连 文革中被扣发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后也补发了。不过，对官 僚而言，反特权虽是空话，但是，对于工人而言，那种铺天盖地 的「政治挂帅」，却别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钳制方法。政工干部往 往根据政治表现（开会时有没有发言，有没有向党交心……）而 非工作表现来评定工资（註十四）。在这个情况下，谁还敢不紧跟 毛主席？

借脑体倒挂做档箭牌

附带壹提的还有「脑体倒挂」的问题。中共的御用文人总是 把「脑体倒挂」（脑力劳动的报酬少于体力劳动）现象当作是平均 主义的罪证之壹。这当然不值壹驳。既然是「倒挂」，既然是脑力 劳动报酬高于体力劳动，哪裏还是「绝对平均」呢？？ 其实，这些人的潜臺词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要说的其实是： 过去讲人人平等讲得太多了，搞过了头，以致让工人骑到知识份 子头上去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拨乱反正，使知识份子工资超 过工人。 这个见解的最后结论不壹定错，然而，问题根本不在脑体关 系。我们姑且不说，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两个概念，完全等同 于知识份子与工人，本身是多么错误（难道现代企业中，没有从 事脑力的工人吗？）这裏祇限于指出：专门突出脑体倒挂这个不 合理现象，而避而不谈另壹个不合理十倍的现象，即官僚特权问 题，客观上不过是有意挑拨知识份子与工人的关系，以便转移二 者对官僚特权的视线吧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共壹时以重 酬收买知识份子，壹时又以工人名义去打击知识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的时候，又拿「经济主义」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头上。总之耍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过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权势。 有些人说，平均主义不应祇限于工资级差有无的现象，而应 当将之联系到劳动本身。中国工人多年来都是干与不干壹个样， 干多干少壹个样。这至少是另壹层意义上的平均主义。 这种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义往往与另壹个名词 —大锅饭—通用。甚么是大锅饭？壹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吃大锅饭就是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责任，干与不干壹个样， 干多干少壹个样，干好干坏壹个样。」而拯救的办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义！「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份体现奖勤罚懒， 奖优罚劣，充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们自然要承认壹个事实，即今天工厂工人的劳动纪律很差， 也承认有需要实行某种奖惩工资的制度。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 至少在国营企业裏面，中共对工人实行再严厉制度，也不会使国 营企业起死回生。因为，劳动纪律差的根本原因，本来就不是惩 罚制度之缺如，不在甚么子虚乌有的平均主义，不在工资制本身。 我们认为，企业管理，尤其是劳动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东西。 为甚么工人「干多干少壹个样」？这首先因为管理混乱，官僚无 能。壹九八五年的时候，官方报纸告诉我们：「有七成企业的标准 化、计量、定额等基础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没有这些 基础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实并非不想工作，而是因为企 业官僚管理颟顸无能： 「在壹个长时期中，企业壹直没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 定额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统计、监督、检查、验收、考核等基 础工作，因而造成了职工升级无考核、奖励无标准，祇好按『年 头』升级，按『人头发奖』。」（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责归咎于「养懒工人」 呢？ 不过，企业管理混乱，本身也不过是中共对全国经济的宏观 管理混乱无能的反映罢了。在传统的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之下， 企业的投入产出完全由中央统收统支，几十万个企业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盘算珠，拨壹拨，动壹动。企业全部的人、财、物， 产、供、销都受中央计划支配。然而，由于中央无法真正做到把 各个企业的投入的各种比例计算无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无数混乱现象，不是短了电力，就是缺了钢材。再加上中共长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积累，所以实际上总是无法供应足够生 产要素给企业，「三八制」于是应运而生。所谓「三八制」，就是 物资局按企业申请数祇供八成，订货会议中又再按供应数祇供八 成。到领货时又再打八折。在这情况下，企业真正是「巧妇难为 无米炊」，总是停工待料，停工侍电。这才是劳动纪律松懈的重要 因素。陈子明告诉我们： 人们「偶然到工厂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干活、打扑克、 织毛衣、聊大天，就认为工人缺乏劳动干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在大多数场合，并不是工人不愿意干活，而是无活可干。……我 国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首先决定于宏观经济计划，其次决定于 企业生产管理，至于工人劳动干劲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视为生 产涵数中的壹个常数。当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或者企业中最 起码的管理制度（例如质量检查、劳动定额等）遭到人为的破坏 时，工人的劳动表现更多地是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业生产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人是不公平 的。」（註十八） 全国经济由中央级和地方级官僚瞎指挥，而各个企业内部则 由企业党委及厂长瞎指挥，这，才是工业搞不上去，劳动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这壹切归咎于工人，实际上是推却责任。

毛刘之争的后果

企业混乱的第三个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责刘邓派在企业内实 行的「白专」路线是卡压工人，批评壹长制是搞独裁。这些指责 并非完全捏造。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业管理体制都是照 抄苏联那种高度压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虽然满口革命， 但实际上是在打倒原有规章制度的口号下，建立另壹种无法无天， 人人动辄得咎的企业专制。在文革时期，不少工人连学技术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毛派这种路线真正是搞乱天下， 乱中夺权，以便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由壹人专全国人民之政。 不过，毛泽东（以及人民）毕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企业的 内部从此元气大伤，管理混乱，漫无标准，无数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缘而上，当上党委、政工干部，使企业在他们 瞎指挥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还可以说，由于长期实行党委与 厂长的双头领导（有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时又是 「党委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总之名目不断变而实质不变），不 像苏联那样长期实行壹长制，所以中国国营企业长期出现两个「领 导」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时期毛派对规章制度的扫 荡，凡事「政治挂帅」，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所以中国企业之管 理混乱已经成为死症。可耻的是现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负上 罪责。

专无产阶级的政

干与不干壹个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企业干部，尤其是政工 干部，倒是最为贴切的。他们实事不干，专以整人为乐，而薪水 津贴外加特权，却大拿特拿。至于厂长，由于中共长期强调「德 才兼备」（实际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实际上往往要看听话与 否来委任厂长（至于任人唯亲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工人早 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为，干部与工人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终身身份，壹旦荣升干部则鸡犬升天，所以工人对于这些寄生 虫怀有义愤。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就祇有消极怠工。这就是劳动 效率低的第四个原因。 「壹个调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职工说，倘若条件具备，他们 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职工不满的原因之壹， 是企业中的不公平。个人在企业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与厂长个 人的关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会关系，而很少依赖 个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领导可以加壹级两级（工资），而有的工人加半级工资还得 求人情。奖金分配，许多企业行政领导不论贡献大小，月奖、季 奖比工人多拿，年终还要拿承包奖励上千万；反之，企业亏损， 职工工资打折扣，行政领导却毫无损失。……工作失职，最多调 个单位，易地做官。」而「工人违反纪律，行政领导可以给工人以 各种处分。」（註二十）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本身并不错。社会主义的原 则，不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吗？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就不 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过是苏联的史大林，为了把官僚特 权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为的是丑化列宁时代的平等原则）。在俄 国革命早期，虽然很重视而且实际贯彻平等精神（例如规定公职 人员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史大林后来将规定废除），但是却同 样重视和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 俄共政府规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额完成工作，会减扣工资（最多 减三分壹）。大陆要实行类似奖惩制度，原则上也并不错。然而， 从头起要记住，这种奖惩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仅牵涉工资分配 问题，而且首先牵涉工厂管理的问题，尤其是劳动定额是否合理 的问题，工人是否有监督权的问题。最后壹个问题尤其重要，因 为如果没有集体工人（不仅是企业集体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工 人）的监督，就难保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不会变成同资 本主义企业壹样，厂长可以壹人说了算，把劳动定额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煳口。祇有确保工人的监督权， 确保劳动定额合理，才真正谈得上多劳多得。俄国革命时期，就 是这样规定的。工人不仅有民主权利，而且可以监督工厂管理。 通过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后才广泛 出现的），工人对壹切切身问题，从劳动定额、劳动管理到工资福 利、劳动纪律，雇佣与解雇等，都有权监督，而且参与决定，也 有权罢工。祇有承认工人这些权利，才能壹面奖勤罚懒，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反观中共，祇晓得大谈如何加强劳动纪律，如何惩罚工人（在 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却完全不谈如何保障工人作为主人翁 （！）的起码政治及经济权利，甚至连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缺 如，厂长和党委皆可随意提高定额，克扣工资和开除工人，在这 个情况下，所谓「奖勤罚懒」，拉开差距，实际上同资本家剥削工 人壹样没有分别。事实上，中共对待工人的态度，从来就不见得 比资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计件工资制时期，还是大批计件工 资时期；不管是工资差距大为拉开时期，还是相对缩小（但从来 没有缩小到像列宁时代那样小，更不用说绝对平均）时期，中共 对待工人的态度始终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劳动。所分别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劳动之余，最好少拿报酬，而邓小平现 在则完全同资本家看齐，拿小恩小惠再加铁的纪律来迫使工人拼 命劳动。邓派这些东西决不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是按资分 配，工人多劳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传壹句话：「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说， 既不能罢工，但也不努力干。这是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抗议，是 对壹种把工人视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议。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 共都视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为属于国家所有。正是根据这种「劳动 力公有说」，中共建立了壹种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工人完全听任 官僚分配工作，绝无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企业的权利，更不能自 由脱离单位。这就是「人才单位所有制」。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人变 为工奴。古时候的奴隶为了抗议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劳动时 总是拿工具出气。现代中国的工奴，也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而经 常消极怠工和破坏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们像古时的奴隶壹 样，用这种办法告诉现代奴隶主：他们不是会说话的工具，而是 人。 虽然从八十年代起，这种工奴制度开始随计划经济之瓦解而 稍有松动，可是，起而代之的，却是工人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劳 动，可以随意被开除、被扣减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责都说成是工 人的罪责。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铁」变成「砸民不砸官」，「祇动 身子不动头」（註廿壹）。怪不得近两年发生无数自发罢工，以及 工人谋杀厂长的故事。工人这些行动，其实是要告诉官僚：他们 不是资本的增殖机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壹直以来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发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胆，则亏损越严重。 自然，不能简单地从中推论亏损源于改革。但是，反过来，就实 际成绩而论，中共的十五年国企改革是失败的。如果中共还有壹 点羞耻之心，早该下臺以谢国人了。不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祖国是不时兴这种作法的。它不仅丝毫没有谢罪的表示，相反， 还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它去年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同资本主义 的公司看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 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 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 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

曲解公司制的背后原因

这是中共去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决议可视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制的讯号，因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备的，它同股东的区分是最明确。而公 司制改革，当然是彷效资本主义公司制的。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负盈亏，所以才有盈利；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果实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过去曾经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论家，现在照例要对之弃如蔽履了。他们认为，承包制这种「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决政企不分的老问题的。要解 决问题，除非实行产权改革。过去国有制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 上人人不负责，这就是所谓「产权虚置」的问题。承包制据说并不能 真正解决产权虚置；只有实行企业法人财产权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确 界定了国家与企业的上述产权关系之后，才能有效地进行企业制度的 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体制的改革。」过去十多年搞所有权与经营 权的分离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提法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 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在要求。基本上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业层次上要求两权合壹，即企业必须拥有实际上的资产经营权、处置 权等。我国十几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也在于始终没有给 企业以应有的法人所有权。可是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宏观层次上， 应当实行国家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可是在微观层次上，应当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壹，而不是国家又当『老板』 又当『婆婆』。」（註壹）但是，这位理论家强调，这种产权界定并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体制下的国有资产权虚置、资产经营责任不明、资产 运营低效的产权制度」。（註二）按照这种意见，中共之所以弃承包制 而取公司制，是因为前者只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不及得后者要 划分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那样「彻底」。但这种理解根本错误。资 本主义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来恰恰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而着名 的，并非以股东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开而着名。中共在八十年代为 承包制制造吁论的时候，也反復指出这点。而现在他们却刻意忘记了。 说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权，又有股东所有权并非完全错误，但是单提 这点却非常片面，把二者对立起来就更加错误。请问：公司本身又属 于谁呢？当然是全体股东。然而，恰恰这壹点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隐瞒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们反復强调两个所有权，完全分离，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权去抗衡股东的所有权，更规定股东的所有权只是 属于「终极所有权」。请问：何谓「终极所有权」？从何处体现这种「终 极所有权」？公司的法人产权自然并非「终极」了，但不是「终极」， 又是什么？是「眼前的所有权」么？二者有什么分别？界限何在？连 界限也不知道，谈什么「明确产权」？岂不是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划 分更模煳十倍？岂不是自打嘴巴？

财产权神圣

根据资本主义的法律，公司股东与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区别的。公 司是虚拟的独立法人，不因个别股东之死亡或退出而终结，具有行使 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但不能把这种区别夸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产权，股东有股东的产权，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夸大到壹 旦作了这样的划分，便能令国企起死回生。毕竟，公司是由全体股东 组成的，全体股东决定着公司的生，也可以决定它死—清盘。所以， 股东产权是第壹性，而公司产权不过是股东产权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谁是主谁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于股权的分散，数量庞大 的股东使他们不可能直接经营，而只能由股东大会所选出的董事会负 责经营（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但是，这种分开从未像那 些主张「经理革命」学说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发展到经理完全控 制公司，股东（包括大股东）只能靠边站的地步，更未发展到股东的 产权被壹分为二，他们只享有「终极产权」，而公司产权归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东的所有权的确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 多变成只有收益权（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论整体的股东的产权都这 样缩小了，而同时经理的权力却相应地、按同等比例地扩大了。因为 小股东所失去的权力，并非全由经理接收过去。其相当部份是由大股 东所取得。事实上，股份制就是壹种方便壹小撮垄断大资本家通过有 限股权去控制别人的（主要是小股东）财产的制度。占有两成股权， 却可以控制全部股权，真是何乐而不为！诚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国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东也很难取得超过百分之五的股权，但这只 说明，壹个大股东很难取得控制权，却不表示大股东就丧失了财产控 制权，因为完全可以、而事实上也是由几个最大股东来实行联合控制， 并由他们组成董事会。自然，这种控制是战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 但战略性控制已足以证明，股东产权并未分散到「失控」地步，并未 发展到股东完全变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经济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种种危机（破产、兼并、收购战等），都经常看到董事、经理 被最大股东「炒鱿鱼」的情事。所以，我们可以承认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是，若说股东所有权跟所谓法人所有权 完全分开了，以致股东已经无权干预企业的经营了，那是不符事实的。

企业家的狼子野心

实行这样的改革并不能「明确产权」，不过中共的理论家还是 那样热心褒扬，个中原因，就是这种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国营企业的经理们已经为缔造中国企业家阶层而大造舆论 了。后来尝过承包制甜头的经理，胃口就更大了，梦想有壹天能 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 理有更大的权力。而现在所谓产权改革，其背后利益动机就是完 全架空国家这个大股东，好让经理们完全独立经营。这方面的野 心简直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了：「必须大力推进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权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国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设想，作为终极所有者的股东被架空了，在企业经营上起决 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经营者而非个人股东。」（註三）这位作者 所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他这种描写的逻辑结论等于说， 由资本家虚拟出来的法人，已经反客为主，剥夺了主人的财产控 制权，并且将之交给了经理。整个资产阶级即使还存在，却已经 完全靠边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无数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 多数股票仍是操纵在几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许多大 公司的董事会也壹样操在他们手中。股权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资本家支配了广大小股东的财产（例 如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们把别人的财产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经理始终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毕竟， 经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赖大股东的信任；反过来，财产权 相比之下简直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权力中的权力。不 过，这位作者尽管立论荒谬，但好处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搞什 么「明确产权」的改革，原来并非要物归原主，把属于全体人民 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真正交还人民控制和监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们，把这几万亿财产全都交给「经营者」去任意 支配！这样壹种所谓公有制的改革，难道不就是变相的私有吗？ 而且是壹种化公为私的、最反动的私有化呢！这位论者反映了中 国的「企业家」们的野心。不过，要整个中共接受「企业家」们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国有财产的监 护人的政治官僚，就不会轻易让「企业家」去架空他们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决议在最后落实时会变成怎么样，还要有待政治官僚 与企业经理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成怎么样。但总之，不论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为不论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陆上越来越多人认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为公有制名 义上人人所有，但由于无法划清每壹个人对公有财产的权利和义 务，所以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只有实行私有制，让企业的经营 者同时也是财产所有者，才能使经营者真正关心企业的成败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实行两权分离

但是，要知道，经营者又是所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中小 资本家的企业才是这样。而占国民生产总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两权统壹，而是两权分离。既 然这样，那请问：通用公司那三百多万个股东，又何尝是「人人负 责」经营？何尝不是把经营权交给经理？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国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经营权交给有关的工人和经理 具体负责？为什么非要将之拍卖、变成私人的、同样是两权分离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国的月亮跟中国的壹样圆，为什么非要跑到 外国赏月不可？有人说：「但过去十年不是已经实行过两权分离的改 革，而结果不是已经证明失败吗？」不，事实决不是这样。过去十 多年，中共的两权分离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因此谈不上 证明失败。其次，中共经常说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欺 骗。在壹党专政下，作为「主人翁」的人民连过问壹下经济状况都 有可能被控以盗窃国家机密，又那裏谈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说， 大陆只有国有制，而且是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并无什么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说专制主义的国有制彻底失败，不能说全民所有制或公 有制本身失败。自然，当我们说全体十壹亿人民都是公有企业的「股 东」，并不等于十壹亿人都来直接经营。但他们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东那样，通过民主程序选出董事和经理去负责经营。我们这种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同八十年代在大陆所实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 在以下几个方面：壹、我们主张这种分离是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有每壹个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权 利，才谈得上监督公有企业；而只要公民有这种权利，就壹定会有 人行使监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须以民主为前提。二、全体公民的所 有权体现在如下机制：就宏观而言，他们通过民选代表去决定整个 国民经济的积累和分配；就微观而言，民选的代表、消费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业的董事会中有壹定数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并不直接 行使经营权；三、我们主张经营权不是全部交给经理，而是交给企 业的全体职工；全体职工的代表应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再由他们选 出的经理负责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样让承包者独揽大权、 压迫工人。

实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没有人会说上述的假设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见。关于社会主义公有 制下的企业，应采取何种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调控权力过大、妨 碍了企业的自主性之余—同时又防止企业职工为了壹己利益而损 害全体公民的利益，总之，整个国民经济如何达至适当的集中和分权， 那是壹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事实上近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必要盲目彷效资 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没有必要恢復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如果这样做， 不仅意味着官僚首先会乘机侵吞国家财产，而且意味着上千万工人失 业，以及工人阶级整个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决心走这条路线了（虽然具体办法仍在争论不休）。在这个历史关 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逆来顺受。事实上，各地的零星罢工亦 在不断发展。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要真正挣得生活保障，就必须 认识到：过去那种命令经济虽然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喊得 很响，实际上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工奴。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改革呢， 虽然多了点人身自由，但却同时失去壹切起码保障。所以，必须同时 反对上述两种制度，争取把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力拿到手中，实行真 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国有企业亏损的政治原因

近年来，中国经济壹方面高速增长，另壹方面国营企业的亏 损却有增无已。从前的标准说法是三分壹国企亏损，而最近官方 数字已达壹半，非官方数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财政补贴高达壹 千亿。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手法，高层似乎已经壹改过去的犹疑 态度，决心大胆进行壹次「破产高潮」，大批关掉亏损企业，开除 千万计的工人。

官员与经理的斗争

让亏损企业破产，只不过是中共整个企业改革的壹个环节。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指出 了国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实行公司化：「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 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 营机制，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 限责任；也有利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但是，问题在于中央能 否克服各级官员对政企分开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央规定 放权给企业，很多都没有落实；就算是暂时落实了，很快就会被 上级部门伺机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权就发生在治理整顿的期间。 有些厂长这样反映：「近两年，不该收的权也收了，如企业招工、 调资、奖励、机构设置、中层干部任免、小额技术改造、产品销 售和定价等自主权，在不少企业已不存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 十条，现在只有产品销售自主权在市场疲软、产品滞销的情况下 才留给企业。」（註壹）有些人为收权辩护，说收权不过是为了实 现宏观调控。然而，稍知情况的都知道那纯粹是假公济私的砌词。 例如，在彩电紧俏时，有的部门就收走企业的销售权，同时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规定：局长可以批卖多少臺，办公室主任可以批 卖多少臺，营业部经理可以批卖多少臺等等。凡卖彩电都要经过 官僚审批，这究竟是哪壹门子的「宏观调控」﹖那纯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这种人家称之为「审批经济」的假公济私，是整个中共 官僚层的特性。农村的官僚向农民敲诈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则向 企业敲诈勒索，方式层出不穷。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治理 整顿无疾而终了，可是，继起的全民经商的狂潮，却依然提供机 会给政府官员上收企业的权力。虽然九二年通过了《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条例》的文件，进壹步把企业权力扩大为十四条，可是各 级政府官员却打着「转换政府职能」的幌子，通过「翻牌公司」 收权。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所谓「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门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来 由政府行使的权力，而其中职能、人员、管理方式手段都未变， 实际只换了壹块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过上收人权、财权、收 费权等形成的。所谓上收人权是指取消下属企业的法人资格，上 收人事权，是指上收企业副职和中层干部任免权，所谓收财权是 指上收企业的投资权、销售权、外贸权、分配权等；所谓收费权 是指收取折旧费、开发费、收取管理费、手续费和留利……等。」 （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认：「《条例》颁布已经半年多，还 发生这样的事情（指上收企业权力—刘按），可见贯彻《条例》 确非易事。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属于企业的正当权益收上来，甚至取消企业法人 资格，重新使企业成为行政附属物和摊派的对象，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对于这种违法的事情，朱没有壹 个字表示要加以惩治。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听过有哪壹个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职。九二年的《条例》所规定的十四条企业 自主权中，竟有壹条是「拒绝摊派权」，可见政府官僚随意敲诈已 达到多严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个调查显示，恰恰这 壹条是最难落实的。在受调查的三百个大中型企业中，只有 7.3% 表示这壹条得到落实。（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资、劳动用工等权， 落实不到壹半。进出口权则不到三成落实。）（註四）「……《条例》 实施以来，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现在的 摊派已由过去的公开摊派钱物，转向了所谓『合法化』的『有偿 报告』等新名目。摊派的面也越来越广，上至各级政府，下到街 道办事处，既有与企业直接有关的水、电、煤、等供应部门，又 有与企业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文教、公安、卫生、城建等部门。…… 有时街道居委会或派出所要装修办公室，购买汽车、大哥大，辖 区内的企业就要各作贡献，数目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据对石 家庄市廿壹家大中型企业的保守统计，摊派拿走企业留利的 5.3%……企业敢怒不敢言，就在于企业拒绝摊派的结果往往是『壹 把赢，把把输』；拒绝壹次，吃亏十次；」（註五）比方说，如果企 业胆敢拒绝电力部门的摊派，「电老虎」可以以随时关掉电源。各 级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达到离心离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为每壹个官员都知道他们这样做绝少会因此受处罚。 倘若有谁真个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为后臺不够硬吧了。 这种官僚政治的逻辑，自然只会鼓励而不能约束官员的违法乱纪 行为—只要找到后臺便行。

破产的下场

正因为这样，任何壹种改革措施壹旦实行起来，便壹定走样。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公司化」的改革又会例外呢﹖虽然 这个名称是最近才广泛采用，但是这个政策其实已经实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实证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样没有 达到预计的目的—即政企分开，反倒方便了各级官员大搞关系 股、人情股，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个股份企业 享有相当自主权，那多份是因为企业「领导」有壹个挺硬的后臺 而已。至于大搞破产，妳以为就能做到汰弱留强吗﹖不如说是让 官僚多壹条发财途径吧。按照现行法律，国企法人资格的丧失， 可以有两个途径，壹个是破产，壹个是被兼并。然而，有关部门 都趁机揩油，「雁过拔毛」，收取巨额的破产财产管理费、诉讼费 与及其他费用；付清费用后，「真正的债权人几乎不能清偿什么了。 这么壹算，大家都望破却步了。与其把资产送给法院，归还国家， 不如维持现生产」，「从企业破产中获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 兼并的情况也绝不好些：「目前中国企业要依法研究兼并手续，须 经过多个部门审批，每个关口都要收费，包括国工部门代收房地 产出让金百份之廿壹，国土部门收土地管理费百份之三，国土评 估费百份之三，国资部门收国资评估费百份之六，税务局收营业 税百份之五点五……共计千多项收费。累计收费总额，低的占兼 并资产额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应当指出的 是，无论是法院等收的破产费还是各官僚部门收的『买路钱』除 大部份缴入国库外，多数属于部门自立名目、自我加码收的『小 金库』，这些钱的去向，大部是奖金、福利、小车、住房、出国、 游山玩水等。」（註七）试问，有官如此，企业又怎可能不大亏特 亏呢﹖有报道说，企业依法可取得的利润留成，有九成给上级企 业收走。这个说法是否完全无讹，那很难说，但是其数额壹定不 少。最近国企之所以亏损突增，其中壹个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 为了弥补新税制所造成的对地方官僚不利的财政缺口，竟然向企 业预征明年税款，使企业更难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对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担的责任

那么，中央官僚的罪责是否仅限于姑息下面各级官员死抓住 企业不放，因而造成企业亏损呢﹖不。企业效益低下的现象并不 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的，而是从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现。中 央过去实行的那种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再加上历年不息的政 治运动（「政治挂帅」；反对经济核算），不仅造成企业本身严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弄得壹塌煳涂，多 个经济部门之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农业及基础工业、能源、教 育、科研等严重落后）。「改革开放」既然是在这个宏观局面下开 始的，那么，即使企业获得了自主权，也不容易扭亏为盈，因为 经济增长，瓶颈部门的价格水平就会暴升，增加了企业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善这种结构失衡，反而使之更 恶化。强调放权和市场化，使地方各级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资权， 于是在维护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利润高的加工工业， 结果使加工工业严重投资过剩，而短缺部门更短缺；为争夺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等时有所闻。到了现在， 由于投资过剩而造成工厂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货物积压的现象 日益严重—这也是最近国企亏损加剧的原因之壹。

经理厂长化公为私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政府官员才敲诈勒索企业，更不要以为 经常抱怨官员摊派的厂长经理就代表「正义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业中的党委、厂长或经理之贪汙舞弊、假公济私，正正是企业 亏损的另壹个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来普遍实行由厂长承包 企业，他们就是利用这点权力去化公为私。有人指责他们：「有的 企业，给他们人事权，他们可能只顾安排亲友，而不顾企业素质； 给了他们分配权，他们可能只顾多分奖金，而不顾企业长远发展， 给了他们外贸权，他们可能只顾出国游玩，而不顾企业需要，等 等。」（註八）有些企业表面上亏损，其实是盈利，只是利润被厂 长们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径包括：打着与其他企业联营的旗号，投资于其他企业， 盈利却以「联营企业共留成发展」为理由而保留在对方企业，实 际供自己挥霍。又如把盈利转到投资非生产性建设，如盖楼堂馆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龙，总之层出不穷。至于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做假帐到乱集资，从贱价卖出企 业资产及货物到非法炒外汇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国企亏损，而另 壹面厂长们却纷纷发家致富了。人们于是谑称之为「庙穷和尚富」。 所以俗语有云：「壹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 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中共的辩护 士努力要人们要相信，十五年来不断搞什么利得税、承包制，却 始终不能实现政企分开，「工人躺在企业身上吃大锅饭，企业躺在 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局面始终不变，是因为这些改革不彻底； 要有彻底改革就要划分国家与企业的产权。

政治因素发挥的作用

把十五年来的国企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纯粹经济原 因，尤其简单归咎于各种经济原因中的产权不明确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这种解释暗含了壹个前提，即：十五年来各种政 企分开的改革措施都试过了，但结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进行彻 底划分开政府和企业的财产不可。然而，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实 际情况是：过去有关放权给企业的政策，从来都没有真正落实过， 所以谈不到「都试过了」，更谈不到要这些政策本身负起改革失败 的全部责任。甚至可以说，改革之所以失败，部份是否正正由于 政策得不到落实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来，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颁布的《全民所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以来，政府明文规定的国企自主权已经很大，从投资、生产到分 配，从人、财、物到产、供、销，都有很大权力。按照这种设计， 已经谈不到政企不分了。但为什么还是失败呢﹖那就是因为各级 官僚从中阻梗，拒不落实政策。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过：「妳放 权，他收权，怎么办﹖」到了九十年代情况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现在的企业的自主权总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规定的，相距仍然很远。中央虽然三令五申，批评各 级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成效。连自 己的政令也无法落实，各级官员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这 同「产权不明确」有何关系﹖这明明是政治问题，不单是经济问 题。明明是没有法治，明明是官员腐烂滥权，明明是「礼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养奸的问题，明明是各级官员假公济私， 死抱权力不放的问题，而中共的御用文人却不着壹字，轻轻化解 到「产权不明确」的五裏雾中，其目的不过是掩饰自己的罪责， 掩饰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坏的事实吧了。明明是自己无法贯彻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业亏损日多，到最后不仅没有负起责任，连 学壹下封建皇帝「下诏罪已」也不肯，反而简单壹句「亏损企业 都要破产」，壹股脑儿要全国职工负起中共无能的恶果（据报将有 千万工人被开除），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无法 无天行径就更骇人听闻。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会真 正尊重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厂长经理会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赚钱﹖所以，可以相信，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达到原订目标，实现政企分开。只有壹点是多份可 以落实的，那就是；开除工人。不论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对不对， 总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实行，都壹定会走样变质。毕竟， 中共已经空前腐烂了。官僚为什么可以有法不依，因为他们违法 不究，而且上下级之间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维护。有句顺口熘 这样说：「下级哄上级，壹级哄壹级，上不封顶。上级吃下级，壹 级吃壹级，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横行，分析到底是因为政治体制上的缺 陷，是因为没有民主监督，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原因，尤其不是纯 粹的产权原因。壹味拿产权来模煳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过是那 种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邓小平路线的逻辑延伸吧了。 而这种改革路线，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

自从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引 人註目。同样引人註目的，还有社会不平等的滋长。目前全国城 镇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过两千多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平均才大 约壹千元，另方面却已经出现了百万元户和千万元户，连亿元以 上的富户也有了。这些大富户自然只是少数个别例子。但是整个 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也是无可怀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强、洪大用、宋时歌）发表壹篇研究 报告：《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显示出全面的情况。现 在根据《新华文摘》1996 年 2 月号转载的该文，摘录主要的统计 数字给读者参考。 大家知道，现在各国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贫富差距。基尼 系数的数值在 0 至 1 之间。0 表示绝对平等，人人壹样；1 表示绝 对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财产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国际上多年测 量的结果，认为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后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镇与农村合在壹起计算的个人收入基尼系数：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见 1994 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已经超过 1990 年的美国。 比较收入的差距，还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测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个等份，计算每个 1/5 人口层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层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间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为 29.38） 农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层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间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为 39.56） 如将城镇与农村合并计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层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间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为了比较，请看 1990 年美国家庭的收入比例： 层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间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几 年间，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现在又看到了贫富 不平等的急速发展。中国已经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级，超 越了美国。但中共还说这是社会主义！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实上从来就不是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共的改革开放更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復辟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

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前提

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哲学思想历来发展之天才的总结；哲学思想要能达到这个总结，必须有二个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学智识必须达到壹定的水平线；他方面，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必须使社会过程中以前许多隐蔽的事物从此能显明出来。 辩证法的唯物论有三种源泉，这三种源泉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大革命以后时代法国诸历史家（梯叶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之辩证法的方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梯叶裏之历史观，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综合起来就成为整个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这种综合是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个人天才之结果，但所以达到这种综合，则并非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们所生活时代之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之壹元论的哲学体系，“并非简单的復活旧的唯物论，而是在旧的唯物论之坚固基础上面添加进二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之壹切思想内容，亦即整个二千年历史之壹切思想内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论观点不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现象——这种情形应该推动（而且确实已推动）能彻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回转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去。但新的唯物论已经不会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唯物论者学说之简单的復演。唯物论復活了，但更充实了唯心论的壹切成绩。”（见普列汉诺夫之壹元论历史观发展的问题） 我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体系，看出这个体系是从前代唯物论，德国唯心论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家中，探取科学思想的原素并融化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们要看壹看产生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壹时代之社会条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诸先进国家之社会关系中发生严重的变化，阶级矛盾壹天比壹天剧烈起来。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动势力联合压迫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最后残余也被肃清了。拿破仑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动封建贵族去企图收回其已失特权并恢復其阶级统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国成为企图恢復旧制度的贵族和竭力拥护本阶级利益并渴想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之议会斗争的舞臺。这个斗争结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帮助并结合那认国王政权崩溃为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封建反动战败了。 胜利壹有保证时候，资产阶级就抛弃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顾。摩尔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后，他不仅可以滚开，而且也应该滚开，——这就是资产阶级为本阶级利益而这样说的。

“工人像想他们已经夺取得共和国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却造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来代替共和国，并捧那属于旧王室房支之奥尔良公爵（Ducd’Orléans）为国王，改名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条件，即要他成为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佣仆。新国王为报答他的恩人起见，就以种种奸诈欺骗挑拨和威吓手段开始剥夺七月革命所允许群众的政治权利。”（见梅林之近代德国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之无限制的统治。处在失败地位的贵族，不仅表面投降了，事实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话来说，就是贵族与其不久以前的敌人结合壹起去榨取利润，而自己开始“资产阶级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贵族；但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恶劣。结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的法国工人群众就暴发多次政治阴谋的暴动和饥寒逼迫的骚动。 七月革命之后未满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欧洲历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纯粹工人的暴动就暴发于裏昂；裏昂纺织工人而且发出如下口号：“生存，工作，或战斗而死！”三年之后，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图谋暴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次暴动图谋与上次同样是自发性的，也与上次同样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发生第三次工人暴动，此次暴动乃是巴尔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领导的。 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这些接二连三而起的反抗运动，十分明显的说明：在欧洲历史舞臺上已经出现壹个新阶级，要求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这个阶级不仅要求此位置，而且为争得此位置而奋斗。 同此时候，在欧洲历史另壹轨道即英国所发生之事迹，也说明同样的意义。 壹八壹五年关于谷物的法律通过之后，英国的贵族与在法国的壹样，也和工业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延长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选举法通过使资产阶级得到决定胜利的时候。 这裏，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帮助方才得到胜利的；但这裏工人阶级所得的也与法国壹样，即工人阶级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壹切要减轻这种剥削之企图，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宪章运动（Chartisme）的历史家波尔克涵（Borckhim）说：“当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表示不愿替它当炮灰去进攻敌人的炮垒时，它就突然表示它是爱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机关报，不久以前自己还持革命的论调，现在则突然愤怒起来反对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暴动的工人，不仅用武力压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挥的特别侦探队来监视工人。”（波尔克涵的宪章运动） 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之革命反对派，其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宪章运动。英国无产阶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发出之“政权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壹口号，就是表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增长起来。 最后，在欧洲第三个先进国家——德国，这个时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在英法二国的壹样的剧烈。 关税同盟成立和铁路建筑起来以后，生产条件和交通机关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并扩大了。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少数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绝大多数人于贫困和犯罪的深渊裏去。封建制度虽然瓦解至极度，但还拼命挣扎不愿走进坟墓裏去；工业制度也同样的拼命挣扎产生出来。在这个斗争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众。 被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驱迫于畜牲地位之那些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工人群众，想在暴动中找出壹条生路；可是政府极残酷的镇压工人的暴动，将壹切暴动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这种暴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数见不鲜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纺织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之悲惨的结局感动了艺术界最优秀的分子，反映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裏头。 这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中，欧洲诸先进国都发生那构成当时欧洲社会生活骨干之三个敌对阶级中间剧烈的冲突。 “社会关系已经简单化了到某种程度，即只有有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不会看出：这三阶级的斗争及其利益冲突就是近代历史之最初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底下壹件事实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个时代简单化了的社会关系确实推动研究学问的人的思想倾向到辩证法唯物论方面来。这就是德国壹个皮匠，壹个天才的独学自修者狄慈根，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学说同时，完全不受他们二人学说影响，而得到与他们二人根本相同的结论。狄慈根说：“工业的发现使壹切关系都趋于单调简单和明显，以至于现在平凡朴质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逻辑的秘密，”（狄慈根——关于逻辑问题的信） 唯物论历史观的霉菌饱含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空气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这种霉菌，于是就将当时已被逐出自然界观范围外之唯心论，也从其最后藏身地——社会观中，驱逐出去了。 同时他们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点”（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点之上就实现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综合工作：他们将在他们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获融化成为壹个整个的壹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体系。我们往后就开始分析这个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壹切哲学体系之中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内世界对于身外世界之关系问题。 只要看看某壹哲学体系对此问题的答復，我们就可知道这个体系根本上是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换壹句话说，即可知道这个体系究竟属于哲学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上的分类说： “大凡以客观，或实在，或自然界为出发点之思想家其哲学体系是同属于壹类的。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释：主观怎样隶属于客观，意识怎样隶属于实在，精神怎样隶属于自然界。…… 大凡以主观，意识，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就都同属于另外壹种。容易明白：这壹类思想家的责任就在解释：客观怎样隶属于主观，实在怎样隶属于意识，自然界怎样隶属于精神。…… 谁从客观出发，谁的哲学体系就是属于唯物论世界观的壹种体系；谁从主观出发，谁就是这派或那派的唯心论者。至于那些思想不能彻底的人，则他们只停止于半路上，只拿唯心论与唯物论折衷调和而已满足。这种不彻底的思想家就被称为折衷派。”（普列汉诺夫为戴博林所着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而作的序言） 辩证法唯物论是建立在唯物论世界观基础上之最整齐划壹的壹元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身内世界对环绕我们的身外世界关系问题的答復，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内已经含孕有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的见解。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诸名着之壹的着者戴博林，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底下几条原则：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实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赖主观而自存在。 （三）主观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即导源于主观从外界得来的印象。 （五）因此，我们的意识是受外界，受实在所决定的。 （六）真实世界既然是认识之唯壹对象，那么我们的知识，只有在其能适合于真实世界，于实在，之限度内，才是真确的和客观的。”（戴博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 辩证法唯物论仅仅承认自然界是真实的。只有客观的真实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之壹切事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觉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或康德主义）凡是存在于外界而又真实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并构成整个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实在和非实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头。在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非矛盾。 人类的理性将自然界区分为东西南北以及其他几千几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来是单壹不分的壹个整体。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壹方面，自然界有无究数的始和终，他方面，自然界又是无始无终永久存在的壹个物质体。”（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马克思主义认定实在之基础是物质的质体——物质。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确实的物质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书中说： “如果我们说到实在，且仅仅说到实在，那么整壹性就仅仅在壹点上：即我们所指说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这个存在之整壹性中——并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这些事物是存在的——这壹句总括的话，不仅不能加上这些事物以任何别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质，而且暂的从我们的观察中排除去所有这壹类的性质。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下壹根本事实，即所有这些事物之同点就是实在，——只要我们离开这壹事实壹分壹毫，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些事实的异点：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属于天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有事物都是实在这壹点即去做出结论。 世界的整壹性并非在其实在，——虽然实在是这个整壹性的前提，因为世界要变成整壹，它自然须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物质性并非拿几句江湖术士的话所可说明的，而必须拿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才能说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将世界设想为单壹的物质的整体，我们才能认识世界。谁愿意超出于世界之物质界线以外，谁就应该听到诗人久已回答的话：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将怎样？ 蠢才！这个‘那裏’是没有意义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们说到物质世界，我们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我们宣布物质是我们壹切推理的出发点。如果读者提出下壹问题来问我，那是毫不足为奇的：即“所谓物质世界究竟是什么？怎样来给物质下壹个定义？” 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能够刺激我们感官并因此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壹切事物。根据普列汉诺夫之有名的定义，则凡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我们某种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外界即这些物质质体及其相互关系之观念的基础——的事物，就是物质的质体。 除了我们经过我们的感官所认识之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这个世界是唯壹真实的。 这样给物质下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和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成为我们的感觉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质是我们的认识之最初事实，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就用这个答復来限制壹切“确立物质定义”之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彻底的壹元论体系壹样，对于这个答復是可认为明显而完满的。（註）亚克塞罗说得很对：“哲学问题之可能性和庄重性，并不在于给物质和精神立下玄学的定义，而是在于研究的体裁和方法。由方法论的观点看来，问题只限于解决：研究是物质先精神存在还是精神先物质存在，换壹句话说，即对于现象的分析和处理现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物质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觉之客观。这个客观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每个质体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 “唯心论者说：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地球发展的历史却证明：客观之存在早于主观出现以前好久，换壹句话说，即早于具有显着程度的意识之有机物发展以前好久。唯心论者说：理性以其规律支配自然界。有机物发展的历史却证明：理性只到有机物发展至相当高度时才发现出来。这种发展显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由此可见自然界以其规律支配理性。世界发展之理论暴露了唯物论的真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着费尔巴哈之註释） 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能够存在的壹切认识论，必然要使此理论的代表人陷于没有出路的唯我论（Solipsisme），承认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认环绕我的世界之客观的真实性，我既然将这个世界设想为与我的感觉有不可间断的联系，我既然认为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那么我只要彻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会走到唯我论，或走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说的“迷想论”（Illusionisme）。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就壹定会达到否认我们自己机体之真实性，就壹定会达到肯定：“我们所感觉的外部世界乃是我们的思想之幻觉，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些话自然是梦呓，但跟着柏克莱主教肯定说“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勇气发挥其根本哲学思想至于逻辑的极端，他们也就必然要走到这种梦呓。 要避免走到这种梦呓，只有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客观存在而将自己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彻底的唯物论者，才有可能。 主观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规律的。 唯物论已经假借爱尔维修口中宣言：人类不能够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凡以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梦话。人类是总的世界的实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问：思想和意识是什么，是从那裏来的？那我们就答復：思想和意识乃是人类头脑的产物，而人类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跟着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环境裏发展；由此可以明白人类头脑的产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与其余的自然界冲突，而反要适应于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论打破了人类中心说并将人类看做自然界中，整个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说：“要研究比较哲学，妳就应该以全副精神鄙弃唯心论者抬高人类于壹切动物之上的壹种观念。”唯物论不仅将人类看做主观，而且同时也看做客观。在我们看来，人类是主观而兼客观（Sujet—objet）。说到人类时候，我们不能独断的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最大功绩之壹，就在于他晓得将人看做心理的客观，同时又看做生理的客观：对于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观（主观）；但对于别人，我则是生理的客观。费尔巴哈说：“我感觉和思想时候绝非站在与客观对立之主观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观兼客观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质质体地位上，在我看来，客观不仅是可感觉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觉之必要条件的基础，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费尔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现同样的思想。他以无产阶级的语气表示这个思想说：“物质的头脑和精神的头脑，是合成壹个头脑的二个头脑。”（狄慈根——哲学之实果） 譬如，我站在讲臺上，对妳们听众讲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主观；但如果我现在努力解决我对外界关系问题时候，只拿这个外界为我的感觉之客观，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铙恕的错误。我没有权利可以忘记：在这个讲堂裏面，妳们每壹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主观，而我在妳们看来则变成客观了。人类不是抽象体而是物质体。所以确定我们对外界关系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了解我们当中每壹个人都是主观同时又都是客观，了解人类是主观兼客观。 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并仅仅由经验得来的。我所以认识在我面前之电灯黑板讲臺窗户以及整个外界，唯壹之途径就是经由我从外界所得来的印象。惟有我从某种事物所得来之印象，才能给我以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我所有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最初源泉仅仅就是产生我的印象之感觉的经验。 唯心论者，在其认识外界时候，是从纯粹理性的先天的论点出发的；我们则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出发，换壹句话说即从后天的论点出发。“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之生母，不仅应该在人类头脑中寻求，而且首先应该在壹般世界中寻求。”（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可是这裏我们自然要发生壹个问题：即我们能认识这个“壹般世界”至何种程度，经验在领导我们去认识外界时候，其确实可靠至何种程度。 我们根据在经验中从某种事物得来之印象，以认识这个事物。恰切点说，即我们所认识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几种性质。我由经验知道糖是甜的，烧红的铁是热的，这张桌子是很重的，这张纸是白的，这座讲臺是矮的，……。难道这是说我同时就认识了这些事物吗？不是。我只认识这些事物之某几种性质。这些性质也许是错误的，譬如我说这壹张纸是白的，这乃是我的主观感觉之结果，我的视觉之某种生理上结构所发生作用的结果。我知道这张纸是白的，其形式是长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长和十生的米突宽的，其性质是坚硬粗糙的，……。由经验结果而认识的所有这些事物的性质，就允许我自命为认识了这张纸本身（即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吗？或者我应该承认：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智识是主观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对于这张纸的认识还远不是这张纸的真实状况呢！如果有人问我：这张纸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应该答復：不知道！而且由此认识还要做出个结论，而跟着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说：“而且也将不会知道！” 唯心论的哲学家就做出这样的结论。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既然与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 辩证法唯物论绝不否认：真实世界和我们的感觉印象中间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有时甚至能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但这种状况并不推动我们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认识性”。恰好相反，我们则肯定说：某种事物，除了刺激我们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们对此事物之智识以外，再没有而且不能够有关于此事物之其他知识。因此，如果我承认只有经过物质刺激我们所引起的感觉，才能认识这个物质，那也“绝不是说我宣布物质为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事物。”（普列汉诺夫——由防御到进攻） 我们经过由事物所得来的感觉，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质。雨伞有壹种“性质”，即能给我们躲雨；正因为这种“性质”，我们才使用雨伞。我们使用眼镜，因为眼镜有另壹种“性质”，即能使我们对模煳物件看得更清楚。这已经足够给我们承认雨伞，眼镜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认识的，——虽然因雨伞等刺激而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并不与雨伞等之“自在状态”相同。…… “人类的思想能否认识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绝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的思想是有真实力量并能达到现象裏面的。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想是否真实之辩论，乃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晓得利用事物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晓得根据需要以配合物质，由经验得来之材料在实际生活中足够稳妥可靠的指导我们——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自然界是可认识的。壹切技术上的进步，都是人类研究过自然界并认识了“自在之物”的结果。 “我们以如下方法可以证明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即我们能够激发这种现象，彷造这种现象并转移这种现象以适应我们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类能乘坐飞机，从柏林飞到莫斯科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 但如果我们肯定说自然界是可认识的，难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吗？ 绝对不是！ 辩证法唯物论证明外界在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同时了解：人类认识外界，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世界永远是可认识的，但在某壹历史时代并不能完全认识到。”（亚克塞罗——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人类智识的性质壹篇论文中将这个思想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智识就是人类的智识。人类的认识力，与其别种力量壹样，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的智识之性质就受我们的认识力之性质的决定。我们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们的理性愈强，则我们所知道的将比现在更多；因此，如果我们的智识将比现在更扩大了，则我们现在的几种智识到了那时就要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册）（註）

我们的智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我们的智识在我们的印象所由产生之外界影响之下而发展。我们知道，印象是某种事物对象，质体，即实在，刺激我们结果才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在决定我们的意识，或者如费尔巴哈所说：“实在是主体，思想是属性。” 我们的意识永远受那对抗我们的客观所决定，真实事物从我们的概念反映出来。马克思说过：“观念世界，乃是物质世界经过翻译和修改而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我们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实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实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说：“思想就是模样，就是真正的模样，就是真实事物的模样。……观念，与像片壹样，应该适合于它的对象。”（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辩证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拿黑格尔的方法反转过来对黑格尔的体系，就在于他们并不像费尔巴哈壹样将黑格尔学说弃置不顾，而是拿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去克服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他们以辩证法方法充实他们的唯物论体系，即以此总结在他们以前之哲学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告终时所说的几句名言，作为辩证法唯物论之评语，他说：“什么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则都保存下来，因为最后的哲学就是壹切形式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而找到了哲学思想最好实果之综合，他们于是真正造成了“最后的哲学”。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活的灵魂。纪元前，即在希腊文化时代，我们就已看见辩证法思想的曙光。（註）辩证法方法对于近代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谢林费希特等都有显着的影响；但在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方法才达到最完全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尔学说中采取辩证法出来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我们试听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说的话：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看做壹种皮面的技术，以为辩证法故意使确定的观念发生纷乱并在确定的观念中造成虚假的矛盾。因此，人们承认并非这些观念不对，而是这个矛盾怪物不对；人们承认理性的表象是正确无讹的。人们往往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主观的耍把戏，用以证实或驳倒某种论据而已，而其实是没有壹切内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却装饰着壹些巧妙的论证。——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照其真实意义讲来，辩证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确定现象的定义之本有的和实在的本性。哲学的推理，就是了解个别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联系起来，即使之发生相互关系，然后再分解这些定义，使之各种隔离而就其中认识其意义。真正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壹个定义变成别个定义乃是经过内心的和渐近的转变，在这转变中就可看出这些定义，理性，是片面的和狭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确定现象之特点，就在于这些现象已註定要自己毁灭的。 可见，辩证法乃是科学进步之活的灵魂；辩证法原理灌註内心联系性和有定性于科学内容中；这个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确定现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确定现象。”（黑格尔——哲学智识之总汇）

“理性顽固的攻击辩证法。但辩证法并不是哲学之专有品。恰好相反，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辩证法并由经验上确信辩证法。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都可以为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每壹个确定现象都是在变化和消灭；它的变化和消灭不是别的正是它的辩证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别个现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线之外，并要变化，……我们说壹切事物或壹切确定现象是註定要毁灭的，而这就是说明辩证法乃是无所不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壹定要毁灭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独立的和巩固的。……辩证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同时也就是肯定，因为这个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从来的现象，而且并非与这个现象隔离的。两种相反定义之这样的合壹，就已经造成了第三种思想。”（黑格尔——逻辑） 为更正确的解释上面引文中几个要点起见，我们再征引费希尔——最了解黑格尔诸人中之壹个——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说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来比较谈话问答，即我们年纪愈大，经验愈丰富，则对人和对物的见解也就渐次改变，这彷佛就像在内容充实和思想丰富的谈话问答中，谈话者的意见也渐次改变壹样。……因此黑格尔拿意识发展的进程来比较哲学谈话的进程，而称意识的进程为辩证法（註）或辩证法的运动。

思想向前运动，其间是要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观念中间之矛盾的。黑格尔就称这壹整个过程为辩证法。……矛盾就在相反诸定义间的冲突，而解决矛盾就在于结合这些定义。……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刚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义；矛盾之每壹次解决，就是否定这个否定。这样，思想发展要经过两重否定，而经过两重否定又走到肯定来。Duplex negatio affirmat （“两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尔就称这种两重否定为“绝对的否定性”并认为辩证法就是这个否定性之方法。……绝对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义或纯粹观念中的矛盾。”（费希尔——近代哲学史）我们再用恩格斯的说明来补充这个说明： “照黑格尔看来，我们所要认识的哲学真理，并不是几条已成的独断的理论之总和，并不是壹经找到这几条理论之后只强记在心就够了；真理是包藏在过程本身裏面，在科学的长期历史进化之认识裏面，——科学从低下的智识阶段进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识阶段，却永远不会因为发现壹种所谓绝对真理而达到无以復高的顶点，使科学在这个绝对真理面前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哲学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识方面和实际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历史也与人的智识壹样，不会因为达到人类理想的境界而就确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在像想中能够存在；还有壹层，即历史中壹切相连续而来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和进步的进程中之壹些阶梯而已。每种制度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当合法的，纵然在从它自己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新的和更高的条件面前，它变成了陈腐并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须让位给另壹个更高的社会制度，而这壹新制度也预先註定必要灭亡。资产阶级依靠竞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摧毁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样，辩证法哲学也摧毁了壹切认为有绝对的和确定的真理之观念，以及连带而来的壹切认为人类生活中有绝对事物的观念。这种哲学壹点不承认有所谓确定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发现出这些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没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毁灭的不断的过程，除非是由较不完美的不断进至较完美的上升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辩证法的过程。黑格尔征引了无数例证来说明这个过程。他认为天空星球的运动是依照严格的辩证法原理而进行的。行星每个顷刻都逗留于壹定之点，同时又在此点以外；行星的运动是完全服从辩证法原理的。生命永远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在政治上，这壹个人之无限制自由，就成为对于别人的专制；正义发展至最高点就达到最大的邪恶；在高等代数学上，多角形边数不断的增加，就可以转变为圆形；——所有这些都明白证明辩证法支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辩证法之出发点，就在将我们所接触的壹切事物，不看成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为还在发展形成的过程。 人类原始的理性，倾向于反对这种关于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之见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马萨裏克教授就认为：“辩证法简直是戏法”。（马萨裏克——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们不能了解辩证法的“生长”观点并企图“我或有房子或无房子”等类的话来攻击辩证法。这种思想方式是辩证法的反面，即纯粹的玄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说明辩证法和传统哲学的区别： “照传统哲学家看来，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观念，是壹些隔别分析的对象，应该壹个壹个的分别来看，是壹些不变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远壹样的东西。玄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中间性的两极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们的说话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没有价值。照他们意见，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够是自己同时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远互相对立的。……要正确的显示宇宙，显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以及显示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只有靠辩证法，靠不断的观察无限的原动和反动，形成和死亡，进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只是逻辑的抽象，只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辩证法则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真实世界是流动不息的，并竭力去认识真实世界之真相，即认识其真实内容的各种形态及其壹切矛盾和异点。辩证法根据事实所表现之各种形态来观察并研究事实。辩证法反对壹切抽象的断语，并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尔时代概论中，以通俗的辞句说明这个思想：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的答復这个问题。有时下雨是有利的，有时下雨是有害的（虽然是比较希罕的情形）。应该确定的问：当种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后，继续连下五个钟头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只有这样的问，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义的，即：‘这样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这个夏天，当收获期间快要到来时候，连下壹个星期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确的，即：不是！这样的雨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当我指导某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研究时候，我时常遇见传统哲学思想的责难。人们宣读过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写资产阶级在世界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并指出在其与封建制度斗争时代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那壹段，接着听众就发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马克思怎么会说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呢？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现象！？……”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是不懂得辩证法方法，而依照玄学去思想的；他们不明白在社会生活过程裏，“理性怎样变成疯狂，善怎样变成恶。”玄学的壹切论证之出发点；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像托尔斯泰（Léon Tolstoy）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拥有传统哲学的思想。“暴力就是恶”——这就是托尔斯泰之充满了玄学思想的哲学论证之出发点。专制君主以暴力压迫人民，这是恶。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专制君主，这也是恶。壹个民族以暴力压迫别个民族，这是恶。被压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压迫，这也是恶，就像黑格尔所嘲笑的壹样：“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没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此外没有别的意义。资本主义是魔鬼，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阶级的冲突壹天比壹天厉害；但社会主义也是魔鬼，因为社会主义主经阶级斗争。（註）

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则是过程。物件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后天还是A。在十八世纪时，封建制度是恶，这就是说：封建制度永久是恶，——在十五世纪时也是恶，在十二世纪时还是恶。恶就是恶，A=A。譬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传统哲学家，就是这样想的。恩格斯恰与他们相反；他是壹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说过壹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奴隶制度，就不能够有近代社会主义。”无论那壹个传统哲学家都有会根据恩格斯这句名言而做出结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立者贊颂奴隶制度。我们自然无需要说明：这句名言并非贊颂奴隶制度，而是估计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作用。 辩证法的对象的过程，过程就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这个形成那个毁灭。某壹现象现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资产阶级现在是阻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资产阶级产生颓废的思想，趋向于神秘并断言西欧要破产。但在壹个世纪以前，这个资产阶级有前进的革命的阶级之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生产力至于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进步的。A并非时时刻刻都等于A。辩证法既然将现象看成为过程，于是就在运动中观察现象，而看出：某个现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渐次发展下去，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要变成另壹相反的现象。“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邪恶，进步变成退化，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 普列汉诺夫在壹篇遗文中，称这种思想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最丰饶的结果之壹： “这位德国天才的唯心论者，在其所着壹部‘小小的’逻辑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写辩证法之不可屈挠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谁也不能成为固定的。辩证法註定壹切现存事物，向前发展去，都要灭亡。于是在黑格尔学说中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除非是辩证法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个不死的死，或者——这是壹样的——这个永久的再生。”（普列汉诺夫——AB字母） 辩证法将现象看做过程，是否就不去观察物件呢？绝对不是。辩证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静止的”过程壹样。研究物件在研究过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后者则是“矛盾逻辑”即辩证法的任务。前者是认识上的低级，而后者是认识上的高级。“静止既然是运动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规律’）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着费尔巴哈俄文译本的序言）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与庸俗的进化论混为壹谈。黑格尔预先料到会发生这种不能容许的含混，早就起来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见解，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现象最初微小而不显着的，随后就渐次扩大而显着起来，反之亦然。我们在逻辑中可以看见辩证法方法创立者所写的壹段饱含讽刺意味的话： “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突变。呆笨不灵的人说到形成或消灭时候，就以为将这种情形看做渐次的发展或毁灭就够了。可是事实上可以看出现象的变化，不仅由这壹数量转变为别壹数量，而且也由性质转变为数量并由数量转变为性质，在这个转变中，渐进的行程中断了并造成新的现象，其性质与原来的现象不同。在寒冷天气之下，由水结冰并非渐次进行的，即并非水先变成浆状物，然后渐次凝结成固体的冰，——而是壹下就结成固体的。在冷冻至冰点以前，水还是液体：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则增加壹点点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结成冰。”（黑格尔——逻辑） 我们观察自然界，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证明数量转变为性质，即渐进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发生突变。在烧开水的水壶裏，蒸气渐次增加起来；在壹定限度之下，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数量就转变成性质，结果沸腾了。我们试将橡皮带拉长，则壹尺长的橡皮带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后，如果我们再拉长壹点点，则突然由数量转变成性质：橡皮带断了。虫蛹缓慢的渐进的发展至壹定限度，数量就要转变成性质，即虫蛹变成虫蛾。人的产生也是遵循突变道路的。 流行的意见以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否认自然界中有突变。可是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却承认：“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以为比渐进的壹般的变化更多些，因此渐进的变化不仅没有唯壹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优先的意义。”（季米裏亚泽夫——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诸特点） 在发展的过程上，突变是不可免的，—— 不论这个过程是自然界的或社会的。 有些理论家坚决的攻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的阶级自觉惧怕革命震动，所以他们断定说：“自然界没有突变，历史也没有突变。” 新社会之出现于历史舞臺，并不像维纳斯神（Vénus）从海中浪花产生出来。（註）新社会是经过长久期间在旧社会怀裏，逐渐成熟起来。这是频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我们未曾出世以前须在母亲腹内胎孕九个多月壹样。但这样的怀胎和成熟，不仅不会与突变相反，而反与之相成。先怀胎，然后分娩。譬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出世以前壹个世纪，资产阶级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怀内开始成熟。但当资产阶级这个成熟过程完结时候，突变就发生了，即历史上有名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过程也是这样。

辩证法的进化论认为自然界中和历史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渐变和突变。庸俗的进化论不承认有突变，只承认有渐变。普列汉诺夫说： “有壹种意见认为没有突变而只有渐变；另有壹种意见则恰与之相反，即认为事实上永远只有突变，而我们所谓‘渐变’过程乃是无数的互相连接的小突变所构成。正确的认识论自然应当综合这二种意见，而成为第三种意见：突变是以渐变为前提而渐变必然要达到突变。”（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批评者之批评） 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论，得到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综合意见。马克思主义应用辩证法方法怎样来说明这壹经济制度转变为另壹经济制度呢？难道这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怀中壹点壹滴长成起来之结果，退出去的阶级壹步壹步对走进来的阶级让步之结果，长期的和渐进的社会改良之结果吗？绝对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对最终目的之严格观点而投身于社会改良怀抱裏去的人，对于这壹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壹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说明的。当修正主义初起时候，修正派就借别尔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这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办法，就可以补救现存社会之缺点，使社会的各个细胞不断的除旧更新。”辩证法绝不承认用“改良”办法可以使封建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壹种制度要转变成为另壹种制度，必须经过“否定的否定”，即由“突变”来去除不适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时，要发生这个“突变”，要形式新的性质。必须数量增加之不断过程预先达到了这个突变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壹方面反对改良主义的渐进派，他方面又反对恩格斯所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派，——他们认为无论何时都可以“爆发”革命的突变。 资本论中有名的论资本主义崩溃那壹段，可以作为应用辩证法的发展论之模楷。在这壹段中，马克思寻得资本集中和群众无产阶级化的规律以后，接着说： “篡取并垄断这个变革过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资本家富豪，其数量是壹天减少壹天的，但同时，壹方面贫困，压迫，奴服，堕落和剥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强烈起来，——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更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机体所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变成为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这个生产方式是与资本壹同发展并受资本的指导的。生产机关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壹种过程，即不能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相适应了。这个外壳壹定要炸裂。资本主义私产制的末日到了。剥夺别人财产的人，其自己财产也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否定的否定”在辩证法原则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两重否定而发展的，其结果达到另壹种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辩证法根本规律之壹，如果不明了这个规律，就不能使用辩证法方法。我们知道，每种现象，当其发展前进及其所包藏的种种因素表露出来时，这种现象就转变为与原来相反的另壹种现象，即转变为自己的否定。但这个否定自己还是要发生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就使现象发展到更高的更完满的阶段。 试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举出的例证：壹粒种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这裏萌芽就是种子的否定；萌芽长大起来开花结果以后，又归于死灭，这裏，结成的果实即种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干的否定。于是我们又得到种子，但这裏的种子并非壹粒，而是增加无数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现象发展到更完满的程度；这裏所举的例固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但若我们不引证壹般的植物，而引证奥奇德花（Orchid ——兰花之壹种）为例，则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变化。 社会的现象也是壹样。这裏也可以举出好多例证，但我们只举出壹例来看就够了。议会制度本来是人民的统治，但发展下去反成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即上层阶级的统治。人民统治之否定为形式的德谟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又发生自己的否定，即苏维埃制度——人民统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现象在其辩证法的发展中所经过之三个阶段，黑格尔称之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来就是所谓“三位法”（Triade）。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但他们并不是生吞活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入于他们的体系内，而是以这个辩证法贯通他们的学说并将这个辩证法融化于他们的学说之内。试听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也与黑格尔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他在观念之名称底下，甚至将这个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乃是真实世界之创造者，而真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之外现。在我看来，则恰好相反，观念世界不过是物质世界移转入于人类头脑去而已。…… 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之神秘化，绝不能妨碍黑格尔之成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觉的描写辩证法之运动的壹般形式。必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颠倒过来，为的从神秘的外壳裏面发现理性的核心。”（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被头足颠倒过来，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答复：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永久存在（我们不知道存在何处），而且是现存整个世界之活的灵魂。绝对观念自己发展，经过各种阶段——关于这壹点，他在逻辑壹书中有详细的发挥——并包含各种阶段；随后，绝对观念就‘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观念是非意识的客观必然的经过新的发展，壹直发展至最后在人的思想中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从那时起就以粗糙形式在历史中发展最后才完全达到黑格尔哲学中来。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和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运动，即自低而高经过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暂时退步之进化的因果关系，——不过是观念独立发展之缩影，而观念是永久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不受人的思想头脑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上的混吨状态是必须铲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观念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运动之壹般规律的科学。……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仅仅成为真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之自觉的反映。”（恩格斯——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其写给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发表的）中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混吨状态，其根源就在于他将辩证法看作是‘思想的独立发展’，因此外物的辩证法只成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那些依照辩证法形式之真实的发展的反映。” 由此看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之转变，可以底下的话概括之，即：辩证法从此不再将思想的过程看做因，将真实的发展看做果，而是反过来看，即将观念的进化看做“外物进程”的结果。 辩证法和唯物论综合起来成为马克思的学说，但这壹点极受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坚决攻击。 如果，像我们上面所说，壹般的辩证法已经被马萨裏克教授看作是“简单的变戏法”，那么，在他看来，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见马萨裏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认为辩证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干涉的，是人为的强附于马克思主义上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伟大工作，并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涉。”（伯恩施坦——历史的唯物论） 可是只要研究辩证法方法的真正性质，就可以明白：辩证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种非常有意义的情形值得我们註意，即当黑格尔严格遵守其辩证法原则企图深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去时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註）

辩证法似乎是趋向于抽象的结构，然而在唯物论看来，壹切观念都是事物的反映。——这种情形，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辩证法唯物论中发现出来的所谓矛盾。但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玄学之认识事物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只认为这个权利是相对的，是屈服于更高的更完满的认识方法即辩证法之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论的哲学，而且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我们的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序言）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之二个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个，则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个原素，就等于摧毁马克思主义之整个建筑。 最后在结论中，我再指出辩证法思想之几条根本的规律： （壹）在真实事物的完全状态中，研究真实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详细的研究。牢记着各方面的联系。 （二）在运动中研究。註意辩证法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转变的。寻求矛盾。明了斗争。 （三）牢记着：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四）不隔开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围世界。（註）

有定论

辩证法唯物论给唯心论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具有前代哲学思想之最高成绩——辩证法方法，而且也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占夺了唯心论所统治的疆土——历史。辩证法唯物论推翻了唯心论在解释历史过程方面之独裁统治。辩证法唯物论之根本原则应用到研究社会关系方面来，就产生出唯物史观。 在未曾说到唯物史观以前，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各方面所从出发的那种有动机的前定说，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人类学的有定论之结论。马克思主义既认人类发展之整个行程须遵守有定论的原则，其对于“意誌自由”问题的答復就与斯宾诺莎当时对此问题的答復相同。 在斯宾诺莎看来，“意誌之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比日光还要明显”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现，要能发生和活动，必须有其他壹种原因，如此直至于无穷。无论意誌是有穷的或无穷的，但总归有个原因来决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动，因此意誌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见同上定理之证）自然界规律支配人类，与支配石头，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手所抛掷的壹个石头，是能够思想的，则它或者心裏以为：它遵循壹定方向堕落于地下，乃是因为它愿意这样，因为它的自由意誌是这样。谁心裏想：他说话，或不说话，或从事于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夺，则谁就是睁开眼睛做梦。……法国唯物论者对于意誌自由问题的见解，差不多也是这样。在狄德罗看来，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话”。我们的行为，每壹次都是某种原因之必然的结果，这些原因有时虽然很復杂，但其实质是单纯的。霍尔巴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认为意誌自由的学说是屏除人类于自然界之外的学说，而其实人类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无论斯宾诺莎，霍尔巴赫或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拿有动机的前定说来观察我们的意誌。他们分析意誌的过程，研究其所经过诸重要形态（誌愿，选择，行为），就得到结论说：我们的意誌是受某种外来的动机所决定的。费希尔在其所着有名的人类意誌自由论壹书中说：“意誌表现时，是否先有某种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现，都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须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经就拿人的意誌来比拟罗盘针。人的意誌须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律，正像罗盘针受这种规律所支配由北旋转到南或由南旋转到北壹样。 人类在其意誌行为中，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罗盘针之“选择自由”壹样。 某个学生今天到学校来上历史的唯物论壹门功课，但他可以不来上这门功课而去上经济学，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课而闭门在家或上戏院看戏去……。难道这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加入共产党为党员，或者我拼命攻击共产党，——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准备以经济学家为职业，而不去充当医生，——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 我的每壹件行为都是在无数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之结果。我是壹个有自由誌愿，能自由选择，因此会自由行动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转的罗盘针，则不能选择向南或向北而必须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质的规律。怎样能够拿我去比拟罗盘针呢？ 无定论者，即承认意誌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推论的。可是，承认我们的意誌必须遵守必然的规律之有定论者，他们也并未否认选择的自由。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仅仅指出选择自由这件事实而就满足了，他们还要进壹步证明：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註）

当我们伸手出去从面前桌子上几本书中拿取壹本书来看时候，我们自然有选择的自由。我在十几本书中可以自由选择壹本，我也可以不拿书而拿报纸，铅笔，图画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东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变成精神病科医生所研究之对象了。选择自由，是受物质可能性之狭隘界限所限制的：我们从无量数的物件和现象中来“自由的”选择，这仅仅是在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内。 可是我们能够说：在这些界限以内，我们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吗？ 某个时候在我的物质可能性界限内有四本书：罗马法史，哲学研究，凯勒曼（Kellermann）的小说十壹月九日和列宁论文集。我自由选择结果，就拿起罗马法史来读。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内几本书中，我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选择仅仅表面上自由的，事实上还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决定。我所选择的壹本书，正是我在某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参考罗马法，又是由于我正预备法律问题的讲演之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根据于另壹种需要……。以为我是完全根据我的自由选择来读某壹本书，那就无异于将我的行为及其动机拿来与此过程在我意识中的反映混为壹谈，无异于斯宾诺莎所说：小孩以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许多可能性中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藏有明显的前提，即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种可能性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性质。总而言之，选择的必然就是选择的自由之前提。（见亚克塞罗的我们为什么不要后退） 诗人说：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为何爱她的亚拉伯人？ 因为天空的风和处女的心都是没有定准。”

可是如果我们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这二句诗认真来研究，我们就要承认：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选择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许多因素所决定的。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因素，甚至也许不觉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还是存在并强有力的转移那诗人所说的“无定准的”心之意誌。如果我们“分析乐器像解剖尸体壹样”，就可以看出：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们的行为过程与此过程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混合起来结果所产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罗所说：这乃是将自己当作原因而不当作结果的壹种人之幻想。 我们的意识指挥我们去做某种表面上自由的行为，但我们壹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意识自己就时时刻刻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事物的行程决定观念的行程”。 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定论要我们的意誌，我们的心理动作，去遵守物质必然性的规律；那么有定论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会不会使人类成为万能命运掌握中之可怜的俘虏呢？ 这是说到有定论时候，必然要发出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定论，不仅未曾消灭我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我们的自由。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与必然（必需）对立起来。 当我在无数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选择时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种可能性正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现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认定必需性，我才能决定去自由选择，去行动。不先认定其必需性，则自由选择就不能成立，没有必需性，则我将为各种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将茫然无所决定，我的“我”将消失在怀疑之中。如果我没有罗盘仪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则我将永久停留在彷徨无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于壹切都要不到。费尔巴哈说：“人类什么时候能自由的行动呢？只有在依据必需性而行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行动才是从我的生存之最深沉处发生出来，才是我的生存之有关联的和明白的表现，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动的创造者”。（费尔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别的，只是人认识事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人对于某种问题之解决愈加自由，则此解决之内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决定；由于不认识事实而起的迟疑不决，表面上似乎是随意选择于许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决中间，但由此更加证明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是屈服于其所受支配之实在情况的。因此，自由就在于建立于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对自己和对外界的统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观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对实在的关系——之解决，是极端相反的，连带着对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之态度也根本不同。 主观的唯心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无原因的事情，这样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证，而不能实现。 “若将目的看作自由的基准，则目的将停留于主观的头脑裏，对于真实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此观点看来，则合于目的的去反应于周围世界，乃是决然不可能的；于是，在主观的唯心论者看来，除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现象之种种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别无所有。 绝对的自由就转变为绝对的必然。 有定论承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结果，这样就得到结论说：目的是现象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实现的原素。由此观点看来，显然，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历史之反应是有保证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转变为自由”（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有定论并不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认识我们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赖于决定意誌之物质原因的，是严格遵守必需性的，——这就等于相信我们是依照规律而行动并且能收效果的，就等于鼓励人的行为。了解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客观的行动之前提，正如关于意誌独立和自由之主观的幻想壹定要达到意誌薄弱，迟疑不决，多议论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气习壹样。（註）

以上所说的有定论，还只限止于人类学方面。就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解决了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这个解决出发。但他们的功绩乃在于他们将有定论问题推展至社会学方面来，在于他们将意誌自由问题从自然界推展至社会范围裏来。 如果在人类学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意誌屈服于必然性，那么就要问：在社会过程中有没有决定人的行动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么决定这个社会生活之原素又是什么？ 在未答復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须先说说底下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构成此现象之各个个人意誌之总和的产物。社会现象乃是个人意誌交互错综的结果，而在各个个人意誌看来，社会现象彷佛是自发性的。社会现象发生于单个意誌之交互错综。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无量数人的意誌，交互错综起来，混合融化起来，就产生出自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适合于各个个人意誌，而且违反各个个人意誌。（註）

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业危机可以作为这种自发现象之模范的例证。在壹个国家中，几千个工业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发财。每壹个工业家都因为竭望发财，而表现出其要求更多利润的意誌；这个意誌表现之结果，就是这个工业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产品并输送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工业家的发财意誌，碰着其他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工业家同样的意誌，而交互错综起来。所有这些个人意誌交互错综之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市场充满，那些工业家也跟着破产，——他们的个人意誌在交互错综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发的现象（破产），即达到了与个人意誌所期望刚刚相反的结果。 “历史经过是这样：最后结果系由无数个人意誌之冲突产生出来，而每壹个意誌之出现又根据于许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况。于是就有无量数的交互错综力量和无量数的平列并行力量，这些力量综合起来就产生总的结果：历史事迹。”（恩格斯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个人自觉的倾向，被那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点说，所打消了。依据规律发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个人意誌。（註）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学范围和在社会学范围，我们的意誌都须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则，都须受我们以外的原因所决定。 承认了此点以后，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就发问说：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性质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觉的预定的目的去做的：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响的无数意誌以及人加于外界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这些无数个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意誌是为思考或情欲所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思考或情欲的动力又是许多復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条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动力，贪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还有各种各式的纯粹个人的嗜癖。我们已经说过：影响历史的无数个人意誌所造成的结果，时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时甚至与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这可见个人的动力对于总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究竟有何种动力隐藏在这些个人动力背后，究竟有何种历史原因能在人类头脑中变成这些个人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来——即唯物史观——就答復这个问题。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成为专门科学，要从历史的认识论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则出来，——这还是比较后起的事情。人们认为历史哲学之创立者是维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学说成立于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历史科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至今还只有二个世纪。但分析历史的进程，叙述历史事变之外又加以解释，确立某几条能支配历史过程的原则——这些部分的企图，则历史科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 从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时代以来，历史家就竭力不仅要叙述事变而且兼要解释事变；他们从他们对于历史过程之无量数形形色色的解释中间，推究共通原素出来，——所有这些解释，自然是唯心论的。

“从希罗多德的神妒说到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环境影响说，其间记载历史的人的精神裏产生出无量数的见解，彷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产物，要来解释并补充所叙述的事绩。阶级的倾向，宗教的观念，民间的成见，某种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遐想的过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实以艺术形式的誌愿——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造成了关于历史事绩的理论之多少愚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与历史记载不可分离的，或至少也是要点缀和装饰历史登载的。说什么偶然，机会，命运，神意或现在所说的‘物的逻辑’，——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愚笨的和简单的思想之结果；这种思想，无论经过批评道路或借助经验手段，都不能够凭其本身来解释自己的行程和见解。要想拿带条件性的事实（譬如偶然）或带理论性的像想（譬如事变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进步的）来填补我们关于壹切情况之智识的缺陷（这些情况是随着真实事变而发生的。其发生乃是必然的，而与我们的誌愿或意见无关）——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历史记载家庸俗哲学之原因和结果；这种哲学，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识的批评出现，就将因为本身太浅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奥拉所着之历史的唯物论） 在唯物史观未曾出现以前，历史科学壹般是以唯心论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之壹切事变。但在马克思提出其历史的认识论以前好久，我们在历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论倾向中，就已经发现壹些对于社会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论见解。在商业资本初兴时代，我们在历史家着作中就已经发现有人企图拿经济性质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绩，甚至有人还拿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历史进程。 鼎鼎大名的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之历史着作，就包含有这种新历史观之原素，虽然这种历史观还未完全明显的成熟。十七世纪生产力之增长，推动哲学家和历史家的思想更趋向于拿经济原因来解释社会生活。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据。 十八世纪资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长大起来，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斗争起见，就要求历史家丢弃唯心史观（即将人类社会壹切进化都看做人类精神变化结果之壹种见解），而拿社会中互相斗争的真实力量，来解释社会进化。法国大革命更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家思想去尊重实际事实而丢弃壹切思想上的动因。如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能使马基雅维利认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那么法国大革命——这壹只有生来盲目的人才看不见的阶级斗争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论的见解而使历史现象真正原因发现出来，——这当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们还认为有所谓“大众意誌”，但不久人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见人民中各种分子间——即各阶级间——之冲突，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贫”“富”间阶级对抗的意识。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卢梭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着作中还是模煳的，但在大革命事变中就强有力的被证实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许多伟人，都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其中几个伟人，譬如马拉则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壹切革命问题的出发点。 十九世纪之初几十年，唯物史观已经确定的战胜唯心史观了。十九世纪初期，事物的整个进程，将历史方面之唯心论见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奥拉论这个时代说： “经济规律战胜了壹切幻想并幻想了社会生活之指导地位。……事实上，谁未曾看见小私有者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成为无产者呢？谁未曾看见造成新社会制度之壹种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头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谁未曾看见新的城市在工厂周围发生起来，造成了没有出路的的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个人失败之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影响之下，到了法国王朝復辟时代，我们上面所说的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之壹种倾向就开始显着起来，这种倾向就是：凭拿经济原因去解释历史进程，依据阶级斗争以研究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法国的历史科学就转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会之财产关系方面，因此就坚决的走上唯物史观道路。法国历史科学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叶裏等得出结论说：要了解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而各种社会集团间之财产关系就是了解政治事变之锁钥。在基佐和梯叶裏看来，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战争的历史。阶级间之斗争，其结果不是各阶级互相妥协，而是这个阶级战胜那个阶级，基佐说：“调和阶级的冲突，乃是妄想。联络各阶级使之协调，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在马克思以前很久，历史家就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说，但有些历史家如布兰维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贵族利益的，有些历史家如基佐米涅梯叶裏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惟有马克思是第壹个站在无产阶级利益。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革命以前法国的哲学家站在唯物论基础上，但同时没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这是由于玄学观点阻碍了他们。革命以前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搁浅的地方，革命以后法国唯物论历史家到此也搁浅了。他们达到了将历史研究重心移转到财产关系方面，但当他们要去解释财产关系本身时候，他们又借助于“人性”的玄学观念。他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知道社会结构之基础是经济组织，但当他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经济变化之基础，经济变化和发展究竟受什么影响等等问题时候，他们就张目结舌壹点没有办法了。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的法国历史家，他们缺乏发展的观点，因此不能从他们的唯物史观做出逻辑的结论：他们不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最初动力，其“动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后来不久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了。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唯物史观的霉菌是满布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这二位科学社会主义之创立者，本来是大无畏的和最彻底的辩证法家，他们发现这个霉菌以后，就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壹元论体系。这个坚固整齐的体系，与王朝復辟时代历史家残破不全的观点毫不相同，其差异程度正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启蒙哲学家矛盾动摇的见解间之差异程度壹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观，可以作为壹个例证，证明我们上面屡次提起来说的壹个断语之正确，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之创立者所构成的体系，并非由他们头脑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天才的将前代哲学和历史思想融化为壹个综合。当时社会关系之发展，使马克思能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时候，发表他的关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而成为壹个有名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类进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适应于其物质生产力之壹定的发展阶段。 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实在，而是人的社会实在决定人的意识。 在其发展上某壹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拿法律用语来说——要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生产力以前就是在这些关系怀中发展的。这些关系本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今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于是到了社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伟大筑物或迟或速也要起革命。观察这种革命时候，必须将物质的由自然科学正确性表示出来的经济生产条件上的革命，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别清楚；——在后壹类革命中，人类自觉这个冲突并与之争斗。 不能根据革命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亦如不能根据个人的意识来判断这个个人壹样。恰好相反，这个时代的意识，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来解释。 任何壹种社会结构，在生产力未曾发展至于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以前，是不会崩溃的；同样，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这个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评序言） 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对实在关系问题——是这样解决：即承认惟有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世界，而观念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 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建立其历史观。在辩证法唯物论看来，社会过程并非观念进化之结果，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变之结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当的指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上物质和观念关系究竟持什么见解。

生产力

历史的唯物论将整个社会组织都看做生产的组织。生产乃是本时代政治事变和文化表现所环绕的中轴。 动物必须适应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自然也要遵守这条规律。但人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壹切动物的适应过程，有重大差异。动物之适应自然界，是屈服于自然界；人类则使自然界屈服于自己，这就是说：当适应自然界时候，人类并不改变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为的官能，——总而言之，人类的适应不是被动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动的和技术的。 人类是自动的和技术的适应自然界，人类是富兰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说的“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个情形发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为的工具所实现之劳动过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之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之简单的叫声就变成人类可宝贵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着判断的能力并自觉的决定其对于世界的关系。“蜘蛛织网像纺工织布壹样，蜜蜂营巢像匠人筑屋壹样。但壹开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点与最灵巧的蜜蜂不同，即人类未曾拿材料筑屋以前，先在头脑中将屋筑好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壹卷）这种伟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为的工具反应于死的自然界并改变物质之结果，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肯定说：最原始的人为的工具之使用，已经给予原始人类以最初的意识并开始转变类人猿为类猿人。 “人类将劳动工具当作新的官能，以补充其生理上的结构。自从达到能使用劳动工具之程度以后，人类发展史就焕然壹新：以前人类像其他壹切动物壹样，是改变其自然官能的，而现在人类则首先改进其人为的官能，发展其生产力。”（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发展问题） 在劳动工具未曾于人类生活上占支配势力以前，那时尚没有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仅仅从劳动工具能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达尔文就在这裏结束，马克思就在这裏开始。”动物学让位于社会学。 “历史乃是人手的工作，——这裏所说的人手，是能够发明和改良劳动工具的，是能利用劳动工具以创造人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之復杂影响随后又反映在人类本身，而这个环境之现状及其连续变化，正是人类发展之原因和条件。”（拉布裏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引过富兰克林对于人类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位美国思想家忘记补充壹点而这样说：“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动物”。第壹个使用石斧以反应自然界的，并不是鲁滨逊（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动物）中之壹员。这个石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群众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变了这些群众的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而以后由石斧进至新工具，以后生产力壹天比壹天发展，于是整个社会结构都起变化，社会内部壹切关系都起革命。 某种社会，随其所处客观的外界的条件不同，其生产力发展迟速也不同。生产力发展，社会的智识程度也随之发展，而社会也更能够发明新的工具，更向前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在每壹时代，人类能实现这种变化至何程度，这要看底下壹种情形，即：“每壹个民族，在其历史上每壹个时代，其生产力向前发展是受那时代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拉布裏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之自然的逻辑。 人类不是唯壹能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动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人类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人类于自然界环境之外，又造成了人为的环境，社会的环境。 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这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壹特点扩大了人为的环境之防卫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类超越于其他壹切动物之上。（见凯勒斯克劳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着之什么是经济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术上的，在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改变其机体而去改进劳动工具。这是由于人为的环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产工具的改变引起人类对自然界关系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人与人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工具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以，当观察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过程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分析社会生产力出发的。马克思说：“壹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所制造的产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样。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状态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生产方式，随之又改变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因此就改变其壹切社会关系。手工磨机给我们以封建王公统治的社会，而蒸汽磨机则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但那些根据物质生产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同时也造成原则，观念和范畴，适应于其社会关系。”（马克思——哲学之贫困）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之出发点，简单的因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之唯壹能变的物质因素，而生产方式不断的改变同时人类社会也跟着不断的改变。我们承认生产力是历史过程最初的动因，因为这是包围人类和影响人类的环境中唯壹能变的因素。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变的，或者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之下而改变的。 “自然，在发生观念的过程中，不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机体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机体，其思想能力及其艺术创作能力等，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某种改变吗？自然没有。谁的思想能力都未见得比亚裏斯多德更高，同样谁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未见得比古代希腊艺术家更强。或者因为外界即自然界改变了吗？也不是。现在希腊的蔚蓝的天正与伯裏克利（Périclés）时代（註）壹样。改变的只有社会，即最后只有经济关系；自然界中和人类中即使有改变，也是受经济关系改变影响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与心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力是其社会学分析之出发点，于是就指出：社会乃是随其满足物质需要时所用的手段方式改变而改变的。 唯物史观认为“首先是生产，其次是生产品的交换，构成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二种原素决定当时社会中财富的分配，因此更决定构成此社会之阶级及其中各层的形成。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那决定某种社会变化或某种社会革命之原因时，则不应到人的头脑中到人对于永久真理和永久正义的最高智识中去寻求，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求；总而言之，即不应到所研究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时代的经济又直接受这时代的生产力所决定。 我们时常听见人说：生产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响所决定，因此社会过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条件。自然无疑，地理性质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技术的影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在自然界（地理）条件影响之下发生起来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就要改变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关系。譬如在白俄罗斯，现在人们正谈论电气化；正要建设大规模之发电站臺等，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白俄罗斯地理条件之关系，完全与西继斯蒙奥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对于同壹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同。北美洲农民拿电气机器所耕种的土地，也已经不是两世纪以前欧洲侨民拿原始犁头所耕种的土地了。 “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中劳动，并将自然界当作劳动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技术则是时常变化的，——自然，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界原素相适应。技术既然是变化的主因，技术的变化既然引起社会和自然界间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分析社会关系之出发点就是技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 地理条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而要经过建立于生产力壹定状态之上的生产关系。 为正确估量地理环境对于历史过程之影响起见，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影响怎样及于社会组织。我们不能从生理学方面或心理学方面来看察这种影响，因为这样的观点除了附会曲解真正的历史过程之外，是没有别的效果的。以为某壹种族的地理条件能直接影响于这个种族之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这种见解无异于承认“人种的特性”是研究历史的锁钥。这种见解已经被科学无情的驳倒了，科学证明当代并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存在。如果记得人类历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时是这个人种，有时又是别个人种，则凡有头脑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原因并非由于某个“人种的特性”，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每个时代“人种”之文化水平线。 人类依靠生产而生活。社会不是别的，只是生产的集合，以无数线索将各人连结起来，使各人于生产中和生产品交换中发生壹定的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受某时代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每壹次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跟着也要改变壹切社会结构及与此结构有关的整个社会思想。 为要更明白生产力发展怎样引起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形起见，我介绍读者参考底下描写这个过程的表：

生 产 力 发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纲领）

生产力

生产性质

劳动生产量

社会制度

共同生活的规模

人类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获取现成物品

没有剩余生产品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数约四五十人

人类＋牲畜

原始的农业，牧畜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氏族共产主义崩溃，家庭共产主义，奴隶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扩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类＋牲畜＋初期水力风力之利用

农业和牧畜更加完备、手工业技术发展，奴隶和农奴的劳役制度

有剩余生产品

奴隶和农奴制度，阶级：军人、教士、奴隶、农奴，商人

封建领土已经能结合几千人

手工机械

城市中相当高等的手工业技术开始发展

剩余生产品增加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

城市和区镇已经能结合几万人

人类＋牲畜＋蒸汽动力，復杂的传动的机械组织，机器的自动生产，其后期人类和牲畜失去其为体力的作用，人类主要是指导者

技术进步、农村经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役制度

剩余生产品很多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资产阶级（大，中，小）、无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化、农民瓦解分化

社会关系结合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由民族国家进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在经过世界市场大体上将壹切人类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世界生产

机械动力

人类仅仅是指导者

工业与农业结合、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自由的和友爱的劳动

社会必要的劳动缩小至极小限度、生产量很高

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壹切人类组织在壹个经济组织裏头

基础与筑物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过程都要服从经济的必需性。由我们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最初的动力，决定社会结构的系统和群居的人类关于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各方面的观念形态。 成为社会结构基础之物质条件，直接的或间接的决定了本社会分子之精神生活。马克思就根据这种思想作成为有名的基础与筑物之公式：“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註）

马克思下葬时，恩格斯在墓前演说道： “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来包藏在壹件浅显的事实之内，可惜这件事实在马克思以前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帷幕所遮掩了。这件浅显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关心饮食衣住，然后才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直接生存资料之生产以及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代之经济发展阶段，于某个时候，就构成壹种基础，由此基础遂发展那个时代人类之国家制度，法律见解，艺术，甚至宗教观念，而所有这些现象都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 这裏，我不能详细解说生产基础和各层思想筑物间之相互关系，我只限于解说壹个普遍问题，即应该怎样了解基础和筑物间的关系，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 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个问题，尤其因为现在人们还往往将历史的唯物论看做是復兴“先生活然后研究哲学”之理论和仅仅根据经济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之理论。 每壹种科学方法都会被人变成死的机械，辩证法的唯物论尤其会这样。辩证法的唯物论本来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更加需要人们了解其精神而不应仅仅了解其字句。（註）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生产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响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壹切变动。 历史的唯物论，不在“人性”变化中，不在某种抽象体中，去寻求社会组织上和人的观念上的壹切变化之最初原因；历史的唯物论认为这种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结果所引起之生产和交换方式之进化。 生产力状态乃是某壹定时代之基础，各层的社会筑物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某壹定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直接受这种基础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同时又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生产关系乃是某壹定社会组织之社会经济结构所依据之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道德和习惯。精神和道德状态，又决定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即决定，本社会的社会思想。 “在劳动及其必须的工具发展之壹定的条件之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形式，就在人为的地基上首先并直接的决定了其他壹切社会结合之事实行为以及此行为在我们称为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形式：阶级之形成，冲突，斗争和毁灭；决定了调节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服从人的原因和样式以及统治和政权所表现的形式，——总而言之，即决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国家的壹切事物。这种经济结构，其次又决定了艺术宗教科学等创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倾向和对象（大部分是间接的）。”（拉布裏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普列汉诺夫以底下着名的五条公式，说明基础和各层筑物间的相互关系： “（壹）生产力状态； （二）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三）建立壹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经济决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经济上面之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之各种思想。”（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历史的唯物论绝不是拿经济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现象的。在用以区分现象的类别中，后的种类都是受前的种类所决定的，而每壹层思想筑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层的思想筑物之“基础”。谁企图拿当代意大利经济之直接影响来解释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性质，谁自然就壹点也不能了解。这种艺术是在参加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阶级之社会心理直接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而这种心理又是在决定阶级地位等诸原因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这裏，生产力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即经过社会生活的。 有些人说：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这岂非独断论的见解吗？这种见解岂非忽视各层筑物间相互影响和事实，而认为有壹种因素能决定其他因素吗？艺术往往是在社会心理影响之下发生的，但艺术发生以后转而影响社会心理。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忽视的，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跟。（註）我们拿社会生活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来代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才可以了解历史。

以上便是反对唯物史观之壹种根本论据。我们驳斥这个论据，同时又可明白本问题的几个要点。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过“相互影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永远从底下的见解出发，即认为：筑物虽然在基础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但转过来也影响基础本身。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难道不转而影响经济吗？ 不久以前才发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说明这种情形：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壹九二〇年始发表于社会主义月报） 苏俄的遗产法，是受制定此遗产法时苏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但这个遗产法转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发生重大影响。 恩格斯应用这种互相影响的原则，于壹切思想筑物上。经济需要是发展之主要动力。但哲学，在其发展中，是连着其成见和错误转而影响于壹切社会发展（连经济发展在内）的。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政治等筑物能影响于经济基础本身。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诸着作，就是明显的证据；在这些着作中，政治现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限度内的。 马克思主义壹方面不否认社会经济和人类思想间相互影响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说明我们如果单独拿这种相互的影响去观察社会生活，那是壹点也不能了解的。黑格尔之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了解：“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成为同值的概念，则其本身还须经过分析，分析结果就达到：发生相互影响之变方面要为壹个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释，而非自己就是现成明了的事物。”黑格尔所寻求的这个“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经给马克思找到了。这就是生产力。 “试举壹例来看。据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说：‘法国，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裏说文学影响了风气。但文学本身又是从那裏来的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显然：骑士小说之发生是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就是说明相互影响之壹个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本社会的风气又影响本社会的文学。但封建社会本身又是从那裏来的呢？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响之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不能对我们解释的。”（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只有根据于那时代生产力的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会环境的性质，要根据当时生产力状态来解释。知道生产力状态，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性质，就可以知道适应于此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和社会精神或风气间的相互影响”。（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巨大的筑物都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难道这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壹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按照直线的转变为另壹种社会经济结构吗？不是。当生产力发展使这壹种经济结构转变为另壹种经济结构时，社会必须在思想上准备这个转变。“人类的进行，从A点走到B点，从B点走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进行的。要从A点到B点或从B点到C点，都必须经过‘筑物’并使‘筑物’发生相当的变化。”（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壹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壹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此种“基础上的改变”，必须等到相当的“筑物上的改变”发生过后，才有可能。 十八世纪下半期自始至终“第三级”就在各层筑物方面造成这种“改变”：资产阶级的戏剧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剧，在绘画书上革命的题旨代替了贵族宫廷的传说，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仅仅到筑物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过后，法国才有可能从这壹个经济基础转变成另壹个经济基础。 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的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基础毁坏了，照马克思的意见，筑物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生产力发展既然毁坏了“筑物”所凭借的“基础”，则这个“筑物”的崩溃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提出诸中心定理之壹。但这个定理绝不否认：筑物的崩溃是“或速或缓的”，这种崩溃的步骤是受支配本社会之传统权威和代表生产力发展那壹阶级之革命毅力等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可以承认当代美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国这壹种经济基础要转变为另壹种经济基础，其速度须看“筑物的改变”即思想的革命化之过程长短而定。 “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受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马克思主义知道并指示：意识是受实在所决定的；同时也绝不忽视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说： “照唯物史观说来，决定历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实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此外，我和马克思再没有说别的话。如果有人曲解这句话成为：经济因素乃是唯壹能决定的因素，则他就是将这句话转变为壹句无意义的抽象的和无道理的话。经济状况乃是基础，但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各种筑物转而影响这个基础，在许多情形之下，甚至决定这个基础的形式；各种筑物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每次斗争解决以后占得胜利的阶级所制定之宪法），法律的标准，甚至所有这些真实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所反映出来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随后转变成为独断的体系。”（给社会主义月报主笔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发表于社会主义学院杂誌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上现象看作是经济事实所产生的这壹句话，便肯定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历史的唯物论之“偶像观”。 在许多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之诘难中间，有壹种最愚蠢的诘难，即说我们的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唯物论并不忽视这种作用，不过指出观念上的变化乃是经济关系上的变化之结果而已。这壹点，在那些成为自己头脑所发生的思想过程之牺牲品的思想家看来，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壹书中，认为思想是仅仅遵守本有的规律而独立发展之壹种事物。思想过程的特性，就是人们对于思想进程和决定此进程的物质生存条件间之联系，没有明显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给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说：“审判官所认为先天状态的，其实仅是经济的反映。”自然，这种意识上的混吨，这种思想上的错乱，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发生的。凡在职业上专门从事于壹种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将这种材料看作独立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材料的思想过程之物质的前提。 “思想是壹种过程，这种过程虽然是由所谓思想家自觉的去完成，但这种自觉是虚假的自觉。推动思想进行之真实力量，是不为思想家所认识的，不然便不是思想过程。这种过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虚假的或皮面的动力。这既然是观念的过程，则其内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辈所有的纯粹思想构成起来。他既然只从事于那未经批评即被认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种观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这种材料与另壹种不依赖于思想之过程间的各种联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给梅林的信，此信发表于梅林所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壹卷） 由此就产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劳动的人的思想，残害了并曲解了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唯物论乃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出支配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真实动力，无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并指示那界在观念进程和事物进程间，“基础”和“筑物”间，意识和决定此意识的实在间，之真实的联系。历史的唯物论，认为在社会实在和我们的某种意识间，有无数的中间环存在。这些中间环，并不会使这个理论像那些拜倒于各种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论那样，漠视了思想服从实在之事实。

主观与历史过程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整个社会过程根本是受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这裏自然会发生壹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的主观能够干涉历史过程的客观呢？如果承认，则这种干涉能到何种限度？ 历史的唯物论之无数批评家，对于这个理论则存庸俗而机械的见解；他们将这个理论看作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将人看作完全被动而屈服于经济必然性之铁的规律。 事实上。历史的唯物论并未曾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在历史的唯物论光照之下，那些认为个人（“英雄”）是历史之万能的建筑家，是历史过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论，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谬误无能而已。 在过去支配历史科学而现在尚未完全消灭的这些理论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註）

历史事变的进程是復杂而纷乱的，其迅速的变化引起这种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因和果是密切胶粘而难于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宫，惟有手裏拿着壹元论历史观为武器的人才能从这座迷宫走出来。历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论的见解，即拿壹个标准因素来解释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復杂纷乱的情况。不然，则他被註定要瞠目结舌无奈这种復杂纷乱情况何，而迫得根据命运，偶然，去解释历史事变。 试举壹个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纪历史科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来说明当代欧洲历史的进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着名的共和党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无经验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几个民主派的鼓动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Otto Bismarck）个人利用拿破仑第三（Napoleon III）个人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欧洲大陆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上找到壹个共同原因来说明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变。三个偶然决定了当代欧洲的政治进化。” 但逻辑作弄了那些将历史看作偶然的产物的学者先生，并使他们说出同样愚蠢和无理的断语。譬如同壹个色诺波又说： “在政治史上很难给予俄罗斯帝国以适应其意义的壹种地位。……除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时期以外，俄国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宫廷和政府的历史。”（色诺波——当代欧洲政治史） 这样，缺乏壹元论的观点和不认识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之历史学家者，就要走到谢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历史事变观；在他们看来，克裏米（Crimee）的战争乃是“俄国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马鞭鞭打苏丹面孔之结果。” 我们在上面（第七章）已经说过：思想的过程怎样使我们曲解了对于现象之正确观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历史科学中所表现的最为厉害。 “历史家，首先，在其个人地位上说就是壹个精神劳动者，壹个智识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点看，则他又是壹个文字劳动者，壹个着作家。他如果将精神劳动看作历史的头脑，将文字着作，从诗歌小说以至于哲学专着和科学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实，那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吗？精神劳动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纪功碑铭上所表现的那种自夸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国文化史纲） 这种思想上的曲解就达到梯叶裏所恶意嘲笑的那种历史迷： “如果整个民族迁徒并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诗人说来，那是某个英雄，为显扬他的名声而想建立帝国的；如果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那是某个立法者所发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个新的城市，那是某个王公要造成这个城市；——总之，民众，市民，乃是造成壹个伟人之各种材料而已。”（梯叶裏——城市的解放） 可见，已往的历史科学是提倡崇拜英雄的。历史家供养英雄于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发出神圣的晕光以决定平民的运命，变化地图的颜色，从事于发明和发现，优待或压迫各种民族。只靠这些英雄伟人的推动，历史才能走向前进。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话说：民众是壹声不响的。历史事变的根本动因，应该到国家要人的宫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妇的会客室裏，去寻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圣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壹般历史家研究历史之出发点。这般历史家中有壹个甚至于说：“埃及女王克裏奥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丽动人的鼻子乃是亚克兴（Actium）战争的原因；其他壹个也说：滑铁卢（Waterloo）战争时拿破仑之感冒伤风竟至于使历史车轮转变壹个方向。“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纪。”在几个伟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筑埃及金字塔的，爆发暴动火焰的（历史家对于各种伟大的暴动,只拿几个简单人名来记载：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普加乔夫—Pougatchev，闵采尔—Thomas Muntzer等），渡过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罗马和俄国新城（Novgorod）之市议会的——广大群众，都黯淡而等于不存在了。 拉布裏奥拉说：“各种精神劳动者和学者，好几世纪以来就致力于这种抽象化的工作，他们要保持其工作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幻想。”（拉布裏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迹就打破了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幻想，就冲出行会性的历史家所构造的拜物教的外壳。大革命以后不久，梯叶裏就已经宣言：必须排除以前那种记载中古帝王家谱的历史，而创立人民的，市民的历史。 历史科学，要从那支配中古历史家及其前辈头脑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必须等到发现唯物史观之社会前提已经具备时候，等到唯物史观已经发现时候。 从历史的唯物论观点看来，主观在社会过程中究竟占何种位置呢？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种见解呢？ 饶勒斯在其关于唯心史观的壹篇有名演说中说：“壹直到现在，人类是屈服于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权威底下的；人类并非自己自由的走向进步去，而是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人类自己以为创造历史，其实决定人类行为的经济生活之变化，发生于人类背后而不为人类所知道。在这点上，人类彷佛就像顺流而下的壹个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时壹觉醒来，则看见四周景物已完全改变了。”历史的唯物论就是解放我们意识于饶勒斯所说的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下的壹种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历史的“景物”这样变化并在何种原因影响之下而变化。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说：个人，无论其如何的英雄，万能和天才——就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顿（Isaac Newton）或马克思罢——都不能发明或创立壹种新的社会制度。点金术是不能应用到历史上来的，可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正从事于历史的点金术之研究。 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历史本身所註销的，其效果是要等于零的。但自然不是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壹切干涉都等于零。恰好相反，这种干涉，如果完全适应于历史发展之壹般倾向，如果不与决定此倾向之动因相冲突，则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说：“并没有壹般人时常所像想的那种经济状况之自动的活动，但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过是在由过去真实关系遗留下来的能决定人类行动的那种环境之内；在这些关系裏面，经济关系乃是根本上决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条件对于人类还有更强大影响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给斯特拉坚堡——G.Strakenburg的信） 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把住这个必然性，妨阻或促进某种历史因素之发生，——这就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结果。活动的个人能够担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客观的必然性，适应并服从这个必然性，如此已经就是自由活动了。个人如果具有此种能力，就可以做到历史上的所谓伟人。 “伟人之伟大，并不在于他个人特性能渲染伟大历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于他具有某几种特性，最善于适应当时在壹般的和特别的原因影响之下而发生的那种巨大社会需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 历史过程的客观进程，使某壹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使之代替那陈腐而趋于消灭的阶级之位置。为此，必须这个新阶级表现相当的毅力，足以运用国家机关，足以构造国家机器等；因此就需要相当的人材。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变的进程上就染上了个人的彩色。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件事，是受深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只有颜厚如铁的人才会设想布尔维克主义是由“铁甲车”（註）输入俄国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遵循社会进化规律，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说：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则无论谁来实行革命，其结果都完全壹样。在列宁指导之下，事变实现得像我们所已见的样式；但如果让壹个庸才来代替列宁的位置；则事变将发展成另壹种样式。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全德意誌的统壹，但这个过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麦指导之下进行——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至何种限度，他使这种需要之满足带上什么性质，——这就要看他这个人的个人性格如何。这个断语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就不会实现十月革命；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至今还是分裂为几十个小公国；如果没有达尔文和马克思，世上就没有物种由来说和历史的唯物论。这些伟人所满足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也会或这样或那样或迟或速来满足的。“这个伟人恰好于壹定的时候出现于壹定的地方，这自然是纯粹偶然的事。如果我们除掉这壹个人，则自然会发生壹种需要，要求另有壹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点或坏壹点，但终归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写的信）譬如拿普列汉诺夫来说。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历史环境中发现壹些为他同时人所不能了解的社会关系。那时人们正带轻蔑口吻谈起“无产阶级的秽物”并自满自足的信以为俄国可以撇开这个“秽物”，而普列汉诺夫则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我们能否根据此点即断定说：如果没有普列汉诺夫，俄国就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呢？自然不能这样断定。“如果十八岁青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什裏谢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绞死了，俄国还是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汇合俄国工人运动于西欧社会主义思想之强有力潮流并使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伏尔佛逊——S.Y.Wolfson 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时常肯定说：历史的唯物论将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线上，而漠视了壹件明显事实，即：有些人对于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有些人则壹点也没有关系；在这个理论看来，总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这种批评，看去虽很严重，其实最无根据。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将格林华尔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与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从来不会断定说：查苏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诺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生活的影响是相等的。历史的唯物论明白知道什么是活动的坚强的和勇敢的人物，什么是诗人所说“小说也不提起妳，诗歌也不吟咏妳”的那种人物。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杰出的天才的个人——在适当条件之下——对其所处时代能发生很大影响。这些人就是比同时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传统成见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并以更能动人的形式表现此真理的艺术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并依壹定目的而配合这些力量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构造，无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经系统比普通人更加灵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认识周遭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明显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个问题于他面前，则他能发现出这个问题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见的要素。 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是说：天才者是不受其时代和环境影响的，伟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种粘土所造成的。 伟人，“英雄”，与普通人，群众间，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切不可以将人类分为历史建筑家的个人和历史建筑材料的群众之二大部分。“伟人并非由天上降落于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长生至天上的。”这就是说：民众从自己队伍中推出几个个人，能够满足那在社会内部本已成熟的需要。这几个个人就是所谓伟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观点来看，而由科学观点来看，则‘个性’乃是社会环境各种影响之焦点。我们的意识内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力量所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则系我们现成的得来。环境铸造个性，正如印模铸造钱币壹样。好久以前唯心论时代的历史家就已经说过：伟人是他那时代之最可为模范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经济的唯物论） 群众要能跟随在领袖背后跑；必须也像某种行为的“英雄”壹样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领袖手势而盲目赴死的群众，这是童话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听从命令向前冲锋，必须以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或以欺骗宣传鼓励他们。在帝国主义大战中，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明白知道双方军队对于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兴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从心是没有保证的，是不能因此就自愿赴死的。他们因此对兵士大作其爱国主义的鼓动，并用机关枪监临在兵士背后，使他们只有向前进攻而不能后退。 社会环境驱使杰出人物向时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个人能力如果与时代需要相反，则往往投闲置散而无所表现。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时代的俄国，借用赫尔岑的话说，壹个具有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天才的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在这种环境裏，只好老死无闻，谁也不会觉得他具有伟在才干。 但假使他处在壹八四八年时候的巴黎环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风气盛极壹时，那裏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说，则他也许就要与格莱斯顿（Williams Gladstone）饶勒斯等人齐名了。如果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代，那时到处都是荆棘纵横荒凉满目，那时“不断的战鼓声音”震聋了人们的耳朵，则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后来所贡献于人类的那些伟大的歌谱。 普列汉诺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论法国大革命时代说：“如果旧制度继续维持直至现在，则我们当中没有壹个人头脑裏会想到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竟有几个戏子，排字工人，理发匠，染色工人，法学家，小贩和剑术教师等，能够具有军事上的天才。”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如果不发生在壹九壹七年，而发生在壹九六七年，则谁也意想不到有几个文学家会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者，有几个医生会成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几个法学家会成为军队的司令军长等。不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机会表现出伟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飞（A.A.Yoffé）伏龙芝（M.W.Frunzé）布琼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发明和发现如果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则其人就变成了“伟人”；不然，他的事业就无人过问而他的名字也就无人知道。纪元后壹千年发现北美洲之诺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并不需要新大陆。但当生产力发展至于要求新市场和新原料产地时候，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被人类推尊为壹个最伟大的英雄了。俄国经济，在可怕的伊凡时代，并不需要飞行的机关，因此俄皇对于壹个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发明“木翼飞机”这件事竟下诏说：“人不是禽鸟，是没有翼的，如果违反自然而装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讲交情的发明家是要杀头的。得到魔鬼帮助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祷告之后，用火焚毁的。”到了二十世纪，齐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机器”时候，德国看见航空事业可以张大其经济权力，于是就宣布齐柏林为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壹。 “社会条件利于天才者发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每壹个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出来的天才者，每壹个由社会力量所推尊出来的天才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天才者为什么像我们所说的只能改变事变之个人的面貌而不能改变事变之壹般方向。他们自己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壹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壹般方向，则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那界于可能和事实中间的壹条界线”。（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某种发明要能取得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适合于当时社会需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记得：必须当时具备有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壹定的智识资本，天才者也才能够发明。每壹种伟大发明，其实都不过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种种尝试和企图而总结之而已。我们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所发明的，而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各种思想成绩综合起来之结果。每壹种伟大发明，我们都应看作是那准备要确定解决生产力所提出于时代面前之任务的各种个别企图的壹个总和。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作为壹个有趣的例证。印刷术是由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他的发明根本只在于铸造金属活字并利用压力使这些活字留印在纸上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壹看古腾堡发明以前的壹个时代，就可以明白这个发明是壹步步准备着的。以前，人们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随后分割这种木版为几个小部分，随后又拿金属版来代替木版，随后更企图将版中各字割裂开来，企图使用压力等。最后就成功了古腾堡的伟大发明。我们从别的地方还知道，与古腾堡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别人——意大利人卡斯达尔底（Castaldi）荷壮兰人郭斯德（Koster）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塞灵尼（Cennini）——就已有这种发明了。（註）梅林说得很对，他说，“古腾堡建过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乃是人类精神最可惊人的产品之壹，但这个发明仍旧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种的根芽上长大起来的。他仅仅收种那经过长久时间而始成熟的结实。”（梅林——历史的唯物论）我们对于那些作过伟大发明的思想家，壹样的可以说这种话。达尔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时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论，正如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达尔文时代就不能发明无线电壹样。

以上便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估量。我们看见：历史的唯物论是将个人在社会过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颇大而且颇为优越的，但同时打破了那认为这种个人，“英雄”，能成为社会过程主人翁之壹种见解。正如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论是使群众相信：伟人封锁了那些提出于人类面前的问题之壹切解决办法于自己写字臺内，而粗俗的群众只好将口张开等待“绝对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样从天空掉落在他们口裏去。历史的唯物论则恰与唯心论相反，乃是要使群众相信： “世上没有什么创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与豪杰， 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见解。这种见解打破了对于“英雄”——历史的建筑家——之崇拜，而宣布群众是历史行为之积极的创造者。

阶级与阶级斗争

历史的唯物论，将思想之构成过程当作真实世界之折光的反映，来研究，来解释。这乃是这个理论的“静力学”（Statique）。除了“静力学”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其“动力学”（dynamique）——阶级斗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着共产党宣言中，壹开始便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这样并非提出新的假设，而是仅仅指示那当时进步的历史家已经承认为明显无疑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指出社会中有阶级斗争的事实，而在于他们拿新的科学的思想来说明阶级的意义。 希腊文明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就看见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其中许多人时常就感觉到社会是分裂为几个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集团之存在，乃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而非社会关系的产物。 仅仅到十八世纪初期，我们才看见壹些企图，要将阶级看作是社会的范畴，是在国民财富之形成中占据壹定位置的。重农学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将社会看作是底下三个阶级所组成的：生产阶级（农民），地主阶级（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壹切不属于前二阶级的分子）。重农学派分析社会阶级所根据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分子对于土地的关系壹点。十八世纪后期，科学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细的去研究阶级的问题。杜尔哥修改魁奈的阶级区分法，而从“寄生阶级”中分出壹个产业工人阶级，与重农学派所分的三个阶级合而成四个阶级。最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才区分社会为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村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时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学家费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区分社会为二个阶级：私产阶级（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国大革命更加推动那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向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马拉是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之作用的。随后，圣西门主义者竟至于了解经济利益之冲突乃是“阶级”定义中的壹个要点。王朝復辟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事实，而其着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据的。 以上所说，无疑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未曾发生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在社会学中占据巩固的位置了（註）。马克思对于阶级学说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为什么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壹辈学者也会承认：“自古以来，科学对于社会阶级学说方面之最深刻的贡献，是包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裏头的”呢？（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自己在其所写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这个问题： “说到我自己，则发现近代社会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间互相斗争，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之历史上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从经济上解剖过这些阶级。我的新贡献就在于我努力的证明： 壹、阶级之存在，仅仅与壹定的历史过渡的生产形式有关系； 二、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也仅仅是壹种过渡阶段，走向消灭壹切阶级并建立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产党宣言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裏所说的“壹切”，自然是相对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认）（註）；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阶级，阶级是原始共产制破坏之后才发生的。自从分工和劳动指导发生以致人类脱离原始共产制而进步以来，社会阶级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个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之下，壹切社会历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束和佣工，总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的互相仇视，敌对，明争，暗斗；这种斗争每壹次不是达到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便是达到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两败俱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历史上已往各时代中，我们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会是分化为各种等级，各种各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分别；在中古社会，有王公，陪臣，行东，佣工，农奴等分别；每壹种人中又还有高低的分别。 “从封建废址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曾消灭阶级间的歧异，而仅仅拿新的阶级来代替旧的阶级并使用新的压迫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们的观点看来，阶级乃是历史的范畴；换壹句话说，阶级乃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才有的产物，因此是过渡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其他壹切阶级论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他壹切阶级论看来，阶级乃是逻辑的范畴，即在任何社会制度裏都必然要发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将阶级看做是自然的事实，而看做是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就认为：如果这些条件消失了，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消灭而新的（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则阶级也要死灭。在各人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裏，是没有阶级的（譬如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人权利并不平均的社会裏，就有阶级分化发生，而社会发展也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强烈影响之下进行的。 说到阶级定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阶级的定义。资本论写到快要讨论到阶级定义的地方，马克思就绝笔了。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着作裏头搜集他们对于阶级本质问题的各种意见而归纳出几个要点。 某壹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国民经济系统内所起的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分判阶级时候所根据的准绳。某壹社会集团中人，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同样地们，因此与其他集团中人成为对抗的关系，则他们就属于同壹个阶级。 以上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要了解阶级意义时，是必需的和足够的。 社会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不是壹样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不是壹样），则他们就不属于同壹个阶级。各种集团，其对于生产的关系若各不相同，则其中壹个集团就有可能以剥削其他的集团，换壹句说，这些集团间就发生相反的经济利益。这种互相对抗关系，也是阶级意义上壹个不可或缺的原素。 为什么金工，纺工，矿工，印工等是同属于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呢？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样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之关系也是壹样的，因为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集团之利益，与包含那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另壹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之利益，极端的相反。 在阶级问题上这壹点见解，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壹切理论所差异之点，——其他壹切理论则将阶级看做是有同样收入具同样财产的人的集团，壹般说来，即占据同样物质地位或依赖同样源泉为生的人的集团。（註）

首饰店店主，中等农民和机器工人，他们每年收入也许是壹样，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则各不相同，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间经济利益也是相反的；他们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反之，顿河（Don）矿工也许工资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资之半，但他们同属于壹个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阶级的定义给我们，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却看见好几条关于阶级的定义。试举几条定义来看： （壹）阶级是壹种多数人的集团，此集团中各分子，其在受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地位，其对于生产机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上的作用，都与集团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获得上和数量上，也与集团外的人不同。阶级就是人的集团，这些集团中有壹个集团，因为在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够篡取其他集团的劳动。（列宁） （二）社会阶级乃是在生产上作用相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分人关系又相同之壹种人所构成的总和。这些关系而且由物体上，即由劳动机关上，反映出来。（布哈林） （三）阶级乃是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构成的，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处于同样的关系，因此就属于经济活动上的同壹范畴。（库诺夫） 上面这几条定义中，我们认为第壹条定义是最正确的，同时又是特别明显的。（註）

说到阶级时候，必须註意壹点，即人们往往将“阶级”（classe）和“等级”（etat）混为壹谈，而这样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马克思在其少年时代的着作中，譬如在黑格尔法律哲学批评中，虽然未曾分清“阶级”和“等级”，而将无产阶级看作壹个“等级”，但后来他和恩格斯对此二者界限是分别得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阶级是社会的集团，阶级间相互关系是属于社会的性质。仅仅到国家正式承认社会内部已成的阶级分化并赋予某壹定阶级以相当特权而从法律上保障阶级分化以后，才出现“等级”的组织。由此可见“等级”乃是国家承认社会阶级分化之结果。 等级的组织仅仅适应于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产生带来了异常迅速改变的阶级关系，带来了流动的阶级构成。因此使等级的组织陷于破产，——等级组织是在社会关系沉滞难变之下才是适宜才有可能的。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之条件，就在于毁灭壹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性的第三等级解放之条件就在毁灭壹切等级壹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毁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马克思所着哲学的贫困之附录）（註二）

在资本主义底下，社会关系变化极速，这个阶级的分子时常不久就变成别个阶级的分子，因此等级是要趋于崩溃的，因为属于某壹定等级的分子必须是能“世袭的”享受国家所赋予这个等级的政治法律上特权。现代的美国就没有等级。如果英国还有等级，那只是前代遗留给资本主义社会之壹种残余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说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根本阶级：（壹）地主阶级，他们的进款就是地租；（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进款就是利润；（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力的所有主”），他们的进款就是工资。 以上三个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间阶级和落伍阶级，就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这些根本阶级本身还各自会分化为许多层次——小阶级。譬如资本家阶级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财政资产阶级。而工业资产阶级又可分为许多部分等。

当我们详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全盘构造时，就必须不仅註意三个根本阶级，而且註意许多中间阶级和小阶级。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社会之阶级构成时，他就列举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的农民（大农和中农），独立小农，封建式农奴，农业雇工，工业无产阶级。（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举的每壹个小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阶级中的壹小部分。每壹个小阶级对于其他小阶级都有壹定的利害冲突，可是社会根本的区分线终于使几个小阶级构成壹个根本阶级。那些不能确定属于某个根本阶级的分子，就成为中间阶级。譬如举小资产阶级做例，恩格斯就说：“它（註）的性质是根据它的中间地位来决定的，它界在资产阶级（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和无产阶级中间。它倾向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小小失败就可以使其中的个人离开本阶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不断的动摇于愿望与恐怖中间：他们渴望高升至富裕阶级的地位，同时惧怕堕落于无产阶级队伍或乞丐队伍中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知识分子也是站在这种中间地位。他们可以代表许多不同阶级的思想，他们分别加入于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也与小资产阶级壹样动摇于利害冲突的各阶级中间。

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时，必须附带的指明在这个社会裏，壹方面有处在壹切社会阶级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时属于几个阶级的骑墙分子（譬如领有土地的工业家，开有小店铺的农民等）。所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阶级形态，而是混杂的阶级形态。 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进入于新的历史时代，其特性就是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存在这壹件事实，表明每壹个阶级都有争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须与别个阶级相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得好久期间，而其样态是时常改变的：有时由暗斗变为明争，有时则由明争变为暗斗，有时表现为剧烈尖锐的性质，有时则和缓而成为慢性的性质；但在阶级社会裏，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是不会中断的，是壹分钟也不停止而且不会停止的。阶级斗争或者造成历史舞臺上之伟大革命，或者潜伏于社会怀中，像穿山甲壹样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阶级和阶级斗争乃是受壹定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下去的结果。生产力状态壹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也就随之变化。每壹阶级，为保持其在壹定时代之利益起见，不惜使用种种可能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议会的演说，报纸的论文，罢工，巷战，哲学着作，游行示威，武装暴动，国内战争——这些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各种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壹切毛孔并从其中反映出来：法律条文，道德观念，艺术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会现象都染有壹定的阶级彩色，而整个社会，于某壹定时期，在其每壹次运动，乃是各种互相影响的阶级倾向所构成之合力。……”（凯勒斯克劳茨——经济的唯物论是什么）这些倾向中每壹个倾向之终极目的，都是要夺取政权，即占有国家——这个“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之机关。因此，阶级斗争永远是倾向于政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之壹就说：“壹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 在每壹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之结果，总是生产力状态所註定要走向政权的那壹个阶级要取得胜利。恩格斯说：“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这壹阶级的统治者替换别壹阶级的统治……壹部分少数人被推翻了，别壹部分少数人则根据自己利益夺得国家机关。以前经济发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许少数人走到统治地位，为此原故，而且仅仅为此原故，所以处在服从地位的多数人就为少数人利益而参加革命并驯服的服从革命。”（恩格斯——法国阶级斗争序言） 每壹种阶级制度，都是在相当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阶级变革受了障碍而延长好久时间不能实现，则整个社会就要瓦解。共产党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这个意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之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改造，便是斗争的阶级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乃是使社会不断除旧更新之强有力的动力。有了阶级斗争，壹切腐朽的阶级制度才能废除而代之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制度。马克思说：“在壹定的发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溃的物质条件。从那时起，感觉受它束缚的感情和势力就开始发展。它壹定要被毁灭，而它被毁灭了。”

阶级斗争之规律，驱使这种社会结构去代替别种社会结构；这种不断的阶级变革乃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之特性，必须这个社会消灭以后，这种特性也才会消灭。这将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最后壹次阶级变革发生以后，即在多数人为多数人利益而第壹次夺得政权以后。 “我们要想最后的消灭阶级，必须等待我们达到壹种社会水平线，那时不仅某壹统治阶级成为赘瘤，而且壹切统治阶级以至于社会阶级分化也都成为赘瘤了。这就是说：必须等待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壹阶级占有生产机关和生产品，亦即壹阶级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文化指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障碍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程度那时候起，阶级斗争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从今就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有计划的组织那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经济之唯壹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兴，就是表明人类将从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阿德勒（Max Adler）说得很对，他说：“阶级斗争之频扑不破的旧规律，以其本身逻辑的力量，将经由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无产阶级——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分化并构成利害壹致的整个人类社会。”（阿德勒——马克思学说之社会观） 说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候，我们必须回答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时常引起争论的壹个问题，即是说：具有壹切阶级特征，但缺乏阶级自觉的壹种社会集团，能否致力阶级斗争。 某壹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必须经过其存在及其在历史舞臺上斗争之壹定时期，这个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某壹阶级仅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才获得阶级自觉的。 人类历史必需发展至壹定时代，自发的和不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 “产生社会阶级观念之历史前提有如下几项： （壹）因原始技术发达，社会于是有剩余生产品，从此各种社会关系上社会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长起来。 （二）简单的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等级组织之消灭。 （三）由新的生产技术所结合起来之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出现于社会斗争舞臺。（萨法洛夫——Safarov之共产主义科学基础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着作：社会阶级论） 某壹阶级虽然自发的而非阶级自觉的向其敌对阶级斗争，但并未因为这种不自觉而失掉其阶级资格。因此波格丹诺夫 （A.A.Bogdannov）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即他认为“奴隶无论何时都不能达到阶级的程度。”（波格丹诺夫——经验批评论）（註壹）奴隶了解他们的利益是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奴隶领主之利益，处在相反地位，但他们不能获得壹种意识：即怎样去战胜阶级敌人的意识。（註二）由此可见，奴隶对其主人的斗争根本上还是阶级斗争，但自然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发动这种斗争的阶级尚未正式成立起来，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尚未成为“自为之阶级”（classe pour soi），而还只是“自在之阶级”（classe en soi）

工人阶级在成为“自为之阶级”以前，有很长久的时候是“自在之阶级”，企图以反对资本的自发斗争去争取自己利益。 “经济关系起初变民众为工人。资本的统治替这种群众造成同样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见，就对资本关系而言，群众已经是壹个阶级，但对自己说来，还不是壹个阶级。在斗争中，……团聚的群众才锻炼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所争取的利益就成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作者 独立工会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復辟资本主义恢復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三位壹体”是市场经济的实质。自从改革开放执行资改派们的市场经济以来，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灾难：消灭了四分之壹的为中国社会下的农村村社；剥夺了二分之壹社会农民的土地和工业的生产资料；破坏和浪费了中国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环境；几千万土地含有重金属并板结降低了生产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药、假食品、假工业日用品；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商业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儿童，用功利主义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变成资本的奴隶。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看看网民们的揭露触目惊心！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把“三位壹体”的生产、分配、交换设计在市场经济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政治经济学以工人出卖劳动为前提。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因此，社会生产是在三位壹体的结构中进行的：资本家摊的是资本，土地所有者摊的是土地，劳动者摊的是劳动。在这个三位壹体的公式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劳动是作为劳动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产中，资本家摊的是自己的资本，土地所有者摊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摊的是自己的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分配产品时，资本家获得是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是地租，工人获得是工资。庸俗经济学家为了为资本家辩护，为了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体的公式为基础，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个教材的内容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社会生产中资本家是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是在资本家的领导下实现自己对生产的责任的，土地为生产提供了场所，劳动为生产提供了创造价值和转移价值的动力。当产品生产出来了以后经过出售，获得了总价值。这个总价值为了维持再生产首先要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然后进行初次分配：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工人获得工资。生产壹天也不能停顿，生活壹刻也不能没有有生活资料。按照三位壹体的公式：生产--分配，再生产--再分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保护者就是国家。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从生产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税收。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不是商品货币，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是壹种关系，壹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资本就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用钱赚钱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用钱赚钱的人格化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作为赚钱的工具。为了赚钱，资本家要购买生产资料组织生产。为了赚钱，资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购买土地，自然就要交给土地所有者租金。为了赚钱，资本家就要招顾工人来为他生产，自然就要付给工人工资。这样壹来三位壹体的公式就把本来是生产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会的、属于壹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壹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壹样。”《资本论》三卷920页。三位壹体的公式“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同上939页）。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的立足点就是：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

　　1，因为工人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就是商品。因为工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商品可卖，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货币购买的社会裏，工人为了生存，只有出卖自己仅有的可以创造财富的能力--劳动能力，即劳动力。工人出卖劳动力和他出卖自己的破烂的衣服壹样，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的货币和他出卖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货币的性质是壹样的，都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结果。出卖衣服的货币叫做货币，出卖劳动力的货币叫做工资。由此可见，工资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结果，不是生产行为，而是市场行为。工资不是因为工人进行了劳动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的结果，而是在市场上进行了劳动力的售卖是商品的交换的结果。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壹，三位壹体的公式是欺骗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为了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为了为社会创造财富，主动地参加生产，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别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会的主人，不是生产的主人，而是别人用钱买来的劳动的奴隶！与奴隶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壹旦卖给别人，就像牛马壹样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劳分配是欺骗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谓劳，就是工人的劳动。是按照工人的劳动分配劳动成果吗？显然不是！因为，工人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值多少货币，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多少决定的，是由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供求规律决定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多了，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自然就要压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为别人劳动壹方面要为别人生产和工资壹样的价值，另壹方面还要生产比工资价值多的价值。可见仅仅分配了工资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价值工人并没有得到。所以，按劳分配是欺骗了工人。

　　2，工人在市场上和资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钱维持生活，资本家需要工人劳动，经过壹番讨价还价，确定了工资的数目，例如每天20元。资本家把工人领到他的生产车间，开始使用工人的劳动力。使用买来的劳动力就是叫工人劳动。工人劳动了例如半天就生产了价值20元的产品。这时候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实现了：壹方面，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20元的产品，另壹方面资本家付给（什么时候付工资是次要问题）工人20元工资货币。谁也不欠谁的账！但是资本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说的是劳动，不是劳动力（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没有壹个资本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看作商品），因此，劳动必须是壹天不是半天！因为工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服从资本家的安排。结果工人就老老实实地为资本家劳动壹天。显而易见，前半天是有偿劳动，后半天的劳动是无偿劳动。无偿劳动创造的价值马克思叫做剩余价值。这个伟大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壹，资本家的利润，就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绝不是因为他摊的生产资料获得的利润。第二，资本家要不断地生产利润，就是要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当经过壹定的时间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就和资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样多的时候，从这时起，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就转化为资本家的投入也就变成了新的资本。可见资本就是剩余价值的转化物。单个资本家是如此，全体资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资本是工人阶级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应归全体工人阶级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壹切资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实行财产共有，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旗帜！第三，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有两个办法：用延长劳动时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因为价值就是抽象的劳动，延长劳动时间就是增加抽象劳动的时间，这个办法主要是在中小资本家的企业裏使用。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办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个办法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理使用。但是这个办法有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总是要降低生产成本，其中降低工资成本，就是减少工人的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养活劳动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了，工资也就减少了。降低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办法就是，提高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为生活资料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也就是说提高社会所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使用机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由此可见提高或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壹极是财富的积累，另壹极是贫困的积累的根本原因！

　　3，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剥削！当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来的工资的时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剥削。当工资还没有变化的时候，小商小贩们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那么小商小贩们就剥削了工人。马克思说过，小店主门就是这种情况。众所周知，生活资料中含有国家的商品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国家也就剥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说，商品的价格是包括生产费用（成本，利润，国家税收等）不是剥削，但是，资本家在和工人的劳动力讨价还价的时候，并没有把国家税收包括在工资以内。因为工资的确定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调节的，劳动力越多，工资就越低。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在住房，医疗，上学的费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长的时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剥削。因为，他们的工资根本就不可能随着这些物价的上涨而增加。那么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4，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就是为别人劳动，这种劳动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别人监督下劳动！这种劳动给工人造成的结果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壹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壹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劳动者生产了愚蠢、痴呆；雇佣劳动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劳动者在他不劳动的时候如释负重，而当他劳动时如坐针毡。因此它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壹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以及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雇佣劳动造成最厉害的结果是：在社会衰落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日益加剧的贫困；在社会福利增进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错综復杂的贫困；在社会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持续不断的贫困。

　　5，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凡是为私人企业家劳动，为外国资本家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为国家或集体的打工挣钱的劳动是不是雇佣劳动呢？我们可以随便问壹问任何壹个为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打工的劳动者，他所在的企业是不是打工挣钱者的企业呢？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品是否归打工者所有呢？我们可以随便问壹问任何壹个为国家和集体打工的劳动者，他所在的企业产品是否归他所有呢？我想没有壹个打工者回答：是！他们的回答是，在国家和集体的企业裏，我可以干，也可以走，如果企业是打工者的企业，他为什么要走呢？谁会把自己的企业丢开不干另谋出路呢？他们的回答是，除了工资归自己所有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归他所有。由此推断，不仅劳动者所在的企业裏的产品不归他所有，社会中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归他所有。他要享受社会中的产品，唯壹的办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挣来的工资购买，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产品看作归自己所有。不可能随意支配社会产品。由此可见自从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工人的劳动就是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

　　6，正是因为雇佣劳动，造成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讨工资现象，山西黑砖窑事件，南方小企业发生职业病现象，煤矿爆炸事故，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罢机现象等等可以说都是劳资矛盾的表现形式，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赚钱为目的，为了赚钱就要节约成本，既节约生产资料的成本，也节约工资成本。节约成本大概就是发生劳资矛盾的原因吧！为了节约生产资料的成本，对安全投资，对排汙投资自然就会减少。减少安全投资，必然发生安全事故。减少排汙投资，必然就会发生环境汙染。为了节约工资成本，必然就会发生拖欠工资。其结果就发生了劳资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劳动保护，企业缺钱无法保证，发生职业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产，企业缺钱不与投资，发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时发放工资，企业缺钱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之所以产生劳资矛盾，之所以产生社会弊病，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执行了三位壹体的公式，执行了雇佣劳动制度，执行了按资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一国两制

作者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

作为壹个“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逻辑-开放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概括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这壹学说的逻辑机理可归结为：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意义；国家之于社会具有实现意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这壹学说凭借三次大的“復兴”浪潮，不断得到有效辩护和切实推进。正确理解和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较之于学界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称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关系要义，似乎更能标明此壹学说的实相。学界皆知，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被马克思批判后，马克思揭露出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由于受到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因之也就拥有了壹个消解“国家神话”的规范性范畴——市民社会。相形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那裏被再次勾连并不断获得重新定位。吊诡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沿袭“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而是断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二者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统摄于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人类解放”(相对于单纯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论逻辑，进而实现其“新世界观”的真正创制乃至完成。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归结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

壹、国家源于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行者壹样，马克思早期认为国家应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之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考察特殊利益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关系，在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后，马克思对自己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根本性动摇，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篇文章。

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唯壹对象和内容，是黑格尔哲学世界对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尔认为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的产物，只是运动、发展的环节和程度不同，能够体现绝对理念自由发展本质的最高领域是国家而不是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因其现实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碍了绝对理念的运动发展。因此，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国家高踞于市民社会之上，市民社会受国家控制。

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坚决批判。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指出，这壹基于当事人意誌的二者关系式抹杀了二者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本源。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基础上，当然这种社会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在人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人们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实，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在交换和消费形式产生并发展到壹定阶段，“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壹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壹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壹可见，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堪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经典。

凭借对丰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进壹步揭示，在相应的市民社会产生后，社会不同的家庭、等级、阶级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在社会无法自我调和、无力摆脱这些矛盾冲突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壹种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二恩格斯把这种因社会的需要，从社会中产生的力量称之为国家。在这裏，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不但明确指出了国家源于社会，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起源论，而且还暗含了国家的起源本质。

二、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的理论 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理论的逻辑思路不得不从国家的起源谈起。

在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状况下，私有财产产生，导致原始社会公有财产解体，阶级随之产生，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状态下，社会需要并呼吁能有壹个可以管理社会并能代表全社会普遍利益的专门机构，国家呼之欲出，这正是国家的起源本质，很显然国家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产生的。

但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分化为几大阶级，壹些大的阶级集团渐渐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控制了原本应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机构，国家被迫脱离社会母体，成为某个阶级驾驭社会，统治其他壹切阶级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从国家产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义上国家是阶级矛盾妥协的产物，被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机构也需要兼顾社会各阶级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维持其阶级统治。同时，被压迫阶级也会利用这壹管理社会的机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争取阶级利益，此时国家无形中充当了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社会既定运转秩序的角色。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冠以了“虚幻的共同体”这壹概念。不得不承认在这裏马克思主义者即暗含了国家的阶级性又承认国家具有保护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社会性。国家正是通过这两个特性驾驭并管理社会。

对于国家的社会性，马克思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守夜人”角色。通过人类历史，可以分析旁证的是，为了社会共同体不至于解体，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下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并由国家来保护，这样，国家似乎是作为阶级冲突之外的壹种形式上抑或事实上的具有独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现的，这种力量被恩格斯称为“第三种力量”。而这正是国家之于社会具有的实现意义。

三、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 前文论述了国家源于社会，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谈及到似乎国家具有壹种独立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能力，当然，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力量。然否?我们还是要将理论和历史现实相结合来分析。事实上，在18世纪前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壹体化的，但是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壹状态被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打破，经济的发展让社会各阶级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市场经济的神话更加坚定了社会各阶级对自由经济的青睐，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能力渐渐因社会经济生活独立于国家的控制而弱化。这壹变化的趋势促使社会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大力量，学界称为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分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代表政治，社会代表经济的社会共识。在此，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壹个必经阶段，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看，这壹分化事象自市场经济始，社会分化出的两个领域，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那么，在这壹阶段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国家职能看国家不仅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还有其他职能。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过程中，社会从国家机构收回了经济职能，并不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无所作为。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这壹阶段，国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会到哪些领域及何种程度，如何决定。问题似乎又回到源头，自然受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的影响。在这壹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矛盾统壹体内此消彼长，当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则占据社会的绝对权利，国家统治社会，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凸显，反之，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发展。

在社会经济落后阶段，国家凭借强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要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社会的经济职能由国家返还于社会，国家专註于社会的政治管理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渐次被政治和经济所取代，国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独立于共同体，所有制从国家的禁锢中得到解放，国家因而和市民社会成为两个独立的存在，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从现实看，这种分化，也说明社会(经济)本身具有摆脱国家(政治)控制的内在驱动因素。在这壹阶段，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例，国家通过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的运行进行了干预调控，并没有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的不作为，因为社会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非常高级的水平，较之于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这种调控，更多是在壹种正能量意义上展开的。

四、国家回归社会理论 既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壹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过程，那么，这壹过程最终将以何种状况终结?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这壹过程将以国家和社会的合二为壹而终结，即国家从哪裏来回到哪裏去，国家最终又回归社会，这即是国家与社会博弈历程的终极自由，显然这是壹个漫长的历程。

从国家的起源看，要实现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打破阶级，因为市民社会的个人都是隶属于壹定阶级的，这样，方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壹共同体，从而解放隶属于阶级的个人。

那么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在社会各阶级、个人呼吁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中自由只属于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不属于统治阶级范围的个人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马克思强调，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真正自由这壹目的而联合形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进壹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即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探讨了公社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真正对立物。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毫不含煳的形式。但是，在总结了法兰西内战后，马克思指出，“公社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復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四因为公社只是壹种工人阶级的行动手段，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工人阶级恰恰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致力于消灭壹切阶级，从而打倒壹切阶级统治，因此，彻底的实现社会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么，阶级如何走向消亡，国家如何实现回归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阶级正如其无法避免地产生壹样，他们也要无法回避地消灭，当然，基于国家的起源本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註定要消失，实现回归社会。这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伍这时，“某壹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⑥“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阶级消亡，国家回归社会这壹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渐衰退和最后消亡，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发展职能将由社会彻底收回，社会的人民大众将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利并平等参与社会的管理，社会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从而国家实现和社会的重新融合。国家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实现了恩格斯所惊叹的“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復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復活。”⑧

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念

对任何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基本原理支撑其法学形态的形成与存续。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基本原理的支撑力也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法学而言的社会主义法学，是相对于统治者法学而言的人民法学，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无产阶级法学，主要关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学问题，推动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其根本使命。

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梳理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学观点，结合实践进而形成更为科学的法学体系。因为其基础科学而且不需要掩饰阶级意誌，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迥异，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科学而且切实高效，能够充分解释法律的本质、作用及其各种运行。但学界壹直存在壹种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并未存在，因为没有专着论述和总结足够的基本原理。此种论述提示出壹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没有被集中总结和明晰阐述。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小。可以说，明确总结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最终形成必要的逻辑壹环。由之，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进行初步思考。

壹、法学基本原理的判断标准

法学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领域中居于总摄地位的普遍规律，即针对基础而普适的法律基本问题进行研索的理论结果。对法律基本问题的思考视角、立场和结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学形态之间的学科差异。壹般来说，支撑法学形态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础、直接来源、阶级归属、制度属性、特殊归属、规则能力和迫切任务等方面，归结为法律的基础、特征和基本运转三大题域。由此展开的原理，则能够统领其他原理的出现和功效。

马克思主义法学所以能够独具特色，主要在于它对基本问题的思考结果与众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该法学形态的壹般框架。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关涉法律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壹般指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其基本原理体现自己强烈的价值取向。在其价值取向的统摄下，对法律本质、特征、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壹般思考，应该能成为法学壹般原理。在壹般规律之外，其法学主要观察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法制形态，都构成总结基本原理的材料来源。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壹般问题和制度适域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分为基础原理、运行原理和发展原理三大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础原理，五到七是运行原理，八到十是发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对应法学的重大问题，共同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大厦。

1.原理壹：经济决定法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石原理在于：经济决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马克思认为，“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壹]以此为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壹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壹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二]推理可知，经济基础对法律建筑具有根本决定性。因为此壹基础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体观之，生产往往取得规则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壹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产。”③]由此生成的壹种基于反復出现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客观上构成壹种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立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四]之所以如此，因为随着“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发生。”伍]而“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壹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七]由这些基本行为，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最终通过某种方式上升为法律。作为结果，国家按照生产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实质而言，因为经济的底基性，国家“立法权并不是创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经济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经济不仅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内容，而且决定法律演变。经济关系改变之后，法律规则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⑩]可知，经济演变推动法律演进。

经济决定法律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相区分的学科基石。作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现，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作为第壹准则。因其基础性，它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中，居于宰制其他原理、范畴的核心地位，在整体性上传导着法学体系的粗线与细节。

2.原理二：国家掌控法律

在经济之外，政治国家是对法律影响最大的外变量。国家掌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国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础。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产生符合国家需要的法律。“无论从革命这壹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壹个阶级手裏转到另壹个阶级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誌。”[11]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妳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妳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14]而有了革命政权这个事实之后，就会有相应的法律。

其次，国家生产法律。“市民社会的壹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壹个阶级统治着），也壹定要通过国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实质而言，“法律是壹种政治措施，是壹种政治。”[16]在国家主持下，把来自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翻译成法律体系。

最后，国家推动法律实现。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实现。“如果没有壹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7]可见，国家实际上是法律的实施保障。

国家生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这壹原理，能在经济决定法律之后，更加切实地掌控法律的本质及其产生。法律要以国家意誌作为其规则生成的基本范围即规则边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阶级性贯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阶级性首先体现为法律的阶级偏向性，进而体现出符合阶级偏向的公共协同。

实质上，国家属于能为其提供财富支撑的社会集团即统治阶级所有。“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8]因为这个本质，国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誌，为统治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时指出：“妳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妳们这个阶级的意誌壹样，而这种意誌的内容是由妳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9]具体而言，“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意誌。

这使其必然呈现强烈的阶级偏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国家中，统治阶级都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所有壹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壹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壹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21]而在统治实现的过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来说，阶级对立比例比较高的阶段上，法的阶级性也必然比较高。

在具有阶级偏向性的同时，法律具有社会公共的协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22]从经济基础上，可以看到归属阶级的法律，必定体现社会协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国家来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3]借此需要，虽然阶级偏向性是国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实现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这样，社会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协同。这种协同气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规则认可体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律阶级性的揭示，为科学认识法律的阶级归属及其服务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实点。以此为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应首先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促进其他补充型阶级的利益协同。

4.原理四：法律的适度反决定

与经济基础协同相适应，上层建筑壹般都是体系性的，因此具有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经济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之外，法律规则本身也会适度反决定经济及其他决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上层建筑壹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壹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24]

恩格斯曾经反思经济之外其他因素的积极反作用，认为“这壹点在马克思和我的着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25]可见，经典作家本身反对经济单线性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调，主张上层建筑因素在壹定条件下能够适度反决定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结构的规则承载，“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壹致的表现。”[26]法律体系具有自我维持的运行惯性，对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27]可见，法律也能对经济起到积极反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是适度的，最终还是要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如“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28]也就是说，法律终究要被迫反映客观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必须註重法律体系产生的规则能动性。当然，法治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归向，否则就会因为失去制度准性而终无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形态的原则区别之壹，就是对法律阶段性、暂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续。上已述及，法律由国家生产。实质上，国家有其历史性。在原始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壹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壹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壹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壹切调整好了。”[29]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

总结而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场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壹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30]也就是说，国家有其历史暂时性。既然国家都是暂时的，适应阶级对立社会阶段而存在的，那么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国家载体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法律也有与国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与时间宽度。

本质而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壹法典壹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壹叠不值钱的废纸。妳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壹样。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壹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1]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法学把对法律的观察置入历史的动态视野之中。 这壹段是原来文章所没有的，在此难以表示出来，请编辑加上去。

由此，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暂时性，不是永恒存在。基于此，需要用暂时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时修订法律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趋势，并根据变化了的趋势促进法律实现，这样才能满足社会主义法治的各阶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于私有制的违法必然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私有制下大面积违法必然发生，也是壹个基本原理。必然的违法，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违法、国家违法、被统治阶级违法三者连环相扣。壹般而言，统治阶级和国家违法违法是主动违法，而民众违法是在国家违法后的带动跟进。

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内涵违法本能，即无序潜能。马克思认为，“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样。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2]

在资本主导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必然违法。以马克思时代较为典型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为例，“尽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不适当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33]这样，在矛盾集中领域，国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论：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坏法律。由此，统治阶级和国家壹定会出现违法趋势。

与此趋势相应，民众也必然违法。“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它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34]按照这个逻辑，在国家必然违法的前提下，民众违法便不可避免。

更进壹步，在私有制基础上，“财产的集中是壹个规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规律壹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35]财产不断集中，使社会断裂，进而违法成为必然。“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壹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36]当社会极度分化后，大量无产者面临饿死威胁的时候，“怕饿死的心情壹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违法。就是说，当死亡与违法相比较的时候，违法壹定是无产者的更有选择，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违法动力。

认识清楚私有制国家及其必然的违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持久的社会秩序。以此为基，要想更少违法并且社会安然，必须促进公有制经济建设。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最终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专政的内涵逻辑，“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革命斗争的变动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规则体系化要求的稳定化。革命时期的紧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权后的资本主义围杀，使得国家生存成为第壹需要，要求稳定才能存续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谁重要谁决定，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普遍存在“轻法倾向”。

轻法倾向，始源于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运动紧迫性。以俄国革命为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壹面旗帜，壹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壹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由此，革命和巩固政权的长程阶段内，始终存在生存紧迫性，以至于革命冲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违法。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为基础，当国家异化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时，多数人反抗必然导致普遍违法。以俄国革命为例，在专制俄国普遍侵害民众权利的情况下，“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专制的俄罗斯制度下，“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41]“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42]其结果，暴力革命破除旧法律。

其次，任何国家在权力运行的最高点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别是在如俄罗斯这样的强为型公有制国家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保卫政权得以存续，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宁看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则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3]由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处于低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于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敌对势力利用，客观上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基于这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了巨大突破。马克思主义法学将革命反抗权作为社会“规则解决”之外的必要备胎，是彻底的以民众权利为考量的法学形态，也表明了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法学突破，因而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更大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宽度。

8.原理八：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导源于制度基因的阶级偏私，这是资产阶级法治虚伪性的基础所在。

因为资本控制国家的内在需要，资本主义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阶级对立使公共法治无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产生阶级偏私。“现在的各国政府尽管向工人谄媚，但是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惟壹的支柱是资产阶级，因此它们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词去恐吓资产阶级，但是决不可能真正反对它。”[46]

因为阶级偏私始终存在，资产阶级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註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壹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47]事实上的权利虚置，绝对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伪善直接催生法治虚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和历史进步，却也内涵政治伪善，集中表现为民主底盘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为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壹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48]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是“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却又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现，因此必然呈现出制度本性上的伪善。

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种政体壹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壹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种政体壹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49]因为民主的资本实质，客观上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国家变成警察国家。“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50]

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司法偏向上。“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51]因此，“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权利的机关。”[52]555以此为基，“法律的执行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对穷人是壹条法律，对富人是另外壹条法律’——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而且早已成为警世格言。可是，难道能是另壹种情况吗？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中间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天生的敌人。”[53]

其法治虚伪性，在总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54]在攫取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因为本国社会分配较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为剥削高位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有，以至于以至于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法治。

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能客观看待西方法治的优缺点，破解西方法治优越的片面思维，进而为探寻社会主义法治路径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中，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法学具体原理中的又壹个基本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是资本主义法治虚伪性的逻辑结果。

社会主义法首先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民众需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55]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不能靠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某些“改良”，在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争得几个议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资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体现自己意誌的“新法制”。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指明这条道路壹百多年以来，不仅若干国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壹些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国家的实践，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据。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旧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质”。在所有制上，坚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逐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在国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壹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壹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个公民负责”[56]社会主义的本质需求决定了社会主义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应该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应该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不仅应该宣布劳动权，而且应该运用立法程序把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57]可知，社会主义法律以劳动人民的权利作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为社会资源仍然有限，围绕分配的激烈争夺仍然可能出现，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铁桶围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必然要长期存在，而且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遵守法律将成为普遍可能。因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将具有最深厚的动力，从而为社会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动力。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化之前，社会法治化必然有壹个漫长的建设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维度之壹。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合理性，能够增强法治建设的信心。因其历史必然，即便在横向比较中，社会主义法治壹时间与最发达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仍有差距，处于制度高位上的它将来仍然必定走向更优的法治状态。

10.原理十：法律的东方道路

马克思主义法学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体差别性。对东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关联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关註。

就东方法律文化发展而言，它必然有与西方法律发展不同的规则基因和可能范围，蕴含在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起源之中。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8]与西方不同，古代东方，由于“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59]，其社会演变过程中，血缘聚合力起到巨大协同作用，因此其法权现象的历史起源具有更为深厚的血缘堆积特征。

血缘内聚力的始终存在，在行为规则上表现为个人对宗法关系的客观依赖，进而直接影响东方社会的法律起源。正是在东方农村公社这壹统治基础上，铸造了古代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东方法律文化系统与西方法律文化系统判然有别。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从以下若干方面阐释东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风俗习惯的法律功用。东方社会中，起实际法律调整作用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实际起作用而被国家认可和赋权的民间规则。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表明，他充分註意到东方社会法律调整体系的上述特点。其二，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的统治基础，成为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每壹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壹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通过村社来媒介实现。“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61]对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来说，来自社会基本单位的规则取向，形成了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同时也为通过法律实现集体高于个人，甚至集体对个人实行专制奠定基础。其三，法律的集权依赖。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壹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62]也就是说，专制政府是东方社会存续循环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参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村社不仅通过风俗习惯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而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控制力而深度参与东方社会的司法活动，呈现出较大的司法参与。从中，也能看出村社对司法的深度参与。而在法学史上，这也是东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关于东方道路的阐述，对于后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正因为东方法律道路的理论意义，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当然，从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学研究者必须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独特属性进行最终的理论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学科意义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对学科本身来说，是扎实的具体支撑。正如引言中所说，没有基本原理的法学，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就获得更大的学科意义，并且为其他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讨论提供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因为经济决定法律，关于法律的产生和运行，就要到经济中寻找根基；因为国家生产法律，就要从国家结构中寻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为法律为阶级服务，就要切实找到符合自己阶级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的适度反决定，要为法律工具的强大功能寻找适域；因为法律的历史动态，就要明白法律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因为私有制下必然违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础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对封建制度的最大违法，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专政时期不能受制于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缚；因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所以不要被资本主义法治表面欺骗；因为社会主义法制必然产生，就要具体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为法律的起源路径不同，臺湾就要探究东方法治的实现路径。

总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凸显明确的社会主义法学意识体系，为臺湾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学理论基础，进而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马思主义法学博大精深，发展无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异。因为篇幅所限，虽然在此不能充分展开，仍然希望本文可以为臺湾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惨考。

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撰写的《德意誌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着述，揭示了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阐述了作为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壹、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质

首先，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起点。壹方面，国家政权产生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开始就存在着壹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1。这些职位从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态下的社会管理，而它们被赋予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较密的人口在壹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最初从事社会管理的机构，它们是国家政权的雏形。它们作为公社之间共同利益的代表，在与公社个体的关系上处于独立的、在壹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最后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另壹方面，统治阶级产生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需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相对不发展的劳动生产率是这种需求的根源。他们指出：“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壹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这个早期从事社会管理的特殊阶级逐步从其他的阶级中独立出来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后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其次，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在社会管理上的不作为，必然导致其政治统治的崩溃。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社会管理上的失败，是英国在印度的政治统治终结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壹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裏，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壹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壹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壹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2.阶级性质

阶级性质是指社会管理代表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从控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的。“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壹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表面上，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实质上却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由此揭示出，国家只属于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指出，统治阶级总是以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名义来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然而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社会管理本身，仅仅将其作为协调阶级矛盾、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管理在这裏产生了“异化”，即社会管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中产生，最后却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壹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统治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是因为：壹方面，这个阶级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们对国家和统治阶级存在壹种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地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弊端

1.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种组织形式。虽然在不同文明的国度裏，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会存在形态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谈到美国的政党体制时，他们指出：“我们在那裏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1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壹样，在那裏，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裏，国家社会管理只可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恩格斯为此写道：“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可见，资产阶级是“为自己”管理国家。

2.背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自身的资本属性表现出极强的反作用力。面对这种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不断增长的压力，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不得不在社会管理上调整措施。他们壹开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将大量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然而，“在壹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无法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产阶级的这些做法，日益将资本关系推向变革的顶点。这些做法虽不能解决资本关系上的冲突，却包含着解决冲突的线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恩格斯的这段分析，完全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壹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壹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思、恩格斯进壹步分析，正是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预示着它必将被壹种更合理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管理的进步形态。

三、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策略

1.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公社制度

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经过革命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是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法国)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无产阶级在壹旦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了，必须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而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它“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壹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2.逐步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对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壹系列的社会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他们指出：“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他们还提出：“要做到这壹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壹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裏;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应该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才能使社会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们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张：壹是普选公职人员。公社要把军事、政治、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公职人员，从而壹举将所有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不再归壹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二是建立责任制。公社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使公职人员在公众监视之下进行工作。三是规范工资报酬。公社要废除以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而能可靠地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他们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进行社会管理的策略。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壹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又是壹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壹样。”

四、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虽然他们并未就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进行阐述，但在他们的文本中大致描绘了它的两个基本特征。

1.社会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阶级、政党、国家都是历史的范畴，即在历史上出现，也会在历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却不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有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性质问题。壹是国家消亡之后，劳动者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壹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废除之后，阶级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壹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壹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壹旦“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裏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社会管理的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将消失，保留下来的仅仅是纯粹的服务和管理职能。

2.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职能，将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来执行。换句话说，每壹个社会成员都将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依据是：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裏，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其次，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由整个社会共同进行社会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能够通晓整个社会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使每壹个社会成员摆脱分工给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才能。

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谓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这并非是壹个没有争论的话题。在国外，艾伦 伍德和胡萨米就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国内前些年学者们对此也有过热烈的争论。但笔者还是坚信，存在着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独特思想。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社会公正观？

第壹，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从来都没有站在维护既定的社会公正观的立场上，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壹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去损害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所谓社会公正观。站在维护贫困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是马克思社会公正观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从来不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玩弄所谓“为了所有人”的道德矫情，而是公开宣称捍卫受压迫阶级的利益。早年面对着穷人利益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他高撑“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旗帜，并强调“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壹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确立基本思想以后，他强调自身哲学与无产阶级互为壹体。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他都旗帜鲜明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揭露任何施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贊美无产阶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不是献媚于富有阶级和精英群体，而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就是马克思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品格。

第二，马克思从来不把关于美好社会的理论停留在充满模棱两可的“美好”字样上。“社会公正”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权的，都是壹个体现美好动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个不仅歧义丛生，也往往会“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在社会阶级分野和充满利益博弈的社会中，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即使像时下许多人那样，社会公正被理解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竞争，或称为“机会平等”，那也是壹种实际上有利于社会强势群体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明确指出，两个平等权利之间的竞争，力量总是决定性的。因此，马克思常常把热衷于以“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美好词语去描述社会主义的做法，称之为“不成熟的大学生”腔调和“虚无缥缈的幻想”。可以说，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去消除笼罩在动人字样上的虚幻光环，直截了当地说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对待社会道德与法权问题的另壹个重要特征。

第三，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道德与法权观念之谜的重要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道德与法权观念都是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对壹个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与法权观念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尽管事实上并不等价，“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的”，但在市场机制社会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事的，它就被认为是公平的。这说明，社会公正是生产方式的壹种观念衍生物，并服务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还认为，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并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超越“社会公正”的范畴，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实际改造，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社会不公的基础和源头，并创立消除社会不公的坚实社会基础。

第四，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公正”观念具有壹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壹直拒绝把“社会公正”作为其理想社会目标的重要选项。把社会公正作为价值目标，其最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作出价值上的反思，不断促进对于社会严重不公的矫正。但这种积极意义的有效性却是建立在社会存在着严重不公的状况上的。同时，倡导“社会公正”也是壹种控制社会竞争或社会博弈向着恶性方向发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会公正”观念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公正观念的有效性领域永远都是以社会事实上的不公正为前提的。它是对于这种不公正社会的救济性要求，因而依据这种救济性要求而采用的社会政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于这种社会的改良性主张。正是这种特定的问题域，社会公正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壹个重要选项。在这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思维并非建立在对不公正社会进行校正、改良的基点上，而是建立在铲除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上。显然，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这种革命的主张使得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拒绝使用所谓“公正”之类的字样去装饰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上，不论社会现实如何需要壹个更加积极的肯定的“社会公正”理论，我们也无权把并非马克思主张的东西，附加或强加到马克思的身上。臺湾的事情只能从臺湾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去创造和发展。

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的看法

“社会公正”之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当立足于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它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既不纠缠于实证层面的技术性追问，也不局限于经验或情感层面的伦理批判与道德诉求，而是壹个发生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时，唯壹能够提出并给予实质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两种类型的问题：第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公正之成为壹个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据何在以及彻底达成社会公正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马克思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第二，在台湾，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历史根据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将壹直存在的现实前提下，尤其是在这种壹般性的历史根据与台湾社会的特有症结交织存在的前提下，社会公正如何可能，我们热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我们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我们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提问旨在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澄清前提并划清界限，去论证彻底的社会公正最终是何以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哲学问题则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前提下，通过呈现台湾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有前提，来讨论社会公正诉求在当下台湾社会的理想主义性质以及它作为功利主义的相对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资本逻辑”与“社会公正” (壹)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据而言，直接地说来，对“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即私有财产关系成为支配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间接地却本质地说来，它本源于“异化劳动”的发生或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由此说来，社会公正之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当最早发生于马克思所说的“第壹大社会形态”。但是真正地说来，它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在这壹社会形态中还不过是壹个“伪问题”——当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当社会不公正表现为壹种社会常态时，个人偶然发生的公正意识与公正诉求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性的诉求，而只能被视作对社会体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当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还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时，即只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社会公正才真正成为壹个问题。

因此，就其具体而言的本质性前提或根据而言，“社会公正”之真正成为壹个社会问题或者对“社会公正”的真实现实诉求，发生于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更准确地说，是“工业资本”——成为统治整个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则的时代，即发生于“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时代。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壹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壹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壹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这就是说，尽管早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就已经存在着由于直接的私有财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无产”与“有产”的社会对立，但这种对立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即还不是由资本规定的对立，还不是作为普遍社会意识的对立。只有当私有财产表现为“工业资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矛盾)时，它才是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矛盾)，才是被社会普遍意识到的对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对立真正呈现出来并真正可能得到解决的对立(矛盾)。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矛盾关系中，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会诉求的形式，才成为引导“社会不公正”走向解决的“真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都是在“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关系中讨论消灭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的根本路径，探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性路径

当马克思把资本逻辑的现实统治作为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根本前提时，就必然意味着他对本质地达成社会公正之根本路径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即只要资本逻辑继续保持为支配社会运转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资本逻辑对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统治，才可能真正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正是基于这壹原则性立场，在同壹个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社会公正诉求，给予了决定性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面对私有财产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经济事实，“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之诉求的全部经济性内涵，都不过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页)，即私有财产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财产。且不谈在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前提下，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主张根本就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为壹种社会现实，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到来，因为“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同上，第118页)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页)

“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诉求，何以完全跌落于这种理论幻境呢？对此，马克思有壹个原则性的诊断，即全部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壹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同上，第120页)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并不是作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看来的、仅仅以金银货币的物化形态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同上，第112页)换言之，正是劳动，即“异化劳动”，造成了私有财产的经验性存在。因而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财产或资本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摆脱他作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这是马克思对实现社会公正根本性路径的原则性判断，即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彻底摧毁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作为其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才能最终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壹个基于哲学的，即唯物史观立场的原则性判断，是壹个发生于社会本体论高度上的判断，因而是壹个具有历史终极指向性和科学路径唯壹性的判断。也许，面对马克思的这壹原则性判断，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者，都可能会嗤之以鼻。那么，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壹句话来回答他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马克思对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质达成社会公正之唯壹科学路径的哲学论断，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根本症结所在，并决定性地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界限。

二、划清界限：社会公正问题的多重理论向度

社会公正的本质与资本逻辑的秉性是相背离的，但社会公正之作为壹种普遍性的诉求又恰恰生成于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时期。这就决定了理论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必然具有多重理论向度。当马克思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发生于哲学学科内的原则性高度的唯壹路径时，他并不排除基于其他学科向度讨论这壹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当资本逻辑的根本解构表现为壹个遥远的历史性任务，当资本逻辑现实地保持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基于伦理学向度的资本逻辑批判与社会公正诉求，以及基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视阈的、旨在规范资本逻辑和推进社会公正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性改良，当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合法性与重要性。然而，当这样的理论向度被归结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论路径，因而蜕变为狭隘的伦理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时，它们就成了马克思无法容忍的、无原则无前提的理论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前提”，进而“划清界限”，对于我们始终保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自觉而言，就成为壹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壹)伦理向度与伦理主义

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对社会不公正的伦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食利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社会中的“两极”，并给予浪漫主义的道德控诉时，马克思曾经壹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阶段都是存在过的，而且从远古时起，所有的道德论者就广泛地谈论过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种对立又重新被提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第537页)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识的普遍性社会启蒙以及作为社会运动的公正实践活动的初期，对社会不公正事实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控诉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或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并奠基于对公正问题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本体论前提的科学设定。否则，它就必然会像伦理社会主义壹样，成为壹种纯粹浪漫主义的东西，或者成为壹种列宁称之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77页)正如当时俄国的民粹派壹样，他们常常根据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现象的不可辩驳和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壹种极其不好的东西”(同上，第325页)，指责资产阶级是壹种作为“自发势力”的、“不断混进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28页)他们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绝不是社会进程中的“自发势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压迫、死亡、失业等社会不公也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他们不知道，“‘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绝不是藉责骂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页)当他们“由于高度的道德感而气愤到了极点”，叫喊着“承认资本主义是壹个‘组织’就是不道德”时，他们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资本的统治“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们把资本统治的“这壹事实作为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进行的斗争，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同上，第371页)当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对由资本逻辑而来的社会不公的伦理道德批判，沦落为如此而言的伦理主义或浪漫主义时，列宁再度深刻地指出：我们就“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同上，第398页)

在这裏出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立场的根本界限。前者基于“因果性的原则”，基于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叙事，把社会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实归结为作为历史必然环节的私有财产与资本逻辑的必然后果，把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路径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摧毁资本逻辑，并据此赋予伦理批判与道德控诉以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理论合法性；后者则完全不懂得或者彻底放弃这壹理论前提，并因而把壹切社会不公正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事件，企图通过对它们的任意诅咒和道德审判，幻想着由于“食利者”和“奸诈之徒”的人性觉悟，社会公正会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黄昏突然到来。

当再度重温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下的如上论述时，我们恍惚觉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而是在与21世纪的“经济内容”对话。它让我们想起当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所谓深刻反思。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金融伦理缺失和金融监管不力与金融危机间的关联，也并不否认强化金融伦理、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但是只要他们彻底遗忘了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关联，而仅仅诉诸给金融资本套上道德规范和制度监管的枷锁，那他们也必将成为2l世纪的“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的喃喃自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并未真正触及资本逻辑的前提下，作为对个人而言的内在性约束机制和对社会而言的外在性约束手段，不论是金融伦理职业道德，还是技术性的制度监管，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们很重要。

(二)实证向度与实证主义

如果说发展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那么社会制度的改良就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常态机制。因此，立足于实证科学的向度，对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技术性设计和技术性改良，显然是持续推进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彻底遗忘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正的历史性和所有技术性手段赖以为据的原则性前提，壹旦这种技术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视作革命性的举措，并被作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径，它就必然走向无原则无历史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和现实中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症结就在于此。就此症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有明确断言：“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壹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壹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壹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据此指证蒲鲁东以“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主张的技术主义或实证主义本质。

就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能敏锐地指出蒲鲁东公正理论的根本症结，正是因为他已经初步但却原则性地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历史性，从而意识到壹切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社会公正诉求的虚伪性。我们看到，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壹开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当然理论前提，即作为经验事实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财产。但是，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壹个从来就有的永恒事实，它是有来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为经济学的当然理论前提。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倒果为因，不懂得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壹方面驻足于私有财产的当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却试图天真地去讨论劳动产品的非异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页)，即作为当然前提的“私有财产”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同上，第100页)的矛盾；这壹矛盾的“表面”性质在于：由于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劳动”并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本质来源的“异化劳动”，因而“私有财产”与“劳动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矛盾并不是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的原则与劳动者的利益、私有财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根据和原因的“异化劳动”与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的矛盾，因而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参见同上，第101页)换言之，只要国民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了他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从而把私有财产本质性地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他就会真正明白他所谓的“矛盾”的虚幻性质，真正明白他的劳动或劳动者的立场不过是异化劳动或资本家的立场，也就会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公正诉求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或资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壹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壹切。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同上，第100页)

就蒲鲁东而言，他完全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但却试图从这壹无历史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出发，或者说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出发，得出“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参见同上)对于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来说，既然私有财产已经被作为固有事实和当然性的理论前提，它自然也就是无需触及、也无法触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社会公正的领域中，他唯壹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能是作为技术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进或完善，即“强制提高工资”或“工资平等”。(参见同上，第101页)其实，这是壹个完全符合其理论前提的技术性方案——“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个反过来进壹步巩固那个理论前提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方案：壹方面，“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壹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作为壹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另壹方面，“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壹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同上)

这就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的社会公正方案的理论归宿，而只要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蒲鲁东先生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历史性，那它也必将成为壹切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的必然归宿——无原则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当然，它之作为“无原则”的技术主义，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原则，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利益而言的无原则，实际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的原则；它作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批判，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立场而言的无批判，实际上它恰恰代表了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之人格化存在的资本家对工人社会公正诉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这裏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同上，第435页)

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发展。第壹次把对国家的认识奠定在客观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对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类型、本质、职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臺湾共和国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臺湾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臺湾内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壹致。部份亲中共的统派团体提出，壹国两制，打着打着和平统壹与壹国两制以及臺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旗号，意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臺湾共和国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设想，企图用壹国两制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臺湾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顾历史，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家中立论，再到今天的壹国两制思潮，可以看出，它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上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历史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种种错误思潮的壹再活跃警示我们，现实的政治斗争依然没有停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认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错误，大力反击。

壹、关于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围绕国家问题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和歪曲：壹是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二是来自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歪曲和诋毁的斗争中，以其科学性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同。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续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推动国家学说的发展。当代中国关于国家的认识依然充满着分歧和对立。社会中不断出现攻击、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的言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拨开纷乱的表面，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壹是国家的性质，壹是国家的职能。

1.关于国家的性质

臺湾关于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壹些人极力抹杀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夸大其社会管理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壹个统壹的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了，只有阶层或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或阶级集团能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者，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这些观点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彻底批判过的。由于“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壹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由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这壹学说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极力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消磨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誌，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马克思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壹定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必须采用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改造现实社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对国家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先后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行动、反对壹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起壹面战斗的旗帜。但是，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并未消失。马克思逝世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依然很激烈。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和父权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后也不会变。他们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成超阶级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在当时，这类言论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已经改变，党的任务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合法的议会斗争了。这种认识混淆了原则问题，模煳和掩盖了阶级差别，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誌。面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混乱和对立，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并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必须认清国家的阶级实质，破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二战以后，壹些人夸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壹些非本质的变化，宣扬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渐克服阶级局限而日益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有壹些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机关，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对此，列宁坚决批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不同，但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因此，当国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时，依然不能抹杀其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不能把国家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存在阶级斗争，在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不难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恩格斯曾无情地讥笑把“自由”和“国家”连在壹起的荒谬。“自由国家”完全是壹个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联系在壹起。“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关于国家的职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都表明，国家已经越来越不再需要阶级统治了，而需要发挥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被壹些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认为臺湾只需要进壹步强化国家的社会职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谈什么阶级性和专政职能。这类观点很有市场。

这类观点早在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壹时期的相对和平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壹股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施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不需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将革命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国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在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国家成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各阶级实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调节和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职能。“在壹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这个国家机器并使之完善化。这些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批判和驳斥。“在资本主义国家裏，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裏，国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汇总与民族意誌的表现，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迷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社会土壤。但是，仔细考察壹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到处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裏的民主是壹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批判了“议会民主”主张的错误，论述了民主和国家的关系。民主是壹种国家制度，它的存在总是与不民主、与专政联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壹部分居民对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民主是相对于专政而存在的，扩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谓排除了壹切镇压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必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其统治职能的方式、统治职能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化，但是这些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表下，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到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大都是以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归根到底都是财富的统治，只是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有区别。在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状况直接合壹，是直观就能看出来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初期也曾有过按财产状况规定选举资格的情况。而在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公开讲财产的差别，而是财富的间接统治了，“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在这壹阶段，这些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标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义上全体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穷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忽略过国家是两个职能的统壹。国家在坚持其统治职能的同时，必须履行、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依然是“半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积极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为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则，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臺湾共和国共产党提出要进壹步提升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建构属于臺湾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我们要认清：“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壹刻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

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发挥战斗性作用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战斗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处处闪耀着科学性和战斗性的光辉。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帜，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各类宣扬“客观”、“中立”的国家治理言论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政治对立。壹些人极力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粉饰资产阶级国家，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美化壹国两制，其根本意图在于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臺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战斗性的发挥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这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正是基于对国家的科学认识，恩格斯敢于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国家具有“祸害”的壹面。“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壹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壹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现存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的阶级状况，无法完全避免壹些问题，但必须努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建设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国家存在相联系的种种弊病，才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把国家的产生和消亡都看作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壹个历史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综观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的种种错误思想观点，壹方面，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坚决揭露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实质、意图，揭露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臺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另壹方面，还要看到它们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合作。但是，机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归因于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植了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统壹”、“团结”的名义下，采取调和、纵容和庇护的态度，使机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起来，逐渐占了上风。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此，对于臺湾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壹再抬头，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壹些挑战，臺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是理论的科学发展，也是应对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辉典范。“臺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偏离了这壹理论，就会走弯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辨析和驳斥国民党与中共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解答和回应来自不同立场的种种责难与攻击，才能实现臺湾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事业的胜利。

工人阶级的制度设计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属于漫谈性质的文章，汇集了不同的工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工人阶级对制度设计的构思，为社会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本文由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还有分配制度四篇文章组成，四篇文章分别由四个作者完成，分别写于不同历史时期，之所以把四篇文章合并为一篇文章，主要是因为这四篇文章结合在一起刚好可以拼凑出完整的具有参考价值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制度设计。

社会制度

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基础已经不是社会剩馀产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还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联繫的，这种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资、交换、是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货币工资。此外，部分社会剩馀产品还是以个人在消费上享有特权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过渡社会的官僚主义变形的制度下，这种特权的规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个人在经济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经济也仍然是货币经济。 
　　从经济的观点看，以大型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及社会剩馀产品集体佔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继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经常是计划经济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从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则比经济矛盾还更重要。作为个人一切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也作为个人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劳动"，是一种概念，作为"谋生"手段，作为取得生活资料，或取得能满足个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手段的"劳动"，又是一种概念，这两种"劳动"的概念，从长远来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货币经济，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满足决定于各人手裏货币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还是按照钱包裏钱的多少来决定分配东西多少，那麽，大家为了多取得些货币而互相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担任了某些社会公职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对稀少的商品和服务，那麽，向上爬、用人唯亲、贪汙、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级"专制横行，这些现象仍然会大量流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没有这些人对行政官员和领袖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自由的监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组织的集体抗拒而撤换这些行政官员和领袖，所有这一切缺点只能加剧金钱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蚀作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残馀本身就意味着必然会残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村社自然经济中出现时就已产生了的。如果在过渡经济时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用钱直接买卖的，那麽，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这种作用就变成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作用就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苏联就千方百计鑽营当大学生而产生的流弊所进行的公开讨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3] 
　　在苏联和别的地方，权威人士和有影响的作者都不断地认为：首先应当"树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灭物质刺激、未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劳动首先应当成为"个人真实感受到的一种必要"； [4] 他们这种看法真是一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偏向"，颠倒了本来很明显的因果关係。事实上，在心理革命还未能完全显露以前，新的社会主义觉悟还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旧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应当用生产大量财富、提供大量服务的办法来消灭货币经济。在过渡社会时期，特别是在苏联，产生个人发财欲望的，不是"资本主义残馀"，而是按金钱多少来分配的日常的现实情况。想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残馀进行斗争"，来建立"共产主义觉悟"，这真正是一件永远徒劳的工作。 
　　个人的佔有欲，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还未能消灭以前，必须让这些个人得到下列这种体验：社会，从一个虐待子女的后母，已变为一个慷慨的、体谅人的母亲，她自动地满足全体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让这些个人不知不觉地取得这种体验，过去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会回应这种体验的，因为7000年来人剥削人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埋葬这种精神。这种体验的结果应当是觉悟，更好的结果应当是产生新的习惯，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旧的人死亡，让位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物资丰富是建立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在此，其理由也在于此。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而是要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 

个人工资和社会工资 

　　工资这个概念的定义是由许多特点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钱（价格），换取一定量的劳动（一定时间的劳动）；另一种是：严格地按劳动量、按确切地计算的耗费劳动力的时间而支付的钱。只要工资继续存在，至少是作为劳动（向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或向国家、集体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而继续存在，那麽这些定义，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裏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产手段集体所有以后，就不再有工资劳动阶级了，"因为一个劳动者不能把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这种论断是粗暴的诡辩。集体财产是归集体所有的财产，而不是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的财产。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很可能把他个人所有的一辆车子卖给他所属的那个合作社。同样，一个劳动者也可以把他个人所有的劳动力卖给他所属的集体。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证明工资劳动阶级还是存在的，无论从交换形式（按一定的货币价格而出卖）的观点看，还是从其内容（劳动者出售他所有的、并且他自己无法利用其使用价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换取其他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过交换是不能得到的）的观点看，都一样。 
　　但是，早从垄断的资本主义时期起，从工业上先进的国家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那时候起，个人工资就已经不是个人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了。与个人工资同时并存的还有社会分红或社会工资。 [5] 这就是不管个人对社会有什麽贡献，社会保证个人能够享受的各种福利：免费的初级教育（以后是中等教育），免费的学校午餐，免费的医疗、住院、以至药品，公园、博物馆、体育场免费享用，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市政设施，如路灯等。 
　　当然，关于"免费教育"或"免费医疗"这些词的意义要取得一致。免费只是对个人来说的；社会当然要"支付"这些福利事业的费用，就是说要把一部分资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劳动时间）用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社会工资"，就是为满足全体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的社会化。 
　　这种"社会工资"预示着，至少是潜在地，未来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满足全体个人需要的经济。以满足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是反对商品经济的，因为它优先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不管个人所提供的确切计量过的等价品（交换！）而进行分配。 [6] 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裏，也不管孩子们的父母付不付税，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益，不管他们是"好公民"还是常常违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级教育总是免费的。 
　　但是，这种"社会工资"只是预示着按需分配方式；却不是这种方式的确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裏的分配方式的确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国家进行这种过渡，也许是例外）。事实上，放弃的只是工资的商品货币形式，而其斤斤计较的可怜的内容则始终存在。 
　　既然我们的经济始终是物资半缺乏的经济，于是社会服务常常总是被当作穷亲戚看待的。社会服务的分配不是在丰富的情况下进行，而是按某种标准配给的，有时候甚至还带有强制性的（教育、预防注射、等等）。教室裏学生太挤；排队看病或者诊断潦草；经常怠慢"免费的"顾客，而照顾"付钱的"顾客；所有这一切使"社会工资"这种初步形式更接近于产生这种形式的商品社会，同应当为富足开闢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去较远。 [7] 费用社会化的内容，无比地更为丰富，更为自由，更为多样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免费的图书馆，要实际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书（而且还要座位不是严格限制的！）；免费的博物馆和公园，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少数富有阶层和知识阶层才能享受的愉快。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生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将彻底地改变分配方式：一方面，"社会工资"应当越来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资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应当逐步地从通过交换（购买）而分配的资源类，转到按需分配的资源类裏去。 
　　决定分配方式这种改变的条件，仍然离不开物资半缺乏社会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摆脱经济打算这种由来已久的沉重包袱以前，社会不得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精打细算。因此可以首先实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资和服务是那些： 
　　1．性质很相似的； 
　　2．无论价格下降，无论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变的； 
　　3．很难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经济交换办法进行分配的物资或服务的。 
　　简而言之，社会可以首先把满足需要的某些费用社会化，其条件是这样的社会化不致于引起费用的大量增长。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并不因其价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变化，那麽把这一产品的生产费用社会化，对于社会就其整体来说，不会增加任何额外负担。例如一切工业先进社会裏盐的情况就是如此，盐的消费量 - 在正常的时候 - 既不因盐价而变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变化。 [8] 
　　支配商品经济消亡的经济规律可以阐述如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富裕，随着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巨大发展，社会就获得必需的资源，以便把为了满足全体公民越来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社会化。而且随着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量，比起价格下降和收入增加来，几乎没有变化，或者甚至减少了。换句话说，由于上述两点理由，计划经济所取得的进步就能使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转入按需分配的类裏去！ 
　　在最富裕的国家裏，对于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来，现在已经是减少了。满足这种需要，只占社会资源极小的一部分。比利时国民收入大约5000亿法郎，而每年用于麵包的开支在80亿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国各种形式的粮食消费，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则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业先进国家许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况也是如此。就这些事例来说，把这些物资（麵包或大米）和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用费用社会化的办法来进行分配、就是说按需分配的经济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除了这类物资和服务外，还得加上另一些物资和服务，这些物资和服务能满足卡塞尔所说的"集体需要"：教育、医疗、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费和定量消费 

　　许多作者同意这种部分改变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又立即否认有推广的可能性。难道随着"旧"需要之得到满足，新需要不在那裏不断的产生吗？ [12] 逐步地把一切产品都转入按需分配之类裏面去，同时又不致引起社会资源的普遍浪费，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发生物资不足的现象，这可不可能呢？用来满足衣、食、住这样一些基本需要的产品，其花色和品种是不是无穷无尽的呢？想在这些方面消灭交换和货币的努力，其结果会不会是令人失望的单调和没有选择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种类问题来说吧。稍为严肃的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係，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种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 [13] 
　　加上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不过是表现了某种自觉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过是扩大了装饰、锻炼筋骨、求知等和人类同样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数基本需要几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国家的全部消费开支；这少数基本需要，与其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宁说是人类学上的特点。 
　　既然这些需要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既然连过去最富有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在消费开支上超出这种异常狭窄的需要范围，那麽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物资丰富、个人觉悟和社会觉悟都比过去成熟得多、这会在需要方面引起极大的变化。"效率递减"规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强度问题上那样适用。 [14] 因此第一种反对论点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样种类无穷。首先，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都有一个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根据现代有产阶级的情况，历史已经做了答复。19世纪初叶，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红葡萄酒的英国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黄金时代"的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潇洒的、爱好运动的、经常注意自己体重的现代富有资本家，这两者之间的变化是无可辩驳的。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虑超过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财富的考虑。这种变化并不完全由于道德进步，而更多的是由于个人保养身体的需要，甚至由于个人利益的需要。 
　　衣着问题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妇女，大量消耗衣服并无害于健康，所以浪费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两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适和爱好的因素却起了作用。没有了丫环小厮，老换衣服，甚至连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实上，除了"暴发户"还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过分以外，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英国美国最富裕的家庭裏，趋势正好相反，更喜欢穿的是旧的、但舒适的衣服，或只是爱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欢穿崭新的衣服，也不喜欢经常换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说这真是衣着上起了风格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变化的特点是："首先，衣着总是逐渐趋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从样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装饰部分越来越少，这反映了向更朴素发展的趋势。最后，近来还'着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气概。" [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佣都没有了 -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裏，由于平均的工资水平，由于社会的不同意，雇佣僕役和女佣的情况是一定要消灭的！ - 那麽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间数也就有限了。这种限制也正是个人舒适所规定的。现在，除了一小撮百万富翁外，大多数资产阶级都喜欢很舒适的公寓，而不喜欢19世纪式的宫殿。从前，房间裏堆满了家具和小摆设，现在由于爱好和舒适的条件有了变化，家具的配备趋于雅洁，而且注意实用，因此家具的数量也就很有限了。现在的趋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摆设的数量。 [17]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裏，儘管有显着的社会不平等，儘管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制地浪费，但是上述这些趋向还是产生了。所以，设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或就在社会主义社会裏，会产生相反的趋向，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社会裏，合理消费将越来越发展，而减少的是那些纯属异想天开的消费，是那些为了炫耀而产生的消费，是那些由于不知分寸、不识美丑而产生的消费；这些形式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裏，与其说是"消费者天生就喜欢的"，毋宁说是由一般社会风尚及广告宣传所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产品的数量问题虽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质量问题可能仍会使需求不因价格和收入而变化的时期迟迟不能来到。目前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主要是由时式、由社会等级及技术进步（"新产品"）来决定的；而肯定不是以个人的一时所好为转移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裏，花色和质量也是社会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规定的，那也是由社会所引导的。 
　　时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推动力来自生产者（创造者），而不是来自消费者。推行时式的是几个巴黎的名裁缝，而不是"公众"。对于极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花色品种少得惊人，而不是无穷无尽。在一定的时期裏，没有许许多多花色"同时并存"；而是只有几种花色。哪怕是高级的、个人定做的手工裁缝，今天也没有"上千种"不同的样式，样式的数量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这种专门为某些有钱人定做的手工裁缝的样式而外，还有少数样式是大批生产出来卖给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但不会减少现有的花色品种，大概还能使之更加多样化，以便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为此，社会主义经济将根据多数人的要求，根据身体上的经常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广告"的教育作用、根据民意测验、根据公开徵求意见、以及根据其他能帮助真正从消费者的爱好和愿望出发的办法，来确定生产些什麽花色品种。因此，奥斯卡尔·兰格和迪金逊想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为贵重产品保持商品经济的主张，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于新产品，新产品的大批生产和"投入"市场，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在消费者间进行分配，现在就已经是由生产企业来确定、而不是由消费者的一时所好来确定的。因此，这简直是很"有计划的" - 不过，是由一小撮资本主义企业，纯粹根据私利的标准，而不是根据集体及组成集体的个人的客观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计划的。消费者连有没有某种产品都不知道，怎麽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产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产品投入市场以前，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连一点迹象都没有，怎麽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把这种计划权放弃给生产和"上市"的"主宰们"。它将防止重復和显着的浪费。但是它将通过民意测验、直接徵求意见及群众集会等一切办法，比现在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真正愿望。在这一方面，它也将比目前的情况更扩大选择的范围。而且由于确定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量是比较容易和精确得多，也由于浪费现象容易发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裏，要确定产品的必要贮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随价格和收入而变动，也是较为容易的。 
　　当然，某种程度的把握不准还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同个人使用精良的机器从事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即使不是永远存在，也可能会长期存在。即使有广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网和洗衣房网免费为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洗衣机和洗碗碟机仍然会很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能命令其成员非得要利用集体服务，并且拒绝提供必要的手段，在个人基础上自己解决这些服务问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们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会重视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这种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质辩证地、经常地联繫在一起的。同样，把私人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显然不合理，但仍不失为短距离和中距离休假旅行最灵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飞机、火车、公共汽车旅行都免费了，人们仍然愿意有一辆私人汽车，以便能够按照自己的路线旅行，以便能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不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乾脆就是为了独自走动一番。社会主义社会是会尊重这些愿望的，而且，非但不把这些愿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残馀"来加以谴责，还将努力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需要的合理性质是任何诚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广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并没有什麽重大的障碍。按需分配已经不必确切地计算等价的劳动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发展情况，儘管受到以金钱、剥削、不平等、损人利已为主的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但仍然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未来消费情况的大概轮廓。丰盛而自由的消费，将不会无止境地向浪费和不合理的一时所好发展，而是将越来越具有合理消费的形式。要求身体健康，神经安宁和心情舒畅将越来越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这方面的要求必将成为人们在基本要求满足以后的主要追求。要达到这种结论，并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现代资产阶级饮食方面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类最明显的物质利益的。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 

　　当"社会工资"还只涉及总消费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它在心理上的、社会上的深刻的意义还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对一切接触到的东西都起腐蚀作用，就连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慢慢生长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也难免： 

　　"霍林海德发现，即使是金钱不起作用的医院看病"问题，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机会由最好的医生诊治，受到更好的照顾。"一般说来，等级低的病人总是交给实习医生诊治的，中等病人交给住院医师，而那些名医则只看高等病人。人们发现，用于治疗一个二等病人的钱，比用于一个五等病人的钱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权享受个别的心理治疗，而其他的病人则只能电疗和服药。"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见告诉医院领导人后，这些领导人呆住了。当然这种歧视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裏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管病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时进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机会享受心理疗法。一个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两套电疗和药物的疗程；如果不见效，病人就只能听天由命，在个人孤独的处境中，日益沉沦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会工资"扩及个人消费的大部分时， [21] 其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意义就突然显着了。在这以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总是意味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这时候，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却意味着计量交换和货币作用日益显着地缩小。 
　　首先是由于明显的经济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需要既然无须消费者支出货币就能得到满足，那麽与货币开支有关的经济生活的范围自然就日益缩小了。如果货币收入日益增长，而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却日益减少，那麽就会造成无益的紧张。这麽一来，或则这一部门的价格就要急剧上涨，或则就要人为地去推动不断创造"新"产品，人为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则还得用税收的办法，把货币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来。货币流通就会越来越显得无意义和没有用处。实际上，生产者领的"工资"越来越高，但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馀的部分则用于更偶然的、更次要的开支。因此，由于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满足了，金钱在主要经济周转中的地位总是更加缩小，而退居到经济生活的边缘（虚荣性的开支、游戏、奢侈性开支，对于这类开支，社会主义社会将从道义上加以取缔或者用惩处性的课税来施加压力）。 
　　今后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个人货币工资和待遇的数额，并随着按需分配这种新方式的推广和普及，减少货币流通。"个人工资"逐渐变成一小笔补助性的奖金，以便分配最后一些"稀少的"物资和服务，社会不平等时期遗留下来的"身分"的最后一些残馀。只要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都达到十分充裕的程度，个人工资就逐渐丧失保卫消费者选择自由的作用。"选择"的范围只限于到这个分配站去，还是到那个分配站去，採取这种还是那种消费形式，而不是用这种开支去代替那种开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物资半匮乏的经济，就要开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仅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动化在生产范围内也引起同样的逻辑必然性。确实，生产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同时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快地消灭直接的人力劳动，甚至分配过程中也是这样（自动化的发电站、远距离操纵的货物列车、"自动服务"的分配点、机械化自动化的办公室工作、等等）。但是，从生产中取消人力劳动，也就是从成本中取消工资！ [23] 因此，构成成本的就逐渐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买卖的"价钱"（购买原料及固定设备的折旧）。这些企业一旦社会化了，需要计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钱，更多的是计算单位（即"理想中的货币"）。 
　　由于服务事业在较长时期内还是非自动化的，货币经济还可以在服务事业同服务职业之间的交换中、服务事业同消费者的交换中及国营企业间服务事业的交换中找到藏身之处。但是，随着大型服务事业也自动化（如同：公用事业、饮料及标准化日用品的自动售货机、洗衣房、等等），货币经济就会逐渐只限于为"个人服务"的事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医药和教育）将由于社会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彻底取消货币关係。总而言之，自动化将使货币经济只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女佣人、僕从、游戏、卖淫、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并且保证使"劳动"普遍地、逐渐地变为脑力劳动，变为创造性的劳动，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裏，谁还愿意去于僕从、卖淫等工作呢？因此社会主义自动化将使商品经济成为荒诞可笑而终于衰亡。 
　　在分配范围内开始的这种衰亡渐渐地向生产范围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计划化和大型生产手段社会化就已经意味着在生产手段的流通中，用账面货币去代替信用货币日益普遍。 [24] 只有购买劳动力和从非国有的部门购买原料还需要信用货币。但是，如果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个人工资，那麽企业的周转金也就开始衰亡了。由于"农业的工业化"，随着农业和分配中先是私营企业，然后是合作企业的衰亡，生产企业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係也随之而衰亡。因此，货币逐渐地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係中、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係中、从企业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係中、从企业和原料供应者之间的关係中，先后撤退出来。货币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计算单位"，以便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就其整体来说）管理中，实行以劳动时数为计算基础的经济制度。 

经济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们还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是说其结果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的衰亡。现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心理上的影响，即完全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係，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係。这种关係是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免费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将会引起史无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后都保证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资料，就因为他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物质生活不稳定和无保障状态，第一次消失了，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无保障状态曾使一切个人，其中还间接地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内，产生这种恐惧和绝望。 [26]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自从商品经济发展以来，自私自利和个人发财愿望的根子，就在于对未来的这种无保障状态，就在于不得不为了在激烈的相互斗争中求得生存而"确保自己"作为经济活动动机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质条件和道义条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译者）。当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大概会空前发达。但是，由于物资丰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这些物资，人们热衷于佔有的心情，也会衰亡的。为"新的人"，社会主义的人创造基础的，正是人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性。对于这些新人来说，团结合作将会同现在损人利己的那种努力，一样地"自然"。人类博爱不再是虔诚的愿望或虚伪的口头禅，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一切社会关係将日益以博爱为基础。 
　　这样的发展是不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呢？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无阶级社会前景的最后一个论点。经常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根本不瞭解人类的本性，他们怀着粗暴的偏见和先入之见，把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中产生的风俗习惯，同人类的所谓"一成不变的"生理上和人类学上的特点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也引用这种论点，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为他们对于人的观点辩解，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性本恶、而且在世间无法"改造"这样思想上的。 
　　然而人类学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适应能力，通过训练而创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诺尔·盖伦教授所说，人只有通过训练才能生存。 [27] 
　　适应和学习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人类学上的根本特徵。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够不断地超过纯粹的生理因素，不断地超过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类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倾向，打击别人确保自己的倾向，并不是天生的。这种倾向也是"习惯"的产物，是社会遗留下来而不是生理上遗传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竞争这种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社会上承受过来的， [29] 同样，只要社会环境彻底改变了，团结、合作是能够有计划地办到的，是可以作为基本社会遗传而世代相传的。 
　　况且，合作、团结、博爱这种性情，比之竞争、斗争、压迫别人这种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类学上的基本特点。人是集群动物，不仅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义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动物中，人出生时最弱、最没有保护、最不能自卫。人类生物学认为人是早产的胚胎，从而具有一种生理组织，能够更长久地学习，并有几乎无限的适应能力 - 这是有赖于作为母体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过程中的积极性和社会化。这裏，系统发生学证实了胎生学，因为现在胎生学界已普遍同意人类起源时期就有同样的积极性（有意识训练的产生）和社会化。 [30] 
　　许多调查证明：儿童发展的速度及和谐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亲！）和同年龄儿童建立社会关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为转移的。上述观点对于学习语言 - 思想发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来说，固然显而易见，可是，从一般生理观点来说，这一观点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样正确。经常不断的身体上的接触，是婴儿正常发育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缺乏这种接触，可能引起许多疾病。在美国的两个机构裏进行了一次调查，两个机构的物质条件（食物）和卫生条件都一样；但是，一个机构裏，每个婴儿都由其母亲经常照看，另一个机构裏，一个工作繁重的护士照看8~12个婴孩。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调查开始时，第二个机构裏的平均"发展指数"比第一个机构高24点。一年后，第二个机构裏的平均数从124降到72，而在第一个机构裏却从101.5升到了105。两年后，托儿所（第二个机构）的平均数降到了40，而第一个机构裏却仍然维持在100以上。五年后，第一个机构裏没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托儿所裏则有37％的儿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气氛和制度都鼓励合作和团结的社会裏的儿童，同我们资本主义社会裏的儿童，比一比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状况，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纳博士关于冲绳岛儿童的研究，劳拉·汤姆逊和阿利斯·约瑟夫关于豪比儿童的研究，以及多罗塞·雷登和克莱德·克卢克洪关于纳瓦霍儿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2] 美国伟人的人类学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分析归纳如下： 

　　人身机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归根结底，它只要求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只要一句话就能加以说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别人对自己的情谊和自己对别人的情谊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满意地进行活动，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必须恰当地予以心情上的满足，以便使每个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证（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组织得同人们对于保障和情谊的需要不致于经常发生冲突，而恰恰相反，经常而自然地满足这种需要。 
　　有这样一种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坏本能"控制着所有的人 - 更不用说所有的动物；现代生物学完全不能证实这种思想。心理学也越来越反对这种思想。[34] 劳列塔·邦德证明了：儿童的敌意和侵略意识远不是"天生的"，只是由于某些缺点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缺点终究是产生于儿童同他发育时期周围环境的关係。 [35] 苏桑·依沙克斯发现："在一群儿童中，平等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愿望和恐惧最起码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儿童指责显着的不平等为不正当，这是自发的反应。 [36] 比格列豪尔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极丰富、多样、而又矛盾的一切实验材料以后，得出结论说：人的"佔有本能"并不是天生的，至多儿童有抓东西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由于社会环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 [37] 这类材料是举不胜举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没有理由怀疑，在物资丰盛的气氛中实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结果会使社会环境和日常的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彻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将很快产生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将消灭作为人类关係基本特徵的竞争和冲突。 [38] 
　　而且，还要指出，即使在动物界，通过条件反射，彻底改变环境也可以完全消灭所谓"不变的""侵略倾向"。经验证明，使猫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开始训练，只要这两种动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类嵴椎动物 - 包括鱼类 - 身上所做的同样试验，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参阅朗格罗瓦博士用鲈鱼所做的试验，这些所谓吞吃同类的鲈鱼是可以经过"训练"而不再吞吃同类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结论说： 

　　只要周围环境稍有改变，就可以使动物吞吃同类（错误地被认为是本能）的行为变为基于合作的合群行为。 [40] 

　　老鼠和猫都有这种适应能力和养成新习惯的能力，谁敢说人反而没有？ 
　　但是，这样的适应，这样的"合作习惯"，会不会使人类衰退呢？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担心这一点。他们说，这样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体上的特质也就丧失了，因为这种特质只有在竞争和紧张的气氛中才能发展。阿列克斯·加莱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裏，都反映出逻辑上的贫困和厌世的、非人道的偏见。 [41]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由于把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加以混淆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是同别的个人进行斗争以追求物质成就的这种实践活动的总和。在社会主义社会裏，个性的和谐发展并不一定要同别人进行斗争，正好象物资丰富并不一定要邻居没饭吃。 
　　自古以来就认为"刚强的性格"只能经过战争或从军才能发展。在核武器时代裏，谁还敢为这种论点进行辩护呢？体育活动、汽车驾驶、航空飞行、爬山、洞窟探险、以及将来宇宙探险和到别的星球旅行，在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战场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广泛地发展刚强和勇敢的性格吗？上述这些活动，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参加，进行上述活动不再意味着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甚至杀害对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进行；岂不是同古代战场有很大的不同吗？ 
　　事实上，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才使人类令人束手无策地都沦于贫困。资本主义社会，因大量生产而使这种趋向引起最坏的后果。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千百万的人遭到同样暗淡的命运，因为拿同样的工资而只能有同样狭窄的前途，穿同样是成批生产的衣服，看同样耸人听闻的报纸，在同样的运动场上、或在同样的电视节目前消遣。 [42] 
　　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商品生产和开创物资丰盛的时代以后，一定会使人类个性大大发展。目前泯没在浑沌群氓中的亿万个个人，他们的个性一定要苏醒、发展，而且在迄今还无人过问的、想象不到的无数方面洋溢奔放。人类的才力，一旦从抢饭吃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就会投入艺术和科学，投入教育和身心双方的医学。个人同个人之间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将变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进行竞赛。人的悍气一定会变成崇高的创造力。 
　　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是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他们的愿望和能力上的差别，个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差别，也不会因而产生权利不平等或物质方面的特权。这种差别只能在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气氛中发展。
 
阶级和国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只不过是消灭社会不平等、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杠杆之一而已。另一杠杆是大大地扩展并创造性地把业馀时间价值化。 
　　社会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一向享有闲暇的特权。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摆脱了不得不生产生活资料的负担，摆脱了劳累的，机械劳动的负担，就能够或多或少地致力于积累知识，致力于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事务。空闲时间多了就能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掌握并执行这些管理的职务。对于国家逐步消亡来说，这是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大约100年以来，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实行10小时工作日时就己指出的那样，缩短劳动时间是创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中，凡是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以缩短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然而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好处大部分都被下列情况抵消掉了：从事生产劳动的年代延长了，从住处到劳动地点的往返路程更远了，起初是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以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以及连业馀时间也都商业化了。 
　　此外，从12小时或10小时工作日过渡到八小时工作日，基本上这是一大进步。1920年前后，八小时工作日就已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中普遍推广了。从那时候以来，工人的劳动日时间只有很少的缩短，只有几个国家裏才有每周40小时工作制，而且同时并存的还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时、44小时或42小时的制度，而且这样一来，一天工作的时间反而延长了。 
　　如果要把现代工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神经上的疲劳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麽必须考虑到1918年以来大大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考虑到在使用越来越贵的、（常常也是）越来越危险的设备时所引起的神经紧张，考虑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还更紧张的情况，而如果用机动车辆代步，那就尤其紧张；还必须考虑到空气汙浊和住房不够安静。根据医生们的许多证明，可以得出结论说：儘管有空闲的周末及两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对在各地度假的汉堡工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显着的、稳定的休息（恢復体力）。这之前，环境的变化和原来的疲劳都会引起反应（其中有些反应是事后才会出现），这些反应使真正恢復体力成为不可能。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医生，要从第四周起，才能观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现象：呼吸次数，脉搏，通过心脏的血量，动脉收缩，直立时血液迴圈的调整，休息时和工作时的血压，以及体重（如果体重过高，就要减轻；如果体重太轻，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业馀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闲暇时间"，而是"在体力上、神经上消除疲劳的时间"。德国医生区别"消除疲劳"（Entmudung），"消除紧张"（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获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为工人休假的时候，正是他身体疲劳得无法真正散心的时候。 
　　闲暇时间的商业化也是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它的根据是：现代无产者，正常地一天劳动以后，无论脑力上或体力上，都已无法再使劲了。但是藉口让无产者"散散心"，或"娱乐"一下，实际上或则是使他们的批判能力萎缩，或则经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终于使他们人格败坏，并部分地破坏了他们的个性。所有一切对"闲暇文明"的指责都是隔靴搔痒：空闲时间之所以没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和社会的性质败坏了。 [45] 
　　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即生产者和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须进一步彻底减少劳动时间。考虑到目前生产工作的紧张程度，要使生产者确实能够"习以为常地"经常关心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看来至少要实行半天劳动制，即按照每周劳动五天或六天而定为每周劳动20或24小时。这一目标，根据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裏，平均每年5％），如果经济计划得合理，能摆脱一切军事负担或寄生性的负担，而且有意识地向节约人力劳动这一主要目的势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纪结束之前达到。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每周劳动时数也从1850年的70小时，跃到1900年的60小时，1940年44小时，1950年40小时，1960年37.5小时，即半个世纪内减少了约40％，或者说每10年减少四小时不到一点。 [46] 按照同样的速度，社会主义社会裏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达到每周劳动24小时。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索尔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出同样的结论 - 然而他没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裏，更快地缩短劳动日时间大概是可能的，但是会碰到两种障碍：首先是就学时间延长（从中等教育到普及义务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龄降低。这就意味着：减少一生的劳动时间比缩短劳动日更为合理 - 但是生产生涯还是从16岁起到65岁止，几乎是半个世纪。 
　　彻底缩短劳动日时间后，闲暇问题在整个社会问题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当然，"闲暇的价值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同满足人类需要的费用社会化问题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联繫着的。用统一的电视节目、大批生产的影片、或印行几百万份的报纸去满足2000万劳动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准的戏剧演出、多种多样的书籍、换言之，用创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费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让100万电影爱好者拍电影，比摄製一部影片供100万观众观看，花的钱要多得多。加尔布雷思认为社会繁荣时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于商业性娱乐的消费太多，而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却很不够。 [48] 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发展，闲暇的价值化就越来越使人民从被动的物件变为各种文化活动（运动、艺术、科学、文学、技术、教育、探险、等等）的有意识的参加者。劳动群众目前用于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领导工作的时间，除开工人组织的干部以外，只占其闲暇时间的极小一部分，将来，用于这些活动的时间占其"业馀时间"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工作也将变成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极的了（由于责任感，由于对别人应承担的义务，或由于常常是很微薄的一点个人利益，而不得不"参加会议"）。 
　　有人常常提出反对意见，说是劳动者"并不愿意管理企业"。 [49] 一般说来，这种意见或则是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人参加管理"而言的，或则是就东欧国家的某些"边缘"尝试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者深深地感觉到，真正的决定权不在企业裏而在别的地方，而且，就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来说，劳动力的疲乏和为人作嫁状态，并未减轻。工人不愿意把他们宝贵的休息时间消耗于参加会议，而这种会议又不能决定任何有关其命运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经验，给企业人员的感觉是管理工作确实 - 而且积极地 - 影响其生活水平，因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积极地参加工人委员会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裏的企业资金，约占1/3左右。 [50] 
　　自动化对于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有很大帮助的。自动化的必然结果是消灭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甚至消灭专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自动化使生产前和生产后所需的劳动力增加（研究和设计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动化是在社会化的、或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的，那麽，它就取消简单劳动，而只是要求越来越专业的劳动，越来越"脑力的"劳动。因此它就像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力量，使得只有脑力劳动继续存在。 
　　农业的工业化 - 目前在美国已经是很先进了，西欧也正在发展中 - 是与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同时而来的最后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使从事"田间劳动和农场劳动"的"农村居民"减少到极少数，而仍然留在农村裏的人也日益变成农学家、畜牧专家、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大城市将分散成为类似的、自给自足的"卫星城市"，"城乡"差别，甚至连外表也会消失掉，并将建立绿化区、耕作区、居民、文娱和社会活动区以及工业生产区等完整的中心。 [51] 
　　这些区域的规模彻底缩小以后，就能逐渐消灭代行权力，但在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的最初阶段，代行权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规模彻底缩小以后，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结合的公社实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过特设的社会机构而实行的自治。在这种自由结合的公社裏，所有的人都可以轮流担任公职，"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消失，全世界终将成为这类公社的一个大联合。 
　　这是乌托邦吗？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种可能性全都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有一种经济制度保证高生产率充分发挥效用。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且创造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另一方面是以从人类生活中消灭金钱和个人发财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经济。 

经济增长不是永久的目标 

　　非货币经济制度下的投资问题，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只要经济情况真正达到物资丰富的程度，那麽解决这个问题是毫无困难的。仍然在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裏工作的生产者，虽然他们的劳动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间接地增加公民们掌握的大量财富，但也同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裏工作的生产者完全一样，有权从社会总财富中提取物资。他们劳动的产品，不是在"市场"上"出售"，而是用于更新机器、原料、辅助产品等的贮存，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日常生产是必须要有这种贮存的。 
　　除了这种总投资和简单再生产以外， [52] 有没有"淨"投资呢？有没有社会主义类型的、而不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呢？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裏生产力会不会继续无止境地增长呢？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答案真正是根据自由选择，而不是根据某一"经济必然性"而定的。在资本上义制度下，甚至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裏，"淨投资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闲暇的限界效用"之间，说什麽可以有所"选择"，那是完全荒谬的。生产者的日常消费，即使有所提高，也总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一天的劳动时间，即使是在缩短，也只是由于体力上、神经上的疲劳程度而有所限制，因为超过这种程度，劳动效率就要直线下降。 
　　反之，在社会上义社会裏，公民有了丰富的物资和服务，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点财富还是多一点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再不象从前那样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所以这种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上剩下来的要求，只不过是机器设备的更新（淨投资、折旧）以及保证社会产品能同人口一样快的增长。但由于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裏，同实行计划经济一样，人口增长也将是有计划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选择的自由。 
　　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发展人类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适的消费一点也不意味着消费要无限制地增长；满足人类需要也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要继续不断地无限制发展。如果社会上已经有了大量的自动化机器，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需要，如果社会上已经储备了相当数量的万能车床，以应付不时之需，那麽，"经济增长"大概就会缓慢下来，甚至一个时候会停顿下来。 [53] 这样人就可以完全摆脱物质上的、经济上的顾虑了。政治经济学就要过时了，因为再没有什麽经济打算了。"效益率"的问题，或者是"节约劳动时间"的问题，已经不是财富的准则了，取而代之的唯一准则，是闲暇，是最合适地利用闲暇。马克思曾经天才地预言说： 

　　现有财富的基础是侵佔别人的劳动时间，但是同大工业本身所创造的财富的新基础比较起来，那就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础了。直接形式的劳动一旦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那麽，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也不应当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了，从而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了。群众的剩馀劳动不再是发展总财富的条件了，同样，少数人的闲暇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脑力〕能力发展的条件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此垮臺，而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就没有那种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便产生剩馀劳动。所以，问题在于儘量缩短全社会的必要劳动，这样，依靠因此而产生的闲暇和办法，个人在艺术上、科学上的培养，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众自己佔有他们自己的剩馀劳动 - 如果空闲时间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麽，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将根据社会个人的需要而缩短〔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将迅速发展增长，迅速得儘管生产发展的方向要求发挥每个人的力量，而每个人的闲暇时间仍然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于发展每个人的生产力。于是计算财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闲暇了。 [54] 

　　或者更确切些说：财富的准则变成了人们合理地、创造性地利用空闲时间，以便使自己平衡地发展成为全面的人才。 

被迫劳动和自由劳动 

　　我们所说的被迫劳动，意思是生产者首先丧失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然后是丧失对其劳动条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为了别人的"、受别人控制的、听别人指挥的劳动。这种被迫性并不因大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自动消失。只有个人自觉地、而且自然地感觉到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够对劳动条件作主的时候，这种被迫性才会消失。因此，这就要求生产者实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资和服务真正丰富，能满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绝大部分。被迫劳动是和工资阶层同时消失的（工资阶层的消失有双重意思：为别人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为吝啬地、精确地计算的工资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 
　　但是，在"为了别人的"劳动以前，就已经有了被迫劳动，那就是人不得不屈从劳动分工的压力，人不得不出让各种潜力；这些潜力是在各人身上沉睡着，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业"，"做自己的职业"，"找一个职位"，这些潜力就无法发挥。 
　　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是清道夫，就是气焊工人，或三级技术工人。物资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极大部分"职业"同真正的"禀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职业指导最多也不过是利用某些禀性，使人尽可能合理地去适应生产的要求，远不是使经济生活迁就个人天生的需要。 

　　它〔资本主义工业〕扑灭、窒息、粉碎、歪曲劳动者的某些爱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却创造了某些与职业有关的特定的适应性。而且，它竭力趁儿童还在幼年的时候就儘早开始这种适应过程，例如它主张提早学手艺，反对延长就学时间〔或者是在中学共同课时期提早实行专业化〕。这就是现代劳动者所以能"适应"的实在的、真正的、实际上查考得出的条件。我们有权重申：劳动力如何分配，劳动力在各式各样的行业和具体职业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会决定的，是由特定的经济制度规定的。劳动者既是这种经济制度的主体，又是它的客体，既是它的动力，又是它的受害者。这种经济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并产生必需具备的"适应能力"，必要时，就根本不考虑对人的关心。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制度还因此而扼杀人们多方面的才能，并根据新的社会标准，为培养更密切的适应能力而创造基础和前提 - 而这恰恰就是职业指导范围内的事。 [55] 

　　广泛流行业馀做杂务是人们自发地反抗劳动分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业馀做杂务的风气，随着劳动时间相对缩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西方国家传播着。19世纪时 - 甚至在20世纪的战争年代裏 - 工人是抱着"图利"的目的去种菜园的。但是西方电气公司成千上万工人种花、造摩托车、成为业馀电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质玩具、热衷于难以想象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从鸟类学到举重〔戴维·裏斯曼的引证〕， [56] 这些工人活生生地证明了他们有自发的愿望，想用自由的、无私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来抵消职业活动的单调性， [57] 他们本能地想恢復他们自己的个性，而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生活却必然要破坏他们的个性。 
　　现代大工厂、大办公室裏的极大部分劳动者之所以认为他们的劳动是一种强迫劳动，不仅由于工资低微，不仅由于体力上和神经上的劳累，不仅由于这种劳动是单调的，由别人指挥的。也由于这种劳动只发展人类适应能力的一个方面，因而从长期来看它是不能引起兴趣的。虽然最近想使"机器适应人"，想发展"流动小组"，在企业裏经常改变活动，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纵万能机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术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个人从劳动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劳动分工本身是既违反人类本性，又不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纳德尔教授指出：如果说个人平均在30~35岁之间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麽，"对于那些老做一种职业、从未更换过环境的个人，比对于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经常换工作的个人"， [59] 这种衰退就要显着得多。 
　　但是，那些进行极端机械和极端老一套的劳动的工人和职员，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赋的职业的人，如艺术家、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发明家、机器製造者、建筑师，以及一般地说一切进行创造活动的人，一切分享人类创造的欢乐的人，这两类人对于劳动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请看加尔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经没有进行强迫劳动感觉的人的好处："摆脱了体力劳动，不得不局限于老一套、屈服于老一套的厌烦情绪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适的，相宜的环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劳动结合起来的某种可能性"。 [60] 当然，上述这些分析中还未出现创造者这个词，这是由于加尔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见解同护短的滥调夹杂在一起。被他归在这类人裏的，不仅有上述那些职业的人，而且还有……教员、大公司的董事长（！）、广告专家、等等，这些人虽然收入较高，但也象工人一样，是劳动分工的奴隶，也完全受到劳动分工的强制性的影响。 [61] 
　　当然，现代的"知识份子"，即使他能够按他的天赋去工作，即使他摆脱了那些歪曲和压迫他的思想和意识的物质上的桎梏（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裏，以致在官僚化的过渡社会裏，是很少有的），也还远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幸福的人。他还遭受日益加剧的专业化的折磨。 [62] 一般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识地去进行体育锻炼和追求精神上的宁静，而本来却应该是这样做的。现代知识份子常常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生产或脱离社会生活，他们还受到另一种性质的强迫，习惯和社会性方面的强迫。"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性的社会矛盾反映……在天赋最好的个人的'内心'裏，这种矛盾成为理论和实际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或多或少自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象一切尚未解决的或似乎不能解决的矛盾一样，正是造成忧虑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现代这些"天赋最好的人"，要是他们能够把一生献给基本上符合他们内心需要的创造活动，他们就最接近未来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劳动分工和消灭了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差别的人。 
　　大学教育普及化 - 略为乐观的观察家预计20世纪末就能实现（乔治·索尔，多伊彻）， [64] 消灭一切老一套的劳动，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摆脱了一切物质桎梏，人们积极参预管理经济和社会，消灭理论和实际之间的隔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使人类团结和对别人的爱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社会劳动分工消亡的这一切因素，是对于新人类的诞生不可缺少的贡献。就新人类的诞生来说，物资丰富和社会主义这种经济条件，只为它创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们自觉的教育活动、治病救人的活动 - 就这个词的崇高意义来说 - 则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类有极限吗？ 

　　人类的这种创造活动，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机器去做一切机械的老一套的劳动，从研究而进行生产，从画家的画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万木丛中兴起，这样的活动还是"劳动"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这类基础，也应当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劳动，人类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既是社会关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会关係的产物和铰链。只有经过了从出生到成年（且不说到体力上智力上的成熟）这样一个"积极社会化"的阶段，人才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动物，才获得正常的生理上的发展。 
　　但是，如果由于机器代做了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因而这种劳动的必要性已经消失的时候，那麽作为人类基本特徵的劳动，还剩下些什麽呢？人类学说明了劳动的概念。事实上，人的本性，就是习惯，就是行动："人由于身体构造的原因，是一个不活动就不能生存的动物。" [66] 
　　不得不辛勤劳累、受苦受难而难获温饱的人类至今所进行的那种劳动，就劳动这个词的历史意义来说，仅仅是人类习惯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兽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说划分为社会阶级的人类的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期一样，传统形式的劳动也只不过是人类普遍创造习惯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类将不再生产东西，而将生产全面发展的个性。当商品、价值、货币、阶级、国家和社会劳动分工都消亡了以后，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引起劳动（按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来说）的消亡。 [67]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是劳动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资和改善雇佣阶级的状况；这些不过是过渡阶段、下策和权宜之计。一座现代工厂，不管劳动时间怎样减少，也不管厂房和机器如何适应人的需要，对于人来说，它总不能成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环境。只有劳动已经消亡，劳动已经让位给创造习惯 - 这种习惯的方向只能是创造全面发展的人 -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完全人道化的过程。 [68] 
　　手艺人，生产劳动工具的人，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文明和人类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试图证明：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是由于不断地从事生产劳动实践而从生产劳动中逐渐地产生出来的。 [69] 然而荷兰历史家海辛加却激烈反对这种传统说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 [70] 
　　由整个现代人类学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学所辉煌地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把上述两种思潮统一起来，因为这两种思潮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在起源时期是既生产劳动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学技术和艺术是逐步脱离生产技术的；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专业化，社会劳动分工就成为以后要取得初步的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了。手艺人，表面上是愚昧无知的，既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也没有闲暇去玩耍，去自由创造，去自发地、毫无私心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发挥自己的才能却是人类习惯的特色。 [72] 特权阶级的人，就是说有产阶级及为有产阶级所豢养的阶级的人，越来越成为玩耍的人。 
　　但因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种特殊的强迫；他的游戏日益成为忧鬱的游戏，即使在那些社会乐观的伟大世纪裏（例如16世纪和19世纪），也仍然是忧鬱的。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老一套劳动的束缚，重新回到集体的大家庭裏，又成为既搞手艺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来越多，而同时却又搞手艺。现在，已经在某些劳动中带有更多的"游戏"，在游戏中也有更多的"严肃劳动"。 [73] 取消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同时也就要求人类的创造力这一主要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物质上无忧无虑的结果是自发的创造性，这种自发的创造性使人永远年青，同时兼有儿童的游乐，艺术家的激情和科学家的eureka。 [74] 
　　对资产阶级来说，财产就是自由。在一个由商品所有者这些"原子所组成的"社会裏，财产就是自由这一定义是很正确的；只有有了（足够的）财产才能免于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才能免于做强迫劳动。因此资产阶级慈善家们以及譁众取宠者之流，不倦地散佈这种幻想：用"扩散财产"来"非无产阶级化"。 
　　有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断章取义地理解恩格斯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过是"对于必然的认识"。 [75] 他们把这句话理解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一样，都要受"工资不能超过最低生活费这一经济规律"制约，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认识了这一律规以后，能够"运用这一规律来为他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证主义变种，同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义的传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同他们的大胆的分析、同他们对于未来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过了必然王国才有自由王国。 [76] 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裏，工厂劳动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闲暇时间裏发展的。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衰微，它就越维全面发展和结合社会的个性的创造习惯所代替。人类越是因为满足了需要而摆脱了需要，"必然王国"就越"让位给自由王国"。 
　　人类自由既不是"自愿接受的"约束，也不是贬低个人的杂乱而本能的活动的总和。人类自由是人的自我实现，而人的自我实现，那就是永恒的进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断丰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发展。人类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经过了自古以来人类本来不应有的种种冲突以后，真正的："人类戏剧"的开始。人类自由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并从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气的人们所唱的对人类的颂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同时又是医生，又是建筑师，也不可能同时又是机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经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经快要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将来要以普遍博爱的态度对待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还有人类所永远不能超越的限制？ 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大家要有信心！

经济制度

积极主动改变必然好过被动改变！私企民企转化为集体经济模式我国经济只会更好绝不会变差！
　　按资分配的业主们，你们该听听劳动大众的心声了！

　　——积极主动改变必然好过被动改变！私企民企转化为集体经济模式我国经济只会更好绝不会变差！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都有干劲的前提下，一个人的干劲显然不如一群人的干劲

　　以前总有人拿和尚担水抬水、三个和尚没水说事；殊不知，这个故事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是否人人都有劳动积极性；而一个人是否能具备劳动积极性就在于其劳动价值及劳动增值是否能有效匹配其付出，能否有效货币兑现。说白了，就是三个和尚是否都有各自的水缸。。。三个和尚三口水缸，那么，与三个和尚只有资本这一口水缸相比，怎么样对国家经济提振大就不言自明了。

　　——这就是集体经济与个人或几个股东的私有经济的总体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比较的结果。

　　——三个和尚都为一个资本抬水，自己劳动价值无法有效兑现，不能按劳分配，被资本掠夺食利，当然结果只能是【躺平】

　　至于如何保证一群人都有干劲，当然有跟进办法

　　以下就来详细说道说道。。。

　　第一、转化标的

　　私有民企向集体经济模式转化的关键点：【所有製形式及财富获取方式】两项——

　　一、所有製形式的转化

　　所有权包括以下三项（6小项）

　　1、自然资源及其自然增值

　　2、非劳动类生产资料价值及其劳动增值（包括自然资源的劳动增值）

　　3、劳动成本价值及劳动增值

　　二、按资分配向按劳分配的转化

　　劳动权益也包括以下三项

　　1、劳动成本价值（职责义务及能力评估价值）

　　2、劳动付出价值（劳动时间对应价值）

　　3、劳动增值（劳动效能价值）

　　三、社会福利

　　1、基础民生之民权与是否劳动无关、是否缴纳投入社保无关；以全民公民卡按年龄段对等平均统筹，取代以投入保险资金为先决的是否予以保障的社保形式，真正实现人权的基本生存保障（相关事项包括基本温饱、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

　　2、普通復製性劳动改善生活

　　3、创造性劳动获得更多收益（有差异却不会形成两极分化的较高收益）

　　第二、为什么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拥有企业的私有经济转化成集体经济模式无论对劳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体国民经济只会更好

　　一、1949年至1978年前的集体经济模式问题

　　1、对劳动价值只有20几级工资模式的劳动成本价值及劳动付出时间的匹配对应；

　　2、对劳动产出效能缺乏足够评估认定和价值兑现匹配；缺乏足够的结果价值评估及价值变现结果认定及给予对应劳动者的价值兑现匹配（精神价值有充分考量，而实物价值未充分给予、也缺乏价值兑现体系）

　　3、对此，只需以按劳分配模式进行计量技术手段的完善即可；在计量技术手段落后与缺乏民主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容易形成按权分配

　　二、1978年至今私有经济资本食利模式的末路

　　1、这一阶段显然不是计量的技术问题；而是资本剥削的繁衍，是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大部分价值给自己兑现的本质逆转

　　2、随同而来的是劳动者人格及整体公平公正的失陷。

　　3、这不仅使劳动积极性下挫，也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定遭受到了镂空。

　　4、人类逆反产生的根本在于人格的不平等

　　其实人与人之间资产的适度差异并不会形成不满，反而会促进人的向上进取；但如果暴利者资产源于对他人的资本食利或资本霸权剥削掠夺，就必然会引发反抗。

　　人们的逆反与否显然旨在人格尊严的平等实现

　　5、资本食利在我国的末路

　　1）公平公正是民众的热望

　　2）社会主义对集体经济的促进

　　3）百富榜千富榜也只是极少数人，

　　小资本也深知大资本垄断霸权将小资本者沦为了财富搬运工，这些小资本也会成为按劳分配的积极响应者。

　　资本食利、资本剥削在我神州大地走向灭亡已是必然！

三、如何让集体经济之路走得更好？

　　一种经济模式如果能达到——既能公平公正、又能充分激发劳动积极性就必然是最佳选择

　　为此，笔者设计了【按劳分配集体经济全员岗位股份製模式】的基本构架，再次发布于此，供大家参考：

【集体经济按劳分配全员岗位股份製】模式

　　——简称：《岗位股份製》模式

　　其一、所有製形式构建

　　1、央企国企由全民所有製转集体经济模式

　　2、民企私企包括原有各类股份製转集体经济模式

　　3、其中：

　　1）自然资源价值及其增值全民所有，使用权集体所有；2）转化过程的租用费用收益用于全面公共服务及基础民生保障

　　3）生产资料成本价值集体所有，而、生产资料及自然资源的劳动增值划归劳动者所有

　　4）劳动成本价值及其增值劳动者个人所有

　　5）税收（企业所得税）用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财政收入用于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其二、用于全民基础民生保障，取缔社保卡改用公民卡——打破保险业资本食利、改变不投入不保障、落实基本人权保障体系）——真正的纳税人是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企业法人或投资人。

　　员工出资释义：

　　——（按劳分配之岗位股份製模式下）员工按股比出资购买的是集体经济模式下的企业资产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其额度按使用或租用对应资产使用权应付费用计算；员工离退则是放弃使用权而退回相应付息资金投入即可。

　　其二、分配机製构建

　　1、自然资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

　　2、非劳动类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3、劳动成本价值劳动者所有

　　4、包括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在内的劳动增值归劳动者所有

　　5、所得税来源应更名为劳动所得税，而非企业所得税

　　以上述5大方面进行按劳分配测算，完全排除按资分配计算；资金只是当作生产资料元素之一进行还本付息操作。

　　其三、与现有各类股份製的根本差异

　　现有股份製其根本是一个按资分配体系，是对劳动的剥削和掠夺；应予全面取缔，彻底改变！

　　其四、《全员按劳分配岗位股份製》概要：

　　自然资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生产资料成本价值国家代持所有权，生产资料增值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对应企业使用时支付对应租用费用。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劳动性增值、和劳动价值及其增值归劳动者所有，企业所得税可更名为劳动所得税（纳税人与劳动者对等更加名副其实），该税收及其他税收与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收入一起用于国家公共事业（包括基础民生保障在内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财政收支。

　　企业对国家层面的集体私有製，对个人层面的集体公有製；（破产无人接手的特例情况下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再重组进入再生产循环）

　　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模式下之《全员岗位股份製》的核心关键是——对按资分配的斩断！

1、真正按劳分配：

　　公平公正的同时还能更好地有效提升劳动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活力及社会经济飞跃

　　1) 投资不对等企业股权，也不享有企业利润、同时也不承担企业风险。

　　2) 企业股权按岗位职责和劳动付出及劳动成效划分；对等于企业对应岗位及劳动之无形物，而不对等于劳动者之有形物；人在其位得其股，离退时股权对价收回不带走股份；股份无私人财产继承权。

　　3) 企业利润和风险按股权由企业全员分享分担；

　　4）与现有各类按资分配股份製有本质差异；

　　之所以在股份前有【岗位】二字作为定语，就在于股权真正对等的是岗位及劳动这两个无形物；并且还不是对等于在对应岗位的人

　　员工离退带不走对应股权、只能得到对应投入的保本付息（养老不在此兑价计算之列）；股权永远留存于对应集体企业之中。岗位股权对具体劳动者也没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继承权。

　　5）可以接受过渡期

　　——过渡期允许29%以下纯资金股权继续在约定的3至5年内按股比获利；但到期兑换收回股份时，仅按股份资金余额的保本付息结算——即完全按投资转信贷结算。之所以定额为29%，就在于集体经济之《企业岗位股份製》的章程机製及相关重大事项能保持集体的绝对控股保障。（当然、如果日后整个国家之公司法有调整后自当另议）

　　——国有银行资金是全民性资源，应逐步减少直至完全斩断对私有经济模式企业信贷、初期果断调整为大比例倾向集体经济模式企业信贷。

　　2、保全原有资产，实现平稳过渡

　　个人资产自实施日起划断，过往资产保全

　　3、投资转信贷、保本保息，保障资金安全、金融稳定

　　投资者享有投资保本及利息收益;投资转信贷模式进行

　　4、破产偿付构建合理，责任明确、风险共担

　　企业运作保持市场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企业间正当竞争有序进行；引导科技创新为主要手段的比赶超。

　　1) 企业破产债务企业全员按股权比例分担

　　2) 偿还额度为每月债务人对应收入扣除当地最低收益标准额度后，其超额部分的50%逐月偿还，直至付清

　　3) 建立国家破产投资保护基金，若债权人出现影响生存的重大危机时，投资保护基金先行酌情垫付适当额度款项，再从债务人手中逐渐收回。

　　5、资产调剂税促进资金再生产投入

　　1) 按个人资产总额实行资产调节税征收

　　2) 征收比例按资产额度同比梯级进行，额度越高比例越大

　　3）征收款项部分进入破产投资保护基金池

　　4）防止资金外逃防控手段加强

　　5）按金融服务实际劳动附加增值重新测算存款及信贷利息；（若月息为0.4%，年息应以远低于12倍的计算方式计量）；促进个人资产和资金进入再生产投入和消费投入。

　　6、个人三梯级收益模式

　　 1）基本生存全民按年龄段对应实行统筹保障、《岗位股份製》模式之下企业直接税费缴纳；改社保卡为公民卡，打破保险业资本食利，打破企业偷漏民生保障基本义务。

　　2）以普通(復製性)劳动收益改善生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3）以创造性劳动获得“致富”，真正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时促成科技兴邦的创造性劳动价值兑现有效实现。

　　三个档次的收益方式；按劳分配、实现全民不再为金钱左右的人格平等

　　7、破——金融衍生、股市炒作、资本增值，打破以钱生钱

　　1) 打破货币的伪增值效应

　　2) 让货币回归流通本质，有效归位中介职能

　　3）股市转换职能——成为资金供需的信息流转金融服务中心

　　4）金融对内彻底成为产业服务而非增值手段

　　5）转变重商轻实业轻科技的金融服务方向

　　8、国际合作：内外有别、无需闭关锁脖

　　1) 取缔国内A股交易，股市转为投资转信贷信息中介中心

　　2) 对外投资遵行国际惯例，以股市罗宾汉手段进行对外股市操作;但严控实体资产外逃

　　3) 逐步实施EB国际货币的物物对价国际贸易结算模式、脱离美元控製。

　　4）国际合作更改为招商引技、不再招商引资；

　　5）人民币货币发行充分计量自然资源、生产资料、特别是人力劳动和该三项的增值测算后的赋值货币补充发行，保证货币量的有效流通及中介服务职能。

　　综上所述：

　　集体经济模式当然与现今的按资分配民企私有经济模式有本质不同，而且当然更好；并且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要好过千倍万倍！

　　按资分配的业主们，看清时代大潮，逆势而为显然于国于民于己皆不利！

　　扪心自问、你们该听听劳动大众的心声了！

　　顺应民心、顺应大势、积极主动改变必然好过被动改变！

政治制度

　1.资本主义和资源主义。 （1）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运动。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的社会制度。
　　它的政治特征是：确立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资本属于资本家私人所有权。由资本家或由资本家授权的经理人员主张分配权。剥削职工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 （2）资源主义。通过资源的运动。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增值的社会制度。它的政治特征是：确立资源主义的资源（股东）人头权制度。和企业（公司，单位）公民直接议会制度。由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依循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主张分配权。并决定企业统治者（经营者）薪酬。等事项的社会制度。 资源主义是建立在资源（股东）人头权，和公民直接议会，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和主张。   2.人的能力差距有限 富人穷人财产差距相应有限。人是有限动物。网友（魏武挥
　　鞭）写了两段精彩帖子“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官僚 地主 商人世家。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数学，艺术世家呢？在真正靠个人能力的时候，人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爱因斯坦那么牛逼，怎么他后代就不行了？后代可以轻易继承财产，爵位，但是很难继承智商和知识”。他说出了壹个真理：人是有限动物。人的能力差距有限。而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或共产主义专制社会特权经济。主张的占有，所有是无限的。两两不对应。严重违背自然法则。于是出现今天20个最富有美国人净资产总额为7320亿美元。超过1.52亿底层美国人财产总和，的奇异现象。人的差距不大。而且这不大的差距，还是后天获得了良好的，有利的，比能力更重要的机遇。才有可能形成。爱迪生说，天才（成功）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壹的灵感，但是往往这百分之壹的灵感更加重要。这裏说的是灵感，机遇。是告诉人们。人的头脑和身躯，要时刻准备好接受好的灵感和机遇的空间，和能力。抓住它。不松手。成为天才，和成功者。历史上，有人抓住了好的机遇。
　　如杰斐逊，麦迪逊，爱迪生，林肯，瓦特等。抓住了为人类自然权利和追求幸福权服务机遇。有人抓住了坏的机遇。抓住投机赢利擅权独裁危害社会机遇。  以资本主义，专制主义裏出现的富人而言。坐吃祖宗基业的富人的贡献可能达不到平均壹位公民的贡献。富人可能是因为分工不同近水楼臺先得月。外带投机致富。今天的巨富者多是靠投机。用二十倍，三十倍，金融杠杆撬别人兜裏钱财。侵吞其他公民资源财富致富。壹党专政贪官腐败致富。靠党权变金钱，无本万利。靠独裁权勒索人民。榨取国有资产致富。投机获得的金钱，和当事人的才能不相应。不符合“人的能力差距有限。富人穷人财产差距相应有限”的自然法则。杰斐逊“终其壹生，他从未参加任何投机活动，并且认为参加这类活动是壹种耻辱”。从别人兜裏靠投机赌博。靠侵吞别人的资源权和分配权获得金钱，是耻辱。   3.投机正在变成宗教。  近百年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搞投机。以新政欺骗国人。控制公民舆论。挖空心思蓄意制造珍珠港事件。发动二战以来。人类日趋渲染投机，欺诈，投机倒把，的不良知识。把投机变成精英们孜孜不倦追逐的信念。投机得不到应有的谴责。反而成为社会上受人青睐的荣耀。香饽饽。
　　金融，股票投机在美国，在中国盛行。从金融，股市捞取了百亿，上千亿美元的财阀，金融寡头。被社会传媒吹捧为伟人，英雄。全球有42个国家的财富总和，不抵索罗斯壹个人财富。靠投机孕育出来的世界富豪正在吸吮全人类的鲜血。成为披着‘英雄’‘伟人’蒙皮的嗜血教主。他们用壹张慈善家蒙皮。来维系投机教传宗接代。 投机构成投机教。有门徒们创造的投机文化作教义。有金融资本，财政资本，的存在。有独裁统治者作教主。有众多投机信徒。投机包括共产主义的领袖专政投机和腐败。  投机二字本身的邪性，不壹定超过其他邪教。但是，投机教在毁灭人类文明的作用上。会超过现有的邪教。（1）投机毁灭文明 投机是壹种耻辱。人类数千，万年好不容易创造的政治文明，德性文明。在投机教教徒猛烈攻击下。壹天天在失去光华。今天出现20个最富有美国人净资产总额为7320亿美元。超过1.52亿底层美国人财产总和，的奇异现象。于是，投机者发明了‘壹个富人的贡献能够达到760万位公民贡献总和’的谬论。成为天大笑话。无稽之谈。投机造成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严重侵犯了人类自然权利。二百年前杰斐逊提出“参加投机类活动是壹种耻辱”“终其壹生，他（杰斐逊）从未参加任何投机活动...”。他还说，“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被引诱去参加可耻的赌博娱乐的话，那便是我们自己的过失”。二百年来人们却在颂扬投机，享受耻辱。（2）投机在数百年前孕育了吸血的资本。所谓市场经济。已经被投机倒把，金融股市寡头垄断，权力控制市场经济，权力腐败。破坏得体无完肤。自由市场经济壹天天在失去自由和公平正义。经济领域统治者。利用资本占有权。分配绝大多数平民创造的财富的制度。是资本投机。是富人盗窃底层穷人财富的剥削制度。用马克思的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用杰斐逊的话“财产法过分扩张，侵犯了自然权利”。1941.12.7日的二战前，人们阵线分明。美国人不要战争。美国财团要战争。金融寡头操纵选举的结果。罗斯福就连任四届总统。发动了二战。今天，全人类事实上变成了财团，寡头，大亨们可以随意摆布的奴隶。（3）投机正在变成宗教。投机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结合。成为投机教。投机教不必履行入教仪式。只需奉独裁统治者，产业大亨，金融寡头，为伟人，英雄。只要信仰投机。就是信徒。今日投机教信徒和潜在信徒无量。（4）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权利 拒绝投机。 在投机横行天下的严酷事实面前。人们唯有从制度入手。重建资源权和分配权两项自然权利。防治统治者享有绝对的权力。防治特权对公民大众文化的侵蚀。才是规范人类，拒绝投机，追求幸福的办法。   4.西方国家政府三次分配的弊病 政府向着建设福利社会。  （1）三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为第壹次分配（资本权利）；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为第二次分配（政府调节，福利社会分配）；而民间自愿、在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壹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嗟来之食，富人施舍分配）。  （2）三次分配的弊病。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三次分配维护政权稳定。但因三次分配包含统治者创造自由的邪恶内涵。美国推行三次分配的结果。是贫富差距壹直在增大。其弊端至少有：  a.第壹次分配靠资本权，由富豪行使分配权。资本家（经营者）剥夺了职工享有分配权这项自然权利。
　　已经窃取了职工创造的壹大块剩余价值。这时，政府声称还有调节分配等着妳来拿。就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工的罪行。“助长大财产所有者的气焰，使他们利用这种分配理论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做辩护”。  b.政府创造自由就是剥夺妳的个人自由。 第壹次分配裏，政府伙同资本家，以雇佣劳动制度。攫取劳工壹大块剩余价值财富。二次分配是政府创造自由。分给劳工壹小块财富。既掩盖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工罪行。又骗劳工去感恩资本家。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目的。  c.三次分配和部分二次分配，具有嗟来之食味道。
　　被统治者丧失了人格尊严。低人壹等。使他们的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都打了折扣。他们本应理直气壮享有的自然权利。人为地变成接受富人施舍的低人壹挡。不公平。人类文明受阻。    （3）取缔政府创造自由的二次分配 政府向着建设福利社会。人类追求自然权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本办法。是主张公民享有资源人头权和财富分配权。史实表明，凡是鼓吹以二次分配取代公民享有分配权的政府。是剥夺公民自由的专制政府。因为自由是自然权利。作为民主社会，要求公民从统治者，特权阶级，资本家手中。收回资源权和分配权。
　　改变所有权主体。改变分配权主体。建立合乎自然权利的分配制度。造就支持民主，支持选举的经济基础。二次分配及捐赠等只能是在分配权主体之外的壹种补充。政府创造自由，表现政府搞阴谋耍权术。是助长人类劣根性。因为劣根性源于个人自由出轨。解决办法是“正当的自由为，在其他人据相同权利划定之范围内，依我等之意愿畅行无碍（杰斐逊）”。是提倡自然权利。政府职责是建设福利社会调节人性。
　　復兴古代人群居，热闹，友爱，互助，救难解危，的自然属性。开创现代人的政治动物德性动物的网络天地。  （4）分配权向着追求合群追求享有自由权和幸福权。杰斐逊说“私有财产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使每个人能够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而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 说的是“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富兰克林）”。有独立享有，自主支配，的私有财产权。为的是保障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私有财产要感恩社会。够用就知足，富裕点更好。人是在社会中活着。不是为财产活着。人生的价值在于能享受合群的幸福生活（孤独就缺少幸福）。在于为社会追求自由和幸福。 杰斐逊的幸福观念。是能载入史册的个人自由幸福观念。
　　5.分配权回归自然权利。（1）杰斐逊有关财产法的自然权利学说。  二百年前杰斐逊提出“人类自然权利”价值观。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权利学说。这裏有四句相关话语：“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将财产的政治意义淡化了。这是为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实现民主目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笔者认为最后壹句话“这是为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实现民主目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不是杰斐逊说的。也不是他意思。并试图就这四句话提供来自杰斐逊意思的证明： a.将有限财产归入无限的幸福裏去 财产的政治意义就淡化了。
　　幸福，精神享受是无限的自然权利，财产是有限的法律权利。人的大脑，饮食量，才能差距，都有限。人是有限动物。人之间财产差距就应有限。但是幸福，精神享受是无限的。例如杰斐逊将“...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而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作为幸福和精神享受。而人类谋求“参与公共事务”幸福。也是无限地追求着的。财产以有限名分归纳于无限的幸福之内。财产的政治意义就淡化了。“从属于社会的需要（富兰克林）”了。  b.政府过分扩张财产法 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杰斐逊主张‘政府不能创造自由权利’。来遏制个人自由。来侵犯个人权利。杰斐逊实现民主目标着眼于体现自然权利的第壹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杰斐逊相信，人皆拥有‘某种不可转让之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否存在，人所拥有，不可创造、夺取、或转让的基本权利永存。杰斐逊对于自由的解释最受重视，他将之定义为‘正当的自由为，在其他人据相同权利划定之范围内，依我等之意愿畅行无碍。我并未加述‘合法范围内’，因律法通常不过是专制独裁者之意图，而律法的确就是这样侵犯个人权利’。因而，对杰斐逊来说，政府不仅不能‘创造’自由权利，反而有可能侵犯个人自由。而适切自由的范围并非由法律所规定，而是止于他人有相同权利之处”。 这裏，杰斐逊表明。无论政府是否存在。分配权属于自然权利的平等，自由和生存权。分配权建立在民主权的多数原则及正义原则之上。若还要通过政府律法来再分配。就侵犯了个人权利。就是政府“创造”了自由权利。 说明两个问题：壹是政府剥夺财富创造者应享有的财富分配权。是财产法过分扩张，或者说是犯罪，越轨。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
　　二是作为政府剥夺公民第壹次分配自然权利后。继而采用专制独裁者需要的再分配弥补。就是政府创造这种反自由的权利。目的就不是为民主。而是加强独裁专制主义。  c.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 靠投机侵占社会财富者是社会败类和蠹虫。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富兰克林）。没有社会就不存在今日的私有财产。离开社会则金钱失去价值。人类享有私有财产要感恩社会。人生意义在实践：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六大观念（胡适）。依靠投机，侵占他人创造的财富。背离了人生意义。背离了人的社会价值。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产业大亨，金融寡头。是社会的败类和蠹虫。他们损害了人类。为社会所不容。  d.解决财产法扩张损害人类自然权利的办法 是由财富创造者享有财富分配权。杰斐逊主张公民皆享有对劳动果实民主决策分配权。财产法已经过分扩张。损害了人类的自然权利。指财产私有权超越了自然权利，成为宗教式崇拜对象。杰斐逊认为，“财产权是人的
　　社会权利，而追求幸福权是人的自然的天赋权利，土地是人类共有的财产，私有土地只是个历史范畴。杰斐逊赋予了自然权利以民主色彩。是包括试图开辟壹条分配权民主，分配权回归自然权利的光明大道。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他说‘不管在任何国家，只要有未经耕种的土地(为了狩猎而听其空闲)和失业的穷人，显然违反了自然法则’。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包括追求幸福的权利，意指谋求任何合法的事业或职业...增加财产，激发潜能，以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杰斐逊看到“（壹位辛勤劳动）贫妇...没有面包吃。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但他同时意识到“平均分配财产是行不通的”。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提出了两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壹是“各种遗产平均分配给壹切子女，或者其他亲属（杰斐逊经由成功废止维吉尼亚的长子继承权实现他对平等的承诺）”;二是“豁免所有财产在壹个数量以下的人的捐税，而对于财产在这个数量以上的人们，按几何数据征税”。 杰斐逊忧虑平等与财产所导致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杰斐逊意识到，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占人口极少数统治者，经营者，掌控了分配权。不按贡献，不由有贡献者们，民主决策分配财富。而是按资本，由资本家独裁分配财产权。
　　给自己多分。给职工少分。下面是杰斐逊希望做到的：壹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均“...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很明显，杰斐逊的意思是，实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的办法。绝不是违反自然权利法则，靠资本家恩赐。而是由壹切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共同完成。这就可以理解为由企业（公司，单位）公民直接议会民主决策完成。职工全都享有参入分配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的权利。遵循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享有对劳动果实民主决策的分配权利。  e.通过再分配手段实现民主目标 是统治者制造的谎言骗术。杰斐逊惋惜的是：上天赋予人类分配权。人类却未能珍惜。在二百年前，行会，向机器工业转化时，“行会师傅”不经意地轻易地丢失了“享有全权的会员”的资格。公民失去分配权后，议会不能代表联邦公民意誌。不去追求回来。进而谎言惑众。帮助统治者侵权营私。众所周知，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法治。美国财产法侵夺职工分配权。公民个人自由失去保障。这时，靠大财产者的施舍。得到的不是自由和民主。
　　而是专制和压迫。是统治者对治下奴隶群体的欺骗性驯服。因为，资本家通过分配权剥削了职工之后。再施舍零星半点（通过再分配）给职工。是否定了自然法。颠倒了权利关系。 对此，杰斐逊和麦迪逊在 18 世纪90年代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作了坚决的，议会裏的斗争。虽未能成功。但写下了“主张...联邦政府无权行使宪法无明文规定之事项，而各州对联邦政府各项僭权之举可视为无效”的提案。此提案为美国史上首次对州权论之陈述，该论述开日后拒行联邦法规与介入论之先河。  f.再分配是罪恶分配 是从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的倒退。再分配主要是表现了富人对穷人的施舍性分配。它的问题有：  壹是，政府二次分配加强了专制手段。是加强经济领域统治者独裁权，奴化职工的主要手段。再分配给奴化职工找到了理由。  二是，政府二次分配背叛自然权利学说。导致社会内部对立。效率降低。戾气增加。
　　社会资源财富无形损失增大。 笔者认为，作为壹个国家，壹个社会。再分配，捐赠，都不可没有。例如对被社会遗忘的赤贫者等等。都存在再分配，捐赠问题。但以再分配作为实现国家民主的目标。作为降低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手段。则是适得其反的大罪恶，也是人类二百多年来从古希腊罗马民主政治的倒退。 （2）杰斐逊关心人民幸福 不是富人财产。“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有意将财产从自然权利中忽略（笔者註：这裏，杰斐逊不是有意忽略财产。他是确定财产不是自然权利。原因在于，财产的多寡和其人在社会中的变迁相关。或者说和统治者占有绝对的权力相关。或者说和投机赌博赢输相关。或者说和战争胜负相关。包括在公平竞争中成功的程度相关，等等。无论从哪壹个角度看。财产都属于社会权利和法律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壹党专政政府今日抓壹串，明日抓壹串，后天又从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壹堆腐败分子。妳能说他们的财产是自然权利吗！显然不是。是枪杆子裏出政权，出绝对领导权，出特供制，出特权，出腐败。人类普遍固有的，天赋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不是财产。而是资源。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赋人权。所有天赋人权项目的物质基础。无壹例外，都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资源权。以及开发资源生成财富后，平等享有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正义原则上。参入分配财富的权利。没有资源权就没有生命权。
　　没有分配权就没有独立的，自由的，生命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均属于资源。生命权，资源权，自由权，分配权，追求幸福权，是自然权利。财产只是社会权利）。这表明‘杰斐逊将财产权看成是社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使得财产和个人先天身份之间联系的纽带松弛了，财产的政治意义淡化了...”。杰斐逊用“追求幸福权取代”。“把追求幸福的权利看作是自然权利，而把财产权利排除在自然权利之外，这说明杰斐逊所维护的不是中产阶级的财产权 , 而是包括没有财产的穷人在内的壹切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突破了洛克自然权利学说的局限性，而把人民的要求和渴望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从而赋予了自然权利学说以浓厚的民主色彩，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权利学说。正如帕灵顿所认为的，它意味着杰斐逊“与洛克遗留给英国中等阶级的辉格主义财产理论彻底决裂”。在杰斐逊看来，私有财产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使每个人能够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而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它为壹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在杰斐逊看来，如果把财产权提高到自然权利的地位，就会助长大财产所有者的气焰，使他们利用这个理论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做辩护。例如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就是增进有产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壹致性。杰斐逊认为，在壹个自由的国家，虽然人们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但是个人自由的无限膨胀必然导致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最后必然出现贫富悬殊，壹方面富人腰缠万贯，另壹方面穷人身无壹文。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所谓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有鉴于此，杰斐逊认为壹个民主共和国必须用经济基础来支持政治民主。因此，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取代‘财产权’，说明他最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财产。杰斐逊在 18 世纪90年代之所以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就是为了打击大投机商人和银行家掠夺人民的行为”（上面两大段内容摘自：《百度百科》
　　《平等权与财产权的矛盾-郑
　　诗成》）。 （3）杰斐逊的‘非资本主义’。杰斐逊的‘非资本主义’倾向。是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资源主义生产资料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倾向。有人说，“他（杰斐逊）的思想带有明显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他认为“人民是‘所有壹个国家中所有权威的来源’”。他的民主主义是人文主义的民主主义。他反对壹切压迫。仇视特权。最反对暴政。表明杰斐逊早已看透资本的剥削压迫性质。资本代表了资本家独裁分配权的理由。资本和资本家独裁分配权。造成富人腰缠万贯，穷人壹无所有。勤劳妇女没面包吃，是因为她创造了财富却无分配权。无分配权的原因是资本家打着资本旗号，侵占了属于人头权的资源。违背自然权利法则。杰斐逊在叙述“土地是人类共有的财产，私有土地只是个历史范畴”裏。告诉人们，历史范畴是会消失的。这就宣告：资本只是壹种历史过程。上天创造智慧人类标准是政治动物和德性动物。形成社会的基础在于每壹个体或家族有自己觅食领地。这个过程长达数百万年。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数百年。人类享有大自然赋予的平等的资源人头权和分配权。是自然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然权利是人所共有的，任何个体都可对蒂属对象或社会所要求的重要利益。杰斐逊的思想站在自然权利壹边。站在人的幸福的壹边。站在否定资本倾向上。向着平等的资源人头权。和壹切创造财富者依循民主的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皆有权参入决策财富的分配。维护平等的生命权。资源是生命泉源。
　　杰斐逊的‘非资本主义’倾向。意味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倾向。意味资源主义生产资料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倾向。 （4）分配权回归自然权利。 a.理顺权利关系。排斥壹切由政府制造的权利关系，如“政府创造自由权利”。人类自当崇尚自然权利。公民应当收回属于自己的分配权。文化应当定义经营者投机这类活动是壹种耻辱。国家应当收回，富翁投机所获资本，特权阶级利用权力盗窃全民所有制财富。资源权和分配权必须回归自然权利。  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不是政治倒退的理由。文化提高更不是人类向奴隶社会演化的理由。再分配手段。以丧失尊严的付出。把壹个明朗的事物。捣鬼成两次包含罪恶的阴谋。以浪费资源的付出。兜了个大圈子。人类资源财富总量反而减少了。基于自然权利的道德标准反而败坏了。为人类所不取。   b.回归自然权利 制止统治者侵占分配权。统治者占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被统治者要驯服统治者的理由。驯服统治者的核心 是被统治者享有资源人头权和财富分配权。手段是全体公民皆享有企业公民直接议会的议员权。 小布什总统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裏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这裏面的统治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精神，企业，公司，单位，社区，等领域统治者。所有的统治者，没有例外。都需依循同被统治者的双方契约关系。获得被统治者的授权，监督，制衡。制衡统治者权力。使不产生绝对的权力。  对于被统治者而言。所有权不可侵犯，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社会法律权利。“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富兰克林）”。而资源人头权不可侵犯。
　　公民分配权不可侵犯。则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分配权决定依循自然权利妳应该获得多少私有财产。分配权是关联民主权，选举权，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追求幸福权，的综合性基础权利。任壹公民皆不可强迫社会或集体，给自己分配若干财富。但任壹公民皆有权参入财富分配权的主人行列。分配权不仅是分配财富权。通过物质基础的辐射作用。它就分配了妳的自由权。分配了妳的平等权。分配了妳的人格尊严（该是妳的，却被侵占。就降低妳的身份）。分配了妳的选票权的含金量。实现驯服统治者的要害，是被统治者享有资源人头权和享有建立在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上的分配权。有如壹只老虎有30平方公裏领地。这是虎权。是上天分配给他领地的食物权。妳要剥夺他的权利。他就以命来搏。除非妳灭虎种。让虎完成地球生命历程。        6.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1）资本主义背离自然权利 资源主义合符自然法。 资本的价值在投机。投机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但投机更是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毁灭人类社会的精神元素。壹个民族社会政治思想沉迷于追求投机谋私利。这个民族没出息。壹个心地真率诚挚脚踏实地的民族。方能聚成力量。战胜强敌和自然灾害。享有自由。合符自然权利的资源主义能培育优秀的民族。（2）雇佣劳动以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生产资料 剥削佣工。 雇佣劳动只承认资本家对资本的占有权。不承认资本家的资本，是侵占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和职工已创造的社会资源之和。资源是自然权利。而被认为是资本家私有财产的资本。事实上是属于自然权利的两部分资源权：包含在整个环节和过程中的原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包括职工劳动过程现创的社会资源部分。雇佣劳动就是资本家占有资本生产资料剥削佣工。（3）资源主义净化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由公民直接议会根据联邦法律，用民主，选举方法决定经济领域统治者和其他统治者的收入。和确立按劳动质和量决定收入的相关制度。使私人财产和其付出的劳动的质和量相符。将使，用资本剥削职工劳动创造物的私有制。变成光明磊落私有制。让私有制和获得的私有财产，公平正义，干净，和光荣。（4）从资本主义生命历程看它必被资源主义取代的理由。起先，资本主义经营者靠开初自己的努力集聚的壹点本钱。变为掌握在手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工需要的货币。资本家以资本主人身份。只将雇工创造价值的壹小部分充作雇佣费。大部分新创财富被资本家分配给自己享用。以及用于扩充资本。更多地侵占资源。如此几百年滚雪球。靠侵吞公民的资源人头权和劳工血汗。出现了个人财产数千万，数亿，数十亿，数百亿，上千亿美元的特权阶级，资本家，财政资本，金融寡头。他们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例如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财政资本。的军火商们。他们贪婪的撵财趋利行为。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在蚕食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资本主义优秀制度。产生此坏现象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背离自然权利。在自然法裏，背离人类理性的东西。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资源主义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天赋资源权。资源主义以符合自然法为其存在的理由。人类社会就到了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候。这裏，资源主义指，资源回归自然权利的主张。停止资源被壹党专政领袖专政，被特权阶级，被资本家霸占现状。以拒绝投机名分。通过公民直接议会。收回资本家的资本。收回特权阶级的特供制享受，特权占有。建立以公民直接议会为基础的基层议会民主制度。建立资源人头权制度。将分配权转移给企业，公司，单位的公民直接议会。和转移给联邦产业集团代议制议会的宏观调控。分配权民主化，选举化。取缔特权。以国家多级议会（联邦议会，州省县镇产业集团议会，企业或单位公民直接议会）民主制度。创立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功能。
　　实现资源良性运动。资源主义运动自始至终认同和贯彻资源权和分配权是自然权利。用民主，选举手段实现壹切财富创造者，壹切对社会贡献者，壹切公民，都享有参与分配财富的民主决策的权利。资源主义来自自然权利。自然法是其生命力的源泉。（5）资源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生产资料。 a.资源所有权与分配权的交换登上历史舞臺。在机器工业时代裏。新创产品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每位职工都享有资源人头权。它是壹份民主权，平等权，选举权。虽然资源人头权不是直接的财富。但它代表壹份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的资源财富权利。是壹份至关重要的壹世权利。它代表人格尊严，人权，公民权，和幸福权。资源人头权决定了分配权的自然属性。它是以民主形式分配财富的权利。随着机器生产出臺。人类在创造财富中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主体部分不仅是劳动力付出创造的新品，与获得金钱的交换。更加是权利与权利的交换。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资本生产资料被资源生产资料替代。资本家所有的资本。变成了职工按人头享有的资源。职工是作为资源人头权的所有人。来参与创造新品权。交换到的就不再是别人恩赐给他多少报酬。而是他具有参与民主决策如何分配各自应得的报酬的权利。交换关系，变为资源所有权与分配权的交换。以分配权民主化，体现公平正义，人格尊严。摆脱雇佣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地位。 b.社会分工不为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服务 而为全体成员追求幸福服务。人是政治动物，善于组织社会。社会分工是追求社会成员幸福，为创造文明，自然出现的事物。不是少数人利用社会分工，投机捞取资本，剥削和奴役其他社会成员的理由。近水楼臺先得月。利用金融杠杆，买空卖空，强取豪夺。都是耻辱的投机和犯罪。资源主义可以使社会分工摆脱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奴役和剥削。使社会分工成为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相互融合，追求幸福，实现文明，的权利和义务。 c. 使用资源要付费。市场经济裏，市场等资源是人类千百年创造的社会资源。
　　随着科技进步，它的份量越来越重。它属于人类共有，共享。在资源主义社会政治制度裏。妳使用了过量市场资源和其他资源要付出相应费用。并按几何级数增长。社会鼓励创新。社会需要而又不能进入市场者，则由政府补贴。体现公平正义。 d.资源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生产资料 分配权归属于公民纳税人。资源生产资料拒绝投机。为了实现富人穷人财产差距和人的能力差距相对应。需要社会收回金融寡头，资本家的资本。把资本生产资料，变为公民享有分配权，的资源生产资料。取缔统治者集权，独裁，享有绝对权力的制度。以企业公民直接议会取代董事会制度。取代最高执行长制度。通过资源主义政治制度。在将资本改为资源同时。收回经营者侵占的分配权。把分配权归还创造财富的纳税人，公民。        7.资源主义领导世界。（1）资本主义返回资源主义。回顾分配权历史渊源。今天的资本主义。出自中世纪行会。行会师傅是享有全权的会员。行会是反压迫剥削同业团体。以美国为例，二百年前就应该给工业社会制度装入壹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思想灵魂。实行企业公司的公民直接议会。采用民主竞争选择制。职工掌管分配权。的制度。建成资源主义国家。但由于工业社会资本家出自贵族社会市民阶层。他们举起自由，平等，博爱旗帜。战胜和取代贵族社会的同时。由于暴发户先天劣根性作祟。沉积了厚重的人性弱点。如素质和涵养差，崇拜权力和金钱，乖舛暴戾，得鱼忘筌。缺乏贵族阶层诚信，自我克制，道义，奉献，服务，使命感精神。他们无限地追求财富，追求特权，追求统治全世界。二百年前在美国。汉密尔顿主张“银行家最高执行长集权（CEO）制度”。和主张自然权利学说的杰斐逊总统针锋相对。在议会激烈斗争中，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取得多数。于是，他们把资本家雇用制。经营者垄断分配权。剥削压迫劳工。这个丑恶灵魂装进工业社会心脏裏。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意味剥削，和侵犯人权。人们主张人权，主张公民权，就要革除资本主义。革除壹党专政。建立资源主义国家。要找回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人类自然权利学说”。应用于社会。（2）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现实看。资本已被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批倒。资本和雇佣剥削分不开。而淌着血汙。资本是投机的本钱。牟取私利的凭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剥夺公民大众剩余价值。病况都是心脏癌。医治办法就是消灭它取代它。人类到了资源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时代。
　　（3）资源主义领导世界。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都有接近毁灭人类的坏品质表现。人类进入危机时代。例如1941.12.8日至1949.10.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动起来的。二战帮助共产主义获得了近半个世界。使人类受到严重伤害。
　　留下了许多遗恨。至今不能恢復元气。尤其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等至今还是壹党专政。受害严重。又例如1973.10.6日至10.2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是埃，叙等十五国企图消灭以色列的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专政独裁领袖勃列日涅夫搞的。战争由苏联，美国武器对战。苏联充当战争贩子。供应武器给埃，叙等十五国。埃，叙等十五国发动的。是谋求伊斯兰十五国壹统中东利益。统治阿拉伯世界。和共产主义苏联平分世界的侵吞战争。是企图灭绝以色列民族的战争。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只会把资本主义批倒。不说自己更该首先被批倒。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保卫本民族生存权获胜。发动战争者罪恶意念不亚于希特勒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20天战争使苏联，美国，的军火商发大财。而美国经济危机持续了18个月。通货膨胀率连续两年超过11%。上述说明，近二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对人权的剥削而成为特权阶级统治权。他们继承和加强了中世纪贵族阶层对被统治者的剥夺。更因为他们是暴发户。资本家和壹党专政领袖集团对财富的贪婪无度。特权阶级，产业大亨，金融寡头，壹天比壹天地更向着控制全人类政治，经济命脉走。使各国政权从属于垄断组织。拖着社会向他们统治世界走。暴发户不具备贵族的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的骑士精神。随着时日迁移。贫富差距扩大。资本主义对人类权利的侵犯超过了中世纪贵族社会。共产主义侵犯人权和公民权超过了古代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还有议会制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也因为金钱对选票的收买。高薪精英阶层对统治者候选人提名的操纵。金钱对舆论的渗透。投机文化对人性的侵蚀，越来越严重。社会不稳定。而马克思壹党专政国则连人权和公民权都公然否定。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没有新闻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人们感到困惑。人类不允许金融寡头，和社会主义特权阶级统治世界，践踏文明。社会陷入危机。唯壹走出危机办法是用自然权利学说。回归人权和公民权。是，废除资本主义。废除壹党专政。由人类自己统治自己。人人都是统治者。人人都是被统治者。通过民主的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达成意见壹致。把资本家和壹党专政统治者侵占的资源权和分配权归还公民。实行资源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走向资源主义世界。是人类必由之路。有如曾经的“城邦民主制，使雅典获得了空前繁荣”。未来的“资源主义公民直接议会，会使人类获得空前繁荣”。       8.资源主义主张直接民主以及产业集团代议民主。  人类如何依循自然法管理部落，城邦，小国寡民，国大民多，的问题。从公元前11世荷马时代古希腊推行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公民大会直接民主。经中世纪后期等级代议。都在寻求解决办法。二百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创造了与当时美国财政界主张的财政，金融，土地政策相悖的自然权利学说。经过激烈奋斗。杰斐逊却未能取得主导地位。汉密尔顿主张统治者集权的财产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取得了胜利。这个结果使法国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和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愤愤不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下“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壹样，人民是如此的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被人民所强烈藐视”
　　“大众中蕴藏着壹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他（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保守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忘的字眼...他甚至说：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杰斐逊在当时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就看到了其严重的弊端：金钱支配了人，人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从那时开始，直接民主主张的公民资源权，公民分配权理念，被凉在壹边。间接民主的欺骗伎俩。和专制成分。得到包装。变得厚重。  客观上，由于人类是有限动物。不可能有绝对的直接民主。故在任何历史时刻，都同时存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只是在不同时期两者份量不壹样。但，铁定无疑的自然规则是。自然权利学说命令人类追求直接民主。命令人类最大限度压缩间接民主。因为，直接民主是民主魂和本义。体现个人自由。体现民主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然属性。体现了民主的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体现了“民主意味公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 间接民主。是在民主的主体和受体之间多了个间接人。磨损了民主元气。还夹进金钱，特权，独裁，等因素。民主就会变味，变腐败味。采用间接民主，先是群体扩大。人的声音体力达不到时。被迫把民主打折扣。代议制是直接民主难以实现的情景下的壹种无可奈何选择，也是这时的唯壹选择。今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出现。人的眼耳手腿脑功能扩大。给人类创造民主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好比流水有了新的源头。感恩社会。不辜负时代。就把目光瞄准社会的弊端。例如，美国人口代议制把贫富差距带大了，阻碍政治文明。例如，中国的人代会。没有公民自由选举。党书记选人民代表。代表党的特供制，特权腐败。为时代不容。面对挑战。需要勇气。突破禁锢。将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技术应用于和公民直接议会相关的选举和公决等方面（在手机裏点妳选定候选人名字。数日后从手机裏获得当选者。及选举过程全部情况）。用来改造专制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否定共产主义。改造专制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资源主义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的生产关系。用资源主义的公民直接民主，和产业集团代议民主。取代专制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人口代议。取代共产主义人代会。是维护人类自然权利。回报社会的办法。    （1）民主和专制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民主和专制对应表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和对抗关系。民主建立在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之上。它可分为直接民主。
　　和假手于人的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又可分为：等级代议（含产业集团代议）。和人口代议。等级代议服务于自己所属等级。各等级的价值观都明明白白。都放在太阳下晒。就可作为辅助手段推进人类文明。人口代议服务对象不明确。议员不知道代表谁的利益。末了，他就“货与帝王家”。代表有钱有势者利益。不可避免地会让社会政治文明逐渐退化。向腐败，向专制，独裁退化。  (2)等级代议。西方中世纪后期出现由国王教士，贵族，市民，三方各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的政治平臺。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大成果。后因这种等级代议，背离了资本投机利益。而被后来出现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扼杀。  a.等级代议以讨论和商量 取代暴力和战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议会平臺上激烈争斗。甚至出现壹些武斗。都有利于为双方订立契约关系找到恰当的切入口和基本原则。以避免大规模暴力，血腥和战争。   b.等级代议揭露专制主义的谎言欺骗。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特权剥夺关系公开。放在阳光下晒。就有了真相。暴露了有如中国的“真龙天子恩赐惠及臣民如雨泽润物”的欺骗。暴露了专政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欺骗。 c.等级代议是扈从直接民主的优秀代议方式。等级代议阵线分明，各为其主。市民议员为市民谋求资源权和分配权上的平等权利。其目的，方向和直接民主追求目标壹致。  d.等级代议减弱统治者特权 缩小它和被统治者距离。社会出现等级代议。它的裁判员和裁判标准倾向人类自然权利学说。其目标就倾向消减和限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特权剥夺。市民议员借助三级代议制平臺。可以咨询，质询或检查统治者的财政和分配。防治腐败。从而可能缩小贫富差距。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距离。  (3)人口代议。  a.人口代议是资本主义制度从中世纪的倒退。美国各州约数十万公民选出壹位国会议员。竞选时，候选人声色俱厉。夸夸其谈。场面热烈。过程中无人能够，或者只有极少数人敢于略微举起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旗帜。来渲染人民主权。美国人口代议取代西方中世纪后期的等级代议。间接民主夺取直接民主的地盘。是资本主义取得统治权后，社会政治思想的大倒退。
　　其雇佣劳动制度。取代了行会师傅是享有全权的会员的制度。资本家侵占权利。继承了专制主义的衣钵。背离自然权利法则。就要掩盖资本压迫剥削职工的真相。其经济领域必然专制，独裁。资本家就需要否定能够走向自由平等，走向阶级和解的等级代议。资本家采用人口代议诓骗被统治者。使资本主义没有真相。就没有资本家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和解。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阶段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制度。
　　b.人口代议表面上是和阶级稀泥 实际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人口代议表面上是谁都不得罪。和阶级稀泥。这和中国邓小平说的“不搞争论，是我的壹个发明”。以及2012.11.29日，习近平强调的:“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壹样本质。大家都依法。不准依自然法则。只准依资本主义财产法办事。只准依四项基本原则办事。为资产阶级服务，为特权阶级服务。是依循传统，而不需要创造。不需要依自然权利学说去追求真理。造成美国总统自杰斐逊，麦迪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之后。在价值观上没有应有的进步。不进则退。就出现小罗斯福，尼克松...等总统在价值观上的失落。人类普世价值遭受伤害。美国自立国至今，在经济领域是依循汉密尔顿时期财产法。维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关系。纵容统治者集权，侵权。资本家独占资源权。独吞创造权。独裁分配权。造成大亨寡头经济领域统治者的私有财产恶性增长。自小罗斯福搞新政欺骗美国人，发动二战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壹直在扩大。人口代议制使被统治者，穷人，没有自己的专职代言人。
　　传媒在相当程度上被寡头金钱操纵。财产法纵容资本家侵犯劳动者的自然权利。人口代议的议员在权利法案方面被制度所迫而禁声。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就成了壹纸空文。壹句空话。或者说大打了折扣。这种生产关系。是对穷人的欺骗。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美国财产法。就如同维护中国壹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表面上各阶级都被迫像僵尸壹样挺着。实质上特权阶级，寡头大亨，壹刻不停地在吸吮被统治者的血液。财富转移。贫富差距扩大。  c.人口代议 腐败升级无极限。议员代表人口利益。人口裏的利益五花八门，不专壹。法律过分保护大财产者私有财产。到了侵犯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地步。财产法和美国其他较好的价值理念相矛盾。迫使议员代表大财产者利益。原本主张正义的议员也会变成墙头草。那边权强往那边倒。面对邪恶而禁声。暗着，甚至明着和特权阶级结成共同体。破坏权力制衡原则。      (4)人口代议导致政府三权勾结 共同侵犯公民自由案例。2014年，美国联邦参议员裏德家族引进外国的暴力拆迁机制。要强行侵占公民邦迪的农场。想开发地产。竟然动用权力和金钱，唆使政府，买通法院。派出200名武装警察部队，6架直升机，围捕了邦迪四百多头牛。警察部队击伤邦迪家人，电击抗议者。要强夺农场。于是人民举起杰斐逊“人民革命权”大旗。反抗暴政侵犯人民的自由（註2）。美国“誓言守护者”、“白山民兵”、“禁卫军”3个民兵组织立即响应邦迪“公民主权运动”号召。为自由呼天号地。“这次起兵造反不是为了抢牛，而是为了我们的自由”。他们全副武装开着房车进入战场。迫使美国联邦奥巴马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动，归还邦迪的牛。警察在“滚回华盛顿，滚回中国”高喊声中低头禁声撤退。这是极难出现的，由公民主权运动。战胜美国政府武力侵犯公民主权的案例。预示革除美国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变革无法回避。（註：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壹支受规范的武力乃确保自由国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可受侵犯。保了邦迪不当上访的苦访民）。    (5)资源主义主张直接民主 以及产业集团代议间接民主。资源主义创造的“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实现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它切实保障个人权利，和确立分权。是古代公民大会的復兴。是古代直接民主的新形式。  a.否定人口代议。 它不采用人口代议，采用直接民主的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和产业集团代议。
　　b.实行经济领域参议院，政治领域众议院的分权和避免过激冲动的缓冲办法。总统及联邦议员均由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选票产生。但参议员由众选产生的产业集团代议议会计票和公告。总统和众议员由政府系统计票和公告。  c.总统和参议员，众议员都是由单位公民直接议会选举产生。都是由美国公民议会派到联邦政府裏为作贡献的使者，是服务员。  d.经济领域三权壹统，统归公民直接议会权。 它和政治领域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关系。是壹体同胞关系。如没有经济领域所有权，创造权，分配权三权统归公民直接议会。联邦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就会因受资本侵犯而失去人类理性和自然法灵魂。失去服务对象。政府三权非但不能相互制约。必然倾向腐败。政府（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反而会去“创造自由权利”。侵犯公民个人自由。  如若政府缺失三权分立相互制约机制。说明国家选举制度存在问题。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不完善。说明公民参与政治不踊跃。公民还没有形成统壹的集体。没有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还不是统治者。   e.改造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 从法律上，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行使制约政治领域三权的最高法治权。其中，联邦大法官及法官。经法律集团公民直接议会选举和提名后。法律集团代议制议会再行选举确定后。需交由公民直接议会选举组织的相应级别“公民议会自然法法庭”，依循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批准生效。该法庭并具有撤销其职位的权力。取消联邦法官终身制。体现“民主意味公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 从权利关系上。政府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要为权利主义张目(註1)。为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服务。为公民资源（股东）人头权，和公民直接议会享有分配权。并决定企业统治者（经营者）薪酬权。等壹系列权利服务。政府为资源主义生产关系服务。  f.采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 復兴古代直接民主。资源主义主张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民主。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包括直选总统，州长，省长等。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的重合。是运用现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信息技术。创造相关网站和软件。復兴古代雅典公民大会（註3）。对于高层产业集团某些具体事务采用产业集团代议民主。它是听命于企业单位公民直接议会直接民主的等级代议。(註1)张维迎:权利主义是说，作为壹个人，我们有壹些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的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剥夺的。（註2）杰斐逊最反对暴政 侵犯人民的自由。杰斐逊始终高举人民革命权这面大旗。他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在联邦党人对谢司起义的壹片叫骂声中，他公开表达了对起义者的同情，他写道：“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壹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但愿每隔二十年发生这样壹次暴动。”他认为，这样可以使统治者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不敢继续侵犯人民的自由。（註3）雅典城邦民主制。实行直接民主。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议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雅典人认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每个公民可以通过抽签，担任壹定的官职。人人皆可从政，统壹的公民集体形成了。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实行多数原则和正义原则（大多数人的意誌就是正义-亚裏斯多德）。实行轮番执政原则。雅典城邦历任执政官都要谄媚平民。实行法治，绝禁人治。雅典政治和法院都向全体公民开放。亚裏斯多德说，“人是壹个政治动物”“谁说应该让壹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雅典人看来，在平等人民组成的城邦中，以壹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执政官权势太大，就可能危害国家，公民就以在每年举行壹次的秘密投票中，采用《贝壳放逐法》，把他驱逐出境。雅典民主，历时约七至八百年。它起源于公元前11世荷马时代。由王或议事会召集全体成年男子（战时全体战士）参加的古希腊公民大会（当时称人民大会）。止于公元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占领。

分配制度

一、资本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无法适用于现代文明，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楷模

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前任国家领导人准备以“国企管理层收购”的方式把全部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我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政府和许多同誌发送了邮件，提出了我的建议，然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放弃了国企全盘私有化，按照我提出的方案进行了改革。一直沿用到现在。

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国有企业运作模式是按照我的建议建立起来的，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模式”。简单地说我建议的中国模式就是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如何各自发挥特长，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管理和经济运行模式。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了互联网和机器人时代。

而这两项事物的发展会极大地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流向。会产生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问题。因为互联网和机器人的普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包括中国模式中的部分理论基础。

所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法律，道德，理论基础，社会规则，财富分配方式都需要相应改变，否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

在中国和全世界现在实行的财富分配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都是按照资本家雇佣工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模式在运行。

这种模式在资本主义初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初期，人雇佣人的生产模式，资本家雇佣工人支付劳动报酬，资本家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就需要按比例支付更多的工人工资。所以说全社会的生产总值和劳动者工资的总和是有一定比例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初期，自动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当时工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满意的收入。

而现在这种财富分配方式被互联网和机器人完全打破了。

现在无论农业还是工业都已经实现了机器人化，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裏面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是机器人生产的，工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它们装配起来。甚至以后连装配手机都是由机器人完成。

那么我们5000元的手机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工资有多少呢？你算上设计人员，估计只有几十元吧。那么剩下的利润到哪裏去了呢？资本家拿走了。

而互联网经济也就是相当于机器人在为资本家赚钱。相比以前靠人力推销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经济雇佣的工人在大幅度的降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和与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相比，也在大幅度的降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们感觉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工人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在大幅下降。社会财富的流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往的社会道德、法律、社会规则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互联网和机器人对社会财富流向的改变。所以普通劳动者的相对收入越来越少，失业率越来越高。因为劳动者的收入总和占GDP比例在大幅度的降低。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所有的一整套理论都已经完全失效了。资本主义的那些法律、道德、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都已经完全的过时了。需要彻底地修正。

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某些理论是可以完美解决这个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应该感到庆幸，我们的社会製度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越来越严重的世界性的危机。中国如果能合理的调整，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和榜样。

当我们知道问题出现在哪裏的时候，如何去解决问题是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全民讨论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二、如何用高科技运作的共产主义中国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腐败问题。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人，我从小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我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真的是非常崇高，非常正确。而且我从小就认为共产主义是先进的优秀的社会製度。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共产主义製度和核心原理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至今还是对此坚信不疑，并一直在为此奋斗。

我认为中国现今社会出现任何的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都是腐败分子的问题，我要让共产党真正落实和兑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如何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如何获得一切的权力？如何保障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一切在以前属于理论阶段，因为人民要想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那么人民就必须知道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事情，然后通过某种形式对国家所有的事情进行投票决策和审查。

在互联网和机器人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人民不可能实时的知道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因为国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从发生到让人民知道需要传输大量的信息。通过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通讯都无法即时的传输一个国家随时随地发生的大量的事情。只能事后做一下通报的工作

所以在以前，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当家作主这只是理论上的事情。人民在以前不可能随时随地了解国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也不可能对国家所有的事情做出现场投票的行为。

但是我想说的是互联网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使得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互联网和机器人不仅仅是夺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它还给人民带来了管理国家的机会和权力，使得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所有事物成为了完全的可能。

我的建议是：

1、设立国库账号

2、国库账户收支两条线

3、国库账户收支全网直播，实时可查

4、涉经济类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完毕全网直播

5、设立国家信访网站，全国公开，全民监督，全民陪审，实名举报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许删除。

6、每年按照国有资产的运作情况，如有较大盈利，不影响国家事物运作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计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体中国人民分红。

如果中国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以上几点，我们就能把中国建设成全世界最民主，最公平，最正义，最理想的国家。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的楷模和榜样，令万国尊敬，万民敬仰。

这也是共产党为整个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受万民爱戴。

在中国所谓的腐败就是腐败分子把国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财产。

腐败分子为什么能把国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资产呢？

因为国有资产的资金运作总是需要一些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某些人他既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又有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他既能收钱，又能花钱，则其中很有可能产生腐败。

我以前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企业的财务人员的任命权代表企业的所有权，企业的财务人员由国资委任命，而不是由企业的厂长经理任命。这样企业的经营者，就不能随便花企业的钱，只能在财务製度的监督下运作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得国有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现在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在以这种方式运作。

这样做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起到遏製腐败的作用。

但是当某些腐败分子的权力足够大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有足够的空间侵占国有资本，化公为私。

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在网上听说国有企业改革遇到了深水区就无法推进。

什么叫国企改革的深水区？

就是国家与腐败家族，利益集团的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之间的关系问题。

什么叫国有资产？什么叫腐败家族，利益集团？什么叫共产主义？

特朗普说了：“中国的权贵自称为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却把上万亿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在欺骗中国人民，中国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

特朗普这个大资本家最懂得什么叫资产，也最懂得什么叫国有资产，那些把上万亿美元转移到国外去的就是腐败家族，利益集团。

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的一种主义。把全民所有的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的私有资产就叫腐败家族，利益集团。

2007年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就是腐败家族和利益集团利用权力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当需要两权分离，明确什么是国有资产，什么是私有资产的时候，遇到了腐败家族、利益集团的阻挠。

我当时想，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也许他们自己会解决，可是十几年过去了，领导人换了好几批，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今天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那我来告诉中国人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我提出的以上五点。

想分清楚什么是国有资产，什么是私有资产在以前技术不发达，资讯不发达，科技不发达，手段不发达的时代确实有很多漏洞。

因为以前什么事情都是人在操作，虽然有时候也称为法治，但是法也是由人在操作的，所以人治的成分比较大，漏洞比较多，很难弥补人性的缺陷。

贪财好色是人性，人如果完全不贪财好色，也就不称为人了。在人治的社会有适当的贪财好色行为也是正常的行为。

我提出的观点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用互联网和机器人，用设置的程序来治理国家。程序正义，程序治国，信息化治国，高科技治国。

现在网络和机器人时代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提出的方法就是利用互联网和高科技使得每一笔国有资产运作都在网上向全国人民公示，让全国人民随时随地可以查询到每一笔国有资产的资金流向。

无论是收钱入国库还是从国库中花钱都需要做到随时随地在网上直播公示，人民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到任何一笔国有资产地流向。

我的专业就是电子技术与科技，所以我非常清楚现在中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中国的科学家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以现在中国能达到地科技水平来看，从技术角度讲，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没有任何难度。问题是高科技是用来监控人民的还是用来监控政府一切行为，尤其是资金流向的问题。。

国有资产全都是人民的钱，不是腐败分子的钱，人民当然需要也有权知道自己的钱从哪裏来，到哪裏去了。这是人民的最基本权利，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权利。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国有的资金，每一分钱都会在全国人民的监控之下，腐败分子和利益集团完全没有丝毫的可能性侵占人民的资产。

并且全体国民还可以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况下得到大笔的分红。

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整个国有资本就是一个公司，人民就是需要通过这个公司赚钱，分红。

当然，人民在得到公平正义，在得到财富满足的情况下，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要做损害他人的事情，不要做损害国家的事情，不要做损害全体人类的事情，不要做伤害地球的事情。

这就是信息化，高科技能为我们带来的利益、文明以及灵魂和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具体做法和详细说明如下建议：

1、成立国库账号，所有国有的财富必须进唯一的国库账户

国有财富指的是全民所有的财富，国家所有的财富，在中国除了私有的财富，其余的财富全部都是国有的财富。我们保护私有的财富，更加需要保护国有的财富，所有以国家的名义收钱的行为全部都需要进入国库账户。

比如说：纳税人交的税，土地转让收益，警察罚款，法院没收的财产，收缴的任何贪官财产，所有的国有资本分红，国有资产处置，一切以国家名义的罚款，一切以国家名义的充公，一切以国家名义的捐助。

当然我知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按照以往的规则。比如说，地方警察的罚款，一般会归地方政府使用。我的办法是，任何规则都可以不变，但是账目要清晰。地方警察可以罚款，这个款项也可以全部归地方政府使用，但是要有一个流程，就是这笔钱必须先进入国库账户，然后再按照程序，由国库账户打入地方政府的账户，所有的以国家名义的收钱行为必须有记录，必须上网公开直播，交款人和其他人必须随时可以查询到这笔钱的去向和使用情况。

其他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凡是以国家名义的收钱行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所有的收到的钱必须进入全国唯一的国库账户。然后按照规则进行分配，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上网直播，随时可查。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完全是数字交易，无论买任何东西，只需要扫一下支付码，几秒钟之内钱就能转账成功，并且把付款凭证发送到双方的手机上。所以把钱支付到国库账户，只需要几秒钟，并且会把凭证发送到手机上。

中国人需要有意识，任何以国家名义收钱的行为，只要不是打到国库账户就是犯罪。只要打到了国库账户，并且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查询和监督，这就是完全彻底的公平正义，完全彻底的杜绝腐败。

任何公民都应该把钱打到国库账户，因为那那钱是人民的钱，那账户是人民的账户，国家的账户，而不是任何腐败分子的钱和账户。

这才叫共产主义，这才叫公平正义，这才叫人民当家作主。

2、国库的钱使用需要有合理的流程

国库的钱使用需要有提出议案，讨论，投票决策，放款使用等标准流程。

我觉得美国的预算国会审批流程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因该借鉴。

比如说，由国务院总理提出议案，由一些能代表企业的人，经济学家，各方选举的代表组成一个议事机构，来讨论，投票这些议案和预算。形成决议后再国库拨款，由国务院去执行。

中国由无数的巨大的烂尾工程，政绩工程，重復投资工程，豆腐渣工程，因为他们没有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花钱的议事、论证、投票过程。我不希望以后再浪费人民的钱。我希望人民的钱，每一分钱花出去都会有回报，然后再给人民分红。

所有国库的钱的使用情况都需要网上直播，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审查。

3、收支两条线

腐败的原因就是某些人官位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能代表国家收钱，然后又代表国家花钱。

他们能左手收钱，右手花钱，人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拿中国人民的钱，代表国家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建议国家军委主席或者总统负责军队，警察，司法，监狱，审判，等工作，主要工作负责收钱，把应该交到国库的钱收归国库。

总理负责花钱，把全国各地各种事情汇总，列出预算和计划交由国会或者资金使用的审查机构讨论，投票，形成决议。然后去使用国库的钱。

总而言之，总统或者军委主席只负责收钱而不负责花钱，总理只负责花钱而不负责收钱。这样避免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而军委主席负责军队、警察、司法去干一些侠肝义胆，除暴安良的事情比较合适，所以他们适合于收钱；国有资本花钱的事情是非常专业的，有巨大投资风险的事情，让懂得理财投资的总理等专业的人去干比较合适。各司其职，各守其道，这就是收支两条线。

4、国库账户收支全网直播，实时可查

无论是把钱收归国库还是把钱按照流程花到该花的地方去，都需要实时直播，每一笔收支都能在网上随时查到。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机器人时代，数字化交易时代，任何一笔交易都是清清楚楚的有迹可查。从技术角度完全没有任何困难。所以人民的钱，国库的钱，无论收支都应该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网络直播，随时可查，给人民以交代。

这是全体人民的钱，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钱，从哪裏来的，到哪裏去了，该不该花，有没有问题。这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真谛。

军队和警察所做的工作应该是保证国库的收支信息实时的网络直播，向全民公开，由全民监督，审查。但是不得参与财物分配和投资，不得干涉财物正常运作。

5、涉经济类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完毕全网直播

中国的腐败分子搞腐败第一个方法就是侵占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不公正的司法系统保护他们的侵占行为。

所以如果人民想成为主人，必须能实时监督和参与司法的全过程。因为司法牵涉到很多有争议的事情，我们可以先从没有争议的简单的，但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案件开始， 从报案、立案到执行完毕全网直播、全民监督。

因为刑事案件需要秘密调查，防止情报泄露，罪犯毁灭证据和逃跑。我们可以在调查结束以后再全网直播审判过程。

而经济案件就是很简单的合同和契约履行过程中的纠纷。而且跟全国人民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可以从报案、立案到执行完毕全网直播，接受人民的实时监督和参与。

人民在监督和审查案件的整个报案、立案、调查、审理、执行过程中可以发表意见，甚至作为陪审参与投票，影响整个案件的进程。

在国外，陪审製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通过发达的互联网，我们也可以做到全民参与陪审。有罪还是无罪，是否需要判死刑，人民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这不叫民主，还有什么叫民主？

重要的不是人民参与陪审热闹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民参与审判的过程中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守法精神，一心向善，绝不为恶。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最终达到天下无贼的目的。

而腐败分子通过司法腐败掠夺人民财富的可能行，在曝光一切的网络审判製度下，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遁形。

如果中国所有的经济案件可以曝光在全世界人类面前，接受全民的陪审，中国将成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没有任何的商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商人，在中国的投资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将建成投资最安全的国家，中国可以吸引大量的海内外投资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

军队和警察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根据根据网络报案情况，在网上立案侦察，并把详细情况在网上直播，并且控辩双方可以在网上发言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辩护，并作为证词。如果在网上通过军队，警察、法官、律师和民众的协调，双方能达成和解，则可以结案。

否则可以根据情况对某些人实时抓捕，审讯，审判，强製执行。但是所有的过程需要在网上直播，让当事人和所有的人都能监督，并提出意见。

警察和军队起到的作用是强製性的把事实搞清楚，并把事实公布到网上以后，受到法官的审判和人民的陪审，监督。按照流程，形成决议后强製的执行。

简单地说警察和军队起到的作用是查清事实，公布事实，并在法院和人们陪审形成决议后强製执行，维护公平、正义、真相和向全体人民实时公布信息，让一切审判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在这种机製下，本身就有极为强大的舆论和道德监督作用，我相信大多数经济案件会双方和解。并且有极大的教育民众，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

6、设立国家信访网站，全国公开，全民监督，全民陪审，实名举报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许删除。

古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中国好人的标准就是“无愧于天地良心，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国很多人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害怕被其他人知道呢？有什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事情吗？

人无论做过什么事情，无论对错，如果他所做所为能够坦坦荡荡的向天下人公布，并勇于承担责任，那就完全达到了中国好人的标准——“无愧于天地良心”

在中国的官员凡是有不能向天下公布的事情，那就一定不是好人，一定不是好官，一定不是好事，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一定有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设立国家信访网站，全国公开，全民监督，全民陪审，实名举报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许删除。

中国需要好人当官，绝不允许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而网络化和信息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让完全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好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我建议的好人标准是很低的：如果某个人任何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可以全网公开，接受全民监督，全民陪审，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被称为“无愧于天地良心”，就可以被认定为好人。

实名举报的案件必须全部进行调查，并公布到网上，接受全民监督公审，如果被怀疑是虚假的报案，也需要调查以后再给出结论和不继续审理的理由。

军队和警察不能够专门调查某些案子，而又专门无视某些案子，这不叫公平正义，这叫政治迫害。

所以实名举报的案子在没有调查和出结论以前不能删除和销案。

军队和警察对于网上信访所做的工作是调查清楚事实，并把它们公布到网上，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在法官和全民陪审按照一定规则达成决议后，执行决议，除暴安良，维护公平和正义。

7、每年按照国有资产的运作情况，如有较大盈利，不影响国家事物运作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计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体中国人民分红。

前几年美国有人指控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中国政府支持本国的企业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产生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我对此予以了反驳。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保护本国的企业，使得本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说美国优先，中国政府说中国优先，澳大利亚政府说澳大利亚优先。这句话没毛病。

我想说的是，中国公司不但要保护中国企业，还要给全中国人民把国有资产账目网上直播，并且在年终给全体中国人民分红。

我的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全中国的国有资产有良好的盈余，我希望能把盈利部分的5%或者更少一点也行，按照人头给全体中国人年终分红。

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中国人民运作了国有资本，中国人民需要现金分红这是很合理的。这是国家主人权利的体现。而且我也没有要求很多，只是5%或者更少一点，根据具体的国有资本盈利情况来定。

以上是我对中国的一些建议，我希望我的祖国能繁荣昌盛，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受到各国尊敬的民族，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危急时刻，我希望各位能认真思考一下我的建议。

改革开放与工人阶级的对立

作者 独立工会

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復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划分为以下五个部份：生产关系、生产、交换、消费、意识形态。

第壹，生产关系

1，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资本是壹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为商品，以便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

3，把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资本的占有者就变成了资本家。

4，丧失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劳动者就变成了无产者。

5，资本家的活动就是用钱赚钱的活动。

6，无产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或者异化劳动。

7，资本家和无产者始终处于对立的状态。

8，资本家是社会的主人，无产者是社会的奴隶。

第二，生产

9，壹切生产都是资本（不是产品，也不是商品）的生产。

10，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价值的增值。

11，资本家的资本是无产者剩余价值的转化物。

12，无产者的工资不是劳动收入，而是资本家的成本。

13，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

14，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的货币（价值）财富。

15，为了生产价值财富，劳动生产力畸形发展，甚至倒退。

16，社会化生产和私人资本的占有，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只有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权力寻租的时候政府才会存在。

第三，交换

17，壹切交换都是资本的交换。

18，产品作为资本的价格，在金货币下是由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决定的，在纸币下，是由纸币的数量决定的。

19，纸币发行的越多，成本价格就越高，资本的产品的价格就越高，国民生产总值也就越高。

20，资本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

21，壹切产品作为资本的交换，是资本家之间的事情，与劳动者毫无关系。

22，货币作为资本就把货币的五种职能作为赚钱的手段。

23，市场是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舞臺环境。

24，工人用工资，农民用收入购买消费品，是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

25，资本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资本发展交通、通讯、网络是为了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

第四，消费

26，壹切产品的消费都是商品资本的消费。

27，商品资本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中的剩余价值，不是为了消费产品。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人的工资，资本提高物价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农民及独立手工业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总是趋于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商品资本积压的根源。

29.商品资本的积压是资本生产停滞和萧条的原因。

30，国内商品资本的积压是资本输出的原因。

第五，意识形态

31，在社会化的生产中，资本利用机器的生产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劳动力，另壹方面生产了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消费品。从而养活了大量的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人，这些人存在于服务行业中。

32，这些找不到生产劳动工作的多余的人，存在于城市中的服务行业，这就是消费城市不断扩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34,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商业化，追求货币刺激了人们的万恶的求金欲！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金钱的关系。

35，人与人的金钱的关系造成了国内的壹切人反对壹切人的战争,造成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的侵掠战争。

36，资本的生产、交换不仅造成了企业的破产，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产，进而也造成了国家的破产！这些破产，浪费和破坏了人类的大量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