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五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着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藉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餘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儘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凌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儘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係。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着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着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繫。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着疫症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症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着「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隻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症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採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症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症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症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復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着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徵，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着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曆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游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儘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着「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儘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彷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着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徵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衝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着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採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沉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沉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儘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採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採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干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迴響，纏擾着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籤，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採取什麼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盪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採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儘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症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着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着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制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迴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着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採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症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症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着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症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症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着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採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症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症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着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着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衝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籤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儘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牴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着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着最為沉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藉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闆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髒亂差，床板發霉，空氣中瀰漫着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着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衝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曆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藉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着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着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着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乾二淨，曾經吹捧着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係——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闆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着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着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鬆，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准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癒，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癒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係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復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飢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儘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着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着「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飢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麼多財富，儘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着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髒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採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衝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牆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託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淨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淨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徵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繫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着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麼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着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儘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繫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衝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着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衝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牴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餘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鬆。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採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採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吁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后，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採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症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症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症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症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症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着「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麼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扎、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着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着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着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隻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煳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彷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贊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着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衝突、香港和臺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衝突。6月，這場衝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衝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衝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裏，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着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衝，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鈎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儘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蘇」，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裏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麼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鬆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馮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贊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繫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着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着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着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製，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麼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衝突，並且這一衝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盪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着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衝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着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夸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麼行徑。河南省政府採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臺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蘇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着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麼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着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誌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麼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着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着「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製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製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譁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贊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製。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製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製來壓製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着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製，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咸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餘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汙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症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製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汙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杰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着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后，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着國內外加深的衝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採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麵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衝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臺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鈎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症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臺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係，現在擔心中美衝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干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衝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衝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鈎，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衝突，使外交關繫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製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着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藉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着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麼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乾，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沉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餘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製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穀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衝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汙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捲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汙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裏，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汙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採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穀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衝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製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併，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藉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髒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製、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製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着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迴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製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製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症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着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鈎，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着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着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着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採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採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衝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製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係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抬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于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採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徵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衝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製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盪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採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復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譁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製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製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干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蹟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製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製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採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着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製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着「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僕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着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着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製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併成為社會控製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係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製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稜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製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製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製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着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徵着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製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臺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併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鬆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繫，卻因為能讓人聯繫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慾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採取家長式管製，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製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藉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着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着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製與病毒、洪災，荼毒着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抬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製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徵性的發放了方便麵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制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着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衝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製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着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麼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麼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游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游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着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麼你自願犧牲，要麼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御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麼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徵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繫，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繫。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着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製，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繫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着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准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製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採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儘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衝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衝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盪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藉着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徵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迴避金融業對槓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槓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餘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淨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槓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着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着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着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槓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槓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槓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槓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槓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槓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槓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槓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着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衝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槓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槓桿率和宏觀槓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衝突，直接或間接聯繫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儘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製，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製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製，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僱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製，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徵，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籤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着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着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製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沉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着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註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製，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製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製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採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着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着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着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儘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僱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着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錶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准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繫。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託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着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係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儘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着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衝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係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麼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係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係。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徵。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麼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着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着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徵，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着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盪，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着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鬆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儘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着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衝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徵，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鬆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着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着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製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裏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麼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採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採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復雜性。儘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鬆專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着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採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鬆專製控製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症」。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鬆政治控製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衝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鬆權力控製，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製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煳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製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製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藉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製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儘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盪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製製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贊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蔔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製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盪、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着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着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製資本主義製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製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弔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着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釐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捲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製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迭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着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製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涌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製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捲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製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由政權護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殺人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着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一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凌晨一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註的一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一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隻是小意思」。只是這一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一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一個官方機構將一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係似的。

勞動法如無物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着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一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製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閒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一系列說辭，藉機在網絡平臺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着什麼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一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彷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一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裏行間儘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凶，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製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一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地產公司蛋殼破產　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賭場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鍊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一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繫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衝突更是加劇，一方已經繳納房租，一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一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製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一躍而下。

如何盈利？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採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一次性給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槓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一場P2P借貸風波一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衝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一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一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房屋全面公有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製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一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女性受暴激起公憤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一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慘案頻發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你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製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製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干達等國處於同一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製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一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一些孕婦服用「轉胎丸」（一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諸多障礙。中國女歌手譚維維在2020年12月發表新歌《小娟》，列舉的女性遭受家暴、謀殺的情節都在中國近三年真實發生過。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一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舊思想殺害女性 

根據《2020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國性別平等在全球153國僅排第106名，在「健康與生存」一項位居倒數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權的指標亦有倒退。中國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視的問題，在貧困、落後地區尤甚，但無論中國官方宣傳，還是國際上對於中國的認識，大多聚焦在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令中國女性受暴等社會問題通常被社會大眾（包括外國人）嚴重低估。所以，有效對抗女性受暴問題，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扭轉落後觀念外，還需爭取就業性別平等、體面工資、可負擔住宅、性暴力庇護所、家務勞動社會化（托兒、護老等）、免費優質公共網絡（促進信息流通）等，而落實這些不免侵犯到資本家利潤和中共獨裁的訴求就需要工人團結鬥爭。

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捲起了一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一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打工人」

一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裏面。一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彙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着一絲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斗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10月26號，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一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彙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彙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一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麼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一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徵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一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着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製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採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這個詞彙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勞無所獲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一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一切成果，不過是給老闆做嫁衣裳。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被資本僱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一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中國：直播生態––資本主義下沒人能「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一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託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彷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主播從業者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一般人印象裏，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一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一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麼說：僅僅相當於一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一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一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臺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臺鬥魚為例，一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着，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着便是一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麵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一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一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闆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臺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臺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製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一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復。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製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審查扼殺創作力

此外，我們反對一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臺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中國：不要再有下一個豫章書院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一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註。輿論一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着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一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註。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一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戒網癮」

其實在中國充斥着無數打着「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繫，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一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藉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一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鬱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係、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着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資源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製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製度只是反映着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一，壓製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一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中國：延續退休年齡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製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減免企業社保費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着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着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一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一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着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一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一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一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製——剝削體製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後退休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製。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中國：反對996合法化！不要改開2.0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一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一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意味着允許企業進一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製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一政策至全國。此一政策出臺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臭名昭着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凌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僱傭關係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製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着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藉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着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着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儘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藉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煳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麼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製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製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製。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註。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復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併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症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製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症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製，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臺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臺「餓了麼」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麼」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臺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臺公開批評外賣平臺「餓了麼」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麼」平臺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着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臺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准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臺罰款，被迫採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着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臺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臺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僱傭關係，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着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臺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製改為計件製（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着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臺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註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註，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閱讀更多?資本主義與中國

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麼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蘇」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繫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盪。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製。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製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着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麼」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着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製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復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凌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干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麼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復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着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着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徵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儘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製着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臺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隻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臺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着的特徵。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係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儘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製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採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儘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儘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裏，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註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製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着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製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制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製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製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製」（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製衡」機製，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製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製的專製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復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臺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臺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儘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儘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蘇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蘇。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穫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穫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製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註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製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註。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蹟」，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餘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鑑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製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採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徵。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儘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划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着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着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准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儘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儘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着未來的動盪。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着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製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着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着歇斯底裏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裏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籤（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籤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臺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採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誌、（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僱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臺。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着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衝擊的父權控製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着中美帝國主義冷戰衝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着矛盾心理。儘管當局極力壓製，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註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註。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衝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衝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復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製。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着。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製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臺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註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註。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籤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盪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繫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製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裏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鬆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衝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採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繫。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製」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製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製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臺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衝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沉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着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復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汙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嶽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採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裏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製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捨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凶。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汙名化同時有着中共出於維持專製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繫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着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麵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麼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煳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製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裏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裏，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麼？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製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衝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藉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准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衝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衝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着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藉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衝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着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臺。緊接着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臺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採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着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衝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煳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裏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臺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牆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着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製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製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制度是和資本主義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臺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製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槓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製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着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製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着「996」工作製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製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徵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製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麼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製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斗，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盪」，「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彷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彷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彷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麼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乾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餘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餘——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沉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裏，怎麼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製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麼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雇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裏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徵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淨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着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係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着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着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盪——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着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製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着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繫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着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干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裏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隻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干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註，並影響着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臺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製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製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着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臺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製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牴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衝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裏。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裏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製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製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製」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製擺脫自身的矛盾。隨着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麼？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着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彷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衝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係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係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儘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彷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着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着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製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藉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儘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着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着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着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儘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着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着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着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着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闆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儘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閒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徵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飢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餘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着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採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彷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着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麼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着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麼採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着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麼我們主張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彷。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係。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彷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着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採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麼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採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餘。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採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麼在各產業要採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迭，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採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麼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藉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藉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鬆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餘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麼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党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着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採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採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復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麼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儘管有着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着對社會盈餘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藉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閒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閒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採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着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着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採取團結行動，那麼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徵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儘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麼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藉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麼。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儘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着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採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麼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麼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衝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闆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
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鬆地換工作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鬆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丶休閒丶政治活動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衝突」；在1914年，這種衝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衝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衝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衝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麼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僱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着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着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麼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着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着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着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徵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徵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繫」；而土地徵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衝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衝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着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係——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係，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衝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儘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採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着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麼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僱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着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繫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鈎：「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着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着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採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儘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繫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儘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繫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着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姦、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繫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採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后，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着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衝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姦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徵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儘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鑑》和《新疆統計年鑑》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着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着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繫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着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干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衝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着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籤。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沉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于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干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着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徵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滙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着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儘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顯着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製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沉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沉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牆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採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籤，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麼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採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製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捲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製」。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製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儘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衝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衝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衝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鈎、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准。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衝。就像《科學怪人》裏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與西方衝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沉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製統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汙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髒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麼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汙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註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彷佛他們通過汙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汙蔑、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裏，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着層層「規矩」的壓製，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汙蔑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凌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麵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藉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着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製。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

蘋果向中共出賣隱私　資本為利助長鎮壓

蘋果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任由中國的服務器密鑰完全受蘋果公司中國企業的掌握，中國政府要對其作出監控實在易如反掌。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貴陽市郊區，蘋果公司的新合作夥伴——中國國有企業「雲上貴州」數據中心，就是存放蘋果公司中國用戶數據的服務器所在地。

政府監控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用戶儲存的視頻、照片、文檔，通話記錄，位置信息和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目前，蘋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國用戶簽署使用icloud等服務時，不得不接受「雲上貴州」監管的條款。

帝國主義衝突也是中共要加強監控的重要因素，因為資訊科技戰將是中美衝突重要的一環。除了監控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使用者的活動和行蹤，也要確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權以便受到美國的杯葛或製裁。

蘋果公司等西方企業偽善地聲稱捍衛「隱私」和「言論自由」，卻一次次向中國政府靠攏而出賣這些原則，證明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戶權益之間永遠選擇資本利益。在中國市場每年500億美元收入的引誘下，蘋果公司必然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而多年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就是利用中共鎮壓工會的力量，讓它們肆無忌憚剝削工人。

資本不在乎民主權利

為了幫助中共政權打造出大規模監控的警察國家，許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公司在利潤面前絲毫不吝嗇提供援助。他們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治安監控系統（甲骨文、微軟等）、屏蔽敏感詞/圖片（shutterstock等）、以及來自美國、以色列、日本、歐盟的其他外國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規模監控國民的技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也利用這些技術來監控自己國家的人民，但礙於政治壓力而要做得比較隱晦。中國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車商交出行車數據，它們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自然也樂意於「遵守中國法規」而侵犯用戶隱私。

僅2019年，中共維穩費支出1.4萬億元。這些由勞動人民身上榨出的錢被浪費在安裝監控、升級各種安全科技、僱傭警員上以對付勞動人民自己。這些錢完全可以被省下來，投進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福利設施中以提高數億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資訊與科技公司徹底民主公有化，並且打倒獨裁政權，才能不受資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眾監督，確保用戶的數據隱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學家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隨後，中國官方對於袁隆平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新華社發表題為《建議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評論，稱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則號召中共黨員和中國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學習」——官方罕見稱不是中共黨員的人士為「同誌」，顯見中國想利用袁隆平給自己臉上貼金。同時，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爭議的一面和批評中共政策的歷史被大肆宣傳，當局也鉗製言論自由、打壓民間的不同聲音。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因為解決糧食問題的突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與理論可謂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小麥育種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帶來了一場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結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區饑荒的綠色革命。但是改良雜交水稻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絕非僅靠袁隆平一個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實現，而是同時依靠一個分工協調的科研團隊、後勤保障、前人的經驗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古往今來的一切顯赫功績和成就，其本質都是廣大群眾集體智慧和勞動的偉大結晶。

這次中共在「造神式」緬懷中以「誹謗攻擊汙蔑國家英雄人物」為理由加強言論監管，各大網絡平臺也配合當局進行有關審查。新浪微博對發布此類信息的64個賬號做出永久關閉處罰。在兩天內，至少七名網民因發表所謂「侮辱性言論」（實際都只是質疑官方論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邊瘋狂神化袁隆平，一邊又不准國民「唱反調」，不惜大加懲罰，這是為了什麼呢？袁隆平生前對於毛時期的中共的許多政策有過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內容至今都還能在一些中國媒體網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廣州日報》的一次專訪時，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 在文革期間，袁隆平也因為批評當時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而被批鬥，所幸因為其從事的科學研究而免於更嚴重的迫害。

然而，新華網英文版近日一則報導，卻說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見餓殍，才投身雜交研究水稻研究，與新華網中文版在2007年的說法（在大躍進期間於湖南看到餓殍）自相矛盾。顯然，中共不惜篡改歷史，是害怕放任網民討論袁隆平的一生，會讓討論超出自己可控範圍，從而讓自己反而因為高調紀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煩。

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共推出了新版黨史，淡化了對於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區放任舉行文革活動。在文革期間，袁隆平因只想搞農業科學一度而遭受批鬥，被列為「牛鬼蛇神」的候選人。就像中共一邊要利用「文革復興」來造勢，一邊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聶耳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實在自打嘴角、虛偽至極。

現在，習近平面對着中共國內經濟的下行、社會矛盾的激化、黨內派系鬥爭的加劇，為了打響終身統治的算盤、迎接自己的「新時代」，除了破壞了鄧小平時代的「集體領導」製度，他還要進一步破壞鄧小平的權威、將自己拔高到與毛澤東同一水平線上。而中國當今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習近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堅實群眾支持基礎，因此認定習近平能夠重返毛澤東路線、搞「二次文革」， 是過於膚淺的認識。他最多只是藉助毛的措辭和宣傳伎倆來維護權威而已。

宣傳工具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中國已經全面脫貧，而雜交水稻技術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於袁隆平的大規模紀念，也是將袁隆平用作宣傳中國不只讓國內脫貧、也大力協助亞非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工具，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沒有加入中共這一事實，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歷史，不是永遠能夠迴避下去的，廣大群眾在紀念袁隆平的貢獻之時，也會逐漸發覺到中共高調宣傳背後的真實目的。

中國：賽格大廈晃動——瘋狂資本建設的後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氣清、風力五級，當地華強北廣場的賽格大廈突發明顯晃動，引發周邊群眾恐慌。而之後的兩日大廈接連於中午時分發生晃動。大樓晃動事件引起輿論對於資方與監管官僚的質疑，而中共表態一切安好的虛偽做法更是使輿情升溫。

連續三日的晃動，已然印證了此次事故並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深圳應急管理局表示大廈結構安全完好，這顯然無法服眾。一篇華科大的碩士生論文已顯示大廈存在邊設計邊施工的問題，而事發之後的網上瘋傳的大量工程車輛進入廣場的影片也印證了大樓需要結構性加固的事實。

賽格大廈建於1997年——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狂飆猛進的年代，當時投資方賽格集團出於節省用地與裝點門面的考慮， 將其定位為深圳第一高樓。在利益驅動下，2.7層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後就呈現出「先施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鋸掉頂部天線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雞毛。

施工亂象

而當時的中共官僚體系已徹底擁抱資本主義，兼具了波拿巴政權與自由資本家之惡，同時沒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沒有西方國家的資本社會化和工人福利。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時代也結出了生產極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這些都導致了工程過程缺少監管，出現種種亂象而資方卻仍然堅持一意孤行拆了東牆補西牆的現象。而最終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嚴重威脅的中國工人階級。

而今日，中共政權虛偽的掩蓋事實、黑箱作業的方式，不僅折射官僚體系對民主表達權利的瘋狂壓製，也反映出了當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統治。

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激進化與覺醒。要克服官僚與資本之惡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有依靠組織和鬥爭。關鍵的訴求是組織工會的權利。真正的工會不僅為提高工資、每周工時40小時、職安條件、結束外包製度而鬥爭，也要求民主監督職場。建築企業、房產發展商、銀行和城市規劃部門，都一定要公共擁有，並且受到工人、租戶、小商戶和公眾的民主監督，其有權選舉公司管理層。而管理層不會領取高薪厚祿和享有特權，並受到工人民主監督。如此方能實現對生產品質的真正監管，以及對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肅馬拉松悲劇：政府的默許與資本的狂歡

在5月22日的黃河石林山地馬拉松百公裏越野賽中，由於大風、降水、降溫，21 名參賽選手死亡，8人受傷。這場悲劇表面上源於天氣變化，但人禍也恐怕不可忽視。沿途安全保障遠遠不夠，物資準備、賽事熔斷、應急救援等等幾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選手生命的機製都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組結論，這次馬拉松中重大傷亡的原因是「賽事組織管理不規範、運營執行不專業」；這一結論固然道出了組織運營上的問題，但也迴避了問題的本質：資本主義對體育賽事的剝削牟利、體育賽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表示「我國體育產業……還存在一些體製機製問題」。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體製問題選擇了什麼解決方法呢？ 

答案是市場化。中共為體育發展所設定的目標是完善市場機製、發揮市場作用、努力扶持企業發展，力爭在2025年讓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根據國務院在文件中的觀點，市場化顯然是有利於「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降低賽事和活動成本」的。通過商品化、市場化，健身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進軍的一片藍海， 地方主辦的體育賽事井噴式增長；據新京報統計，如今全國80%以上的馬拉松比賽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現，而在6.63餘萬家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中，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就有5.7萬家。這種不受監管的瘋狂擴張是由利潤驅動的，而不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廉價的大眾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市場化

這些蜂擁進入賽事策劃的企業總體水平相當可疑。以本次越野賽的舉辦方晟景公司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個人，且基本上沒有從事體育賽事的專業背景； 但這樣一個公司就已經可以輕鬆地與本地官員達成交易，進而組織賽事——如果沒有事故的發生，那麼在同時收到報名費、贊助、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體育賽事的主辦方將能夠取得高額收益；通過越野賽來宣傳景區、促進消費，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對於地方政府與體育公司而言，一般情況下，舉辦賽事都是一種「雙贏」，哪怕舉辦方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哪怕政府作為「承辦單位」只是掛名的。

但這種雙贏只存在於市場意義與聲望意義。據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政府不一定會評估運營方到底靠不靠譜」；政府渴望獲得政績，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渴望撈金，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氛圍下，賽事風險被視為商業風險，主辦方對於安全保障、賽程設計等的考慮也都服從於企業盈虧，而非選手的生命安全。

於是，5月22日，選手們走上了一場由一心謀利的主辦公司和掛名的政府主辦的越野賽的賽道。而此時，那場致命的風雨已經在空中醞釀了； 「無聲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風雨中」。

我們主張： 

沒有社會主義變革，體育愛好者永遠都會受欺騙。

資本主義正在侵蝕體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儘管少數頂級的職業運動員的薪水非常高（是過高了！），但體育事業（尤其是職業水平的）是極其不民主和剝削性的。在 2021 年歐洲足球錦標賽上，丹麥球員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突發心臟病倒地，需要在球場上進行緊急救生治療，使無數觀眾感到不安。比賽暫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電視公司的壓力下，只暫停了兩個小時。丹麥球員當然因此事遭受嚴重打擊，最終輸給了芬蘭。

扭曲的體育

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主辦方不將比賽推遲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辯論。此事件發生於今年早些時候足球界「歐洲超級聯賽」的大醜聞之後。球迷起義（曼聯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場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議）迫使曼聯和尤文圖斯等大型俱樂部放棄了他們的搶錢計劃。體育產業不僅被被億萬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沒有社會所有權（因而可以向大眾而非少數精英開放）。社會主義體育政策涵蓋設施、俱樂部和協會的公有製，以及俱樂部和協會成員、工作人員、愛好者和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社區的民主控製。

中國：新的冷戰，新的太空競賽

過去半年可謂是中國航天工程項目密集式連環啟動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總計有完成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航天任務、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着陸並運行、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航天火箭，並首次讓三名宇航員長時間駐留其空間站「天和」號核心艙等等。再加上其他衛星系統的陸續構建和升級，如中國版的GPS「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令人關註中國的航天技術的發展水平。

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政府亦非常積極地將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鞏固自身的執政威信。這些宣傳甚至顯得過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發之時，正值中國空間站「天和」號發射升空及順利入軌。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帳號「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則微博，配圖竟將中國的運載火箭點火發射的照片與印度防疫人員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並列，並配以文字「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對印度的疫情慘劇加以冷嘲熱諷，這視人命如草芥的輕佻冷血態度反令大量民眾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連右翼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的總篇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此舉不妥，因而被網軍攻擊不夠愛國。可見當初煽動民族主義的人也開始遭到反噬。

面對中國航天計劃競爭，在五月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爾·納爾遜表達擔憂。特別針對中國2030年的登月計劃，他提出了加大對發展載人地外登陸系統的投資。

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中美之間是否也會像半個世紀前的美蘇冷戰一般展開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當然中美衝突是為了市場和經濟力量而非意識形態的。

雖然客觀上中國的航天技術近年發展的確相當迅速──這也給予了中共自我吹噓的底氣，但技術水平上與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相當的差距。特別是在重型運載火箭的有效酬載量乃至產量上，兩者甚至有着三十至五十年的技術距離。

現時，中國最新銳的現役「長征五號」火箭只有25噸的低軌道酬載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軌道的話，酬載量最多只有9.4噸。相比之下，美國60多年前的「土星五號」火箭有着45噸的月球軌道酬載量以滿足登月任務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產技術上，中國的火箭建造依然處於人手組裝的水平上，生產技術離產品化量產化相距甚遠。對工作人員的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穩定性有着極高的依賴性，這對於排除系統隱患，優化系統結構非常不利。對比SpaceX的成熟量產航天器和發動機，馬斯克甚至聲稱目標是每天生產一臺「猛禽」火箭發動機，測試「星艦」原型機的發射頻率達到一到兩個月內就發射一次，兩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代差。

放肆的資本

半個世紀前的太空競賽，客觀上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本質上更多是國家的面子工程。因此當年技術的發展亦隨着蘇聯登月競賽中失敗大幅放緩。而現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航天技術，到底都是在為帝國主義衝突與資本服務。而SpaceX作為一家私人資本所擁有的公司有時甚至讓人感覺這是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馬斯克用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將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車和假人送入日心軌道，此舉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廣告宣傳外沒有多大的科研價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這亦生動了展示了太空技術假如不為公共擁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話，統治階級和資本家能鬧出多麼荒唐的舉動。

社會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全人類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來為基礎，現時太空航天技術已日漸成熟。中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在製造氣候危機，破壞地球，而新冷戰的競爭使這情況進一步惡化。但首先的目的卻只是為帝國和資本的利益所服務，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過是利潤的「副作用」。而當太空技術被帝國和資本所壟斷時，往往反而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和限製民眾的應用（如我們日常生活所應用的GPS系統，其定位精度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們必須終結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衝突，鑄劍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

漫談河南水災

2021年7月20日，中國河南省暴雨成災，降雨量驚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與人命傷亡。這次災難活生生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共專製的官僚體製如何一步步將災難升級，令本可避免的人命傷亡一再發生。

當然這次雨災在這星球上並非個別事件，幾乎在同一時段，德國西部——比利時亦發生洪災，美國西部及加拿大出現極端高溫和山火。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氣候災難已經降臨。

然而相對地，中共官方固然樂於將這場災難「甩鍋」給極端天氣，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傳口徑卻絕少談及這場災難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係。中國是世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占了全球排放總量的27%。在過去的一年間，由於全球疫症關係，重工業產能增加，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創下新高。而到了22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首席專家任國玉更直接了當地否定了鄭州暴雨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係，而稱原因是雙臺風所造成的「異常的行星大氣環流」。但眾所周知，臺風頻發正是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政府並非像特朗普般睜眼說瞎話的否認氣候危機，而是希望將氣候危機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外交談判的話題，以避免引發國內針對環保問題與氣候危機的群眾運動。但這場水災，已經令不少中國的民眾驚醒過來：原來氣候危機離我並不遙遠！

中共宣傳部門不遺餘力地強調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門甚至稱「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試圖以此淡化官僚的責任。固然這次災難警醒着我們氣候危機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壞不下於災難本身。鄭州氣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連發布了五道「暴雨紅色預警」，按照中央氣象局的官方指示，發布紅色預警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做好應變準備，停課停工等等。但鄭州市政府卻對此毫無準備，沒有宣布停工停課，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運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名幹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預警不是法律，主要還是建議。總有些（單位）不太自覺，還是會讓員工正常上班」。氣象局人員指，他們只負責提供天氣預警，無權決定停工停課，要由應急管理部下命令。至於應急管理局就回應指停工停學決策「要經過指揮部層層批准後才可以做到」。這些回應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處急流沖走行人甚至汽車，災難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門卻仍然沒有提醒民眾應留在安全的室內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時段民眾意圖趕回家中時（假如政府及時下令停工停課，他們當天早上根本就不必離家上班）正面遭遇惡劣天氣。

因此，當天的天災與災難性的官僚舉動迭加起來，造成了雙重災難。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地點京廣北路隧道，當天下午到傍晚時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時段，超過200輛汽車堵塞在隧道中間動彈不得。同時隧道開始積水，水流漸漸增大。有消息指，淹沒的速度非常迅速，整個過程僅僅只花了數分鐘時間。該段隧道於2011年落成，而早在動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師指出在這地段位處低洼，過去曾經是一片沼澤地，在此興建隧道並不合適，很有可能會被水淹浸，但政府與工程當局卻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各地所謂的「基建狂魔」熱潮令各地紛紛大筆投資基建，但有不少都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官僚政績的大白象工程，安全與質量堪憂，甚至在關鍵時刻毫無作用。

例如在災難發生的僅僅一個多月前，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網站稱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將能實現精準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報》亦指京廣隧道半年前才剛經過大修，維修項目包含排水設施、消防與電設備。兩個月前也曾進行防汛演練，同時搭配兩座排水站，當積水池內積水達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動啟動，及時排水。然而這些措施在面臨這一次的考驗時卻通通失效。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鄭州地鐵。20日當天傍晚，網絡上已流傳被困在地鐵內的民眾所拍攝的大量影片畫面。從影片中可見，地鐵車廂內已充滿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達乘客頸部。而車廂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洶湧。因此民眾質疑地鐵為何仍然堅持繼續營運，從而變成死亡陷阱。鄭州地鐵公司安全部門主任聲稱停運需要「通過運營公司上報交委和應急管理局」。再次，我們看到了官僚體系的猶豫遲頓。更可怕的是，這種「等待上級發落」的官僚心態影響着整個社會——簡直就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武漢。從鄭州地鐵慘劇中死裏逃生的民眾和工作人員都表示，從列車隧道開始出現輕微積水，到積水淹浸路軌令列車停駛，然後車廂開始滲水，直到最後車廂外水流湍急無法逃生，中間整整經歷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三四個小時的過程中，從列車駕駛員，到站臺站長，再到地鐵管理部門竟沒有任何應變措施，都在機械地等待「上級指令」。救災人員張先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有一個朋友與其他乘客受困於當時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鐵車廂內，「他所在的車廂沒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對於自身也身處險境的基層列車駕駛員而言，居然眼白白看着車內外積水漸漸高漲，都不敢自行組織乘客及時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見，嚴重的官僚作風甚至消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們即使面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險都不敢自救。這只能說明官僚比水災更可怕。

官方媒體在地鐵的災難中亦表現得非常惡劣。當晚約九點左右，在有大量民眾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況下，官方媒體（包括央視、「環球網」、以及鄭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發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經獲救，無生命危險。這一消息令被困在車廂內，仍能通過手機收到外界訊息的乘客陷入絕望。認為搜救隊已放棄搜救，他們只能待在車廂內等死。官僚為了自己的面子，絲毫不顧及現實情況和被困民眾及其家人的感受，引發了民眾的猛烈批評。隨後官方媒體才裝模作樣地承認仍有人未獲救，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死亡數字，官方媒體聲稱地鐵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這一數字亦被質疑，有民眾認為從網上片段所見，在車廂外水流洶湧且水位高漲的情況下，即使車廂內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會很快面臨失溫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車數以百計的乘客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據《河南商報》報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當他到達妻子被困地點附近的地鐵站向工作人員求救時，「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車廂的情況有多危急」。

但官僚災難仍不止於此。20號晚上十點半，《人民日報》發文稱鄭州常莊水庫將於當晚泄洪。但鄭州的官方通告卻指，水庫在20號上午十點半已經泄洪。有鄭州民眾在20日中午時分拍攝到市中心的情況，顯示在市中心，馬路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沒，有民眾和汽車被急流所沖走。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積水逐漸上漲，反而更像山洪暴發。因此民眾懷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眾和未安排疏散的情況下就急急泄洪，導致市區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就被淹浸。

隨後不久，官方媒體突然更改口風否認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州以北約80公裏的衛輝市附近一條鄉村，21號凌晨4時，的確有人想趁村民在睡夢中偷偷挖開當地堤壩。所幸及時被村民發現並趕走，隨後村民連夜冒着暴雨守在堤壩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壞堤壩。但耐人尋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兩天后，衛輝市內的城市積水不減反增，城市水位猛漲，由局部積水變成全城被淹。衛輝民眾懷疑政府在沒有通知和安排撤離的情況下泄洪。官僚災難在停雨後卻依然繼續，28日消息稱，當衛輝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願救援人員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災民時，衛州市政府卻突然通電，至少8名誌願者觸電受傷，目前生死不明。

這次雨災與官僚災難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暴雨過後，民眾聚集在被淹沒的京廣九路隧道外圍觀，遭到現場的警察驅趕。特別是當隧道完成排水，開始將隧道內的車輛拖走時，警察用更為粗暴的手段驅趕甚至毆打在場群眾。令人懷疑官僚是否為了掩蓋隧道內死傷慘重的實際情況。

在27號，大批鄭州市的民眾到地鐵沙口路站外獻花吊念死者。政府隨即在站外圍封起擋板，阻止民眾繼續獻花和吊念。然而在當晚，有民眾自發拆除搬走擋板，得到在場其他民眾的歡呼和鼓勵。在28號，前往吊念的民眾更多，鮮花更一直延伸擺放到街尾。而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政府默認了民眾這一抗爭舉動，沒有再次重新圍封車站。

但在另一邊廂，中共在面對強烈的民眾不滿情況下，繼續採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方式以轉移民憤。特別是共青團鼓吹民眾針對BBC、CNN、以及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記者。而這些記者亦表示在中國進行採訪工作其間感到明顯敵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圍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參與圍堵外國記者的人實際上是國安秘密警察，他們當中甚至攜帶了專門用來干擾擊落無人機的武器。央視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對於全國關註的河南水災僅僅數字帶過，卻大篇幅地報道歐洲的洪災消息。

民眾在這次水災中同樣覺醒的，是開始意識到這次災難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民眾網絡上開始疾呼「請不要用天災掩蓋人禍」！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腐敗放大了這場災難，只有全面落實民主權利，消除對利潤的貪婪，才能徹底掃除官僚腐敗。政府面對天災危機時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經濟效益而非民眾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築和城市規劃部門應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資本染指，絕不能心存僥倖拿民眾的性命冒險。這次的災難亦再一次凸顯了中國的工人為何需要獨立工會。對於危害民眾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築部門，工人通過新成立的獨立民主工會民主地選出工人安全代表，讓他們有權在緊急的情況下宣布停工停課，以及否決危險的工程方案。民眾亦要自下而上的組織抗爭，與各地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官僚為牟利罔顧環境成本，用社會主義的政策對抗氣候危機，終結資本主義的破壞性統治。

中國：習近平的多重危機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着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着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迭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採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臺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槓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註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着「日本病」特徵：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儘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麼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着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麼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採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製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採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臺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裏，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製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干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隻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採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裏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製，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着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臺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衝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着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製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製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製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3。
根據2019年的政府報告，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35年結餘耗盡。在幾乎半數省份，這個金融危機已經來臨。
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人口老齡化，但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福利和養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權的一孩政策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危機。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政策持續了1/3個世紀，恰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大部分時間已經沒有了「計劃經濟」。長期執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導致社會態度和家庭結構發生深遠變化，但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使這一變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養育孩子成本極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顯比男性少——中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由於重男輕女和性別歧視的思想（但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壓力），社會上普遍更想要生兒子而非女兒。在一孩政策下，選擇性別的墮胎變得普遍。育齡婦女的減少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由於退休的祖父母是絕大多數家庭照護兒童的主力，這可能會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國缺乏可負擔的公共服務，包括托兒服務。根據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父母退休後夫婦生孩子的可能性會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國的出生人口為1200萬，低於2019年的1460萬。這遠低於過去20年每年1630萬的平均水平，僅是1980-1990年代實施一胎政策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東京奧運期間的中國與民族主義

中國日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席捲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會有着不光彩的歷史，億萬富豪贊助商與傳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體育成就。奧運會由腐敗、反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控製，而國際奧委會在歷史上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專製政權有着密切的聯繫。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和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這兩位長期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近幾十年來，奧運會也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奴隸，使他們能夠通過大白象基建來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並炒高房價，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在奧運會結束後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次東京奧運在無觀眾的場館舉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瘋狂、當然也是最昂貴的奧運會。其花費至少154億美元，而這筆錢可拿來建造300家醫院。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這場國際賽事與其說是一個體育競技場，倒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藉由運動員的奮力拼搏展現所謂「大國自信」。這並非中共獨有現象——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強國）也出於這個目的利用奧運會。但也許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民族主義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權都更強。在通過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全日製訓練的「舉國體製」下，運動員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沒得冠軍就要挨罵。也有不少時候，當中國選手沒得冠軍時，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針對奪金的他國選手的叫罵聲。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義熱潮下淪為徹底的空話。這阻礙了公眾將體育運動視為身心技能競賽並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中，中國選手李俊慧、劉雨辰因不敵臺灣選手而「屈居」銀牌，遭遇大批中國網民的指責，說他們沒有拼盡全力、缺乏斗誌，更有甚者要求兩人立即退役。如果沒有收穫金牌，運動員本人會遭到指責、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錯；但如果運動員收穫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必須感謝國家感謝黨。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得金牌的張雨霏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力量不服輸，拼了就可以激發潛能」，彷佛自己是靠「中國力量」支撐才拿到的金牌。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則表示，要將他獲得的金牌作為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

中共官媒央視在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後，沒有轉播頒獎儀式，一方面迎合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政府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這次對於輸給臺灣隊的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只反映富豪精英階層為了資本主義擴張而想要有更多權力、而非臺灣與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論調——畢竟，臺灣藝人小S徐熙娣只是講了「國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獨」「辱華」，如果轉播臺灣的奧林匹克國旗歌，那豈不是央視帶頭「辱華」？而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後，有網友沒有跟着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罵擊敗中國隊摘金的日本選手，而是就事論事理性分析，結果被扣上「漢奸」等帽子。尊重對手的體育精神在此時蕩然無存。

奧運期間的這種民族主義發展走向極端乃至失控，也體現在對於本國運動員言行的態度上。在羽毛球女雙預賽中，中國選手陳清晨在比賽期間數次大聲喊出中文髒話引發爭議。為此辯護的中國網民在一開始盛贊這是「優美中國話」、中國媒體則稱其為「C語言」，也有部分網友硬掰陳清晨當時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韓國方面決定根據世界羽毛球聯盟規定投訴的時候，這些網民基本上都說是「watch out」、不再承認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否覺得韓國人輸不起、想在此時此刻嘲諷一番，講法出現這樣子的改變，肯定有害怕韓方投訴真的會給中國選手造成嚴重後果、會破壞中國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義過火不只是對外造成麻煩，甚至也演變成針對中國本國的運動員的網絡暴力（網暴）。射擊運動員王璐瑤因為沒拿到獎牌發自拍表示遺憾，而被噴「就是想紅」；而奪得在這次奧運首枚金牌的楊倩則因為被人挖出1年前曬Nike鞋的微博圖文，被罵「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極端網民要她「滾出中國」。對此，中共官媒陸續出來為民族主義煞車：環球網發文反對網暴，鼓勵王璐瑤不要灰心；《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自媒體「俠客島」除了譴責網暴以外，亦批評認為喜歡外國品牌就是賣國賊的觀念狹隘偏執。

在這次奧運最後一天，中國被美國反超，丟掉了維持多天的奧運金牌榜第一名，勢必會讓那些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暴怒、四處出征。但這樣子的出征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太多的反彈，不免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有不利影響，因此中共當局想辦法對此降溫。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中國獨有，新加坡也有過網暴本國表現失利選手的案例，韓國、俄羅斯等國選手則有過為本國「爭光」而犯規或使用禁藥的記錄。國際體育賽事在資本主義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義，而只有經過社會主義變革，完全的公平競爭與真正的體育精神才能實現。

1971年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訪問

「Eureka!（成功了） 」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絕密會談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返回美國時，發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只有一個詞的電報。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他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他的老闆是個一個右翼的反共產主義戰爭販子，私底下接觸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他高風險的政治賭註。

這些會談導致了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突破性轉變。這最終改變了歷史進程，為過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關係（即中美關係）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遠遠超出了尼克松、毛澤東和他們同時代人的設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務，甚至是美國國務院和尼克松內閣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此前並不知情。基辛格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訪問，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裝生病。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是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沒有帶基辛格去一個曾屬於英國的度假山莊休養，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機帶他去了一個軍用機場，而基辛格從那裏飛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接觸中國這個提議的敏感性，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領導的共和黨中的親臺遊說勢力 ）的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策略是否會成功。7月15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透露基辛格剛從中國回來，次年這位美國總統受邀訪問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訪之前，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非官方接觸，探討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根據現已公開的總統文件，彼此有着「100多次秘密會晤」。這些討論為美國男子乒乓球隊在1971年4月驚喜地訪問中國開闢了道路，從而產生了「乒乓外交」這個術語。

中蘇交惡

1972年2月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面，將是一次公關上的大成功，並提高了他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他的中國之行。儘管如此，這一進程仍以龜速推進，距離中美關係完全正常化還需要7年時間，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治的不穩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訪問為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協議鋪平了道路，為所有美國總統提供了示範，直到奧巴馬開始放棄了與中國的接觸 （以及這方面表現很突出的特朗普），轉而採取遏製和對抗的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個大膽的地緣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範圍內的斯大林主義陣營。美國充分意識到中蘇交惡日益嚴重，甚至在1969年兩國爆發了邊境衝突。美國統治階級知道自己正在輸掉越南戰爭，而尼克松-毛澤東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對抗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鬥爭中重新占據上風的策略。

因此，毛澤東和他的繼任者在蘇聯和全球斯大林主義的最終崩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這個崩解過程要在20多年後才完成。在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修好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轉變。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親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實——中共幫助推動了蘇聯的解體。

臺灣: 談判的關鍵

1971年，美國與蔣介石在臺灣的獨裁政權結盟，一度有三萬軍隊駐紮在臺灣。臺灣也有派遣一小隊軍事人員，到越南協助美軍作戰。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們想要美國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和貿易特許權——他們也成功得到了。

毛澤東政權正值危機當中，面對着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身就證實了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製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覺到美方更渴望達成交易。歷史學家芬比（Jonathan Fenby）說，為了達成最好的協議，基辛格，有時候還有尼克松，都在拍馬屁。在他們的會議上，尼克松稱贊毛澤東的着作，而毛澤東也回敬說，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不錯」。

雙方都直率地分開處理自己的實際權力利益與公開姿態。毛澤東在1973年2月告訴基辛格，兩國政府還需要互相批評一段時間。「『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

談到他們對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說，「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總統文件)。

談判的主要癥結在於臺灣。在這裏，美國方面也給了毛政權它想要的東西。尼克松準備犧牲臺灣與中國達成協議，這將更加決定性地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訴尼克松，「這是一個不得不發生在蔣介石的晚年的悲劇，但我們必須冷靜對待。」總統同意這個說法，說「我們必須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這意味着接受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仍被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美軍還將撤離臺灣，「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將使毛澤東政權取得重大外交勝利，而美國則轉而與臺灣建立「非正式」關係，這此後成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聯合國投票發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對35票反對同意把臺灣趕出聯合國。臺灣代表團最後一次慢慢走出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反對驅逐臺灣，尼克松假裝對此感到憤怒，但這只是許多外交把戲中的一個。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得到了秘密保證，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為了安撫裏根（Ronald Reagan）等親臺灣的共和黨人。美國盟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都跟隨大多數國家投票，贊成將臺灣踢出聯合國，並將聯合國席位給毛的中國。

中國政權與美帝國主義簽訂的協議，儘管是最引人關註的案例，但它並不是將狹隘的國家和官僚利益置於國際工人運動利益之上的單獨一例。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譴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西方的綏靖政策，隨後與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希臘軍政府和在1973年領導粉碎左翼的血腥政變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關係。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中國與美國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站在同一戰線，介入了安哥拉內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與美國一起，在阿富汗對蘇聯軍隊發動秘密戰爭，甚至允許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庫爾勒，建立了兩個電子間諜站。鄧小平政權幫助培訓了數千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人——這是段有損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強硬立場的黑歷史。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關係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一場新的冷戰——資本主義巨頭為「贏得21世紀」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拉開序幕。

斯大林主義和冷戰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1945年以後，中國和其他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者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這些官僚主義的獨裁政權，它們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但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獨裁統治着1917年俄國革命後，工人國家墮落之後剩下的殘餘。資本主義已經被廢除，但是早期在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民主的機構，在徒有其名的「共產主義」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崛起下，被其侵蝕和粉碎。

這些國家都實行國有經濟，但它們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費、官僚的方式進行規劃的。通過在政治上壓製工人階級並將其排除在經濟和政治決策之外，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沒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工人階級進行新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掌控計劃經濟，通過廢除官僚專製徹底民主化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

在河南省省會鄭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來，至少有302人因水災死亡，中共獨裁政權則稱其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實是殘酷而明確的：氣候危機已經到來，並將持續存在。 

伴隨着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國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會面臨被淹沒的嚴重威脅。據估計，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中國4300萬人生活的沿海陸地就可能被淹沒。更糟糕的是，像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凍土融化而受到威脅。

煤電狂熱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的27%。習近平吹噓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官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但是，中共政權所計劃的一切都不足以達到這些目標，更不用說要實現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氣候臨界點」，這可能會為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響。事實上，由中國能源基金會和馬裏蘭大學在2020年協調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儘管中共大聲疾呼要重視氣候問題，但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到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沒有計劃怎麼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國新建造的煤電產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數以百計的新煤電廠將被國家能源局開「綠燈」批准。中國66%以上的電力來自於煤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國家電網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在十四五規劃中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資本主義「商會」式的管治方式，強大的營利性國有能源公司利用國家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但這也與習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黨國內部的地位有關，他的地位在新冷戰和新冠大流行病後經濟停滯下備受嚴重威脅。懷揣着在2020年確保終身執政的計劃，習近平試圖振興國內經濟，這導致他依賴煤電，煤電能讓數百萬人就業，而且煤礦在國內供應充足，不像天然氣、石油或鋰（用作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財經》駐北京的分析師欒棟（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數字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政府報告說在2020年已經安裝了1.2億千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幾乎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國家能源局也選擇不提供2020年的風力安裝數據的數字。在新的帝國主義冷戰衝突中，為了向投資者和潛在盟友進行宣傳繼而對數據造假將導致相互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奔潰中走向共同毀滅。

市場就是問題所在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的，它現在擁有第二大「綠色金融」市場，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這裏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隨着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將開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再有利可圖為止。這種追逐利潤的邏輯最終使資本主義無法完全過渡到碳中和經濟，這就是為什麼民主計劃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

中共引入的第二個機製是全國碳市場，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給工廠設定了碳排放上限，並要求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碳汙染許可證」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這一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目前對所有汙染者實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場完全是投機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的類似的、更嚴厲的模式，如歐盟已經實施了15年，但並沒有降低排放量的跡象。

碳市場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們本質上是一種轉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許大型汙染企業從消費者那裏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像中石化（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這樣的公司能夠合理化基本商品的價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繼續被開採出來的同時，掠奪超過數十億美元的更大利潤。

就在本周，中石化進行了10萬噸碳排放配額的批量購買，同時宣布到2025年將天然氣產量增長60%。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煤炭和石油的淨減排，但由於開採過程中的泄漏，天然氣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氣的原因與去年在新疆發現巨大的新天然氣資源直接有關，這為在西部地區進行更多的殖民和剝奪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碳捕集之夢

到目前為止，當局還沒有宣布或啟動真正的計劃來實現2060年中國碳中和的目標。清華大學的能源結構模型預測，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結構下仍然有16%的電力來自於化石燃料。在預測能源消耗總體翻番的情況下，中共正計劃通過碳捕集技術「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與世界上汙染者階級中的很多人一樣，碳捕集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地球生態系統的「救星」，據稱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開採的成本，並允許這個萬億美元產業持續經濟增長。然而，現有的碳捕集系統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擴大該技術的規模看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採用率極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場，因為它必須與自然碳競爭。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幾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資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進行的，從埃克森美孚到中國自己的中石化，後者剛剛啟動了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這是因為81%的碳捕集系統實際上是用在原油提煉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來洗綠自己併合理化開採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在億萬富翁的獨裁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化石燃料公司的萬億美元利益都與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繫緊密相連，這使得應對氣候無常變化的「政治意誌」難以出現。

即使資本主義政府要建立大規模的碳捕集系統，據估計這將需要相當於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這將為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原住民的流離失所開啟道路，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資產階級則繼續「照常過活」。

資本主義與環境破壞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為大規模破壞環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經濟需要快速增長。雖然我們知道，勞動人民的實際受益很少，大部分紅利都被中國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根據2021年的胡潤榜，中國億萬富翁人數超過1000）拿走了。算進環境清理成本的話，這個狀況就更加糟糕。

根據中共自己的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的數據，空氣、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費用將花費6萬億人民幣（9600億美元）。在聯合國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從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為58.4%。然而，如果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失和生態系統的不穩定，聯合國的「包容性財富」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只增長了10.2%。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調動相對巨大的經濟資源，但仍然存在着對短期利潤的盲目追逐，這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中共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的應對是採取一系列氣候緊縮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實施的垃圾分類的新規則。雖然家庭垃圾是一個問題，但與「汙染特赦」下繼續從工廠和發電廠噴出的不受管製的工業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麼。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經決定迫使勞動人民為氣候危機買單，只要他們不遵循迷宮般難懂的垃圾分類系統，就會被罰款200元（相當於上海市1.5小時的平均工資）。雞骨是濕垃圾，但豬骨是干垃圾，還有一長串無意義的官僚化規則。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上海的環衛工人，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對垃圾進行分類，因為市政府拒絕收集未經分類的垃圾。在沒有利潤激勵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對確保大眾的宜居環境毫無興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過高時強加殘酷的生態緊縮政策。

氣候帝國主義

中美新冷戰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進一步明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在這裏，雙方都變得越來越虛偽。中國已經資助了從埃及到菲律賓的300多個外國煤廠，而習近平則聲稱「一帶一路」必然是「清潔和可持續的」。由於超過60%的BRI投資用於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將汙染外包。但美國也好不到哪裏去，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化石燃料補貼。雖然拜登已經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對煤廠的補貼，但美國繼續資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氣廠，進一步依賴這種美國現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為爭奪鋰和鈷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競爭也可能會加劇。中國已經獲得了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個主要鈷礦的開採權，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隸勞動，採礦汙染物往往對當地社區造成永久性損害。

同樣，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在南美的鋰礦交易中投資了42億美元。這激化了安第斯山脈關於工作條件和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階級鬥爭，而龐大的中國國有企業則堅定地站在當地資產階級一邊。雙方對鋰這一製造電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對製造電池至關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被政變的因素之一，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說：「我們想政變誰就政變誰。」 中共對當地右翼勢力推翻莫拉萊斯政府一事卻基本上保持沉默。

拯救地球的階級鬥爭

擺脫全球氣候災難的唯一途徑是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意味着要推翻中共腐朽的億萬富翁獨裁政權，它把超級利潤和其不容置疑的權力置於人民和地球之上。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不可能過渡到一個生態社會，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並且它會繼續依賴化石燃料作為其增長的核心。

習近平的政權越來越害怕環保抗議活動，因為他明白這些活動對促進工人階級鬥爭和意識的爆炸性影響。過去針對焚化爐和汙染性化工廠的抗議活動使數以萬計的工人階級居民參加了充滿憤怒的街頭抗議，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漢反對興建焚化爐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國際化也開始影響到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全球變暖的危險而變得激進。受到通貝裏（Greta Thunberg）的氣候罷課激發，一名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的16歲中國學生歐泓奕也嘗試進行類似的學校罷課。歐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對環保鬥爭的意識，她說：「大多數環保組織都是對城市裏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說話。但我想關註那些被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而無法發聲的人。」

當局對歐泓奕的鎮壓接踵而至，中共將她逮捕、審訊，並禁止她回到學校。習近平的「環保主義」已徹底表現為一個騙局，中共害怕有一天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他們對自然的獨裁掠奪。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學生組織，並且為民主地大規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業和其他主導經濟部門而鬥爭，以過渡到一個真正且環保的社會主義世界。

中共接連鎮壓與「共同富裕」修辭的背後

中共獨裁者習近平今年已經發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鎮壓。最近，當局針對性小眾（LGBTQ）進行了打壓，並禁止娛樂媒體中出現「娘炮」男明星。 網上的LGBTQ 群組和網站被封鎖，而部分大學開始排查同性戀學生。這變相把同性戀再次入罪化。

私人補習班、網絡遊戲、學校的英語課也都遭受打壓。當局亦在打擊科技巨頭，如阿裏巴巴、騰訊和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這導致中國股市今年就蒸發了３萬億美元的市值。習近平也批評所謂的「過高收入」並要求富豪們要「回報」社會。

習近平的民粹主義新轉向讓部分資產階級評論員擔憂。《金融時報》質疑，中國是否變得「不可投資」呢？索羅斯指習近平要回到毛時代。一些偽左翼也對習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躍，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極權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新政策證明習近平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

但這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不是左翼民粹主義，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習近平想要挽救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他本人的獨裁統治。其他資本主義政府，特別是美國的拜登，也在對大企業實施更嚴的監管及更高的稅收。他們放棄過去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則是用鎮壓和加強政府控製的手段來試圖達到相同的目的。

什麼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這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國民黨的綱領之一。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推翻資本的力量，並且建立工人階級對於整個經濟的民主控製。

習近平則強調其政策並非要「殺富濟貧」。習近平的忠誠副手，副總理劉鶴近日發言，保證中共政權對私營企業「堅定不移支持」，並且「政策不會動搖」。

習近平政權正在走鋼絲，嘗試要保衛其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當局採取措施針對部分影響力過大的資產階級，譬如科技巨頭阿裏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同時使用民粹主義措辭來應對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與嚴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眾不滿。

中國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人數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1400萬人）所擁有的財富比人口中最貧窮的50%（7億人）還要多。這就是中共治下極端資本主義政策的惡果。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運動混合了一些針對大型私人企業、富豪明星與如私人補習行業等寄生部門的民粹主義攻擊，並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權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按政府的說法，同性戀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國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當局所有宣傳的關鍵，這是為了動員社會準備好在中美雙方爭奪世界第一霸權地位的新冷戰中作長期的消耗戰。

同樣，香港的民主鬥爭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北京誓言要利用殘酷鎮壓來粉碎香港的「不愛國者」。香港的工會被打壓，其領導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國大陸一樣，工人權利遭遇殘酷鎮壓，從而實現資本主義的「穩定」。

多重危機

為什麼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都在面對嚴重危機，且不是單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正面對人口危機，且實際情況比政府數據要嚴重許多。出生率正斷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嬰兒（2400萬）比中國多一倍（1200萬），而兩國的人口相若。

另外還有債務危機，這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緊密相連。全國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恆大集團正面臨破產，其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這比大部分國家的負債還要高。至於政府會否出手拯救恆大，是金融市場非常關切的問題。恆大並不是例外，還有許多潛在倒閉的大企業接踵而來。

中國的房價即使對於許多中產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一線城市深圳的平均房價是該城市平均年工資的44倍。相對地，洛杉磯的比例為9.6倍，而紐約則是5.4倍。

高昂的房價和教育費用都是中國民眾負擔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及房地產投機炒賣所導致，也包括公共服務的萎縮。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很大一部分（超過六成）的中國家庭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收入來滿足子女的教育。

對於私人補習公司的打壓，還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網絡遊戲，這些都很受家長們的歡迎，政府以此來顯示自己有所作為。但是這些措施，雖然打擊了部分的資產階級，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當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依然沉重。

政策不受歡迎

為應對人口危機，習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許每個家庭生三個小孩，而5年前實施的還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眾對於三胎政策的反應非常冷淡，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政府完全與社會脫節，並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沉重壓力。

但習近平政權卻把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歸咎給「同性戀的西方思想」和「傳統家庭價值」的減弱。最近法院判決，准許學校教科書將同性戀定性為「精神疾病」，而這種病理化敘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場。

經濟困境

中國經濟也處在危機之中。七月，中國的經濟出現萎縮，顯示後疫情的復蘇只是曇花一現。債務及人口問題有可能把中國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經濟規模仍處於1995年水平。

帝國主義意味着鎮壓

習近平政權要面對的另一個危機就是中美冷戰。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越來越擔心自己正處於下風。美國的反中政策，特別是針對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的禁令，正帶來切實的傷害。

而習近平最大的危機，是工人、青年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中產的日益不滿。這些因素解釋了民粹主義的新轉向。習近平希望確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夠順利終身連任。他迫切地要在這次黨大會前鞏固其政權的支持。

這可能意味着對於工人罷工、香港抗爭者、新疆維吾爾族、中國的性小眾與女權分子進行更多的打壓。

這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歡迎世界各地工運分子的團結聲援及支持的原因。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是一場旨在組織這樣的團結聲援的運動。

恆大危機──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恆大陷入破產邊緣，旗下的金融機構恆大財富無法兌付其金融產品而出現大規模擠兌。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購買了恆大理財產品的小投資者圍堵恆大辦公大樓，如深圳大樓下擠滿了積蓄隨時化為烏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並群起責難在場的恆大金融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區更有數百民眾遊行聲討恆大，這對政權來說往往帶會來緊張局面。

早在去年，恆大已接連傳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標普評級機構下調評級至「負面」。到今年6-7月，恆大商業票據延期，被各商業夥伴及供應商停止供貨並要求兌付，網上開始流傳恆大資金鍊斷裂的消息。8月開始陸續拋售旗下資產套現。直至9月，恆大財富停止金融產品的兌付，標誌着危機的正式爆發。

「債臺高築」

據悉，現時恆大帳面拖欠供應商、債權人和投資者總計1.96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2%。其中，有息負債（債劵、銀行貸款等）共5718億，當中涉及了超過128家銀行和121家非銀行機構。當中銀行債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最為關鍵的。去年年底，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剎停，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螞蟻的小額借貸業務涉及了與超過一百家銀行的合作計劃，帶來巨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可參看過往文章《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而這次，恆大卻實實在在的闖下了比螞蟻金服更大的禍。

至於另一部分超過一萬億元的債務亦絕非無足輕重。這筆巨債來自於恆大利用影子銀行進行融資，包括信託、理財產品和商業票據。就商業票據而言，大多屬於恆大開給供應商、合作方的商業憑證，約定到期付款，並無任何擔保。一旦這些商業票據最終無法兌付，數以千億元計的壞帳將傾刻衝擊整個行業。

恆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財報顯示，恆大淨負債率（企業負債與淨資產的比重）已高達99.8%。然而這僅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上，恆大先利用將子公司大部分股權質押予債權人，再以該子公司名義舉債。這些債務被視為「表外債務」未被納入計算，而這筆債務實際數額仍是未知之數，但據估計不會少於四千億元甚至更多。

恆大駭人的債務來源於其高毛利率、高周轉率、高槓桿的模式。在過去，中國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都熱衷於利用這一套營運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擴大自身的資本盤和市場份額。這亦同時帶動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價迅速升溫，同時亦令銀行體系承受了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中共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市場政策一直強調「去槓桿」「軟着陸」「降溫」等等。而對恆大的最致命打擊在於去年8月，中共對房地產企業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即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及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而恆大的情況則是三條皆犯，按規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債務。這直接導致了恆大無法再舉新債蓋舊債，令其外強中乾的空架子本質原形畢露。

而觸發群眾性事件的爆發點則是恆大財富的停止兌付金融產品，恆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稱，「本集團的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人民幣9.34億元」。但另一方面，恆大財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杜亮在與維權者交涉時稱，稱恆大無法拿出400億元來兌付理財，這對於小投資者而言意味着其持有的恆大金融產品變成一堆廢紙。甚至連恆大員工也深受其害。恆大 內部強製員工購買恆大金服的理財產品，強製認購的金額動軏十萬元甚至上百萬，這迫使不少員工甚至要舉債購買，同時強製任務攤派，要求員工向親朋戚友推銷，活脫脫一個龐氏騙局。

騙局

而最令中國民眾反感的，是恆大高層不負責任的行徑和態度。在今年7月，當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時，集團主席許家印不是尋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準備進行「特別分紅」，搶先瓜分企業資產。而杜亮在被維權者追問下，亦承認自己早於五月已套現其購買的恆大財富產品。據查，基本上所有恆大的高層與中層管理人員早已提早套現離場，而蒙在鼓裏的散戶民眾在最後一刻才驚覺店家原來早已夾帶私逃捲款走人。現時，恆大財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資者所接受，雙方仍在僵持。

現時，恆大危機的消息已經波及到國際市場，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港股恆指創下了10個月的新低，而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則是恆大國際債券的最大整體持有者，有機會因此而損失慘重。因此全球資本市場都在觀望中共如何應對這一危機。路透社認為，恆大的下場可能性有三：災難性地倒閉、有秩序地倒閉、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對恆大危機的立場因政治因素而變得極其復雜：習近平統治下特殊的危機特徵、他對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持續打壓，以及在習近平盤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劇的中共權力鬥爭。情況充滿矛盾。有明顯跡象表明，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政府部門為聯合進行政府干預在幕後進行準備。但與此同時， 中央政府並沒有官方表態， 發出了政府不為所動、恆大的命運將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信號。與極權政府一樣，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恆大內部發生了什麼。對習近平而言，出於數個原因，出手拯救恆大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將標誌着政府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和「三道紅線」政策的挫敗。這會加劇資本主義的「道德風險」——金融投機者將樂於投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投資失利，他們會得到出手拯救。習近平的形象也會受損：出手拯救將被解讀為他放棄控製資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強硬作法。但讓恆大倒閉這一替代選項可能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共對權力的控製。這解釋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關心和背地裏瘋狂行動的矛盾現象。這也可能導致失誤，以及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製。

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恆大危機不會是直線發展的，其影響會有可能會擴大成更廣泛的金融及經濟危機。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須維持其銀行體系的穩定，以免整個金融體系的第一塊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駐工作組進駐，進行資產處置，並嘗試實行有序倒閉，然後再追究許家印和一眾高層的法律責任。現時，中國網絡上流傳恆大高層的接待備忘文件，內容顯示他們極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輿論準備，為日後清算追究這批人打下輿論基礎。嚴厲刑罰無疑很受人歡迎，但相對於處理導致危機的真正問題，這些都只不過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現時，國內外都在討論恆大會否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臺灣央行評論認為這將會成為雷曼翻版。高盛預期在衝擊最小的情況下，恆大危機可能使中國GDP減少1.4%，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多達4.1%。但其實，雖然恆大與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處，都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領軍企業，以及與商業夥伴連結共生。但現時判斷恆大危機會否成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這個辯論欠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雷曼還是恆大都不是危機的根源，他們都是背後更大問題的徵兆。在中國，恆大反映了過去20年房產空前泡沫的終結──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們還預測：

「政權在寬鬆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麼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麼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槓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們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壓、「三道紅線」觸發了當下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他們又有什麼可做呢？巨大的房產泡沫終於開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規模信貸擴張的政策下這個過程可能會被延長，但當局極力想避免這個情況。但無論事態的發展如何，過去房地產行業的高速增長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行業占中國GDP的25%，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數字更高，這會對中國未來數年的經濟有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結論，恆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中共最終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種方式接管恆大，來限製對房地產和金融系統所造成的衝擊。但這可能是當局未來更多地被迫干預和接管的開端，來防止市場崩塌。這可能是房屋需求減緩、企業信心受到動搖、房價下降，並由於銀行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連，有可能蔓延到銀行系統。同樣，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中共絕不會再允許房地產企業繼續過往那種高槓桿高風險的市場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但政府干預並非長遠之計，「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只能夠嘗試保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免受其自我毀滅的力量所衝擊，在億萬富豪們多年來掠奪大量私人利潤後將損失「國有化」。沒有群眾的民主控製及計劃下，基層大眾所面對的房屋噩夢並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麼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復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繫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採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繫起來。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採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鑑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製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製，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製度下，他們只能儘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製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隨着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製，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

「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 　中共汙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

中共政權針對電子遊戲業再度出手，對電子遊戲大肆汙名化及予以嚴厲打壓。更以行政手段「規定」未成年學生每周只能遊戲3小時，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進行。根據規定，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點至9點對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

不合時宜的思維

這一政策立即引起國外內的譁然，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離不開作為習近平政權出手打擊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對於受這政策影響的青少年學生而言，這不倫不類且「雞肋」的「周末一小時」政策所顯示的則完全是官僚的無知和與實際生活的脫軌。

中共這已經並不是首次針對電子遊戲，在這背後有着深遠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傳統文化的輿論根源。習近平突然推出這一政策是為了爭取家長支持，通過以「萬惡」 的電玩作為戰靶，營造政府政策大刀闊斧、力圖解決人口危機以及兒童教育負擔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報》就刊載了《別讓遊戲機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發表《電腦遊戲：瞄準孩子的「電子海洛因」》，這是隨後電子遊戲在中國被汙名為「電子海洛因」、「精神鴉片」的濫觴。

2007年，開始正式付諸實行一套針對網絡遊戲的「防沉迷系統」。這系統日益嚴密，至今，配合手機實名製和AI人臉識別技術，雖不說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隨便下載一個「身分證號碼生成器」就能繞過的關卡。

但事實上，中國的遊戲廠商卻因此而受到了即時且嚴重的打擊，這不僅僅體現於受政策影響而造成的股價和市值下跌這些帳面上的損失，更造成了營運成本的大增。據悉，AI人臉識別技術的調用成本約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錄都識別一次的話，所增加的成本簡直難以想象。長期下來，即便騰訊也難以負擔附加成本，更遑論那些小本經營，旗下只有一兩款遊戲的小廠商了。

這對中國經濟可造成深遠的影響。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研究報告，直到2030年時，中國因鎮壓科技公司將造成4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習近平政權願意受這巨額的帳面損失，動機在於他們認為，不論作為金融企業還是收集大量資訊的企業，都不能放任這些科技巨企發展至「大到不能倒」，對他而言，騰訊已相當龐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達6560億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戶達12億，並從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戶數據甚至通訊內容，對於中共而言這些都事關「國家安全」，絕不能失去對這一切關鍵點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條

社會上大部分傳統家長仍沒有擺脫「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老家教教條，視各種消遣娛樂為洪水猛獸。不論是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七八十年代的搖滾樂，到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都有過被視為「精神毒品」、「教壞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這不僅為習近平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誕生了諸如「豫章書院」和「楊永信電擊療法」這種通過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殘其心智以「戒除網癮」的恐怖畸胎。

歸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趨之若鶩的娛樂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下亦難免令人更熱衷於尋求「高濃度」而激烈的娛樂形式。這些娛樂手段反過來同時又為資本所控製，它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投入消費，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對於廣大的中國青少年而言，過大的課業壓力、缺乏公共娛樂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家長對娛樂的錯誤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學生沉迷電子遊戲。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青少年沉迷電子遊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非常次要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由家長、學生、教師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學的課業與作息安排；擴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減輕學生的壓力和家長的教育成本；社區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娛樂設施並免費開放；設立全面的托兒服務。並最終建立一個開放、多元、而活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資本家對經濟發展的控製以及高壓獨裁體製都要被廢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權主義受到鎮壓

近日發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吳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對中國女性壓迫的同時，也促進着中國女權意識、工人意識的進一步激進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員工在網上發帖，聲明自己被惡意灌酒並猥褻，又被其上司偷辦房卡多次侵犯。屢次向公司反饋遭冷遇後，這位女士只能通過發帖與在食堂發傳單維權。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怒，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根源性的資本主義性壓迫。

輿情洶洶，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聯署文章進行公關，中共官媒大張旗鼓進行報道，試圖在阿裏內部消化這次事件以平民憤。卻遭到上千阿裏員工及網民發帖斥責「你代表不了我們！」，並且質疑「工會和婦聯去哪裏了？」。可見，所工會與婦女組織只是政府打手，不會代表我們的利益。

職場性騷擾與惡意包庇早已不新鮮，此事只是繼米兔運動後中國女權意識的又一個引爆點。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調查就顯示，有62%的受調者表示受到過性騷擾，其中有八成為女性。而近日「激流網」的調查則顯示，有70.3%的受害者由於懼怕失去工作等會保持沉默。而向單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對施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處罰。

然而，性騷擾只是資本對女性壓迫的冰山一角。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則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壓力。有研究表明，中國男性員工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顯着高於女性員工，在控製變量的前提下超過60%的實際工資差異源自性別歧視。這不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也使得資本對女性進行更重的剝削。

對女權運動的恐懼

在當今女權浪潮洶湧待發、與中國資本主義對女性壓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況下，反革命勢力感到恐懼並進行猛烈反撲。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觸即發，與工人、青年和少數種族的不滿交匯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權活動家，封停女權主義網頁與公眾號，並一方面象徵性地製裁首惡平息民憤，一方面卻命令民族主義網軍對女權主義者進行網絡暴力。對於涉及資本主義製度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女勞工經濟地位、出臺反職場性騷擾規章製度等，中共政權卻無所作為，並讓倡議者噤聲。

另一方面，資本家集團也不斷學習歐美國家的財團公關話術與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個不存在的員工行動小組，來自導自演一場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改革」，從而轉移矛盾，在企業內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隨着工人意識的不斷提高，這種拙劣的鬧劇將被一次次識破。

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新一輪激進化的女權主義浪潮與工人意識覺醒，將讓統治階級處於極大的困局。從五年前女權五女的英勇抗爭，到近年反抗職場、官場性騷擾的米兔運動，到近來吳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來的公眾輿論對資本勢力總集火，都讓中共與資產階級感到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女權意識也越來越與無產階級意識聯動起來，社會公眾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逐漸開始上升到對權貴與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開始認識到女權運動的重要性，這都將對習近平的終身獨裁統治造成麻煩。

面對資產階級對罪犯的包庇縱容，與中共象徵性執法的偽善，加之習近平為了個人歷史性連任企圖用殘酷暴力鎮壓應對動盪的危機局面。在當前革命與反革命交織的情況下，也只有將婦女解放、維護少數民族權益、LGBT運動、建立獨立的工人運動這些鬥爭聯合起來，使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父權製，推翻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體系，才能完成婦女解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任務。

當局禁「娘炮」上電視——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父權構建

9月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了有關加強對於文藝節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視產業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節目與外形，其中還特別提到要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

刻板印象

當局已經不是第一次借打擊所謂「娘炮」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對「娘炮」上節目、帶耳環的批評，抨擊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強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這也是對去年政協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階級社會中，陽剛、勇敢、果斷、自信往往被認為是男性氣質，而溫柔、細心、依賴會被歸為女性氣質。這種對於男女性氣質的認識似乎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的，但並非如此。其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後天社會所產生的，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關係的權力構建。

俄國革命家柯倫泰在《新婦女論》中提到，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男女性的職務和經濟地位無甚差別；女性的身體同男性的身體，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男女性的性彆氣質的差異自然也不明顯。而隨着生產力發展導致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後，父權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稱之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從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上得以從屬並受控於男性。而為了鞏固父權統治，社會構建了一套性別歧視的文化體系，這也便是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當局利用教育、輿論、傳媒機器、法律法規所構建的兩性規範，無論粉飾以多麼動聽的語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父權製度。鼓勵陽剛之氣常常伴隨着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觀察最近發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鐵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強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發公憤）等可以看出從性別刻板印象到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甚至性別霸凌，有其內在關聯性；這些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用來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傳統、警察與法庭，以父權架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及特權。在專製資本主義的中國裏，這種控製就更為重要。性別刻板印象通過給男女性打上群體標籤來扼殺了個體的個性，不符合這種性別規範體系的個體都會被規訓，性小眾群體更加會被歧視和打壓；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了兩性的自由發展和自由選擇，女性參政率低、學科專業的性別隔離背後都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別刻板印象使得政權強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壓迫性質的核心家庭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而工人階級卻要付出人的全面發展被妨害的代價。

實現真正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以及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父權製度，實現每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我們會為爭取包括性別平權等的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強民族與父權主義　LGBT群體困境加劇

中國本就很有限的LGBT權益仍持續遭侵犯。這些打壓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煽動反動偏見、將LGBT作為出生率下降和社會不滿加劇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間，中國多所大學的LGBT組織的微信帳號在一夜之間遭到屏蔽，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很多抗議此次打壓的網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眾號#」來聲援這些組織；亦有聲援者發文《今晚，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來整理遭停用的LGBT組織微信帳號、對於LGBT群體再次遭遇歧視和迫害進行控訴，但該文在獲得廣泛傳播之後，在微信也遭刪除。

網絡與現實的打壓

對於LGBT的打壓不只是在網絡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對於LGBT個體的大排查。上海大學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內部公告，要求各學院上報LGBT學生名單，用在所謂的「校園調研」當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獲得數萬用戶分享或按贊，之後此事傳出海外，但現在原貼文現已被撤下。雖然校方沒有明說如何處理相關信息、目的為何，但是中國年輕人和維權人士都警告，這是對於LGBT的進一步打壓。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問到「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彷佛是在說LGBT群體更容易在這兩方面出現問題、所以可以藉由這兩點來「關切」（打壓）這些學生。

中共對於LGBT的官方態度「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之下，潛藏着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中共當局在2016-2017年頒布的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審查規定，將同性戀列為「非正常的性關係」，然而中國早在20多年前就將同性戀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藝術區進行的彩虹聚會遭園區保安暴力破壞，事後譴責打壓的公開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個LGBT組織協助下完成的《中國性少數群體（LGBT）的職場體驗報告》指出，中國只有10%的企業有性少數包容政策，LGBT雇員在晉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礙；雇員在國企、政府部門出櫃更易遭受歧視，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共這個體製歧視LGBT的本質。

中美衝突將是長期的，且國家要付出巨大代價，習近平為了讓社會適應其中，需要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這些右翼民族主義份子，在社會文化議題上採取保守主義立場，包括反對LGBT權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反對所謂「境外勢力」。中國部分LGBT組織與駐華外國大使館合作的現實，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平權運動「與境外勢力勾結」的藉口。今天將LGBT權利運動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確」的說法，與歷史、文化並無關係。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錄，「斷袖分桃」、「龍陽之好」說的都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同性戀故事。

根本目的

煽動民族主義、反對LGBT權利，最終是為了捍衛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當下，中國面臨着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即使開放二胎也扭轉不了大趨勢。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背景下，這將意味着中國或將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此習近平政權備感壓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戰了階級社會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結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為國家提供勞動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工資增長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育，從來不是因為LGBT變多或者是影響力變大。

社會主義者強烈譴責近來中國對於LGBT的新一波打壓。這顯示平權運動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業或者外國使館，而是廣大工人群眾與其他受壓迫者——國際團結的尋求對象也應該是國際基層群眾。真正能解放LGBT群體的不是彩虹資本主義，而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這將包括通過群眾鬥爭實現民主公有經濟，在職場、校園、社區內提供充足的資源實施LGBT平權政策，讓書面的平權規章製度真的落到實處，從而全體人類能夠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資本主義、中國與氣候危機

氣候臨界點

溫度的持續小幅上升預計會引發「逐漸嚴重、長達數百年、在某些情況下不可逆轉」的氣候臨界點的巨大質變。墨西哥灣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來最慢，並正處於臨界點——這是一股由墨西哥灣到大西洋的強勁海洋暖流。墨西哥灣暖流停止的話，可能會導致歐洲、西非地區出現熱浪與旱災，並加速美國東岸的海平面上升。這會進一步增加兩極冰川的融化速度，導致嚴重破壞地球和人類生態的惡性循環。

海平面上升與冰川融化

2021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冰川與內陸冰原正越來越快地融化。北極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個時間」完全無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過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於《自然》期刊的研究顯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這將會淹沒4.1億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並沒有採取行動阻止兩極的冰川融化，反而卻互相在爭奪北極大陸架內潛在價值達17.2萬億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美國和北約在北極地區內正進行實彈軍演。俄羅斯在北極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中國則宣布「冰上絲綢之路」，目的是要透過縮短船隻航時來製造巨額貿易利潤。

碳交易的騙局

碳交易市場成為了資產階級受歡迎的「解決」氣候危機的工具。最近，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碳市場。理論上，碳市場鼓勵「綠色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其碳足跡來賺取利潤。但現實卻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歐盟碳市場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許企業將汙染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地要購買這些必需品。中國的碳交易市場甚至加入了一個未確定的「汙染特赦」，因此這個市場純粹只是為了投機而已。

氣候大會的失敗

COP26是指「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沒錯，這已經是第26屆了！隨着越來越多商業公司跟氣候大會有聯繫，這將不可能帶來製度變革。於此同時，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報告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所製造的經濟發展性質⋯⋯歸根究柢是不可持續的」。很多人議論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協定，但該協定完全只是象徵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設立自己的目標，且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序生產下不受任何監督。雖然重返了協定，拜登卻繼續建造新的輸油管。

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先世界

中共獨裁吹噓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當局害怕因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氣汙染會引起民怨，並試圖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擺出一副最重視環保的模樣。紙面上，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方面領先世界。但據《彭博新能源財經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風能及太陽能的數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在強製維吾爾人進行奴隸勞動下，太陽能及風能變得更加便宜。縱使如此，中國仍為興建數百座新的煤電廠「開綠燈」。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官僚在煤礦及天然氣行業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願意轉向使用綠能。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的牟利國家電網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中國的化石燃料資本主義

中共獨裁在新建煤電廠方面領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國家新造煤電產能總和的超過三倍。這對中國後疫情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在與美國新冷戰的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最穩定及戰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報告在新疆發現了1億噸的油田，這是潛在的巨額利潤，並且也是當局要繼續在當地的殖民壓迫與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的「第三極」，並如南北極那樣，能穩定世界的氣候。然而這些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還要快。自1970年代以來，西藏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蓋，並導致更嚴重的水災、火災、山泥傾瀉和雪崩。中國科學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數度比1956到1990年還要快50%。

中共在當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食水資源被有毒金屬汙染。與印度的帝國主義衝突中，雙方爭奪着135萬人口賴以為生的重要水資源，而中共獨裁在西藏的水壩增加了3倍，這破壞了自然生態並加速了氣候危機。

中共試圖變相限製墮胎 將製造悲劇也自找麻煩

中共為了維持生育率、保持廉價勞動力優勢，想要限製墮胎，而這將是對於女性權利的進一步侵害，並且更加重底層負擔，很可能招致工人與青年激進情緒的進一步反彈。9月底，中共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提到：「將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實際上就是限製墮胎。但中共真的能藉此脫困嗎？

中共政權執政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粗暴地強製墮胎、強製安裝人體避孕裝置等）伴隨經濟因素，加劇了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造成勞動力在過去10年縮減逾4000萬。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無產階級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託公有部門執行的社會保障職能被嚴重破壞，使工人無力負擔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論養育小孩。這導致無論是當前的中國育齡人口比重還是普遍生育意願，都積重難返。

父權製度與文化帶來的重男輕女也是重要因素，不僅是傳統使然，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也被貶低為生育機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許多農村地區的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殺死，婦女因為無法生育男孩就被迫離婚，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別結構來阻礙健康的生育環境形成——特別是育齡婦女規模的劇減：在未來10年，中國23-30歲的女性人數將減少40%以上。並且，在盛行的職場歧視中，女性更容易喪失經濟獨立性，從而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再者，由於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與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許多城市女性為求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束縛，婚姻和生育意願降低。歸根究底都是社會經濟和製度落後於民眾的發展需要，造成當今的社會矛盾。

中共政權不僅受到自己造成的歷史性因素困擾，也更無力讓當今的工人階級擺脫貧困，它提出這些政策完全不會有任何實質幫助。

中國本身有很高的墮胎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7年中國有統計的人工流產數量為962萬，約占全世界5500萬人工流產總數的17.4%。這是長期以來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權製下針對女性的性壓抑使得性教育變成禁忌、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區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導致的。

儘管打着「自願」「性生活清潔」的旗號，工人與青年仍對「指導意見」作出強烈質疑，並正確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惡果。

一位武大學生就發帖談到：「減少非醫學需要人流」在實際中會變成所有公立醫院嚴格控製「人工流產指標」，迫使意外懷孕的婦女轉向醫療衛生條件更差、安全係數更低的「莆田系」醫院轉移。也有網友表示，意外懷孕帶來的生育壓力對於低收入者是無法承受的。在資本主義的當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經濟保障的工人階級。

工人婦女在上述政策的壓迫下受害尤為深重。在中國當前的性文化下，婦女未婚意外懷孕生下孩子後，往往要承擔獨自養育孩子的風險，或者被強迫嫁給孩子的「父親」。尤其在強姦案件中，由於未來非醫學需要墮胎權利的削減，婦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強姦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給強姦犯。

同樣，由於中國盛行的職場性別歧視風氣，以及傳統的「男外女內」家庭結構問題，缺少經濟獨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為無法支付意外產下孩子的養育費用，而被迫進行更強的超負荷勞動來供給生活開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殺嬰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擊女權運動，害怕它們反對父權壓迫對現行製度帶來的威脅，因此試圖抑製一切群眾自我組織。

從這一點上來看，普遍貧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導致女權運動與工人政治運動進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團結鬥爭，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激進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工流產是婦女生育權的體現，它必須是自由的。我們不僅反對父權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對中共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而採取的強製生育措施。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製、擁有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提供免費安全墮胎條件、讓婦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國家妥善撫養兒童、並建立充足資源、以人為本的性教育體系。

在當今中國形勢下，也需要女權運動、LGBTQ運動、工人運動等聯合起來終結獨裁制度，這樣才能落實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消除不平等、性別主義與歧視。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國着名女性網球選手彭帥在深夜於微博以實名發布文章，披露自己曾於大約三年前遭到前中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驚。這是#MeToo運動在中國首次觸及權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員──一名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家級領導人首次被公開曝光性醜聞，這表明了女權運動在中國正在蔓延開去。從阿裏巴巴高層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着名主持人朱軍性侵，到現在直指政治權力核心，愈來愈多的女性敢於挺身公開指控自己受到過的性侵害，且敢於挑戰過往被視為「位高權重」者。

在極為父權主義、權力不平衡的獨裁體製內，若果說沒有發生過權貴性侵是難以置信的。然而，而這一次，彭帥作為一位着名的女性網球運動員，是第一個以自己的實名身份公開揭露中共最高層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更能激勵廣大的婦女團結聲援，比如朱軍性侵案中的發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帥失蹤後就發帖聲援，祝願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僅僅存在了二十分鐘就被刪除，一系列的相關詞被視為「敏感詞」被屏閉，甚至連「網球」都不被允許搜尋和討論。受害人彭帥現時也下落不明，據稱已被軟禁。對於一名前國家級領導人陷入驚人的性醜聞一事，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僅以一句「沒聽說過」而拒絕回應相關醜聞的問題。儘管牆外已沸沸揚揚，牆內卻諱莫如深，彷佛事件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對於受害人是又一次嚴重的傷害，不僅是心理上，連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帥站出來#MeToo，揭露中共權力核心最高層的齷齪醜聞，其勇氣值得敬佩。

彷佛就是被彭帥的勇氣所激勵，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國安局局長被下屬實名公開舉報，指他性侵下屬女兒。公開信中更指性侵發生後，警察拒絕立案，向上海紀委與監察委舉報均石沉大海。一時間，對中共權貴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眾的對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牆內網絡監控過濾嚴密，群眾仍嘗試用各種方法繞過監控發出聲援。而且輿論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禮後，也愈發堅定的反對一切性侵惡行。

中共高層性侵幾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們特別是懼怕這種運動進一步燃燒，激發更多被害女性出來指控掌握權力者，或者甚至像這次一樣，直指最高權力的核心，而動搖政權的威信。在獨裁體製下中共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可以審判個別權貴性侵者、或者辭退官員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民憤。相反，中共只能強硬打壓me2運動，並讓積累各性侵指控積累的民憤，這可以大大削弱黨的權威，甚至對統治構成威脅。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權位不高的組長，但因為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業，中共不能使其聲名受損，而命令法院判其無罪。

因此，中共往往將#MeToo稱之為「境外勢力」的運動，以民族主義說辭將之汙名化，並用國家機器予以打壓。一旦開動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中共就更加沒有讓步和妥協的空間，不能對metoo運動的案例有任何讓步了，必須無視甚至打壓每個案例的受害人。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強硬鎮壓和民族主義為自己統治帶來了反效果。

這次中共核心的性醜聞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會前夕，為了「維穩」，中共立即全面打壓封鎖消息。另一方面來看，彭帥的帖文可以在極度嚴密的審查機器內流傳20分鐘，很可能不是漏網之魚，而是因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為權鬥工具。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就要訴諸更危險和更公開的方式來互相攻擊，致使群眾更能感受到上層發生了危機。

當然無論案件是否牽涉中共權鬥，性侵受害人站出來舉報是完全正義的。女權和反專製鬥爭要將矛頭指向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專製與父權資本主義，以實現社會變革，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恆大崩潰——中共政權的困境

中國房地產公司恆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恆大崩潰，那麼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衝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恆大最近廣受關註。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麼變成了大新聞？

VK：恆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着破產。恆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恆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恆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恆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恆大正在崩潰。如果恆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恆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恆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製和資本管製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盪——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恆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製。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恆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徵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着什麼？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閒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干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製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儘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恆大更註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裏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恆大危機標誌着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恆大是危機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恆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着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着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製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槓桿，遏製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採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淨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恆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恆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恆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恆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恆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復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恆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恆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僱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僱，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恆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恆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恆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恆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症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恆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恆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麼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恆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採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恆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干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恆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恆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製。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復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恆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恆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復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製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恆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捲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恆大採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係。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煳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恆大老闆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着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恆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闆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恆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恆大問題時「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恆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恆大確實標誌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滙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恆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恆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製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麼？社會主義政策意味着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恆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髒、狹窄的住宅裏。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製度，但僅僅取消戶口製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製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恆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之下，這意味着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彭帥遭性侵事件危機蔓延

11月初，自網球明星彭帥發文控訴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彭帥本人隨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引起世界廣泛關註，聲援她的群眾在網絡上發起#WhereIsPengShuai的話題標記。群眾的團結聲援運動給予了相關國際體育組織巨大壓力，在14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發表聲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對錯」，並稱如果彭帥的指控得不到適當的調查，就「會放棄在中國的業務」。WTA突然反常地為原則而犧牲利潤，是因為來自運動員、女權團體和公眾輿論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坂直美、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簡·金（Billie Jean King）等網球巨星都發表言論聲援彭帥。

一時間，彭帥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為嚴重的國際外交危機（諷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發言人曾先後兩次以事件並非「外交問題」而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更令北京憂慮的是，現時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僅剩兩個月的時間，此時爆出如此嚴重的危機，使北京承受着全球的壓力，抵製冬奧的聲勢越來越大，使中共感到擔憂。

為此，中共當局在過去兩星期一而再地間接發放彭帥的消息。首先發放了所謂彭帥的電郵，稱自己現時安全並稱自己早前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不實」。由於電郵的內容與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發更多人的疑心。隨即又發布了「彭帥的自拍近照」，但其衣着又令人懷疑其拍攝的時間。當這些粗劣的編導無法平息全球抗議聲浪之時，21號，中共再次通過中間人間接地發布彭帥的短片視頻，包括她身處飯局中與「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對話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號」，令人非常懷疑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導演下拍攝的。這些片段幾乎與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人員（李波、林榮基）被綁架後於中共安排下在鏡頭前承認自己自願「偷渡」回中國「自首」一樣。因此，這些所謂的「證明」只能更令人擔心彭帥的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並引發更多人的關註和聲援。

相比之下，國際奧委會卻作為中共的遮醜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彭帥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進行了為時三十分鐘的視像對話，能掌握流利英語的彭帥竟只能通過同場的「朋友」「協助」下發言。奧委會隨後發出「聲明」指她現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隱私。這「聲明」的內容根本與中共官方的口徑如出一轍，對於她被性侵一事隻字不提。

事實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習近平對新冷戰應對不當、因而使拜登獲得了數次公關勝利那樣，這是中共政權又一次將危機搞得更嚴重的例子。彭帥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極為尷尬──它們固然不可能當真去調查張高麗、而不讓整個政權和獨裁體製蒙羞，同時又要將彭帥控製起來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但軟禁彭帥是太明目張胆的粗暴行徑，且群眾她的同情和聲援令全球受#MeToo運動激勵的民眾更為關心她的處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帥電郵」內一句「It』s not true」（不實）試圖一筆帶過。

現在，中共陷入了兩難：假如彭帥對張高麗的指控真的像「她的電郵」中所稱是「不實」的，那麼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她公開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網民僅僅因為一句「蛋炒飯」嘲諷韓戰中陣亡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現在的「安全與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書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實基礎的？既然如此為何不展開對張高麗調查？因此，現時中共只敢間接地對外發布彭帥「安全」的消息，而對她性侵的指控諱莫如深。胡錫進在一篇英文推文中（當然，推特在中國是被屏蔽的）將彭帥的性侵指控稱為「人們談論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這個話題。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國際奧委會令人作嘔的腐敗，所謂的「現代奧運會」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權的玩物和化妝品。從1936年為納粹德國塗脂抹粉，到1968年與屠殺抗議貧困問題的學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權合作。所謂的國際奧委會基本上就是一個腐敗官僚、獨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糞池。它在歷史上不但沒有對民主權利有過一分一毫的貢獻，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與專製政權同流合汙，為虎作倀。而這一次，為了平息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反製，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更是在我們臉前公然地跟隨中共的節奏起舞，無視一個女性運動員遭受權貴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為北京冬奧的墊腳石。

同時，事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意識的改變。在中共對於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處理後，民眾對中共愈發不信任。而時至今日，「網球」這一話題在中國的網絡上依然遭到審查和屏蔽，更令民眾相信中共在這一事件上隱瞞了醜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帥的遭遇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多國女性已經開始組織並抗議性別歧視和性虐待之時，一個世界女權意識覺醒的一部分。

中國勞工論壇要求立即停止軟禁彭帥，保障她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我們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性侵案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我們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他們假裝關心彭帥，利用這個問題來推進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議程，同時又為壓迫婦女、窮人和少數民族的資本主義和父權製度護航。彭帥和中國#MeToo運動的聲援絕大多數來自普通民眾，他們沒有這種背後的議程，而是有着真正捍衛平等權利、民主權利，以及反對性暴力和婦女壓迫的鬥爭意識。

中國煤炭短缺威脅氣候談判成果

煤炭短缺導致中國面臨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停電，這種狀況指向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20年的煤炭產量為38.4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產煤國印度的五倍。但為什麼中國的煤炭會出現短缺呢？雖然多年來中國大量投資於取代煤炭的綠色能源，但中國70%的電力依舊依靠燃煤發電。這不僅帶來了氣候災難，也使得中國的煤礦似乎無法滿足經濟對煤炭的依賴。煤炭仍然受到中共黨國既得利益的青睞。體製內有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反對去煤炭化進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機是一場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義結合引起的人為危機——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雙重特徵。

自9月中旬以來，中國31個省份中有18個省份實施了限電，對產業和家庭造成了沉重打擊。在一些省份，工廠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蕭條的東北，經常無預警就停電，家庭遭受停電、電梯卡住，甚至信號燈和路燈熄滅。蠟燭在一些城市已經售罄。中央電視臺報導稱，遼寧省有20名工人因工廠通風系統停機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措施。中國所有的煤礦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滿負荷運轉，許多廢棄的煤礦正在重新開啟。在格拉斯哥COP26峰會前突然轉回煤炭發電使習近平政權顯得頗為尷尬。

政治危機

但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電力危機更是後院起火，它進一步打擊了公眾對中共的信心。停電、失業率上升和房地產市場動盪，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點爆發而導致各個城市持續封鎖，現實與習近平政權「共同富裕」的官方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的耐性開始受到考驗。

到10月下旬，由於批發價格上漲了20%，汽油和柴油也開始實行配給，煉油廠和加油站因無法盈利而限製銷售。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定價體系造成的，批發價格根據市場自由變動，而對消費者的零售價格由政府固定。

由於限產以及行業從疫情中恢復所帶來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價格上漲了一倍多。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發電都依賴煤炭。由於煤炭價格上漲和固定電價（電力公司無法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的共同作用，中國發電廠（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在利潤蒸發時故意減少了煤炭庫存以「怠工」抗議。

另一個問題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亞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深化期間，澳大利亞站在美國的立場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呼籲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中國非常依賴澳大利亞的優質煤炭，在煉鋼方面尤其如此。在當前的危機中，儘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國港口還是接收了澳大利亞煤炭。

中共的氣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氣候政策上的壓力：在中美冷戰催化下，雙方爭相想在COP26會談中展現最好一面，也加劇了煤炭危機。北京在年初為省級政府製定了嚴格的碳減排目標，但許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評後才採取行動。

《南華早報》的王向偉評論說：「官僚們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趕着實現減排目標。」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場官僚主義的完美風暴，並重創了經濟。習近平政權被迫放棄了對電力價格的控製，緊急允許發電廠將電價提高基準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報導稱之為中國電力行業改革中「最大膽」的一步。這與一些人認為中共正朝着「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迄今為止，北京採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根本不能解決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工人和消費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權，完實現電力和能源市場的國營化，這只能通過組建獨立工會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來實現。

中國的電力危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的頭幾個月。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歐商會會長Joerg Wuttke說。儘管採取了最新的緊急措施，但國家發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稱，煤炭價格「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仍處於「非理性」上漲趨勢。

習近平政權在這場危機中的錯誤是對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評論家在內的許多人的當頭棒喝；哪怕是在持續的房地產市場危機之後，這些人依舊認為中共政權在經濟管理領域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的煤炭問題不是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可以隨便掩蓋起來，也不是談判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說明了為什麼今天的統治者——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在威脅着我們星球的生存。中國在十月底對COP26的「莊嚴承諾」被廣泛視為毫無新意、令人失望。習近平對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太保守，也太遲。當前的煤炭危機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社會製度變革，而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帶來這樣的變革。

倫敦唐人街衝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海外華裔社群間的政治關係更加緊張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衝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衝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衝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着「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繫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着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採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衝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杰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杰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症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復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係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衝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彙。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着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衝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製，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製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鈎，靠舉債苟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着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恆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製和檢視儘管可能只是象徵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製、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着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着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麼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製，在資產階級內加劇衝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衝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製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衝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着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製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鬆管製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註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布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係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復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干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着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着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製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儘管六中全會借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麼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眾懷疑

中國長期堅持「清零」政策來應對新冠肺炎，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約10萬，死亡4636人，確診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從去年3月初，確診增幅都很小；但從各地反復陷入極嚴格封鎖、無盡大規模核酸檢測（哪怕只有1例新增確診）來看，中國的防疫實情遠不如官方數據顯示得那麼好。

嚴厲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時間，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嚴防死守」，今年10月開始仍然出現一波本土疫情，而當局為了證明國內「清零」政策無比正確，設法把責任甩鍋給境外移入。而現實執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與公開的數字不成比例。江西鉛山縣在今年10月30日發現1例本地確診後，在當晚把當地所有紅綠燈調整為紅燈，試圖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廣大民眾吐槽之後，當地次日便撤回這一奇葩措施。江蘇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則在當地出現疫情後，要求學生經批准才得離校，否則開除，事件在微博流傳後，高贊評論也都是對於政策的批評，例如大學生自比「監獄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極端措施也引發了不少的民意反彈。11月12日，江西上饒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當地防疫人員將她留在家中的寵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員曾承諾不會「處理」它）。此事引發社會憤慨，話題獲得超過1.9億次瀏覽，逾11萬人參與討論。

中共官媒頻繁藉由官方疫情數據與其他國家比較、以及全國上百名地方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等等，自誇「製度優勢」、自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機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衝突的背景下鞏固自己的「勝利敘事」，試圖延續中國民眾對當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中國也是浪費了三周時間才採取行動，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後，亦急忙恢復生產、又因為工作場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讓民眾不斷陷入疲勞；中國許多勞動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隨着嚴厲封城的持續，「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來越多質疑。除了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外，連一貫強硬堅持清零的鐘南山也開始說會留意與病毒共存國家的防疫經驗了。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分歧：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長期封城，其前副市長戴榮裏在10月底發文控訴瑞麗慘狀，包括全市經濟近乎停擺，市民積蓄已難以維生，不少人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等等。瑞麗現任市長尚臘邊則極力否認瑞麗需要援助，而戴對此反擊、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溫，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過年」，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卻「唱反調」說不應輕易要求民眾就地過年，引起很多長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網民共鳴。

危及冬奧

2022北京冬奧已進入倒數百日階段，對於中共是個大挑戰：中共擔心一旦邊境放開，境外輸入一增多後（現在還有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國內疫情急劇爆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與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恐將超過63萬——變相說明中國防疫很大程度上僅是表面上厲害，而實際上，從性質上看，中國防疫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漏洞百出，而且中國疫苗的實際效用也不明確（第三期試驗數據都未公開）。目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試驗結果顯示表明，中國國產疫苗不如mRNA技術的西方疫苗有效。但當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仍然無法獲得疫苗時，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的西方國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但這是與資本主義階級製度相衝突的原則。

當下製度下，群眾必然要花很長時間、付出很多代價才能等到疫情災難終結。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民選委員會民主控製醫療部門和其他攸關民生的經濟部門，才能真正讓大眾自己來製定、實施對自身負責的可持續、切實防疫措施，在抗擊疫情之時盡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獨裁體製下，群眾自我組織意味着要挑戰極權專製，還有其國家機器保護着的資本主義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國打工人最新一波反過勞行動

青年勞動者對於過勞猝死問題的憤慨，已轉化為新一波網絡抗議。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開放填寫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國網絡流傳。這份表格包含了許多互聯網公司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的作息時間，細化到上下班時間、午晚飯時間、一周工作天數、新人是否寫日報/周報等等。其名稱「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顯從國際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獲取靈感，亦結合當下中國勞動者表達對自身高強度、低工資現狀無奈的「打工人」一詞，在中國極權高壓、不能直接組織反抗的環境下，表達對於超長工時現狀的不滿。

或許是想避免被打壓，創建者公開申明「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要求大家填寫時不得「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該試算表仍然在兩周內被封禁。封禁前夕，該表格已經獲得逾10萬瀏覽，並且有約7000名網民自發填寫所在公司崗位的資料。其中大企業如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都被公布每天實際工時為11-12小時。近來這幫大企業都在群眾輿論壓力下宣傳自己推行新工時製，例如字節跳動的10-7-5，都不過是宣傳伎倆。

該表格的創建者都是介於20至25歲的年輕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重災區的互聯網大公司實習過，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時）做出貢獻。很多網民認為該表格「一定程度上體現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資本家的讓步」，顯示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激進化。

「程序員的命也是命」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有關勞工維權的網絡抗議。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眾憤怒的時候，就已經有程序員發起了「996.ICU」行動，高呼「程序員的命也是命」，不想因過勞而住進重症監護室（ICU）。受此啟發，很多網絡互助行動湧現，內容牽涉普及勞動仲裁、索要補償金等知識，以及幫助勞動者取證等等。這些行動的發起人或許本來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於中國越來越多人想要一個發聲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又持續打壓實體勞工運動，這些網絡行動都演變為對於高工時、低薪、幾乎沒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條件的大規模抗議。

中國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競爭愈發激烈，令不少年輕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長工時。各種加班模式應運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還有更誇張的「007」（一周七天無休24小時待命）。馬雲、劉強東等中國知名企業家對於「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國家宣傳配合資本家的洗腦下，社會鼓吹片面的「個人奮鬥」思想，學校也對作為下一代勞動者的學生洗腦——只要努力就能獲得相應回報。即使違反《勞動法》，各種加班模式在中國仍舊大行其道，「996」則從科技業工作者開始，蔓延其他各個產業。

然而，長期超時工作也造成很多人還很年輕就突發重病甚至猝死，而資方卻冷眼對待，例如拼多多22歲員工在去年底過勞猝死後，公司官方帳號僅以「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來回應。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但法律在現實猶如廢紙：今年10月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6小時，假設一周5個工作日，則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時，距離「955」還很遠。顯見，過勞者絕非少數。官方雖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還是在警告科技巨頭、無任何實際行動。內卷嚴重的現況下，中國勞動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魷魚而不敢要加班費，中國現存所謂工會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過勞、薪資停滯問題也不會實質得到解決。

更關鍵的是，中共政權的政策完全是利於資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眾反抗威脅甚至推翻自身統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殺網絡抗議，包括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種不會這樣被澆滅，工人的憤怒無可避免會在未來群眾鬥爭爆發——而當局害怕這一局面。在新的獨立工運中、全國範圍內建立獨立工會，開展戰鬥性、有協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將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想法。

中國電力危機——體製崩裂的警號

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出現了大規模限電、停電的狀況，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響，還有很多工廠被迫減產或者停工。其中東北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根據當地居民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東北地區政府未通知居民就進行限電、停電。這樣的後果包括電梯、紅綠燈等設施無法運轉，居民面臨入冬卻無法使用暖氣，手機、網絡等通訊受到影響，甚至連醫療用電都無法保障，重症患者只能依靠發電機維持生命。

限電的影響

在遼寧，一家企業因為限電，排風系統停止運作，導致煤氣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況相較東北地區雖然稍好，但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廠停工限產。野村的研究人員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將減少0.4%，年度增長預測減少0.5%。還有分析稱中國限電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其他國家的物價上漲。

中國停電限電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應的短缺，但背後是中共的政策失敗，以至無法更快地由燃煤發電轉為再生能源，而問題因資本主義能源部門的逐利而惡化。目前，中國電力生產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並且煤炭所生產的電力超過了其他能源的總和。根據官媒的說法，一方面，隨着各城市在疫症中解封以來，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緊缺導致煤價飆升。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尤其是發電行業的碳排放加強了監管，各地各單位都有相應的碳排放配額。

綠色和平的專家李碩表示，中國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費配額。由於缺乏宏觀全面的用電計劃，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標，地方政府矯枉過正，就選擇了「一刀切」的限電停電。另一方面，煤炭的價格升高使煤電廠無法產生利潤，花旗銀行的分析師說，由於煤炭成本高，中國超過70%的煤電廠處於虧損狀態。而煤炭價格增高的原因有幾個，包括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貪工作，還有生產安全和環保的檢查。由於各個受疫症打擊的經濟體之需求復蘇，全球煤價自2020年9月以來翻了四倍。資本主義無法對經濟作出計劃，當市場疲弱時，礦場和油田的產量減少，導致經濟復蘇時出現短缺和價格上升。因此中國煤炭產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庫存，直到缺電的問題暴露出來。

加強環保、淘汰煤炭開採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避免地球受破壞，但現時清潔能源的研究和生產遠遠追不上綠能轉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亞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卸貨。中美冷戰下雙方都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製裁，受打擊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階級，而富人則避免承受這些惡果。

這次大規模限電也揭露了了中共內部的分歧。有分析稱，在限電問題上，各省的表態和處理辦法都不一樣，在東北地區竟然出現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電」。

利益角力

這可標誌着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過能源危機或電力危機表現出來。反對派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希望通過這樣來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缺電問題上，就如房產稅、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對科技業和金融業的鎮壓那樣，變成了中共各派系試圖保衛自己利益的戰場。十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上宣布放寬對煤價的國家管製，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習近平企圖加強國家對部分行業的控製之做法往往會受到局限。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哪怕它是專製資本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決能源業的問題：1.優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將燃煤發電有計劃地逐漸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水電、和太陽能發電；2.將電力行業和電力行業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階級的需求來發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業資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為少數人謀福利；3.為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戰，而不是官僚集團的獨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來規劃電力的生產和使用，採取緊急的行動來拯救地球。

深圳旱災：氣候災難又一警號

氣候危機的影響正進一步在中國浮現，今年出現了北澇南旱的災情，華南入冬後正遭受旱情困擾。深圳市水務局表示，今年的旱情遠比1963年的旱災嚴重。即使已經動用了水庫的應急儲備水，每日仍有50萬噸的缺口無法補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計算，這相當於整整118萬人無水可用。當地政府作出一系列節約用水的呼籲，奈何杯水車薪，也無助於解決本質的問題。

氣候災難在中國

氣候危機令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頻繁，讓中共的統治面臨新的、無情的挑戰。自然現象是沒法用警察手法壓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喪生後，公眾的強烈反彈所顯現，與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中共政權的作為太少太遲，將嚴重削弱其統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兩季，河南與山西均暴雨成災，造成廣泛的破壞。然而相對地，華南尤其是廣東卻出現了嚴重且漫長的旱情。廣東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較近十年同期減少26.4%。自入秋之後情況更為惡化，珠江流域出現大範圍乾旱，深圳主要水源東江水流量較正常偏少50%-60%，市內三大水庫的蓄水量也較往年減少了55%。而同時由於河流水量偏少，導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咸潮，進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範圍和取水量。廣州部分地區的自來水已經出現略帶鹹味的現象，市東部地區水壓不穩甚至停水，部分民眾稱家中已停水數日。

此次廣東大旱與河南山西暴雨同屬與氣候危機相關的現象。這兩年太平洋出現了拉尼娜氣候周期。拉尼娜（降溫）和厄爾尼諾（升溫）現象都是自然產生的太平洋天氣變化，但也正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一般而言在厄爾尼諾氣候的第二年，都會出現拉尼娜氣候，有時更持續兩三年。同時，北極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燒推動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部分融化後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亂了洋流與水溫系統，都會影響拉尼娜、厄爾尼諾的嚴重程度。這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會造成全國層面的旱澇並發更為頻繁，也令入冬後更容易出現猛烈的暴風雪。早前，中國國家中央氣象局就已經預測，今年冬季可能會非常寒冷，更有機會出現大範圍暴雪天氣。

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起因。中國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31%，對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國按其計劃在2030年才開始減排，將不可能達成控製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度的目標。而按照中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將連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這對於全世界而言是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官僚與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礦產業的利益盤根錯節，在2020年煤碳的發電總量仍在增長，而今年的缺電問題又令很多過去因質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關閉的小型舊式煤礦在過去幾個月重新開採。同時，中國眾多巨型國企由於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帶來駭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國建材一家企業的碳排放量就超過了法國全國！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則超過了加拿大全國！

各懷鬼胎

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各統治精英都有着自己身為列強的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氣候問題放在它們手裏只會變成互相攻訐、推卸責任、削弱對方的武器，把民眾自救的意願當槍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歐盟任意一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所謂環保減排政策。在格拉斯哥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完全失敗。全球碳排放需要從現在起削減45%，才能讓氣溫升溫控製在1.5度以內，而COP26協議達成的協議會讓碳排放繼續上升13.7%。

而今年，隨着河南與山西的雨災，令國內愈來愈多民眾開始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次廣東旱災也令人意識到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危機，而中共運動式的短期減排指令往往只會顧此失彼。面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需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向綠色經濟轉型政策。

習近平的全國性房地產稅計劃胎死腹中？

習近平開徵全國性房地產稅的計劃遭遇重大挫敗。據華爾街日報10月20日報道指，政權高層（包括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壓倒性負面」。對此，習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協，將原定試行房地產稅的30個城市大幅削減至10個。但對於這10個城市的房地產稅試行的具體細節，如稅率，以及免稅範圍該如何劃定，官僚仍然爭論不休討價還價。以致於相關的全國性徵稅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實。

房地產風險

習近平推動房地產稅的動機，是希望避免房地產崩潰和債務危機，並展示政權堅定打擊房產投機失控的形象。然而，恆大危機表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雖然看似龐大，但內部結構卻極不穩固。房地產開發商有着極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抵禦風險的能力弱不禁風。恆大隻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據各項市場評估，至少有十幾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類似的情況而搖搖欲墜。12月6日，恆大和另一家房地產商佳兆業的海外債務首次正式違約。

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過去作為購房主力城市新興行業的中產階級紛紛面對大規模裁員潮，加上對房地產開發商前景的不樂觀與不信任，已令銷售成交宗數以及本地平均房價雙雙出現下跌。12月6日一份調查40多個城市的報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積屬10年來表現最差，成交量較前一個月下降4.3%，與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線城市的平均公寓價格從10月起開始下跌0.1%，廣州與深圳的房價也在9月也停止上漲，並開始出現頹勢。由於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於明年中國的GDP數字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警告說，房地產低迷或將持續，並拖累明年的GDP增長，並特別衝擊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國社科院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約5.3%，低於政府此前設定的「6%以上」的目標。

即便如此，房價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依然是難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市中心平均房價相當於當地一般民眾30年以上的平均總收入，而在北上廣深更以數以百年計。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稅政策已討論了超過二十年，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徵收「物業稅」（即日後的房地產稅）。2011年1月開始在重慶和上海實施房地產稅試點，而這兩個「試驗」工作至今已進行到第十年。習近平嘗試擴展試點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內部憂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房地產市場泡沫固然嚴重，但貿然刺破恐將觸發一系列房企倒閉，並將倒閉潮蔓延到銀行業。超過9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高達80%的中國家庭財富都與房地產有關，房價下降將會直接使房主消費意欲下降。這不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會穩定」環境，也打擊了國內消費。要知道，習近平在中美衝突背景下為發展經濟，提出了以國內消費為支柱的「雙循環」。其次，由於涉及大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官僚的個人腐敗），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產市況影響。中央政府多年強調所謂的「軟着陸」基本是一紙空文。九月份，由於中共要求房企減輕負債，各房企紛紛急於套現回流資金而降價拋售商品房促成房價下跌，部分三四線城市已經開始發布「限跌令」，聲稱要「打擊惡意降價」。可見，習近平所謂「房住不炒」的口號與地方政府存在着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正瘋狂地通過「防範金融風險」行動，力圖避免中國陷入債務災難。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習近平「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觸發房企的債務風險。根據wind數據，今年房企到期債務規模達到1.2萬億，月均超過1000億。可見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令成為壓垮大批房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不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層當中亦有大批官僚擔心市場動盪會危及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把持。

中國的住房危機只能通過公有化和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來解決。私人房地產開發商應與現有國有企業一起收歸公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過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出路而鬥爭，才能終結今天無計劃的資本主義混亂和投機。

湖北麻城：工人絕望情緒爆發 搗毀工廠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廠的工友，由於老闆欠薪1500元，開叉車撞斷廠內大部石材，搗毀了工廠，隨後被捕入獄。

此事在網絡上得到了曝光，這位工友得到了廣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幾則評論這樣說：「這樣的老闆沒有良心，工人們做得好。工人們也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了才做這個。」，「應該揍老闆的，有點心疼石材！」，也有網友將此事的根源直指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就這樣，工人賤如狗」。

可見，隨着積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張反被打壓，群眾愈發體會且認識到，司法系統受政權控製，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無法緩解工人階級的苦難。所謂「法律」與公義無關，而只是鎮壓工人的工具。當中共政權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動」、「尋釁滋事」的帽子時，愈來愈多的群眾也對此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斷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來國內工農出於義憤類似反抗不斷增多，譬如最近的歐金中案：這位被村霸和警察聯手欺凌的農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後逃亡。事情一發，歐成為許多人眼中反抗壓迫的英雄，認為被殺者罪有應得，亦有許多人表示主動表示要為其提供避難處、助其逃亡。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幾年前山東的「辱母殺人案」中。

面對種種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權往往加強鎮壓，特別針對其中的「組織分子」。在歐金中案中，除了對歐進行重金懸賞追捕，歐亦被描述為「拒捕且畏罪自殺」，中共官媒也虛偽地高談闊論「法治」和「反對暴力」。這些論調，被網民們對歐金中持續的紀念活動所淹沒，這種「何不肉糜」的回應亦引發了群眾的強烈反感。

面對愈來愈多走投無路的反抗，中共政權越來越多的露骨打壓，譬如攔截上訪、將工人維權抹黑為「惡意討薪」加以鎮壓等等。群眾不僅表達着對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種從直覺出發、但未完全清晰的階級立場，將問題的關鍵指向政權與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這種激進化趨勢還在中國不斷地蓬勃發展着。

同時，在群眾意識不斷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也呼籲應當有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歷程，正如一股強大的蒸汽正在積蓄着壓力，必須有一個管道（工人階級的鬥爭綱領和群眾組織）來引導這股力量來推進運動，要不然，這股蒸汽就會爆開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採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壞行動，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殺行為。雖然我們明白他們出於絕望情緒，但這做法並非鬥爭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無數次慘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訴我們，如果用一個一個的個人或分散的小團體的行動來反抗工廠主、權貴、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滅了，而殘暴國家機器卻愈發警惕愈發強大了，無助改變壓迫的製度。這種行動甚至會在鬥爭中製造混亂意識，令工人誤以為靠個人的英雄行為就能取代有組織的鬥爭和行動，降低了群眾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甚至在更兩極化的局面下有會發展成恐怖主義的危險。

運動的真正出路

我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真正出路，在於形成工人階級獨立的綱領與組織。雖然，在目前中共的鎮壓下工人階級難以組建穩固的工會，但我們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賣員、網約車平臺的罷工中利用網絡進行了初始的組織。工人階級對組建工會的意識已經大大提高，已使中共響起了警鐘。

堅持工人鬥爭的出路是組建戰鬥性工會、通過民主討論集體決策並團結行動、舉行罷工對抗資本家，以罷工癱瘓工廠運作、占領生產據點控製營運、甚至組織起來奪回本來屬於工人的工廠和企業。這過程使工人發揮其真正掌握經濟的社會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工人階級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賦予自己一個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政綱，使整個階級不但可以自己運作生產，更可以運作整個社會。

雙十一熱潮冷卻——當代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

眾所周知，每年的「雙十一」網購節，都會在中國掀起一陣規模巨大的消費浪潮。但是今年的「雙十一」卻突然降溫，截至11月12日零點，天貓雙十一總交易額為5,403億人民幣；京東累計下單金額超3,491億元。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雙十一交易額增速下滑。雙十一全網交易額為9651.2億元，同比增長12.22%，未突破萬億大關，雖然總交易額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達到歷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則是生活環境的種種問題抑製了年輕人的消費願望，迫使他們躺平。

沒錢消費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因為採取了嚴格的封鎖與控措施，大量店鋪倒閉工廠關門，中國的經濟也深受衝擊下滑，失業率明顯高於往年，工薪階層的工資不升反降，群眾生活水平愈發困難，收入僅僅能滿足基本需要，在「沒錢消費」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難想象能有多少人願意在「雙十一」大量購物了。同樣的，在各大平臺鼓勵貸款和疫情帶來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出現了信用卡違約與欠債問題，卡債從2019年的7.59萬億元增至2020年的17.6萬億元。這對於人們在雙十一中的消費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雙十一消費不景氣的背後，也能夠看到中共的身影。出於維護政權統治、試圖抑製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影響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對電商平臺與私人企業的監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業的力量、強製它們繳稅，但習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國家的更嚴厲。就比如說，從去年開始，中共當局以「國安」及「反壟斷」為由，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實施強力管控，大陸不少科技企業被當局約談或罰款。

阿裏巴巴集團被當局重罰182億元之後，騰訊、美團、小米、字節跳動等公司多次接到罰單。金融監管機構已責令阿裏巴巴的互聯網金融姐妹公司螞蟻金服重組其業務，並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對阿裏巴巴的罰單是中國反壟斷機構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事實上，雙十一活動以及相關的不良風氣（虛構原價、兩大平臺二選一、刷單炒作信用、虛假評價等亂象），本身也是資本主義追逐增加消費、最大化利潤而帶起來的，中共的打壓管控治標不治本，只是維護統治的權宜之計。只要利潤製度繼續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國內消費水平（雖然沒能力辦到），消費主義宣傳還是會繼續橫流。

躺平？

資本主義陷入了僵局，它壓抑我們的欲望，扭曲我們的意誌，只能為我們提供野蠻的糟粕。雙十一熱潮冷卻的背後，不是年輕人的所謂躺平，而是剝削社會裏無法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真相。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計劃的經濟，根據需求生產、控製企業運營模式，並且大幅提高工資，確保大家都能根據需要來生產、消費，這樣才能真的實現普遍的理性消費。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殭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恆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衝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鬆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槓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餘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着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凌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衝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藉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干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恆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恆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着高風險的產品，隨着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症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干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着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着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麼旗下的1000餘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係的僱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餘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淨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麼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係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繫，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採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着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着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係，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着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麼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麼不採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麼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干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着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採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着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着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髮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后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儘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捲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儘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麼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症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藉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着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儘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係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着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麼？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盃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着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着以恆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盪，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槓桿率，以致引發了恆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鍊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儘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僕。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鬆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着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鬆。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鬆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麼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麼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採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着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藉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藉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繫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麼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捲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着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姦、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姦。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凋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隻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隻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籤）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鑑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闢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繫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云：「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麼，那麼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儘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迴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係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盪。因此，在試圖模稜兩可迴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煳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鈎，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採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干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衝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衝突急劇升級，與中美衝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着，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衝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衝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繫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衝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盪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飢餓與「麵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着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儘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鬆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徵。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係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衝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麼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衝突也關繫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係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衝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繫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着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麼影響，那麼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着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盪。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採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迴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採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盪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衝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凌，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凌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凌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沉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凌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麼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凌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着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准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着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着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煳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徵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着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儘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繫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採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乾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鬆，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着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准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鬆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鈎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着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姦、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麼。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麼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鬆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髮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着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着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隻眼閉隻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儘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鬆，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衝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着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髒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姦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繫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闆們更不願意僱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熘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熘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麼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干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恆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鬆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採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藉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闆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扎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捨，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着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徵──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繫。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云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鎔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干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徵。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餘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鎔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干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徵。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採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麽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麽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麽？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麽？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麽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麽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麽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麽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麽？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麽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麽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麽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麽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杆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麽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麽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麽廣大基層工人怎麽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彷，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麽「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着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准，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裡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裡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捨。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彷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復甦——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着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牆、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採取模煳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繫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複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徵——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着稱的都市裡，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汙物資與飢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着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汙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牆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凌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着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衝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闢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採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係也遵循恃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乾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係。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凌。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製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採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係，“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闆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煳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闆們也學會了如何迴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乾二淨：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沉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闆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製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藉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剷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准、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藉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牆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着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繫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繫着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着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衝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着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着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着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復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衝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儘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着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沉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着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着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僱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牆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衝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繫。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淨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製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託辭，習近平政權顯着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着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徵（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干預特徵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儘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製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着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扎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着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儘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恆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着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沉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製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裡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儘管還不意味着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儘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誌着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着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盪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着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着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盪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

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徵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麼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麼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餘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馬克思主義者大戰龐巴維克主義者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龐巴維克主義經常成為右派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龐巴維克主義把商業利潤歸咎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根據龐巴維克主義右派得出了因為商業利潤是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所以商業利潤應該被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家支配的結論，右派根據龐巴維克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次要的社會角色，資本家只要給工人階級工作機會，工人階級就應該感謝資本家，然後不要再向資本家爭取利益，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不如資本家的個人勞動，甚至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增加之後，工人階級集體沒有資格要求增加薪水，龐巴維克主義為鄧右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龐巴維克主義是錯誤的，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就會發覺龐巴維克主義是資方為了打壓勞方編造出來的謬論。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內在運動規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反復地生產那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者使用一定的勞動工具（比如機器、工具、建築物）對一定的勞動對象（比如土地、自然資源、原材料）進行改造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不是由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在市場上買賣的方式在生產者之間發生交換，然後再被消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一部分勞動產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務勞動的產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換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與另外一種商品相交換。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交換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

       在任何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交換都不是採取直接的物物交換，而要以貨幣為媒介。起初，人們往往是採取在某一個社會中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某一種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後來，由於金、銀等貴金屬質地均勻、便於分割和攜帶、不易腐敗變質等特點，貨幣商品逐漸集中在金、銀等貴金屬上。以後，又出現了以國家法令強製發行的紙幣。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形成了以銀行存款等信用手段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咱們一般所說的商品價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錢；一斤玉米麵2元錢等。

       那麼，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相對價格）到底是由什麼因素來決定的呢？在經濟學說史上一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的主觀滿意程度（所謂「效用」）決定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 新古典經濟學 —— 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各大學中經濟系的學生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所教授的價格理論就是從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出發的。但是，從用科學方法來認識世界的角度來說，主觀效用價值論存在着一個顯然的問題。因為所謂「效用」來自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因而是無法觀察、無法測量，甚至在不同個人之間也無法比較、無法加總的，因而也就無法從科學上加以驗證。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應對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顯示偏好」理論。簡單說，如果我們觀察到一斤大米的價格是一斤玉米麵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個消費者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觀滿意度一定是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玉米麵得到的主觀滿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間的「邊際效用」之比是1.5倍）。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實際上還有更加致命的缺陷。關於這種更加致命的缺陷，我們會在以後進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這裏，直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生產一定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所直接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活勞動」）；間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為了生產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所包含的在過去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物化勞動」或「死勞動」）。凡是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觀點，就是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並不否認，在短期，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因為需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但是認為，在長期，各種商品之間的相互價格歸根結底是由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勞動價值論的產生，最初是來自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中世紀晚期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商品交換的長期經驗的總結。如果是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可以從理論上證明，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圍繞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所謂簡單商品生產，就是勞動者自己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

       比如，一個農民在同等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一個季節可以種10畝地，可以種水稻，也可以種玉米。假設農民種10畝地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一樣，每畝地所使用的種子、肥料、農具等所需要的間接勞動時間也完全一樣。如果種水稻，畝產800斤，每畝可以出500斤大米，10畝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種玉米，畝產1000斤，每畝可以出750斤玉米麵，10畝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麵。同樣是在一個季節花費在10畝地上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麵。就是說，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是每斤玉米麵的1.5倍。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5元一斤，玉米麵的價格是2元一斤，那麼農民種水稻就會比種玉米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水稻的種植面積，減少玉米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穫季節，大米價格就會下跌，玉米麵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2元一斤，玉米麵的價格也是2元一斤，那麼農民種玉米就會比種水稻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玉米的種植面積，減少水稻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穫季節，玉米麵價格就會下跌，大米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所以，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派都承認。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那麼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在長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勞動投入所決定的。

       馬克思比較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認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在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從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較、相互加總。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那麼，兩斤大米就可以換3斤玉米麵或者相當於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麵。但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恰恰在質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學性能，滿足人們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較和加總。比如，一斤大米與一磅咖啡的使用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是作為商品它們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換。

       馬克思認為，商品能夠相互交換，說明它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擁有的並且還可以用一定數量來表達的因素。這種共同的並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將人們的勞動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比如，種地、流水線裝配、開車床、快遞外賣、編程序等種種具體勞動）抽象掉以後所剩下的單純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這種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如果更加確切地說，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正常生產條件和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如上所述，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可以說，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

       生產一件商品的總的勞動時間包括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勞動時間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間接勞動時間。所以，一件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的直接勞動時間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已經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價值（或者說，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價值通過生產過程的消耗，從生產資料中「轉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產商品的全部價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購買生產資料所支付的資本，馬克思稱之為「不變資本」（C）。意思是，這部分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只是把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帶來價值增殖。

       資本家為了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資本，也就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可變資本」（V）。那麼，可變資本的大小或者說工資的多少，是怎樣決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那麼顯然，資本家所支付的不變資本就必然等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樣，倘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在勞動中新創造的價值，那麼資本家所付出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就必然等於商品的總價值，那樣，資本家就不會賺到任何利潤。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作為一種一般的、平均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上，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實際上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因為勞動是一種人的活動或者過程，是不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要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就必須進行生活消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都由工人用來購買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儲蓄」實際也要用於子女未來的必需消費或者工人本人未來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必需消費）。所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也圍繞勞動力的價值上下波動。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工人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着工人家庭勉強維持生存。此後，隨着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勞動力價值都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如果工人勞動所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那麼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要獲得利潤的一般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剩餘價值要大於零，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工人所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這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資本家會虧損，也不妨礙另外一些個別的資本家獲得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說，工人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工人自身的勞動力價值就意味着工人的勞動時間長度必須要大於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金融資本家，這樣，全部剩餘價值都歸生產資本家占有，後者的利潤也就等於剩餘價值（用S來表示）。那麼，資本家的利潤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

利潤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率反映了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價值和剩餘價值之間分割的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或者某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剝削程度。C/V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機械化水平或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程度。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發達，各個行業的工人之間相互競爭，那麼這種競爭會使得各個行業同工種、同等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趨於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時間一樣（從而新創造的價值也一樣），勞動力價值也一樣，那麼他們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剩餘價值也就一樣。所以，可以認為，在各個行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剩餘價值率有着相互趨同的趨勢。

       但是，一般來說，各個行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不盡一致，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來，如果商品都按價值來交換，各個行業的剩餘價值率趨同或大致相同，但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卻不一樣，那麼各個行業的利潤率必然不一樣。所以，如果商品按照價值來交換，就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行業利潤率低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行業利潤率高的情況。

       然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如果各個行業的利潤率不一致，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中的資本家就會減少投資，將資本努力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行業。這樣，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生產就會減少，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生產就會增加；這會進一步造成原來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原來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產品價格下跌，直至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利潤率平均化。

       在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各個行業的產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價格來交換，也就是說不再嚴格地按照價值來交換。在利潤率平均化以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價格圍繞波動的重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也就是在長期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大致平衡時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數學關繫到底是怎樣的？生產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不是違反或者顛復了勞動價值論？這些問題，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着名的「轉形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導致各個行業之間剩餘價值率趨同；但是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盡一致。這樣，如果各個行業的產品都按價值來出售，就會發生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每單位資本可以獲得的剩餘價值）有高有低的情況。這時，資本就會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這種流動會壓低原來利潤率高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抬高原來利潤率低的行業的產品價格，導致價格偏離價值。當利潤率完全平均化以後形成的新的長期均衡價格，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因為利潤率平均化而引起的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轉形問題」。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來說明轉形問題。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只生產兩種商品，一種商品用於工人的必需消費品，我們稱之為「工資品」，另外一種商品用於生產資料，我們稱之為「資本品」。假設一開始所有的商品都按價值出售，兩種商品各自投入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價值、利潤率如表一：

表一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商品按價值出售）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剩餘價值

100

100

200

總價值

400

30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

1

1

利潤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資本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2:1），工資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1:1）（可以設想資本品部門代表的是重工業部門，而工資品部門代表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部門）。兩個部門投入的活勞動都是200，剩餘價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單位活勞動中，100單位用於補償勞動力價值（資本家花費等量的可變資本），另外100單位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剩餘價值。

       嚴格來說，利潤率應當用剩餘價值除以資本家投入的全部預付資本。這裏，我們忽略資本周轉的問題，假設預付總資本等於資本家實際使用的總資本（相當於假設資本周轉率為1）。這樣，利潤率就可以用剩餘價值除以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計算結果，如果兩個部門的產品都按價值出售，那麼，資本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33.3%，而工資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50%。因為假設所有商品都按價值出售，所以每單位價值所對應的商品價格現在都是1。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當兩個部門的利潤率不一致時，資本必然要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直至利潤率平均化。所以問題就在於，怎樣計算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形成的生產價格，並解釋由此形成的生產價格與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係。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做了計算生產價格的嘗試。我們在這裏先介紹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然後再說明為什麼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是不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有的資本家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當商品按價值出售時，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40%。如果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都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由此可以算出，資本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300 * 40% = 120；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結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利潤

120

80

200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後，資本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420，比總價值多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1.05；工資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380，比總價值少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0.933。但是，總生產價格仍然等於總價值（都是700）。此外，總利潤仍然等於總剩餘價值（都是200）。「轉形」以後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仍然等於轉形前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是40%）。馬克思據此認為，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並不改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在整個經濟中，商品總量仍然按價值出售，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餘價值（也就是來自於工人的剩餘勞動）。唯一的變化，是一部分剩餘價值（在表二中，20單位的剩餘價值）從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工資品部門）再分配到了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資本品部門）。

       但是，如果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並不完全正確。在表二中，最終產品是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的。但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各自購買的商品卻仍然按價值計算。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按生產價格計算後，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了，從而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麼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變資本應該也要上漲。另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計算後，工資品的價格下降了，這樣如果工人的實際工資不變，資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勞動力價格，從而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變資本也會發生下降。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需要重新計算。由此計算得出的結果見表三：

表三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馬克思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16.7

81.7

198.4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兩個部門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最終產品的價格都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利潤則用最終產品的總價格減去總成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但是，這樣計算以後，就會發現，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又發生了不一致。資本仍然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資本品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工資品部門）。此外，社會平均利潤率也從原來的40%變成了39.6%。這樣，就必須重新計算新的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的新生產價格。如果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潤率（39.6%）來重新計算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應得的利潤，然後重新計算生產價格，由此而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稱之為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是第一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計算結果見表四：

表四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20.1

78.5

198.6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6%

39.6%

39.6%

       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資本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上升，工資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轉形以後所計算出來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但這是由計算中的四捨五入誤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論意義。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又發生了偏離。為了消除這種偏離，又需要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得結果見表五：

表五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二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3

78.6

197.9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兩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轉形。用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39.4%）計算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所得結果見表六：

表六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8

78.1

197.9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所得結果見表七：

表七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三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2

106

318

可變資本

92.1

92.1

184.2

利潤

119.8

78.2

198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慮由四捨五入引起的誤差，表七所得到的兩部門利潤率已經差不多完全一致，與表六所使用的利潤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各自使用的價格也已經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認為是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的長期均衡價格。

       如果將表七的結果與表一和表二的結果相比較，可以發現，在設定總價值仍然等於總生產價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是由四捨五入誤差造成的），總利潤不完全等於總剩餘價值（比總剩餘價值要少2），按生產價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也不完全等於按價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前者比後者略小0.6%）。不過，經過反復迭代計算後，在第三次轉形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與馬克思第一次轉形後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相差並不大。所以，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雖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可以認為是近似正確的結果。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譟一時，紛紛宣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實際上放棄了勞動價值論，承認商品價格不再由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由此引起的關於轉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學無術的右派分子宣傳什麼轉形問題推翻了勞動價值論、資產階級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讓馬克思「傻眼了」一類的低級謠言。

       對數學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從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經意識到了，上面通過反復迭代來求解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解決。

       如果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轉形問題，將得到怎樣的答案？最後「傻眼」的到底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探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形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在關於轉形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常常假設有N個部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並用線性代數方法來求解。這裏，為了通俗起見，我們還是假設一個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但是所講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仍然假設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只生產兩種商品：資本品和工資品。兩種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生產的總價值、剩餘價值都與表一中所介紹的數據一樣。

這樣，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各自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總價格、平均利潤率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下面兩個等式來表示：

資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

工資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

   其中，P1 是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P2 是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r 是轉形完成以後的平均利潤率。這兩個等式的意思是，在資本品、工資品部門中，各自的總成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乘以（1 + 利潤率）以後等於各自的總價格。

   這裏，有三個未知數（資本品價格、工資品價格、平均利潤率），但是只有兩個等式。粗通代數的讀者知道，這樣無法將三個未知數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兩個未知數。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根據上面兩個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潤率以及兩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P1/P2），而無法求出兩個商品各自的絕對價格。

   這實際上與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無論是簡單的勞動價值論（即認為商品按價值來交換）還是經過轉形以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實際上都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相互之間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應當與由價值或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某種長期均衡價格成比例。因此，嚴格來說，勞動價值論只能用來解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能用來解釋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用以前用過的例子來說，勞動價值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而不是一元錢可以買多少大米或玉米麵。後者（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而是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即絕對價格水平）是由總的商品供應量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係、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的，這裏暫且不討論。

   但是，為了與馬克思所計算的轉形問題的解相比較，還是可以另外做一個假設，再增加一個等式。這樣就可以分別計算兩種商品的絕對價格。這裏要說明一下，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計算做比較的目的。無論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樣的假設，都不影響兩種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可以完全由前兩個等式計算出來。

   在第三個等式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總價格在絕對量上等於它們的總價值：

（假設）總價格等於總價值：400P1 + 300P2 = 700

   現在共有三個等式、三個未知數，經過求解，可以算出，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1.06，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0.92，平均利潤率是39.4%。如果與表七的數據相比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四捨五入等誤差，這些結果實際上與用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轉形以後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怎樣來理解轉形問題呢？我們知道，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滿足人類某種需要或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商品的某種物質特性，反映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交往的結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

        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商品生產者也是勞動者，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在付出等量勞動的前提下獲得儘可能多的貨幣收入。這樣，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在均衡狀態下（供求一致時），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相對價格）與各個商品各自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成比例，也就是與商品的價值成比例。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者也是資本家。資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勞動後獲得儘可能多的貨幣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資本後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長期均衡價格（即生產價格）。如上面的聯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相對價格，不僅要了解各個商品的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和間接勞動時間，還必須要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所創造的新價值怎樣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或者說，必須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怎樣再分割為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時間）。可以證明，無論是在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還是在N部門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間接勞動時間以及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以及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唯一解。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轉形問題」無非是說，隨着簡單商品生產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代替，從而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變化，那麼反映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關係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也必然發生變化。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只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就可以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因為勞動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要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就不僅需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還需要知道工人新生產的價值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在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之間分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對）價格，不僅要反映資本家之間的關係，還要反映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

        在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初步求解中，馬克思發現，在第一步轉形以後，商品總生產價格等於總價值，同時資本家的總利潤等於總剩餘價值。馬克思據此得出結論，在轉形以後，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餘價值。但是，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並非完全正確。在經過多次轉形以後，或者用聯立方程式對生產價格求解以後，所得出的資本家的總利潤在數量上並不完全等於總剩餘價值。這一結果，是否會引起對於資本家的總利潤來自於總剩餘價值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質疑呢？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線性代數方法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研究，結果得出了「當且僅當剩餘價值率為正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才得為正」這一基本結論，在有的文獻中也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換言之，只有當工人的勞動時間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存在着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時），整個社會的資本家階級才能獲得正利潤。這就從數學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如果假設資本品和工資品各自投入的可變資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時工人在兩個部門中各自生產的價值不變，那就相當於剩餘價值率從100%變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產價格和社會平均利潤率。那麼，就會發現，如此得出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大大變小，同時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會大大變小。

        如果再進一步假設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繼續提高，直至兩個部門的可變資本都變為200，從而剩餘價值率為零，那麼，社會平均利潤率也會為零。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就變成了簡單商品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就會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關於轉形問題的辯論一直在純理論範圍進行。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着現代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統計的發展，特別是有了連續多年的多部門投入產出表以後，人們才可以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來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對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價格的解釋能力。結果，讓人們吃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來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很多國家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價值）可以解釋大約80-90%現實中所觀察到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化。最近，有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間中國各部門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馬克思的價值也可以解釋80%以上所觀察到的中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有科學研究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一種科學理論，如果能解釋80%以上它所關註的自然或社會現象，那麼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理論已經牢牢地把握了這些現象背後的客觀規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品價格仍然有着很強的解釋能力，無論對於分析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指導階級鬥爭，都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恆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着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恆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着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着，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着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着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着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麼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着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麼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狸的區別就只在於海狸是披着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狸。」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着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繫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係決定着其他一切社會關係。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着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麼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麼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託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着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着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着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係」，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但這一關係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係，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係。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着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着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麼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餘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僱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僱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係———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僱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着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僱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着「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