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的本质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9月23日10:01:1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作者 余杰 写于 二零一二年 胡锦涛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归零 赵紫阳生前曾指出，胡锦涛是“党培养的听话干部的标本”；苏晓康称之为“唐氏综合症治国”，孔捷生称之为“泥胎木偶”。我在这本书中分析了胡锦涛的家世、个性、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将其归纳为清华大学党化教育的“残次品”。清华不是没 有培养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只是这些人才都被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机制淘汰掉了，反倒是胡锦涛这样平庸无能、见风使舵的家伙最终上位。胡锦涛的小市民唯唯诺诺、精打细算的习性和政工10干部的僵化与阴毒的专长，是其仕途成功的保障。 中共建政以来，无论如何愚蠢的统治者，也要命令御用文人炮制出一套冠名的“理论”，以便名垂青史──殊不知，结果是遗臭万年。胡锦涛以“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新三民主义”等构筑成“胡锦涛理论”的金字塔，看似辉煌宏伟，但在民众日益觉醒的今天，这些天花乱坠的谎言无法欺骗民众。人人都知道，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暴力维稳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个不让人开口说话的社会，如何达致“和谐”？在这片土地上，惟有胡锦涛等螃蟹王八可以“横行霸道”。 就连一些体制内学者也忍无可忍，为胡锦涛写下黯淡无光的悼词。比如，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公开发表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批评胡锦涛让中共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此种危机甚至超过“文革”和“六四”。他列出了十大问题，：第一、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突破，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仍未推进，贫富差距无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没有壮大。第三、户籍改革滞后，城乡矛盾、土地财政、失地农民等问题丛生，农民权益在城市化中被严重剥夺。第四、仍坚持僵化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快速老化，因计划生育导致民众权益被践踏常有发生。第五、教育和科研行政化、功利化和科层化趋势未见好转。第六、环境汙染仍在加剧，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日渐增多和激化。第七、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网路。 第八、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未能建立有信服力的主流价值观。第九、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第十、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未能如期望还权于民。邓聿文的总结招招见血，与我在《河蟹大帝胡锦涛》中的分析不谋而合。 胡锦涛才是第二次文革的主帅11 胡锦涛是一个缺乏愿景的领导人，他惟一的愿望就是熬到十八大顺利交班，并且交班之后自己家族的贪腐问题免于受到追究。那么，在胡锦涛交班前夕，不妨一一数算其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胡锦涛时代的中国，政治上拒绝民主化，经济上“国进民退”，意识形态上急剧左转。官僚阶层腐败臻于顶峰，“裸官”和“逃官”层出不穷。对知识分子胡萝卜与大棒并用：听话的人，比如那些乖乖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作家，可以分得一点残羹冷炙；不听话者，如刘晓波，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胡锦涛力图将香港内地化，以经济诱饵套牢台湾，以血腥手段治理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他虽然没有毛泽东“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雄才大略”，但其直接来自毛泽东时代的熏陶的暴戾之气怎么也遮掩不住，。在对外政策方面，胡锦涛悍然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以“大国崛起”沾沾自喜、耀武扬威，自不量力地挑战普世价值和民主大潮，虽然通过习近平之口承诺不再输出“革命”，却暗渡陈仓地输出“中国模式”，并全力支持利比亚、叙利亚、北韩等邪恶国家，俨然以国际黑帮的“老大哥”自居。 薄熙来垮台，海内外有人欢呼雀跃，认为这是“第二次文革” 的结束。实际上，遍及中国的“第二次文革”，不是薄熙来这个地方诸侯能搞起来的。薄熙来只是马前先锋，胡锦涛才是毛派主帅。 薄熙来不是因为搞左的那一套而垮台，而是因为野心勃勃、挑战胡温才被拉下马。所以，薄熙来完蛋了，毛左仍然如火如荼。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日前，湖南湘潭市政府公布消息，韶山毛泽东纪念工程启动，以十六个大项目、总投资一百五十五亿，作为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献礼”。早在二零零三年，胡锦涛刚刚上台就高调纪念毛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使得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被冷落许久的毛左势力抬头，连毛远新之流双手沾满鲜血的刑满释放分子也披挂上阵。十年之后，胡更是批下巨资煽动对毛的个人崇拜和封建迷信，毛的“文革”结束了，胡的“文革” 还在继续。12《河蟹大帝》这本书，既是写给胡锦涛的墓志铭，也是写给中共十八大的开幕词。十八大临近，中国好像一艘抛锚的巨轮，一切都要等十八大召开才能启动。十八大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让人人谈虎色变的东西。当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十八大之后中共会如何、如何的时候，胡锦涛投下的蒙汗药就起作用了：你们等着吧，要多一点耐心。但是，政治改革就像舞台上的戈多一样，怎么也等不来。 即便在十八大之后，胡锦涛确立的“中国模式”也不可能改弦易辙，因为数百个腐败家族的利益已经“板结化”了。 蝼蚁可以撼动大树 随着萨达姆、金正日、卡扎菲一个接一个“驾崩”，胡锦涛在当代独裁者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在他下台前夕，终于熬成全球“第一独裁者”。以统治人口之多、疆域之广、财富之丰、军警宪特之强大、人权纪录之恶劣而论，即便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亦甘拜下风。中国的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名是达赖喇嘛，被屠杀无数藏人的胡锦涛阻隔于中国之外，有家不能归；一名是刘晓波，被胡锦涛关押在监狱中，连带妻子刘霞也被软禁长达两年有余。全世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胡锦涛作恶，似乎束手无策。 然而，我相信，蝼蚁可以撼动大树。恶人肆无忌惮地作恶，不是因为恶人本身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好人的沉默不语、袖手旁观。 如果所有良心尚存的人们都站出来斥责胡锦涛这个外强中干的独裁者，其表面上固若金汤的统治，顿时会像纸房子一样倒塌。这就是我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薄熙来等一切独裁者和准独裁者的动力所在。必须直接地点出他们的名字，必需明确地指出他们的罪恶，不能含混暧昧，不能顾左右而言他，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光就是要照耀在黑暗之中，光就是黑暗的丧钟。 二零一二年一月，我出走美国之后，中共当局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干扰我的写作，甚至发来匿名电邮暗示，美国亦非安全之地，触13怒胡锦涛有可能招致“江南案”的结果。在我出国前，“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曾将胡适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赠予我，此八字也是我的信念所系。我不畏中共当局之威逼利诱，继《刘晓波传》之后，又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锦涛》。 这种甘愿付出生命代价的写作，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带着血的蒸汽”的文字。我期盼，《河蟹大帝胡锦涛》与《中国影帝温家宝》 互为姊妹篇，成为胡温“二人转”之“写真集”，更成为这个时代之“照妖镜”。14 1.1胡锦涛是清华“狼奶”养大的“残次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 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 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 袁伟时 从性格上来看，胡锦涛刻板木讷，缺乏江泽民善于插科打诨的一面。 江泽民是个自恋的“上海小开”，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表演欲望。作为党国领导人，如果有强烈的表演欲望，一定就是个“有料”的人，那么新闻媒体有福了。搔首弄姿的江泽民，被许多人当作小丑，但小丑自有其幽默风趣之处，至少可以跟美国着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兵来将挡地来几句。还破口大骂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反倒让张宝华连升三级。总体而言，江泽民执政时期，无论他有多么无能，至少给全世界带来不少笑料。 相比之下，胡锦涛执政十年，基本上没有给国人留下什么有趣的照片和笑话，他就像一个由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没有情感和个性的机器人。无论何时讲话，永远都像死记硬背早已写好的稿件，人们不知道他有什么爱憎的取向。胡锦涛更喜欢躲藏在防弹玻璃后面，而不愿出现在镜头面前，所以华莱士的采访要求引不起他的兴趣。 胡锦涛就像一尊冰冷的石膏像，永远以相同的姿势和表情站在角落或阴影里。 而从教育背景来看，胡锦涛是党化教育的牺牲品，江泽民则有幸赶上民国教育的余晖。 有人考证说，江泽民上的其实是汪伪政府控制下的交通大学，但抗战时已有名言曰：“大学有伪大学，但学生无伪学生。”无论如何，正是那几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大学教育的底子，使得江泽民15在一九八九年与学生对话的时候，可以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 他是否真的认同其中的理念是一回事，但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从心底里来说，江泽民毕竟还有“崇洋媚外”的心态。 而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胡锦涛，虽然靠勤奋刻苦考上了清华大学，但那时的清华大学的精神命脉已经被毛泽东拦腰斩断。毛泽东放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原本为综合性大学的清华大学，被改造成专门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是一所意识形态上最左的大学。中共建政以来，北大与中共当局之关系，始终磕磕碰碰，毛对知识分子的怨气，常常发泄在北大身上；而此后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者和顺服者，故而中共高层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说。在此背景下，胡锦涛在清华的那几年究竟能学到什么呢？ 三个细节显示胡锦涛的低智商和低情商 在胡锦涛外访的经历中，有几个饶有趣味的小插曲，被西方记者捕捉到并大肆报道。胡锦涛深藏不露，偶露峥嵘，便让人浮想联翩。 其一，二零零三年，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在记者会上，一名俄国记者问胡锦涛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一般人猜想，即便胡刻意回避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至少也会说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或者像温家宝那样背诵几句普希金的诗歌。 没有想到，胡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答案在俄国传为笑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根本不是文学名着，而是斯大林时代共产党蒙骗青少年的一本宣传小册子，就像中国“文革”期间的《欧阳海之歌》一样。 俄中友谊协会主席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本来是要吹捧胡锦涛，一不小心说出了部分的真相：“胡锦涛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历史16非常了解，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和古典音乐，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知道，而现在连俄罗斯人可能都不了解这本书。”确实，这本书在俄国早已无人问津，若非胡锦涛提及，在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俄国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因为这种共产党的宣传读本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随着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全部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胡锦涛本人却不认为这个答案很丢人，对在人文素养严重欠缺的他来说，读这本“文学书”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俄国媒体上的那些冷嘲热讽，估计中国的驻外使领馆的情报人员也不敢搜集、翻译和汇报到胡锦涛的办公桌上。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六日，当俄国总统普京访华时，胡锦涛再次提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胡锦涛是“老实人”。由此可见，他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与世界文明成果之间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其二，二零零八年五月，胡锦涛访问日本，参观横滨的一所小学。有一名八岁的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问他：“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胡是独裁者邓小平在“六四” 屠杀之后选中的“隔代接班人”，用胡的家人的话来说，“他想不当国家领导人都不行”。胡锦涛的人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哪有“个人意志”可言。这个孩子的问题，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让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意味深长的笑声。 胡虽然愚钝，说谎还是有一套，他急中生智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所以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这个说法，有点像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导演的“黄袍加身”的一幕──我又不想当皇帝，是众人拥戴我的，我就只好顺应“民意”勉强为之。17那么，在十三亿“全国人民”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投票选举过中国的国家主席呢？胡锦涛说得出自己的得票率是多少吗？中国的普通民众，不仅不能选举国家主席，也不能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要想自己出来参选，更是天方夜谭。那些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暴力阻止，还有谁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情况下，胡锦涛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他的得票率，一定比昔日得票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还高，高得中国官方已经不好意思公布出来了。 其三，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锦涛出访葡萄牙，葡萄牙以传统的仪仗队隆重欢迎。其中有骑兵队的精彩表演。虽然平日训练有素，但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匹棕色骏马突然受惊，马背上的骑兵咚地一声被抛在石头地面上。周围的人们发出一阵惊呼。检阅仪式结束时，胡锦涛快步走下检阅台，但并没有按原定路线前去乘车，而是径直走向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受伤骑兵。“你不要紧吧？” 胡锦涛十分关切地询问，并两次紧紧地拥抱这名骑兵。受伤骑兵十分感动，激动地拉着胡的手臂说道：“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没 事，过两分钟就好啦！” 对于这个细节，有些西方的媒体大肆报道并颇多赞扬，这些报道更是被编译出来，在国内媒体上大肆宣扬。胡主席的光辉照耀在蛮夷之邦，中国人理应感到自豪！不过，与江泽民、温家宝这类“本色化”的影星相比，胡的这一表演略显生涩和刻意。尽管如此，这幕戏剧化的场景也显示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锻炼演技，胡锦涛逐步适应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所要求的在礼仪场合举止得体。 然而，就在胡锦涛贴心关系坠马的葡萄牙士兵的同时，中国国内民众以自焚抗议暴力拆迁的事件及爆发特大矿难的消息不断在媒体上曝光，无数生命的消逝让普通民众无比震惊。胡却连一句慰问的话也没有。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胡锦涛的心中简直比杂草还18要卑贱。胡的安慰和同情，有精心选择的对象，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与慈禧太后是一脉相承。 三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凸显出胡锦涛是个智商和情商都在平均线之下的人。庸才治国，是共产党“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拔机制的必然结果。 赵紫阳评胡锦涛：他是党的“驯服工具” 就人文精神和民主素质而言，胡锦涛是喝清华的“狼奶”长大的“残次品”，是共产党奴化教育的一个标本。 胡锦涛的思维方式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对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原教旨思想抱残守缺。在胡锦涛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海外媒体和国内大部分知识份子及民众对“胡温新政”抱有无限期望的时候，久经宦海的赵紫阳却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温新政”根本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从胡锦涛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赞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同时，他也没 有这个魄力，也没有力量来改变。否则，这个体制、这个利益集团会把他搞下去。这些利益集团已形成的体制，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的，是绝对不允许触动的，权力是独揽的，否则就要失去政权。”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胡锦涛中了“毛毒”，且“毛毒”深入骨髓。 探究胡锦涛的教育背景，就有必要梳理清华大学在中共建政之后被整肃、肢解乃至打碎嵴梁的过程。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建的大学。由于资金充裕，且效彷美国的大学制度，只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清华就与北大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华大学早期的主要建筑，连砖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主事者希望将清华办成“中国的哈佛”或“中国的19耶鲁”。一九二八年，罗家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清华大学成为国立综合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抗战硝烟弥漫，清华大学在若干领域中的学术成就，已经非常接近欧美一流大学的水准。 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向苏联“一边倒”，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关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将所有大学都归于党的控制之下，并迅速展开清除西方思想和体制的运动。清华遂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经过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遭到取消或并入其他大学，清华沦为一所纯粹的工科大学。对清华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谢泳指出，当时院系调整的主要动机，是向苏联学习，学制上向苏联靠近。 改造清华的命令，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不“破旧”，焉能“立新”？他考虑到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必须先分而治之，再彻底打垮。经过“院系调整”和诸多政治运动，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 实施毛泽东的这一计划的，是蒋南翔等人。中共建政后任命的清华领导人，是以蒋南翔、彭佩云等为代表的“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学生”，而非具有独立地位和学术成就的教育家。 蒋南翔对清华的人文传统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他把清华打造成培养“又红有专”的工程师的“第二党校”。此后的几代清华学生，都喝着“忠党爱国”的“狼奶”长大，成为专制制度的绞肉机上的一根根“螺丝钉”。 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友人的一次的谈话中，软禁中的赵紫阳又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20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胡锦涛是蒋南翔时代的清华培养出来的、比蒋南翔更加意识形态化的、“不专而红”的“政工学生”。他能成为清华的政工干部，说明他在意识形态上是极左派。 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胡锦涛就已经“老”掉了。他从来没有过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如果到图书馆找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翻开第六版，就可以看到有一篇题为《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导。文中大段引用清华大学学生胡锦涛的发言。这也许是胡锦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对他而言，当时必定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的激动程度，甚至超过了多年后作为中共党魁的简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时刻。 时年二十二岁的胡锦涛，在短短三、五百字的这段发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句：“我们要把黑暗的剥削制度从地球上铲除干净”的豪言壮语，与多年后他的接班人习近平的那句“我们不再输出革命”辩白相映成趣。 二十二岁的胡锦涛，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番话吗？他的内心未必相信，不过是否相信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深知，只有如此表述，才能给自己带来功名利禄。果然，胡锦涛这个成绩一般、专业平平、“只红不专”的政治辅导员，比他的那些“又红又专”的同学爬得更高，离开清华之后三十多年，一步步地爬上了了中共党魁的最高位置。他除了说官话、套话、假话之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话；他察言观色，知道如何讨好上级和前辈；他也心狠手辣，精通权谋之术，该杀人时绝无“妇人之仁”。所以，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们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是值得信任的。从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绩”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看错他。 一九六四年那次《人民日报》的采访，奠定了胡锦涛一生仕途的起点。如今，高处不胜寒之际，胡锦涛还记得《人民日报》上那21段洋洋洒洒的谈话吗？ 有毒的罂粟花正在疯狂地生长 清华的师生以胡锦涛为骄傲，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多名清华毕业生为骄傲。民间有所谓“北大毕业生在牢房里，清华毕业生在政治局”的谚语，意思是说，北大毕业生的“自由化” 倾向严重，特立独行，坚持真理，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喜欢批评当权者，结果很多都被关进监狱里去了；而清华毕业生以“狼奶”为营养，以权势为目标，善于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与党的要求和主流社会的规则保持高度一致，故而可以飞黄腾达，呼风唤雨，最终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日前，清华的百年校庆，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好不威风。 清华人大都以此为荣耀，根本没有想到，大学应当独立于权力之外。 对于被官本位所主导的清华校风，惟有一名清华特招生、少年作家蒋方舟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给母校的一封信》中有一翻深切的反省： 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彷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22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煳涂与揣着明白装煳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有“民主无量，独裁有胆”的胡锦涛为榜样，清华的学生想不“进步”都不行。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党员的比例，在全国的重点大学中名列第一。清华的学生党支部也健全而严密，不以党员为耻，而以党员为荣。像清华、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在“六四”之后也成为官方监控的重要地点，学生党员大都负有搜集信息和动态的任务，不仅将某些教授的“反动言论”汇报上去，即便是室友在宿舍中夜谈的内容，也可能被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记载下来秘密上报。 在此种肃杀的气氛之下，清华再也找不到一位“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教授，惟一的一名坚持独立思想的教授秦晖，却遭到长时期停课的处分。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全景式监狱”的理论来衡量，清华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监狱。 胡锦涛的成功，是一个坏榜样，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若干中国一流大学，正在把无数鲜活的青年纳入到“胡锦涛”这个无比粗陋的模具之中。“胡锦涛” 不再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生命个体，而成了可以无限复制的奴才的样板，也成了大学孜孜以求的培养人才的目标。用共产党的标准来看，循规蹈矩的胡锦涛在其仕途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若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来，该是大学何等的荣誉！同时，千万不要出一个刘晓波！ 从来不犯错误，其实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始终选择与强者站在一起。北大钱理群教授尖锐指出：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23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汙吏危害更大。 赵紫阳在晚年的谈话中还透露了一个胡锦涛如何在党内窜升的细节：“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后来也扬扬自得地宣传邓小平是如何“慧眼识英才”的。这固然不是胡锦涛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过，赵紫阳却说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当时，以胡的地位，根本不足以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给邓小平的。邓力群在延安时代就是臭名昭着的流氓文人，在毛时代更是继续助纣为虐，在其掌权的文宣系统干了不少让人家破人亡的坏事。八十年代，邓力群幻想进入政治局，甚至当总书记，却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落马。由此，邓力群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破坏者和干扰者，在邓小平面前不断制造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种种谗言。如果不是在“左” 的方面与之臭味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胡锦涛，宛如一棵“狼奶”喂大的罂粟花，苦心经营，隐忍多年，终于攀爬到权力的顶峰。于是，一人成功，万人彷效。如今，中国的各级教育系统，正在大力培养大批此种看似美丽的“罂粟花”，他们疯狂地生长着， 夺取所有的水分、养料和空气，让其他向往自由生长的植物慢慢枯萎而死。 一个胡锦涛即将退出政治舞台，千万个胡锦涛正在迎风招展。241.2胡锦涛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国版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 说空话的传统。发表演讲，往往讲得很好也 很正确，但讲的话多半空洞无物。替他起草 讲话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张的特殊本领。 布尔拉茨基《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儿童节前夕，胡锦涛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考察，除了节日问候和表达对少儿工作者的敬意外，还与儿童们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 六月一日围绕胡锦涛考察东城区少年宫之事发表了题为《在祖国阳光哺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文章，随后在其官网“人民网”（胡锦涛曾透露，这是他“必看”的网站）的头条位置予以全文刊载。 凤凰网转引新华网的消息后，不仅将标题定为“胡锦涛考察少年宫与儿童玩击鼓传花”，还置于大头条位置。“击鼓传花”几个大字尤其显眼，还在正文中特意用黑体字将有关击鼓传花游戏的段落标注出来。凤凰网的这一标题设置，引来其他媒体疯狂转载，包括新浪网、腾讯网、网易、搜狐等。 胡锦涛跟孩子一起玩游戏，本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起居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却因为“击鼓传花”这个成语备受瞩目。“击鼓传花”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游戏，而且成为一个颇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词。此前，被外界传为习近平重用的智囊、且与刘源等军方太子党高官关系密切的张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不点名地批评胡锦涛素餐尸位。虽然张木生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路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但他以“击鼓传花”这个成语讽喻胡温政权的不作为、误把“停25滞”作“稳定”，倒是十分贴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让苏联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样，胡锦涛统治中国十年，让中国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契机。所以，胡锦涛不仅是中共的亡党党魁，更是中国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当国必定误国 苏联崩溃的首要责任，并不在最后一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不能单单责怪末代之君崇祯皇帝。当戈尔巴乔夫毅然决定改革时，已为时晚矣。苏联这艘大船早已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纵有万丈雄心，亦无力回天。苏联崩溃的最大的责任，当归咎于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的病根当追溯到万历朝──历史学家黄仁宇将目光定格在“万历十五年”，千头万绪，在此纠结。 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最后死在其宝座上。其对内政策为：重用党工、军工企业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团，任由腐败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残酷打压民主人士，压制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掀起个人崇拜狂潮；其对外政策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换取外汇，自以为财大气粗，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大肆“输出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勃列日涅夫之内政外交均逆流而动，使得苏联病入膏肓，沦为摇摇欲坠、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 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询意见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有这样的评价：“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从契诃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讽过“套中人”、“苏维埃职员”式的市侩，这些小说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26 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他阅读的惟一一本杂志是《马戏》。严肃电影很少有看完的时候，剧院则从来没有去过。勃列日涅夫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会很困难。他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 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首先取决于他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所以，他一开始被看作“过渡人物”，却不动声色地逐一战胜诸多表面上比他更强的对手，并将最高权力紧紧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苏联复杂的内政与外交难题有自知之明。根据其助理亚历山德罗夫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他说：“我担任过的所有职务中，最好的还是党的州委书记的职务。而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是通过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么，这样一个平庸者，是如何成为苏联的最高统治者的呢？阿尔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现象”之概念，他认为，“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居然被历史进程，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去”，这表明苏联的人才选拔机制失效和出轨了。 在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社会思维的局限性和他们历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原27则上的政治盲目性，把党带上了自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言，胡锦涛简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异国他乡的“转世灵童”。在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与胡锦涛这样一对如此近似的“孪生兄弟”。胡锦涛出身于一个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经营的“胡源泰”是江苏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静之一代，战乱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强维持。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变相剥夺工商业主的私有财产，“胡源泰”被并入泰州供销合作社，胡静之由老板变成职工，每月领取十元薪水。虽然不属于中共镇压的“敌对阶级”，但作为灰头土脸的“前小业主”，胡静之在其五十九岁短暂的人生中，战战兢兢，谨言慎行，方得以避祸幸存。自幼在此种家庭成长，胡锦涛身上深深烙下了精于算计、察言观色的“小市民”气质。 青年时代，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进入仕途以后，又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工干部。用赵紫阳的话来说，胡锦涛是“我们这个党培养出来的听话的干部”。虽然胡锦涛也曾独当一面，担任过贵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从未做出显着的政绩来。在中共的人才筛选机制中，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锦涛前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在贵州振兴经济的成就让胡锦涛望尘莫及。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之后，却遭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运，未能尽其材，郁郁而终。胡锦涛却青云直上，终于熬到了党魁的位置上。胡锦涛的成功，从反面证明，平庸是在官场步步攀升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胡锦涛始终站在“政治正确”一边。“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继续保留毛的旗帜，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改革不可触动之“楚河汉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宁左勿右”。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试图挣脱这一“紧箍咒”，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胡锦涛对前车之鉴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这个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朝圣，以强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换言之，他深知，仅仅拥有邓小平钦点为江泽民之后的储君身份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毛爷爷”的祝福。从胡锦涛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庙的举动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来的“活标本”。 职是之故，用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来考量，胡锦涛的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八九屠杀之后，中共内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英才脱颖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锦涛这样百无一用的“维持会会长”。胡锦涛掌权之后，“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头禅。与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用“稳定”来掩饰“停滞” 的真相，若无其事地重复着击鼓传花的动作，殊不知，“花”早已变成了“定时炸弹”。 “新阶级”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权期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点。这个巨大的国家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自然资源（石油、黄金）被用于购买农产品，创造出一种能够克服逐步显现的经济危机的错觉。”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长，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美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苏联有二十多种工业产品雄踞世界之首。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29航天技术、核武器数量等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因而，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时期的“缓和战略”转换成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性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勃列日涅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加大对小兄弟们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杀其政治改革。对其他亚非拉国家，则以“推进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煽风点火，四处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苏联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世界史的每个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 然而，从巅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转瞬之间。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科技创新、管理进步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而是获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数千亿“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让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尔巴托夫指出：“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宝贵时间。”研究苏联的中国学者马龙闪形容说，这笔钱就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随着苏联经济、政治等领域结构性问题的日渐爆发，这个体制遂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惯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浑然不知末日将至。曾担任铁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写出《新阶级》一书，指出共产党掌权之后，形成“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国家实行“特权官僚专制制度”，“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在当时的苏联，党务、军工、克格勃等部门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汙腐化。30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家人和亲信个个都过着连沙皇都自叹不如的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当时，苏联民众中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后，担忧地说道：“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如果说当年苏联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资源的基础上，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建立在对数亿奴隶劳工的残酷剥削和对能源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大破坏的基础上。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尤甚。当年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都存在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苏联的解决方法是征收高额的石油出口税，中国则是对内的土地财政。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也难以从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胡锦涛却对此毫无警惕，其志得意满的心态，跟当年的勃列日涅夫极为相似。中共中央对胡温执政十年的定调是“黄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当局召开“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为主题的宣传工作视频会议，随后中国主要媒体包括军队新闻单位展开了高调造势行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推出以“转型十年，中国理念”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其他媒体纷纷跟进。 如果只看报纸电视上“形势大好”的报道，真还以为中国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锦涛还未交班，就匆匆忙忙为自己树碑立传，只差没有像魏忠贤那样四处兴建“生祠”。 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在一个势利的世界上，有钱就有话语权，胡锦涛多次应邀出席八国峰会、二十国峰会等国际会议，“谈笑皆权贵，往来无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巅峰。当年苏联的经济总量一度仅次于美国，今天中国也占据了世界老二的位置。当年苏联是惟一有实力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今天中国也俨然具备“与美共治”的本钱。与昔日蠢蠢欲动的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改变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彰显中国31的影响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胡锦涛主持开幕式，宣布在未来三年给予非洲两百亿美元贷款。相形之下，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财政上捉衿见肘，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援助亚非拉穷国。 然而，表面上风风光光的背后，是危机重重、民心尽失的现状。 在官方报道中，以“光荣绽放的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等美不胜收的词语描述胡锦涛执政的十年。这是中共统治者自说自话，还是民众的共识与心声？有网友在微博上展开投票调查：“你认可《人民日报》的‘黄金十年’的说法吗？”结果，超过八成的网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认可这一说法。人们选择其他那些选项──“权贵的黄金十年”、“国企的黄金十年”、“军警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政府横征暴敛，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却不能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服务。中国民众的“痛苦指数”超过中国援助的许多非洲国家。 胡锦涛时代，腐败空前蔓延，像癌细胞一样遍布体制的每一个角落。今日中国的“新阶级”之穷奢极欲，让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赵紫阳定义的“权贵资本主义”阶层，正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中国改革（二零一一）年会”上指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如今，上百万官员是“裸官”，胡锦涛至少“半裸” ──据传，他的儿子及女儿都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连胡锦涛的子女对中国的未来都没有信心，都要将外国护照或绿卡当作护身符，“黄金十年”岂非自欺欺人？32 对此，学者杨继绳直言，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权力参与市场竞争，造成中国市场规律没有正常发挥作用。 垄断性的行政体制，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不公。 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形成了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用权利来制衡权力。现在是威权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走出困境。”杨继绳与胡锦涛同龄，当年与胡锦涛一样是中组部遴选的年轻干部。结果，胡锦涛中选，杨继绳落选。这是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又一明证。 政治警察横行霸道，异议运动前赴后继 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全面回潮，克格勃编制飞速膨胀。 学者陆南泉在《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权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的个人专权和特权。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时代仅次于斯大林时代。 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会像水银泄地一样，迅速传遍全国。通过党的委员会，传达到科研机构、院校、以及学院的社会科学教研室。“对于确定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意识形态纪律’这个词语是最关键的。苏共中央明确告诉人们，不允许存在思想差异，社会科学的作用是重新圆满地诠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33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中，为‘意识形态’而斗争几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颠复罪名的设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预的结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强化了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两万五千名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百分之十五，并超过当年揭露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两倍还多。大量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耗费在一场对本国人民，特别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人们开玩笑说：“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抗争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恶劣的做法，是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说成精神病患者，并强迫关进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亲自指挥针对“国家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斗争。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反苏分子”。 他一开始想将其逮捕判刑，最后做出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当《古拉格群岛》等巨着风靡西方时，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资在西方出版由索尔仁尼琴前妻撰写的攻击索尔仁尼琴的书籍，却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苏联所有报刊都发表文章诋毁此事。他命令苏联总检察院拘押萨哈罗夫，并将其流放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高尔基市，以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萨哈罗夫的材料。在苏联崩溃前夕，克格勃首脑下令销毁这些档案，并且“对销毁炉进行检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丑角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上。 与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趋，胡锦涛执政之后，下令设立高规格的马列学院，加强大、中、小学的政治洗脑课程。对学术界，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十年来可谓万马齐喑、谎言泛滥。胡锦涛时代的34新闻封锁直追毛泽东时代。传统媒体已密不透风，中宣部仍时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为营造十八大前的“和谐”气氛，又整肃广州《新快报》和上海《东方早报》，让各大媒体噤若寒蝉。而面对波涛汹涌的互联网，胡锦涛投入巨资实施“金盾工程”，修建“网络长城”。他的儿子和女婿都曾参与其中，既是为老爸服务，又是自己埋头捞钱。 据胡锦涛身边的人士透露，胡锦涛平时基本不读书，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报》，还装模作样地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订阅《人民日报》作为“政治任务”，摊派到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实际上无人愿意阅读，很快被当作废纸卖掉。认真阅读《人民日报》的，全国上下大概只有胡锦涛一人，也算是胡锦涛“一个人的报纸”。从胡锦涛访问俄罗斯闹出“读过文学名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话就可看出，他对人类优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离甚至仇恨。他不读书，也不许民众读书，不仅严密控制国内出版，甚至命令海关严查民众从港台带回的“禁书”。“禁书”名单不断扩张，甚至还未出版的书，就列入了查禁名单之中。 勃列日涅夫将异议人士的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锦涛也拿来为其所用。被其强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多达数十位，北大医学院教授孙东东甚至说，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精神病。在胡锦涛统治末期，政治警察（国保）处于失控状态，对维权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胁用车祸、活埋等方式消灭之，这一点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克格勃都没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国安系统掌控的所谓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五至于十年》，文章认为，西方国家“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篇文章故意将中国内在的问题转35换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妖魔化为西方阻挠中国崛起的工具，“新黑五类”成为中国无法崛起的替罪羊。这正是胡锦涛一贯的思维模式。胡锦涛统治末期，暴力维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之一，是“六四”义士李旺阳的“被自杀”。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暴戾之气泛滥成灾，类似于明朝末年之“血海飘香”，即便是最冷静的知识精英都倾向于将暴力作为改变现状的选项。对此，胡锦涛难辞其咎。 勃列日涅夫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视为敌人，尽管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并不将勃列日涅夫当作敌人。胡锦涛也将刘晓波视为敌人，尽管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胡锦涛恼羞成怒的种种表现，比勃列日涅夫更为卑劣下流： 勃列日涅夫爱虚荣，好面子，还知道凡事不可做绝，所以，他允许萨哈罗夫的妻子出国治病，并且出席诺奖颁奖典礼、代夫领奖；胡锦涛则纯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海内外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不仅监禁刘晓波，而且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非法软禁在家，使得诺奖颁奖典礼上出现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未来属于刘晓波，而不属于胡锦涛，正如美国哲学家霍弗尔所说：“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 胡锦涛是一棵既可恨又可怜的无花果。作家张宏杰在微博上的一段留言堪称其墓志铭：很少引用古诗词的胡主席引了这句唐诗：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花草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想起来还没有绽放一下。361.3推倒政治局，重建共和制 ──兼驳胡鞍钢《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 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并将这 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 胡锦涛驾驶的“河蟹号”即将到站，这长达十年的快速行驶，究竟驶向的是黄金世界，还是穷途末路？在其身兼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三大要职统治中国的最后几个月里，胡锦涛最操心的事，是如何将心腹干将调遣到各要害部门和地区去“卡位”，以确保交班给“自己人”。这样，在退休之后，其家族就不会遭到其他派系以反腐为名的清算。其次，胡锦涛命令文宣系统摇旗呐喊，营造出一张“美好十年”的亮丽的成绩单。就好像当年拿破仑急不可耐地从教宗手上抢过皇冠给自己加冕一样，胡锦涛也手脚并用地给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 上行下效，御用文人们遂争先恐后地加入这场大合唱之中。不久前，曾经不可一世的薄熙来突然失势，使得诸多参与炮制“重庆模式”的无耻之徒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依附薄熙来的崔之元、孔庆东、萧公秦等学者文人顿时名声扫地。然而，前车之鉴，后来者罔顾，薄太阳虽然落山，胡太阳却更毒辣。独裁者自我膨胀，吹鼓手永远不缺。只要是臭气熏天的垃圾桶，总会有无数苍蝇盘踞其间，争相掠食。 顶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显赫头衔的官方经济学家胡鞍钢，也曾到重庆“打秋风”。直到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他还在新书《二零三零中国：37迈向共同富裕》中赞美薄熙来的政绩：“重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上为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鲜明地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 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率先的，有示范意义。”胡鞍钢在多个场合宣称，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三千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过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我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话音刚落，薄熙来轰然垮台，所谓的“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亦灰飞烟灭。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胡鞍钢唾面自干，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投靠新主人去了。看来，他并不相信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很快，胡鞍钢又有新产品出炉：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以欺骗人民为己任的《人民日报》之海外版，登载了胡鞍钢的大作《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胡锦涛胡作非为，胡鞍钢胡言乱语 这篇文章使用了比过去赞美薄熙来肉麻百倍的话赞美胡锦涛，毕竟，“改过自新”需要有最大的“诚意”。胡鞍钢说：“过去十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辉煌十年’，不平凡的十年。中国先后有效处理了‘非典’公共卫生危机，及时地应对汶川大地震，提前完成世界最大规模灾后重建任务，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圆满完成‘十五’ 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他接着指出，这十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比如，经济总量从位居世界第六跃升为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研发支出总量从位居世界第五位跃升为世界第二位?? 这些眩目的数据，对于胡鞍钢和胡锦涛来说，当然是自慰的催情药；但是，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数38字只是数字而已。藏人自焚，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惠及他们；什邡市民上街，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有害无益；连一向养尊处优的香港人都发出怒吼，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且不说这些数据背后有多少水分，即便全都千真万确，难道就能说明中共的统治是成功的，而且这些数据是中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吗？ 当年，希特勒交出经济发展的数据，让胡锦涛的数据黯然失色：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百分之二十七。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德国工业产值居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美、英、法等国的工业生产都下降了，惟有德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在上升，因此也一度被其他国家视同拯救经济危机的“救星”。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中指出：“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比战前要好得多。希特勒知道：‘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他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以被抢劫了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 但是，第三帝国真的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吗？ 第三帝国的辉煌仅仅维持了十三年，留给德国人民的是尸横遍野、断壁残垣。 如今的中国，正大步走在昔日法西斯德国的道路上。不过，在让普通民众“利益均占”这一点上，胡锦涛甚至还不如希特勒。德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格尔德·柯能（Gerd Koenen）断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政治、经济精英日益腐败，中共正在演变成一个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民众对革命的期待不断增长，与中共渐行渐远。他给出的是一连串毋庸置疑的数据：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每年的投资率增长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的荒唐地步，而消费率下降到全39球罕见的百分之三十五。尽管居民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缺乏社会保障的人们不得不厉行节约：为了养老、为了治病、为了子女教育、为了住房。在社会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也相当糟糕。 格尔德·柯能对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评估，与胡鞍钢截然相反。他认为，胡锦涛并未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稳定，中国的两种大趋势显而易见：首先，掌握国家权力者和虚假的私人经济精英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腐败。自从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主要诉求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后，腐败成了党最大的吸引力──那些并不相信党写在书面上的纲领的年轻大学生们，挖空心思争取入党，是为了分享党的特权。在胡锦涛的两届任期内，中国变成所谓的“太子党共和国”，无论是掌握中枢权力的胡温，还是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的薄熙来；无论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及“毛派”，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大的差异，但在贪汙腐败上，却惊人地相似。薄熙来垮台后，全世界都在像看马戏一样看薄家被爆料的丑闻，其实胡锦涛家族何尝好过薄家半分？ 早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非洲媒体就报道，胡锦涛的长子胡海峰执掌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卷入诈骗和行贿丑闻，并遭到司法调查。这个消息并未“进口”中国，也未让胡锦涛警醒，乃至出手约束家人。因为在这个“你腐败，他腐败，大家都腐败”的烂泥塘里，如果“不腐败”，就连傻子都不如。就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利益，都落入特权阶层的腰包。 格尔德·柯能继而指出，中国未来的第二个趋势是，“不断增长的期待革命”以近乎经典的方式呈现出来。无论是全国逐浪高涨的每天超过三百起、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党与受过教育的、国际化的新兴中产阶层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都是如此。官民敌对的态势难以改变：“这个统治的党已经让自己陷入一场竞技，导致残酷的人类学实验：在一个大众传媒日益密集的世界，40借助一只网络警察大军要将数量不断增长的文字、图像、言论和事实从语汇中、最终也从社会记忆中‘删除’。”这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不过，胡锦涛有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他命令国库拿出每年六千多亿的预算，用于“维稳”。但是，如同一道千疮百孔的堤坝，孔洞在流水的冲击之下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而可以用来堵住空洞的沙包却有限，并会越来越少。到了沙包用完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这一点不在胡锦涛考虑 的范畴之内。他认为，只要顺利交班，就万事大吉。难怪以接班人习近平的幕僚自居的张木生，咬牙切齿地诅咒胡锦涛玩“击鼓传花” 游戏，将炸弹当鲜花来传递。 对胡温及其接班人启动政改抱有期望的人，要么是因为愚蠢，要么根本就是帮闲。历史学家余英时对此洞若观火：“我们知道，现在除了等待社会自己变动以外，没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对共产党本身，以及它未来的十八大，决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僭主制从来不可持续，中常委多半不得好死 在一番熘须拍马之后，胡鞍钢自我设问说：“为什么中国如此成绩辉煌又如此巨大成功呢？”顺水推舟，他的这篇文章的主旨便呼之欲出了：“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胡鞍钢能以“臭老九”的身份入选十八大之党代表，说明其深味厚黑学之真谛。他深知：与其吹捧抽象的共产党，不如吹捧具体的九常委，因为真正操纵中国命运的是这九个人，连中央委员会都是空壳，更遑论党员代表大会了。 “集体总统制”是胡鞍钢冥思苦想之后的一大发明，跟毛泽东41发明的“民主集中制”一词一样，让人莫名惊诧、啼笑皆非。毛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痞子流氓，犯低级的政治学错误倒还情有可原；而胡鞍钢是一名曾游学于多所西方名校的博士和博导，却故意扭曲政治学的基本名词，睁着眼睛说瞎话，则是不可原谅的。以“集体总统制”这个非驴非马的概念来比附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体制，也算是“河蟹社会”特有的黑色幽默。 中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的领导机构，但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全会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行使其职权，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政治局这一权力架构是苏共发明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夺取权力之后，创设了政治局作为苏共最高决策机构。于是，在苏共的卵翼之下成立的中共也依样画葫芦，设立了政治局。不过，苏共只有政治局这一层级，内部不再细分；而中共在政治局内增设了常委会这个更高的层级，政治局成员遂有常委和非常委之差异。这并非推陈出新，而是叠床架屋。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多么有限。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政治局这一架构并未在党内获得合法性，也并没有形成一个让人遵从的传统，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政治局才取代书记处成为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不过，在毛泽东时代，毛一人君临天下，对政治局的权威不屑一顾，政治局也从未实现“一人一票”的“党内民主”。 毛可以一个人推翻政治局的多数意见，甚至以“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党章中没有的临时机构取政治局而代之。“文革”结束之后，政治局及常委会负责处理重大事务的模式才得以恢复，但当时在政治局常委之上，有诸多权势更大的元老以及后来设置的“中顾委”，常委的权力受到相当大的牵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等元老相继死去，政治局常委会才总算“修成正果”，掌握真正的决策权。42胡鞍钢将常委会决策这一机制吹捧得天花乱坠，其实，无论是“主席当国”、“元老当国”，还是“总书记当国”、“常委当国”，首先共产党就是一个未经人民选举和授权的非法政党，所以，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或机构，从来就不具备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来，虽然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实质既非君主制，亦非民主制，而更类似于某种“僭主制”。僭主制最初是古希腊城邦时期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僭主是指破坏传统，通过暴力等非法手段（非合法选举）推翻贵族与国王统治，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的篡位者。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对僭主的定义是：“一个不经由法律统治的政治领导者，他重视自己的权势甚于重视臣民，他会利用极端与残酷的策略来对抗他的人民，以及他的敌人。”此一定义，套用在中共身上，倒是天衣无缝。 这种扭曲的僭主制，又带有“寡头共治”的特色。它既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它不能避免残酷的内斗，也无法让游戏参与者个个全身而退。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届政治局常委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人就超过半数之多。其中，死于非命者：刘少奇、林彪、陶铸；被逮捕下狱、公开审判乃至监禁、软禁至死者：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在死后被开除党籍、严词谴责者：康生；生前即遭受受批判、羞辱和冲击者：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任期未满即遭到罢黜者：华国锋、汪东兴、李德生、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从这张名单即可看出，政治局常委这个类似于摄政王的位置，虽人人向往，但真的坐上去以后，却如同坐在炭火之上一般不好受。 有鉴于此，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常委会成员考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降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即“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必须同舟共济”。江、胡两朝都发生过多起剧烈的党内斗争，如江泽民扫除“杨家将”和陈希同的势力，胡温搞掉桀骜不驯的陈良宇和薄熙来，但都未出现常委垮台、常委会公开分裂的局面。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此消彼长的期间，作为常委的43黄菊差点就走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幸亏其“及时”病死，两派皆大欢喜。而薄熙来事件造成的震荡虽然很大，但其盟友、主管政法的常委周永康仍然全身而退。这就表明，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已形成“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换言之，其成员勉强形成的惟一“共识” 就是：“常委不倒”。这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游戏规则。 除此之外，“常委会治国”并未形成定型的制度，就连其人数究竟是五人、七人还是九人，都未形成定论。所以，胡鞍钢的盖棺论定是否操之过急呢？ 而“保护常委会”的前提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对中共体制演变深有研究的学者方绍伟在《中共“九人中常委”剖析》一文中，探讨了常委会这一架构的前世今生及主要特征。他认为，胡锦涛时代“九人中常委”的最显着特征是“党权最大化”。它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中常委不仅作为个人和集体在维护这个目标，而且还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图使‘党权最大化’的行为逐步稳定化、长期化、制度化。”显然，“党权最大化”这一政治局常委的共识，与宪政民主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即便政改不离口的温家宝，内心亦并不想真正推动政改，否则，他首先就当退出常委会。因为，常委会这一权力架构并非中共“自改革”的成果，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它本身就是腐败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希望所在。 中共下台民心所向，宪政共和世界大势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并未经民众选举和授权，那么他们拿什么东西来治国呢？方绍伟指出：“中共一方面继续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强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力图通过‘绩效合法性’去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实利主义’44和‘天命观’的对接。”用更形象的说法，中共使用的就是老毛、孔子和财神这三大法宝：老毛是中共极权制度的根基，是暴力统治的思想源头。薄熙来倒台了，但胡锦涛仍然高举毛旗，掀起学雷锋运动，并高调纪念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祭毛还不够，还要祭孔。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君父”思想的倡导者，可以“拿来”为党背书，故而官方一度将孔子像摆上天安门广场之一侧。但“孔毛一体”的意识形态尚未在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共识，此举引发争议之后，当局又匆匆将孔子像撤走，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财神就是邓小平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用金钱来收买人心。未来中共可能推进某些有限的改革措施，无非是在经济政策上多注重一点民生问题而已。这三大法宝还能使用多久，人们可拭目而待。 那么，经过两届任期的“九常委治国”，这一模式的绩效究竟如何呢？胡鞍钢当然是赞不绝口：“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然而，实际情况与胡鞍钢的描述完全不同。 首先，政治局常委会并非由全体党员、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中国毫无民主可言；而在中共党内，民主亦无迹可寻。基层的中共党员被奴役和愚弄，与非党员并无本质差异。比如，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的产生，就未经过公开、公正的竞选。以胡鞍钢为例，他难道是清华大学的党员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他是由上级圈定的。如果继续追问，中央委员的产生更是不透明的。而且越往上走，越不透明。政治局常委是如何产生的，连大部分中央委员都不得而知。即便身为中央委员的那些人，也不可能自告奋勇地参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也不知道每个常委在选举中获得多少张选票。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自身形成了某种45“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机制，那些最平庸者、最保守者、最善尅者，往往被“维持会”的元老们选中为新科政治局常委。所以，“六四”后的几届中常委，十有八九都是庸碌之辈。 其次，尽管九常委有各自明确的分工，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常常会有一个讨论和表决的过程。 然而，即便这个过程真是“一人一票”，但在“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常委们出于“自保”的考量，绝大多数时候都“宁左勿右”，使得主张强硬与僵化政策的一方大获全胜，而倾向温和与开明一方的主张被搁浅。 这样，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九人如同泥塑般枯坐，互相推卸责任，坐失政治改革的最好契机。在各种可行的选择中，九人组成的集体往往会一齐选择最坏的那种，连次坏的那种都不会选择。 有时，稍稍具有常识的人会感叹说，他们怎么会如此愚蠢，比如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事件，常委会的每个决定都与国际、国内舆论背道而驰。即便从维护中共形象和利益的本能出发，也不至于如此乱来。但是，正因为九常委都处于此棋盘格局之内，他们连起码的理性判断都很难作出，而只能被惯性拖着一步一步走入万劫不复的沼泽地。 第三，常委的无限权力与总统的有限权力不可相提并论。在西方的总统制下，总统执掌行政大权，多数时候比国会和最高法院有实权，但并不能像僭主或寡头那样为所欲为。以美国为例，在联邦层面，总统对若干高级官员的提名，需经国会批准；总统签署的法案，亦需经国会审查乃至最高法院裁决。国会虽然不能对总统投不信任票，但总统若违宪，国会可以对其提出弹劾案，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在联邦与地方的关系上，总统不能干预各州乃至每个郡和镇的内部事务。在社会层面，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将总统作为首要监督的对象，不放过总统犯的每个小错误。与之相比，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们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每个人都是三权合一、“三位一体”的“利维坦”怪兽，宪法不能约束他们，媒体不46能监督他们，他们惟一畏惧的是同僚之间的互相吞噬的倾轧，视民众为草芥，将天下看作“家天下”，其结果自然是“绝对的权力当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四，如果勉强沿用胡鞍钢的说法，九常委宛如九个总统，他们耗费的国家资源则大得惊人。以美国之富足，尚且只能养一个总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养九个总统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九个总统，就有九个白宫，九套秘书、后勤、安全、医疗、交通等服务班子。而且，西方的总统退休后回归一介平民的身份，中共的常委退休后仍终身保持在位时的各种待遇，如专机、专列、保安、医疗，以及家族对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政局。这样，就等于国家财政要养二、三十个“总统”或“前总统”。还不仅于此，无论在党的系统，还是在政府、人大、政协等系统，常委模式或“准常委模式”，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乡各级均一以贯之。 每个层面、每个部门，都有一群人数更多的“常委”疯狂地瓜分权力。这样，便形成一个巨无霸式的、无从精简的官僚阶层。近二十年来，中国官员的人数急剧膨胀，“常委制”亦是始作俑者。这一趋势，终将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走向破产。 职是之故，胡鞍钢所谓的“集体总统制”根本没有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同，反之，它是中共高层权力黑箱运作的标志。学者储成彷在《“中国成功”与“集体总统制”》一文中指出，“常委治国” 不能同总统制相提并论。“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于它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而制度的最显着的特点是其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 总统制的这几个显着特征，都是“常委模式”所不具备的。“常委模式”如同“黑帮股份公司”，既不具备公开性和显在性，也不具备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 中国民众对中共的痛恨已到了历史最高点，执掌最高权力的九47常委正是众矢之的。以胡锦涛为首的九常委，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非“大国崛起”的缔造者。中国民众呼唤的不是一群垄断绝对权力的僭主和寡头，而是重建宪政共和的“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在宪政共和的制度背景下，中共的一党独裁将成为历史，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也不能继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中国当然可以选择总统制、议会制或混合制的权力架构──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48 1.4为什么团派比太子党更坏？ 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石头虽然 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若问 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崔健《红旗下的蛋》 十年前，胡锦涛上台伊始，中共党内的矛盾主要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太上皇之间从来就不和。舆论认为，胡锦涛不启东政改，多半是江泽民的制约，等到胡锦涛羽翼丰满、实权在握了，一定会有大动作。那时，江泽民退而不休，指手画脚；胡锦涛则不动声色，严防死守。二零零六年，胡锦涛与温家宝联手以贪腐罪名整肃桀骜不驯的上海帮大将陈良宇，迫使上海帮全线退缩，江系走向式微。 但是，胡锦涛真正说一不二了，仍然拒绝政改，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比江泽民时代更有大的退步。 在中共十七大上，经过两派之妥协，太子党中的“好好先生” 习近平，战胜胡锦涛中意的团派大将李克强，成为下一届党魁的接班人。李克强退居总理候选人的“男二号”位置。由此，党内斗争的重点转移为团派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权夺利。团派作为政工干部，虽然大都实干经验严重不足，但在权谋运筹方面却个个都是高手；太子党一般都看不起出身寒微的团派，视之为无能的家奴，盼望早日将父辈的江山重新收回自己手中。于是，两派之明争暗斗一触即发。 胡锦涛的团派非胡耀邦的团派 何谓“团派”？简单地说，就是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但是，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并不一样。出于对49八十年代胡耀邦执政时期的怀念，人们对胡耀邦开创的团派势力颇有好感。胡锦涛上台时，许多人将其看作胡耀邦的精神传人，对其充满期望（并未在共青团任职的温家宝也被视为团派的外围）。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遭到邓小平等八大元老的非法罢免，两年之后郁郁而终。由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民运及“六四”屠杀，赵紫阳及党内开明派全部遭到清洗，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幅退步。经过让人憋闷的江泽民时代，胡锦涛终于接班，人们期待他重新延续胡耀邦的改革事业。于是，“胡温新政”的肥皂泡越吹越大，鲜艳之至，绚烂之极。 在此背景之下，在江胡的明争暗斗中，海内外舆论一致站在胡这边。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江的牵扯与破坏，使得胡无法实行改革。 况且江的确恋栈，不肯“裸退”，卸下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后，继续保留军委主席两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交出权力。这样，舆论对胡有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胡执掌大权之后，却大幅往左摆动。其大力倡导的“和谐社会”沦为“河蟹社会”，权贵阶层如河蟹般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我爸是李刚”成为这个时代掷地有声的宣言。在胡锦涛统治的中国，富可敌国者，并非像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科技创新型人物，而是“我爸是胡锦涛”、“我爸是温家宝”的特权阶层。 在胡温统治中国十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方才南柯梦醒：中国的贫富悬殊空前扩大，中国的官僚腐败无以复加，中国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六四”镇压之后黯淡无光的九十年代初期还要黑暗。 当人们发现“胡不如江”的时候，已悔之晚矣。仅以刘晓波案为例，就可看出胡锦涛之刚愎自用到何种程度：从“六四”到江时代结束，刘晓波曾三度失去自由，最长的一次是因起草和发布《双十宣言》被劳动教养三年。进入胡时代，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受刑之重远甚于江时代。此重刑震惊国际社会和50中国民间，激起全球抗议怒潮，并间接促成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两相比较，江做事尚留有余地，兼顾国际形象；胡则一意孤行，硬项到底。胡比江更加蛮横暴虐。 在胡锦涛治下，团派已完全变质。今日以胡锦涛为盟主的团派，和昔日以胡耀邦为盟主的团派，虽然都以曾效力于共青团系统来“认祖归宗”，但此团派已非彼团派。胡耀邦时代的团派，是改革先锋。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胡启立，先后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大刀阔斧，高歌猛进。其次，这段时间是中共代际交替的紧要关头，共青团系统的官员符合“年轻化”和“知识化”之标准，在选拔过程中，占尽天时地利，故而纷纷上位。 朱厚泽是胡耀邦时代团派的一员大将。朱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任职贵州期间，经济、民生等领域皆风生水起，政绩斐然。一九八五年七月，朱上调中宣部部长，胡锦涛正是其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替者。朱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也最短命的中宣部部长，上台后的第一次讲话即宣扬“三宽”，即“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胡耀邦说过，朱是可以担当大任的，将其看作自己的接班人。然而，胡耀邦被逼下台，朱亦受牵连去职。赵紫阳爱惜人才，将朱安排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秋，风声稍缓，又让朱执掌全国总工会。“六四”后，李鹏给总工会安上“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两个后勤部之一”的罪名，朱再次丢官。 与朱在贵州傲人的政绩相反，胡锦涛接任贵州省委书记后，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他以深入基层为名，到省内各地调研，却拿不出新的政策来。不久，胡耀邦下台，他立即与之撇清关系，召集贵州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长会议，斩钉截铁地说：“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锦涛结合贵州本地的情况，发起“肃清朱厚泽遗毒”运动，大肆迫害朱重用过的一些思想开明、倾向改革的地方干部。51所以，从胡耀邦下台开始，胡锦涛就背叛了八十年代团派开明、民主的传统。他的见风使舵和心狠手辣，使得胡耀邦和胡启立的下台不仅没有波及他，反倒成为托他上位的垫脚石。邓小平看中的正是胡锦涛保守、僵化、阴毒之本性，才挑选他作为江之后的下一代党魁。接任党魁、国家元首和军委主席三大要职后，胡锦涛大权在握，重新组建了一个符合其个人风格和治国思路的新团派。此团派随着胡锦涛执政根基的巩固，日渐坐大，乃至抢过上海帮和太子党的风头。 政绩不及格的团派接班人们 作为新团派的盟主，胡锦涛给这个派系打上了个人烙印。胡在意识形态上非常保守，其中学和大学教育均完成于毛泽东时代。他被选中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就表明其“马列主义老太太” 的一面多于其“技术专家”的一面。加之其出身平民，好不容易步步攀升，故而谨小慎微，杜绝一切异端思想和出格举动。 在胡锦涛执政十年间，逐步完成团派接班的布局。虽然其爱将李克强功亏一篑，未能成为党魁的继任者，屈居未来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但是，在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高官层面，团派力量已经蔚为大观，在十八大上，团派必然臻于全盛时期。 比如，胡锦涛彷效邓小平选定的隔代接班人，是被称为“克隆版胡锦涛”或“微缩版胡锦涛”的胡春华。一九七九年，十六岁的胡春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求学期间，学业平平。由于家境贫寒，毕业后选择去西藏工作。一九八九年，发生拉萨事变，胡锦涛刚刚走马上任，就雷厉风行执行国务院之戒严令。当时担任西藏团委副书记的胡春华，被“借调”到“反骚乱指挥部第二办公室”，奔波在胡锦涛之鞍前马后。有了这段经历，胡春华大获重用，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然后再到西藏“回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常委、副书记、副主席等要职。其履历与胡锦涛惊人相似。但是，胡春华在各个职位上并无突出建树和开明政策。其任河北省长期间，发生三鹿毒奶粉事件，数万婴孩受害。 胡春华作为一省之长，守土有责，本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却在胡锦涛的庇护之下，安然度过难关，并升任内蒙书记。不久，多年平安无事的内蒙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虽然蒙汉矛盾是长期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的，与胡春华并无直接关系，但若他不是胡锦涛的嫡系，也会承担相当之责任。胡春华却岿然不动。可见胡锦涛对其倍加呵护。胡春华比胡锦涛小二十一岁，是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十八大有望进入政治局。 再就是前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是团派中呼声很高的接班人之一。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事件中，周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打压言论自由的角色，任职“冰点周刊”的着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周强的副手赵勇之公开信，痛斥团中央领导之庸碌、专横。周强不敢公开回应，而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批判卢跃刚。二零零六年二月，卢跃刚再次发表一篇长文，批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到河南视察时，不但公然漠视小学生被太阳爆晒，甚至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在民间声名狼藉，在仕途上偏偏步步高升。湖南发生李旺阳“被自杀”的惨案，周强命令公安扣押其家人和好友，并大言不惭地对香港媒体说：“湖南公民没有质疑这个案件的。”言下之意就是，湖南的事情湖南人管，管你们香港人什么事！真是个草菅人命、冷酷无情的狗官。 而更年轻的团派的“希望之星”，是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陆昊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头衔，是御用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高足。厉以53宁对胡锦涛的经济政策颇有影响力，由学者而为帝王师，兼有全国政协常委之头衔，比一般的省长部长地位更为尊贵。有厉以宁之提携和胡锦涛之青睐，陆昊之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陆在团派中是少有的具备实践工作经验的干将，二十七岁即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国有企业一把手，还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三峡公司等一线部门工作过，并一度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另一方面，陆从中学起就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党员，在“党性”方面无可指责，不会有任何“自由化” 思想。 太子党启动改革的可能性高于团派 毛泽东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共产党不敢公开党内存在不同派别，但一般民众对党内的分歧看得一清二楚。习近平接班，是中共党内各派系妥协的结果。但习近平接班，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可能优于李克强接班。因为，总体而言，太子党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稍稍高于团派。 太子党内部矛盾重重，纷争不断。太子党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目前还看不出基本立场的“王储”习近平，二是代表“左派”（毛左）的“西南王”薄熙来，三是代表“右派”的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等人。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垮台，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聚集在他身边的毛左亦土崩瓦解。除非中共突然解体，薄熙来方有可能挟毛式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势，在未来的政坛上博取一席之地，否则他将在囚禁中郁郁而终。而胡德平一系远离权力核心，胡德平仅仅是勉强算副部级的工商联副主席，虽然因含冤去世的父亲的缘故得到一批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但对政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太子党的主流还是习近平为首的实权派。 二零一二年二月，习近平以王储的身份访美，言谈举止中规中矩，偶尔说几句脱离讲稿的“人话”，表现优于昔日也是以王储身份访美的胡锦涛。判断习近平是“改革派”为时过早，但习近平若54想继续胡锦涛“击鼓传花”的游戏，时势都不允许。胡锦涛效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涉”；但习近平不得不面对胡锦涛留给他的“洪水滔天”的局面，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将带来灭顶之灾。可见，时势比人强，习近平尝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于胡锦涛。 在继续贪腐和坚持共产党垄断权力方面，太子党和团派有一致性和共识。但他们之间仍有细微之差异。 首先，太子党及其家族由于出身方面的优势，从小便掌握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其本人或家人有更多机会到西方留学和游历，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有更多之体认。虽然民主价值未必取代他们内心深处的血统论，但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团派人物大都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和机遇才获得目前的地位，有一种于连式的野心家人格。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接触西方之前就已定型，很难以宽广之胸襟面对世界大势。 其次，太子党的工作履历普遍比团派完整，他们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涉及经济管理的部会任过职。比如，习近平既有在军队任职的经历，又有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再到省会市长、省委书记的完整的工作经验。虽然政绩平平，但至少知晓基层运作和民间生态。而许多团派人士，是眼高手低、“动口不动手”的“政工干部”，对共产党的理论教条烂熟于心，但对经济和民生等事务一无所知、束手无策。 再次，就心态而言，太子党自视甚高，希望做出重大政绩赢得历史地位。他们有一种“我本来就是阔人，拿点钱去赌一把，即便赌博输了也无所谓”的心态。这种心态恰好是启动政改的有利条件。 而团派则普遍“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他们先前是穷人，即便如今家财万贯，仍然锱铢必较，没有赌徒的冒险心态，却有守财奴不越雷池一步的拘谨性情。这恰恰是启动政治政改的最大阻力。 胡锦涛让中国失去了整整十年，并炮制出一个充当政治改革阻55力的新团派出来；那么，作为吃过自己人大苦头的太子党，习近平担任党魁之后，会有怎样的作为呢？我们不必对习近平抱太高期望，习近平很难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但是，胡锦涛必须对他浪费的十年宝贵时间负起历史责任，在此意义上，胡锦涛百死不足以赎其罪。56 1.5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从胡锦星的言行看胡锦涛的真面目 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 说：“我真正担心的是金权挂钩，使贪汙腐败 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由于缺 乏透明，更加助长在中国要发财得靠“关系” 的想法。这种情况说明了没有正式职务的太 子党何以势力这么大，或者像中国俗语说的：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彭博新闻社 胡锦星，一九四三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上海担任中学语文教师。一九九七年调任复兴中学副校长、复兴高级中学校长，退休后曾应民营企业老板之邀，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实验学校校长。日前，胡锦星访问台湾，受到朝野要人及媒体的热烈追捧，并接受《旺报》采访。这位身材消瘦的退休中学语文老师，为何能够享受到不同于一般大陆游客的优待呢？ 一切只因为他的名字与胡锦涛仅一字之差──他是与胡锦涛一起玩耍着长大的堂弟。 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专制政治文化之下，因为有“胡锦涛堂弟”的金字招牌，胡锦星退休后由两袖清风的“臭老九”变成了腰缠万贯的沪上闻人，先是担任上海华杰仁爱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又出任意中交流协会主席、上海法拉利俱乐部名誉主席。 他同时担任上海中国东京饭店董事，并且应其子儿子胡翼时之邀，出任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一方面是多财善贾的巨商，一方面又是挥金如土的慈善家，变脸之快，让寻常人等目不暇接。57 与中共其他的高级官员一样，胡锦涛并未约束其家人和亲属的“下海”。最富有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和女婿。堂弟、侄儿之类“非直系亲属”，只是分一点残羹冷炙。但就这一点点面包渣，就足以给胡锦星换来金山银山，一辈子享用不尽。对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弟弟乔治·奥巴马却在肯尼亚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为什么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哥哥，不愿资助一贫如洗的弟弟呢？乔治·奥巴马说，他不需要哥哥的帮助，“哥哥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正在照顾全世界，所以也算是照顾我”。奥巴马甚至不能出面为弟弟搞张美国绿卡，不仅比不上胡锦涛，甚至连普通的中国贪官都比不上。这并不表明奥巴马人品有多么高尚，而是折射从民主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差异。专制之下，领导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民主制度下，领导人是“人民公仆，战战兢兢”。 中国国内媒体上关于胡锦星的报道很少。此次胡锦星访问台湾期间，破天荒对传媒大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副胡家发言人的口吻。 这些消息经过“出口转内销”，方为世人所知。从其言行中，亦可窥见胡锦涛的几分真面目。 胡锦星是如何暴富的？ 《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中共太子党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里，商业和政治已经如此紧密勾结在一起，中共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将整个裙带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体制化了。”这篇文章引用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的话说：“他们不想公开这一切，否则将是一场海啸。” 胡锦星的儿子胡翼时发迹的过程，就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的典型与缩影。 胡翼时，一九七六年生，商人，其业务涉及钢铁、热能供应、物业投资等，在香港股市呼风唤雨，拥有多家上市企业，身家保守58估计也达数十亿。 胡翼时在中学读书成绩很一般，没有考入正规大学，进入上海市国际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之后从事广告业。二零零一年，二十五岁的他创立上海鸿翼广告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次年，获得阳光卫视的广告代理合同。这一年公司的总资产仅六百多万。 很快，胡翼时就有了新头衔：阳光卫视执行董事。阳光卫视由吴征和杨澜拥有，吴征虽因假学历事件声名狼藉，却丝毫没有影响其大发横财。这对夫妇显然看中这位年轻广告商的特殊背景，于是，邀其一起“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上海籍富豪张扬也向胡翼时招手。二零零六年，张扬担任主席的国中控股公布，向独立第三者胡翼时出售一间持有西安市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工业园四幅土地的公司，总代价为四千八百万。次年，国新集团原主席张扬辞职，三十一岁的胡翼时当选为国新集团执行董事和主席，不久将公司更名为开源控股。 开源控股当时的资产包括在北京东城区王府井灯市口大街的三十三个甲级商用办公室、两个地下停车场，及上海人民广场一万平方米地下商场。胡翼时接手后仅两年，公司就取得了近十九亿的巨额盈利。 二零零八年，开源控股发动了第一笔收购──通过收购佰誉国际集团股权最终获得天津市供热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和百分之五股权的托管。胡翼时曲线收购天津市供热发展，有媒体调查提出质疑：这到底是贱卖国有资产，还是开源控股高溢价收购？ 如果说收购天津市供热发展是小试牛刀，那么开源控股同日照钢铁的亲密合作，则体现了胡翼时的“大手笔”，亦令他成为钢铁富豪。二零零八年，开源控股发布公告称，日照钢铁股东杜双华购入四点四亿股开源控股股份。杜双华直言不讳地指出，入股开源控股的原因是：“开源控股主席胡先生在国内广博的人脉关系及公司59的雄厚实力是此次投资的要点。” 二零零九年，开源控股宣布以五十二亿元，收购日照钢铁集团三家子公司的部分股权。日照集团董事长杜双华、副总裁张义，以及另一位内地富豪齐世安，合共持有开源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的股权。这一收购将市场的猜测推向了顶峰──日照钢铁借助开源控股整体上市。胡翼时成为其中最大的赢家。香港股评人推荐此股时说： “值得注意的是，开源非执行董事胡锦星是胡翼时父亲，乃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堂兄弟，背景如此显赫，开源应值得信赖。” 二零零九年，胡翼时又以六千七百万元，买下在香港上市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建美集团主席高振顺持有的百分之六十七的股权，并且改名为盛源控股。开源控股称这是主席个人投资行为，由胡翼时妻子林敏出任主席兼执行董事。 以上这些材料，均是媒体上公开的报道与线索，还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幕后交易，可想而知。侄儿仅仅打出叔叔的招牌来，在内地和香港便畅通无阻，空手即可套白狼。根本不需要胡锦涛亲自出面给相关方面“打招呼”。这是腐败的最高形式，臻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至高境界。 胡翼时虽然未受过正规教育，也不需要亲自经营任何实业，就可以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内，娴熟地运用“乾坤大挪移”的把戏，将国有资产及民营资产悉数归入自己口袋中。而那些被他抢劫的对象，却还对他感激涕零，山呼万岁──割自己的一块肉送入老虎口中，从此便可以与老虎称兄道弟，用这块肉换更多的肉，何乐而不为呢？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是狐假虎威、狼狈为奸的现实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掠夺成了一门高级的艺术，而受到摧抑的，是健康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和普通民众的利益。 由于儿子在商场上风生水起，老爸亦打起精神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胡锦星摇身一变成了视钱财如粪土的慈善家。而胡锦星的哥哥胡锦华，本来是一名医生，曾任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60退休后也是亦官亦商，担任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管委会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又出任香港上市公司上海铭源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要梳理出胡锦涛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账簿来，恐怕非一篇小文章可以完成。这个主题可以单独写成一本像词典一样厚的专着。我相信，未来民主中国的法庭没收胡氏家族的非法所得、审理胡氏家族贪腐案件的时候，一定会搜集到汗牛充栋、满坑满谷的材料。 胡翼时既无专业才能，亦无雄厚的资本，若非姓胡，他可能是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待业青年。而他最大幸运是，他有一项在中国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硬通货”──“一哥”胡锦涛是他的堂伯。 这是一种新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悉尼先锋晨报》报道说：“中共太子党处理个人财富的手法通常都是深藏不露，甚至会使用不同的身份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横跨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桥梁。不少人都参与或创办了投资机构，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是私营领域创富的润滑油，也是堵塞血管的肿瘤。股票市场被用作把家庭政治资本转化为现金的工具。与此同时，现金又为他们在政界换回权力。需要签订巨型合同的国有企业会优先照顾这些人。作为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回报，企业会受到政府法规的保护。”这就是胡翼时等胡家人暴富的秘密所在。 胡锦星是如何与薄熙来狼狈为奸的？ 与其他“只顾花天酒地，不问政治左右”的皇亲国戚不同，胡锦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闷声发大财”的商贾，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既然身为中共党魁的堂弟，在古代至少也是“八贤王”，因此，他仔细揣摩堂哥的意图，知道胡锦涛热衷于毛主义，便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大力称颂。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61行。参加的学者，有极左派张宏良、张勤德，有新左派代表人物、被薄熙来邀请到重庆任副厅级官员的崔之元，还有“文革余孽”戚本禹、朱永嘉（此二人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审判和清查，多年来很少参加此种公开活动）。 在此次会议上，胡锦星高坐主席台，他担任理事长的上海增爱基金会是研讨会的主办单位。一个定位为从事慈善活动的基金会，为何与重庆模式扯上关系？为何介入有相当敏感性的政治议题？ 薄熙来在重庆的“黑打”，波及数万人，枉判数百人，杀害数十人，与“增爱”字面上的宗旨背道而驰，增爱基金会主办这样的会议，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然而，胡锦星不顾薄熙来的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在会上高调挺薄。他发言指出，重庆发展有特色和个性，既发展了经济，也创建了核心价值，而中国不少地方是抓了经济丢了精神，抓了物质丢了文化。他尤其强调：“在讨论重庆模式的同时，我们要充分肯定薄熙来同志在这里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胡锦星以平民之身，如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换了别人，是犯了大忌。他却毫无这方面的顾忌。 胡锦星曾经几次访问重庆，还得到薄熙来的亲自接见。虽然胡锦星并无官方头衔，只是一个民间基金会的负责人，但在二零一一年十月，《重庆日报》在重要位置大幅刊登对胡锦星的采访报道，指胡锦星称赞重庆“共同富裕”的政策，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握了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报道并引述胡锦星的原话说，“忽视甚至曲解重庆实践的价值，既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并说，“打黑”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唱读讲传”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性。 薄熙来在会见香港媒体的时候，也洋洋得意地说：“胡锦星同志也是满腔热情地看了许多地方，他对重庆要实现共同富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62 荒谬的是，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其工作成绩，居然需要得到胡锦星这样一介布衣的认可和肯定。不是胡锦星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胡锦星的背后是胡锦涛。这个细节也表明，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皇权社会。《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论说：“事实上，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对照胡锦涛、胡锦星与薄熙来之间的三角关系，便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有多么虚妄。 在美国，我们能够想象，某位州长会向总统的弟弟献媚，并向媒体宣布说，“奥巴马总统的弟弟肯定了我的政绩”吗？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既然薄熙来如此给胡锦星面子，胡锦星也向薄熙来抛去媚眼。胡锦星大谈重庆模式符合“共同富裕”之理念，但是，他敢把儿子胡翼时暴富的秘密公之于众，并将儿子的亿万不义之财分给民众，让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吗？胡锦星与薄熙来一样，都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共同富裕”是他们欺骗老百姓的一个弥天大谎。 胡锦星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与重庆方面互动，显然得到了胡锦涛的暗示或默许。否则，以他对胡锦涛的性情和观念的精妙把握，他不会做出任何胡锦涛不喜欢的、不支持的事情来。他当然知道得罪了堂兄“后果很严重”。所以，有海外媒体说，“胡锦涛对堂弟被人当枪使非常愤怒”，并非实情。 胡锦星赞扬重庆模式，不仅是“奉旨而行”，而且他确实与重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交换。胡锦星多次风尘仆仆地往重庆跑，是要帮助堂兄拉拢薄熙来，以及为儿子的生意开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胡锦星再度到重庆寻找商机，重庆官方居然派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吴萍、市国资委副主任陈思聪，陪同并无任何官衔的胡锦星访问重庆能源集团。胡锦星大赞“能源集团是一个很好的企业”。以胡翼时曾吞并天津热力公司的经验，他们显然是看中了重庆能源集团的优质资产。而薄熙来也愿意慷国家之慨，将能源集团拱手相让，以换取胡锦星的支持，及继续在堂兄面前“美言”。可63惜，这一计划尚未展开，薄熙来就因为过于飞扬跋扈，引发胡温之不满，而被胡温拉下马来。不过，重庆的诸侯换了张德江，胡锦星照样会与之拉关系，找项目，这本来就是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界。 薄熙来垮台后，胡锦星与其他人一样，也急忙与之拉开距离。 墙倒众人推，是共产党政治的一大特色。无论此前对薄熙来说过多少甜言蜜语，此时此刻，胡锦星是绝对不会对其“雪中送炭”的。 他知道，一切都必须以堂兄之善恶标准为自己之善恶标准，跟着堂兄的脸色走，是永远不会错的。“老大哥”说薄熙来是香饽饽，薄熙来就是香饽饽；“老大哥”说薄熙来是臭狗屎，薄熙来就是臭狗屎。 于是，胡锦星在台湾作“纯粹的私人旅游”的时候，不仅与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见面，还特意安排接受《旺报》之访问，专门谈及对薄熙来的看法，“能力是有的，个人野心却太强”。他暗示，薄熙来是林彪式的野心家，以此完成了与薄熙来之切割。而可怜的台湾媒体，采访不到胡锦涛，便以采访胡锦星来滥竽充数。 亲人眼里出西施，屠夫在家如君子 有意思的是，胡锦星在访谈中“透露了胡锦涛个性作风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且来看看亲人眼中的胡锦涛是如何温情脉脉、善解人意、随和体贴的。 胡锦星与胡锦涛都是年幼丧母。胡锦涛父亲长年在外地经商，幼时胡锦涛住在胡锦星家中，与堂兄弟、姊妹同在一屋檐下长大。 在胡锦星眼中，胡锦涛个性处处谦让，翻开过去老照片总是那个“站在最角角的那一人”。 家人眼中，胡锦涛当初从政并非初衷，而是“给人推上去的” （是赵匡胤式的“黄袍加身”吗？）。胡锦涛从政，几乎条件最艰64苦的几个地方，如西藏、甘肃、贵州都曾任事，直到在西藏生病才回北京工人疗养院医治。 胡锦星声称自己平日不涉足政治，但他总体感觉，大陆民众对总书记的评价还是颇高。他说，现在大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种种难点与问题，总书记是很关心民生的，尤其对农村问题，还有当前紧要的医疗、教育与贫富差距等都很重视。一个大国想要推动改革，工程浩大，总要花费些力气。 其他亲人如何评价胡锦涛呢？胡锦涛的堂姐胡锦霞说：“解放初期我们家的生活一直都很贫困。大坑口的房子都分给人家了，我和母亲只有半间房。胡锦涛家生活也很清贫，他妹妹的生活主要由我父亲补助。胡锦涛也很刻苦，大学毕业分配后，工资虽然不高，但每月还给家中寄五元钱，补贴家中生活。??胡锦涛是个谦虚的人，当团中央书记很长时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小孩在学校读书，看到《少年报》上刊登胡锦涛的名字，他看名字和我名字相似，就问我是否是我们家的亲戚。我后来问我父亲，报上的胡锦涛是不是我弟弟胡锦涛，父亲来信说就是我弟弟。” 胡锦涛的堂兄胡锦江说：“胡锦涛小学在泰州大浦小学上学，中学在泰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当时能考上清华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他小时候就很聪明，很有灵气，成绩一直很好，喜欢文体活动，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起玩。”胡锦江说，胡锦涛在团中央、贵州工作时，都曾来信给他，字写得非常好，信上的字写得就像字帖上印的一样。 真是“亲人眼里出西施，屠夫在家如君子”。也许胡锦涛确实对家人不错，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昔日有纳粹屠夫希姆莱和赫斯为证，今日又有了胡锦涛的例子。 当年，纳粹德国在集中营中先后囚禁过一千八百万人，其中一千一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内。集中营的直接主管是纳粹党内仅次于希特勒和戈林的第三号人物、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别看希姆莱在外面65神气活现，让人不寒而栗，在家中，这个“集中营里的恶魔”却相当“惧内”。据希姆莱的副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男人像希姆莱这样怕老婆。希姆莱在家中充当的是一个“受气包”的角色，他一切都服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是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地位。夫人从不拿正眼看他，他越是软弱，夫人对他就越粗暴。 在纳粹屠夫中，希姆莱绝非惟一的“家中好男人”。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最大的“杀人中心”，有“死亡工厂” 之称。统治这个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是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鲁道夫·赫斯。其妻子赫德维希·赫斯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纳粹帮凶。 集中营的幸存者、波兰人杜比尔在纽伦堡法庭作证说，赫斯的夫人是其家中的君主，她肆无忌惮地聚敛被害人的遗物，甚至连箱子、鞋子、手袋到丝织内衣和儿童玩具都拿走。赫斯夫妇自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五个孩子生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妻子，赫德维希·赫斯在这里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满足感，“我想在这里生活到死”。她的丈夫也证实说：“我的家庭在奥斯威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周围，每天都有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赫斯被调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赫斯夫人感到从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皮里装满了他们掠夺的财物。一九四七年四月，赫斯被法庭判处绞刑，其夫人下落不明。 当我阅读到这些史料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胡锦涛来。在家人眼中谦和忍让、彬彬有礼的胡锦涛，却正是实施暴力维稳政策的元凶，藏人自焚的凶手是他，李旺阳被自杀的凶手是他，刘晓波被下狱的凶手也是他。 胡锦涛将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只是他没有毛泽东的气魄与才干，否则他未尝不会将中国拉回到毛时代去。 胡锦星口口声声说胡锦涛热爱和平、对台友好，彷佛胡锦涛应当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可是，在胡锦涛任上，中共对准台湾66的导弹不仅没有拆除，反倒大大增加；强迫人大通过《反分裂法》，将对台使用武力合法化。 胡锦星对台湾媒体说，大陆老百姓支持胡锦涛，不知他根据什么民调数据得出此结论？支持胡锦涛的，只有你们“利益均沾”的胡家人。你们生活在这个可以开着法拉利随便撞死人的国家，当然觉得如同在天堂。可是，被你们撞死的老百姓，却比生活在地狱还不如。 《昂山素姬传》中有这样一个笑话：缅甸军政权的前任首脑奈温将军对昂山素姬的名望颇为嫉恨，于是命令媒体发表文章攻击昂山素姬，说缅甸人民都很厌恶这个“西方殖民者的走狗”，而人民百分之百地支持奈温执政。对于这篇“脍炙人口”的社论，缅甸的老百姓编了一则笑话来回应：“奈温最喜欢的女儿珊达向昂山素姬挑战，要和她决斗。昂山素姬拒绝了，说：‘我们一起不带武器沿街而走，看谁走到尽头还活着。’” 如果把故事中的昂山素姬换作刘晓波，把珊达换作胡锦星、胡翼时父子，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胡氏父子能活多久呢？到了胡锦涛垮台那时候，胡锦星、胡翼时父子，还能继续保有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吗？他们也许早已准备好了退路，身上揣着各国护照。但是，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仍然会将他们追捕归案。671.6胡锦涛是根子，薄熙来是枝叶 ──兼驳姜维平《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有利于中国改革》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圣经《诗篇》第九十二篇七节 胡温当政以来，虽然经济持续发展，但在意识形态上抱残守缺，惟有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凝聚最后的合法性。胡温是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干部，毛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在邓的实用主义哲学无法继续为中共政权提供精神活力之时，他们惟有重新求助于毛的幽灵。 于是，胡温当政的十年，一改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对毛的疏离，大力为毛招魂，毛派遂沉渣泛起。 毛派之猖獗，从一场论争便可以看出：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为发表一篇呼吁将毛从神还原为人的文章，遭到毛派流氓的围攻，企图以“颠复国家政权罪”对其提起公诉。在德国，赞美希特勒是犯罪；在中国，批评毛泽东却是犯罪。两国真是天壤之别。中共当局谴责日本不愿直面侵华战争之罪恶，建议日本向战后的德国学习，殊不知，最应当向德国学习的是中共自己！ 在重庆“唱红打黑”、掀起“小型文革”的薄熙来倒台，海内外不少人欢呼雀跃。有舆论认为，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毛左”遭到致命一击，从此烟消云散。胡温可以利用最后一年的执政时间，放开手脚，启动政改。这种天真的幻想的出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薄熙来从公共视野消失数月后，重庆的“唱红”运动并没有完68全停歇，只是形式有所改变、温度稍稍降低。另一方面，中共对党魁和中央的绝对权威的强调，达到“六四”镇压后的最高峰。党政军及各社会团体争先恐后表态支持中央的“正确决策”，又一次上演“文革”之闹剧。当局封网抓人，围堵“谣言”，无所不用其极。 六名“造谣者”成为新一轮的牺牲品，维权人士的处境也雪上加霜。 用左的办法反左，不可能走向民主。 瞎子都看得见：胡锦涛收拾薄熙来，不是因为薄熙来高举毛的旗帜，而是薄熙来挑战中央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垮台，并不意味着“毛左”垮台。胡锦涛和薄熙来都是小毛泽东，都在消费毛的神主牌位。“左王”不仅在重庆，更在中南海。更准确地说，胡锦涛是根子，薄熙来是枝叶；没有胡锦涛，就没有薄熙来。独立记者高瑜就指出：“‘重庆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种升级版。” “反薄”无须“拥胡” 因揭露薄熙来的腐败问题而坐牢并流亡加拿大的原《文汇报》 记者姜维平，在薄熙来垮台之后发表不少“痛打落水狗”的文章。 姜多年来集中矛头反薄，薄的垮台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但是，姜的若干文章中，有一篇是我绝对无法认同的。 姜维平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有利于中国改革》一文中指出，胡温拿下薄，是党内民主力量战胜保守力量，薄被撤职调查后的一系列的事件，“都有力地显示着党内改革派的团结和胜利，也展示政局的稳定，中国如同一条大船，抛弃了主张倒退的薄熙来，航线被较正之后，正在顺利地前行”。在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下，姜维平效彷各地军头和各方诸侯向胡锦涛宣誓效忠。因在身处海外且身为布衣，他公开说出了挽留胡锦涛再任两年军委主席两年的高论：“如果胡锦涛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之后，能在十八大上卸任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彷照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至少两年，那么，必定有利于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也有利于相对开明的69党内改革派的力量滋长，进一步阻击左倾的‘二次文革’思潮的干扰，进而可能开启规模空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六四’将获得平反。” 如此熘须拍马，姜维平会被胡请进中南海当“上书房行走”吗？ 在并未经过严密的论证和推理的情况下，姜维平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为了保持已取得的阻击左倾势力的胜利成果，为了护送改革派习李的平稳接班，为了确保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我赞同胡锦涛留任两年军委主席，待江泽民去世之后，他可以力挺李克强抓法制，汪洋抓民主，习近平抓党务，逐步地使中国彷照蒋经国先生，以台湾为榜样，以国民党等为竞争对手，实行宪政民主，还政于民，政党轮替，落实新闻自由，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他心目中，胡锦涛俨然成了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并驾齐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盟主”，比起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胡锦涛戴得下这顶高帽子吗？ 姜维平的这幅蓝图描绘得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然而，再美，也只是海市蜃楼，并且与中国冰冷的现实完全脱节。薄虽然倒台，但胡温对民主人士的打压并未有丝毫手软：被酷刑折磨致残的维权律师倪育兰被判刑入狱，生命危在旦夕，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呼吁，如同与虎谋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反击骆家辉“言论不当”；刘霞、冯正虎等中国公民明明是“自由人”，仍然被秘密警察非法软禁在家，全世界都看着此种践踏法治和人权的暴行公然上演，胡温不以为耻。若说政改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朝一夕可成，但恢复刘霞、冯正虎的自由，应当不致动摇共产党的统治根基，为何胡锦涛要偏行己恶呢？ 以上诸多人权灾难的缔造者，不是薄熙来，而是胡锦涛。今天中国专制制度的总头目，也不是薄熙来，而是胡锦涛。薄狂妄自大，自取灭亡；胡步步为营，修成暴君。薄只是为祸一方的诸侯，胡才是遗害神州之祸首。胡之危害大于薄。 姜维平支持胡锦涛继续担任半个任期的军委主席，于法无依，70于理不通。胡与军队本无太深的渊源，胡担任军委主席期间毫无建树，胡命令军报发表文章批判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冰将思想开明的副总参谋长章沁生解职。所以，即便着眼于军队问题，胡锦涛再担任两年军委主席，对军队的变革也有害无益。 因“反薄”而“拥胡”，姜维平由一位反对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沦为为专制鼓吹的御用师爷。也许因为姜与薄之间的个人恩怨太深，使他将“批薄”放在“批共”之上，从而胡言乱语，乃至无意之中成为专制之帮凶。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要获得精神之独立，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胡锦涛是“毛的传人” 胡锦涛上台之后两届任期内的所作所为，无比清楚地证明：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毛的传人”。 首先，胡锦涛上台伊始，第一个重要举动，即朝拜西柏坡。当年，我作为一名北大军训生，也曾在“拉练”时赴西柏坡。但在西柏坡看到的一切，让我更加怀疑中共的治国能力：中共建政半个世纪，西柏坡当地的老百姓仍然如当年那么荒芜贫穷。参观西柏坡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一种反讽。然而，胡锦涛在西柏坡的感受与我迥异：尽管以前的历届中共总书记，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人都到过西柏坡、延安之类“革命圣地”视察，但他们不过是作应景文章，并没有胡锦涛那么诚惶诚恐、感激涕零、推“毛”倍至。 刚刚在中共十六大上加冕，胡锦涛就迫不及待地奔赴西柏坡，他要让毛泽东的幽灵为其“开光”。胡锦涛在西柏坡发表了一篇讲话，干瘪僵化，了无新意：“这次，我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来，主要目的是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71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在腐败肆虐的今天，想依靠毛昔日提倡的“艰苦奋斗”来“整党”，可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毛本人就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典型：其专列一出行，沿线所有火车都停驶；其行宫之奢华，超过历代帝王；其玩弄的女性之多，也让今天被揭露出有百名情妇的薄熙来望洋兴叹。 其次，二零零四年，胡终于从江泽民手中接任军委主席，全面执掌党政军大权。胡成为“三位一体”之独裁者后，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作为其施政纲领的闭幕讲话，引起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极大震动。很多人表示，若不是亲耳听到，不会相信二十一世纪还有如此蒙昧专横的非人话语。胡锦涛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的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体。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这一讲话开启了胡锦涛时代远甚于江泽民时代的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残酷打压。 在这篇讲话中，胡锦涛严词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 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见，胡锦涛视政治改革为洪水猛兽。由此，胡树立了以反美为主轴的外交政策。 当然，反美的背后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而当普京上台、以彼72得大帝的姿态企图重建俄罗斯帝国之时，胡锦涛又向俄罗斯这头近代以来屡屡践踏中国国家主权、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北极熊暗送秋波，企图“联俄抗美”，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施政演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继续引发震动，成为中共中央“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 的政治纲领。中宣部据此起草文件，提出不准报道“农民上访”、“土地拆迁”、“社会民生”、“政府与百姓冲突”等“二十九不准” 的报道方针。中宣部召开全国媒体会议，进行文件传达。传达文件的副部长吉炳轩在大会上宣读胡锦涛对此中宣部文件的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是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胡锦涛公然倒退到毛的“反帝反修” 路线，在“六四”之后是第一次。 那些憧憬“胡温新政”的人，偏偏对胡锦涛“毛的传人”的本质视而不见。等到胡锦涛张开血盆大口“吃人”时，要想反抗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胡锦涛左，薄熙来才与之“比左” 胡锦涛作为“毛的传人”的第三块“胎记”，是在中共庆祝建政六十周年的阅兵典礼上，在最后一刻特意安排高举“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的宏大方阵上场。当此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时，让人疑惑这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平壤。胡锦涛不仅在新闻控制、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学北韩，在阅兵及典礼运作上，也以北韩为师。 耐人寻味的是，在阅兵典礼中新增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方阵，成员选择清华学子和武警战士组成。有极左派在“强国论坛” 发表文章指出：“感悟中央高层的良苦用心和精密创意，也许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坚持继承和发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动摇！坚持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动摇！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闪亮73登场在当今时代的确很不容易。不论其中历经多少曲折，想必清华学子出身的胡总书记在其中一定起了决定性作用。热切期盼水木清华高举‘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的学子代表们，不忘曾在红色年代的历史足迹，努力秀出民众渴望的精神风貌。” 一文一武，是胡锦涛的左右手：清华学子，是中国“忠党”知识精英的代表；武警战士，是胡锦涛时代急剧膨胀的“暴力维稳” 的工具。前者是笔杆子，后者是枪杆子，两者结合，正应了毛透露的共产党夺取天下的秘密：一是靠笔杆子，二是靠枪杆子。胡锦涛有意让笔杆子和枪杆子共同举起毛泽东的旗帜，便是为显示他是毛的好学生，而不是邓的追随者。虽然胡锦涛并非毛钦点的接班人（毛挑选的接班人要么死于非命，如刘少奇、林彪；要么下台受辱，如王洪文、华国锋），而是邓选中的“隔代接班人”，但他对毛的感情比对邓要深得多。 在江泽民时代，薄熙来未能修炼成精，既是因为当时薄熙来尚未爬升到显赫的位置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是因为江泽民不是毛主义者，而是邓式的“修正主义者”，在江时代搞极左那一套无人喝彩。在上海滩长大的江泽民，喜欢灯红酒绿，对毛左的那套红彤彤的东西不感兴趣。搞毛式革命不是江的长项，闷声发财才是江的爱好。那个时期，在地方任职的薄熙来，只能弄些广场、草坪之类华而不实的政绩，而不敢公然举起毛的旗帜。到了胡锦涛执政之后，胡不加掩饰地显露出“毛的传人”的真面目，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大幅倒退：经济上国进民退、法治上黑帮治国，政治上天天念马列毛之紧箍咒。无能的政治辅导员成为党魁，只能是此种做派。 在此背景下，才有薄熙来式的怪才横空出世：薄熙来是个投机主义者，而非血统纯正的毛派。毛当年决意打倒薄熙来的老爸、作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首脑”的薄一波，一夜之间，薄熙来便家破人亡、受尽屈辱。其命运之悲惨，比之今日孤悬海外的薄瓜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个人感情上而论，薄熙来对毛必定恨之入骨，父74亲的垮台、母亲的自杀，在少年薄熙来心中不会一点阴影都没有留下。但是，薄熙来上任重庆之后，仍然孤注一掷地打出毛的神主牌来，因为他看准了胡锦涛之心思意念，胡死死抓住毛不放，胡本人也是“文革”的受益者。 上有所好，下必投合之。薄必须表现地比胡还要左，才能聚拢散落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左派，并成为其盟主，由此获得与胡锦涛叫板的能量。在薄的支持者中，有太子党群体，有怀念“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的失业工人，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失意文人，也有信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新潮学者??这些人都是胡锦涛和薄熙来的“群众基础”。薄熙来知道，拿右的意识形态与胡竞争，立即便会被胡打倒，拿左的东西与胡竞争，说不定还有大获全胜的机会。这就是赌徒的心态。在此意义上，胡薄之缠斗，不是光明与黑暗之争，而是恶者与更恶者之冲突。 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薄熙来是胡锦涛生下的怪胎。胡锦涛干掉薄熙来，不是因为他本人要走光明之路，薄熙来要走黑暗之路；而是因为薄熙来挟毛派以挑战中央，危及胡本人的僭主地位，胡才不得不出手。薄熙来完蛋了，但产生薄熙来的制度和文化土壤仍未改变，还会有薄二世、薄三世应运而生。751.7“薄毛”与“胡毛”不分伯仲 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 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 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有人说，中国政改之难，难于上青天。不能苛求“光说不做” 的温家宝，他说了就难能可贵了；更不能指责并未掌控绝对权力的胡锦涛，他能维持住政权就竭尽所能了。奴才总是如此“善解人意”。 胡温并无政改的诚意，他们十年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终将导致“一切压倒稳定”。政改固然难，其实也有并不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的着力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的“非毛化”。而“非毛化” 的第一步，就是迁移毛尸，将毛主席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发表了一封呼吁北京当局迁移毛尸的公开信，我们在信中指出“非毛化”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不愿看到，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然而，中共当局掩耳盗铃，不作任何回应。二零一二年春，薄熙来垮台，有人乐观地认为，这将意味着毛主义的终结。我的看法截然相反：薄熙来之“唱红打黑”与胡锦涛之“暴力维稳”，都是遗传自毛的统治法宝。薄熙来、胡锦涛都是毛的好学生。以时间次序而论，先有“胡毛”，才有“薄毛”；“薄毛”虽垮，“胡毛”犹在。76“薄毛”与“胡毛不分伯仲，要根绝毛崇拜和毛主义，不仅要“反薄”，更要“反胡”。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重庆打黑，宛如一出章回体小说，下一个段落永远比上一个段落精彩。虽然它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但从狗咬狗的场景中，民众也获得了旁观的快感。 这个故事的第一回是：当年，文强亲自擒获让人闻风丧胆的“大盗之王”张君，将一只脚踩在其身上，让媒体拍照留念。然而，就在文强威风凛凛、如日中天之际，强悍的张君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将来有一天，你的下场会和我一样！”那时的文强，哪里听得进去这句丧气的话，迅速将张君绑赴刑场、一枪毙命。 故事的第二回是：执掌重庆警界大权十余年的文强“文二哥”，还没有从庆功酒的微醺之中清醒过来，就沦为比张君更惨的阶下囚。 《南方人物周刊》在长篇报道《文强的江湖》中写道：“文强的关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既然文强是半警半匪，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重用文强的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政治局委员汪洋，又该当何罪？而搞死文强的，是比之更加强悍的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文强临死前，语重心长地对前来探监的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也会跟我一样。”而在重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王立军，对文强的忠告不屑一顾。他是薄熙来的红人，“黑打” 重庆，不亦悦乎，丧钟都是为别人而鸣。 故事的第三回是：转眼之间，黑白易位，薄王破局。薄熙来要壮士断腕，杀人灭口；王立军不惜鱼死网破，逃出生天。 先是化妆出逃，潜入成都美国领事馆，继而随从国安部副部长邱进赴京领罪。 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死无全尸；王立军出逃，吸引全世界的眼球，77却保全头颅于项上。然而，文强从地狱中伸出来的那双手，从此紧紧抓住王立军之双腿，他跑到天涯海角，都挣脱不掉。 故事的第四回是：王立军的后台老板薄熙来，在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王立军事件以“用人失察”一笔带过，对“重庆模式”依然高调宣扬，且逼宫胡锦涛“一定会到重庆看看”。话音刚落，温家宝即在闭幕式的记者会上不点名地严厉批评重庆官员，继而薄熙来之免职令公诸于世。从此，薄熙来失去地盘和自由，其妻谷开来亦因杀人案而被拘捕，远在美国的儿子薄瓜瓜一夜之间沦为“薄孤孤”。 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意图问鼎皇位的薄熙来没 有想到，王立军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王立军说：“我只是薄熙来的打手，薄书记让我打谁我就打谁。”这句话有点像当年江青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王立军的完蛋，导致薄熙来的垮台。而薄熙来一旦失势，周遭的鲨鱼便一拥而上。一向被薄熙来瞧不起的温家宝打了头阵，而为之掠阵的，就是党魁胡锦涛。在中共权力阶层这个烂泥塘里，没有谁心慈手软。 薄熙来的谢幕，不会是这出折子戏的最后一回。当年，林彪事件之后，党政军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向毛泽东效忠，声讨林彪之叛国。此次，薄熙来垮台之后，胡锦涛也获得党政军各级官员的效忠表态。胡锦涛整治薄熙来的方式，无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温家宝故作忧患状地宣称，要警惕“文革”重演，其实，胡温的这一套权谋手腕，不正是“文革”脱胎换骨而来吗？ 如今，顾盼自雄的薄熙来，已尝到“请君入瓮”的滋味；那么，胡锦涛还会等多久，才会亲自品尝这杯苦酒呢？ 薄熙来的“写作组”与胡锦涛的“学雷锋”78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必然复活“文革”时期“写作组”的模式。 杀了“黑老大”文强还不够，还要找人写文章证明杀得对、杀得好。为了彻底将文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为自己的“廉政风暴”歌功颂德，薄熙来重拾毛泽东的“杀手锏”──组建“写作组”。 当“打黑”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重庆作协宣布成立写作组，“将客观记录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辉煌战绩，进行文学作品创作”。为了支持写作组的创作，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特意会晤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表示“重庆是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为作家创作采访提供一切条件”。黄济人则宣称，“作品将遵循生动、翔实、客观的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创作”。古语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这一次，作家与警察居然成了“最佳拍档”。 学者魏承思指出，写作班子是共产党中国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组织的功能首先不是学术性，而是政治性的。它往往附属于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但一般没有正式编制，大多是以某一项特定的政治任务而临时组织起来的，人员从机关、报社、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抽调。写作组虽然是由许多学者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统治者的政治意志，这种做法不是“文革”首创，却在“文革”中的写作组达到极致。“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写作组，是毛泽东亲自掌控的以“梁效”（“两校”之谐音）为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螺丝钉”之谐音）、“石一歌”（“十一个”之谐音）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 如今，写作组重现江湖。薄熙来不愧是“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崇尚暴力的“联动分子”，将“文革”遗风发扬光大。79十年前，我撰文批评余秋雨掩盖参与“石一歌”写作组的经历，斥其为“文革余孽”。有朋友说，这四个字用在余秋雨身上太重，余秋雨在写作组里只是二流角色。那么，薄熙来重建写作组的行为，表明只有他才当得起“文革余孽”的冠冕。 看到薄熙来与自己“比左”，胡锦涛不甘落后。除掉薄熙来之后，胡锦涛却不全盘否定薄熙来拉起的大旗。薄案尚未定谳，胡锦涛就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学雷锋”运动。在胡锦涛的精神世界里，就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利用，只能向毛时代寻求答案。他身边连像样的笔杆子都找不到，便只好“老调重弹”。 毛树立的雷锋之类的榜样，早已是明日黄花， 正如思想敏锐的大学生刘一舟所说：“‘学雷锋’已经没有意义了。雷锋成了官方手里的烂牌，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牌，只好不断地打。”薄熙来手上是这副烂牌，胡锦涛手上也是这副烂牌 牌与烂牌的对垒，只好看打牌者谁的官大──于是，胡胜薄败就是必然的结局。 胡锦涛认为，薄熙来是个坏人，但薄熙来推崇的毛左思想并不坏。黔驴技穷的胡锦涛，搬出毛泽东的神主牌位来保佑自己。殊不知，否定毛泽东才是共产党脱胎换骨的起点。只是，胡锦涛这个“毛泽东的孩子”，绝对没有勇气断肢求存、刮骨疗伤。 韶山“毛厕”，邪灵狂舞 胡温掌权之后，在意识形态上急剧左转，以毛式民粹主义掩盖权贵资本主义的真相。其大兴土木的首要工程，就是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韶山修建号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的“毛泽东文物馆”。 新华社报道，这座占地六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建筑，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修建。它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二零零80四年，党中央、国务院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总投资达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在韶山修建一座新“毛（茅）厕”，是来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共决定。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是一名“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果然不负此名，亲自主导这座“毛厕”的立项与修建，将杀人如麻的暴君毛泽东推上神坛。 胡锦涛的此一决策充分表明，他挖空心思，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胡心目中毫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才会被邓小平等元老相中，选拔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而胡锦涛甚至比邓小平预料的更左，当他执掌大权之后，甚至走上“弃邓趋毛”之路。 修建第二座庞大的“毛厕”，是胡锦涛政权向左转的标志之一。 修建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毛厕”，是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又一个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重大举动。这样一座臭不可闻的“毛厕”，玷汙了中国的土地，侮辱了无数被毛泽东残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共在胡锦涛的英明领导下，可以骄傲地改名为“毛厕党”矣。 由于毛泽东的罪恶在中国大陆被封存，毛在民间仍然颇有迷惑力。胡锦涛抬出毛来，一是申明自己继承的是中共正统，二是迷惑民众、抵抗民主思潮。这一招数有一定的效果。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因“圣火”传递在国外受到冲击，中共遂在国内鼓动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由于传说法国超市家乐福的股东支持达赖喇嘛，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游行活动中，警察不加干涉。 在武汉抗议家乐福的活动中，有几个年轻大学生举起毛泽东的大幅画像。 这一情景，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许多大学生举起周恩来的画像，以及与军人对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81的场景的翻版。反对者与被反对者在文化上如此“同构”，表明反对者精神资源的匮乏与单一。这已经注定了那场民主运动必然失败的结局。 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在中国仍然颇有市场。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若干愤青赤胆忠心地表达着对毛泽东的热爱： ──“善良的中国人已今非昔比了，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跌倒了也还是在主席这巨人的肩膀上。吃人的豺狼已无法去消灭主席了，就阴谋来离间人民和主席的血肉关系，让人们从巨人的肩上下来便好分而食之。历史与现实教育了中国人不会再做傻事，毛泽东是人民的护身符。” ──“在我们中国遭受西方反化势力攻击汙蔑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非他莫属。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年轻一代勇敢地挺身而出，让我们感动。” ──“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人反毛泽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崇拜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是永不落的太阳，是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历史发展的真谛，就是追求完善一种精神，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民族的道路和精神，也是全人类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道路和精神！” 杀人魔王被这些人当作救命恩人。如此蒙昧的国民，正是胡锦涛最喜欢的奴隶。所以，“半毛半邓”的胡锦涛可以轻松执政十年。 “毛厕”申遗，遗臭万年 近年来，“申遗”成为共产党政权撩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人心中一直有浓浓的诺贝尔奖情结和奥斯卡情结。但是，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诺贝尔奖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当奥斯卡拒绝了御用导演张艺谋之后，奥斯卡也成了“反华工82具”。于是，剩下的可以伸张国威的项目，便惟有申遗了。 当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申遗的消息传出之后，由于“中轴线” 的核心是包括毛主席纪念堂在内的天安门广场，此消息让人莫名惊诧。首先，中轴线上尽管有紫禁城、钟鼓楼等老北京的象征性建筑，但中共建政之后对北京中心城区大刀阔斧地改建，大大破坏了北京的固有格局，早已将这一区域缔造成彰显中共一党独裁意识形态的标本。香港学者洪长泰在《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该书引用老一辈城市地理学家侯仁之和建筑学家吴良镛的一段话：“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在旧日突出于全城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则已退居到类似‘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由此可见，此处并非保护文化遗产的模范，而是大肆破坏的案例。 其次，天安门广场对中国民众意味着什么？有三个历史时刻是不能忘却的：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其个人崇拜臻于顶峰，大规模的迫害与杀戮也随即展开；一九七六年，觉醒的民众发起“四五运动”，反对毛泽东及其走卒“四人帮”，并与镇压者发生流血冲突；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下令野战军用坦克和机枪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酿成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 可见，此处乃是共产党野蛮血腥统治的缩影，此处不该寻求申遗，而应当重新改建一处类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地式的，供后人缅怀死者、谴责暴政、捍卫历史的“活教材”。 第三，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一座供奉着大独裁者毛泽东尸体的毛主席纪念堂。干尸臭味，席卷京城；专制崇拜，毒化心灵，此“毛厕”的存在乃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木乃伊崇拜是实行奴隶制度的古埃及的发明，二十世纪却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遍地开花──当今世界现存的“四大干尸”为：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83越南的胡志明、北韩的金日成。这四个人都自称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马克思生前是很注意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马克思曾经说过：“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如果马克思知道他的四大门徒大搞自我偶像化，一定会将四人开除门墙，甚至会亲自捣毁四具存放干尸的水晶棺。如今，俄罗斯已经开始研究迁移列宁水晶棺的适宜。以后，“四大干尸”如果想聚在一起打麻将，就只好“三缺一”了。 “毛厕”申遗，遗臭万年。如今，薄熙来虽垮，但毛的阴影并未去除。胡锦涛鼓吹学雷锋，百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孔庆东、摩罗等无耻文人赤裸裸地为毛招魂，说明如蝇逐臭仍是不少中国人的习性。84 1.8何谓“地下党”，谁是老大哥？ ──读马利德《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 某个中国官员访问梵蒂冈时，开玩笑说， 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真像。他说：“我们有宣传 部，你们有万民福音部。我们有组织部，你 们有枢机团。”梵蒂冈的官员问：“那么，有 什么不同？”中方的人对着全场大笑的人说： “你们是神，我们是魔鬼。” 马利德《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 《金融时报》副主编、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所着之《中国统治者的秘密世界》（台湾译名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不准确）一书，是关于中共研究的一本重要专着。《亚特兰大》杂志指出：“对于中共高层领导的内部结构、行为动机、政治竞争与畏惧担忧，少有外人能够确实地理解。但在马利德这本着作出现后，我们不再只是知道皮毛而已。”《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本书不仅重要，还充满启发性；它生动活泼且深刻地描述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秘密组织），直到现今都把‘保密’ 视为其最高且不可侵犯的原则。” 然而，世上没有密不透风的高墙，也没有可以永远保守的秘密。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退潮的逆境下生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列宁式的政党体制与扭曲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血腥镇压“六四”的四面楚歌中重新站起来，并成为表面上威风凛凛的超级强权的？这些疑难问题，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最佳答案。85 共产党：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 中共自从建党以来，一直到夺取政权之后的六十多年，始终不脱“地下党”之本色。共产党在中国就像一个幽灵，你看不到它，它却无处不在。这正是马利德对中共的精辟概括。 这本着作共八章，分别从党与国家、党与商业、党与人事、党与军队、党与贪腐、党与地方、党与企业家、党与历史等方面分析共产党的统治策略。马利德指出：“党不仅控制政府，它本身就是政府。”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犬牙交错的巨大网络。中共的决策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次一级的是二十五人组成的政治局，然后是三百七十一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与之平行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以横向而论，是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央办公厅、政法委、外联部等“八大部”，以及财经领导小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党建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等“半正式”的机构。以纵向而论，是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的委员会。如是，党如同一个蜘蛛精，牢牢附着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上。 马利德从特权者办公室或家中的“红色电话”入手，剥茧抽丝般清理出中国的权力掌握在哪些人手中。这部红色机器是进入中国统治核心的门票，拥有者约有三百人，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省部级官员、大型央企董事长和中央媒体负责人。这是一种援引自苏联的严密的等级制度，当年的苏联也有一个专门服务顶级官僚的秘密电话系统。正是这个系统，“代表着党组织无可比拟的渗透力、严格的等级制度、精心设计的组织和严格的保密”。 作者对中共的“半秘密”的机构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探究。比如，对外不挂牌、也不公布电话号码的中共组织部。党的组织部的地位，远远高于政府的人事部，因为政府的所有部委首长，实际上都由组织部而非人事部来决定和任命。“由于党、公职人选86不经选举或公开竞争，因此在幕后争取任命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戏。 身为争取任命的‘票据交换所’，组织部成为整个政治体制的中枢。” 但是，即便在基层共产党员心目中，这个部门亦神秘莫测。马利德多次联系采访位于长安街的中组部，却未能成功。 现任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任职期间，马利德曾对其作过采访，却与组织部的事务无关。李源潮高升之后，马利德要想再次采访他，便难于上青天了。马利德费劲周折才采访到湖南长沙组织部的一名高官王明高，王待他很热情，请他吃饭，却拒绝给他名片。 对此，马利德评论说：“处理名片的方式不过是访谈结束时的一个小细节，却显示出他的机构如何看待世界。组织部以外的宇宙，对王明高而言都是次要的。他只在共产党圈内递出名片，不给外界。” 中共在许多方面不断“与时俱进”，组织部的运作方式却墨守成规，正如马利德引用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驻京办主任》一书作者王晓方的话：“从某个层面上看，过去三十多年很伟大，经济发展，但文化、社会和政治没有进展。本质上还是同样一个旧制度。 人们只是一步步往上爬。在西方，政客只能干个几年。在中国，他们可以干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要跟他们绑在一起。” 共产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域作了一些收缩──如不再干涉普通人结婚与离婚的决定，在战略性的高地仍然重兵把守──党不仅垄断政府、企业、军队、司法、警察、媒体等“生死攸关”的领域，还垄断对历史的阐释与评判。以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而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俨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始终都在共产党严密的掌控之下。 中共是伪造历史、遮蔽历史的专家。苏联崩溃的远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暴政；中共依然维持权力的秘诀，却在于邓小平不计私仇、坚持维持毛泽东的“道统”。在今天的中国，否定毛泽东以及探讨历史真相的努力全被禁止。二零零四年，我与刘晓波等发表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受到当局的打压，当87时马利德就对我作了采访。那次采访的细节，被写入此书之中。胡温当局禁止民间批毛，正是薄熙来在重庆搞“一个人的文革”的大背景。胡温出于维系中央权威的目的而清洗薄熙来，并不意味着开放民间对历史独立自主的研究与论说。 “共产党国家”是个贬义词 马利德发现，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人，会时不时地感觉到共产党的阴影笼罩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很难看到共产党的实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共产党员的人数越来越多，根据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资本家也被吸纳入党。中国最大的电器制造商骸集团的负责人张瑞敏，甚至位列中央委员。但另一方面，许多共产党员有意遮掩其党员身份，以便他们领导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圈钱。马利德评论说：“党现在的营销策略，是将自己定位为带有中国特色的有容乃大的组织。理论上，中国可以拥有一切：民主、正常运作的司法制度、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各执己见的智库、创新的大学和繁盛的私人企业──只要它们不跨出党所规定的范围。” 似乎是引证马利德的观点，日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 BBC 记者帕克斯曼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只有七千万党员，而中国的人口则有十三亿。因此我认为你不能把中国称为共产党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大使当然是共产党员，北京绝不会任命非共产党员担任驻外大使。但是，他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今天的中国，哪有“共产主义者”？从“河蟹大帝”胡锦涛到软禁我的国保警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从心底里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入党的动机只是权力和金钱，格瓦拉式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早已是如恐龙般的史前生物。88 刘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可见他认为“共产党国家” 并非好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当仁不让地打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野心勃勃地与苏联竞争“共产党国家”阵营老大的位置。狂妄自大的毛泽东，不惜与苏联决裂，在“共产党国家”阵营成为孤家寡人。尽管如此，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对诸多亚非拉穷国大把撒钱，挖空心思输出共产主义。那个时代，“共产党国家”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而后，红色高棉大屠杀、“文革”惨剧、苏联入侵阿富汗、“六四”屠杀以及苏联东欧剧变，使得“共产党国家”臭气熏天，人人避之惟恐不及，连刘大使都要条件反射般地否认之。 刘大使用共产党员只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五的数据，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他却不知道，中国宪法第一条指出，国家的基础是某一阶级的专政，从而使该阶级的政党赋有特权，即以党治国，党凌驾于国家及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上。在此意义上，怎能说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马利德用整整一本书来证明的事实就是： 中国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之大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将苹果的 CEO 调去微软任 CEO 吗？党可以轻松地绕过董事会做到这一点：把“海归”田溯宁从这家电信巨头调到另一家电信巨头任职。所以，与其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如说是共产党国家。 刘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 如果没有上级许可，他哪敢发出如此石破天惊的言论。这个表态不是显示今天的共产党会主动放弃由一党垄断的权力，进而转型为民主制度下议会党之一员；这个表态仅仅表明，中共是一条适应能力极强的“变色龙”， 为了在新一波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中幸存下来，连牌坊都可以拆下来建新房子。 共产党刻意隐身，以便“与国际接轨”。但是，一党独裁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接轨”只能是鸡同鸭讲。马利德指出：“没有民主选举和公开讨论，难以论断有多少民心支持党。但不可否认，在毛89泽东死后，党的两大权力基础──经济成长和民族主义──变得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来就不想让崛起的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中国老早就清楚这一点，但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却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在西方学界和媒体上，将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相提并论，被看作是过时的“冷战思维”；其实，今天的中共完整地保持着遗传自昔日苏共的 DNA，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不可能蜕变成欧洲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 一个“没面目”的独裁者 相比于那些巴望“胡温新政”梦想成真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利德对现任党魁胡锦涛的观察与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画皮画骨。 马利德指出，胡锦涛一直小心维持形象，不让人看到多面的自己，在第一任期从不接受采访，不论本地或外国媒体。在筹备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奥运会时，胡锦涛接受二十五位外国记者简短的访问，所有问题都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胡锦涛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的官样文章。胡锦涛的言论经常出现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从中看不出什么他个人的看法。这一点，跟引经据典、卖弄风骚的温家宝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胡温个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党魁与总理职位的区隔。中国某评论家将胡锦涛的政策声明比喻为鸭子走路，一只脚向右，一只脚向左，维持难看的平衡，只有从远处才能看出脚步稳定。 马利德还将胡锦涛与他的几位前任领导人作了有趣的比较：胡锦涛个性平凡，刻意不露感情。相形之下，邓小平有革命家的声誉，身上留下多年奋战毛泽东疯狂政治斗争的伤痕。邓自豪地展示四川人的土气。江泽民能开怀在公共场合唱歌，并朗诵林肯盖茨堡演讲词及其他西方经典。胡锦涛既没有邓小平的活力，也没有江泽民带点滑稽的亲切，更没有毛泽东骇人的肃穆威仪。他没有特殊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也没有说出什么名言，成为日常生活的常用语。90四川老诗人流沙河世事洞明，对江胡二人有如此之比较：江好虚荣，爱出风头，有几分人情味；胡宛如僵尸和木头人，这种没有情感的人，必然更为心狠手辣。此一判断，与马利德不谋而合。 马利德的这本书，讨论的虽然是严肃的政治议题，却写得妙趣横生，有大量小说中才可读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关于胡锦涛，书中有两个值得玩味再三的轶事。其中之一是：胡锦涛第一次被任命为总书记后，五岁起抚养他长大的、年迈的小舅奶奶刘冰霞成了“敏感人士”和“维稳对象”。当地官员不让老太太接受记者访问，还到老太太家拿走胡锦涛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照片，以免落到记者手上，成为非党提供的胡锦涛生平故事的独立资料。 第二个故事是：二零零五年，胡锦涛在英国参加八国集团会议，英国某外交官试图安排胡锦涛参加其中一场领导人非正式的自由交谈。但中国外交官对此一安排漠不关心，并告诉他说：“胡锦涛主席从不做自由交谈。” 这就是胡锦涛的真实面目。在僵化的体制内长期磨砺，早已让他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与情感。同情和爱这些词汇，在胡锦涛个人的词典中是缺位的。在其心中，第一是权力，第二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在此意义上，胡锦涛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可悲的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这样一个“没面目”的人物，会成为统治中国十年之久的独裁者呢？这不是偶然，而是时势使然。如果说毛时代是人比时势强，那么胡时代是时势比人强。马利德一语道破了天机：“胡的形象，正符合时代的需要。现代中国变得十分复杂，表示党、胡的同侪，甚至人民，都容不下再出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种强人统治。在毛、邓时代，领导人压倒党。胡锦涛尽管握有大权，却生活在党的影子下，而不是倒过来。” 由此可见，中国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即朱厚泽91所说的，由“强人政治”进入“常人政治”。与之对应，中国共产党如放射性元素般进入了无法逆转的衰败期。马利德以对刘晓波案的评论作为本书的结尾：“在过去的共产中国，体制会铲除像刘晓波这样挺身对抗的人；现在，体制则是让刘晓波在牢里受苦，藉以杀鸡儆猴，吓阻任何胆敢有样学样的人。而这就是目前中国政治进步的程度。”然而，刘晓波已然划破黎明前的黑夜，胡锦涛还能躲在铁屋子里多久呢？92 1.9黑无常胡锦涛，白无常温家宝 二零零七年中共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前， 九名男子大步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九 人组合定案后，不查者一时可能很难分辨他 们是谁。他们的头发光滑乌黑，中国高阶政 治人物全都定期染发，除非退休或监禁才一 改习惯。??尽管他们人脉不同，但之间并 没有重大的政治分歧，因为早在爬升过程中， 政治分歧便已被党的无情批斗清除殆尽。 马利德《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 胡温联合执政十年，通常两人的分工是：胡锦涛躲藏在幕后保持神秘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人权与自由的话；温家宝则时不时站在前台发表雄心勃勃的政改宣言，似乎政改从此刻开始。此一策略极为成功，中国老百姓对“胡温新政”的期待，从胡温上台一直保持到胡温退休。 实际上，温家宝的所有台词，都经过胡锦涛的审核。温家宝是胡锦涛的传声筒和马前卒，胡锦涛是温家宝的大老板与总导演。这出大戏，胡温两人缺一不可。胡温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如混凝土般凝固为一体。他们在这场人肉盛宴上吃饱喝足，又岂能主动打翻餐桌，让在座的权贵们都没得吃？ 然而，对民间而言，有点希望总比绝望好。每次温家宝谈及政改，民间便是一片欢呼。民间的不成熟、不独立，暴露无遗。甚至还有不少人故意制造谣言说，胡保守，温开明，胡温斗争激烈，温多次以辞职逼胡政改。这些无知的想象，让人哭笑不得。我只想回敬这些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准国师”说：你不要跟我说胡温不在一条船上，他们若不是同舟共济，焉能合作十年之久？在过去的十年里，可供透析胡锦涛和温家宝关系的事例，多如牛毛。93温家宝为何凭吊毛太子墓？ 二零零九年年底，温家宝访问朝鲜，成为继李鹏之后十八年来首次访朝的中国总理。 温家宝的行程中，专门安排了一个重要环节：专程到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在朝鲜战死的中国官兵。温家宝是继周恩来之后，第二位前往此处扫墓的中国总理。 在陵园，温家宝毕恭毕敬地祭拜毛岸英之墓。历史如此吊诡： 倘若不是毛太子不遵守有关规定，强迫参谋人员在司令部为其生火做蛋炒饭，就不会死于美军的轰炸；毛太子若是从朝鲜载誉而归，必定继承大位成为“毛二世”；如果毛太子接班，中国就是毛式世袭王朝，跟今天的北韩一样，也就不必让胡锦涛谆谆教导向北韩学习了。那么，不要说邓小平只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今天的胡锦涛、温家宝等出身卑微的平民子弟，焉能有入主中南海的机会？ 毛太子之死，幸耶，不幸耶？是毛一家之不幸，是天下之大幸。 不知奉胡锦涛之命访问北韩的温家宝，在毛太子之墓前，会有怎样的浮想联翩？ 毛泽东不读马列，只读通鉴，骨子里就是刘邦、朱元璋式的流氓帝王。在延安时，女作家丁玲常到毛泽东的住处。有一次，毛泽东突然问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 丁玲开玩笑地回答说：“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 “这还不简单呀!”毛泽东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丁玲面前说： “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丁玲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她认为，这反正是开玩笑。 毛泽东却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后，毛又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94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 丁玲一听毛泽东的话，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又有一次，丁玲去毛泽东住处，见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两人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泽东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 毛泽东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 丁玲回忆说：“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 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也确实说明毛泽东头脑中是有帝王思想啊。” 温家宝拜谒毛太子墓，就说明胡温政权要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走到底。温家宝若是真的改革派，就不该去凭吊毛太子墓，而该去拜谒林昭墓。在林昭殉难四十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自发前去苏州郊外灵岩山祭拜林昭的墓地。杯弓蛇影的胡温当局，对死去四十年的弱女子林昭心存恐惧，在墓地旁边的大树上安置监控探头，以此威吓前来悼念英烈的人们。 从基督信仰出发，林昭看透了毛泽东统治的本质是偶像崇拜。 林昭在狱中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话，运用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这封信在精神层面超越了“文革”时期所有的“反动文章”，也成为当局决心杀害林昭的重要原因。 当年，林昭揭穿毛泽东暴君本质的时候，胡温正是大学里“唱95红”的标兵。难怪，林昭的这封信在其殉难四十多年之后，仍然不能在中国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肉体死掉了，但其思想控制并未终结。 温家宝不是赵紫阳的继承者，而是胡锦涛的大管家某些知识分子，不是太天真了，而是太聪明了。他们认为，使用“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既能让自己处于安全的情势之下，又能脚踏实地地推动中国的进步。当温家宝又发表了一番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之后，若干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奔赴北京郊外的密云水库召开“挺温大会”。以传承哈维尔精神自诩的学者崔卫平会与并作了发言，她指出，温家宝有关政改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如今被看作赵紫阳先生遗嘱的这个东西”。她认为：“有人将温家宝与周恩来做类比。在我看来，周恩来不是民主派。温家宝先生是民主派。胡耀邦先生是民主派。赵紫阳先生是民主派。” 崔卫平在谈论东欧问题的时候极为睿智，可是在谈论中国现实的时候却犯此跟她的智商不符的错误。我想反问她的是：难道温家宝在口头上说了几句支持民主和政改的话，就成了如假包换的民主派吗？那么，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文集中，支持民主和政改的讲话可谓满坑满谷，但他们是民主派吗？江泽民还会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呢，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实践其中的政治原则呢？ 崔卫平俨然以“驯兽师”自居：既然温家宝说过支持民主的话，就把他说过的话“弄假成真”吧。难道她忘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吗？当年的那些大知识分子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没有驯服毛泽东，反倒落入了毛泽东的“阳谋”之中。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用赵紫阳来打扮温家宝，就像油与水一样，绝不相融。将赵与温并列，是“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是对赵紫阳的贬低与侮辱。 温家宝不是赵紫阳的传人，而是赵紫阳的叛徒。温家宝是通过出卖96赵紫阳才青云直上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透露了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决定罢免赵紫阳，但并未通知赵紫阳本人。赵紫阳希望召开政治局会议，找到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温圆滑地拒绝说，如果你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后果会很不好。赵紫阳被迫搁置这个符合《党章》 的计划。中办主任本应忠实执行总书记的命令，而温给赵一个软钉子的做法，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务员的职业伦理，却遵循了斧头帮的黑箱政治传统。 赵紫阳是真正的改革派。在其任总理期间，推动经济改革，为“商品经济”正名；在其总书记任上，倡导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人大扩权、舆论松绑、“透明化”等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其“六四”之后的幽居岁月里，更是痛定思痛，提出多党制、议会制、全民普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未来中国的愿景。 那么，被崔卫平誉为跟赵紫阳一样是“民主派”的温家宝呢？ 在温家宝的诸多讲话和实践里，可曾具备了赵紫阳推动的改革事业的基本内容？温打出的是邓的旗号，可是赵说得很清楚：“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 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嫁接的怪胎，而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传人。 温家宝不是《零八宪章》的支持者 英国皇家科学院一九九八年设立的“查理二世国王奖”，用于奖励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的国家或者政府的领导人，并往往是领导人访问英国的这种特殊场合下颁发。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温家宝被授予该奖。温家宝认为，能够获得“查理二世国王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肯定，同时也是中英两国科技界友谊与合作的象征。作为科学工作者，他一直关注着科学的发展。97 中国官方对这一奖项的报道相当低调。大概官方自己也不好意思声张温家宝在科学研究方面有何成就与贡献。而温家宝政府实施的科教政策，正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所以，这一奖项颁发得名不正、言不顺。 在不知何人主办的“《零八宪章》论坛”上，却发表了一篇社论体的文章《热烈祝贺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查理二世国王奖”！》。文章写道：“‘《零八宪章》论坛’认为，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事业的肯定，也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倡导普世价值、大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充分肯定和表彰！”文章用极为谄媚的口吻写道：“通过观察温家宝先生的一贯言行，‘宪章论坛’认为温家宝先生不仅代表了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方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应该前进的方向。也正因此，值此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特别奖章的光荣时刻，‘宪章论坛’不仅向温家宝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温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个暧昧不明“《零八宪章》论坛”，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呢？ 这篇充斥着党化语言的“社论”，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如此肉麻地拍温家宝的马屁，真是羞辱《零八宪章》群体。《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个个都用真名，可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而所谓的“《零八宪章》论坛”，盗用《零八宪章》群体的名义，发布冠冕堂皇的“社论”，其行径极为恶劣。《零八宪章》的首批三百零三个署名者，所取得的共识只是《零八宪章》文本本身。他们对若干问题，包括对胡温政权的具体评价，肯定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因此，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署上自己的真实名字，而不应当窃取《零八宪章》之声誉，而塞入少数人的私货。这些匿名者在讨好温家宝的时候，不敢提及因《零八宪章》而被判重刑的刘晓波，因为刘晓波的遭遇便是温家宝说谎的铁证。 作为《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刘晓波从胡温刚上台的那一天98起，就看出了胡温“画饼民主”的骗局。因此，刘晓波绝对不会同意“《零八宪章》论坛”向温家宝下跪的可耻行径。可惜，刘晓波被关押在监狱中，无法发出声音来，只能任由匿名者将《零八宪章》 绑架。对于此种乱象，“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在纪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反映了人们长久以来善良的期盼，倒不如说是出现了一种急迫、浮躁的心理。”她认为：“我常常告诫自己，越是在纷繁复杂、诡异多变的政治情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事实，尊重理性，绝不能被某些表象所迷惑。” 对于外媒报道的温家宝倡议政治局平反“六四”的消息，丁子霖并不相信，她描述了她和天安门母亲们的生存状况：“我本人以及其他天安门母亲所生活的环境并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比如，不管我到哪里，家中的电话、手机、宽带始终遭受到监控、窃听，而且常常被切断。今年春节过后不久，葛洵先生来我家看望我，就在我家门前被绑架，遭毒打，被遣送返美，这是铁证。清明期间，在京的一些天安门母亲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不是被逼坐公安的警车，就是被警察贴身跟踪。这一切与以往年月都没有变。”所以，她的结论是：“铁幕并未被撕开，极权政治仍在黑箱中操作。” 可是，某些自以为聪明的公知们，偏偏不愿听丁子霖的忠告，而愿意相信胡锦涛和温家宝是《零八宪章》的同路人。 绑匪内讧与肉票欢呼 王捕头夜奔美领馆，薄总督褫夺黄马褂。刑部尚书“康师傅” 在悬崖边上两股战战，青天宰相“天线宝宝”俨然要为党国带来“同治中兴”。关汉卿与莎士比亚联袂，亦写不出如此大戏。 当薄熙来再也勃不起来时，若干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家，终于在“六四”后二十多年的高压与屈辱中勃起来。对政改望眼欲99穿的民间人士，春心荡漾，视胡温为中国之救星。有人认为，党内有坏人，亦有好人，薄熙来是坏人的代表，胡温是好人的代表。这一次，是好人战胜了坏人，中国有希望了。也有人认为，两相其害取其轻，既然薄熙来比胡温更坏，那么支持胡温搞垮薄熙来，也是一件正义的事业。这两种看法都忽视了中共之本质：中共在“六四” 屠杀之后已沦为彻头彻尾的贪腐集团，上至总书记，下至乡长，都一样坏。知识分子应当反对和批判整个中共体制，包括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而不是拥护某一派系打击另一派系。绑匪内讧，其结果往往是更加残暴者得胜，而不会带来肉票的自由。为绑匪的内讧而狂欢，肉票未免太自作多情了。 拥胡派以辛子陵、铁流等“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代表。两人在一篇医院中的对谈指出，胡锦涛本质上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胡温两位平民政治家始终是相帮相扶。以民生为基本内容的胡温新政不绝如缕，十年来贯彻始终。”他们认为：“只要军队在胡习手中，政府在温李手中，只要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同心同德，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主体部分就散不了，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有序地在地上天下运行。”指点江山的激情，宛如《人民日报》社论的腔调。最后，是声嘶力竭的呼喊：“当前稳定人心和局势的要务是：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权威建立起来！”我很困惑：胡温中央为何不任命两人为中宣部的正副部长呢？ 他们可比刘云山之流有才华多了。 至于拥温派，人数更多。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指出： “温家宝‘苟利国家生死以’，在东方专制和共产极权的土壤上，他为国家人民保留一线生机的努力，已近极限。??近半世集权体制内的官宦生涯，还能葆持如此人生境界，若非真性情大悲悯，其谁能之？”这种厚颜无耻的大话、空话、套话，让人喷饭。在现代社会，评价政治家之是非功过，不是猜测他的良心和道德如何，而是看他的政策是否达致“民治、民有、民享”之目标。憧憬“好人100治国”，是前现代社会儒家士大夫的思维方式，落后了整整两百年。 王康又说，温家宝“不仅身处波谲云诡险相丛生的权力中枢，承受着难为常人道的艰危困苦，还备受各种政治立场者的讥嘲辱骂诋毁??能不独孤？”这种为温家宝叫屈的论调，更是有悖于现代民主政治之精髓：政治人物本该承受民众之批评，即便是诋毁、嘲笑和辱骂，亦是必须适应之常态。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公民骂总统就是公民之特权。如果换成一名欧美知识分子，会如此肉麻地歌颂政府首脑吗？ 知识分子的天职，不是像王康那样变成蛔虫进入温家宝的肚子里去理解其内心之“孤独”，而是对其严厉地监督与批评。自以为是驯兽师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成为野兽的腹中餐。为帝王师者，最终都被帝王所抛弃，如范增之于项羽，翁同和之于光绪。但是，当驯兽师和帝王师，仍然是某些自诩民间立场的“思想家”的梦想。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要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共之政权得之于枪杆子，守之亦靠枪杆子。毛邓江胡，本就是一群杀人如麻的绑匪，中国民众都是他们手上的肉票。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绑匪内讧，肉票何乐之有？还是一百零六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看得清楚，他冷言冷语地说，对于中共十八换届、薄熙来下马等新闻毫不关心，“那有甚么好看，斗来斗去，个个朝代看得多了！” 不是天鹅的绝唱，而是裹毒的蜜糖 正如毛周之“鱼水关系”，胡温亦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毛周在某些治国方略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独裁上则高度一致。毛搞掉了几乎所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却单单让周存留下来，因为没有周的鞠躬尽瘁，就无法让政府运转起来。另一方面，周也参与毛的每一项罪恶，跟着魔王做事的，能是圣贤吗？101胡温的关系也是如此，两人合作执政整整十年，固然有某些分歧和斗争，但既然是一条船上的船长和大副，多数时候都同舟共济，互相帮衬。到了后来，胡离不开温，温亦离不开胡。海外关于胡温恶斗的谣言，只能说明造谣者对中共运作模式的无知。 温家宝在二零一二年全国人大闭幕式的记者会上的谈话，本来并无新意，却受到海内外媒体的过度阐释和热情追捧。多家西方媒体以“天鹅的绝唱”来形容之，对其带有相当的赞许与同情。然而，在我看来，这不是天鹅的绝唱，而是裹毒的蜜糖。 温家宝出色地完成了胡锦涛和政治局交给他的担当影帝的任务。虽然他超越台词临时发挥的几句话，曾经被中宣部的新闻稿删去了，但总体而言，他灌给中国和世界的蒙汗药非常管用，那么多人正要清醒过来，被他一摆布，又昏然入睡了。 即便一些思考能力很强的知识分子，也被这碗裹毒的蜜糖迷惑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说，这是温家宝近几年关于中国政改和社会问题的讲话中最具体、最诚恳的一次，其中的内容信息值得多层次地解读。异议知识分子陈子明在“德国之声”中文网撰文指出，看了温家宝记者会的电视直播，最深的印象是“人话”讲得多了，“党话”讲得少了，所以温家宝值得“表扬”。 聪明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就不禁要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了。既然共产党内还有温家宝这样的好人、青天、贤相，就说明共产党还有希望！温家宝的任期还有一年，应当耐心等待他在最后时刻破釜沉舟、启动政改！即使出师未捷，他也会将改革之舵“击鼓传花”给习近平。君不见，在人大会议上，温家宝对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 这就是中共政治局希望达到的效果。毛泽东时代，周恩来的角色不可缺少；胡锦涛时代，温家宝的角色也不可缺少。很多人愿意去“理解”温家宝，认为温家宝毕竟提及政改，提总比不提好。但102是，温家宝是政府总理，不是电台名嘴。电台名嘴的本职工作是说，当然可以说了不做；而政府总理必须知行合一，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来。评价一名政治人物，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说了不做，比不说还要坏。说的跟做的相反，就是说谎和欺骗。 就在温家宝说要尊重人权的同时，全国人大通过了对公民实施秘密拘押的刑法七十三条，警察全面盖世太保化有了法律依据，中国沦为一座举世无双的集中营；就在温家宝说愿意倾听不同意见、甚至将批评者请到中南海的同时，若干人权活动人士遭到非法软禁、“被旅游”，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说，连门都出不了，如何到中南海去做客？ 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就是裹毒的蜜糖。很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温家宝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他的“奋斗”，是否可以从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开始呢？他宣称，当了四十五年的公务员，“守职不废，处义不回”，也许他本人没有贪汙过一分钱，但他的妻子和儿子何以富可敌国？仅仅因为他们是总理大人的好妻子和乖儿子吗？ 温家宝真要取信于民，并不太难，只要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 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涉案的贪官和奸商。就像当年戈尔巴乔夫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死难者家属道歉并对官僚体系动大手术一样，以此撬动官僚体制的基石。其次，释放王炳章、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对良心犯的大赦，近年来从未有过。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零八宪章》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打压《零八宪章》，也就切断了中共自己的退路；采纳《零八宪章》，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中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法103的政党。以上三条，都是中共的自救之道，但是，温家宝敢这样做吗？ 老虎扮猪是为了吃人 二零一二年四月，温家宝赴波兰访问期间，专程前往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花圈。温家宝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对于这个剧情，又有不少影迷感激涕零，为“人民的总理”的人道主义情怀折服。然而，温家宝最需要参观的，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而是山东临沂的东师古村。奥斯威辛集中营已经成为历史，东师古村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东师古村对于陈光诚一家来说，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集中营。 共产党政权的残暴，并不亚于纳粹。陈光诚一家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迫害，难道不正是温家宝统率的政府的作为吗？临沂不是一个独立王国，临沂就在温家宝的管理与掌控之下。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发出呼吁，温家宝为何至今依然置若罔闻呢？ 与其向波兰的死难者献花圈，不如向陈光诚以及所有受到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中国公民道歉。然而，对于温家宝来说，他的怜悯是有选择性和指向性的。犹太人的苦难是苦难，因为作孽者是德国法西斯；陈光诚以及中国民众的苦难就不是苦难，因为作恶者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政权。中南海与东师古村的距离，比与奥斯威辛的距离还要远。 温家宝表情沉重地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官员。否则，以相同的逻辑推论，李鹏比温家宝还要重视人权：一九九九年，李鹏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访问南非，专程乘船赴罗本岛监狱，参观当年囚禁曼德拉的牢房。李鹏感慨说，曼104德拉为南非人民的自由付出的多么大的代价！随后，李鹏还到曼德拉家中探望，李鹏夫妇与曼德拉夫妇在院子里牵手谈话，宛如亲密朋友。 曼德拉对中国了解有限，可能不知道他牵着的那双手沾满“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但是，大部分中国民众都知道李鹏在“六四” 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李鹏比当年关押曼德拉的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总统博塔还要残暴千百倍，老虎就是老虎，不会因为参观了曼德拉的牢房，就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猪。 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不过，虽然受过周恩来的耳熏目染，却并未得到周恩来的真传。周恩来参与了毛泽东制造的每一件罪恶，却以慈母的形象传于后世，这得益于他青年时代从事过戏剧表演。 周恩来是中共的第一代影帝。得到周恩来真传的，不是李鹏，而是温家宝。温家宝为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掉泪，却对天安门母亲的呼吁置若罔闻。变脸之快，影视圈中无人能及。 温家宝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不可或缺的第二主角。他对胡锦涛政权的贡献，仅次于胡锦涛本人。温家宝的影迷，很多都是有些名气的知识分子。他们说，根据面相就知道温家宝是个好人；他们说，从直觉就可以判断温家宝有颗好心。他们不愿分析材料，不作逻辑推理，期盼青天，自诩屈原，因而成为台下懵懵懂懂的观众。 而把老虎当作猪的下场，就是被老虎吞噬。1051.10胡锦涛没少“折腾”中国人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 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 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 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 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 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 自己摇动身体 ，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 子??” 苏联民间笑话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胡锦涛发表讲话，声称改革开放是与辛亥革命和中共建立“新中国”并列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他还提出将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过，那时胡锦涛早已作古，至于他制订的时间表是否能够实现，他完全不必负责。 胡锦涛的通篇讲话，一如以往地冗长而乏味，让人昏昏欲睡。 最后，他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方针，“不折腾”一说总算赢得与会者的掌声和笑声。在此类“严肃庄重”的大会上，听众从来正襟危坐，难得开心一笑。而一向不苟言笑、照本宣科的胡锦涛，也缺乏让听众发笑的幽默。胡锦涛没有经过的竞选考验，不需要像西方政客那样用幽默吸引大众。这一次，胡锦涛居然用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词语，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 口语化的“不折腾”一说，如何翻译，让西方媒体难以下笔。 有人提出译为“别翻来倒去”（Don’t get sidetracked）或“别反复” （Don’t sway back and forth）。但行家摇头说，这些译法都不够精彩，没有把“折腾”里头的“自我消耗”涵义体现出来。也有分析家指106出，“不折腾”，其实是“不变革”，平平安安混到交棒。但若理解为“执政者不再胡作非为”，那么胡锦涛没有身体力行“不折腾” 的口号，执政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 “不折腾”是“胡说八道” 在中共历届党魁当中，胡锦涛是才华最平庸、性情最拘谨、心思最隐秘的一位。毛太祖熟读史书，说话随心所欲，谈笑间便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毛喜欢引用经史子集的典故，常常让党内的老大粗和外国人摸不着头脑。比如，毛与尼克松谈话时，一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让翻译目瞪口呆，最后胡乱将这句话译为“我是一个打伞的孤独的僧人”。于是，美帝头子尼克松为毛太祖深不可测的东方哲学修为五体投地。 邓太宗虽然读书不多，却颇有四川人天生具备的幽默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说法，都是来自民间的妙趣横生的口语。一旦升华成为“邓小平理论”，便神圣不可侵犯。学者余世存在一篇文章中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摸猫论”，结果这一句并无不敬的概括，被中宣部审读组发现之后，遂下令将发表此文的人文学术杂志《方法》停刊。 从江泽民、朱镕基到温家宝，都很喜欢在公共场合引用古典诗词及西方文学名着，以此向公众显示其饱读诗书。一九八九年，学运伊始，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游行的大学生，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也曾民主过”。有民国教育的底子，他倒也背诵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朱鎔基主导国务院时，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上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继任总理温家宝则效彷周恩来博学鸿儒的派头，在雪灾、地震及经济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中，仍不忘“仰望星空”，显得颇有点古罗马“沉思者”皇帝奥勒留的风度。107与江泽民、朱镕基和温家宝等人相比，胡锦涛胸无半点墨，要想讲点有文化内涵的典故确实难为他了。但是，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之内，一个人再没有文化、再没有理论水平，一旦当上党魁，就得炮制出一套独特的学说和理论出来。胡锦涛执政以后，命令智囊们搜肠刮肚、苦心经营，总结出了一系列口号。 但是，既然胡乃一乏味之人，其智囊不会聪慧到哪里去。胡的秘书班子炮制出“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被老百姓嗤之以鼻，无法成为流行语。 当了六年“今上”，却未能留下一句“胡说八道”的“胡式语录”，胡锦涛心有不甘。于是，“不折腾”三个字脱口而出， 果然一炮走红，连外国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此说法好奇地提出询问。 “折腾”是老毛的本性，亦是中共的本质。“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老毛一辈子没有一天停止过折腾。他一折腾，百姓便遭殃，数千万中国人被折腾至死。今天，胡郑重承诺说，中共今后“不折腾”了，是否表明中共要停止暴政、停止虐民、改旗易帜、实现宪政呢？ 对于神秘莫测的“不折腾”，国新办主任王晨解释说，“不折腾” 是指中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来如此！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着“不折腾”的旗号继续“折腾”人民。 君不见，中共拘押那些讨要赔偿的毒奶粉受害婴孩的父母，拘押那些要求惩办贪官奸商的四川地震死难学子的父母，拘押《零八宪章》 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这些做法不是折腾又是什么？看来，中共非得“折腾”至死不可。 胡锦涛等九常委为地震灾区捐了多少钱？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举世震惊。除了政府理108所当然地承担救灾重任之外，民间也积极展开救援和捐款活动。 但是，在某些场合，为灾区捐款却变味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明星捐款晚会上，一个又一个明星走上舞台，公开报出捐款数目。明明可以开出支票，偏偏要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现金到现场。捐款本是自愿行动，有一定的隐私性质；如今，却成了一场表演、比赛乃至摊派。 某些网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挟持“舆论的力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列出“铁公鸡”的榜单来。名单上，有文体名人，有跨国公司。但是，制榜者心中很清楚，谁是可以指责的，谁是不可以指责的。明星是可以指责的，老板是可以指责的，外国人是可以指责的──他们没有还手的能力。而党国是不可以指责的，胡锦涛、温家宝和政治局的同僚们也是不可以指责的。当李嘉诚、邵逸夫、成龙等海外人士捐款的数额都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偏偏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捐款数额无人知晓。电视上反复播放胡温领头在中南海为地震死难者默哀并捐款的画面，比起唐山大地震时中共高层的麻木不仁，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九常委捐款的具体数额却是超级“国家机密”，没有哪个“狗仔队”敢去打听和挖掘。 与九常委捐款数额的秘而不宣相比，彼岸的中华民国的要员的捐款却是透明的。新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为四川地震捐出个人积蓄二十万台币，折合人民币四万多元。马英九在台湾以清廉着称，除了薪水之外并无别的“外快”，二十万台币对他而言并非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既然马英九为四川地震的捐款都可大白于天下，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们的捐款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国家机密”呢？ 以薪水而论，马英九的薪水在政府网站上可以查到。但是，胡锦涛的“薪事”却是一团谜。据南韩《朝鲜日报》爆料，身兼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月薪人民为币两万一109千多人民币。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首的月薪为三十五万多港元。 马英九总统的月薪则为四十七万台币，差不多合十万人民币。若以薪水而论，胡锦涛的薪水只有马英九的两成。如果按照工资收入的比例来捐款，马英九捐了半个月的薪水，是四万人民币；胡锦涛如果也捐半个月薪水，那就是一万多人民币。这个数据大可公布天下，可以为自己赢得美名。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等九常委对捐款数额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呢？看来，他们内心清楚得很：若拿少得可怜的薪水来说事，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他们的薪水与他们家族的财富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坐拥数十亿美金的资产，算不算也有老爸的一半呢？若按照九常委的家族掠夺的公共财富的比例来捐款，其数字一定让香江首富李嘉诚望尘莫及。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公布你们捐款的数字，这是你们从皇帝和宰相走向公仆的第一步，这也是你们公开家族财产的第一步。 若要“不折腾”，先下“罪己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仅被认为是天灾，更被看作是人祸。每有惨烈的自然灾害发生，朝野均认为“天怒”始于“人怨”，是由统治者的“失德”引起的。每当星宿活动异常、水旱灾害频发、地震伤及人命，统治者都会恐惧战兢地下“罪己诏”。 以“天子”自居、“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惟一主动而公开地向百姓道歉，便是下“罪己诏”。《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也就是说，善于自我反省的君王，可以迎来盛世；而只会指责他人的君王，其灭亡也就在眼前。110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清世祖顺治皇帝。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顺治将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他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一道罪己遗诏，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欺骗老百姓的行为。儒家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水鉴，当以民鉴”，自古以来，统治者都将民生问题 当作国家之本，将民心当作一面判断统治状况优劣的镜子。在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帝王往往会颁发《罪己诏》，藉此消除民怨、重新获得百姓的支持，“使民心悦，天意回”。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的做法，即便是欺骗善良的老百姓，跟今天将救灾当作资本和荣耀来宣传的中共当局相比，也要谦卑得多。 至少古代帝王们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去“欺骗”老百姓，至少他们还懂得“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道理；而在中共当局心目中，老百姓是随便驱赶和虐待的羔羊，是被奴役的、不值得“安慰” 和“怜悯”的对象，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民心的向背都不放在眼里。四川大地震之后，官方的宣传机器高速开动，制造谎言的速度，甚至比参加救灾的解放军还快──这又是一个为当局涂脂抹粉、显功摆好的机会。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此次四川大地震固然是天灾，亦有人祸的一面。比如，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地修筑大大小小的水电站，给环境和生态带来怎样的破坏？为什么地震预报部门事先没有捕捉到一点迹象？就当局的救灾举措来看，亦存在诸多失误：为什么军队延误整整两天才进入重灾区？为什么直升飞机数日都不能飞进水陆交通中断的重灾区？灾区房舍损毁程度不一，更让人深思：为什么死难的多是莘莘学子而不是大小官员？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大都是中小学校新建的校舍而不是政府的办公楼？再看媒体报道，哪个媒111体敢于讨论环境破坏、政府责任等“敏感”问题？ 这么多的为什么，都只能雪藏在老百姓内心深处。谁说出来，谁就是破坏稳定、破坏救灾的“坏分子”，就会遭到维稳机器的暴力打击。由此可见，中共连“家天下”的专制君主都不如。胡锦涛口口声声说要“以德治国”，而从此次地震中当局的诸多表现就看出，中共就是一个“失德”的政权。然而，有哪个中共高级官员会为其“失德”而反躬自省呢？在中共六十年的统治当中，有哪个在位的党魁真心诚意地向人民道过歉？ 地震之后，中共仍不加悔改，仍以“折腾”民众为乐，离天怒人怨的那一天真就不远了。 “小胡”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折腾术” 谁是胡锦涛心仪的接班人？不是习近平，而是胡春华。《经济学人》日前发表文章，讨论胡春华的出身与履历。文章指出：“与胡锦涛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一九七九年，胡春华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他出身贫寒，在读中学时徒步往返学校，“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十六岁考上北大之后，为了凑齐路费和学费，去工地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一百多元钱。 毕业分配时，胡春华发现去西藏工作可以拿到“高原补贴”，由于家中为自己上学欠下债务，便报名去了西藏。本来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决定，却给他此后在官场青云直上带来意想不到的契机：当胡锦涛调任西藏党委书记之后，偶然发现这名与他同姓的北大才子，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二零零八年三月，胡春华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河112北省委副书记；同年四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长；次年一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胡锦涛将胡春华安置在离北京最近的“直隶”，让他更有机会作出政绩来。然而，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快震惊世界。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其高速发展以道德破产和牺牲婴孩为代价，“中国制造”再度引起全球忧虑。 三鹿集团在宣布破产之后，巧妙地并入北京三元集团，此金蝉脱壳之计，致使数十万毒奶粉受害孩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里面少不了胡春华“乾坤大挪移”的本事。结石宝宝的苦难远未结束，为孩子们讨说法的家长代表赵连海遭到当局关押，胡春华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舆论压力之下，三鹿集团高层获重刑，石家庄的党政领导也遭免职，但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的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方媒体甚至赞扬他说：“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既然在此处“折腾”有功，胡春华很快调往他处继续“折腾”。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河南、辽宁、吉林、福建、内蒙古五省区的省委书记同日调整，这是胡锦涛掌权以来对封疆大吏所做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其中，胡春华由河北省长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棘手的西藏、新疆想比，内蒙社会比较稳定，胡锦涛认定，胡春华在此可以彻底摆脱三鹿阴影，做出一定的政绩来，并奠定“入政治局”的资本。 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一年五月，内蒙爆发多年来未有之大规模民众抗议，触发点为疯狂的煤炭开采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当地居民忍无可忍。胡春华如何处置这一变局呢？《经济学人》评论说： “一时间，武警遍布整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大学生被禁止离校，中央广场被封锁。这样的应对自然可以为胡春华在醉心维稳的北京领导那里获得加分。” “大胡”出掌贵州、西藏期间，当地人民苦不堪言；“小胡” 出掌河北、内蒙期间，当地民众亦苦不堪言。两胡如同“花开两朵，113各表一枝”。“小胡”出身底层，但其为官之后并未保持“无产阶级本色”。古今中外已有很多例子证明：越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越是有《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心态，越是有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的欲望。从“小胡”先后“折腾”河北和内蒙人民的作为来看，倘若他在习近平之后接班，全体中国人都会遭到更大的“折腾”。 坐动车去西天最快 网上盛传这样一个笑话：唐僧师徒四人启程去西天取经，争论哪种方式最快。孙悟空说，我背着师父翻筋斗，一个筋斗便是十万八千里。猪八戒说，我是天篷元帅，我也会腾云驾雾。沙和尚说，我在流沙河多年，精通水性，我们走水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白龙马也过来插话说，师父还是骑着我好，我转眼就可以变成“飞龙在天”。最后，还是唐僧厉害，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高价的动车车票，对大家说：“都别争了，我们坐动车吧，一下子就到西天了。”可见，师父不是白当的，关键时候，还是师父最高明。胡锦涛就是唐僧。 在温州动车撞车事故之后举国悲悼的气氛中，讲这样的笑话似乎不够庄重。不过，这个笑话却生动地揭示出中国当下欲罢还休的“动车乱象”。片面追求速度的“科学发展观”，傲视全球的“中国模式”，让数十名无辜民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可是，该受惩罚的，难道仅仅是那三个被免职的上海铁路局官员，以及被关在狱中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吗？即便把刘志军的刑期加重一倍，就能挽回决策失误的损失并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吗？ 在那节翻倒并扭曲的列车上，清晰可见“和谐号”三个倒过来的大字。现实生活的诡谲离奇，超过了常人的想象。这深富象征意义的一幕，表明了中国模式“不和谐”的本质。正如推特上人们愤怒的谴责：“出轨的不是动车，而是体制；埋葬的不是车厢，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尸体，而是民心；掩饰的不是过错，而是罪行！”114需要承担这一罪责的，不是刘志军，而是胡锦涛。 此时此刻，就连官方的首席喉舌《人民日报》，也禁不住发表文章斥责“带血的 GDP”。然而，有谁能阻止高铁的突飞猛进呢？ 有谁能阻止城市的大拆大建呢？有谁能把这血色的 GDP 降下来呢？ 尽管新华社承认动车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的设计漏洞，但有关部门匆匆打扫现场，两天之后，新的列车又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地段飞驰而过。谁敢说中国人效率低呢？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呢？ 温家宝到现场表情严肃地表示要“彻底调查”事故真相，而胡锦涛照常是躲藏在中南海里在文件上写批语。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两人的配合都是如此默契。是的，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铁道部一个无法无天的“超级部门”的个案，即便拆分如同独立王国的铁道部，亦于事无补。这一灾难的发生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的必然结果，这是“国进民退”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结出的“恶之花”。没有全面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灾难的重演。 《桃花扇》中，那个眼盲心明的老艺人悲凉地高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无人理会，今天的中国是“眼看他修高铁，眼看他暴富了，眼看他车翻了”。 中国人的遗忘举世无双。在昔日的苏联，一场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使得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对旧制度开刀；而在今天的中国，一桩桩人为的灾难，从河南艾滋、萨斯危机、四川地震、三鹿毒奶、上海大火一直延伸到温州撞车，不过是将三五个官员拉出来当替死鬼，之后一切依旧，微澜之后，死水依然是死水。 从“小说反党”到“诗歌复国”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浙江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被判刑七年，罪名是“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胡锦涛时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115量刑之重，远远超过江泽民时代。正如乾隆制造文字狱的本领超过雍正，独裁者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上，总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没 有最坏，只有更坏。 朱虞夫的罪证居然是一首并未公开发表的、只有短短的十二行的小诗。二零一一年春，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之后，朱虞夫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几十个朋友。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是时候了，中国人！ /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朱虞夫没有想到，一首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仅有一百一十个字的小诗，换来七年刑期。中国的故事比魔幻小说《哈利波特》还要离奇。中共文字狱之酷烈，就连雍正、乾隆等专制帝王亦自叹不如。 此前，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组织联署《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有人统计，《零八宪章》一共四千零二十四个字，除以十一，等于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说，一个字换来一天的刑期！这是中共决策者刻意的安排吗？ 朱虞夫更惨，一个字折合二十三天的刑期，每个字换来的刑期是刘晓波的二十二倍！假如一首小诗就可以将老大帝国倾复，这首小诗难道比核弹还要厉害吗？而这个帝国难道比四川地震中轰然倒塌的豆腐渣工程更加孱弱吗？ 不是文字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共产党自己心虚。“诗歌复国” 不是胡锦涛的首创，“小说反党”是毛泽东的发明。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计划出版颂扬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小说，该小说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首肯。殊不知，此举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毛当年正是通过整肃陕北本土的干部而反客为主，刘志丹不是死于抗敌前线，而是死于毛的暗杀。毛勃然大怒，正好利用此事清算非嫡系的原西北老干部阵营。116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又发挥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于是，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等人进行隔离审查。 由此，习仲勋被打倒，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被释放时，习仲勋已精神失常，连家人都认不出来。当时，被牵涉入此案的有六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六千多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称该案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习仲勋是高级官员中的第一个祭品。 《刘志丹》案，也直接导致少年时代的习近平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然而，即将成为新一代中共党魁的习近平，为何漠然地坐视朱虞夫案的发生呢？朱虞夫与习仲勋一样是无辜者。习近平为何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是不是他不敢对胡锦涛的钦定的御案提出任何异议呢？ 胡锦涛与毛泽东一样，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从小说反党到诗歌复国，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依然在原地打转，离言论自由的文明主流遥不可及。 胡锦涛早日滚出中南海 中南海，昔日皇帝的行宫，今日中共最高统治当局的代名词。 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其中枢却设立在皇家园林，其党魁享受帝王般奢华生活，岂非莫大的讽刺？117 一九四九年，中共从国民党叛军手中接收北平，毛泽东急不可耐地坐上龙廷。中共建政之初，毛碍于舆论压力，没有直接窜进紫禁城，登基太和殿，却选择中南海为其居住地，并将城内各大王府分配给文臣武将及统战对象，其涵义十分明显：我就是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今上”。诗人、南社首领柳亚子，自视甚高，希望分配到颐和园，未能如愿而大发牢骚。于是，毛和诗曰：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着嗓子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即便那些站在他身边的开国元勋们，全都跪着──彭德怀误认为自己站着，刚刚发表一点批评意见，立即招致灭顶之灾。红军创始人朱德私下里感叹说，谁能想象我们这群人曾经在一口锅里吃饭呢？朱、彭亦如此哀叹，更不必说平头百姓了──他们迎来的是亘古未有之暴君。 就在毛太祖窃据中南海，并在北京城内大兴土木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有话要说。这个不识时务的迂夫子，建议在当局在西郊兴建新城，安置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便能将老城区保护下来，使之成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善良的梁思成哪里知道毛太祖心中浓得化不开的帝王意识呢？倘若中央政府设在城外的新区，如何显示帝王的权柄和气派？毛太祖龙颜大怒，梁思成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之后，含恨而逝。中共中央遂盘踞中南海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南海里居住过中共历届最高统治者，以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邓小平次之，江泽民再次，胡锦涛若比江泽民长寿，居住时间也会超过江。中南海上演过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厚黑”主人们下达过一道道杀人命令。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对着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察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118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可见，毛太祖每日都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之中。 太监们的幽灵在这里游荡，宫女们的身影在这里定格，在毛邓江胡身边，晃动着刀光剑影。 北京的明清宫殿及园林，如紫禁城、颐和园、北海、 天坛等，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名单之中。这些地方不仅对全世界游客开放，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督。惟有中南海一地，被活生生从“三海”中割裂，成为中共统治者的禁脔。昔日，中南海是皇家禁地，在皇权倾复、实现共和之后，它理应是全体中国民众的共同财富，不应被某党、某人所独占和独享。 中共各级官僚以开发房地产敛财，动用黑社会清除“钉子户”。 他们用“钉子户”这一贬义词汙蔑那些捍卫其住宅和土地的公民。 其实，中共才是中南海里的“钉子户”。号称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共，掩耳盗铃地回避其霸占中南海的事实， 这一事实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亦触犯了中共自己制订的《文物保护法》。宣扬“八荣八耻”的中共，倘若真有一点羞耻之心，理应主动般出中南海，将其移交文物部门管理，并早日对公众开放。 中共才不答应呢，他们已将中南海变成大淫窝。就连军队文工团都成为中南海主人们“乱点鸳鸯谱”的对象，毛泽东与张玉凤们的故事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几名中南海“女服务员”靓照，果然个个国色天香──她们只为胡温等“九总统”提供贴身服务。 倘若中共的魁首们只在中南海里折腾，倒是中国百姓之福。中国人民宁愿牺牲中南海的美丽风光， 只要胡锦涛们在里面闭门不出，百姓就能好好过日子了。但是，胡锦涛们不仅要在中南海里折腾，还要从中南海向外面发号施令，从“人民公社”到“六四”杀人再到抓捕刘晓波，哪个命令不是出自中南海呢？1192.1焚书与活埋：胡锦涛时代的两个关键词 稍知中国大陆内部真实情况的人，都不 会为中共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惑。从中共 “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这一点来看，这 一政权已在无比的恐惧和慌乱之中，正符合 “日暮穷途，倒行逆施”的古话。 余英时 暴力维稳，越发不稳。复灭之日，图穷匕见。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过，绝对不能低估中共暴政复灭之前的残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会垂死挣扎，甚至会大开杀戒。在胡锦涛统治末期，余先生的这一预言不幸应验了：焚书与活埋，这两个现代极权主义最具象征性的统治方式，也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焚书坑儒──的现代版本，渐渐浮出水面。除了暴力之外，跋前疐后的胡锦涛一筹莫展。 胡锦涛统治中国的十年，一路走下来，许多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从对“勃然奋励”的热烈憧憬，到对“鹅行鸭步”的无比失望，再到对“胡天胡帝”的彻底绝望。即便是以“救党派”自诩的历史学者辛子陵，以为批毛而不批胡，可以挤出一点言论自由的天空，没有想到仅仅批毛也成为维稳的对象。当“以人为本”的谎言破灭之后，胡锦涛负薪救火、戴盆望天，转而以铁腕维稳，让子弹乱飞，其政权结构越发刚性。在一度显得惠风和畅的“和谐社会”面具背后，人们闻到了焚书呛人的烟味，闻到了活埋威胁的血腥气。 焚书：从柏林到北京 焚书是中国人的发明，秦始皇是始作俑者。 二十世纪，将焚书这种“行为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两大独裁者。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粹为巩固政权和实行独裁统治，为对人民从思想到行动加以彻底的控制，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焚书运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反对非德意志精神”为借口，列出一张长长的禁书清单。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德国柏林歌剧院广场，戈培尔发起焚书活动，挑动群氓将不计其数的禁书从图书馆和书店中清理出来，投入大火之中。看着燃烧的火焰，这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纳粹头目对现场的大学生和冲锋队员宣布，为德意志精神扫清道路的“德意志革命”爆发了。 德国作家魏德曼写过一本名为《焚书之书》的着作，集中介绍一百多本被纳粹列入首批应当焚烧的书籍，以及作者们的坎坷命运。 这些作家的书被焚烧，他们被剥夺了读者、剥夺了已经习惯的生活、剥夺了祖国、剥夺了家乡、剥夺了幸福，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他们的名言是：“我们不会老，我们在流亡。” “我尊重所有作品被第三帝国烧毁的作家，”着作被烧毁的作家约瑟夫·罗特于一九三五年写道，“因为火精炼了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使我了解他们”。让人欣慰的是，最后的胜利并不属于纳粹：二零零八年，值焚书七十五周年之际，德国出版了“焚书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当年那些作品被焚烧的作家，以一种超越时间的方式，在新的世纪里破土而出。 藏书家萨尔茨曼致力于搜集纳粹时代禁书目录中的书籍。他收藏了一万二千五百本当年遭到过焚烧的书籍，“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我没有记下来，我必须讲述每一本书的故事，讲给图书馆员听、讲给参观图书馆的观众们听、讲给每一个想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人听，使他们了解一些被焚的作品，了解五月那天‘书被焚、人被忘’的作家们。所以更不能忘记他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的收藏有望被开辟为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那些饱经沧桑的书籍将在流转和阅读中重新焕发生命。 在焚书和杀人的竞赛中，毛泽东之于希特勒，可谓青出于蓝胜121于蓝。毛的那张木板床上堆满线装书，当然还有如花似玉的女人。 即便在政治斗争最剧烈的时刻，毛也手不释卷、韦编三绝，说他是个博览群书的读书人并不为过。但是，毛从这些线装书中汲取的，全是阴森可怕的权谋术与厚黑学。他读了很多书，但并没有“因真理得自由”，书读得越多，反而越向“黑暗之心”沉沦。 毛从不读西方的书籍，也不允许老百姓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来读──除了他的语录和选集等寥寥可数的几种书籍，其他都是要焚烧掉的“封资修”。毛深知，愚民是最好统治的，愚民才会对他顶礼膜拜。“文革”伊始，毛即展开比纳粹更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包括他喜欢读的那些古书，也成为焚书运动的牺牲品──别人读了之后，变得跟他一样聪明那可怎么办？ 焚书与杀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很多书被焚烧的作家，生路也被斩断。比如，一度忠心耿耿地追随共产党的作家老舍，被红卫兵强迫跪在焚书现场的火堆前面，炽热的烈焰烤得他满脸通红。在经历了肉体凌辱与精神折磨之后，老舍毅然沉湖自尽，以身殉书。 毫无疑问，喜爱吟诗作赋的毛泽东是文化最大的敌人，是自由心灵最大的敌人。毛未能让中国战胜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却成功地让二十世纪下半叶焚书的中心，由柏林转移至北京。 作为文化古都的北京，成为书籍的最后的坟地。 今天，“文革”在中国从未结束。毛后的三十年与毛统治的三十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产党依然垄断权力和财富，包括民众的心灵世界。禁书和焚书是控制意识形态的最简单方法。从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由当局亲自实施的公开焚书的行为并不多见，但以书治罪的文字狱层出不穷：从对白桦《苦恋》的大批判，到因《零八宪章》重判刘晓波，无不是统治者狂傲与虚弱的牺牲品。统治者不敢公开焚书，却将不喜欢的书直接送入纸浆机。我在二零零四年在国内正式出版的关于美国文化的游记《光与影》，就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查抄数千册，送入机器打成纸浆。这与焚书有什么差122别呢？ 在文化控制方面，胡锦涛时代更甚于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梦想将中国变成朝鲜和古巴那样道路以目──这是他上台之初在一篇内部讲话中披露的真实想法。胡锦涛并不是技术专家，虽然拥有清华大学的学位，但他在清华是共产党的职业学生和政治辅导员。从一开始起，他就是不稂不莠的党棍。这样的人当然对焚书的暴行拍手称快，因为“刘项从来不读书”。 焚书是独裁者陈陈相因的巫术，在共产党中国，这种巫术从“文革”一直演绎至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在中国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庄，有一批毛派人士购买大量的《南方周末》等报刊，集中焚烧并掩埋。他们还将焚烧现场的照片在网络上发布，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将此信息放在重要位置，并发表“社论” 加以赞扬。人如其面的北大中文系毛派教师孔庆东，在其微博上如蚁附膻地指出：“人民对汉奸媒体已经出离愤怒了。” 难道焚烧一份报纸，就能消灭自由的思想吗？毛派焚烧书报的行径，让我想起南方的“打小人”活动。“打小人”是一种流行于香港、广东民间的巫术仪祀，希望借由巫术驱逐、报复“小人”。 这样的活动一般在阴暗的地方进行，例如桥底。我在香港铜锣湾及湾仔之间的鹅颈桥下，便看到“打小人”的奇特景象。焚烧报纸的毛派人士，真该从天价的维稳经费中申请一笔，奔赴香港鹅颈桥下，与“打小人”的大妈们一起向世界各国的游客表演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俗。 对于“打小人”的民间民俗，无论其有多么荒谬，亦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中共官方主导或纵容之焚书恶行，则必须警惕并批判之。在今天的德国，焚书者被视为践踏文明底线的犯罪行为；而在今天的中国，毛派们则在硝烟与尘埃中狂欢，甚至在网上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些焚烧书报者以“人民群众”自居，其实他们的行为是当局策划的，至少获得当局之默许。当局乐于“挑动群众斗群123众”。 作为最高领袖的胡锦涛，从心底里欣赏此类焚烧书报的行为。 他从不阅读文化经典着作，对文化和文明充满偏见与仇恨。龙应台质问说“胡锦涛主席，请用文明说服我”，无异于对牛弹琴。胡锦涛对“文革”的记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再来一次是其内心的愿望。 中国没有再来一次“文革”，非胡锦涛不为也，是其不能也： 即便胡锦涛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也无法将中国这艘巨轮重新驶回毛时代。但胡对毛的统治术心悦诚服，随着中国社会“溃败”的加速，在其统治的最后时刻，对文字狱、焚书等具有“毛泽东特色” 的统治方式，会死灰复燃，并得到变本加厉地运用。 活埋：从波尔布特到胡锦涛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国保对我施加之酷刑，谈及国保“活埋”之威胁。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活埋”一词迅速成为国内国际关注之焦点。不仅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在新浪微博上也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词语。《华尔街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当局期望余杰去国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早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与刘晓波计划起草年度中国人权报道，遭到北京警方传讯时，我就遭到过“活埋”和“制造车祸让你人间蒸发”的威胁。最近两年来，随着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若干人权活动人士也遭到过类似的威胁，如滕彪、李和平、古川、万延海等人，都曾撰文揭露国保所说的“活埋”一词。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只是将这一动词视为个别国保口头上的威胁，并没有将其当真。 然而，这一次，“活埋”这个汉语词汇一石激起千次浪。近年124来，在暴力拆迁过程中，已经屡次发生“钉子户”因反抗拆迁而被活埋的恶性事件，继而发生温州钱云会事件，以及温州动车事故后铁道部悍然掩埋火车头的事件，“活埋”的声音由远而近，由“旧社会”挺进到“新社会”，进而成为胡锦涛统治末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我的控诉是临门一脚，让这个关键词成为胡锦涛统治的“最后封印”。 如果纵向诉诸于中国之历史，活埋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法宝。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活埋是皇家特有的一项制度。 凡是不听话的士大夫和老百姓，都有可能被皇帝下令活埋掉。即便是老老实实当奴隶的民众，如果不幸被选中修建皇帝的陵墓，待完工之后也会遭到集体活埋。 如果横向诉诸于世界其他专制政权，活埋亦是此类政权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二战期间，在某些纳粹统治区，纳粹时常用活埋的方法对付抵抗运动和游击队，以起到杀一儆百之功效，在波兰和俄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用活埋的手段对付地主、富农阶级，有别于纳粹之种族屠杀，斯大林的屠杀乃是“阶级屠杀”。 亚洲人似乎尤其迷恋活埋这项惩罚技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是活埋的专家。 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到一九七八年末，红色高棉屠杀了三百万民众，其中大量的人是被活埋的。红色高棉认为，不值得为敌对阶级浪费宝贵的子弹，宁可选用原始的处死办法；在脑袋上用木棍或铁镐来一下，要不就是活埋。整个家族，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所有的人被塞进事先挖好的洞里。据幸存者忆述，那些从没有见过城市和城里人的少年军人，被训练成极为残暴的杀人机器，他们的头脑中全部被灌输着仇恨。虐待和杀人是他们的唯一能做的，他们不用子弹射杀，而是用木棍击打人后脑，用砍植物的锯齿刀割人喉咙。近年来，柬埔寨境内陆续发现多达一万八千处的“白骨坑”，许多头骨都有破裂的痕迹。125 在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比酷”的时代，双方都大肆使用活埋的手段对付对方。国民党的残忍不如共产党，故而失去了政权。共产党不仅在武装暴动和战争期间坑杀敌人以及内部的不同派别，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然使用这种最简便也最有效的方法，在“镇反”、“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中共屡次使用此种“一了百了” 的杀手锏。枪杀林昭之后，还要向其家属讨要子弹费；而活埋成本最低，尸体还可以当作肥料“废物利用”。 随后的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中共似乎不再明火执仗了，共产党活埋敌人的历史本身也被“活埋”。在八十年代，许多人相信，共产党可以变好，可以完成自我改造。但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响，大屠杀之后，当局一夜之间便将北京城打扫得干干净净，焚尸灭迹，与活埋何异？ 然后，果然如王震的名言，“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也如温家宝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对八九年事件的果断处置，就没 有中国二十年经济的发展”。然而，建立在杀人之上的稳定，其实是最大的不稳定。否则，胡锦涛刺刺不休的一个词语，为什么是“维稳”呢？ 二零一零年以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冲击和茉莉花风潮的震荡，让胡锦涛的每一个毛孔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在过度反应之下，他想起了“活埋”这一毛太祖的“传家宝”。胡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每当遇到危机，便临渴掘井地向毛太祖取经。毛太祖给胡锦涛的救命锦囊中，写的就是“活埋”两个字。 于是，胡锦涛重用国保警察“暴力维稳”，国保队伍一再膨胀，且吸纳大量地痞流氓式的人物。中共诞生之初，其主要成员都是风华正茂的“五四青年”；此后，中共转入农村革命，打上毛的烙印，蜕变成从事“痞子运动”的“痞子党”。胡锦涛时代，中共黑社会化的趋势更是不可逆转。 《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就此话题作了一个民意调查，从二零一126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 一个星期之内的投票结果如下： 中国着名异议作家余杰在遭到中国政府长期迫害后被迫流亡美国。很多人说，余杰的遭遇说明中国政府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法趋于黑社会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同意 86%(2110) 不同意 10%(268) 不知道 3%(75) 投票总数： 2453 被活埋的，是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的甜言蜜语。一个活埋的阴影笼罩四方的社会，可能“和谐”吗？国保人员威胁异议人士的“活埋”，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中共随时可能付诸实践的“应急计划”。国保部门扬言活埋两百名“反党”知识分子，这个数字只会少，不会多。 这句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实话实说──中共高层确实有类似的预案，在其崩溃之前实施大屠杀，即便自己完蛋，也要拉上一帮人殉葬。既然“六四”敢开枪杀害数千人，“六四”二十多年后活埋两百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活埋”的威胁，让中共“自改革”的可能性归零。《墓碑》 的作者杨继绳说，“活埋”一词流行，让许多原本对胡温抱有幻想的党内开明派对党放弃了最后的希望，至少让中共的寿命缩减了三年。 焚书是精神控制，活埋是肉体消灭，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在“焚书”和“活埋”两个词语的光照之下，显露出黑社会的狰狞面目。作为黑社会“老大哥”的胡锦涛，投射在历史舞台上的倒影，比波尔布特、萨达姆和卡扎菲更加阴森恐怖。127 2.2胡锦涛是勃列日涅夫的中国版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 说空话的传统。发表演讲，往往讲得很好也 很正确，但讲的话多半空洞无物。替他起草 讲话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张的特殊本领。 布尔拉茨基《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儿童节前夕，胡锦涛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考察，除了节日问候和表达对少儿工作者的敬意外，还与儿童们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 六月一日围绕胡锦涛考察东城区少年宫之事发表了题为《在祖国阳光哺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长》的文章，随后在其官网“人民网”（胡锦涛曾透露，这是他“必看”的网站）的头条位置予以全文刊载。 凤凰网转引新华网的消息后，不仅将标题定为“胡锦涛考察少年宫与儿童玩击鼓传花”，还置于大头条位置。“击鼓传花”几个大字尤其显眼，还在正文中特意用黑体字将有关击鼓传花游戏的段落标注出来。凤凰网的这一标题设置，引来其他媒体疯狂转载，包括新浪网、腾讯网、网易、搜狐等。 胡锦涛跟孩子一起玩游戏，本来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起居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却因为“击鼓传花”这个成语备受瞩目。“击鼓传花”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游戏，而且成为一个颇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词。此前，被外界传为习近平重用的智囊、且与刘源等军方太子党高官关系密切的张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不点名地批评胡锦涛素餐尸位。虽然张木生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路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但他以“击鼓传花”这个成语讽喻胡温政权的不作为、误把“停128滞”作“稳定”，倒是十分贴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让苏联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样，胡锦涛统治中国十年，让中国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契机。所以，胡锦涛不仅是中共的亡党党魁，更是中国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当国必定误国 苏联崩溃的首要责任，并不在最后一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不能单单责怪末代之君崇祯皇帝。当戈尔巴乔夫毅然决定改革时，已为时晚矣。苏联这艘大船早已千疮百孔，戈尔巴乔夫纵有万丈雄心，亦无力回天。苏联崩溃的最大的责任，当归咎于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灭亡的病根当追溯到万历朝──历史学家黄仁宇将目光定格在“万历十五年”，千头万绪，在此纠结。 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最后死在其宝座上。其对内政策为：重用党工、军工企业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团，任由腐败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残酷打压民主人士，压制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掀起个人崇拜狂潮；其对外政策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换取外汇，自以为财大气粗，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大肆“输出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勃列日涅夫之内政外交均逆流而动，使得苏联病入膏肓，沦为摇摇欲坠、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 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咨询意见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有这样的评价：“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从契诃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讽过“套中人”、“苏维埃职员”式的市侩，这些小说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129 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他阅读的惟一一本杂志是《马戏》。严肃电影很少有看完的时候，剧院则从来没有去过。勃列日涅夫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会很困难。他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 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首先取决于他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所以，他一开始被看作“过渡人物”，却不动声色地逐一战胜诸多表面上比他更强的对手，并将最高权力紧紧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苏联复杂的内政与外交难题有自知之明。根据其助理亚历山德罗夫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他说：“我担任过的所有职务中，最好的还是党的州委书记的职务。而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是通过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么，这样一个平庸者，是如何成为苏联的最高统治者的呢？阿尔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现象”之概念，他认为，“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居然被历史进程，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去”，这表明苏联的人才选拔机制失效和出轨了。 在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社会思维的局限性和他们历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原130则上的政治盲目性，把党带上了自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言，胡锦涛简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异国他乡的“转世灵童”。在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与胡锦涛这样一对如此近似的“孪生兄弟”。胡锦涛出身于一个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经营的“胡源泰”是江苏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静之一代，战乱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强维持。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变相剥夺工商业主的私有财产，“胡源泰”被并入泰州供销合作社，胡静之由老板变成职工，每月领取十元薪水。虽然不属于中共镇压的“敌对阶级”，但作为灰头土脸的“前小业主”，胡静之在其五十九岁短暂的人生中，战战兢兢，谨言慎行，方得以避祸幸存。自幼在此种家庭成长，胡锦涛身上深深烙下了精于算计、察言观色的“小市民”气质。 青年时代，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进入仕途以后，又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工干部。用赵紫阳的话来说，胡锦涛是“我们这个党培养出来的听话的干部”。虽然胡锦涛也曾独当一面，担任过贵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从未做出显着的政绩来。在中共的人才筛选机制中，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锦涛前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在贵州振兴经济的成就让胡锦涛望尘莫及。朱厚泽升任中宣部长之后，却遭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命运，未能尽其材，郁郁而终。胡锦涛却青云直上，终于熬到了党魁的位置上。胡锦涛的成功，从反面证明，平庸是在官场步步攀升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胡锦涛始终站在“政治正确”一边。“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继续保留毛的旗帜，将“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为改革不131可触动之“楚河汉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宁左勿右”。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试图挣脱这一“紧箍咒”，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胡锦涛对前车之鉴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这个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朝圣，以强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换言之，他深知，仅仅拥有邓小平钦点为江泽民之后的储君身份还不够，还需要得到“毛爷爷”的祝福。从胡锦涛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庙的举动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来的“活标本”。 职是之故，用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来考量，胡锦涛的上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八九屠杀之后，中共内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英才脱颖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锦涛这样百无一用的“维持会会长”。胡锦涛掌权之后，“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头禅。与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用“稳定”来掩饰“停滞” 的真相，若无其事地重复着击鼓传花的动作，殊不知，“花”早已变成了“定时炸弹”。 “新阶级”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权期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点。这个巨大的国家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自然资源（石油、黄金）被用于购买农产品，创造出一种能够克服逐步显现的经济危机的错觉。”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确实部分地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长，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期的美国。美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苏联有二十多种工业产品雄踞世界之首。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132航天技术、核武器数量等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因而，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时期的“缓和战略”转换成咄咄逼人的“全球进攻性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勃列日涅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加大对小兄弟们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杀其政治改革。对其他亚非拉国家，则以“推进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煽风点火，四处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权”，苏联的对手已被迫“大大退却”，世界史的每个角落无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内。 然而，从巅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转瞬之间。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科技创新、管理进步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而是获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数千亿“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让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尔巴托夫指出：“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宝贵时间。”研究苏联的中国学者马龙闪形容说，这笔钱就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随着苏联经济、政治等领域结构性问题的日渐爆发，这个体制遂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惯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浑然不知末日将至。曾担任铁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写出《新阶级》一书，指出共产党掌权之后，形成“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国家实行“特权官僚专制制度”，“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在当时的苏联，党务、军工、克格勃等部门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汙腐化。133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家人和亲信个个都过着连沙皇都自叹不如的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当时，苏联民众中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看见儿子丰富的汽车收藏后，担忧地说道：“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 如果说当年苏联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资源的基础上，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建立在对数亿奴隶劳工的残酷剥削和对能源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大破坏的基础上。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尤甚。当年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都存在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苏联的解决方法是征收高额的石油出口税，中国则是对内的土地财政。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也难以从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胡锦涛却对此毫无警惕，其志得意满的心态，跟当年的勃列日涅夫极为相似。中共中央对胡温执政十年的定调是“黄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当局召开“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为主题的宣传工作视频会议，随后中国主要媒体包括军队新闻单位展开了高调造势行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推出以“转型十年，中国理念”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其他媒体纷纷跟进。 如果只看报纸电视上“形势大好”的报道，真还以为中国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锦涛还未交班，就匆匆忙忙为自己树碑立传，只差没有像魏忠贤那样四处兴建“生祠”。 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在一个势利的世界上，有钱就有话语权，胡锦涛多次应邀出席八国峰会、二十国峰会等国际会议，“谈笑皆权贵，往来无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巅峰。当年苏联的经济总量一度仅次于美国，今天中国也占据了世界老二的位置。当年苏联是惟一有实力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今天中国也俨然具备“与美共治”的本钱。与昔日蠢蠢欲动的勃列日涅夫一样，胡锦涛改变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彰显中国134的影响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胡锦涛主持开幕式，宣布在未来三年给予非洲两百亿美元贷款。相形之下，备受金融危机折磨的美国，财政上捉衿见肘，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援助亚非拉穷国。 然而，表面上风风光光的背后，是危机重重、 民心尽失的现状。 在官方报道中，以“光荣绽放的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等美不胜收的词语描述胡锦涛执政的十年。这是中共统治者自说自话，还是民众的共识与心声？有网友在微博上展开投票调查：“你认可《人民日报》的‘黄金十年’的说法吗？”结果，超过八成的网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认可这一说法。人们选择其他那些选项──“权贵的黄金十年”、“国企的黄金十年”、“军警的黄金十年”。大部分民众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政府横征暴敛，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却不能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服务。 中国民众的“痛苦指数”超过中国援助的许多非洲国家。 胡锦涛时代，腐败空前蔓延，像癌细胞一样遍布体制的每一个角落。今日中国的“新阶级”之穷奢极欲，让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赵紫阳定义的“权贵资本主义”阶层，正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中国改革（二零一一）年会”上指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如今，上百万官员是“裸官”，胡锦涛至少“半裸” ──据传，他的儿子及女儿都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连胡锦涛的子女对中国的未来都没有信心，都要将外国护照或绿卡当作护身符，“黄金十年”岂非自欺欺人？135 对此，学者杨继绳直言，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权力参与市场竞争，造成中国市场规律没有正常发挥作用。 垄断性的行政体制，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不公。 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形成了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用权利来制衡权力。现在是威权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走出困境。”杨继绳与胡锦涛同龄，当年与胡锦涛一样是中组部遴选的年轻干部。结果，胡锦涛中选，杨继绳落选。这是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又一明证。 政治警察横行霸道，异议运动前赴后继 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全面回潮，克格勃编制飞速膨胀。 学者陆南泉在《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赫鲁晓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权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的个人专权和特权。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时代仅次于斯大林时代。 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中指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会像水银泄地一样，迅速传遍全国。通过党的委员会，传达到科研机构、院校、以及学院的社会科学教研室。“对于确定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意识形态纪律’这个词语是最关键的。苏共中央明确告诉人们，不允许存在思想差异，社会科学的作用是重新圆满地诠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136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中，为‘意识形态’而斗争几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颠复罪名的设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预的结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强化了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两万五千名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百分之十五， 并超过当年揭露出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两倍还多。大量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耗费在一场对本国人民，特别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人们开玩笑说：“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抗争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恶劣的做法，是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说成精神病患者，并强迫关进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亲自指挥针对“国家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斗争。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反苏分子”。 他一开始想将其逮捕判刑，最后做出将其驱逐出境的决定。当《古拉格群岛》等巨着风靡西方时，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资在西方出版由索尔仁尼琴前妻撰写的攻击索尔仁尼琴的书籍，却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苏联所有报刊都发表文章诋毁此事。他命令苏联总检察院拘押萨哈罗夫，并将其流放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高尔基市，以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萨哈罗夫的材料。在苏联崩溃前夕，克格勃首脑下令销毁这些档案，并且“对销毁炉进行检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丑角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上。 与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趋，胡锦涛执政之后，下令设立高规格的马列学院，加强大、中、小学的政治洗脑课程。对学术界，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十年来可谓万马齐喑、谎言泛滥。胡锦涛时代的137新闻封锁直追毛泽东时代。传统媒体已密不透风，中宣部仍时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为营造十八大前的“和谐”气氛，又整肃广州《新快报》和上海《东方早报》，让各大媒体噤若寒蝉。而面对波涛汹涌的互联网，胡锦涛投入巨资实施“金盾工程”，修建“网络长城”。他的儿子和女婿都曾参与其中，既是为老爸服务，又是自己埋头捞钱。 据胡锦涛身边的人士透露，胡锦涛平时基本不读书，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报》，还装模作样地在上面圈圈点点、勾勾画画。订阅《人民日报》作为“政治任务”，摊派到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实际上无人愿意阅读，很快被当作废纸卖掉。认真阅读《人民日报》的，全国上下大概只有胡锦涛一人，也算是胡锦涛“一个人的报纸”。从胡锦涛访问俄罗斯闹出“读过文学名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话就可看出，他对人类优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离甚至仇恨。他不读书，也不许民众读书，不仅严密控制国内出版，甚至命令海关严查民众从港台带回的“禁书”。“禁书” 名单不断扩张，甚至还未出版的书，就列入了查禁名单之中。 勃列日涅夫将异议人士的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锦涛也拿来为其所用。被其强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多达数十位，北大医学院教授孙东东甚至说，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精神病。在胡锦涛统治末期，政治警察（国保）处于失控状态，对维权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胁用车祸、活埋等方式消灭之，这一点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克格勃都没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国安系统掌控的所谓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五至于十年》， 文章认为，西方国家“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篇文章故意将中国内在的问题转138换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妖魔化为西方阻挠中国崛起的工具，“新黑五类”成为中国无法崛起的替罪羊。这正是胡锦涛一贯的思维模式。胡锦涛统治末期，暴力维稳发展到高潮的标志之一，是“六四”义士李旺阳的“被自杀”。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暴戾之气泛滥成灾，类似于明朝末年之“血海飘香”，即便是最冷静的知识精英都倾向于将暴力作为改变现状的选项。对此，胡锦涛难辞其咎。 勃列日涅夫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视为敌人，尽管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并不将勃列日涅夫当作敌人。胡锦涛也将刘晓波视为敌人，尽管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胡锦涛恼羞成怒的种种表现，比勃列日涅夫更为卑劣下流： 勃列日涅夫爱虚荣，好面子，还知道凡事不可做绝，所以，他允许萨哈罗夫的妻子出国治病，并且出席诺奖颁奖典礼、代夫领奖；胡锦涛则纯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海内外排山倒海的负面评论，不仅监禁刘晓波，而且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非法软禁在家，使得诺奖颁奖典礼上出现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未来属于刘晓波，而不属于胡锦涛，正如美国哲学家霍弗尔所说：“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 胡锦涛是一棵既可恨又可怜的无花果。作家张宏杰在微博上的一段留言堪称其墓志铭：很少引用古诗词的胡主席引了这句唐诗：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花草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想起来还没有绽放一下。1392.3滥用酷刑不是胡锦涛的救命稻草 对权力的贪欲导致了虐待行为。制造痛苦的 渴望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是影响暴徒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鲍迈斯特尔《恶：在软肋暴力与残酷之中》 二零一二年一月，在我去国前夕，有一位朋友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作了精辟的概括：“江泽民时代，把异议人士关进监狱；胡锦涛时代，用酷刑折磨异议人士；到了习近平时代，则可能是大规模的杀戮。”对于即将到来的习近平时代，我不抱乐观的估计；对于即将结束的胡锦涛时代，其重要的特征确实是在“维稳”的旗号之下滥用酷刑。但是，滥用酷刑真的是胡锦涛的救命稻草吗？ 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我被秘密警察绑架并遭到酷刑折磨，昏迷之后送至医院抢救。次日，前来与我会见的一名自称姓于高级警官（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国保总队总队长），假惺惺地说：“我们不主张暴力，如果一个政府只懂得使用暴力，就说明它不得人心。”未来有一天，这个姓于的官员终将站在法庭的审判席上说出所有的真相来。这个瘦高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官员，身上有一种康生式的阴冷之气。刘晓波曾经给我讲起过这个人，他称之为“小于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晓波多次遭遇非法软禁、抄家等，很多次都有这个“小于子”参与。当时，“小于子” 还是一个不入流的科长。十多年以后，刘晓波依然是刘晓波，而“小于子”脱胎换骨成了北京市“克格勃”的最高长官。谁能想到这个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的、其貌不扬的家伙，会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恶魔呢？ 胡锦涛时代，国保部门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机构和预算以火箭发射的速度增长，且凌驾于其他执法部门之上，堪称“法外之地”。 面对中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种种矛盾，胡锦涛不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140不敢从根子上解决之；而是信任和纵容国保的暴力，以暴力来达致“维稳”之目标。于是，如同饮鸩止渴一般，这杯毒酒越喝越渴，国保的暴力不断升级，而胡锦涛本人也被这条大毒蛇紧紧缠住而无法自拔。 当一个政权只剩下暴力，就是其末日临近 “六四”之后，在江泽民时代前期，中共当局对暴力有所收敛，比如因“六四”入狱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酷刑折磨。而江泽民时代开启此后滥用酷刑之门的事件，是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在江胡权力交接之际，法轮功群体对“胡温新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反江不反共”、“打江拥胡”的策略。胡温出访西方，甚至有法轮功人士去现场打出拥护胡温的标语。 然而，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从底层崛起的胡锦涛，比江泽民更为隐忍、阴险与残暴，掌权后并没有改变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而是萧规曹随，甚至有规求无度之势。这是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一阶段。 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二阶段，是对以高智晟、李和平为代表的维权律师群体的酷刑折磨。也许是因为中共当局看到台湾的律师群体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台湾党外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文化人和学者，而是律师群体。在陈水扁时代的阁员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当年“美丽岛”事件中辩护律师或受刑人。而在中国近年来涌现出来的维权律师群体中，有一些人确实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和从政欲望，对此一倾向有不同看法与评价，亦是多元社会之常理。但是，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参与政治、竞选公职是公民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中共对这种“吾可取而代之”的意愿如芒在背。再加上律师精通法律程序，很难用常规方法制裁之，故而当局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走。141 胡锦涛滥用暴力的第三阶段，则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对我和其他人士的绑架和殴打。选择对我下毒手，是因为我与刘晓波是最亲密的朋友，当局对刘晓波获奖恼羞成怒，遂在我的身上泄愤。此前，不乏因言获罪的案例，甚至不乏长达十年以上重刑的言论犯，如刘晓波、刘贤斌等。但一般不会对言论人士使用暴力。 这一次，用国保的说法，就是“不再遵守原有的游戏规则了”。然后就是二零一一年春的茉莉花风暴，中共对滕彪、江天勇、唐荆陵、唐吉田等多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实施秘密抓捕和酷刑折磨。 有人被捆绑在一个铁椅子上，前面用空调冷风吹，后面用火炉烤，使得受刑人很快患上严重的肺炎，甚至生命垂危。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禁止“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中国于一九八八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载明：“‘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胡锦涛难道对这些条文一无所知吗？如果他落到卡扎菲的下场，记忆力惊人的他会背诵出这些条文来吗？ 暴力猖獗是因为胡锦涛的极度不自信 暴力在短期内颇见效果，遭受暴力摧残之人，多半被迫沉默。 然而，暴力的负面作用将一天天发酵。官方滥用暴力，必然刺激民间以暴力反弹，由此官民冲突愈演愈烈，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越来越低。那么，胡锦涛为何会选择暴力治国的不归路呢？142首先，从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大背景来看，胡锦涛无可奈何地看到，中共的文宣系统已失效和失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合法性。毛泽东对中共夺取与掌握政权的秘诀有六个字的概括：笔杆子和枪杆子。前者是意识形态、文化宣传、谎言洗脑；后者是武装力量、秘密警察、专政机关。“六四”之后，中共逐渐失去了笔杆子──作为一种“亚宗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六四”的枪声灰飞烟灭。面对马列毛主义破产后留下的精神真空，中共饥不择食地祭出孔子、儒家、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招牌，却再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欺骗大多数民众了。 单从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的素质来看，如今再没有毛时代的一流人才。毛时代掌控文宣的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邓力群等人，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笔杆了得的秀才；而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掌控文宣的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则个个都是胸无半点墨的庸人。意识形态部门的最高长官尚且如此，基层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加之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官方的谎言再也无法积非成是。民众对官方发布的消息，常常是翻译成反义词来接受。 其次，仔细分析胡锦涛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履历，他从共青团系统中苦熬出来，思想僵化，性格阴冷。胡锦涛并不是朱镕基式的技术专家，而是除了整人之外一无所长的党棍。他的升迁，靠的是谨小慎微、见风使舵。胡锦涛在地方任职期间，一直在西藏、贵州等内地偏远省份煎熬，从未有过在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履历。所以，他对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民主大潮毫无认知，对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民间的活力充满恐惧。 胡锦涛在西藏担任一把手期间，以冷血屠夫的面貌，让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觉得他比“妇人之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更值得信任。好不容易混江泽民时代，胡锦涛终于“媳妇熬成婆”，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议，一意孤行地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圈到手的民脂民膏。他以“和谐社会”为标榜，一旦其统治遇到挑战和危机，本143能的反应就是暴力镇压，而非民主协商。 对于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人帮”而言，当他们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之后，迷信和迷恋暴力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和无奈的结果。 中共昔日的党魁毛泽东，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以风流人物自居；中共近日的党魁胡锦涛，两只手都紧紧握住一把枪，一有风吹草动便开枪射击。 从李旺阳想到李震：动刀者必死刀下 虐杀“六四”之后多年一直遭受非人折磨的民主斗士李旺阳，标志着中共政权进入堤决鱼烂、图穷匕见的最后阶段。湖南邵阳的国保人员、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公安部长孟建柱、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中共党魁胡锦涛，都对李旺阳之死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那些替共产党政权干脏活的国保，口衔天宪、神气活现，殊不知，正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所唱： “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他们真以为可以肆意作恶而不受惩罚吗？ 不甘寂寞的江泽民再次现身，号召中共上下好好学习历史。那么，不妨让我来给这些无知者无畏的家伙上一堂历史课。在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运动中，罗瑞卿杀人如麻、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 一时间，身兼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权倾朝野，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然而，“文革”前夕，罗瑞卿一夜之间便被打成反党分子，被逼跳楼自杀，摔断双腿。即便如此，毛还是不放过他，让造反派将其装入箩筐中，抬到体育馆中批斗。此刻，生不如死的罗瑞卿，不知是否后悔昔日作恶太多？ “文革”期间从军队调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震，配合谢富治整人害人，不遗余力。谢被发现患上癌症，李震遂成为公安部实际上的一把手，权势熏天，不可一世。林彪事件之后，李震在以周144恩来为的表的传统官僚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派的夹缝中，如履薄冰，左右不是人。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李震的尸体在公安部大院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里被发现，半跪半躺，脖子上用绳子吊在管道上。这一姿势，跟李旺阳的“被自杀”有相似之处。 周恩来分析认为，李震“没有自杀因素”，公安部长被害，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过的，所以限期侦破这一“他杀”案件，并指示“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然而，专案组调查数日仍未破案。 此时，毛泽东突然介入，列举明代的三大疑案的典故，暗示李震是畏罪自杀。至此，该案急转直下，破案指导思想由他杀转向自杀，最后以自杀定案。周恩来被毛泽东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 身为少将和中央委员的李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至今其死因仍扑朔迷离。也许因为他知晓太多高层秘密，才被杀人灭口。这就是谎称“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的中共，权力运作的基本逻辑。公安部长尚且不能全身而退，在一线行凶作恶的国保喽罗，又岂能保全首领得以善终呢？ 从在监狱中虐待李旺阳的狱卒到如今非法软禁李旺阳亲友的国保，莫要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神不知鬼不觉”，《圣经》中说得好，流人血者必被流血，动刀者必死刀下。未来的天安门广场上，将竖起一座纪念人权先烈的丰碑，上面必有李旺阳的名字；而你们将像西湖边上秦桧的跪像一样，被万人唾骂。 胡锦涛会是下一个穆巴拉克吗？ 民众之反抗风起云涌，胡锦涛惊慌失措。暴力，暴力，还是暴力，成为胡锦涛最后的招数。但是，滥用暴力，真能让中共的统治永久维持下去吗？ 埃及便是前车之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以战斗英雄蜕变成独145裁者，原以为可以做终身总统到死，并将总统职位传给儿子。却没 有想到，滥用暴力成为其垮台的主要原因。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年仅二十八岁的萨伊德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网吧被两个便衣警察殴打致死。萨伊德在便衣到网吧抓他的时候，坚持要他们出具逮捕证，说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这些便衣长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哪里会将这个年轻人的抗议放在心上，不由分说，对他一场噼头盖脸的毒打。萨伊德很快被毒打致死。 在秘密警察看来，像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的死亡，在埃及司空见惯，不会引发后续效应。没有想到，这一次，萨伊德被强行殴打致死的照片被放到网上。生前看上去温文尔雅、 热爱生活的模样，和死后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列放在一起，形成极大反差。 埃及网民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 Facebook、 Youtube 等社交网站，表达强烈的义愤。这期间，有人以“我们都是萨伊德”为名，在Facebook 上建立一个平台，并且通过阿拉伯语和英文两种语言对人们说，不能再沉湎于这种可悲、可怕的现实了。 人们组织起来，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穿黑衣上街，为萨伊德静默致哀。然后，在八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民众再次上街，高呼反酷刑、反戒严法的口号。再后来，就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让世界瞩目的大游行。在那次游行集会上，有抗议者说：“不管你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你都得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争取到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就这么沉默下去！” 貌似稳如磐石的穆巴拉克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赛义德付出了生命代价，穆巴拉克终于被关进铁笼子。那么，今天在台上长袖善舞的胡锦涛，其下场会比穆巴拉克更好吗？中国不是没有赛伊德，孙志刚就是赛伊德，唐福珍就是赛伊德，钱云会就是赛伊德，薛锦波就是赛伊德，李旺阳也是赛伊德。在中国，死不瞑目的无辜146者实在太多，不知要修建多少面哭墙才能写得下他们的名字。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赛伊德死去了，但每一个死于酷刑和谋杀的公民都不会白白死去，他们的死亡都与胡锦涛有关，他们的死亡必将敲响独裁政权的丧钟。当那一刻到来时，胡锦涛想求得穆巴拉克的命运而不可得，而只能与卡扎菲同居并穴。 胡锦涛在西藏的镇压中曾身穿军装、头戴钢盔、亲自上阵，但他并没有当过军人，并没有上过战场，他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西藏民众。比起亲自驾驶战斗机上前线且战功卓着的穆巴拉克，胡锦涛只是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家伙。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穆巴拉克，尚且被民主大潮冲垮、被军队抛弃；从未有半点战功的胡锦涛，试图以暴力恐吓人民，其结局必然是让自己成为暴力的祭品。当穆巴拉克被送进监狱的时候，精神崩溃，痛哭流涕，不肯被抬下囚车。出身军旅、意志坚强的穆巴拉克，结局尚且如此凄惨；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的胡锦涛，若到了此种地步，不知要出多少行同狗彘的洋相。147 2.3我生活在警察国家的日子 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稳固 的，它的事务也完全融入行政当局。这个组 织不仅不在法律范围之外，相反却是法律的 体现。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今天的中国，与明代一样，都是让民众呆若木鸡的“不讳之朝”。 翻阅明史，第一印象便是“明朝末年，朝政紊乱，厂卫横行”。明朝的镇压机关，有了锦衣卫，还要设立东厂和西厂，使子互相牵制，皇帝才能如臂使指，操纵自如；今天中共的强力部门，有了普通公安，还要有武警、特警、国安、国保，以及人数多如牛毛的“协警”。 那些品质最坏的人纷纷涌入“维稳”队伍之中吃“维稳饭”，于是，“维稳”的方式越来越触怒和暴虐，“维稳”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不可攀。 政治警察失控，是专制政权已经到了最后时刻的惯有症候。台湾学者吴介民在回顾台湾解严前几年的形势时指出：“八十年代‘自力救济抗争’逐日升高，挑战日益老迈的‘国王’和他统辖下松脱败坏的党国机器，‘警总’等军情系统失去控制。几年间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陈文成陈尸台大、王迎先坠河死亡、江南被暗杀于洛杉矶）提醒人们，这还是一个让人寒颤的国家。”最黑暗的夜半，也是黎明的前夕。台湾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国保最猖獗的时候，也就是中共丧钟即将响起的时候，正如读历史而知未来的学者余英时所说：“像中共这样一个横暴、下流、腐败、残忍的统治集团，是绝不可能获得‘稳定’的，现在大陆各地群体抗争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万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不定什么时候局面失控，一种不能想象的解体局面便会突然出现。前苏联的崩溃并无丝毫外力在起作用，极权体制内部的无数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灭亡的力148量。” 撒旦是怎么死的？ 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十月十六日，中国家庭教会数百名代表受邀赴南非参加“世界福音大会”。中共对这两件事情的反应都是气急败坏，不仅敌视世界舆论，亦违背国内民意，显示其已经走上了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死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乃是“中共纳粹国”。 十月十四日，我从美国返回北京，一到家即发现有多名便衣在门口守候。派出所的老李打来电话：“抱歉，你出门又得坐我们的车了。”次日，我出门买菜，警车早已在门口守候，不由分说让我上车。 我进入超市买食品，一直有三名便衣寸步不离地提供“贴身保护”。我在超市的柯达快洗店内冲洗几张与刘晓波的合影，跟洗照片的女孩聊起诺贝尔和平奖。她说从网上知道刘晓波获奖，作为中国人，感到很光荣。我告诉她，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刘晓波。这个女孩惊呼说：“太棒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就是中国的民意。 刘晓波获得诺奖，胡锦涛先是挨了一闷棍一样，半天找不着方向；过了几天才回过神来，部署反击。新华社用“文革”式的语言辱骂说：“刘晓波急切切向西方主子‘献媚’、八拜九叩，而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西方主子扔给他的政治‘犒赏’??刘晓波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警告说：“希望世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几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爷“与万国开战” 的万丈雄心。比起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马朝旭是个更精于说谎的“马语者”。149 对于刚愎自用的胡锦涛选择的历史方向，推特（twitter）上有一个笑话讽刺说： 老婆给刚出门的老公打电话说：“老公啊，我刚听广播上说，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 老公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哪是一辆啊，我看有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 上帝让人灭亡，首先让人疯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共每一步的回应，如果用“公关灾难”来形容，实在太轻。中共上上下下，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不知所措地往墙上乱碰。他们将刘晓波的亲人和朋友软禁在家，彷佛这样就能封锁消息、恐吓亲友、维持稳定。但是，任何非法行为，都撬松了当权者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十月十六日，在南非召开世界福音大会，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次在普世教会和全世界面前亮相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中共先是竭尽抹黑之能事，派出的还是马朝旭。马曰：“这种做法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 紧接着谎言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中共掌权六十年来，除了这两件法宝之外，还有什么新花招呢？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警察将四名正要准备登机的家庭教会成员强制性带离候机厅。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长老追问说：“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武侯公安分局出动的机动中队不回答他的问题，也不出示证件，粗暴地将他拖走，从二楼楼梯到一楼外的停车场，拖行近两百米，最后是六、七个警察抬起他，把他扔到车里。 其间，王怡长老一直高声抗议，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公民，你们是非法的，你们必须尊重法律，你们的良心要责备你们。但没 有任何人回应、解释。整个暴力绑架的过程导致他右脚脚踝几处擦伤。到第二天清晨，发现左手食指也被扭伤。150中共还有转型的希望吗？已经没有了。 撒旦是怎么死的？撒旦是“笨死的”。 从“兔死狐悲”到“在家偷着乐” 两天以后，警方告知，他们得到新的命令，从即日起不准我踏出家门。我问：“你们根据什么法律这样做？是对我监视居住吗？” 他们说：“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上级下了这个命令，我们只好执行，请你多多理解吧。”难道是因为我出门的时候与冲洗照片的女孩聊了几句刘晓波，就让当局闻风丧胆了吗？因此，他们干脆决定，将我软禁在家，让我与世隔绝。 这几天，北京连续降温，一个通宵守候在楼下的警察委屈地说：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都冻感冒了。”他就睡在我门外的楼道里，裹着一件肮脏的军大衣，将两把折叠椅子合起来当床。满地是瓜子和烟头。 我想追问温家宝，你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你在美国访问时说过：“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你又说：“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警察的所作所为与你的言说背道而驰，你难道一无所知吗？ 我想追问胡锦涛，这个丑恶的场景，符合你倡导的“和谐社会” 的理念吗？除了秘密警察之外，你还有什么维持政权的工具呢？你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关进监狱，你的秘密警察非法软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夫妇和我，不正是“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面吗？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门中‘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门，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机构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余。它构成了政府中真151正的执行部门，一切命令都通过它发出。通过秘密警察网，极权主义统治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直接执行的传送带，它与洋葱结构的表面层级不同，完全脱离和孤立于其他一切机构。在这层意义上，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惟一公开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衡量渗透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换言之，秘密警察由一群最缺乏道德感、最残暴的社会渣滓组成，当他们践踏法治、为所欲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都会降低到与他们一致。这个社会沉沦为对恶积祸盈的恶棍熟视无睹的地狱。 我要公布两个国保人员的名字与电话：朱旭， 13701357770；王春辉， 13911832744。前者是曾经对我进行传唤，恐吓我放弃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科长；后者是在“敏感时期”常常来监控我，比如每年“六四”在我门口站岗的朝阳区分局的国保人员。这些人明知是在作恶，却毫无愧疚地参与其中。 关于王春辉这个比我更年轻的国保人员，我的朋友、也经常被其骚扰的媒体人王光泽跟我谈起一段逸闻：就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晓波被判处重刑的那天，王春辉主动给王光泽打电话说：“你看刘晓波的下场多惨，现在兔死狐悲了吧？”而在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王光泽则打电话给王春辉说：“你还记得去年你的电话和你说的那个成语吗？”王春辉说：“我知道你很高兴，就在家里偷走乐吧，千万不要有什么行动！” 是的，从“兔死狐悲”到“在家偷着乐”，一悲一乐，变化的不仅是人的情绪，更是时势。蠹众木折，隙大墙坏，历史的天平已经从暴政向民间倾斜。今天，我们虽然只能在家偷着乐；明天，我们将走上街头狂欢，为刘晓波憧憬的自由中国的到来而狂欢。到了那时，将有多少助纣为虐的国保警察，只能躲藏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呢？152 中移动果然是共产党开的店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共当局惊慌失措，仅仅在北京便有上百名独立作家、学者和维权人士遭到非法软禁、监视、跟踪以及“被旅游”。我是其中之一。十月二十五日，在我被非法软禁在家的第八天，我和妻子的手机同时被停机。 我的中国移动的手机号码使用了十年，第一次出现此问题。家中的固定电话暂时还畅通，我便用固定电话致电故障台询问。服务小姐回答说，从公司的平台上查看，你的号码没有任何问题，在正常工作。而她当场试了一下，却发现手机的应答是：“您的手机已经停机。”她困惑地说，此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北京国保警察对我的报复行为。 此前一天，我在文章中公布了朱旭和王春辉这两个名字和两个手机号码，这篇文章在海外的报刊和网络上广为传播。果然有许多普通公民和外国记者给这两个人的手机打电话，一开始他们还反驳和恐吓对方，后来干脆就关机了。 我的做法没有任何错误。既然朱旭和王春辉是公务员，是执法者，我为什么不能公布他们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请各界人士致电他们，质问对我的软禁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他们在接到各界人士的电话时，应当耐心解释，说明该部门软禁我的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但是，朱、王二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并未听从胡锦涛的“依法治国”和温家宝的“依法行政”的讲话，宪法和法律在他们心中一钱不值。当我反抗他们的鬼蜮伎俩时，他们对我展开一连串疯狂的报复行动，居然指示中移动将我和妻子的手机同时停机。既然在国保这个肥马轻裘的机构工作，他们个个都像盖世太保缺乏良心。 晚上，当这些城狐社鼠回家跟妻子和孩子相聚，会讲述白天从事的肮脏工作吗？他们的家人还以为他们加班加点、不辞辛苦，是保家153卫国的英雄呢。 那么，中国移动在这件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中移动扮演的是助纣为虐的配角。中国移动，这个名字就起错了，应当是“中共移动”才对。当一位朋友听到我被非法停机的消息之后，在推特上留言说：“我在德国的电信服务业工作。要是在这里发生这种事的话，小的后果是赔偿消费者损失，大到侵犯个人通信自由，可以起诉电信服务公司。” 可惜，我生活在一个有法不依、罚不当罪的“中共纳粹国”，我接受的是一家独大、别无分店的“中共移动”的通讯服务。中移动的管理人员才不管跟你签订过什么合同和契约呢，当权力无边的国保部门下达命令之后，他们欺软怕硬、乖乖服从──谁敢对抗国保呢？中移动与国保一样，都是共产党开的店，都属于同一个老板。 故而唇齿相依，亲密无间。 吊诡的是，中移动既是共产党的奴才，又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它的股东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这正是今天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奇特之处：它能够从全世界包括民主国家汲取资源来维持其暴政。既然中移动是一家全球上市公司，每一个股东都有权利要求中移动遵守商业契约，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用户隐私。如果该公司拒绝这样做，就可使用普世价值、法律武器和市场原则来约束和规范之。 从关闭特定的异议人士的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到将整个新疆都断网，再到启东地区民众的手机都无法上网，中共对通讯自由越来越杯弓蛇影，而民众对通讯自由越来越敝帚自珍。胡锦涛执掌十年来，“中共纳粹国”孕育成形，国保表面上在忠心耿耿地为主子维稳，其实是在为主子挖掘坟墓。 “维稳综合体”自掘坟墓154 中共自一建立起，便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秘密会党。其对外暗杀及对内清洗之残酷无情，有甚于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延安时代，毛太祖先是利用一群军头牢牢控制住军队，然后利用康生等人控制秘密警察，由此奠定其“红太阳”不容挑战之地位。这是毛加冕为现代帝王的两大秘密。历史学家高华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便是破解毛何以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巨着。 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中共当局对待民众的方式，六十年来都始终都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想挥刀杀人了，便掀起血雨腥风的“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屠刀与机枪、坦克并用，哪管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想营造“和谐”气氛了，便宣称“人权就是生存权”，既然你们有饭吃了，就要乖乖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就不给你们饭吃，甚至给你子弹吃。 既然中央深信“稳定压倒一切”，上行下效，“维稳”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一桩一本万利的生意。用学者梁文道的说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维稳产业综合体”，“连同受聘于地方部门的‘保安公司’和提供监控技术的软体开发商，他们一起绑架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预言成真地等自己创造出一批维稳对象。越多不利于稳定的条件，这种‘生意’便做得越大”。 我就亲身感受到了“维稳综合体”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在二零零零年前后，我就受到了国保的关注，在跟所谓“敏感人士”和外国记者会面的时候，旁边经常出现可疑人物。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请我和刘晓波到国际俱乐部昂贵的餐厅吃饭，跟踪者大概经费不足，无法报销餐费，故而只能蹲守在门外。当我们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发现几个人可怜地在门口啃烤红薯。有着丰富的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的刘晓波说，他们每天报销的经费都有上限，不足以承受到如此高级的餐厅吃饭的消费，故而只能以烤红薯充饥。那个时代的国保，还真有点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以后，国保部门腰包鼓鼓、财大气粗，不禁让人刮目相看。155每当“敏感时期”来临，国保便要求我外出旅游，一名张姓科长对我说：“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国内的风景区游玩，除了上海、广州、新疆、西藏，其他地方任你挑选。酒店、机票、租车、用餐，都没 有限制，费用统统由我们报销。”但是，我必须提前告知，我什么时候抵达何处，他们好安排全程监控。一般来说，我不能到外地会见朋友，只能“纯旅游”；他们也不会打扰我的旅行，只是暗中监视。有一次，我去西双版纳，在昆明转机的时候，航班取消，延迟到第二天。很快张科长就打来电话说：“航班更改，为何不告诉我？” 可见，他们的工作何等细致入微。他们接送我的车辆，经常是豪华的奔驰。政府用车，大都有级别限制，但一个普通的国保科员，居然就能驾驶顶级奔驰，可见政府的规章制度对这个部门毫无约束力。 国保猖獗，警察国家初具雏形。国保之扩张，甚至引发特务系统的内斗，大权旁落的国安就甚为不满。一位国安部官员通过博讯新闻网表达对国保的厌恶：“这些年为了维稳，各地维稳办与政法委主要借助的力量就是公安的国保部门。他们拼命扩充权力，不但把本来属于国安部的业务抢了过去，还肆无忌惮地扩大职权范围，侵犯公民权利，把自己弄成前苏联的克格勃。由于上面有政法委书记撑腰，国安部无法干涉，只能冷眼旁观。”这位官员承认，国保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就危及到国家安全，直接威胁到民众对共产党的信心。若不及时纠正，中共政权很可能就毁在这支所谓维护稳定的国保身上。 国保警察曾经威胁我说，一旦接到命令，他们立即挖坑将两百名异议分子统统活埋；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中共自掘坟墓，他们埋葬的是中共自己的明天。156 2.4飞越疯人院 我尊重所有的着作被第三帝国烧毁的 作家，哪怕那些我以前并不认识的作家。因 为火精炼了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使我了 解他们。 约瑟夫·罗特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美联航的 UA898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缓缓起飞。 此刻，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与妻子深深拥抱一下。不到四岁的儿子，正在开心地玩着 iPad 中“愤怒的小鸟”的游戏，玩得比我还要娴熟，乐得咯咯笑，浑然不知自己从此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将变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乘客可以从飞机上的娱乐系统中选择看各国的新电影。我随意点开那部据说拍得很烂的“献礼片”《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果然烂得很：拥抱专制、一心赚钱的成龙居然饰演为共和奋斗、英朗质朴的黄兴，黄兴地下有灵，一定怒发冲冠。 即便如此，当我看到秋瑾走上刑场和林觉民写作《与妻书》的情节时，不禁潸然泪下。不是这部电影拍得好，而是那段历史与我身处的现实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联系。一百年前，先贤们从海外返回中国，为推翻满清暴政而献身；一百年后，我却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一个更加残暴的政权让我无处容身。真是北洋不如满清，国民党不如北洋，共产党又更不如国民党，一蟹不如一蟹。一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人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 里面的人不让出去，外面的人不让进来 我争取出国权，正如那些流亡在海外的民主人士争取回国权一157样，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这片土地本来就属于每一个中国公民，它却被一群凶悍的匪帮霸占和蹂躏。这个匪帮不允许一些人出去，如作家唯色和律师滕彪，他们都得不到护照；这个匪帮又不允许一些人回来，如政论家胡平和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二十多年来，他们都被禁止入境。这一次，我虽然争取到出国权，可是在走出国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回国权被剥夺了。我将像那些背井离乡的前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亲密的朋友，我成了恼羞成怒的中共当局的出气筒：非法软禁、祸及家人、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被旅游”??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一切我全都亲身经历过了。我在国内原有的那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被剥夺殆尽。“活埋” 和“车祸”言犹在耳，甚至连家人都受到赤裸裸的威胁。于是，离开，成了我最后的选择。 与其说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的发明者，不如说他是动物庄园的庄主和疯人院的院长。他口头上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却将中国打造成一座阴森森的疯人院。胡锦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回答一个日本小学生的提问时，厚颜无耻地说，他是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怎么从来没有投过他的票呢？ 我们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就连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日子，我也被警察非法软禁在家。胡锦涛和他的爪牙们，究竟害怕什么呢？ 当偌大的中国放不下我的一张小小的书桌之时，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二零一一年春节，我在四川老家过年。这段时间，每隔十天半月，几名国保干员都要从北京飞赴成都与我见面，了解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我向带队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姜处长提出全家赴美的计划。姜回答说，目前你和你妻子都不能出境，这是最高层的决定。不信你去试试，到了海关那里，你也出不去。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出境，要看你的表现。 此后几个月，我不断向国保方面提出出国的要求。按照中国的158法律，我持有合法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签证，本该堂堂正正地出入中国。可是，中共当局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有一张拿不上台面的“边控”黑名单。一旦上了这张黑名单，你要么不能出，要么不能入，这是一道看不见的长城。中共的做法比修筑看得见的长城的秦始皇高明多了。 我不想成为方励之第二 到了二零一一年夏天，姜姓处长的说法有了松动。他说，等过了圣诞节以后，你们全家也许可以赴美。于是，我在十二月卖掉北京的房子，订好由北京直飞华盛顿的机票。但是，是否能顺利出境，我仍然没有把握。 二零一一年圣诞之后，姜再来找我谈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上面不信任你，今后一年你都不能出国了，慢慢等着吧。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对他说：“我不想跟你们发生冲突，可是，如果你们故意制造冲突，我也只好奉陪到底。我已经订了机票，那天我肯定要去机场。如果你们在机场拦阻我，我就在机场召开记者会，这是你们逼出来的鱼死网破的局面。你们在某一时刻可以阻拦我出境，但不可能一辈子都把我关在中国。有一天，我会像我的朋友廖亦武那样，从云南边境跑出去。或者，我会像一九八九年的方励之那样，直接跑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庇护。到了那个时侯，你们的乌纱帽可能就保不住了。” 姜沉吟了一阵，回答说：“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我们最近换了领导，原来见过你的于局已经调走了，新来的领导不熟悉你的情况，你的事情需要我们跟新来的领导好好沟通。最好不要出现你跟政府两败俱伤的结局，我们尽量把你的意愿汇报上去，让这件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据我个人的分析，在是否放我出国的问题上，中共高层与具体159负责我的基层国保之间看法并不一致。中共高层倾向于将我放逐到海外，这样我不至于像乌鸦一样整天在他们耳朵边鸣叫；而对于国保们来说，我的存在就是一个向上面申请经费的优质“项目”。在我“被旅游”期间，这些薪水并不优厚的国保也趁机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我若去国，他们便只好寻觅新的目标了。这种不一致，使得我在疯人院中被多关押了一年多时间。 最后，由于我提出方励之的故事（那时还没有发生王立军和陈光诚事件），国保感到很大的压力；再加之十八大“清场”的大背景，我总算被允许离开这所疯人院。 十一日下午，在五名国保的“护卫”下，我们全家终于抵达登机口。出关时，海关工作人员一将我的护照号码扫描进电脑，立即打电话叫来一名上级官员，上级官员到后面打了一通电话，才走过来低声说：“放行。”可见，我的护照号码上有特殊记号，如同犹太人在纳粹时代佩戴的“黄星”标志一样。 五名国保佩戴特殊通行证，一路畅通。他们将我们送到登机口，看到我们即将登机，这才离开。他们害怕有我的朋友前来送行，也不允许我们与友人告别──去国之前，未能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话别，是我最大的遗憾。抵达美国之后，我才给丁老师发去电邮报平安。丁老师回信说，有生之年，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你们夫妇和你们的孩子。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不禁想起了一九二二年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行动，即震惊世界的“哲学船”事件。 没有自由的祖国不是祖国，而没有祖国的自由，尽管差强人意，终究还是有自由，正如被驱逐者之一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当那些人对我说要驱逐我的时候，我一阵伤心。我不想移民，而且我排斥移民界，不想与他们汇合。但同时也有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160出中国，入光明 过去一年多里，我严重的失眠，到了美国之后不治而愈。此刻，我这才知道罗斯福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多么重要。少年时代，常常看《红岩》等革命书籍， 想象不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那些酷刑有多么可怕；当我亲身经历了黑帮化的共产党的酷刑之后，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可见精神折磨甚于肉体疼痛。每次从黑暗中醒来，便再也睡不着，我惟有向上帝祈祷，圣经中的话“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到了美国之后，比我更加快乐的是儿子。有朋友问，孩子适应美国的生活吗？我笑着回答说：儿子来到美国，就如同进入乐园一般，他最不适应的倒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的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汙染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有毒的数据，并非耸人听闻。儿子在北京，常常莫名地咳嗽，去了多家医院都无法确诊。有医生说，这个孩子就是过敏性体质。可是，他被爷爷奶奶接回四川老家之后，咳嗽便痊愈了一大半。而到了美国，每天都神清气爽，再也没有咳嗽过一次。他去幼儿园第一天，就爱上了幼儿园。他说，他喜欢每一个老师，喜欢每一个小朋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犹太人要出埃及，难道中国人也要出中国吗？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抉择。去国之后，我经常被问及：你离开了中国，会不会像鱼儿离开水一样，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如果是政治活动家，离开从事政治活动的土壤和人群，到异国他乡，就是“得了天空，失了大地”，就有可能感到窒息和无奈；但是，如果是有超越国家民族限制的独立知识分子，即便在异质的文化氛围中，也能继续思考、研究和创作。 在美国，我可以接触多元的资讯，可以到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查161考各类国内见不到的第一手资料。我的胸襟和视野都将更加开阔。 我也有机会以西方先进之文明磨洗昔日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此，我的写作不仅不会停滞，反而将“更上一层楼”。 我效彷的榜样，就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不到二十岁便毅然离开被红潮席卷的中国。余先生曾对我说，他看到共产党南下时的秧歌队，那种粗俗和野蛮的低级趣味让他无法忍受。 他有一种先知般的敏感，他知道共产党必定是文化死敌，共产党肯定容不下真正读书人。他从傅斯年的描述中，看到了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泼皮和光棍式的人物。那些比余先生年长、阅历也更加丰富的学者文人，却没有看透中共本质的智慧，兴高采烈地跟着共产党走。结果，吴晗、翦伯赞、傅雷、老舍??个个死于非命。 余英时由香港而至美国，由哈佛而至普林斯顿，六十年来，承接胡适“整理国故”之使命，以西方之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之传统文化，“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英时是大师级的学者，大半辈子生活在美国，却取得了比所有二十世纪下半叶生活在中国的人文学者更卓越的成就。可见，优秀的学术与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限制，而且，只能诞生在学术自由的地方。 迁入北维州的新居之后，我有了一张安稳的书桌，安心地写停止多年的日记。自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与刘晓波同一时刻被北京警方传讯、抄家之后，我便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日记随时可能成为“罪证”。此刻，我在门口挂起一面迎风招展的美国过气，我有了一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家，再也没有人非法闯入我的家，闯入我的书房，掀翻我的书桌了。 我的写作，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宁静与澄明。1622.5从“被喝茶”到“黑头套” ──读《遭遇警察：中国维权第一线故事》 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的存在 和猖獗，是判断中国现状，是现在和将来评 价执政党功过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任何人都 不能装着没有发生的，是中国大陆社会肌体 上的毒瘤，是中国真正走向法治和现代文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当前 的人权和法治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徐友渔 当十年前胡温袍笏登场、笑容可掬地提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的时候，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亿万国民翘首以盼。“胡温新政” 彩旗招展，猎猎飞舞，很多人简直有当年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 的诗句的欢欣鼓舞之感。然而，十年过去了，胡温时代缓缓落幕，“和谐社会”温文尔雅的面具次第脱落，只留下“河蟹社会”血肉模煳的真面目。今日之中国，名为“和谐社会”社会，实为“警察国家”。 由徐友渔和华泽合作编辑的《遭遇警察》一书，记录了一批中国的维权人士、律师、作家和记者受到警察监控、跟踪、骚扰、绑架、拘捕、酷刑的真相。所有文章均为当事人的亲笔记述，其中，既有“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也有参与营救陈光诚的女侠珍珠；既有依然被非法软禁在家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有去世博会挪威馆献花的年轻建筑设计师黄雅玲??他们代表了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 本书的两名编者和作者， 一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的徐友渔，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163被国保非法限制自由、软禁在家；另一位是网民为“飘香”的女记者、纪录片导演华泽，她遭遇了国保警察的“黑头套”绑架及殴打，被秘密羁押长达两个月之久。此书虽然只揭露了“暴力维稳”之冰山一角，也堪称一面针对胡温政权的“照妖镜”。 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转世 这本书中涉及的警察，大都不是普通民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警察──“国保”。以我的经验来说，那些在国保的压力和驱使之下接受监控异议人士任务的普通民警，身上大都还有人性的残留， 对这项工作颇感羞辱；而那些暴戾恣睢的国保，大都是一群以石头心取代良心的流氓无赖，他们对自己干的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日在刘晓波家门外对外国媒体作出流氓手势的便衣，以及那些在朝阳医院门口的满脸横肉、大腹便便的便衣，其不堪入目状，皆为国保之“经典图录”。 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与其叫《遭遇警察》，不如叫《遭遇国保》，这样可以让“国保”这个丑恶的名词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 我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常常先要详细解释“国保”这个特殊名称。不必所外国人，就是一般的中国人，很多都只知道有国安，而不知道有国保。所谓“国保”，其前身为公安局“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后改名为“国保”，为名义上隶属公安局、实际上相对独立的“副局级”单位。在胡锦涛时代，国保的编制和经费成倍增长，遍布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从暗处走到明处。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之对等的机构，就是明朝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与之相似的机构，就是纳粹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法西斯日本的特高以及东德的斯塔西等。 盖世太保的历史贯穿纳粹统治德国的十二年，它为纳粹机器一直运转到最后效尽了犬马之劳。一九三三年，盖世太保在柏林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仅仅雇用三百人对已知的共产党人做索引卡片。在它164结束罪恶生涯之际，到处都有它的办公室，正式成员两万多人，雇用的线人多达数十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盖世太保获权任意拘捕、“保护性拘留”，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是其飞速膨胀的转折点。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指出：“当盖世太保自成法律之时，一个扎根于法律之中、尊重法律的传统的法治德国便被毁掉了。” 而《盖世太保史》的作者巴特勒指出：“同盖世太保种种酷刑的手段一样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大量记录了成千上万人秘密资料的卷宗。” 与盖世太保相似，苏联克格勃也让人不寒而栗。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也是其终结者的巴京卡在回忆录中指出：“从克格勃存在的那天起，就不能把它叫特工机关。这是一个为了进行普遍监督和镇压而建立的机构。”他总结说，这个本来应当是负有保证国家安全使命的机构，本身却蜕变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为，对于国家和国家的宪法体制来说，最危险的是，克格勃可以在实际上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条件下行使它的职权。戈尔巴乔时代的改革派人物、贵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居然成为克格勃瞄准的目标。有一位雅科夫列夫认识的克格勃上校打电话告知，克格勃正在对其策划“交通事故”。雅科夫列夫立即将此事告诉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克氏对上帝发誓（他根本不信上帝），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从这个细节中看出，克格勃恶积祸盈到了何种程度。 如今，盖世太保和克格勃都已被扔进历史幽暗的隧道，它们所捍卫的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政权，也都灰飞烟灭。然而，今天的中共继续走在“特务治国”的不归路上。这是胡锦涛对中共的最大贡献吗？ 国保是胡锦涛的护院家丁 盖世太保是希特勒的杰作，也是纳粹制度的根基。正是通过盖世太保，希特勒实现了对德国民众从思想到行为的全面束缚与控制。165同样，巴京卡在分析克格勃滥权的原因时也指出，克格勃不是罪恶之源，“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也是作为它的一部分的克格勃产生的原因，克格勃是靠秘密侦查、不法行为和暴力保证这个制度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这种党国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的一切都来自旧广场上那些最高级的办公室。”所以，仅仅谴责打手是不够的，必须抓出纵容打手的幕后元凶。 同样的道理，国保乱中华，绝非公安部门自身腐败和枉法的结果，而是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必然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让其意志从中南海贯通到每一个村落。那个时代，政治警察只是在康生控制下的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部门。毛盘踞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长期个人崇拜的宣传和教育，使他身上拥有神一样的光环。所以，对政敌和民间异端思想者的打击，用常规手段就可实现，也就是“毛主席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虽然强词夺理，却又理直气壮。故而，毛并不需要组建庞大的秘密警察来承担巩固其统治的任务。 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再到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日渐衰减，领导人个人的魅力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对于胡锦涛来说，他甚至连一支像样的御用写作班子都无法组织起来，更无法构建起一套新的深入民心的意识形态。除了保持经济增长、用物质利益收买人心以外，剩下的保持统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维稳”。于是，上有恶棍当国，下有鹰犬横行，国保粉墨登场，开始为权贵资本主义阶层──也就是数百个“改革开放”政策受益的腐败家族──保驾护航。 昔日，土豪劣绅往往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地痞流氓来担任其护院家丁，从《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便可见一斑；如今，彻头彻尾沦为“权贵党”的共产党，也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家伙充任各级国保人员。大部分国保工作人员，放在任何一个社会，166都是那个社会的渣滓和垃圾。他们为胡锦涛服务，不是因为崇拜胡锦涛，而是胡锦涛给了他们饭碗；而一旦胡锦涛垮台，最先扑上去撕咬胡锦涛的也是他们。相鼠有皮，而国保无脸。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国保警察：有时候，他们用黑头套绑架律师和记者，用各种酷刑施加身体折磨和精神羞辱，甚至威胁“挖个坑就把你埋了”；有时候，他们客客气气、文质彬彬，苦笑着对他们监视的对象说：“我跟你个人没有仇，这只是一份养家煳口的工作。”甚至这些人偶尔会透露一两句“心里话” ──“我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打手，如果有一天你们掌权了，我们也愿意为你们服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理查德·奥弗里在分析盖世太保的成因时所说：“哪里施行国家恐怖，哪里总会有歹徒、恶棍为之效力。”一脸阴沉、满肚坏水的胡锦涛，就是这个“国保无限公司”的总裁。 恶棍横行与犬儒泛滥的恶性循环 一般的中国民众很少觉察到国保警察的存在，如果你只是选择当不问是非的顺民，安心于赚钱养家煳口的生活模式；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大致还是有饭吃、有戏看的。从表面上看，国保警察所侵犯的只是极少部分为社会公义挺身而出的公民的基本人权，比如这本书中涉及的二十多名作者；实际上，国保警察的恶行，极大地侵蚀了中国社会良性的、健康的力量，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泛滥。 在当年的纳粹德国，为什么反抗希特勒的人那么少？这就是盖世太保的杰作。理查德·奥弗里分析说，虽然盖世太保行动诡秘，但它的活动方式以及被逮捕的后果却众所周知，这便足以使普通德国人倍加谨慎，恐惧万分。那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但它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惯性，让他们容易服从或口头服从政权及其命令。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167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德国人变得不问政治，惟恐一旦思想不对路，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与之相似，国保的作恶，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政论家胡平所言的“犬儒病”。既然反抗共产党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那么，在共产党尚未垮台之前，最好不要去招惹它──这是大部分国人的心态。 “遭遇警察”不是什么好事情，那就假装刘晓波和李旺阳们全都不存在吧。那些在异议人士门口站岗的国保们，不可能避开邻居们的眼睛。但是，大部分邻居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自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大众的沉默是国保作恶的“群众基础”。 国保在使用暴力摧残人权活动人士的同时，也试图将这种犬儒精神注射到“不服从者”心中。这本书中记载了国保警察与人权活动人士的种种有趣对话。国保苦口婆心地劝解说，人活一世，不就是吃喝二字？以你们的智力和学历，可以吃香喝辣、升官发财，何乐不为呢？在国保当中，很少有共产主义之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会在“真理”层面上跟对手辩论，他们在陪同“被旅游者”游山玩水时，常常会多塞进私人消费的发票来报销。 包括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内，每个共产党员心灵深处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宏大叙事”了，他们念兹在兹的，不过是其家族巧取豪夺的亿万财富。国保警察是确保其掠夺国家财富的“家丁”，虽然待遇并不是特别优厚，但总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报名者众多。于是，国保拿出看家本领来：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挑动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大部分国民安心为奴。他们直接伤害的只是小部分人权意识觉醒的先行者，但对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摧抑，将带来严重的、长远的后遗症。 政治警察躲不过正义的审判168 政府驱使政治警察滥用镇压与酷刑，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呢？ 美国社会学家鲍迈斯特尔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一文中指出：“必须承认，政府恐怖行为的确有助于延长和强化政权，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如此。但是，代价高昂。因为这会减损政府的合法性，逐渐失却大众的拥护和支持。”他指出，当前的世界图景表明，实施恐怖和暴政的政府只是政府不太稳定的、暂时性的形式。它们能持续数十年，可能比其他形式更为成功。但是它们不太可能成为权力的永久性基础。 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法院判处前独裁者荷黑·比德（Jorge Videla）中将五十年徒刑，接替他的雷纳尔多·比诺内（Reynaldo Bignone）将军被判刑十五年徒刑。这两人与三十四宗案件有直接联系。其他数名被告也因参与政治迫害案件而被判处十五至四十年不等的刑期。 阿根廷人权团体“五月广场的祖母”（Grandmothers of the Plazade Mayo）自一九九六年就开始起诉这些独裁政权时代的军警。在那个时代，有五百个被处死的政治犯的婴孩被这些军警绑架后，交由亲独裁政权的家庭抚养长大。这些曾经跟父母一起被关入政治犯拘留所的婴孩遭强行抱走，在父母遭处决后，被秘密交由军警家庭收养，以避免受害者子女长大后寻求报复。直到事情揭露之前，这些孩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多数被军警养大的婴孩在发现父母并非生身父母，而且还竟然是害死生身父母的帮凶之后，大受冲击，长久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 据报道，着名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的孙女马卡雷娜（Macarena）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她的父亲遇害后被塞入铁桶灌满水泥丢入河里，母亲被送往乌拉圭处死，她则被交由一名警察带到乌拉圭长大，不久前才由基因对比而与祖父团聚。 现年八十六岁的比德聆听判决后面无表情。两年前他才因杀害三十一名政治犯而被判无期徒刑。而一年前，比诺内也因酷刑与谋169杀政治犯而被判终身监禁。所以，这次额外的刑期对他们似乎没有意义。 在地理位置上，阿根廷离中国很遥远，中国作恶多端的国保们不会将发生在阿根廷的审判与他们未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正义虽然常常会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遭遇警察》一书所记载的那些耀武扬威的国保们，即便熬到垂暮之年，也不可能逃脱被审判的结局。因为这本书就是铁的证词。 除了揭露国保的恶行之外，这本书还有另一层价值。这本书的主人公并不是国保及其后台老板胡锦涛，他们没有资格被“树碑立传”；这本书的主人公乃是站在国保对立面的寻求真理、坚持正义、捍卫良知的公民们。比如，维权律师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详细记录了国保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他写道：“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 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这些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的人们，或有名，或无名；或年老，或年轻，专业不同，观点各异。他们与国保针锋相对、斗智斗勇，他们的生命如同划破黑暗的光。在“国保乱中华”的同时，他们是中国“去中共化”的希望所在。170 2.6胡锦涛与周永康同船共梦 斯大林看重贝利亚哪一点呢？他是一个可靠 而又残酷无情的人。所有血腥的案子斯大林都交给贝利亚去办，斯大林知道贝利亚的手不会打颤。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薄熙来倒台之后，火越烧越猛，延至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身上。关于“康师傅”被立案调查的消息甚至作出检讨的消息，在国际媒体和互联网上满天飞舞。根据薄熙来案一步步发酵过程便可以知道，大部分“小道消息”都是当局先故意释放出来，以测试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反应，然后再由官方公布“正式说法”。 所以，周永康与薄熙来的连带关系，决不会是空穴来风。周永康感到危机迫近，不断利用各种公开活动高调露面，并在《人民日报》 发表大力维稳、拥护中央的文章，以显示自己没有麻烦，仍然大权在握。外媒甚至绘声绘色地报道说，胡锦涛曾经派军队前去逮捕周永康，并与包围周永康的武警发生枪战，后来在江泽民的干涉之下，胡锦涛才不得不放周永康一马，从而避免中共最高层的决裂。此细节犹如北韩金正恩拿掉军中元老李英浩的宫廷斗争。 可惜，这样的细节并不可信。周永康不是胡锦涛的敌人，而是胡锦涛的助手。周永康与胡锦涛之关系，犹如魏忠贤与朱由校之关系，或如希姆莱与希特勒、贝利亚与斯大林之关系。周永康于二零零二年由四川省委书记之职上调中央，执掌公安部，并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自华国锋之后第二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此种职务设置表明，中共最高当局已经强烈意识到政权之不稳，公安部的工作相当吃重，必须由一名大员来负责。 五年后的十七大，周永康以铁腕维稳之功绩，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委，权倾一时。在政治局中，周永康排名虽然靠后，其权力却仅次于作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及作为政府总理温家宝，让171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亦望尘莫及。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英国《每日邮报》将周永康评为“中国十大黑领人物”之一。该报援引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黑领”阶层。他们通常身穿黑色套装，乘坐黑色豪华轿车，收入隐密却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命脉。周永康是惟一入选“十大黑领”的政治局常委。当然，对周永康还应再加上一句：他不仅是黑领，心也是黑的。 周永康以藏人之血染红顶戴 周永康与曾庆红、吴仪一样，崛起于石油系统。六十年代，周永康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先后在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工作。 一九八三年，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书记，同时身兼辽宁省盘锦市市长，这是他在仕途上第一次质的飞跃。两年之后，年仅四十一岁的周永康成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八八年，石油工业部改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他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停留八年，直至一九九六年才得以“扶正”。 横贯九十年代，周永康以石油领域为其独立王国，亦官亦商，其职位典型地反映出在中共体制之下，官商不分、官僚系统以国家资源自肥的状况。据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文显示，周永康和同伙瓜分中国的石油利益，他曾为石油交易而十四次前往非洲产油国苏丹。 中共为获取苏丹的石油，支持制造大屠杀的苏丹独裁政权，周永康正是此政策的经办人之一。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工作长达三十七年，成了财富不亚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王子们的“石油大亨”。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组阁，启用不少“石油帮”成员，周永康转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在此期间，周永康与江泽民攀上关系，成为江系的要角。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周永康与江泽民的亲戚关系，目前172并无切实的证据可以验证。 二零一零年一月，周永康空降西部第一大省四川任省委书记。 此前多届四川省委书记均有政治局委员之席位，所以，周永康封疆四川，仕途看涨。作为四川人，当时我极为关注四川的政情，当传出周永康严控媒体、打压新闻自由的消息后，我立即撰文揭露之。 二零一一年元旦，《成都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周永康带领官民元旦长跑的新闻，在二版则有一篇某县委书记开车撞人后逃逸的负面报道。周永康看到当天的报纸之后勃然大怒，认为二版的报道冲淡了“省委书记带领四川人民跑向新年”的喜庆气氛，遂致电四川省委宣传部严厉批评。最后，《成都晚报》作出深刻检讨，记者陈清被报社开除。这一事件显示，周永康是一个专制横暴、唯我独尊的土皇帝。 中共建政之后，将“大西藏”的版图分而治之，西藏的好几个部分被划入四川管辖，如“甘孜藏族自治州”。所以，历届四川大员都必然会处理若干涉藏事务。若藏区安定，则政绩有保障；若藏区不稳，则其他政绩再突出也会功不抵过。周永康上任后不久，即强力打压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阿安扎西活佛案件，即是周永康亲手炮制的震惊世界的冤案。 阿安扎西是受达赖喇嘛认可的、也受藏人尊崇的一位甘孜州的活佛，因而成为中共的眼中钉。周永康入川之后不久，成都天府广场发生一起爆炸案，他下令将此案与阿安扎西活佛捆绑在一起，拘捕阿安扎西活佛，并全力开动宣传机器“通过揭批阿安扎西犯罪团伙的其人其事，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周永康直接伸手干涉案件的审理过程，下令一定要坐实阿安扎西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并判处阿安扎西死刑。 此案激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内一群独立知识分子拍案而起，刘晓波、王力雄、余杰、王怡、冉云飞、廖亦武等数十人联署发表题为“大陆汉族各界人士提出三点建议呼吁公正审理阿安扎西、洛173让邓珠死刑案”的公开信。签名者表达了对这一死刑审判的深切疑虑，指出如果该案件不能透明、公正地审判，就无法消除藏人将其视为中共当局的迫害，并且埋下民族冲突的隐患。公开信针对上诉审理的过程，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由王力雄等人为该案被告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允许国内外记者采访上诉审理和有关部门及人员；邀请藏人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全过程。签名者筹款聘请着名律师张思之为阿安扎西辩护。张思之经过细致的调查，发现该案疑点重重，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但周永康拒不认错，命令公检法系统加快运作，并故意给赴四川调查的张思之制造种种障碍。四川司法当局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玩弄一系列卑劣手段，如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等。最后，四川高级法院在二审判决中维持洛让邓珠死刑、阿安扎西死缓的原判。虽然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阿安扎西得以死里逃生，但洛让邓珠被处死，且当局禁止其家属领取尸体。 以“技术专家”自居的周永康，长期受无神论教育，漠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敌视藏人的民族自主权利。二零一零年三月，周永康在四川人代会上说，不明白藏人为何迷信佛教，将财富全都捐给寺庙。他对宗教信仰的无知与蔑视令人发指。二零零一年夏天，周永康下令镇压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汉人僧尼，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遭到拒绝后，他下令将佛学院强行拆除，数千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 与赵紫阳治理四川期间政绩显着，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 之说不同，周永康在主政四川期间，政绩平平，以屠夫手段镇压藏人，由此引起中央的赏识。正如一九八九年，表面上温柔敦厚的胡锦涛在西藏自治区书记任上大开杀戒，其凶悍一面得到邓小平等元老赏识一样；周永康正是凭借残酷迫害藏人的“功绩”，得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党魁共同的青睐，上调中央执掌公安大权。此后，174周永康控制警察和司法部门长达十年之久，成为不容置喙的中国的“克格勃”和“盖世太保”头子。 周永康由江系入胡系，成为暴力维稳的马前卒 薄案爆发之后，西方媒体报道，周永康是惟一挺薄的常委，而周永康过去与江泽民的亲密关系，使之被看作铁杆的江系人马。故而，周与胡温在薄案上的分歧，被解读为胡温与江系的矛盾。其实，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过度阐释”。 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再也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血肉凝聚的派系关系，而只有利益上暂时的利用与共享。上下级的隶属关系，通常是“人一走，茶就凉”。江泽民退休之时， 在政治局安插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等四名与之关系较亲密的干将，并在军队提升一大批上将。但他们并非一成不变的江系人马，随着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不少人转而向胡锦涛宣誓效忠，这就是“时势比人强”的道理。周永康也是如此：如果说他在十六大的上位完全得益于江的提携，那么他能在十七大上进入常委会并执掌政法大权，不可能仅仅获得已退休的江的信任和支持，周的上位必定得到胡的首肯。江泽民是周永康的“伯乐”，胡锦涛则是周永康的“指南针”。 胡锦涛上台之初，以“和谐社会”的口号拉拢民心，但是，没 有民主、自由、法治和公正的社会，如何能“和谐”？这一骗术迅速破产之后，胡锦涛偏执地走上以“暴力维稳”熬过其任期。作为党魁和国家元首，胡锦涛不必再像当年在西藏那样戴着钢盔亲自出马镇压人民的反抗，故而需要周永康这样不怕双手沾满鲜血的酷吏施行暴力。既然胡锦涛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执政纲领，那么周永康就是统率强力部门达成这一目标的马前卒。胡周之关系，沆瀣一气，同舟共济。 江泽民时代，周永康尚未进入权力核心，对江泽民政权的贡献175有限；胡锦涛时代，周永康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对胡锦涛政策的实施功不可没。与其说周是江的人，不如说他是胡的人。胡锦涛谨小慎微， 视“稳定”为其命根子，全然不管稳定是如何获得的，即便以血腥的方式达致稳定，也视之为最大成就。因此，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政法系统，巧妙利用胡锦涛的这一心理，成功争取到超额经费，将“专政”部门打造为全国党政机关里最有实权、油水也最多的独立王国。中国的政法部门在地方政权架构中的权力和地位亦不断膨胀。例如，各省市政法书记的排名越来越高，仅次于省、市委书记与省、市长，如同周永康在中央的地位仅次于胡锦涛和温家宝一样。 周永康掌控的维稳系统，年费用达七千多亿人民币，根据社科院的报告，从二零一零年起维稳费用就超过了公开的军费数字。周永康及政法系统大小头目，包括公安、国安、国保、武警、特警、城管、网警、狱卒、“五毛”、“小脚纠察队”、“信息员”等诸多名目，不仅籍此中饱私囊，而且趁机扩充实力，遍布全国，无孔不入，如同一个癌症肿瘤，在人的身体内疯狂生长。便是当年秘密警察与线人数量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东德，亦难以望其项背。有人估算，周永康统管辖的全部人马，可能高达千万之众，大大超过中国两百五十万的正规军。中国成了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警察国家。 没有暴力维稳，便没有政法系的猖獗。然而，越是暴力维稳，越是激起民间群体性抗争的次数和规模直线上升；然后，维稳部门籍此伸手向中央要钱要权，中央已经无法回头，更不敢以政治体制改革达致真正的稳定，只能继续追加资金和放出权限。一个恶性循环便出现了：维稳费用越重，政法委、综治办等机构便日渐尾大不掉，成为党、政、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即便是乔石、罗干等昔日在政治局中负责同样事务并排名更靠前的前任，其权力亦不能与周永康相比。这并非他们个人能力的强弱有差异，而是中共的统治越到末期，越是全盘依赖于暴力机器。胡锦涛与周永康成为一根草绳上的两个蚱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陷入“克格勃治国”176和“盖世太保治国”之万劫不复的深渊。 今日中国政治之溃败，宛如明末之翻版：周永康及其政法系，形同明朝在太监魏忠贤执掌之下的“厂卫”；胡锦涛则如同既昏庸又奸诈、既心胸狭窄又残酷冷血的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离不开魏忠贤，有魏忠贤为他镇压百姓、监视百官，他才可以安然在后宫淫乐；胡锦涛离不开周永康，有周永康为他暴力维稳、经营天罗地网，他才可以交出所谓“国家强盛的十年，经济飞翔的十年，温暖人心的十年，脱颖而出的十年”的成绩单来。 其实，胡锦涛统治的十年，一言以蔽之，是“厂卫横行的十年”。 “厂卫”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着的政治创设。锦衣卫设置最早，朱元璋授权侦查一切官民。后来，朱棣设东厂，连锦衣卫亦能侦查。其间，西厂两次兴起，更胜于东厂。至刘瑾设内行厂，权势再过东西厂。厂卫内部之间次第强弱，争执不断。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这两套机构大多数时间掌控在宦官手里，和“特务政治”、“宦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厂卫在维护专制皇权的同时却不断损害着大明王朝的肌体，直至明朝之复亡。所以，明末学者沉起堂指出： “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此一判断并非夸张之论。今天中共的专制体制中，周永康及其政法系也是如此： 他们的残民以逞、胡作非为，只能暂时压制民众的反抗，长远来看，却大大加速中共的败亡。 周由江系入胡系，方加冕为“政法沙皇”。不过，这个“政法沙皇”必须接受“河蟹大帝”之领导。所以，在未来历史的审判席上，胡锦涛是首恶，周永康是次恶。 周永康是败坏法治的千古罪人 在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法委书记权力之大，超过西方社会所能177想象之极限。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和公安部部长、国安部部长，都必须对政法委书记负责，向其汇报工作。就是被戏称为“世界总统”的美国总统，也不具备如此巨大的权力：美国总统可以提名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但需经过国会批准；美国总统作为行政分子机构的负责人，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时，可以提名新的大法官入选，却无权干涉最高法院内部的运作和裁决。作为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却可以同时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国安部部长召集到办公室中训话。 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周永康，得以执掌政法系统，是中共的法治全面瓦解的标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说，六十九岁的周永康非常好色，腐败严重，与薄熙来共享若干情妇。一名原属薄熙来情妇的女歌星，便曾被薄“转赠”给周永康。台湾《苹果日报》 亦报道说：“周长期接受薄所提供的数十名美女，在北京更有六处‘行宫’供周享乐。知情者称，周早期从事石油工作时，便因性好淫乐被外人讥为‘百鸡王’。”更有多家海外媒体爆料，周永康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时，为了与比自己小二十八岁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贾晓烨结婚，而设计车祸谋杀前妻。周永康的残暴比薄熙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末的厂卫头子都是令士大夫不齿的阉人，虽然权倾一时，尚不敢窃取国家之名器，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却不敢取“万岁” 而代之；如今，周永康之流的地痞流氓和刑事罪犯，在中共的腐朽体制下摇身一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御用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话来说，就是“九总统”之一。更何况，他将公检法大权一把抓在手中，不受任何机构的监督与制约。周永康抓住中共体制的漏洞，无限拓展政法系统的权势，践踏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制定的的宪法和法律，将“文革”之后勉强建立的薄弱的法治环境破坏殆尽。 二零一零年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178风潮乍起，在此两个事件的冲击之下，胡锦涛命令周永康动用秘密警察，用非法手段摧毁中国的民主力量，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施加“六四”之后不曾有过的残酷暴力。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在遭受酷刑折磨之后，我与北京的国保警察周旋一年多，方才得以“肉身翻墙”，远赴美国，并向全世界说出真相。胡锦涛、周永康之“活埋”预案，令举世皆惊。就连一向帮中共说话的香港《亚洲周刊》亦发表社论指出：“余杰遭酷刑、薛锦波被打死，是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安部长孟建柱所不能回避的责任。” 《亚洲周刊》在社论写道：“此一事件不能不使人联想恶名昭彰的文革：老舍受尽凌辱投湖自尽，张志新遭割喉，金山痛悼爱妻孙维世，撰文《莫将血恨付秋风》。可是，文革遗绪不绝如缕，二零零三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殴致死，最近广东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被公安打死。如今余杰遭严刑拷打，不仅是对中国法治进步﹑社会和谐的巨大讽刺，也是对寄予北京同情与谅解的国际友好人士当头棒喝。北京一向宣示坚定不移推改革﹑聚精会神搞建设，今天将如何面对余杰事件的尴尬？”胡锦涛和温家宝哪敢回应这样的追问。 温家宝忧虑“文革”重演，其实“新文革”不仅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更是周永康奉行胡锦涛的旨意在全国推行的“暴力维稳”。公安部在国务院和政法委的双重领导之下，温家宝本来有权干预，却任由周永康作恶多端而不加制止。从好的方向看，可以说温懦弱；从坏的方向看，说温纵容并不为过。《亚洲周刊》 的社论继续追问说：“暴力魔咒长年盛行，追溯来龙去脉，公安系统沉缅于权力傲慢﹑难脱粗暴执法之习气自是一大原因，但终究只是表面。制止公安打人有何难？分明就是最高当局默认或放纵。??如今发生余杰事件，岂能不问责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安部长孟建柱？甚至质问胡锦涛、温家宝，岂能让红色恐怖绑架两岸统一愿景？”所谓“两岸统一的愿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大179陆十四亿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在二零一二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通过被称为“盖世太保条款” 的刑法七十三条。从此，绑架、失踪、活埋，全都“合法化”。中国的政治生态倒退回茹毛饮血的史前时代。薄熙来案爆发之后，一些人重新对中共之“自改革”心存幻想。然而，周永康在举世非之的情形之下，仍然前呼后拥地赴全国各地考察维稳工作。可见，薄熙来的问题不仅在薄熙来本人身上，更在周永康身上；周永康的问题不仅仅在周永康本人身上，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身上。洪洞县里无好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经过一次次“贴身肉搏”之后，又岂能幸存下“不杀生”的慈悲之人？ 贝利亚固然阴损毒辣，但贝利亚从来没有挣脱斯大林的控制；同样的道理，周永康固然心狠手辣，但周永康始终都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成员。中国成为老百姓草间求活、权势者乘坚策肥的“警察国家”，根子还是在“一哥”胡锦涛身上。当过北大“右派”的王书瑶指出：“对历史问题，救党派们把中共历史上所有罪恶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中国共产党洁白纯净，伟大、光荣、正确；现在对现实问题，他们把镇压百姓、‘维稳’的恶行，又都推到周永康一人身上，或推到他们所谓的‘太上皇’江泽民的头上，而胡锦涛先生则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忠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一个人，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却仍然是个饱受恶气的小媳妇，对执政党犯下的所有罪恶一无所知；这样的弥天大谎，谁愿意相信谁就相信，反正我是无法相信的。” 如果说中共政权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川的泰坦尼克号，那么，胡锦涛与周永康就是同船之人，不仅同船，还如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所说，有着“同一个个梦想”。期待胡锦涛与周永康火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到了巨轮开始沉没的那一刻，他们才会撕破脸皮，争夺仅有的那艘救生艇。谁会是赢家呢？ |
|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复热帖 |
|
|
|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21: | 老川雄文刺破天，战地黄花分外鲜 | |
| 2021: |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第一美男子臧津津 | |
| 2020: | 希望中国尽快回归到新冠前 | |
| 2020: | 告诉习近平主席：请共产党不要干丧尽天 | |
| 2019: | 川普:中共是全球威胁 最近与习有争吵 | |
| 2019: | 古德明|“李先生”为什么变“曱甴王” | |
| 2018: | 不求甚解谈读诗 | |
| 2018: | 这绝对是辱华 | |
| 2017: | 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 | |
| 2017: | 中国的问题不是极权而是人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