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香港网友 台湾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五

14岁女童粉笔涂鸦被政治检控

一名14女童于12月23日在金钟政府总部「连侬墙」上用粉笔涂鸦，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围，并被以涉嫌刑事毁坏捕。在雨伞革命期间，市民把抗争诉求张贴在「连侬墙」上。该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现时暂时保释，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该名女童17小时，并向法庭申请儿童保护令。虽然女童的父亲已表明有能力照顾其女儿，但法庭仍执意将女童判入儿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讯，但因女童家人申请保释才暂被释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这样的判决极为罕有，显然与政治打压有关。警察和法院剥夺儿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杀一儆百，恐吓群众不要抗争。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连侬墙附近，声援该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选」等。警方高度戒备，围成人炼不许市民走近墙壁。

雨伞革命完结后，警察和法院正在准备秋后算账，加强对抗争人士的监控和政治检控。这些恶行只会激起后雨伞时期的更大反抗。社会主义行动谴责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对该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压言论及人身自由。

许仕仁及新地集团世纪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五项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狱七年半，并要向政府归还涉案的1,118万。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江则判囚五年，违款50万元。新地前执行董事陈钜源判囚6年，罚款50万，6年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被判囚五年。

经过了两年调查后，这宗「世纪贪汙案」终于落幕，许氏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级的阶下囚官员。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挥霍无度

许仕仁2000至03年担任积金局行政总监期间，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万的礼顿山一相连单位。许仕仁亦隐瞒与新鸿基地产洽谈顾问合约，及获得新地旗下财务公司的两笔分别为90万及15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谋时任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优待新地以换取850万元。

金额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过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雄生，收到1,118万元，而款项非来自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并相信是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的廖晖。

两年前，在西九文娱艺术区的招标项目中，其中一间参与单一招标的公司，是长实及新鸿基地产合资的财团「活力星」。许仕仁在2003年曾于新鸿基地产任政治顾问，但于2005年7月上任后，正式接手整个西九发展计划，涉及利益冲突。

据传媒报道，许仕仁生活极为奢华，每月领取8万元长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饲养多匹马，每月花数万元买红萝蔔、干草饲料予他拥有的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费10万，又到伦敦看歌剧，行程用了15万。他也曾在港丽酒店的意大利餐厅，一顿饭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买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万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义」彰显了吗？

这场判决远不是彰显了什么法治公义，反而审判揭露了法院的阶级本质。整场贪汙案涉及的款项高达1,900万，一个普通工人劳碌一辈子也赚不到，判刑数年根本过轻。

权贵犯法有一堆社会「名人」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荫权、港大前校长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长周德熙、前立法会议员刘千石。法院会因为求情者的资产阶级社会地位而加以重视。曾荫权的求情信当然写得落力，难道他不怕下一个就是自己吗？

此外，法官的判词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阶级不平等。裁判官麦机智称贊许仁是最优秀的政务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动，因此减刑9个月。我们应该反问，作为政务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禄，贪赃枉法理应罪加一等，为何因此反而减刑？何况，所谓「打大鳄」的救市行动有救过人吗？有减轻过金融风暴为多数人所带来的痛苦吗？这可以叫为社会贡献吗？

廉署无力反贪　贪汙日增

两年前，前特首曾荫权被揭发接受富豪款待，以低价租住「深圳李嘉诚」之称的黄楚标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庆首富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往泰国布吉及日本旅游。未来曾荫权也有可能面临刑事起诉。事件引起了大众关註香港贪汙状况，根据「透明国际」公布2014年环球清廉指数，香港得分则连续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许仕仁案件并不代表廉署更有决心肃贪倡廉。廉署有足够证据起诉许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为新地集团内部爆发家族内斗，有传郭氏第三子郭炳湘与廉政公署一度达成协议，为案件提供证据。

此外，廉署在官员面前多是无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贪汙已上升至特首层面。在雨伞革命期间，特首梁振英被揭发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业五千万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丧失其政治权力，否则廉署并不可能调查此案。因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属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还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获委任为廉署的审查贪汙举报谘询委员会主席。谭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着其身不正的纪录。1990年，她同时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区议会四职，后来被揭发持有「先达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报，跟交谘会主席的公职，有严重利益冲突。事后，她更涉图借跟无线高层的关系向记者施压，干预新闻自由。

打破资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现行製度下，银行家和投机者透过资金流动或股票期货牟取暴利，坐拥公权力的政客自然会想分一杯羹。拥有无限金权的资本家必然可以绕过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况下是无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约482万元，政务司司长年薪也达429万，比起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更高。所谓「高薪养廉」这句骗人口号，只是合理化资产阶级官员享有经济特权。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政治代表只应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打破资本权贵的权力，将他们的企业帝国收归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们应该由工人和消费者透过民主群众组织选举产生。审核机构不能依靠资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机製，而改由工人、失业者、小商贩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公仆的支出。贪汙的浊水只能被工人群众的行动清除，建立新的基层工人群众政党，由领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职，才可打破资产阶级政党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伞革命的教训

雨伞革命持续几乎三个月，彻底改变了千万香港群众运动的远景，现在暂时偃旗息鼓。运动发展达至极限，面对政府的施压，没有清晰的战略继续下去。

雨伞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发群众运动，不但彻底撼动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领袖原来的剧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来想堵路三天后就回家。今次运动的一大成就是，这堆「领袖」受到猛烈抨击，被大大边缘化。

但是，群众虽然有自发性，但欠缺组织和战略，仅能在起初避免运动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带领运动超过首几个星期。运动单单聚焦在佔领这一招抗争手法，之后能量消耗，想法殆尽了。佔领行动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需要升级至罢课罢工等有效的斗争手段。为了动员新力量加入，向媒体抹黑还击，智胜强大政权的代表人物，透过民主行动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个新转折点，就策略和诉求展开真正的民主辩论也十分必要。

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后，群众一方面不免会有百感交杂的失望情绪，同时也会继续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战斗下去的决心。在后雨伞时期，《社会主义者》杂誌要强调今次运动的成就，也想重提运动的问题和政治弱点，让政府无须作出让步而结束了佔领。

梁振英及香港统治菁英的「胜利」将是对其的小补偿，但他们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态」了。9月28日后，香港从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纽约时报》写到:「示威后这地方会深深两极化，统治将更棘手。」中港经济体难以逃避未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届时政府统治将可被进一步削弱。

雨伞成为违禁品

「雨伞运动」虽然被清场，但惨胜的政府将会更为弱势，更为不受信任。公众对警队的态度从此不再一样，对待北京最紧密的盟友 – 钜富菁英 – 也如是。现存的资本主义製度除了贫穷加剧、没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贵的房屋外，还能给香港什麽?撑起的雨伞引起了统治菁英心中的恐惧。习近平12月到访澳门，利用访问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发出警告。当时当局禁止记者在微雨时撑起雨伞，改为派发雨衣!

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独裁政权背后的大问题，今年中共的週边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动。正如臺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阳花运动」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让，但在11月的九合一选举受到重挫，当中反映出群众抗拒其亲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态发展都是中国未来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为当地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也面对类似问题:没有民主、工作不稳定、不平等日趋严重。这个害怕在官方场合见到雨伞革的政权是色厉内荏的。

态度转趋强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将会再展开。政府可能会变得更强硬，并针对性打压一些反政府团体。警察手上有一张200多人的名单，准备对参与过佔领的人士以严重罪名起诉，例如袭击、阻差办公或组织非法集会等。白色恐怖的气息弥漫半空。但这可以激起民情反弹，引发新一轮的示威。不排除未来会重推廿三条国家安全法。曾经警告佔中会「头破血流」的中共高级顾问陈佐洱，高呼廿三条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轮谘询将在1月7日开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会对泛民作出退让。现时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变成提名委员会，最多只会有小幅度改变。北京和港府现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令下届选举继续现时的小圈子模式。因为他们害怕2017年会有杯葛选举的白票运动，令这场假普选的仅有合法性都被打击，下届特首将会蒙羞上臺。此外，臺湾选举的大地震也会是一个因素。

为什麽雨伞运动连政府些许的让步都赢不到呢?这是因为运动内部矛盾 – 寻求「体製内改革」的纲领和领导层。运动纲领有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与中共独裁政权并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战资本主义製度的视野。这成为了社会和民主发展的障碍。在整场雨伞运动裡，工国委香港和中国强调，民主斗争必须也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才会胜利。

一场群众运动可以迫使不愿改革的政权让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条，以及今年较早的澳门反对离补法案。北京可以不情愿的同意这些让步，因为这些让步不会威胁到其统治。但是，今次香港的斗争并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报》(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们让一步，水坝就会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决定，就会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陆地方引发骨牌效应，各处也要求选举权。」

这証实了《社会主义者》杂誌一直所说的，香港的民主斗争必须积极在中国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阶级之中，反对独裁统治，反对资本剥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间也是极小数认知到这一点。「很多香港学生也是只想本地，对外隔绝的。」《时代週刊》(10月10日)写到。该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轻示威者的话:「我对改变中国政局无兴趣。」但是，推翻中共专製政权是胜利的唯一道路。

领导层问题

虽然泛民妥协派和戴耀廷很久以来已经不受公众支持，特别在八三一人大决定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因而更受人唾弃。但从上一段所述的划地为牢的政治弱点，可见他们的政治路线仍然大大地影响运动。他们拖延佔领行动，避免运动爆发，令他们不能成为运动的正式领导。相反，他们被迫躲在学生背后，依赖着群众对学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华早报》承认他不享受这场佔领行动，说:「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万人自发上街佔领，加上群众怒火一发不可收拾，迫使这群领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远。学生领袖呼应群众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诉求，虽然后来这诉求在没解释下消失了。10月4日，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在金钟说:「我们不是要革命，我们只想要民主。」这就是学生领袖在10月11日的演说及致习近平公开信的主题。

由于没有一贯的战斗性战略，不论是策略上(目光超远佔领一招抗争手段，寻求罢课罢工等形式的集体行动)，还是政治上(解释香港要有民主，必须结束中共独裁统治)，因此运动领导层撕裂为两边。一边是学生，他们靠受由下而上的压力所影响；另一边是泛民领袖和佔中三子，他们竭力尽快退场。

在12月22日《有线新闻》节目《新闻刺针》的访问裡，戴耀廷暗示曾与林郑月娥达成幕后协议，当时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报告，作为慢慢退场的转折点。在10月21日，林郑与学生代表在电视谈判后，学生领袖面对示威者反对退场的群众压力，所以拒绝接受政府的条件，戴耀廷在访问中表示当时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学联起初的支持下，在广场推动所谓电子公投，当中投票选项提到政府的民情报告。社会主义行动当时是唯一公开表态反对公投的组织，指出这是以「公投」之名引导群众退场的手段。《明报》当时报道我们反对公投的立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次公投的议题设定明显引导舆论…形容是佔中及泛民…为准备解散运动而铺路…对此感到遗憾及愤怒。」之后，在群众压力下公投取消，学生收回对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认与希望谈判后退场，正好为我们当时的立场平反。

这次披露証实了运动领导层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领导、有意识的「退场派」，他们害怕运动激进化；另一派则非有意想退场，但欠缺一贯的战略去带领运动向前。因此，学生没有准备公开与「退场派」冲突和决裂。《有线》同一节目亦指出，民主党的何俊仁曾向学生开条件，如果学生愿意退场，他就可以辞去立法会议席发动变相公投。公投运动是好是坏可另作讨论，但如果当时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议就必然是重大错误，对运动是一大伤害。

建立有内部民主的民主运动泛民领袖长期以来将自己小圈子领导层的模式强加于香港民主运动之上。他们倾向暗室讨论，避免政治技俩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不是向群众公开抛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场」)。运动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构，而领导层不公开民主，是雨伞运动的致命弱点。

在斗争中的确有一股强烈的沮丧情绪。即使本土派组织利用这一情绪，进行「拆大臺」行动，从而争取曝光，但不可否认这股情绪的真实。因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运作，由小部分团体垄断，避免有人上臺批评泛民的错误方法和路线。本土派并没有主张建基于民主架构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他们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无政府主义 – 不要任何领导。

社会主义者主张运动内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讨论及问责製度，但我们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领导层，而是要领导层受到运动底层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诉求的讨论，应该通过民主架构进行。斗争的领导层一定要开放予所有参与斗争的组织，让其派出代表参与。显然，运动当时的「联合阵线」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封闭的小组，其组成也是泛民领袖的小圈子。除了学生组织和政党外，有一堆「民间团体」成为了领导层的代表。这堆团体的名字从没对外公佈，即使连核心的佔领者也不知道。谁决定这个联阵是领导层的呢?

在斗争裡，所有重大的提案应该提到群众大会上。我们拒绝本土派「没有大会」的幼稚路线，并指出运动的公众代表应该受到真正的民主监督，这才可以打倒妥协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响，并建立战斗式的民主运动，让雨伞革命的无畏精神和坚毅决心不至枉费。

雨伞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经过雨伞革命后，群众遭受过胡椒喷雾、催泪弹、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动以来香港最猛烈的镇压。此外，警察与黑帮携手合作袭击示威者，令「黑警」一词家传户晓。甚至9月28日当晚，警察一度高举「速离否则开枪」的橙旗，有传警察准备动用橡胶子弹和音波炮，后来是中央政府为免民情反弹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没有扑灭佔领运动，反而惹来民情反弹，原本正走下坡的运动起死回生。从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错误。

在雨伞革命的初期，群众一度高喊「警察罢工」的口号，喻意要求警方停止执行上头指令。政府多年来竭力宣传，製造警察「廉洁奉公」、「保护市民」的虚假形象，全部毁于一旦。

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本质揭示于群众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调查发现，警队的民望为61分，比解放军的63.1分更低。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贊扬警察「专业克製」，脸不红、耳不热，最近更指警察保护学生，就如慈母保护孩子一样！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疯狂投掷87枚催泪弹，不少在示威者头上爆开。当时，笔者站在金钟夏悫道，眼见催泪弹清场完全无效果，但警察没有停止，与其说是为了清场，倒不如说是为了挑衅示威者。警方高层称催泪弹不会伤人，但本港呼吸科专家表示，催泪弹可引致人体九个身体部份出现不同徵状，包括皮肤出红疹、眼结膜炎、呼吸困难甚至脑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议活动中，首都开罗警方曾向囚犯卡车投掷催泪弹，导致超过30人死亡。

警察纵容黑帮袭击旺角的佔领者，企图製造混乱场面，乘机清场。10月3日晚上是整场运动裡民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尽千夫所指，士气低落，黑警一词家传户晓。到了运动的中后时期，前线示威者清楚见到警察情绪已经失控，胡乱挥舞警棍攻击示威者，甚至途人、记者、医护人员也无一倖免。整场运动中过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队内部作为统治阶级的机器，本身就充斥着其代表的反动意识，例如盲目祟拜权力，蔑视低下阶层，还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是製度造成的问题。有警察曾经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还有警察威胁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馆强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开罗广场强姦女示威者，甚至强迫验证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处女。

监警会不过是政治花瓶，完全没有实际作用。民阵警权关註组召集人陈树晖回应警方言论指，由928开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诉个案，是关于警方疏忽职守以及滥用暴力，但警方至今从没有公开任何内部调查进度，而且一宗都没有证成。

现任监警会主席为郭琳广，曾任广西政协及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该社团总会去年曾经在报章登广告，强烈谴责反对警察执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从监警会2013年至14年度工作报告的资料，总共审核2，591宗投诉警察个案，涉及超过4，700项指控，经过「全面调查」案件有1，300项指控，结果获「证明属实」只有86项，佔总调查指控总数6.5%。

在雨伞革命爆发前，戴耀廷曾经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种行动，去避免佔领运动酿成骚乱。从雨伞革命的经验可见，非暴力教条根本捉错用神。单靠「道德」并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头来自警察而非抗争者，即使群众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对待。若果遏製群众的行动，只会聚积怨愤，继而走上骚乱甚至暴动的绝路，冲击立法会的行动正反映这股沮丧的情绪。这不但不能威胁政府，反而会让政权有藉口加大镇压。

真正避免血腥冲突的方法，将行动升级(尤其是罢课罢工)，将群众的忿怒情绪引导至有纪律、有组织的斗争，而且政权镇压的话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价。这种行动必须要建立群众学生/工人组织，并以社会主义纲领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

由社区民选代表去组成审查委员会，委员会有权僱佣和解雇警察，独立调查雨伞革命中的警察暴行，严惩施暴警员。这是民主控製警队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贫」假大空

就在雨伞革命相峙之时，香港政府扶贫委员会提交报告指，贫穷人口下跌至百万以下，并称这是扶贫政策「初见成效」。实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辞、将数据解读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为自己功在社禝，这些伎俩早已为民众所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未见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穷奢极侈，拾荒老人依然随处可见，正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和民主权利被剥夺，才触发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佔领行动！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实你们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韩式官方宣传，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众的怒火？

老有所养　应有之义

政府报告指长者贫穷的情况改善最为显着，贫穷率下跌至约三成。事实上，政府所宣称的贫困人口下跌是由于恆常补贴(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综援以及生果金等)发放后才令三十多万人藉此勉强挤过贫穷线。假如不计算恆常补贴，按政府自己製订的贫穷线作标准的话，2012年时贫穷率为19.6%，而2013年的贫穷率是19.9%，增加了两万人，人数高达133万6千人！这代表着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劳动环境比去年更恶劣！所谓的扶贫不过是香港资产阶级专製政府为了粉饰太平，替资产阶级刷屁股之举，好让社会从纸面上「看上去没那麽不平等」。

退一步说，老有所养难道不是社会和政府的应有之义吗？当下十个长者中仍有三个被政府界定为贫穷，换言之有二十九万老人仍处于贫困之中。这对于像香港这样一个发达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耻辱，然而政府宁可用一堆架牀叠屋的高龄补贴去敷衍，也不愿意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一劳永逸乾淨利落地解决老人贫穷问题。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级富豪控製着17,360亿港元的资产，相比之下本年则增长至82个亿万富翁掌控了26,583亿港元。而同时正如前文所述，贫穷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补贴后实质增长了三万人，这是典型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团联席主席洪永时一口气买下三十辆劳斯莱斯，总值1.55亿港元，创下史上最大单一交易额。洪永时将于澳门投资名为「路易十三」的赌场度假村，当中将有全世界最奢华套房的酒店──达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费约100万港元)。另一方面，基层民众却面对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着政府的「扶贫政策」去「脱贫」，成为梁振英的报表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最令人气愤的是，政府宣称贫穷人口的下跌是「受惠于工资增长和就业情况改善」。同时，政府却与资本家狼狈为奸，联手压抑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假如政府当真认定工资增长能有助脱贫的话，何以在最低工资的调整上锱铢必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资都未能达至当初所提出的每小时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过是口头扶贫，两手却将基层民众-特别是年青工人-推到剥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经济民主

正是这种向资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媒体前公然说出他认为「月入一万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权利」这句实话。民众对民主权利的热忱，同样也是由于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啬的「福利社会」，不过是有利于基层劳动者的福利社会，自己却一心将大把利益分予资本家，维护他们既得利益。因此劳动人民除了要夺回政治民主权利，仍不忘要求经济的民主权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发展商掠水

过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断出臺，当中为人所熟悉的有高铁工程、港珠澳大桥、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等。这些基建工程耗资百亿，超支延期却屡见不鲜。就九大基建项目来说，最新总开支超过4,000亿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数字超支逾1,600亿元，幅度达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贵得令人咋舌，纳税人的金钱白白流失，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财政黑洞工程均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基建超支 浪费公帑

政府刻意引导舆论，营造兴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机场第三条跑道花费2,000亿，政府指双跑道机场的流量已经接近饱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长林超文撰文驳斥。根据当年兴建赤鱲角机场的规划文件，显示机场的客运量最高可达8,700万人次，而现时却只有6,000多万。货运量方面，在原来的规划中上限可达900万吨，但现时机场的货运量却只有400万吨。「机场有充裕的容量处理人流和货运，跑道看似饱和是机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闯的祸…」

近年已有多项大型基建工程严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费650亿元的广深港高铁，因延误两年超支65亿元，超支幅度10%。中环湾仔绕道和东区走廊连接路的工程费原本预计费用为281亿元，超支79亿元，超支幅度28%。莲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础建设工程预算费用由162亿港元，增至约249亿港元，超支约87亿，超支幅度达54%。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工程超支达50亿元，是最初预告的10倍。大桥口岸因工资及建材价格上涨，最新建造费上升至354亿多元，升幅达16%，超支幅度比严重延误的广深港高铁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会通过上期拨款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整个工程合共1,200亿公帑。当中发现，大量土地被发展商囤积，公屋兴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产商已早在新界囤积大量土地，透过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原址换地」方案，即改变土地用途，由农地发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项目，说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

不要烂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为7,425亿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顾社会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劳动阶级。港府投放教育资源不足、兴建公屋数量极小、医疗私有化、退休保障遥遥无期，但港府说要避免「财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开支，却拿出2,200亿促成「未来基金」来兴趣基建。这笔钱可以免却大专生学费37年、回购东西隧、足够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亿元的种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员经常强调「行政主导」，立法会有一半非民选的议员，议会也只是橡皮图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过建製派大多数下强硬通过议案，背后其实是要维持香港的资本家的垄断地位。从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说，香港不可以让穷人「主导」政治，就可见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总共耗资超过6,000亿，它们与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驰。6,000亿足够兴建逾百万间公屋，以及每名市民发放8.5万元。社会主义行动并非反对发展，更便宜发达的交通设施是必须的。香港作为经济发达的城市，若果经济不是由资本家操控，绝对可以负担人人免费的交通服务。但政府的基建项目只会浪费公帑、破坏环境、剥削工人，并抬起房地产价格，向商家钜富输送利益。只有将土地及地产发展企业民主公有化，置于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这个局面。这会让香港人民民主规划「绿色」的市区发展，建设一个综合性、现代化和环保的公共交通网路。

香港民主运动仅仅是「香港事务」吗?

雨伞革命见证了香港群众斗争的激进化、规模化和持续化，示威者冒着催泪烟，冲出马路，震撼人心。期后，为了消耗警力，群众自发的分散佔领，克服了两万警力的严峻打压，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领运动中鲜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头到尾只是傀儡，人大决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战人大决定，就必然威胁到整个独裁体製。习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协」的消耗战，最后还是成功了。这场普选战，群众有着无限的热忱和机智的策略，但却缺少一个发展运动的完整纲领。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为了将运动消灭于萌芽中，投掷催泪弹，犯上了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激起了大规模的佔领，然而中共知道，如果运动仅限在香港爆发，时间是在政权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劳。

从一开始，运动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国大陆，只有将黄伞传遍大陆，才有足够力量挑战中共政权。八九六四运动虽然最后失败告终，但也因为得到全国城市响应，令中共政权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强硬不让香港有真普选，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协，民主运动会蔓延至全中国，推倒中共一党专政。

雨伞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陆得到了零星的响应，很多勇士举伞声援，因而有超过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陆的响应尚未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所以雨伞革命对中共造成的威胁始终及不上八九民运，当时北京的佔领运动获得了全国响应。未来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个城市，而需要一个纲领，将运动连结至中国大陆的群众抗争，特别是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

中国的工人阶级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实可威胁中共政权。因此，大陆工人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弹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罢工与工厂工人相关，其中60%发生在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

中港两地的斗争是紧密连繫的。在广东省投资血汗工厂的香港资本家，同时也反对香港的普选和「福利主义」，他们是雨伞运动的一大反对者。多年来，大陆罢工由只限于提出经济诉求，到慢慢开始要求选举工会代表，政治意识逐步提高。虽然目前罢工仍未提出打倒独裁专政的政治诉求，一来是八九六四的阴霾尚未完全驱散，群众避免全面镇压，二来是欠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武装工人的思想。

泛民与双学认为，在雨伞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号，会扼杀与政府的谈判空间，甚至挑起中共镇压。因此，他们强调，雨伞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国两製下」实现真普选。所以，在10月中学联发表的《致习近平公开信》裡，他们表示争取民主「不代表夺权」。可是，中共必然视香港普选为大敌，并不会因为几句好话而释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讲好「高度自治」吗?

十多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间，长远目标是完全收復香港这个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习近平统治的时代裡，香港的民主运动并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中共不会进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运动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会走向专製，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在主权移交时，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诺，让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华就曾经预言，习近平上臺后，中共会逐步体製内改革，香港普选也指日可待，但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湾，即使实际上已经是独立国体，但在资本主义製度下，臺资为了商机还是会为中共当「买办」，加强对臺湾经济的控製。长远来说，特别是国民党希望与中共合作营商，必然会尽力配合中共，削弱臺湾的民主权利，在太阳花运动裡就可见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製度，才能折损独裁者的子弹和银弹。

第二点就是社会主义者未来的任务，我们在中港臺建立的组织，将为未来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准备。

访问佔钟留守者：为什麽坚持至最后？

12月9日，佔领运动进入第74天，自从旺角佔领区被清场后，只剩下金钟和铜锣湾的佔领区。清场的声音甚嚣尘上，社义行动记者访问一下佔领人士的看法。

从事贸易行业，曾小姐回忆起催泪弹的一幕，仍感相当震撼：「我是自从警方在9月28日发放催泪弹后开始参加佔领运动的，虽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尽我一分绵力。」

金钟已颁佈临时禁製令，面对清场在即，曾小姐表示会留守到底，但也对佔领运动作出反思：「我对现时佔领的方向也抱有疑问，感觉对政府影响效力不大，所以我会支持其他不合作运动、例如罢交税、罢工、罢课等等，因为可以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具体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会多认识为何要抗争。」

曾小姐认为，无线亚视等媒体很多的新闻偏向建製，政府在舆论战方面一直也是佔有优势。「我认为可以做的，就是尽量与身边朋友多点解释真普选，多些参与社会上的抗争，例如参与街站的宣传。我认为经过今次佔领行动后，整体香港人的意识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与黑社会勾结、滥用暴力、梁振英不断抹黑运动等。」

运动策略方面，曾小姐认为现时运动裏有一些採取较温和方式与採取激进方式的不同派别人士，而没有渠道商讨决策。政府强硬，是因为背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强大，但支持民主者不应灰心，期望未来会有更大的运动，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来。

另一位留守金钟人士叫Tony，是动画设计师。他回亿起两个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开始参加佔领运动的，当时是因为8‧31人大落闸令我感到不满。」

Tony 对金钟快要被清场，他会考虑回到佔领区守护，但会尽力避免被捕。他对现时佔领运动感到不乐观，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认为佔领欠缺力量，影响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运动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态度强硬，甚至动用警察暴力攻击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及警方的高层都不断製造谎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对香港的前景，Tony 认为香港发展是一个完全单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财团利益为先、小巿民生活越来越艰苦。「例如观塘的密集工厂区，有大大小小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个生存的空间，但可惜现时租金不断上涨，甚至工厂区被收购后改建成酒店，酒店房价起码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财团的霸权将多少弱势人士推向社会边缘。」 冷冷的风吹过空旷的佔领区，帐篷显然抵挡不了寒风侵袭，但佔领者的心从未冰冷下来，仍然聚精汇神地坚守岗位。

奶粉供应短缺－供应商为罪魁祸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应短缺，离奇现象令全城哄动，不少药房和超市挂上「无货」的告示。事实上，被抢购一空的是多款热卖的大品牌（又称「配方奶粉」）。热卖品牌的奶粉价格迅速飙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这并非离奇，而是中港资本融合的必然现象，继房屋与医疗成为「产业化」的目标后，连婴孩的生活必需品都无倖免，沦为中港外资本家的投机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场」，但因为众怒难犯，被迫推出治标不治本且没长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带两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动用公帑设立订购热线，倒过来帮助製造灾难的罪魁祸首。

市场失衡有众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灾难，令内地消费者对国内奶粉信心尽失，而冒牌假货在内地盛行，消费者也不愿购买内地货架上的进口奶粉。因此，中国内地的中上阶层有消费力，自然南下或网上办货，设法直接购买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趋吉避凶（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层工农的下一代则要继续冒险吃大头奶粉，甚至更劣质的婴孩食品。2012年中国内地出生人口为2,000万，庞大的市场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据近日媒体报导，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约4.5倍，但同期香港婴儿出生率只增加约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陈云之流）伺机煽动反内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辞吸纳愤怒和困惑的群众，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内地人越境走私，讲成要将自主权「从大陆人手上夺回来」。陈云甚至公开发表法西斯倾向的论调，表示「一场族群斗争不可避免」。同时，可笑的是，这群「港独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网上呼吁联署向美国总统申诉奶粉短缺问题，美国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发了灾难财，试问服务美国资本家的奥巴马政府又怎会出手营救？激化中港两地人民的对立，将群众对奶粉商恶行的视线转移开去，又散佈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幻想，只令资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赢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为最大赢家，供应商恃财团势力幕后操控供应，化婴孩生活必需品为投机工具，製造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抬高价格牟利。美国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纯利为10.46亿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创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来最大涨幅。该公司2012年全年纯利升19%至47亿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场供应实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几间供应商被揭发「綑绑式销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儿的初生婴儿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应商要求药房綑绑式订购同样数量的1至4号奶粉，不容许他们只订购需求较大的初生婴儿奶粉。奶粉商又减少供应至小型药房，主力供应至售价较高的垄断超市，甚至威迫药房要以「建议售价」出售，否则截断供应。

内地的婴儿食品市场2011年达到60亿美元的规模，有美资行更预期3年后会倍增至120亿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后，奶粉商看准内地出生率高的庞大市场，开始大幅增加广告费。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时，每月的广告费用几近2,000万。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总广告费用达16亿元。

现时市面上被抢购一空的，只属于几个「配方奶」品牌。这些品牌的公司斥资巨额大卖广告，吹嘘奶粉的营养价值，例如广告经常宣传DHA和Choline有助儿童脑部发展，但事实上这并无科学証实，实际作用鲜为人知。近日，愈来愈多医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实大同小异。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对广告的监督荡然无存，「洗脑」广告在大气电波天天传播，务求将家长的担忧化成赚钱的机会。

水货客由集团操控

水货奶粉在内地大有市场，因为不仅国内品牌奶粉不安全，内地零售店的进口奶粉也充斥着冒牌货，货源来自香港的水货反而更有保证。通过水货客直接搬运奶粉，可以逃避中国海关的关税和转售货品的增值税，价值货品买卖差价的17%，水货集团因而有利可图。香港每月入口约400万罐奶粉，本地婴儿每月消耗约60至70万罐，即是每月约300万罐奶粉经香港转出口，按水货奶粉每罐利润200元计算，即是水货市场每月利润高达6亿元。

事实上，水货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内地人，右翼民粹派宣传「水货客都是内地」以煽动族群仇恨，但事实上没有中港两地的资源和人脉，水货集团根本不得以经营。有报章揭发香港超市的经理有限製面市的供应，以确保水货客有稳定的供应量；也有业主将单位屋苑单位改为货仓，出租给水货客牟利。

这行业能够兴起，本身反映着中港两地之间、中国大陆以内和香港以内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水货集团聘请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队抢购，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贫穷线下，而内地工人的工资被疯狂压榨，加上拖欠工资问题蔓延全国，走水货一趟虽然只有70-200元的报酬，但对内地工人来说已是相对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边境人口进出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问题。只要内地人对进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满足，加强边境机关的镇压，只会令水货集团以层出不穷的手段铤而走险，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治安问题。收紧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视外，就是一事无成。水货客是奶粉投机下的产物，要消灭投机的根源，必须将奶粉供应商公有化，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监督和管理。这才能阻止水货集团的投机。

「洋奶粉」就安全吗？

在毒奶粉的阴霾下，内地人对洋奶粉趋之若鹜。2011年中国进口奶粉的进口额达25亿1000万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进口国分别是纽西兰、澳洲与新加坡。事实上，在全球化的经济下， 奶粉供应链往往一环扣一环，为了节省成本，进口奶粉的奶源供应很多时都是来自中国公司，而在中国由于缺乏食品安全监管。洋奶的品牌不过是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时，恆天然乳品集团（Fonterra）就是三鹿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旗下的两个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满也由三鹿经营、部分奶源由三鹿供应，但在当时退出中国市场的一年后，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国销售。可见，中资和外资企，所谓洋奶粉较安全的品牌效应，实际上只是广告效应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检测出有双氰胺的残留，在事发后仍拒绝披露所供应的乳品企业，又不承认事件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内地民众对纽西兰的奶粉愈来愈不信任。

消灭奶粉投机，改善育婴条件

极右本土派将奶粉荒问题归咎于「大陆人抢资源」，掩盖背后资本家投机的根本问题。

奶粉的进口公营化，由中港两地的消费者代表、母亲代表和医护人员民主选举产生，除了严格监督奶粉广告的失实，也要确保公布现时奶粉的真确资讯，并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卖广告。消费者需要成立民主监督委员会，调查奶粉商操控供应和推高价格的情况，阻止通过两地差价进行投机。

现时香港公营医疗对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亲在开始不久后被迫放弃。私家医院与奶粉商的利益关係千丝万褛，因而多数不鼓励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婴儿以纯母乳餵哺四至六个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种营养，比奶粉（含70多种营养）更为天然和优质，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条件，包括加大宣传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设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励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北欧等都有母乳库的成立，储存母亲们捐赠的母乳给予有需要的母亲。香港的公立医院应该向不适合哺乳的母亲免费供应奶粉，更应逐步成立乳库供应健康的母乳。

妇女产假香港孕妇产假仅有10星期，瑞典与香港财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个月产假，可谓天壤之别。香港男士没有有薪侍产假，令孕妇身心压力倍增，影响产后分泌乳汁的能力。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包括8小时工作製、女性16个月有薪产假、男士有薪侍产假七天，减轻产子带来的压力，让妇女有健康的身体哺人乳。

内地食品安全是问题关键，只有食品供应商民主公有，置于人民民主监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贪汙和资本家牟利的现状。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关综联游行：保基层，反垄断，反官商勾结

1月11日，「关註综援低收入联盟」（简称关综联）发起游行，在施政报告出炉前表达「保基层，反垄断，反官商勾结」的诉求。主办单位不满政府扶贫无效，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求当局製订有效及公平的长远财富分配。游行有16个团体支持，近百人参与，由湾仔修顿球玚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门外。

新一年的施政报告将于本周三（14日）发表，政府一直不能对贫穷问题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报告设立「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也只是动用每年30亿的公帑，资助少且条件严苛，还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请。

我们记者在游行途中访问了陈女士，她一手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一手系着两名儿子。她是内地移民，来港生活了7年。当问到她为何参加游行时，她表示「政府应该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资助」。陈女士来港后，居于上水狭窄的劏房达4年之久，其后终于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见衬。

「我要照顾三个子女，没工作，试过找托儿服务，但一直也没有空缺。我先生也是从大陆过来香港，当杂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来来香港让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开支高昂，幼稚园没有资助，政府讲过15年免费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诺。」

陈女士没有太大期望脱贫，因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出来巿区走走，对于她和子女们是难得的机会，她表示曾因为子女在校遗失校服而大动肝火，因为各项书薄费也要每名子女约一千元，还有每个子女每月$850的补习费，没有钱读幼稚园又会犯法，经济上的折磨令家庭产生更多纠纷。

「我没有任何娱乐，家裏所有的钱也用作购买食物、生活费，并给丈夫作为交通费。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现时电费、水费和房租又加价，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贴如房屋津贴、电费补贴正在不断削减，生活没有曙光。在4年前最艰苦的时间裏，我曾有轻生的念头，更患上了抑郁症，幸好有其他妈妈扶持，才捱至今天。」陈小姐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贫方案到喉不到肺，还厚颜吹嘘扶贫政策有成果。

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裏举起「立即落实全民退保，废除强积金，权力归于劳动者」的横额。我们的发言者Jaco反对政府花500亿搞自愿医保计划，这等同用公帑补贴保险业。而政府对待残疾人士和难民这些社会最边缘人士也极为苛刻。要真正解决贫穷，必须政府必须加大公营开支，将社会福利诉求连系至民主抗争，将银行及大企业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经济的乱局，才能让穷人有公权力合理分配资源。

施政报告假扶贫

施政报告出炉，梁振英早前敲锣打鼓，四处叫嚣扶贫有效，却被发现搬弄数字，文过饰非。事实上，去年香港贫穷人口仍有133万，每7人就有一人是贫穷。今年港府的施政报告并没有带来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场的教条，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扩大公营部门则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届施政报告就一如既往了无新意。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中心点，大商家把持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杀权，整个製度必为金融体系服务。资本利得税率极底（16.5%），工资受严重压榨（今年最低工资$32.5），房屋全球最难负担，这是所谓「自由经济」。

「申请公屋是放弃自己」

正值施政报告发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振彬在电视访问中直指，大学生毕业申请公屋是「放弃自己」。陈振彬并于早前占领运动期间建议举办多个青年舞会，让青年宣泄精力，便不会「上街捣乱」。可见，激发年轻人抗争的是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但政府却对其视若无睹，何其脱节！

政府打算兴建「廉价居屋」，即将新建成的公屋以市价五折出售，协助公屋户置业。但这是糖衣毒约，如果计划的廉价居屋数量小，就根本无助年轻人和基层置业；如果廉价居屋兴建数量多，则等同动用大量公帑扩大私人房产市场，推高楼价。二手居屋投入市场后，价格正在不断攀升。政府数字又显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场楼价上升三成半，比私楼升幅更高。

港府向来以为稳住中产民心就可以解决香港社会矛盾，然后可以继续无视水深火热的底层民众。香港有8.64万劏房户，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贵。但是，政府断然拒绝恢復租金管製，恐惶违反市场信条。

退休保障要入息审查

政府在施政报告中表明会预留500亿成立养老基金，但将会设立资产审查。梁振英推行的长者生活津贴（每月$2,285）的资产上限为18万元，未来所谓「退休保障」的条件将更为苛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一再重复「财政赤字」、「谁来付钞」等陈腔滥调，说到底，政府害怕威胁到强积金公司的利益。

国教復活　学店狂赚

港府将资助中小学生到内地交流，又将约600间中港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甚至组织解放军夏令营的参加者成立製服团体，种种政策与宣扬爱国主义不无关系。据《明报》最近报道，有政府中人承认，政府正在低调推动国民教育。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最近发表言论，教育局要随时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会的监督。可见，洗脑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的民族自决论，惹来白色恐怖的质疑。

政治压迫以外还有经济压迫。香港各大学学费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学毕业生平均欠学债10.9万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属公司总盈余高达42亿，其中中文大学附属社区学院盈余更达15亿。施政报告呼吁八大院校回馈学生，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措施。这是政府多年来推动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恶果。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今年施政报告假扶贫。经济压迫已激起怨愤，只欠一个平臺让香港工人和穷人以行动表态。呼吁工人加入工会，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立即落实八小时工作製，立即实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资至$45元，跟随通涨升幅
八大院校全数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经费；教育全面公营，全民免费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兴建公屋5万间
民主公有化银行、地产商等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国为香港假普选方案背书

经过去年秋天的雨伞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认识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谎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国英国政府却属于冥顽不灵的少数。

在伦敦国会委员会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英国外交部宣称2017年的伊朗式选举方案（当中只允许三名经筛选的候选人参加）能为香港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的选择」。这可能是自贝利雅声称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以后，英国国会最大的ㄧ个谎言。外交部次长施威尔（Hugo Swire）承认香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纵使如此，他仍然呼吁泛民不要否决政改方案。施威尔向委员会称：「总好过什么都没有」。与施威尔同为保守党政客的巴伦（John Baron）亦称外交部的立场好像「刻意地模煳掉」。

应声虫

施威尔和英政府的言论将会使香港的建製派欢喜若狂，他们会视其为重申自己的论点。这些言论，加上一份即将公布的报告中，提到英政府认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领运动中的处理手法，无疑会触怒许多香港的民运分子。特别是那些对英国当局存有幻想的「归英派」，他们误以为英国是香港民主抗争的盟友。在雨伞革命的尾声期间，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于十二月在英国领事馆外发起了一场占领行动，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立场。如今外交部已经作出了回复。

英国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手上夺得香港，当年的战事就是为了捍卫英国商人向中国民众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国和各列强的海军，都在长江自由进出。风水轮流转，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抛离英国，中国更拒绝了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在十二月一日到访香港。该代表团计划检视中英在1984年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落实情况。英国方面及后并没有就这个事件向中方发出任何外交抗议，甚至乎一封发给驻伦敦大使的抗议信也没有。不过，外交部却否认向北京跪下。「我不认同我们以任何形式向中国政府叩头。」施威尔向国会说。

在商言商

最近，《明报》报导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英国当局即场带商界访问团招商，来顺便缔结有关向中国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协议。但这在当时的港督反对下搁置，理由是这「太过明显」了。

卡梅伦政府几乎没有掩饰自己迫切寻求增加与中国的经贸投资。英国在中国的投资于2014年增加了28%，与此同时来自欧盟的总投资下降了5.3%。事实上，根据《电讯报》（一月19日）的报导，英国在华投资会于未来五年翻四倍。反过来，中国公司现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机场和曼切斯特机场、谷麦生产商Weetabix 以及连锁餐厅Pizza Express的股权。中英政府于去年六月签署了价值3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并包括银行、铁路和核能产业的中国投资。「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这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的话。

警察反应「恰如其分」

英国政府对于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国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须签证）的懦弱回应，并接续支持北京的伪民主选举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对雨伞革命所抱有的立场。同样，大家并不惊讶其在即将公布的报告《英国外交部关于香港的半年度报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为梁振英政府背书，并指警方的「反应恰如其分」。毕竟就是英国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泪弹的！但是，这些外交措辞正好驳斥了中国官媒对于雨伞革命和其民主诉求是「西方颜色革命」的指控。

纵使卡梅伦政府矢口否认，但最近又再向中共专製叩头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习近平计划将于今年访问伦敦。上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访英国，就已经是2005年的胡锦涛了。当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而英国排在第四；如今中国已是世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一些其他机构甚至将其排在第一），而英国则跌至第六。当北京承诺加大金融体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化之际，英国资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将伦敦变成中国金融贸易的主要离岸中心。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谈所谓「民主」更重要。

习近平向伦敦回礼

习近平即将到访英国，显然是奖励卡梅伦政府的自我审查和马屁工夫。「我认为习近平访问英国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对英国就香港占中问题的反应没有太不高兴。」上海復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陈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伦在伦敦接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引起了与北京之间长达18个月的外交冷战。自此以后，英国政府便对商贸合约虎视眈眈，并小心翼翼避免触怒中共政权。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反驳北京的「颜色革命」抹黑，并指出这只是专製当局掩饰自己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之间密切的政经关系。同样，我们警告过，若香港及中国的民主运动对卡梅伦等西方资本主义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话，只会有灾难性后果。若要成功，反抗独裁的斗争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对满口谎言的资产阶级菁英，并联合起中国以至全球的基层青年和劳动者。

锦上路铁皮屋发生火警　一名难民丧生

1月29日早上10时半，元朗锦上路吴家村一贫民窟发生一宗火警，导致一名33岁斯裏兰卡难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贫民窟约有30名难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猪场和农地改建而成，环境极度恶劣。房屋由铁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环境挤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规格，发生火警时容易造成伤亡。火警发生时，就有三间这些铁皮屋被烧着。

政府、社会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视难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会福利署将服务外判给「国际社会服务社」（ISS），服务差劣，惹来激烈批评。这次发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难民入住的。

我们深切哀悼这名死难者，并且强烈谴责港府及ISS无视难民的住屋安全，导致今次的惨剧发生。我们支持难民的抗争，反对不人道的难民政策。

访问城巴司机：职场裏的委屈与压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会主义行动在深水埗街站宣传时，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机阿赵（化名），于是约了他作一个访问。这天他受访时，刚完成了大厦立案法团的义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经快踏入第13个年头。阿赵也许只是个生活平淡的工人，但从他的言谈裏却最能体会基层在今天社会受到的委屈。

访问者：丽芬（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阿赵（城巴司机）

丽：你可否自我介绍一下？

赵：我现年 54岁，已经做了城巴司机差不多13年，我是一个有五名子女的父亲。我是1997年后入行，之前是驾驶「拖头」，我是70年代来香港的，已经在香港超过40年。

丽：你对于城巴的工作有什么评语？

赵：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间产生摩擦。我是1997年后入职，属于「新製」，当时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后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调升至11,000元。我超时工作一小时只有70元，而旧製度的司机却有100元，新入行司机更只有60几元。底薪内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满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换句话说我的底薪是经过3次「跳分」，但旧製同事却有10次「跳分」机会，新入行的司机虽然开始底薪只有大约9,400元，但他们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们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旧製」司机可享24次看医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另外，虽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会调升，但非常缓慢，每年我只有数百元的升幅。

丽：你在城巴工作有什么压力？

赵：我们只靠底薪并不足够生活，我们还有一部分工资是称作 「酬金」，包括在司机在路上的安全奖、城巴专利奖、总共大约是3,200元，但这是要建基于司机工作的质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现良好，我总工资大约会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却要将它连结至我们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体不适要请病假，公司会扣减「酬金」，现在社会怨气越来越重，乘客很轻易会投诉司机服务，或有交通意外，扣减「酬金」之余，司机更可能要入狱，令我们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物价上涨，普通午饭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楼」，否则负担更大。

丽：你在城巴服务多年，你对公司服务巿民有什么看法？

赵：我认为公司不断削减成本，令服务质素下降，牺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会要求验身不合格，或快将退休的司机转做兼职，就可以逃避验身的成本。当巴士司机工时长，我年轻时也经常超时工作至每日15小时，但现在年纪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时，反而现在会留给新入行的年青人，因为新入行的年轻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时，他们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机也捱病了，肠癌、鼻烟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机也因病死亡，也是因为公司限定1小时食饭时间，时间仓卒大家也变得饮食不太健康。现时有很多乘客投诉巴士 「脱班」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司机的角度看，问题是因为公司对巴士司机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过大、年轻人也不愿入行。恶性偱环下，司机都宁愿请病假也不愿上班，导至「脱班」。

丽：之前发生「占领」事件，对司机有什么影响？

赵：老实说「占领」事件对司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会删减，工作量减少，司机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对某部份想超时工作的司机，公司会因应情况删减班次，对他们来说可能赚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为现时社会气氛变得暴躁，由董建华开始后到现在梁振英管治，不断製造社会自相残杀，政府刻意製造攻击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论，很难怪年青人出上街头抗争的。

香港：三万人上街争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游行是自雨伞革命后首次大规模动员，主办单位估计参与人数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黄伞之海，游行很大程度上是表达不曾遗忘去年79天的占领运动。

传统的元旦游行推迟，变成今次的二一游行，由民间人权阵线主办，口号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拣」，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虽然占领似乎不会这么快就再次爆发，但警方就如惊弓之鸟，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场戒备，唯恐会有新一轮占领行动发生。

雨伞运动后可以见到政府的立场强硬起来，提出一系列的计划，企图打压民主诉求。由从重推国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大会裏斥责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倡议「港独」。这些做法伴随着中共独裁者在背后持续施加的压力，他们声称「国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诉求威胁。

最不祥的是，北京与香港政客多次发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条《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言论。最近，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就在立法会宣称「外国势力」正在干预香港，2003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她曾推动廿三条立法，因为大规模反对而失败告终。她正在主张廿三条的强化版，包括禁製所有与外国组织有联系的政治团体。

建製派加强反击，也令资产阶级泛民领袖承受巨大压力，同时也是在测试一下泛民否决政改方案的决心。在八月份，当人大常委颁布对2017年特首选举的筛选规则后，泛民主派表现得坚决反对这伊朗式的假普选。但是，最近北京与香港政府对于泛民在压力下转驮，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阵营人士转驮，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顺利通过。

内部分裂和矛盾

从星期日的游行，可见群众持续反对北京的假普选。但同时，与雨伞运动相比之下，游行人士明显以年长一辈居多，这标誌着香港民主运动内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义，与重建群众斗争和行动升级没有关系，而似乎决定不参与这次游行，。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雨伞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斗争，但由于运动的纲领极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运动受到挫折，无法迫使政府妥协，之后内部的政治分歧就越来越尖锐。可逐步改革独裁体製而赢得民主──这信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使运动内部底层（尤其是年轻人）对泛民领袖越来越抱有怀疑，但他们对运动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2月1日的游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导，但在雨伞运动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与学生组织，在游行裏却显得较为低调，可能代表着他们对老一辈的不满。

「占中三子」戴耀庭、陈健民和朱耀明带头游行。但雨伞运动的爆发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终躲在后方，不断呼吁与政府妥协，力劝占领者撤退。无论那时和现时也好，他们的思维反映了泛民政治领导害怕被更激进的势力、思想以及斗争形式所取代。

左摇右摆的泛民

在幕后，泛民的右翼阵营已经弥漫着新ㄧ轮的妥协气氛。最近《南华早报》的ㄧ项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希望泛民否决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议员通过）。政改方案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过，泛民控製了70席立会议席中的27席。否决后选举製度会原地踏步，由钜富垄断的1,200人选委会钦点下届特首。但宁愿这样，也不要为北京的「中国特色的普选」把戏抬轿。

雨伞运动造成的群众压力看来有下降的迹象，泛民上层显然开始动摇起来，一些较直言的妥协派正在寻求「袋住先」的方法。在这个阶段，这些举动只是试探性的，但除非组织起群众反抗，否则这可以令民主斗争再次被「温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为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议员的公共专业联盟莫乃光，在《无线电视》的访问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诺全面取消功能组别的话，泛民则应该「袋住先」。此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迫使莫乃光在数小时内收回言论。他声称不是认为如果中央愿意就此作出承诺。

不过，莫乃光的言论并非单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组别的议员李国麟表示，他可能会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党议员汤家骅同样表明可能接受类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选举来换取废除功能组别。这所谓的「妥协」──将假普选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会兑现与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协」，就好像2007年时所「承诺」的2017年普选那样。

打倒独裁体製！

功能组别确立了股票市场与资产阶级在香港立法机关的权力，与亲北京菁英的提委会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在他们眼中，牺牲任何一方都会威胁另一方。这不代表功能组别不能废除，但与香港政製的其他专製面貌一样，是需要大规模群众斗争与一个纲领才能扫除，而非拙劣地修补现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拒绝假民主，拒绝提名委员会，拒绝所有腐朽的妥协！
废除功能组别！以真正民选的人民议会取代橡皮图章立法会，新议会有实权向富人征重税、消灭贫穷、落实体面的最低工资、逆转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贾钜富的经济束缚。
投票年龄限製降至16岁，包括外劳。
政治代表只领技术工人的薪金，将开支合理地公开受公众审查。
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建设运动内部民主，协调集体行动（强调罢课罢工），从而重建雨伞运动，聚凝争取这些诉求的不可抗拒的压力。
公有化银行及大企业，置于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作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权利、保障就业职位、可负担房屋，以及生活工资。
雨伞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国，打倒一党专政！

百多名难民指控社福署为杀人凶手

二月六日中午时分，难民联会率领百多名成员到湾仔社会福利署总部示威，抗议社福署无视在港难民的安全，多年来将难民服务外判，纵容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安排难民入住违法及极不安全的房屋，导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锦上路八乡吴家村铁皮屋的难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烧死。社会主义行动协办这次游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杀害难民）、「Down down ISS！」（打倒国际社会服务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缔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头默哀一分钟，然后要求社福署代表回应事件。当局人员如临大敌，早于难民示威前锁上办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杀了Lucky，政府从不在乎难民的生死！」难民联会成员Raymond怒斥。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也到场支持难民的抗争：「寮屋被发现是违法的，但为什麽政府不在悲剧发生前执法？」社福署对难民恶劣的居住环境一直知情，却置难民生死于不顾，在火灾发生时，铁皮屋温度极高，加上每间屋住20-30人，环境挤迫、密不透风，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为了逃避援助难民的责任，将援助服务外判予国际社会服务社。服务社只给予在港难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贴，连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负担。」社会主义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要求政府难民停止服务外判，由政府直接营办，收归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这次悲剧令我觉得要更坚决走出来打倒ISS，他的死正证明了ISS的所作所为。政府很早便知道这些铁皮屋是违法的，这些屋由农地改建，它们的结构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规格，但政府无所作为。」居住在粉岭铁皮屋的难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铁皮屋超过两年。ISS多年来不人道对待难民，包括分配难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带由猪场鸡场改造的违法铁皮屋。

「大约800-1000名难民住在铁皮屋区，除了锦上路还有锦田、粉岭、屯门泥围等。在这次悲剧发生后，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们都很想搬走，他们不想住在铁皮屋。我们要求政府增加难民的住屋开支，不只是现在的$1,500。」

来自埃及的难民Hanna要依赖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间很小的房间，那裡的洗手间的装置极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经向ISS投诉过两次，但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在去年底，意外发生了，我跌倒了并跌伤了脚，要在广华医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后才愿意为我更换房屋！」

难民联会要求政府立即取缔违法寮屋，大幅增加难民住屋津贴，停止将难民服务外判。社福署公开指如果对待难民「太好」，会造成磁石效应吸引难民涌港，这态度正反映了资本主义政府种族主义的本质，歧视穷人，只为富人服务。政府的难民政策一日不改变，难民必定抗争到底。

Erwiana案件胜诉　现在加强外佣权利斗争！

香港法院裁决雇主严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将成为香港外佣反歧视、反虐待的持久斗争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决雇主罗允彤在20项罪名中有18项成立，持续八个月袭击、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并导致她挨饿。这事件被《时代杂誌》等主流媒体形容为「重大案例」。《每日电讯报》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经历「激起了全球义愤」。

「我希望他们会开始像对待工人和人类航对待外劳，停止待我们如奴隶。」Erwiana在六个星期的审讯结尾中说道。

群众示威

之前香港一连串数以千计外佣的示威，显然争取到社会上各界层的广泛同情，向当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压力，揭露了香港不公义的外劳雇佣製度。

「这次胜利令我们很鼓舞。我们会运用今次的胜利来推动外劳权利的斗争。」亚洲移工协调会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国劳工论坛表示。

很多人都认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压。

「今次的判决虽然很好，但可惜不会就此改变政府的种族歧视外佣的政策。」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雇佣同居限製』以及『两星期条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种族隔离政策，用来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额剥削的工人。」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指「外藉家务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对外籍家务工无从保障」。在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印尼外劳「奴隶般」的生活条件，控诉港府「不可宽恕」的无所作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佣的大规模示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说：「若果没有这场运动，政府只会无视这宗案件。正是这场运动令全港和国际社会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动。」

「犹如囚犯」

从法院审讯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对待。她曾被雇主打脸至牙齿脱落，被雇主用吸尘机塞进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饿，只允许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饭，每晚只可睡四小时。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犹如罗允彤家中的「囚犯」。罗允彤曾威胁如果Erwiana报案的话，会杀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无薪资的奴隶」──Erwiana从未收过罗允彤的工资。法院裁决，罗允彤要向涉案三名佣工缴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总共有约32万名外藉家庭劳工，有一半来自菲律宾，其他大部分来自印尼。近年，她们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以高调的示威行动要求改革不公义的雇佣法例，也要求对中介公司采取行动。中介公司往往违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费，迫使她们成为债奴。

废除「雇佣同居限製」

在「雇佣同居限製」条例下，外佣被迫与雇主同住。这条法例只是作为社会控製的工具，避免外佣独立居住，在社会上扎根，从而增加她们经济上的议价能力。「雇佣同居限製」剥夺了外佣的私隐权，而雇主同时为「房东」的情况下，她们更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点不免令工时更难管製，令家佣受到压力而工时极长。国际特赦的调查发现，香港印佣平均每天工作17小时。

裁判官胡雅文间接承认了这悲惨的现况：「说得好听一点，她（Erwiana）犹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长时间虐打亦没有作出相应反抗，也不为外界所知。」

对香港大部分的外劳来说，虽然虐打和暴力并非寻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觉却是普遍切实的。判词本身就是废除「雇佣同居限製」的有力论据。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强执行这条法例，在数星期前警方突击检查，打压外出居住的外佣。

Eman Villanueva说道：「如果港府坚持现时的政策，只会有更多『Erwiana』出现，更多虐打外佣的案件出现。」

港府无耻无极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健宗「欢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决，说道：「这亦显示出政府当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视保障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权益和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人并不期望港府会带来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贾钜富。今天法院重要的胜利一定要作为一个裏程碑，在未来建立更有力的斗争以争取外佣权利。外劳的斗争会作为所有工人团结斗争的一部分，对抗这个反工人的政府。

财政预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的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大家可能会感到似曾相识的感觉。两年前，本杂誌评论2013年的预算案：「与过去的一模一样，吝啬得难以置信。」而这次同样是照办煮碗，所谓的一些「派糖」措施不过是库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装，用以掩饰预算案优惠富豪菁英的本质。

在发表财政预算案期间，曾俊华尝试将经济的放缓归咎于去年的雨伞抗争运动。去年政府所预计的GDP增长为3%，但实际增长只有2.3%。事实上，经济正濒临衰退，而财爷对于今年的增长预测只有1-3%。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出现经济硬着陆，随时会海啸航冲击香港，并将重创金融及地产市场。

中国的「次按」放贷

随着香港经济「金融化」越来越猖獗，经济危机越可能出现。香港经济複製华尔街的那种高风险银行产品，七年前就是这些玩意触发美国经济爆破。香港经济上一次出现衰退（负增长）是于2008年，当时整个香港银行的债务总值7万亿港元，但今天已经膨胀到26万亿港元，超过当年的三倍。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些借贷增长当中，对中国大陆企业的贷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时候只有10%。

这些对中国的借贷正是另一种形式的高风险「次按」放贷，可以对整个香港的经济造成冲击。香港银行的高度参与也令更易受到中国地产泡抹和坏帐的影响。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积盈馀，库房储备已快达到8,560亿港元，相当于政府23个月的开支。政府要准备好註资拯救大富豪和投机者。

曾俊华在发表预算案时承认未来一年的经济将会面对众多挑战，并指出欧洲和日本的通缩有可能使经济进一步萎缩。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会冲突正在激进化，但是这份预算案却没有任何解决房屋问题、拉近贫富差距的政策，没有措施能够减低冲突。

五分四的资源到了中上阶层手上

一些媒体称曾俊华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转变，他去年说过派糖和一次性纾困措施「将会成为历史」。《英文虎报》甚至预测可能「背后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后撰写这份预算案，亦可能是为2017年选举铺路。

可是，对于有舆论将这份预算案形容为「慷慨」甚至「民粹」、「赢尽年轻人的掌声」等，我们则完全感到摸不着头脑。所谓340亿的派糖措施，但实际上当中五分之四的金额皆是去到中产上层的群体，而基层群众只分到剩馀的20%。

荒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论调指新移民滥取综援。事实上，在去年综缓七年限製撤回后，领取综援的总金额下跌了21亿。领取综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伤残、单亲等社会最底层。而新移民领取综援的百分比只是约5%，而且当中绝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下的儿童。「反政府」的本土派与建製派自由党一气连枝，将资源不足归咎于新移民「抢福利」，煽动排外情绪。从这点就可见，本土派不过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错盈馀，今年财政年度的盈馀估计为638亿，远超于曾俊华去年估计的91亿。这些盈馀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挤出来的，主要透过高企的楼价向香港工人、小企业和消费者徵收间接税。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馀会重新回到社会上的底层，而且只是透过一些没长远目标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个月及综援三粮。

财政预算案简介：

税收：正如《南华早报》报道：「中等收入家庭继续从增加子女免税额和薪俸税优惠中获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麽也没有。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料，额外援助没有照顾到在职贫穷人士，因为这些月入二万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纳税。」

房屋： 没有大改变，政府承认不能达到每年兴建两万间房屋的目标。政府虽然实行所谓楼市加辣，价值七百万元以下的自用物业，由过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数，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华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续」，因此不能落实。香港老人是最贫穷的一群，三个老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住宿服务：政府承诺增加1,200个照顾及康復服务的宿位。有些地区的残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这根本完全不足够
医疗设施：医疗开支增加至706亿，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开支（100亿）是用来註资自愿医保计划，即「鼓励」病人从公立医院转用私立医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个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对待的个案正在增加，响起了警号。性暴力或家庭暴力个案均有上升，而两者之间是有关的。不论是肢体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对女性的暴力都是关于「控製」的。我们身处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有着奴役女性的权力结构；女性被限于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为例，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报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体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获的首次呈报性暴力个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个月更接获874宗，超过2013年的总和。真实的数字远远更为惊人，很多受害人惧怕「责备受害者」或遭到社会标签等的原因不敢举报。

特定群体

性暴力也影响到性小众中的女性。一个LGBTQ团体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统计并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对待的性小众。他们曾向社署要求对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协助，但这些案件并不被纪录为性暴力个案。

一名跨性别的青年被家人赶走而无家可归，也找不到任何协助，因为香港的庇护中心一听到她是跨性别人士，都立即挂断电话，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众的受害人，因为前线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处理性小众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针对女性的暴力数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个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这些案件当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东华三院辖下芷若园指出，轻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单纯、容易受骗，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会对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传统家长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间接令这些女性处于容易受害的位置。资本主义社会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无法提供正确的性教育，包括教导女性（及男性）何谓健康、互相尊重的关系，何谓侵犯性行为。

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个问题。关註少女及两性平权议题的机构Miss Alpha就年轻情侣恋爱期间的暴力态度进行调查，发现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响正常社交活动，38%受访者曾遭伴侣企图操控，12%人更被对方强行爱抚或性行为，涉遭非礼或强奸，当中一人更是十六岁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体暴力对待。同一份调查指出，社会中对「约会强奸」、在关系中被伴侣暴力对待等的意识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没有观念，令不少人受到伤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

新自由主义对整体公共服务的打击，令香港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提供给女性，例如女性庇护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寻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难。香港现时只有五间女性庇护中心，三间由非政府机构营运，政府没有提供公共的服务中心。所有中心加起来只有260个宿位，完全供不应求。一些庇护中心更缺乏托儿服务，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时间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现存的组织架构，女性庇护中心缺乏足够的支援，中心不会协助受害人处理如托儿、申请公屋、综援或离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妇女团体也批评，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门，迫使受害者必须到不同的部门，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受害的经历。

总结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强抗争的力度来提高社会关註，并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资源。需要结束保守及有害的社会态度，如为「保护」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责备受害者等的观念。对性小众的保守态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应有的协助。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斗争，为女性和其孩子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让她们脱离受虐的环境。提供足够的庇护中心宿位，成立处理性暴力的部门，以一站式的社会服务提供协助。这一切对女性反抗性暴力运动中都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

对女性的压迫，由职场歧视到媒体广告的性别歧视和暴力，根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世界上70%的贫穷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这样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体、以至国家机器—高级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输保守的意思来强化性别的压迫（如认为女性要避免被强奸就不要饮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权利和自由。

社会主义者反抗这些思想和态度，并为加大公共服务如全民托儿服务、老人服务等而抗争，从而减低女性的负担。我们支持法律改革的抗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连系至与资本主义完全决裂的必要。我们为社会主义政策而抗争——民主控製经济——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础。

各大院校出现退联潮

香港大学通过退出学联决议后，学联面临分裂的危机。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联关註组，无疑反映本土派势力日增。本土派学生策动退联，只求哗众取宠，但却没信心争取学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种族主义纲领，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联并不会将学生会的民主化，也不会强化学运的力量，反而只会令民主运动更为零碎化，组织更为困难。

但普遍学生之所以大力批评学联，并不只是因为本土派的影响，而是对学联官僚体製的不满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将对学联的真诚批判与本土派哗众取宠的技俩分开来看。学生在民主运动中地位崇高，退联事件提出的问题相当重要：如何避免学运分裂，同时改变学生会架构和领导层的不民主，要建设战斗性学运。

香港大学举行退出学联的公投，结果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对，1,293票弃权，以224票之差通过退联。事件引起连锁效应，岭南大学也有同学成立了退联关註组，将于三月初举行退联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学生成立退联关註组，中大的「本土学社」亦表示或于下月发起退联公投。

退联关註组的学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响，其中岭大退联关註组的周韦乐就是热血公民成员。各大院校的学生会都愈来愈受本土派的意识形态影响。岭大三年级生的余同学就向笔者表示，新一届的岭大学生会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区隔」、「香港独立建国」等右翼民粹思想。他们利用退联议题为自己造势。但支持退联的学生只有少数是明确的本土派，多数是泛泛不满学生会的官僚体製。我们一定要将两者区分。

学联虽然承诺会进行「体製内改革」，但没有实际方案。两方都没有将背后的政治斗争放在枱上公开辩论，而只集中在于繁複的技术性问题。没有人提出战斗性学运的新选择。

组织官僚化

在雨伞运动中，群众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运动后腿，因此大力支持学联，令学联一跃成为运动领袖。但同时，学联却没有与泛民过往小圈子的组织方式决裂。

学联与泛民政党及亲泛民的民间团体开闭门会议，决策后通过媒体「知会」学生及群众。这令学联与普遍学生愈来愈脱节。岭大的同学又表示：「罢课委员会应该尽量吸收同学进去，但他们点到即止，有很多同学来开会后，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权力和位置，就没有意欲再来。」

由反国民教育到去年的雨伞革命，学生愈来愈投入政治运动，开始与学联由上而下的组织方法发生冲突。各大学生会未能在学生群众中紥根，建立有实体架构和具动员能力的组织。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香港的学生会往往以「学生纯洁性」的名义，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组织参与，令不同意识形态的辩论受到扼杀。如果有学生提出更鲜明的立场，就会被指控为「骑劫学生会」。「政治背景」不应该是禁忌，任何学生组织都会有其政治倾向。在群众运动成熟的地方，各政党都会有青年部在大学裡公开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让学生在民主辩论的环境下选举。

中大学生会候选内阁「野草」的会长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员，被本土学社揭发后进行「公审」。这种猎巫行动製造一种反左翼的白色恐怖，从而贬低整个左翼运动。我们捍卫任何政见人士参选学生会的权利。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候选人都不应隐瞒自己的政治背景，而应该公开其政治身分、公开明确的政治立场争取支持。

共识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虚伪地批评学联决策不民主，学联回应指自己向来以共识製决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讨论直达全体一致的立场，就成为学联的立场），可以保障各大学生会的自主性。共识製听起来很民主，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各大学生会为了勉强达成共识，连夜开会通宵达旦而不能明确决策，结果最后由一小撮人决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种情况，就是少数派在「团结」的压力下被迫抛弃自己意见，令民主辩论窒息。专製者往往用「共识製」独揽决策权，欧盟在共识製下还是由德国支配，美国政製也充斥着共识製。共识製在操作起时，只要有一方阻挠就可以停止一个议案或行动向前行。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多数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问题上公开投票，并容许充足的讨论和辩论。

学联既然是一个平臺。各大学生会毋须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一致共识，而应该各自表述争取学生支持。在具体行动（例如组织联校罢课）上尽量协调和团结。

与泛民紧密合作

学联与泛民政党及民间团体紧密联繫，深受其政治立场影响。在雨伞革命退潮后，年轻人及学生愈来愈激进化，寻求变革的出路，但感到绝望与不耐烦。泛民领袖无心无力带领群众斗争，又将小圈子领导层强加在运动上。雨伞革命期间，自封为领导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学联及学民思潮，还有一堆从没公开团体名的民间团体。学联在「五方平臺」与泛民紧密合作，纵有分歧也不公开表态。因此，本土派伺机指控学联「勾结」泛民，从而收割学生不满泛民的情绪。这做法与他们在雨伞革命裡提出「没有大会」、「不要领导」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在雨伞革命期间，学联发表《致习近平公开信》，恳求中共独裁者容许香港落实真普选。学联与泛民政党的立场一样，为了避免触动中共的神经，没有鼓动中国内地群众起来抗争，将雨伞革命蔓延至中国，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党专政。本土派学生团体更走得更远，倡议中港区隔，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香港无关，提出要放弃「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若果这一立场主导整个民主运动，只会招致斗争的失败。

学生福利的斗争

退联表面是技术细节的变动，但实际上这代表着香港学运反动倒退的一步，将令团结抗争更加困难。当要发起联校抗争的运动，未来将会更为困难。学联过往发动过抗争争取学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例如反加学费运动都需要联校参与。实际斗争将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场，他们哗众取宠的技俩只会危害学运。

退联无补于事
清除官僚体製　建设独立民主学生会

本土派策动的退联成功后，会令他们的信心大增，从而逐步把持学生领袖席位。但同时若果学生会没有製度变革，即使学联全面瓦解，八个学生会还是会继续官僚。此外，没有各院校学生会联合行动的平臺，社会运动更为零散化，学运的组织力量不但不会加强，反而将会倒退。因此，我们认同现行学生会及学联的架构并不完全民主，但我们反对退联。

学联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够的，需要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向学联领导层施压，清除学生会的官僚体製。现时学联架构冗赘，作为一个协调各学生会行动的平臺，完全可以简化。此外，学生会往往受校方製肘，没有真正独立性，因此有需要与校方官僚抗衡，争取学生会的自主权。

学联过往召开的全民大会很多时沦为空谈俱乐部，实际决策权还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9月28日雨伞革命爆发当晚，城大举行的罢课会议后，完全没有落实讨论的结果，学联号召「无限期罢课」后并无做过动员和组织工作。

学生会每月召开有实权的全民大会，让学生参与讨论及决策，在重大问题上投票决定。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民主程序罢免领袖。在各学系和班级建立民主架构与活跃的会员基础，由下而上监督领袖。只有学生积极投入学运斗争时，才能彻底废除官僚恶习。从雨伞革命的经验可见，当有大事发生时，学生是会全程投入斗争的。

学运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具群众性的学生会组织，全面改组学运，但退联行动只是学运的的反革命。

雨伞革命退潮　政改风暴酝酿

在雨伞革命结束后，政府开动舆论机器，宣传所谓「民意逆转」，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对政府的压力，把民主运动变为防守。没有在政治检控和爱国教育等议题上反攻，反而静待政府抛出的方案，最多只会在六月分时投票否决，但没想过发动大规模斗争推倒人大决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见雨伞运动退潮后，开始再吹起妥协之风，准备转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准备安排与中央会面，讨论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条件。政製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誌源表示，对通过政改方案的机会由「极度悲观」改为「审慎乐观」。

只要有4名泛民议员转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会有足够票数通过。最有可能转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会议员分别是：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教育界叶建源、资讯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务界李国麟、会计界梁继昌。他们提出各种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条件，表示会考虑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诚在长实业绩发佈会上，亦三度呼吁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则会成为「输家」。在去年雨伞革命期间，《环球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指责香港富豪没有出面反对佔中，其后被迅速删除。现在从李嘉诚的论调可见中共与港商又再一气连枝了。

英国政府在一月份呼吁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后，最后又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明确表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并认为人大决定对香港进一步迈向民主仍存在空间。可见，所谓外国势力支持雨伞运动并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心的是与中国作生意勾当，而不是民主价值。

中共标籤：「香港民主运动＝港独＝反中国人」

梁振英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鼓吹港独，反而挑起公众对民族自决的兴趣。中联办、乡议局、建製党派也齐声谴责港独，好像港独是民主运动的主流路线。政府从而有藉口合埋化镇压，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虽然中共表面对港独恨之入骨，但却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运动＝港独＝反中国人」的标籤。中共最害怕民主运动蔓延至中国大陆，这一标籤煽动族群分化，从而孤立香港的民主运动。爱国流氓组织领袖在网上散播黄丝带即港独的讯息，甚至捏造「香港导演彭浩翔骂大陆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网军亦假装大陆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着反政府旗号的极右本土派，通过反水货客、指骂大陆旅客的行动煽动大香港民族主义。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优先」、「中港区隔」客观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无疑，港独与民族自决的思想正在酝酿发酵，由于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国资本输出造成香港的经济问题，愈来愈多年轻人视之为政治抗争的出路。但在现阶段，与其说他们真的准备为港独而战，不如说只是一种宣示式的叫喊。

社会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决权，独立臺湾，只有能团结中国大陆群众，打倒一党专製政权与资本主义製度，才能确保每个民族的真正自主权。

镇压加强

建製派早前大谈引入国安法，製造舆论恐吓，目的是为廿三条立法铺路。叶刘淑仪倡议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更要加强防止外国势力干预的条例。目前群众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贸贸然推行廿三条立法。但新一轮的政治检控准备开始，不排除会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杀一儆百之效。

虽然洗脑教育在2012年的抗争后被迫搁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继续推行。港府将资助中小学生到内地交流，又将约600间中港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每间学校提供12万元资助。很多校方面对这招银弹攻势都会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早前发表言论，教育局要随时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会的监督。可见，洗脑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军总会由梁振英担任荣誉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仪则为总司令，在成立典礼上建製派政客济济一堂。青少年军具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词中包括了「报效祖国」。

同时，中共在内地加强网路审查，封锁翻牆软件，令内地网民不能登入多个热门网站。此外，中共对大学作出一次爱国大清洗，教育部长袁贵仁指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课堂。中国政府禁製了载有「西方价值」的教科书，撤换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学学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发动的反水货客的行动，吸引了一部分激进年轻人参与，被视为愤怒的出发点。在商场的冲突中，示威者与警察激烈对峙，警察施用胡椒喷雾和展示警棍。雨伞革命由于欠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为行动至上的抗争模式製造了土壤，当时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纸短暂堵路，乃至打爆立法会玻璃门的行动。反水货客的行动模式可说是后雨伞的延续，

示威者感到传统的游行集会无效，要加强组织化的抗争路线（例如罢工、罢交税）又非能短期内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这一不耐烦的情绪，为所谓「勇武抗争」推波助澜，强调与警察激烈冲突，同时煽动驱逐大陆人的种族主义。

在群众斗争的一定阶段，成立自卫委员会甚至武装起来是有必要的，但这必须置于运动的纲领和组织之下。本土派无序的冲击行动，甚至走向个人恐怖主义的路线，只代表一种绝望中还击的情绪，对于建立战斗性的民主运动并无帮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学校、社区和工作地点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建立集体化的抗命行动，并以工运斗争作为民主运动的主轴。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将于立法会投票，将成为民主抗争的一个风眼点。社会主义者会坚持反对中共筛选，立即废除功能组别，降低投票年龄到16岁、外佣的投票权、立法会议员领取技术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议会」取代跛脚的立法会，从而令议会有权向富人徵重税、消灭贫穷、实施体面的最低工资、重有公有化私有产业，创造真正的工作职位。只有将民主斗争连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製度，才可见带来真正的变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风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义打击女性权利　造成女性贫穷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纪念女性在超过百年的抗争路上成功争取众多重要的权利，今天我们所拥有很多的权利如投票权、工作权、受教育的权利等，都是过往历史斗争的成果。但必须认清一点，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製度下，女性在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为其中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女性受着经济政策、父权文化的压迫，当中又以工人阶级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最大。

父权资本主义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资本主义是为了将利润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下，医疗、老人服务、教育、托儿等公共服务完全不足，这令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也导致了女性贫穷，并且在父权文化下，女性贫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服务财团的政府宁愿把钱投放在千亿的基建项目上，也不愿意投放公共资源于老人服务或儿童託管服务。父权社会下的性别定型及性别分工根深蒂固，「应由谁来照顾家庭或打理家务？」父权社会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权社会一直透过教育、媒体、政府等公共机关舖天盖地的宣传「这些是女人的天生职责」，来合理化歧视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谓「男女平等」的父权社会下，女人事实上被剥夺很多权利、自由和选择。我们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职留在家中」这种父权概念！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儿、长期病患及伤残人士等服务，很多女性在婚后被迫放弃工作，在家照顾老幼，成为家庭主妇，从事无薪的家务劳动。一项政府调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有67%，与未婚男性相约，但已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却有71%。

即使在婚后工作，只能在家务外有限的空馀时间，从事兼职工作，又因为家务劳动的性质，工作时间不能太长而且需要弹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选择不稳定的临时工、兼职、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称「4C」行业，即清洁（Cleaning）、饮食（Catering）、护理（Care-giving）及收银（Cashiering），多属一次性或兼职。这类工作当然工资偏低，变相造成女性贫穷。女性亦会在收入较另一半低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需依赖丈夫，一方面令女性无法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男性工资本来已被压低，当女性工资更低时，工人阶级家庭的财政压力便更大。

而对于离婚独自照顾小孩的单亲妈妈来说，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单亲妈妈都活在贫穷线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耻！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在老人及託儿等的公共服务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与伴侣分开，也不敢离婚──试问一位单亲妈妈如何以月入不过一万来兼顾房租（一间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学费书簿费杂费、交通、食物等开支？

託儿服务严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弃工作

香港没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儿服务，社会福利署提供的託儿服务都是非政府机构提供（需付费），而且名额长期不足，全港有超过30万名6至12岁儿童，但该年龄儿童的「课馀託管服务」全港只有约5,500个名额！同时，这些託管服务的时间缺乏弹性，很多妈妈因为不能于下班时间前后接送孩子、未能负担费用、地点不方便等问题，被迫放弃工作。香港妇女中心协会2013年一项调查发现，大部份基层妇女认为香港託儿服务不足。超过七成妇女认为，若果能够解决託儿问题，她们希望外出工作。我们认为，女人要有工作权，所以託儿服务更应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全民退保迟迟未落实

政府多年来不肯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准备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审查。政府坚持吸血的强积金製度，为的就是将工人阶级的血汗钱给银行家用作投机炒卖。而这也是造成女性贫穷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很多女性没有正职工作，家务劳动并不受到强积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后没有任何积蓄，高龄津贴（生果金）的每月金额只有约$1,100，根本不足够生活，令她们最后要靠拾纸皮变卖来维持生活！一项有关香港拾荒长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长者为女性，近50%拾荒长者每月收入少于500港元，超过40%更曾因与人争夺纸皮而受伤！

此外，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六年，但政府并没有对女性长者的医疗需要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很多老年妇女人到晚年，体弱多病却无钱医治。老人在退休后过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条件，香港的老人却要沦落街头，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贫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纵观过去数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严重。男女工人都被压低工资，当中女性工人的情况更甚。男性每小时的工资中位数为63.2元，女性则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产假落后亚洲地区

去年11月，联合国建议香港政府应将有薪产假增加至符合其认为是「国际标准」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产假（现为10週）排列亚洲榜末位置，比亚洲地区如南韩、新加坡落后。

有薪产假的好处多不胜数，尤其是对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经常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对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们认为，即使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4週有薪产假也不足够。欧盟国家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产假。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工会、妇女团体及社运分子应该要求6个月（24週）的全薪产假。

而经过多年建製派及资本家的阻挠下，男士侍产假终于在去年12月在立法会上通过，将于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这是由劳工处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议案。

女性团结抗争　反抗父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除了剥削工人阶级外，亦以物化女性身体，开拓美容产业来赚取利润，这导致对女性价值观的扭曲（认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价值），强化父权思想及对女性的控製。在这个製度下，女性受尽製度性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如何还击？女性必须组织起来，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会，反对资本财团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打击。要反抗整个压迫性的製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战斗性女性运动，去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公共託儿及老人服务、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产假、有薪产假6个月、8小时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资（包括外佣）、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连繫至社会主义性平权的抗争。

三八妇女节　国际妇女大团结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这是为了纪念百多年来女性和工人阶级为争取权利而上街抗争的一天。

在妇女节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会主义行动连同难民联会、社民连、香港荡妇游行数十人一同发起抗议行动，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政府正视香港性暴力日趋严重的问题，提供公共庇护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们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护中心！」、「我要公共托儿服务！」「立即落实全民退保！结束女性贫穷」，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现时社会上只有280个由非政府机构营运的庇护中心宿位，绝对供不应求她又指，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从事无薪家务劳动的女性不受强积金保障，造成女性贫穷的现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凑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万名外籍家务劳工的假期。下午一时，数百印尼及菲律宾外籍家务劳工游行到政府总部，沿途高喊「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废除两星期条例！」、「我要外宿选择！」等口号。

社会主义行动及难民联会也有参加这次游行集会。我们一直以来支持并积极参与外佣的抗争，支持结束香港现时歧视外佣的条例，将外佣置于极易受虐的情况。在集会中，社会主义行动发言人邓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袭击罪成入狱，证明群众示威是可以带来改变的，这是外佣斗争的重要胜利，也强化整体工人及女性的抗争。

下午四时，我们举办了国际妇女节的街头活动，香港、菲律宾、印尼的女性都团结在一起，向大众讲解女性要站起来抗争反对性别歧视製度的必要。我们也特别製作了四种语言的妇女节单张，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卫外佣权利的抗争。

反对性别歧视　反对向女性施加暴力

争取同工同酬　扩大公共服务

三月八日，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数千人的游行，为女性权利而抗争。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属于「工人国际委员会」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为工人和女性权利抗争。过去多年女性所赢得的权利，如投票权、工作权、受教育的权利等，都是工运和妇运中群众斗争赢得的成果。

外佣胜利，就是全体女性的胜利

今年，印尼外佣Erwiana的雇主被判袭击罪成入狱，成为外佣斗争的裏程碑。这次胜利推进了外佣运动，增强了整体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证明群众运动是可以向政府施压，带来真正的改变。

外佣抗争必须升级，争取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及「两星期条例」，避免外佣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须关闭，中介工作应由公共部门负责，由公帑支付，民主运作。

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製度下，女性在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权持续受到打压。港府宁愿花钱在千亿基建项目上，输送利益至大财团，也不愿花钱在公共服务，改善托儿及老人服务，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们的经济。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过的父权观念贬低女性，只会被亲商政府利用来推动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为照顾家庭，被迫选择不稳定的临时工、兼职、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贫穷。我们要结束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对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劳动市场不但巩固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缩减公共服务，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离开一段恶劣关系。

女人的身体一直被物化来为财团大企业赚钱。在主流媒体中，对女人的焦点总是其身材、年龄。无处不在的广告及媒体渲染「女人一定要靓」才达到社会的成功标准，令很多女性花费几万至几十万光顾无安全规管的美容集团！最后往往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赔上性命。

社会主义行动对抗鼓吹歧视和虐待女性的性别观念。我们要求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护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我们主张团结抗争，对抗资本主义和性别歧视，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主义製度而抗争！

为什么最低工资最少要每小时$45?

政府将于今年五月调升最低工资至时薪32.5元。底层打工仔等了足足两年终于加薪。但是，这足够吗?

在2011年首次订立最低工资水平的时候，两大工会已经要求每小时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资水平还未追上当时要求的数额，更莫说将物价升幅计算在内！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计算，最低工资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开支持续上升，是次的调升不过是杯水车薪。

另一边厢，月入9万元以上的高级公务员在2015年将会加薪9%，而特首亦会将每月薪酬增加两万元，达到约39万元一个月。

相对2011年的28元，四年来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来的物价变动，如以低开支范围的住户计算(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其升幅至少为22%。换言之，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通胀，实质工资变相被削减6%！连保守如工联会亦要求将最低工资升至时薪39.7元。

为什么要设立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层的工人，确保他们付出的劳动力能够为他们赚取其个人及赡养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时的33元计算，根据四年来的通胀升幅应该达到至少每小时40元。其实，时薪40元一点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计算，每月收入也不过是6,880元，亦未能足够应付工人的合理生活开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资应等于其「工人及其赡养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据各工会于2014年的计算，每名劳动者的最低月薪，应为8,066元(职工盟)至8,248.5元(工联会)，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下，这代表每小时的最低工资至少要$46(两大工会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计算，因此倡议的水平较46元低)。因此，工人们要求最低工资45元只属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订立的最低工资水平如此低廉，与香港作为富有资本主义社会不符。相比其他经济发展相若的地区，本港的工资保障最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产总值只与香港相差约40美元(港币312元)，但其最低工资水平每小时平均6.94美元(港币54元)，超过香港1.5倍。这代表虽然社会的财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层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劳动成果要远远的少！难道香港的劳工天生只配当个廉价劳工吗？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香港连续21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奖座代表香港的劳工最没有保障、劳工法例最宽松、去管製化最严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税率最低，绝对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资只是芸芸众多劳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卫普罗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我们同时要争取八小时工作製(香港的工时是比起邻近地区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製，才能为所有付出血汗的劳动者提供最基本保障，过有尊严的生活。资本主义製度已经无法满足劳动大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组织起来，打倒这个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佣Elis　周日上街讨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劳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阳光女佣中心留宿时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击中，经送院多次抢救、留医六日后终告不治。昨日多个外劳团体约六十人到北角阳光女佣中心门外集会，要求立即检控中介公司，还Elis一个公道。「为Elis讨回公道！我们不是奴隶！立即检控阳光中介！」的口号响遍整条街。

三十三岁的Elis是一名单亲妈妈，为家中的经济支柱，供养一对高龄父母及两名分别十岁及十三岁子女。她同时是工会的活跃成员，是香港印尼移工协会（ATKI-HK）的一员，数月前曾参加为Erwiana争取公义的游行。悲剧发生之际，Elis刚获发新的工作签证，正等待新合约开始。

事发地点位于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给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顶。「这个安排导致檐篷石屎跌下时，Elis得不到适当的保护而被砸至重伤。」印尼移工工会发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人为惨剧，因事发地点为阳光女佣中介公司，中介为了防止外佣找新公司，在转约期间，公司强製外佣居于其提供的地点。

事发地点属「阳光女佣中心」持有，该公司总经理陈国梁承认，案发地点属于僭建。警方将事件列为误杀案处理。

「这个绝对不是意外。是阳光女佣中心杀死了Elis！」亚洲移工协调组织团体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动地表示，Elis曾声援过Erwiana，但现在她正正死于现代奴隶製下。

香港有超过一千间外佣中介公司，而阳光女佣中心是全港最大规模的中介之一，而过去已有不少关于此公司的批评和投诉。当日参与集会的一名印尼外劳也是由阳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说阳光为了防止外佣转公司，会强製扣起她们的护照证件，这属违法行为，但没人监管。

在港外佣超过三十万人，面对着私人中介公司的剥削。中介公司在外佣签署工作合约时，强製收取大量费用。这些中介费鲸吞一个外佣数个月的工资。这令外佣像奴隶一样工作，当受到不平等对待如被雇主殴打时被中介公司无视，正正导致Erwiana的惨剧发生。

而印尼政府强製所有外劳都必须经过中介公司安排，才能来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领事馆更禁止外佣在两年合约期满之前更换中介公司。这令私营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压榨外劳，牟取暴利。

社会主义行动沉痛哀悼Elis，支持为Elis讨回公道。我们支持立即检控阳光女佣中心、註销其牌照，然后废除私营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门安排外籍家务劳工来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劳的基本权利。

呼吁各位与星期日（22日）由外佣团体发起的游行，将于下午三时从印尼驻港领事馆出发，往导致Elis死亡的阳光女佣中心抗议。团体呼吁参加人士穿着黑衣，以示哀悼。

机场三跑　史上最贵

行政会议通过机场第三条跑道（三跑）工程计划，造价高达1,415亿，不但是香港历史上最昂贵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国家的跑道造价亦远远超出数倍。

三跑造价冠绝全球，但跑道却只能降落不能起飞。而政府尚未解决空域问题，跑道落成后未必能增加飞机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庞大资金、落成后的可用性、以致对环境生态的汙染问题，全部没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计划作公众咨询，就突然绕过立法会，由机管局直接拨款，令社会出现极大回响及反对声音。政府连跛脚的民主机关都想绕过，强推向富豪输送利益的政策。群众必须动员起来抗争，否则为政府这种不民主的施政手法开了先例，日后变本加厉。

机场三跑　史上最贵

三跑工程计划花费1,415亿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国家如澳洲布裏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广州白云机场，这三个机场都是新增一条跑道和配套设施，布裏斯班的新跑道长3,300米（造价相等于80亿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亿），广州和三跑一样是3800米（235亿）。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亿约为它们平均造价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贵之谜」，独立媒体）

大部份市民均反对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八人认为机管局应先集中力量改善双跑道的效率，并在未用尽双跑道的能力前不应考虑第三条跑道。六成四被访者认为政府不应绕过立法会，让机管局透过融资兴建第三条跑道（浸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2-03-2015）。

机管局计划耗资1,415亿元，利用本来上缴政府的收入摊还，再增设离境税作帮补及发债解决。三跑计划绕过立法会，不用透过财委会拨款，也免除立法会议员反对计划而拉布的「烦恼」。如果一项造价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实，日后必定会有更多类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绕过立法会而强行推出。

由曾荫权提出兴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项目超支延误已成常态，估计总超支额逾1600亿元。其中原本建造费669亿元的广深港高铁，因延误两年超支至715亿元，而这次三跑造价更比高铁高出一倍，将来超支的责任，又是用人民的钱去负担。

政府指，现时两条跑道机场的流量已经接近饱和，所以有建第三条跑道的必要性。但就连前天文臺臺长林超英也撰文反驳，根据当年兴建赤鱲角机场的规划文件，显示机场的客运量最高可达8,700万人次，而现时却只有6,000多万。货运量方面，在原来的规划中上限可达900万吨，但现时机场的货运量却只有400万吨。结论是，只要妥善规划现时的两条跑道，根本无需要再兴建新一条跑道。

广州白云机场最近落成第三条跑道，本来预计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结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预计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过于挤塞。现时香港三跑计划的空域问题尚未解决，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却称由于「涉及商业及战略资料，所以不能公开详细内容」！

「基建创造就业机会」的歪理

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顾问报告指，三跑落成后有望提升本地生产总值4%至5%，可额外带来4,500亿元经济效益，并创造逾10万个新职位。纵观过去的基建工程，没有一项实际令基层工人得益，结果反而是众多建造业工人被外判商压榨剥削，2013年4月便爆发了200名高铁地盘工人罢工的抗争，抗议礼顿承建商为了赶工，强迫工人在地底内进食午餐、以及迟到五分钟扣半小时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该地盘工人工时高达每天十二小时，工作环境极度恶劣、劳工保障缺乏，可见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无助工人阶级的利益，反而是地产发展商、外判商从中获取巨大利润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断超支，但香港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却严重短缺。单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亿，便可兴建十四万个公屋单位、可让香港十六万名学生免费读大学、可兴建十间公立医院、立即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项目。

香港：社会主义的选举工程

本文于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将会是新一届的区选，社会主义行动准备参与，因此重登这篇文章，解释社会主义者整体上如何对待选举，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手段。

作为成立于短短十八个月前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1月6日区议会选举对社会主义行动是一个大考验。廿二岁的邓美晶代表我们于工人阶级地区元州及苏屋区出选（当区选民大概有10000人）。在选票层面上，当区是亲北京政党民建联最稳阵的一席，故此我们的候选人并无胜算可言。结果，我们拿得493票（8.4%），是一个好开始，然而选举运动中获得的支持、经验和影响力是更为重要的成果。

我们于此地区运用选举作为平臺，宣扬社会主义解决方案。此地区年青失业率高企(12%)，而五个家庭之中有一个生活于贫穷线以下。香港纵然财富丰厚，却患上长期的社会疾病。例如有数据指出，在34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中，平均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9.2%于房屋、医疗、老年人、就业培训、家庭服务等开支上，但香港于2010年的数字却 只有5.8%。

对工国委(CWI)的支持者来说，11月6日面对中国地区首次举行的选举挑战，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目标是增强组织、招募和建立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左倾青年展示社会主义组织的运作模式。我们跟从列宁的建议，即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参与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犹如「打作客赛」，即属于我们的天然平臺是工人斗争和罢工等，而非选举。外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是诸多製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更是优待资本主义建製的。

选举公平吗？

香港是一个「受箝製」的资产阶级民主之地，受中国独裁继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机器而统治。英殖统治时期，政府为製造「民主参与」假象而创立十八区区议会，实际上是纯粹的谘询架构。现今，五分之一议席由非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委任，而整个体製由政府官僚主导，联合财团利益。

儘管行政长官曾荫权可笑地指：「香港的选举製度是公平、公开、公义和透明」，经已有证据揭露出大量亲政府阵营的选举骗局。于美孚南选区，有一个住址登记了13个选民的名称，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所持有的。另外，有选民于一幢只有21层的楼宇上登记了32楼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製极其宽松，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门的反復核对，令最有钱的亲北京阵营可以于关键议席登记「选民大队」去操控选举。相比2007年区议投票率38.8%，本届投票率相对较高，达到41.4%。本届有120,000新登记选民，当中有90,000人年龄高过50岁。年轻人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与去年反建製的五区补选形成强烈对比。

为2010年寻仇报復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知道选举舞弊和骗局的规模，但肯定是相当大的。于区议会进行选举操控比起立法会相对容易。由于区议会选举使用的是「英国西敏宫」（Westminster model）的单一选区製，所以相比于使用比例代表製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会，更容易发生滥用操控选举的现象。

北京当局精心策划，甚至有部分针对逐个议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击败泛民反对派，为来年更重要的立法会选举作准备。

去年五区总辞触发全港补选争取民主权利后，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惩罚三个向其挑战的「激进」政党。去年补选胜利的五个议员中，有三位（公民党陈淑庄、人民力量陈伟业、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不必要地）落败。正如公民党领袖梁家杰评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们很惊讶他们的票从哪裡来。」

对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来说，是次选举亦有其他难题需要克服。建製派长期培养一个意识，令所有政党及候选人受到很大压力，视区议会选举为非政治化的平臺，强调候选人的「地区工作」及「良好地区纪录」，反对「空喊政治口号」。大部分政党（包括泛民阵营）满足于玩这游戏，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诸如派月饼或捡垃圾。当然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不会逃避跟进地区个案，尽可能帮助居民与政府官僚抗争及捍卫个人公义，但是社会主义行动不会堕入「蛇斋饼糭」的陷阱。建製阵营如民建联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饼，我们要提出资本主义和专製统治以外的政治选择。

群众选举运动

纵使有很多障碍及限製，社会主义行动判断区议会选举依然会给予我们一个平臺，让我们宣扬社会主义理念、连繫地区抗争、累积组织及政治经验，以及扩大周边的支持范围。此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首次运作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当中我们在元州及苏屋派发超过50,000张宣传单张、拍门访问超过5,000户、并致电承诺过投票给我们的数百选民，提醒他们紧记投票。纵使是对手阵营的义工都称贊社义行动选举工程的专业，包括派发四种语言的宣传单张（中文、英文、泰加罗语及乌尔都语）。我们特别从少数族裔得到很大迴响，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们。

我们派发12,000份选举宣言，当中解释社义行动是工国委(CWI)的一部分，以及争取建设新的工人群众政党。选举工程的重点是我们于六星期间每天进行的街站，在摊位竖起横额、拉起易拉架和用扬声器。同誌们无薪休假数天助选，更有一位同誌辞去工作成为选举期间的全职人员。社民连成员告诉我们，以单一选区计算，我们的助选员人数比他们更多。除了在投票当日，我们每天活跃的助选员比两个对手阵营多得多。投票当天，我们全天总计有26名义工，但仍远远少过两个对手阵营。

我们製作的传单合共復盖了超过16个议题，即每星期两份或更多，包括医疗保障、种族主义、政治暴力、警察镇压、民主、房屋、最低工资、交通、私有化等等。我们一星期的每天凌晨于地铁站外派发数以千计的传单，于选举期间亦有介入其他运动，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领日。当天，邓美晶接受给《南华早报》等媒体的访问。十月份，我们的双月刊杂誌《社会主义者》销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绩，共卖出208本。

选举工程中亦有组织数个规模细小的游行和抗议行动，包括抗议领汇（领汇营运180个私营购物商场）。我们的候选人向领汇小商户进行访问，发现公屋商场私有化后，租金上升300%而令数间商舖被迫结业。这消息被印製成超过2000张的传单并散播至媒体。我们亦将此议题连繫至十六年来最高的通胀问题，以及对手候选人支持领汇上市的纪录，更于商场门外将一张模拟的$900万的巨型支票撕毁，喻意打破领汇行政总裁黄国龙的高薪厚禄。

透过此选举运动，社会主义行动能够招募新成员，达到我们招募目标的80%。我们正在开始成立组织第二个支部，这也是我们选举运动的一个重大目标。

联盟及策略

社会主义行动与激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达成协议参选。由于社义行动并非註册团体，没有这协议，我们的候选人就没有被选的资格。我们曾经与社民连于几个运动中有所合作，而此选举联盟意味着，我们的选举工程以自己的纲领及口号参选，而选举材料及单张都是我们写的。同时，我们呼吁其他地区的选民投票支持社民连，其作为主流政党中最激进的政党，并为选举过后的斗争提供最好基础。

此联盟成为与香港及中国其他左翼分子的辩论焦点。有些左翼分子声称工国委支持者「加入社民连」（在特定情势下，我们未来不排除会这样做，但现在这不是真相），又指我们提出了非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们重蹈中国共产党的復辙，即其1920年代机会主义地融入国民党。先不讲1920年代的国民党与今天的社民连之特质大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国共产党错误地融入国民党，但提议与国民党达成共同行动的联盟，同时保持独立组织及社会主义的政治身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元州及苏屋区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们选举联盟的策略。

与社民连的讨论及分歧

即使我们选举的焦点不在于影响社民连，但社会主义行动的取态及政治立场对社民连部分会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例如我们的候选人承诺当选后仍生活于工人工资水平。虽然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採取此立场，但此并非社民连的整体立场。

社会主义行动认知到反外佣种族主义议题将于选举中至关重要。我们计划进行回应，并主张社民连亦要这样做。社民连原则上採取了支持外佣权利的立场，拒绝附和建製派（例如民主党则可耻地支持建製派的立场），但可惜社民连没有于选举工程中公开正视此议题，并错误地认为可以拖延至选举后进行。亲北京阵营散播荒诞的种族主义谎言，辅助其选举骗局。选举工程当中，这谎言并无以群众规模的揭露及回应。很多社民连成员现在承认，迴避此议题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行动于元州及苏屋区派发三千张题目为「外佣居留权之真相」的传单（点选连结阅读传单），警告亲政府阵营的谎言，并呼吁所有种族团结为工作职位及福利抗争。我们于地铁站外及街站派发大量传单，亦面对一些种族主义的攻击（有人问我们的候选人是否「菲律宾人」）以及大量混乱意识，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製一方的技俩。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组织规模细小但有所迴响的反游行，对抗种族主义团体「爱护香港力量」（一个带着伪装面具的、亲民建联及政府阵营的阵线）。我们的抗议行动受到媒体復盖，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坚定立场的机会，反映出严重低估种族主义的威胁，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在可能。

选举结果出来后泛民主派遭遇暂时挫败，妥协派及抗争派的分裂更为明显，前者继续靠拢「胜出」的建製一方（包括在攻击外佣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斗争运动的力量，而社民连可以为此提供平臺。
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与社民连及其他组织站在一起，为民主权利及社会公义努力抗争。同时我们强调三件事：以社会主义纲领取代崩坏的资本主义之必要、不要堕入本土主义的死胡同（事实上香港的命运是连繫至中国内地的反独裁斗争的）、需要建设工人政党作为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苏屋区的成绩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竞选的元州及苏屋区议席，本来是属于两个选区。民建联长期割据苏屋，当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经迁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联于选举工桯期间极少作公开活动，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当日他们动员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选民。可见，他们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选举机器。

2007年的选举成绩

元州：民协 2,420票，民建联 1,736票

苏屋：民建联 3,074票，民协 1,245票

2011年选举成绩

元州及苏屋：民建联 3,403票，民协 1,947票，社会主义行动／社民连 493票

纵使此运动的重点不是选票，493票仍是一个好成绩。社会主义行动于六个月前在选区开始定期活动，而之前不论社义行动或社民连于当区都没有活跃成员。

社民连出选27个议席，平均得票率为24%（资本主义媒体所宣传的「彻底失败」与事实很大距离）。在社民连其他4名与泛民主派候选人对撼（即除了建製派或所谓「独立」候选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选人竞逐）的选区中，平均得票率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协拥有稳健根基，但其在当区以至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与2003年选举比较，民协由25席跌至15席。邓美晶的8.4%投票率不仅是反对民建联的一票，同时亦反对民协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及与北京方面妥协。故此，这一票是有意识地支持年青的社会主义基层斗士，令人鼓舞。

女权主义不是罪！

五名妇运人士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分别是武嵘嵘（30岁）、郑楚然（化名大兔，26岁）、李婷婷（化名李麦子，26岁）、王曼（32岁）和韦婷婷（26岁）。她们向来以「行为艺术」见称，旨在令公众关註女权问题，现在有可能会被控「寻衅滋事罪」。这条罪行定义模煳，向来用于政治打压，最高可判监五年。

习近平最近疯狂打压工运人士、人权律师、反贪汙人士，而这五位妇运人士是镇压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国有超过一千名异见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习近平摆出强硬姿态，就算是不会挑战一党专政的温和异见者也不会容忍。

这五名中国妇运人士被打压，等同全球的女权被打压。在中国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对着受歧视、低薪、接受教育机会较低。

全球贫穷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仅是男性的7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过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个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权禁製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现在似乎连女性运动也不放过。我们不能依赖世上各国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独裁者施压。只有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国际声援行动，为言论自由及女权发声，才能施加真正的压力。这场斗争是属于全世界的，以反对压迫妇女的父权製度和剥削製度。

声援中国女权分子行动在全球遍地开花

四月十一日，「声援中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众民间团体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发起集会行动，声援一个多月前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权分子。集会参与者高呼「女权主义不是罪」、「释放女权五人组」等口号。该五名女权分子以不同的快闪行为艺术来推动公众意识，却遭中国政府严厉打压。

这次的集会是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从美国到澳洲都会在周末期间举行声援行动。而香港的集会亦同样带有浓厚的国际特色，有着不同国籍的妇女来到参与示威行动。

五名女权分子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一个月，有报导称至少两人在羁留期间健康恶化（武嵘嵘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则患有心脏疾病）。事件使人关註中国当局以严刑拷问异见人士和社运分子来套取认罪口供。郑楚然患有视力障碍，却据报被没收眼镜。中国的法院很依赖口供，因此执法部门正设法打破该几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们屈服。

经过一个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寻衅滋事」的控罪。两个控罪的最高刑罚为五年徒刑。习近平为一展强人本色，指使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压，去年有超过一千名异见分子被当局抓捕。当局对媒体以及互联网的监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调的审判中，异见分子被控以寻衅滋事罪并判以长久的监禁刑期。新公民运动的许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该批女生的代表律师的报告暗示她们被严刑拷问，而审问的焦点从原本的「罪行」（三八妇女节当天派传单宣传反抗性暴力）转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协助她们的律师梁小军表示武嵘嵘被审问关于2012年的「占领男厕」运动（抗议商场与公共场所男女设施分配不公的运动）。其他的女生则被问及在2013到2014年抗议家暴的「血新娘」运动。

显然，国家的维稳机器正试图以这个案件来杀一儆百，以高调的审判和严重的判刑来展示其对任何示威活动的零容忍。尤其是现在经济正步向政府认为的「安全底线」，未来更有恶化的风险，专製政府恐惧数以百万计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国发生类似香港的雨伞占领运动。因此，这五名女权分子虽然尝试在体製内进行活动，并未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的口号，她们依然被当局严刑打压。这些女权分子所带出来的讯息──反对性暴力与性骚扰──也挑战着习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发言中充斥着所谓的「家庭价值、家庭教育和家庭传统」。

女性平权的斗争是一个需要耐力与以致的道路，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本周末的行动只是未来更多行动的前奏。

在时代广场的集会中，来自菲律宾、代表难民联会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着的性暴问题。妇女和儿童就占了全球难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亦要求当局释放该五名女权分子，并声援中国的言论自由。社会主义行动代表邓美晶斥中国政府在将女权斗争非法化，并指出中国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标准」再到「合约」

三十岁的顺丰速递员的陈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时，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后的高峰期工作12小时，甚至试过工作至凌晨十二时赶尾班地铁回家。这就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写照。

香港自2011年起开始落实最低工资之时，民众就一直要求同时将最高工时纳入法律规管。盖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必须要最低工资与最高工时并行，方可堵塞资方以加班之名变相减薪，以及强迫工人长时间工作的漏洞。一直以来，香港工人工时之高冠绝亚洲，半数工人每周工时长达40-50小时。而根据标准工时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时超过51.5小时。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时工作，但当中有71%没有超时补水，有逾76%人从事清洁、保安及机械操作员等低技术工作，23%人则从事教育、会计等行业。因此对香港的工人阶级而言，落实最低工资后的下一步必然是争取製定最高工时。

而当时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之下，才于2013年不情不愿地成立所谓「标准工时委员会」，声言将通过此委员会「研究」规管工时的问题。事实上，在此时已经可以看出政府将工时规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将民众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时」降格为「标准工时」，意味着不会为资本家画下死线，强製要求他们不得让工人工作时间超过某个时数，而是变成强製力薄弱、不痛不痒的「标准工时」，即便如此，这个标准工时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缓兵之计，就着工时问题竟然称要「研究」整整两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竞争力为由，拒绝规管工时，然而香港多年来作为全球经济自由第一、竞争力名前前茅的地区，但基层工人的生活却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标准工时委员会最终所抛出来的「研究报告」出炉。随报告而来的是一项所谓的「初步共识」：委员会同意立法规管工时，但并不会就标准工时立法，而是建议双方在僱佣合约内订明工时给补薪安排，并且不会一刀切规管不同行业之工时。

换言之，规管工时的议题从一开始就自「最高工时」降格为「标准工时」，到最终则是连「标准」都被抛弃，只馀毫无意义的「合约工时」。「合约工时」即表示政府不会规定工时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议价条件的不对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资方随意摆布合约内的工时条款，也就意味着届时不管多长的工时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时亦不会强製要求资本家为加班工作而补薪，资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不予任何补偿，等同将剋扣工资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终不就标准工时立法的话，僱员与僱主之间的工时安排在法律上仍只会停留在民事关係中而失去公权力介入保障，简单而言即假如资方故意违法合约条款（比如合约上列明加班可获补薪，最终却没有给予），政府一方也不会介入，只能由僱员申诉僱主违反合约，同样在地位不对等以及政府官僚机构一直明显包庇资本家一方的情况下，工人的权益可谓毫无保障。所谓「合约工时」唯一馀下的强製力竟不过是强製要求合约需列出的条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说，即使那是一份奴隶贩卖协议，只要格式合乎规范，也会被「法律」所认可。

事实上，整个标准工时委员会根本不过是彻头彻尾政府公关机器，所谓的劳工代表多是工会官僚甚至根本是建製派的中坚，如劳方代表之一，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这厮不久前因建议将《国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远扬）在报告发表当日竟然表示僱主对标时立法有强烈顾虑，要求工会要有耐性慢慢说服资方，俨然一副资本家代言人的嘴脸。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当初讨论最低工资立法之时，资本家一方同样嚣张拔扈，更有张宇人之流公然声称应订立在每小时二十元的水平。当时群情激愤，工人组织起舆论反击，让他们悻悻而回，「廿蚊张」之名至今仍为群众之笑柄。当下工时规管之议题莫不如是，政府与资本家一方仍在想着开天杀价，试探工人阶级底线，我们就必须予以还击，捍卫工人休息权利，声讨吴秋北工联会与资本家私相授授，出卖工人权益的行径！

而职工盟也需要以切实行动拒绝标准工时委员会的报告，动员工会成员发起规管工时运动，在职场召开会议，大规模招募工人加入工会，发起抗议以至停工行动，以此为开始争取最高工时40小时。

香港工时的资料：

每周工时长达50小时或以上的僱员，由九七年的佔整体僱员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员，每周工时更长达65小时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过半日。
根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即使有合理补水，五成八受访僱员也不愿加班。

青年上楼遥遥无期　长策会纸上谈兵

不打破地产霸权，何从解决房屋问题？

众所周知，房屋问题是香港人面对的第一大问题。普通市民连觅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难题，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轮候人数每况愈上，至2014年底约已超过27万宗申请的破纪录数字。当中未满30岁的单身青年申请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体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楼问题越来越「年轻化」，情况令人担忧。

每当谈及青年人大量轮候公屋的现象，政府舆论和资产阶级政客往往归咎年轻人「不思进取」、「懒惰」云云。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资跟不上楼价的升幅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在自2001年以来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实质工资（扣除通涨影响）的话， 2014年度的实质工资更下跌了7.4%！相对而言，房价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则增加了一倍。根据知名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调查，香港楼价中位数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的17倍，这难以负担的程度不单是冠绝全球，更是史无前例！该研究认为3倍以下才属于「可负担」的水平，并指出澳洲的6.4倍已经是「令人担忧」。在这样绝望的条件下，廉价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与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对严峻的房屋问题，就连行政会议成员陈智思在《南华早报》的撰文中承认，本港的问题「极端」。而长策会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长远房屋策略」，并提出十年房屋供应47万个单位的目标。但实际上原来只有六成是公营或资助房屋，亦即是说只有28万个单位（当中20万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应量为2万间)。只要屈指一算，现时有超过27万个公屋申请，就算未来没有新的申请，也要13.5年才能让所有人上楼，而近年来每年的公屋新申请都超过3万单，也就是说公屋不足的问题仍然会不断恶化。

况且，房委会承认在未来五个年度只有77,100个新公屋单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个单位落成，远低于长策会提出每年平均兴建2万个单位的目标。特区政府亦会在2017年换届，到时候「长远房屋策略」大可以像当年的「八万五政策」那样「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经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归咎市民反对开发东北或郊野公园，来为其低下的公屋供应做挡箭牌。住宿作为人类的必需品，社会主义者提出廉价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应量应至少5万间，抗衡现时私楼支配房屋供应的困局。

事实上，政府预设的公私营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私营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虽然说单位数量只佔40%，但实际土地资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资源，全数用来发展公营房屋的话，总建屋量达到50万，平均每年5万间公屋单位的目标是绝对有可能的。

政府声称增加私营房屋的供应就能｢解决问题」，陈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说香港现在不可能使廉价社会房屋佔整体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楼宇价格疯狂，假设房价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数的8.5倍。再者，香港业权垄断非常严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拥有超过4万单位，首100名更拥有7.9万个。房屋被视为投机的工具，更多的私营房屋只会沦为资本雄厚的财团地主作囤积及炒卖之用。而有研究认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业超过20万间，这等同于公屋轮候册数字的三分二，所谓「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对于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属实的话，理应将其公有化，纾缓公屋轮候时间。

政府政策偏袒地产财团，对于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问题置之不理，反而动用数以千亿计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并继续保障有钱人在私人市场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许仕仁与郭氏兄弟的世纪贪汙案，可以窥见一直以来官商勾结之严重。今天这已变成不个可调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这一小撮超级富豪们的利益，还是所有民众的基本保障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打破所谓的「地产霸权」，将地产发展商、银行及金融企业公有化，由大众民主管理，才可决定房屋乃至社会的发展。

劳动节2015：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五一劳动节是纪念国际工人斗争运动的传统节日。130年来，五月一日就等同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权利斗争、八小时工作製。

到了廿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要为这些权利而战斗。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工人阶级受到新一轮打击，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紧缩政策等。劳动群众需要在五一当天动员起来抗争，并建立自己的组织，讨论捍卫工人权利的斗争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会主义政策

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天堂」，香港对草根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内部的愤怒日增。工时过长，令很多基层家长几乎没有时间与儿女相处，但政府今年否决了製订最高工时，以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合约工时取代，只会让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时。实质收入在过去15年来没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伞革命」不单单为了争取民主，而且不满楼价高企，工作条件差，没有未来。根据政府的资料显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岁）为在职贫穷人士，一个月工资低于8,315元。超过130万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贫穷线以下，诸如乐施会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实际情况更为严重。香港老人没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长者在轮候安老院宿位期间去世，可见香港政府的凉薄。

全球：面对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劳动者的工资被压榨，就业保障受到打击。从美国到南韩，各地政府们都纷纷推出反工会法例。五一游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战斗性的民主工会，并为建立工人群众政党打好基础，以击败资产阶级政客。

女性权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贫穷人口皆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来，女工受到最大的压迫。在深陷危机的希腊裡，女性的失业率飙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的投入被削减、而老闆们也不再遵从法定产假等。在中国，萌芽中的女权运动被习近平严加镇压。反歧视、反压迫的平权斗争会是重建并强化工人组织的强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达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库房储备充足，但不愿加大投入社会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儿设施，全港有295,700名0-6岁的儿童，但全港幼儿中心只有26,000个名额，妇女很多时一力承担沉重家务。九成的家庭因此认为不会生第二胎。社会欠缺庇护中心等设备，女性面对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无处容身而不敢举报。

香港：《福布斯》杂誌报道，香港的富人的财富从上年的166,00亿增加至今年的19,200亿，增幅为14%，商家财团又再猪笼入水！难怪有钱人都支持中共独裁体製製，拒绝香港有真普选。正如梁振英在雨伞运动时所讲，政府政策不能「倾斜于穷人」！

李嘉诚的身家为2,600亿，比波利维亚或约旦的年均生产总值更高。这笔钱等同香港四年医疗开支。愈来愈多人认清一个事实：极端的财富累积与「勤奋」或「聪明」没有关係，而是靠裙带关係，靠与政府勾结。尤其是房屋政策成为钜富进一步搜括财富的工具，令愈来愈多人住劏房板间房，公屋轮候册大排长龙。最近一项民调显示，77%受访者认为不能负担今天的楼价（南华早报，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製度崩溃后，令全世界陷入危机，但之后却富者越富。乐施会报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拥有的财富会比其馀99%多。这极端的财富不均是前所未见的，愈来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对种族歧视！

全球：在叙利亚、伊拉克、乌克兰及也门等地爆发战争，令全世界都处于危险。叙利亚有一半人被迫迁离家园。即使难民迁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这难民的地狱），也会被检控、逮捕或者过不人道的生活。

腐败的独裁者、石油战争，美国作为「世界警察」造成的乱局，都是这些破坏的源头。在美国，数百个城市爆发示威，反对警察种族歧视射杀黑人，令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再次重燃反种族歧视、反建製的运动。五一是国际工人阶级的节日，应藉此展示一个取代今天世界乱局的替代：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团结及社会主义。

香港：叶刘淑仪最近发表针对菲律宾外劳的种族歧视言论，可见香港建製派正煽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是为了分化工人，祸害全体工人，我们必须以团结斗争作回应。在中国内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要排外主义，而需要两地团结抗争，反对政府亲商政策造成的资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来3年输入中国内地1万至1万5千名工人，以输入外劳的手段压低香港工人工资。我们支持本劳外劳共同加入工会团结起来，争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谁是社会主义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为一个工人群众政党而奋斗，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乱局及苦难。五一劳动节，我们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40多国的姊妹组织一起参与游行，共同发声：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种族主义、打倒独裁！
在美国，工国委的民选西雅图市议员为15元美金最低工资打先锋角色。西雅图上个月开始实施15元美金最低工资，是美国首个城市达到这目标。4月15日，6万快餐店工人发动全国大罢工。在爱尔兰，工国委的同誌正在领导一场集体罢交税运动，反对政府强推水务税压榨工人。在英国，工国委成员将与工会及社会主义联盟（TUSC）组成联盟，参与将于5月7日举行的全国大选，挑战亲商政党（包括工党）。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实现全面民主，结束一党专政统治中国及香港。但我们将反独裁的斗争连繫至打倒资本家对经济的操控，将大企业及大银行置于公共民主拥有，用来计划增加就业职位，增建廉价公屋，扩建公共服务。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活跃于今天的斗争，支持最高工时、生活工资，反对种族歧视，但我们也将这些议题连繫至製度变革的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五一游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资本剥削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团结抗争捍卫权利的一天。在香港，职工盟发起「拼尊严，五一大游行」，职工盟各属会（码头业工会、巴士业工会、饮食及酒店业工会、家务助理总工会）、外劳工会、大学学生会等多个团体都有到场参与。

游行队伍下午由铜锣湾维园出发，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并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订立标准工时」等口号。主办单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参与游行。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游行，举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打倒资本剥削」的横额。

参与游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职维他奶公司当送货员的张先生认为，现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强积金残缺不堪的製度，并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来自铁路工会的三位工人，任职港铁公司的司机、维修人员。三人都认为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工人的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都是相辅相成的权利，缺一不可。现时的状况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劳工政策」。除此之外，他们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对强积金，并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于政改问题，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谓的提委会根本就是要延续少数人垄断的「小圈子选举」。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每周工时四十小时、最低工资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废除外判製度，支持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反对政府分化劳工等。

此外，工联会亦有3,000人于另一队伍游行，但工会理事长吴秋北亦借机呼吁市民接受假普选，称这才可以改善劳工问题，连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都有参与游行。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叶刘淑仪种族歧视　被迫道歉

行政会议成员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昨（4月25日）发表声明，就其近日在报章一篇针对在港菲律宾外劳的言论道歉。她早前在报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又在其facebook专页上载「大量菲佣为外国男士提供性服务？」的图片，惹来外劳及左翼人士批评其种族主义及歧视女工的立场。

4月23日，外佣团体到新民党总部外抗议，举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叶刘淑仪可耻）」、「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种族主义是社会病毒）」等标语。亚洲移居人士联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论已经冒犯了在港17万菲律宾外籍家务劳工，将要求消除社会对外劳的种族歧视。在叶刘淑仪收回言论后，团体在星期日（26日）继续上街，拒绝接受叶刘虚伪的道歉。菲劳Stella来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论是种族歧视，令我很愤怒。我看过她的道歉声明，根本完全不真诚，只是受到压力，想平息事件。」来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来港是为了生计，是为了赚钱养家，不是为了所谓的勾引僱主！」

群众压力　虚伪的道歉

叶刘自言论公开后一直态度强硬，拒绝道歉，直至受到社会极大谴责的压力下才作出让步。她在道歉声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奋工作及对香港的贡献，又说她对待自己的佣人如家人，对于文章引起误会深感遗憾。可惜，这只是为平息事件的虚伪言辞，更有可能是因为她刚巧正部署参选特首，为了争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选製度下稳定民心，起码暂时要避免负责新闻。实际上，叶刘过去反外劳、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场已经恶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击外佣权利。

反外劳　反工人　反民主

叶刘淑仪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长，她的此番言论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员、建製上层的思维，态度嚣张地打压工人阶级。

叶刘曾经反对外佣有居港权，又倡议要求人大释法解决问题，伺机让中共加强控製香港法律机关。她亦主张设立外佣「试用期」，若僱主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即时解僱外佣，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个月减少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会建议，将僱主所需为外佣支付的医疗费用封顶，表示若外佣即使有工伤，僱主也不用全数负担！

叶刘不只是反外劳，也曾指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03年担任保安局局长时强推廿三条恶法，在雨伞运动期间又大力支持警察执法，在两个月前更重新提及「当局需重研23条立法」。

反种族主义运动需要持续　对抗排外主义

2013年底，一项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报告发现，香港印佣平均每日工时达17小时，2/3受访者曾受身体或精神虐待，强製留宿规定令外佣在面临虐待时难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却回应指香港法例没有问题，指外籍家务工的工作本质如此，工时长属理所当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现代奴隶製，外劳的示威迫使法院製裁暴力僱主，可谓战胜一仗。本港外劳抗争的信心大大加强，在其他被虐外劳事件上更大力发声，希望可以改善权利。叶刘淑仪的言论証明有钱人及老闆已经感到压力，因此气急败坏，散播荒谬言论以作反击。但这只会激起更大愤怒，令外劳斗争的士气持续高昂。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本劳外劳团结抗争，对抗像叶刘淑仪这般可耻的资本家及其代表。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外劳抗争：

不要种族歧视，不要性别歧视
废除两星期条例，废除外佣留宿限製
废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门接管
本劳外劳团结抗争，反对资本剥削

退联潮一浪接一浪

继香港大学退出学联后，理工大学和浸会大学最近也通过退联公投，而岭南大学的退联公投则未成功。这可以说是对学联的一大冲击，有报章报道，学联最近由于忙于处理退联事件，无暇关註政改问题。

各大院校的退联关註组都有本土派组织的影子，或者组织人士受到本土派影响，但投票支持退联的学生大多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而是泛泛对学联不满──包括学联由上而下的官僚体製、与泛民有紧密的政治连繫。支持退联人士寄望退出学联后可以由学生「自主」，决定，但是只要学生会的官僚体製没有改动，没有在广大学生之间根，大规模组织活跃的学生，学生最终还是由一小撮人控製，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决」。

这些不满都是合理的，也由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提出。但退联并不能解决学生会官僚化的问题。我们支持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用外来的压力清除学联的官僚体製，建立民主的学运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学联。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学联的力量，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报》、《文汇报》、《东方日报》等建製派报章都大幅报道退联事件，并为本土派的舆论推波助澜。退联派指退联是为了「走更远的民主路」，但为什麽走这条路会受到中共喉舌夹道欢迎呢？

在雨伞革命之前，学联并不为普遍学生所熟悉，在广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伞革命爆发后，由于温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协作风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现一种「抗拒政治」的情绪，学联慼着无政党背景的形象得到广泛支持，一跃成为运动领袖。可是，学联没有在学生群众中根，也没有大规模的活跃成员应对雨伞革命这个大型运动的挑战，因此决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学学生刊物《大学线》调查发现，51.4%受访学生对退联持中立态度。调查又指出，61.2%受访学生认为，大专学界需要一个联合组织，推动联校参与政治和社运事宜。两个结果结合起来，可见学生普遍支持一个学运的联合平臺，但同时也不想维持现状。因此，学生需要的是一个由下而上决策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同学决定政治路线及学运诉求。

右翼本土派攻击学联「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因此今年学联在压力下不参加六四悼念。这是对泛民的一个大冲击。

由于近年由民主党主导的支联会愈来愈不受年轻人支持。然而，关键不在于六四集会的节目安排(事实上本土派六四集会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联会(即泛民)没有提出一个切实打倒中共的纲领，甚至愈来愈淡化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愈来愈多年激进化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泛民对待六四只是行礼如仪，没有连结至实际抗争。由于没有具规模的战斗性替代方案，群众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开始寄望于中港区隔、独善其身的幻想。

社会主义行动认同温和泛民的妥协路线应该由更激进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港人责任」，只是一个退步。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在一党专政底下，中共绝不会让香港多一点自治权，无论是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中国，始终要连繫至推翻整个中共政权，也就必须连繫至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

学生会每月召开有实权的全民大会，让学生参与讨论及决策，在重大问题上投票决定。学生可以随时通过民主程序罢免领袖。在各学系和班级建立民主架构与活跃的会员基础，由下而上监督领袖。只有学生积极投入学运斗争时，才能彻底废除官僚恶习。

学运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具群众性的学生会组织，全面改组学运，但退联行动只是学运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炉 再度激起民愤

政改方案出炉 民意战开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方案出炉，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决定的框架下，政府通过提名委员会全面操控特首参选人，没有任何放宽的空间。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的四大界别组成，候选人需要过半数提委会支持才能出选。有传北京打算让一名泛民候选人参选，但这只是讨价还价的诱饵，令泛民堕入陷阱后沦为民主花瓶。

各大报章由建製派控製，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报章纷纷打出支持「袋住先」的头条。建製派政客纷纷出言护驾，有的恐吓，有的美化腐败製度。

高官落区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挥手微笑，不敢落地，因为车下就有数百示威者「狙击」抗议。前新闻统筹专员何安达称，五年前与今次气氛很不同，现在的气氛是剑拔弩张。

政改方案公佈后，旺角举黄伞示威者再度出现短暂的佔领行动，一度冲出马路与警察爆发冲突。警察出动胡椒喷雾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伞运动受挫折后，群众一度跌入失败的情绪，目前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佔领似乎不可能，但潜在的愤怒足以令国家机器提心吊胆。

你要就要，不要就罢！（你爱要就要　不要拉倒）

虽然政府现时，但内裡显然。对北京和港府来说，能够通过今次假普选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后长时间的选举製度，表面上为这十多年来的「争拗」画上句号(当然这个算盘不会打响)。经过假普选钦点出来的特首，将会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动亲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权力更为集中，例如廿三条立法，并且削减公共开支。

但同时，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决，因为反正资本建製已经向人民开战，倒不如追求一场彻底胜利。政改方案否决的话，政府会散播舆论将责任归咎于泛民主派，指不会再给「机会」泛民。此外，政府亦担忧2017年的假普选会面对杯葛潮，特首当选的得票率低的话，将会重挫政府的权威。

政府目前摆出强硬姿态，你要就要，不要就罢。在此局势，中共和港府短期内似乎公字都赢，但长远这只会令香港政局更为两极化。可见政府未来的统治愈来愈不稳定，只能靠更大的镇压。

最大施压 阻止泛民转向

八三一人大决定对温和泛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令香港政局的中间路线从此收窄。任何走向与政府谈判妥协的泛民政客，都会被与雨伞革命的示威者对着干。现时，虽然政府一直有幕后与温和泛民会面，尝试撬走四票通过政改。其中大热转向的泛民议员包括，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资讯科技界莫乃光、会计界梁继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兴趣似乎减低了，而泛民在压力下也步步为营不敢谈判。

《无线电视》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若受访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会再投票给该名「转軚」的泛民议员，可见群众的愤怒令泛民受尽压力。加上五年前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后受到猛烈抨击，在上届立法会选举输掉10万票。因此，泛民不敢贸然转向。

温和派政党内部就此问题出现分裂，民主党中委黄成智撰文，支持应该对政改「袋住先」，驳斥自己党内的成员，及后他退出民主党中委。另外，公民党汤家骅也公开批评泛民(包括自己的党)太强硬。温和政治在香港已经无路可走。

现时故然必须向泛民施压，让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将会受到群众唾弃。但仅此并不足够，需要展开一场民主大会，广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团体和政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如何重启雨伞运动。但上次雨伞运动陷入僵局，是因为运动领导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战略和诉求，有将斗争蔓延至中国、打倒中共一党专政的目标。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新的议会必须有权通过八小时工作製、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营化大财团及大企业，打破资本家操控香港的经济。

国泰员工不满剥削　八月发动罢工

近千名国泰空中服务员在5月19日开始于机场发起静坐抗议，抗议资方剥削员工，不满国泰剥削员工的外站津贴、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对员工的法律保障。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对资方发出回应的截止时间为今早（25日）十时。数百名国泰员工今早游行至国泰城外，包围国泰总部，高呼「国泰可耻！最佳无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资方的正面回应，工会表示会将行动升级，于八月份的旅游旺季发动罢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会外务副主席丘誌雄表示，国泰有一万名员工，工会约有6,300名成员，如发动罢工，将对公司影响很大，并欢迎更多人加入工会。工会又在下午四时率领员工到中环市区向公众宣传，在交易广场天桥上示威及派发单张，得到市民支持。

扣减津贴　实际减薪

在国泰任职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国泰航空公司一向给人良好的形象，但实际上她见证到员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满是公司对外宣传我们加薪，但事实上在减我们的福利。机票越来越贵，但钱都没有回报给一班不断付出的前线员工。」

潘小姐指，经理杨咏仪向外公布员工有双位数字的升幅，但实际上员工的外站津贴不断被削减，变相不但没有加薪，实际上是减薪。

空中服务员抵达外国时属于休息时间，公司提供站外津贴，复盖员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现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质素下降，我们的合约也规定，公司需要提供我们享用中等价钱的膳食，但这些质素也不断下降，变相就是扣减了津贴！」

最令这些员工不满的其中一项，是休息时间被缩减。公司扣减了外站所逗留的时间，空中服务员休息时间少了，其实直接影响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职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奥克兰、四日波士顿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奥克兰为例，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时的长途机，但我们站外的休息时间只有廿四小时，奥克兰的时差快香港五小时，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休息！」

国泰扣减成本　前线员工压力大

「现在油价这么低，为什么机票（价格）年年加？我们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职的同事合约条款不同，导致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出现。一名任职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满，「长约的时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为什么会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发生？站外津贴对于新入职的同事来说是他们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现在扣减了对他们是很大影响的。」

实际上，国泰对机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务也不断下降，这名空少表示，其实餐盒内的份量减少了。潘小姐又指，飞机餐的数量减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选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务员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要牺牲自己的餐盒去给客人。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公司的成功是依赖我们一班前线员工做出来的，但公司没有照顾我们。」很多员工在抱怨，他们连工作时本来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减了。

国泰员工上一次罢工在1993年，约3000名空中服务员在农历新年期间发起了长达17天的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国泰员工的斗争，争取应有的工资和津贴，反对同工不同酬，团结一致对抗剥削！

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

中共面对经济独裁体製正面对经济放缓，党高层权斗尖锐化，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八九民运裡，中共于六月四日横蛮屠杀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绪不宁的一天，而今年比过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问题：经济债臺高筑，房产泡沫爆破，工人及贫农愈来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运经历了七星期，数百万学生和及后的工人投入政治斗争，示威遍及400个城市，把中共独裁者推向倒臺的边缘。六月三日晚上，军事镇压开始，根据官方数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数字估计死亡人数数以千计。随后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开始，当中工人比学生受到更苛刻的惩罚。大部分的「罪名」是组织罢工和企图成立独立工会──当时这些行动令原本的学生运动提升到另一层次，开始对政府的存亡造成严重威胁。

今年的中共领导应该会特别留意到一点：八九民运是在经济急促恶化，通涨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厂关闭，激起全国工人的不满。加上中共最狂热的市场派（特别是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当时他受到邓小平支持）推动强硬的经济改革，令经济动盪进一步恶化。赵紫阳比他自己主张走资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后，新的领导人继续并深化这样政策。

八九会重临吗？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动，特别在香港有大规模集会（去年就有18万人参加），愈来愈多人问另一场类似的群众运动会在今天的中国爆发吗？

过去廿六年来，中共独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镇压工具，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驱散示威者。当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立即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施严谨的媒体管製，有效隔离「被感染地区」。过去几星期裡，在四川邻水县有群众抗议将铁路改道（5月16-17日），在广东浅水镇，有群众示威反对兴建垃圾焚化炉（5月20日）。这些运动都聚合了数万人，并受到严厉镇压。最近几月，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些一定规模的抗议。大部分个案裡，当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让，但都不是重要的让步，很多时候都是空口承诺令示威者散去，然后再违反承诺。

GDP快速增长（软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实际上受惠）加上愈来愈高科技的镇压手段，是自天安门屠杀后阻止全国或跨地区示威运动爆发的主因。当局政权的维稳手法成功将示威维持在地区性并短暂性的，很多时候运动都没有领导层，或者没有可持续的组织方式。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软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将不能解散或镇压群众运动？

去年我们看到中国週边地区爆发了群众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伞运动，这场运动比八九天安门运动持续更久，还有本来作为「稳定」模范的澳门，都出现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臺湾太阳花运动的政治震盪，当中发生过臺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共50万人参加。太阳花运动改写了臺湾的政治版图，亲中共的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选受到重挫。这些运动都预兆着中国正等着发生的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怨气的潜在爆发性会更大。

危机的讯号

中国最少有三个主要的讯号表示危机正在加深，这危机最终可以招致一党专政倒臺。第一是经济表现是三十年来最差，令全球很多评论员指出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矿产业有七成的矿产企业报告亏本，正面对严重的萧条，已经感受到经济正在放缓。製造业也是如此，这行业的就业数字连续19个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经济增长被广泛视为造假，真正的数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据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国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在萎缩。他向《金融时报》表示：「经济下滑在贫困省分的感受最严重──出现最大的财政赤字，并最依赖投资推动增长。」政府连番减息，并多次放宽货币措施，企图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年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长，增加了资本外流去其他国家。

危机的第二讯号是党高层之间的权斗。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审讯被延迟，可见事情并不如习近平及统治集团计划般发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证供，而周永康作为党高层，手上一定有很多打击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资料，因此他可能威胁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会如此），就会上庭公佈这些资料。

目前并不可能肯定幕后发生的事，但明显的是，周永康被审判和铲除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对习近平巩固独裁体製，令其更集中化和个人化，脱离邓小平时期以来的集体专製模式。如果周永康违背早前的协议（在党高层贪腐案中这种协议很普遍），那麽就要问这是他个人的举动，还是背后有其他未背习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领导的阻力。经济危机出现，加上有一种愈来愈普遍的观念认为北京失去以前「点石成金」的决策，令政权内部分裂更尖锐。正如《金融时报》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习先生很完美地控製着政製，令他可以针对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北京一些与高官有来往的人现在估计，有可能有人企图踢走国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发生群众动盪（例如1989年）都刚巧遇到中共党高层的分裂。

第三点很受首两个因素影响，是愈来愈多的群众反抗。邻水县的运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发生在依赖耕种和矿业的贫困区。这是一个警告，如果经济下滑至萧条状态，会有更多同类的抗议。在当局决定高铁由经过邻水县改道至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后，大批群众出来示威，（有些报道指达10万人），喊着「还我城际铁路」的口号。广安已经有一条铁路及机场，邻水县的当地人认为铁路绕道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严重挫败。中共统治者不会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后清朝出现士兵譁变。

根据目击者表示，邻水县的激烈冲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小规模版本。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论男女，也有目击者指被徵召到当地的镇暴警察坐车装甲车，并一度使用催泪弹。可见武装齐备的警察不仅用于非汉族区（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现在正处于变相的军事统治）。今年首季的罢工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样也面对愈来愈大的镇压。同时，政府正加强对非政府劳工组织的打压，这些组织很多时候帮助工人组织工业行动。

虽然硬的镇压会在短期内帮助政府驱散示威，但代价是大大累积愤怒和不安，将无数镇压的受害人（伤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权人士）推向寻求替代现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经济高举债务的计时炸弹，镇压手段会製造一个政治计时炸弹。引爆只是时间问题，当爆炸的时候，中国会出现比八九民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群众斗争浪潮。

香港：假普选方案的残局

随着特区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后方案，2017特首选举製度之争经已进入新阶段。去年，人大八三一决议触发了79日的雨伞运动。但政府仍根据人大决议的框架，提出筛选候选人的「伊朗式」选举製度。

要通过政改方案，必须得到立法会议员中三分二的支持。有关表决将于六月进行，如无意外很大可能会被否决。纵使建製派发动史无前例的恐吓宣传──从股市崩溃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国两製，政府的如意算盘完全打不响。至今这只成功地激发公众的反感，因而未能像当初计划那样从泛民手中夺走四张倒戈票来通过政改。

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客为甚麽突然有「腰骨」起来，背后原因很简单：雨伞运动虽然未能赢得真正的普选，但却完全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气氛。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的支持者）与中国劳工论坛当时指出，雨伞革命虽然未能赢得任何让步，令部分的参与者认为运动失败，但纵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惨胜。正当立法会的表决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会有人最后转軚（关于这点本文稍后讨论），明显泛民领袖受到了更大群众压力而要去反对政府的方案，否则随时自己会被政治灭门。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传攻势「2017一定要得」来试图争取公众对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欢方案也应策略性地「袋住先」，来让所谓的「民主进程」有所迈进。他们说，假若政改方案被否决，未来数年内将不会再有民主化的机会。据报，不单是选举行政长官的方法会原地踏步，就连立法会也不会得到普选。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经已看穿这些谎言。过半市民反对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广泛明白这个中共设计的假普选只是为了使独裁者钦点的候选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称政改将会是迈向民主的踏脚石，但实际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发展」，因为对北京来说香港越来越是眼中钉，尤其是习近平上臺以来，对所有方面都收紧了控製。中共当局希望将权力集中到特首手中，并利用假普选来为此争取合法性，同时间将立法会等机构的权力削弱。虽然立会本身有许多局限，毕竟其还是对政府的权力有一定的製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计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条立法，打压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们认为假普选产生的特首会更有能力地推动二十三条。

然而，当假普选被泛民议员否决后，中共对香港民主的敌意就会更深，并认为民主不单疾碍中共对香港的控製，更会为中国自身带来不稳。

支持度下滑

明显地，政府的宣传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游击式」的突然落区来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个宣传运动已变成个闹剧，一些建製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斩宣传。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从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华早报）。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标要将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当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压力能让四名泛民议员转軚，但另一方面这个宣传运动也是在为方案被否决作出准备，届时北京的舆论机器就会归咎泛民断送香港的「普选」了。

泛民的领袖试图利用当前的对立来挽回他们过去在雨伞运动时期所失去的支持，当时他们沦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时间，右翼及温和泛民仍相信他们能够从北京手中赢取一些妥协，并接受远离自己原则上的「真普选」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决定却对此关上大门，亦令主张妥协的泛民领袖们手足无措。

去年群众运动的爆发导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争的时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对政府来说这也更为棘手。

虽然今日并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这样认为「温和派」会变得更有战斗性那就大错了。不幸地，这些政客们寻求循序渐进的多馀策略依旧是阶级斗争的绊脚石，而只有建立这样的斗争才能击败专製当局。

不过纵使如此，政府现在丝毫不让，就连一些象徵性的让步也不作出，同时间雨伞革命的馀烬犹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这个时候倒戈是很困难的。无线电视进行的民调显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们不会在选举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选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体都有着一份公开的「倒戈嫌疑犯」名单。当然在现今的力量对比下，就连这些嫌疑犯也准备否决方案，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倒戈的话，他们随时会变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时候不同，泛民阵营不可能让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臺。

2010年民主党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点儿的可能能够赢得四张倒戈票。一些流传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够让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认为其无威胁的）出闸作为三名特首候选人之一。当然一旦政改通过后，没有人能保证中共方面会恪守这些承诺。这些协议也是不大可能的，虽然建製派有着压倒性的资源操控舆论及选举，但北京仍是会担心有泛民参选的话会让他们失去对选举的控製力。

最后，倒戈者可能藉口说通过政改是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因为政府作出各种口头上要胁，包括取消未来重启政改的可能、甚至终止「一国两製」并由中央直接控製香港。

但在今天的状况下这些威胁又有多大可能实现呢？这不是取决于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宪製」上的权力，而是实际上的政治力量对比。北京方面在雨伞革命期间抑压着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对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态发展会蔓延到中国大陆。这关係到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党内权力斗争、国际外交争端，而且未能改善经济严重放缓。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决的话，可说是后雨伞革命的胜利，中共和港府会因此损失政治权威，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挫败。

泛民在今天摊牌过程中没有变强，反而愈来愈进退失据和分裂。他们认为否决政改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而不想为新一场战斗作准备。

民主党的何俊仁曾经提出今年稍后辞去立法会超级区议会议席，以足发一场全港补选运动。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党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进派对手。愈见明显的是，2015年版本的辞职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製，且受民主党机器由上控製。这些组织上的束缚肯定会令纲领更为温和，而且更难吸引年轻一代投入运动。

由于种种局限，学民思潮拒绝加入公投委员会，加上内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对公投而分成两派，足以令民主党高层说要重估形势，在政改表决后再决定是否发动公投。学联则陷入严重内部危机，因此似乎也会与民主党领导的公投保持距离。

学民思潮表示「不敢苟同」民主党坚持公投委员会「搁置泛民主派间的争拗」。我们认为学民是正确的。泛民这句声明是荒谬绝伦的，但可惜这却是他们的典型──泛民机器主导的运动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内部民主。为什麽一个聚合不同力量去达成特定行动（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运动）要製止参与团体提出不同的意见？

正如雨伞运动期间，泛民领导层及其盟友设立空壳的所谓「五方平臺」，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运作群众运动，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党企图禁止「争拗」（与自己的思议）的手法是与中共的政治一脉相承的。可见2015的公投运动与之前的分别。如果不断然拒绝这种不民主的手法，就会令运动不能有效成为真正反政府斗争的平臺。民主党害怕民主辩论和基层参与，是与它避免激进政治和群众斗争相承的，它宁愿附和建製当局。

学联分裂

同时，八大院校的学生会中有四间退出学联，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本土派发动退联行动，往往以歇斯底裏的方式人身攻击学联的领导层，得到一群不满学联官僚体製的学生的和应。这些不满的学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场。

可惜，泛民领导的不民主手法及其与政府枱底交易的历史，为本土派混乱而矛盾的政治立场製造了土壤。学联在政治及方法上没有与泛民领导保持距离，甚至用类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领导群众斗争（包括雨伞运动），现在因此付出代价。同样，「左翼廿一」近年来都有成员在学联领导层具影响力，但却没有鲜明地争取对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为领导层的基础。

他们惯用「委员会式手法」，鲜有在校园发起群众活动去组织活跃的成员基础，也没有民主架构，不幸为本土派及其网战开了打门，让其在短期内成功。若学联是群众学生组织，具有民主传统和政治意识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坏行动的。

退联事件不但是学运的挫败。事件会令大学的政局更为複杂，令学生更难联合发起运动。本土派自己没有能力领导任何真正的斗争，也不能在建製当局面前取得胜利。他们「什麽都反」都教条，他们不会尝试建立替代现存领导层的选择，而主要想关註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权註视着政改方案的挫败。中共虽然可让这情况发生，但这代表它失了预算，而香港政局会持续不稳并可能感染中国。现况是欠缺工人群众的替代方案来运用政权的不安局面来带领前路。

这是雨伞运动的关键教训。泛民阵营的领导没有战斗性战略，只在盲目信仰资本主义的愿景：自由市场经济是民主製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实况都反証了这点，当独裁製度有利资本家时，他们会誓死保卫它。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导的中共独裁体製，才能实现中港两地的民主。为了实现这个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国际上建立一个走社会主义政策的新的工人政党。

支持肖友怀获得居港权及教育权

工联会陈婉娴召开记者会，高调要求政府让一名无证逗留香港的十二岁小童获得居港权。肖友怀06年经双程证来港，后逾期与外婆同住，多年来没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绍璇说，肖友怀出世时被弃置纸盒内，母亲怀孕时患乳癌、父亲又因工伤需截肢。父母并无为他申请户籍。事后曝光后，肖友怀现时只获得临时身分证明书（俗称「行街纸」），未能获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陆人的族群仇恨，他们指如果肖友怀获得居港权，会有大量内地人跟随涌至香港，分薄公共资源。事实上，入境处过去3年来只酌情容许38名无证人士留港，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个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团体发起游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怀。他们亦到一间帮助肖友怀办入学手续的大成小学示威，甚至尝试到肖友怀住所滋扰他，令他被迫迁离。

本土派对待内地移民的立场是与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终审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出生的子女，都可获得香港的居留权。政府为了推翻判决，肆意製造恐慌，当时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声称将会有多达167 万港人内地生子女涌入香港。但从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万内地居民持单程证来港。

建製派通过夸大，製造内地人来港抢公屋、学校和床位等舆论，从而将公共资源不足的责任归咎外来人（包括内地及南亚裔移民、外劳和难民）。如今，本土派却成为这些政府舆论的流氓打手。

工联会陈婉娴忽然高调处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调谴责本土派示威者，借机抹黑整个民主运动。令人质疑建製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绪，转移群众对政改方案的愤怒。

无论是中共还是港府都越来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来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货行动中，中央电视臺早前大肆播放（平时不会播放香港的反政府运动），而大陆五毛网军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论。

香港公屋、医疗、教育和老人服务的资源不足，是因为政府对公共服务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会为政府转移视线。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排外主义，从去年开始我们支持香港的难民斗争，反对政府极不人道的难民政策。政府阶级歧视及种族歧视的入境製度是针对穷人、有利富人。

我们支持肖友怀获得居港权和教育权利，支持不同族群/种族的群众团结斗争，反对掠夺我们资源的政府和资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联会烛光晚会沦为仪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后，全中国只有香港可以公开举行集会，控诉一党专政的残暴。

近年的六四集会都接近廿万人参加，是90年以来的高峰，而内地来港观摩人数也在上升。六四集会的人数多寡反映社会对政府的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称，不能保证廿三条立法通过后，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会受检控。可见，六四集会多年来都是中共的眼中钉。

近年，支联会领导下六四悼念晚会受到连番批评，被指为行礼如仪而没有战斗性，也不能连繫至今天的民主斗争。温和泛民只把六四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但没有将其发展为一场有力的抗争运动，往往流于哭诉和渲泄情绪，没有推翻中共专政的纲领和愿景。由于没有具规模的战斗性替代方案，群众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开始寄望于中港区隔、独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划退联行动，八大院校中有四间退出了学联。退联派攻击学联支持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本土派主张中港区隔，认为反对中共独裁与香港无关，幻想可以在中共统治下「保住香港」。

面对批评，支联会出版了《六四小册子》回应，但论据却十分薄弱。支联会认为，「建设民主中国是出于中华民族感情」，但中华民族主义往往是中共用以统治的手段，强调爱国因此需要维稳。习近平上臺后，更要在国际上装扮成强人角色，强调要维稳。此外，支联会因此不支持中国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对于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受到的压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时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继承英殖的「法治民主价值观」，可以逐步改革迈向主。「我们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宪政民主的价值观，并争取在香港实现，以成功的经验提供示范作用。」因此，支联会持有中国自由派的观点，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独裁体製，而要让其自我改革慢慢开放。

此外，支联会长期被温和泛民政客操控，内部运作不民主，两年前有传出过很多组成团体只是挂名，让保守的领导层可以控製选举保持领导地位。这些组成团体看似来自不同背景，但实际上都是温和泛民各界别的组织，而一些政治立场更激进的团体则会受到排挤。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温和泛民的妥协路线应该由更激进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不是港人责任」的立场却是比泛民更为退步的。这不是道德义务，而是政治现实的需要。在一党专政底下，中共绝不会让香港多一点自治权，无论是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中国，始终要连繫至推翻整个中共政权，因此香港寻求变革的群众必须连繫至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争取民权和抵抗镇压的斗争要扩散到越广泛的地区就越有可能胜利，相反孤立在一个城市或国家就更易被当权者镇压。从香港2013年的码头工人罢工，到今年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权人士最后被释放，都可见到基层民众的跨境声援是必须的。

六四集会应该变成一个动员群众斗争的平臺，并开放让不同团体民主组织和发言，结束由温和泛民垄断的情况。此外，只有一个以推翻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的纲领，才可将八九民运的战斗遗产延续下去，直至胜利。

日洒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们对「电话销售员」这行业并不陌生，因为每天总有一个在街头的易拉架档站着。24岁的新仔（化名）刚刚从IVE毕业，便做了一间电讯公司的全职电话销售员。

他的工作就是推销电话，帮客人提供出电话卡或购买电话的服务。他说，从前的电话推广多数在商舖门市进行，但电讯公司为节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现了越来越多在街头的易拉架档，俗称「街霸」，即是他的工作。这种模式为公司节省成本，但员工就需要日晒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着，而且工时很长，朝十二晚十，十小时工作，还要经常加班。「一日十小时工作，这只是在街上的时间，员工通常都经常要加班，例如开单后，客人必须在某一天前上臺，开单后员工需要回公司处理单据等工作，没有其他同事会帮你，必须亲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时开档，也需要早上9时回公司先处理单据；有时候公司开会，也是在开站外的时间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时的工作时间内。」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为一下雨就不能摆站了，太热太晒的话，客人也不一定会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晚上十时后人流也多，就不会那麽早收档，会做晚一点，多开一些单。所以即使正常规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实因为追单，我通常两星期才放假一天。这份工作很长时间，其实也蛮辛苦的。」

「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处去开站，有时候遇上对臺公司，见你是新人不懂规矩，会表示他摆开的位置不准你摆。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请，很多时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别的公司员工斗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间公司，一些外判工，称「特许经销商」，他们可以佔的位置是优先的，我们不能和他们争夺。这些外判工没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属员工，底薪有没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规定他们的位置优先，我们不能将站放在他们的位置。」

「这份工作很大压力，正常员工都需要『追数』，因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开单的佣金，每张单的佣金约二百元，每个月至少要开四十多张单才仅仅够收入，也很辛苦。现时我月入两万多，自己每月给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现在我觉得甚麽都关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们（社会主义行动），因为我会想，为何要起机场第三条跑道？为甚麽楼价会贵了？买一个麵包会贵了？为甚麽坐巴士又贵了，很多这些为什麽，原来都与政治有关。」

「我以前认为这些与我无关，因为由妈妈去为我交学费交租。现在自己出来工作，我改变了。尤其是自从我成为『黄丝带』后，在雨伞运动坐了二十多天，变化很大，我以前是键盘战士，现在认为不应纯粹宣泄，一定要出来发声表达诉求。」

政改方案被否决　表决沦为闹剧

政改方案表决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选方案被否决已成大局，曾经被质疑会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议员，包括公民党汤家骅、民协冯俭基、李国麟、梁继昌等，也因为后雨伞革命的群众压力而否决方案。此外，功能组别医界学的梁家骝也加入反对阵营，令最终有28票反对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场闹剧令建製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于建製派想等待迟到的刘皇发回来一起投票，故集体离席希望令法定人数不足，但最后因小部份建製派仍在席中，人数足够进行表决，方案顺利被否决。虽然方案被否决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结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颜面无存。

由于建製派想将政改被否决的责任归咎于泛民主派，本来准备在方案被否决后向媒体「强烈谴责」反对阵营。但今次却是建製派庸碌懒散和欠缺组织，放弃了投贊成票的机会。建製派召开记者会低头致歉，成为政改方案荒旦剧的最后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选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民主斗争也远远未算胜利。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如何准备下一步的斗争？

温和泛民虽然因为受到压力而否决方案，但即使在普选路线图幻灭，循序渐进改革路失败后，似乎仍然坚持期望在现存体製内争取民主。温和泛民政客的思维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在否决方案后，泛民议员拉起要求政府「重启政改」的横额，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口号会实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呼吁中央和特区政府尽快重启政改」。温和泛民极力唤醒「逐步改革」的死尸，只是想避免群众走向革命斗争的路线。

中共知道若果给予香港真正普选，会引发在内地引发连锁效应，威胁整个政权统治。除非中共面临革命性的倒臺危机，否则不可能撤回最高权力机关的一个决定。但如果争取民主的群众起来革命了，还会停留在恳求中共重启政改吗？

在人大八三一决定一锤定音后，基本法框架内跟随普选路线图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经破灭。今后中共会准备加强媒体审查、加强警察暴力、为廿三条立法铺路，在下届立法会选举也准备向民主派发动攻击。泛民主派30年来向中共谈判妥协争取民主的路线被证实彻底失败，事实摆在眼前，要争取民主就必须打倒中共专政。温和泛民右翼的经济主张，希望在不触碰大资本家利益的同时争取民主，也应被彻底摒弃。

雨伞运动的一大弱点就是运动内部欠缺基层的民主监督，令运动不能蔓延更广，也不能持续升级至更有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乃至政治总罢工。新一轮的民主运动需要有战斗性的新领导层，也需要建基于基层民众斗争的组织，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层行动委员会，也需要将运动积极蔓延至中国内地以至国际，争取各地的群众声援行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具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连系至革命的民主诉求，以及需要废除商家财团操控的经济製度。

香港：七一4万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游行有4万8千人上街。游行人数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来第三低的游行数字。经过了去年79天的雨伞运动，加上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民主运动似乎走入喘息的阶段。

主办方民阵今天的主要诉求是「梁振英下臺」、「追究黑警责任」、「废除公安条例」，而「踢走提委会」和「修改基本法」这两句新口号，也意味着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讨论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争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党，在雨伞运动后冒起了众多新成立的组织，一方面代表着多了群众希望自我组织投入抗争。这些组织通常是单一议题的民间团体，例如关註烟民权益、社区议题组织、捍卫同誌权益等。另一方面，可见目前欠缺有力的群众政党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显得零碎化。

国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条文提到要维护港澳治的「国家主权」。中国经济衰退及政治动荡，促发愈来愈多群众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强箝製内地的反抗声音。而近年，港臺澳都分别出现大规模示威运动，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强控製。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为廿三条国安条例立法。而作为实质上独立国体的臺湾，也不过是一种权力宣示罢了。

梁振英下臺？

最近习近平在首次与曾俊华握手，而唐英年与田北俊这些建製派唐营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曾俊华当特首。不少人预计中共政府准备2017年换上一个较能稳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测如果局势继续不稳，中共准备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臺。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今年游行人数下跌，不少声音表示游行已经无用，不是对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单靠游行并不足以对抗政权，而需要更有力的斗争方法（尤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行动）。但是，七一游行是动员运动和燃起讨论的重要平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未有一个有力的工人群众政党能够带领更有效的斗争。

在后政改时期，社会主义行动今年在七一的口号为「当循序渐进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为政改方案后民主斗争进入新阶段，再没有所谓「中共承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突显中共不会让香港有吋进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独裁体製才能成功。此外，我们不能像泛民幻想能争取商家支持民主运动，因为他们与中共独裁有着共同利益，因此「资本家不倒　民主不会到」。「雨伞革命　传遍中国　打倒中共专政」，我们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摆脱过往的失败，必须要蔓延至中国大陆，连系内地的群众斗争才能成功。未来民主运动若要成功，必须要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以阶级斗争为路线。

政治检控加剧

香港政府展开新一轮政治打压，而且更比过往变本加厉，遭到政治检控的市民越来越多。相反，去年雨伞佔领运动期间殴打市民的七位警员及警司朱经纬则迟迟未有下落。

7名警员于去年10月将佔领人士拖至暗角殴打的事件，发生至今超过10个月仍未有任何进展。去年11月，时任沙田分区指挥官朱经纬，被多间传媒拍到在旺角佔领区用警棍殴打途人，事后朱经纬如期退休，调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袭警」罪成判监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示威者袭警及阻差办公罪成，当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狱超过5个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吴丽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头破血流，却反被控「以胸袭警」，控罪之荒谬程度令人发指之馀，吴更被判监禁3个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礼罪成　仅轻判罚款

另一边厢，一对反佔中退休夫妇在去年佔领旺角期间袭击及非礼一名女子，因不满被拍摄，女被告抢去其手机，男被告陈南星则不断大力触碰其胸部，影片被传媒广泛报导。夫妇二人分别被裁定非礼及普通袭击罪成，但法官却因为其健康状况以「人道理由」判处「非常特殊的判刑」，轻判夫罚款8千元，妻则监禁14天缓刑一年。

「胸袭」二字的意义自此被改变：当一位女性面对真正的性暴力时，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应有的製裁（猥亵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监禁）；相反，参与反政府抗议的女性却被控「以胸部作为武器」袭击警务人员。

要增加的是公共开支　不是维稳费！

过去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警务处「维持社会治安」的开支，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开支预算为168亿，是全港花费最高的纪律部队。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纪律部队（入境事务处、消防、海关、惩教署，飞行服务队）的总和（155亿）都比警队开支要低！

警务处更预算以2700万元购买3部水炮车，增强警队镇压的力度！当社会的公共房屋、医院等公共资源严重短缺的时候，政府往往推说没有足够的资金，但花在维稳费上却如此阔绰！

白色恐怖如滥捕、打压言论、示威自由等越来越倡獗。我们需要坚定地组织起来，现时唯有组织一场积极的反抗运动，才能有效对抗政治打压。

立即停止政治检控，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卫集会、言论、新闻自由，反对廿三条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专政
大幅增加公共开支：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公共护老及托儿服务、增建公屋至每年5万间
公共事业（如港铁、领汇、东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结束财团专政

香港难民斗争取得重要胜利

香港难民成功改变当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难民斗争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难民开始以食物劵的形式从超级市场购买食物，毋须被迫到指定店舖领取食物包，以供他们有更多选择，食物质素也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领取巧克力、薯片、药物、酒精等食物。这转变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对难民的社会控製。这种控製是基于政治理由多于经济理由。

今次成果是难民一年多以来的抗争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让步具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几年在梁振英政府统治下，甚少组织能够在抗争中赢得诉求。难民只有很小的讨价能力，加上在香港严苛的庇护政策下被严重孤立，是次抗争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可见，有决定和组织性的抗争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领运动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几十名难民成立了香港难民联会，并佔领了「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办事处，抗议食物与住屋津贴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组织，但同时也是有限公司，获得与政府的合同，并执行港府不人道的难民政策。从二零零六年开始，ISS香港支部每年从政府取得两亿三百万的巨额去援助香港约五千名难民（这数字在上升）。

佔领开始不久，ISS申请禁製令驱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领期间跟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讨论，决定转移到社会福利署湾仔总部外的公众用地，及后再转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外，继续和平佔领运动。整场运动持续了两百天，期间举行过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难民联会，获得了传媒的曝光机会。

难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团体和ISS少量的援助过活。他们投诉食物包原应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内，却持续被剋扣。《南华早报》于2014年二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ISS提供的食物包价值少于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从中取走了每人价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难民联会怀疑ISS跟食物供应商勾结，收取高价去提供劣质甚至过期食品。

及后，香港难民联会向廉政公署报案，但调查声称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为何会有此结果？廉署虽然声称「独立」于所有政府部门，但却直接隶属于行政长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仪就是ISS的资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冲突。可见司法製度的阶级歧视，可见「法治社会」的伪善。

谁是真正的社会负担？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难民为香港经济「负担」，却同时禁止难民工作，令他们不能贡献本地经济。

政府迷信所谓「磁石效应」，认为一定要製定严苛的政策，把来港的难民吓退。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把福利服务外判给ISS此等黑店，令难民和香港市民都沦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义亲商政策才是劳动者的真正负担。不论是难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还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财奴的思维对待，令香港成为所有已发展经济体系中福利最匮乏的城市。

在现时政策下，每名难民只可获得1,500元作为租金津贴。香港楼价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够租到单位。难民联会创会成员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来租电单车的车位。所以，难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废弃的猪栏或养鸡场，造成安全问题。今年年初，三十三岁的斯裏兰卡难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铁皮屋裡被大火烧死。因此，香港难民联会会持续抗争，并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让步后升级，要求政府取缔非法寮屋。

社会主义行动的主张

在这场抗争裡，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难民联会，包括鼓励难民抗争，提供政治建议及实质协助。政治庇护者的权利是基本的民主权利，因此社会主义者会全力捍卫。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绝承认寻求政治庇护者的权利，我们大力反对。

资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认寻求政治庇护的权利，甚至抹黑难民为来港骗褔利，一方面也更广泛的打击民主权利和福利製度。面对商贾钜富这样攻击工人阶级，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团结所有被压迫的社群起来抗争，改变製度。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病态製度造成在乌克兰、也门和叙利亚的战争和内战。逐利製度正陷于危机，令军费上升，民主权利被摧毁，专製政权冒起，民族主义升温。因此，世界上出现一个个「失败国家」，民众变得贫穷，种族及宗教冲突令无数人逃离家园。资本主义的回应竟是加强国家机器镇压，边界军事化，种族主义团体抬头。我们要以这答案回应：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改变世界，以人民的需要为本来运行社会，而不是以少数人的盈利为本。

食物券製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总体来说，食物券製度受到广大难民的欢迎。但大赢家还是惠康连锁超市。至今，派发予难民的食物券一年总值1亿800万，只能用于惠康。即使我们的斗争令难民获得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从中优惠大财团。

惠康由国际牛奶公司拥有，而国际牛奶公司又属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产、交通、旅游业、和零售。万宁、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华东方酒店集团，都是怡和企业帝国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会走入「福利主义」，并要政府减少社会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输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国经济危机引起全球市场镇痛

8月24日中国股市大泻8.5%，连官媒《新华社》也感叹当日是「黑色星期一」。由于全球恐慌中国经济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来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急速的下滑。

从前美国银行在2008年崩溃时，华尔街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点，但今次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加上国家领导人明显失去控製能力，轮到中国成为全球危机的促发点。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会有办法」去应对经济放缓的问题，但8月11日人民币「轻微贬值」令他们如梦初醒。人民币贬值后，超过5万亿美元从全球股市蒸发。在短短数天内财富被大量销毁，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疯狂垂死的经济製度。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路透社》于黑色星期一报道：「今天欧洲三百间最大企业的市值减低了4,000亿欧罗。」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发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们现在可能处于严重危机的初阶段。」即使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迈向萧条。白高敦时期的前英国经济顾问麦克布莱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现在的危机可以「比2008年的严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数经历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来大泻超过20%，正式进入熊市。印尼及臺湾的股市也处于熊市区。同样，已发展经济体的股市经过了过去两周的镇痛后，于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市值自四月以来下跌了18%，德国Dax指数也自4月以来损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历来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相连。

全球经济崩溃蔓延至石油、铜矿、铝矿及镍矿，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油价，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进一步下跌至低于每桶43美元，为由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等燃油生产国造成压力，这些国家本已处于衰退状态。彭博大宗商品指数是22种原材料的价格指标，这指数跌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过去三年下跌了40%。

过去几年中国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也只带动了17%。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属，也主导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包括农业产品）。这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阻碍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令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虽然价格下跌可以短暂刺激各国经济去输入大宗商品，但如果这演变成长期的通缩，将会严重压垮经济增长，也会恶化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以至全球都愈来愈严重。1990年进入通缩危机的日本就是如此，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债臺高筑，到现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国以至全球经济今天都表现了很多与1990年代日本类似的特质。

人民币贬值的震动

过去中国一直都不想将人民币贬值，并视之为「秘密武器」，但两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这决定， 震惊了全球资本主义製度。一方面这证实了外间一直的揣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情比北京所承认的更为严重，而官方数据往往是被做过手脚、误导公众的。人民币贬值至今已促发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所谓「货币战争」），这倒过来会引起全球经济的「通缩浪潮」，正如法国兴业银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国政府实行人民币贬值的方式相当混乱，令资产阶级评论员摸不着头脑。正如克鲁曼于《纽约时报》（8月14日）写道：「他们（北京）对于市场可预期的反应似乎十分惊讶…投资者开始逃离中国，决策者突然由推动人民币贬值变成全力推高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至今只贬值了3%，这么小的幅度对刺激中国出口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此外，中共政权与央行已经加强介入以支持人民币，否则会出现更大的资本外逃危机。过去五季中国已经有8,000亿美元外逃，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公司及投机者都将人民币转变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货币。

人民币贬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后一刻才被接受，但贬值后却得到预想中最坏的后果。贬值的决定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慌乱，引发各国货币贬值的连锁效应，但对中国刺激出口并无真正帮助。事实上，过去两星期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大幅贬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转了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亚洲货币整体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视为「安全天堂」的货币），马来西亚的令吉和印尼货币都跌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低的水平。俄罗斯的卢布、南非兰特币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历来最低的水平。货币贬值带来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令本来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国联储局很可能将计划延迟。这令美国政府的状况更为復杂，也令中美的局势更为紧张。

难以置信的失误

中共政权在处理股灾中作出了难以置信的失误，在过去十个星期裏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来试图救市，但最终却什么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抛售是八年来最恶劣的状况，导致股价比政府出手干预的7月8日还要低。无疑，今天的损失抵销了这个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来的升幅。

这些事件成为了政权的转捩点。工国委及其中国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谓中共独裁政权的「不败」神话，也否认其控製经济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国的领导人都被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们视作「模范技术官僚」。

过去数月的误政──首先是引发了一个不可能维持的股市泡沫，然后在泡沫爆破后试图去继续支撑，最后犹豫不决并含着泪实行货币贬值，将北京的经济权威名誉扫地。政府没有公开宣布最近将货币贬值的背后原因，其实是由于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中以新一轮的救市措施来稳定市场。北京显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间支撑着股市及货币，于是决定集中处理后者。这些措施代表着世上少有的无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无能力控製经济发展，而全球的资产阶级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

「夏季所发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当你看到入市干预、几个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币贬值失误、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个无能力控製局势的政府。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所带出的讯息是中国领导层的无能。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习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评论来自《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这是今天典型的资产阶级分析。很多这些评论员此前还是中国领导人的粉丝，现在却像孩童长大时惊觉到耶诞老人原来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股市崩盘是完全意料之内，股票价格早就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再一次确定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工厂的产出量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处于六年来的新低。过去一直在增长的行业，例如手机和汽车──中国是两者的最大市场──也都在萎缩。虽然近期楼价「稳定」下来，但是新的建筑项目的数量在今年头七个月下跌了16.8%。在过去数年，中国就占了全球建筑项目的一半，因此这样的年度跌幅就等于全球的建筑项目就减少了8%。这解释了为什么商品市场──从石油到黄豆──都在过去几个礼拜受到打击。同时，一些最大型的美国公司也因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导致他们的股份市值蒸发了数以十亿计美元。这些公司包括苹果、通用汽车等，他们在中国所卖的东西比在美国还要多。

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

今天的金融动荡突显了资本主义的盲目，只会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中国支部过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会是「中国製造」──这展望似乎愈来愈会成真。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以及其严重的债务负担（这是政府过去数月实施政策时左摇右摆的根源）都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当全球危机险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萧条时，中共政府通过前所未有的信贷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这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中国GDP增长加速，似乎抵挡了全球萧条的地心吸力。上海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师Stephen King当时指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国反而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震央。这是因为2008年后由刺激方案带来的增长是建基于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令全国债务由2007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万亿美元。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令中共政权更难进一步刺激经济以走出危机。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币的信贷可以带来0.8元人民币的GDP增长，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币。

中国的问题是全球债臺高筑的一面境子。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债务自2007年底以来增加了57万亿美元，达到199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经济会进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结构会比上次危机更坏。在过去几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不稳定的「復苏」，但都是依赖政府和央行在财政上的赎命汤──尤其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至今整个经济体都未能摆脱这一政策。如果利率继续维持今天这个历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这意味着资本家会有更少武器去应对新一轮的衰退。同时，工人阶级自2008年的危机以来面对不断的紧缩政策，在多个国家的生活水准都大幅下降，意味着新一轮的衰退会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并挑战资本菁英。正是这种恐慌驱使了全球市场的动荡。

【九月十二日】全球声援难民日

叙利亚三岁难民小童伏尸于土耳其海滩的照片轰动全球，触发全球民众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难民的安全和权利。九月十二日将会是全球声援难民日，由澳洲、英国、瑞典、德国，欧洲各地以至邻近的臺湾也有人发起声援行动。

数以万计的难民正在逃离中东和非洲的战争、专製与动荡。他们大部分都因战乱而身无分文，并在国内或邻国流离失所。而当中的一小数人（有少许金钱的），则被蛇头带走并赌上生命试图横跨地中海。欧洲资本主义「堡垒」充斥种族歧视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无形的长城，使得数以千计的难民无辜牺牲。

所谓资源匮乏根本就是一大谎言。英国政府每年动用大笔公帑于战争上。「三叉戟」核武器计划预计会花费1千亿英镑（1.1万亿港元）。而英军每年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费用就高达3百亿英镑（3千5百亿港元），也就是每个纳税人需要分担1千英镑（1.1万港元）。

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投入战争，但却对于饱受战乱而无家可归的难民视若无睹。我们不能够将审批庇护权的生杀大权交给这些虚伪的欧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极苛刻及不人道的难民政策对待9千名寻求庇护人士，社福署安排难民入住违法铁皮屋，导致一名难民丧生。

我们展现国际团结，捍卫所有逃离战争、地区冲突和专製政权的难民的庇护权利。我们亦支持为家庭团聚，反对歧视，结束与监狱无异的难民营政策。

我们呼吁大家参与九月十二日的全球声援难民日集会，捍卫难民权利，要求安全引道难民逃离战乱国。

9.12 全球声援难民日香港百多人游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声援难民！拆走欧盟高墙！停止战争，停止杀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个国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国、瑞典、德国、以至臺湾都有集会声援难民。

香港响应全球声援难民日，约二百人于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游行至欧盟驻港办事处抗议。到达欧盟驻港办事处外时，办事处锁起整栋大楼，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难民进入，二百人在外面为所有因逃亡而丧生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社会主义行动和难民联会共同发起这次游行，而参与团体包括社会民主连线、保卫香港自由联盟、进步外劳联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权大学。

难民联会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欧洲的难民抗争，也表达大家的共同诉求是一致的，包括争取工作权利，基本的生活权包括住屋权利等。他们控诉香港的难民政策不人道，审批难民的时间极长，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结果。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酷刑声请者的审批率不足1%，而且审批过程极长，令难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结果。政府不允许香港难民工作，一旦被发现打黑工要坐牢15个月。

进步外劳联盟的Elis表示，外劳和难民都是香港最受压迫的底层，希望可以团结起来抗争，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弹奏国际歌，象征国际主义及工人团结，表示声援国际所有被压迫的人。

游行发起人邓美晶表示，欧洲各国一直指因为资源匮乏而不能接收难民，根本就是一大谎言。英国政府每年动用大笔公帑于战争上。他们有份製造战争，却拒绝为战争所受害的难民负上责任。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联近日公开要求堵截寻求庇护人士，又抹黑难民为罪犯。也有极右本土派团体煽动反难民和内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绪。他们想製造公众对难民的恐惧，从而分化香港和少数族裔的基层斗争。这些自称为「反建製」的本土派也只是亲政府舆论的打手。

保自联的代表Donald表示，为叙利亚难民的遭遇感到难过，要求欧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让难民逃离战争。即使在欧洲社会对难民的歧视其实很普遍，政府援助难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够。

社民连的周嘉发表示，政府将难民服务外判至承包商「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安排难民入住违反安全条例的铁皮屋，反对香港政府将难民服务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难民的权利。

代表美国社会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行动的美国姊妹组织）的Alec表示，美国黑人一直被严重歧视，所以反种族主义运动也不断持续。

难民的权利和所有劳动者的权利一致，我们主张团结抗争，捍卫所有逃离战争、地区冲突和专製政权的难民的庇护权利。

游行的诉求包括：

。捍卫全球（包括欧洲及香港）的难民庇护权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让难民逃离战乱国

。反对香港及欧盟的种族主义边境政策

。支持香港难民工作权

。停止将资源用于战争，将公帑建设公共房屋、医疗、教育

香港雨伞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镇压，投掷了87枚催泪弹，因而激起了「雨伞革命」。这是1989年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三个月期间总共有120万人参与。可是，即使群众有着无比的勇气，还有大胆的自发行动，但运动始终不能从中共独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让。

我们认为原因是组织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层群众组织起来的民主架构去运作斗争。此外，从运动的经验可见，未来需要以建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方向，而不是依赖律师、媒体明星和中产政客，并要将民主诉求连系至工资、就业和房屋等民生议题。因为打破资本权贵的操控是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

从这场历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需要更替泛民领导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败的政策和策略。大众媒体仍然将占中三子捧为去年运动的领袖，今天他们发表的言论比去年更为思想混乱，充斥着更多的失败主义。

以下是我们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尽可能避免香港发生大规模占领，因为害怕「激进派会骑劫」。他们提出短暂而象征性的占领，当然这从来没有发生。
在八三一人大决定公布后，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访问时指出抗议「不会改变政治现实」。那时是雨伞运动爆发前的三星期。
正是罢课激起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与学生罢课保持距离。
在9月27日当天，警察镇压和逮捕学生后，戴耀廷终于在集会现场出现，并宣布「占领中环　正式启动」，但大部分现场的年轻人发出嘘声，并离开抗议现场，反对他突然变成运动的领导人。
9月28日晚上，有传言指警方出动装甲车及真枪实弹，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呼吁金钟的示威者撤退。但群众将占领扩展为三区！
10月21日，学联与政府在电视机辩论后，戴耀廷想举行电话公投去解散占领。一年后的今天，他说他当时应该更坚持举行公投，当时退让是一个错误。当时在群众反对的压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电话公投，并走上金钟大臺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几天后占中三子宣布离开占领区，因为要「保障公众安全」。

占领中环在社会裏讨论了两年但完全没有结果：最后占领的是金钟、旺角和铜锣湾，而不是中环。这是因为占中三子不断拖延，最后被真正运动的洪流淹没。及后，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尝试解散和结束斗争。

媒体企图恢復这堆人的名誉，再度吹捧他们为去年运动的领袖，根本就是篡改历史。无论媒体如何夸大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都掩盖不了他们在运动中被边缘化的事实。而媒体这样做背后是有个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继续作为运动领袖，对媒体和亲政府阵营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只要民主斗争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仍然寻求与中共谈判妥协，就不会威胁到现存的不民主製度。

社会主义者主张截然不同的路线。当占中三子及泛民头面人物在散播悲观主义，甚至认为群众斗争根本没用时，我们指出一定要重建运动，并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并建设运动的内部运动。若果中共独裁政权不倒臺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员陈佐洱及张晓明的言论就将这点说得非常清楚。因此，群众斗争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来我们更清楚见到循序改革是一条堀头路。只有革命性的群众斗争，将香港的民主诉求传播到中国大陆，并将之连系至社会主义政策与民主掌控经济，作为改善就业、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可负担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务的唯一出路。

工国委中港臺支部第二次大会完满结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举行了工国委（CWI）中港臺地区的第二次大会，是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与会者相当年轻，而大会讨论以三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即时传译，表现了工国委在中国和该地区的跨国性。在大会最后，来自从臺湾到印尼八个不同民族的与会者，以不同语言合唱《国际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种成就。此外，大会募集了港币$4,990的捐款，也强烈表现出工国委中港臺的工作是认真的。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过去的一年充满着动荡，有香港雨伞运动的结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国经济危机。

邓美晶就香港局势发表引言，她表示「雨伞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来香港最大的群众运动」，而「在这场斗争结束后，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她说：「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拥1.5万亿港元的财富，比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还多。」政府一边说贫穷人数正在下降，但在职贫穷的人数却不断攀升，那是因为官方把贫穷线设定得相当低。

雨伞运动没有赢得真普选这目标，因为运动若要成功，必须要由一个革命运动推翻中共专政和资本主义製度。雨伞运动中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泛民党派、学生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没有提出一个从根本上去变革的纲领，而单纯的占领策略也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自运动平息以来，对立的局势依然继续。政府以打压的手段进行「消耗战」，例如在港大副校长的任命上阻挠陈文敏上任。但就如邓美晶所指，政府担心会再度触发群众运动，因而没有信心在短期内通过廿三条立法。

来自香港的Nathan报告了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外劳和难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劳再度发起抗议，突显了香港雇佣条例的不平等和歧视性。 Nathan解释道：「外劳团体在九月争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离，外劳的情况更为严重。由于现在香港未有标准工时立法，外劳每星期工作60-70小时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愿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实上，外劳工资过去17年来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国每五天就产生一个亿万富豪，同时每五天就有41,000名农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气汙染相关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

中国的讨论是大会中最好的一节，帕莎就此题目发表引言。而中国大陆的同誌也通过视像会议参与了大会。

帕莎解释道，中国庞大的民工群体工资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了21.7%，后者的升幅主要来自于住房开支。住房开支目前占农民工总生活费的50%左右。这是在今年经济危机全面袭来前的情况。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个月的经济衰退令劳资纠纷大幅增加，总共爆发了1,642宗罢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罢工数字为1,379宗，而2013年则是656宗。超过75%的罢工事件是由于拖欠工资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况，过程中蒸发了40%的市值。债务、产能过剩和通缩水平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是更深远的经济困境的症状。

工人罢工

一位任职店员的年轻人Gary说，中国官方工会只是代表公司利润或国家「维稳」。因此官方工会的威信极低。 2010年广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罢工年是一个转折点，官方工会获得「黑色工会」（指他们与警察勾结）的称号，这比「黄色工会」（与资本家勾结）更不堪。

他引用一个访问广东省工厂工人的民意调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谁是他们工会的领袖，而95%的工人从未参加过工会选举。这数字驳斥了中共宣传声称工人可以选择他们的工会分会理事长的说法。

非政府劳工团体经常支持工人斗争，为他们提供意见，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说过，只要工人不要激进起来，不要与政府发生衡突，就不会受到镇压。」Gary说：「但现在改良主义的非政府组织也受到镇压和禁製，所以除了激进化外别无选择。」

大会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社会主义者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以及日益升温的自决诉求。这点与近年世界的事件不无关系，包括乌克兰的内战、克裏米亚被并入俄罗斯、工人阶级因反紧缩而令苏格兰独立情绪升温、加罗隆尼亚的事态发展等。来自香港的Jaco解释道，若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领袖没有对俄国少数族裔的民族诉求采取敏感的态度，工人阶级并不能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俄国革命领袖依据群众的意愿保证分离权，将受压迫民族争取到自愿社会主义联邦的理念之下。

他说：「在中国，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权而推动大汉民族主义。中共在西藏和新疆进行文化压迫、监视宗教场所、禁製各种衣着服饰和宗教仪式，这些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令局势紧张，为恐怖主义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坏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例如修建大水坝，也令独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汉民族主义

习近平推动大汉民族主义，加上中国经济力量扩张，为臺独情绪提供养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间。同时，尤其在今天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民族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解决。 「今天臺湾已经接近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独立，但仍持续受到中国的压力。」Jaco表示：「独立派，即使是当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国主义的目光。他们集中在修改国号和宪法等次要的问题上，但没有指出哪个阶级、什么国家行使权力、怎样的运动才能带来出路。我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运动才是出路。」

来自臺北的Vincent概述了臺独阵营裏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说，有亲独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国家」而争取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当中有些带有种族主义成分，利用反中国人的论述争取支持。

Vincent说，以年轻人为主的左独势力正在增长，他们正确地批评马英九的亲中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泛左或反资的论述。但这批左独团体中，有些误以为日本军事化可以製衡中国，因此在这方面的立场就显得双重标准和混淆不清。社会主义者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进行斗争，并在国际上团结起来，才能打倒资本主义，为真正的自决扫平道路。工人国际委员会支持臺独的民族自决，作为全亚洲乃至全球反资斗争的一环，为东亚的自愿社会主义联邦奋斗。

大会其他部分亦讨论到社会主义行动在香港深水埗区议会的选举运动，以及建立党组织的关键要点。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国际书记处秘书Tony Saunois通过视像会议就国际展望发表讲话。与会者都感到大会的讨论令我们的政治分析更为尖锐，为建立中国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真正社会主义力量打好基础。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变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凌晨，正值雨伞运动期间，七名「黑警」将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抬到添马公园的一个暗角，拳打脚踢四分钟，过程被无线新闻的记者拍摄。虽然影片拍摄位置与施暴地点有一定距离，但影片也清楚传出「呯呯」的声音。警察动用私刑的画面轰动全城，让广大群众一夜间学习到国家机器的本质。在事件发生一年后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诉，而令人发指的是原告曾健超变成被告，被控涉嫌袭警及阻差办工罪！同时，律政司落案起诉七名警员「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员「普通袭击」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战」，而选择同一天拘捕两方，是「对冲做法」、「公关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检控七警，但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罗织罪名。

「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律政司作为控方，只将案件提堂到东区法院裁决。由于在区域法院裁决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见政府用尽阴招令黑警获得轻判。

经民联立法会议员、甄启荣的党友梁美芬为了帮警察护航，指警察只是低学历兼培训不足，遇到示威者挑衅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时冲动。

当晚，殴打过程相当有组织，两名督察级警员（黄祖成及刘卓毅）带领五名初级警员行事，其中几员四周张望负责把风。曾健超被带回警署后，警员的「一时怒火」理应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员掌掴，可见警察是有意识施暴的。

警察恃着有政权的偏袒，在执行「政治任务」时往往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司法製度会保障他们滥暴的特权，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职拘捕，但至今一直获支全额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经纬于佔领期间，于旺角区以警棍殴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电话扰骚朱经纬以洩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经纬却迟迟未被检控，还在今年七月退休领长俸！

无线新闻　事事旦旦

无线新闻因为政治审查而谑称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于《无线新闻》播出后，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删除「拳打脚踢」的字眼，并加上「怀疑」或「涉嫌」词语。无綫新闻部总监袁誌伟向来因政治审查而恶名昭彰，日后他报道八九六四时会否写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这次政治审查激怒了无线的前线员工，新闻部共有近八十名员工发起联署抗议。无线在事后发起秋后算帐，将报道事件的员工调职，令新闻部有五分之一的记者辞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沉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泪弹袭击佔领金钟的示威者，促发了79天的雨伞运动期间。警察在六七暴动以来首次以警棍袭击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医护人员甚至记者乱喷胡椒喷雾，与袭击佔领区的黑社会勾结，刻意保护并放生反佔领暴徒，对示威者则动辄以「袭警」罪名逮捕。

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伞运动的支持者都沥沥在目。然而，时任警务署署长曾伟雄还厚颜宣称警察像「慈母」般对待示威者。

在佔领运动后，警察民望跌至主权移交以来新低，比解放军更不受欢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调显示警队满意度淨值再创新低，跌至21%。即使雨伞革命消散后，政局继续两极化，因此群众仇警情绪并不会消减，而警队民望只会一沉不起。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政治干预七警案，反对政治审查干预新闻自由。我们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察在雨伞革命裡的暴行，并赋予委员会有严惩警察的权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卫的律政司提出起诉，然后由被特首侵蚀的法院作出裁决。只要警察继续由资本权贵掌控，资本家和独裁者会维护让黑警施暴的特权，类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会重復。因此，我们支持民主控製警队，打破资本家和独裁者的掌握。

邓美晶：「我会领取区议员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认为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议题是甚麽？

我参选的目标是希望利用这个选举，作为发动抗争的平臺，带领居民争取我们原来应有的公共财富和政治权力。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如果经济继续由少数有钱权贵把持，劳动者、长者和年轻人都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对香港也会造成海啸式影响。政府和建製现在粉饰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经济危机真的来临的话，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资本家将会削减工人工资，打压公共部门，重復他们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恶行。群众需要准备组织起来，抵抗这些攻击──这就是我的选举运动要重点带出的讯息。

建製派资源充裕，你如何与他们竞争？

代表权贵、财团、中共的建製派政党多不胜数，他们财鸿势大，利用「蛇斋饼粽」等小恩小惠来赚取支持。我参选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揭露他们表面「服务基层」，实际上出卖草根阶层的利益，在议会裡否决的民生议案，通过向地产商利益输送数百亿元的方案！没错，我们没有中共的维稳费，没有月饼派，但我们做的是以抗争迫使政府让步，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

你在雨伞运动非常活跃，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黄伞标誌。为什麽你在选举中打出黄伞旗号？

「雨伞革命」改变了香港。黄伞代表抗争、反独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压，并且开拓战斗的民主运动。我们需要将民主运动重新铸造为群众力量。民主运动一定要由基层参与者控製，内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几个由传媒挑选出来的政客和领袖把持。因此，我们需要从过往运动的错误中、缺点中汲取教训，重建一场势不可挡的民主运动。

你表示若当选只会领取三分之一的区议员薪金，为什麽？

香港的达官贵人高薪厚禄，官员薪金冠绝全球，远远抛离外国官员，梁振英年薪4百多万，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更高！局长月薪30多万，却不断有高官被揭发贪汙事件；立法会议员的月薪则有8万！高官、议员的生活与一般香港市民脱节，令他们不愿改变，宁可安坐现在舒适的席位，维护现时的製度，成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数是$14,800，区议员的月薪已超过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数的一倍！新一届区议员将加薪15%，达到差不多三万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资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与否以及加薪的幅度，应由市民民主决定。我会领取区议员三分之一的薪金，一万元左右，其馀全部投放于抗争运动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贫穷的地区，你认为需要怎样改变这情况？

立即落实全民生活退休金，解决老人贫穷的问题，让老人可以有钱看医生，做到老有所养！第二，立即落实最低工资每小时$45，舒缓在职贫穷；第三，全港有超过二十万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区，我主张立即实施租金管製，并每年兴建最少五万间公屋单位，解决20多万公屋轮候册的房屋问题。

区议会的架构官僚，而且权力有限，若你当选，你会怎样带来改变呢？

区议会充斥着建製派保皇党，还有表面「独立」实际保皇的议员。将我这个基层斗士送进区议会，代表各位揭露区议会的阴谋，监察政府在推出项目时是否利益输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并在每次区议会会议前，动员居民到场抗议。

商家权贵有建製派政党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个独立的代表群众、工人的政党。我参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创立这样的政党蕴酿条件。

你的对手甄启荣代表经民联及西九新动力。你可以给三个例子显示你和他的差别吗？

甄启荣是经民联和西九新动力的成员，即恶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属的政党，经民联是全港第二大的建製派政党，第一是民建联。第一，他在区议会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决定框架下的假普选方案！第二，他所属的经民联在立法会曾投票否决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立法等方案；第三，经民联支持地产霸权，曾在立法会投票反对回购领汇！

香港曾爆发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民主抗争，但似乎敌不过中共政府。你认为现在应怎样走下去？

我们面对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过去数十年来，温和泛民主派主张与中共对话，希望中共可以给予民主权利，这路线已经彻底失败。中共独裁不愿给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国内地所造成的骨牌效应。要捍卫民主，就必须将群众斗争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大陆群众连结起来打倒中共专政，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选举运动如何？你会怎样宣传你的讯息？

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选战，现在选举工程良好进行。我们每天在区内宣传，派发单张、逐家逐户家访、组织地区抗议、游行，向群众解释需要组织起来抗争的重要性。

我将公开邀请甄启荣来一场公开辩论，让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将会质问他，为何反对全民退休保障、维护吸血的强积金製度？为何反对标准工时立法？

这场区议会选举是一场硬仗，一场权贵与基层、独裁与民主阵营的对决！对抗专政独裁、财团霸权，我们唯有抗争才有出路！请你投票给我，将一个基层斗士送进议会！

蜗居老人：访问白田邨谭婆婆

房屋署拖延个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谭婆婆今年已79岁，退休多年，与女儿同住，但自从去年女儿结婚，女婿搬进来后，一直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

虽然房署批准谭婆婆一家三口申请更换三人单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没有回音。笔者曾到访谭婆婆家，单位非常狭窄，不但没有房间，除洗手间及厨房外，只有两张双人床拍在一起，连书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条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须拥有不少于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间，而谭婆婆的人均空间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个人，怎样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间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区做戏，请问特首是否愿意在谭婆婆的居所住一个月，甚至一星期？

「没钱看医生」

婆婆的活动空间非常少，令她长年的病痛更加严重，尤其是手脚，吃饭时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内障的她视力模煳，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伤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经常疼痛，但由于她每月只领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宁愿忍痛不看病，因为看医生一次便花费几百元。

谭婆婆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过去做酒楼待应、清洁工等，退休后申请综援，但自从去年便被强製终止。笔者曾致电负责谭婆婆的社工，但无法联络。婆婆称自己不识字，不懂阅读文件内容，希望可以申请综援，有钱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贫穷报告，声称贫穷人口下跌，事实是把贫穷标准定得极低，玩弄数字。但现实是贫富悬殊加剧，香港1%人口拥有本地超过一半的财富！

众所周知，香港贫富悬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贫穷就更不用说，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于贫穷线底下。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政府不愿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医疗、护老院等公共服务被不断私有化。基层老人的生活艰苦无比。

要老有所养 抗争才是出路

笔者在一次白田邨宣传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认识谭婆婆。她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贫穷老人的悲剧，儘管年轻时曾努力工作贡献社会，但退休后老无所养。

可能有人会觉得，婆婆的家人应该供养她，但在今天工资低微，物价如此昂贵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养父母吗？最低工资调整累积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胀却高达两成，香港的在职贫穷家庭数目五年来由增加一成，在职贫穷人口亦增至近65万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之一，财政储备高达8,200亿，足以应付政府两年的开支，但对有利平民及长者生活的政策却一毛不拔！我们必须团结抗争，争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废除吸血的强积金製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资至$45。

公屋缩水变「劏房」 深水埗沦伪豪宅区

政府计画将白田邨重建，并且将居民安置于新造的公屋中。但实际上，正在兴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积较早前已获安置的首批住户的石硖尾邨单位面积缩水约13%。由本来的430至450平方呎减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响主要为4至5人家庭的单位，亦即是说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间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与「劏房」无异！

实际上，公屋缩水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而是近几届政府持续的政策。三任特首以来，公屋却越起越小。在董建华时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楼，两房单位约470平方呎，而曾荫权时代落成的石硖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单位约440平方呎，到现在梁振英时期进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单位再缩至约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单位少约90平方呎。

「因地製宜」？

就白田新邨单位大大缩水的争议，运房局常任秘书长应耀康称政府採用「因地製宜」设计。而所谓因地製宜，实际上就是政府为了追赶公屋单位兴建数字，却又不愿意增加土地资源供应的结果。当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个单位，但其后秘密提高发展密度。最新资料显示同样的4座加上巴士总站地皮共提供3，100个单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问题」避免增加对公共房屋的开支与投入。但弔诡的是，深水埗虽然作为全香港最贫穷的一区，近年来却越来越多「伪豪宅」出现。市建局过去数年来在深水埗进行重建的项目皆为私人楼宇，当中更有贵价伪豪宅「御汇」、「海峯」等。将穷人居住的地方迫迁，新造的却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豪宅，变相将基层赶尽杀绝！

地产霸权製造房屋危机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财团垄断导致楼价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价公共房屋连年供不应求，至2014年底约已超过27万宗申请的破纪录数字，住屋成为市民大众一大难题。上楼问题越来越「年轻化」，埋下社会忿怒的计时炸弹。

政府政策偏袒地产财团，对于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问题置之不理，反而动用数以千亿计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并继续保障有钱人在私人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而区议会及立法会内一种保皇党建製派议员亦不遗馀力地为各个官商勾结的政策保驾护航。香港究竟是要这一小撮超级富豪们的利益，还是所有民众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楼价和租金都创下历史颠峰，一间300呎的私楼平均月租要过万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贫穷人口的地区，许多赤贫家庭捱不了贵租，唯有租住区内的私人唐楼的板房、套房、天臺甚至笼屋。而当中最恶名昭着的，是将一个板间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间细房，每间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这些被「劏」开的房间一般大约几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社会主义行动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候选人邓美晶支持租金管製，限製业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义行动及邓美晶亦支持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既然政府的长策会认为以6:4的比例十年内能提供47万个单位，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资源，全数用来发展公营房屋的话，总建屋量绝能达到50万有馀，可见香港绝对有土地每年兴建5万间公屋单位。只是政府要维护地产商利益而不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业超过20万间，这等同于公屋轮候册数字的三分二，所谓「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义行动及邓美晶认为，对于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属实的话，理应将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产霸权恃着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会全力抵製和破坏这些政策。要有效落实租管，必然要将地产商和银行民主公营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产商和银行家的权力垄断。

看不见的群体──与视障人士对话

大家可知道，原来视障人士在数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铁的！现在听来很荒谬，但这种不平等确实存在过。

「地铁过去拒绝任何残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认为我们是『造成阻碍』，现在当然改例了。约三十年前，我们曾透过发起社会行动，来争取权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问题，所以现在的设施才比较完善了，增设了有声交通灯、引路径等无障碍设施。」失明人协进会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万已登记的视障人士，但受访者都表示实际上有更多，因为不少后天失明的人士并没有正式登记。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硖尾邨，都住了不少视障人士。笔者走访数个盲人中心，与不同的视障人士对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认为政府需要提供就业机会给所有残疾人士，包括视障人士。

就业困难 政府不聘请残疾人士

不时在街上或地铁站，都会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砖找路的视障人士，但社会对视障人士的认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群体。直至一天，笔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时，数名视障人士前来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带头聘请视障人士，何况是私人企业，雇主一听到是视障人士就不想请我们。」Maxine表示，很多视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过工作自力更生，但认为就业困难，而且特区政府没有提供新的职位聘请残疾人士（包括视障、听障、长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忆述，过往英殖政府会雇用伤残人士，为他们编配特定的工作。「过往你只负责一种特定项目，但现在一个岗位，需要兼顾几种工作，视障人士过往普遍当电话接线生，但现在除了接听电话外，还需要做文书工作，如填写表格、计算机数据输入等，这是我们不能兼顾的。」可见，政府部门为了削减开支，将部门外判出去，令一名职员要兼任多项工作，连视障人士的工作机会也被打击。

「政府声称有聘用残疾人士，但其实他们是原来的公务员，遇到一些突发事故后变成残疾人士而调职至其他部门，政府就说这是雇用残疾人士。但当这批员工退休后，政府并不会创造新的职位。」另一位受访者冯宝华不满表示。

冯宝华于一间聘请视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兼职工作。她认为工作只能帮补一部份的开支，并不够应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视障人士有领取综援。可是综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资超过限额，需要在综援金扣除，实际上变相不鼓励综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视障人士证明自己是没人照顾才会给你申请补助，所以不少视障人士为了得到补助，要被迫独居，与家人分开，更难自理生活。但若果没有补助金的话，就要完全依赖家人的经济支持，对他们来说是种两难。

现时政府没有一个统一部门为视障人士服务。虽然社会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没有医生或朋友介绍，视障人士是不会知道有这些机构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么途径或部门可寻求协助而变得抑郁。

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企业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压低成本工资、裁减员工，导致一个人需要承担数个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员工在最少时间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残疾人士。

政府应立即增设残疾人士的部门，为所有视障、听障、弱智、长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费而优质的服务，大幅增加残疾人士的生活津贴、服务设施、交通津贴、医疗服务，并提供适合的工作职位，让他们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将数千亿倒进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机场第三跑道以及无限延期的高铁，由视障人士、残疾人士到护老院，公共服务都资源匮乏。因此，视障人士的斗争是争取扩建公共服务的斗争的一环。

投机政客首鼠两端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下称经民联）是立法会内第二大保皇派，更是仅次于民建联的建製爪牙。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的甄启荣就是经民联一员。

不民主製度的既得利益者

单从其立法会内的议席构成而言，七名议员当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组别选举中所产生，当中有四名是「零票当选」，另外两名功能组别议员所得之票数加起来亦仅得区区3，019票！由此可见这个党派不过是一群赖在穀仓内，肚满肠肥的无耻硕鼠。经民联在区议会及立法会都坚定支持特首假普选，而且一直反对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今年三月，甄启荣在区议会投票支持通过中共八三一人大决定框架下的假普选，而经民联去年更高调组织《保和平 保普选 反暴力 反佔中》签名大行动，其九龙西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更一度倡议要组织自愿军对付佔领！

三姓家奴 立场飘忽

区议会内不乏首鼠两端、蝇营狗苟的朝秦暮楚之辈，甄启荣先生当属其佼佼者。甄先生于零七年选举前临阵退党退出民协，于零八年为现时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助选，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製派中。在2011年上届区议会选举中，甄先生以「独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变，支持激进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场和思想取态突然如斯急遽调头，想必经一番痛苦思想斗争理念纠结，未知是否午夜梦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过是佔佔口头便宜，万不可认真？

本来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是无日无之，蓦然回首忽觉今是昨非择木而栖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只是时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经民联参选下白田选区的选战，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尽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穷人的立场

甄先生的立场实在教人摸不着头脑，甄先生既表示自己关註民生，但经民联在民主议题上的取态都是打压穷人、反对民生的。

罪行一：否决标准工时

香港基层工人工时长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时过长令基层民众健康受损，与家人相处之时间亦不足，引申众多家庭问题。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问题，经民联一众功能组别议员却是坚决反对（梁美芬弃权）标准工时，令工人工时极长，加班没有补水！未知甄先生对党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议之处？还是觉得香港打工仔女低处未算低，还有可供压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间？

罪行二：支持领汇霸权

公屋商场过往通常是基础民众的廉价低消费场所，然而领汇阴霾所过之处，却成了昂贵高消费连锁店盘踞之处，与民众生活水平彻底脱节，白田商场至今万幸未被领汇私有，但面临白田重建计划，难保不被领汇相中，社区小店绝迹，物价脱缰，甄先生又有何对策？而党友在立法会内凭功能组别之特权，逼使多数屈服于少数而否决回购领汇议案，甄先生又有否向党友进片言隻语，求上大人高抬贵手，放民众一条活路？

罪行三：维护强积金 反对全民退保

经民联站在资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对取消强积金对冲，让老闆继续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积蓄当作遣散费。但却又不见甄先生对党友这种与打工仔女为敌的举动有半句微言，莫非认为这是合情合理？而经民联一直阻挠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计时炸弹」。甄先生似乎听之任之，这又是如何关怀区内的基层父老？

甄先生对党内保卫财团利益，刮地三尺盘剥基层民众之举，又拿不出当年退出民协的勇气和决绝，与经民联硕鼠划清界线。这到底考虑的是个人仕途，还是口中大义凛然所说的「民生」？首鼠两端的投机者，我们还应该容忍他在政治舞臺上继续跳樑吗？

如果建製派议员在地区久不久派一下蛇斋饼粽，就叫做紥扎根基层的话，这些植根也不过是权贵茹毛饮血的吸血罢了。打倒经民联，踢走甄启荣，票投邓美晶，选一个真正支持劳工和穷人的斗士。

白田重建计划：无视人民利益！

根据白田村的重建计划，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决定于2018年清拆多幢旧楼、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场。政府官僚主义横行，重建过程漠视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没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场租户往后的生计，令白田邨内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笔者与社会主义行动区议会白田邨候选人邓美晶走访白田商场，接触当地的居民及租户瞭解情况。现时商场的大多数租户都迁出了，环境显得凋零。

赔偿了事 妄顾租户生计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户赔偿12.1万，漠视租户想换铺继续经营的诉求。政府供租户选择搬迁至其他地区的房委会市档位，但这些舖位不是距离太远，就是舖位太细、人流稀疏的旧区，例如在葵青长青邨、屯门兆康苑、天水围领汇，甚至离岛区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们让我搬到天水围的领汇街市，但街市的环境会弄湿我的货物，根本不适合经营。而且领汇年年加租，我怎会够那些大财团斗呀？万一租了一两年又被加租，我哪有体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结业再另谋生计。

大部分租户十多二十年前花费几万元才投得一个档位，十二万的赔偿金额可谓少得可怜。我们向「人人鲜蛋」的档主黄小姐打探一下，她这档位十多年前以四万元投得，十二万赔偿对她来说只是聊胜于无。她经营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锐减，不足以维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开舖营业。

在白田商场的一间纸紥舖，摆放着各种拜神用品。由于其他档舖大多数已经迁离或结业，现在商场人流稀少了、生意惨淡，有时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陈伯（化名）准备「光荣结业」了。十八年前这舖位由另一个档主投得了，后来转手给了他做，但由于正式文件上写的仍是旧档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麽赔偿也没有。 他也没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会，陈伯开始怒气冲心，话题政治化起来，喊道：「现在这个政府四个字来形容──『不知所谓』！各个政府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只顾自己有粮出……后生仔无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开收音机，你听听，日日都在讲股票！」

只顾偏袒财团 漠视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计划时，已经向政府反映意见，建议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应该最后清拆。广记菜档的档主说：「12座有很多食肆，应该是最后拆的，现在拆了我们很不方便。」居民还提议政府安排白田商场的租户暂时到 12 座底层的空舖经营，避免白田商场凋零而造成社区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听市民意见，仓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众小商户仓卒迁出，令白田商场人流急剧减少。

居民要买菜的话，要近的话就光顾百佳捱贵菜，要便宜的话就必须坐车到北河街市及石硖尾街市。广记档主又道：「很多老人家连上落车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钟车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计划埋没了社区内的廉价商舖，但大财团却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白田商场的百佳早前扬言生意淡薄要结业，房署减一半租留住它，但对待同在白田商场的合兴茶楼却无情讲，不愿减租，令其结业。

捍卫社区设施—争取廉价的社区商场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计划会如何处置白田商场，不能排除领汇（现时改名为「领展」）会进驻，联手抬高商舖租金，赶走小商户，然后让大型连锁店进驻。大财团垄断全港公屋商场后，令社区物价高昂，基层居民难以负担。社会主义行动及我们的白田邨候选人邓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场，改建为租金便宜的社区商户，捍卫小商户和居民的权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垄断控製。这次事件突显了有必要民主监督市建计划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门。居民及小商户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层组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深水埗区议会的恶行

．十八区区议会每区浪费一亿公帑兴建面子工程，与地产商私相授受，无视穷人与长者的生活需要！

．急须增加託儿服务、福利及公屋的开支──区议会选举是我们反击的机会！

深水埗区议会有24名区议员，其中有17个议席由建製派（民建联、经民联、西九新动力）把持，另外7个议席则由右翼泛民民协则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区拨款1亿兴建地区工程，但在建製派操控底下，这些项目沦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区议会，建製派区议员沉少雄提出建设所谓「深水埗文化艺术中心」，完全脱离当区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层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亿本应用于增加託儿服务、老人院等公共服务，而不是用在这些无用的工程。

文艺中心计划的一亿当中就有七千万用于建造费用和装修费，将整整5千多呎变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强烈抗议，区议会还是强行通过。此外，观塘区议会通过了造价5千万的音乐喷泉、大埔区议会通过了造价5千万的许愿树广场（设计极似北京天安门！），花费大笔公帑却不能改善民生。

赶尽露宿者　打压小贩

根据官员的数字，深水埗区内有334名露宿者，实际上很可能更多。现时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无法负担劏房及板间房的租金下，变得无家可归。在2012年只有35人获批综援租金津贴及5人获上楼。此外，建製派议员向来在地区与政府联手赶走路宿者。前年经民联的深水埗区议员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桥底要加设铁丝网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桥留宿，又要求政府尽快赶走他们。

官方数字往往都低估社区问题的严重程度，但连官方数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来香港露宿者的人数上升了两倍。最近，一名「麦难民」（在24小时麦当劳过夜的无家者）妇女在九龙湾坪石邨的麦当劳过夜时，怀疑心脏病发死去，伏死在餐厅桌上。很多无家者在麦当劳过夜，因而出了「麦难民」这名字。

漠视白田居民诉求

另一重要的议题是白田邨重建计划。房屋署一次性将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无视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将租户要求换舖的诉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区的真空。现任区议员、经民联的甄启荣也支持这项重建计划！

区议会製度的不民主

区议会委任製仍然存在，全港541个议席中，23%为非民选议员。建製派用小恩小惠拢络选民，令意识落后的群众在选举中发挥了较大影响力。中共在近两届选举大力强化投票机器，利用种票手段操控选举，扼杀了竞选过程的政治辩论空间。虽然立法会选举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约60%选票，但十八区区议会却全部被建製派控製。

保皇党在区议会选举提倡「不谈政治、只讲民生」，但在政治议题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製派区议员在地区就大力组织反佔中大联盟，而十八区区议会都通过支持政府的假普选方案。可见，建製派不是不谈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选举中有真正的政治辩论，以免揭破他们亲财团、亲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区议会的不民主。屯门居民已饱受堆填区汙染之苦，极力反对「三堆一炉」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门区议会的建製党派在压力下全体反对。但是，建製派立法会议员却在立法会急急投票通过，完全违背自己党裡区议员的立场！区议会的投票没有任何实质权力，只是一个伪谘询架构，扼杀了居民在地区政策的发声机会。

社会主义行动最重视的是通过选举运动接触基层群众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阶级面对的困境。我们希望藉以选举作为平臺，更响亮的提出社会主义的纲领，提高群众的意识，有机会的话 可以组织群众斗争，向政府施压以争取穷人的权利。如果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当选，她作为议员的行事作风会与现任议员截然不同。她会成为代表人民的间谍，将议会内建製派的权力关係和私相授受曝露于阳光之下，并号召居民抵抗这些政策。票投社会主义的基层斗士，送邓美晶入议会，将会是为真正变革而斗争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夺走保皇党五百票

我们会留在白田　令甄启荣恶梦成真

邓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选区获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给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选民。虽然保皇党未被踢走，甄启荣成功以2,320票连任，但他跟上届比流失了两成选票（568票），实在令人鼓舞。

我的对手纵然当选，但他对得票结果还是不甚满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届民协候选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区议会向来是民协的重镇，该党有着深厚的地区工作传统。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届的民协更高，是为任职了廿三年的甄启荣响起了严重警号。可见，白田居民已忍够了现状。今届是他的区议会生涯以来，首次正式以保皇党的名义参选。他流失了选票，锐气定当受挫。

今届区选是雨伞运动后香港第一次的选举，选民愈来愈倾向票投一个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场的候选人，政治视野超越了一条邨的范围。在选战中我坚定站在劳工民主的立场，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四十小时、公屋租金封顶、打倒中共专政，与反对这些立场的经民联（姓甄所属的政党）形成强烈对比。

兑现承诺：我会留在白田　持续抗争

我所属的社会主义行动会留在白田邨，建立我们的支持基础，与居民一起战斗，争取权益。我们会监察甄启荣议员。如果他又再经常缺席会议，我们会质询他何故偷懒；如果他所属的经民联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们会组织白田居民将其阻止。

赛后回顾　我与对手的角力

社会主义行动的政治立场鲜明不晦，直接将选举连繫至反专製、反剥削的斗争。选举结果验証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地区工作故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堕入保皇党的陷阱，任由他们利用「地区往绩」来合理化自己欺压工人的政治立场。

起初社会主义行动决定由我参选时，不少为我忧心的居民跟我说，保皇党在区内势力庞大，因此我难有机会获得佳绩。诚然，我的对手依靠长年积月的蛇斋饼粽，加上依附着庞大的建製地区组织，成功稳住了一批基本盘。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动了这些保皇势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未能完全将其瓦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这场抗争，令白田出现一名为基层利益奋斗的地区代表。

虽然我的对手抹黑我主张「极端暴力社会主义」，又诬赖我的宣传失实，但这些保皇党的陈腔滥调并没有发挥任何效果。到了选举的中后期，当愈来愈多民主派选民惊觉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党后，就断然摒弃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轻及中年的支持者，反过来更坚定支持我。有了这份坚定的支持，我们今后才能将长者居民也争取过来，一起赢得改变。

区议会政治化了！

在选举前，民主派不预期雨伞运动会推高他们的得票，而建製派甚至豪言选民会因为厌恶佔领运动而唾弃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选人因为害怕流失选票，都不敢在选举中打出鲜明的雨伞旗帜。但选举结果出炉后，我们见到即使泛民及伞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场，议席还是增加了廿五个，证明虽然泛民抗争力有不逮，但选民还是亟欲踢走建製派。无论是泛民还是建製派，都承认区议会选举愈来愈政治化。

政治觉醒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有清晰的反专製、反剥削的抗争路线，才能争取到广大选民的支持！

香港：社会主义的选举工程获得佳绩

「我们结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对此感到非常满意。」邓美晶称道。邓美晶代表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出选深水埗区议会下白田选区。对于工国委（CWI）的中港臺支部来说，这次选举工程是一个裏程碑，而且应可能从中为社会主义思想建立更强大的基础。

这次是自去年「雨伞革命」以来第一次的选举，因此是运动后群众情绪的试金石。社会主义行动去年积极投入这场运动，并主张有必要将群众斗争传播至中国，公开指出推翻中共专政的目标。

白田邨位于深水埗区，深水埗是香港最贫穷的社区，而下白田选区九成的选民都是公屋住户。邓美晶首次在该区参选就赢得了1,152票支持，可谓表现出色。而对手乃任职了23年的现任区议员甄启荣，他属于亲北京、亲财团的政党经民联。

邓美晶解释：「我对手是一条政治变色龙，由最初属于泛民阵营，后来多次转舦，现在加入了经民联。许多投票给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现在已经背叛民主阵营，并加入了个亲中共的政党。」

与很多其他区议员一样，甄启荣的支持主要来自较年老的一辈，往往依靠「蛇斋饼糉」网络维繫，与政治立场没什麽关係。社会主义行动的选举运动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揭露甄氏及经民联反工人阶级的劣迹，包括反对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标准工时等。这种政治攻势明显击中了甄启荣的死穴，令其得票从上届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损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邓美晶得票率为33%（1,152票），比起2011年时挑战甄氏的民协代表杨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声音力劝邓美晶及社义行动淡化激进色彩，以免吓跑泛民中间选民。上述的选举结果就是对此的最佳回应。譬如，邓美晶的选举文宣、传单、横额、海报上皆印有黄色雨伞，清楚将区选连繫至去年的伞运。单单这点已令邓美晶的选举工程在全港独一无二。

就连一些被主流媒体冠以「伞兵」之名的团体或个人，在区选中皆纷纷淡化伞运，或收起与伞运的连繫，并在整体上淡化政治色彩。这些新势力获得了许多媒体焦点与公众支持，并最终夺得了约7万票，赢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赢取议席本身连结至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则并没有太大意义。不幸的是，这正正就是各个伞后团体的弱点，他们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场更模煳的泛民。

在白田，社会主义行动致力提出一个具战斗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启荣的票仓出现一个大漏洞。因为选区重新划分，所以选民基数减少。甄氏的票数比上届下跌，而社义行动令倒甄票无论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数都有所增长。在选举过后，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留在社区累积支持，并打算组织反对力量，准备在来届选举击败甄启荣。

雨伞因素

雨伞因素无疑在全港发挥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届急升6%（从41%上升至47%），而多个建製派政党的议席数目亦都减少。建製阵营一直利用大量资源买票种票来垄断选举，今届十八区区议会仍是由建製派所操控。

「虽然区议会本身并不民主，但我们依然决定再次参选，原因是我们需要利用每个平臺去宣扬我们的理念。」邓美晶说：「即使是泛民，在区选也是只谈地区议题，甚至派饼派米去收买选民，我们并不会认同。我们的选举工程主打广大的政治议题：反对中共专政、反对财团垄断、要求租金管製和封顶、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时工作週。」

「我的对手抹黑我为『极端暴力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在整个选举运动期间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袭击我们的一名同誌。」邓美晶继续道：「甄启荣攻击我们发动文革式批斗，但弔诡的是他才是亲中共的一方。这给予了我们机会去揭穿他的谎言，并且向公众解释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

社会主义行动的选举工程

「当我们决定参选的时候，我们强调主要目标并非选票，而是争取对社会主义替代的支持。」邓美晶指出：「不过我们的得票结果也很好！不只在于票数上，也在于支持者的踊跃程度。他们不畏惧建製派区内老大哥式的监视手段。」

选举运动为期六个星期，在这个7,500名选民的选区中，社会主义行动派发了超过4万张传单，总共十款，涵盖不同议题，例如全民养老金、租金管製、民主权利等。另外，我们也派发专为少数族裔而设的英文、泰加洛语以及乌都语传单。

选举团队进行家访活动，逐家逐户探访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单位更是到访两次。选举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诺，并留下联繫方式，让义工团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电动员投票。在选举日当天，社义行动一共动员了49名义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参与社义行动的活动。在港没有投票权的难民支持者，在助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协助将社义行动的传单派发到每家每户的信箱中。票投邓美晶的选民大多都会仔细阅读这些文宣，并为运动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见。

与2011年邓美晶出选元洲区时一样，今次社义行动与社民连组成选举联盟参选。与上次一样，社义行动以独立政纲参选，文宣也是独立撰写，但宣传品上印有两个组织的党徽。社会主义行动完全自主控製白田区的选举运动，同时在技术和法律等层面上得到社民连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连主席「长毛」多次亲自落区为邓美晶拉票，而该党亦协助邓美晶製作专业的宣传短片，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大量观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观看次数为71,744）。在财政上，社义行动完全保持独立，并为选举基金筹募了超过3万元。

由于上届社义行动还未成为註册社团，当时邓美晶因而以社民连名义报名参选，而今届邓美晶在官方选票上的政治联繫是社会主义行动。对社义行动来说，这次是双赢的合作。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得到社民连的重要支持，一方面发起了一个年轻有活动的选举运动，令双方互相受惠。

社民连另外派出五人参选，与上届一样全部落选。但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成败的条件并非由议席的得失衡量，而是运动有否提升群众意识，并为未来的斗争打下基础。但是，资产阶级与亲政府媒体利用社民连和人民力量的败选来宣告「激进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误导群众，并向温和泛民招手。社会主义行动即使拒绝淡化斗争与政治，在白田仍可获得佳绩，就是对建製派舆论的最佳驳斥。

选举结果代表了甚麽？

过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选举，主要依赖选民的被动和低参与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创了新高，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以建製派优厚的资源来说，今次选举结果可谓出乎意料。建製派仍然控製着全港十八区的区议会，但是这不代表他们获得多数支持。例如在沙田区，反对派赢得了过半数的议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着乡议局的当然议席来维持控製。

中共的选举机器将资源集中在一些关键地区，从而操控选票结果。民协的冯检基和民主党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败选，尤其是冯检基因选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数落选。但同时间，建製派整体上却减少了议席，可见中共并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见北京碍于民情反弹，不愿意过于公然地进行选举舞弊。

在这个方面看来，今届区选结果对北京来说是个打击，因为如果区选的结果有利于他们的话，可以在来年立法会选举前先声夺人，准备夺走泛民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北京的政治目标是消灭泛民，以求为了加大对香港事务的控製，并打压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联的议席由上届的136席减少到119席，而自由党由10席跌到9席，新民党则由31席到25席，同样遭受挫折。叶刘淑仪称选举受到「不同的政治气氛」所影响，甚至连中产之间都瀰漫着反政府情绪。在工人阶级社区中，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在选举之后的分析，无论是建製还是泛民派别都承认这次选举政治化了，可说是为社义行动的取态作出了平反。

这政治化的现象是由下浮现上来的，虽然主流媒体极少篇幅报道，加上政府企图利用宣传抹除群众在伞运的集体记忆。纵使如此，正如社会主义者指出，去年的伞运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对开放民主寸步不让，使得反政府的情绪日增。同时劳动阶级和中产们受到高楼价、通涨、公共服务的恶化所影响，生活水平多年来停滞不前。

因此，即使区议会选举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愤怒还是被从中宣洩出来。投票率创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条历史斗争时的44%还要高。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组织「热血公民」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该组织派出参选的六人全数败北，当中更有两人未能达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证金。该右翼民粹组织主打种族主义议题，过去在网络虚拟虚世界中看似强大，且疯狂抹黑社会主义行动。但其选举结果证明，这类组织在现实世界中并无能力发起持续的运动。

白田邨选举运动的佳绩点出了未来可以怎样争取对社会主义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选举结果再次对中共当局以及香港的资本权贵敲响了警钟。

香港：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

政府再次推出俗称「网络廿三条」的《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新增一条「传播罪」，将电子传播纳入版权法下规管。浪费公帑的创新及科技局通过后，政府打着保障业界权益的名义，实质上是打压网路传播及创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网路廿三条时，面对群众大力反对，被立法会拉布阻止通过，令法案一直搁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损，因此今次特首开腔鞭策建製派，表示要尽快通过条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时，为免民情再度反弹，作出了一些退让，将批评或评论某作品、评论时事、戏彷等目的，纳入豁免范围内。但是，如果二次创作品只是抒发个人感情或展示才艺，将得不到版权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词的歌曲并上载至互联网，有可能构成侵权。至于被网民经常使用的电视及电影截图，用户必须作出确认声明，清楚标识引用来源及相关资料，否则不获豁免。此外，认真翻唱、漫画同人誌、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统统都不获豁免，属于「网络 23 条」下的刑事罪行。

「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是以言入罪

在网路廿三条通过后，版权人可就「侵权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权物品」损害版权人利益，则有可能须负刑事责任。此外，像无线电视这种影视霸权公司，也可以用违反合约条款为由民事起诉网民，意味着何谓侵权将由大企业来定义！此外，未来当网民的二次创作被界定为「刑事侵权」时，政府可以绕过版权人，用不诚实使用电脑罪起诉网民。其实这早在2005年时就有发生，当时一名网民上载三部侵权电影后，警方用上「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及版权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将「网络廿三条」与「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发动政治打压。这条罪美其名是保障网民免受黑客攻击或网路诈骗，实质上已沦为政治工具。去年伞运期间，不少网民因呼吁参与占领行动，遭警方以该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项罪名较易入罪就会控告哪条，显然「不诚实使用电脑」将是另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即使说即使到最后罪名不成立，单单警方有权扣留网民于警署达四十八小时，已经足以令网民提心吊胆，被迫自我审查。

根据保护网络自由的组织「键盘战线」表示，无线电视曾经要求政府将分享有侵权内容的超连结刑事化。虽然政府不敢立即公开答应此建议，但却承诺将会于「网络廿三条」通过后，考虑让政府和企业有权申请禁製令封锁「侵权」网站。届时港府会像大陆政府一样封锁网站。

泛民主派犹豫不决

为了顾及跨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加上美国近年加强打击盗版以强化知识产权的垄断，泛民主派在网路廿三条的立场上犹豫不定。根据建製派报章《东方日报》报道，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及部分本地的影视娱乐音乐企业，多次向本港不同党派议员施压要求尽快通过草案。公民党毛孟静坦言，被版权持有人及网民代表「夹实」。工党何秀兰表示，该党或全投弃权。而民主党单仲偕会建议该党支持草案。

美国近来与多个亚洲国家签署TPP，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专利权，稳固科技及影视企业的资本垄断。虽然香港并没有参与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压也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为了维护跨国企业的利益，不惜打压民主权利。二零一零年，美国司法部曾考虑动用知识产权法例控製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网站发布机密文件侵犯版权。

社会主义者当然支持保障创作人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确保成果免受抄袭或冒认。但是，现今资本主义政府的版权条例只是保障这些公司老板的利益。跨国资本恃着财雄势大，可动用资金吞噬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在这过程中知识产权被资本家掠夺，然后用来变卖、交易及牟利，创作人及科研人员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据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艺人在流行媒体音乐平臺上发行音乐，唱片公司和音乐平臺共获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项税费后，製作人/词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给艺人的收入仅为6.8%。这是一线艺人的待遇。可见，无论版权条例如何严苛，也不能保障创作人能享有劳动成果。

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

社会主义者要求撤回网路廿三条法案，反对网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压，也反对知识产权的资本垄断。只有同时在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争得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网路科技发展的年代，资讯传播自由与私有财产权的矛盾更为激烈。资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发展网路市场，一方面却要更严加阻止网路传播自由，可见资本主义製度的自相矛盾。为了让知识和资讯得以自由传播，让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将创作公司、科研企业和媒体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资支持自主的科研、创作和媒体发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撤回网路廿三条，停止网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体企业垄断，由民主监督的公帑出资营办公共媒体，确保真正的新闻及言论自由
反对财团垄断知识产权，将创作及科研企业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资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创作

香港抗议行动：反对阿裏巴巴收购《南华早报》

12月19日（六），社会主义行动于《南华早报》公司进行抗议，反对阿裏巴巴收购该报。社会民主连线亦有到场参与。示威者高喊「捍卫新闻自由」、「不要中共传媒王国」、「反对媒体垄断」等口号。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抗议声明：

阿裏巴巴宣布以20.6亿元收购《南华早报》，并正在洽购《明报》，以金钱建立亲中共的传媒王国。

《南早》的编辑自主的空间进一步收窄，令新闻自由受到进一步威胁。《明报》去年发生前总辑刘进图遇袭事件，现在由亲中的《南洋商报》总编辑钟天祥接替刘进图，令人担忧报刊立场愈来愈亲北京。

马云作为中国企业阿裏巴巴的总裁，与中共领导层关系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过收购媒体来控製言论和资讯。马云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表示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下令镇压「六四」是「最正确的决定」。而阿裏巴巴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去看中国。《南华早报》由这种立场亲中的老板接任，实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闻报道将会受到限製。

近年，《南华早报》的高层与中共关系愈来愈密切。最近上任的总编辑谭卫儿曾任亚视新闻部副总裁，被认为立场非常亲梁振英。上任的总编辑王向伟更曾任吉林省政协，2012年中国发生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当时王向伟亲自删节报道，以极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吓性的言论回应员工的质疑。种种事件见到《南早》的编辑自主不断受到打压。

此外，去年雨伞运动后，中国封杀《南早》网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裏巴巴作为中国大企业，必然令该报自我审查以求被允许在内地浏览。《南华早报》是国际媒体报道中国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来源，今次阿裏巴巴收购该报，是为了让中国政府透过金权来扩大对国际传媒舆论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行动捍卫媒体的编辑自主和新闻自由，反对中共镇压新闻自由，亦反对任何私人企业操控媒体，支持媒体企业民主公营。

「伞兵」区选製胜之后

去年为争取民主丶反对假普选的「雨伞革命」，无疑在香港社会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伞效应在今届区议会选举中发挥出来，令更多选民用选民表态，投票率被推至47%的历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条运动后的投票率44%还要高。

过去，建製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选举，主要依赖选民的被动和低参与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创了新高，显然是雨伞运动将选举政治化，并削弱了建製派的操控能力。选举结果，而多个建製派政党的议席数目亦都减少。民建联的议席由上届的136席减少到119席，而自由党由10席跌到9席，新民党则由31席到25席，同样遭受挫折。甚至出现如民建联的大人物锺树根丶葛佩帆等下马，经民联梁美芬也差点丢掉议席。

但今届区选的重点彷佛不在这些传统政治势力，而是一众在雨伞运动后首次参选，并被主流媒体冠以「伞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们皆非以传统泛民政党名义参选）。

大约60名「伞兵」共夺得超过8万票，并一举拿下8席。在资源优厚的建製派垄断下，「伞兵」的区选结果可谓出乎意料，这似乎令许多自雨伞运动以来被政治化及激进化的年青一代亢奋一会。尤其是温和泛民一直以来在民主运动中毫无建树，甚至充当煞车掣，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这些老旧泛民以外寻求一个新的替代丶选择。

从这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新希望，承载了许多民众的求变期望。但兴奋过后，这些新兴「伞后势力」实际上又是代表了甚麽改变呢？

在芸芸众多伞后团体中，最受触目的就是「青年新政」。这个团体在区选一共派出9人参选，并最终赢得1席，由出选黄埔西区的邝葆贤赢得2114票险胜，以39票之差险胜建製假独立的原任区议员刘伟荣。另外，参选黄浦东区的游蕙祯对垒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败。青年新政的成员在雨伞运动中并不显眼，其组织在运动结束后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专业丶本土」的形象迅速获得舆论的追捧，一度成为城中热话。

没有举伞的「伞兵」

可是，虽然如青年新政的一众「伞兵」和「伞后团体」源自雨伞运动，但在本次区议会选举中却纷纷收起雨伞丶避谈民主政治，彷佛要与去年的抗争割席。观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两位游蕙祯和邝葆贤的共同政纲，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决红墈海旁臭味问题」丶「争取渡海小轮服务」等地区议题。「民主」丶「雨伞」二词竟然没有一次出现！不是说地区议题并不重要，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将选举议题连结至政治製度的变革。谁说区议会与政治无关？十八区区议会去年就曾通过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为政府製造虚假民意。

至于其他「伞兵」同样如是，譬如当选大坑区的「湾仔好日誌」成员杨雪盈，当选后甚至否认「伞兵」标签，更表示考虑加入政府的地区管理委员会。另一「伞兵」，最年轻当选区议员「沙田社区网络」的黄学礼，本身在学时期为「中大本土学社」成员，但在区选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压丶旅行团等「蛇斋饼粽」等建製派式的活动吸票！

虽然无论建製或泛民的传统政党皆表示，今届区议会被政治化。但吊诡的是，各个当选「伞兵」不约而同地表示选举中并无将重点放在占领运动，原因是害怕市民会抗拒。淡化政治立场，不提政治纲领，没有远景，这些「伞兵」在政治实际上只是立场模煳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众求变心切的时代中，或许单靠年青新颖的形象就能暂时内充填这个政治真空。但是，没有清晰的纲领和抗争路线，挑战现时的专製製度和资本建製，长远而言他们并不会带来实质改变。

区议会选举一落幕，各路人马经已对来年立法会选举虎视眈眈，包括年初因汤家骅辞职而出现空缺的新界东立会补选。当中最备受争议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会补选。由于传统泛民早以「内定」由公民党派员参选，青年新政要求泛民举行初选，决定由谁参加补选，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选票。泛民势力因为感到受到威胁，因此动员《苹果日报》等媒体对其口诛笔伐，特别指该组织召集人梁颂恒过往与中联办有密切关系。社会主义者当然认为任何党派都有权参选，并不认同所谓以道德原因「让贤」某党参选。由于青政立场模煳，也不曾提过雨伞运动期间作出怎样的贡献（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因此惹来群众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纲领与自由党无异

青年新政在选举期间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场，但从其官网上的政纲却可以对此组织的取向略窥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该组织要求新移民考核「粤语及正体字」或英语，以及通过有关香港历史和文化的考试，才予公民权及香港藉。这些政策与欧洲极右排外政党如同一辙，难怪他们早前积极参与反肖友怀的排外游行。

至于经济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干预市场操作」的自由市场，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张要「收紧福利门槛」丶认为公屋轮候时间过长是因为「部分无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资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于长者贫穷问题，青年新政有文章认为「强积金计划对社会有意义」，认为只需要改革而非废除，退休保障只是充当辅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会造成青年及劳动者沉重的经济负担，又说全民退休金会不分贫富派钱导致资源错配。若非看到党组织名称，大家甚至会认为这是民建联和自由党的党纲呢！

在危机日益严重的香港，民众求变心只会越来越强。但要带来真正的改变，需要的不是立场模煳而飘忽的新鲜面孔，而是组织起基层劳动者的政治力量，并建立反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维珍罢工：空中服务员抗议公司裁员

12月19日，约40名维珍航空空中服务员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抗议维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减51名空中服务员。是次行动在晚上约八时进行，在工会带领下员工首先向机场的乘客派发传单，并在机场游行大声疾呼「维珍航空无阴公」、「停止对冲」、「还我血汗」、「立即谈判、不能再拖」。员工手持标语，痛斥维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兰森是一名大骗子。

工会强烈要求资方尽快与工会谈判，并反对公司利用强积金对冲机製，规避员工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并且工会表示于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间，随时发动「野猫式」罢工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支持工人的抗争诉求。我们记者到达抗议现场，访问了数名空中服务员。

记者：今次抗议的主因是什么？

李小姐（工会成员）：当然是反对公司裁员。过往经历很多艰难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发SARS，911恐袭、08年金融风暴，上年也发生了因悉尼航线经营困难，公司要求员工离职或接受无偿上班、减薪、停薪留职或转为兼职等方法共渡时艰。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对公司不离不弃，作出很多牺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这样无情。这次裁员连给予员工选择的机会也没有，有的只是一封电邮和两张Powerpoint幻灯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过20年的员工被裁员的事实。我实在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我在维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试过接受半年无偿上班，自愿转去兼职令收入减少一半，又试过涷薪仍坚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无情。

记者：维珍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工资如何？

李小姐（工会成员）: 如果是全职的空中服务员，底薪是12,000元，后加每飞一个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贴，每个月大约有3至4次飞航班的安排，而兼职底薪则只有6,000元，兼职更是每隔一个月才有飞航班的机会。老实说，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贴可以是我们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与公司一起奋斗，没有考虑转去其他航空公司。

记者：你在维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觉得公司为何会下令裁员？

温小姐（工会成员）：我工作了16年。其实公司一直在削减资源，香港至伦敦这航线，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务员的，现在减剩30人，航机上8位空中服务员减至6位，工作量不断加大。公司有意要裁减资深和富经验的员工，然后聘请新的空中服务员以节约成本。在英国我们的母公司就是这样，但其实我们经验丰富，如果在旅途中发生紧急情况，如有乘客晕倒需要医疗协助，我们可以更有效处理这类突发事情。我们可以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不是经验尚浅的空中服务员可以一下子就能胜任的。公司向我们开刀，其实是影响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务的。

记者：你们最感到愤怒的是什么？

李小姐（工会成员）：公司利用强积金对冲机製，令我们辛苦多年的长期服务金被抵销。我为公司工作了15年，到头来被裁员后，我计算过我连1元长期服务金也没有，689梁振英本来上任时承诺取消强积金对冲，现在我们被裁员了，血本无归了，是否要迫我去领综援？公司又诸多藉口推搪与我们或工会坐下来谈判。公司曾经在关闭悉尼航线时向员工许诺不会再裁员，18个月后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会成员）：公司曾经历3次低潮危机，要求我们为公司设想，接受无赏上班、转为兼职等等措施去为公司继续并搏，其实公司有意要员工转去兼职，因为底薪会减少一半，所以裁员时，能保证计算下长期服务金会被强积金对冲全数冲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空中服务员的退休年龄大约是40岁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裏并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顾和承担租金的开支，生活实在迫人。现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钱，我感到非常彷惶和无助。

沸腾的初冬

刚刚过去的十一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热的十一月，根据天文臺相关资料，十一月的平均温度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间平均最高气温为24.1度，可怕的是，过去整个十一月似乎连最低气温也没比24.1度低多少。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暖化问题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将来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圣婴现象的影响令南中国海水温异常的高，同时北方的冬季高压减弱，未能将冷空气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全球暖化对香港最直接的影响，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热上加热，上世纪香港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两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终令香港「陆沉」。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假如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海平面就会上升9米，足以淹没港岛北岸及九龙等市区。而现时的巴黎气候峰会上，仅仅讨论如何将气温升幅控製在2度以内都已经令各大国互相倾轧扯皮了。

对于气候环保问题，香港政府与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热中于将责任推到个人层面，千方百计要把包括你我在内我的个人塑造成环境问题的元凶──比方说政府的宣传广告上一直强调叫你节约用电，叫你「惜食」，鼓吹所谓低碳绿色的个人生活方式。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个人自发的环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励和称道，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政府的政策和经济运作的模式。举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励个人节约用电无可厚非，但过去到现在都没有老老实实的指出家用电量只占全港用电量的25%，工商业用电量则占了超过70%！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层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后茹毛饮血一点电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节约」掉25%的用电量，真正「大宗」的用电量却是雷打不动稳如泰山。电力公司对商业用户「用电愈多电费愈少」这种鼓励浪费的荒谬设定也是在各方声讨围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据乐施会的资料显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如果将城市排碳及入口运输计算在内，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森堡。而电力公司──尤其是中电－－更一直借环保减排为名大加电费，而其减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气，甚至是核电厂的发电比例而已，实际上能有多「环保」？此外一直为外界所忽视的一个严重排放汙染的区域－－船舶燃料排放问题从来都未有得到重视，香港作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货运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纳了大量的货轮，当中不乏数十万吨级的巨型远洋货轮。这些货轮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发动机基本上只能采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对此却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设计过于挤迫，市内缺乏公园广场等散热空间形成的热岛效应亦加剧的全球暖化对香港市内的影响。特别是中区至中西区一带林立的商业大厦玻璃外墙，加上狭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还堆满了汽车！），阳光和热辐射在大厦外墙来回照射，几乎就是一个巨型温室了。针对这一状况，各团体提出将德辅道中划为行人专区，只让电车从中贯通而行，这个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却表现出一副意兴阑珊的冷漠态度。沸腾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怀念起去年无车驶过的占领日子。

当然，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涉及的是一个国际层面的议题，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补改善一下城市环境，召开过二十多次的气候峰会，在各国各怀鬼胎的小算盘之下再召开二十次也不会得出甚麽实质成果。唯有将全球跨国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业收归公有，置于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洁净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发展廉价的公共运输系统，民主理性规划城市设计。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一天不倒，未来的世界都不会好。

白田居民的心声

受访者一：雨雨（学生）

最初接触社会主义行动，是在街头接单张。直至有一天，他们来到家访，我才知道他们参加区选，产生了兴趣。我便开始上网搜寻关于他们的理念，也很认同他们的政纲。

当我发现甄启荣是保皇党，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斋饼粽」来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数的居民没有受惠。我讨厌这种所谓的「服务」！我支持社会主义行动，除了他们的立场很鲜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纲，例如争取改善视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觉得选举成绩非常好，很鼓舞，甄启荣流失568票，见到这场选举真的打击到他，令他自乱阵脚。

例如，社会主义行动指甄启荣于区议会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认。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区议会网页计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启荣不断说谎，又用尽各种手段去阻止对手摆街站，真的非常离谱。社会主义行动的朋友们，加油！

受访者二：叶小姐（售货员）

我早在这组织参选前已认识他们，在石硖尾数次的街站上遇见，也买过他们的刊物。直至选举，间中也有遇到他们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闻和立法会的投票纪录，建製派真的是不知所谓，巴结中共，可以在议会内有决定权，向有权有势的人利益输送，造成官商勾结。

我约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时候租金已经非常贵，一百多呎的单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后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个人也可以成功上楼的。所以房屋丶地产霸权丶租金管製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认为新设的2E巴士站其实不应该设于伟伦街车房对出的位置。伟伦街的马路本身经已不阔，加上很多居民会在非红绿灯的位置过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马路非常拥挤。若果再于对面线增设2E巴士线，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访者三：May Ip（长者清洁服务员）

最初认识社会主义行动，是得悉邓美晶在白田邨参选。为什麽我会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来甄启荣在这区做了廿多年，直至看过社会主义行动的文宣才知道。其实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见过他一丶两次。我认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变，因为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差，建製派区议员依靠「蛇斋饼粽」当议员几十年，又做不到实事，非常讨厌。

抗议政府及保皇党妖魔化难民

最近，不时在报章丶互联网上听见 「假难民」一词，他们都声称来港的难民越来越多丶指责难民是滥用免遣返保护声请机製（下称免遣声请）来港抢占资源丶加重纳税人负担，并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会不安因素，但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抹黑。

极少数成功寻求庇护

根据入境处数字，香港现时平均每月28.5宗难民进入香港并提出免遣声请，累积数字已经突破一万宗。《东方日报》等无耻的建製报章天天渲染「假难民」数字上升，指有集团协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闯关。其实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没有申请寻求庇护，只是无耻的传媒将其混为一谈。

事实上，多年来政府处理免遣返声请的进度缓慢，难民平均等候审批时间动辄十馀年。保安局指一般难民平均留港只有二点七年，明显与事实不符。缓慢的审核机製害苦了不少难民，他们在港多年已经落地生根丶组织家庭后，一旦政府审核后否定其难民权利，他们就会妻离子散。

过去二十年通过入境处申请并确立为难民身分的只有两宗，成功率为0.016%。其馀的只能持行街纸「苟且偷生」多年，还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处报道，人身自由惨被剥夺。

在港难民是没有工作权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个月。他们被迫依赖每月微薄的现金食物券去领取食物，住房津贴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难民只可选择由猪场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贫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难民因铁皮屋发生火警而丧生。难民没有居留权，连基本教育丶医疗等福利也没有。可见，今天在港难民并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党煽动反难民舆论

在港难民面对生活处境艰难， 同时他们又被右翼和建製政党不断政击。民建联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压，将公帑负担加大丶社会治安等问题归疚于难民身上，而自由党更向当局提出取消「行街纸」丶削减难民津贴丶建设「禁闭营」等措施。保安局在双重夹击下，已表示积极考虑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审核程序以驱逐难民丶设立津贴上限等措施。这些虚伪的政党一方面指控抢港人福利，却又永远反对有利民生的政策通过，支持将公帑赠予大财团兴建大白象工程牟利。兴建高铁的844亿足以援助难民300年！保皇党只是利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无论是本地人还是难民，基层人民不要被分化，将矛头对准与民为敌的政府和保皇党。

保皇党及建製报章大肆标签难民皆为罪犯。要知道，难民没有工作权利，又经常受到业主和警察欺压，他们生活没有希望，极少数为寻求保护以及打黑工的途径，走上冒险之路加入黑帮。保皇党就将其无限放大，就如他们抹黑新移民骗综援和公屋一样。如果可以过正常生活，有谁愿意活在暗无天日底下？

社会主义者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这种囚禁难民的方式是彻底反民主丶反人权的，只能令难民更隔绝与社会，造成更多治安问题。各国的难民营往往环境丶衞生及医疗设施恶劣丶内裏并没有人权可言，而且会成为种族主义者（例如自由党的外围组织甚至是极右本土派）针对攻击的目标。两个月前，瑞典难民营就发生了三宗纵火案。不要以为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可以阻止港府设立禁闭营，专製者为了打压穷人往往不惜践踏法律！难民必须组织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难民联会因抵受不住援助资源被外判公司「国际社会服务社」（ISS）克扣，发起200日占领行动，最后成功迫使政府退让，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机製，因此难民的斗争自信和经验大大提升。政府及建製派现在感受到威胁，开始加强攻势抹黑难民，以免他们获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来一段时期，难民要有更强的组织力和政治意识，准备迎战统治阶级的进攻。

全球难民危机 剑指资本主义崩溃

「假难民」一词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视和打压难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贫穷人口超越130万丶租金房价高企令年青人苦无出路时，我们应该认知到政府和财团的剥削才是我们生活困苦的根源。团结本地人与难民要打破种族的围墙，共同斗争，彻底地将製造贫穷丶压迫的製度向公众进行展示和宣战。

二零一六

2E新站易生意外　要求新站设于伟伦街长凳位置

政府将于伟伦街加设来往白田邨和九龙城码头的2E巴士站，此举所引起的交通安全问题令不少居民疑虑。

新设的2E巴士站将设于白田邨口消防通道对面（伟伦街中段）。可是，由于伟伦街本身已经非常狭窄，在去年底因为重建工程改路，已将104巴士站移到邨口的垃圾站位置、2E则由行驶南昌街改为驶入伟伦街，进一步减少行车空间，威胁道路安全。最近就发生了两次轻微的交通意外。

伟伦街中段没有行人过路处，很多居民会在没有斑马线的地方横过马路，尤其是老人、妈妈带着小朋友过路时，当有车辆高速驶过，实在险象环生。若果再于104站对面增设2E巴士新站的话，必定会有更多人横过马路，一旦司机看漏眼，就会发生撞倒人的交通意外。

替代方案：伟伦街长凳位置

不少居民提出，新站其实可以设于伟伦街的长凳对出位置，此方案的巴士上落位置不但更有较大空间，亦与垃圾站处的104站有一定距离，减低交通意外风险。这样，在伟伦街的小商户及私人楼居民也不会因店外新设巴士站而受到影响。

停止政治恐吓　我有投票自由

新站的位置妄顾安全，亦会危及伟伦街小商户的生计，导致小店结业，但保皇党还是执意推行，恐怕是另有政治目的。白田邨伟伦街中段的其中一间商舖老闆曾在选举期间公开支持二号参选人邓美晶，并于店内贴上其海报。他最近表示，在选举结束过后，一个月内曾有三名男子分别到他的店舖，向他表示「因为你之前支持邓美晶，所以新的巴士站会在你（舖头）门口。」我们强烈谴责政治恐吓行为，我们捍卫投票自由，任何人也有权表达不同政见，不容任何政治威吓！

铜锣湾书店老闆店长逐一失踪　白色恐怖加剧

在香港售卖中国大陆「禁书」闻名的铜锣湾书店在近月间先后有5名店长、职员、主管神秘失踪！据悉早在去年十月，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股东和经理桂民海、张誌平与吕波在大陆及泰国，以及店长林荣基相继失踪，被指遭中国方面拘禁。而及后十二月底，书店股东李波在香港失踪，其妻子报警求助，由于李波是在香港失踪，人却后来出现在大陆，而没有出入境纪录，因此事件被指是中国人员越境执法，引起社会高度关註。

铜锣湾书店出售的，是在大陆买不到、无法出版发售的政治「禁书」，尤以销售中共时政和高层内幕书藉而着名，经常有中国大陆游客光顾，亦成为大陆人获取官方以外政治资讯的一个途径。

在铜锣湾书店出版的中国政治禁书中佔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此次书店五人接连神秘消失，有报导指是当局企图要阻止桂民海的新书出版，公然打压出版自由。

近年来北京试图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假普选、网络二十三条等恶法，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事件可谓是中共专製箝製香港民主自由最新的政治打压。而在中国，过去一年就有超过三百名维权人士及律师被捕，亦掀起了新一轮的白色恐怖。

由于书店成员集体失踪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註，民间社会相继组织起抗争行动，令本身三缄其口的港府不得不开腔回应。保安局表示会追查事件，虽然这只是敷衍式回答，但显然这是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的影响。而事件后来出现的疑似李波的传真表示「以自己方式到内地」，以及李妻的突然销案，均是中共的惯常伎俩，以恫吓和威迫手段试图平息事件，这亦是政权受到抗争压力下的结果。

铜锣湾书店的失踪事件与出版言论自由紧密相连，亦显示香港在中共一党专政下无法独善其身的道理。社会主义者捍卫出版、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并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异见分子及政治犯，解除党禁、报禁。未来的抗争需要更有力组织起来，团结中港两地的斗争共同结束中共暴政。

彼特达林被捕标誌着中国镇压进入灰暗的新阶段

1月3日，瑞典籍人权分子彼特达林（Peter Dahlin）被中国公安拘留。较早前官方报道指，居于北京的达林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留，他的妻子同样被捕。这案件代表着习近平的专製镇压进入令人心寒的新阶段。此前香港五名书商被中国公安绑架，包括一名瑞典公民桂民海在泰国失踪，五人现正被拘留于中国。

两周以来瑞典当局被拒绝接触达林，中国方面拒绝透露他是否被拘留，以及他能否获得罕见疾病的药物。与很多其他被国家镇压的受害者一样，他不被允许会面律师。中国当局这些做法违反国家协议。「拒绝领事通信是直接违反中国法律以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再者，当局持续隐瞒彼特的下落，可以造成强迫失踪，违反国际法。」彼特所属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声明表示。

达林的案件显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与中国今天两个趋势有关连的：一、去年七月开始大量人权律师及法律助理被逮捕，二、习近平最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法例是用来封锁受海外资助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并进一步废其武功。

这些都是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镇压措施中的一部分。正准备在瑞典国会举行抗议、要求中共释放达林的赵大华表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进入镇压拘留的黑暗之夜。 」

「（镇压的）目标是公民社会、博客、劳权分子和其他挑战独裁体製的人士──包括那些在体製内行动、没有违法的人。政府想展示它可以为所欲为，不用理会其他政府和媒体说什么。」他表示。

中共独裁体製愈来愈恐惧群众动荡可能将会发生──镇压无疑与最近的经济不稳──所有团体被以民族主义的修辞标签为「西方价值」。因此，像达林般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分子成为中共大造「反外国人」文章的对象。「彼特作为外国人，表明着专业法援人士在中国被打压的程度大大提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发言人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国官媒报道协会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而协会则指这是完全不符事实。

镇压加剧 

自七月以来，超过三百名律师、律师事务所职员以及其他活跃分子被拘留及审讯。上周，十名律师被控严重罪名，意味着预料会被判有罪。在中国司法系统裏，98%的被告会被判有罪──在高调的政治审判中则是100%。

英国《卫报》发表一封由20名国际律师及法学家撰写的公开信，表达合理的恐惧──被拘留的律师曾面对「高风险的酷刑和其他残酷而不人道的对待」。

「颠复国家政权」

最近十名律师及法律工作者面临「颠复国家政权」──这些指控极为严重，可判终生监禁。诺贝尔得奖者刘晓波在2009年被判监十一年，当时被控的罪名是相对较轻的「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这是习近平在国家镇压上加重註码的措施。

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的包括曾为「女权五姊妹」（她们去年三月被捕后引起全球抗议，期后获释）辩护的王宇、她的丈夫包龙军，以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周世锋。锋锐律师事务所因为涉及敏感案件，例如协助2008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因而激怒了中共政权。

活跃分子大华表示：「锋锐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团队现正被独裁者粉碎，这是大规模杀一儆百的诡计。」

达林的案件与当局迫害人权律师关系密切。他的朋友表示他在被捕前已经开始担忧。「在被拘捕几天前，彼得的名字在对一名人权律师的审问中被提起。」他的同事说。据瑞典的电臺消息指，达林现被控「金融犯罪」─可以指任何中共政权不同意的行为。

香港绑架案

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事件触发起抗议行动，亦造成了香港政府的政治危机。事件代表着北京的镇压升级。与达林被捕一样，这事件标誌着习近平镇压「全球化」，接近无视海外政府会如何反应。五名专门售卖关于中共领导层花边身边书籍的书商，过去四个月在诡异的情况下失踪。据报道他们计划出版关于习近平性生活的新书──可能因此而令他们被绑架。

新书的主脑桂民海，据其女儿表示，去年十月在泰国被非法绑架。泰国军方与北京关系密切。上周桂民海在中国中央电视臺出现，明显是依着讲稿哭着说他是自愿留在中国，呼吁瑞典政府不要介入。他也表示不希望有抗议和被媒体恶意炒作。

桂民海现身于电视的画面上，情况就有着史大林大审判的一切特点──欠缺任何逻辑和可信性。他声称自愿回到中国就十年前的一宗因致命车祸而被判缓刑两年的案件自首。但为什么他要路经泰国呢？为什么他四个月行踪不明呢？而如何解释桂民海的四名同事同时失踪呢？众所周知中国当局经常用以下手段：除了酷刑、未按法律程序的关押及其他施压手段之外，如果被告人愿意「合作」招供认罪，可以获得较轻的惩罚。有研究显示，95%的诉状中带有浓厚的供认色彩。

瑞典缄默不言

中共独裁政府的流氓手段，以恐吓勒索的方式来诬陷敌人，也延伸至对待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纽约时报》报道指，瑞典当局在达林失踪及被捕事件上缄默不言。同样，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顺应整个趋势。瑞典政府竭力避免得罪北京而招致经济惩罚。挪威的经验就是一桩案例，该国颁发诺贝尔奖予刘晓波后，中国冻结与奥斯陆的政治关系，并威胁会杯葛挪威产品。及后，挪威为了讨好北京，拒绝藏族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英国总理卡梅伦在2012年与达赖喇嘛会面触怒北京后，承诺不会再犯。瑞典总理施特凡．勒夫文在去年到访中国时做得更彻底，一名记者多次报道，勒夫文拒绝以「独裁体製」称呼中国，改称之「一党国家」。

一定要在国内及国际上作出抵抗中国的镇压升级以及最近的抓捕浪潮。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活跃分子只能依赖世界各地的活跃分子及基层劳动者的支持和同情。讽刺的是，中共政权宣传外国资本主义政府想削弱它及在中国挑动抗议，但同时这些政府被证实是维稳的可靠盟友，不会向暴虐的专製镇压作出抗议。

抗议行动：不满瑞典政府漠视彼特达林被捕事件

1月20日，瑞典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在瑞典国会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当局抓捕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彼特达林（Peter Dahlin）以及香港政治书店的书商桂民海等五人。

1月3日，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彼特达林被中国警方抓捕，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1月19日，达林现身于中央电视臺画面，称自己对被捕「没任何不满，获公平对待」，表示自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明显是受威胁下依稿照读。彼特达林身体状况堪忧，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疗尚不得知。对此，瑞典政府态度暧昧，闪烁其词，不愿意表态。

「中国已经进入了镇压人权人士的黑暗之夜。」示威的组织者，社正党华人党员赵大华指出：「中国政府想通过镇压社会上的公民和劳权人士维护其独裁统治，并且不顾忌群众不满和批评为所欲为。」

社正党瑞典籍党员Per- Ake指出：「中国和瑞典之间有大量的经济贸易往来，瑞典政府最关心的是在华商业利益，而不是自己公民的权利或者中国的人权状况。」

抗议结束后，赵大华和Per- Ake 前往瑞典外交部代表CWI瑞典支部和中国支部递交抗议信，抗议瑞典政府漠视彼特达林的状况。

三大重设2E新站的理由

自从去年底2E站因为白田邨重建改道（由瑞田楼站搬至安田楼），白田的确需要一个2E巴士站，方便居民在区内上落。可是，保皇党区议员甄启荣仓卒推行新站，位置没有谘询过大多数居民，也没有权衡不同人士的利益。甚至至今很多居民还是未知道新站位置，更莫说其位置带来的危险。

保皇党议员行事作风一向专横独断，只求草草完工，好让自己拉横额出来炫耀自己「成功争取」，但事前没有周详考虑符合整体居民利益的计划。面对反对居民的意见和质询，甄启荣的唯一回应是指控我们「极端偏激」。这就是他一贯对待异见的态度。

新站酿成交通黑点

2E新站位置令该处沦为交通陷阱！该处伟伦街马路极为狭窄，两泊又停泊校巴和的士，2E巴士非常容易与对车巴士磨擦碰撞。2E新站位于104站的正对面，在拥挤的环境下令危险程度火上加油。此外，2E新站位于消防通道对面，乘客下车后很自然在无灯位的地方横过马路，极为容易酿成意外。

社会主义行动提出新站应设于伟伦街长櫈位置，因为该处马路宽敞得多，只要修建一个凹位让巴士停泊即可。第一，此位置避免了与对头车碰撞的危险；第二，该处就在交通灯过路处旁边，乘客下车后可以横过过路处回家。

甄启荣质疑这位置会造成交通阻塞，其实修建凹位只属小型工程。甄生所属的政党经民联，在区议会提出动用一亿元，兴建不切实际的「深水埗文化艺术中心」，现在居民只是要求花点资源改善交通设施，为什麽要怕麻烦呢？

抵抗政治恐吓

甄启荣指控社我们「包庇支持佔中」的店舖，但事实上是保皇党要向异见者进行政治报復。

有店主表示曾经收到恐吓，有人到他的店舖说「因为你之前（选举）支持邓美晶，所以新站会喺你（舖头）门口」。保皇党将社区政策公器私用，变成政治报復的工具。我们强烈谴责此等政治清算行为。任何人也应享有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我们捍卫投票自由，不容政治威吓！

2E新站落成后，白田购物中心一带的小商舖生意受到影响，因此多名店主都联署反对新站，要求重设于更合适的位置。甄启荣选票至上，因为店主大多不是白田居民，就无视他们的权利。地区小店让居民有更便宜的选择，若果它们结业的话，居民只能光顾石硖尾邨的大型连锁店。居民与小店的利益乃是一致的，大家理应团结起来对抗保皇党的不义政策。

初一旺角爆发「夜市骚乱」

农历新年初一，警察强硬赶走夜市小贩，激发群众不满，酿成猴年夜市骚乱。警察高调打压旺角朗豪坊一带的熟食小贩，显然有意展示警队作为镇压机器的权威。事件与民众爆发冲突后酿成骚乱。警方拘捕至少五十四名男女，而警方发言人表示会陆续逮捕更多人。据媒体报道，受伤人数超过120人。

农历新年期间的小贩夜市一向是香港传统，但政府自去年起，开始大力打压所谓「无牌经营」的小贩，不再如以前般在新年期间放宽管製，激发广大市民不满。今年政府变本加厉，对此不满的民众更有准备地动员起来支持小贩，在旺角街道充斥对峙的火药味。

晚上十时多，食环署人员在驱赶小贩期间，被大批不满的民众包围，开始酝酿冲突。至十一时许，警察施放胡椒喷雾及挥动警棍袭击示威者。零晨二时，当示威者于亚皆老街向警察抛掷杂物时，有警员突然向天开出两枪，再用枪指向民众，令群众的愤怒上升至顶点，促发一连串的暴力冲突。香港警例对警务人员使用枪械有严格规定，并且不容许人员以向天开枪作为示警方法。开天枪事件意味着警权再一次冲破界限。

警察重演前年雨伞运动时的场景，不但多次出动胡椒喷雾，多名市民被围殴十多秒至头破血流，受伤倒地。凌晨四时，一批戴口罩的示威者开始从地上拆路砖及交通路牌，阻止市民及记者拍摄。示威者不断向警察抛掷路砖，并击碎一架警车的玻璃，警察亦抛掷路砖还击。有示威者聚集在山东街与西洋菜街交界堆积纸皮及木皮等杂物纵火，旺角街头多处起火，亦有的士被焚烧。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警察暴力。警察是挑起今次骚乱的罪魁祸首。政府及主流媒体将会利用今次骚乱，大肆抹黑所有示威者为「暴徒」，藉以合理化扩张警权，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此外，本土派一向倡议所谓「勇武斗争」的本质就是暴动，虽然本土派团体成员在今次骚乱中只有约廿人左右，但主流媒体会夸大他们的角色，以便发动「港独势力发动暴动」的舆论攻势，阻吓广大群众投入民主斗争。

今次骚乱很可能有亲政府黑帮在背后挑动，甚至不排除警察互相配合製造「暴徒」画面。但肯定的是，骚乱手法受到部分群众的支持，被视为对黑警报仇的手法。在雨伞运动失败后，群众的愤怒一直在积累起来，但由于感到「和平抗争」没有效果，却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将运动升级，简单地以为「暴力抗争」就是出路，而看不到革命的组织纲领才是关键。在欠缺政治出路的情况下，打砸行动与暴力对抗愈来愈受到一批激进的年轻人所支持。

社会主义者支持示威者自卫的权利，但我们强调必须以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进行，而通过民主工人组织来组织自卫力量。然而，骚乱或暴动并不是挑战政权的有效方法，不但不能威胁政府，反而会让政权有藉口加大镇压。社会主义者坚持有纪律、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路线，以清晰的革命纲领来打倒独裁资本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将群众怒火引导至冲击体製的方向。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独立公开调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现在有必要号召新一场有纪律的大规模示威，反对警察暴力，反对政府将政治镇压升级，作为迈向重建民主运动、推翻中港独裁製度的新一步。

我要全民退休保障！

踏入2016年，全民退休保障的争议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政治炸弹。自梁振英政府进行新一论的退保谘询，经已面对广泛社会的口诛笔伐与抗争行动，但这场斗争需要透过清晰的诉求组织起来。《社会主义者》在此讨论我们对全民退保斗争的立场。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终于在十二月推出「退休保障谘询文件」。在文件中，政府提出了「不论贫富」和「有经济需要」两个方案，而两者的退保金额皆为每月$3230。其中，「不论贫富」是指无任何审查的全民保障，而政府的方案中指出要增加4.2%利得税或开徵其他税项来维持。至于「有经济需要」则是指需要进行入息及资产审查，单身长者的资产限额（包括储蓄）为$80,000，夫妇二人的资产限额为$125,000，假若采纳这个方案则只需象徵性地将利得税调升0.4%。

实际上，政府早已对全民退保抱有预设立场，与其说是个谘询，更多的是在尝试汙名化全民退保。政府不讳言道，要「维持现行税製和税率」，而「引入『不论贫富』方案需要大幅加税甚或开徵新税种，都会偏离香港一直奉行的低税率製度」。但香港的利得税是全世界发达地区中最低的，只有16.5%，就算增加4.2%的利得税，税率仍然是英国的水平，甚至比美国（35%）丶日本（38%）还要低，难道这些国家没有「竞争力」吗？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宁可牺牲所有老百姓的生活，也要反对加税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当然这亦是要推动各财团已经染指的老年服务之私有化。政府更花大量篇幅推算民间社会的全民退保方案，指全部方案都会在五十年内出现赤字，用来藉词反对全民性的养老金製度。

现时香港并没有一套公共的全民性退休保障製度，以保障所有劳动者的晚年生活。全民退保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但一直被商界阻挠。直至1995 年，立法局通过私营的「强製性公积金」，并在2000年12月正式实施。雇主及打工仔要每个月将工资的5%作为强积金供款，并交由私人银行或基金管理人与自由市场中投机博弈。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是充满波动与危机，尤其是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劳动者的强积金往往蚀本，单在2008年就录得了平均25.9%的亏损，而在2015年间每名打工仔的强积金就平均蚀了近万元。劳动者只能于65岁后领取金额时往往不足以应对退休生活，但负责管理基金的银行或金融公司无论升跌却都稳赚管理费！与其说强积金是工人们的退休保障，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政府对银行金融界的利益输送。况且，强积金也没有包含外劳或者全职家庭主妇，导致贫穷长者中大多数都是女性。

香港资本主义製度下，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官方贫穷线下有超过一百三十万贫穷人口，贫穷率达18.5%。而当中比例最高的年龄组别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全港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就是生活于贫穷之中。政府的贫穷线订立之低（单身人士的贫穷线为$3600），令到实际的贫穷问题被严重低估，许多低收入的长者都「被富裕」起来。解决年老长者的生活保障已经是破在燃眉的问题。

不计算强积金，现时港府提供给所有长者的社会保障就只有「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凡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可以领取$1180的生果金（这个名称就是戏称金额只足够买水果之用），而65到70岁的长者甚至要通过入息及资产审查才可申领。至于通过入息及资产审查的70岁以上的长者则可以领取$2390的「长者生活津贴」。但这个金额根本不足以应付退休长者的基本生活，难怪香港仍然有许多老年人需要倚靠拾荒或从事低收入工作维生。要消灭老人贫穷，我们必须为全民退保斗争作为开始。

全民退休保障─钱从何来？

全民退休保障面对政府和资本家的舆论攻势──钱从何来。为了作出回应，社会不同界别提出了不同的退保方案，而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需要提出一个改变经济製度的方案，才能有长治久安的全民退休政策。

民间社会于过去数年间热烈讨论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提出让每名65岁以上的老人家给予每月$3,000-$3,500左右的退休金。

民间提出的这些全民性养老金计划，毋须翻復的官僚审查，所有老人家都能够获得比现时更好的退休生活，这是一大进步。

不过，有必要指出现时主流泛民所支持的「学者方案」，抑或其他民间方案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局限，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向市民指出所一切。

提出方案的团体包括全民退保联席、公共专业联盟、泛民支持的「学者方案」、甚至工联会也包括在内，可谓五花百门，眼花撩乱。

不过，他们实际上均大同小异：全部都主张「三方供款」成立养老基金的做法，并儘量避免大幅加税，分别只是在于各方供款的比例不同而已。

所谓「三方供款」，就是政府、僱主、僱员三方出资作为全民退保经费来源，而僱主及僱员的部分从现行强积金供款中抽调，即是说打工仔5%的供款额不变，只是一部分将会作全民养老金用途，另一部分继续作强积金。至于政府则负责500-1000亿的剩馀开支。

但问题来了。首先，这些方案都并没有废除强积金製度。这些方案即使尝试改革强积金，降低其供款额，但实际上却「默认」强积金製度存在的必要性。

正如上文所说强积金製度将劳动者的血汗钱利益输送到银行家手中，因此我们主张全面废除强积金，并将现有的强积金转移作为新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资金。

第二，民间方案仍然要求工人们利用自己的工资一部份来作养老金供款。没有减少现时劳动者的开支负担。「自己供养自己（和父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不过，香港一直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劳动者的保障与工资根本不足。被剥削的打工仔连基本生活（尤其是住屋问题）都成问题，又如何有多馀的钱作退保供款呢？

同样道理，退休长者在年轻的时候以劳动建设社会，让资本财团获得钜额财富，退休保障不是「工人储钱供养自己」的製度，而是财富再分配让退休工人拿回应得的劳动成果，成本应该由富人和政府承担。

第三，所有坊间方案都试图在不大幅增加税项下进行，并且花费大量篇幅证明该融资方案能在五十年内维持。实际上，这正正坠入了政府和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要维持简单低税率製度、政府财政要量入为出，间接承认了商界利益与香港既有的新自由主义製度的不可动摇性。

全民退休保障的争议暴露了建製阵型中的严重分裂，一派代表着亿万富豪们的既得利益，另一派尝试回应普通市民的巨大压力。

旺角骚乱后：梁振英与警察准备反扑

旺角在大年初一发生骚乱，至今42人被控暴动罪。事件始于政府大力打压旺角的无牌夜市，激起警察与捍卫小贩人士及本土派爆发冲突。冲突中警察向天开枪，成为了整晚骚乱的导火线。警察暴力殴打示威者至头破血流，骚乱人士向警察抛掷杂物及地砖，总共124人受伤，包括示威者、警察及记者。

旺角骚乱是九七主权移交以来，本港首次定性公众集会为「暴乱」。在某方面来说，年初一事件是给梁振英的一份大礼物，给予政府有藉口加强警察暴力镇压，也为未来更严厉重判示威人士铺平道路。警察声称搜查到「武器库」及捡获「攻击性武器」，但该储物库只是环保组织的回收中心，储物品则是製作环保手工皂、酵素的原料以及驱虫的辣椒喷剂。警方亦逮捕在网上鼓吹参与暴动的本土派人士。但同时，有警长在网上声称要将无线记者「女奸男杀」，却没有被逮捕，可见警方执法的双重标准。

建製派的发动空前的舆论攻势，企图通过打击骚乱分子及本土派，抹黑整个民主运动为「激进暴力」。中国外交部将旺角骚乱事件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策动暴乱」，与西藏及新疆看齐。港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饶戈平及刘兆佳都促进23条尽快立法，港区人大政法小组组长王敏刚直言要为香港製订反恐法。由于今年九月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政府很可能这些中共附庸力竭声嘶谴责旺角「暴徒」，从而削弱对整个民主阵营的支持。建製派一方面谴责「暴徒」，但对中共六四屠城的暴力却只字不提，足见他们的厚颜伪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暴政令政治极为两极化，梁振英很难从这场骚乱中收割成果。政府暴政和警察暴力製造社会分化，好一部分的群众，不仅是年轻人，视梁振英为骚乱的始作俑者。虽然如此，但任何支持民主斗争的人士，都不应该在现时危险的局势裏盲目乐观。

前线警员不满警队高层没有批准用更强硬的手段镇压，这种情绪会为警察加强镇压提供「民意基础」。网上流传一段警队WhatsApp群组对话，指控高层没有派足够的警力增援，令前线警员「用血肉之躯抵挡砖头」；也抱怨警方高层没有批准施用更强硬的手段，有警员表示当晚「应该可以开100枪以上」。

由于政府的长期暴政，这场骚乱得到了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同情。八大学生会发表声明支持今次骚乱。而泛民主派虽然一直与激进派议员，例如在2011年在立法会冲击替补机製论坛事件中，民主党、公民党谴责示威者暴力，但今天由于害怕得罪年轻选民，使自己在群众运动中进中步被边缘化。民主党及公民党谴责示威者但做法低调，而当时谴责冲击的李卓人，今次面对骚乱暴力时却没有谴责，可见他们的自相矛盾。

旺角骚乱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和警察。梁振英谴责示威者为暴徒，并且加大法律及警察的镇压力度，只会製造更多骚乱事件。但是，掟砖、纵火和打砸只是泄愤的行动，令群众运动走向迷失的方向，只会降低群众自我组织的意识，增加群众的无力感。

现时本土派倡议的「勇武斗争」，愈来愈有机会走向暴动以及个人恐怖主义。本土派的崛起反映着群众在雨伞运动失败后的沮丧和焦躁情绪，今次骚乱不是群众行动的升级，而是陷入僵局的表现。由于目前的斗争欠缺一个具备战斗性纲领的群众政党，大部分群众未能就雨伞运动的失败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关于组织和纲领的问题：香港雨伞革命的教训）。本土派支持者无信心令多数群众觉醒，说服群众而加入斗争，唯有寻求秘密小组行动的捷径取代群众斗争。

本土派表面上主张「勇武」行动，但同时其纲领却极为有限，与泛民软弱的「改良」政策没有根本性分别。在二月份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本土派候选人梁天琦在竞选政纲并没有提出打倒共产党，但只有一些泛民也会说的「贯彻香港自治」、「维护香港自主体製」等体製内改革的诉求。相反，社会主义者明确指出政製改革之路已死。我们不支持盲目及无组织的骚乱或暴动作为斗争手段，而主张以革命的纲领和做法建立群众斗争，以扫除资本主义和一党专政。

梁振英并不会因为旺角骚乱而自我改革以纾解民怨。今天中共政权加大镇压，泛民要求梁振英「彷效」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进行改革。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进行了显着的社会改革的原因，是面对着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和政局不稳，即使是六七暴动之前，工人罢工和贫民示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后来运动走向恐怖手段不是运动高涨，而是运动退潮的表现。此外，当年香港资本主义製度在准备起飞的阶段，统治阶级能够忍受这些改革来换取稳定的营商环境，让伦敦政府推动港英改革。然而，今次中共和港府将迎来空前的经济危机，准备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及打压工人保障，加上大陆政局的不稳定而加强镇压。统治阶级往往将社会变革的动力来源矮化为一瞬间的暴力行动，企图贬低自我组织和集体斗争的重要性，令群众忘记教训。

群众运动在一些特定的发展阶段时，当然会提出自我组织的防卫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众武装自卫──例如抵抗法西斯独裁──是完全合理的。但群众自卫需要通过民主的组织（尤其是工人组织）有纪律地执行。以八九民运为例，在五月发展至准革命状态时，工军厂的工人与部分同情示威者的解放军部队，开始给予学生武装自卫。社会主义者相信，群众通过严肃的组织接收和分配武器是完全合符公义的，这会是展示天安门群众权力的重要一步，继而吸引解放军的士兵站到人民的一方。这种武装自卫旨在保卫群众运动，但我们不会如本土派般将骚乱或暴动奉为斗争良方。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独立公开调查2月8-9日的警察暴行。社会主义者坚持有纪律、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路线，以清晰的革命纲领来打倒独裁资本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将群众怒火引导至冲击体製的方向。现在有必要号召新一场有纪律的大规模示威，反对政府将政治镇压升级，包括警察暴力及廿三条恶法，作为迈向重建民主运动、推翻中港独裁製度的新一步。否则，民怨累积下去的话，更严重的骚乱甚至是暴动将会发生。

香港新界东补选：本土派的得票造成政治地震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结果对北京造成政治震荡。公民党候选人杨嶽桥以160,880票（37%）当选，击败获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联候选人周浩鼎。另一点瞩目的是，曾经参选年初一旺角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获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选意味着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选举后向传媒表示：「本土派与泛民和建製三分天下， 九月选举每区最少可夺一席是合理期盼。」无论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如何，今次补选的成绩已经重新划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图。

梁振英近年严厉打压群众反抗运动，终于在今次选举付出代价。这次选举结果对梁振英及中共政权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中共政权、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选团。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及梁振英经常指控香港民主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并夸大「港独势力」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令公众愈来愈註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为中共的强硬措辞和打压手段，而视本土派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道路。中共令预言自我实现，情况就如他们打压「疆独藏独」一般。选举成绩令中共政权愈来愈担忧香港局势不稳，因而将会加速推动廿三条恶法。但是，这些做法只会令香港政局进一步两极化，令工人与青年对中共政权更离心离德。

本土民主前线被视为策划年初一骚乱的组织，其两名带头人物都被逮捕并被控暴动罪。整个社会舆论焦点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彻底改变了本土派的选情。群众不但没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响，反而正确认知到建製当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对寻求改变的「热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邮递政纲因写有「自治」、「自决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选举事务处禁止寄出，公众因感到言论自由被打压而反感。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长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为群众运动的煞车掣，在关键时候与政府谈判并解散运动，令对抗政府的市民对他们失去信心。群众急于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个摆脱老政客形象的新鲜候选人，本土派在这条件下被视为最「激进」的选择。

杨嶽桥似乎承认泛民的失败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张泛民要进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谓「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关形象的小修小补，兼且在政治言辞上加一点本土派色彩，以重夺流失的选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独裁者自我改革」的失败路线。

虽然不能忽视排外绪在香港升温，但票投梁天埼的六万多张票中，明确支持排外主张的选民仅占少数。因为选举时面对广大的群众，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张难以获得支持，因此他们在网上和现实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纲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价值」是极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义，但梁天琦的政纲内容并没有明刀明枪，反而与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纲没有太大分别，只是提出体製内的改革诉求，仅在修辞上较为强调「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谓的「贯彻香港自治」、「维护香港自主体製」，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没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张。另外一点是，虽然本土派一向以强硬措辞攻击泛民来赢取掌声（而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选举中对杨嶽桥相当客气，甚至在选举后称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与勇武抗争道路并行，意味着可以与泛民「分工合作」。当然，这不过是选举时的公关技巧。

本土派在选举期间的团结表象并不会持久，他们的增长也不会稳定。而会因为派系利益而互相恶斗和分裂。热血公民和黄毓民在补选后急急召开记者会，宣布九月立法会选举的安排，被本土派内部猛烈攻击为「收割成果」。本土派内部有一股强烈的抗拒政党、抗拒组织的情绪。黄毓民和热血公民本来利用这种情绪获益的，但他们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这股情绪的反弹。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决定后，所谓「中间路线」早已破产。强调走中间路线的新思维候选人黄成智，以17,295票惨败，比他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落选时更低，再次证明「中间路线」已走到绝路。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战斗性的民主运动来推翻政府。但改良主义的路线是不能达成此目的的，因为中共独裁体製的本质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将香港以排外/ 种族主义孤立起来的做法，只会分裂及弱化中港两地打倒独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权的。虽然这场补选的结果向政府和现存製度作出了警告和谴责，但没有任何党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挑战资本主义和独裁製度为目标，只有工人群众的社会基础才能有效填补现时的政治真空，带领群众斗争走向社会变革的方向。

【声明】蓝丝打人　无罪释放　反对法庭不公裁决

去年区议会选举期间，代表社会主义行动／社民连的邓美晶出选深水埗下白田选区，挑战建製派区议员甄启荣。2015年11月12日，甄启荣义工梁誌成于一个竞选街站殴打邓美晶的选举助理林先生。林受伤流血并送院验伤，警方经调查后控告梁誌成「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

今早九时，邓美晶及被袭者到观塘裁判法院为本案作证，但被告最终被无罪释放。我们对判决结果表示极度不满，判决反映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不被司法製度所保护，在受害者有实际伤痕（见附图）及医院验伤报告的情况下，此等暴力行为竟然不被製裁。

近年政治审判加剧，「蓝丝」建製人士袭击示威者及记者往往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而反政府人士被判罪的原因愈来愈荒谬。这不但助长了亲建製人士的暴力行为，更打压社会上的言论自由。保皇党大力谴责示威者是暴徒，但对蓝丝的暴力却默不作声，足见其虚伪至极。

我们在此谴责保皇党政治暴力，并表达对法院裁决的强烈不满。我们要求律政司对此案提出上诉，要求公正裁决凶徒。

香港骚乱问与答

问：谁要为年初一晚的旺角骚乱负责？

在旺角骚乱之后，亲政府的主流媒体发起了一波舆论攻势，一方面指控本土派为「幕后黑手」，另一方面将所有反政府的运动妖魔化为「暴徒」。

不过，真正要为事件负责的，显然是梁振英政府乃至北京。政府趋向使用更专製措施，动用更强硬的打压手段，加上其灾难性的经济政策，製造了政治计时炸弹。

问：社会主义行动对骚乱的立场是什么？骚乱能带来改变吗？

我们谴责建製派的虚伪：亲政府阵营一方面为中共杀人政权保驾护航，一方面谴责示威者为「暴徒」。同一堆的政客却在掩饰、并拒绝谴责北京当局在八九六四屠杀过千名青年和草根工人。他们亦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和新疆人民的铁腕镇压。

与这些历史性的罪状相比，旺角的暴力可谓九牛一毛。我们当然明白年青人的愤怒，而年初二晚的事件正正就是这个愤怒的爆发，但我们亦不认同骚乱。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或製度已被骚乱或暴动打倒和推翻的。

要想改变製度，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真正的政治替代，用来取代当今的资本主义专製製度。骚乱或暴动却无法做到此点，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因为骚乱的本质只是「盲目」泄愤，没有任何挑战政府的实质计划与纲领。而又因为骚乱不免会波及到其他普通市民、小商贩甚至工人阶级的基层居民，骚乱或暴动会给予当局多一个镇压的藉口。

问：暴力可以是合理的政治斗争手段吗？

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们反对个人的暴力行为，包括恐怖主义，因为这会分裂并伤害抗争运动。我们强调群众需要透过如工会那样的民主渠道来建立集体自卫，譬如组织工人纠察队抵御警察或流氓对罢工的攻击。

在雨伞运动中，泛民主派领导将运动带至穷途末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提出在各占领区中成立基层的民主委员会，来将运动的主导权由泛民手中夺回。这些民主委员会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组织占领区的防卫。

当时，我们的主张不但被泛民的官僚所排挤，而且亦遭受本土派所攻击。本土派只是关心如何在运动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上位，但他们却有取代泛民政客成为运动领导的雄心壮誌。

在骚乱之后，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称：「我们不喜欢使用暴力，但我们被迫这样做，否则政府不会聆听。」（《南华早报》2月21日）但问题是我们不是要政府听到──我们不可能透过对话来教育对方（这正正是泛民的错误想法）。独裁者需要被推翻，而只有一个拥有清晰思想的群众运动才能做到。

问：什么斗争手段才能击败专製政权？

我们主张工人运动的传统斗争手段：民主组织、集体行动、主张新政府与民主权利的政治性罢工、集体杯葛和罢交税行动等。这些行动才能组织起数以万计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并赢得胜利！

南韩的军事独裁政权就是在1980年代被群众罢工所推翻──单是1987年夏季就有1,060个新工会成立，并且发动了超过3,500次罢工。经济被完全瘫痪，而专製当局自此以后一蹶不振。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反面地证明了此点──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领导革命斗争，反革命势力和新的独裁政府才得以回归。

问：革命与改革有什么分别？

革命不是抛掷砖头，而是思想、纲领与策略。泛民主派过去三十年的「循序渐进」道路经以证实破产。

「革命」是一个饱受抹黑的词语，泛民甚至焦急地在占领运动中删掉「雨伞革命」中「革命」这两个字。革命代表民众透过集体行动改变製度。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由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提出将经济民主公有、民主控製的纲领，打破财阀的权力。这才能为大多数的劳动者带来真正的民主革命与社会进步。

高铁超支200亿　绕过程序强行通过

立法会财委会于周五（十一日）审议高铁196亿元超支拨款，财委会副主席、民建联陈鉴林在不准议员提问、不让议员有机会提临时动议下，突然宣布直接进入表决程序，以不到一分钟通过议案。建製派强行通过拨款惹起广泛社会不满，批评政府一方面将大笔公帤花在大白象基建，另一边厢削减严重短缺的公共医疗开支。

建製派违反《议事规则》强行通过200亿拨款

陈鉴林在立法会强行「剪布」通过高铁追加拨款。会议于周五下午三时许开始，陈鉴林表示不准议员提问，又规定新上任的公民党议员杨嶽桥只许提问七分钟，惹起众多议员不满。事实上，继上一次会议完结，仍有17人排队等候发言，但陈鉴林不准提问外，亦把1200多条临时动议减至36条。

多名民主派议员对此抗议，包括社民连梁国雄冲到主席臺前向陈鉴林泼墨、人民力量陈誌全抢占主席臺等，陈鉴林将在场抗议的议员全部逐出会议厅。会议两度暂停后，陈更改会议地点、又命令保安阻止被逐议员进入。会议厅内包括公民党杨嶽桥及其他泛民议员抗议之时，陈突然绕过议员提出的临时动议，即时就拨款进行表决，在场建製派议员随即「举手」投票，连一向需要的记名表决都没有提出。最后陈鉴林以不记名方式，强行投票通过高铁拨款。

示威者遭抬走

拨款被强行通过后，议会内外均有抗议。被赶议员一度与保安推撞，要再冲入会议厅。议会外聚集一众反高铁拨款示威者，得悉拨款通过后冲入立会大楼，高叫「陈鉴林犯法！非法表决！」一度与在场警员及保安对峙，最终警方于晚上7时半展开清场行动，强行抬走示威者，并记下身份证，有可能被事后检控。至晚上仍有百多人在大楼外聚集，表示会通宵留守。

宁建大白象　不增公共医疗开支

高铁超支拨款在混乱中被强行通过，激起社会热烈讨论政府宁起高铁而不理会公共医院严重爆满的问题。近日天气寒冷，公立医院持续爆满，所有内科病房入住率继续超过100%。如伊利沙伯医院内科病房已超收三成病人。有医护人员表示，如屯门医院内科「连洗手盆底也加了床」！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梁栢贤也承认，公院情况之严峻「以往从没试过」。

造价844.2亿元的高铁，足以建造21.6间天水围医院及2.8间启德医院！我们强烈要求停建高铁，反对削减医疗开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公共医疗服务，立即增加医疗开支、增加临时医护人员，以解决迫切的急症室爆满问题。

青衣长发街巿商户抗争

青衣长发街巿的商户因不满领展（前名为领汇）在商户租约未满前，把街巿外判予建华管理公司承办，担心未来铺租会大幅上涨。2月15-21日，商户罢巿一星期的行动，要求领展与商户讨论街巿管理的安排。可是，罢巿行动结束后，尽管领展那张牙舞爪般的霸权和恃强凌弱的嘴脸曝露于公众眼前，仍然丝毫不改其蚕食底层巿民谋生空间的暴虐行径。

长发街巿商户抗争

6年前曾被领展疯狂加租3成的长发街巿，在1月尾突接获通知，街巿的管理权将由外判商建华（街巿）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大部分商户感到被领展出卖，而且根据其他已被外判公司接手后的街巿经验为例，街巿都会被疯狂加租，最终小商户捱不起租金而被迫结业。故商户决定在2月15日起发动罢巿一周的行动，总共130个街巿商户参与。

罢巿其间，商户聚集于街巿，高叫「毁我饭碗」、「领展无良」等口号。领展为破坏商户的罢巿行动，安排穿梭巴士接载居民到邻近街巿买餸，又找不明来历的临时商贩进入街巿，企图维持街巿运作。商户齐心一致不甘被领展欺压，筑成人链阻档临时商贩贩卖货物。发起罢市的长发邨商户联会主席李锦源表示：「领展有心倾就唔好搞咁多小动作」。其后，商户先后到领展总部和行政长官办公室门外抗议和请愿。2月22日，罢巿结束，街巿恢復营业。领展方面没有任何意欲与商户对话，政府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商会不排除未来会有行动升级。

领展霸权

事实上，领展拥有 90个街巿管理权，并陆续将管理权外判。例如沙田田心隆亨街巿，建华勒令关闭街巿并进行全面装修，又拒绝赔偿给任何商户在事件中的损失，其后建华更要收取30万入场费及5万元装修费才可续租。目的就是要赶走小商户，引入大集团的连锁商店，最后七成档主结业。建华公司更引入自己旗下的商铺，令建华可以控製价格。

此外，在农历新年期间，同样是外判予建华公司的屯门良景商场，附近空地有一批自称「管理员」为了阻止街头小贩摆卖，封锁商场外围，并骚乱及袭击小贩和声援的市民。其后被揭发「管理员」是由建华公司聘请，目的就是要赶绝小贩，保障领展旗下商场的盈利。当时警方在场，但无视黑帮的暴行，曝露他们助纣为弱的真面目，令黑警形象更为印入民心。

与民生互相扣连

2004年领汇上市后，香港公屋街巿、商场落入大财团手中。领展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大企业欺压小商户的事件。在房屋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铺位招标有规定货物种类，以确保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务，而且铺租价钱相对便宜。大型连锁店进驻后，赶走价廉物美的小商户，街巿物价被大大拉高。小商户被迫走后，最终巿民在别无选择之下唯有光顾大企业，生活质素更见下降，成为最大的输家。为了对抗领展霸权，全港领展的商贩需要建立商贩联会，联合在同一个组织，共同协调斗争行动。如果罢市运动蔓延至全港的领展街市，力量将会更为强大，可以迫使领展妥协。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长发罢市：

反对领展将街市管理外判予建华公司
要求彻查领展及建华
公营化领展公司，公屋商场及街市由居民及商贩民主管理

维珍员工抵抗资方打压工会

维珍航空在年赚过百亿的情况下，于2015年11月宣布全球裁员，遣散以香港为基地的51名资深机舱服务员。公司在处理遣散香港员工时，并利用强积金对冲机製，冲走将被遣散的雇员应有的遣散费。在2016年2月25-28日，维珍航空工会发起一连四日的静坐行动，并在3月1日游行至英国领事馆。

强积金对冲机製容许老板使用强积金的雇主供款部份，支付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大大降低老板炒人的成本，根本就是合法盗取工人的积蓄。据工会表示，被裁的51名服务员原本应获得合共超过700万的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但被对冲只剩下大约60多万元。有工作超过22年的维珍员工，其中31万被对冲，只获2万元遣散费，将来生活前路茫茫。此外，维珍航空在香港的基地享有免税优惠。

早在一月份时，工会已经发动了野猫式罢工行动，但公司从英国聘用临时空勤人员代替罢工员工，不惜工本都要打压罢工。到了二月份，维珍航空更针对工会成员的正常执勤，将他们的航班编配大幅削减超过六成。根据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HKCCF）表示，「维珍航空竟然纪律处分三位当时参与工会罢工的会员，完全无视香港劳工法例赋予工会的权利。」

全球航空公司站在打压工人的前线，通过强迫放无薪假和外判製度、招聘无工会成分的员工、削减各项成本等措施，打击工人的保障和权利。在这背景下，像维珍员工般的抗争在全世界此起彼落，成为一个趋势。最近，香港国泰工会快月发起工业行动，而在法国、德国和挪威等欧洲多个国家，航空业员工也起来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专访两位参与抗争的员工，让她们亲身讲述自己的处境：

受访者一、林小姐：

我年资最低，只做了八年，因为遣散费全部被对冲，现在赔偿是零元。暂时我未知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维珍方面没有对我们作出支援，所谓转介我们到第二间公司的做法，实际只是给我们HK EXPRESS / HK AIRLINE招聘广告的网站连结，叫我们自己应征工作。八年以来公司经历了三次危机，三次叫我们做一些措施，像削减自己工时，帮公司渡难关，我们都有帮手。一来是CUT工时，做一年至两年兼职，我们都有帮手。但现在被对冲后我什么都换不到。

受访者二、李小姐：

我在维珍工作了15年半，但今次裁员我是一毫纸的额外赔偿都拿不到。这是第三次公司地震，第一次是九一一，要我们放无薪假一两星期，我们有共渡难关；第二次是沙士，我拿了半年无薪假年；到08年金融风暴要炒人，要我们转做PART TIME，我当时飞半价，返一个月放一个月，工资只有一半。到今次公司要炒人，只用一封信就交代了。我们的存在是我们懂广东话和普通话，因为很多英国华侨不懂英语，我们也做很多大陆人生意，所以英国空勤员是不能完全取代我们的。我已到41岁，其他亚洲航空公司空勤员的退休年龄是35-40岁，所以怎会再聘用我呢？我们只能做一些文职工作，但我已做了本行这么久，是会脱节的。

FULL TIME一个月飞四班机，包括房屋津贴、语言津贴，大概有2万6千元。但现在我底薪只有6千（港元），现在我们很多时飞两班机，来回一次我们有460（英）镑，每个月只有一万至万一元。我有一个八岁小朋友，正在读小学，要靠我们老公了。

中国：记者贾葭被捕　传媒气候暗无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登上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失踪和被拘留同一份流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有关。一封署名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于《参与网》发表。发表日期同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相吻合。

中共政权正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困境，准备裁减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同时继续对异见进行打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习近平向官媒发出「姓党丶爱党丶护党丶为党」的指示，连中共内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满。由于经济正在脱离正确轨道，中共党国机器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比起经济事务，当前的最高领导层似乎更加擅长将镇压不断升级。

菁英阶层抗议审查

地产大亨任誌强的微博拥有三千七百万粉丝，在他发帖批评习近平打压媒体后其微博被封锁。任誌强是中共党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因暗示需要一点点媒体独立，而被当局指控「鼓吹推墙」和「主张推翻党领导」。

作为中共新自由主义派别代言人的《财新网》，在采访广东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时也陷入了新闻审查的麻烦。蒋洪委员抱怨道，即使在政权内部，言论空间都已被掐死。蒋洪向《财新网》记者说道，「某些事件」给两会头上阴影，令与会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但是采访稿件被打为「非法」，被审查人员移除，引发了《财新网》编辑人员罕见的抗议。

「伴随着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数，中共高层的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进入领导位置，以巩固他的控製。中国劳工论坛的文森特·科洛解释道：「我们正在看到统治菁英分裂的迹象，而且在下一阶段分裂会加剧。无论习近平采取什麽样的措施都于事无补。」

习近平发动了近几十年来最风雷厉行的反腐运动，借此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权力。但经济不断恶化，无疑会鼓励他的敌对派系给他製造阻力。当局计划将「僵尸企业」关闭，将涉及六百万人失业，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

在官媒《无界传媒》重新刊登一封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后，贾葭试图提醒该报担任编辑的前同事。及后贾就被捕。这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的能力和方式，并指出越来越多的党内派系反对他收紧党内言论，并指责习近平纵容「个人崇拜」和搞「一言党」。

贾葭的律师燕薪告诉《路透社》记者：「贾葭已经告诉我他同那封信没有任何联系」。最初的报道称《无界传媒》的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尽管后来又否认。

据贾的朋友表示，贾葭的妻子称周二晚间（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机场打电话说他要飞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飞机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贾葭的律师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贾葭有可能同那封公开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局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料，例如谁涉及那封信件。这样的话，当局很可能会进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国国安机关再次镇压异见者的新案例。在过去的六个月裏，习近平的镇压范围超出了中国的管辖权而波及到国外，甚至波及到外国公民。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领导人私生活书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踪。他们居于香港，其中两人拥有外国国籍。不久，他们在电视画面前「认罪」。强迫受害者认罪是当局日趋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国法律规定警方在执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权力滥用每天都发生在中国。

贾葭被拘留事件是习近平专製统治阴霾下的新篇章。这些反民主的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消除一切阻碍他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失业和降薪，承担经济危机及中共盲目亲资政策的后果。但是，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巴拿马文件：八名中共领导上榜

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共般竭力隐瞒「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破坏性内幕。「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全球巨富大量地利用避税区和虚假公司（据报告所说约有20万家）来隐藏自己的财富，对全世界都有着潜在的爆炸性影响。

当今全球不平等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乐施会（Oxfam）的一项研究，62个最富有的资本家所拥有财富，顶得上全球最贫穷的半数人口的总财富。巴拿马文件被公开，令全世界的权贵难以入眠。该报告是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一批记者编製的，资料来自从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律师行盗取的大批文件。

在这批偷税漏税的世界精英中，140名政治领袖特别受到关註，其中包括八名现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权力人物）。在「巴拿马文件」榜上有名的，还有英国右翼亲华派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已故的父亲曾为了避税而在巴拿马设立公司。另一个受丑闻冲击的是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包括勒庞父亲在内的一众名人，被怀疑为了避税而向国外转移巨额财产，大大破坏了该党的爱国主义形象。

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冰岛总理西格蒙杜尔．戴维．贡劳格松（Sigmundur Davie Gunnlaugsson）身上。群众在国会外抗议，迫使他宣布辞职。自从冰岛经济在2008年全球银行危机中崩溃以来，该国人民经受了多年痛苦的紧缩政策。贡劳格松家族在离岸避税区藏富的内幕曝光，导致群众的怒火爆发。

空前的新闻封锁

中共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封锁关于「巴拿马文件」的新闻。「巴拿马」这个词在网络搜索引擎上已经被屏蔽，而所有媒体都收到了禁止报道的严厉指令。根据位于美国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所获得的一份副本，一个省级网络审查机关发出了这样的命令：「请找出并删除关于巴拿马文件的相关平面报导。请勿针对相关内容进行追踪，无一例外。如果外国媒体攻击中国的文章在任何一个网站上被发现的话，将会被严厉处置。」

一如以往般，官媒有限地报道「巴拿马文件」时，都以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论调来诋毁。《环球时报》尽管承认「巴拿马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但却滑稽地公布文件是美国策划的阴谋。报章丝毫没有提到文件与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联系，却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辩护——后者是与「巴拿马文件」最有关联的人物。

中共政权向来惯用这种误导手段。从冰岛的例子可见，「巴拿马文件」的确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政客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许多西方经济体经历了近十年的痛苦紧缩和生活水平下降之后，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如何在政治上双重标准，而统治精英如何隐藏其巨额财富，以逃避公众监督。涉及文件的许多政客都是战争贩子，往往打着民族旗帜吸引公众支持，但而其家族却想尽办法规避国家的法律和税收製度，以免自己的财富受监管。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三名上榜

中国情况亦然。国家主席习近平愈来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来支撑自己的统治，而来自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的文件则指出，他的姐夫邓家贵和姐姐齐桥桥与两家位于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有关。关于习近平家族的内幕不是什么新闻。《彭博社》于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习近平家族的金融资产高达3.76亿美元。

总共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在「巴拿马文件」上榜。除了习近平之外的两人是刘云山和张高丽，另外还有五名前任常委。在中国的政治体製中，类似的内幕新闻经常在党内权斗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派官僚总是竭力揭露另一派的丑闻。因此，政府不顾一切全面封锁媒体报道。

要空前封锁媒体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涉及此事的规模。通过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成立离岸公司，来自中国和香港占了最大比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指，自2000年以来，介乎1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资产以不明途径离开中国。

因此中国不可能在「巴拿马文件」丑闻中独善其身。文件被公开的时间，正值中国经济危机不断加重，而且统治精英也随着经济脱轨而发生分裂。专製政权担心在国内也会发生冰岛式的反抗行动。

巴拿马文件：香港抗议行动

4月12日，社会主义行动发起抗议，于卷入「巴拿马文件」丑闻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的尖沙咀办公室外示威。约二十示威者高呼「向富人征重税」和「增加利得税」等口号，要求取缔避税天堂以及重征富人税。

巴拿马文件泄漏出来后，揭露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腐败。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专门为富豪设立离岸空壳公司来逃避赋税和国法。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负责占其全球业务三分一的中国及香港顾客。

根据《新闻周刊》的报导，全球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财富隐藏在这些避税天堂之中。很多出现在巴拿马文件裏各国政客辩称这做法是「合法」的。这个讲法反而触发了全世界的众怒。

据估计世界贫穷国家中企业逃税的总额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相对来说，让全世界获得洁净水源和卫生只需要每年100亿美元，而一年140亿美元就足以拯救非洲400万儿童的生命。

香港自身已经是个避税天堂，只有16.5%的超低企业利得税率（美国也有35%）。英国的利得税已经是低得可怜的20%，但假如香港跟随这一税率的话，过去一年库房会增加203亿港元的税务收入，足以兴建5所新医院。

香港也是中国黑钱流出的主要中转站。过去15年，中国的腐败权将大约4兆美元的资金暗中转移出国。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中共专政下令媒体封锁有关消息，因为文件中的内容直指政权高层，对其带来相当大的政治伤害。

示威者亦提出银行需要民主公有化（巴拿马文件中500间银行上榜），因为各大银行都有积极协助逃税。

社会民主连线及「长毛」梁国雄亦参与支持这次抗议行动。

民主党支持预算案的背后

民主党竟然表示决定支持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全部六名议员将在表决时投下贊成票。这是民主党走向建製的又一铁证。今次这份财政预算案劫贫济富，向富人派糖的预算是向穷人派糖的十倍。曾俊华继续宽减利得税和差饷，但没有理会全民退休保障、公屋免租、十五年免费教育和增加资助大学学额。

民主党的投票取向被解读为支持曾俊华参选特首。该党立法会议员贊扬预算案「讲出香港人心声」，在议会对曾俊华示好，自以为这做法可以在梁振英与曾俊华之间製造分化。但与其说这是民主党的策略，倒不如说它今次实实在在为自己代表的阶级利益投下了诚实的一票。

曾俊华是北京属意的候选人之一，因为中共经过梁振英时期的惨痛教训后，会希望有一个香港资本家信赖的人选，以稳定香港的统治。曾俊华较接近传统资本家「唐营」，民主党一向与这批大资本家关系良好（例如地产商恒基），梁振英则较接近中资资本家。去年特首梁振英重提需要放弃过时的「积极不干预」思维，与新自由主义教徒曾俊华有所冲突。当然梁振英上任以来完全没有通过政府干预改善民生，但他的楼市辣招也没有降低楼价，但足以令地产商忐忑不安。

近来，曾俊华刻意营造爱港本土形象，扮演开明君主，在一些小问题与梁振英表态有别，例如高调支持香港足球队、认可本土意识，对港独思想的批评也较为温和。但是，在今天中共强硬独裁的大格局，任何对下届特首会自愿改革政製和民生的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香港政局由过去的泛民对建製局面，渐渐走向香港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主义局面。如果局势更为动荡，统治阶级分裂下去，不排除在更远的将来会出现由香港资本家会支持本土派势力，与爱国资本家势力对立，如此的话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艰难。一个团结起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才能防止斗争运动被民族主义分化。

二千人机场集会　抗议特首「特事特办」

访问国泰空中服务员

4月18日（日），空勤总工会发起集会，抗议梁振英滥权让自己女儿绕过行李安检，有二千多人参与。社会主义行动在集会现场访问一位空中服务员。

记者：丽芬（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黄小姐（国泰空中服务员）

丽：为什么要参加「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发起在机场的集会行动？

黄：我很愤怒。因为我作为一个空中服务员，接受过八星期的安检及其他航空安全学习，一直以来的训练和知识都是要我们确保航行安全，所以不论乘客的身份、职位有什么特殊，他们都必须要通过行李安全检查的规定，确保行李没有任何违禁品。这是个大众安全的问题，如果作为特首可以有特权而不需跟从，那他日如有客机因有人利用这个特权而携带炸弹、甚至威胁世界安全的 ISIS 伊斯兰国也可通过这个漏洞而引发航空危机，那应是谁人负责呢？

丽：对于民航处、机管局的回应，你有什么想法？

黄：机管局声称，由航空公司职员代替乘客带行李通过安检，是没有违反机场保安程序。我想问一下，机场保安程序是保密的，现在出了乱子，大家一直沿用的安全守则被当局打破，我们都变得无所适从时，机管局是否可以公开这个程序？现在当局所有的解释，都是与我们空中服务员所学的完全相反。而民航处指航空公司可以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务，这显然是推卸责任予我们。

丽：有没有听说因这次「特事特办」事件而有人被解雇？

黄：我有听说过，是保安公司的人员。相信是保安公司将消息泄漏出去才触发社会关註的，我都希望他能够復职，因为这是公众安全的问题，没有他的话，可能大家也不清楚事件的严重性呢。

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坏时期了吗？

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进入危险区」。他向《南华早报》表示，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出（中共）软弱与焦虑的迹象」。我们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罢工像一道闪电划破全国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机正在来临，这成为习近平上臺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并不像媒体所讲一般是稳如泰山的「强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战。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局势， 并削弱了习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上， 曾短暂地出现一封要求习近平下臺的公开信，署名为「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员」；随后中共展开疯狂的逮捕和镇压。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习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将会替换政治局七个现任常委中的五个，届时党内权斗很可能会浮现出来。

无可避免的衰退

尽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政府合力发放好消息，宣扬首季6.7%的经济增长是「好开始」，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经济数据是历来最不可信赖的。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经受着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潜在危机。只是因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国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钞，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大萧条的噩梦还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间，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倍。这是一个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倒映。而随着全球增长速度降低到零，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

信贷膨胀创下纪录

中共当局无法摆脱它自己製造的经济困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中国必须进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弹一样的产业重组，否则庞大的债务不可避免会引爆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本期杂誌中解释道，人们还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出路。但是，这个替代方案是无法为中共当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于增加债务，从而避免GDP骤跌。这不过是为未来製造更大的问题。

復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将政府的政策比喻为「抽吸鸦片以看起来健康」。今年首季银行扩张了4.61万亿人民币信贷， 超过了2009年首季时政府刺激方案的4.58万亿。

「北京当局正在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争取时间，令危险与月具增。」英国《每日邮报》的国际商业版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写道：「连中国也不能在金融危机中免疫，即便银行系统是共产党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陷入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感染慢性病毒。就算这样想也还是太乐观了。」

香港：北京的计时炸弹

中国的经济动荡会对香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令政治意识改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声音将反抗力量团结起来。

梁振英时代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北京当局可能决定让他在2017年下臺。雨伞运动由于欠缺领导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实现变革。这场斗争的经验令人沮丧，但同时群众还是对政府怀有强烈敌意。

梁振英「胜利」后，动摇了从前相对稳固的泛民建製两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选的亲中共集团更难统治香港。港独思想（不只是「本土主义」）不再被边缘化，而变成北京的定时炸弹。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建立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迫切需求，我们改变了《社会主义者》杂誌的格式，为增加投稿人和扩大议题提供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增加。不要袖手旁观了！

「我爸是梁特」 特首破坏航空安全

香港「第一家庭」上演过多场闹剧！梁振英女儿梁颂昕因乘搭飞机时遗忘行李于禁区外，并涉嫌以特首的权力向机场人员施压，引发社会关註特首家人为何享有特权并可绕过行李的安全检查。事件引发梁振英政权下的政治炸弹，保安局、民航处、机管局等接连回应也未能平息事件，香港空勤人员工会则批评民航处漠事航空安全，呼吁业界和巿民参与4月16日在机场的抗议行动。

梁振英一家公开否认有向机场职员施压及「特事特办」，但是早前《苹果日报》记者亲身到机场测试可否如梁颂昕一样透过机场职员取回在禁区外的行李，结果都是被航空公司坚拒，显示特首一家享有特权。虽然机管局的声明称，此举并没有违反保安程序，但其实已是严重违反一直严守的国际安全守则，对行李的安全检查形同打开一个缺口。而民航处称「航空公司可视乎实际情况，按乘客需要提供服务」，企图将责任推到执勤员工身上。

保安公司职员被解雇

这次事件牵涉的是公众在使用航空交通工具的安全和大众的利益，但各大传媒报道，一名将是次事件泄露出去的机场保安公司职员因而被解雇。机场保安是由机管局和政府共同拥有，机管局董事内也充斥「梁粉」，解雇员工分明是政治打压，剥夺工人权利。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立即让工人復职。

连中共官媒报章《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有人以特首之名取得便宜是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民望极低的梁振英受到香港巿民的唾弃，社会随时能一触即发地爆发大规模示威。

建製派抹黑难民

政府、媒体和保皇党正在煽动反难民情绪，令香港难民这个小群体感到恐惧。他们製造「假难民」这个假议题，无视这一现实：全球愈来愈危险，宗教、种族和政治迫害迫使人们逃离家园。

《东方日报》等建製媒体刻意煽动反难民舆论。「假难民」一词在今年二月于中文报章出现过400多次，而2014年全年只有12次。

保皇党＝政治暴徒

南亚裔人多数是香港居民而非难民，但这族裔成为了代罪羔羊，可见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香港的澳裔人口是难民的8倍，比全体南亚裔人口更多，但是建製派没有提出遣返澳裔人！自由党将罪案的增加归咎于难民。但连元朗警区指挥官霍乐生也否认这一点，他提供的数字完全推翻了自由党的观点。

建製派在群众中製造大量难民来港的恐惧。事实上，香港只有11,000名寻求庇护者，当中只有极少数获得庇护权，接收比例为全球最低。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别接收了270万和150万人。

种族主义（对特定肤色或种族的群体的歧视）总是被专製政权用来分化和统治被压迫者。梁振英的三年苛政令民怨四起，现在为了紧握权力而打「反难民牌」。在一月份的施政报告，他故意将此议题带入立法会选举的政治权斗。这是为了将人们的註意力从公共服务崩溃、住房价格高企和工作岗位短缺等现实问题上转移开。

保皇党跟随梁振英的尾巴，组成了一群政治暴徒，他们相互竞争，力图成为最狂热的反难民势力。叶刘淑仪、梁美芬和李梓敬是这群疯狗中的佼佼者。她们要求将所有寻求庇护者拘押在禁闭营内，包括儿童在内。那些打压难民的政客，同时也支持廿三条立法以打压民主权利，可见打压难民与政府专权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

梁振英甚至威胁要退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如果实现的话，香港也就加入了朝鲜和津巴布韦等有系统侵犯人权的「流氓国家」的行列。

拒绝种族歧视，不要被建製派愚弄！所有被压迫者和底层群众要联合斗争，从而打倒现有製度，实现真正的变革。

香港医疗犹如「第三世界」！

香港医疗响起严重警号，资源贫乏得犹如第三世界国家！近日流感高峰期令公立医院迫爆，有公立医院病床占用率高达130%，轮候时间超过24小时。有医生表示，多出来的病人需要睡在厕所门口、洗手盆底！

面对医疗危机，政府竟计划再进一步削减医管局经常性拨款二亿五千万。这令一众医护人员忍无可忍，香港护士协会刊登一封致特首梁振英的公开信，形容前线护士工作压力已达临界点。

床位人手严重不足

国际一直以85%为病床住用率的安全标准，当住用率超过85%，便会增加病人风险，如危急时未获收纳进入病房接受适当护理、增加感染病菌机会等。以现时香港约720万人口计算，本港需要约4万张病床，但现时公私营病床总数不足32,000张，欠约8,000张病床，政府所承诺的「10年内新增约5,000张病床」远远不足。

现时香港有13,000名医生，医生比例是每1000人有1.8位医生，比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3.2位及新加坡2.7位医生少得少。
缺乏医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自03年削减医科学生人数，令近年本港毕业医生数目大幅减少。

医护人员不足　工时极长

全香港只有4成医生于公立医院任职，但这些公营医生却要照顾全港近9成的住院病人！即是6成的私立医生照顾只有一成的病人！

公立医院医生超时工作情况严重，一项调查指出医生的每周平均工时达65小时，其中12%医生说，每周工时80小时以上。八成受访医生称，曾因长时间工作影响临床判断、四成医生更透露曾因长时间工作出现医疗失误。有一成四的医生曾于手术中「打瞌睡」！

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以大众利益为依归，必须立即增拨大量公共医疗开支、增聘医护人员，并将医疗系统全面公营化，反对牟利的私营医疗机构才能保障大众的权利。

大白象工程谋财害命！

港珠澳大桥是一条杀人桥，自2010年动工至今已有8名工人殉职，超过600人受伤。4月23日，泰籍工人Noranin Phai为第八位殉职工人，他在人工岛的桥趸工作时，一辆吊臂车意外撞断围栏，令其身上安全带连围栏跌落海，最终抢救无效而身亡。社会主义行动在此表示沉痛哀悼。

香港工伤情况极为严重，2007年香港的建造业工伤意外率是日本建造业的10倍，而建造业的致命意外率是4.5倍！而2012年香港就有56,763宗工业伤亡事故，而那仅仅是有向劳工处呈报的数字，比真正的数字低得要多。香港仍有大量工伤不呈报的情况，不少工人在老板威胁利诱或者不认识法例保障的情况下，不敢申报工伤，通常在赔偿不足的情下与老板私下调解。因此，劳工处数字不能反映实际香港工伤问题的严重性。去年锦上路高铁地盘有工人因工受伤，在上司的压力下没有报工伤，礼顿公司答应他会支付薪水和医药费，但最后不了了之。他最终上吊自杀。

承建商为了获得政府的工程合约，往往製造所谓「零工业意外」的假象。很多地盘的所谓职安部门实质上是维稳部门，每当有工伤发生时就向工人施压，迫其隐瞒事件和私下解决。政府规定，违反安全条例五次的承建商会从政府工程的名单中除名，但过去五年竟然没有一间承建商被除名！

事实上，工业意外最为普遍的行业是饮食业。这与饮食业的超长工时及过劳关系紧密。在2013年本港发生的工业意外中，接近一半与饮食业有关（5,740宗，48.6%），分别是建造业（3,232宗，27.3%）和製造业（1,775宗，15.0%）工业外意外个案的约两倍和三倍。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停建大白象工程，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製以消灭过劳问题，由工人民选的独立委员会调查工业伤亡事件，迫使资本家给予足够的赔偿，严惩妄顾职安的老板。只有强大的工会力量才能迫使政府及资本家增加保障工人职安健。

学民思潮解散　黄之峰另组「香港众誌」

黄之锋宣布成立「香港众誌」，并宣布派至少三人参选。该党「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并主张2026年举行自决公投。从反国教到雨伞运动，黄之锋成为了民主运动的知名人物。在「世代交替」的潮流下，相信香港众誌的年轻面孔、进取形象，加上雨伞运动带来的知名度，会吸走很多传统泛民的选票。

三月时，黄之锋宣布解散学民思潮，将分别成立政党和新学生组织「分工合作」（好像校园工作不政治化似的）。学民并没具有民主架构的学生群众组织，而不少加入过的学生亦批评小撮政治明星掌控一切而纷纷退出。此外，近年很多学生愈来愈受到右翼本土派吸引，学民也不免出现内部分歧，黄之锋想与极右本土派作出分隔，可推断这也是学民解散的原因之一。

黄之锋批评泛民的民主回归论过时，泛民失败的战略造成民主运动多年的灾难，这批评实在不够入肉。「香港众誌」提出声称为全新的纲领：在2026年前发动公投决定香港2047年后的前途问题。这方案看似激进，但製订公投时间表背后的思维，其实只是彷效泛民过去失败的「普选路线图」概念，被法製框架拖延群众斗争。在中共统治下香港不可能有真普选、自决权或独立，就如中国不可能有民主。因此，前题是要一场推翻中共专政的斗争，而香港群众斗争可鼓动大陆群众斗争，共同反对中共。没有这个前题，自决还是独立也只是延续老泛民对「一国两製，高度自治」的幻想。

「港版川普」叶刘淑仪

今年九月将举行立法会选举，建製阵营透过抹黑难民，製造话题以捞取选票和分裂泛民。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就是其中一人，她提倡在深圳岛屿设立难民禁闭营，称此措施可发挥很大的阻吓作用。

这不是叶刘淑仪第一次发表特朗普式的言论。去年，叶刘在报章指有外籍妇女责当局「纵容菲籍女佣勾引其外籍丈夫」，又形容「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这番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言论，激起外劳团体多次示威，最后被迫撤回言论。

叶刘过去一直都反劳工、反民主。2011年时有人司法复核争取外佣居港权时，她是其中一名反对的建製政客。刚巧当时正值区议会选举，可见叶刘等右翼政客散播种族恐惧来捞取选票。

右翼政客散播种族恐惧

她亦主张设立外佣「试用期」，若雇主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即时解雇外佣，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个月减少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会建议，将雇主所需为外佣支付的医疗费用封顶，表示若外佣即使有工伤，雇主也不用全数负担！

叶刘不只是反外劳，在1999年曾指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事实上这段时期根本没有多么人移民来港。

2003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强推廿三条恶法，促发50万人上。最终法案被迫撤回，叶刘下臺。她后来抱怨当时自己被迫留在美国，「离开家园三年」。似乎她才是美国的「假难民」！

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又大力支持警察执法，最近又重提要为23条重新立法。

去年叶刘淑仪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后，外劳不但透过媒体回应，也立即组织集体行动和抗议，迅速作出清晰的反击。这是揭露种族歧视政客、建立反种族歧视民意的正确做法。

香港：学联退出六四维园晚会

专上学生联会正式退出举办六四维园晚会的组织。这决定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个坏决定、一个退步的决定。此外，学联亦退出每年举办七一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

社会主义行动对于支联会一向有很多批评。支联会刻意将晚会去政治化，将八九民运与今天的斗争分开切割，令很多年轻人感到烛光晚会只是行礼如仪。此外，支联会以由上而下的模式运作，没有开放让其他团体民主参与。这种组织手法反映到温和泛民早已否定了打败共产党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者对此绝不认同，相反我们认为共产党政权已经进入了严峻的政治及经济困境，因此当局才要大肆製造白色恐怖，对付罢工工人、维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今年，中共甚至绑架在国外的人士，将恐怖输出至其他国家。

六四晚会的群众性质

然而，学联退出六四晚会带来了负面的效果，不仅因为学联是其中一个支联会的创会团体，也因为学生在八九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学生在八九运动的作用被泛民领袖和支联会夸大了。支联会予人八九民运只是一场学运的印象，但其实学生发起运动后，其角色渐渐被工人和广大群众所取代。正因为工人和群众的参与令中共当时敲起警钟。

学联退出六四晚会的做法，完全没有纠正支联会的政治弱点。维园晚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群众性质，每年让15-20万人集会，而且近年每年有多达2万人（主要是内地人）跨境来港参加，表达了八九民运在香港群众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即使大会在晚会只是诉诸情绪，淡化其政治色彩，但大集会具备群众性质，始终是今天反独裁斗争的重要平臺。

另一方面，学联提出了什么替代方案？他们批评晚会行礼如仪，这点固然正确，但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在各院校分开举办一场更零散、更小规模的集会，这有何进步可言？这做法不但没有将行动升级，也没有为六四註入斗争力量，只是举行另一场更少人参与的仪式！

游行不足够

学联的决定表现了香港学运最近的转折。本土派近来开始控製了八间大学的学生会，将靠拢泛民的旧学联领导层踢走。目前只有四间大学留在学联，其余的已退出，但全都由右翼本土派所控製。

本土派将自己装扮成「激进」的新选择，将软弱的泛民取而代之。但他们的「激进主义」中毫无实质内容，只有空洞的装腔作势，就如在六四晚会主张以小仪式取代大仪式，从群众斗争的立场来看只是一种退步。

很多年轻人，但不仅是年轻人，都因为泛民领袖的斗争方法和战略（或说没有什么战略可言）没有发挥效用而感到失望和挫败。现在群众运动中有一种很流行的想法：「游行示威都试过了，但根本无用。」但这种结论是片面的、错误的。游行示威是必要的，在斗争中绝对是关键的元素，以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来推翻独裁体製。所有革命运动都由游行示威开始，当然单靠一场或多场游行是远远不足够的。

香港民主运动的问题是，主导多年的泛民领袖往往将之局限于一次性的行动，然后尽快叫群众解散。游行从来没有连结至一个以推翻政府、改变製度为目标的战略。如果要做到这点，当然一定超越游行示威，因为过去几年多场大型游行都没有成功推翻政府。工人阶级要在强有力的工会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工会则以工人政党这一个政治力量为首，以进行推翻独裁体製的革命为目标。

工人运动的斗争方法经历过150多年的考验，包括罢工、堵路堵门、总罢工，并号召国家机器背叛政权、投向人民的一方。这才是打倒专製政权所需要的方法。不仅如此，今天资本权贵彻底站在中共统治者的一方，因此一定要通过社会主义政策及公有製来消灭资本家的权力，从而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可负担的房屋、创造优质就业，以及提高工资。

「先建设民主香港」

本土派学生会扬弃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从这点足以表现右翼本土派得势后所带来的反动效果。学联表示不再支持中国民主是因为要「先建设民主香港」。

这根本是打稻人，好像支持中国民主会对香港民主斗争有负面影响似的。如果以此逻辑来推论，反全球暖化或者反对国外战争的运动也会削弱香港民主斗争的力量。事实完全相反，不支持中国民主的话，就意味住面对中共白色恐怖、逮捕和绑架异见人士时采取中立的立场。例如，最近本土派组织青年新政表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五月访港时将不会举行抗议，因为事件「与香港无关」。单凭这说法就可见右翼本土派立场何等荒谬。

本土派的立场会令中国群众觉得「香港人不在乎」中国有多少人被逮捕、被绑架、被酷刑虐待、被裁员。对香港群众也同样发放错误的讯息：中共这个世上最财雄势大的独裁集团是否继续存在，与香港的斗争无关。本土派经常激烈抨击泛民主派，但自己却采取一样的鸵岛政策，主张单单在香港一城就可以争得民主。

背弃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阶级，等同背弃唯一可以打倒中共独裁体製的力量。将斗争碎片化，并以装腔作势的「激进」取代认真推翻共产党的战略，只会令中共独裁体製得益。为了重建真正的民主斗争，是时候告别伪激进的、装腔作势的反动本土派！

三百人参与撑难民大游行　反对设立禁闭营

社会主义行动及香港难民联会今天（30日）发起游行，谴责政府及建製派政客抹黑难民，製造种族分化。约三百人响应，参与团体包括社会民主连线、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游行队伍于下午两时出发，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主办者焚烧抹黑难民的建製报章《东方日报》。

游行队伍呼喊「Refugees not fake! CY Leung sick sick!（没有假难民，梁振英有病）」「No camp no prison!（不要禁闭营，不要监狱）」等口号 。到达政府总部后，难民联会代　上前发言，反对政府及建製派政党所提倡的禁闭营政策。一众团体代表发言，代表社会民主连线的长毛梁国雄表示支持难民，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保自联代表Donald表示，难民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不容随便剥夺。甘浩望神父表示，反对种族主义，声援不但是香港，还有全球的难民。

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表示，梁振英政府民望极低，唯有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企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难民身上。保皇党试图以「假难民」的议题製造社会恐慌，为九月立法会选举捞取选票。另一成员Jaco指，《东方日报》大肆抹黑难民，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难民犯案率高。

全世界愈来愈多战争和动乱，令难民人数激增。香港只有11,000名寻求庇护者，当中只有极少数获得庇护权，接收比例为全球最低。保皇党最近提倡以禁闭营拘禁难民，连儿童也不例外，鼓吹以暴力对待难民，是极度专製独裁的手法。

撑难民大游行诉求：

停止抹黑难民，反对种族分化
捍卫庇护权利，反对设立禁闭营
港人难民团结抗争，重夺公共财富，不分种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全民退保、增建公屋、增加公共医疗及教育资源）
发起团体：香港难民联会、社会主义行动
参与团体：社会民主连线、居留权大学、跨性别权益会、保卫香港自由联盟

反恶法！不认罪！抗议港铁无理检控

四月十四日，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于粉岭裁判法院抗议，反对港铁滥权及无理检控。邓美晶被港铁检控携带大型行李及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份证两项控罪，最高可被判监半年，今早于粉岭裁判法院第三庭上拒绝认罪，案件推至六月八日再审。

在庭上有三十多名被港铁控告的市民，大部分是基层人士、退休长者、领取综援或长期病患人士。

大多数人在庭上表示港铁职员「好像有牌的烂仔一样」，态度非常恶劣及具挑衅性。

自去年年中开始，港铁大力打压乘搭港铁的市民，拒绝乘客携带超过行李规定尺寸的普通物品乘车。

职员权力有如警察

邓美晶于去年9月25日雨伞落区期间，携带旗杆乘搭港铁至九龙塘站时被港铁职员阻拦，表示「不能携带超过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传票上指邓的物品「会有对人造成伤害，或对铁路财物造成损坏的危险，或对使用铁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扰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认为指控不合理。

港铁公司以不同恶法控告市民，包括在车厢饮水要罚款二千！港铁与民为敌，连乐器和体育用品都阻止上车。作为全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很多基层人士和学生根本无经济能力选搭其他交通工具；而港铁作为一间私人企业，其职员竟有警察般大的权力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证，侵犯市民的私隐，极之不合理。

我们强烈抗议港铁的不公条例，捍卫私隐权，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基本权利。面对不公义，必定抗争到底！

强烈谴责《东方日报》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

4月30日，250人游行反对建製媒体及政客种族歧视难民。《东方日报》显然气急败坏，在专栏文章「功夫茶」以性别歧视来攻击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文章末段写到「邓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万一遇到南亚假难民要求湿吻甚至有进一步动作，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当然喇，以邓小姐咁有爱心，对假难民咁仁慈，相信一定会好好配合，可能仲觉得系一种享受添。」过去建製媒体一向肆意物化及贬低参与社运的女性。

《东方日报》为了帮政府护航，抹黑难民议题，煽动种族歧视，企图想群众视线转移到少数族裔身上。该报一只是另一份大公文汇。

入境处将酷刑声请的审批门槛定得极高，九成九申请人士都被拒绝，该章却抹黑所有被拒绝的是「假难民」。审批程序极为缓慢，难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却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话，没有难民会想留在香港这个人间地狱，根本不会会如该报所说「赖死唔走」。该报渲染南亚裔为罪犯，没有任何实质数据。但连警方都表示，元朗区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亚裔人所为，而荃湾区去年更只有一宗这样的劫案。

香港人不会被《东方日报》之流愚弄，必定会与难民团结抗争，要求政府不分种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种族主义，打倒梁振英政府！

联署团体：

社会主义行动
保卫香港自由联盟
跨性别权益会
文化监暴
Slutwalk Hong Kong
社会民主连线
香港难民联会
新妇女协进会
左翼廿一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香港独立现实吗？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五月访问香港。预料他届时会严厉攻击港独思想。从港独议题成为社会讨论话题，可见自2012年胡锦涛访港后香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张德江介入之前，多名京官已经向「分离主义」作出一连串的警告，有些说香港独立不现实、不可行，有些说港独违法、叛国。如果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为什么要立法禁止呢，这逻辑真是自相矛盾。

连正在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称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正如社会主义者们已经多次解释过的，相比于对前殖民地的缅怀，英国资产阶级更加关心同习近平签订的商业合同。

港独支持度的上升，是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独裁政权为自己的政治罪行所付出代价。强硬的专製政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肥上瘦下的副作用，令本土主义上升为香港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因素。

建製阵营的力量没有加强，但是北京方面严重削弱了温和民主派。近几年来，温和泛民的软弱及其对群众斗争的恐惧被充分暴露出来。

泛民主派一直发挥着遏製群众斗争和激进运动的作用，因此北京当局削弱了一支过去对它很有用的力量。北京之所以在香港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是因为担心民主运动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连锁反应，最终威胁到政权的存亡。

在北京切断了政改之路后，香港青年陷于沮丧，脱离中国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另一条道路。

所以，北京现在是自食其果。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认同本土派，在中文大学最近的一份调查中，18-29岁支持本土派的比例达到29.8%。但是同时，这些相互竞争的本土派团体总是在「自决」、「自治」和「独立」这些概念之间摇摆，但是各口号的实际含义都相当不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机会主义，但也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更大的问题是右翼乃至极右翼主导了香港本土运动。本土派宣扬针对中国人、部分甚至针对南亚裔移民及难民的种族主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思想，也会很容易被建製派操弄。大多数本土派组织也是资本主义市场製度的捍卫者，甚至视之为香港的「核心价值」。

支持民族自决权

社会主义者支持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者反对一个民族被强迫束缚在其所不想从属的国家之中。香港「不是一个国家」、「香港无法作为独立经济体」等理由都不具有决定性，因为在许多现存的民族国家身上这些理由并没有生效。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还是军阀割据，可见当时中国尚未形成强大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可以发展出来的。北京的强硬政策和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刺激香港发生这样的变化，臺湾的这一进程则走得更远。

今天，尽管大多数人担心香港的自治权正在萎缩，但他们还不想独立。不过如果大多数人希望香港独立，那么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本土派组织和「香港众誌」等政团的一大弱点。他们不明白，独立或者重新确定香港的自治地位，都要正面挑战中共这个世界第二大国、坐拥全球最庞大军队的政权。

若果认为可以迫使北京当局参与某种形式的谈判，就是重拾泛民主派的愚见，只不过是把普选权换成了独立。

资产阶级反对独立

在中共和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无论民主还是独立都不可能实现的。看看李嘉诚的斥责，就知道资产阶级反对独立，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利益。臺湾资产阶级大力支持马英九亲中经济政策，他们对即将担任下届总统的蔡英文施压，使她不敢改变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政策。可见，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独立香港可以不被中国和中共支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

只有通过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真民主和自决权的斗争才能成功。广大中国群众具备完成这任务的力量，因此必须与他们联系起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公有製的基础上，中国各民族以及整个地区都能民主地决定采取怎样的国家形式，可以是我们倡议的亚洲各国自愿组成的社会主义邦联，同时所有民族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自治乃至独立的。

本土派的立场站得住脚吗？

本土派组织准备参选立法会，以目前他们的走势，今届有可能首次打入立法会。梁振英及中共的强硬路线挑起了年青人的敌意，造成今天的局面。

梁振英的强硬也揭露了温和泛民欠缺斗争的准备、方法和战略，因此群众正渴求激进的新选择。然而，本土思想真的代表激进或新选择吗？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之要作出批评：

中国民运与香港无关？

本土派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香港无关，只要顾好香港一地的抗争就可以，他们甚至称内地人都是蝗虫，因此中国有民主是对香港不利的。但是，本土派却自相矛盾地举行六四晚会，要知道八九六四前香港有一百万人游行声援中国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者主张中港群众团结斗争，打倒中共专政，而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作为催化剂。

热血公民提出所谓全民製宪的口号，并自夸这是革命思想。但黄毓民提出的全民製宪只是要求政府司长局长总辞，在现政权的框架底下重新谈判，提出一部新的宪法。没有打倒中共的斗争路线，而期望在政权框架下会容许一部「民主宪法」是不现实的。

本土派不主张港独

真正的革命议会需要提出打倒中共专政、一人一票普选议会代表、议会代表领取工人薪金、落实八小时工作製和公有化银行及企业的诉求。

中共和梁振英近年不断夸大港独势力，引起公众註意本土派组织，他们推动港独舆论的最大旗手。但本土派的大部分组织其实并不主张港独，而想乘着这股潮流增加知名度。热血公民向来支持「维护高度自治」，但最近又开始含煳地提出香港要走向独立，而陈云主张的城邦自治论是反对港独的，而主张在基本法框架裏争取自治权，与中共和平共处。

实质上本土派只是将泛民的「民主」纲领加上种族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香港民主运动必须连系至中国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群众斗争，打倒中共专政和资本主义。

五一「反水货」行动被取消

5月1日，本土派「北区水货客关註组」的召集人梁金成发起反水货活动，大批人聚集于上水新功街，然而行动未开始就被解散。梁金成在行动开始前，突然宣布由于活动被城邦派的陈云渗透，会有人刻意挑起仇恨，因此取消行动。

「反水货」只是幌子，行动实际上是针对内地人的排外行动。活动当日就有示威者在港铁站举起「驱逐支那罪犯 ANTI-CHINA」这种族主义的标语。而陈云是前岭南大学教授，他经常发表针对内地人的种族歧视言论，又多次以性别歧视言论侮辱参与社运的女性，比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当日活动开始前，陈云在Facebook上表示反对支持者参与行动，因为会被政府及旅游业界借机「诬衊本土派损害香港经济」。但这并非实际原因。陈云过去一直倡议反水货行动，今次突然反对，真正原因是梁金成与他都有意竞逐九月立法会新界东议席，故此他要阻止梁通过反水货行动取得支持。梁金成宣布取消行动时表示，本来有意参与立法会新界东选举，但现在要「重新考虑」，认为人身安全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暗指如果参选并与「城邦派」撞区，人身安全可能会用到威胁。

今次并不是本土派第一次内斗。在今天二月新界东补选后，本土派组织热血公民立即宣布九月立法会参选的五人名单（陈云是其中之一），遭到其他本土组织抨击，指他们骑劫本土民主前线梁天埼的选举成果，企图垄断本土运动。本土派虽然声称反对「大臺」，但其内部却相当专製。在雨伞运动期间，本土派抨击泛民大臺垄断运动，但他们自己更是等而下之。泛民的确由上而下控製运动、遏製运动发展，但本土派则以谩骂乃至暴力手段，攻击运动内的其他派系。由于极右民族主义本身是不理性的，本土派对民主的辩论并无兴趣，其组织运作往往专製独裁。

本土派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多个派系，包括城邦派、港独派、归英派等等，但具影响力的组织都没有清晰的立场，往往在「自治」及「港独」之间游走。就如热血公民大多数时间都支持维护「基本法赋予的自治权」（其实就是泛民的立场），但最近他们愈来愈多用港独的措辞，务求在立法会选举前突出自己「激进」的形象。形象归形象，他们是不敢宣传港独的政治内容的。最近他们派发一张传单，提及要由基本法「永续香港主权，稳固内政（?!），确立香港自治」。

极右本土派的冒起反映着香港群众运动陷入小反动的局面。一方面群众愤怒没有息止，因此想寻求更激进的手段对抗梁振英及中共政权，但同时伞运失败后的挫败情绪令部分群众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但本土派的分裂证明他们不会得逞，而且分裂将会陆续有来。如果有强有力的左翼力量，组织一场与中共不妥协的斗争，将可以提供一个种族主义本土派以外的选择。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支持中港群众团结斗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倒中共专政及剥削製度。

再回应《东方日报》对社会主义行动的攻击

《东方日报》于五月四日再度攻击本会，在A2版以「揭假难民罪行　《东方》遭针对　议员斥团体干预新闻自由搞死香港」为标题的报道中，大幅引用建製派议员的言论，为自己抹黑难民的言论开脱。一如既往，该报没有让本会作出回应。《东方》的立场与民建联、工联会及经民联一致，从来都是反民主、反基层的。

本会正寻求法律意见，追究该报于五月一日以侮辱女性的言论诽谤本会主席邓美晶的责任。

《东方》之所以怒气冲冲，是因为本会组织四月三十日的撑难民大游行，并在一片欢呼声中焚烧这份种族主义的报章。我们严正挑战《东方》种族歧视及侮辱女性的言论，绝不会有任何歉意。民建联议员葛佩帆竟指烧报纸是「暴力行为」，她所属的正是拥护中共杀人政权、支持黑警暴力的第一大党！而经民联议员梁美芬竟挂起「新闻自由」的幌子反对我们，是谁在立法会拒绝捍卫新闻自由？《东方》越靠建製政客保驾护航，只会证明他们抹黑难民是为了服务权贵的利益。

澳洲难民营的真相

最近，笔者留意到香港的右翼媒体和建製派政客表态支持澳洲当局的难民政策，实在是感到十分愕然。

澳洲的难民政策既昂贵又残暴，而且充斥着种族歧视。过去，澳洲当局将许多来自斯裏兰卡的塔米尔难民遣返回该国，又将越南难民遣返到越共专製政权。当局更任由难民遇海难中丧命。上星期，一名来自伊朗的难民，在一个位于太平洋岛国瑙鲁的澳洲难民营中自焚身亡，结束了23年的生命。他被关在禁闭营三年，他留下了遗言：「我已经受够了！」两日后，另一名来自索马裏的难民也在瑙鲁的难民营中自焚，现在情况危殆。

现时，澳洲政府将大约2,000名难民拘押在禁闭营中，其中两所位于澳洲境外，环境与监狱无异。澳洲当局收买了巴布亚新畿内亚和瑙鲁政府，获允许在其国土上设立禁闭营。最近，巴布亚新畿内亚的最高法院判处澳洲设立的难民营为非法，令澳洲政府蒙羞。该法庭指出，难民是「被强迫带进巴布亚新畿内亚」的，并被关闭在「铁丝网之内」。澳洲的禁闭营一直被称为「酷刑」。一些难民被囚禁数年，往往受到欺凌，而且支援不足，很多在离开时已经患上精神疾病。过去就有至少一名难民因医疗支援不足而死亡，另外有数十人自杀，而自残的行为亦很常见。

澳洲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00万澳元营运禁闭营，用公帑资助外判私人公司，当中包括一家香港郭氏兄弟拥有的卫逊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也就是说，澳洲当局每年对每名被囚禁的难民花费23.9万到40万澳元，相当于八名全职工人的工资！

澳洲社会主义党（香港社会主义行动的姐妹组织）主张难民融入社区。我们要求花费在难民禁闭营的资金应用在增加本地人和难民的工作、高质公共房屋以及社会服务。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澳洲民众抗议，反对囚禁难民。在二月，一名叫Asha的难民婴儿在布裏斯本被送院就医，政府企图将她送到一个离岸禁闭营，但遭到院方人员反对。整个社区的居民组成人链保护医院，并阻截车辆进出，确保当局没有带走Asha。最后政府妥协，暂时搁置遣返Asha。

种族主义的历史

澳洲统治阶级有着种族歧视、反移民的历史。在1850年代，当局立法限製华人移民入境。澳洲在1901-1966实施「白人澳洲」政策，限製所有非欧裔的移民。政客经常将「黄祸」等歧视亚裔人的词语宣之于口。

在1990年代，以反中国移民为目的的「单一民族党」成立，其领导Pauline Hanson向澳洲人表示，我们正处于「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中。当时，我们澳洲社会党组织反对「单一民族党」，领导学生罢工，参与反对歧视亚洲人的示威。

种族主义一直被用来分化劳动者，转移澳洲人的视线，将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失业率高企、福利、医疗及教育开支被削减──归咎于外来人。最近，针对中东人的种族主义也开始冒起，令难民成为受害者。

去年，社会党组织了3-4,000人的游行，对抗滋扰穆斯林人的种族主义政党。香港的亲中右翼势力的立场，与「白人澳洲」政策及澳洲「单一民族党」的反华种族主义是如出一辙的，实在相当讽刺！他们抹黑香港难民，实际上是与澳洲统治阶级的最坏分子站在一起。他们支持澳洲的难民苛政，实际上是反对澳洲及香港的劳动者。

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国际性的，我们的战斗也一定要是国际性的。我们自傲地站在社会主义行动及香港劳动人民的一方，也力挺那些来到澳洲寻求庇护及改善生活的难民。

抗议李梓敬倡议设立难民营　反对种族分化

5月7日，以李梓敬为首的自由党及遣返难民大联盟，举行反难民大游行。社会主义行动与香港难民联会到场进行反抗议，反对设立禁闭营，反对种族歧视。

李梓敬倡议设立难民营，是剥夺人身自由、加强警权，以及鼓吹暴力。社会民怨沸腾，梁振英及建製派都受到人民唾弃，唯有製造「假难民」议题转移视线，并且为立法会选举造势。李梓敬此等权贵为了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穷人，而玩弄数字抹黑难民为罪犯。连警方都表示，元朗区去年大部分行劫案都不是南亚裔人所为，而荃湾区去年更只有一宗这样的劫案。

入境处将酷刑声请的审批门槛定得极高，九成九申请人士都被拒绝，他们却抹黑所有被拒绝者都是「假难民」。声请者审批程序极为缓慢，难民被迫留港十多二十年，却等不到答案，又被法例禁止工作。可以走的话，没有难民会想留在香港这个人间地狱，根本不会会如该报所说「赖死唔走」。

不论强迫难民进入焚闭营，还是拘留难民在恶劣环境，都必然涉及施用暴力，加强警权。上周分别有一名伊朗籍及索马裏籍的难民自焚身亡，因为不满澳洲政府将他们拘禁在瑙鲁共和国的禁闭营，引起国内声讨政府严厉的难民政策。

建製派支持设立难民营，另一原因是这盘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联，透过离岸公司控製澳洲威信保安公司，而威信则承接澳洲政府不少巨额合约，包括承包造成自焚悲剧的难民营。现在建製派支持在港设难民营，也是为了让财团开拓多一盘人命生意！

李梓敬之流指控难民「浪费公帑」的政客，但他所属的自由党却支持将公帑用于兴建大白象基建工程，浪费数千亿的公帑，又反对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八小时工作製这些有利民生的政策。事实上，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约三亿元援助难民，兴建高铁的开支已经足够为全港难民提供283年援助！他们的食物援助只有每月1200元，租金援助每月1500元，很多居于猪场鸡场改造的非法寮屋，更有难民曾经大火丧生。

香港人不会被自由党及《东方日报》之流愚弄，必定会与难民团结抗争，要求政府不分种族增加民生保障，打倒种族主义，打倒建製派，打倒梁振英政府！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抹黑难民，反对种族分化
捍卫庇护权利，反对设立禁闭营
港人难民团结抗争，夺回公共财富，不分种族增加公共福利保障

【平机会示威】要求解雇东方涉事编辑

5月10日，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与多个团体代表，到平机会办事处示威，要求公正处理《东方日报》侮辱女性的言论。我们认为东方应立即解雇撰写5月1日「功夫茶」专栏的编辑。社会民主连线、难民联会、民生议政、香港荡妇游行以及新妇女协进会都有代表出席。示威者高呼「谴责东方日报」、「性别歧视可耻」、「解雇涉事编辑」，并将请愿信递交至平机会主席陈章明。社会主义行动于4月30日举行撑难民大游行后，《东方日报》翌日于专栏侮辱邓美晶，写道：「邓美晶小姐最好咪出夜街，如果唔系，万一遇到南亚假难民要求湿吻甚至有进一步动作，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当然喇，以邓小姐咁有爱心，对假难民咁仁慈，相信一定会好好配合，可能仲觉得系一种享受添。」。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寻求法律意见，并发起社会抗争行动，继续对抗《东方日报》的种族主义及性别歧视言论。

巴拿马文件：理大校方究竟在隐瞒什么？

震惊全世界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和政客的逃税避税丑闻，至少八名中国政府领导层牵涉在内，而香港的郭氏兄弟亦卷入其中。在风波核心的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Mossack Fonseca）专门为富豪设立离岸空壳公司来逃避赋税和国法，其香港分支更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负责占其全球业务三分一的中国及香港顾客。

现在该丑闻越揭越大，连理工大学都被揭发本别在2012及2013年在英属处女岛开设两家离岸公司，将一个理工大学有份合资的科网公司「新华理大」的股份转移到海外，而这些交易都一直没有纪录在公开的财政帐目上。「新华理大」被指经营困难，有报导指理大后来秘密地将公司股份卖给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涉及金额不详，资金亦下落不明，但校方至今仍然没有就此公开解释或回应。

批准成立离岸公司的，正是时任理大行政副校长、现任创新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多是财团或政客隐藏财富、规避赋税的伎俩。根据《新闻周刊》的报导，全球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私人财富隐藏在这些避税天堂之中。据估计世界贫穷国家中企业逃税的总额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

除了理大，现揭发中大和港大都有在英属处女岛开设离岸公司，而当中港大更开设有五间公司。

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所有师生乃至公众都是持分者，理应受到公众民主监督。理大校方秘密开设海外离岸公司，故意不记帐完全是黑箱作业，更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人等因此交易而获得利益。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理大校方立即公开有关离岸公司的状况与帐目，并且结束有关的公司。
成立公众民主委员会独立调查事件，对于涉及利益输送和黑箱作业的人士予以追究及惩处。

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製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製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製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着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製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復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复着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製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石硖尾白田购物中心天花倒塌

5月31日晚上七时许，石硖尾白田购物中心二楼电梯位置天花塌下，光管灯箱摇摇欲坠，警察封锁现场。石屎碎跌至一楼。呼吁各位各位居民请出入小心！

翌日，社会主义行动再到倒塌天花的白田购物中心查看情况。天花倒塌幸好没有伤及途人，但商铺负责人均表示非常危险，由于购物中心经常有学生下课后进出上补习班，由下午四时到晚上八时多都会有学生进出商场，昨日没有伤人是万幸。

中兴洋服的老板周先生表示，昨晚七时多，在铺内突然听到巨响，走出店外便看到天花倒塌，支架等压住电梯，他立即按停电梯，期后消防及警察到场封锁现场。对面铺的姜小姐指没人受伤非常幸运，因为这裏是补习学生上下课经常使用的电梯。他俩均指，恶劣天气如黑色暴雨、八号风球时商场会水浸。姜小姐指窗户会渗水，更曾见过雨水由天花滴下。

我们正等待负责商场的法团负责人回复，并跟进维修事宜。

十二万五千人参与六四烛光晚会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香港维园再次举行的烛光晚会，纪念八九年那场为期七周的民主斗争，并悼念被中共独裁血腥残杀的民众。

香港享有半自治地位，令其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今年，有12.5万人参与香港的烛光晚会，再一次凸显出港人对这个集会和纪念1989民运的重视。

虽然今年晚会的参与人数比起去年 （13.5万）稍微减少，但港人所发出讯息仍然强烈。香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后，社会弥漫着一股无助和失意的气氛，群众情绪陷入復杂境地。而今年的晚会也在右翼本土派（主张种族主义思想，混杂着香港自治／独立的修辞）的杯葛压力下进行，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和反一党专政的斗争与香港「无关」，这完全是个反动的立场。

杯葛运动是由本土派控製的学生组织所发起的。他们的举动未能大幅减少六四晚会的参与人数，而自己所独立举办的活动参与人数亦不多，这个结果对于本土派来说是个打击。

不过，在支联会和泛民领袖的控製下，维园的六四晚会多年来不断去政治化，而变得行礼如仪。纵使如此，大批市民仍然参与晚会，反映了香港群众对中共专政的愤怒，并且希望坚决守护八九民运这个重要的遗产。

工人国际委员会中国及香港（包括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重新建立一个民主运动，并强调这个新运动应建基于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力来推翻一党专政。我们反抗中共及其资本主义政策，并为推动社会主义替代而奋斗。

上街撑林荣基－－国安滚出香港，打倒中共专政！

铜锣湾书店被绑架五人之一的林荣基，在被失踪八个月后首次露面，控诉中共非法绑架书店五人。

林荣基受尽中共威胁下，仍然坚持站出来控诉中共暴行，实在值得敬佩。早前，四名被绑架的书商──李波、吕波、张誌平及林荣基──分别返港向警方销案，令很多人以为事件已经以讽刺小说《一九八四》的悲剧告终──被迫害者选择沉默，自己的意识完全被毁，并甘心驯服于当局──岂料林荣基的勇敢作风改写了结局。

极权者满口谎言

林荣基的控诉证明了中共在整件事一直撤谎，而建製派至今仍为中共护航而满口歪理，激起了群众义愤。林表示被掳人士根本不是「自愿返回内地」，而是被中共的「中央专案组」人员掳走。他更表示私下接触过李波时，对方承认被掳返内地。此外，林被威胁要交出售书纪录。但他坚称没有屈服和出卖读者。铜锣湾书店出版揭露中共丑闻及权斗的禁书，过去一直将书本封面伪装，寄到中国内地读者手上。中共显然要追踪并打压购书者。这已造成寒蝉效应，已有其他独立书店表示会销毁自己会员的购书纪录。

国家恐怖主义式迫害

早前，被绑架的三名书商被迫在电视机面前认罪，明显是中共执导、强迫受害人照稿宣读。林荣基在记者会透露「认罪影片有导演有臺词」，证明了将中共的手段形容为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完全不夸张。身处英国的桂民海之女儿，近日拍片上网指自己的父亲被绑架，而其父亲一直叫她保持沉默，再次证明认罪画面是编导出来的。

林荣基被绑架的过程同样骇人听闻。首先，他表示禁锢他的不是国安、公安、派出所或军方，而是隶属「中央专案组」。多名中国研究学者都表示这机构是文革产物，本来用于中共内斗时整治政敌的工具。他在去年十月回深圳时被11人带走，其后被迫戴上眼罩乘坐火车13小时到达宁波。他被迫签字承诺「答允放弃通知家人」及「不聘请律师」，然后被拘禁在一个做足防止自杀措施的小房间内五个多月。

中共跨境犯法绑架引起了港人哗然，令人忧虑在极权之手的干预下，发表异见会动辄得咎。而香港政府及警方一直配合内地公安行事，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公民，曝露了梁振英的傀儡嘴脸。林也认为香港警方不是站在市民一方，警方在2014年占领期间「喺金钟出催泪弹，学生手无寸铁」。事实上，内地国安在香港秘密行动已不是新鲜事。

目前，林荣基的人身安全令人担忧。《星岛日报》引述宁公安局，称会适时启动与香港警方的工作机製，将林荣基引导回大陆接受「法律製裁」。林在内地被指控的「非法经营罪」明显是政治打压，再者香港并没有引导犯人返内地的法例，但没有可预知中共将如何践踏法律。

本土派不知所措

刚在六四周年悼念时，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组织反对关註中国民主，因为这是「别国」的事，与香港无关。铜锣湾书店绑架案一再反证他们的谬论，中共消灭异见的爪牙已经遍及国际，桂民海就是在泰国这个独立国体被逮捕的。近月在缅甸和寮国也有发生类似事件，在肯亚更有臺湾公民被带回中国！可见，香港人面对中共爪牙不能独善其身，而采取无视中共这种鸵鸟政策，只会坐以待毙。标榜捍卫「港人利益」的本土派正在面对两难，不知如何定性今次事件，是别国事件？还是关乎本土利益？很明显这是假命题！香港民主斗争需要与中国的群众斗争连结在一起，共同以推翻中共极权资本主义为目标，才能彻底胜利。

同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泛民领袖有从今次绑架案得出必要的结论吗？泛民正确的指责中共政府的做法是流氓行径，但只在质疑政府有无守法。中港两地的民主运动不应旨在教育中共「文明伦理」，而应动员群众斗争以推翻中共为目标。

中共国安滚出香港　打倒中共专政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立即释放桂民海，并停止政治迫害铜锣湾书店五人，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了製止跨境违法事件再发生，我们主张由群众委员会的代表独立调查绑架案，研究内地国安机构在港违法行动的情况，并驱逐所有中共国安出港。

病房紧绌　何不用特权？

本港在人口老化和疫症隐患的双重压力下，公共医疗系统早已不敷应用，基层民众每每听闻甚或亲历久候「轮街症」或「等上房」之困境，长期病患的治疗排期时间更是以年计。此外，医护人员亦面对极其沉重的工作压力。两项因素造成现今本地公共医疗系统效率低下，医护人员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病人亦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救护。

只是，最近的消息显示出，有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加平等」。建製派大佬之一的民建联谭耀宗被揭发获安排在伊利莎伯医院打尖插队，获优先安排进行割除瘜肉手术。此项手术对于我等基层民众而言，最快也要轮候31星期，即超过半年，而新界东医院联网的病患轮候时间更长达104星期，足足两年！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镔亦被揭其妻准备分娩之时安排以一般病床的价钱（每日一百元）入住独立病房并被指其主动指定医生照料。与之相比，一般产妇面对因不断削减医疗开支而紧张的分娩床位甚至不得不在医院走廊过道产子。因为香港医疗系统已经陷入崩溃，公立急症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平均达到118%，其中六间医院更逾120%。

另一边厢，在一系列医疗特权消息此起彼落之时，一位元朗的装修工人工作其间发生意外事故，工地围栏铁枝穿臂而过，画面骇目惊心，但最后竟于屯门医院等候36小时方能进行手术将铁枝取出，等候其间只得到抗生素和止痛药，其痛苦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为政府摇旗呐喊的建製派议员们享尽经济与社会特权，就不难明白为何他们支持政府一而再地削减医疗支出—那怕全香港只剩一个医生一张病床，他们及与之鸡犬升天的一家老少都能获得最优先的照料，为此承受恶果的，就是我们这些「没那麽平等」的民众。

医疗资源已经严重不足，但梁振英却要削减多2.5亿医疗开支。2013/14年度，医管局各联网共有註册医生5,365名，以其时全港人口计，即每1,000名市民有0.7名公立医院医生。比例少于英国丶新加坡和美国的3.7名（2013年）丶2.8名（2013年）及3.2名（2011年），亦逊于大部分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根据国际标准，护士对病人比例为1比6，但香港的比例已高达1比12，夜更护士平均更要照顾23名病人。

难怪2011年度至2015年度期间，公立医院整体次紧急和非紧急病人轮候急症室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约半小时。次紧急病人平均轮候时间5年间增加逾31分钟，由2011年度76分钟增至2015年度107分钟；非紧急病人轮候时间亦增加近27分钟，由2011年度103分钟增至130分钟。

在贫富悬殊的香港，大多数病人都只能光顾公立医院，但医疗资源却集中在私立医院之上。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聘用本地约六成的医护人员，但他们需要照顾近九成病人；私营医疗系统雇用馀下的四成医护人员，却只需照顾约一成市民。而政府推动医疗产业化，只会令更多公院医护人员流失至私院，公院资源进一步萎缩。大部分穷人还是光顾不起，只能等死！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反特权！公共资源公平享用
大幅增加医疗开支，增聘医护人员
取消外判製度，直接聘用全体医护人员
医疗全面公营，停止私有化
削减高官及议员薪金至普通工人水平

香港蜗居梦何时了？

最近「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九月起加租一成，影响全港七十多万公共住户。

为表达租金上涨的声音，「基层住屋大联盟」于7月10日早上的10时发起大游行，约 60人参与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政府检讨拖延12年未曾修改的「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恢復租金管製等诉求。队伍呼喊着「无处容身、越住越贵」、「反对剥削住屋权、争取检讨保家园」、「立即上公屋、租金要管製」等口号。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游行，沿途访问了4位基层住屋人士，了解一下他们的住屋及生活状况。

现年66岁的江先生是一名退休人士，他现在以每月$5,500 租住西区一个100平方呎的㓥房单位。江先生退休前是任职保安工作的，他称现时无稳定收入，只能靠积蓄、生果金和打散工过活。「租金占我生活费4成，而租金每年都加二、三百元，实在很难负担。」江先生称10年前租金只是$2,000多，自己又因为膝盖骨老化走路也很困难，他已在1年前申请单身人士公屋分配，但对何时能上楼感到遥遥无期。他认为如果能落实租金管製，是有效并可以令他不用再「捱贵租」的。

游行上遇到从中国大陆来港两年的陈小姐，携着两幼子游行的她今年30岁，租住的是西环一个只有80平方呎的㓥房。陈小姐说︰「房间细小，没有厨房，只能将煮食电磁炉放在洗手盆上。租金一年加一次，最近更由$6,300 加至$6,700。」陈小姐称来港两个月后，居于香港的丈夫突然离世，令她顿失经济支柱，对前路感到彷惶无助。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及上学开支每月起码需要$4,300。「我最担心是我的小孩子，他们年幼我一定要负责照顾他们，这令我不能上班工作，现在只能靠我的积蓄过活。我住的㓥房是一屋再㓥开4户的，环境挤迫，隔壁住户曾发生暴力事件，令我倍感担心。」「我最希望就是可以尽快上公屋、实施租金管际，如果有托儿服务就可以减轻我的负担，但托儿服务也需要约$1,000，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经济能力。」

任职地盘的曾先生是租住深水埗的一名㓥房户，月租连水电费需要$6,000，这小小的100呎空间住了一家三口。「我已申请上公屋达4年但仍未有消息。」租金占他每月3成多的收入，这显然与政府所说只占1成有很大距离。曾先生更表示租金高昂下他的每月也花尽所有收入，无法储蓄。曾先生的诉求是立即上公屋和恢復租务管製。

游行上，一位中年女士接受访问，她以月租$3,500 租住观塘一个不足100呎的㓥房，而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居住用途的违法「㓥房」单位。她表示原本住的单位，因为加租$500，令她迫于无奈迁到偏远的新居所。这名女士是一名领取综援的单亲妈妈，育有一名11岁患有过度活跃症的小孩。居住地方狭小令她照顾小孩十分吃力，又不能寻找工作。「我认为这居住地方实在太小，连我的小朋友也这么认为。」「我的小朋友今年升中了，我们都希望可以上公屋，除了地方较大外，也因为公屋有合资格的防火措施，令我若然去工作，也可较安心让小朋友独自在家，现在我住的㓥房没有安全可言，令我不能离开我的小朋友。」综援的帮补下，每月有$3,000多元收入，但这只足够她家中如水、电、伙食等开支。

跨国企业L』Oreal向中共叩头

法国化妆品公司Lancôme原本计划与香港民主派歌手何韵诗合作举行演唱会。但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狠批Lancôme「支持港独艺人」后，该公司宣布与何韵诗割席，更以「安全因素」为藉口，取消她有份出席的音乐会。事件激起群众公愤，牵起声讨Lancôme的浪潮。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利润先于民主人权，为了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只会屈服于人民币之下。中国市场排行Lancome母公司 L』Oreal收入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5年L』Oreal总营业额为243亿欧罗，其中亚太市场占55亿欧罗，近 23%，是相当重要的市场。

何韵诗曾经参与雨伞运动，中共显然就此作出打压。中共控製国家市场庞大，可以审查世界各地艺人的言论，阻止不听话的艺人演出，从而控製国际社会的舆论。早前，韩国女子团队的臺湾成员周子瑜因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自己是臺湾人，由于受到经纪公司JYP的压力，她被迫在镜头面前公开道歉认错。香港九成九艺人在压力下早已噤若寒蝉，当年声援八九民运的热情已化为烟火，剩下人民币的铜臭。但中共愈强硬审查，愈显得其财大气粗，受到全球民众憎恶。

杀人企业

L』Oreal属于雀巢公司旗下企业。如果中共是杀人政权，雀巢公司也绝对是一间杀人企业。在科特迪瓦（前称：象牙海岸），雀巢一直涉嫌间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贩卖丶虐待与强製劳动。在落后国家，雀巢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一直雇用大批私人军队及黑帮。菲律宾雀巢工会领袖Diosdado Fortuna因组织罢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

今次事件反映中共政权愈来愈大力操控新闻媒体及演艺事业，不但靠官媒控製舆论，也愈来愈与私营媒体及企业勾结起来，在香港丶臺湾乃至全球皆是如此。可见，仅仅打碎党国官媒是不够的，也要打破私营财团对艺术及媒体的操控，才会有真正的表达自由。

邓美晶上庭自辩：抗议港铁无理检控

7月13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到屯门法院自辩。事由她被控告携带大型行李及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份证两项控罪，最高可被判监半年。当时正值港铁突然收紧大型行李管製，有乘客携带的古筝、桌球棍等用品都被阻止，激起大批市民到港铁站抗议。邓美晶就是这次政治旋涡的受害者之一。

邓美晶于去年9月25日雨伞落区期间，携带旗杆乘搭港铁至九龙塘站时被港铁职员阻拦，表示「不能携带超过130cm的行李」（相中旗杆）。法庭传票上指邓的物品「会有对人造成伤害，或对铁路财物造成损坏的危险，或对使用铁路的其他人造成滋扰或不便」，她在庭上向法官表示认为指控不合理。

港铁动用八人的律师团队控告邓美晶，包括一名姓张之大律师，就是为了控告一个没有钱聘用律师的普通市民。年赚百亿，年年加价，维修服务外判而事故频生，又被发现在知情下购入次货列车。赚钱后并不用于回馈市民，而是用于欺压乘客。政府拥有港铁76%股权，所以这笔钱好一部分是公帑！

由于控方证人全是港铁员工，加上港铁表示当日事发时闭路电视片段已被销毁，所以邓美晶合理怀疑证据不中立，要求传召其他证人上庭。邓美晶表示，当日港铁职员并没有出示委任证及表明身分，因此她拒绝向其出示身分证，并在警察到场后才向警员出示身分证。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撤销对邓美晶的控罪
捍卫乘客私隐权，港铁无权截查身分证
增设大型行李车厢，放宽对有需要乘客的行李管製

南海冲突：海牙裁决对中国不利

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南海仲裁案做出裁决。该裁决十分有利于提起仲裁的菲律宾。尽管仲裁庭没有执行权，而且中国当局抵製仲裁，并事先声明它将无视仲裁结果，事件仍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外交冲击。

这份长达500页的裁决书涉及许多问题，但其核心在于判定中国的领土要求——也就是所谓的「九段线」——没有法律基础，而且中国在争议海域侵犯了菲律宾的领海主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争议群岛和海域的历史性要求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该公约于1994年生效，中国是签约国之一。

尽管目前难以预计各个敌对力量的具体反应，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仲裁结果一定会对东亚局势和中美关系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在此阐述他的观点。

仲裁结果意味着什麽？

仲裁结果当然没有解决任何冲突。近几年来，这场冲突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军事化。该地区有引发军事对抗乃至战争的潜在可能，虽然短期内还不会发展至这局面。这份裁决火上浇油。唯一真正有理由庆祝这个裁决的是军火出口商和希望获得更多预算的军方首脑。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对联合国及其公约从来不抱任何希望。联合国从来没有成功解决过任何重大危机或者武装冲突，甚至使之恶化。这份裁决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会给所有敌对势力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南海是海洋上的巴尔干。沿岸国家提出相互重叠并且激烈冲突的领土要求，它们单方面的行动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反应；冲突方有很多，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

中国会怎麽做？

这是现阶段最难估计的事情之一。甚至难以估计中共高层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因为可能连习近平一伙人都对裁决的严厉程度感到震惊。尽管北京当局声称裁决毫无意义，但是它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孤立并给中国的对手——主要是菲律宾，但也会包括其他国家——予以巨大的外交和宣传支持。这次毫无疑问的公关胜利能够帮助美国帝国主义的「再平衡」战略，让它在东亚重新获得军事和经济主动权。但是这场「胜利」也可能给它们造成反冲。

用「勃然大怒」来形容北京当局的反应，或许还是保守的说法。尽管中国选择无视，但裁决结果还是给了中国一个大大的耳光，一次羞辱。这可能削弱习近平的力量，并给激烈的中共权斗带来各种无法预见的影响。甚至连一些北京当局的批评者都对压倒性的裁决感到惊讶。许多人都预计裁决固然会对中国不利，但以为它会在双方之间做一些平衡或者留下一些模煳的空间。但是结果仲裁庭完全否定了北京当局的要求。一位评论员说，这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引发（短暂的）国际製裁后，中国政府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外交挫折。《经济学人》也认为裁决会加剧紧张局势。它称之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挑战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这份裁决会对中国的国内政治造成怎样的影响？

如果什麽都不做的话，习近平有可能被视为一个软弱的丶优柔寡断的领导人，使四年来树立的「强人形象」毁于一旦。「强人形象」对于他调整经济和改组上层权力的计划至关重要。习近平煽动起民族主义，现在可能会反过来受製于自己的「伟大祖国」宣传。

砸烂苹果手机和呼吁抵製苹果产品（由中国工厂生产的！）的帖子于中国社交网络疯传。习近平不希望街上出现抗议；前任领导人有时默许示威（比如2012年的反日游行）从而让群众发泄怒气，相比之下习近平有着更强的「控製欲」。如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开始出现示威抗议，那只能说明中共政权陷入危急局面，上层危机正在激化。[在本文首次刊登后，在杭洲和长沙等十多个城市的肯德基快餐店后出现了小型抗议，但很快被当局停止。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的共青团对抗议予以一定支持，可见中共政权内部紧张对立。]

所以，很明显，仲裁结果会在中国国内造成重大影响。它向习近平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一伙人做出反应。在香港，如果中共独裁政权被视为无力应对南海局势的「纸老虎」，在青年之间强烈的反政府和反华情绪就会获得新的动力。西藏丶新疆和其他强烈抵触北京统治的地区也面临相同的情况。

仲裁庭将太平岛降级为太平礁，使臺湾无法对周围海域拥有主权。对于民进党政府下的臺湾来说，裁决可能造成的影响更加復杂，因为作为「中华民国」的臺湾对南海也有着类似于中国的历史性要求。仲裁结果同样削弱了臺湾的领土要求，并使新任总统蔡英文陷入窘境。如果回应不够有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者」就会批评她亲美或亲日而没有对臺湾自身的利益给予充分支持。仲裁结果公布后，蔡英文立即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被迫前往臺湾控製的太平岛重申主权。但是蔡英文也不敢采取任何可能破坏臺美和臺日关系的行动。

仲裁结果会对该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

目前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因为许多问题都取决于美国如何行动，包括它会否设法执行裁决的话，例如增加在争议海域的海军行动——这会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局势非常不稳定，而且可能爆发激烈对抗，因为每一方的国内政局和危机（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都会影响它们在冲突中的行动。

此前中国威胁说可能在南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ADIZ），这会使局势升级并迫使美国做出回应。中国还威胁要在黄岩岛上建设飞机跑道丶港口和军事设施。这是美国的一条特别「红线」，因为这将把中国军队和菲律宾美军基地的距离缩小到只有几百公裏。两种做法都会加剧冲突升级的风险，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预料后果。

也可能中国会策略性地转移註意力，增加在东海与日本有争议的海域的行动。刚刚赢得国会上院选举的日本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安倍晋三，正打算继续推进他的日本再军事化计划。习近平可能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从而掩饰在南海的软弱。但是这种方案也包含巨大的风险。

菲律宾政府会利用裁决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但事实上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至少也要缓解紧张局势，并启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南海仲裁案的发起者是杜特尔特的前任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的亲美色彩较为明显。美国不希望杜特尔特和北京当局走得太近，而美国和菲律宾的亲美政客可能利用裁决从中做梗。

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份裁决丝毫不能缓解紧张局势，只能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没有「厘清」争议，而是加剧了武装冲突或者小规模战斗的风险。对于中国丶菲律宾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群众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坏消息；民族主义政客和战争贩子有更多的藉口把公共资金用于军事支出，并煽动军国主义情绪从而把人们的怒火从不景气的国内经济上转移开。

社会主义者一直解释说，像联合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际机构无论如何也发挥不了进步作用。没有哪一个参与这场冲突的腐败的统治精英给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全都是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敌人。我们支持国际团结，并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在东亚各国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样的政党会反对资本主义和紧缩政策，对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100名救生员再次发起罢工

今日早上11时半，约100名救生员响应香港拯溺员工会号召，聚集沙田康文署总部发起罢工行动。救生员指康文署的编製问题令人手长期不足丶职系方面的诉求亦一直没有解决，故救生员再次发起抗争行动。上月初工会进行了「野猫式罢工」行动，但是康文署拒绝回应之馀反而更加大打压，表示会撕毁有关罢工的字条，并会向工会收回有关的行政费用，可见康文署的嘴脸如何恶心。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救生员罢工的抗争，并在罢工现场访问了救生员黄先生，他有力地吐出罢工的理由。

「我已经入行 7 － 8 年了，最大令我参加罢工的原因是救生员人手严重不足，而我们仍然是属于「技工」的职系，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首先，在香港要成为救生员先要考获 12个章，由急救丶铜章丶沙滩救生章丶至泳池救生章等等…没有新人会愿意花那麽多时间丶金钱去考取那麽多的专业资格，而且在政府眼裏，我们居然只是「技工」的职系，这点会令新人失去入职意欲，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对此感到不受尊重。我们起薪点是$14,000，续年递升至$18,000，但救护员起薪点已是$18,000了。」

「现在康文署对人手不足的回应其实是在「砌数字」，因为它只公布增加入行的名额，但没有公布实际聘请了的数字。人手不足明显是康文署造成的，公共泳池的编製惯例是有一定的全职救生员数目去负责夏天和冬天的泳池泳滩服务，而夏天服务需求较高所以需要聘请兼职人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泳池会提供暖水服务，令冬天变得需要兼职的需求上升，但是政府最不愿意改动製度，这最终令我们工作疲于奔命，泳池没有足够救生员，最终受害的就是巿民大众。」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增加救生员人手
满足救生员的职系诉求
民主管理康文署丶以製订各项考核等事务

香港社会主义者于比利时机场遭警察粗暴对待

比利时「左翼学生行动」现正于鲁汶市举办国际夏令学习营。来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云集当地，参加这项为期一个星期的活动，进行政治讨论、教育和经验交流。当中获邀参加的一名香港代表林子龙（Jaco），活跃于中港民主运动，在布鲁塞尔机场入境之时遭受到无理而粗暴的扣查。而他所携带的政治宣传品，包括T恤、USB手指等亦被海关没收。当林询问有关方面的依据的时候，更被警方再一轮粗暴对待，包括全身搜查。

我们就事件访问林子龙。

「我从香港出发，经伊斯坦布尔到达这裏，参加左翼学生行动的夏令营。在布鲁塞尔机场，海关拦截我并要求我打开行李。他们搜出行李中印有『socialistworld.net』的T恤，还有刻有马克思语录的USB手指。他们指控我携带这些物件去进行商业行为。而作为一名政治活跃分子，我只是参加一场政治会议，并与其他朋友交换这些政治宣传品。

「由于我问了太多问题，他们召唤了警察。警员随即要求了我交出电话，我尝试关掉手机，他们就说我在『反抗』。他们也就更粗暴地把我扣上手铐，并带我到另一间房间，要求我脱掉衣服作全身搜查。」

「之后他们详细审问我所属的组织，及其政治思想。不过我带来的社会主义T恤和马克思USB手指都已经显示了我的政治立场。警察怀疑我属于极端组织，我则解释我曾活跃于香港的民主运动，而看来他们觉得这样也有问题。警察说这并不关于民主权利，而是有关非法行商。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我要回去香港。」

「他们总共扣留了我两小时，并断绝了我跟我比利时同誌的联络。虽然我不断要求，他们依然没有向我发出官方文件。最后他们要我签署一份文件，而我完全看不懂上面究竟是写的是法语还是荷兰语。他们说我要赎回那些被没收的物件，需要缴付超过500欧元的税款。就只是30件T恤和多个USB手指，这个税款甚至比物件原本的价值还要高，完全是不合理！」

「比利时与中共专製之间的经济利益显然影响到民主权利。比利时当局不但没有向中国施压保护人权，他们更学习了中方打压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手段。我当然希望可以取回所有物品，来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同誌和朋友们分享。而比利时当局也应该为他们的政治打压暴行道歉。」

政治筛选不断　立会选举沦为闹剧

九月四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日，但今届与过去不同，随着社会反对政府情绪日益高涨，选举管理委员会要求所有参选人签署「确认书」，并声明拥护「基本法」及「一国两製」。至今已经有至少六名候选人因被指不拥护基本法而遭取消参选资格，包括于二月立法会补选时夺得超过六万票的梁天琦。这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立会候选人因为政治立场原因被褫夺参选资格，是公然的政治审查行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支持极右民粹派，但对政治筛选表示强烈抗议。

专製政权利用政治筛选来打压本土派，反而会让他们得到更多同情。香港民族党这个被传媒嘲讽为「一人党」的组织，在事件后号召了数千市民于金钟集会，证明了梁振英就是港独最有力的鼓吹者。

今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指责候选人支持港独而不拥护基本法。但对梁振英来说最重要不是要阻止本土派当选，而是开一个先例，日后让政府更大力操控议会选举。

政府未来可以依样画葫芦指所有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国安法）的人不能够参选。实际上，基本法是一部由中共与港英资本家製订的宪法，而且十分倾斜于资本家，例如基本法内就明文香港必须实行资本主义製度（第五条），政府财政需要维持低税率政策（一百零八条），而立法会议员又不能够提出任何增加公帑运用的议案（七十四条），雨伞占领所反对的特首假普选也是基本法所规定的（四十五条）。社会主义者反对上述所有的基本法条文，根据政府的逻辑，可能一样会被取消参选资格。

社会主义者并不支持「本土派」，尤其是他们一些排外、反基层劳动者的主张，譬如反对全民退保、反对租金管製等。但是，专製当局由上而下的政治筛选只是为了进一步操控选举，令立法会最终沦为橡皮图章，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统独自决问题乃一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大多数港人认为有独立的需要，社会主义者予以支持，并将之连结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立法会选举的政治审查使当局撕掉谨余的民主面纱，更证明了中共专製一天存在，香港要实现民主是难过登天，独立亦然！不幸的是，无论是泛民主派对中国民运只是表达口头支持，而本土派更是反对中国民主，两者都不会争得真正的民主或自决权。现在的当务之急，劳动者和受压迫的大众要组织起来，反抗作为资本和中共傀儡的香港政府，并且连结中国的工人民主斗争，推翻中共暴政。

澳洲：难民待遇不如畜牲

《英国卫报》披露了超过两千多份的报告，揭发澳洲的私营离岸难民营，特别是位于太平洋上岛国瑙鲁共和国的难民营，存在虐待难民的极端状况。正当香港右翼建製派鼓吹澳洲模式的难民营时，此报告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应。

事件极其严重，且牵涉广泛层面：难民遭袭击、难民儿童遭虐待、年轻女性遭性暴力和性虐待、自残、自杀和试图自杀，以及生活条件恶劣。除此之外，他们被剥夺了医疗的权利，上厕所的次数受限製，蟑螂等害虫在住处滋生。

尤其是难民儿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卫报》披露大约51.3%暴力、虐待等事件是针对儿童的，包括被警卫殴打面部，以及提供性服务换取数分钟的淋浴时间。

2014年9月，在其中一个难民营裏的教师指出，有一名年轻女性难民要求淋浴时间由两分钟增加至四分钟。报告指：「在以性服务为交换条件下，她的请求被接纳了。对方是一名男警卫。她没有说最后有没有发生性行为。警卫想观看男或女洗澡。」

儿童精神备受创伤，还要面对更悲惨的情况。一名女童把自己双唇缝上以示抗议，受到了警卫们的无情嘲笑。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情报是由难民营裏的雇员自己提供的，当中包括教师、警卫、医护人员、行政管理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超过100名难民营的现任或前任工作人员，最近发动了一场抗议，要求将难民迁离营地，因为儿童的生命已被「摧毁」。

从悲剧中收割利润

这些离岸难民营由澳洲承包给私人公司Broad Spectrum及其分包商威信保安公司（Wilson Security）营运。公司宣称已经改善了难民营的条件，提高了难民的生活质素，但事实却刚好相反。较早前的报道揭露，难民营充斥着欺凌，设施简陋，并且曾发生多宗自杀案，自残行为亦相当普遍。很多难民被关押多年，造成极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香港种族主义政客叶刘淑仪、梁美芬之流所倡议的，就是这种不人道的离岸禁闭营。建製派政客打着「反对假难民」的选举议题，用以掩饰他们的亲财团、亲专製立场。

在澳洲，难民营每年花费纳税人大约七十亿港币，就像香港的私营公司靠取得政府合同营运公共服务，成本往往由公帑埋单。

澳洲政府一直竭力掩藏难民营的实况，这些流出的消息严重打击了政府。政府宣称，消息属于「无法确信的报告、陈述和宣称，而不具有真实性」。然而，面对愈来愈广泛的批评，这不过是笨拙的说法。但单单口头批判是不足够的。

全球充斥着不人道的难民政策，社会主义行动及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为结束这种暴政而斗争。无论是资源短缺还是恐怖主义，资本主义造成的大量灾害，但责任却被嫁祸到难民身上。建製派的政客利用种族主义和反难民宣传，合理化其加剧贫富悬殊的政策。当今发生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之失败，是因为这製度造成不停的战争和侵略，是因为跨国企业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

为了对抗这一切，必须建立一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团结运动，为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

立法会选举：选民踊跃投票　抵抗中联办选举机器

2016年立法会选举结果出炉。今届被视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重要的一场选举。虽然选举成绩结果错综復杂，但总的来说建製派受到了挫败。梁振英未能剥夺反对派的否决权，也未能削减反对派（尤其是拉布派的议员），而且让自决派及本土派这一不稳定因素进入议会。下届立法会将会更难被政府控製，他的选举攻势可谓全盘失败。梁振英将更不受传统资产阶级的信任，连任将会受到来更大来自社会乃至资本家的阻力。

最终投票率高达58%，打破了香港选举史的纪录。在投票日晚上多个票站大排长龙，不少选民等待至凌晨才能入场投票。梁振英在选举前多次向民主权利宣战，先有筛选「港独」候选人，再禁止校园讨论港独，加上投票当日建製派各种种手法，反倒激起选民的投票意欲。

反对派（包括泛民、自决派及本土派）共获得19席直选议席，建製派则获得16席。政局愈来愈动荡，旧政团纷纷出现分裂和危机，而新势力也往往内部不稳、昙花一现。上届的「激进票」（人民力量及社民连）共26万张，今届增加至接近51万张（计算激进泛民、本土派及自决派）。温和泛民方面，虽然民主党和公民党在直选保住了每区一席，但工党的直选议席由三席减至一席，而民协失去全部议席，陷入灭党危机。

自决派及本土派的选票加起来有约19%，成为了立法会内一股新势力。但这股势力的内部矛盾却是各阵营中最尖锐的。极右的本土派虽然获得了三席（约10%选票），但热普城联盟的「教主」黄毓民落选，对他们带来了一击重挫。本土派进入议会后，将不能像以往单靠批评泛民获得支持，其右翼的投票取向会曝露于民众面前。此外，在投票前的一星期，本土派内部出现互相攻击，可见其内部极不稳定。这些都是本土派将会受到的现实考验。

现在还不能排除当局会取消本土派的当选资格，当然这做法会引起激烈反对。正因为梁振英不断攻击本土派而令他们坐大，所以愈来愈多人相信：政府剥夺六名本土派候选人的资格，是为了让其余入局的本土派参选人得到社会同情，以利用他们来分薄泛民主派的选票。

代表「自决派」的新界西朱凯迪、九龙西刘小丽及香港岛罗冠聪成功当选。三张新面孔进入立法会，代表着香港人求变心态。三名候选人都靠突出「单一议题」胜出，却避开提出完整政纲这一被视为「过时」的做法。此外，三人都没有成形的组织，比以往的激进派更强调个人色彩。他们都迎合了普遍选民在雨伞运动后的抗拒政党、偏好所谓「政治素人」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在选举中呼吁选民票投社民连候选人，并集中于新界东为梁国雄（长毛）拉票。长毛连任为重建民主斗争迈前一步。当今动荡的政局更突显出建立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需要，以将民主斗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连结在一起，从而扩建公共服务、解决住屋及就业问题。

香港立法会选举改写政治版图

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举行，今届被视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重要的选举。选民改写了香港的政治版图，并狠狠教训了政府一顿。即使梁振英故作镇定，选举结果造成的冲击是不容小觑的。反对派保守了70席的27席，因此梁振英和建製派无法夺走其否决权，全面控製立法会。去年，反对派运用立法会否决权挡下政府的假普选方案，因此梁振英政府与中共政权一直想除去这颗眼中钉。

建製派的得票率从2012大选的44.1%跌至40.3%，这些数据不能比照其他国家选举的读法：因为香港并非民主社会；立法会基本上是跛脚鸭，仅有一半席次为直选，所以建製派必然取得多数议席。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今次赢得的席次并不够多。

立法会选举本身就充斥操控与扭曲：服膺于财团利益的「功能组别」，由裙带利益网络组成的配票机器，但建製派仍是惨淡收场。正在寻求连任特首的梁振英，面对今次强差人意的选举成绩，将会成为被怪责的主要对象，本已犯众憎的他再次受到冲击。

今次投票率为58%，比2012年高了5%，是90年代立法会直选开始以来的最高。由于选民害怕反对派选举失利，在最后时间涌到票站投票，最后高投票率粉碎了亲政府阵营精心布阵的选举机器。按规定投票应于10点半结束，然而许多选区在最后一小时涌现人龙，部份票站被迫开放至清晨2点。

除了建製派未能褫夺反对派的否决权之外，由于梁振英打击民主的恶行，製造了政治两极化及民怨沸腾，反对派相对稳定的格局已经一去不返，而变得更为动荡不稳、碎片化和不可预测。

新兴反对势力在选举中崛起，在建製派与传统泛民之外，出现了与2014年雨伞运动有关的社运年轻人。各个新人并非同一阵营，而是属于从极右派到自由派左翼的各种派别。新面孔包括三名反移民的右翼本土派，以及三名自称为「自决派」的激进社运人士。但他们有个共通点：被视为更加激进勇武、挑战中共专政及傀儡港府的新选择。

「温和派」人气锐减

选举结果反映了传统「温和派」的彻底幻灭。前年的雨伞运动未能取得北京的丝毫让步，最后在失望与挫折中落幕，成为了其中一个转捩点。

工国委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与中国支部一直解释过：民主斗争若果不力图打破资本主义製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专政与垄断资本主义共同统治香港，我们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但只能搭配社会主义政策来破除这个製度。资产阶级泛民相信民主与专製能够在一国内并存，但所有历史都反证了这一点，其中一方必须垮下来！

曾经在反对派占垄断地位的传统泛民，如今在立法会却仅剩11个直选席次，而「激进派」各方则共占8席。多名泛民资深议员没有连任，民协和新民主同盟被逐出立法会。工党则从上届的3席直选议席变成1席。在雨伞运动后，有温和派人士组成两个「中间派」新组织，希望让与中共协商的路线復活，但选举成绩却不尽理想，没有拿到任何议席。 据《南华早报》所述：这个现象「再次证明在急速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温和派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

镇压加剧

因此，选举成绩表明群众强烈抗拒北京的政治干预，并寻找更具战斗性的新反製策略。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令人们更担忧中共逐渐剥夺香港的自治权及有限的民主自由：诸如五名铜锣湾书商遭绑架，并囚禁于中国；警察暴力引发了一场暴动，为五十年来首次；港独派的梁天琦在暴动后的补选获得6万6千票等等。

立法会选举开跑时，包括梁天琦在内的6名本土派人士遭禁止参选，理由是主张港独有违香港基本法的第一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2月的暴动后，我们曾说梁振英成为了本土派在补选中的助选经理。他越大力攻击本土派，他们的声望与曝光度反而越高。

梁振英在九月选举对本土派的攻击变本加厉，让他们的候选人获得23万7千票（11%），并首度进入立法会。政府封杀独派参选人，被视为对民主权利的严重打击，因而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弹。事件成为了本土派当选的关键因素。

激进势力总共获得了超过56万7千票（25%），超过上届选举的人民力量及社民连加起来的激进票（26万）的两倍。传统泛民则获62万5,600票（27%）。亲政府的阵营获得87万1,016票（40.2%），而独立候选人（建製派占多）则获10万3,334票（4.8%）。

这对中共专製政权而言是惨痛的教训：它的强硬态度反而为上次选举时几乎不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激进派」夺得25%选票：

本土派夺三席，237,959票（11.1%）

民主自决派夺三席，173,122票（7.86%）

人民力量及社民连联盟夺两席，156,019票（7.2%）

*人社联盟有时被归类为泛民。

反政府阵营的版图全面改变，是梁振英乃至北京倒行逆施的证据。一些在上届选举还没出现的势力，在今届获得广泛支持，是政府强硬专製统治的结果。

立法会的反对派新人座落于整个政治光谱，属于「一人党」人士或「无党派」人士。其中3人是右翼「本土派」；另外3人的立场很不同，分别是一名自由派、一名环保分子及一名社民派。他们都主张「民主自决」，刻意地含煳其辞，但他们不主张反对外来移民，而且会被本土派攻击为「左胶」。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政治版图变迁的过程十分错综復杂，而且充满矛盾，原因是缺乏具影响力的真正左翼替代选项，以及欠缺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本土派得势，然后呢？

本土派方面，青年新政及热血公民派出两条对立的名单参选，结果分别夺得2席和1席。但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不代表他们主张的反移民右翼立场具备坚实的群众支持，也不代表本土派会出现更有凝聚力的组织或政党。本土派会继续作为一股具网上动员力的潮流，而非稳固的群众运动。

特别在年轻世代广为传播的仇恨内地人情绪，无疑是本土派获得支持的一大元素，然而另有两个元素更加重要。首先是港独支持度升温，尽管大部分本土派都不是明确主张港独，又例如经常不加解释地使用自治及自决等词语，故意把议题模煳化，但他们目前仍对港独握有垄断权。第二则是本土派虚有其表的激进形象。

三名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后，将会面对公众压力，要表现得更为与别不同、更为勇于对抗政府。目前看来他们没有什么好方法。青政候任立法会议员被问到会如何抵抗政府时，表示他们会拉布拖延政府的法案，而新界东的梁颂恒则表示会占领立法会主席位。

这两招都不是什么新策略，社民连梁国雄（长毛）等人已经用过。除非有大型民主运动在立法会外配合，这种策略的效果都非常有限。本土派虽然成功当选，但没法提出一个斗争的纲领及方法，而他们的种族主义立场会成为建设运动的严重障碍。

港独禁忌被打破

最近民调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香港人支持独立，年轻受访者的数字更上升至40%。不到几年之前，港独的声音可说是根本不存在；如今在北京的铁腕策略之下，却成了香港政治永远存在的元素。不过，在近几次选举中，选民为了对政治筛选与政治迫害表达抗议，即使不支持港独也票投本土派候选人，另外也有选民认为票投本土派可以最有力向政府还击。

社会主义者支持自决权（一个现在常遭误用的词语），包括顺应多数民意的下支持自治或独立。任何独立斗争都要连结到反资反帝的斗争，团结境外更广泛地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劳动群众，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復杂，绝不只是关乎香港能不能自力更生之类的论战（事实上独立小国的确存在），而是关乎港人基于各种理由不支持独立，尤其是港独可能引来北京的武力镇压。

很多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失败后，总结到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实现民主，于是走向支持港独。这也是各本土派组织持有的论点，然而他们未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战略来达成其目标。中共专製这个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北京拒绝让香港行民主选举，又怎么会同意独立呢？将「民主」变成「独立」并不会抹去核心问题：全球最大的专製政权、第二大军事强国压在我们头上。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一直解释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将香港的斗争连结到中国大陆正在萌芽的群众运动、连结到整个亚洲，推翻资本主义与独裁製度，并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需要左翼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行动在今次选举为社民连的梁国雄助选，支持这位真正左翼的少数代表。在错误的策略性投票下，很多选民相信他相当稳阵，因而转投其他反对派候选人，使他的得票由2012年的48,295票下跌至今届的35,595票，幸能仅仅保住议席。

雨伞运动后香港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有些是反动的，有些是绝望的，而很多都是混乱，是一种对旧路线的强烈抗拒。但要建基于这形势，并把不满情绪引领至一场成功的新民主运动，需要建设强有力的工会及工人群众政党。过去一切历史，包括近至2011的阿拉伯革命，都证明围绕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是打倒独裁政权的决定性要素。

统治菁英的分裂

梁振英正全力寻求明年3月连任特首。虽然只有1,200名特权选民有权投票拣特首，但即使在香港统治阶级内部也愈来愈反对梁振英，将政局不稳归咎于他的硬派作风；也因为梁振英将中国大陆财团的经济利益置于香港富豪之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中共政权，尚未宣布其属意人选－－究竟是要拥护梁振英，或者更倾心于其他新面孔，例如较亲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北京就此至今仍保持缄默，可能与中共内部权斗激烈有关，因为习近平抢在明年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巩固权位，也因为要等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才要评估态势。

斯诺登感谢香港难民的协助

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斯诺登揭露美国收集情报的恶行，及后逃至香港避难，期间藏匿于难民的居所。一直备受港府歧视和抹黑的香港难民，成为了全球新闻故事的英雄。

斯诺登在2013年5月潜逃香港，揭发美国政府对全球的大规模窃听和监控，对象甚至包括120多名国家领袖，例如法国、德国、巴西及墨西哥。

斯诺登在香港最初向联合国寻求庇护，但香港的庇护政策极为严苛，他和许多其他难民一样最终都失望而回。当时他十分担忧被美国当局追捕，有机会像李波等人被中共违法绑架一样，甚至遇上更恶劣的状况。美国也可用法庭引渡他回国。

后来，他戴着黑帽墨镜，在一名知名的难民人权律师陪同下去到深水埗，藏身于香港的难民社区之中。

对于难民冒着人身风险，即使物资匮乏却仍慷慨援助他，斯诺登表示感激。最近他在Tweeter发帖写道：「三年前这几个勇敢的家庭保护我藏匿香港。至今他们仍在等待庇护。」

菲律宾难民Vanessa：「我让他睡在我床上。」

来自菲律宾的寻求庇护者Vanessa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也活跃于难民联会（一个于2014年成立、捍卫难民权利的组织），她是其中一位接济过「全球第一通缉犯」、泄密者斯诺登的无名英雄。在斯诺登告密震惊全球后的首几天，他住在Vanessa位于深水埗一所狭小的单位，居所还有她的母亲和女儿。

「我的天啊，全球第一通缉犯竟然在我家中！」Vanessa接受英国《每日邮报》访问称，她看到他的照片遍布各大报章，才得知那个客人的真正身分。

Vanessa形容斯诺登当时显得相当哀伤和担忧。「他没有什么衣服，所以我们帮了点手。」她甚至让出自己的床铺来让他好好休息。「我们为他煮食，帮他购买所需的电脑用品。」她更笑说他爱吃麦乐鸡！

斯诺登也提及了他对在成为国际通缉犯之初，为他雪中送炭的难民朋友之感受。「要不是他们的恩情，我的故事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他们教懂了我，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有时候一点点的勇气都足以改变历史。」

正当由奥利华．史东（Oliver Stone）执导、哥顿．利域（Joseph Gordon-Levitt）主演的电影《斯诺登风暴》即将上映之际，斯诺登在香港藏匿的经历将会浮面。

不断抹黑难民为「罪犯」和「假难民」的香港政府，同样没有为斯诺登提供保护，反而是社会上最贫困、最备受压迫的一群对他伸出援手。

「保卫斯诺登」

2013年5月，社会主义行动联同其他18个团体，组织「保卫斯诺登」的千人大游行。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是游行的第一位发言者，我们并派发了数以百计的传单，要求香港政府为斯诺登提供庇护。当时斯诺登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向港府施压，寻求当局将其引渡回国。我们在传单中解释道，无论是中国抑或美国政府都不可信赖，皆因两国都在大规模地对人民作出非法监控，以保护权贵的既得利益者。

斯诺登告密的要点：

美国主要的电讯公司及科技公司为国安局提供所有客户的通话纪录。
情报机构猖獗窃听其他国家政府首脑
国安局动用高级骇客团来进入全球的电脑
国安局每天窃取全球2亿条短讯

候任议员朱凯迪受死亡威胁

高票当选新界西立法会议员的朱凯迪受到死亡威胁。他在当选后数天，在警署外召开记者会，声称在当选以后收到死亡恐吓，威胁到他本人及其家人，因此报警求助。事件令人忧虑香港政治暴力不断升级。9月11日将会有声援朱凯迪的集会。

朱凯迪在选举工程中，打着「反对官商乡黑」的旗号，挑战新界乡事势力的利益。他过去活跃于乡郊土地运动，曾经与村民对抗发展商强行收地、揭发承建商在天水围非法倒泥等。他接受传媒访问时曾表示，自己因元朗横洲村兴建公屋事件多次受恐吓。有传他今次触动乡事派神经，是因为掌握了新界原居民的「套丁」资料。

梁振英对事件表示重视，，但朱凯迪之前低。建製派新界西候任议员何君尧表示：「你知道有人贩毒，你会不会周围同人讲你知道边个贩毒？」这就是乡事势力的嘴脸！

梁振英上任以来，黑帮势力愈来愈活跃于政坛。雨伞运动期间更出现黑警合作打压占领人士。今次事件证明，香港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

邓美晶港铁案──「法律面前，穷人含忍」

9月23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于港铁九龙塘站携带3枝白色胶棍，超出130厘米的长度限製，并拒绝向港铁职员出示身分证，被港铁票控「携带禁止携带的行李」及「没有提供身份证」两项罪名。

她于在屯门法院被裁定两项传票罪成，共罚款2000港元。判决当日，她在法庭上高呼「法律面前，穷人含忍」，怒斥法律只是保障权贵的利益，表示不服判决。

邓美晶辩称，港铁规列限製单边行李长度限製为130厘米，是全世界最严苛，根本不合理。同为港铁公司营运的深圳地铁龙华线、以及斯德哥尔摩的地下铁、澳洲墨尔本铁路，行李限製都远较香港宽松。虽然港铁专家证人没有就此提供反驳论点，但裁判官却说「不能一概而论」。

港铁曾传召其雇员陈新国以所谓「专家证人」身分上庭。陈称根据专家报告，一个乘客如果举高旗杆有可能会造成触电。邓美晶反问，那么一个成年人在港铁内抱起一个高过130厘米的小童，也有可能会造成触电，为什么港铁附例没有禁止乘客抱起。

港铁年赚百亿，但民脂民膏却用于欺压市民，竟聘用八人的律师团队（当中包括大律师张锦荣）控告一名自辩的市民。港铁害怕今次打输官司的话，等同去年突然收紧大型行李管製是打压小市民的做法。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检控。

邓美晶表示，在她于粉岭裁判处上首次上庭否认控罪当天，庭上有其他三十多名同被港铁控告的市民。从聆讯中得知，他们大部分是基层人士、退休长者、领取综援或长期病患人士。有长者为了谋生在港铁站外摆卖。在香港被港铁控告的传票案，辩方并不能申请当值律师。很多穷人因为没钱聘用律师，也害怕审讯过程影响家庭和工作，因此只能默默认罪。

邓美晶不港铁在2000年上市后，便以私人公司的模式运作，但却有如警察般拥有公权力，可以要求市民出示身分证。可见港铁附例之不堪。

在港铁霸权下被欺压的穷人只会无日无之，社会主义行动一定要继续抗争！

梁振英会被北京红牌赶出场吗？

2017年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梁振英会否连任成为社会关註的焦点。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奇高，击倒了建製派的投票机器，最后的成绩单对梁振英来说是个大灾难。梁振英在统治阵营裏的政敌更有牙力，游说北京将他踢走。

曾俊华在杭州G20峰会与习近平握手，外界猜测中共为他的参选开绿灯。曾俊华营造「香港人」的形象以争取民意支持，他与传统资本家关系良好，又是「大市场、小政府」的教条主义者。另一可能的候选人曾钰成，最近频频向公众塑造开明形象，对民主派表示友好、对「港独」年轻人表示谅解。

四年前的特首选举中，唐梁之争的激烈不但震惊了港资阶级，也让群众看穿小圈子製度之荒谬而群起反抗。此后，唐梁两营的裂痕没有就此缝合，今届选战将会延续这场权斗。过去四年中共派系斗争愈来愈激烈，香港特首选战也会成为其战场。

习近平发动猛烈镇压

梁振英的个人性格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共面对经济衰退，习近平独揽大权，对群众运动发动猛烈的镇压，对待香港自然也不能放软手脚，否则会有损其强人形象，在中共敌对派系面前示弱。因此，即使像曾俊华或曾钰成这种较温和的特首上任，他们在言辞上可能会较为温和，但在关键的民主製度和经济政策上与梁振英不会有大分别，更不可能令香港有长期稳定的局面。

过去五年梁振英执政下民怨腾沸，统治阶级也忐忑不安。梁振英似乎彷效习近平，在换届前采用了独揽大权及民族主义这两招来巩固权力。他将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削弱任何製衡其权力的机关，例如廉政公署、司法系统和立法会。这做法将令行政机关更为僵化，要转交权力至下任特首将更为困难。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公开的政治斗争。曾荫权去年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成为香港史上最高级被控的前官员，而他的密友、同属港英官僚系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亦因贪汙而被判监五年。相信没有读者会天真以为这是为了肃贪倡廉，而是中共式「反贪运动」搬到来港，意味着司法机关更为直接由国家机器操控。

同时，他大力鼓吹爱国主义，利用反港独议题来製造白色恐怖，也是令他集中权力的手段之一。八月底建製报章《成报》开始多日攻击梁振英及中联办推销港独，「事实上，『港独』在香港并无『市场』，『大力打击港独』完全是伪命题。梁振英处心积虑助长『港独』，以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治权威。」

梁振英很可能树立「港独」的稻草人作为攻击目标，企图分裂反对派的得票，令部分选民被「极端分子」吓怕倒向支持建製派，但这策略显然带来了反效果。港独议题固然是政府打破普选承诺后民情反弹的结果，但也不能说是单靠梁振英一手造成的。最终还是北京的镇压措施製造了这一只失控的「巨兽」。无论下届谁任特首，这议题都会缠绕政府。

传统资本家不信任梁振英能保卫他们的利益，而欠缺资本家支持基础的梁振英只能依靠集中权力、依赖共产党在港势力来获得支持。去年，李嘉诚被《人民日报》的社论批评「撤资是忘恩负义」。当然李氏撤资部分是因为经济衰退的因素，但也涉及唐梁两营的政治斗争。

红色资本与传统资本家的利益冲突

梁振英较为亲近在港扩张的红色资本，与传统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在今届立法会选举，与唐营关系密切的自由党打着「ABC」（Anyone but CY）的口号，打倒梁牌来争取对梁振英不满的中上阶层的支持。

只要中共发号施令，选委会内的各派势力最终都会团结起来，大比数投票支持中央属意的候选人。但是，统治阶级愈分裂的话，中共在政治分赃的过程中更难各方利益。现在各派都在组织自己的势力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中联办要避免任何一方势力独大，以较容易控製局面。《成报》攻击梁振英及中联办「力捧契仔女搞『亲西环党』」、「撕裂建製阵营」，也是有其道理的。但这做法的代价是建製势力走向碎片化，长远造成不稳局面。

香港群众在雨伞运动一度面临失望与沮丧情绪，但中共及香港统治阶级的分裂将力量对比有利于受压迫阶级一方，群众必定会奋起抗争，走出困局！

还我校园民主 捍卫言论自由

教育局最近下令封杀中小学校内任何有关「港独」的讨论，打压教师及学生的言论与思想自由。局长吴克俭表示，即使在校外也不容许学生宣传港独，可以寻求警察「协助」打压！此举等同已在香港立法廿三条一样。白色恐怖弥漫校园，学生和老师如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便面临被处分、赶出校或辞退的危险。

2016年梁振英的打压来势汹汹，由铜锣湾书店的书商被绑架、加强媒体的审查，到现在要钳製校园的言论空间。学生绝不能容忍！

不许独立思考

梁振英指，在学校裏宣传港独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将讨论港独比喻为讲粗口，屡劝不改会被踢出校。堂堂特首用「校规」来混淆视听，合理化政治打压，实在荒谬。政权不许我们思考、不许我们反抗，要学生做默守成规的奴隶，服从洗脑的机械教育！

由反洗脑教育到雨伞运动前的罢课，中学生一直是民主抗争的先锋，因此梁振英势要除去这颗眼中钉！

梁振英政府专製独裁，引致民怨沸腾，他愈要年轻人爱国，就激起更多「港独」的情绪反弹。港独势力本来不存在，但梁振英却弄假成真，现在全港「本土学会」纷纷在学校成立。

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港独，都要学生组织起来，捍卫校园思想、言论和组织自由。为了拉阔抗争战线，不能局限于本土组织来发起运动。任何捍卫言论自由的学生都应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抗争：

先向同学宣传及解释->收集连署凝聚民意组织学生会议->共同决定抗议的行动计划

如果凝聚到足够的力量，学生应该发动一天的罢课，作为将抗争行动升级的起点，迫使教育局及梁振英让步。

中港群众团结斗争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站在工人阶级的一方对抗财团、反对专製。若要有足够力量推翻一个统治13亿人的中共政权，民主民生的抗争不能局限于香港，而要串联中国内地的民主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罢工力量。香港的群众运动不能局限在香港一城。

我们敌人的爪牙遍及中港两地，所以我们要跨境联合斗争才会成功。中国与香港的群众要团结斗争，而不是互相排斥分化，才能打倒中共的极权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与中国乃至亚洲的劳苦大众一起奋斗，积极串联各地的斗争，以推翻中共专政及资本主义製度──这就是我们与本土派的分别。

我们主张：

梁振英下臺！吴克俭下臺！
讨论港独无罪，停止打压言论及思想自由
中港群众团结斗争，打倒中共专政

印度：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9月2日，多达1.8亿的印度工人罢工，抗议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工会领导人称这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一个雇主集团估计，这次罢工造成的损失高达1,800亿卢比（216亿元港币）。

银行、电厂、政府部门、公共交通、学校和医院的工人都罢工，加入了示威。印度电视臺报道，在很多地方抗议者堵塞了铁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工会联盟称，这次罢工反对莫迪政府自25年前开始追随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全球化之路」。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到18,000卢比（2,160元港币），提高退休金，并结束打压劳权的法律。

自从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引进印度后，数以千万计的印度工人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是GDP以百分之七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背后的现实。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工人被劳动保护所复盖，但印度的资产阶级还不断削弱劳动保护。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却被大幅度削减。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印度支部已经发起了每小时100卢比（12港币）的最低工资运动，并强调今年早些时候在印度很多地方发生了充满战斗精神的罢工，特别是四月份在班加罗12万服装业女工罢工。这场罢工是关于工人领取退休基的问题，大部分罢工的是非工会成员。这使国家和地方的工会人员彻底目瞪口呆，并且成功迫使他们迅速背离了莫迪政府的立场。

这些工会的官僚们，包括隶属于印度共产党的「印度工会中心」和「全印度工会大会」远远落后于工人在今次罢工中展示的愤怒情绪。的确，九月份号召的全印度的一天罢工，刚好在去年罢工一天后一年后，目的是为了缓解工人自下而上的压力，而不是为了动员工人将行动升级来挑战政府的反工人政策。对于工会领导人而言，他们缺乏进一步行动的战略。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印度支部指出，工人阶级的巨大潜能已经在这次罢工中展示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在群众中紥根、内部民主化的工会运动，并采用一个清晰的纲领以反对莫迪政府，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取代被新自由主义资本集团主宰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团结进步联盟」。

香港新闻短打

快乐地球指数　香港接近包尾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发表最新「快乐地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140个国家或地区中，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获评为「最快乐国家」。香港在140个地区中仅排第123位，倒数17位，比2012年的第102位下跌21名，亦是指数发表以来最低名次。

香港环境汙染恶劣，而贫富悬殊是发达城市中最严重。2016年政府数字显示，香港每户平均每月开支是2万7千多元，特首梁振英却说发表「9千蚊养家论」，说月入9千也可养得起一头家。他自己月薪却40万，真的「坚离地」！面对着这种贫富差距，在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不平等下，香港人又怎会快乐呢？

家务劳工游行争权益

数以百计的外籍家务劳工在9月4日游行到湾仔劳工处，要求当局提升家务劳工的最低工资以及提供更多保障。发起抗议行动的亚洲外劳协调组织（AMCB）指出劳工的工作安全问题，尤其是当雇主要求工人到窗外清洁玻璃，这项工作本不应属于工作范围以内。8月，一名35岁菲律宾籍的家务劳工在将军澳工作期间堕楼身亡。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今年已经有至少6名家务劳工因工作意外或自杀死亡。

许多报导都指出香港家务劳工的困境。非政府组织正义中心（Justice Centre）发表报告，指外籍家庭劳工每天平均工作11.9小时，近72%工人的工资低于现时每月$4,210的最低工资水平。报告亦发现，约四成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亚洲外劳协调组织要求将外籍家庭劳工的最低工资调升至每月$5,000。

笼屋豪宅？

单位越细，利润越大！香港住宅单位越缩越细。恒基地产在北角的新楼盘「尚誉」以天价390万售出一个163平方呎的单位，其面积和一般停车位差不多，打破了香港岛最细房屋的纪录！

楼市放缓，但平均楼价远超一般中产买家的负担能力，在几年前开始出现「微型单位」的趋势。为维持销售额，地产商开始将房屋单位缩小来吸引买家。跟租务市场的逻辑一样，业主将单位分间成「㓥房」来获得更多租户和租金！这些单位小到只能摆放特製的家私，跟本不适合人类健康居住。

不过根据测量师行仲量联行，地产商正不断建造微型住宅，每年平均建造量是十年前的三倍。香港资本主义地产霸权底下，尽是这些根本负担不起的微型房屋！

空间被私有化了！

香港公共空间严重缺乏。一项研究分析各个城市，发现香港人均公共空间仅2平方米，即只相等于约一副棺材或一个厕格的大小！对比国际，香港公共空间少得可怜：新加坡有7.5平方米，约三分二个私家车位；纽约有29平方米，几乎是香港15倍，约等于一个310呎单位。

为了让财团牟利，香港每寸土地都变成私家用地，如商场、酒店、地铁上盖私人住宅平臺等，令大众不能享用。大型商场为了强迫市民消费，鲜有设立公众座位；在炎炎夏日，一些贫困老人为了节省冷气费，又不想到公园日晒雨淋，唯有到附近地铁站的窗臺休息，却经常被保安和职员驱赶！不只土地、住屋、食水，资本主义连空间都要私有化了。

抹黑难民运动失败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香港难民并非如主流媒体所描述那样不受欢迎，被视为「犯罪分子」或「社会负担」。该调查由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进行，结果显示只有约四分之一（26%）受访者支持兴建难民禁闭营。在叶刘淑仪、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不断煽风点火下，26%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有更多市民支持难民拥有工作权（32%）。现时，政府严厉禁止难民工作，最高刑法为监禁两年。研究人员指出，大部分人对难民持有中立态度。可见，建製派虽然大力煽动种族主义，但未能对社会造成统治阶级预期的影响。社会主义行动活跃于难民抗争，并主张所有劳动人民团结斗争，共同捍卫就业机会、住屋，以及争取增加公共服务资源。

影评：《斯诺登风暴》揭露美国的「深层国家势力」

三年前，「告密者」斯诺登揭露了政府庞大的监视活动，包括每天收集两亿条短信。如今上演的《斯诺登风暴》可谓在美国「深层国家势力」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激怒了其代表。在电影裏，斯诺登说，他明白美国情报机关为什么入侵中俄的电脑系统和监听电话，但入侵奥地利的又如何解释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副主任克裏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抨击这部电影「荒谬」。是的，他当然会这样说。斯诺登目前居于俄罗斯（他没有如一些报道所说去寻求庇护，也没有获得庇护权）。他一旦回到美国，就可能被控「间谍罪」而判处三十年监禁。

监控无孔不入

这部电影没有教我们什么新事物，但用了不太沉闷的语言告诉我们，全球性的监控无孔不入，确实令我们不安。这部电影若能向公众范围传播这种意识，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电影所演示的那样，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手机或者手提电脑，都可能被入侵并转化成为一个监视设备。斯诺登应对的办法是把手机的摄像头贴上胶布，并放进微波炉裏（似乎是很实用的做法）。在小布殊总统任期和「反恐战争」期间，禁止窃听的法律被废除，并以秘密法庭製度取而代之。面对着这个不受民主监督的系统，斯诺登愈来愈感到恐惧。

电影用图文表现美国国家情报局如何利用脸书或者谷歌等日常科技来进行监控。戏裏的一幕，斯诺登入侵一个十多岁女孩的脸书帐户，并提取了一些信息，结果令她企图自杀。担任电影非官方技术顾问的斯诺登，及后公开承认电影情节太过贴近现实，因此令他感觉不舒服。

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以及美国中情局和国安局，才是电影裏的超级恶棍。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样，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队伍，包括监狱等等，目的是让主宰经济的阶级压迫其他所有阶级。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特殊的武装队伍获得了网络科技的战堡。

因此，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其在美国的组织「社会主义替代」要求解散美国国家安全局，废除《爱国者法案》等反民主的法案。工人和年轻人要为了全面民主控製政府和国家机关而战斗，以废除现有的由精英操控的不民主体製。

奥利弗‧史东向来以拍摄批判美国建製（尤其是军事政策）的电影而着称，包括《华尔街》，《七月四日诞生》，和《萨尔瓦多》等。《斯诺登风暴》是另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的製作面对美国电影界的反对。「大製作公司都不接这部戏」他说：「基本上存在一种恐惧，不敢提及那个故事。」导演不得不转向德国和法国筹集拍摄电影的资金。

主角乔瑟夫‧高登－李维是一名既出色、又有点偏执的电脑痴，堪比朱克伯格。这部电影涵盖了2004年至2013年，从斯诺登开始成为国家安全机器一员（他在不同时期分别受雇于美国国安局、中情局和私营安全承包商），直到他作出重大决定，携带数千页机密文件逃亡香港。

斯诺登的政治转变

电影描绘了斯诺登从维吉尼亚洲开始到瑞士，再到夏威夷的非常政治旅程，由他从布殊战争政策的支持者，到因奥巴马政府未能带来任何改变而绝望，成为了一位告密者。这部电影加插了真实的新闻片段，当中奥巴马声称主张政府增加「透明度」，实在相当尴尬。2004年斯诺登加入了陆军特种部队，他相信这是「帮助人民摆脱压迫」的好办法。在安全机构内部，斯诺登发现他的政府恰恰做着反对自己人民的事情。他描述美国国安局的行为是「民主的存在威胁」。

斯诺登的政治理想很难被压製。根据卢克‧哈丁的书本描述，斯诺登倾向自由主义右翼政客罗恩‧保罗（美国共和党政客，在1998、2008和2012年三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甚至在2012年捐款支持他的竞选活动，之后斯诺登决定同美国安全当局决裂。

美丽华酒店

电影的很多镜头在香港的美丽华酒店拍摄。斯诺登在此处把大量的电子文件交给英国《卫报》的格伦‧格林沃尔德（由扎克瑞‧昆图[Zachary Quinto]饰演）和伊万‧迈克阿斯克尔（汤姆‧威尔金森[Tom Wilkinson]）。奥利弗‧史东的作品是电影《第四公民》为基础的。后者为获奖的纪录片，由在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执导，梅丽莎裏奥（Melissa Leo）主演，整部戏于2013年在美丽华酒店内拍摄。

《斯诺登风暴》的首映刚刚上画，社会主义行动安排了多位难民入场观赏，以突显八位寻求庇护者在保护斯诺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斯诺登的泄密文件由英国《卫报》记者公布后，他被迫装扮成一名电视摄影记者，偷偷走出美丽华酒店，并向在港的难民中寻求隐身之所。这一幕也出现在电影裏。

出席电影首映礼的难民包括，来自菲律宾的云妮莎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来自斯裏兰卡的难民阿吉特（Ajith）。对于云妮莎和阿吉特来说，他们在2013年英勇的行为没有为其家庭带来任何改变。「就像斯诺登一样，他们没有国籍」，斯诺登的律师文浩出席首映礼时说道。

不仅斯诺登公开表示支持在港难民，乔瑟夫‧高登－李维也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我们在香港声援斯诺登和难民的示威。电影末段出现2013年6月社会主义行动有份协办的保卫斯诺登游行，我们的横额也出现在其中一幕。

赦免斯诺登

电影上映的时间，刚好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总统赦免斯诺登的运动。工人国际委员会曾经多次提出这点，包括欧洲议会的前任议员以及爱尔兰议会现任议员保罗‧墨菲（Paul Murphy）。电影无疑会引起公众关註这议题。在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之中，目前只有绿党吉尔‧斯泰因（Jill Stein）支持赦免斯诺登。

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良好，有助于两国达成协议，以间谍罪将斯诺登引渡回国审判。三年前希拉裏说斯诺登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叛徒」，但迫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竞选运动带来的激进浪潮，她淡化了立场，说斯诺登必须「承担责任」(？)。

这些问题曝露了资产阶级建製的双重标准。历届美国总统都赦免了不少恶棍：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尼克逊；乔治布殊为做伪证罪被判七年的「滑板车」路易斯‧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减刑；嘉能可公司创办人裏奇（Marc Rich）因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逃税案而被通缉，却获得克林顿的赦免。

彻查智障女子被奸案　严惩性侵罪犯！

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涉嫌强奸智障女院友，但律政司因为受害者精神状况不宜出庭而撤销控罪。张健华被揭发多宗涉嫌性侵其他智障女院友的案件。事件引起全港市民震怒，公众质疑为何在证据足够的情况下仍未能将罪犯製裁。社工及市民发起了连串行动，社会福利署最终在社会舆论及群众压力下，决定对康桥之家院钉牌。

製度性压迫

事件反映这些悲剧只是冰山一角，揭露了今日製度下对残障人士的严重压迫，令他们在受到性暴力时如此无助。这包括了政府的公营残疾人士院舍严重短缺、社会福利署包庇违法院舍而疏于监管及执法、司法製度无法保障性暴力受害者等。

21岁女受害者为智障人士，被性侵时住在康桥之家，受害人指，院长张健华曾用阴茎插入其下体，后来又给她糖果以图平息事件。院友亲人发现后报警，警方在院长办公室内找到有张健华DNA的精液和事主DNA的纸巾，张被控「与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非法性交罪」。但受害者因为智障及患上创伤后遗症，被评定不宜出庭作供，最后律政司决定撤销控罪。法官陈广池亦指出，这是社会和事主的「不幸」（!!），好像说到是一件意外似的。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司法製度造成的人祸。

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被告张健华为涉案校舍的院长，亦是社工，曾于2002至2004年被指非礼两名21及35岁严重智障女院友，被控两项非礼罪，最终法官认为两名女院友证供前后矛盾，基于「司法製度要宁纵毋枉」原则，裁定张无罪。

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　智障人士  不被充份保障

这宗悲剧揭露了製度性的压迫，在现今的法律製度下，性暴力受害者毫无保障。即使搜到足够物证，法庭仍然由于事主不能出庭作供而终止审讯撤案。这种法律製度明显让有表达能力障碍的人士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罪犯可利用智障人士无法上庭指证的弱点从而脱罪。

现时的法律程序规定，受害人出庭作供前须经双方律师盘问，但受害人因心理创伤无法出庭。外国法律製度则可由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代替精神上无行为能力者出庭作证，相较之下比香港能保障智障人士。澳洲、英国等国家，智障人士在无能力作供的情况下，曾听过受害人口述消息的人士亦能代表上庭，也有一些建议第三者作供，或安排心理学家进行心理分析。

法院的盘问过程迫使受害者不断重复自己被侵害的经过，以及将受害者的过程曝露于公众面前，即使是心智健康的受害者也要承受巨大压力，因而往往害怕审讯而不敢报警。受害人往往在法庭中处于弱势。

八个月六人死亡　康桥惨剧反映社署包庇恶行

事件揭发了政府及社署才是包庇性暴力的元凶，长年纵容私人的院舍违法，并无所监管，只求将社会服务推给私人企业，减少政府的公共开支，才能让性暴力罪犯为所欲为。

康桥之家院舍被揭发原来在八个月内，已经有六名院友因不同原因死亡，刚刚八月底便有一名十四岁自闭男院友堕毙，但社署却对此事毫无反应。而前院长张健华2014年已因涉嫌性侵智障院友被捕，但2015年10月，康桥之家仍然被社署获批为期18个月的豁免证明书！此举等同包庇助长院舍的恶行，让智障人士继续在恶劣、不人道的环境下生存！

公共院舍短缺　智障人士被迫选择私营院舍

社署在续牌时，明显没有将性侵案件考虑在内，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不想负责，若果吊销康桥的牌照，便需要安置其数十名院友。社署不想做事，便马虎了事续牌予康桥之家！

本来应该是公营的公共服务设施，就是因为政府不愿提供足够的公共院舍，才变成今天众多无监管的私营院舍，以牟利为目的，为了最大化利润而节省成本，智障人士只是他们的发财工具！有康桥之家前员工揭发院舍长期人手不足。在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智障人士、私营护老院的长者、都不被保障，只是企业赚钱的工具。不能相信资产阶级法庭能保障性侵受害者的权利，需要由下而上抗争的社会压力抵抗不公义的司法製度。

我们主张：

重新审理案件，由受害人家属、院友、医生组成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
立即吊销张健华社工牌照，严惩性侵罪犯
全面公营护理服务、医疗系统，结束私有化及外判，保障所有病人及残疾人士

抗议西班牙领事馆暴力及抢劫行为

10月24日中午十二时，社会主义行动到西班牙驻港领事馆门外进行抗议，声援西班牙学生将于两天后（26日）发起的全国大罢课。

示威人士进入领事馆递交信件，期间总领事马卡罗（Santiago Martinez-Caro）拒绝接信，且突然袭击正在拍摄的示威者并强行抢去其手机，职员带走手机至禁止进入区域。事件中两部含袭击片段的手机被抢去，一名示威者的左手被打伤，需要由救护员包扎及到医院验伤。

两名示威者的手机被扣留于领事馆职员范围内超过一小时。警察到现场介入事件，领事馆最初要求示威者承诺删去手机影片，才会归还手机，遭示威者拒绝，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到场声援，示威者拒绝离开，领事馆最终在压力下归还手机。

马卡罗曾被媒体形容为「香港首名亿万富翁的总领事」。这种暴力行为是前所未见的，西班牙政府明显非常害怕全国总罢课会得到国际关註。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西班牙领事的暴力行为，定当追究到底。我们将会再发起抗议反对马罗卡的流氓行为。

反对人大干预立法会宣誓风波

全国人大常委将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意味着中共再次对香港民主权利发动袭击。继政治空间被收窄、媒体被整顿、经济被操控、司法製度受到干预、民主权利受打压后，中共又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务之急是号召大规模示威作为起点，建立一场强大群众运动，并且务必要争取中国内地群众的支持，才有机会成功迫使中共退让。

今次立法会危机由10月12日开始。当日青年新政两名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时用「支那」一词。政府及建製派如获至宝，指控两人倡议港独及违反基本法，趁机利用此事去动员数千人的「反辱华运动」，并将舆论攻势升级。他们的目的是打压整个反对运动，合理化加强专製统治。

今次将会是人大第五次释法，简单来说就是一锤定音诠释香港法律，以「反港独」的名义阻止梁游二人上任立法会议员。青政的宣誓花招弄巧反拙，把香港推进中共的陷阱，让中共的魔爪更大力抓紧香港。

现在建製派不但要坚决阻止青政两人上任，更趁机操弄政治辩论的议程，以阻止港独分子「祸港辱国」为名打击整个反对运动。更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事件来加强对香港的操控和干预。在今次人大释法前，两年前已经有「一国两製白皮书」表明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也有否定真普选的八三一大决定。北京不仅想透过人大释法来干预香港政局，更藉此为刚成为「党核心」的习近平树立党内的权威。对中共来说，今次做法最重要的是展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凌驾地方（特区）政府，压倒香港的本土派以至整个民主运动都只是次要目标。事件也反映到中共党高层的权斗正在进行，各派正在为明年中共领导层换届而竞逐有利位置。但中央政府向香港施展权威的做法始终是符合中共各派的一致利益。

微观一点去看，这场闹剧对梁振英连任特首的工程来说也是一份大礼。就任四年来他民望跌至谷底，不但没有改善任何贫穷问题及民生疾苦，强硬的统治手段亦令建製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中受到挫折。面对建製派对手的「Anyone but CY」攻势，他现在利用这场「反辱华」运动来表现自己「平定港独有功」，博取中共支持自己连任。

青政为何能够当选？

建製派在立法会选举遭遇到挫败，是由于社会及政治危机恶化导致群众的倒梁情绪升温。梁振英大力打港独，在立会选举作出政治筛选，剥夺了几名本土派参选人资格，燃点了年轻群众的怒火。这做法等同将本土派捧为最大敌人，反倒激起选民票投本土派的意欲，以狠狠教训一下政府。另外，早前中共的政治绑架、政治检控等恶行，令群众更强烈抗拒中共的政治干预，港独支持度因此上升，本土派的支持度也大大增加。

2014年的雨伞运动没有迫使北京作出任何让步，反映中间温和的路线早已破产。在政治出现真空的情况下，群众所寻求的真正激进替代选择并未出现，故此各本土组织虽然规模细小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影响力都有所扩大。本土派营造激进斗争的形象，满足了群众对年轻新面孔的渴望。青年新政正是「机会主义」的极致代表，他们只在适当时候及适当地方出现，在伞运动后跑出来代表「伞兵」参选，但青政游蕙祯等人根本没有在伞运中出现过！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据事实解释，本土派并没有提出任何斗争的纲领及方法，只有煽动排外主义及反新移民。他们是团结反中共民运的一大障碍。很多票投青政的选民视他们为激进新势力，但却未清楚他们反动的反工人主张，包括反对最基本的全民退休保障、增建公屋等立场。此外，虽然港独的支持度上升，包括青政在内的本土派都刻意把议题模煳化，一味叫喊叫空洞无内容的口号，，没有明确主张港独，更没有解如何争取港独的问题。

民族问题

由于香港群众担忧中共剥夺香港的自治权及有限的民主自由，因此对独立的态度会变得愈来愈开放。但讽刺的是，从青年新政笨拙的表现可见，本土派根本不理解民族问题。「支那」一词具有种族歧视与殖民色彩，正好为中共舆论机器所利用来抹黑香港民运，削弱国内的反专製斗争。正当世界各地的经济陷入危机时， 民族主义往往被各国的统治者利用。归根究底民族主义是操弄恐惧的工具，用以模煳阶级分野，从而避免99%人民起来反抗挑战1%的暴政。青政向北京呈上了一个如此有用的武器，让人觉得这份誓词是中联办所撰写的！

宣誓风波突显了本土派的致命弱点，他们无法提出清晰的政治纲领及斗争方法来带领斗争，因此只能靠惊人言语和花招噱头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为了重建民主运动并抵抗中共对香港干预，我们必须从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训。民主运动需要组织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构及具战斗性的领导层。从立法会宣誓的闹剧可见，小丑式个人表演对反独裁斗争毫无用处。中共独裁体製在各层面加强镇压，面对这场艰苦的斗争，抗命行动是必须的，但这些行动需要以强化群众组织和提高政治意识为目标。而种族主义的言辞不但无助香港的斗争，甚至适得其反。

唯有数百万人群众团结在一场运动之中，延伸至中国大陆，并串联至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出路！正当中共舆论机器不断抹黑香港民主运动是「反中国」时，香港民主运动一定要作出清晰回应，而不是以「支那」等词语来加以附和，才能为香港的斗争争取中国内地人的同情。社会主义行动为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以打破权贵和独裁者的权力操控。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1月7日就立法会宣誓争议释法，展开了对立法会民选议员乃至整体民主权利的深远打击。建製派及梁振英虚伪地自称「守护立法会规则和宣誓的庄严」，但事实上他们正在用专製手段扭转对他们不利的选举结果。

假如他们成功的话，将会推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使数以万计的选票成为废纸，并令立会沦为不经民选产生的人大翻版。再者，政府显然视这次大清洗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跳板。工党立会议员张超雄形容今次事件「完全是一场政变，不过是由当权者所发动的」。这些发展代表了中共专製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要将过去通过群众斗争赢来的民主权利都要夺走。

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来处理排外本土组织青年新政两名新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风波。《社会主义者》杂誌反对青年新政种族歧视中国人的言论，也反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不过，二人宣誓时的宣示行为被当局无限放大，作为打压「分离主义」的借口，同时也是用来攻击整个反对派与民主运动。这次攻击不单针对立法会，而是先发製人地压製雨伞运动的重演，下次运动可以演变为革命运动挑战政府。

为什么北京加强镇压？

中共专政的党内斗争正越演越烈，习近平上个月被加冕成为「习核心」，这反映出至少两件事情：一是习近平仍然在扩展自己的个人权力来控製明年的领导人换届安排，二是他与中央领导层还在面对国内（尤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不合作乃至消极反抗。

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一直都是以其对全国的影响为依归。近年来，北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打压香港的民主斗争，因担心香港会「感染」全国。

这使中共政权不断加强镇压，去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被绑架的事件，今年则禁止所谓「港独分子」进入立法会。《华盛顿邮报》社论（11月26日）指出：「中国对香港的统治就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课堂，让人学会了打压如何弄巧成拙。」但是北京不这么看，在其眼中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如何统治有可能叛变的13亿人口。

当局害怕革命，这解释了为何习近平要将空前的权力集中到其手中，甚至比起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或江泽民还要多。骤眼看，北京对港政策非常僵化和拙劣，甚至去到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步，最近人大释法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还不是太清楚究竟习近平是否希望在香港进行更全面的打压，抑或是更有可能的，只是想震慑下本土派。但这反映了中国政製的矛盾，虽然表面上是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北京的指令往往会在底下被扭曲和改变，以满足地方权贵的利益。剥夺本土派的议席只会增加港独的支持度，但北京更重视在国内製造舆论，要在国内人民面前展示反对「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强硬决心。

梁振英的盘算

正因为北京有需要就反港独强硬表态，特首梁振英正利用这点来为自己盘算，达到连任特首的目的。他希望製造一个需要建製派组成「统一战线」的状况，借此让北京更难于来年的特首选举中钦点另一候选人与梁振英打对臺。

另一个有关中央政府的復杂因素，就是全国人大是党内排第三的张德江所控製的，而张德江与梁振英一样同属中共的江派。自上臺以来，习近平不断尝试打压其他派系，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不，能够排除江派会在香港煽风点火製造危机，并突显江派比习派更「坚决保卫祖国」，从而帮助梁振英连任。不过我们亦不能够想一些评论员那样将派系斗争过份解读，并幻想中央政府会阻止这场大清洗、甚至会尊重香港的民主权利。无疑中共内部派系林立，但是他们之间对于镇压的分歧只在于力度与速度。

无论是否故意都好，人大常委的介入给予了梁振英和建製的疯狂分子法律与政治上的弹药。这些人希望加剧现时的危机，并策动更广泛的清洗，至今已经有高达15名立法会议员被针对，占立会反对派的一半。人大释法列出了一条非常广泛的违例清单，使议员可以事后被指其宣誓「不真诚」和「不庄重」而丧失议席，就连「停顿太久」也可以被视为宣誓无效。人大释法中指「使用道具」也算违反宣誓规定，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也因为宣誓时撑起黄伞而被指控。

人大常委亦指自决与独立一样，都是不合法的，并称议员需要为这些言论而「负上法律责任」。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打压，反映出当局的攻势并不止于青政的两个议席。梁振英在《新华电视》的访问中表示「绝不允许港独势力进入政治体製」，而甚至在学校讨论也不准。他亦再次强调「须按法律处置好」港独分子。

建製的进攻

人大释法后的数天，两名爱国分子对8名和11名反对派立会议员申请司法复核。这显然是有计划而行的。而11月13日，爱国组织一如所料地出钱聘用3万人上街集会，反对「港独」并支持人大释法。显然亲中阵营裏面已经就清洗要做到哪一步而出现分歧，部分派别害怕进一步的清洗会导致政治上的强烈反弹。他们主张「克製」并希望将清洗局限到两名青政议员。

人大释法是否「越权」而违宪亦成为了法律界的争议。今次释法显然超越了「解释法例，而是变相修改了立法会中有关宣誓的规定，因此在「一国两製」人大常委的做法是越权的。而香港法院若果就任何宣誓案件的判决出现相抵触时，法律后果亦不明的。

不过，就基本法宪製与法律技术细节的辩论，并不能够阻止当局的攻势。群众斗争才是唯一方法。借革命家托洛茨基反抗专製的经验，我们应该花1%的精力去准备法律层面的辩护，而99%的精力应该集中于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反击。

「Anyone but CY」
梁振英正面对反对他连任的强大压力，不单是普通民众，而且还有许多资本家菁英也视他为负资产。最近《明报》一项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民望为五位可能参选人之末，不过其余四位仍未正式宣布参选。

部分菁英发起了个非正式的「Anyone but CY」运动，希望说服北京选择一个较不具争议性的人物取代梁。香港传统财团势力与港英时代培养出来的官僚都不满梁振英的经济政策，因为梁允许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侵入本地资本家的垄断地位。这派别的资本建製亦认为梁振英需要为近年来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激进化（包括雨伞运动及之后爆发的独立情绪）负责。香港「民族意识」的出现是北京的压迫加大下之结果，并导致本土组织的支持度增加。

可惜，这堆本土派组织都是建基于右翼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能够提供任何对于争取「自决」的策略，甚至连「自决」的明确定义也没有说出来。他们主张的「勇武抗争」不过是高喊种族主义的口号和谩骂，就如青年新政二人在宣誓时的行为那样。他们的儿戏行为正好堕入中共与梁振英的陷阱，因此有不少香港人认为如青政等的本土派组织是被建製所渗透、甚至扶植的，用以为推动反革命提供借口。

本土派首次陷入危机

今次立法会宣誓事件让本土派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考验，结果落后一败涂地，突显了本土派的内部分化及其巨大的弱点。本土派是力量分散的派系，他们因为社会存在巨大的不满情绪，加上欠缺真正的战斗而争取民主的替代力量，让本土主义乘势抬头。自2014年中共一锤定音拒绝香港落实普选，而后来雨伞运动陷入僵局后，本土派就开始冒起。

本土派以政治攻击对手来取得支持，当中尤以网上攻击最为明显。他们对于传统泛民主派的软弱和被动作出批评是正确无误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或组织起任何有建设性的力量。在雨伞运动期间，本土派呼吁群众「勇武抗争」，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决心争取成为运动的领导层。

由所谓「伞兵」组成的青年新政被发现雨伞运动期间几乎没有参与过运动。青政的游蕙祯亦暗认自己从没有踏足过占领区。最近的危机，三名本土派议席之中有两个被剥夺，而他们陷入分裂与瘫痪的状态，甚至沦落到要他们一直鄙视的泛民及「左胶」组织示威来去保卫他们。

在今次危机揭露出本土派「纸老虎」的相貌。政府显然要褫夺梁游二人议席，如果本土派无法动员群众去保卫自己的席位，哪他们又何以领导群众打倒中共和争取港独呢？游蕙祯宣布她去信英国政府要求当局介入，那不如向天祈祷可能更有效吧！诚然，以本土组织的性质来看他们註定充斥分裂与危机，但香港的民族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相反，建製当局加强打压「独立」，反而保证了这种思想的支持度只会向上攀升。目前本土派虽然受挫，但在这政治真空的状态下，本主主义作为一个潮流仍完全有可能继续增长。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左翼工人政党，支持一个所有少数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清晰纲领，并在这纲领的号召下团结抗争去击败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权，是可以削弱本土主义的支持度的。

扩大清洗反对力量

今届立法会本土派第一次取得议席，三名议员所取得的11.1%的选票。另外三张的新面孔以「自决派」自居议员以7.8%的总票数当选，而属于激进泛民的 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共取得7.2%的选票并赢得两席。 如果梁振英扩大清洗的行动，对象将会是这八名不同的「激进」政治代表。若果清洗了四名反对派议席的话，就可以夺走反对派的否决权。建製派也可以强硬修改议事规则，阻止一直以来建製派与财团代表最痛恨的拉布。

政府在下次补选时可以收紧选举条例，以筛走反政府的候选人，又或是同一时间将「独立」的司法製度置于公开的政治操控底下。大人常委释法后明显推进了上述发展。「这等同由中国直接挑选立法会议员一样。」工党主席李卓人对《时代杂誌》（2016年11月10日）表示：「将来可能连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或者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会违反参选资格。」总结来说，今次清洗立法会是八三一人大决定的延伸，特首假普选製度要入侵未来的立法会选举。

如何反击？

清洗行动已经剥夺了青政两人的议员资格，现时仍未能预测会否发展至全面镇压的地步。未来发展最取决于群众压力的高低，尤其是在街头、学校和工作场所内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是否够大。最恶劣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例如等待爱国团体在法院司法复核多宗宣誓案件。

不幸地，这正正就是泛民领袖自11月6日反释法大游行后的策略。其中一个因素是，泛民害怕游行变成本土派与警察冲突的平臺，造成11月6日那样不必要的冲突。但这才突显到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并且需要民主决定运动策略及纠察工作，而不是以此为借口取消示威！更严重的问题是，泛民领袖眼光只有选举，害怕清洗行动会祸及自己，因此不愿意奋力抗争。甚至有泛民中人会因为有机会在补选竞逐本土派失去的议席而暗笑了。

现在所有反释法的组织应该召开大会，不单讨论再次举办游行，而且要达成一个罢课、罢工及其他抵抗行动的战略。值得再註意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会都由本土派控製，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事件上鼓动学生罢课，哪怕是一场校园示威。2014年以泛民为首的学联领导层最少也有号召罢课，虽然当时已经时机太迟，而且准备不足。
社会主义者反对清洗立法会，也反对建当局加强对司法部门的政治操控。这些机构都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而且与民意非常隔绝。但政府现时的进攻是为了进一步削弱群众对这些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影响力，并且令其更为融入专製製度之中，就如中国内地一样。

因此，我们捍卫所有民选的立法会议席，反对政府、法院以至中共政权筛选议员，甚至扭转选举结果。我们反对司法製度及基本法凌驾于港人民主选举的权力之上，因为前两者根本不受民主监督。立法会虽然是一个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议会，但在腐败的建製之中民主议席对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来说仍然是一个揭露及对抗统治精英政治黑幕、发动群众斗争的重要平臺。现在是不受政府干预自由选举的权利受到打击。

社会主义与民主抗争

社会主义者为每步的民主寸进而奋斗。我们捍卫现有的权利，但我们并不甘于维持现状，因为我们离真正民主仍然遥远。一场捍卫现有民权的群众运动需要一个纲领来争取全面民主。这就是意味着需要立即废除不民主的架构，如功能组别和小圈子选举製度。

部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应该由真正代表民主的人民议会所取代，由人民普选产生，普选权包括外佣，并将投票年龄限製下降至16岁。这议会应该有实权──可以挑选政府、落实大胆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提升工资、实施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公共房屋，并透过将大财团及银行民主公营化，从权贵手中夺走他们的经济权力。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工资应该要削减致香港平均工资。

现时抗争必须要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群众运动若果局限在香港一个地区，其力量是不足以胜利的。中共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实力和军力，单凭香港一地抗争等同以卵投石。

期望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他称六四事件为暴乱，并贊扬中共镇压）或其他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去支持对抗中共的抗争是徒劳的。相反，西方政府在过去廿年对中共的白色恐怖都只是口头批抨，他们暗地裏都希望维持一个可与他们长期营商的独裁政权。

过去成功打倒独裁政权的民主抗争，例如1980年代的南韩和南非民主运动，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所以，工人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和战斗性的工会，是中港两地推翻中共、取得民主胜利的关键要素。而资本家依赖独裁体製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因此打倒中共也连系至打破资本家的权力。只要群众抗争接受这一纲领，在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下，民主抗争将会是势不可挡的。

青政二人被剥夺议席是政治而非法律问题

政府及建製派媒体不断幸灾乐祸，并企图进一步踢走更多立法会中的反对派。至于青政二人被指「违反基本法」，不过掩盖政治猎巫烟幕。

青年新政跌入建製派的陷阱，宣誓时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失去社会大众的同情而备受孤立。本土派政客并没有针对政权作出攻击，反而煽动种族歧视情绪来攻击同为独裁政权下的受害者──中国平民。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一直反对这种立场。不过，我们认为要踢走他们的话，就应该在公开民主的辩论下揭露他们的右翼政治主张，并于下一次选举由人民众踢走他们。但相反，当局正利用谎言与胁迫来策动一场反民主的大清洗。政府的做法最终只会引起反弹，增加港独的支持度。

尊贵议员是谁选出来的？

梁游二人的命运竟然是由一众从没有民主授权的人所决定的：特首、法官、媒体老板以及全国人大。这些人想铲除我们的民主权利，并将立法会变成港府和中共的「传声筒」。青年新政不过是这个大算盘下的一只棋子。

香港 : 反抗政府清洗立法会！

所有支持真正之民主权利的人，一定要在此时站出来抵抗这场大清洗。有大状党之称的公民党竟然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裁决，实在可耻！《香港自由新闻》（HKFP）报导，民建联政客葛佩帆称她希望这个判决会成为案例，作为未来案件参考的根据，用来挑战其他议员的宣誓效力。她这番话正好描述当下实况。

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对青政二人的案件作出了一个公然的政治裁决，而这会对其他案件带来深远影响。他将过去法院无权干预立法会内务（包括宣誓仪式）的原则一扫而空。港大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这个判决「减低了立法会的宪製地位」。

基本法虽然是一套非常不民主而未经民主授权的宪法，但也在第79条列名立法会议员只能在「行为失当或背离誓言下以三分二在席立法会议员票投通过」而取消其议员身分。但这个满口谎言的流氓政府竟然在光天化日窜改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区庆祥法官以指梁游二人的宣誓行为违反了「一国两製」中的「一国」。这说法与人大修法的立场一脉相承。人大修法后，要求公职人员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只要求效忠中国香港特区的誓词内容不同。法官的判决可能会有深远的法律后果。

青政反抗无力

政府和法院正赶紧完成这场政治判决的程序并启动补选。法庭公然成为了当局打压立法会反对派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者并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法庭。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民主，而法律製度是设计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这个系统严重倾斜于权贵，穷人和被压迫者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社会主义者将法庭视为平臺，用以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以及为自己的政治思想与行动进行辩护。

但青政二人却显得垂头丧气而不知所措，并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可能的法律奇迹中。可笑的是，梁颂恒指今次裁决会令更多倡议自决的人重新考虑。似乎他从没预计到会有这一结果。青政二人上诉的讼费将高达数百万元，而法官裁决他们要邀付80%堂费，但他们的法律团队没打算将审判政治化，并将内裏的事实说出来──这是专製政权策动的政治猎巫行动。

百人「荡妇游行」反性暴

自2011年起开始主张反对性暴力的国际「荡妇游行」运动（International SlutWalk Movement）在香港来到第五届。十月三十日，过百人在遮打花园出发，沿高等法院游行至中环兰桂芳，高喊「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我身体，我话事」丶「唔好教我点着衫，教下啲人咪强奸！」。

游行发起人之一邓美晶指，近日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性侵案被撤控以及酒吧老板涉嫌迷奸一名女客户被轻判一案，都反映司法製度纵容施暴者，导致性暴力持续地发生。游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康桥之家性侵案作出调查丶护理院舍服务全面公营，停止私有化，大幅增加公共院舍服务等。

这届荡妇游行亦非常国际主义，有菲律宾左翼妇女组织代表丶来自印尼的在港难民妇女丶一些来自加拿大及欧洲等地的大学及中学生等。

责备受害者文化依旧

发起人Angie Ng指，直至今天，不论是香港或其他先进国家，性暴力（性侵犯丶性骚扰丶强奸等）及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指责依旧存在。菲律宾左翼妇女组织Gabriella代表发言指，香港的外劳政策非常苛刻，例如雇佣同住条例丶中介公司的剥削等等，都是让外劳女性暴露于性暴力的危险下，而且无法求助。

中四学生Jasmine Chan，亦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她指希望可以透过抗争行动来指出社会现时不平等的男女观念。

「父权社会下被压迫的女性长期不受到尊重，包括同工不同酬丶身体被商品化等。我听了犯案者只被判240小时服务令后很震惊。」

最近多宗性暴力案件在法院得不到公义的审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法治内裏的父权主义本质。只有打倒父权的资本主义体製，才能根本性消灭男女不平等及随之而来的性暴力。

长毛评释法：「CY製造一个敌人…便有存在的理由」

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立法会宣誓争议释法，法庭于11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游蕙祯及梁颂恒二人败诉。继游梁被取消议员资格后，还有15名议员可能会因「不符宣誓要求」而被剥夺资格。

长毛梁国雄在高等法院声援刘小丽的示威上表示，假如能由法庭颁令褫夺其议员资格，则漠视选民意愿，而整个民主阵营的民选议员亦汲汲可危。长毛笑称，他本人就是最有机会下一个被取消资格。

早前他在《向左望》节目上曾提到，忠诚性是看不到的，就可以让当局去搜集那人曾作过的言行，则是言论审查丶思想审查。「例如搜查那人两年前曾讲过的言论，指控与誓言不符丶不拥护基本法等，这可以是后患无穷。」

「以刘小丽为例，（当局）可追溯她在网上讲过的话，指控她宣誓无效，利用她的政治（立场）来作为证剧去来检举她。」

长毛认为，梁振英希望拿回政治资本，製造了一个敌人，而声称这个敌人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他在香港在抵抗这个中共的敌人，于是他便有存在的理由。这是他发动的权力斗争的一环。

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办公室遭到爆窃

12月6日（星期二），社会主义行动及中国劳工论坛于香港的旺角办公室遭到爆窃。

事发于日间时分，当时办公室正值无人（由于该单位亦被用作住所，无人的时间是非常少的），窃匪破门爆锁而入， 箱子和文件被翻开，水龙头被打开导致屋内水浸。办公室位于一栋以劏房贫穷户为主的唐楼内，过去很少会发生盗窃案件。现估算包括电脑和金钱在内，总计损失超过港币5万港元。

「我们怀疑这不是普通爆窃案，可能背后另有内情。」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表示：「我们不排除事件具政治目的，今年中国国安在香港的秘密行动有所增加。匪徒将办公室裏所有的水喉打开故意导致水浸，令我们损失了些重要的文件和记录，包括一些政治文章和刊物档案。」

「这单案件很可能是宗政治攻击，或许是内地国安或是受其指使所做的。为什么匪徒要偷走全部电脑？几部电脑加起来十分重，二手卖出去也赚得不多，其中一部更是垃圾机，但也被盗取。唯一解释是他们想偷看裏面的资讯。窃匪在离开前打开水龙头导致水浸，也十分可疑。正常只为求财的窃匪并不会这样做，似乎他们想对我们尽可能地造成最多的破坏。」

该办公室由社会主义行动的同誌所用，也是一些难民活跃分子的资源中心和会议地点，而一些中国大陆的异见者也会不时到访。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乃一合法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但由于主张推翻专政，其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的。在2016年，其中国成员被政治迫害和逮捕的程度显着加剧。

旺角是香港工人阶级密集的地区，大多是陈旧的唐楼。有邻居指过去二十年都未闻发生过入屋爆窃案。

「由于办公室位于旧楼，保险公司拒绝受保，所以被盗窃的物品和金钱都没有赔偿。」邓美晶续指：「部份电脑是属于义工本人的，用来作製作杂誌和网页。」

社义行动在众筹网站YOUCARING 上展开「捍卫社会主义行动」募捐呼吁，目标金额为最少5万港元（$6,500美元）以填补失窃金额。当中的3万港元将用以重新添置电脑设备。另外，为了加强保安装置，包括为办公室加装厚门、安全锁、防盗镜头系统等，也需要额外开支。水浸也造成相当于数千元的破坏。

「目前最重要是尽快令我们办公室恢復正常工作。」邓美晶说：「这对反政府的民主斗争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抗争形势踏入了险峻时刻，梁振英正在加大清洗行动，准备剥夺包括左翼老将『长毛』梁国雄在内的更多民选议员席位。我们需要回应中共政权新一轮的打压，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可惜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连租金也负担不了。」

我们恳请各位不论在香港、中国或全球的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及支持者们，都到我们的「捍卫社会主义行动」网站捐款支持我们。

2016同誌大游行：反资本主义与性平权斗争

11月26日（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同誌大游行，今年将再一片彩虹旗飘扬香港。香港普遍的社会观念对同誌已经愈来愈开放，反对歧视性小众已经是社会共识。平机会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有过半数受访者（55。7％）贊同应该就性倾向歧视立法；而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然而，香港政府仍然坚拒为《性倾向歧视条例》及同誌婚姻权立法，今年上任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陈章明也表明不会立法。可见，对同誌的歧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的政策丶不民主和亲商体製乃至父权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同誌运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更强大的组织，更鲜明的高举群众斗争的彩旗帜。

陈章明是历届以来最劣质的平机会主席，他集性倾向歧视丶种族歧视与反民主的立场于一身。他在上任谑称性小众为「老同」引起强烈反弹，又表示将民主运动扣连在一起是「不理性的」，亦支持兴建不人道的难民禁闭营。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同运本身就是民主斗争及反资斗争的其中一环，统治阶级是多麽害怕我们的纲领！

另一项压迫同誌的法例，是21岁以下男子之间的肛交行为是触犯刑事条例。异性恋者的合法性交年龄为16岁，法律视同性恋者的交合行为特别「危险」，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如男子与21岁以下女童肛交更可被判终身监禁！社会主义者支持必要的法例保障儿童免受性侵害，但腐朽的资产阶级法製充斥保守反动的势力，因此法例根本无法与时并进，造成充斥方方面面的歧视与压迫。

最明显不过的是立法机关，代表资本家和保守势力的功能组别议员是非民选的，但可以否决任何推动性平权的法案，甚至连在议会内讨论相关议题也竭力禁止。这堆反动势力害怕同誌平权会冲击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家庭製度，因为传统家庭製度可以帮助他们维护社会现行製度，而同誌成家后也会争取同誌家庭的福利製度，甚至冲击既有男性主导的财产继承关系。不难预料的是，这股势力也反对一人一票真普选丶全民退休保障丶增加侍产假等进步改革的。

国家机关充斥歧视

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除了充斥阶级歧视与种族歧视，也在入境政策上排斥性小众。今年，2名从泰国到香港的跨性别人士，在机场入境处在没有任何理由及了解下被拒入境，最后被谴返泰国。其间入境处职员对她们说：「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不会听你解释」，及后又问当事人：「You cut already ？（剪咗未？）」这根本是性骚扰！但造成歧视不只是个别职员的卑劣人格，更是背后的製度问题所致。执法机关往往歧视性小众和少数族裔，而现今的《种族歧视条例》并不会规管政府及执法人员的行为，令他们权力无限大而肆无忌惮。

此外，去年在海外已经与同性伴侣结合的一名英籍女同性恋者，尝试为配偶申请居港权，行使这个异性伴侣拥有的权利，但是遭到入境处拒绝。政府害怕一旦开了先例会鼓励香港同誌也争取同样的权利。可见同誌婚姻权利与人身自由的问题也扣连在一起，必须反对整个政府落后腐败的体製。

粉红财团的虚伪

可恨的是，当同誌团体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并邀请13间贊助同誌游行的，遭到其中的11间拒绝！那些跨国投资银行年年牟利暴利，贊助同誌游行的资金本来只是九牛一毛，除了可以为他们打造「同誌友善」的虚伪品牌，又可以借势宣传同誌游行。但是，当同誌平权令他们与政府当局及现行体製有冲突时，他们就会害怕失去市场而断然拒绝。就如今年贊助同誌游行的JP Morgan丶花旗银行丶渣打银行丶高盛集团等，在香港他们穿上粉红伪装同誌友善，但在恐同宗教国家他们却以「文化差异」为由对同誌平权缄默不言，乖乖与当地的独裁政府合作！所以，一场彻底的同誌解放运动要与资本家决裂，由工人阶级与同誌团体组织起来，以反资本主义作为群众的斗争路线，例如支持工会反对职场歧视丶支持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校园欺凌，而不是灯红酒绿的嘉年华会。

香港恐同势力不外乎反民主的建製派政客与权贵勾结的保守教会，可见同誌运动本来就是一场挑战资本建製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压迫除了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包括歧视同誌丶妇女丶少数种族等等。面对近年政治斗争激化的浪潮，建製派也加强反动保守的宣传攻势，包括动员教会反对同誌丶煽动反难民的种族主义等。资本家为了打压整体的工人阶级，往往将社会少数群众边缘化，在经济危机时针对他们先作出攻击，以转移群众的视线，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他们并且合理化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打压。所以同誌运动本来就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社会主义世界才能达致真正的性解放！

梁振英被DQ！

梁振英被DQ，宣布不再竞逐连任特首。几百万港人在庆祝！正当梁振英想剥夺民选立法会议员资格之时，他自己却被中央DQ，可说是相当讽刺！过去四年梁振英在香港製造了大灾难，民主权利被疯狂打压，社会两极分化，贫穷问题恶化，房屋短缺更为严重。由国民教育、加强警察镇压、清洗立法会，到准备为廿三条立法，梁振英全力加强内地对香港的政治操控。

但整个体製仍维持不变，民主斗争要升级！无论官方说法是什么也好，梁振英离任的真正原因是群众压力和抵抗力量。第一、建製派的立法会选举得票率从2012年的44.1%下跌至2016年的40.2%，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惨败。第二、梁振英的离任也是雨伞运动的遗产。他虽然没有被运动全面击倒，但已经伤痕累累。

权力斗争

北京要在梁振英的赌註上止蚀，避免再激起香港的政治反抗浪潮。正如很多人猜测，中央想要一个没有那么好斗、没有那么爱搞派系的特首，以图缓和香港的政治紧张局势。在下年三月的特首选举，中央很可能支持受得香港传统财团支持的曾俊华。梁振英与内地「红色资本」关系密切，所以他推行的政策不得港资支持。

香港近几个星期，香港立法会被大清洗，多名议员因宣誓「不符规定」而被剥夺或准备被剥夺议席。现在很清楚这场政治危机是梁振英博取连任的绝望一击，并似乎得到了全国人大主席张德江派系的支持，但最后他的谋略还是失败了。至于清洗行动往后如何发展，以及包括社民连梁国雄在内的四名立法会议员的命运如何，还是一大问号。

当政客的政治生命结束时，往往以「健康」或「家庭」作为下臺阶，而否认自己民望低落或者受到群众压力。但最近《香港自由新闻》的一个民调显示，只有19%港人支持梁振英连任。梁振英又名「大话特首」，部分民众甚至怀疑他放弃连任是否在讲大话！

几可以肯定的是，DQ梁振英的决定是由习核心及中央领导层作出的，当中反映出北京的权斗形势。政治化的气氛加上群众顽强的抵抗结束了梁振英的政治生涯。包括九月立法会选举成绩在内造成的群众压力获得了胜利！

这是雨伞运动迟来的果实。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二次因为群众斗争而缩短了统治时间，上次则是2003年董建华面对反廿三条游行而「脚痛下臺」。

这次教训对重建香港及中国的民主斗争十分重要。下一任特首还是非民选的，但有可能提出一些「妥协」和「调和」方案，但整个腐朽的不民主製度却维持不变。梁振英只是专製政权中最可憎的代表，但我们若果要实现真正民主权利，一定要推翻整个建製——资本主义独裁製度。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选举！打倒财团专政！

特首选举开始进入激烈阶段，这是雨伞运动及梁振英时期结束后的第一次特首选举，中共务必要钦点合适人选以挽救过去几年的治港之灾。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意味着广大选民没有投票权，註定这场选举只会选出代表统治阶级的特首。过去四年梁振英的统治，对中共造成严重灾难。从刚上臺后推动国民教育失败、民生议题上开空头支票，到催泪弹引爆雨伞运动，以及立法会选举建製派受挫。最后立法会的政变不过是他的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

目前可能出选的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及胡国兴。林郑月娥被称为「女版689」，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梁振英路线，但她比梁振英明显少了共产党员的色彩，没有明显所属的政治派别。她是典型听命上级的官僚代表，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易受控製，就如曾荫权般毫无政治目光的短视政客。从政府过去两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斗争中，可见她执行亲资本政策绝不比曾俊华输蚀，中共可信赖她得到资本家的欢心。

中共正考虑让林郑还是曾俊华参选，因为两人同时出选的话在选委的支持会重叠，所以曾俊华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闸。从缓和局势的目的来说，中共理应挑选形象亲民的曾俊华，以平息689之灾，至少换来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红色资本进驻香港、在香港坐大，作为在政治操控以外干预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华与传统港资过于「亲密」的关系反而成为负累。而叶刘淑仪可说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统中势力最强，是最专製独裁及种族主义的政客，但目前她当选的可能性最低。

简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纷乱的大环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选。矛盾和冲突註定在未来两三个月乃至换特首后爆发出来。最终来说是群众压力拉他下臺的。梁振英在任期间面对历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并以雨伞运动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换人。自主权移交以来的三届特首都无法完成两个任期，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共体製根本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线」就此消灭？

上届选战起初风平浪静，后来才局面失控并引爆群众示威，但今届选举统治阶级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准备内斗。距离选举虽然只有两三个月，但中共仍未决定谁为儿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团仍在拉锯之中，可见北京比五年前更没有把握。显然在復杂的权斗中连，有媒体报导民建联选委将不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读为中央开绿灯。

中共内部权斗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选战上。上届689票当选的梁振英贻人笑柄，突显了鸟笼选举的荒谬，大大削弱政治的统治权威。中共现时不想有超过两个（有机会胜出的）候选人参选，以免分薄选票。从统治阶级的利益来看，中共应该想换上一个较能缓和紧张局面、安抚香港商家的特首。单从这点来看曾俊华会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部分保守泛民寄望习近平会「拨乱反正」，让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国两製统治。

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的製度设计，加上其组成充斥代表大资本家及中共附庸，确保了中共属意的候选人才能出闸。今届选委会组成的多了一群立场青年中产专业人士，与泛民加起来取得325张选委票，占了当选门槛所需的一半票数。保守泛民的选委可能会全数或部分投票给唐营候选人，确保他当选，妄想通过「造王」可以换到一些让步（例如重启政改）。但在中共强硬专製的统治的大局面下，这些都只是不设实际的幻想。真正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只能由群众斗争赢过来，而不是靠上层之间达成的「协议」。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会是梁振英为求连任的斗争手段，而《成报》过去数月对他的指控看来至少有一定真确性。梁振英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员一样，形成了一个不受中央直接空製的集团，为保权位而自把自为发动派系斗争，牺牲了中共长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中联办及港澳办都将会换人。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清洗。

但我们不能寄望人变后路线会彻底改变，或者以为香港会返回前雨伞运动的「童年时代」。中共始终需要香港推动廿三条立法及有利中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梁振英路线」只会调整而不会就此消灭。再者，如果中共要彻底消灭梁振英路线，根本不可能考虑让强硬的林郑月娥参选。要记得过往几年的动乱并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来，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干预的，最明显的是铜锣湾书店绑架案。而反港独斗争及洗脑教育也与习近平民族主义的宣传一脉相承。此外，虽然在青政被剥夺立会议席以来本土派组织受到挫折，但港独情绪已经酝酿在群众心中不会就此消失。当中共再发动另一波攻击香港自治权的斗争时，港独势力可以以其他组织形式出现。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行动不会对小圈子权贵选举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召开真正的人民议会来製订亲工人的经济政策，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二零一七年

邓美晶考虑参与立法会补选

本会主席邓美晶正积极考虑参选立法会九龙西补选。香港需要一个左翼力量，作为重建群众斗争的支柱，向中共政权作出反击。民主斗争此刻兵凶战危，未来立法会选举将有更多人被禁止参选。除非再发动一场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否则今次可能是在立法会选举中高呼「打倒中共专製」的最后机会，我们务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为雨伞运动令北京不能让他继续执政。这终究是我们迟来的胜利，证明群众斗争才是变革出路。我们拒绝与建製任何的政治交易。我们与泛民主派不同，绝不幻想下届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华等「开明专製者」，我们坚持彻底斗争的路线。

中共及港府企图清洗六名民选立法会议员，推翻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将数万张选票变为废纸，分明是一场无血政变。我们反对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种族歧视及右翼意识形态，但梁振英剥夺青政二人的议席，是为了清洗整个立法会的反对派，将立法会全面变成人大式的橡皮图章！即使不认同本土派也要反对清洗。

中共从九七年的临时立法会、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会，每次的政变都在变本加厉。幸好有港人的集体反抗才令当局不敢更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条立法，我们希望能成为民意代表，在这场斗争中与各位站在前线。

过去廿年来，民主权利毫无寸进，温和的妥协路线早已破产。我们与泛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直不愿意面对此现实，还在幻想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改革，企图限製群众斗争的发展，不敢提出争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韩到南非的历史都可见，只有集体罢工，加上基层工人与青年的积极斗争才可以赢得民主权利。历史可鉴，这是唯一的出路。同时，新兴的本土派却无法为群众带来出路。本土派主张的「勇武抗争」只是空洞口号。青政更被揭发根本没有出现过在伞运之中。邓美晶活跃于雨伞运动，曾在旺角被蓝丝暴徒袭击。在选举工程中，我们会鲜明打出黄伞旗号，不会因害怕蓝丝而隐藏自己的立场。

今次青政两名议员被清洗时，本土势力陷于瘫痪，无法动员群众捍卫自己的议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张往往与建製派一致，反对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观望美国选民也是渴求变革，早已厌倦希拉裏这种建製代表，但由于没有左翼候选人予人选择，让特朗普这种极右势力打着「反建製」旗帜成功当选，但他不会为劳苦大众带来任何出路。为了避免香港重蹈复辙，必须紧急建立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反专製力量。这就是邓美晶的参选目标。

我们主张鲜明的左翼政纲，包括立即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和小圈子选举、选民年龄下限降至16岁、削减立法会议员和政府高官的工资。如果我有幸当选，将只会领取香港平均的工资水平，其余收入拨入支持社运抗争。我们主张立即落实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资至45元、标准工时40小时、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资公共服务、大量增建公屋，将公共事业民主公营化，从权贵手中夺走经济权力。

国民教育2.0：洗脑教育卷土重来

洗脑教育将在中学卷土重来，初中学生将首当其冲！在11月16日立法会会议通过民建联议员的议案，将初中中史独立成科及列为必修科。新科目为名中国历史，实为向年轻人洗脑，灌输「祖国强大」、「爱国」等思想，但对六四屠杀、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则只字不提。

中共加强对港澳统治

此次对历史课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强对港澳统治的铁腕手段之一。过去几年学生在民主运动发挥先锋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过镇压与洗脑两招把这股力量压下去。加上刚上任时国民教育面对群众压力而被迫搁置，立法会清洗事件后梁振英似乎视现在为进攻的时机。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一篇《港生必须学习中国历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国播独」为推动中学中史科独立成科的借口。

教协对中史教师作出调查，结果发现，近六成半受访者认为是次修订「有政治考虑」。过半数人认为修订后的政治史过于着重「大一统」和「民族和谐」。五成人认为修订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学，认为「有帮助」的仅占6%。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煽动爱国主义，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独立成科。我们支持历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职员民主製订课程（而不是由腐败的教育局）才能反映历史事实。

汲取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教训，单靠占领并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让，需要组织起一天的全港师生罢课，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现在学生和老师有需要在学校由下而上组织起来，製订罢课日子和运动策略。

桂民海被绑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于2015年10月17日在泰国失踪，他是五名被中共绑架及分开拘留在中国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绑架案突显了北京侵蚀香港的政治自由。

绑架案显示中共独裁者的爪牙不仅伸延至香港，更远至海外更远的地区。桂及他的四名同事开设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书籍。且中共国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动的。

其中三人是在内地被捕的，但桂则被国安在泰国政府纵容的情况下非法「引渡」回中国，而李波则在香港被带走。因此，正如瑞典报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运到边境到柬埔寨（柬国更加亲中），并从那裏飞往中国。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证了习近平将镇压全球化。中国政府分别在缅甸绑架了一名维权律师的16岁儿子鲍梦萌，还有在寮国绑架了异见记者李信，在泰国最近也有绑架案例。

失踪一年后仍没被起诉

桂民海女儿Angela一直为她的父亲讨说法。瑞典记者和人权活动家越来越担心，瑞典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太小。在他失踪的一年后，桂仍然没有被起诉，无论是瑞典官员还是桂的女儿都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瑞典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桂民海。」居于瑞典的异见者王伟指出：「他们希望保持与中国政府的商业联系。」他向《社会主义者》杂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国家电视臺上认罪。「电视审判」已成为习近平常用的打压手法。通常异见者电视认罪时，其家属被扣押为人质。因此，当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个群体──包括维权律师以及非政府组织分子，从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绝会见律师所带来的威慑效果，并迫使他们在电视面前认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恋，一位72岁的乌坎村委会的民选委员，也遭到了同样流氓手段的对待。他被控贪汙罪名，被判超过3年的刑期。

从桂民海案可见，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斗争必须升级。从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取态可见，他们将企业利益远远凌驾于人权之上。

香港未来的讨论

香港：暴风雨前夕

1.梁振英时代在香港前所未见的政治风暴之中结束，群众向建製说不，并在寻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气氛相当復杂，群众对中共独裁製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满爆炸性的愤怒，同时被恐惧和担忧的情绪所抑製，对于改变现状充满无力感。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以及独裁体製相应的危机，愤怒情绪将必然会加强。在现今局势中註定会有新的政治冲击，斗争将会突然爆发。

2.以下原因造成这种矛盾的情绪：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群众替代方案引领出路，而泛民领袖毫无政治腰骨。以下现象反映了上述状况：群众没有因为梁振英下臺而自信大增，也没有认知到这一事实──中共与香港建製在风头火势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们是少数能解释这一点的组织：梁振英统治的崩溃是2014年雨伞运动迟来的结果。伞运斗争展现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点：欠缺一个打倒中共独裁体製的纲领，战略单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领一个手段。

4.雨伞运动没有迫使政府退让，但正如我们在其他文宣解释过，它从此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版图，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但由于反政府斗争欠缺清晰领导这一「主观因素」，因此政治发展过程表现得混乱而不完整。伞运也令北京在香港维稳变得极其復杂了。

5.正如我们当时所说，这场历史性斗争令梁振英遍体麟伤。习近平阻止他连任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即使他在最后一刻为了转移视线而製造一场宪政危机（清洗立法会）。中共旨在继续推动强硬的政策以延续对香港的政治及经济控製，并驱除民主斗争的幽灵。中共对港继续走「梁振英路线」，但换一张新面孔，并容许一些次要的调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压倒群众抵抗的力量。

6.我们对雨伞运动的成绩表指出以下几个重点：政府成功阻止了实现真普选，但付出的代价大大破坏了社会上的政治幻想──政府当局和其国家机关（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实现民主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众散播对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伞运动中受到不可逆转的打破。

经济：「一条燃烧中的革命导火线」

7.随着政治急剧两极化，政府机关陷入历史性危机，香港极端的垄断资本主义奉行新自由主义为教条的经济模式，并进入了空前动荡和充满挑战的时期。中国经济因负债累累而放缓，以及美国的「特朗普经济学」的双重冲击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围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经济学将会吸纳投机性资本回流美国，使美元及与美元挂勾的港元汇价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话，将会对香港过热的房产市场造成风险。

8.这情况也会进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游业。此一行业非常依赖内地人的消费，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加速贬值（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下跌7%）。零售丶进出口贸易丶酒店及饮食业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劳工，人数几近110万人，但已陷入麻烦。根据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资料，2016年总零售消费额下跌了8%，但今年预计将再下跌3%。内地及海外旅客消费占整体30-40%，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将会向零售业造成下行压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裏，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间，造成爆炸性的影响。「香港可怕的贫富悬殊是一条燃烧中的革命导火线。」《南华早报》资深编辑YondenLhatoo写道：「如果让它（贫富悬殊）继续不受製约，会造成历史性规模的社会动荡。」从五十万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条的2003年，到雨伞运动爆发的2014年，香港的亿万富翁人数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时，30万儿童每日三餐不继。虽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时承诺「纾解贫困」，但情况只有每况愈下。最近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活在官方贫穷线底下的人数比2014年增加2万人，达到134万，是2009年以来最高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已经被刻意低估了，因为政府将个人贫穷线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贫穷人口之中在职贫穷人数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经超过47.7万人，当中包括1.42万名大专或以上学历人士。

11.工人阶级青年乃至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青年都面对着暗淡的经济前景。在此一大前题下，青年世代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愈来愈异化，并愈来愈反对中共独裁强硬地维护这秩序，都不会令人惊讶的。香港儿童贫穷率在2015年为23.2%，而超过7.3万名学生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少数族裔家庭的贫穷率则高得多，达到33%。

12.历史上香港工运疲弱以及工会组织碎片化，加剧了社会危机的深化。现在有紧急需要动员工人投入工会运动，例如以最低工资作为议题。就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的15美元运动（CWI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罢工。这些运动可以赢得社会上广泛支持，引发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战斗性的工会组织。

13.现时32.5港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如果考虑到过去几年的通涨比率，现时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资初实施时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闻》的MingChunTang表示：「华盛顿州的生活水平与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资达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爆炸性的辩证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辩证法所推动。北京对民主的打压刺激了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识及敏感度，变相令侥幸存活的独裁体製更为不稳。中共独裁体则以更为强硬的措施回应。

15.中共的舆论宣传往往离不开「外国势力」和「颜色革命」，但现实上当局政权更恐惧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反抗，不是「外国翻版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势会再爆发，在某一阶段会有更大型的运动爆发，令2014年的香港伞运相形见绌。在元旦游行裏，一名警察就细小的游行规模作出评论，向我们同誌表示：「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于其政治弱点现正陷入危机。他们利用简化及诡辩的言辞丶烈士情意结丶在口头上反对泛民的妥协路线，尤其在青年之间得到了选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会法第一次接受考验时就崩溃了。

17.我们反对本土派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右翼经济纲领。他们对香港独立矛盾的主张重复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错误──采取非革命的路线。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但这块大陆早已被泛民蹂躏至陆沉了！这路线不惜一切避谈需要推翻中共独裁的问题，而要达到这点就要一场在中国丶香港乃至更广泛地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

18.泛民为了避谈这一问题，向群众散播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务实并进退有时，不要过火，就可以与中共达成民主协议。在这路线下泛民不断煞停群众斗争丶在政治上限製群众斗争。

19.本土派则施用另一种骗术。他们散播一个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够的人数表示想要独立，并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发动骚乱和以种族歧视的言词宣誓），中共就会心不甘情不愿的容许港独。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会在不同情况下奇怪地将英国丶特朗普丶联合国等「民主卫士」视为这场斗争的盟友。可见他们的天真无知，不知道这些亲资政客和机关的原则和作风都是受市场和金钱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机

20.在立法会选举后的危机发生后，本土派现正陷入危机丶瘫痪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并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政府危机和梁振英下臺所带来的影响。虽然民意欢迎梁振英下臺，但事件并没有明显振奋社会的作战士气。很多人视之为统治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而不是群众压力造成的结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製或左右的。

21.这见解是单方面和错误的：资本家与亲中共权贵之间的派系权斗是在群众压力的影响下加剧的。这种作为旁观者而无力改变政治状况的感觉，是雨伞运动的后遗症之一（「我们已付出一切了」），而现在本土派的崩溃和消沉正加强这一感觉，因为当对泛民幻想破灭达到新高峰时，很多人（尤其是最激进的青年）曾经将希望转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选人在雨伞运动后首次的立法会选举拿到24万票（11%）。但随后的事态发展显示本土派没有根基，只是乘着选举的顺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选择的形势，但受到攻击时根本不能捍卫自己的议席。

22.本土派在选举上获得进帐后，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针对「分离主义」发动攻势。资产阶级媒体丶法庭和警察镇压等正被动用来打击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团体至今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联合回应，表明了他们政治及组织上的弱点：混乱和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麽类型的斗争以及怎样的斗争水平才能成功丶无政府主义松散和「自发性」的倾向而反对真正的组织和政党。

23.短期内这会令2017开始时郁闷的情绪，游行规模会较小，而群众情绪会较为復杂和低沉。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这种情绪可能在青年之间尤为强烈。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阶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来也可以再次反弹，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现。正如我们所解释，港独情绪这份梁振英留给下届政府的礼物，不会被警察打压消灭，在未来会令统治阶级自食其果。

后梁振英时期的展望

24.虽然梁振英下臺而且亲北京阵营之间相互公开开火，但泛民领导再次竭力在龙门面前射失。他们现在聚焦在选举谋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发臭的选举委员会之中与建製派进行政治交易，进一步远离群众斗争的道路。泛民领导人物企图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名支持曾俊华作为下届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郑月娥当选。

25.钦点谁人为下届特首是为了损害控製。现在这成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问题，今届比起2012年两名候选人相互毁灭的恶梦更为恶劣。这情况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为了重新集权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机，因此用以行使权力的机关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对小圈子选举的控製力。《南华早报》引述的一个匿名消息来源指，中共现在只能控製选委会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现在似乎要竭力避免历来最险胜的选举结果，这样会比2012年梁振英获得689票更为尴尬，甚至要避免流选的情况发生，因为这等同将小圈子选举变成一场荒诞剧。因此，不能排除曾俊华会被劝退。

26.香港统治菁英内部的冲突，在支持曾俊华的传统权贵与亲梁振英的「红色资本家」之间，是中共政权激烈权斗的一面镜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体，在这场权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共各派系散播谣言和互相攻击的平臺。亲北京阵营的内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亲北京报章《成报》发动反梁攻势，与我们一样预计他会下臺，并指控中联办的「四人帮」集团。这预兆着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轮派系斗争的摊牌，这事件对香港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27.长毛表示有意参选3月26日的特首选举，利用选举平臺来动员群众反对建製的所有派系。这想法应该受到支持。他的参选有潜力改变政局，与美国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运动有相近之处。社会主义者及坚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对参选政权的小圈子选举，但提名长毛参选（需要325名泛民选委之中的150名），并通过向公众收集提名，动员群众反对小圈子选举，抨击所有建製候选人的政纲，有可能改变现时的群众情绪，为创造一场战斗性反独裁运动提供一个凝聚点。这也可以向泛民施压，揭露他们企图与曾俊华一派达成交易的犯罪恶行。

28.雨伞运动后，我们组织和整个民主运动都经历了颇为困难和考验的时期，造成了斗争急剧下跌，对于如何恢復运动充满混乱。现况中有着反动的特徵，但也与持续激进化的特徵相结合，而且斗争有潜力会突然爆发。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时期急促发展，而我们一定要准备迅速适应形势的新转变。未来时期似乎对社会主义及工人阶级战斗性替代选择更为有利。

29.最重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未来将会爆发的阶级斗争──在工人阶级及穷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使这其必然发生。当五亿中国工人阶级决然走上反资本主义和反中共政府的斗争道路的时候，将会等同一个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驾临。虽然这一进程将会充满復杂和矛盾之处，工人阶级群众的斗争将会削弱种族及族群分化，为阶级团结（而非「民族」团结）製造新的推动力。对香港将发挥不可遏製的影响，启蒙工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众组织起来斗争，并回应很多香港群众的疑惑和问题──如何对抗独裁体製丶什麽手段才能致胜。我们一定要与我们的敌人一样，为暴风雨作预料和准备。

香港：旺角骚乱的一年后

去年农历初一的2月8日旺角发生骚乱。这场香港五十年来首见的骚乱，是梁振英暴政遗下的历史痕迹。看看今年农历新年，当警察在旺角管製小贩的手法变得小心克製后，气氛顿时变得缓和，可见去年骚乱是他们强硬手法招致的。

两伞运动没有迫使政府落实真普选而失败告终后，社会充斥着紧张气氛，弥漫着强烈的失望情绪，结果去年对「违法」小贩的打压造成了反弹。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据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学毕业生的月入中位数从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来跌了20%。房屋问题更是恶梦，据一项全球研究香港房价是367个主要城市中最难负担的。

130人受伤

2月8日晚至9日凌晨，青年与警察爆发大。冲突，造成130人受伤。当晚警方出动800名警员，超过20处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纵火。至今总共90人被捕，57人的审讯已经开始。

对大部分在港民众来说，骚乱象徵强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机及两极化。为骚乱製造社会条件的梁振英，尝试从骚乱中收割舆论及政治资本。政府去年进一步加强警队武装──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队数目丶增购「维持公众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进的橡胶子弹。自骚乱发生以来，警察更为政治化，更公开地成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图煽动公众对骚乱的愤怒，从而抹黑反政府阵营为「暴徒」，政治打压所有抗议行动，但这计划失败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发生过骚乱的国家，香港群众更为大力拒绝这种论调。

立法会补选

梁振英政府因为太过受人唾弃，从一开始这种宣传就彻底失败。代表这场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在骚乱后三星期的立法会新界东补选获得了66,000票，可见政府与人民之间隔着多麽大的鸿沟。

本土派（无政府派的种族主义者）夸耀骚乱为「勇武抗争」的典范。讽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风今天已被最消沉的失败主义所取代。去年他们错，现在也错。本土派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丶组织和联系，他们亦没有被当局大举拘捕丶取消资格和检控的准备。要胜利，需要有更高的条件。

社会主义行动并不相信通过骚乱能够赢得政治变革。我们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应负上责任。但是我们要用另外的思想与手段──根据工人阶级历史上的斗争传统──以有效地挑战专製当局。一年前，我们说过：「要想改变製度，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并提供一个真正的政治替代，用来取代当今的资本主义专製製度。骚乱或暴动却无法做到这点。」

长毛特首选举运动问与答

长毛参选会分薄选票， 益了林郑月娥？

答：小圈子选举的设计保证特首由中共钦点，特首的权力来自中共和资本家。泛民选委自以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钱与曾俊华作政治交易， 实在天真无知。根据过往经验，民主党在2010年支持曾荫权的政改方案后，政府完全背弃改革的承诺。只有群众组织斗争才能保证可以迫使政府退让。

长毛选举运动就是为了反对泛民支持建製任何一方。泛民选委为曾俊华背书， 只会向群众散播对下届政府的幻想，扼杀未来群众斗争的发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众压力而被迫否决八三一人大决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现在想鬼祟转身了。曾俊华上任特首后，泛民想与建製达成交易以重启政改方案，将假普选方案作小修小补而让它死灰復燃，还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个轻量版的廿三条方案。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众，背叛雨伞运动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后的民主斗争。泛民在夸大曾俊华与林郑的分别，合埋化他们不战而降的犬儒路线。他们也散播对习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习派支持的曾俊华当选，香港就会雨过天青一样，事实上梁振英近年习权于一身、强硬打压民主、打港独与爱国主义，都是习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为什么之前又反对泛民参加小圈子选举？

答：2007年公民党梁家杰及2012年民主党何俊仁分别都有参与特首选举。但他们竞选中对建製候选人只作轻描淡写的批评，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斗争，以证明自己也有「竞争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纳。就如公开说：「阿爷，泛民特首也不会威胁你的独裁统治的，请你放心实现普选吧。」根本是为小圈子製度涂脂抹粉！

长毛的选举运动有什么作用？

答：在小圈子製度下长毛并不可能当选。但反对阵营可以将选举运动化为激发群众斗争的平臺，有如2010年的五区公投运，发起群众示威、街头宣传甚至是公民抗命。选举工程将收集三万个公民提名，鼓动民意反对小圈子选举！我们要迫使泛民选委支持长毛，阻止他们票投曾俊华。泛民选委将会受到巨大压力， 被揭露他们害怕激进力量多于害怕建製派。长毛选举运动造成社会压力，要求泛民选委投白票，无论下届特首是谁都会削弱政府的统治权威。

林郑VS曾俊华：苹果斗烂之争

特首小圈子选举将至，现时两位最热门的候选人为林郑月娥及曾俊华，他俩所代表的是甚麽？

林郑月娥作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选及否决全民退休保障，是众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强硬派，亦获得中联办支持。最近林郑月娥更宣布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被批评事前未有公开谘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参选时强调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会延续过去的亲资政策， 特别是她担任社福署署长时将社福服务市场化。她没有曾俊华的香港商家人脉，比曾俊华更需要依仗中联办势力来争取支持。

林郑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来也是中共属意人选，但中共最后也愿意保送梁振英，因为两人根本上都代表建製和中共利益。同样今天的林郑与曾俊华也是如此。曾俊华营造开明形象，标榜自己想香港「休养生息」。曾俊华的语言伪术比梁振英实在更胜一筹！在中共今天强硬统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届谁上任都只会延续梁振英路线，最多作出些微调整。曾为向中共表明心迹，承诺支持廿三条立法及八三一人大决定，与林郑月娥及梁振英毫无差别。正如他说过「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无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调中，曾俊华以超过35%居首。这种调查只是容许民众两个烂苹果之间挑选一个，根本毫无意义。但民主党议员最近企图以此「民意」为掩护，合理化支持曾俊华的恶行。大家别忘记， 2011年的小圈子选举梁振英当时的民意一度超过4成！相反当时在无约束力的民间投票中，超过54%选民投弃权票。

曾俊华曾作为任期最长的财政司司长， 就是捍卫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贫富悬殊冠绝全球，曾俊华就是主要元凶之一！香港利得税率全球最低， 是有钱人的避税天堂，但曾俊华十年来从不增加税率，为资本家的利益护航。林郑与曾俊华最近可笑地在否决全民退保的责任上互相推卸，但两人一直坚定反对这项政策。

政府刚公布的财政储备达至9083亿元的新高。即使库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医疗丶社会福利等却没有增加，曾俊华在上一份预算案中就削减了医管局开支2.5 亿元！曾俊华10年来几乎每年计错数， 经常低估财政盈馀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兴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製候选人都不值得信任，社会主义者主张藉长毛选举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挑战小圈子选举，打倒中共及财团专政。

警队罪行上升是权力无限大的结果

过往一年警员犯案被捕超过四十宗，包括严重殴打、诈骗、盗窃、非礼、强奸、妨碍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队佐级协会长回应时表示「圣人也难免犯小错」，就像时任警务署署长的「慈母论」般讽刺。

代表政权的腐败

此外，三名警员涉嫌收受黑帮数以十万计的贿款及嫖妓服务，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记高级督察陈嘉健更是处理冲击公民广场及旺角骚乱事件的主管。警队高层受到压力，故此下达加强警员戒律的指令，例如不准同袍在当区酒吧消遣。但警队的堕落是权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队侵略小国的帝国军队即使军例严苛也很难不奸淫掳掠的。

警队的腐败代表着政权的腐败。在雨伞运动结束以来，没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殴打示威者而受惩罚，包括朱经纬警棍殴打旺角途人800天以来律政司仍未提出检控，去年旺角骚乱向天开枪的警察被颁发「红鸡绳」。政权为警察暴行赋予合法性，他们自然更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为了。

因为感到有权力的庇荫而自以为处于「安全区」，使警察以为犯案不用付出代价，很多时只是为了贪小便宜或行个方便。例如高级警员盗取扣押车辆在价值百多元的八达通被判盗窃罪，也有警车撞车后捏造事实而犯上妨碍司法公正，甚至警长盗取百多万保释金到澳门赌博，然后要求保释者放弃追回保释金。

警察是权力最集中的统治机关，统治阶级的堕落自然最明显地反映在警队身上了！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民主控製警队，从警队经费、招聘、提拔以至运作决策都应由民选公众委员会控製。

港学生焦虑抑郁 香港教育怎麽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内发生超过六名学生自杀事件，而2015/16学年的首半年，半年内亦超过24宗学生自杀事件。自杀的有大学生丶中学或以下，都无分年级。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中学生有轻微至非常严重的抑郁倾向；在经常感到焦虑的学生当中，近半数每日或每周都有超过一半时间有自杀或自残的念头。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并感到沮丧或绝望。

最近有医生揭发名校不少学生的家长向医生施压，给学生开服治疗ADHD的药物，提升专註力，有精神科医生表示，这或会对儿童的健康构成伤害，强迫服药可算是虐待儿童。

香港的学生压力非常大，功课量为全球第二高，而讽刺的是，香港学生的学习动机丶自信力丶学习兴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这反映在一个强迫性的环境下，不但无助学生的学习，反而令年轻人陷入焦虑抑郁，甚至发生自杀的悲剧。

事实上，香港的教育开支远远追不上全球发达地区，仅占GDP约3.4%，是OECD国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单一式的机械操练是为了维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竞争则是为了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香港大学资助学位的入学率只有18%，远低于欧美国家的50%。

政府坐拥8千亿财政储备，绝对能够增加教育开支，推行小班教学丶增聘教师丶社工，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纵使超过8成教师反对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来的学生压力再增加。这就像2012年时的国民洗脑教育，由于梁振英政府的无视民意而爆发起占领政总行动。

我们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开支，实行小班教学丶反对教育私有化，学位全由公帑资助，确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要改变现时千疮百孔的教育製度，这需要在学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学生组织作为开始，反对不民主教育製度的抗争。

国际妇女节行动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将有数百万人上街及罢工。数十年来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打击，加上特朗普上臺，激起了空前大规模的抗争，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权运动。三月八日，全球超过五十个国家发动妇女罢工。各地女性藉此机会抗议特朗普的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压性小众、外劳及难民的权利。

在香港，为响应全球国际妇女节行动，我们发起这场抗议，连同不同种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难民、外佣、本地女性，争取我们基本的权利，反对性暴力，反对对女性的压迫。今天是我们上街抗争的一天，不是逛街购物或举行晚宴的一天。我们要建立一场战斗性的新女权运动，反对不民主的财团统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发大规模女性运动，包括在波兰、冰岛、阿根廷、爱尔兰及美国，为今年历史性的国际妇女节示威铺下道路。在中国，女权分子被政治打压、被逮捕、被言论审查，最近更被禁止宣传国际妇女节罢工。中共独裁者害怕女权呐喊是有其道理的，毕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国女工展开反对沙俄独裁政权的罢工，一星期后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

据联合国资料显示，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曾经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来对抗性暴力，挑战暴力背后的权力架构──不公义的法律、主张性别歧视的政客以及製度性的歧视。去年阿根廷一名16岁少女被残忍地奸杀，激起了一百万女工罢工游行反对性暴力。

消灭女性贫穷　为男女同工同酬而战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贫穷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资几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妇女较男性多出一倍。我们要求增加公共开支，提供充裕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保障就业和女性经济独立、设立全民退休保障。

属于99%的新女权主义

近年妇女节被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扭曲为刺激消费的日子，鼓励妇女节应买花送给女士、或推出减价的美容优惠！我们要重夺妇女节，用今天作为反对製度压迫的斗争。我们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对何宗教的歧视、反对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对待难民。从前妇女节是属于劳动妇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为所有被製度欺压的男女及跨性别人士而斗争。我们主张一个草根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团结斗争捍卫工资、工人权利、公共服务、庇护权利和环境保护。

声援全球三八妇女节罢工
停止性暴力！捍卫女性身体自主权！
消灭女性贫穷，男女同工同酬
设立富人税！落实全民退保！
捍卫难民及家务外劳的权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对性别歧视，反对种族主义！

香港：妇女节游行反性别与种族歧视

三月八日，社会主义行动发起国际妇女节香港站的烛光晚会，有超过70人参加。集会人士站在美国领事馆外的铁马前大叫口号，反对特朗普及其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并声援全球女性罢工与抗争。

「中国的女权分子被当局禁言和拘禁。」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她们的微博被专製当局封锁，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妇女罢工，被禁止声援全球的激进女权运动，所以我们为她们发声。」邓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国革命作为例子，指：「中共政权惧怕妇女的声音不无道理，因为100年前的今天，俄罗斯的妇女发起了罢工，并于一星期后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这个当时世界最残暴的专政。」

参与晚会的妇女来自不同国籍，包括中国、印尼、菲律宾、香港和美国，而当中难民占最多数。来自印尼的难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过的性暴力。「家内强暴与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一大问题。」她说：「但很多妇女不敢出声，因为她们害怕执法机关不会站在她们的一方，并可能会失去儿女的抚养权。」她引用了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当中就有1 位曾经遭受过一般或性暴力。Mira说：「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反对这个製度。」

许多在港的难民妇女曾经遭受过强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对她们的困境充耳不闻，港府的庇护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随世界各个资产阶级政府那样，抹黑难民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图煽动种族主义来对工人阶级全体作出打击。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难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众矢之的。参与者在领事馆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围墙、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发言人士指出特朗普来周将会实施新禁令，将禁止叙利亚的难民进入美国，当中78%的是妇孺。特朗普称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游行人士亦要求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并开征富人税来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岛电视臺》在内的多家媒体亦有到场采访。

正如邓美晶所说的：「今天是国际妇女节，不是购物、庆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们上街的日子。我们要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女权运动，反对1%富豪们的不民主统治。」

林郑月娥被钦点为特首

号称「梁振英2.0」的林郑月娥被钦点为下届特首，意味着政府的强硬路线会延续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净值负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来几年政局埋伏炸弹。建製派高呼林郑高票当选，炫耀建製派大团结。中共暂时压製了建製派之间的纠争，但不代表他们的统治稳固起来，表面的团结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届唐梁分裂的教训，今届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选举。中共首次支持建製之中其中一名候选人，暗示中共有权不任命林郑以外的人选，中共喉舌报甚至出现攻击曾俊华与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拢唐营商界，难以相信当中没有包括庞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传统资本家势力的唐营今届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转投林郑月娥，但从李嘉诚不愿提名予任何候选人的表现，可见当中必然有摩擦发生。中共比过往更大力干预选举，不是因为另一名候选人曾俊华会为中共统治带来威胁，而是因为中共希望林郑高票当选，维护下届政府的权威。

特首小圈子选举结束后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伞运动政治人物 。建製阵营发放出清晰的政治讯息。泛民主派当初以中共会与港人「休养生息」为由，製造曾俊华有望当选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选举中支持建製候选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们声称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支持曾俊华，相当于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决定及廿三条立法。他们的立场实践起来就是呼吁港人只能选择中共接受的候选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决定下的假普选的筛选逻辑。与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样，泛民今次与曾俊华的交易是什么也换不到回来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将民主运动的大权交给了建製派，连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于曾俊华是他们的代表？」

长毛尝试参选特首并批评泛民的错误立场，这是正确的。可惜在选举后，他却公开向泛民道歉并呼吁「团结」。事实上无论是林郑还是曾俊华当选，泛民向群众散播对建製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对民主运动有害的。他们呼吁群众寄望于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众的战意和动员力。我们不能排除林郑会实践一些曾俊华的选举承诺，例如为廿三条立法作白纸草案谘询，从而收编温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对「休养生息」的寄望换来了林郑月娥当选翌日的雨伞运动大清洗，林郑更表示「修补社会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协」。

社会主义行动固然支持行动上团结一致反对政治打压，但这不代表要放弃在运动内的辩论和批评，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行动上团结对抗建製，与民主辩论运动的出路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而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至未来民主斗争。政治打压和白色恐怖将临，建设一场新的战斗性民主运动是当务之急。

林郑上臺　新一场战役开始

林郑月娥被中共正式钦点为特首。中共大力干预这场假选举，製造林郑高票当选的假象，以确保下届政府的面子和权威。但对群众来说只会造成反效果，市民对假选举的愤怒更深，林郑未上任， 民望净值已得负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选举产生的林郑政府民望极低之余，亦现正面对组班的困难，建製人士对加入新政府非常犹豫，现任的局长也有人请辞，主动不留任。这反映林郑可能是一个弱势政府。

大致上林郑会延续以梁振英为标誌的中共强硬路线，继续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决定，更很可能会在未来一个阶段推动廿三条立法镇压民主权利。同时，为了服务香港资本家的利益，她反对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製分裂未完

这场特首小圈子选举中，中共透过大力背后操控及干预，令很多本来支持曾俊华的建製派选委最后临时转向公开支持林郑。这包括了乡事派及代表香港传统资本家利益的李嘉诚。难以相信这次转軑没有牵涉威迫利诱。就好像债务一样，在选举时借了选委的票，林郑需要在她的任期内「还债」，代表她需要保卫这群既得利益集团及势力的利益，进行改革的空间将会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权的特权就不会被撼动、保障资本家财团的利得税也不会增加。

这次小圈子选举后，中央企图製造一个「建製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製各阵营能不互相攻击，继续维持政府统治。由于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压服建製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製派的分裂没有像2012年唐梁之争那般激烈。但建製派的裂痕还是藏不住，这反映在特首选举期间无法入闸的叶刘淑仪，在选举后揭露中共背后操控选举结果的行为。建製派不惜将内部的丑恶公开，反映阵营内部分裂的严重性。叶刘的新民党分裂，田北辰宣布与数名议员退出新民党，也有可能会另组新的或选举平臺。

林郑会有蜜月期吗 ?

极低民望的林郑在上臺后会尝试与中联办表面保持距离，表示自己不会请求中联办帮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态无实际的，作为北京钦点的傀儡，她还是会受到牢牢控製。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补的姿势挽回民望，例如采纳曾俊华、胡国兴等人在选举时某部分政纲。林郑月娥在选举时一直拒绝对TSA表态，但当选后翌日立即改变立场，由拒绝表态变成认为需要取消小三TSA，这曾经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纲。林郑可能会跟从这个路线，以极有限的口头承诺来製造「倾听民意」的形象， 但实际上在真正影响民生的议题如大白象工程、标准工时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响现有财团利益议题上，则绝对无可能有退让空间，所以林郑难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楼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疯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内地的刺激政策支撑的，但长远以债务推动的经济面临危机时，将会波及香港。同时，当前香港经济状况并不正面，面对内地经济增长放缓，香港零售、酒店及旅游相关行菜的利润及销售量也下跌。李嘉诚最近也指出，长和公司的全世界1.3万公司中，香港的表现最差，零售额及盈利在过去一年下跌30%。中国的经济与香港紧密相连，若果中国面临经济危机，香港将会无法幸免。

另一边厢，民主派在小圈子选举中的分裂更为重要，民主派在选举中支持建製的曾俊华，是彻彻底底的投降。群众本对曾俊华无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将不会就止停止，在林郑的时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条立法等民主权利上站在群众对立面。

民主运动如何走？

从过去南韩及南非过去的民主革命可见，只有革命斗争威胁到独裁者的统治时，政权才会被迫实行民主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独裁者自我改革，这不过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为了建立一场新的战斗性民主运动，需要依赖基层工人为核心力量，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左翼的政党， 将民主斗争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抗争运动。

支持曾俊华就是缴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选举中支持曾俊华，是一次彻底的投降。曾俊华是中共专製和大资本家的代表，他任财政司司长时，在选举期间表明维护八三一人大决定。连梁振英和冯炜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选举泛民不是根据信念和原则做人」，反问「曾俊华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经历了人大释法、议员资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检控和审判，本土派组织陷于土崩瓦解，民主运动的士气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没有了群众斗争的压力，也没受到其他非建製势力威胁下，没有了后顾之忧，妥协以至投降路线走得愈来愈大胆、公然。

泛民散播对小圈子选举的幻想，降低了群众的士气和意识，误导群众以为可以在专製製度中选择一个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选择曾俊华是害相权取其轻，到了选举最后阶段他们与曾俊华握手言欢。在支持曾俊华的集会当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纸牌歌颂曾俊华，实在是一大讽刺！曾俊华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灭，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绪弥漫在「薯粉」之间。

更严重的是，通过支持建製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养生息」，但正是因为他们降低了群众的战意，国家机关现在可以更为所欲为，结果换来了更大的政治打压。

泛民对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对于中央政府和习近平抱有幻想。

他们指过去五年香港的乱局只是由于梁振英和中联办的干预所致，因此相信习近平将会出手拨乱反正，恢復过往和谐的一国两製。事实上，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大力镇压反对声音、最独揽大权的独裁者，梁振英的统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扬弃了改变小圈子选举的立场，变成寄望商界支持的「开明建製派」会成为抗衡中共统治的力量。由于中共近年扶持中资在香港坐大，威胁传统港资的既得利益，泛民以为港资会转而支持民主派来抗衡中共势力。

事实上无论是哪派的资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变革，因此这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泛民不会因林郑当选而觉醒，他们的投降并不会止于选今次举中，而会继续下去。林郑月娥当选后，泛民突然180转駄，停止攻击林郑是CY2.0，他们相信林郑会「修补社会撕裂」，因此要给她一点时间空间，甚至反对未来一段时期采用「林郑下臺」口号。只要林郑稍为采纳曾俊华的公关技巧，即使实际政策上完全没有进步，已经可令他们俯首称臣！此外，如果以曾俊华为首「开明建製派」日后组党参选，泛民会否在他与强硬建製派之间「两害取其轻」呢？泛民与建製的划线只会愈来愈模煳了。

泛民「大和解」论激起群众反弹

民主党主席胡誌伟于4月18日提出「特赦论」，建议下届特首林郑月娥特赦被检控的伞运人士，同时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公民党杨嶽桥也表示贊同。他们试图将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与暴力镇压的警察等量齐观，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权的暴力。这番言论激起民情反弹，伞运人士尤其反感，最后两人在群众压力下收回言论。

「大和解」并非仅仅胡杨二人的看法，而是温和泛民亮起向林郑政府投降的讯号。「特赦论」也是他们试水温的手段而已，结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弹。这同时也反映泛民多么脱离群众，他们以为群众已经遗忘雨伞运动，因此可以任意骑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为向政权政治交易的筹码！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温和泛民在特首假选举中支持曾俊华，不是策略问题而是背弃过去的立场，彻底向政权投降。

建製派反对泛民妥协派的大和解，但是出于维护国家机器打压民主权利的立场。曾经在立法会批评七警案判决、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联议员以及经民联梁美芬等人，现在就180度转軚，以「损害法治」为由反对特赦雨运人士，可见建製派的伪善可耻！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重建民主斗争，以抵抗正在来临的白色恐怖，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并以反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群众运动，才是带来胜利的出路。

香港：抗议「汉莎天厨」解雇工会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应公司LSG汉莎天厨，在上月无理解雇旗下厨师员工、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誌辉（细辉），明目张胆地打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及表达政见的自由。

抗议林郑后翌日被解雇

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誌辉曾在特首小圈子选举期间到论坛抗议，质问林郑月娥对标准工时立法的立场。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总经理丘炳仁在无任何原因下解雇了过去工作表现良好，从未收过警告信的细辉。汉莎天厨承包香港各大机构及学校的饭堂及餐厅，包括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等。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抗争，过去一个月，我们到不同的学校发起抗议行动，揭露汉莎的恶行。这不单是捍卫细辉一人的职位，这是捍卫所有劳动者组织工会、争取工人权益、表达政见的基本权利。细辉对我们的声援表示十分感激。

吴誌辉自2015年5月任职汉莎天厨二厨。他成立了香港厨师联盟，主张团结工人争取权利。去年他曾协助其他厨师向公司追讨加班的费用，追讨成功后立即被经理调职。细辉指，每次参与过公开抗议行动后，翌日上班都遭到经理的无理要求，做合约以外的额外工作。入职以来，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吓，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汉莎天厨是汉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过300亿。这间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曾经因违反最低工时薪法而遭罚款260万港元。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让吴誌辉立即復职！

组织工会无罪！捍卫表达政见自由！不容政治打压！

国际声援吴誌辉，捍卫劳动者组织工会权利

香港：为什么难民应有工作权？

社会主义行动为争取难民权利而抗争，反对政府极端种族歧视且不公义的政策。香港的庇护审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约150人中只审批1人。难民的「援助」服务被外判至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令难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变卖汽水鑵判囚24个月

争取工作权是难民的主要诉求。这使他们有钱过活，摆脱贫穷与依赖。但政府现时禁止他们工作，违法者最高判监三年。在二月，政府突击搜查，两名寻求庇护者被揭发在餐厅工作，被判监15个月，亦有难民因为执捡汽水罐变卖而被控「非法开办业务」判囚24个月。过去已出现过多次抗议行动甚至司法复核，要求改变这条法例，但政府却不动如山。过去已出现过多次抗议行动甚至司法复核，要求改变这条法例，但政府却不动如山。

为什么政府如此强硬？有些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的数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经济增长。瑞典单在2015年接收了超过16万名难民（香港难民总数只有1.1万人），失业率却因此下降，经济增长数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绝让难民工作是基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

代表钜富权贵和中共独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难民隔离于本地人口之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虽然很多难民滞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学的儿女，但政府不容许他们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离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惧难民如果进入劳动市场，就会让雇主有另一个压低工资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劳动市场的结构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很低，这种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社会主义者认为，答案在于团结抗争反对资本家，要求改善本劳外劳的待遇。我们要一起建立强大且具战斗力的工会。最低工资应该提升至每小时45元，包括本劳外劳在内的所有工人都应该受此保护。所有工人都应有权加入工会，争取合理的工资和待遇：在不扣减工资的前题下实现八小时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条重临 群众如何迎战？

下届林郑月娥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廿三条立法，抵抗恶法将会是未来的民主斗争的重要一环。梁振英时期大力攻击「外国势力」及「港独势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议员资格，就是为了廿三条立法推波助澜。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动廿三条立法，企图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陆化，大力打压任何反抗的权利。适逢零三年沙士疫症爆发，经济一片死寂，基层劳动者以至中产都民不聊生，最后促发了50万人参与了七一大游行。巨大的压力下最终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条立法。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臺，第二届的董建华政府则「脚痛」下臺。

基本法廿三条要求就有关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国家安全等订立法律。当中涵盖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分裂国家、煽动颠复政权、泄露国家机密、防范、製止和惩治叛国等法律。这意味着工人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会成为非法组织，甚至连有时触及政治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或其他环保团体，也很可能无一幸免！2003年的经验，若有本地组织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遭取缔，法院甚至有权进行秘密审讯。此外，如果中国大陆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禁製某组织运作后，香港保安局也同样可基于相同理由，取缔其在港的从属组织。

近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世界各国的政局都变得紧张，各国都订製或加强实施国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据《多维新闻》的报导，单在2013年，中国大陆就有2318人因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数字是过去10年平均人数的近10倍。2015年中国就曾发生过「709大抓捕」事件，多达319人因维权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等「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马来西亚通过了新国家安全法，赋予首相单独宣布特定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在该区实施宵禁，并在无授权状况下逮捕、搜索民众。而邻近的新加坡一直以来亦有《内部安全法》，容许政府不经审查下，可以将怀疑威胁「国家安全」的市民无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于泛民主派奉《基本法》为圣经，他们一向视廿三条立法是「宪政责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较为宽松即可接受。他们希望政府不要过于强硬，以免引起群众反抗运动而令他们失去下臺阶。他们亦公开承认只要有普选就可以接受廿三条立法──「只要让我选择哪个刽子手，我不介意给他一把利刀。」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受压迫阶级的工具，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接受国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选举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华声称，为免香港引入《国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动廿三条立法。曾俊华提出立法廿三条会以白纸草案、较为开放的进行谘询。这正是民主党及公民党2003年时的立场。泛民主派希望政府会既然泛民今天可以两害取其轻票投曾俊华，明天在廿三条与国安法之间取其轻也不足为奇了。在实践上这是消极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温时期的中共及董建华港府，今天中港的统治集团强硬了极多，一场五十万人的游行恐怕远远不足以粉碎廿三条。反廿三条的群众斗争要更有组织力量。首先不同类型的公民抗争也应该开放和容许讨论，例如抗税、罢课、罢工等集体行动。而民主运动要彻底抛弃过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参与决策的组识方式，运动只有由下而上、通过民主的委员会定立方向、策略和组织。香港的资本家亦会支持廿三条立法，作为保护他们私有财产的工具，反廿三条立法的斗争自然是基层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泛民的妥协退缩证明这场斗争需要建设一个独立于泛民以外的劳动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製民选立法会议员面临DQ

中共正加强以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继全国人大常委将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青年新政两人去年被踢出立法会后，现在还有四名立法会议员包括梁国雄（长毛）、罗冠聪、姚松炎及刘小丽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长提出司法复核，名议上要求议员合乎「庄重、真诚」等相关宣誓条件来作政治打压，企图取消其议员资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贵之一的两名资深大律师及有经验的律师团队来针对四名议员，而四名议员若果输掉官司，不但会失去议席，更或会被刑事检控，最高可判入狱6个月。

长毛梁国雄指，政府利用庞大公帑、滥用司法程序针对案中四名议员，假若议员输了，将失去议席；即使议员赢了，也可能因为官司而破产，导致自动失去议员资格。政府是要用「缠讼」的方式褫夺他们的议席。

中共越来越依靠法律製度来进行对非建製派民选议员的政治打压，在林郑3月26日当选后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参与雨伞运动的活跃人士（详见下文）。现时面临被取消议席的非建製派议员共九人，这就是中共的盘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来进行立法会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虽然建製派动用大量资源及恐吓宣传（反港独、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胜，因此他们要推翻九月选举结果，从而未来也可以筛走反对派候选人。由此反映所谓的「法治」实际上只为穷人和受压迫者提供极小保护，往往为权贵的利益服务，并愈来愈成为打压异见者的工具。现时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众抗争，才能捍卫民选议员的议席及选举权。

全球声援行动

「我们来到了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向中国及香港政府表达立场。」带领示威的澳洲社会主义党发言人Anthony Main表示：「当局对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的指控全属莫须有，只是因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

4月12日，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组织了全球行动，包括在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到斯裏兰卡，示威者到当地的中国使馆要求法院撤销对四名议员的指控。

雨伞运动九人被捕　法律沦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选举刚刚落幕，当局最新一轮的政治检控，并掀开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当局随即拒捕了9名参与雨伞运动的政治人物，当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会议员陈淑庄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众妨扰罪」作为控罪，比过去常用的「非法集结罪」较严重，最高刑罚为7年。这个控罪无论在入罪机会抑或是最高刑罚都比，反映当局有意识要为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作出政治报復。过去几年梁振英干预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为此作准备。

除雨伞9人，本土派立会议员郑松泰亦因倒插国旗及区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国旗及区旗罪拘捕。包括青政两名议员，现在可能会被当局取消资格的立会议员高达9人。

另外，法院在过去数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动罪」判处旺角骚乱的4名参与者3到4年的重刑。当局正学习新加坡那样，利用法律和法院来进行政治检控，来打压反对派运动。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单上人数多达40人，未来白色恐怖的浪潮将会继续。

这次一连串政治检控，严重打压了香港的民主权利，而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本质亦越来越明显。惟泛民各派却仍然死抱「司法独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于动员社会抗争。当务之急，反而是要号召群众上街抗争，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

香港：高铁「一地两检」引狼入室

广深高速铁路除了耗资接近一千亿、浪费公帑之外，更将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政府强调为了保持车速，避免高铁要在深圳停站进行边境检阅，因而企图通过「一地两检」政策，在西九龙同时处理中港两地的出入境程序，让内地的边境人员在香港行使法律权力。

从铜锣湾书店绑架案到人大释法DQ案，中共干预的恐惧弥漫在社会之中，若果内地国家机关人员公然进驻香港，必然遇到香社会的抵抗情绪。
中共过往用尽所有方法蚕蚀香港民主权利，因此当然有理由怀疑在一地两检之下同样情况会继续发生。

一旦落实一地两检，内地国家机关人员有权在西九龙站的口岸区范围内实行中国法律，也包括拘捕权。

近日有报章揭发高铁西九边检设施将兴建10多个羁留室。届时内地「强力部门」把抗议人士抓进口岸区范围更可明正言顺「执法」了，包括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为名强推「一地两检」，但《明报》去年报道西九龙站开出的列车中约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两检能快多少？

民主党涂谨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将部分土地拨予内地，以解决一地两检的「法律问题」，可见他们的妥协是无底线的。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停止这项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两地落实全面民主权利，否则我们一定反对一地两检政策。

香港：平机会陈章明公开歧视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严重，公共护老、托儿或残疾人士服务严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弃全职工作成为家庭的照顾者，只能从事兼职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时更没有退休金的保障，导致贫穷人口大多为女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父权体製下对女性的压迫。

就在刚过去的妇女节，被委任将满一年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主席陈章明，在3月8日妇女节竟然公开发言歧视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两条『事业线』，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担当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务等等。」

「在香港职场上，男性没有公平对待女性，但又会要求妇女在家庭担当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从未计较过人工。」

「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女性细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顾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会叫女儿照顾，不会叫儿子照顾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这些言论令人深感愤怒及震惊，陈章明的致辞合理化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合理化女性担任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面对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扬这种不平等的处境！陈更指女性天生较细心，就这样合理化了女性照顾长者的无薪劳动！

巩固错误的性别定型观念

这巩固错误的性别定型观念，定性女性的身分为「女儿」、「母亲」、「太太」然后才是「职业女性」，并将照顾家庭的负担压在女性身上，让政府逃避建设公共托儿及安老服务的责任。

陈章明的这番言论不单单是个别人士对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个政府官僚体製都充斥着压迫少数群体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政府支持难民禁闭营、阻碍同誌平权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压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战斗性女权运动，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并且要铲走陈章明这些危害性别平权的社会毒瘤！

香港：学童自杀，还是被製度杀害？

过去两年至今，已有超过60名学生自杀。不断有家长及学生发起行动，要求取消TSA製度。什么是TSA？政府04年实施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学生需要额外操练试卷，令学生在本来的功课、准备考试增加更多负担。

林郑图少修少补挽民意

TSA恶名昭彰，不论学生或家长都起来反对，组织起众多反TSA的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如罢考及发起示威行动抗争。教育局的回应是将TSA改为「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BCA），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激起更大愤怒！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后，表示希望搁置5月开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绝，指需要在7月林郑上任后。连建製派议员也贊成取消TSA时，林郑希望透过少修少补来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搁置小三TSA也远远不足够，需要全面废除此製度。

据基督教团体的调查显示，有84%受访者认为学生自杀的原因与考试压力有关。年轻人患上焦虑、抑郁症，恶化成自杀轻生。中小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巨大的功课量及TSA、DSE考试。香港的教育製度只着重操练试卷，令学生变成一部考试机器，无非是为了剔除大部分学生在大学教育以外，维持低水平的教育开支。香港，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为62小时，中学生更长达77小时，比打工仔的工时还要长！这种环境下，如何让年轻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製度需要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由全面取消TSA及BCA开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开支来增加学校的资源、实施小班教学。

教育製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须大量增设在校的社工和辅导资源，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服务。所有的教育政策製订都应由教师、家长及学生民选产生的代表委员会决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压教育製度只是社会环境的反映，要解决青年出路、就业问题和房屋问题，需要彻底社会製度的变革。

香港：六七暴动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动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罢工开始，警察镇压将事件推向暴动，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终。据港英政府统计，暴动中832人受伤，51人丧生，其中15人被炸弹炸死，被捕者达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现了劳苦大众反英帝国主义的渴望，不甘忍受资本剥削以及种族歧视。然而，军警镇压造成的愤怒一触即发，但受到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及斗争手段的影响，这股力量被误导至恐怖袭击和暴动的方向，失去了广大群众支持而形于孤立，港英统治反倒得以强化起来。

港英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是引发暴动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时极长，没有有薪假期（连周日也没有），被解雇时往往拿不到遣散费，社会缺乏廉价医疗及教育系统。60年代免费教育并不存在，15-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3%在学校读书。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万人住在山边木屋或天臺小屋。当时居住环境拥挤、贫富极为悬殊、工作环境恶劣、政府部门贪汙猖獗、华人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轮加价激起抗议，后来警察镇压挑起民愤，引致骚乱。最后一名骚乱者被杀，超过1,400名青年被捕。这可说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与对待文革的历史一样，亲泛民的媒体美化英殖民地统治为自由、民主、开明的化身，片面将所有反抗者定性者为受「土共思想」洗脑的暴徒，掩盖了工人和青年抗争的正当性，也无视社会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动的主因。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骚乱者为港独暴徒一样掩盖事实。当年一些参与暴动的青年成为了今天建製派的一员，为全球其中一个最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效犬马之劳，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就因为当年派发传单被捕。亲北京建製派视六七暴动为「路线错误」，是他们的历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队修改网站上的六七历史，被质疑企图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体现了他们处理这宗历史事件的做法。当然，建製派今天变成统治集团的一员，打压任何形式的反对运动，是已经彻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当他们指责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时，总会被公众翻起六七的旧帐来嘲讽。

罢工、镇压、暴动

在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九龙新蒲岗的胶花厂工人不满资方苛刻的条例发起罢工，结果资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当工人阻止工厂出货时，警察进行暴力镇压，向群众发射催泪弹和木弹，百多人被拘捕并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后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介入运动。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务、食品製造、零售业、纺织厂以至政府部门都爆发罢工。6月初警察射杀多名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广播，禁止示威者张贴大字报。这些做法都是打压和平示威权利和言论自由。此时示威者最多投掷物品和纵火，远远未称得上是恐怖主义。6月底，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得到约6万工人响应，及后还发动了一天的罢课和罢市。

警察疯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响，运动开始转向恐怖主义和暴力袭击。7月8日，共产党民兵越境到港与港英警察爆发「沙头角枪战」，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转捩点。7月9日观塘警署发生了第一次炸弹袭击。毛派工人开始在炸弹袭击开始对警车、「防暴队」、警署、警岗、兵营、警察宿舍、政府机关的投弹袭击。后来袭击目标扩大至戏院、公园、街市等公众地方，很多无辜平民受到威胁，后来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舆论被定性为暴徒，失去群众支持且孤立起来。8月商臺节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烧死，令港英的舆论攻势更为猖獗。暴动分子在左派办事处及学校等地方製造炸弹，让政府有藉口扩大警察对他们据点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始超出中共控製范围。中共开始派出解放军恢復秩序，与此同时北京也对六七暴动鸣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来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弹风潮，持续8个月的六七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暴动退潮时左派阵营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领袖和示威者（不论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动分子）被逮捕和判监。毛派在香港工人阶级之间的实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动的宗派斗争和个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众意识与中国大陆隔离，更集中只关于香港事务。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动社会改革，殖民统治才得以巩固起来。

文革风潮的影响及中英关系

中英在六七暴动前后的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构成了北京对六七暴动的取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分析这点就先要了解毛泽东政权的政治本质。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民族主义者，对他来说中国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作出权力平衡。这是为了官僚集团提高在世界政坛上的民族地位，并且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现状。

二战后英国明确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甚至臺湾问题上追随美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与英国采取妥协调和态度，使它不会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跟得太紧，靠得太拢。即使1949年革命后解放军兵临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内接管香港，但中共决定让英国继续治港。原因是毛泽东希望与英国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为获取外汇的管道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聚合点；另一方面争取英国在外交战略上与中国妥协，例如承认中国对臺湾的主权。英国则成为了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以求换取香港地位不变，并保障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当时的英国正处在战后经济的恢復时期，加上美国强硬敌视中共，英商于是把握机会扩展在华经济利益。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形成了中共对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针。

在这政治背景下，中共从没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过六七暴动增加对英的外交的筹码。网媒《众新闻》报道了美国中情局当年的一份档案，当中中情局作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评估：「北京不希望开战，但希望用一年时间，在港做到『澳门123事件』的效果，即虽然法律上和名义上没取回香港主权，但实际上却能控製香港，将港英政权架空。」六七暴动开始后，除了口头声援和给予少许罢工经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支持，正如报告总括暴动左派失败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绝向英国认真施压，或向港共提供实际援助」。

5月16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亦有出席。然而不过是三个月后，当万多人在北京英国代办处示威者放火焚烧办公楼时，周恩来却谴责领导这场抗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他向英国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毛泽东起初所能想像的范围，而正如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少强认为，六七暴动也「是这股追求解殖的历史欲望在长期压抑下反弹出来的失控爆发」。的而且确，没有文革浪潮的话香港毛派不会有自信发起一场持续七、八个月的斗争。但与文革一样，中共希望将六七暴动置于官僚的党争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利益之下，可以让他们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动也成为了大陆文革中官僚权斗的另一个战场。正如文革出现邀进和温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较温和的派别由本地红色银行家及富商组成，希望可以通过与英国进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进派是由本地底层工人和学生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陆文革「造反派」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冲击港英统治增加在大陆权斗的筹码。

后果

暴动后港英殖民统治得到更大民众支持，警察的权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间实施一定社会改革以买来稳定，包括1970年实施的每周一天强製休息。后来英国工党执政时期下的麦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计划，改善并普及化医疗服务，并在1971年开始实施小学免费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资产阶级媒体所夸大的，尤其在维护殖民者政治权力上没有让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动后停止政製改革，拒绝成立民选议会。而1974年虽然订明中文是法定语文，但实际上中文继续在政府部门和法律机关受尽歧视，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颁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过半数高级公务员职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当年的确有很多真诚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拥护毛泽东思想，但错误的路线和斗争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运动陷于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群众意识大大倒退。左派组织要么瘫痪和分裂，要么走向更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线（例如工联会），工人运动陷入一段时间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骚乱虽然与六七事件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条件，但在两件事中骚乱都运动退潮时的一次冒进主义的反弹，在註定失败的骚乱后运动则急速摆向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者支持反对殖民地的斗争，但我们反对六七暴动中的个人恐怖主义行动。正如我们反对2016年旺角骚乱的手段一样，因为这不是对抗政权的有效方法，反而会令群众运动失去大众支持，并换来国家机关的镇压。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来源始终是统治阶级及国家机关（警察、法院等）。在港英军警武装镇压的形势下，工人阶级当然有武装自卫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过民主组织的自卫委员会，由下而上决策来抵抗警察暴力、捍卫罢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发动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工人阶级的解放没有捷径，只能依靠集体斗争和自我组织才能完成。彻底官僚化的中共当时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国际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斗争，也不能争取英国工运的阶级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众运动，将之作为中共与资本主义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废除外劳「雇佣同住」条例！

根据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组织「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对3000名外佣的调查发现，43%的外籍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独立栖身的房间。现时香港聘请有超过34万外佣，主要来自印尼及菲律宾。
该调查揭露有许多外佣被迫睡在厨房、地牢、橱柜、厕所、储物室甚至阳臺或屋顶。报告还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佣并没有工作合约中所列明的床位
拥有独立房间的57%外劳，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间亦充当储物、洗衣或安顿宠物的地方
「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佣同住规定所带来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积极反对。」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称：「我们与同香港其他外劳运动组织，一起要求外佣拥有外出居住的权利，让她们可以自行解决，而不是被迫接受报告所指的待遇。」
外劳社群Kobumi成员Ilalang Victoria同样极力反对雇佣同住。「这些非人道的状况其实并不是个新问题。例如，如果一名外佣要睡在客厅，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许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佣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佣睡在厕所或附近，亦对她们的健康很有影响。」

隔离与社会控製

外佣的外出居住的权利，是被香港政府于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当时之前已经与同一雇主达成连续雇佣关系的劳工。入境处会定期进行突击巡查，检查一些被怀疑不与雇主同住的外佣。一经定罪，对工人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并罚款15万港元，而对雇主的最高刑罚只是终身不准聘请外佣。

「这个法例的目的是为了隔离与社会控製。」邓美晶指：「这是为了防止外佣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时数、私人时间，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这个政策导致了报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诸如每天工作16小时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环境是世界最拥挤的，根据《南华早报》报导香港住房单位的平均大小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国纽约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外佣要被迫住进厨房或储物室，许多家庭根本容纳不了雇佣合约中所要求的「合适居住」。政府完全知道这个问题，但仍然坚持雇佣同住的规定。

政府部门几乎从来不检查外佣的居住及工作环境，而仲介公司作为雇主及外佣之间的中间人，却反而令问题火上加油。这些仲介公司经常违法地向外劳滥收仲介费。

违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宾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过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项由香港大学学生的研究报告指70%仲介公司超额滥收仲介费，法例的上限为$431，但实际费用往往高达1.5到2万元。

研究亦确认外佣长期以来的投诉，仲介公司往往会违法地没收工人的护照或其他个人文件（甚至银行卡），来作为迫使外佣偿还仲介费用债务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佣工来照顾家中长幼的基层家庭亦面对严重的经济压力，他们所生活的狭小空间根本不可能另为外佣准备独立房间。由于政府政策，香港长期缺乏公共托儿及长者安老服务。每年有超过5000名长者在轮候公共的长者宿位时过身，而社会福利署却利用这个来低估平均轮候时间，指只有3年。

非民主产生的香港利用公帑来兴建钜额的基建项目上，来利益输送到大财团手中，却不会投资于严重缺乏的公共服务中。政府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其他亚洲地区中输入廉价劳工，到这个被国际特赦组织称为「现代奴隶製」社会裏。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废除「雇佣同住」条例！
取缔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来取代，负责招聘工人和监督，并让外劳民主参与其中
立刻将外佣的每月最低工资由$4350增加至$5000，并争取将法定最低工资（现时每小时$34.50）复盖包括外劳及残疾工人在内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发展公共服务，包括托儿、安老及社会服务：废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税！
建立强大的外劳工会，与本地工人共同团结反对香港和外劳本国政府的亲财团、反工人阶级政策

悼念六四等于「爱国」吗？

今年六四大游行及悼念晚会争议不断，反映了香港民主运动的现况。由于支联会将六四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与「爱国主义」保持距离，大学学生会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动，而今年在立法会内部分的自决派团体亦选择杯葛或刻意低调参与。可是这做法是错误的。

天安门运动是由中共走市场化及独裁统治引爆的。实际上爱国主义与运动本身并无关系，只是中产意见领袖强加的标签。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裏，最多北京抗议者高唱的是《国际歌》而不是爱国歌曲。在广场飘扬的旗帜之间，国旗只占非常少数，但支联会保守派却将之放大。今天中国内地的各种抗议场合也会见到示威者举国旗，很多时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中共指控为颠复政权。

自八九年以来，支联会的保守派（包括司徒华等人）绑架民意，将八九革命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一来是为了表明香港的声援运动主张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专製。因为当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与中共保持和好关系，祈求专製者可以在主权移交时宽大一点，赐予更多权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进的势力并不「爱国」，从而将他们筛选在决策层之外。但到了今天，由于中共在「爱国」名义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压香港民主权利，香港群众（尤其青年）对爱国主义反感，令支联会屡屡受尽抨击。他们当年的政治机会主义成为了今天的绊脚石。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批判支联会各种错误的做法。他们令悼念运动脱离今天的群众斗争，并以专横、官僚的方法组织（香港绝大多数抗议行动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会近年都有十多万群众参与，是一个大型运动，并且成为了反中共统治的象征，得到国际上的关註。杯葛是不分轻重的做法。支联会的政治缺陷无疑相当严重，但六四悼念活动的重要性乃在群众的参与，而非在于「主办单位」那些没人理会的「爱国论」。社会主义行动会在现场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独立的声音，我们在内地进行地下组织工作，内地成员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们会提出未来打倒中共所需的战略，挑战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领导。

杯葛六四活动不会增加对支联会的压力，也不会改变活动仪式化、与今天的斗争分隔开的现况。我们希望「自决派」团体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改为参与未来六四的悼念活动，同时公开否定支联会的「爱国民主运动论」。如果有团体不公开纠正之前杯葛六四游行的错误，而只参与六四晚会（当晚很多团体会筹款）是搬龙门的做法。

天安门事件是一场被扼杀的革命运动、只有将今天民主运动内部民主化，改换其领导层，并紧记当年的教训，将之连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斗争，才能重夺八九革命的遗产。

工人追讨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诺支付50万欠薪及遣散费

在港九新界超过10间分店，专门筹办婚体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发拖欠工人薪金丶不愿支付遣散费，受影响的员工多达11位。被欠薪员工昨（7日）与香港厨师联盟（下称厨盟）及街坊工友服务处（下称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门分店抗议及与资方谈判，期间遭资方管理层不停辱骂及试图阻止抗议行动。最后公司在抗议行动及工会压力下承诺，发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费。

有钱装修无钱出粮　拖欠工人50万欠薪及遣散费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业装修，11位厨房工人分别在被误导丶冒签的情况下「被自愿辞职」。资方没有发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费。

厨盟及街工一同与工友在6月6日找资方谈判，但资方竟然要求员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须签署文件，承诺日后「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讨任何损失或赔偿，否则不能领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后谈判破裂，工会带同工友到劳工处落案，并准备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议。资方得悉抗议行动一事，更一度骚扰及恐吓厨盟主席吴誌辉，致电吴誌辉指「我哋已经准备咗十一封律师信俾你哋」。

工人追讨欠薪　反被资方恐吓

昨日，工友与厨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门分店抗议，在到达门口前，已被数名大汉尾随，期后彩福公司行政及财务总监邓家麟一度冲向工人，并不停以粗言辱骂「X你老母」，场面一度混乱。工人拉起「有汗出，无粮出，还我遣散费」横额进入酒楼抗议，再与资方进行第二轮谈判。最后，彩福婚宴集团董事总经理何健代表资方承诺向所有受影响工友支付遣散费，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职二镬厨师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对谈判结果满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签「自愿离职」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讨过程非常波折，资方态度恶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绝谈判。他指工会很帮助很大，为工友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见。

工人团结抗争　终获胜利

而在彩福当杂工一年多的黄小姐，由于任职不够两年，根据劳工法例无法得到遣散费，但她站出来为了支持其他受打压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们一直为公司真心贡献及辛勤工作，应该得到合理的对待。她又表示，基层工人的团结很重要，而工会在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谭亮英会在上怒斥资方，除了几位被主管冒签的工人外，几位「自愿辞职」的工人是在被误导及上级施压的情况下而签署自愿离职的。工人只是合理地争取本来属于他们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吓。厨盟主席吴誌辉表示，资方明显是因为有媒体在场的压力，才表现出良好态度。今次谈判成功，是因为工友的团结抗争。他表示感谢社会主义行动及各团体到场声援。

香港国际家务工人日游行：团结抗争　反对种族主义

6月18日（星期日），为响应「国际家务工人日」这个全世界家务工人捍卫劳权的日子，香港一众外劳团体，包括KOBUMI（印尼外劳社群）、JAWA、BKB、SERPAN与社会主义行动于发起游行。街坊工友服务社及厨师联盟都有到场支持。今年的主题为｢保障外佣　团结反对种族主义　结束现代奴隶製｣。

约60名外劳及本地人都有参与是次游行，首先在铜锣湾百德新街集合，然后游行至印尼驻港领事馆，队伍沿途高叫「停止种族主义」、「抗议仲介公司」、「八小时工作製」、「我要外出居住权」等口号。

KOBUMI代表Umi发言指：「现时香港政府奉行雇佣同主规定，强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这导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时的剥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时起床，工作到凌晨12时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过16小时的工作，是现代奴隶製！因此我们要求外佣拥有外出居住的权利，以及八小时工作製。」

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补充：「法例订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费用，但工人面对的仲介费却往往过万，这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但香港政府从不执法，任由有色人种被宰割，非常种族主义。我们要求取缔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门直接聘用这些外佣，停止剥削。」

另外，刚刚成功为本地工人讨回欠薪的厨师联盟主席细辉表示，外佣远洋而来到香港打工并付出劳动，换来的却是剥削，本劳外劳应该团结抗争共同反抗资本家。

游行人士最后向领事馆代表递上抗议信后结束行动。

保护斯诺登的难民被拒绝庇护

七名曾经协助美国泄密者斯诺登的在港难民，最近被入境处驳回其庇护申请。该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儿童的代表律师已经提出上诉，反对入境处的决定，并指责处方的行为「完全不可理喻」。

这些难民是本港的英雄，他们在2013年6月曾为前美国国安局员工斯诺登提供庇护。当时斯诺登泄露国家机密，令他成为了「全球第一通辑犯」。几位英雄分别是来自斯裏兰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来自菲律宾的Vanessa Rodel，还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两名孩子，与Rodel的女儿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现行政府不人道的庇护法规下属于「无国籍」人士。

难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难民权利的斗士，且活跃于社会主义行动及难民联会之中，在难民社群中广为人知。这宗案件成为了本港1万1千名难民的斗争的重要象征，亦驳斥了建製当局与媒体将难民打成「假难民」及「罪犯」的种族抹黑。

社会主义行动是2013年声援斯诺登行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们亦举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残酷对待对整体难民。香港政府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缔约者，因此不会提供任何庇护。难民只能申请酷刑及迫害声请，而审查期长达等待数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间他们不能工作，只能生活于赤贫当中。

「零批核率」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入境处要如此迅速地审查他们的案件──这次决定与他们与斯诺登的关系曝光的时间很接近。」代表难民的文浩正律师称。另一名难民的代表律师田光誉（Robert Tibbo）同时亦是斯诺登在港的律师，他指这个决定「与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过去也有理据充分的个案被拒绝申请。」

七名难民的支持者认为，入境处的决定与媒体报导他们保护斯诺登有关。四名成人之间除了此事之外并没有任何联联，但是他们的个案却被同时审核。在加拿大，有人组织起来向该国政府施压，要求当局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应。

他们的故事于奥利华‧史东的电影《斯诺登》中呈现出来，而斯诺登本人亦为他们大力发声。「这都是些好人，他们因酷刑、强暴、暴力、胁迫及战乱而流离失所。这都是有纪录的，并不是虚构。这些都是事实。」斯诺登在最近一次公开录像中说道。

政治清算继续　长毛被重点针对

假和解，真河蟹

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当选」特首后，政府立即大规模拘捕及检控社运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参与不同反政府行动的人士被捕。林郑向反对阵营软硬兼施，另一边厢则与温和泛民提出所谓的「大和解」，又试图拉拢泛民政客进入政府。我们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让步。可惜的是，温和泛民对众多社运人士及激进派被打压则毫无反应，没有意图动员群众去阻挡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伞运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计划、有策略的，首先针对本土派，继而打压激进民主派。继青年新政梁游两名议员自毁长城而被取消议员资格后，热血公民郑锦满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狱三个月。

最近九名伞运人士被检控，包括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及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及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他们被检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连法官也在庭上亦质疑律政司的理据，认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个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长毛──当局的头号敌人

长毛现正被控三条罪名，包括立法会议员被DQ案、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藐视立法会，随时被判监入狱7年。长毛受访时表示无惧入狱，认为当政府可以随意剥夺民选议员的资格时，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大监狱，已经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

他曾公开表示反对泛民的「和解论」，又强调需要重新动员群众，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开表示反对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会变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国雄（长毛）是统治阵营多年以来都想除去的眼中钉。

现在四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姚松炎、刘小丽及罗冠聪的DQ案件仍未有定论，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决，避免刺激群众上街，有碍习近平访港时歌舞升平的画面。

法官：「梁没有将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长毛被指收受时任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捐款25万元，没向立法会申报。法官在结案陈词时指，梁国雄并没有将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质疑本案的严重程度。法官质疑，最后该笔款项仍然用于党内事务，是否仍然会影响大众对于议员涉及利益冲突的观感。政治检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掴了一巴！

连立法会秘书长在作供时亦承认，从来没有一名立法会议员因没有申报而被检控。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在作供时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连的经费。

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去年11月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元朗横洲发展时，拿走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绍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视罪，最高可判监禁12个月。长毛指，此条例本来用以保障议员，但政府却用此控告立法会议员。他又指他的行为并没造成会议中断。

政府大洒金钱，以「渔翁撒网」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卫基本民主权利，当务之急是重建一场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正在扩大！

社会主义行动正在不断增长。纵然我们组织尚未算是庞大，但影响力却不断增加，并出一分力为未来强大左翼组织打下根基。过去六个月来，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增长速度为至今最高的。我们在臺湾及中国大陆的同誌亦是如此，他们的进展启发我们、推动我们前进。

「我们在2017上半年的成员增长目标为20人。现在我们距离目标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称：「在香港，女性加入我们的人数比男性多，大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个大进展。」

在2017年，我们成员人数增加，也在各重要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与难民、外劳以及工会分子一起组织抗争，争取权利。我们的女权及青年运动会继续下去并且升级，反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义。

团结反对种族歧视

在中共的专製疯狂打压下，民主斗争遭受挫折，尤其是雨伞运动后中共发动一连串的镇压，群众运动减弱，抗争次数减少、每次人数降低、青年参与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为自己这样就胜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规模的运动正在酝酿，而且不单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国大陆！

社会主义行动是个种族多元的组织。新成员来自印尼、菲律宾、美国、缅甸，还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这代表我们组织的宣传（包括报刊、网站等）与会议亦变得更跨族裔。「我们有以印尼语进行的会议，当然还有广东话、英文及普通话。我们也开设了个印尼语的社会主义网誌。」邓美晶称。社会主义行动参与出版一共四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杂誌。英文版杂誌的销量大幅上升，因为我们组织许多外劳、难民和外国学生的运动。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事件令人震惊，使社会主义行动今年的新年砰的一声展开。不过，全球的「特朗普现象」在香港并不显着，有些人甚至对特朗普抱有幻想，以为他会成为对抗中共的盟友！但对于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难民来说，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恐伊斯兰政策及言论实在令人愤怒和震惊。

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行动于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集会，响应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议。我们不单在人数上获得成功（我们迄今最大型的妇女节行动），而且有许多团体到场参与，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包括难民妇女、性暴力受害者亲属、每天遭受歧视的外佣以及女权主义学生。

「不论我们国籍是什么，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话，胜算会大很多。」

三八集会为社会主义行动首次举行的五一游行打下基础。五一是另一个大进展。我们与激进外劳组织Kobumi合作发起该次行动。早上的游行集会有超过100人参加，之后我们参与香港职工盟的大游行。我们行动的口号为八小时工作製、最低工资每小时$45及要求保障外劳。

「我们五一游行与其他的分别，在于清晰的国际主义及反种族主义纲领，并主张团结抗争。」邓美晶说：「可惜，大部分工会和活跃分子认为『外劳议题』与香港工人的问题无关。这是错误的，两者需要连结起来。」

社会主义行动亦支持饮食业工人的斗争。三月，跨国企业汉莎天厨无理解雇香港厨师联盟主席吴誌辉，事件再次反映该行业的工会向来被资方大力打压。我们协助工会製作Facebook专页，并在大学饭堂发起抗议行动。我们发动国际声援行动，来自德国、保加利亚等地的工会纷纷向其母公司汉莎航空发出抗议信。

政治清算

社会主义行动亦发起了国际声援长毛行动，支持梁国雄等面临被法院取消资格的反对派议员。社会主义者与工国委在全世界十多个城市，从奥地利维也纳到印度班加罗尔，谴责这个公然的政治打压。由于政府正在加强政治清洗，政治审判案正在增加，这场声援长毛的行动显得极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误当作是反对政府的激进选择，其败亡可能会为民主斗争开拓国际主义的空间，让人意识到民运不能够孤立进行，也不能祈求外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协助。社会主义行动解释我们需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并连结起中国和全球的群众抗争。

在十多万人参与的六四悼念晚会中，我们于透过特製短片和扩音器所宣扬以上讯息。「我们筹款以帮助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誌，并指出在中国建立地下政治组织的需要。」邓美晶指：「在六四当晚，我们拥有最国际化的团队，参与者来自不同种族，这是由于反抗专製打压并不只是中国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打算加入社会主义行动的朋友来说，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行动与果敢的组织方法。不过，强大的组织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即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资本主义无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败、种族主义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替代的任务亦变得更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话，不要犹豫，加入社会主义行动这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吧！

洗脑「国民」教育卷土重来

洗脑国民教育快将卷土重来，更会扩展到幼稚园！林郑月娥最近配合中联办，指要在幼稚园开始灌输「我是中国人」概念，并计划将中国历史纳入初中必修科目。名为教育，实为洗脑 ，自2012的反国教运动以来，众所周知，所谓的「国民教育」只灌输「祖国强大」、「爱国」等思想，但对六四屠杀、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则只字不提。

中共独裁政府及香港统治阵营对于年轻人反抗政府有极大恐惧，而洗脑教育是其中一个手段去抑製年轻人的独立思想。政府不停对于言论自由、民主权利的打压。近年来对于普选及反对官商勾结的抗争此起彼落，雨伞运动的爆发就是群众对于独裁政权的忍无可忍而爆发出来的，而众多年轻人因而首次参与社会运动。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将洗脑教育推行，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轻人对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认同指数跌至2008年以来新低，而自认是中国人的18至29岁年轻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来最低。但这与其说是族群身分的认同，倒不如说与政治（反中共独裁的情绪）有关。

事实上，洗脑教育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以来，已被政府不动声色地放入中小学生的课本及功课裏。学生需要在工作纸上回答「你认为同学爱不爱国？你认为可以怎样帮助他更爱国？」、教科书教导学生要对国旗敬畏等。

《人民日报》最近刊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访问，指需要以「零容忍」态度遏製港独，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又指要加强教育，令民众知道港独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期后林郑便公开表示实行国教的重要性，显示她将会完全顺从中共的计划行事。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煽动爱国主义，要求政府取消国民教育、以及中史独立成科。我们支持历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职员民主製订课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历史事实。现在需要发起一场受民主控製的群众运动，中学生要组织起来，准备发动抗议及罢课以捍卫民主权利。

亚洲金融风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东亚所谓的「小龙经济」陷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单为从韩国到印尼的民众带来灾难，更差点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将货币泰铢贬值，这一事件在亚洲的金融体系引发了连锁反应，并在导致之后三年的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数百万计的人口跌入了贫穷之中。

泰国每天流失2000个工作职位，而南韩则有100万工人失业。首尔许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着西装外出呆坐在公园裏，原因是害怕让家人知道他们失业。

在印尼，1998年的经济产出下降了14%，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政策反而令状况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业，而工资则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万印尼人跌入贫穷线以下。1998年5月，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由于紧缩政策所带来的生活影响，其他国家亦被群众运动笼罩着，各国统治精神亦陷入严重分裂。

现在，资本主义的代表们会称那次事件「证明」了资本主义虽然会出现「短期动荡」，但最终仍能重整旗鼓，并使东亚经济体强势復苏。不过，事实完全相反。今天整个地区的政局更加不稳，贫富悬殊不断恶化，社会不满与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场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资是区内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发危机的泰国，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冲突，随时可能导致内战及国家的分裂。泰军将领们在过去十年发动了两次政变，现在军方独裁者巴育将军透过修改宪法来维持永久的半军事统治。邻国的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权以来一直统治至今。

马来西亚及印尼则饱受贪腐困扰，而统治精英为了自身的野心，不断煽动族群冲突。在菲律宾，被称为「亚洲特朗普」的杜特尔特上臺，反映了群众对整个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终有可能发展成「泰国方案」那样的军事统治。

新兴市场的危机

至于韩国，去年爆发了震撼的「烛光革命」，一千万人上街抗议，并推翻了朴槿惠。工人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占了韩国社运的重要席位。亚洲区内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正面对新一层次的危机与动荡。饱受九七金融风暴蹂躏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湾，同样受到长期影响。

九七危机是2008年全球危机及2011年欧洲危机的前奏，其相似之处在于骨牌效应，危机从一个经济体迅速地蔓延至另一个经济体。

上述问题远远还未得到解决，一场新的「新兴市场危机」正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上徘徊，消失一阵子后以新的危机再次出现。这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财务不平衡是空前的极端。过去十年亚洲经济很多的「强势增长」都是建基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廉价信贷政策。那些银行为了在亚洲各国市场追求更高利润而释放大量投机性资本。资产形成了泡沫（在房产、股票与所谓债务产品方面），而他们始终会爆破，劳动人民和穷人被要求为此埋单。正如《南华早报》专栏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经历了两次『百年一遇』的危机，而又不能排除在未来数年还可能会出现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IMF推动美名为「拯救方案」的残酷紧缩政策，遭到广泛群众的反对。近年来在欧洲亦推出了类似的私有化、去管製与大幅削减政府项目开支的政策。不过IMF却吊诡地质疑欧盟当局及其主导者（前「社会派」德国资本主义）的强硬立场。

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使IMF推出了当时史上最大型的纾困方案。不过后来这金额被其对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罗马尼亚及乌克兰的借贷规模所超越。现在这些国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债国（这些「借贷」只是用来偿还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银行，却要当地民众通过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紧缩开支来承担）。

亚洲的「小龙经济」曾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在1980年代以来的每年经济增长曾经高达6-8%。然而，在19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国家开始扬弃「亚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模式为基础，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压力下放开对外国资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规管。地方资本主义已经「成型」，意思是越来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产能过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实体生产力的利润来源被压缩。

在1997年之前，IMF为危机提供了条件。它介入了危机当中，推行今天对希腊所采取的野蛮紧缩措施来「救市」，致使危机更加糟糕。在克林顿执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鼎盛时期，IMF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惨败后改变了风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终结论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泰国

IMF批判者、诺贝尔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美国财政部对IMF在亚洲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感到哀叹。斯蒂格利茨将美国财政部描述为「华尔街的女仆」，指出亚洲取消资本管製主要为了满足美国金融集团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国在IMF支持、鼓励利润丰厚的「套利」业务背景下成立了一个离岸银行中心，从纽约或东京以低利率借款，并以较高利率存入泰国银行。泰铢对美元的挂钩使得这对投机者来说看似基本上是无风险的。1997年，有560亿美元以这种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从1995年中期开始，美元开始急剧上升，使其在亚洲的卫星货币处于巨压之下。泰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飙升，击穿了国家的产业和股票泡沫，导致私人债务激增。
危机随后蔓延到臺湾、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随后拉下俄罗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机打击的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外逃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产总值。

韩国

1998年，在IMF的紧急救助下，韩国放弃了对外国所有权的限製，允许外资收购像汽车和电子这样的核心产业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机最狂虐的时刻当选，选择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为快速的改革。韩国银行最终被拯救了，但成本高达GDP的31%，而且许多长期工作岗位被裁减，并由低薪而廉价的短期合约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除了总是误读经济信号，还犯上了其他明显错误，包括製订极高的利率和推行残酷的紧缩措施，令危机更为严重。1997年7月，泰国危机之后，世界银行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相对有能力应对」，受严重经济冲击的风险「当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报告认为韩国「基本上是安全的」，因为它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不到一个月后，首尔签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IMF的一揽子计划。IMF对泰国的计划是基于1998年3.5%的经济增长预测，实际上经济萎缩了百分之十！

IMF在亚洲危机期间的救援资金计划——泰国1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330亿美元、韩国550亿美元、俄罗斯220亿美元和巴西410亿美元——象征一个新的起点，数目大且条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过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腊方案，政策依旧失败，并未平息金融市场。

按照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的畅销书《惩戒》所述（公共事务出版，2001），当时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正在亲自与韩国政府进行谈判时，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致电给康德苏，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软弱的计划」。克林顿当局代表华尔街利益进行施压，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紧张关系，亦成了今天地缘政治版图变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减弱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中国崛起加剧了这一情势。

银行倒闭

在IMF的政策下，泰国的失业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资下降了百分之八。经济下滑的严重性促使IMF三思，并敦促泰国政府接纳预算赤字。一个IMF的经济学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说」。1997年8月，泰国政府计划推动存款保障计划，以免银行出现大挤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对。

最终泰国政府坚持己见。据一名IMF官员的说法，泰政府「避免泰国银行体系完全崩溃」，与印尼的状况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对采取类似泰国的方案，反而让银行倒闭，结果全国半数企业破产了。IMF的1999年度报告承认，其在印尼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是不明智的」。

泰国财政部长抱怨说：「终有一天，没有IMF职员能来亚洲」。泰国和韩国政府最初在寻求日本紧急双边贷款之前，被迫寻求IMF的帮助时，日本资本主义打着「亚洲团结」的牌，将危机视为进一步扩展在亚洲大陆势力的机会。但因为日本银行业形势严峻，扩充的野心被製衡下来了。

即使日本能够为危机中的国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结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别。在资本主义及其「利润优先」的逻辑下，可能这会导致较为缓慢渐进的紧缩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经济衰退和银行危机后，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最终都要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埋单，包括贫穷加剧、外判及短期合约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这个比率占总劳动人口的37.5%，冠绝全球）。

美日冲突

布卢斯坦在《惩戒》描述「当危机展开时，美日冲突将在未来数周内加剧」。华盛顿审慎看待东京的意图，因为「担心IMF在击退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可能会受到削弱」。克林顿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资本主义利用危机来将美国从亚洲赶走，成立一个由东京主导的地区性联盟，就像德国主导欧盟一样。日本的副财长、以「日元先生」着称的柛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当时已经准备好计划推出一个「由中日等国把持的巨额硬货币基金，将动用数千亿美元储备中的一部分」。

这项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建议遭到美国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韩、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亚发出了一个「非正式的」纲要。布卢斯坦评论说：「这些文件本来不想被美国看到的」。

克林顿政府坚决反击。拉裏．萨默斯（Larry Summers，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警告柛原英资「违反了」美日盟约规则。华盛顿派员到亚洲各国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沉迷于日本的计划。虽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支持这一计划，但澳大利亚以及至关重要的中国持反对意见。

中国专製同样担心日本在区内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国仍然非常依赖与美国资本主义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协议。中国当时不断寻求加入世贸，最终在美国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当年的中国并不像今天那样，有足够实力推动自己为地区霸权。但自2008年危机后中、日、美之间的势力平衡有所改变，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危机的转折点是美国由于担心危机会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转驮。转折的爆发点是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闭，LCTM的破产对华尔街和全球金融体系构成了无法估量的威胁。美国金融界钜头「巨头信孚银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联储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当时判断是：LCTM的崩溃「当时有可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造成潜在的损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句话大体上是对十年后雷曼兄弟爆破的预视。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闭，极大加剧了全球危机。

1998年，美国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坚持亚洲各国政府不应做的事情，支撑着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各国央行跟随美国指不，削减贷款利率，并向金融市场註入流动性。 美国采取行动构建了一个「防火墙」来抵御亚洲危机的蔓延（当时已蔓延到亚洲之外），避免了出现全球崩溃。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正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在1997-98年的危机之后完全未能汲取教训，也不能作出改变，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规模、更具破坏性的危机。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犹如「行尸走肉」。资本主义透过空前规模的「印银纸」（零息率下的量化宽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萧条，但却无法刺激真正的復苏，而各政府则在量化宽松政策上骑虎难下。政治动荡、选民大举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所有资本主义机构（如IMF和欧盟）都名誉扫地，使经济问题更加復杂。

与1997年一样，最重要的发展乃对资本主义的群众反抗正在升温，以及工人组织的建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出路。

林郑政府会有蜜月期吗？

七月一日后林郑月娥将会上臺。梁振英执政五年以来，社会问题不断恶化，楼价持续水涨船高，贫富悬殊不断加剧。在掌握实权的北京背后操控下，他的施政为林郑月娥政府埋下无可拆解的计时炸弹。他的选举承诺基本上一项都没有达成，公屋兴建数目有减无加、设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压抑楼价的所谓「辣招」不见其效、连取消强积金对冲（让雇主掠夺工人的强积金来抵消遣散费的政策）如此细微的改良也不能达到。医疗、教育系统在资本匮乏下几近崩溃，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上任以来外访日数加起来大约为半年！特首上任后不久被揭发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万的款项，但廉政公署几年以来完全没有调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谓「法治」已经腐朽不堪。

香港数价令基层乃至中产都苦不堪言。过去五年香港楼价上升六成，楼价指数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谓「辣招」对楼价完全无影响，反而打残交投及二手市场，令一手市场楼价暴升。为了减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来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单位应运而生，可见整个疯狂的楼市与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脱轨。

正值主权移交廿年，香港贫富悬殊为45年来最严重，坚尼系数达到0.539，继续排在全球已发展经济体中的榜首。将全港家庭住户收入划分为十层的话，最高一层的收入是最低一层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层每月主要职业收入中位数为5250元，难为统计处长邓伟江还好意思说近年穷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时承诺立例规管工时，但结果拒绝设立标准工时，巧立名目以「合约工时」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复盖月入为1万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香港每周平均工时已经超过50小时，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时多38%。教香港怎能不沦为地狱！

大和解？

林郑政府将会是一个弱势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阵营之间受到孤立。她不会受到香港资本家的衷心祝福。群众虽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时声势如雄的反抗，但也会对她保持怀疑态度，就如一座尚未爆发的睡火山。林郑月娥虽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却找不到新人组阁，唯有挽留那些恶名远播的前朝余孽。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三人，以及三名现届政府问责局长，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创科局局长杨伟雄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将会原班人马过渡。这是梁振英统治的后遗症。因为政局的尖锐化，建製内部四分五裂，为官不再是一份优差，而是一条要押上个人仕途的险恶路。

林郑刻意摆出与梁振英不同的姿态，希望可以换取泛民的合作，并缓和沸腾的民怨，但她是不会作出任何重大让步的。她刻意与中联办表面保持距离，当选后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但她那777张选票明明是中联办赐予的。她表面释出善意，表示考虑重新开放公民广场（在2014年7月梁振英为了阻止示威者进入，封锁政府总部广场外的大门）以及搁置小三BCA这个不人道的考试製度。泛民主派如获至宝，以此为林郑月娥愿意和解的征兆。现在她甚至声称会增加教育经费50亿，但当中很多钱会用作大专的三万元学券，意味着遵从过去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以公帑补贴私营学校的营运。然而，即使在开放公民广场及搁置小三BCA这些小问题上，林郑在表态后已经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对。在普选製度、廿三条立法以及清算伞运人士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她必然遇到来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压力，更不可能有丝毫退让的空间。

在特首小圈选举时，泛民主派为了支持曾俊华而大力攻击林郑月娥为「CY 2.0」。但在选举后突然对林郑的态度180度改变，表示希望可以与林郑「大和解」。公民党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请了林郑月娥参加，民主党的资深成员罗致光很可能会成为林郑政府裏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苹果日报》的宣传都比过往低调，不免令人感到他们有意在主权移交廿年之际淡化抗争运动，刻意给习近平面子，以利他们进一步与中共的所谓「开明派」达成交易。种种迹象显示泛民希望与下届政府共渡蜜月期，但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林郑对「港独」的取态

梁振英在雨伞运动后製造「港独」话题，刻意夸大港独势力的存在，并像习近平般动辄以「维园国家统一」等民族主义措辞大力谴责。梁振英去年更发动立法会政变，筛选本土派的立法会参选人，并且取消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资格。这都是为了在权力斗争中争取声势而走钢线。他更将清洗立法会行动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议员资格，现在回头看当时是他权斗中殊死挣扎。

林郑月娥似乎想缓和打港独的力度，她来说最重要是先坐稳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恶斗而形成不稳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认为港独「去到一个势头」，又表示港独仍未形成一个思潮，暗示梁振英在夸大事实。但如我们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独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强硬统治是必要的，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应，强调对港独要「防微杜渐，不能掉以轻心」。现在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后很可能会通过在港的建製组织干预下届政府，以确保自己不会失去权力。其中打港独将会是他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最近发表强硬言论，否定香港三权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条立法，并恐吓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义对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发放讯息之外，还是要向林郑月娥施压，警告她要维持上届政府的强硬路线。故此，林郑月娥上任后将会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再看中共的整个大趋势，习近平目前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的舆论宣传，高调反对「外国势力」和「颜色革命」，林郑月娥作为中联办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个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参加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立委举行的记招后，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决派勾结臺独势力。林郑月娥犹如被掴一耳光，被警告要对港独势力戒慎恐惧。

梁振英的下场UGL

群众固然对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后，廉政公署会正式调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万的贪汙事件。梁振英对此一早有准备，故此在任期间大力清洗廉署，向维护资产阶级法製的法庭作权力斗争。他希望这些机关更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后受到製裁。当然他的下场如何还是要看群众斗争能向政权施加多大压力，还要考虑中共党内权斗的復杂因素。梁振英的个人命运岌岌可危，令他难以轻易舍弃自己的权力，可以预期政府的权力交接将会相当不顺畅。实质上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来愈与中共相似，卸任领导人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弃自己的权力，必须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在背面掌握实权。这只会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来愈不民主，权力更为集中在小撮的个人手中。

群众斗争的未来

在雨伞运动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疯狂打压、伞运人士及旺角骚乱者被政治检控后，民主运动出现一定程度的疲态，而且这似乎会维持好一段时间。抗争的次数、每次抗争的人数以及青年人的参与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们稍为放远一点目光，看看中国政局危机加剧和群众斗争四起的大局面，就会认知到一场更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因此，下一次的群众斗争在人数、抗争意识和政治目标方面将会比雨伞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群众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洗礼将会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须连系至中国大陆的群众乃至国际斗争才有可能胜利。倒过来，也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先爆发一场大型运动后，重燃香港群众的斗争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众仍相当未被政治化的时期，天安门运动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万人上街及前革命状态。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场天安门运动作为助燃剂，将会引爆一个更强得多的火药库。

林郑月娥政府并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为可以在民众暂低落的情绪中避开群众压力，安然与政府达成协议，他们继续走下这条妥协的不归路，必将付出政治代价。社会主义行动在七一游行坚持不妥协的斗争，唯有中港群众团结抗争，并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力量，以推翻中共独裁者及资本主义为目标，中港两地才会达至真正的民主。

热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黄毓民、黄洋达、陈云等人为首的「热普城」联盟内部的分裂进一步扩大并公开化，标誌着黄毓民为首的本土派版块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会选举以来，中共及港府不断加强打压本土派，借以打击整个民主运动。本土派陷入危机与内斗之中，而没有团结起来抵抗，令政权的打压事半功倍。热普城去年立法会选举获得15万4千票，当中很多是年轻人。今次他们的内斗可惜会对部分真诚的抗争青年造成挫败感，最终仍是由中共坐收渔利。

据悉分裂的导火线为黄毓民近日终止了对黄洋达「热血时报」每月三万元的资助，触发两派支持者先于网上对骂。但随着分裂扩大，黄毓民本人在网臺上更主动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当中明言「你（陈云）那个『永续基本法』是『偷渡』进入政纲。」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陈云「永续基本法」的主张，将之置于选举政纲之内不过是选举中的权宜之计。由此可见，即使于「热普城」联盟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集合体。

社会主义者早已明确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与港英不民主地製订的小宪法，对民主权利的普遍製肘，以维护港资与中共专製者的利益。主张将之「永续」到2047年后根本就是荒谬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行动主张製订一部民主而亲工人阶级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这场互揭黑幕的闹剧中，郑松泰于热血公民内部讲话录音外流，录音中郑称只是与同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颂恒与游蕙祯「假装友好」，因为「公众是白痴」而容易欺骗。更为讽刺的是，黄洋达施行网路暴力，铺天盖地抹黑社会主义行动「热衷筹款」，此时他却被黄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计二十万元捐款以成立「热血狗仔队」却毫无下文。黄洋达亦声称于热血公民中实行「帮会式管治」，其退党成员大爆组织没有丝毫的民主成分，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决策上的专断独裁。

对本土派幻想破灭的朋友应当认识到，他们并不能带来任何出路。香港民主斗争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义者破坏。社会主义的纲领与连结国内外群众共同斗争才是唯一可取的选择。

大坑西村重建迫迁

由横洲官商乡黑、高铁迫走菜园村居民，越来越多官商勾结而发生强拆迫迁。香港唯一的私营公屋大坑西村，成为发展商眼中的肥猪肉，由恒基地产「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计划将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将廉租屋变为以私人单位出售牟利，更将迫迁1,300户居民！一众居民组织起来，发起行动反对官商勾结。

「原本是公共的，现在重建给私人财团赚钱！」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註组主席欧阳洁珍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极低的地价给「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规定，必须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于市中心，邻近石硖尾地铁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贪婪的发展商。于是发展商自2014年申请「重建」为名，而无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无咨询过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户调查，绝大多数居民反对（发展商）只卖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经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现在楼价贵，可以搬去哪裏？」关註组主张居民共同规划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兴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对私人财团牟利。他们数年来不断发起抗争，包括组织居民大会、集会示威，又向城规会提出修订案。

去年城规会共收到93%表示反对发展商重建的意见书，但仍强行通过该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订案，要求至少85%面积用作出租，城规会收到99%的支持意见书，但最后却无理地否决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实为官商勾结、黑箱作业！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争，呼吁更多人加入战线，阻止政府将坑西变成地产商的牟利工具。我们主张所有单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并且踢走地产商，通过民选租户代表，将大坑西村公营置于民主控製，让租户有权否决重建计划。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影评

本部纪录片美国编剧兼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摄，描述20岁香港政治人物黄之锋。影片从他14岁开始记述，当时他仍是个中学生，并领导「学民思潮」反对北京推行的国民教育计划。

黄之锋无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电影的叙述角色过于个人化，且对他毫无批判，未能深入探讨民主运动与中共独裁。

影片的宣传海报上写道：「这是个关于一位青年人觉醒的故事。」显然是将焦点集中到个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这场触动了数以百万人的斗争运动中更深入、真实的一面。这实在令人感到可惜，因为自2014年雨伞运动的高峰后，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多次挫败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够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纪录会出色得多。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在其目标观众，海该群体中大获好评。该片在1月赢得辛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纪录片观众评选奖。我怀疑奖项更多是出于对香港群众运动的同情与敬佩，多于对影片本身的欣赏。

胶着状态

黄之锋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和伞运领袖正被政治检控，有可能会面临长刑期监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坐牢。当然，哪会有人准备好呢？

香港的斗争陷入僵局，是因为单靠行动主义与民间勇气还不足够。年轻人固然是重要的资产，但单靠年轻人也不足够。纵使雨伞革命拥有这些因素，但持续了79日后，最终依然耗尽能量而瓦解。原因是运动没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纲领，而未能挑战「超级强权」继续掌权。

雨伞运动过度聚焦于香港，并且未有提及支撑中共专製的资本主义製度，是窒碍的两个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纲领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他们害怕群众斗争的思维，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将这角色活形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在群众厌恶泛民软弱的情绪之间，诸如黄之锋等学运领袖从中冒起，可惜他们抱有与泛民一样的错误思想，只是形象年轻而愤怒一点而已。影片忽略了斗争运动内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黄之锋（温和地）批评戴耀廷将「占领中环」搞得像个仪式一样吗。不过，戴耀廷的罪行又岂止于此？其组织「和平占中」不断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领运动。戴耀廷亦反对学生在2014年9月发起的一周罢课（实际上是这场罢课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触发了雨伞运动）。在雨伞运动爆发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学生喝倒采（这一幕没有在影片中展示出来）。

再见学民思潮

同样，「学民思潮欢送派对」一幕，黄之锋决定解散学民思潮以「成立新政党」（香港众誌），电影亦没有解释此举的前因后果。真诚的政党与学生运动，本应不会互相排斥。
实际上，学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黄之锋为核心的小圈子从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决定亦如是。一些在雨伞运动期间及之后加入组织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独派思想所影响，这对于黄之锋的领导带来了问题，他亦因此决定「割爱」。

纪录片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香港」。这种局限于本土的浅短目光，成为了反独裁斗争的绊脚石。那么，既然单靠港人并不足以击败中共专製，我们应与谁联盟结友呢？就如黄之锋最近提出那样，以特朗普等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还是与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包括中国的广大群众，以及反对西方不民主资本主义暴政的斗士）联合起来？

黄之锋在影片中说道：「在香港变回香港之前，我是不会停下来的。」这句话正好表示香港民主斗争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窃的公共空间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间远远不足，甚至被私人资本公然侵占。 根据「拓展公共空间」文章披露，香港有相当一部份商场项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众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间，但发展商经常将前往公共空间的路线设计得千回百转，令民众不便前往，或干脆以维修之名长期封闭通往该处的通道、电梯等。商场方面亦经常于这些公共空间举办商业展销活动，从中赚取丰厚的场地出租费用。

数据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间标准仅2平方米，当中184万人实际可享用的公共空间更少于2平方米，但在山顶、愉景湾、九龙塘等富人区人均休憩空间却有8平方米，两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连理论上本应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竟也相差悬殊。而相比邻近同样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东京和新加坡等，分别都有5.8-7.6的公共空间，某些地产项目亦将公共空间设计成半封闭式环境，从而变相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当中最为荒谬者当属李嘉诚长实旗下的大围「名城」楼盘，地契中列名需兴建多项公共空间设施包括两所学校，而长实竟将学校兴建在离地面十九米的五楼平臺之上，更离谱的是长实为了区隔「私人住宅」与公共设施，竟只预留一条楼梯与一部只能载十二人的升降机予两校近两千名学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对当区市民提出公共设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诉求，竟将区内私人会所计算入地区休憩空间之内，回应指当区设施已满足香港规划标准。意味着当区的富人可以继续享用远超其所需的「公共设施」，而基层民众面对本应共享的空间被公然侵占却无可奈何。

可见政府所谓的「土地问题」根本是由于亲商政策取态下故意抑製土地供应所造成，剥夺民众应有的休憩用地权利。为了捍卫公平的公共空间，必须将开发商、住宅和商场全面公营化，由居民民选产生代表进行民主控製。

刘晓波逝世

中国异见分子刘晓波于7月13日肝癌逝世，见证了中共独裁及其暴虐、镇压性的统治方式。刘晓波上星期才诊断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医疗照疗，他是有可能痊愈的。当中共在2009年判处他监禁11年时，实际上相当于判了他死刑。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评：「中国政府的傲慢、残忍和冷酷令人齿冷。」在刘晓波逝世前夕，他的亲友及支持者都向当局要求让他海外就医，但当局畏惧会造成负面公众形象而拒绝。

习近平正在发动内部权斗，准备于十九党大会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无数挑战，因此当局为了保护形象，不会容许任何在剧本以外发生的事情。

同时，中共政权知道外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是极为轻微的。各国政权早已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国教导「人权」。刘晓波虽然视外国政府为中国榜样，但却被他们舍弃了。「从刘晓波的命运可见，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中人权议题正在倒退。」

刘晓波遗孀刘霞自2008年以来受到软禁。现在外界关註她的安全，因为当局似乎不会让她离开中国。

异见者胡佳批评：「我认为这是政治谋杀。」他和其他异见者说当局拒绝刘晓波海外就医，是要缩短他的寿命，确保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不会批评北京。刘晓波作为自由派异见圈子的领头人物，他逝世令异见分子之间弥漫着悲伤绝望的情绪。而当局完全没有意愿稍为软化其强硬的立场，反而愈来愈强硬，加上各国「民主政府」也不关註事件，令自由派运动陷于窘境。

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当年判刑之重令人震惊，也标誌着中共全方面的镇压都在加强，令受害者人数大增。刘晓波在狱中时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该国最着名的政治犯。

刘晓波是一位中国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着名学者，自1989年民主运动起，这是他第三次被当局监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见者共同起草并签署了《零八宪章》。该宣言以呼吁人权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为基础，同时提出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主张。

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镇压加剧，其力度是廿年来最严峻的，刘晓波也成为了镇压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网在刘晓波被判刑时写道，这是一个警号，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中国正向何处去？中国在经济上看起来很成功，政权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胁？」

而且当局这一轮的镇压对像不仅包括所谓「亲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样也针对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中国支持者抗议当局残暴对待刘晓波及其遗孀，但同时我们不会隐瞒我们与刘晓波亲资、亲帝国主义的政见有着重大分歧。以下旧文对刘晓波的政见作出评价，首次于2010年3月17日刊登于《中国劳工论坛》。

刘晓波的「罪行」

2008年刘晓波和其自由主义同伴们共同发起了联署《零八宪章》的活动以呼吁实现」自由、人权、平等和宪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体製内和主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法律学者张祖桦等。与其说《零八宪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现政权」或者发起任何形式的反对派组织，不如说其实是在向中共当局呼吁进行政治改革。

刘晓波支持当局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但希望当局能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并非是因为他的思想代表着对现行体製彻底性的否定，而是因为他通过《零八宪章》和其他作品挑战了当局的统治威权和现统治集团的现实利益。

正如刘晓波在2006年写的文章《从革命到到利益党》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当局更多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统治集团，而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保住权力是中共当局整个官僚体系最高目标，即使在早年也类似于前苏联执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国家集体计划经济。因此当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统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机时，当局在死抱专製权力不放的情况下，主动地逐步地接受和领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者强烈抗议当局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联署人的审判和压迫，也反对当局对其他异议人士的专製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和接受《零八宪章》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其中必然包含着《零八宪章》所提及的诸多民主诉求；但同时我们坚定地反对其中所得出的所谓」政治结论」。因为根据我们的观点，这并不能真正帮助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寻求到反对一党专製的出路。

《零八宪章》中明确地提出支持资本主义製度和资产阶级私有产权，支持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私有化，但认为应该」公平地」执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张」的第14条中明确说明，」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现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製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面对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确产权归属和责任这；开展新土地运动，推动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如按《零八宪章》鼓吹的在当局统治下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与金融资本有紧密联系的新兴地主手中，而数以百万的贫苦农民将被赶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土地私有化，呼吁农民通过自愿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发展更有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且应该由真正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所选举和组建的政府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民主控製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支持和廉价与免费的信贷。

同样地，《零八宪章》呼吁取消政府行政垄断而鼓励私有商业，这并不会真正有利于工人阶级和穷苦百姓。而且这已经被中国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现象所证明。不过是意味着将全民所有的资产从腐败官僚的手中转移到同样腐败的资本家手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应该将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阶级手中进行民主控製与运作而满足社会需求。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欧洲诸国政府都推行过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家垄断行业和企业解体并取消管製，而结果却是牺牲了广大公众与雇员的利益而满足少数投机者与大资本。资本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从未实现过其所宣称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此前国家控製的公共事业转变成为谋取暴利的私人垄断企业。

社会主义者坚定地反对私有化进程；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执行，只会进一步导致贫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统治精英们都习惯性地使用所谓」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为幌子而盗取公共财产。众多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未变成所谓」民主的堡垒」，如1990年代的俄罗斯、皮诺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国。

在刘晓波的近作《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中，他指责官僚权贵与富商巨贾所结成的」红黑联盟」。他声称，」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存在反垄断法。」但不管纸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财富和权利只会日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刘晓波一直贊美的美国，在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我们仍然可以看见这一经济法则的明确案例。在2007年底，美国4家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掌握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9%。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4家未经选举产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经济机构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极端危险的。

中国自由派的分裂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刘晓波所谈论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自资本主义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随着为追求利润而产生的剥削、暴力与欺诈。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当中共当局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之时，「自由派」学者成为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的一座「友好桥梁」，而刘晓波本身也是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产物。

但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了这座「桥梁」断裂的关键转折点。为维持一党统治和官僚权贵的利益，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并严格控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作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知识分子阶层由于表现出独立于统治集团的意誌，在运动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自此之后，一部分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学者接受了由中共统治精英领导资本主义復辟的现实，并转而成为当局的帮凶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攻击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互联网上众多亲政府和体製内的教授专家被网民称为「叫兽」（在普通话中与「教授」同一发音）。

工人阶级的角色

然而，刘晓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们却被历史留在了「断桥」的另一边。作为知名的反对派，「刘晓波们」不仅「真诚地」反对共产党当局，而且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拒绝与残酷镇压的当局进行合作。但同时，不幸的是他们也拒绝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以及产生诸多中国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根源。

经过20年与当局的斗争，刘晓波和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发现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劳动人民。在1989年时，他们拒绝工人和普通市民参与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翼（赵紫阳的「改革派」）。在运动高潮时，他们拒绝呼吁工人实施总罢工，拒绝组织民主的防卫委员会以阻止当局的血腥镇压。

尽管时常高唱「平等与民主」，但刘晓波和他的同仁们作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信任底层民众和试图与他们进行团结。他们批评「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认为「忽略了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最基础製度──私有製和市场经济，也就必然忽视保障个人权利和限製政府权力的宪政民主。」（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审判所写的自辩稿中（由于法庭阻止而为能当庭宣读），他也明确表示，「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

1988年，刘晓波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而这事实上与香港的现实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由一小批亲中共当局的资本大亨们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费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诚的口袋，李嘉诚控製了香港的电讯、媒体、房地产、港口和零售业。

如刘晓波的观点能成立的话，那么印度早已应是一个发达平等的自由社会，因为印度曾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达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宪章》所呼吁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联邦共和国。但是现实显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并且在国内各邦充满种种社会冲突、阶级斗争乃至内战。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少数特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众多所谓实现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与地区仍然处在社会混乱、大众贫困和极端不平等之中。

刘晓波的亲美立场使他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干预（甘地非暴力立场也无阻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刘晓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将之描绘为解放中东人民的」正义战争」。甚至把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与贝裏雅吹捧为罗斯福与邱吉尔的继承者。

数亿中国民众正遭受着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共当局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充满着勾结与共谋；这一切与刘晓波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向往的」公平」与」自由」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何止千裏。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一党专製的中共当局正日落西山，严重缺乏合法性与民众支持；事实上，即使刘晓波本人也承认，」自由主义也仅仅是少数城市精英的思想游戏，根本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回应。」（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立场

中共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审查和思想控製常常被民主派异议人士和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与政府描绘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这是人为刻意製造的错误印象。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共通之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捍卫和赢得基本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这些权利应该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罢工自由等。但是，我们与自由派和亲资子分子不同，对于民主和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资产阶级民主製度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民主权利绝非是「仁慈的」统治者的施舍，而是无数工人阶级在大规模斗争中的成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製度意味着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们只领取相当于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人民有权随时替换他们。

「鸡」、「公厕」、「劳资纠纷」──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发生数宗骇人的强奸案，当中包括可怕的「衣柜强奸案」，男被告因有计划地带备武器潜入前女友住所将她强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货VAN上强奸一名21岁少女。这些案件的共通之处是受害者都与施暴者相识。 根据关註性暴力的组织风雨兰近三年的服务数字显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约八成人与侵犯者相识，可见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向女性施暴，是权力及控製欲的表现。

社署资料显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强奸个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骇人的是对于受害人的道德指责、网上公审。社会及网上舆论都会以受害者的行为、背景、衣着等进行审判，往往会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实，是「鸡」（妓女）、「公厕」、「劳资纠纷，倾唔掂数屈人强奸」等，而非指责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导致绝大多数人不敢报案、公开事件。 2016年，风雨兰接获163个强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数字则只有71个。

父权沙文主义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顺从主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时，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观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沟、不到酒吧认识新异性朋友，还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变得更猖獗，并不是因为女性比以前「不守妇道」，所以惹来性侵的下场。性暴力加剧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市场每日以海量的媒体广告、明星效应洗脑式地灌输「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将女性贬低为纯粹讨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性暴力及责备受害者，反对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费的公共社福资源。女权斗争必然连系至工人运动，促进男女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对抗资本主义这个製造性暴力的温床。

四议员遭取消资格　千人集会抗立会政变

高等法院今日下午宣判，四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及姚松炎，因宣誓无效而被取消议员资格。这是自去年青年新政两名本土派议员游蕙祯与梁颂恒，再有议员被当局取消资格，至今总计六人。泛民党派在同一天晚上八时于政府总部门外发起集会，抗议法庭裁决。当晚有约过千名市民到场声援。

大会打出「政治打压可耻　抗议人大释法」的主题，泛民各党的代表在臺上轮流发言。另外，明显有许多青年人参与集会，是雨伞运动结束后比例最多的一次。可见青年人仍怀有斗誌，当有迫切的斗争时还是站在最前线。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到场参与，我们指出是次裁决与去年梁游案件一样是一次议会政变。政府以没有民主授权的机构（法院）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举动。现在必须要发动新的群众运动来抵抗这场政变，有不少参与民众与我们讨论到民主派议员总辞、抵製补选等策略的可行性。

林郑新政府进一步进行政治清算，加上早前一系列的警察白色恐怖与政治检控，显示当局根本无意「和解」。现除了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另外还有三名议员有案件在身，立法会的政变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当务之急是要重建民主运动。现在需要一场群众大会，由下而上组织群众行动委员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及策略。

臺湾同婚平权报捷　对香港的启示？

5月24日，臺湾「婚姻平权」议案，在大法官宣布禁止同性婚姻是违反宪法后，这被普遍视为同誌平权的一大胜利，也意味着臺湾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地区。 亚洲区的同誌固然为平权迈进一步为之喝采。相较于邻近的香港，同誌平权分子却仍在《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上与政府拉锯。保守教会製造恐慌舆论，亲资本政客则通过不民主的议会功能组别顽固抵抗立法。

为何臺湾同誌平权可以走得这么远、运动可以具如此规模，而香港性平权的现状是什么和同誌运动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八爪。

八爪是「香港彩虹」的执行干事，他表示：「对于臺湾同誌平权的突破，我认为是由于整个社会风气，而且平权支持者真的再踏前一步抗争才造就出来的。社会意识渐强，当遇到歧视发生时群众都会公开谴责，这间接鼓励了社会更开放地讨论同誌议题，建立了一种多数人支持同誌权利的共识。这点是香港的政界、演艺界或普通巿民等等都未能做到的。」

「香港LGBT受到歧视的情况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跨性别的人士，社会裏的歧视令他们找不到工作、不能租住房屋、被无理解雇、甚至连家人也不接受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是十分普遍的。其实LGBT 群体都是一般的劳工，他们遇到的压迫比一般打工仔更大，所以香港的同誌运动有需要向不同的范畴，例如劳工、妇女权益等作连结，令受到压迫的小众团结起来，才有机会争取到平等的权利。」

臺湾同婚平权将会冲击资本家所维护的核心家庭福利体系，使同誌家庭更有信心争取更好的退休保障和房屋政策。无论是公共社会保障、性平权都需要与民主斗争连系起来，由下而上的向保守教会、亲财团政客和政府施压，挑战资本主义体製，才可赢得彻底胜利。

香港：发动群众运动　抵抗立会政变

7月14日，区庆祥法官裁定四名立法会议员宣誓无效，取消其议员资格，当中包括「长毛」梁国雄。这完全是建製大右派发动的一场政变，无疑是对香港民主斗争的重挫，也是对中国民运的打击。

这场政变代表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最严重的打压，18万张选票沦为废票，为了有利政府而改变选举结果。同时亦使建製派在分组点票中获得绝对多数，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议事规则。本来只是半民主的议会沦为橡皮图章，反对派今后将难以拖延或阻止政府推动的亲财团、反民主的法案。另外，香港所谓的「司法独立」被公然滥用，换句话来说法庭像中国大陆般沦为政权的政治工具。

2017年，所谓的「法治」成了政权的挡箭牌，用来合理化当局对民主的政治打压。更严重的是，取消议员资格的裁决，代表专製当局会更加猖狂，打压民主的「野心」将会越来越高。如今建製派自信十足，正公开庆祝政变。问题迫在燃眉！

因此，民主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我们需要一场强大而有组织的抗争运动，来迎击当局对议员的攻击。运动应要求恢復议员的资格，并且废除所有不民主的限製（包括参选权、宣誓程序和其他人大与傀儡港府所强加的法律限製）。我们认为，立法会是民主运动的「最后底线」，而我们不能够让香港及北京政府逾越！

今次事件可谓的百分百的政治审判，裁决基于宣誓是否所谓「真诚」问题，就如同卡夫卡小说裏的荒诞情节一样。香港的「法治」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习近平人治」。受审的根本不应该是那些议员，而是这个既腐败又反民主的政府。

事件的背后是政治原因而非程序问题，中共专製一直想增加对香港的控製，并扼杀民主运动。中共当局视民主如病毒，害怕其会从香港扩散到全中国。因此，北京希望取消那些香港存在已久的民主权利，以及过去群众斗争所赢得的让步。他们不单想决定特首人选，更想控製立法会议员的人选，并通过这样来操控谁可以成为民主运动的代言人。

「长毛」

梁国雄「长毛」是四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中资历最深、最广为人知的，他可谓是左翼在立法会中唯一的支柱。当局对他的攻击是一个非常有预谋的行动。北京想通过打压来显示谁是「可被接受」和「不可被接受」的民主派，标准由他们所任意决定！其策略是要分化泛民，一方是毫无杀伤力的「和解派」，这派需要透过远离群众斗争来向北京表忠，另一方则是当局现时针对打击的「非和解派」。不过，假若激进派议员全部被清洗掉，白色恐怖肯定将会蔓延至民主运动的其他派别。这就是打压的逻辑，历史从来都是如此。

「长毛」是这次大清洗的头号目标，其他人不过是不幸的陪葬品，来製造「宣誓无效」的表面法律依据，以遮掩其政治打压真正本质。现在总计有六名受害议员。接下来的补选可以预计会是十分不民主的，当局会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再次参选，又或者让全部补选同时执行，令选情对建製派更为有利，使反对派更难在补选中扳回损失。

必须以群众集体行动来反抗这个反民主的阴谋。民主斗争已经不能容许任何的犹豫、恐惧、对妥协的幻想或者以为建製派中将会有「开明派」出来解决危机。我们必须要抛弃这些童话狂想！

我们社会主义行动支持透过法律途径继续抗争（包括上诉至终审法院），也支持参加补选。但这远远不足够，法庭本身就是被政权所操控，所以结果很可能会失败。因此，法律的抗争不能纯粹地进行，而是应该作为动员群众运动的平臺。讨论的焦点亦不应只集中在补选的时间与方式。这些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耽误宝贵的时间，现在就要开始做出反击！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反击？

数百万香港群众义愤填膺，但同时也满怀忧虑。他们正在寻找反抗这次攻击的方法。只有群众才能抵挡政府的攻击，但是他们需要动员、组织，需要看到能够打败政府、保卫民主权利的可行方案。

由于现在局势非常严峻，我们必须动员尽可能大的反抗行动，不只是一次性的示威，而是通过更广泛的计划，来发动和升级大规模公民抗命。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新路线，改变现时民主斗争由少数泛民领袖和依附于其身上的NGO控製的局面，在每个地区、学校和职场所建立民主的基层群众组织。

泛民领袖自上而下操控的一次性抗议，既无法彻底实现民主，也无法捍卫现有的民主权利。就连浩大的雨伞运动也未能赶梁振英下臺。如果能摆脱温和泛民派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的犹豫与退缩，雨伞运动本有可能胜利。雨伞运动的重要教训就是，斗争须要由群众民主控製。另外同样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战斗性民主纲领，指明中国独裁政府是问题所在。只要这个独裁政府继续存在，不管香港或中国都不会得到民主。雨伞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只是含煳地要求「改革」。但这样是不够的。

近期，亲民主的群众明显出现挫败感。但活动者和年轻人能够影响群众、带领群众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不能只是一味在口头上谴责建製派；单单再发起一场游行也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白白消耗群众的斗誌。游行固然重要，但是游行本身不足以改变局面。

可行的抵抗方案

人们想知道「斗争方案是怎样的？下一步如何反击？」我们社会主义行动提出下列方案，大致建议该如何组织运动，并主张民主斗争参与者作出讨论。

9月28日（雨伞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是发起群众抗争的好时机，进行罢课、罢工等公民抗命。我们强烈希望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公开呼吁群众在这一天走上街头。罢工是全球民主运动的重要武器。但香港的斗争从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它受挫的原因之一。 「占领」可以在抗议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就像一次性的示一样，有其局限性（难以维持较长的时间；不能像罢工那样打击经济和统治精英的控製权）。

罢工（即使只是罢课）对于整个製度的打击要有力得多。 但是罢工、罢课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不是待在家裏），需要把学生、工人和白领凝聚成一股有纪律的强大力量。随着林郑打算重推洗脑国教，大学生及中学生须要组织起来奋起反抗，而反洗脑斗争当然是和反立法会政变的斗争紧密联系的。

通过认真准备和集会，再加上每个大学校、中学校的运动和基层罢课委员会，928可以变成群众抗议的新一日，证明民主斗争汲取之前的教训，已经学到了一个有力策略：政治罢课及罢工！由学生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团体。这将警告政府：撤销反民主的命令，否则我们就将斗争升级！

有人问：本土派控製的学生会怎么可能会同意罢课？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本土派学生会的地位本就越来越不稳，如果他们反对群众抗议，将会受到巨大的压力。罢课能够引起年轻人的极大兴趣。如果学生会表面被动甚至试图阻拦，学生干脆越过学生会的架构自行组织。必须直接面向大学生和中学生，呼吁建立罢课委员会，以便开始组织。

联合各方面的斗争，不管是取消议员资格，还是即将到来的其他攻势——例如洗脑教育和廿三条，都是独裁政府打压民主的部署。有效的抵抗运动必须认知到这一点，然后施行统一的政治反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这个反立会政变的斗争联系至反对新自由主义、亲财团政府的运动，针对其包括反对全民退保、否定如八小时工作製和合理最低工资等的工人基本权利、牺牲公共服务推动大白象等等的政策。这就需要超越单一议题的广泛运动：动员所有想参加斗争的人，在地铁站、工作场所和学校散发大量传单，告诉群众政府在打压立法会后将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

我们应召集各社运分子举行一场「应战大会」， 邀请所有想抵抗的团体、工会、政党和个人，举行一场为期一天的会议。大会不是用以泛泛讨香港民主，而是要製定反击行动的具体计划，包括如何发动群众抗议、928游行和罢课罢工。大会能展示运动的认真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斗争需要基层的民主参与，而不只是由一小撮政客和活动者所垄断所有决定。

应该由谁来召集大会？ 作为这次政府打压的直接受害者，长毛等四名激进派议员既有较高的威信，也有这样的历史责任。他们可以号召928群众抗议，也可以召集「应战大会」。泛民阵营需要团结，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现在开始反击的借口。如果四名议员挺身而出，他们会得到响应。然后局势会推动较保守的人跟上来。

如果采取大胆的做法，可以成为重启民主斗争的契机。但我们认为，绝不能让两名本土派前议员（游蕙祯和梁颂恒）参加这场运动——他们混乱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做法，并不利于组织反击行动。的确，我们保卫他们的权利、反对政府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但是不能给他们平臺来散播反工人阶级和排外思想。他们可以跟随我们，但是队伍必须分开！

小心屠城木马　反对一地两检！

中共与港府推行高铁一地两检，再次逾越香港民主的底线。这不是单一事件，连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准备重推洗脑教育及廿三条立法，都可见林郑月娥政府正在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是彻底彻尾的CY2.0。

政府公布「一地两检」方案的时机非常巧妙，是法庭刚刚宣布取消再多4名立会议员的资格之后。若从政府的大战略来理解，首先利用人大释法和法院取消共6名议员的资格，建製派获得分组点票的优势，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开始部署修改议事规则，夺走反对派拉布的能力，让议会沦为橡皮图章。操控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政府现在以「一地两检」来试水温，假若没有群众反抗运动的话，政府势必进一步推动国民教育，甚至二十三条！

「一地两检」就是屠城木马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地两检」方案，再次引爆高铁的政治炸弹。这个方案将高铁香港总站的部分区域划为「内地口岸区」，区内则视作中国大陆的管辖地，并由公安执法、实施中国大陆的所有法律。

这将不单单是有关不能够在月臺使用Facebook、穿六四T恤的问题而已，内地口岸区设在市中心，届时内地「强力部门」更可明正言顺「执法」，把抗议人士抓进口岸区范围！若然大家认为这异想天开，不妨想想假如十年前有人称中共会越境绑架异见人士返大陆拘禁，大家都会觉得不大可能，但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共专製根本不可信赖。

再者，中共的法製远比香港的专製，包括有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等，而公安又可以随便行政拘留高达15天。这相当于开了先例让专製的法律在香港实施，变相打压民主空间。中共今次明显是想打开一个缺口，当逾越了香港群众的底线后，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逐步侵蚀香港仅有的自治权和民主权利。

「一地两检」美其名是要便利旅客、缩短通关时间，但西九龙站开出的列车中约96%均需中途停站，以数小时车程来算，一般十多分钟的通关手续根本杯水车薪。 「一地两检」可谓连糖衣都没有的毒药。

1%的人获利，99%的人埋单

另外，高铁造价昂贵，由最初的669亿，多番超支后现时的总开支高达853亿。以香港段26公裏计算，每公裏造超过32.8亿，比欧洲、日本的高铁项目还要贵（香港高铁更是德国科隆－法兰克福高铁造价的近12倍），冠绝全球！

这笔巨额全数由香港政府出资，但另一边厢在港人迫切需要解决的住屋、医疗、教育、老人等问题上却一毛不拔。就算认为项目是既成事实，花掉的钱不会再回来，但高铁所谓的「经济效益」根本与普罗大众无关，而且还会对大众造成长期的负担。

只要到西九高铁总站周遭一看，周围的土地包括车站上盖都是超贵价的私人豪宅，一般单位呎价都在2.5万元以上，部分更超过4.5万元一呎。从高铁总站到附近的西九文化区、九龙站、柯士甸站，一直伸延至奥运站、大角嘴西，形成了一条连绵不绝的「豪宅链」，而当中一间公共房屋都没有！当政府每天埋怨没有土地建公屋时，我们不禁一问为什么香港却有那么用来兴建豪宅的土地？

高铁项目带动了当区楼市的炒卖，负担的起那些豪宅的必定非富则贵，当中许多的更是中国大陆的贪腐富豪，而高铁正正是为这些人而建的。一般市民，尤其是住新界的，根本不会大费周章到西九乘搭昂贵的高铁往返大陆。

政府以公帑兴建高铁，但成事后却让占三成私人资本的港铁营运获利。当然，假若高铁乘客流量低下，可能会出现亏蚀。政府估算在通车第一年的乘客人数为9.9万人，但根据过往政府夸大其他工程使用量（如深圳湾公路大桥）的纪录，高铁实际乘客数目估计会是每年2万人左右。事实上，中国高铁几乎全部亏损。

港铁主席马时亨坦然要与政府商讨「有关亏本的问题」，显然打算由公帑垫付。高铁的无底深渊，赚的归他们，蚀的却是大家的，完完全全是「1%的人获利，99%的人埋单」的项目。

归根究底，中央与香港政府皆为资本主义专製政权。他们利用高铁与「一地两检」来输送利益、打压民主。群众对高铁的愤怒既已存在，反对一地两检的抗争与其他议题不同，可以让群众有机会作出还击，可以为抵抗政府各种攻击、重建民主运动打开一条出路。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由下而上的运动，通过积极的宣传号召群众罢坐高铁，将既已存在的愤怒转化成积极的政治行动，重新动员群众起来。这场运动必须通过民主的架构组织起来，开放予所有真诚反高铁的组织参与，摆脱过去由泛民小圈子领导层控製的运动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够重建具战斗力的民主运动。

中国：国家镇压以及工人斗争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国委2017年暑期学校中国部分的开场报告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习近平是否真如许多人所说是毛泽东之后最强大的领导人？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标誌性的「一带一路」经济计画）会走向何处？它会势头更猛，还是会遭遇挫折？

国家镇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还是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最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罢工增加

2016年，中国发生了2663次罢工。这是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汇总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报导得出的资料，但是它认为实际数位还要高出8倍。这个数位是2014年的两倍，而且交通丶服务和零售业的罢工总数首次超过了製造业。

中国政府说中国经济正在从製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且服务业的增长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相比于製造业，服务业的工作工资更低丶更不稳定，而且通常都没有劳动合同，所以这其实是非正规部门的增长。

相比于製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的罢工能吸引到更多的关註，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影响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广东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机罢工，争取到涨薪40%。他们的胜利得益于罢工对整个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公众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公司以智慧手机作为营业平臺，例如用手机叫出租或者外卖。这些公司的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只显示在手机软体裏，公司可以随时修改。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用来联合罢工。

去年，中国东部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发起罢工，随后行动蔓延至一个西北城市。2016年快递业罢工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们看到现在服务业的罢工和跨地区的罢工正在增加。

贫富鸿沟

在製造业，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是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移民工有277万人（占移民工总人数的1%），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72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移民工是建筑业和製造业工作力的主要来源。

按美元计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594人）。中国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名亿万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议会。

但同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275元人民币。大约有2.8亿名移民工离开家乡，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下，工厂倒闭潮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许多移民工因为负担不起生活开支而放弃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一趋势会让工人更有信心去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得到更多支援。由于没有文化和语言障碍，再加上更坚固的社区基础，工人更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

债务危机

《外交政策》杂誌称，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系统性威胁」。

国际金融协会（一个全球性金融组织）认为，2017年中国的债务占GDP的304%。这是一个极高的数位，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到现在的10年裏增长非常快。去年，所有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万亿。

2008年，中国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为经济註入巨额廉价信贷。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了大量廉价贷款来扩大投资。但是这也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积累。

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认为即便债务增加到如此规模，中国还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这些主要是内部债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不像希腊的债主是德国和其他外国银行。但是各个欧洲国家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银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有点像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利用银行来援助快要破产的企业从而避免了经济暴跌。这让中国得以积累起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没有发生金融崩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从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他的经济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丶让负债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国企违约。这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丶提高资本效率（减少低效投资）并且清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经济增速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济改革，继续向经济註入更多信贷。2015年时，当局担心经济正在陷入衰退（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矛盾，这会引发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结果过去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这导致今天的中国需要6美元的债务才能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GDP），而在2008年时只要1美元债务就能创造1美元GDP。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来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效果会弱得多。所以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

在过去7年裏，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翻，二线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众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平方米的均价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纽约和东京等城市也只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收入。

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价与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说，要花70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得起一间平均价格的公寓。

因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股市的风险太大，所以投机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说：「中国贷款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还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破裂了。」

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爆炸，给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甚至会比1990年代的日本还要大。前总理朱熔基的儿子朱云来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空置问题。他说中国空置的住房多达30%，足够3亿人居住。

中国政府声称自己已经製定了清理住房库存的计画。但是即便没有新增住房，如果销售速度能维持在2016年的水准，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库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来，房地产企业举借更多的债务，在建住房面积止跌回升，所以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较低的家庭消费水准（受到低工资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丶高储蓄率和高房价的拖累）丶巨额债务和通货紧缩，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低增长或者停滞。这会造成比日本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相比于日本，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丶社会保障体系更不完善。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局势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习近平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群众对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现在的国际局势（全球化逆转丶保护主义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从中美政府的关系丶地缘政治和中国急切推进「一带一路」中看出这一进程。

在南海冲突上，中国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上风。美国战略家私下承认，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在为了控製争议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只有战争才能做到）。过去几年裏，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丶泰国丶甚至美国重要的传统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为了贸易和投资而脱离美国阵营，转而靠拢中国。特朗普上臺后，这一进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且国内和华尔街都要求他不要与中国发生严重对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考虑发动公开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摩擦。中国则利用这种局面，在国内丶亚洲和全球炫耀习近平是能够製约特朗普的「强人」。

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画打算连结65个国家，构成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带。这些国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给。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重建欧洲和对抗苏联而实施了「马歇尔计画」。从财政上来说，一带一路的规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这种「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復製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投资模式，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也让这些政府陷入对中国的债务依赖。中国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它们独立于美国控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将自己的债务负担输出给其他国家。

习近平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这是谎言。中国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带一路复盖的国家丶社会阶级和少数民族中将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另外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无用的投资丶贪腐的增长丶国家镇压和环境破坏。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正面临着军事和安全危机丶恐怖主义和内战，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缅甸和中亚国家。这些因素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计画。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计画带有军事内容：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有一些国家已经因为土地掠夺丶汙染丶贪腐和民族压迫而发生了群众抵抗，这也可能导致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增强。而且未来当地统治精英的亲华派和反华派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变局，例如政变丶选举斗争和群众运动。再加上如此庞大的专案带来的经济风险（不可控的债务），一带一路可能会造成「过度扩张」的问题，不仅无法挽救中国当局，反而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债务输出

中国当局之所以需要一带一路，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太多的钢铁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兰卡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岛国背负着总额64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收入的95%都用于还债。中国在那裏建造了无用的国际机场，每周只有5架班机起飞；新建的海港也是几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来99年裏，这个港口和周边土地将完全由中国控製。

在老挝，中国正在建设一条造价60亿美元的高铁，可这个国家一年的GDP只有120亿美元。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只是中国计画的从本国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的中间一环。有10万名中国工人正在修建这条铁路，所有建设材料都来自中国，而且技术也归中国所有。对于老挝群众来说，这条铁路意味着掠夺土地丶压迫贫农丶强拆迫迁和巨额债务。

国家镇压

中国政治打压的一个标誌是刘晓波之死。刘晓波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有限的改革纲领丶试图劝说中国独裁者进行政治改革而于2009年被捕。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获释，最终于今年7月死于癌症。当局不允许他在最后的日子裏出国接受治疗。习近平当局不介意负面的公众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强硬且不可动摇。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包括在最近几场打压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员和人权律师。性小众的公开活动也被禁止。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援推翻专製政权。他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倡议（例如自由选举丶解除党禁和允许组建独立工会），而只是局限于非常温和的诉求（例如减少媒体和网路管製丶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控製）。正面临越来越多打压的劳工NGO活动者也只是着眼于法律建议和劳资谈判。

权力斗争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意味着五年一度的中共领导层改组。统治精英正在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打破了过去的集体独裁模式（高层领导人共同分享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变成一人独裁。习近平还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测认为，他会竭力改变党内规则，将剩下的任期延长到10年。他的学习榜样就是俄国总统普京。

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纲领没有一点关系。各个派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区或者本经济部门内的权力和利益。尽管习近平在这场内部权斗中占了上风，但这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许多评论员说的那么强大。有迹像表明，习近平正面临各个敌对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对金融行业的打压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一些私人资本家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力丶变得过于独立于政权，所以当局需要把他们重新置于自己的控製之下。

过去五年，习近平把反腐运动当作权斗的工具，用它来清除异己丶警告敌对派系不要与自己作对。反腐运动从来都不是真的与贪腐有关，因为所有派系都腐败，但是媒体对它大肆吹捧，从而利用公众对贪腐的愤怒并改善政府形像。而且运动也不像当局自己说的那么严厉。在习近平上臺之后受到反腐部门调查的多达120万名官员中，只有4.8%被起诉。

镇压的新特徵

面对工人罢工和群众抗议的增加，国家镇压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严厉的程度。例如在媒体管製方面，现在所有报纸（大概2000家）都必须服从中央宣传部门关于报导政治新闻的规定。用词必须完全一致。当局甚至还打压文化和娱乐新闻，以封锁关于明星的流言蜚语。他们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卷入其中。涉及黑帮丶吸烟丶性丶性小众和巫术的电视剧以及面向性小众人群的手机交友软体也被禁止。

国家镇压也在向海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支援中国打压香港和臺湾的民主权利。在2016年香港书商被绑架之后，今年有一名臺湾劳工活动者在中国被捕并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罪。当局想通过力量展示来增加对香港和臺湾的控製并遏製港独和臺独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过只有1200名精英选民的小圈子选举钦点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郑月娥曾是上届政府的二号人物。自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梁振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已大大升级。现在林郑政府正在继续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议员（包括激进左翼议员「长毛」）被法庭取消资格。这是一场议会政变，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权利最严重的攻击。这意味着香港的资产阶级半民主机关（例如伪议会和法庭）现在几乎完全受中国独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习近平不得不想方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因为它对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服从北京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度脆弱，因为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与当局紧密相连（超过90%的超级富豪是政府或者军队官员的亲属）。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极度有限，而且远不民主。

除非爆发群众革命运动，习近平当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让步，就连缅甸那样的伪议会民主也不会有。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习近平当局在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时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徵是，中国当局担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发群众革命浪潮，进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更担心如果允许有限的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开始分成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担心中国会随之分裂，而且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在反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变得更为切实，因为资产阶级极度依赖现在的政府；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民主选举丶解决民族问题）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工人阶级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而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林子健被虐案：反对一地两检　踢走中共国安

8月11日，民主党成员林子健召开记者会，宣称前一天在旺角砵兰街被中共国安迷晕绑架至西贡。在获释前的8丶9个小时裏，林子健除了遭到殴打，大腿也被打上21个钉书钉。绑架者警告林子健不要将球员美斯的签名照片交给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从中共政权今年加强对香港的打压以及专製政权一贯的做法，绝对有理由事件是真确的。

林子健被绑架的地点距离高铁西九龙总站只有一公裏！更加说明反对一地两检的重要性。如果划定内地口岸区执行中国大陆的法律，国安将会借助这个桥头堡开展更大范围的活动，跨境「执法」丶施虐的行动将会更加猖狂。如果没有有效的抵抗运动，专製政府不仅会实行一地两检，更会将公安管辖的范围扩大，进一步威胁香港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权利。

作为中共和傀儡港府打压民主的工具，警方在过往调查李波案时明显听令于内地公安，今次也将会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揭露国安的罪行。建製当局已经开动舆论战。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暗指林子健没有及时报案是他自己责任，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受害者。建製派议员也开始进行人格谋杀，将绑架抹黑成林子健的「自导自演」。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事件公开后仅仅两天，就高调表示「未有证据证明事件发生」！这些都是政府的消毒技俩。

此次事件是中共和傀儡港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打压香港民主的延续。一年半前，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在香港境内被绑架回内地。不久前习近平访港时，警察纵容大量黑社会暴动攻击社运人士，再加上取消议员资格和对伞运成员进行政治检控，可见自觉受到威胁的专製政府正在不顾一切地镇压丶恐吓反抗力量。中共的镇压手段是要证明它的强硬和不可动摇，但只会激发了反抗情绪，特别是在一地两检已经引发群众愤怒的时候。今次事件可说是国安为林郑政府添了麻烦，专製政权愈加独裁的背景下，国家机关很可能会做出失控丶过火的行为，反倒为自己的统治带来更大矛盾。这意味着中共全面镇压的统治手法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

社会主义者不信任警方的调查，我们主张成立独立的委员会调查此次事件，并向群众公开调查过程和所有发现。我们捍卫言论及表达自由，反对对中港两地人民的政治迫害。我们要求取消一地两检，并且把所有国安人员踢出香港。要想实现这些诉求不可能指望由中共指派的林郑政府，而需要重建一场群众斗争：在职场丶学校丶社区自下而上建立基层群众委员会，通过民主的讨论，准备反对一地两检和政治打压运动的部署。林子健事件正提供了凝聚群众怒火丶启动抵抗运动的契机，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一场积极行动罢坐高铁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成立公开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绑架事件；
中共国安滚出香港，停止打压香港民主权利
通过罢坐高铁重建群众运动，要求取消一地两检。
中港群众团结抗争，打倒中共专政

香港：建製步步进迫 接连打压民主

林郑新政府的一系列不民主措施将香港打得晕头转向。8月15日星期二，13名青年示威者被判入狱13个月（其中一人＂认罪」，被判8个月），为政府的打压树起一座新裏程碑。在这13人中有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和25岁的严敏华（过去是曾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这些政治犯中最年轻的只有21岁。

这13人因在2014年反东北拨款示威中冲击立法会而被捕。震动香港民主运动的不只是严厉的判决，还有政府对审判过程的明显操纵。

13名被告已完成了去年被判的社会服务令，但政府上诉说刑期「过轻」。最后上诉庭完全支持政府的强硬立场，实际上把控罪改成了「暴动罪」。这份判决违反了「双重危境」原则——一罪不受两次审理。

习近平的统治

此案暴露出香港法庭和所谓的「法治」只不过是谎言。法庭并不是独立的，它已经变成了中国独裁政府在香港推行专製的工具。正如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在声援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上所说：「我们有法治吗？我们只有人治，只有习近平的统治！」

另外，还有针对前其他学生领袖的审判，这些被告在2014年的抗议引发了长达79天的雨伞革命。而这个案件很可能会重復：推翻「过轻」的判决，然后改成监禁。3名被告包括20岁的着名青年活动者黄之锋和24岁的前议员罗冠聪（不久前他与另外三人被另一场高度政治化的审判取消了议员资格）。

如果被判入狱超过三个月，他们五年内就不得参加选举。这明显就是政府提出这些诉讼的原因之一。如果败诉，罗冠聪就无法参加之后的补选夺回自己的席位。

「震慑式」打压

林郑7月1日才刚刚就任特首。她没有任何民意授权，她只是由777个精英选民在专製的假选举中「选」出来的。她证明了中国劳工论坛和其他人的警告：林郑会是「CY2.0」，她会延续前任梁振英的强硬打压政策。

事实上，林郑的统治比梁振英还要高压。短短六个星期之内，民主权利已经遭到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丶就连梁振英也要自愧不如的攻击。政府明显是有计划地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夹击民主派。时间的安排明显是为了震慑反对派，令他们丧失斗誌：

7月14日：四名激进派议员（累计已有六个）因为「违反宣誓规定」这一伪造的罪名而被取消资格。

7月25日：政府公布一地两检方案，证实大陆公安将进驻香港。

8月1日：蔡若莲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证明林郑打算重推臭名昭着的洗脑国教。蔡若莲是亲北京的强硬派，她长期以来都在为推行国民教育而活动。

8月15日：史无前例地将13名示威者改判重刑，为将来更严厉的监禁判决打下基础，用以打击群众抗议并「狙杀」将来参加选举的激进派泛民候选人。

8月17日：三名前学生领袖受到类似的判决结果。

这些打压加在一起，是对香港民主权利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联合攻击。显然，港府承接中共旨意，正在按照既定战略（甚至是路线图）压製丶瓦解中共多年来视为眼中钉的民主斗争。

林郑政府或者在政治上与它结盟的司法系统每一次新的进攻都受到建製派政党的喝彩。现在社交媒体上满是建製派的宣传（只要有无限的财政资源，操控社交媒体并不是很难的事）。而且建製派政党还组织了一些针对受迫害者的抗议，以图造成公众支持政府打压民主的假像。这些抗议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得到了大肆宣传。

反对派瘫痪

不幸的是，反对派和主要的泛民党派（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任何计划来应对这些攻击和捍卫民主权利。相反，这些领导人已经多次落入圈套，误以为林郑比梁振英更「理性」丶更「务实」，甚至以为能够和政府达成交易。这种对局势的灾难性误读令他们非常消极，不愿支持群众反击。他们在口头上谴责打压，但是除了有限的几个几乎是行礼如仪的抗议之外就没有任何行动了。

强大的雨伞运动曾震撼中港统治精英，但现在政府已经吸取了教训。它们把大部分打压「外判」给英式司法体系。这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有许多律师成员的泛民领导）仍在幻想「司法独立」和「法治」。我们需要用最近明显政治化的判决来戳破这些幻想，向群众解释法庭其实是国家用来保护权贵的工具。

现在香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法庭正被用来打击民主运动，特别是打击青年活动者和较激进的阶层，包括许多未来可能参选半民主的立法会的人。

而且从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的案件裏我们可以看到，法庭正被用来从经济上摧毁反政府的组织和个人。法庭不仅驱逐了议员，撕毁了18万张选票，还判他们1800万港元的罚金（包括要求他们偿还9个月的议员工资和人事开支）。

像这样使用法庭来镇压和从经济上瘫痪反对派，是「新加坡式」一党专政的标誌。这表示「温和专製」（假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北京的大计

很明显，这些攻击都是北京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政治审判和越来越严厉的判决联系到清洗立法会和补选，政府希望至少不会六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全都参加补选。否则政府的反民主计划就会遭到巨大冲击，但正因为如此，这极不可能发生。有些人觉得，政府还没有费那麽大力去赶走所有反对者，所以我们还有可能通过选举来推翻政府。对于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想法有些太「民主」了。

清洗立法会是为了强行通过有争议的专製政策，例如国民教育和高铁一地两检。亲政府阵营现在拥有「绝对多数」，可以改写立法会议事规则，禁止像拉布这样的民主标誌（拉布曾被用来挫败政府计划）。

政府说一地两检是为了节省旅客的时间，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花招，目的让香港人适应大陆公安在香港（站内和高铁上）执行内地法律的情况。

这意味着，即便在香港境内行驶时，高铁上也施行中国的法律。对当局的政治批评或讨论那些被禁止的话题（例如64屠杀）理论上是非法的。比如政府目前还没有明确答復，在高铁上能否登上那些在中国被屏蔽的网站（例如脸书）。而且高铁也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大白像工程。所以社会主义行动呼吁群众罢坐高铁。

如何反击

香港目前的严重局势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丶有组织的反击。社会上已经有很大的怒火和不满，也有对专製政府收紧控製的担忧。林郑的支持度从本就很低的起点急剧下跌。可不幸的是，民主运动也出现了领导危机。

大多数泛民政党还在固守过去的路线，而当局已经拿出了新的法律武器和策略，来攻击丶分化并孤立一部分反对派。前几年香港爆发过大规模群众抗议（2013年7月超过50万人上街，后来又有120万人参加雨伞运动），可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大型示威反对清洗立法会丶一地两检和整个政治打压。

8月16日，《南华早报》的政治评论员Andrew Fung准确地描写道：「反对派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弥漫着挫败感和困惑，而且没有方向。」

但是Andrew Fung后面说的这段话却与事实大相径庭：「人民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起义』。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最近的示威，而且只有很少人去法庭或者警署外支持正在受审的激进派和正面临检控的占领运动领导人」

现实是，仍然期望与林郑政府「和解」的泛民领导实际上禁止了群众抗议。毫无疑问的是，在现在这样不安的气氛下，如果认真地号召群众出来抗议，会有数千人响应。但最近几年的经验让人们明白，「再一次示威」（尽管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不足以抵挡政府的攻击。我们需要一个通盘战略来重建并在政治上重组民主斗争。

将『928』变成全港抗争日

在8月16日晚上声援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上，面对以年轻人为主的超过2000名抗议者，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作为斗争战略的提议。她指出这场抗议只是提前24小时召集就有这麽多人参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动员更多人周末去监狱外示威！」

「这些不是单一议题！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压！我们不能各自为战！」

「社会主义行动倡议将『928』[9月28日]定为全港抗争日，动员所有人在雨伞革命三周年发起抗议。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动员群众抵抗打压。我们恳请这裏的所有人和所有团体讨论这倡议。」

邓美晶的演讲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响，并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贊同。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那麽『928』可以变成巨大的反政府抗议，包括一场核心示威丶在港铁站派发大量传单以及（如果得到支持的话）学生罢课，以声援政治犯并捍卫民主。这将成为重燃香港群众斗争的转捩点。斗争的诉求应该是：

释放十三名政治犯！撤回所有政治检控！
反对清洗立法会！
反抗打压和习近平统治！
罢坐高铁。大陆警察和国安滚出香港！
捍卫民主权利，打倒非民选的政府！立即施行全面民主，决不妥协！
反对林郑的亲富豪专製计划。征收富人税，增建廉价公屋。打倒富豪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和穷人的民选政府。
中港群众联合斗争，推翻中共专政！

声援东北十三名政治犯集会的发言稿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了8月17日声援东北案13名政治犯的集会，主席邓美晶获邀上臺发言，得到臺下不少掌声，以及群众表示认同。以下是她的发言稿：

我是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新界东北这十三名年轻人为了反对不公义的製度丶反对不民主的议案，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现在我们必须比过去更清楚地讨论：如何反击这个政府和这个製度。

林郑比梁振英更差。她上任仅仅6个礼拜，我们就经历了DQ议员；然后林郑推动一地两检；任命蔡若莲为教育局副局长，准备重推洗脑国教；现在还判13名年轻人入狱。所有这些打压都是不是单一议题，是一连串的政治打压。如果我们不反抗，镇压只会陆续有来！

但我们不能只是依赖上诉，因为法庭越来越受到习近平和林郑的操控。我们有法治吗？我们只有人治，只有习近平的统治！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重建群众运动，走上街头！

这裏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平臺，让我们所有人一起讨论反击的策略。

大家还记得几位议员被DQ后的集会吗？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步我们要做甚麽？相信今天这裏所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每个人都想知道：现在该做什麽？

所以社会主义行动提出这个方案，而且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来讨论。这个周末，我们需要在监狱外发起示威集会。我们需要重新动员所有人。我们要告诉那13个人，他们并不孤独。他们背后是香港人民！

我们也倡议9月28日，也就是雨伞运动三周年，作为全港抗争日。这不仅仅关于取消议员资格，也不只是关于这13名示威者，我们还要反对高铁一地两检，反对中共警察进驻香港，反对洗脑国教。如果我们要把所有这些斗争联合起来，发动一天的群众抗议做出反击，那麽928就是最合适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丶教育丶宣传。928应该变成捍卫民主丶反抗中共专政的日子。那天晚上应该有群众示威，游行到监狱。

我们恳请这裏的所有人丶所有团体及政党讨论这倡议。重点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如果现在不反抗，香港的民主斗争就会输！只要斗争，我们就能赢！！

千人政总外集会　声援东北案13名政治犯

昨晚（16日）超过千人到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外集会，声援因反东北计划而被重判入狱的13名年轻人。集会开始时，东北支援拉起「撤回东北规划」及「明益地产商」等横额，高喊「抗议三权合作丶撒回东北烂计划」等口号，不同人士上臺发言贊扬13名勇敢的年轻人因反对不民主的製度而遭到政治打压。集会气氛沉重，不少人落泪痛哭。

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将13名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社运人士被判监8至13个月，即时入狱，成为香港历来「非法集结」罪中刑期最重的一次。

2014年6月13日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拨款时，立法会外有群众集会，当时有人尝试闯入立会大楼，13名社连人士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被判80至150小时社会服务令，而他们虽已全部完成服务令，但律政司却不满刑期过轻，上诉申请加刑至即时监禁，上诉庭最后裁决8至13个月监禁。13名被告分别为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丶社工梁晓暘丶刘国梁丶梁颖礼丶前学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彦丶朱伟聪丶土地正义联盟召集人何洁泓丶周豁然丶严敏华丶招显聪丶郭耀昌丶黄根源及陈白山。

历来非法集结罪最重判刑

东北案政治犯被控的罪名是「非法集结」，今次判决是香港历来非法集结控罪中刑期最长的！过往同样罪名只会判罚社会服务令或罚款。此次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一方面未来公众集会被检控的示威者判刑更重，另一方面律政司可以针对所有反对人士上诉，将过往被判无罪或没有监禁的人士再次复核！

林郑上臺后的短短六星期，清楚见到政治打压比梁振英时期更为严厉。香港的政治检控及民主打压经已不停升级，从DQ事件丶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丶洗脑国民教育卷土重来丶高铁一地两检，到东北案13名政治犯，证实林郑就是CY 2.0，根本没有和解的空间！

政治迫害「新常态」

中共和香港政府意图创造一种「新常态」，企图让社会习惯和接受专製镇压。法庭利用了旺角骚乱对示威者的重判，将所有抗争行动扣连至旺角骚乱，例如今次控方将东北示威形容为暴动的临界点。在司法迫害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案中，控方甚至指「重夺公民广场」这句口号就代表暴力！

政府要群众接受，反对派议员必然会被剥夺资格或阻止参选；示威者必然会成为阶下牢；同时亲中蓝丝组织在大部份反政府的行动发起「反集会」丶网上的「五毛」大幅度增加，以海量的留言「洗版」辱骂社运人士及政团。我们必须阻止政府让这种镇压变成「新常态」！

在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可能不在法律上立法廿三条，但在执法丶司法丶立法及行政机关上彻底「大陆化」，变相就是等于正在实践廿三条，而这个过程已在步步进迫！

香港「法治」沦为「习近平人治」

东北案再一次证实，香港所谓的「司法独立」根本荡而无存。现今所谓的「法治」成了政权的挡箭牌，用来合理化当局对民主的政治打压。东北案件裁决和DQ判决一样，是百分百的政治审判。香港的「法治」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习近平人治」。受审的根本不应该是东北的示威者，而是这个既腐败又专製的政府！

当前之急　重新动员组织起来

取消议员资格案丶东北案件不会是打压的终点，林郑政府正在进行如猎巫行动般的政治清算，将雨伞运动后的示威者逐一清洗，以作寒蝉效应。单靠补选和上诉是绝对不够的！因为政府可以以不同手段去剥夺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包括将其监禁（根据现行法例，一旦被判超过3个月监禁，5年内将失去参选资格）。革命与反革命是同时进行的，现在是反动丶白色恐怖的局面，但同时群众愤怒情绪正在积极至沸腾点，只差一个爆发的缺口，使力量引领至冲击专製政权的方向。当务之急是由下而上重建一场反抗运动，停止政治迫害，要求释放东北13被被告及所有政治犯，抵抗白色恐怖！今年九月廿八日雨伞革命三周年之际，正是重启群众斗争的好时机，我们认为在此前作出准备，在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将九二八定为全港群众抗争的一天，以政治罢课一天为开始，继而扩展至罢工。

黄之锋罗冠聪等被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

今日香港法院上诉庭将香港众誌黄之锋丶罗冠聪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判处三人监禁6至8个月。加上日前的东北案，这是一星期内共16名社运人士被律政司上诉判监！

黄之锋丶罗冠聪及周永康于2014年雨伞运动前的9月26日号召「重夺公民广场」，期后被裁定非法集结丶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罚社会服务令及缓刑。但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向上诉庭要求将3人即时收监。上诉庭今天裁定黄之锋改判囚6个月丶罗冠聪判囚8个月丶周永康判囚7个月，即时收监。

威胁社会运动参与者

这是政府对雨伞运动的一场政治大清洗及报復行动。裁决惹起了社会各界的深深愤怒丶恐惧及沮丧。大部分群众已经认知到香港已被中共牢牢操控，包括法律製度及所谓的「法治」现在已成为中共的工具。

即使三人并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或伤人，上诉庭判词仍指他们「涉及大规模暴力及严重非法集会，要施惩罚性与阻吓性刑罚的元素占较大比重」，但为了「防止重犯，以儆效尤，并阻吓他人不要模彷，因此要即时监禁。」政府意图「杀一儆百」，恐吓所有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这次判决为社会运动及公民抗命开了新的先例，警告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就会落得如此下场」。正如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指，这重新为社会运动刑期製定标准。

是次政治判决也引起国际关註，《路透社》引述政府高层消息称，高层检控人员原本不建议就刑期复核，但律政司长袁国强坚持上诉，终令三子入狱。虽然律政司强调事件「绝无政治考虑」，众所周知，此次判决就是中共进一步以操控法院作政治打压之举。

「香港 = 一党专政」 激进派失参选权

香港法例规定，如如在香港或任何地方因任何罪行被判监3个月或以上，5年内禁止参与任何公共选举。在立法会政变的DQ议员事件中，罗冠聪被取消议员资格后，港岛议席悬空，罗冠聪现在就连参加补选的机会也被剥夺。而将于10月年满21岁的黄之锋也因为被判监而无法参立法会补选丶2019年区议会丶以及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政权用尽一切法律手段，先是DQ，然后是政治审判来阻挡任何激进派透过选举而进入议会。这意味着长毛梁国雄也可能会在未来被判入狱而失去选举资格，或者政府可以程序手段指其不合乎「参选人确认书」（确认书声明要求参选人拥护基本法丶效忠特区政府）而禁止其参选。

行动需要升级　全港罢课罢工一天抵抗暴政

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大家到监狱外声援所有政治犯，以及参与星期日的反政治迫害大游行，但面对中共暴政，单靠集会游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行动升级，否则未来将会是陆续而来的镇压，更多人将会被判入狱。我们主张全港一天罢课罢工，并呼吁各捍卫民主的政团丶学生会丶工会公开呼吁及鼓动工人作政治罢课及罢工。

十六名政治犯入狱，香港沦为一党专政，我们应如何反抗？

香港成为了一个新的独裁政体，令全世界社会震惊。林郑的政治打压比梁振英时期更为严厉，所谓「大和解」根本是欺骗人民。政府的打压明显是有计划丶有部署的，今后示威自由受到全面威胁。立法会和法院已经大陆化。立法会补选和以后的选举都会被筛选，激进民主派分子会被投进黑牢而不能参选。社运人士被收监，激进民主派政党则会被迫至破产。

当务之急是组织起来反击。今日的游行只是开始，我们需要更多行动。社会的愤怒，但为什么却未有有力的反击？为了重建群众反抗运动，我们要有一个将公民抗命升级的清晰方案。

製订全港抗暴日－－示威丶罢课罢工一天

面对今天的暴政，单靠集会游行远远不够，行动必须升级，否则镇压将会陆续有来，更多人将会被判入狱。我们倡议全港一天罢课丶罢工，呼吁各捍卫民主的政团丶学生会丶工会公开鼓动政治罢课及罢工。年轻人可以担任先锋，以全港大罢课一天来声援多位学生领袖及政治犯，并警告政府必须让步，否则群众反抗将会升级！

9月28日雨伞运动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适时机。当天可以作为反对DQ丶要求释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两检丶反洗脑国教的全港抗暴日，让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走进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

运动一定要受到基层群众的控製和监督。在我们全港抗暴日的计划裏，应该包括举行一场大游行，在学校和职场举行街头会议，在地铁站外派发大量传单。即使是一场全港大罢课，已经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争的力度，有效向政府展示──我们有新的斗争方法来抵抗暴政，提高我们的斗争士气，让无数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信心投入运这场运动！

立即释放16名社运分子，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控罪
停止政治迫害，不要习近平人治！
恢復六名议员的资格
罢坐高铁，撤回一地两检，国安滚出香港！

14万人上街抵抗一党专政降临香港

8月20日，14万人上街声援香港政治犯，由社民连丶香港众誌丶大专政改关註组丶东北关註组等团体发起。参与人数为雨伞运动以来最多的一次，远远超出主办单位的预期。在短短不足一星期号召如此庞大的人数，实在是激励人心，但当务之急是发起进一步行动。

8月20日的游行具有多个历史意义。英文《虎报》写道今次是「第一次大规模反对法院裁决的游行」，可见政府将法庭用作政治公具，将会令公众不再视法庭为「独立」机关。另一点很重要的是，游行是由规模较小的激进派政团发起的，而泛民主派只是被迫跟随。这证明了社会主义行动自7月14日取消议员资格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如果「激进派」领头发起行动，可以得到群众回响，故此他们不应该感到要依赖温和泛民才能获得支持。今次社民连掀头发起了自2010年五区公投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

此外，外劳团体亦参与了示威行动，足见民主运动不仅是香港人的事情。同一时间，林郑月娥政府的官员却在举行大食派对，突显了统治者的傲慢并与群众脱节，亦可见当局低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翌日，林郑月娥强硬回应示威群众，表示政治检控的指控「全无理据」，又表示没有存在政治迫害及政治犯。

港府及法院对民主权利的一连串重击，先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丶推动高铁一地两检政策丶重判16名政治犯。香港政府及法院明显是有计划丶有部署地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并以为自此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令反对声音消失。但群众没有如政府预料中的泄气，反而更展示了不屈的斗争丶不妥协的精神。证明了如果有一个清晰的反抗战略和方案的话，可以将这股力量凝聚并引领至撼动体製的方向，对中共专製政权作出有力的还击。

北京及港府的盘算是，既然泛民领袖欠缺斗争意誌，局势会再次缓和，因此通过淡化事件以图安然渡过风浪。现在机不可失，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此时此刻正是重建民主斗争的历史性机会。我们不应让群众斗争的民气消散，但现在需要提出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

雨伞运动之后民主斗争陷入了一段低潮时期，各场游行集会的人数大减，年轻人出席的比例亦大大降低。正如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所指，群众的义愤和斗誌不但没有消失，而是因为未有一个强有力的平臺让其组织起来丶表达出来。如果有一个清晰的反抗战略和坚定的领导，让群众相信是可以掀起新一场大规模斗争的。此外，今次游行由激进民主派团体发起，温和泛民并没有作为动员的核心，比过往的大型游行中低调得多，可见一场独立于温和泛民之外的行动仍可具有巨大的号召力！相信现在温和泛民感受到巨大的群众压力，被迫延缓或更低调地与林郑月娥「大和解」，甚至要重新投入斗争之中，以免失去群众支持。

行动升级的好时机

今次游行鼓起了群众信心，但应该只是反击的开始。单靠这场游行并不会停止政权的攻击，单凭林郑回应的言论已经知道中共的强硬态度。所以要达到抗争的目的──释放全部政治犯丶恢復被取消资格议员议席丶取消一地两检──当务之急是把握时机，製订清晰的行动升级方案，并公之于众前。

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应战大会，号召所有反对专政的社运组织丶政党丶工会及个人参与，具体製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认同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接受Hong Kong Free Press访问时的说法，现在需要包纳不同政治光谱的团体重建民主斗争（HKFP，8月21日）。运动内部必须具备全面民主，让所有团体丶所有人可以就如何重建运动作出提议。过去由少数泛民党派垄断丶欠缺内部民主丶排挤其他团体参与的坏作风必须被彻底改变。

製订928为全民抗暴日

9月28日雨伞运动三周年是全港抗暴日的合适时机，以8月20日游行的成功作为基础建设下去。9月28日是星期四不应该只是重复今次的游行，而要有新的行动。当天可以作为反对DQ丶要求释放16政治犯丶取消一地两检丶反洗脑国教的全港抗暴日，让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走进社区丶学校及职场建立群众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在晚上应该举行一场大游行。

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斗争，我们还应该提出8小时工作日和全民退保等诉求。正是亲富豪的不民主政府和半民主立法会一直拒绝实施这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

运动一定要受到基层群众的控製和监督。全港抗暴日若要成功，应该包括举行一场大游行，在学校和职场举行街头会议，在地铁站外派发大量传单，而一场全港大罢课，已经大大提高香港民主抗争的力度，有效向政府作出警告──我们有新的斗争方法来抵抗暴政，提高我们的斗争士气，让无数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信心投入运这场运动！然而，如果在一次游行之后没有升级行动，民气并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甚至因为一次游行没有结果而感到失望，让政府有可能作出更严厉的反击。

泛民丶本土大团结？

面对专製政权的全面打压，近年反建製势力碎片化，群众不想重复雨伞运动时反建製力量分裂及内耗的景况，并各非建製派系团结行动，壮大抗争的力量。然而，行动上的团结并不代表不容许各团体在运动内民主辩论丶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需要一个民主的平臺允许从下而上民主讨论及决策，才能达致行动上的团体。容许民主的辩论，并且对待不同议案采取开放态度，不会弱化斗争丶而可以强化斗争。

在8月20日的游行裏，一些团体表示要与本土派大团结，连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甚至表示今次是「泛民本土派合作好开始」。但是，我们不能掩盖本土派过去对民主运动的破，他们煽动种族主义，分化斗争的团结，对左翼发动恶毒攻击，专搞派系内斗，攻击其他非建製团体，并杯葛六四集会等大型行动。这一切客观上往往帮助了政府阵营，并让当局有了镇压的籍口。

本土派抱有亲财团的民生立场上，反对全民退休保障丶租金管製等政策。此外，他们鼓吹排外与族群仇恨来分化中港两地团结斗争，让中共将香港民主运动抹黑为与内地人敌对，削弱内地群众对运动的支持。他们过去以恶言甚至暴力手段攻击其他非建製派团体，使民主讨论根本不可能发生。例如2016年立法会补选时本土民主前线抹黑长毛袭击。本土派目前因为组织溃散丶士气低落，因而暂时温和化他们的反动主张，藉以获得「庇护所」。如果他们错误的右翼种族主义立场和斗争手法只会再次窒碍民主斗争的发展。现在，即使他们参与运动，最多也只应跟随我们，彼此作出明确划分的界线，并不为彼此的政治立场或行动负责。

国际声援行动

三名前学生领袖被判入狱之后，政治检控引发了包括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内的国际声援。一些国家当局相继谴责中共与香港政府打压民主的做法。美国国会和中国委员会指北京当局正在利用司法製度打压新世代民主运动。

来自国际的压力和曝光固然理应受到欢迎，但社会主义行动认为不应信任亲资政客及政府，也不应寄望这群政客是反中共专製的可靠盟友。他们过去30年来大体上与中共合作丶支持中共，并与中共进行贸易。

真正的国际声援应该是向国外劳苦大众及青年寻求支持，而不是那些当权的政客和企业家。在三年前的雨伞运动中，一些青年示威者向英国领事馆请愿，又向白宫递交联署，但是最终没有从它那裏得到任何具体回应。但今次本土派似乎又会重复这些没有结果的行动。在更近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中，被绑架的李波与桂民海分别拥有英国和瑞典国籍，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出面谴责中共的野蛮行径。而且这些政府也正因为施行反工人丶反民主的政策而受到本国群众的憎恶。

像美国共和党及英国保守党的右翼政客长期对中共打压民主及人权的犯罪行动缄默不言，现在为政治犯发声，不过是因为他们面对群众的压力。

香港民主运动是包括欧美在内全球群众抵抗反民主政策的一部分，它真正可以依靠的国际声援来自其他国家面临类似打压的社运分子丶工会丶劳动群众及青年。所以我们社会主义者向多国的左翼组织作出呼吁，通过他们号召各国工会丶工运分子丶激进青年和所有反压迫群众一同声援香港的16名政治犯，支持我们的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停止政治迫害，无罪释放16名政治犯
恢復6名被取消议格的议席
罢坐高铁，取消一地两检，国安滚出香港
将928定为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设基层委员会，在学校丶职场及社区组织起来，为罢课罢工作准备

香港：14万人示威反对政府打压

8月20日，多达14万人涌上香港街头，成为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只用了5天的时间动员，就有多到难以置信的群众参加这场反对监禁16名青年民主活动者的示威。

参加人数远超过召集人的预期。香港人民以压倒性的人数做出回应，和故步自封丶犹豫不决的泛民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就算面对亲北京政府逐渐加剧的打压，仍在犹豫要不要召集抗议。在过去几个月裏，这些倾向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一直把自己的迟钝归咎于群众「情绪低落」丶「意誌消沉」。现在我们看到，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16名政治犯（包括2014年的三名学生领袖）入狱令群众的怒火喷涌而出。愈发严峻的打压明显是为了操纵未来的选举，因为被判入狱三个月或以上的人在五年内不得参加竞选。面对这种情况，群众的不满正在增长起来。但是直到现在，这些不满还没有找到公开表达自己的出口。

政府的打压包括将一部分民选议员逐出立法会丶逮捕和控告更多的政治抗议者。这明显是北京当局在背后指挥，以满足中国独裁政府的需要。周日强有力的群众反应会让建製派不得不考虑：在不引发更激烈的群众反对的情况下，他们的计画还能走多远？正如《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标题中正确指出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再度点燃民运之火」。从潜力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如果利用好周日示威的巨大胜利，争取民主的群众斗争能够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復兴。

周日的组织者没有给出最终的游行人数，但是他们宣布这是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雨伞运动是持续79天的占领和群众抗议行动，参与者多达120万人，也就是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组织者本以为人数会少得多，所以选择了湾仔修顿球场这样一个狭小地方作为集合地，令我们更难估计周日的人数。

人群在36度的酷热中游行至现在声名狼藉的终审法院（上周16名年轻人就是在这裏被无耻改判6到13个月监禁）。当前面的人结束游行回家时，后面仍有许多人走出地铁站来到出发点加入示威。

众所周知，香港员警一贯低估反政府示威的规模。他们这次估计有22000名参与者。粗略地计算，实际人数通常是警方数位的4到5倍。

法庭「大陆化」

有许多原因令周日的示威具有历史意义。它是香港第一场反对法庭裁决的群众抗议游行（说明政府将法庭用作政治工具反倒动摇了人们对于司法「独立」的幻想）。为政府辩护的AlexLo在《南华早报》上评论说：「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这样想，许多人正在高喊『法治已死』。他们说我们的法庭已经『变红』了或者正在『大陆化』」。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法庭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判决16人入狱，为以后监禁更多示威者打开大门。

林郑政府被迫采取守势，试图装作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林郑坚持说香港没有政治犯，还说猜测法庭裁决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是有害的。但是群众的介入令这些假装可怜的藉口失去了所有可信度。没有人相信这套说辞：政府的忠实支持者「蓝丝带」也不信，因为他们正希望法庭进行政治打压；大多数普通群众也不信，因为他们看出来林郑是想躲在越来越服从北京命令的司法系统后面。政府顾问丶律师及前泛民政客汤家骅荒唐地说，批评法庭裁决本身就可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处罚。

泛民领导人试图采取骑墙立场，想方设法与林郑政府和解，但现在的局面给他们增加了困难。由于群众的介入，政府如果继续对其他活动者判重刑（这明显就是它的计画）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周日的自发动员是一个警告，让政府看到如果将更多被取消资格的议员送入监狱以阻止他们参加补选，可能会发生什麽。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周日的游行是由较小但较激进的政党和团体发起的，包括倾向左翼的社民连和学生领导的香港众誌。主要的泛民组织被迫跟随他们。这证明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支部）说的是对的：「激进派」如果带头发起抵抗打压的行动，而不是依赖泛民中较保守的阶层，他们会得到群众的回应。

进一步行动

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香港和北京政府觉得无心战斗的泛民领导人会让局面冷却下来，所以他们打算先捱过这段群众愤怒期。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我们不能让民气消散，而应该把握住现在这个历史性的机会重建民主斗争。但是这需要一个清晰的计画来升级群众行动。

在8月20日的示威中，社会主义行动和抗暴青年阵线派发了数千份传单。

这份传单概括地介绍了我们对于如何重建民主运动和下一步应该采取什麽行动的建议。我们的横幅和材料着重说到应该号召罢课罢工一天作为下一步行动；至少以中学和大学为起点，将各方面的斗争联合起来，并采用一种新的方式（罢工罢课）去争取民主权利。社会主义行动还强调，我们需要把民主斗争同反抗资本主义（它造成了住房危机和生活水准下降）的斗争联系起来，也要同中国的反独裁斗争联系起来。

蔡若莲上任　洗脑教育重临

新政府林郑月娥公布新一批副局长的人选，最备受争议的是有浓厚亲中色彩的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一职。事件令人回想 2012年政府锐意推行国民洗脑教育时，激发超过十万人包围政府总部的画面。蔡若莲当时任职亲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联会其时大力推动国民教育，编製了一份惹起众怒的教材── 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丶团结和无私的执政集团」。这次任命呼应着林郑月娥指需要重推国民教育的立场。林郑月娥早前宣布要重推国民洗脑教育，此次更要扩展至幼稚园学生，而初中课程就会有中国历史科并变成必修科目。这些课程都与中共的爱国宣传工程紧密扣连。

蔡若莲一直以来就是亲建製的代表，她亦曾担任亲中福建中学的校长，经常与中联办官员交往，与内地省市教育部门有紧密联系。蔡若莲去年自称「独立」身份去参选立法会选举的教育界议席，其政纲支持全港性系统评估（TSA）丶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尽管最后落选，但现在却得到政府的加冕，令人猜测那些政纲根本不是面向选民，而是刻意为了今日教育副局长一职而铺路。任命蔡若莲消息一出，已有教师于网上呼吁联署反对，短短两星期内联署人数已经达1.7万人，显示出她在业界如何不受欢迎。

葵青区读书的中学生Anson表示：「如果文革丶大跃进丶六四屠城丶刘晓波事件都不提，那麽国民教育教会教什麽呢？是否只教我们共产党有几伟大？是否要我们拥护共产党？唱红歌？真正的国民教育应该要讲政权的过失，否则就是偏面的洗脑教育。中共口讲法治，但无法无天……所以我旗帜鲜明反对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被分拆推动

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之下，政府虽然被迫搁置国教独立成科，但却政府暗地裏分拆国民教育斩件推行。例如，增加学生北上交流的资源丶派中共官员和解放军到学校演讲丶中联办幕后策划「香港青少年军」。近年年轻人在民主运动中都扮演先锋的角色，因此政权要透过国民教育将有机会处于萌芽的民主运动和新一代的独立思考压製下去。最近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受访时，不满青年视国家为敌人，并将之归咎为教师「反共」。这番言论明显威胁着部分，不难想像推行国民教育之后下一步就是清洗教育部门，要令持有独立政见的教师噤声。

又一次反洗脑教育运动 ? 

林郑月娥是名符其实的CY 2.0，重推洗脑教育是连串政治打压的其中一个部署。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同学加入青年抗暴阵线，由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来，反对洗脑国民教育，抵抗政治打压。Anson满怀斗誌说道：「现在要凝聚学生力量，进行抗争行动，如果政府不听我们诉求，就要动员已准备好的人马进行罢课，以及号召老师罢教。我们更要引申至其他社会议题，例如房屋丶标准工时丶最低工资，才有可能引起全港罢课罢工。」

澳门风灾是人祸

8月23日，强臺风「天鸽」吹袭广东南部沿岸地区，香港与澳门几乎遭受正面吹袭，当日悬挂最高级别的十号飓风讯号近五小时。香港虽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并造成121人受伤，所幸情况并不严重。然而一水之隔的澳门，其伤亡与灾情却令人震惊－共10人死亡，超过150多人受伤，市内多处地区严重水浸，更令人错愕的是竟造成全市水电供应中断整整近一天才陆续恢復，全市彻底瘫痪。黑沙环的千万豪宅「寰宇天下」风灾后玻璃大窗尽碎，画面触目惊心。承建商是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令人担忧中资企业已把豆腐渣工程输出至港澳甚至更远地方。风暴过后，澳门政府请求驻军协助救灾，是港澳主权移交后首次解放军离开驻地执行任务。及至行文之时（8月26日），灾后的清理工作仍未完全完成，一个密集而现代化的城市遭风暴如此重创，实属罕见。

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局长冯瑞权灾后在一片指责声中请辞下臺，批评主要集中于指责其臺风讯号发布时机失当－－澳门虽然比香港距风暴路径稍远，但所处的位置却比香港离风暴中心更近，理应更早及更谨慎地作出准备，然而澳门却在23日早上9时才发出八号风球，比香港整整晚了超过两个半小时，以致于绝大部份澳门工人明知风暴临近仍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上班，而刚到达工作场所却又被告知八号风球已挂可回家避风。但市内天气环境已极其恶劣（澳门政府称「天鸽」是53年来吹袭澳门的最强臺风，创下了澳门市内持续风力的最高纪录），不少人因而被困于工作场所或住所以外的地方。10名死者中有五人就由于海水倒灌造成严重水浸丶而被困于地下停车场内或商店的地下仓库内，被没顶的洪水活活淹死。可以设想，假如风暴讯号能及时发出，让民众提早回家避风，这些惨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香港曾于2003年受臺风「派比安」吹袭时，市内天气恶劣，但天文臺坚持只挂三号风球，被批评只为照顾商界利益不愿让民众停工避风，置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而澳门这次的讯号延误则酿成了更惨重的伤方和后果。

然而更令澳门民众对政府不满的，是政府对灾害应变的无能。澳门与香港同为亚热带的港口城市，每年平均受三四个海洋风暴影响，理应防灾经验丰富且准备充份。但澳门政府各部门对这一个直扑澳门的风暴似乎毫无警觉，据称政府灾前根本没有在各部门做好协调与沟通之工作，连预先疏通渠道都没有进行，进一步引发市内水浸加剧，损毁珠海往澳门的供电系统引发大规模停电，触发灾难的骨牌效应──电力中断令通讯系统效率骤降，造成救援部门失能，供水机组因停电和水浸而停转断水。而这些城市运作的关键位置竟然没有应急后备能源系统！民众遇险求救无门，直至次日凌晨，澳门特首崔世安才发表电视讲话，更令饱受折磨一整天的民众感到气愤，由此可见此政府的日常运作是何等松懈。

澳门政府此前似乎一直没有计划面对一场波及全城的灾难，使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足襟见肘。澳门人均GPD居世界前列，但其面对风灾的应对能力显然远远不足，臺风过境时救灾队伍人手与装备俱见不足，失去了大量救援时机，大量报导指出遇险民众往往要苦候三四个小时才盼来救援人员，而即使救援人员到来，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排险装备去展开救援工作。此外，灾后的善后前展也相当缓慢，灾后三四天市面仍未完成清理，垃圾丶杂物丶碎片丶积水随处可见，加上风暴过后天气炎热，疫症风险大增，以致于澳门政府甚至要求驻澳解放军协助救灾，创下港澳两地主权移交以来首个先例。

过去澳门一直被中共视为「一国两製」的模范，社会上整体风气偏向建製，建製派亦在社会各方面包括议会中取得几乎压倒性的优势与控製力。但社会中仍暗流汹涌，如在2014年曾爆发过反离补法案示威包围立法会以及我们报导过博彩业基层工人组织抗争等。而这次风灾加深了对政府的民怨。曝露了澳门政府对灾难应变之无能以及应变部门资源严重缺乏，我们支持港澳及中国内地共同民主斗争，我们支持居民组织救灾委员会自救，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资，需要建立类似的民主控製机製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我们要求言论及新闻 自由，除了确保救灾的讯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员封锁消息或发假消息以逃避责任。此外，通过由受难者及其家属丶居民代表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风灾中人命伤亡的责任，惩治失职和腐败的官员和财团，要求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建立优质的灾害应变救援队伍，整顿市政设施，确保当地民众面对灾难时的安全。

政府企图将劏房合法化

七月初，林郑新政府成立不久，刚刚入阁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到今年将推出所谓的「良心劏房」计划，即由社会团体租入旧唐楼单位，改装成劏房后以市价转租给轮候公屋的人士，以应对长久未能解决的公屋短缺问题。政府不思加快公屋建设，反而以劏房来搪塞群众，无疑是继梁振英减少公屋建设数量之后，香港住房政策又一次倒退。

香港已连续七年成为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令普通劳动者难以负担，而且私宅租金也节节攀升丶最近连续7个月创新高。与此同时公屋落成数量却远达不到需要。目前香港公屋轮候册数字已将近30万人，但是政府计划未来10年修建的公屋单位却只有28万间。到今年6月底时，平均上楼时间已增加到4.7年，单身人士更是遥遥无期。在住房危机之下，许多底层群众不得不居住在逼仄的劏房（人均面积不到50呎）甚至笼屋之中。香港现有约9万间劏房，住户约二十万人，而且这还没有算上工厦和商厦劏房。

今年年初，一家投资资讯机构推出课程，教授业主如何用「合法劏房」赚取更多租金。该机构大言不惭地说，与其任由业主不依消防条例和楼宇安全乱杀，不如教业主合法劏房，与政府的新政策如出一辙。可见所谓的良心劏房也只会让业主赚得更多，而住户仍然不得不蜗居于狭小的房间之内继续苦苦等待上楼。而且政府在变相将劏房合法化的同时，却无意禁止无理逼迁丶滥收水电费丶呎租甚至高过独立单位等劏房住户常见的问题，等同于帮助业主压迫租户。

陈帆声称政府无力在短时间内解决公屋短缺问题，可是亲商的港府却花费大量土地和公帑修建大白象工程（陈帆同时也是机场三跑谘委会主席）。现在正引发群众怒火的西九高铁总站占地11公顷，而且周边尽是豪宅。最近被判以重刑的十三名示威者是因为反对新界东北工程而被捕，公屋只占该工程所用土地的6%。可见政府的说法只是借口和谎言。

社会主义者主张取消所有大白象工程，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下将巨额财政储备用于兴建公屋丶改善公立医疗和教育丶施行租金管製以及其他有利于普通劳动者的项目。同时亦要将地产商及银行公有化，置于民主管製底下，才能打破富贵权贵的经济权力，从而没收所有空置住宅提供给轮候公屋的人士。但是如果林郑政府成功地全面镇压香港的民主权利和民主运动，将香港从半民主变成完全专製，那它将更肆无忌怛地施行亲富豪丶反工人的政策。所以社会主义者呼吁在职场丶社区和学校自下而上建立基层群众组织，民主地讨论和决定如何反击林郑政府的一连串政治打压，通过积极斗争争取有利于底层群众的政策。

反对国歌法　抵抗白色恐怖

中共政府对民主权利发动的进攻已经停不下来。当局加强严刑峻法，配合爱国主义的言论及思想箝製，以图消灭任何冒犯专製政权的行为。

内地国歌法的草案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以歪曲丶贬损方式奏唱国歌，可以被公安拘留15日！所谓「庄重」丶「歪曲」丶「贬损」等字眼定义根本极为模煳，使人人自危而噤若寒蝉，变成一种由政权任意使用的镇压工具。但是，恶法在香港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特别是因为近年的专製打压令港人抗拒中国的意识愈来愈高涨。2015年港中大战奏国歌时，有球迷嘘国歌表示不满，香港足球总会曾发声明指事后被国际足协罚款约7.7万港元。

内地的《国歌法》草案列出，国歌要列入中小学教材，又要成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唱国歌」，并且硬性规定每间学校每日升挂国旗，每周举行升旗仪式。可见，林郑政府推动的国民教育也势将以此为指导。国歌法亦会打压创作自由，例如由黎明主唱的流行曲《全日爱》，开首就插入国歌的旋律，作曲及编曲的雷颂德曾公开说过，该首歌是「摆明玩国歌」。在国歌法立法后势将变成违法。

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全面压製民主空间，所作所为已经到了歇斯底理的程度。但是因为林郑政府比中国更直接地受到社会压力，所以一部分建製派对于镇压不断升级仍心存犹豫，因为他们担心激起大规模群众反抗会威胁到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製度。所以中共不断下达的指令强硬打压民主，无疑会令部分建製派感到疑惑和不满，例如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就公开表示感到惊讶，更直言「我想林郑都未必很清楚」。中共这种做法长远来说会加剧建製派内部分裂，为林郑政府造成更大危机。

主张与林郑政府大和解的泛民主派，已经表示不会根本性反对国歌法，也不视国歌法为政治打压的措施。郭荣铿原则上同意有《国歌法》，只要「确保港人自由不受剥削」！ 如果套用这思维在廿三条立法之上，泛民主派也将会不战而降，只会哀求中共推行一个较寛松的立法。

国歌法是近期政治镇压的其中一项措施，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立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终审法院裁决梁游翻案无望

青年新政两名议员（游蕙帧及梁颂恒）早前被法院取消议格，其上诉被终审法院驳回，断定了翻案无望。梁游表示不打算参加补选。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事后解释基本法，指明议员宣誓若果「不真诚」丶「不庄重」就会丧失资格。今次终审法官以游蕙帧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帜，并且将China读成「支那」，而梁颂恒宣誓时手持圣经丶但手指呈交叉状，来证明两人宣誓不真诚。这是用非民选的法院来取消群众在去年九月投下的选票，无异于政变。

终院的决定具强烈的政治意味。今次法庭确认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有凌驾性及追溯力，对香港而言是灾难性的。凌驾性的意思，是终院法官马道立在庭上多番重申，中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力是「全面而不受限製的」。而追溯力的意思，是中共日后任意改变法律并作出秋后算帐，例如日后国歌法通过后，法院可以重新检控那些在球赛中向国歌喝倒采的球迷。

另外4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中，只有梁国雄（长毛）打算上诉。但今次裁决将会成为案例，可预计其馀被取消资格的议员申请上诉时更大可能被驳回。而建製当局尽量想将所有空缺议席的补选安排在一起，以有利建製派可以当选，因为如果在同一区内有两个议席补选，很大机会是建製和非建製派各取一席，使建製派有机会取得。

今次是行政丶司法及立法机关三权合作夹击香港的民主权利。政府已经通过政治检控使香港众誌的罗冠聪不能参与补选，也通过法庭的巨额讼费使被取消资格的议员破产，甚至可能再用确认书阻止「违法」前议员补选。立法会迅速追讨梁游二人180万薪金。中共企图全面操控法院，法治崩坏，人治当道。上诉和补选虽然都是必要的抗争手段，但关键在于群众有组织的斗争才能抵抗政治迫害。

新闻稿：林郑下臺！袁国强下臺！抗议律政司政治检控

在律政司的刑期复核之下，法庭重判13名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及3名冲入公民广场的学生领袖，明显是要对反建製示威者作出报復。据传媒报道，律政司内部反对复核，惟袁国强一意孤行，而袁国强对此并无否认，令选择性检控的政治意图更加明显。

主审法官杨振权对双学三子在判辞中指出，「香港社会近年弥漫一股歪风，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藉口而肆意作出违法的行为」。实际上，真正的歪风是中共和政府肆意以法治之名打压民主！政治迫害正在加剧，年轻人因为追求理想而被判监，政府更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和法院。

在多宗暴力攻击伞运人士的案件中，亲建製分子都被法院轻判甚至逍遥法外，但律政司完全没有向法庭要求加刑。在雨伞运动期间，装修判头张伟明驾车直闯旺角占领区，仅被判罚款2000元及停牌半年；保安员马希郁在占旺区打爆天拿水樽，再手持打火机扬言「大家一镬熟」，威胁示威者的人身安全，仅判囚半年；2014年10月25日的「蓝丝集会」，多名记者被殴伤，当中三名被捕人士更是获无条件释放。律政司都没有提刑期复核，明显是亲疏有别，对反政府分子就严刑峻法，对亲政府分子则从轻发落。

习近平早年提出三权合作论后，现在更强调三权负责人要有「国家观念」，企图加强对香港的司法及立法机关的操控。在律政司的泰山压顶之下，法庭早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香港所谓的「法治已死」，沦为全面的习近平人治。从处理议员DQ案、一地两检、刑期复核案，都见到律政司成为了打压民主空间、迫害反建製人士的工具。

为了阻吓公众对判决进行批判，袁更指有心对司法机构进行攻击，甚至有建製声音指批评法庭会构成「藐视法庭罪」。事实上是建製当局藐视我们的言论自由！8月20日的14万人游行是自伞运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了香港民众的愤怒。面对中共与林郑政府有部署、有计划地全面打压民主，我们需要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抵抗行动，集结更广泛的组织和民众，在820的游行之上将运动升级，声援所有政治犯。我们不能让民气消散，否则将会有更多政治犯被重，令香港陷入全面独裁统治的时代。

我们的抗议诉求：

林郑下臺！袁国强下臺！
立即撤销对所有示威者的检控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200人游行声援在囚政治犯 　高喊袁国强下臺

9月3日，抗暴青年阵线与社会主义行动发起游行，联同社民连、香港众誌、人民力量、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十数团体，约200人下午从中环终审法院出发，游行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办公室，抗议律政司早前对东北及伞运示威者共16人复核刑期，并与法院合作将其全部判监。种种政治迫害证明香港正进入独裁统治的时代。

游行人士沿途高叫「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袁国强下臺」、「假法治，真人治」等口号。社会主义行动两名成员锁上手镣头铐，身上挂着「唱错国歌」、「批评法官」的「罪名」牌子，讽刺香港的司法大陆化。这是首次有香港非建製派政党喊出特首林郑月娥和律政司司长下臺的要求。

部分被囚政治犯，包括严敏华、朱伟聪的家属代表都有出席，而社民连曾健成亦代表政治犯郭耀昌转达讯息。其中严敏华的母亲感激大众的支持和声援。而郭耀昌的代表读出其狱中的书信，提到希能够像过去南韩政治犯一样，不断再有抗争行动、不断升级，社会大众会一直支持声援下去。

另外，多名立法会议员，包括陈誌全、朱凯迪以及被DQ的「长毛」梁国雄亦有出席。梁国雄在发言时展示一张建製派晚宴照片，袁国强、是次主审法官杨振权与民建联陈曼琪一同出席，是公然「三权合作」打压民主。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则呼吁市民继续捐款，支持被DQ的四名议员以及党派的运作经费。朱凯迪则表示会在立法会对袁国强作出不信任动议，陈誌全则表示支持。

发起人邓美晶提到8月20日有超过十万人上街声援被囚16人，显示反映社会大众非常愤怒，现时应该升级抗争运动，不能让民气消散。她并提出928雨伞运动三周年将会是很好的上街抗争契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需要製订全民抗暴日，讨论罢课罢工等行动升级的方案。

至于抗暴青年阵线的代表Pasha则表示，青年学生应该发挥抗争前锋的角色，组织起来并由下而上建立校园的罢课委员会，以发起一天的全港大罢课为始，继而发展至全港的抗暴运动。

最后，游行人士及团体轮流发言后和平散去。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独裁？

从取消议员资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铁一地两检丶国歌法立法，中共已经牢牢操控司法製度，使之成为政治镇压的工具。群众对整个司法製度的信心迅速崩溃，使政府及法院面临巨大压力。他们要开动舆论机器为政治迫害作出辩护。林郑月娥否认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师公会主席林定国则表态说，外界批评法庭裁决渗入政治因素会影响外界对香港法治的观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决以及判辞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为了政治打压的工具。

8月20日14万人上街见证了群众对政治镇压的愤怒，也表现了大规模反抗的潜在力量。中大一项民调显示，袁国强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过去1年来最低。林郑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岁以下受访者更只给予林郑42.4分。

年轻人的愤怒直接表现在行动之上，在中文大学开学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挂上写有政治犯名单的布条，甚至出现了香港独立的横额。中文大学校方立即指责标号「违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会议成汤家骅亦恐吓挂「港独」横额可判入狱2年。如果这股情绪可以组织起来并赋予正确的政治纲领，将可以有效带领行动升级──以罢课一天为开始鼓动工人罢工。但是控製学生会的本土派虽然曾高呼「勇武抗争」，可现在他们比过往泛民的学生会更为被动，完全没有提出任何斗争方案。现在只能绕过学生会的架构，直接鼓动学生组织罢课委员会起来抗争。

在非常短的时间裏动员出14万人游行，展示了群众不屈的斗争意誌。现在群众 斗争极为关键的时期，会为未来数年香港及中国的政局奠下基础。若果在这几星期内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民气将会很快消散，将会让政府的镇压变本加厉。相反，如果有一个坚定的斗争方案凝聚民气，将可以重建一场比雨伞运动更有力丶更大规模的运动。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谓司法独立从来只是幻想，基本法一开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资本家自上而下强加给群众的，目的就是维护资本家的经济特权，确保牢牢稳固极端亲商的製度。此外，基本法亦确保香港维护专製，而法治製度最终由中共人大常委控製。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开始后悔主权移交时给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权利，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危机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权于一身来巩固权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製香港的司法机关，不容忍有有任何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空间。2014年6月的白皮书就已经是个警号。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权的范围，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权」。而且它也将法官视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连串判决丑闻。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后，中共开始为政治报復作出准备，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并加强向法官施加政治压力。现在群众对司法独立仅存的幻想也破灭，自然会进一步走向两极化和激进化，更相信在资产阶级机关以外组织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立法会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后，政府将会为空缺的议席安排补选。由于在新界东及九龙西有两席空缺，如果同时进行补选的话，建製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两区而各取一席。因此，长毛希望通过向法庭提出上诉，从而拖延他空缺出来那席的补选，而刘小丽也因同样道理理应上诉。

反抗的方案

虽然补选和上诉都是必要的抗争策略，但最重要是还是组织群众斗争。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回这些席位，还要动员群众积极抵抗打压：通过选举运动建立有组织的抵抗，反击政治迫害，反对高铁和洗脑国教，以及组织群众行动争取提高最低工资丶施行租金管製和全民退保并反对富豪的经济独裁。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罢课一天，如果得到群众支持则将它蔓延至职场，以此做为全民抗暴日的焦点，重建民主斗争，抵抗一党专政降临香港。关于我们的斗争方案，详情可参阅本刊第10页。社会主义行动为此奋斗！

倡议港独无罪，抵抗校园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从社会蔓延至校园！中文大学生因为挂起「港独」横额而被校方强行拆除，之后理工大学、教育大学、城市大学、香港大学、树仁大学亦有出现港独标语，被政府强烈谴责。十大校长会更发起所谓「反港独」连署。建製派亦向香港大学校方施压，企图开除伞运人物、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教席，作出政治清算。在所谓开放自由的学府裏，廿三条国安法实际上已经推行。所以学生一定要组织起来发动抗争！

中共及林郑发动了连串政治打压，包括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重判16名政治犯、推行割地两检政策、订立国歌法，现在更将打压之手伸入校园。 8月20日十四万人上街声援香港政治犯，抵抗政治迫害，参与人数为雨伞运动以来最多的一次，实在是激励人心，但当务之急是发起进一步行动。此时此刻正是重建民主斗争、对中共专製政权还击的历史性机会。因此，社会主义行动成立抗暴青年阵线，为推动、组织罢课作准备。

行动升级　建设罢课

单靠8月20日游行并不会停止政权的攻击，当务之急是把握时机，製订清晰的行动升级方案。过去几年，年轻人都是斗争行动的先锋，今次通过罢课，带领运动升级！罢课是有一个有力的抗争武器。我们走进中学及大学建立罢课委员会，从而组织起来，建立罢课甚至罢工一天的基础。在晚上应该举行一场大游行。

成功的罢课必须是集体而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的走堂。要达到这目的，罢课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组织，由学生自己在各间院校成立罢课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策划罢课运动。委员会需要扎实而具代表性，应该由学生为主导，而不是依靠得到教授或院方的允许。

如何组织罢课？

香港廿多年来都没有由下而上组织的罢课运动。因此，组织第一个罢课委员会是相当具挑战性的事，要有由零开始的决心才好参加！青年抗暴阵线会製作传单及海报，提供组织方法的意见，让学生回到自己学校组织。在过程中，各校的罢课委员会派出代表，来到全港大罢课行动的大会汇报成果。

以下仅为行动指引，实践时会因具体情况不同，可以与我们持续讨论：

1.向我们索取一份罢课委员会的义工表，然后招募你身边的同学填表参加。通过我们的传单说服他们

2.一开始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学参加，能有3-5名坚决参加的同学，已经相当成功

3.组织了3-5人后，可以在午饭时间或下课后，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

4.行动包括在学校门口拉横额、派传单、收集签名，扩大罢课委员会至其他班级/学系同学

5.在学校举行示威行动，製造织热气氛。召开记者会，号召其他学系及院校组织罢课委员会

6. 各罢课召开大会决定罢课日的具体日子

面对校方的打压，第一时间要联络我们。然后我们将事件向传媒曝光，揭露学校内的不民主。如有这样才能将打压变为我们推动罢课的武器。在2014年我们就曾经在将军澳与三间中学学生组织午饭时间的游行，迫使校方退让。

抗暴青年阵线主张：

•讨论港独无罪，抵抗校园白色恐怖

•停止清算伞运人士，捍卫戴耀廷教席

•无罪释放政治犯，恢復6名被取消议格的议席

•罢坐高铁，取消割地两检

•准备全民抗暴日，由下而上建设基层委员会，在学校、职场及社区组织起来，为罢课罢工作准备

洗脑教材涌现，国民教育重临

林郑月娥上任后洗脑教育已准备还魂。她首先任命一个备受争议、拥有着浓厚亲中色彩的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一职。蔡若莲当时任职亲中共的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与内地省市教育部门有紧密联系。联会其时大力推动国民教育，编製了一份惹起众怒的教材──形容中国共产党为「进步、团结和无私的执政集团」，最后激发超过十万人包围政府总部。

近月，教育局推出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评立场处处维护建製，妖魔化公民抗命，误导学生。有教材称，「搞街头抗争，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识的粗糙和肤浅」，也有教材比拟不伦，扭曲「公民抗命」的意思，例如「富商为了公义，决定不遵守法律对独立屋的建筑限製，私下扩建豪宅，并以公民抗命为辩护借口」。

教材也指公民抗命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大乱，明显教育局已经为其定下立场并向下一代去灌输。在通识科的教学示例中，提议教师应「提示学生宜从正面态度出发，并考虑国家的发展历程及现况」，以免使学生对国民身分认同感有负面影响。

年年轻人在民主运动中都扮演先锋的角色，因此政权要透过国民教育将有机会处于萌芽的民主运动和新一代的独立思考压製下去。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之下，政府虽然被迫搁置国教独立成科，但却暗地裏将国民教育分拆斩件推行，例如增加学生北上交流的资源、派中共官员和解放军到学校演讲、中联办幕后策划「香港青少年军」。

习近平七一访港时，对特区政府表示要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最近亦开腔表示「国民教育一定要做」。随后教育局推出一系列的洗脑教材，内容明显维护建製，令人窥探到国民教育已准备重临。仅仅推行教程并不足够，最近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受归咎教师「反共」而令青年敌视中国。这番言论明显威胁着部分教师，不难想像政府还将会规限教师的教学自主，务求令教师紧缩党中央的教学路线，要达至此目的就要清洗教育部门。

下一次反国教如何胜利？

现在就要准备另一场更反国教运动。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同学加入「抗暴青年阵线」，由下而上重新组织起来，抵抗政治打压。五年前，梁振英政府企图强行推行国民教育科洗脑政策，令一众学生与家长不满，尤其是中学生反对的声音与力量最大，引发十二万人日包围政府总部抗议十天，最终成功迫使政府搁置方案。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亦被视为反国教运动的代表，为日后成为香港重要的政治势力奠下基础。当年梁振英刚刚上任，这场壮濶的运动让群众给梁振英一个下马威。

运动需要由下而上

然而，当梁振英表示搁置国民教育，作出些许让步时，反国教大联盟（包括学民思潮和泛民组织）突然未经与群众商讨而解散运动。政府在随后多年不断地尝试将国民教育的相关内容渗透入各科之内，可见2012年的胜利并不彻底。

在运动过程中，教协遏製反国教运动的政治化，不愿意呼应群众对吴克俭和梁振英下臺的要求，极力想之置于其控製下。当时的运动绝对有可能继续升级，彻底取消国民教育，并扩大战线至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挑战政府和製度。学生无从提出独立的纲领和策略，只能依附于泛民和教协的策略之上。

后两者实际上主张与政府妥协，但学生没有与之切割。学民思潮却以维护学运「纯洁性」作为借口，继续只让自己垄断的控製权，拒绝使运动受到群众由下而上控製，窒碍了群众自我组织的发展。群众运动只停留于政总集会的阶段，而未能号召起罢课行动从中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组织力，并号召基层群众参与。

私有化阴谋下医疗体系崩溃

今夏爆发的流感高峰期，已经有约360人已因为流感死亡，而在疫潮爆发期间，香港公立医院整体内科病床使用率一直处于104%的饱和水平，部分医院更高达 150%，而急症室轮候时间更加高达15小时。

就算非疫潮时期，香港公共医疗医疗系统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以专科门诊新症为例，最短的儿科也要等约20星期，而最长的骨科更要轮候超过184星期，相当于3.5年！急症室爆棚、看症轮候过长成为了香港医疗的新常态。正所谓对症下药，立刻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理应是迫在燃眉的事情。不过，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却大开倒车，推动医疗私有化。

医疗融资、强医金与自愿医保

面对公共医疗资源短缺，政府自2000年代起开始讨论「医疗融资」。所谓的「融资」，实际上就是要社会大众自己出钱，负担起本来应由政府承担的医疗责任。

政府最初提出「强医金」，想彷效强积金那样强迫所有劳动者将部分工资（原本建议3-5%）用来购买私营的「医疗保险」，来应付自己日后的医疗支出。 「强医金」方案后来在社会一面倒反对下不了了之，不过政府的替代方案就是「自愿医保」。政府透过「规管」、「优化」 医疗保险行业，希望鼓励民众购买医疗保险，转而使用私营医疗系统。

因此，无论强医金抑或是自愿医保，说到底政府就是试图让民众增加使用私营医疗服务，变相推动医疗的私有化、商品化，以利保险公司和私营医疗机构。

当然，要让民众更「自愿」使用私营医疗，最阴险的方法就是让公共医疗服务变得更加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中，削减了2.5亿的经常性医疗开支。 2014年，全港有2.76万张病床，比2003年还少了831张，这是名副其实的紧缩政策。

香港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2.8%，不但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普遍达8%至9%的比重，甚至连中国的3.1%也不如。而现时香港有接近1.4万名医生，当中在卫生署和医管局工作的医生，约占全港註册医生总数四成，只有5,000多人，但他们正为全港9成市民提供住院服务，意味这4成医生需照顾全港9成住院病人。单看公立医院的求医人数与医生比例，现时每1,000个病人仅有0.67名公立医生，远比发达地区水平的1000:3要低。

公立医生过少，其中部分原因是政府比私家医院的待遇差太多，不但由于人手短缺而工作压力巨大，而且薪酬亦比不上，每月不问超时多长皆统一津贴为3,500元，没有超时补水。因此，每年公营系统都会流失大量人才到私人市场，这亦是政府可意推动私营化的结果。

停止私有化　医疗民主公营

既然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资源太少，为什么坐拥近万亿财政储备的政府却坐视不理呢？归根究柢，资本主义政府与资本财团勾结。假设公共服务妥善并满足社会需求的话，资本就少了一个图利的行业，所以政府要抑公营以利私营，要劳动者把血汗钱上呈给医疗集团与保险公司。医疗私有化的结果，就是买不起医疗保险、负担不起看私家医生的基层病人，长期轮候得不到医治，医疗私有化根本就是杀人的政策。

医疗本身应是民众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者主张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并开征富人税来提供资金。要立刻增加公共医疗的床位及医生人才，亦需要将私家医院及医疗集团全面公有化，由医护人员民主管控，并从新大量聘请私人执业的医疗人员，才能满普罗大众日益增加的医疗需要。

亲北京政客威胁要「杀死」港独支持者

香港的民主权利正面临一场由亲北京政府精心组织的前所未有的攻击。最近几个月裏，当局已经判16名青年活动者入狱，并利用站不住脚的「法律」借口将6名民选议员逐出半民选的立法会。

8月份有十几万人游行反对镇压，但是亲政府阵营也在加紧对亲民主阵营和民主权利的猛烈攻击，特别是对于港独支持者。

随着中国专製镇压加剧并蔓延至香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支持港独，特别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六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25至39岁的群众中有21.9%支持香港独立，比2016年的23.9％有轻微下滑。但显然，建製派和主流媒体将「港独」妖魔化的激烈运动效果非常有限。

香港大部分亲民主政党反对独立。一些较小但较激进的政党虽然采取模煳的立场，将其列为「选择之一」，但没有提出系统性的策略来实现它。

尽管如此，亲政府阵营却不断利用「港独」议题来为更猛烈的镇压提供借口，这与北京当局的民族主义叫嚣有关。

9月份开学时，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支持港独的横幅，引发了广泛的关註和争论。其他几个大学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横幅。在亲北京建製派的压力下，校方强硬地移除了横幅并誓言惩处张挂横幅的人。

号召罢课一天

亲政府阵营将横幅事件当作限製校园政治活动的借口。领导抗议反对打压的学生活动者已经受到纪律处分的威胁，而且校方也在竭力限製学生会的活动。学生以及其他反对派的言论自由、政治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正面临威胁。

校方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法律依据。香港目前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宣传或讨论港独。但这显然是统治阶级中更疯狂的一翼所想要改变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坚决捍卫学生和所有其他团体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就像在此刻的巴塞隆纳，我们认为讨论独立是民主权利，而不是犯罪。为抵抗新的打压，学生要在校园内积极组织起来。大学生罢课一天会是对政治打压的最有效回应，因为可以通过罢课发动进一步的群众抵抗。正在动员罢课以捍卫加泰隆尼亚的民主权利的西班牙学生联盟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利用支持独立的活动者（例如香港「本土派」）为镇压提供借口，是中国当局惯用的伎俩。取消六名民选议员的资格、推翻去年9月的选举结果，就是从踢走青年新政（一个小规模的右翼种族主义团体）的两名本土派议员开始的。政府通过打击这两人来试水，而事实证明两人丝毫没有抵抗的准备。

看到公众没有强烈反应，而且主要的泛民主（自由资产阶级）政党袖手旁观，建製派便有信心扩大攻势。它把枪口转向激进泛民派，清洗掉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等另外四名立法会议员。

蓝丝集会

9月17日星期日，支持政府的「蓝丝带」（包括一些黑帮）组织了一场集会。这些就是中国和香港政府用来（有时是雇来）骚扰和恐吓民主运动的力量。他们未来有可能变成身披中国民族主义旗帜的准法西斯势力。

在这次集会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亲政府人物叫嚣要「杀死」支持港独的活动者。何君尧补充说：「杀猪杀狗没什么大不了」。律政司后来声称，何君尧的公开言论并不是煽动暴力！可是与此同时，和平的民主抗议者却因所谓「煽动暴力」而坐牢。

何君尧也在对2013-14年「占中」运动的着名人物、自由派教授戴耀廷进行政治追杀。何君尧认为，不应该允许戴耀廷在香港大学教法律，因为他宣传公民抗命。何君尧发起一项要求开除戴耀廷的联署，据称有8万人签名。

另外，戴耀廷也因为与2014年雨伞运动有关的指控（包括「串谋公众妨扰罪」）而在9月19日星期二受审。开审次日，戴耀廷和另外8名伞运活动者在法庭上被指控了更多罪名。

戴耀廷和另外8名共同被告可能会被判入狱。监禁判决正变成香港政治审判的「新常态」。香港高等法院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中国当局的镇压机关的一部分。在这些最新的案件之前，已有16名青年活动者于8月份被判入狱，刑期高达13个月。另外还有至少40宗政治审判秀正在准备之中。政府意图将民主斗争斩首，特别要消灭其中最激进的成员，例如社民连和以学生为主导的香港众誌。

中国的麻烦

中国独裁政府指挥的香港镇压，与对内地异议人士更为残酷的打击相呼应。

香港是一个「半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自由的新闻传播、部分公开的选举以及集会和言论自由等权利是数十年来的群众斗争赢得的。虽然选举製度会保证建製派在立法会中占多数，但在本届立法会选举（2016年9月）中反对派政党和团体的席位得到增加。这成为政府开始系统性反扑（政治反革命）的启动信号。现在就连泛民领导人也说香港已经变成了「威权统治」。

北京显然担心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可能会扩散到中国大陆，进而激发内地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当局对外展示其巨大的权力和经济实力，但「共产党」党国及其「核心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着一系列可能造成毁灭的挑战：如山的债务负担、迅速恶化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爆发群众骚动的可能。

当局害怕香港顽强地捍卫民主权利（就像今年8月20日多达十四万人游行声援被判入狱的青年活动者那样）可能会引发全中国的政治剧变。

社会主义者谴责当局迫害戴耀廷等泛民主政客和活动者。我们发起了多场抗议反对香港的镇压，而且也在组织一场全球运动声援民主斗争。我们正在准备全球抗议日的活动，时间是10月12日星期四，也就是反对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的一周年。socialistworld.net网站将持续报道运动的最新进展。

但同时我们也指出，不幸的是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遏製了群众斗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更「激进」的力量会夺得领导权，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温和」立场能够赢得一些民主让步并同中国独裁政府达成协议。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如今前所未有的镇压表明，与独裁政权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就是彻底放弃香港的民主权利。

只有战斗性的群众斗争才能打败目前的猛烈镇压。斗争要想成功，就需要以完全民主的製度取代中国和香港的独裁统治，但只有与腐败的资本主义和1%亿万富翁的独裁统治果断决裂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理大同学：举办论坛可能会受校方处分

9月21日，理工大学的学生组织「理事庭」举办「威权下的大学管治」论坛，邀请了四位嘉宾，包括法律学者戴耀廷丶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丶岭大校友关註组郑司律丶理事庭成员郑国汉。

郑国汉同学表示，因为举办这场论坛可能会受到校方纪律处分。单凭这点已可以证明威权统治早已在校园出现。臺下多名学生亦表示大专院校的自由空间比两三年前收窄了很多，例如有理工大学同学因为张贴反对取消议员资格的海报而被校方施压。

张超雄表示，法院取消了18万张选票，是一场小型政变。他认为虽然港独离现实很远，但大学不可能禁止讨论。戴耀廷正被建製派政客威胁，因为发起占领中环而要革除港大教席。他从法律观点解释，即使廿三条立法后也无法律依据禁止讨论港独。此外，他表示虽然基本上认同香港正步入威权统治，但却未肯定香港是否已到了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在臺下发言时，表示认同臺上嘉宾所说立法会发生了一场政变，香港的确正进入威权统治，白色恐怖正蔓延至校园。但程度如何仍未有答案，视乎这几个月的群众斗争的力量。如果群众斗争力量大而有组织，可以阻挡政府，相反香港甚至可以进入全面独裁。他引用加泰隆尼亚例子，当西班牙中央政府警察暴力打压独立公投后，学生会将发动罢课反击，而香港学生可以从中借镜。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理大学生讨论港独丶举办政治论坛的自由。我们支持理大学生的抗争捍卫民主权利。

打倒威权统治！抵抗政治打压！

重建民主斗争，但运动若要胜利，方向一定要改变！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在香港十一游行中派发的传单内容。4万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反对镇压，声援政治犯。

香港已进入威权专製的时代，迫切需要一场有力的斗争进行反抗！中共与林郑月娥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我们一定要重建民主斗争，否则民主权利会大大倒退！林郑月娥所讲的「修补撕裂」是欺骗群众的。她只是中共的傀儡，必然会听令于中共打压民主权利。中共需要一张温和面孔，掩饰其最严厉的专製政策。我们不要对她抱有幻想，也不要被她愚弄。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民主运动要清晰表达一个诉求──林郑立即下臺！

白色恐怖从社会蔓延至校园，政府和校方大兴「港独」文字狱，犹如先在学校推行廿三条立法。无论是否贊成港独，我们都要捍卫言论自由，高呼讨论港独无罪。学生一定要组织起来发动抗争！如果学生发动全港大罢课一天，可以向大学审查机器及蓝丝打手发出有力的警告──我们不会将民主权利拱手相让。

不但是袁国强本人，整个司法製度现已被中共控製。我们不能幻想司法製度会为我们捍卫民主权利，现在要靠的是群众斗争！政府害怕群众，害怕专製政策会激起新一波运动爆发，就如2014年那样。8月20日出现了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令政府内部出现犹豫和分裂，因为对于推动专製政策的速度和力度出现分歧。

如何挑战香港的新威权政府？

重建民主斗争是捍卫我们权利的唯一方法。8月20日的游行展示了潜力。我们今天再次上街，但下一步如何走？但单单像一些泛民代表所说的「坚持下去，等待转机」是不足够的。港人一次又次证明，他们愿意响应号召，支持群众行动。一场崭新的民主运动需要处理以下三点：

• 基层劳动者和青年的群众斗争，是打倒专製政权的唯一力量。罢课罢工是抵抗极权的最有力丶最重要的武器。香港民运领袖从没有尝试过丶甚至没有好好讨论过罢课罢工；

• 民主斗争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区。可惜的是，无论是泛民还是本土派都想将民主运动限製在一个城市裏，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反专製运动在一个城市之内胜利。香港的运动若果要成功，必须蔓延至中国大陆，与内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连结起来，共同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製度。这场斗争甚至不只是全中国的斗争，而是一场国际的斗争；

• 中国和香港的经济由权贵操控，需要专製政权来捍卫它。梁振英就承认过，不可以有真普选因为不能让穷人有权决定政策。因此，民主斗争也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丶一场争取工人阶级替代方案的斗争。

我们能否打倒中共独裁体製？

若要胜利，香港民主斗争一定要清晰了解其任务：打倒中共政权。否则就要接受今天香港威权统治的现实，出现更多政治犯丶更多选举操控丶更多政治镇压。中共独裁者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对香港的控製权。历史经验证明，民主权利不是赋予的，而是夺回来的。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只想与中共妥协，寄望中共会自我改革丶自愿让步。他们想限製运动的规模，避免运动过于激进而失去他们的控製。但世界历史证明，独裁者只能被推翻，而不能被「教化」。

但是一个人口750万的城市，如何对抗世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呢？唯有将斗争蔓延至香港以外。社会主义行动是国际主义分子。若要胜利，我们一定要明白香港的斗争不只是香港的事，而是全世界对抗1%富豪的专製统治。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和香港这麽多亿万富翁身居政府职位。中港两地都存在爆炸性的社会危机。中国群众与香港人忍受着同样的苦困，包括政治打压丶长工时丶剥削丶居住危机和汙染空气。所以事实与香港本土派所讲的相反，内地群众是香港人的天生盟友，可以联合起来斗争，共同反对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

香港本土派从来不认清现实，他们反对内地人的族群歧视丶反对团结性的六四集会（指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等立场，对民主斗争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现在运动中有一股渴望「团结」的情绪，甚至那些之前「不可调和」的本土派也开始谈起团结。虽然我们希望团结，但不能因此而放弃讨论本土派的政治立场对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族群歧视丶山头主义丶支持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等。

罢课罢工曾经创造历史

香港民主运动至今尚未取得胜利，另一原因是单靠游行丶甚至占领都不能成功，而要有更有力的斗争武器──罢课罢工。我们要从加泰隆尼亚和西班牙现正发生的事件中汲取经验。在当地的劳动人民和青年，不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泰隆尼亚人，都联合起来斗争，争取举办独立公投的权利，抵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中共式暴力镇压。在9月28日，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亚的学生，在社会主义行动在西班牙的姊妹组织「革命左翼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大规模的一天罢课，抵抗政府的镇压。

有组织的罢课罢工是最有力的抗命武器，一旦拥有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发动罢工，可以有效瘫痪政府和经济的运作。因此，罢课罢工无论在今天的加泰隆尼亚，还是多年前在南韩丶巴西和南非的反专製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如果出现罢课罢工，也会撼动香港和中国政府的心脏。

资本主义与威权统治密不可分

香港的财团与中共独裁体製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希望专製製度会帮助他们击溃群众运动，也希望更大力控製政府，推动更多亲商政策，例如最近林郑就为财团大幅减税。所以，若果民主运动要全面胜利，就一定要打破资本家对政製的操控丶以及对经济的操控。

如果争取民主而不挑战资本权力，就相当于绑起自己一只手与人打架。要做到如此，就要将政府的政治打压与重判政治犯，与为财团保驾护航的恶行连结起来，例如建製如何反对租金管製丶八小时工作製及全民退休保障。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向富人徵重税丶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将大财团和银行收归民主公有，摆脱财团的经济操控。在中国和香港，我们要一个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新民主政府，推动社会主义的政策，以取代暴虐的极权资本主义政府。

如果你认同社会主义行动，请加入我们。历史是在我们一方的！

至少二十国发起抗议，声援香港政治犯，反对取消议员资格

Lorenzo Rodriguez是墨西哥「独立民主农场劳动者工会」的总书记，有份参与今次联署，反对香港的政治打压。「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的联署者，包括爱尔兰国会团队「Solidarity-People Before Profit」的六名议员，还有从印尼到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社运分子，当中包括了现任议员、政治异见人士、以及政治犯的家属。

联署信表达了「声援香港、中国乃至全球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批判「法院沦为政治镇压的工具」。联署是10月12日起全球声援香港行动的其中一环，也是非民选的港府开始清洗立法会、取消六名议员资格的一周年。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邓美晶是行动召集人之一。她就事件背景解释道：「政府取消了议员资格后，就开始对香港民主运动发动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攻击。今年政治审判越来越多、重判示威者，并多番打压言论自由。」

政治犯

「但香港也出现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镇压，像是在8月20日，在16名社运青年被判入狱13个月的几天后，有超过10万人上街，震惊了香港政府。

她说：「只有群众反抗才能停止镇压，但是香港的斗争也需要国际支持。国际声援也可以改变香港民主斗争的愿景，使运动不再聚焦在香港一个城市。为了赢得胜利，现在愈来愈需要将斗争全球化，尤其是是我们正在对抗的是全球最大的独裁政府。」

16人在2016年曾被判社会服务令而毋须入狱，但政府在八月复核刑期，使16名社运青年被判入狱，令他们成为香港的第一批政治囚犯。

越来越多的政治审判

另外20名社运人士被控于雨伞运动中占领旺角时违反法庭禁製令，将要上庭受审。这20名答辩人之中包括了社民连与香港众誌的成员，恐怕当中至少数人将被判入狱。建製派的目的是将示威罪名化，令民主运动噤声。这是中央政府给予港府的政治任务。

香港与中国

「这场全球声援行动也将香港民主斗争扣连至中国。」邓美晶再说：「如果中国的体製不改变，香港根本不可能赢得真民主。只要一党专製还存在，香港就会从所谓的「局部民主」转向威权政体。」

她说：「镇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政权害怕香港的民主抗争会蔓延至中国大陆。所以某方面来说，他们也让我们知道，如果要反抗政治镇压就需要做什么。」

代表左翼组织、工会和社运的抗争者，将会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等城市的代表港府的机构，例如中国大使馆与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进行抗议。

邓美晶：「在10月12日，将会有横跨各大陆的20个城市举行抗议，当中包括科伦坡、温哥华、维也纳、莫斯科、柏林、裏斯本与吉隆坡。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望运动会一直发展下去。」

视频《反对港府政治迫害》

10月12日，全球有23个城市发起示威，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这场运动由「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组织，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在推动运动开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多个国家的左翼社运分子、议员和工运领袖一同进行了网上联署。

从三藩冲、温哥华到科伦坡和吉隆坡，都有声援人士在中国大使馆或香港经贸办事处外举行抗议，要求港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操纵选举，并让被取消资格的民选议员復职。

10月13日，香港法院宣判了另外20名伞运人士有罪。被名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当中有许多人可能会像之前那16名社运青年一样被判入狱。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发布了上面的短片，由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和社民连长毛主讲，观看量已达数万次。

二十国抗议 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

10月12-13日，「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发起了20个国家丶22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以及香港经贸办公室外举行抗议。这是历史上最广泛的声援香港民主的行动。众多城市举行抗议，包括臺北丶科伦坡丶伦敦丶柏林丶维也纳丶布鲁塞尔丶墨西哥城丶裏斯本丶斯德哥尔摩丶巴黎丶纽约丶旧金山丶芝加哥丶吉隆坡丶墨尔本和温哥华。

印度邦加罗尔的示威者无视警察禁令，坚持进行抗议。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由于法例不容许一人以上的抗议，严厉打压表达自由，所以只有一位勇敢的年轻女示威者在大使馆外抗议。

10月13日，「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在立法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香港记者公布了各国的抗议状况，并发表了声明。三位爱尔兰国会议员（Paul Murphy丶Ruth Coppinger和Mick Barry）录製了影片，强调今次不是一次性的抗议，而运动只是刚刚开始，并将会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国际压力。声援运动的香港支持者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在三天内就有超过2万次观看量。

「我们清楚看到香港走向威权统治，这个趋势实在令人不安。」Paul Murphy在记者招待会的影片中说道：「6 名议员在 2016 年选举中赢得了议席,却被褫夺资格，包括像『长毛』这样的资深民运人士。今次分明是选举舞弊，推翻对政府不利的选举结果。」

组织声援运动的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邓美晶表示，香港最近的政治打压是史无前例的。她解释说：「各国的左翼议员丶劳权分子和工会代表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声援行动，帮助我们发起这场运动」。当媒体问到国际声援取得什麽成果时，邓强调现在只是运动的开始，政府完全有理由担忧政治打压会引起全球的关註和批评。她说，全球的基层组织和平民表达声援，可以鼓舞香港群众继续反抗打压，也能鼓舞中国群众反抗中共独裁统治。

政治犯

出席记招的还有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长毛），以及四名现任议员，包括工党的张超雄丶社工復兴运动的邵家臻等。声援运动要求释放香港的政治犯。港府断然否认香港存在政治犯，但利用法院重判社运人士入狱（包括许多社运青年和伞运人士）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打击民主运动丶禁止群众抗议。政治清洗的主要对象是民主运动中较激进丶较愿斗争的派，例如社民连和香港众誌。

10月13日（五）再有20名社运人上庭受审。被告因为在雨伞运动中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禁製令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结果全部被判有罪。在香港高压气候之下，判决结果是意料之内的。法庭将于下周宣判刑期，相信20人裏大多数会被判入狱。

媒体报导

《苹果日报》丶《东方日报》丶《南华早报》和美国政府的喉舌《美国之音》也作出了报导，连结请见文末。「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也发起了联署，有超过15个国家的议员丶左翼政党和工会分子参与联署。联署者亦包括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全国学生组织领袖。声援运动呼吁更多人联署，尤其是参与群众斗争的个人和组织。.

邓美晶说，寻求全球工人和左翼组织支持是自然不过的，因为建製政党和亲资政府都支持中共政权，与独裁者合作。Ruth Coppinger在影片中也表达了相同意见，她说：「各国政府对中国当局的批评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人权和民主。」

巴西：工会联盟抗议香港的政治打压

巴西工会分子在10月13日（五）投票贊成支持「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左翼独立工会联盟（CSP-Conlutas）在圣保罗州苏马雷市举行了全国大会，约有2千名代表参加。大会投票贊成签署「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的联署信。联署信要求香港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让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復职，同时也指出：「正当法院沦为政治镇压的工具时，政府却讽刺地高举『法治』」。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成员、代表教师工会的Jeferson Faccin动议大会支持联署。与会代表举手通过动议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300万成员

CSP-Conlutas由250个组织组成，代表约300万名巴西工人，其成员包括製车业、金属业、建筑业、交通业、教育界、医疗界和银行业的工会，也包括无地农业工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群众组织。「有拉美第一大国这个重要的工人群众组织支持我们，实在令人非常高兴。」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主席、「全球声援香港」运动的召集人邓美晶表示。

「我们昨天成功发起运动，组织了全球20个国家抗议中港政府的打压，现在就得到了一场民主大会的表达的声援。」邓美晶补充道：「面对中港民主权利大倒退，各国亲资政府都不敢作出批评，十分可耻。巴西工会对我们的支持，证明全球工人阶级才是我们的盟友。」

「纪念被遗忘孩子」游行　抗议政府忽视学童自杀

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及家长联盟昨（22日） 发起「纪念被遗忘孩子」游行 ，抗议政府忽视学童自杀问题。

约百人举起写有过去两年间74个学童自杀日期的黑布，赤脚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办，以悼念过去两年自杀的学生。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支持。

大会的诉求包括希望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处理学童自杀问题丶落实休整日丶及小学社工常规化。发起人立法会议员邵家臻表示，希望林郑月娥正视，而非忽视问题。家长联盟亦于上周发起联署，谴责林郑月娥及劳福局局长罗致光漠视学生自杀的言论，至今已经有超过120个团体及超过4000人参与联署。

现为小学社工丶也是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的陈虹秀指出，现时教育局没有小学常驻社工的规定，而即使部份小学有社工，也形同「打杂」，会被指派分担其他工作例如代课丶监考丶派饭等，而且一班有太多学生，连记住他们的名字也很困难，令学生得到的支援很不足。

参加游行的麦小姐指，是教育製度的问题令这麽多学生自杀。她身边朋友的子女每天都有很多功课，周末也要做，时间比成人上班还要长，而且课程愈来愈难，往往小二丶小三的题目连家长和朋友也不懂。她希望废除小三BCA。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此次游行，同时认为必须大幅增加公共教育开支，实行小班教学丶并对社会製度实行彻底的变革，才能改变现时对学生压迫性的製度，给予儿童及年青人真正有希望的未来。

【香港立法会公听会】儿童贫穷问题严重

11月4日早上，立法会内举行「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的公听会，讨论香港贫穷儿童的人权状况。社会主义行动与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趁此会议举行前，于立法会外发起抗议行动，要求政府正视跨代贫穷丶捍卫儿童权利，大幅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丶开徵富人税和抗议政府漠视儿童发展等。抗议行动上有社会主义行动的难民成员和他们的子女一起参与。

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指出，香港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製造更多的贫穷问题，受贫穷困扰的不止本地家庭，在港滞留的难民更是被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所害，有七岁的难民儿童不能上学读书，那些原本可以助儿童就学的金钱被政府虚耗至建设大白象基建上，实在令人愤怒。社民连徐可仪就指有儿童在劏房内成长根本难以接受，呼吁要捍卫儿童权利。

在「儿童权利小组委员会」公听会上，多个部门如劳工及福利局丶社会福利署丶学生资助办事处（学资处）等都有派官员出席，但除了前身是民建联党员的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在职权上较为有代表性外，其馀都只有一些主任和经理出席。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晶丶两名成员和两名难民成员都积极发言。邓美晶指：「香港实行的极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贫穷的根源，少数的有钱人利用这个製度剥削大多数人来赚取利润，普罗大众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儿童就是製度下的受害者。」「香港所谓的十五年免费教育只是一个神话，特区政府声称今年会落实十五免费教育，让公众有优质的幼稚园教育政策，但原来只是涵盖部分幼稚园，换句话说并不是免费，是欺骗公众！」她续指出没有公营幼稚园服务下，私营的幼稚园每年加学费，令基层父母要每月缴交二千七百多元学费，根本难以负担。

成员Nathan 表示香港公营医疗被批抨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两成儿童根本不能负担医疗开支，公营医疗服务恶劣，基层工人根本无时间精力虚耗在散慢的公营医疗，最终被迫使用昂贵的私营的医疗系统。

另一成员 Griffith 提到乐施会和中文大学的研究报告，约三分二的贫穷家庭面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情况。贫穷家庭已经需要从所馀无几的积蓄裏，去抉择应花在购买食物还是购买药物之上了。

成员 Juriyah 是一名难民，育有一名就读幼稚园二年级的五岁女儿。她向着官员说：「我们被迫依赖政府的经济援助，因为难民并没有工作权利。那些援助只有每人每月 1,500元，1,500元可以在港找到什麽样的居所？我住在深水埗少过100呎的劏房内，每月的月租需要4,700元。你教我如何可以负担？」「每月的幼稚园学费需要2,800元，而学资处处经常延迟三丶四个月批出拨款，因此我常常迟交学费，我怎麽可能有钱先缴交学费？女儿因此差点被赶出校园而不能读书。」她要求学资处将一整年的学费批出，那可以纾缓她在经济上的困扰。

另一位成员 Mira 亦是一名难民，育有三名子女，其中最小的是4岁的女儿，正在就读幼稚园二年级。Mira 与 Juriyah 遇上一样的情况，学资处经常拖延批出学费，令女儿差点失学。Mira 说：「儿童应该有权利去读书学习，但贫穷家庭就没有这样权利。」「我的儿子很爱阅读，但常问我为什麽他不能在公共图书馆借书，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公共图书馆是不容许难民借阅书藉的，那如何谈儿童权利？」「社会福利署应该增加我们的租金和食物援助，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政府做不到，那就给予我们难民工作的权利！我们都想用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子女！」

Mira 旁边站着一名6岁的印尼藉难民女童，会议主席指示她可以发言时，她说出了短短五个字：「我想有书读。」，顿时整个会议变得鸦雀无声，震撼在场每一位参与者的心灵。这名女童名字是 Olivia，她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而被踢出幼稚园，自此没有机会上学读书，连最基本的读书写字也不会，她的个案突显出政府对贫穷家庭儿童的打压。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社会福利署和学资处对贫穷儿童权利的打压，一直无视他们家庭面对种种的贫穷压迫。我们认为这个公听会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为受压迫的基层巿民得到一个发声的渠道， 有助于建立一个对抗腐败官僚和挑战资本主义製度的平臺。

社会主义行动将会继续跟进事件，未来定必掌握每一个可以为工人阶级争取到更好权利的机会，以此为目标。

2017：镇压之年

由于亲中共的港府对于打击民主的行动正在迅速升级，因此我们发起了发起「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以突显事态的严重性。

社会主义行动与几个国家的左翼组织和工运分子讨论过后，发起了这场运动。旗下的政党和组织遍布40个国家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为运动提供了重大的帮助。

在2017的严酷镇压中，6名议员被不民主地取消资格，让建製派得到「超级多数」，得以改写立法会的议事规则，以对自己有利，完全违背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选民的意愿。去年选举，投票率是20年来最高，建製派遭遇了严重失利，反对派政党总共得到60%的选票，高于2012年的56%。

激进派面临清洗

建製派清洗立法会，并不是因为什么「条例」或者「誓词」。这些只不过是中共和港府用法律製造烟幕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打击民主斗争中最激进的派别，例如「长毛」。但他们的计划不会得逞，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增加公众对于「激进派」的支持。

由于害怕群众的激进化会从香港蔓延到内地，北京向港媒体施压，使之日趋成为一党专政的传声筒。201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将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降到了180个国家之中的73位。自2002年以来，香港的排名从全球第18位逐年下降。

政府的打压手段之一，就是愈发公然地操纵法庭。在陆续有来的政治审判案中，可能会有更多社运人士变成政治犯。今年8月，律政司称225人因雨伞运动而被捕的案件，已经或正在进入司法程序。其中有至少48名着名社运人士，包括戴耀庭等「占中」领袖。

以法治之名

政府打着「法治」的幌子，故意加重对这些着名人物的指控，从最高刑期达五年的「非法集结」到最高刑期达七年的「公众妨扰」。政府推翻了法庭对黄之锋和罗冠聪等16名青年社运人士的裁决，使法庭改判成入狱以收威摄作用。阻吓民众参与示威之心可谓路人皆见。

人权观察组织警告说：「律政司异乎寻常地要将社运人士判囚，不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其背后隐藏着怯懦的政治动机，即阻止[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进入立法会，并遏止未来的抗议。」

这一说法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政府所针对的不只是香港众誌的领袖。政府通过相同的手法阻止其他人参选，例如被改判入狱13个月的社民连成员黄浩铭。政府的计划是将较为激进的泛民政党和团体筛走丶取消资格，并从财政上扼杀他们。但是，群众抗争能够而且将会打败这一专製阴谋。

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所有示威者控罪！
抗议取消民选议员资格——通过2018年补选建立群众抗争，抵抗政府打压！
全球基层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客已被中国独裁政府收编，只有人民站在我们一方！

海外同性伴侣上诉得直，获居港签证

在英国註册民事结合的女同性恋者QT控告香港政府性向歧视，法庭于9月裁定她们胜诉，在外国註册的同性伴侣可以收养人名义获得居港签证。

案情指QT与SS早年于英国註册民事结合，获得相当于婚姻的权利及法律地位。其后SS获本港公司聘用来港工作，入境处6年来却多次以不承认同性婚姻的理由拒绝批准其伴侣QT以受养人身分获得签证。其伴侣多年来只能以旅游签证留港，期间没有工作权。

今次QT案件上诉得直，固然令人欣然。不过，对于整个同誌平权来说只是一个小胜利。首先法庭的判决只承认外国同誌伴侣可获得留港签证，并清楚指出这并非「本港承认婚姻」独有的权利。判决变相重申了港府不承认同性婚姻的立场。

再者，裁决的影响范围狭窄，受惠的只是非常少数，只包括申请受养人资格外国同性伴侣。本地的同誌伴侣完全不会受惠，其婚姻权利依然不受任何保障。而就算法庭会保障在海外註册婚姻的同誌，也只有较富裕的同誌才能受惠，对负担不了到外国结婚的基层劳动者同誌来说根本遥不可及。

虽然连同今年4月的公务员同性伴侣享配偶福利的裁决，法庭在同性伴侣权利上看似比较「开放」，但是政府与建製立场依然强硬，不但不承认同誌的婚姻权利，甚至连性倾向歧视条例也反对。

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话，单靠法庭司法复核争取同誌平权，往往只能「挤牙膏」式地逐项逐项地赢取个别同誌权利，亦只有少数同誌有足够资源可以提告，政府却可花费大量公帑不断上诉，令问题一拖再拖，证明单靠司法去挑战政府的方法并不足够。同誌的平等权利是政治权利，跟民主权利一样，更重要的其实是议会和法院外的群众抗争，包括在街头上游行以至在职场上建立工会。在欧美丶臺湾等地同誌平权的进步都是多年来政治和工人抗争的结果。

同誌运动应勿忘初衷，同誌游行不应是商业化的嘉年华，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应作为民主斗争的一部分，联合劳动者和所有被压迫者的议题和抗争，共同反抗父权资本主义。

威权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在林郑月娥上任以来，政治打压不断加强，香港走向威权统治的局面。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表现强势，在国内将权力集中于一身，强化国家镇压机器，亦在大会上表示「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全面管治权」一说出自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的一国两製白皮书，当时很多中共打手还刻意掩饰其重要性，指控反对群众「上纲上线」，但今天这句话已公开成为中共对港的统治方针。

政治清洗各部门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动国歌法和一地两检，除了是明刀明枪的硬性操控，也要潜移默化地使意识较落后的港人对中共统治麻木，习惯听到国歌肃立丶公安长驻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之后，建製派势要将立法会变为另一个人大。最近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事长李飞访港，公开强调廿三条必须立法。中共的统治逻辑是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香港民主运动，以为这样日后就无后顾之忧。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内可以收效（尤其因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斗争），但这只会将民愤积累下去，未来会爆发更大规模丶更激进的民主斗争。

政府发动议会政变后，威权之手将会遍及更多部门，包括学校丶法庭丶公务员系统等等。政府下一个目标明显是学校。中共鹰犬丶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就警告过「学校太多反共老师」。愈来愈多校方受建製压力下执行政治任务。除了国民洗脑教育，教师授课的内容也会受到政治审查，尤其在通识及历史科。最近50间学校强製要求学生收看李飞访港的记者会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师工会的领导正沉醉于与林郑的和解，完全没有表达抗议，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报告。

此外，政治打压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劫贫济富，因为亲资政府准备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掠夺工人阶级的财富。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过有利财团丶打压穷人的政策，建製派将于12月修改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其中一招是削弱财委会的权力。虽然反对派本来也没可能透过财委会阻挡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后连质询和拉布的权力也会被剥夺。失去了财委会这个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输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将会少了一个动员丶凝聚群众的焦点。

林郑月娥刻意将政治清洗和「打港独」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党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为此负上政治责任。但这种欺骗技俩长远并不会成功。虽然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现时特区政府表现满意率比梁振英时期的负净值高一些，但也不过为16%。11月她发表了「公屋八万间封顶」的言论，企图测试群情却遭触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论，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见，群众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烧着，政府的失策失言随时可以成为引爆危机炸弹的导火线。

统治阶级现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压不代表统治稳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建製派不同阵营为保障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出现统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压激烈程度──的分歧，因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压会引起民意反弹。香港疯狂的打压明显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务连香港统治阶级也感到为难。例如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也对国歌法感到惊讶，更直言「我想林郑都未必很清楚」。全国人大范徐丽泰等强硬派主张国歌法要有追溯力，而叶刘淑仪则反对。社会主义行动对于较「温和」的建製派并无幻想，而是想指出统治阶级分裂证明他们并不是势不可挡，群众组织反抗是有可能撼动他们的。

威权统治是不可持续的，猛烈的政治打压将会伤及政权本身。中港独裁资本主义是可以打倒的！我们需要的是将运动升级，发起罢课乃至罢工，真正打到专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们的痛处。

政治迫害尚未完结，需要组织群众斗争

在东北十三人和双学三子被判囚之后，二十名社运人士因为在2014年11月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并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将于明年五月受审。在那次暴力清场行动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证明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成为中共独裁政权和傀儡港府用来打压民主运动的工具。如果没有有力的群众反击，就会有更多的镇压到来。

政治犯继续涌现

统治阶级一方面猛烈进攻，但同一时间可以看到他们也害怕群众愤怒会再反弹。目前终审法庭批准了黄之锋丶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夺公民广场案的上诉，并让三人保释出狱，这是法院自七月连串政治打压以来最大的妥协。这与其他政治检控案件形成对比，说明政府和法院忌惮对三人过于苛刻的打压会造成民意反弹，以免群众情绪再次像8月20日那样出现反弹，甚至会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阶的抗争。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压发动以来，有很多讯息都看到建製阵营内部就打压的强硬程度出现分歧。历史上可见强烈镇压最终会引致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也会鼓起群众反抗的信心。

林郑月娥继续装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压的任务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党和中共在港机关，企图欺骗群众丶软化抗争力量。现在温和泛民领导继续沉醉于与林郑政府大和解，完全没有准备发动有力的抵抗行动。激进民主派实际上站在运动的领导位置，尤其凭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号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诚抵抗威权统治的组织和个人召开群众大会，製订下一步具体的斗方案。

可惜的是，黄之锋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斗争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监狱内的个人经历。虽然在监狱内为囚犯权利而斗争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场运动的路向才应该是焦点。周永康的立场更是后退至温和泛民的立场。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选之间寻求折衷方案，例如将提名委员会和功能组别民主化，甚至还说到「从官员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选框架就是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将它民主化。

一系列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行动是由中共和习近平指挥的。这个被称为「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中国大陆推行更严酷的高压统治。他担心香港群众的抗争会点燃内地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反抗，这将意味着中共甚至中国资本主义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辖权」就是一个例证。他决心彻底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在香港实行像内地那样的专製统治。

行动需要升级

抗争是民主运动的唯一出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单靠游行并未足够力量抵抗政治打压，群众正渴求将运动升级的方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组织罢课乃至罢工将斗争升级，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后那些大富豪的痛处。而且这场斗争必须联系到反资本主义，因为那些掌控经济民生的资本家正是现在这个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让劳动群众自己管理整个社会。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连成员，包括已在囚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本刊请到社民连秘书长陈宝莹，访问她对现时民主抗争的看法：

她认为现在已进入威权统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蝉效应，如教授被威胁移除教席丶立法会选举以确认书筛走激进派。可能未来只能选温和派。政府明显是打压社民连这些站在最前线的『出头鸟』。」但她无悔抗争，呼吁社会更多人站出来。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会清场都失败，所以最后利法庭的权威来迫伞运结束。」陈宝莹分析香港政府针对伞运的策略，她指政府镇压不果，「当时很多人对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强硬清场做不到，因怕会有反弹。」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请禁製令，以经济理由声称占领马路令生意受损来要求清场。

全球呼声——反对港府的政治打压

采访爱尔兰国会议员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团结-人民先于利润」的国会党团领导人。「团结」是国会第五大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取得大大进帐。《社会主义者》杂誌记者访问Paul Murphy，了解「团结」为何支持「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

记者：先感谢你们对「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的支持。是甚麽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权利的问题上发声？

Paul Murphy：我们党反对任何的打压，特别是反对香港政府采取的这种行动，他们是为了消灭所有反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议员资格，包括资深民主人士「长毛」梁国雄在内，并将社运人士判囚，都是极为不民主的。

记者：请说说你们党在爱尔兰的状况。这和中港的局势有没有甚麽联系？

Paul Murphy：团结成员，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选地区议员，以及二十多名乔布斯镇（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锢」。只是因为我们在一场和平的静坐抗议中，为了反对政府掠夺社区的紧缩措施，拦截了时任副总理的座驾。示威者也反对受居民憎恶的水务税，这是另一项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措施。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法庭诉讼很严重。一经定罪可被判终身监禁。

爱尔兰政府诬告我们，是为了剥夺群众的抗议权利。大规模的公民抗命令他们在水务税问题上受挫。政府面对侮辱性的挫败之后，想要使民众从此对抗议产生恐惧。「团结」和其他答辩人以及当地社运团体成功组织了一场名为「乔布斯镇无罪」的运动，最终我们被判无罪。那份判决撼动了全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更有信心反击爱尔兰建製的紧缩方案。

乔布斯镇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压有很大的联系。全球资本主义製度正处在危机之中，贫富悬殊达到历史高点，工人们正在反击，所以资产阶级会继续将镇压升级以维护其统治。

记者：爱尔兰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做过甚麽？它和中国的关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爱尔兰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贸易和大企业的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如果有利于爱尔兰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就会对反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亚公投的立场上爱尔兰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当爱尔兰政府袖手旁观时，爱尔兰工人则站了出来。与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阶级的深厚传统。「团结」坚守这种传统。「团结」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选议员资格的行为显然是选举舞弊。我们会尽己所能帮助中港人民捍卫和争取民主权利。

全球呼声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罗尔的社会主义者及少数民族平权分子）：我们从社会主义行动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打击。我们很肯定，香港政府对于民主权利的打压是受命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近几十年来，这个政权一面残酷镇压争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却无耻地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你们的斗争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支持，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亚墨尔本性小众运动者）：10月12日，我们在墨尔本地铁公司（港铁持有部分股分）总部外举行抗议。这是为了声援香港的工运及民运人士。我们想揭露港铁作为香港专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资产阶级串通中港政府，打压民主权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者和作家）：「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具有全球意义。我们支持你们，因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遍布全球。香港当局也有一部分存在于瑞典，也就是港铁。港铁是斯德哥尔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们会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压，并发起新的抗议，声援你们的抗争。

抵抗打压　唯有群众斗争

它想要对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并压製这裏群众的民主抗议的风气。最近更製造舆论，扬言要就廿三条立法。这条国安法将会把所有反对中共政权的行为视为非法。

独立

青年们日益增长的港独情绪令中共政权感到害怕。镇压必然会带来反弹，但是独裁政权没有学到教训。它觉得武力和恐吓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从大概三年前，由于北京更强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后群众的沮丧情绪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权统治，港独才开始得到群众支持。梁振英被称为「港独教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据说精神失常的人会重復做同样的事，却希望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独裁政权来说，就是采取更严厉的镇压。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继任者林郑月娥）将支持独立的本土派赶出立法会，并迫害许多社运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这成了更广泛地打压民主运动的样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动员丶如何组织认真的政治斗争。右翼种族主义思想让他们失去了斗争能力，所以他们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压的目标。但是本土派组织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港独意识的终结。相反，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反对中国的情绪甚至正在变得更加强烈。没人会对此觉得惊讶。

国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压来应对港独情绪的增长：不断镇压丶不断威吓。10月1日，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大通过了国歌法，对于「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加以严厉处罚，最多可判入狱三年。人大已决定将国歌法纳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进行本地立法。

亲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开说要像「杀猪杀狗」一样杀死港独支持者。他们希望这条法律设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设置追溯期，那么在本地立法之后，警察和检控官就可以对摄像记录的过去那些「违法行为」（主要针对香港球迷在奏中国国歌时发出嘘声）提出检控。现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队的比赛现场纪录这些「犯罪」行为。

这是对公共财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那些真正的罪犯窃取数十亿公帑丶操纵政府合约让贪腐精英大发横财丶令公众利益受损却逍遥法外。

试验场

习近平对中国政权的掌控显然已经得到巩固，北京处在一种胜利的氛围之中，可以说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体称，中国经济已经「稳定下来」，中国对于全球的政治影响正在扩大。因此香港成了习近平政权及其代表的中国富豪精英展示实力的第一个试验场。

现在一系列打压民主的措施，是为了消灭香港的民主运动。政府一面打压较具战斗性丶较激进的群体，例如长毛和社民连；另一面向温和民主派施压令他们屈服，令他们承认完全民主「没得商量」，并进一步远离群众抗议。

泛民领导人已经成了阻碍民主斗争的严重障碍。他们盲目坚持要同一个不肯让步的政权达成和解。他们害怕群众斗争。他们参加民主抗议主要是为了压製运动，阻止「激进派」获得更大的群众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些想要结束斗争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这样做会让他们失去所有的群众支持。在下一段时期，当政府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时，这种压力会升到最高点。

廿三条

2003年浩大的公众反对行动曾击败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条。现在一连串的大陆官员和香港的亲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郑政府重启立法。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最近说，推进廿三条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郑的公开言论却没那麽积极。她坚持廿三条立法需要「合适的社会氛围」。她要考虑香港的历史和2003年的那场爆炸性运动，而北京并不在意这些「细节」。2003年的那场运动终结了董建华的特首生涯。

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Alex Lo在解释林郑的犹豫时说，推动廿三条立法会引发「严重的政治灾难，甚至会令[2014年]占领运动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随着北京要求实行更多打压措施，泛民领导人被迫做出口头上的反对，同时却未能提供任何领导丶策略或纲领来挫败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势。

8月20日，14万人抗议政府将16名青年社运人士投入监狱。温和泛民被迫参加了这场并非由他们自己发起的游行。这次规模巨大的游行是由四个较小但较激进的团体发起的，包括社民连和反对东北发展的团体。这说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时候，群众运动能够迅速创造新的组织和领导层。群众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

类似于2014年，当时青年和学生无视想要拖延和束缚斗争的占中「领导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伞运动。「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领导人关系紧密的温和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为的是让泛民领导人藉此控製运动，从而阻止群众投向更激进的斗争方案。占中领导人拒绝支持学生罢课和抗议，但正是罢课和抗议点燃了雨伞运动。

为了让民主运动重新组织起来并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压，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斗誌，而是一个能够提出清晰策略的领导层。现在的领导层一再让群众失望。

泛民领导人依附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需要中国独裁政权保护其权力不受动摇，所以泛民领导人拒绝战斗性的路线。他们总是选择妥协，而非抗争。

我们需要一个由群众民主控製的新运动，立足于工人阶级并向对中共统治日益不满的中国群众发出号召，从而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权。

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能够把民主斗争中具有战斗性的阶层吸引到自己这边，并能够把民主斗争联系到反对长工时丶低薪和没有前途的工作的斗争；争取更多的公共支出，从而为群众提供可负担的住房以及医疗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费的公共服务。

资产阶级富豪和中共官员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只有主张立即丶彻底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才是取胜的途径。

打压时间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党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选举失利。立法会中的激进派人数增加。本土派首次进入立法会（三席）。

2016年10月：两名议员因关于「真诚誓词」的新规定而被取消资格。

2017年7月：林郑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谓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议员被逐出立法会，包括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允许大陆公安在香港执行大陆法律。

2017年8月：重夺公民广场案和反东北示威案重审，推翻已执行完成并且较轻的判决，16名社运人士被判入狱6至13个月。

2017年8月：14万人游行示威，反对政府操纵法庭将社运人士投入监狱。

2017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国歌法，香港将进行本地立法。

《国歌法》如箭在弦 必须愤起抵抗

中国内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执行《国歌法》，港府推动立法显然在中共指挥下进行的。《国歌法》就落实贯彻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讲的「全面管治权」的言论。内地《国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开贬损演唱国歌丶损害国歌庄重等侮辱国家形象象行为非法，违法者处以行政拘留15日，当中如何界定何为「庄重」丶「歪曲」十分模煳，犹如一把利刃压在民众的项上一样，人们日后将以言为讳。

由于中共的政治打压和操控惹起香港群众巨大愤怒，产生了对抗中共的强烈情绪，也令香港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升温。近年在香港队出赛的足球赛上，球迷嘘国歌已经成为一种抗议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径「侮辱国歌」为藉口推动国歌法，借机加强对香港的威权统治。

越禁越反弹

但越禁製只会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报告裏显示在年青人中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跌至只有3.1%，可见《国歌法》只会激起更大愤怒，而不会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归属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场香港对巴林球赛上，嘘声更为热烈，更多球迷同时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号。在场外20名警员部署作高度戒备，亦有便衣在场内巡逻，进场安检明显更为严厉，保安人员特别搜查球迷的颈巾和旗帜，以防有人再举起香港独立的标语。保安的加强就是要发挥震慑作用，在球场裏製造恐吓的气氛，令国歌法立法的目的更为明显。

香港足球协会因球迷嘘国歌而被国际足协罚款和警告。向来充斥铜臭味和腐败的国际足协，为了维护在中国的足球市场，因此煞有介事抨击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将嘘国歌的球迷与外国捣乱破坏的球迷作比较，要求足协製作球迷黑名单，禁嘘国歌者入场。

全面製造恐怖气氛

建製裏的强硬派政客更恐吓国歌法将会有追溯力，意味着在立法前曾经侮辱国歌的人都可以被检控。可见，在人大对议员宣誓条例进行释法丶并追溯议员宣誓「不真诚」后，已经在司法上打开了缺口，日后更多秋后算账将陆续有来。侮辱国歌的定义非常模煳，是否逾越法律界线根本十分主观，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间使用此法律来作为针对抗议分子。法律的模煳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蝉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对《国歌法》定义模煳的质疑时，行政会员成员罗范椒芬公开表示市民要「自己执生」！

至于如何才算遵守国歌法？叶国谦甚至提到，奏国歌时必须要站立，以示庄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来。而如果球迷在奏国歌期间集体上厕所也可能构成违法。而全国人大常范徐丽泰则表示对国歌进行二次创作将会违法。此外，警察可以先录影侮辱国歌的证据，在日后再逮捕「违法」人士。香港街上满怖监控镜头，这意味着言论警察和思想警察将会无处不在。

国歌法是近期政治镇压的其中一项措施，与国民教育互相连接，一方面以高压手段禁製巿民表达自由，另一方面软性地灌输爱国主义。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达致维稳的国策。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立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林郑萧规曹随　再推公屋私有化

针对现时基层劳动家庭水深火热的房屋问题，林郑第一份《施政报告》裏提出「绿置居」丶「货柜屋」等众多新名词的政策，但这些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所谓「绿置居」，就是将新建的出租公屋转为售卖予让现时居住于公屋或符合申请公屋的「绿表」人士，实际上是廉价版居屋。计划早于2015年梁振英时代试行，如今林郑提出将「绿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计划能够让公屋住户实现置业，继而腾出公屋单位，加快轮候人士上楼时间。这无疑是骗人的说话，政府以出售的「绿置居」取代本来用来出租的公营房屋，变相牺牲了可供轮候上楼的公屋数量，而总体资助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加上房委会收回腾空的公屋单位后，还原单位再编配，需要介乎5个月至超过3年时间，轮候时间只会不跌反增。

再者，「绿置居」更会助长私人市场的炒卖。虽然计划和居屋一样设有转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后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场，沦为炒楼工具。另外，施政报告亦提出以5个方向兴建过渡性房屋，当中包括具争议性的「良心劏房」，还有受人註目的「货柜屋」等，没有年轻人对此抱有期望。

地产商优先

施政报告中称预计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个新公屋单位转为「绿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预期2019/20年度仅落成13700个公屋单位，现推出「绿置居」后将不足一万。未计「绿置居」影响，2016-20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只有14400间，只及《长远房屋策略》每年兴建20000个公屋单位目标的68%。因此，公屋轮候时间过长的症结在于兴建量过低。

政府奉行「地产商优先」的资本主义原则，多年来实行公私营房屋6:4的僵化政策，确保足够土地优先满足私人投机市场，有剩馀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权，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土地规划，停止私人卖地丶充公囤积土地丶每年兴建五万间公屋丶实施租金管製，并将银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确保土地发展是以劳动者的需要为本，而非为财团的利润。

香港政府逼死基层长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连发生三宗疑因照料长期病患的亲人或长者而不堪重负所致的弑亲惨案。最近一宗发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长期照料患病母亲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弑母后跳楼重伤。此前亦有两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压下崩溃杀妻的惨剧，令人惊觉香港的长者及长期病患护理问题已极其严重。

与此同时，据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数字显示，香港60岁或以上年龄段的自杀率比欧美国家高出两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杀。

长者惨剧频生

同时，全港一共有超过十二万名独居长者，当中绝大部份为基层老人，经济能力薄弱，他们都是极需安老服务的群体。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养的长者，情况亦不容乐观，一旦患有长期疾病或行动不便，家人的照料压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惨剧为例，由于母亲患病，儿子已聘请两名外佣帮忙照料，惟仍然难以支撑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经济能力欠佳的基层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必然更为艰难。

究其原因，离不开经济压力与社会环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愿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长者失去可靠的经济来源，政府甚至丧心病狂得鼓励七十岁以上的长者重投劳动力市场，以推卸照顾退休人士的责任，同时无视病患长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务丶公营长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长者公共医疗服务都严重不足，宿位的轮候时间平均高达二十一甚至三十六个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长者在轮候宿位期间过身。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令青壮年劳动者难以承担照料长者的压力，低工资固然令供养长者感到吃力，而极高的工时亦大大加重了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压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务致使悲剧频生，但却为财团减免税项，林郑必须为香港每一宗长者惨案负上最大责任！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税，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费的全面安老服务，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并将银行收归民主公有。只有社会主义政策才能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司法复核故宫：政府假谘询也懒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将与北京故宫博物宫合作，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故宫博物馆。时任政务司司长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郑月娥，当时表明没有需要向公众作谘询，涉嫌违反了相关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连自己製订的法律也不去遵从，逃避公众谘询，担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办事，还是根本人治。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日后政府可以避开任何监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项目。因此我们决定司法复核，就政府部门在行政过程中违反法律和行为失当。」

「曾经我对香港司法製度充满信心，在1月5日入禀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来，我见到高院判决多宗司法复核案件，实在令人担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复核取消六名议员资格，根本是滥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释法更严重侵害香港法治。连多次提告政府的『长洲复核王』郭卓坚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资格。香港人是否还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并不是存有什么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无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弃这个平臺，申请复核丶配合街头抗争，也可引起香港和国际关註。我们不求什么理想结果，也不期望司法复核带来什么突破性进展，但希望国际上能引起关註。」

废除外劳「雇佣同住」，结束现代奴隶製！

最近有菲藉外劳提出司法复核，尝试推翻这条不公义的雇佣同住条例，至今审讯尚未结束。在审讯过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师的言论揭露了剥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则认为，若外佣不喜欢雇主或受到剥削，根本不会想为他工作，与是否与雇主同住无关。但事实上很多外佣根本没有选择权！余若海又强调，若雇主违反假期规定，外佣可以向劳工处投诉。然而，劳工处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钱和时间，很多人都没可能获得公平审讯。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这次司法抗争，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显被大力操控以打压，所以必须同时组织起外劳的抗议行动，包括游行和集会，同时争取本地工人阶级的支持以达致团结斗争，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压。

香港政府一直对34万名外籍家庭劳工奉行种族主义的劳工政策，而外劳「雇佣同住」就是其中一环。香港政府于2003通过法例，强製外佣必须与雇主同住。这是一项种族隔离的政策。政策只适用于来自东南亚的外籍家庭劳工，这是针对特定种族丶性别丶阶级的歧视。

香港向来房屋问题严重，居住环境大多狭窄。外佣被迫栖身雇主家中，往往没有足够居住空间及私隐。根据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组织「移民工牧民中心」对3000名外佣的调查发现，43%的外籍家庭劳工并没有自己独立栖身的房间。该调查揭露有许多外佣被迫睡在厨房丶地牢丶橱柜丶厕所丶储物室甚至阳臺或屋顶。报告还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佣并没有工作合约中所列明的床位。拥有独立房间的57%外劳，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间亦充当储物丶洗衣或安顿宠物的地方。

隐性的种族隔离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外劳「隔离」于社会，以免她们可以融入本地社区，加强本劳和外劳的连结。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劳使她们更难组织起来，形成工运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时间，断绝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联系工会的机会，工人没有议价能力，导致受到剥削丶侵犯丶虐待时无处可诉。2014年发生的印佣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续被虐超过8个月，中间没有放过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辞退送返印尼始被揭发。

外佣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随意控製工时，事实上外佣每天工时可以长达16小时！与此同时，法例虽然规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规定佣工必须限时前回家，令工人实际放休不足24小时，部分雇主甚至会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佣没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设施又严重不足，中环丶铜锣湾丶旺角等闹市外劳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这个政策所直接导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问题严重，租金高企，单纯废除外劳「雇佣同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外劳与本劳一样为港付出劳动，政府对于保障社会所有成员房屋需求责无旁贷。政府应取缔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佣，并且大量兴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这样外佣能免于雇主及仲介剥削，达致与本劳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将工人投入至家务工作丶托儿丶安老等公共社会服务中，免费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层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独享。

非民主产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劳外劳的共同敌人，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这个「现代奴隶製」。

外劳集会抗议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发起集会，到印尼领事馆外抗议印尼政府对外佣的新政策，并高呼「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等口号。印尼政府早前通过的新例，强製工人额外购买保险。印尼政府一直漠视在港外佣受到中介公司严重剥削的问题，亦没有改善外佣工资低丶长工时等问题。现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响应号召参与，并发言指出印尼政府与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吁本劳外劳团结抗争。

香港：外劳组织起来 捍卫自己的权利

香港有35万名外籍家务劳工，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尼和菲律宾。近年来，外劳及其支持者发起的本地劳工运动越来越有组织力，取得了可见的效果。她们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处境，但仍然受到「现代奴隶製」的压迫。违法滥收仲介费丶工作时间过长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隐私等问题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劳组织KOBUMI成立三周年。社会主行动的GW Jones参加了她们的庆祝活动，并采访了KOBUMI的负责人Umi Sudarto。

问：成立KOBUMI的目标是什么？

答：我们努力推进外劳议题。KOBUMI向那些与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发生冲突的外劳提供建议。另外我们也向印尼政府进行抗议，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劳的处境。

问：KOBUMI有哪些独特之处？为什么要组织自己的团体？

答：或许其他人认为我们特别，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像NGO那样依靠其他组织的资助。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外劳我们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学习和抗争。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少。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来组织和抗争，这对于外劳和KOBUMI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问：你认为外劳抗争在过去三年裏发展如何？

答：过去三年的状况是挺好的。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过去有许多外籍劳工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但现在她们正在学习。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加入组织，但她们愿意抗争，当中有些人会加入组织，这点非常重要，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吸引她们加入，从而一同抗争。但是即便她们不加入，我们也会支持她们的行动。

这是香港外劳运动良好的进步。香港政府已经提高了外劳工资[编者註：从10月开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这还远不够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尽管许多组织正在连结一起丶一同争取进步的改革，外劳的处境还没有真正改变。

问：你认为对于外劳来说，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答：对于外劳来说，特别是对于印尼外劳来说，印尼政府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对外劳的管製。 [编者註：外劳普遍受到雇佣仲介的剥削。仲介非法滥收费用，令外劳背上沉重债务。政府对仲介严重缺乏监管，而且处罚非常轻。]

而且必须要说的是，在印尼存在着侵占土地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外劳就是因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来到香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问：你可以谈谈你同社会主义行动的合作经历吗？

答：我非常感谢社会主义行动在许多方面对我们的支持。社会主义行动为我们提供了物资丶议题和知识。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会主义行动一起抗争时，我们的力量强化起来。我们看到了层面更广的议题，不只是外劳所面临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些更大的议题直接联系到外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谢谢你参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纪念和同我们的谈话。

所谓「初选」浪费了动员群众反威权的机会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考虑派出邓美晶作为代表参与2018年3月立法会补选初选，并一度与民主动力讨论初选製度及安排。然而经过连串讨论后，最后决定的初选机製相当不公平丶不民主，我们决定不会参与其中。我们之所以反对现今的初选机製，不是考虑到自己胜算的高低，而是顾及到整场民主斗争的利益。反威权运动本来可以运用初选及正式补选作为动员群众的平臺，并通过选举与群众讨论重建民主斗争丶反对政治打压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现今的初选机製白白浪费了这一机会。

目前初选正在进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运动支持者质疑，因而难以成为动员群众丶抵抗威权的平臺。这正是社会主义行动当初所担忧的地方。泛民主流大党令「初选」变为仪式，方便他们进行幕后谈判和政治分赃。

下文是社会主义行动对初选製度的批判。文章于11月中撰写，并在民主动力的内部会议传阅。现在我们决定将文章公开，促进对民主运动内部问题的辩论，以助重建一场具有内部民主的反威权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总体上支持非建製派尝试在选举协调上达致团结。在2018年3月的补选，显然极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抢夺议席。补选可以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臺，将群众反对威权统治的民意动员起来，与关註DQ事件的选民连结起来。目前这股力量潜藏待爆，但尚未被组织和释放出来。政府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企图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只是全面打压民主权利的其中一步。补选将会给予港人发声机会，表达为民主权利抗争的意愿。

然而，初选机製必须民主公平，所有参选人要有公平表达政纲的权利，让选民检验和对照各候选人的政纲，看清谁人的政策最能挑战政府丶捍卫民主权利。如果要为香港争取民主，那么民主运动的内部机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会主义行动有必要指出，现时的初选安排距离真正民主相当远。因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取消参与初选，而为了避免分薄反对派的选票而让建製派乘机夺得议席，暂时亦不考虑参选正式补选。

1) 所有初选候选人需要支付高达数万元的高昂费用，并且在补选前全数交付。这个门槛将会排除社会主义行动以及任何没有大额经费贊助的组织，让坐拥资源的旧政党具有优势。

2) 电话抽样调查根本就不是初选，而只是以初选为名的民调。这种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没有尝试接触基层反对派民选。国际上有哪个地方以电话调查作为初选办法呢？在全世界初选机製最先进的美国，各候选人在初选期间会进行广泛辩论，然后由选民到实体票站投票。我们当然不反对进行民调，但我们反对使用民调来选择代表民主运动的候选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压的运动要成功，民主斗争必须内部全面民主，并且立足于积极参与的基层人民之上。

3) 现在更有讨论到让区议员占最终计算结果十分之一比重。这是更为不民主的安排，犹如功能组别选举。我们反对间选，并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选安排极少提到公开论坛，如何让参选人辩论他们的理念，并给选民选择谁人可以代表他们击败建製对手。

有难民抗争成功　争回学费资助

Lawrence是一名难民，参与了社会主义行动在11月22日举行的抗议，反对学生资助办事处（学资处）拖延难民儿童的学费资助，令他们面临被迫辍学的威胁。Lawrence在抗议现场向学资处职员投诉，在一星期后迅即得到对方的回复，表示会归还他被拖欠的资助。今次行动的成功，证明集体行动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压，迫使其回应受压迫者的诉求。

他原是当地的农夫，因参与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离到香港成为难民。在港育有两名分别3岁和5岁女儿的 Lawrence 与伴侣一起住在长沙湾一个100呎左右的劏房单位内。由于难民并没有工作权利，生活非常拮据，只能靠微薄的资助过活。

Lawrence 的女儿在港出生，尽管香港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儿童有读书上学的权利，但种族歧视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饱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儿办理幼稚园的入学手续，同时向学资处申请资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处理。Lawrence告诉我们，他不断地致电处方，并曾8次到办事处要求回复，但处方一直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今次事件并非首次，Lawrence两名女儿在2016年被学资处欠交三个月的学费，至今还未成功追回。

由于没有缴交学费，幼稚园曾向Lawrence发出停学警告信，到9月时女儿被勒令停学。当他感到十分无助时，得悉社会主义行动举办抗议，他立即带同女儿上街。当日社会民主连线及数十名难民都团结一致参与行动。学资处回复及后，将会批出一整年的学费资助予Lawrence。

对于抗争换来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感谢社会主义行动等团体举办行动，令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难民仍然面对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贴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贴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费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够应付所需。」

然而，学资处贯彻政府的官僚作风，在回复中推卸责任予Lawrence，指他当初没有提供足够的文件，才导致申请被拖延。但Lawrence坚称一早已交齐文件，而抗议后学资处根本没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见政府部门不愿意坦承错误，态度嚣张！

Lawrence慨叹道：「政府的政策，令难民生活困苦，令我们更难组织正常的家庭。因我们经常要面对生活上的种种不公平和忧虑，例如学费丶交通费丶居住和生病求诊等。即使到医院求诊，医务人员都怀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处等的批准才可以使用服务。」

「如果难民有工作的权利，我希望用自己双手去支撑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没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儿可以在港工作，因为她们是以这裏为家的。」

Lawrence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团结所有受压迫者，挑战政府的官僚体製和种族歧视。

二零一八年

元旦万人上街　 反对威权统治

1月1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守护香港」元旦大游行由铜锣湾东角道出发，行至政府总部，抗议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压民主与民生。游行者沿途高喊「反对一地两检」丶「反对廿三恶法」丶「反财团垄断」等口号。在上个月阉割立法会后，林郑表示因近来游行人数减少而感鼓舞，态度极为嚣张；加上人大常委在游行前几天公布一地两检的安排，大力践踏香港仅馀的自治权，明显是为了展示中共权力。一万人上街，证明在雨伞运动后群众的怒火尚未熄灭。

游行由正在罢工的海丽邨清洁工人带头，而各大泛民政党都有上街。有游行者指责一地两检将为大陆公安在香港执法开先例，「今日西九，明日东九，后日全港九」。随后政府发言人将游行说成是「抗拒一国」。这显然是顺承中共的说法，将所有反抗独裁统治的行动解释为港独，从而为继续镇压提供藉口。

游行队伍抵达政府总部后，有数百名示威者进入公民广场，试图登上升旗臺，与警方发生冲突。林郑政府声称已重开公民广场，但对公众集会变得诸多限製，而且广场内仍有铁栏封锁，说明重开广场只是虚情假意。在林郑上臺后，政治打压来势汹汹，这个所谓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戏，骗不了多少人！

社会主义行动的标语为「今日决定一地两检　明日颁布廿三条　打倒中共专政」，以及「打倒威权统治　行动需要升级　建设罢课罢工运动」。我们亦在游行中宣传「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游行开始前，社会主义行动在铜锣湾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压。警察曾声称禁止所有团体在该位置进行街站宣传，比过往游行进一步收紧。军装警察包围我们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胁要清走我们的物资。我们同其他团体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压集会空间，最终成功迫使警察退让。

取消议员资格，修改议事规则，以及人大强行通过一地两检，都是在为廿三条立法铺路。中共的目的是彻底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和反对声音。如果让中共的阴谋得逞，林郑政府就更容易推行亲资政策丶兴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与财团进行利益输送，而全民退保丶规管工时和增建公屋等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就更难实现。

现时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会取消议员资格的补选夺回议席。阻止保皇党当选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过补选运动动员群众斗争，将之转化为重建反威权运动的平臺。现在必须重建民主运动，将行动升级，建设罢课罢工运动，才能打败中共专製统治和富豪独裁的资本主义製度。

海丽工人罢工　揭露又一外判丑闻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剥削性的私人服务提供商，使作为本港最受剥削的群体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洁工人受到打击。获得政府外判合约的民顺清洁公司一夜之间改头换面，以图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费。工人因而发起本港近年少见的罢工行动。

约20名海丽邨清洁工于12月27日开始罢工。这些工人原本受聘于民顺清洁公司。今年10月民顺的外判合约完结时，要求工人签署「自愿离职」的文件，并藉此文件拒绝支付遣散费。工人被告知假若他们拒绝「辞职」，他们会被调往其他地区工作，这对于本身生活于贫穷当中的工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额外交通费负担。

被「辞职」的工人被接替民顺的另一间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洁公司聘请，而新公司拒绝承担工人在民顺工作时所累积的长期服务金。这样工商清洁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们应得的巨额劳工保障。而工商清洁公司的新合约只将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体后来揭发新旧外判公司极可能是同一间公司。有线电视报导指民顺和工商清洁的办公室实为同一地点，而当记者到场采访时，工商清洁的职员匆匆以一块布遮着写有「民顺」的标示。

民顺公司自2008年获得海丽邨的外判合约，职工盟估计该公司拖欠工人高达$100万的遣散费。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网媒HKFP的采访，指其为民顺工作9年，现时月薪却只有$8,600。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费：「我不懂算那个数，他们也没曾告诉我，我感到被欺骗了。」

一向亲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强积金对冲的规定。过去老板们利用这个对冲机製来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来支付他们的法定遣散费，海丽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没有了对冲机製，越来越多的公司也会寻找类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费。

外判的骗局

政府房屋署亦难辞其咎。作为公共房屋的管理机构，房屋署负责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责任解决相关问题，但它却躲在外判製度背后，拒绝出面。

外判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一场骗局。政府丶官员丶政客们可以躲在背后，逃避责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纵容大财团。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于大地产商，导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对全世界最贵的住房租金。

同时，政府为满足财团利益而花费巨资推动大白象基建项目，却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削减开支，更利用民顺和工商清洁等私人外判公司来进一步剥削基层工人。

局部胜利

1月5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工人结束十日的罢工行动。资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资$1,200的遣散费。这比资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许多，不过仍然没有达到法定的金额。譬如，一名有9年年资工人的遣散费除掉强积金对冲后应得金额约为$14,000，但现在实际上却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额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资到每月$8,800。

这虽然并非是罢工工人的完全胜利，但可说是个重要的局部胜利。罢工行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获得社会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会间普遍对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怒。在今年有一万人参与的元旦大游行中，罢工工人受邀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

这次罢工可能会激发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争，反抗低薪及愈发糟糕的工作条件。要想准备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海丽清洁工所未做完的事：组织和建设活跃而民主的工会支部，确保工人自己会领导未来的斗争。

香港：北京操纵香港立法会补选

去年，六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今年三月将补选其中四个议席。独裁中共开始禁止泛民候选人参加立法会补选，令许多人的担忧变成事实。这是中国政府以逐步的政变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最新一步。

21岁的周庭是香港众誌的发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参加补选的资格。港岛的席位是去年众誌主席罗冠聪被取消议员资格之后出缺的。周庭如果参选，几乎一定可以胜出。3月11日补选的另外三个席位分别来自九龙西和新界东这两个直选选区，以及「建筑丶测量丶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香港立法会的70个席位有一半属于不民主的功能界别，功能界别的35名议员大多只从大企业和专业团体中选举产生。

罗冠聪等六名议员在立法会的「宣誓风波」中被取消议员资格。该六人反对中国政府打压香港民主权利，所以中国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后製定的一项规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够「真诚」，取消了他们的议员资格。事实上，宣誓就任时在誓词中加入「民主」和「普选」等字眼以示抗议，早已成为部分反对派议员的传统做法。

消灭「激进派」

去年，罗冠聪丶黄之锋以及另外14名民运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结罪」而入狱。当局是有计划地从各个方向同时夹击民主派，以图令香港的激进派无法再参选。因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狱超过三个月，五年内就不得参加选举。

其他激进民主派政党，也是政治打压的目标，，其中包括社民连。该组织成员被判入狱丶被取消参选资格，整个计划就是要阻止他们进入立法会。政府希望通过阻止激进民主派获取议席而得到宣传平臺和财政收入，并希望通过将其主要成员判监，就可以铲除立法会中的激进派团体，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温和」力量代表民主运动。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发布了一项声明，以周庭「不可能拥护」《基本法》和一国两製为由取消了她的参选资格，而「证据」则是2016年香港众誌要求「民主自决」的创党宣言。众誌和周庭否认呼吁民主自决等同于支持香港独立，而且他们事实上也曾多次与港独组织保持距离。但北京仍声称自决就是港独，所以同样「违反」《基本法》。事实上《基本法》并没有禁止呼吁独立，也声称保障言论自由。在传出周庭可能会被取消资格的消息之后，众誌修改了自己网站上的中文版政党简介，删除了「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的字眼。

许多人亦曾担心另一名泛民参选人姚松炎也会被禁止参选。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资格的六名议员之一。今次他报名参加九龙西补选，直到提名期结束前最后一个小时才被选举主任确认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资格的当天，「政治中立」的选举主任通过电邮向姚松炎提出四条问题，并告诉姚松炎他能否参选取决于他的回答。问题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会对于宣誓问题的释法（也就是说他是否认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认同臺湾独派政党时代力量所主张的「自主决定的权利」。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湾，出席时代力量举办的论坛。香港的选举法例并没有允许当局对候选人做这样的政治筛选。

1月29日，选举事务处允许姚松炎参选。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闸只是当局的策略，以营造政府只是依法办事的假象，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简单来说，在当局看来，众誌比姚松炎更危险，因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对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但并不一定），周庭/众誌被踢走之后激起反对声浪，法律界内部和国际媒体亦有反对声音，令当局不敢接连踢走两个人。

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不会禁止反对派参选，不论是「长毛」和刘小丽等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还是泛民头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压都代表政府在步步进逼：每次打压一步，然后停下来等待抗议平息，接着准备下一次打压。「长毛」和刘小丽失去的席位不会在三月进行补选，因为上诉庭尚未审理他们的案件。

选举操控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的Pasha说：「周庭（可能还有姚松炎）被禁止参选是当局操纵立法会选举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议员，令2016年立法会选举超过12%的选票沦为废票。当局如此操纵补选，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现在这个腐败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则香港决不会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未来的状况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立即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众誌发出声明称，「褫夺候选人资格，剥夺市民基本政治权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据……今次事件是中共对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当前政治打压的主要目标。他们曾越过保守丶犹豫的泛民政党和领导人，直接开启了雨伞运动。众誌的黄之锋因为在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法院禁止令，于上周再次被判监。他说政府已经在加强对反对派的箝製与打压：

「两年前主张港独才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但现时主张前途自决亦会遭取消资格。没有人知道北京是否会重新划定界线，令所有反对廿三条立法的泛民人士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黄之锋的警告。除非能够够建设起一场能够击退政治打压的抵抗运动，否则将来反对廿三条丶或者反对人大831决议及其确立的假普选框架的人也会被禁止参选。

步步为营的打压

当局在今次事件中的声明充斥着谎言。2016年，罗冠聪并没有因为众誌的创党宣言而被禁止参加立法会选举，还成为过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后来他只是因为所谓的「宣誓无效」才被逐出立法会。

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当局引入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参选人签署承诺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有三名参选人因为拒绝签署确认书而被取消资格。另有两人虽然签署了确认书，但因选举主任「不信纳他们实际上有意拥护《基本法》」，同样被取消了资格（与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辄）。这五人全都来自支持港独的本土派。当时当局正在试水温，所以打击目标只是一些边缘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选人还是得以参选。

如果当局在2016年时禁止众誌成员参加立法会选举，或者更广泛地清除「激进派」候选人（例如在当选之后被取消资格的那些人），就会引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进而导致建製派在选举遭遇大溃败。在那场选举中，反对派得票率从56%增加到将近60%，成为建製派20年来最严重的选举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组别才得以在立法会内维持40席对反对派的30席。我们当时就解释说，这样的选举结果明显是受到2014年雨伞运动的影响。

「群众行动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当局竭力想为政治打压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骗的人越来越少。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王松莲说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论点以支持其禠夺周庭参选资格的决定，仍无法掩盖背后的政治意图：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总部外抗议。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再次呼吁全港罢课罢工一天，只有这个武器才有足够的力量挑战日趋严厉的威权打压。上周，浸会大学300名师生抗议，反对校方将两名反对普通话考试製的学生强製停学。这批抗争的学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组织全港罢课，来引领整场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

周庭被踢走之后，民主党前成员区诺轩可能会代替她参选。但区诺轩同众誌没有联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场与众誌支持者也并不一致。可以说，众誌支持者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当局抛出一个又一个新的不民主规定以操纵选举，所踢走的不仅是激进反对派团体，还有支持这些团体的数十万选民。为了阻止建製派当选，这些团体被迫将自己席位和选民让给「温和」泛民，因为后者还没有被北京筛走，但是许多亲民主的选民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丶不支持这些「温和派」。

在2016年选举中，「激进派」得到了25%选票（56.7万票），当中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它们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千差万别（从温和左翼到极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独裁中共的威权统治方面比「温和派」更具战斗性。香港众誌等团体除了反对现在的威权统治之外，并没有很多其他的主张。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软弱丶缺乏斗誌的传统泛民政党让群众越来越失望。雨伞运动之后，由于没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让步，这种情绪更是进一步加重。

社会主义行动的Pasha说：「自雨伞运动之后，政府明显製定了一个策略。他们利用政治筛选丶取消资格丶政治检控和判监等一系列手法，企图拿走抗争路线的社运人士开刀，继而扼杀整个民主运动。这也是为重新推动廿三条立法做准备，从而将香港政治製度彻底『大陆化』。只有坚决的群众抗争，例如罢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阴谋。」

如何重建群众斗争？

自从这场威权打压攻势开始之后，泛民领导人只是在口头上抗议，而没有任何实际的反击行动。他们是在继续雨伞运动时的做法──当时他们一面勉强地表示「支持」雨伞运动，另一面提防「激进主义」丶想办法遏製运动。

泛民也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补选。尽管很明显当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纵选举结果，泛民却仍把补选当做一场普通的选举。当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参选人没能胜选（六个席位中有五个是建製派几乎不可能胜利的），也不能让这些席位落入「激进派」手裏。

因为选举主任是以香港众誌的政纲为由踢走周庭，所以实际上等同于整个众誌都被禁止参加选举。由于对局势缺乏清晰的认识，许多社运人士对此感到震惊。泛民花了诸多时间闭门讨论「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后备参选人，而不是去发动群众抗争，也没有警告人们补选受到操纵，而且这将成为未来立法会选举的「新常态」。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议员资格之后仅仅一周，我们就警告说，补选会被政府操控，所以尽管补选很重要，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斗争的主要或者唯一焦点：

「接下来的补选可以预计会是十分不民主的，当局会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再次参选，又或者让全部补选同时执行，令选情对建製派更为有利，使反对派更难在补选中扳回损失。」（中国劳工论坛，2017年7月21日）

实际指挥政治打压的独裁中共，不想看到补选推翻去年清洗立法会的成果，因为这会是令中国当局难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胜利的群众有可能向威权统治发起进一步挑战，例如反抗现在政府对大学校园民主权利的打压以及廿三条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对民主的打压，唯一的办法是建设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而且这场运动必须看清当前政製的真面目丶并得出必要的结论。雨伞运动尽管具有巨大的潜力最终却失败，是因为它一面倒迷信占领行动，好像单靠占领就足以打败中共独裁政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运动都没有就罢课罢工进行过认真讨论，例如从学生罢课开始，进而建设全港罢课罢工，要求这个非民选而且操控选举的政府下臺。

这场运动也需要提出以下诉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选举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现时不民主而且没有实权的立法会；组建为工人阶级丶也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政府，施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兴建可负担的公屋丶实行租金管製和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资，并彻底打破少数资产阶级富豪对香港经济的掌控。这样一场运动会像核爆一样撼动中国，鼓舞久经压迫的中国群众加入反抗威权统治的斗争，然后局势会彻底改变。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打压」是社会主义行动主力发起的一场运动，寻求国际上的工人和青年组织声援香港。去年10月，我们发起了全球22个城市的抗议行动，包括德国柏林丶斯裏兰卡科伦坡丶加拿大温哥华等，在国际层面上向中共施压。德国及爱尔兰的左翼国会议员，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国的工会领袖，以及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有网上联署，反对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打压，捍卫中港的民主权利。

立法会沦为人大

政府发动二度DQ，取消香港众誌周庭的参选资格。政权明显并非针对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杀在民主运动中走抗争路线的党派，只让与政权妥协的反对派作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伞运人士，其中包括两个抗争派组织（社民连和香港众誌）有望成为参选人的年轻人。统治阶级务求彻底消灭激进派的力量。因此，民主运动需要将行动升级，作出最有力的还击。

如果现在民主运动只是呼吁选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选人，是远远不足够的。因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于对立法会掌握更大的操控权。候选人参选的门槛将会继续提高，抗争和发声的空间将会越收越窄。所以，民主运动的策略不能被动，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为鞭策，重建反威权的民主斗争运动。

两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议「港独」的候选人参选，今天政府指控众誌主张「自决」即为「港独」，而阻止他们参选。日后他们可以指控任何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候选人都是颠复政权，而剥夺他们的参选资格！政府任意演泽是否「拥护基本法」的意思，今后任何反对廿三条立法丶反对国歌法丶反对八三一假普选，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开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拥护基本法」而被剥夺参选权。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资格的话，将会开了一个坏先例，让政府在下一轮补选中梁国雄和刘小丽也很可能会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罢课罢工

现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现在没有强而有力的反击行动的话，政治打压将会更为猖狂。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行动迫切需要升级。当务之急是要发起全港罢课一天，作为有力的行动挑战威权统治。前几天，浸会大学数百名学生游行，反对政治打压两名抗议普通话考试製度的同学，实际上也是反对威权统治的一环。浸大事件可以成为一个中心，其学生可以成为建设全港大罢课丶引领这场斗争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对取消参选人资格
●恢復六名议员职务
●释放所有政治犯
●反对廿三条恶法，打倒中共专政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打压」是社会主义行动主力发起的一场运动，寻求国际上的工人和社运组织声援香港。去年我们发起了全球22个城市的抗议行动，包括德国柏林丶斯裏兰卡科伦坡丶加拿大温哥华，在国际层面上向中共施压。德国及爱尔兰的左翼国会议员，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国的工会领袖，以及很多社会主义者都有网上联署，反对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打压，捍卫中港的民主权利。

文翠珊默许中共的政治打压

在访华的三日行程中，英国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权问题，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打压事件，以免将她的东道主置于尴尬境地。文翠珊这么做是跟随特朗普的脚步。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访中国。而且马克龙还送了一匹马给习近平。

受政府严密控製的中国媒体大肆报导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贊许她的「务实」，肯定她没有因为偏激人士的压力而涉入人权问题的「不实指控」。文翠珊访华的前几天，傀儡港府对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权利发动新一波打击。三位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加即将来临的立法会补选。这个补选是要填补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议员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众誌被禁止参选

被禁止参选的候选人之一周庭来自2016年刚成立的政党香港众誌。当局禁止她参选的理由，是该党宣言支持「自决」。这意味着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整个政党都被禁止参选。香港众誌的罗冠聪在2016年赢得了一个立法会席次，但他却在宣誓风波中与其他五名议员一起遭取消资格。

香港众誌秘书长黄之锋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文翠珊「利用与习皇帝共处的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权利，以免为时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选政府之恶的英国「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当（Ashdown）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党。

「黄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吁显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彷前任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口号强调说，英中关系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卡梅伦政府曾与中国签署大量巨额合同，让中国投资英国的核电丶铁路和伦敦金融部门。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调访问之后，中国问题专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却说两国关系更像处在「青铜时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义的中国媒体，非常乐于报导独裁中共如何「驯化」特朗普等外国领导人（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猛烈抨击中国）。

英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正剧烈地丧失权威。从技术上来说，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国际担保人之一，然而习近平在去年主权移交20周年访问香港时，直言这份联合声明「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英国首相办公室否认各界对于她与习近平会谈时未能提及香港问题的指责，并说两国领导人重申承诺落实香港的「一国两製」。这根本是外交废话！每一次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打压，都是以维护「一国两製」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种巧言令色的声明根本毫无意义，而文翠珊的访问团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国政府保持沉默

面对中共当局一连串限製香港民主权利丶剔除选举候选人丶推行新的镇压性法律丶和监禁反对派社运人士的动作，许多人都呼吁英国出来大声反对。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党裏一位关註香港政治的资深党员班尼迪克·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国政府对此只是发出敷衍了事的抗议。外交大臣鲍裏斯·强森（Boris Johnson）说，他正为此寻求「迫切的解释」。更让人看清英国政府的类似事件，是当香港书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国安人员绑架至内地，几周后在中国电视上重新露面并被迫「认罪」，英国政府对这位英国公民遭迫害几乎未有任何声音。包括李波在内的五名香港书商遭绑架，被中共用来在香港散布恐惧，和加强对批评独裁的媒体言论进行审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够加大镇压力度。这已经是25年来最严重的一波打压，而且中共没有遭到外国政府有力的施压。

文翠珊访华回国时吹嘘说，新签订的商业协定可以创造130亿美元的利益。显然，钞票比起人权才是首要考量，纵使这些利益加总起来根本不比以往可观。随文翠珊访华的有英国最大的商界领袖代表团。英国对中资的吸引力在脱欧公投后已经遭到重挫，因此稳定与中国专製政府的关系是文翠珊访华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与中国达成的其中一笔交易，是让豪车製造商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在中国开设二十几个展场，总价值8.5亿美元。这对买不起名车的普通中国群众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中国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买到最便宜的阿斯顿·马丁。

正确的定位

香港丶中国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运人士，还未充分意识到右派政客和政府并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们从未也绝不会为民主权利奋斗。真正的国际团结是来自各国工人丶青年丶反紧缩活动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权主义者丶反种族主义者和移民权倡议者，是来自与文翠珊和特朗普的亲财团政策进行斗争的群众。「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正是呼吁这些人声援香港的民主抗争。

为了抗议香港和中国的正发生的政治打压，我们需要国际施压。但我们的呼吁要找到正确的听众。

废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层工人组织起来

二月二十五日，由关註生活工资联盟、职工盟等多个团体发起反对改革游行，一行约70人由湾仔出发往政府总部，要求政府为外判工人订立生活工资、设立离职酬金、加强监管等诉求，社会主义行动亦派代表参与，表示团结反对外判製度。

游行上亦找到海丽邨清洁工人的踪影，他们率先透过罢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剥削并最后取得重要的胜利，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强而有力的方向。游行上喊起的口号包括「不要自愿离职」、「煞停不义外判」等。外判製度从2000年由政府带头引入，以价低者得的方法将服务承包出去，影响遍及各行各业，例如清洁、保安、物业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资、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为投得政府标书，以「围标」的违法手段一边压低价钱、一边「分身」保证赢得标书，形成一个庞大的外判集团，以剥削的手法压搾工人，但政府却视而不见。

在游行中访问了一名81岁的游叔，他当了清洁工人廿多年，亦是职工盟的理事。游叔曾经是领汇（现名为领展）其下的外判清洁工人，因为活跃于工会运动，向资方提出工人的诉求而被领汇针对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对外判製度需要团结，共同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他无悔投身于工会运动。「现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约$1,500-2,000左右。」游叔笑笑说。游叔现时在观塘工厂大厦做清洁，他指六、七年前还是全职时，月薪有$6,000-7,000。游叔虽然年事已大，但表明会继续工作，不会领取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因为他感到社会给予综援人士压力，他认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坚持继续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让公司逃避法律责任，更是资本家打压工人团结的手段。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必须要废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罢工将会鼓励更多工人起来反抗，我们支持工人加入工会、活化工会，团结斗争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层无处容身

香港连续第八年「荣获」世界最难负担房屋的称号！根据城市规划公司Demographia的一项研究，本港去年的楼价中位数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还要高。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费超过19年才能负担起一个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显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间，香港的楼价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经累积增加了4.3倍！

另一边，政府数字显示2016年全港有超过209,700人居住「劏房」。这些房间的人均居住空间只有57平方呎。而虽然劏房的住户往往是社会上最基层的人，但吊诡的是，这些劏房的呎租却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计升幅达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轮候上公屋的基层住户只能负担这些生活环境恶劣丶空间狭小的劏房。因此，业主只会将单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贵，来谋取最大利润。

「地产商优先」

面对基层的住屋悲歌，政府却根本无意解决问题。特首林郑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会处理楼价过高的问题，并承诺只会确保充足的土地供应以「满足市场需要」。这是彻彻底底的「地产商优先」政策，政府要确保土地是用来优先满足私人投机市场，而非民众实际的住屋需要。地产商购入土地后，为将每呎的利润最大化，往往只会兴建贵价而细小的豪宅。加上近年来拥有国家资本撑腰的中资发展商纷纷染指香港楼市，以及因内地经济不稳而逃逸到香港避险的中国资本源源不绝，令房屋市场不乏投机资金，导致楼价租金屡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价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只有14,400间，只及《长远房屋策略》每年兴建20,000个公屋单位目标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预期仅落成13,700个公屋单位，而林郑在去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绿置居」将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实际落成量将不足一万户。现时有近30万户人正在轮候公屋，上楼时间越排越长。

走马上任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揭发僭建丑闻，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个人首次置业名义购入豪宅，节省666万印花税！反映政府过去的所谓「辣招」，对有钱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总会有方法规避。完全体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

住屋是人权，不是商品，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实行租金管製丶大量兴建廉价公屋。只有将地产发展商及银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土地和城市发展，以停止私人卖地丶充公囤积土地，并确保土地发展是以劳动者的需要为本，而非为财团的利润。

访问难民劏房户　揭弃民住屋悲歌

Jenny是来自印尼的难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积只有150平方呎。Jenny认为最大问题是高昂的租金，令他们只能够负担起最恶劣的生活环境。

「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两年了。政府不允许我们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贴，仅仅能够负担起最差劣的劏房。单单是月租就已经是$4,800，还没有算上租金。我最讨厌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厕所就会漏水并会令整个房间水浸。另外，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暗丶通风差，还有一阵发霉的味道。我担心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的情绪有时会不太稳定，可能是居住环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够给予难民工作权，让我们自力更新谋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们可以获得公共房屋，让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环境下成长。」

议事规则进一步收紧　立法会再被阉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议员被政府强行剥夺议员席位之机，于立法会内提出修改议事规则，以冀进一步收窄议员议事权力，杜绝激进派「拉布」的空间。

具体上，这次修订将法定开会人数由35人下调至20人，避免建製派议员缺席而造成流会，意味着日后政府的议案将可以在「绝对少数」（11票）的情况下得到通过，整个立法会只沦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机构。同时是次修改亦将提请成立专责委员会跟进事项的人数由20人上调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虚设的监察权力！其他还有限製议员发言和限製议案修订动议数量等。议员日后在立法会内几乎只有两种选择：支持政府，或者被驱逐出会议厅。

建製派本来打算在二月进一步扩大「剪布」行动，包括阻止议员在财委会提出临时动议丶不许议员动议休会。此外，建製派企图让更多项目在小组讨论后就可直接通过，绕过财委会的大会投票程序。在项大白象基建的拨款议案中，财委会的大会过往是动员群众斗争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杀这个抗争空间。但由于惧怕群众抗争的压力会爆发，加在立法会补选在即，建製派暂时收回这些辣招。

如此一来，香港便为日后的恶法和利益输送铺平了大道，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丶《国歌法》丶廿三条《国家安全法》等等，在议会上的预期阻力将变得极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议员呈请要求讨论一地两检就未能通过，足见议会被阉割的恶果。立法会主席权力膨胀，动辄可製止议员发言质询，甚至直接将议员驱逐。天价大白象工程的造价与拨款亦将难以被监察，相当于大开公帑金库让财团抢掠。

与之相对的是，本已举步维艰的亲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标准工时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议题将变得更为遥遥无期。建製派如今却可以反过来利用议事手段阻挠议案提交讨论和表决，使他们的立场难以曝露于公众面前。

面对即将来势汹汹的恶法，必须加紧组织起群众力量，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群众组织，以街头斗争对抗独裁政府。

一地两检进一步摧毁仅余的民主权利

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宣布决定一地两检的安排，进一步摧毁香港仅余的民主权利。当中更明列，香港高铁站需要将部份区域划作「内地口岸区」，区内被视为中国内地，并由中国大陆政府全权管辖丶实行内地法律。

在此前的讨论争议的焦点，无论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对派，都是围绕着一地两检落实的法理基础，也就是如何使一地两检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当时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并由中央政府授权港府「权力」，自愿让出西九总站的部分范围予北京来实行一地两检！

港府本来引用《基本法》来合理化一地两检，但却徒劳无功，因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连此策略也不接纳，改为由人大在不经过符合现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决定。反映北京当局对于专製打压的想头，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远。这次进一步冲击《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资产阶级所吹嘘的「法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更直言，常委会决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简单说人大一地两检决议由什么法律基础。

本刊早前警告过，一地两检乃「屠城木马」，打开了先例让专製的法律在香港实施，当局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其管辖范围，逐步侵蚀香港仅有的自治权和民主权利。未来北京可以照办煮碗，包括二十三条丶国安法等更多恶法，将同样可以人大之名强行于香港落实。显然，一地两检并非当局个别的政策，而是一连串政治打压的其中一环。专製当局的打压并不会自动就会停止的，劳动大众当团结一致，重建群众抗争力量，抵抗当局每一个的进攻。

威权政府内部必有危机

林郑政府不断发动政治打压，今年以来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及推行一地两检，进一步操控立法会和法庭。威权政府看似来势汹汹，但政权内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稳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压必然会累积民怨，长远造成群众怒火爆发。此外政府内部也因为郑若骅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机，甚至不排除她会下臺。林郑原本想将受人痛恨的袁国强卸任，换上政治色彩没有那么浓厚的郑若骅。岂料她上任爆出僭建丑闻后，旋即造成大灾难。连部分建製派政客都与她保持距离。因此现时不是政府全力进攻的时机。无论郑若骅最后是否被迫下臺，对政府来说都已是一个挫败。

双学三子上诉得直

林郑政府在现今阶段未能全面作出进攻，希望先加强对法庭与议会的控製，为未来进一步的政治打压作准备。双学三子因为2014年9月26日冲击公民广场，受到警察暴力打压而引发广泛同情，最终使雨伞运动爆发。律政司为了穷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复核，一度将双学三子判监几个月。现今他们上诉成功而被释放，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而且令局势更加復杂。同时，法官判决中会加强对「非法集结罪」的检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经向法官建议，可考虑三人立即获释，从中可见律政司受到压力。虽然三名政治犯被释放可说是一场胜利，但法庭承认日后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认为新的指引不适用于今次案件。这意味着「非法集结罪」的刑期日后会加重。此外，法官将冲入公民广场的行动荒谬地定性为「暴力」。

法庭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别，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资产阶级，他们希望维护港英时期的法治稳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传统的法律製度最能保护他们的利润和权力；另一派代表中共专製对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击，包括发表「特首地位凌驾于三权」言论，并且批评司法复核被滥用来挑战政府。

建製派出现分裂

近五年以来，大律师公会主席均由亲中代表担任。但最近，鲜明反对「一地两检」的戴启思当选为大律师公会主席，明显是因为中共大力践踏《基本法》引发反弹，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戴启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温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发动的权斗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为所欲为地利用法庭惩罚政治犯。

在习近平全面集权丶空前独裁的情况下，中共对香港发动猛烈的政治打压。而由于香港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相比中央更清楚无止境的打压必然引起反弹，但又不得不顺从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决定一地两检以及推动国歌法都清楚看到这样。所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会造成统治不稳。历史上独裁政权的镇压都不能无止境强化下去，必然会造成统治机器分裂，引爆大规模群众斗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寄望某一派统治精英会出来捍卫民主权利或者结束镇压。现在建製派的内部分裂是群众压力造成的，这说明我们需要将抵抗运动升级，发起更有力的群众斗争。

香港：百人参与国际妇女节游行

3月4日，大约一百名民众参与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行动由社会主义行动及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发起，并有包括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联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连、难民联会等团体参加。

参与的妇女和民众亦来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宾、泰国、美国、苏格兰等等，有本地妇女、有外劳、也有难民，可谓是真正意义的国际主义行动。

参与人士首先于铜锣湾闹市举行集会，然后游行至印尼领事馆递交抗议信，之后再游行至时代广场。游行队伍出发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压迫妇女的锁链。

活动期间，示威者不断高叫「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等口号。

KOBUMI代表Umi则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对待外劳的不义政策，她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和仲介公司，并直接雇用外劳。

另外， 社会主义行动代表Jaco在集会团体发言时指出，去年全球妇权运动得着#metoo运动而变得更强大，世界各地的妇女站出来抗争。

香港的运动就是要作为这个国际浪潮的一部分，连结本地妇女的抗争，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父权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团体提出关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贩卖、捍卫女性身体自主、要求落实公共托儿服务及全民退保等议题。

很庆幸职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动发言。但职工盟对今次游行的态度却颇为。职工盟在起初游行时态度正面，亦有份计划活动，但在游行前几天突然拒绝为游行声明背面及成为合办团体。很可惜，本地工会错失了串联本劳外劳、连结国际女权运动的机会。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游行，是社会主义行动迄今所组织最大规模的妇女节行动，亦是香港唯一一个不分国族、性别团结抗争的妇女节游行，写下了香港女权行动的重要一页。

「#MeToo」运动带出妇女压迫

全球「#MeToo」运动爆发之初，焦点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体上爆料，但现在已扩展至无数平民女性要组织起来反击。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会是历来最大规模，多国都会举行游行甚至罢工。统治阶级通过物化女性和性别歧视榨取利润，现在他们害怕全球女权运动会强化群众斗争，挑战经济剥削丶紧缩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运动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栏运动员吕丽瑶亦受其启发，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自己被教练性侵的经历。事件使警方也在压力嫌疑犯作出检控，可是网路上却有很多人质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动机，又审问她为何不报警。女权运动要挑战这种植根于父权製度的「责备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经济上仍然受到压迫。根据乐施会2016年的《香港妇女贫穷状况报告》，每6名妇女，就有1人贫穷，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这差距在贫穷住户中是最明显的。贫穷妇女工时长，又要照顾家庭，往往要从事散工丶兼职。政府的公共托儿服务和女性庇护所又严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发生时，女性往往没有经济独立能力而只可以继续哑忍。性暴力文化与经济压迫是连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视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团结斗争，打破父权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

九巴司机抗争反对资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财团剥削工人惨案！九龙巴士公司的司机工人不满资方的薪酬调整方案，以及公司长久以来漠视工人权益，发起罢驶工业行动。

事件起源

九巴车长长年以来薪资低丶工时长。2004年其后入职的月薪製车长，基本底薪只有约1.1万元，更被取消底薪双粮，与旧製度的日薪司机同工不同酬。而本来应该属于薪资一部分的评核奖金亦或会遭扣减。因此许多司机需要不断加班工作才能煳口，令每更工时往往长达12-14小时。另一方面，九巴集团去年盈利就达到6亿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于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职车长的月薪增至1.5万元。不过，这其实是在搬弄数字游戏，因为公司同时取消了过去将两项合共约4千元的「安全奖」及「服务奖」，所以新工资实际上只是将原本奖励金并入底薪。对于那些工作表现良好丶过去获得奖励金的大多数司机来说，却反而没有加薪，可谓十分讽刺。

虽然公司并称增加底薪亦会提升司机的加班工资，补水时薪将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对车长有利，但这变相强迫超时工作，除非车长愿意加班，否则整体月入实际并无增长。

罢驶行动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别组成了6个工会和组织，但一直以来，九巴公司只承认两个建製派工会，包括隶属工联会的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以及隶属工团的九龙巴士职工总会。这次薪酬调整方案亦是得到两工会支持的，而资方则拒绝接触其他工会。另外三个工会分别是，隶属于泛民职工盟的九巴员工协会丶由职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职员权益工会以及独立的九巴雇员工会。

资方的剥削与无视，引起许多前线司机的不满。独立的九巴雇员工会于23日发起示威，要求将薪金调整至1.8万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职九巴司机组成「月薪车长大联盟」（大联盟），着手讨论发动工业行动，将行动升级。

至24日，公司没有回应工人要求，月薪车长大联盟于当晚8时发起半小时的罢驶工业行动，并提出三项诉求：取消评核机製并发放每年1.2万元勤工奖丶教育市民正确的乘车礼仪，以及製定政策时加入基层员工声音。唯当晚参与罢驶的司机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重要一步。

不过，资方摆出强硬立场，更威胁将参与行动的司机进行「严厉纪律处分」。罢驶行动期间，公司人员登上停驶巴士，赶走司机并另派车长驶走巴士。翌日，大联盟发起人叶蔚琳更遭公司「留厂」停工对待。事件亦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

26日，大联盟数十名司机到九龙湾九巴车厂外留守抗议，要求公司与联盟对话，否则会将行动升级。及后公司态度软化，并于当天晚上与大联盟代表会议。会后公司答应「考虑」大联盟的三大诉求，叶蔚琳认为达到初步成功，宣布暂停所有工业行动。

建立战斗性工会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联会及建製派工会领导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没有支持工人抗争，更恶言攻击罢工工人，汽总九巴分会副主任黎兆聪指工人「白痴」，而九巴职工总会理事长黄醒祥更谓行动「骑劫公司」及比喻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会虽然没有攻击行动，但也没有动员参与这次抗争，令这次抗争未能达到最强大的效果。职工盟属会九巴员工协会亦摆出「不支持丶不反对」的消极态度，失去了一次壮大工人抗争的机会。虽然职工盟对于今次罢工准备不足的批评有其正确之处，但如果是一个战斗性的工会，必然会尽量参与其中并提供正确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极态度。

司机工人站出来发起罢工争取劳工权益，各工会理应支持并参与介入。发起工业行动的大联盟在罢驶行动的时候只是个刚刚成立了4天的网上群组，但已经对资方造成压力，足见工人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是次罢工。资方只是做出口头上的「承诺」，工人还未有赢得实质改善，同时更要严防公司对抗争工人秋后算帐。可见，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民主的战斗性工会，将现时四分五裂的巴士工运统一起来，有组织地持续进行抗争，并连结各界工人反对长工时丶私有化的斗争才能胜利。

九巴出尔反尔 解雇四名罢工车长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于上月底参加罢驶行动的车长，其中包括「月薪车长大联盟」召集人叶蔚琳及其丈夫刘卓恒。刘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却只被补偿7日的工资。叶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并拒绝签收解雇通知书以示抗议。

九巴声称罢驶行动「对乘客安全构成威胁，亦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产生危险」，因而将四人解雇，但这显然是在报復罢工司机丶企图让其他司机工人不敢再发动抗争的藉口。自罢工结束以来，九巴一直安排让叶蔚琳「留厂休息」，实际就是变相处分。而且「月薪车长大联盟」已打算正式註册为工会，九巴此时解雇大联盟召集人，无疑也为了打压工会发展。

工党指责九巴公司一错再错，不单不愿意正视车祸问题，反而向提出建议的员工进行灭声。而建製派的九巴职工总会理事长黄醒祥则继续站在资方一边，为解雇决定背书。

今晚九巴荔枝角车厂举行集会，声援被解雇的车长，抗议九巴打压罢工司机和工会，社会主义行动亦到场声援。我们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决定，并呼吁所有九巴司机工人一同反击资方的打压。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无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诺」，而是想要拖延时间，踢走敢于抗争的司机工人，所以司机工人必须要有一个团结丶民主的战斗性工会，才能实现抗争的胜利。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报告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是由社会主义行动和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发起的。现时，声援香港民主斗争的国际行动正在广泛地传播开去。

「全球声援香港」的联署信翻译了10种不同语言，联署者包括英国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会领袖。联署信写道：「审判将会陆续有来，判刑可能会更严苛，只是为了服务中共的利益， 摧毁香港过去艰难争得的民主权利。 而且中国当局在内地的打压也是自八九民运以来最严厉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内，德国左翼党的五名国会议员已经联署，，另外亦有六名爱尔兰国会议员签署。

「全球声援香港」运动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举办会议，让人们了解香港现在的政治打压。去年10月，全球22个城巿举行声援香港的抗议，未来数月将会继续有声援行动。

陈茂波下臺！预算案劫贫济富

林郑月娥政府发表第一份财政预算案，今年财政盈余创下1380亿的纪录，财政储备将超过一万亿。但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继续劫贫济富，惹起群众极大的愤怒。港大民研计划进行的民调显示，预算案评分仅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纪录以来新低。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纾困措施「加码」至515亿，但大部分都是优惠高收入人士及业主的。退差饷的开支达至178亿，每个物业获退高达1万元，即拥有越多物业的业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剧贫富悬殊。在上个年度，获派糖最多的10名业主，平均每名获退差饷1千2百多万元！今年这个数字必然更加夸张。预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税，上限由以往的2万元提升至3万元，但全港超过200万名收入低到无需纳税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优惠，获得退税3万元的仅是极少数的年薪过百万人士。

基层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谓扶贫只是一次性津贴，例如发放额外2个月的综缓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贴，完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房屋丶教育丶医疗丶退休保障此类长远计划完全没有改进。香港极端新自由主义之下，要领取上述社会保障都门槛极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综缓的低收者「N无人士」，他们当中很多在职贫穷人士。但预算案中发放给N无人士的津贴仅约6.5亿。最可笑的是，预算案拨款3亿予海洋公园，派发一万张入场券予中小学生，即每张入场券花费纳税人3万元。这不是利益输送又是什么！

由于民怨沸腾，加上三月补选在即，连建製派为了争取民意也在口头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钱」，而叶刘淑仪亦批评。当然他们并不会支持对抗财团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们最后也会在预算案投贊成票。

预算案为创新科技预留至少500亿元，其中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已占达200亿元，另外100亿拨款予科技园公司。大部分开支将用于土地平整丶基础设施等，似是建筑项目远多于科研发展。

公共服务不足

公立医疗系统几近「逼爆」，不但前线医护造成极大压力，亦令轮候时间不断增加。现是各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到110- 130%。政府投放资源在公立医疗占香港GDP的总值只有2.8%，远低于其他富裕欧洲国家如德国丶瑞士等超过10%。政府不愿大幅提高公立医院开支，而是推动自愿医保计划，企图用公帑补贴私人保险业，并将更多人推向私人医疗市场，让资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润。

面对着安老院舍问题，政府只拨款增加593个宿位，但目前有4万人正轮候宿位，轮候时间平均高达二十一甚至三十六个月。在这个杯水车薪的情况下，每年有约6千名长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连续第 8 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楼价地区。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业。但政府拒绝增建公屋，今年林郑曾经一度提出「公屋封顶」，但因为民情反弹而被迫收回言论。现在政府推动的「绿置居」计划就要进一步将公屋推入私人市场。

港府希望配合中国金融资本和中共的海外扩张计划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预算案亦特别强调推动债市发展，推动吸引内地财团的绿债，以及「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配合大湾区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危机底下，香港作为中国金融资本输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财金政策将会更加容许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郑力推帮助中资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权」，因此将会加强对劳动群众的资本剥削。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今年预算案，要求陈茂波下臺。我们不能寄望资本主义政府会还富于民，需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我们主张大幅增加医疗及教育开支，每年兴建公屋五万间，实施租务管製，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废除强积金，向富人征收重税。为了打破财团对经济的操控，必须要将发展商及银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劳动群众享有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

大埔车祸不是意外　而是财团凶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发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伤，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乘车安全的问题。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运输署一直以来漠视巴士工会的诉求。九巴为求节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机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机长期面对人手不足丶工时过长（可达每日14小时）丶工资过低等问题。而运输署为保障财团利益，纵容九巴公司剥削员工的安排，接二连三酿成惨剧。

九巴雇员工会的主席郭誌诚质疑九巴在去年取得专营权后，开始有大量节省成本的措施，例如节省维修成本和改装巴士安全装置，变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发生后，运输署修订巴士车长工时指引，名义上缩减每日驾驶时间至10小时，但却容许特别更车长每日最长工作14小时，被巴士业职工会联盟主席林锦标批评为「大倒退兼开坏先例」。新巴职工会会长钟松辉向《苹果日报》表示：「佢哋系玩弄数字……朝早繁忙时间做几个钟，放工繁忙时间又做几个钟，中间嗰段时间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个钟瞓觉钱」。

此外，九巴威胁解雇209名兼职车长，企图以他们作为代罪羔羊逃避责任。及后公司要求他们全部转为全职，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时，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没有改善工时问题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对车长的培训，根本不会解决驾驶危险问题。

今次车祸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为追求利润而造成的凶案。这是私人财团管理公共交通的恶果。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车长抗争改善待遇，并且要将九巴民主公营化，交由车长民主控製。

访问两位东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数十名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反对大搞利益输送的东北发展规划，上年律政司对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权统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案件其中两人，郭耀昌及严敏华，了解一下这名抗争者对案件和社会的看法。

记：你对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参与社会运动多年，对入狱都已有心理准备，亦很快地适应监狱生活，影响都只是我自己学音乐丶和去日本听音乐会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现在仍是上诉阶段，法庭会否减刑，或像「双学三子」一样可以维持原审判刑，存在着很多未知之数，因为其实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词，就知道这案明显是政治打压。但对我们13名抗争者来说，加刑至13个月这结果当然是十分差，因为反东北案本身是反对政府利益输送丶破坏村民家园等等，但政府却是要惩罚我们，政府是要向公众表达抗争的代价是十分严重。

记：你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看法？

郭：其实我们抗争者就是明白到透过立法会抵抗政府的恶法并没有作用，因为存在着分组点票和功能组别这不公平的製度。泛民常说要守着「关键议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劳的，所以主要的抗争仍然在议会外，动员巿民向议会内的议员施加压力。对于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就正如我所说一样，大体上我是支持泛民赢回议席，但始终依靠立法会议席是不能改变些什么的。

记：对于现时贫富悬殊越来越剧烈，或社会普遍士气低落，你有什么看法？

郭：这与媒体的报导有很大的关系，现时媒体由大财团垄断，对事件的报导并不公正，例如无线电视的偏颇报导，只集中对于抗争者的冲击行动上，而选择性地忽略背后的内容和动机。

我们应该要重新反思旧製度。一直以来的抗争都是被动的，由政府主动打击巿民权利，然后巿民动员起来反击，但我认为要真正改变，就更需要主动地出击，从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对我们自身的束缚。

严敏华同样是反东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监13个月，至2月7日暂时被保释，等候终审法院开庭上诉。

记：你对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严：现时法官立场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铁马撞爆政府建筑物，有保安受伤，因此指控我们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吓性惩罚。政府现时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蝉效应，提高抗争者的成本。今后公民抗命的代价是以月计的监禁，不再是社会服务令。律政司的加刑，臺湾的讲法叫「司法追杀」，与中共对敌人的打击手法是同一套路。

记：监仓内的生活是如何？

罗湖监狱有三个不同部分，一个叫主翼，囚禁不吸烟人士，另外有东翼及西翼，囚禁吸烟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惯犯。主翼的规训更严格。

监狱声称饮食很有营养，但食物都经过大量加热，例如炸鱼丶烚菜，营养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样，不能吸引足够营养，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洁职员恤衫。

监房夏天很炎热，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觉地方试过只有2度，说话时口会喷烟。环境是严酷的，但习惯了就不算什么。裏面有公家报纸看，包括大公丶文汇丶南早丶明报丶星岛。但环境嘈杂，难以专心看书丶看报纸。我通过无线电视看到新闻，外面的抗议对自己都算有点支持，总算窝心。

记：入狱对你生活有何影响？

现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诉期间只能做兼职。我经济状况不算困难，坐牢其实不用花钱，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万元的经济支援给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担心我。我现在于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说他的国家与大陆一样也陷于独裁，总统由儿子继承，最近出现反政府暴动。因此我不用说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始终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轻举妄动而令人担心。

问到敏华对港人有什么寄语，她说到：「不要问别人可以付出多少，问问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轮全球声援香港抗议日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正计划在5月4日星期五，举行全球抗议活动。中国劳工论坛呼吁全世界的读者参加抗议，一同反对香港和中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压迫。可以在运动的网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运动所需的材料。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是于去年10月发起的，当时全球22个城市举行了抗议。它明确地以争取左翼活动者和工人组织的支持为目标，并解释了资产阶级政客和右翼与中共政权存在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他们也在本国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们不会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国群众的民主权利。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取消任期限製时，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示了贊许，并在一场集会上公然说：「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试试！」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运动的联署表上签名。最新的联署人有作家及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于2016年被中共当局以编造的罪名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丶以及丹麦红绿联盟国会议员和外交事务发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爱尔兰和德国的国会议员，以及巴西丶英国和南非知名工会会员在联署表上签名。

今年五月的国际抗议，是要反对香港政府操控选举丶禁止民主派候选人和政党参选丶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丶以及为了强迫人们服从中共专政而新出臺的压迫性法律。

反习近平抗议

这场全球抗议，同时也是为了声援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华人抗议者，他们以出人意料的勇气反对习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取消任期限製将中国中共政权从「一党独裁」转变为「一人独裁」。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在校园裏张贴了许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习近平」的海报。这些海报是在晚上张贴的，而且学生戴着口罩，以免回国后遭到政治报復。在中国，尽管政府大肆审查网络言论，并屏蔽了30多个社交媒体关键词（例如「修宪」丶「吾皇」和「1984」），但还是出现了大批反对习近平集权的帖文。中共政权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反弹。

继去年中共十九大巩固了习近平对于政权的掌控之后，今年3月17日，中国的橡皮图章伪议会全国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主席任期。习近平实现了他的高压统治，是通过打着「反贪腐」的旗号推进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同时强化国家镇压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和个人崇拜丶并提出越来越民族主义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习近平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亿万富翁。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后，中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两倍多（2012年有251人，现在有819人），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导，中共政权对于批评者的打压已经达到「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最严重的程度」。随着习近平延续他的统治，镇压很可能会继续升级。

香港的政治打压

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径。政府通过清洗立法会丶操控选举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来踢走和恐吓泛民议员，并利用这种被「阉割」过的立法会以及媒体和法庭来打压民主抗争。

现在有超过四十件针对雨伞运动（2014年长达11个星期的群众占领运动）着名活动者的诉讼正等待过堂。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扰」。如果法院判决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狱21年。2017年，16名年轻社运人士因「非法集会」被监禁长达13个月。这也是几十年来香港首度出现政治犯。

新的国歌法即将颁布，「不尊重」中国国歌的香港公民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像这样的严厉立法当然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年轻人的独立和反中情绪。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犹豫具体什么时间重启廿三条国安立法，他们担心再次爆发2003年推动立法时那样猛烈的反抗。

廿三条

但是「习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压。即使没有廿三条，香港的民主空间也在急剧缩小，最近那些主张香港「自决」的人被禁止参加立法会补选。

泛民派候选人在此次补选中遭遇挫败。他们失去了原本预期会赢回来的一个席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闻封锁（整个选战期间没有举办过任何一次民意调查）丶刚刚好有利于建製派政党的低投票率（建製派打选战并非真正基于政治，而是基于庞大的动员机器）丶社区资源和贿选（由中共和香港的亿万富翁提供资金）。

但关键的是，还有很大比例的人放弃投票。这意味着一些青年和工人不愿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们并未指引一条道路来反击当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击丶和伴随而来的政府紧缩政策和亲财团政策。

新一波的打压

自3月份泛民补选失利以来，亲北京的建製派阵营高兴得飘飘然。泛民没有在竞选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压民主权利的本质，也没有揭露政府如何通过打压民主来推行凶恶的资产阶级政策，导致富人愈富丶穷人愈穷。亲北京的民建联前领导人丶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忠的一次公开讲话表明，他们计划要加剧政治镇压的强度。在民主人士在补选中失势之后，谭耀忠呼吁，应对香港选举的候选人进行更严格的政治审查，禁止任何呼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人参选。

泛民主党派最明显的反应不是发动强烈的反击，却是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来参选资格。「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强调，只有群众反抗运动才能击败当前的镇压攻势。这是国际上无数次反专製斗争的教训。

海外中国留学生张贴反习近平的海报和在twitter社群网站上发起反对习近平的运动，说明中国青年的抗议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是表明情势正在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誌，也是在中国和香港建设团结的反威权斗争的机会。

5月4日在中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是191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周年纪念。这场运动要求民主丶反对帝国主义丶并反对保守派集团的统治，因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时的愿望。「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进行独立政治行动的开端。

《国歌法》製造恐怖气氛 箝製言论空间

政府公布的《国歌条例草案》指当奏唱国歌时，参与及出席者必须肃立庄重，违反者会被视为侮辱国歌，并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罚款5万元，改动歌词亦有机会被视为歪曲贬损而被检控，但何谓庄重和贬损实属主观，法例界线模煳不清会致使执法者随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执法，变成侵害言论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製派政客经常以「中国有中国国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国」为藉口竭力反对港人争取民主及普选权利。但现在订立国歌法时，他们却又指外国也有国歌法，因此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事实上，在美国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国歌时的指引，而没有任何罚则。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违反国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别只有1个月和半年，远远低于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将国歌法纳入中小学教育，显然是洗脑教育的一部分，更将白色恐怖渗入校园。连建製派的教师工会教联会也似乎感到恐慌。该会建议学校减少校内奏唱国歌的次数，以免有学生因贬损国歌而要负刑责。本来强迫学生爱国，却实在相当可笑！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于特首林郑月娥就职礼时，曾发表涉及「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言论。及后林郑提出2018/19年度中国历史要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显会控製和审查教材，分拆和渗透「国民教育」于学生课程内，使课程紧随中共的政治路线。最近，教育局要求删去历史教科书内关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权移交内地」和「中国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辞不恰当。学生需要组织起来抵抗洗脑教育！

《国歌法》下，言论自由势必再受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抵抗中共的民族主义攻势，彻底反对《国歌法》，反对推行国民教育，支持废除《国旗法》。

中共攻击戴耀廷　打压言论自由

统治阵营打港独是为廿三条立法造势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製派政客大肆攻击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独，企图分裂国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臺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在臺北举办的论坛时，表示「中国现在的专製政权有一天会结束，中国必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实现民主普选，并且可以实现『人民自决』。港人届时可考虑是否成立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群组成联邦或邦联。」

统治阵营将戴耀廷的言论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调向传媒发声明，谴责戴耀廷违反基本法及企图分裂国家。何君尧丶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甚至诬蔑戴「勾结外部势力」丶「分裂国家」及「危害国家安全」，并指必须对他作出检控及逐出校园。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指，尽管香港尚无港独入刑的先例，但并不等于现行法律规章无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两百章「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煽动条例。过往煽动条例只是针对暴力或武装行动，现今更用来打压发表政见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条立法之前，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廿三条般的严刑峻法。

戴耀廷在脸书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纵及拍摄，并怀疑是国安所为。他表明如果自己现身澳门或大陆，必然不是自愿回去，意味着他是忧虑自己会被国安绑架，成为下一个铜锣湾书店五子。鉴于政权过往几年来的打压行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温和泛民派

戴耀廷并不是港独支持者。在2014年占领运动爆发前他一直希望拖延运动的发生丶局限运动的规模。在雨伞运动爆发后他不得不尾随群众，同时希望尽快可以结束运动。他的政治立场是温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会主义行动与戴耀廷在政治立场上有很多分歧，但我们捍卫他的发言权。我们也不认同他在臺湾论坛对争取中国民主的看法。因为戴暗示专製政权倒臺是「自动到来」的过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会倒臺。可惜他无视了群众斗争在当中发挥的作用，他的看法是违反历史规律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知，专製政权不会自然消失，而需要群众斗争打倒它的。

现时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议或讨论港独。即使是建製派亦对于禁止讨论港独的界线出现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现已成为中共鹰犬的汤家骅紧跟《人民日报》的论调，指可以用煽动罪调查戴耀廷。过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指，即使根据03年的基本法23条立法建议，戴耀廷的言论亦没有触犯法例。

今次当局明显有部署地发动舆论攻势，企图通过对戴耀廷杀一儆百，从而製造寒蝉效应，合理化加强威权统治。同时，当局为廿三条立法造势，可以预计未来廿三条立法的内容将比2003年时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两会结束后，突然表示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能参选立法会。这意味着所有民主派候选人都可以被剥夺参选权，而泛民议员可以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因此在泛民立法会议员之间引起了一阵恐慌。可惜泛民领导并没有果敢地号召群众斗争，挑战谭耀宗的荒谬言论，反而被吓得惊惶失措。其后，谭作出退让，改口指这只是他的个人立场。统治阵营其实正在试水温，探测港人的民情反应。

将斗争升级

港大民主墙涌现了多张反对打压戴耀廷的大字报，并有内地生表示支持。早前习近平废除任期限製后，很多在美国及澳洲的中国海外生张贴海报。现在这股海外倒习的浪潮正通过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学生需要组织起来，在校园发起抗议行动。如果戴的教席受到进一步威胁，学生理应通过发起罢课一天的运动将行动升级。因为这不但是对一个人的威胁，而是威胁至整个校园以至整个香港的民主权利。对戴的攻击只是中共及港府一连串打压民主的一环，其他还包括筛选参选人丶操控选举及製订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抹黑及监控戴耀廷，反对剥夺他的教席，反对以言入罪。我们捍卫言论自由，坚持捍卫讨论港独的权利。单靠游行集会并未足够力量抵抗政治打压，尤其是作为单一事件并在短时期内号召出来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是象征意义大于真正动员群众作长期的斗争。群众正渴求将运动升级的方案。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组织罢课乃至罢工将斗争升级，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后那些大富豪的痛处。这场斗争需要动员工人阶级，并将民主权利的斗争连结至争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时工作製丶租金管製丶大幅提高基层工人薪水的斗争。这场斗争必须联系到反资本主义，因为那些掌控经济民生的资本家正是现在这个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

五一劳动节：国际工人大团结

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是工人阶级捍卫自己劳动成果丶抵抗剥削的大日子。经历了五年前的码头罢工丶今年的海丽邨清洁工罢工，以及九巴车长罢工，工人阶级仍处于香港资本家的极端压榨之下。林郑政府大力打压群众的政治权利，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劳苦大众反抗运动，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行有利财团丶剥削工人的政策。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及组织起来，对抗威权资本主义政府。

极端压榨

本港工资一直滞后经济发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增加超过90%，但同期平均工资的增长只有48%，可见大部分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腾贵，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费物价指数亦增加了43%，变相抵销了打工仔们的加薪。而当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对于香港最底层的工人来说，现时的最低工资仅为每小时$34.5。工资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断加班工作帮补家计。香港现时每周平均工时为44小时，为亚洲地区之首，而且工作岗位越基层工时则越长。工人完全沦为资本家的打工奴隶，政府却继续拖延落实任何工时保障法例。

根据职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达到$9800才能负担起基层家庭的基本需要。当然在这个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见肘。如果以每周工时四十为标准，我们的最低工资需要订在每小时$55以上，现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劳工三权」（罢工权丶组织工会权丶集体谈判权）在香港仍然残缺不全。去年，在汉莎天厨任职厨师的吴誌辉因组织工会「香港厨师联盟」，在毫无犯错下被公司解雇。工人连基本组织工会的权利亦被打压。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机不满资方的「假加薪」及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人组织成立新工会「月薪司机大联盟」并发起罢驶工业行动，事后被公司秋后算帐，四名员工被解雇。资方公然践踏工人组织工会丶发动罢工的权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后发起声援行动，被打压的司机不会获得復职。

至于争取了超过二十年的集体谈判权，至今仍然遥遥无期。工人还面对着工作零散化丶合约製丶外判等问题，威胁着每一个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长者贫穷状况迅速恶化，人数由2009年36.6万人，增至2016年的47.8万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归咎老人贫穷因为他们不劳动，更鼓励65-74岁「少老」重投劳动市场！香港长者劳动人口过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万人，越来越多老人已无晚年可享。

废除强积金对冲？

香港政府一直拒绝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强积金乃大部分劳动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强积金强製将工人的血汗钱投入私人市场投机炒卖，今年二月份环球股市股灾，平均每名打工仔就亏蚀$7,690。

然而，更荒谬的是所谓的强积金对冲机製。当雇主须支付工人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时，雇主抽取部分员工的强积金供款来抵销支付，变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来支付自己的赔偿金！这个机製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

在社会压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后终于提出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会在10年内动用172亿分担雇主部分款项，更会下调工人实质获得的赔偿。对工人来说，根本没有得益。

纵使如此，雇主还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强积金对冲将会增加那丁点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洁公司民顺迫使工人签署「自愿离职」的文件，企图改头换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请工人，促发荔枝角海丽邨清洁工罢工。罢工行动最终让工人争取法定遣散费金额的七成。未来将会有更多企业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规避劳工法例。

香港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战斗性工会。工会应该以团结斗争丶集体行动为重心，建设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构，让工人可以民主商议及决策，建设强大而活跃的群众基础。这些工会可以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基础，以领导起反剥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争取全民退保丶反专製的斗争，打倒这个服务有钱人的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行动就是为了未来这个政党的诞生而奋斗！

五一劳动节：外劳团结斗争，反对种族主义！

五一劳动节，三十七万名外籍家劳是香港工运的重要一员。外佣面对低工资丶高工时丶被虐待丶种族歧视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去年外劳的最低工资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远低于外劳团体所倡议的5,500元。工人阶级需要跨种族团结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

外佣被虐

昔日轰动国际一案，受虐的外佣Erwiana获赔八十万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满，对另一名外佣Tutik的虐待再被揭发。新案今年二月末审结，裁定雇主须向Tutik支付十七万元的赔偿。雇主虐待外劳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今年三月，网上流传一段印尼外劳遭到79岁老雇主掌掴和扼颈的片段。雇主更激动表示要杀死外佣。在雇佣同住条例下，外劳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极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两星期条例迫使没有工作的外劳在两星期内回国，很多外佣也因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对暴力也只能哑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外劳「隔离」于社会，以免她们可以融入本地社区，加强本劳和外劳的连结。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劳使她们更难连结本地工人并组织起来，形成工运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时间，断绝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联系工会的机会，工人没有议价能力，导致受到剥削丶侵犯丶虐待时无处可诉。

由于香港没有公共的护老服务，而市面上的私营护老院质素极为恶劣，所以不少要照顾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请外佣。去年香港就发生了至少三宗因为照顾患病亲人压力爆煲引发的伦常凶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儿子弑母后跳楼企图自杀。即使他已经聘用两名外佣，仍难以承受照顾年迈病母的压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单位极为狭窄，据调查43%外劳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但即使有独立房间，超过三成人的房间同时用作储物丶照顾宠物等用途。很多外佣只能睡在客厅丶杂物房，甚至是厨房和厕所裏。她们的私稳被侵犯。护老和托儿服务本来应该由公共部门承担，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劳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希望推翻雇佣同住条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视劳权，裁定外佣败诉。法官的判辞提到「若她们不甘心受製，大可以不做外佣，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剥夺了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自由，也突显出资产阶级的傲慢。

香港法例对外劳极为苛刻，但对滥收费用的中介公司却轻轻饶恕。法例规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劳的费用不得超过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但绝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佣七至八个月工资的中介费，使她们负债累累。这不是奴隶製又是什么？在2015-16年，进步劳工工会访问了菲籍家务工，当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费，比法定标准高25倍。这些中介公司完全无所作为，只是寄生虫而已！

抵抗「现代奴隶製」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本劳外劳同工同酬，所有工人应落实八小时工作製。我们主张取缔中介公司，让外佣有权被直接聘用，或者通过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机构受雇。我们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大量兴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这样外佣能免于雇主及中介剥削，而政府又能将工人投入至家务工作丶托儿丶安老等公共社会服务中，免费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层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独享。香港政府是本劳外劳的共同敌人，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这个「现代奴隶製」。

林郑月娥被钦点上臺一周年

林郑月娥被钦点为特首超过一年，她在小圈子选举时的承诺完全落空。亲富豪的政策变本加厉，未来政府将推动大湾区发展，其中的项目包括河套区丶莲塘口岸丶新界北丶东大屿，都是配合一带一路的国策。香港的贫穷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万人，楼市继续疯狂上升，现在愈来愈多「纳米楼」出现，而楼价连续八年为全球最难负担。以平均收入来计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买到房屋。公屋兴建量没有增加，政府反而通过「绿置居」推动公屋私有化，而群众争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标准工时继续落空。今年是财政预算案历年来盈余最多丶并且最优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腾。

林郑月娥在小圈子选举竞选时，表示要处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领展丶港铁和强积金对冲，现在却又反口表示没有公开提及过。林郑月娥评论道：「回购领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将公屋商场私有化，导致现时社区物价飙升及小商户被赶走的灾难。而在所谓取消强积金对冲的计划中，政府动用百亿元补贴财团，并把计划摊分十多年来执行。至于港铁，去年赚取百亿利润却继续加价，可说是香港公用事业的一大毒瘤。

现在政府展开所谓的「土地大辩论」，根本无意解决地产商垄断和囤积土地所造成的问题。政府过去一直编造谎言，指香港公屋供应不足是因为土地短缺。林郑月娥兴建公屋的数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时政府正在製造舆论，指因为社会上有团体反对填海丶反开发郊野公园丶反对利益输送的发展计划，因此造成所谓公屋断层的问题。林郑月娥企图将舆论攻势升级，指责反对派阻碍政府兴建公屋丶破坏民生发展云云。

林郑月娥上任以来，打港独的攻势比梁振英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她将任务外判给法院和建製派政党，而自己则装扮温和的形象。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也都势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压加快推行廿三条立法。林郑表示现在社会气氛尚未适合立法，但建製派正在大力施加舆论压力，包括谭耀宗表明今届政府要完成这项任务。而最近诬蔑戴耀廷在臺湾「鼓吹港独」也是一个例子。习近平废除连任限製丶改为一人独裁，并且全面加强对香港的箝製。今次推行廿三条立法的版本，相信会比十五年前的更为苛刻和强硬。中共以为自己处于强势而可以一举消灭香港民主运动，令香港变为另一个新加坡，但未来廿三立法必然会唤起港人的斗争记忆而引发反弹，就如习近平称帝引发内地民众反弹一样。

十五年前任职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最近在媒体面前评论廿三条立法，就表示2003年国家安全条例立法时，只是包括牵涉暴力的行为，但如果现时为国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即规管发表言论等行为，日后发表支持港独或者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可能亦会负刑责。

现时，中共甚至愈来愈不需要通过中联办指挥香港建製派执行政治任务，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员直接干预。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经直接颁布一地两检的决定，完全无视反对声音和关于它违反《基本法》的问题。在未来我们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颁布廿三条国安法。

结束一党专政

中共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显是要针对「一党专政」的口号，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反中国宪法。如果反对派真的取消此一纲领，无疑将沦为纯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谭耀宗在两会后表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参选。最近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再度表示有权禁止参选，林郑月娥则表示很难保证。中共正在试水温，测试群众对于事件的反应，并且希望不断重复相关舆论而令民众麻木。虽然现在群众未有大规模反抗，但潜藏在社会的愤怒始终是会爆发的。

这一度令泛民政党惊惶失措。泛民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街工议员梁耀忠呼吁其他泛民议员呼喊结束一党专政时，因为多位议员不敢喊口号而造成尴尬画面。虽然泛民主派实际上对于「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实际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开放民主，但至少他们还在口头上反对一党专政。

泛民主派妥协

泛民主派面对威权统治完全没有能力和意愿动员群众斗争，反而一再表现出软弱妥协的姿态。除了上述关于「结束一党专政」的事件之外，民主党的妥协更进一步走得更远。最近该党党庆晚宴更邀请了林郑出席。民主党前议员李华明上臺更为她献唱一曲，则林郑就马上捐款三万元以示支持。事件触发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愤怒。民主党去年的党庆晚宴已经被揭发由领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会初选候选人，也被揭发与领展高层吃饭。

各泛民政党内部都有进一步走向建製派和右倾的情况，造成各党派的分裂。最近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因为抢夺立法会职员的手机，党内其他领导纷纷与他公开割席。许智峰在政治纲领上与民主党其他政客虽然无大分别，但过去在抗争行动上比较进取，因而被民主党的保守领导视为负累。民主党领导想利用事件製约许智峰，使他们的党更加容易与林郑「大和解」。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主张，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运动，由基层群众控製民主运动，并以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政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长期以来，温和泛民的领导者一直在阻碍斗争，这在2010年中共和曾荫权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时丶以及在2014年雨伞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群众压力下，泛民领导不情愿地参与了雨伞运动，并希望尽快结束运动。现在面对着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强力打压丶以及习近平日渐收紧对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层甚至进一步向威权统治妥协并且拒绝群众斗争。自由派的泛民领导在民主斗争中固守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崩溃。他们一直认为，仅仅依靠「文明」的谈判，就可以说服独裁者实行民主。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可以不靠群众斗争就实现民主变革，无论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还是推翻专製政权。而且在这些群众斗争中，工人组织丶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继续妥协，变成威权统治的「忠诚反对派」，会是香港群众的反抗运动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未来中国的局势以及即将来临的反对习近平「一人独裁」的浪潮也会对香港造成巨大影响。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发了反对神权独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纲领和领导，但它不仅是反对独裁政权，也反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反对派，因为群众意识到改良主义反对派既没有能力丶也不愿意挑战独裁政权。民主派应该学习香港以外的经验，改变他们对反威权斗争的错误观点。

面对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民主运动更需要一个新的丶具战斗性的领导，并且需要由工人阶级所领导，才能挑战专製政府和资本主义。为了抵抗不断升级的白色恐怖，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赚百亿事故频频　港铁加价激起民愤

港铁去年盈利高达168亿，但却准备于今年6月加价3.14%，加幅连同去年冻结的票价一并计算。是次加价亦令本来因多次乘车延误的罚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车费优惠全部抵销。今年加幅远超通胀率1.7%，可见票价一如过往地带动物价升高。港铁推出的所谓「97折票价优惠」，只占每年近百亿元利润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数字的技俩。

林郑月娥竞选特首时提出要「移除港铁大山」，现在却反口复舌，证实为捞取民意支持的技俩。连她当初提出将政府收取的40亿股息税用于补贴市民票价，都已经无下文了。

公共资产私有化

政府拥有七成港铁股权，是最大股东，但铁路公司却以炒卖房地产为主要业务。港铁去年在客运的盈余逾10亿元，但来自物业租赁及管理的盈余却有近40亿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价，将高铁的地皮和建筑物租予港铁营运，可见官商勾结之可耻。

政府坚持港铁使用「可加可减」机製，让其只要有通胀就可以提高票价，而不考虑其年年牟取暴利，变相确保可以年年加价。林郑月娥更曾表示，港铁作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製港铁加价与否，但2007年上市时实施的「可加可减」机製，却是政府提出并在建製派护航底下通过的！

港铁事故频生，这与越来越多将维修服务外判，以及使用廉价国产列车有关。自2008－16年，港铁平均1.4天发生一宗延误8分钟以上的事故。过往6年来，港铁因严重延误被罚款至少1.07亿元。但罚款由公司缴交而不是扣减高层薪酬，对那些管理层根本不痛不痒。所以，港铁主席马时亨还有可以嚣张地否认事故问题，更指社会上的批评声音只是「口头禅」！

服务质素不断下降，但港铁高层却继续家肥屋润。行政总裁梁国权去年人工升2.7%至1520万元，整个港铁董事局及执行总监会成员薪酬则由9090万元升至去年的1.02亿元！

社会主义行动抗议港铁加价，我们主张人人免费享用公共交通。我们要踢走港铁腐败的高层。管理层应由港铁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并只领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铁应该全面民主公营港铁，以公共利益为先发展交通网路，服务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为目的。

谴责有线高层漠视记者被性骚扰

香港国际榄球七人赛于4月8日举行决赛，有线电视直播期间，现场的女记者郭海?突然遭两名外籍男观众强吻双颊，女记者随即推开两人并继续直播。郭海?及后表示「无奈却不能做到什么」。

这种无能感源于职场父权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骚扰或性侵犯，在现行製度下也投诉无门，甚至被合理化。有线电视新闻执行董事赵应春曾回应对事件「一笑置之」。有线电视发表声明指事主不拟追究，但很难令人不怀疑员工是受到公司压力以下为免「节外生枝」而采取这态度。整个过程足见性别歧视充斥职场，而父权主导的管理层往往轻视员工女权问题。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权主义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大量责备受害者的言论。部分人指记者当时表现冷静，因此根本没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构成性骚扰。在现今父权文化下，资方往往滥用「专业精神」作为藉口，迫使记者面对种种不公状况都要哑忍。

平机会根本是无权力的跛脚鸭，只是一个用作装饰的花瓶。主席陈章明公开表示，现时的《性别歧视条例》不涵盖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骚扰。类同案件也曾发生。2016年，社会主义行动邓美晶因为批评《东方日报》抹黑难民，受该报以性别歧视的言论作出攻击，但向平机会投诉时却被拒绝受理。

相对来说，法国发生了类同案件，但犯案者却得到相对合理的惩罚。去年法国网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赛后，强抱和强吻欧洲体育女记者，结果他被大会褫夺比赛成绩，并禁其出席馀下赛事丶所属球会被罚款。这是近年欧美me2运动和女权斗争所带来的成果。

社会主义行动谴责有线电视漠视员工被性侵的态度。记者需要组织工会起来斗争，在职场内反对性侵犯的行动，并挑战资方漠视甚至加强性侵文化的态度，反对父权资本主义。

全球25个城市抗议　声援香港民主抗争

抗议人士反对香港政府操控选举丶筛选参选人，反对打压言论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权利。抗议人士亦举起反对习近平称帝丶写上「结束一党专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对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以及反对政治迫害前议员梁国雄。

举行抗议的国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时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亚丶英国丶法国丶德国丶马来西亚丶墨西哥丶苏格兰丶西班牙丶瑞典丶臺湾丶美国等。抗议地点包括马德裏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爱丁堡丶圣保罗丶哥德堡的中国领事馆，以及在伦敦的香港经济及贸易办事处。在比利时丶英国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议人士亦大学及华人社区向内地人派发中文传单。

今次是第二轮的国际抗议行动，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举行。国际声援运动的联络人林子龙表示，今次参与抗议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们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层人士丶学生和工会领袖向中共施压。我们不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因为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太友好，他们只关心商业利益，而不关心民主权利。」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政治迫害」运动的网上联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运人士和工会人士签署，包括美国历史学家Noam Chomsky，也有爱尔兰社会党丶丹麦丶德国的国会议员，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全国学运领袖，以及英国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会领导。

过半港人支持难民子女获居港权

尽管近年建製派政党及报章大力抹黑难民为「假难民」和「罪犯」，超过六成人表示对难民的态度中立。这是2016年来，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难民的民调。对难民观感正面或中立的民众今年的比率都要比两年前稍为增加。

52%受访者支持让在港出生的难民儿童获得居港权。在港难民人数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获得居港权也占香港人口极少部分。在现今的製度下香港难民是不可能获得居港权，即使极少数通过政府审核机製的难民（约0.02%）也只能被批准转送至其他国家。而现时有约200名难民儿童在港，他们在港长大，既没有父母所来自国家的国籍身分，也因为没有居港权，因而成为「无国籍孤儿」。

另外，支持难民获得工作权的数字亦上升至34%。现时政府严厉禁止难民工作，最高刑法为监禁三年，难民被迫依赖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贴度日。

建製派煽动种族歧视

只有24%受访者支持设立难民禁闭营，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民建联丶自由党及新民党为了煽动种族歧视捞取选票，极力鼓吹兴建禁闭营。但在社会主义行动发起的反击下，建製派的种族主义运动没有取得效果。

结果显示，香港难民并非如主流媒体所描述那样不受欢迎，被视为「犯罪分子」或「社会负担」。建製派虽然大力煽动种族主义，以转移本地民众对社会问题的视线，但未能对社会造成统治阶级预期的影响。

泛民党派一直不敢公开支持香港难民运动，也不敢正面回应建製派攻击他们「撑假难民」。除了因为难民没有选票之外，泛民也没有信心争取港人支持难民抗争。过去社会主义行动组织难民多次抗议行动，也只有社民连愿意参与。

但是今次调查证明，难民运动是可以争取大多数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层群众和少数族裔都受到政府的亲财团政府所压迫，理应团结斗争要求增加公屋丶医疗和教育，并且实现包括本地人和难民的八小时工作製。

争取工作权难民立法会抗议

3月26日，立法会少数族裔权益事宜小组委员会举行少数族裔就业问题公听会。社会主义行动联同约70名难民到立法会外抗议，争取难民工作权，要求所有人获得生活工资及八小时工作製。社会主义行动成员Jaco及印尼难民成员Mira进入议会发言，

Mira发言感叹道：「我的孩子问我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其实他们即使考得最好成绩，毕业后就是失业。」她又说：「很多难民被迫留在香港超过10年，因为要等待极为缓慢和苛刻的审核过程。我们很多已经在这裏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儿女，所以要工作维持生计。」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难民。如果政府指难民拥有工作权，会导致抢饭碗问题，根本是大话。」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今劳动市场让大部分工人过劳，同时又不让难民工作。如果容许难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缩短工时及享有更长假期。香港工人应该与难民团结一起抗争，一起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反对财团牟取暴利。

难民Ani为工作权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狱

Ani是来自印尼的难民，也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2012年，她因为工作而被逮捕，结果被判监4个月。在香港的难民没有工作权利，只能接受政府极为微薄的津贴渡日。

她已经与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册结婚五年，曾多次申请合法居留，但被入境处无理拒绝。她首次在2013年3月开始申请，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处回信，但最后被拒绝。2016年5月，她再次尝试申请，但等待八个月后再被入境处拒绝。

由于她只能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临时身分证，经常被朋辈的歧视和嘲笑。在深感绝望的情况下，她购买了一张虚假身分证。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证，在三月被判监入狱12个月。事实上Ani一早就应该获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难民中的一例。难民审批机製极为缓慢和苛刻，令很多难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为求生存不得不冒险打工，但种族隔离的政策却将他们定为罪犯。我们要求立即释放Ani，并给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结束不人道的难民政策。

粤港澳大湾区计划　财团为本的发展

2018年刚过去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再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计划，推进广东大珠三角地区共十一个城市的融合。计划涵盖的面积达5.6万平方公裏，人口6700万人，GDP超过15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国家。

北京更宣布会在五月中公布政策。虽然政策详情仍未出臺，但根据现时各地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建设一个资本经济融合的平臺，促使当区发展基础建设和金融等等。估计政府会推出措施减少贸易壁垒，并提供税务优惠，让中港资本可以更容易往来。

大湾区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经济项目还是未知之数，中港政府需要创造一些品牌名字来提高资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众面前显示中国经济如何强大。就像中共不断向全世界吹嘘一带一路如何伟大一样。这种融合必定模煳区内的边界划分，并包含增加人口流动。对于两地的企业来说，这代表放宽更多大陆的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换取利润。与此同时，中国的红色资本则更易进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场。整个计划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计划。

反对资本融合

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製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不过，当下的大湾区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强行推行，并是以资本利益为本的。

香港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民主参与的空间，更遑说大陆的工人阶级。可以预见，未来中港两地的公帑必会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项目上。港珠澳大桥已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工程花费了超过1,200亿公帑兴建，不断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岛更出现工程危机。而更多医疗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润，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资源。

而且中共政权一向专製蛮横，近年来更大幅收窄中港两地的自由空间，可以理解计划会让大多数香港人担忧边界融合后，中央会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务，令自身仅余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会被侵蚀。

随着更多运输机建落成，当局宣传港珠澳「一小时生活圈」，民建联李慧琼更提出在珠海建设「香港村」，让香港人入住当地的公屋。究竟有没有公屋还是未知之数，但这肯定是地产商炒卖房产的机会。再者，香港人搬迁到更为腐败专製的中国大陆居住，变相剥夺市民的民主及言论自由，岂不是大开倒车？

大湾区计划只会是为了财团及资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众生活根本无从谈起。打倒中国政府需中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唇齿相依，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斗争反对这种财团为本的经济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下各地劳动者的民主自愿联合。

土地不足乃谎言　收回粉岭高球场

林郑政府一再延续过去政府的作风，无视民众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会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谎言。近日土地问题的关註焦点集中在将于2020年租约到期的粉岭高尔夫球场上。据调查指出，超过90%的民众要求收回用地重新发展，然而政府官僚却一心与民为敌，力保这个富豪游乐场。

权贵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多年来以贱价出租，以招待仅仅二千权贵玩乐。林郑政府为讨好权贵富豪不惜睁眼说瞎话，称这块面积相当于荃湾市区的地皮仅能兴建一万多个房屋单位。事实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筑密度兴建新型公屋，粉岭高尔夫球场可以兴建超过十一万五千个单位，容纳超过二十八万人，已可基本满足现时轮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环保理由指高尔夫球场有三万棵树木是一个重要的绿化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维护球场草皮耗水量极大且需施放大量农药和化肥，并随着下渗作用破坏汙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实上国际社会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声音，以「环保」为粉岭高尔夫球场说项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为马！

香港除粉岭外尚有其余五块高尔夫球场用地，总占地380公顷，据估计共可建55万个公屋单位。另外还有大量被新界乡黑势力破坏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产商囤积的超过七百公顷的土地，足以满足香港长远发展和住屋所需。

我们主张立即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以发展公共房屋，并收回棕地丶废除丁权丶肃清新界乡黑势力，没收发展商囤积的土地作长远民主的规划，同时要将银行及地产商民主公营化，置于工人阶级民主控製。但这只有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连主席遭政治审判　还押候审

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前年向廉署举报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及其丈夫涉嫌贪汙，但却涉披露调查进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三项罪名。吴文远被法院裁定罪成，现时还押等候至5月28日判决。

根据法官在庭上的说法，吴文远很可能会被判入狱三至四个月，是极为严厉的判决。参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罚款或社会服务令。据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Facebook专页的资料显示，2003年前民政事务局局何誌平的司机向无线电视製作部助理总监何丽全通风报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时社会服务令。此外，入狱三个月以上者的参选资格会被剥夺。种种迹象可见今次审判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

林郑政府明显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严厉打压激进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拢温和民主派使他们沦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国雄（长毛）的议员资格，通过政治检控将社民连具知名度的领导人投入监狱，使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务求使他们失去议会的资源和发声平臺。社民连现时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国雄被控普通袭击罪，将于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缘去年四月立法会外有长者抗议，争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间受到亲政府人士辱骂和推撞，梁国雄因而上前理论，与之发生冲突。此外，副主席黄浩铭在2014年占领旺角期间违反禁製令而被控藐视法庭，被判监4个半月，现时已服刑完毕。而在反对新界东北计划的抗议中他被控非法集结，被判入狱13个月，现时尚未服刑完毕，正在申请保释上诉。而香港众誌的黄之锋及罗冠聪虽然在2014年雨伞运动前的冲击公民广场案中上诉成功，避免了因入狱而被剥夺参选资格，但日后政府很可能以他们的「自决纲领」为由禁止他们参选。

同一天，极右种族主义组织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颂被控非法集结罪成。事缘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议员资格后，被保安阻止进入议会重新宣誓期间与保安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要求撤销所有对政治犯的控罪，并且释放所有政治犯。威权统治降临香港，反对派与林郑并不会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压只会陆续有来。现在需要更有力的抗争行动作出反击。

多地司机罢工抗议　反对啦啦快送降低运费

自四月底以来，在中国内地叫做「货拉拉」的啦啦快送违反合同丶单方面降低司机的运费，导致至少内地五个城市的司机举行抗议和罢工。此次降低运费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司机直到早上开始接货时才突然发现运费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辆货车悬挂着「反对霸王条款」的横幅，在公路上慢驶抗议。长沙则有大批司机罢工近一个星期，亦有司机打出「油价上涨，运费下跌，我们要生存，要吃饭」的横幅。

以运费最低的小型面包车为例，每一单五公裏起步价最初为38元，后来减至30元，今次又继续下降到28元，超过五公裏后每公裏的附加费则从3元减至2.8元。今次降低运费将令司机每月收入减少约1000元。司机们不仅需要自己支付不断上涨的油费和维修费，还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数百元的所谓「会员费」，而且亦有司机提到啦啦快送不会清楚告知他们客户的要求，导致他们经常和客户发生冲突，进而受到投诉和处罚。罢工司机要求根据车型将起步价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费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强硬回应称，就算是恢復到原来的运费也没有可能。

今次并非司机第一次发起抗议。今年年初时，啦啦快送武汉分公司疑似因资金问题关闭大量司机的帐号，借此没收司机的押金和会员费。

5月15日下午，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丶压榨司机，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也谴责中共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网络上的抗争讯息丶打压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的抗争行动，支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丶八小时工作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

工人团结抗争   打倒专製政府和资本主义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及《社会主义者》杂誌的支持者不单撰写社会主义的分析和传播理念，我们也组织起来，将思想带到工人和受压迫者的斗争裏去。今年首季我们杂誌的销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们的人数也在增加，反映了我们在实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长。

三月四日，我们在香港的同誌──社会主义行动与印尼外劳团体KOBUMI一同发起了国际妇女节集会和游行。这是香港唯一一个不分国族和性别团结抗争的妇女节游行。约一百人参加了此次行动，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劳丶难民丶女权主义者和社运动人士。我们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骚扰运动，同时将此进一步联系到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参加者高喊出「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丶「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 等口号。

香港过去没有深厚的国际妇女节传统，没有视这天为斗争的日子，但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和外劳团体数目都比去年更多，确实是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这说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工人团结抗争的口号正在积聚起越来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们的姊妹组织「革命左翼」 及其领导的「学生联盟」建立起名为「自由与战斗」的社会主义女权平臺，率先发出妇女节罢工罢课的倡议，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学生和80%的大学生的响应， 并成为推动今次西班牙妇女节百万人大罢工的重要因素。

难民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继续在香港难民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3月27日，立法会举行关于少数族裔权益的公听会。社会主义行动的难民成员在公听会外举行抗议，争取难民工作权，并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製及生活工资。而且我们也到公听会发言，谴责亲资政府禁止难民工作，令他们陷入极为贫困的处境，而且还刻意製造种族歧视。

同时，社会主义行动也积极投入抗争， 反对中共独裁政权与傀儡港府打压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在臺湾出席论坛时说到，在中共专政倒臺之后，香港可以考虑成立独立国家或者成为联邦的一部分。这番言论本来就十分模煳，只是在理论上标下註脚，但中港当局和建製派政客藉此指责戴耀廷「宣扬港独」，并威胁要采取惩处措施。这不过是专製政府继续打压香港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两千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中，社会主义行动喊出「捍卫言论自由」的口号，并强调群众斗争以及具战斗性的运动领导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议者的热烈回应。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臺湾的组织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现在正积极参加反对劳基法改恶和建立工人群众政党的运动，并在运动中提出战斗性的社会主义纲领和策略。而且今年以来，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与改良主义丶国际妇女运动和如何建立工人群众政党的讲座，吸引了许多青年和左翼的参加。在资本主义走入死巷的今天，社会主义将得到越来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认同和支持！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国家镇压的风险和压力，但最近一段时间见到反对习政权和资本家的抗议正在升温。习近平三月「称帝」引发反弹，超出当局意料之外。即使劳权分子受到打压，工人斗争数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报导的广东工人斗争。《社会主义者》杂誌一直积极宣传这些议题，并在尽可能的情下组织起来，故此我们于5月4 日与20多个国家的海外社会主义者及劳权分子举行抗议。

若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八九革命与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斗争

1989年六四屠杀已过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华人）不可磨灭的记忆。近年来香港六四纪念晚会均有10多万人参加，而且许多参加者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屠杀数千名（亦有估计认为过万）工人和学生的中共政权，现在正继续收紧在内地的高压统治，同时也试图消灭香港的民主权利。

自去年六四纪念日以来，在中共当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挥下，一系列政治打压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改变。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将反对派议员提出立法会。较为激进的候选人则被取消参选资格。而且现在建製派声称，就算反对一党专政也应该被禁止参选。此外还有更多的社运人士接连被判入狱。最近社民连的吴文远和梁国雄再次受到政治检控。同时政府也加紧推动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丶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且表示会重新启动廿三条立法。

与此同时，中共加强在内地的镇压，使一部分年轻人和工人逐渐激进化。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丶习近平取消任期限製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发布关于同性恋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网络抗议。自四月底以来，尽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压和逮捕，中国工人还是英勇地发起了多场跨地区的大规模罢工。

面对猛烈的威权攻势和不断累积的群众怒火，争取民主的社运人士和群众更需要讨论和学习八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理解中共为何能打败这场运动，将六四纪念日变成重建群众斗争的一个平臺，而不只是仪式。

学生领袖的角色

八九运动是由学生率先发动的。他们的勇气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市民。但是运动的发展也显露出学生运动的局限性，必须吸引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尽管1989年的学生领袖们有许多英勇事迹，但他们想要限製运动的发展，避免向中共政权发起全面挑战，无疑是一个错误。他们主张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众抗议的压力能够加强中共内部「改革派」的力量，从而满足反贪汙丶反审查和施行民主的诉求。但是就像香港雨伞运动时一样，中共如果向抗议者做出让步，就会面临致命威胁。所以邓小平等人没有让步，而是派出军队去镇压运动。

在5月中旬学生绝食之前，运动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是有组织的工人和更年轻丶更激进的学生让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但他们没有清晰的纲领和策略去建设和推进运动，因为他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消灭中共独裁政权，代之以民选的丶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权，并用社会主义政策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也缺少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如果有正确的领导，群众斗争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党。事实证明，阻止运动升级并没有像学生领袖所想的那样换来中共的「善意回应」，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89年学生领袖的错误并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于他们对于整场运动的愿景。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学生领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场化」改革（尽管恢復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严重贪腐正是八九运动的重要原因）。运动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一部分学生对工人的排斥，给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诉求的运动增添了更大的阻力。这也让邓小平有时间去准备反攻。曾参加天安门运动的毛派学者李民骐（当时他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事后回忆道：「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还狂热地提倡关闭所有国有工厂并使得工人们失业的改革计划。」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甚至会被要求组成人炼，阻止工人参加游行。

我们可以看出，这和温和泛民的政策有多么相似。泛民领导层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从中共那裏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斗争，担心运动会激进化，担心那些能够威胁到资本家的政策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开表示，会选择对香港经济冲击最小的日子发起「占中」。当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无视一再拖延的泛民领导层，自行发起雨伞运动时，戴耀廷反而称局面「失控」。这无异于重復1989年学生领袖们的错误。而现在，温和泛民在威权打压之下，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议，或者乾脆没有任何反应。尽管中共毫无让步的意愿，可许多泛民领导人还是固守妥协立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们便在2017年特首「选举」时支持曾俊华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补选政府踢走较激进的候选人时软弱地提出所谓Plan B丶再到现在民主党等泛民党派试图清除内部较激进的成员。这也类似于一些前自由派知识份子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反应。

就像在29年前一样，中共不会在民主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除非有一场运动的规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彻底摧毁中共政权，使它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协。否则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胜利，也会鼓舞内地的群众抗争，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民主斗争要想取得胜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众斗争，并且提出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行动计划；这进而需要将民主运动联系能够吸引广泛的底层工人和团结中港群众的诉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时工作製丶生活工资丶以及优质且廉价的公共服务。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才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将争取这些民主和民生诉求的斗争进行到底。

「国际支持」

温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阶级主导的丶真正有力的群众斗争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愿发起这样的斗争，但同时他们自己又无力抵抗一连串的政治打压，于是他们便将希望投向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希望这些「民主国家」能够提供帮助。但不幸的是，这只是另外一个幻想。在六四屠杀之后，西方政府迫于直接或潜在的群众压力，对中共当局表示谴责并采取了一些製裁措施。但是这些反应往往是局部的丶暂时的。就在六四屠杀仅仅一个月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为恢復正常的中美关系做准备。在中共统治者表明会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丶继续为外国资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之后，西方政府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则采取消极的杯葛立场，指中国的民主与香港无关。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实现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独裁统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实现本土派所倡议的独立。不承认独裁政权，并不会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至内地，这样会造成连锁效应威胁整个政权，但本土派却主张割裂了两地的民主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中共统治。

现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时更加专製（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后几个月的镇压浪潮），习近平将政治打压升级到了自六四屠杀以来最严厉的程度，但美国和欧洲政府同中国仍然保持着密切往来。它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除了偶尔的口头谴责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文翠珊访华时闭口不提人权，因为她最关心的是同中国签订大笔商业合同，以及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谈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在贸易和南海问题上向习近平发出不少挑战，但这是为了争夺世界权力和利润，不代表特朗普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他在2016年竞选时他曾将天安门运动称为是一场「暴乱」。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杂誌采访时也曾说：「当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几乎要垮了。学生十分凶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们，展示了力量。现在我们的国家显得好弱。」

最近出访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一个「特例」。她与两位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见了面，并且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及」了人权问题。她因此受到国际资产阶级媒体的称贊。不过默克尔只是告诉维权律师的妻子，她会「继续支持和关註他们」——就像她几乎每次到中国时都会行礼如仪般表示的那样。一方面，这是为了装饰默克尔和德国作为欧洲领导者的形象，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贸易战的阴影，迫使中共容许德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权稍微表达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够给香港民主运动以支持的，是各国的工人丶左翼和激进青年。现在社会主义行动和「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也在努力建设国际工人阶级和左翼的抗议运动，呼吁全世界劳动群众反对中共在香港和中国的威权统治。

一地两检强行通过　立法会沦橡皮图章

高铁与一地两检弄得满城风雨，面对社会的普遍不满与怀疑，当局仍然决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会二读及三读。政府显然希望能于暑假休会之前完成立法，务求让高铁于今年第三季前通车。

为确保方案能够如政府所愿速速通过，立法会的建製派与政府内应外合，立会主席梁君彦强行限製议员辩论丶审议修正案及发言时数。梁君彦使二读在6月7 日一天内以8小时完成，时间仓促根本不足以让所有议员完成原本15分钟的发言，变相连议员基本议事权也剥夺。除了梁君彦，早前5月初在一地两检委员会中，主席叶刘淑仪同样强行「剪布」。不但将议员提问时限缩至1分钟，又不合理地赶走4名议员离开会议室，最后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决。

一地两检乃中共的「屠城木马」，用意是开设两个先例，首先是让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可以进驻香港直接执法。另外，港府本来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来合理化一地两检，但因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绕过港府和法院，改为由人大在不经过符合现行法律之下直接颁布决定，以展示中共可以凌驾香港所有统治机关的权力。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全面管治权」。

若果将一地两检理解为中共的政治任务，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局会如此着急于通过。早前高铁的试行多次出现包括出轨等的问题，当局依然坚持项目会如期开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众的安全于不顾。近日港铁屡屡传出各种丑闻，从沙中线红磡站月臺钢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觉却于最近东窗事发才推三阻四，最近归咎于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满；土瓜湾站被揭发未依图则建造，钢筋结构偷工减料；高铁因建造时顾问误算而导致路轨变形偏离丶列车出轨丶又被传出列车未达欧洲列车防撞标准丶缺乏安全系统；高铁西九龙车站暴雨期间出现渗漏，惊现水帘洞；到工程主管考试被揭大规模提示作弊，种种工程问题多不胜数。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现两层外判的情形，讯息更难流通丶各方难于协调之余，又因外判的剥削性质而损害工人权益，工程及其责任层层外判而相互隐瞒，掩耳盗铃，终致今日诸多破绽表露，终致恶名愈加昭着。

政府以为猛烈的政治打压，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冲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众陷入沮丧，因而可以趁着没有群众压力下而急急通过一地两检。但这必然是会造成更大的民怨并在未来引发更大规模的斗争。群众将会再次反抗威权统治而令当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梁天琦被判监六年令人惊愤

曾经的本土派成员梁天琦被判入狱六年，让香港人无论老少都感到震惊和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样被裁定暴动罪成的卢建民将入狱七年。

这些判决是史无前例的。许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动领导人还要长。六七暴动导致51人死亡，并使用了过千枚炸弹。

社会主义行动从未鼓吹或者支持说暴动是政治斗争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我们不接受政府对于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绝像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之后那样，成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事件真相。

马丁•路德•金说，暴动是「被忽视者的语言」。暴动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有组织的集体斗争由于各种原因遭到失败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于对民主运动的敌视，当时定性初一骚乱为「暴乱」。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进而打击整个反对派。更有甚者（但并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说旺角骚乱是「恐怖主义」。当时梁振英在Facebook上发表狠毒的言论，指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警察极可能枪杀暴动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将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枪口下。这是因为他们松散丶缺乏组织，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社交媒体上的键盘战士的人数并不能反映参加有组织的抗争运动的人数）。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团体都敌视其他群体，例如以种族主义对待内地平民丶以宗派主义对待民主运动的其他派别，令他们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为上庭辩护和製造舆论以减轻判时，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本土派，转而向泛民寻求支持。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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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轻人当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建製派无休止的政治打压而壮大起来。但是本土派很可能会保持无组织丶「无领导」的状态，无法真正威胁到独裁政权。

尽管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方法，但我们也毫不犹豫地谴责「旺角暴动案」的严厉判决。

政府不仅想要击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吓整整一代年轻人。无论是国歌法还是重推洗脑教育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想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激进主义」会受到惩罚，不要无谓抵抗威权统治。世界各地的专製政权都使用这种方法，但从未成功。

「旺角暴动案」审判：对司法公义的嘲弄

香港法院对于「旺角暴动案」的判决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

不同于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旺角事件并没有造成死亡，也没有抢劫或者严重损毁财物的行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针对警察，因为在雨伞革命裏，警察执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击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参与旺角骚乱而被裁定罪成，他们的刑期加起来多达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动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为三年零八个月。双十暴动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动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两年。

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的莫嘉涛在被捕时只有十七岁。法官无视感化官的建议，判患有自闭症的吴挺恺入狱两年零四个月。

林郑表示这场审判「完全没有政治成分」，除了建製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没有什么人会相信。中共想利用这场审判猛烈打击整个香港民主斗争。

就像所有镇压性的统治製度一样，这些措施最终也会对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弹。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议会」（如果它称得上是议会的话）丶以及名义上「中立」的选举事务处职员等国家机器都是残酷丶贪腐的政权的镇压工具。警察在雨伞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毁其公众形象。

同样，法院被公然用来打击民运人士，严刑处罚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司法製度感到愤怒并失去信心。

我们必须从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重建群众性的民主斗争。这场斗争要想胜利就必须要有革命的丶社会主义的钢领，让人们看到整个资本主义製度和国家机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补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製度才能击败现在的镇压。

学生会杯葛六四晚会有什么意义?

大约11.5万人参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纪念晚会，其中包括数千名内地游客。今年的人数比去年更多，出乎建製派的预料。

这场集会有力地表达了群众反对威权统治的态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纪念29年前那场几近推翻中共独裁政权的运动，也是经历了两年来对民主空间的打压丶通过压迫性的恶法丶政府操控立法会选举丶政治检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压之后，表达出自己争取民主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八间大学学生会连续第四年拒绝参加六四晚会，就显得更加荒唐和脱离现实。

自2015年以来，本土派领导下各间学生会说杯葛晚会是因为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丶对于支联会和泛民的不满丶以及反对「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

今年，学生会的杯葛行动再次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亲政府的媒体说杯葛行动反映出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体也大肆报导，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它们错误地认为学生会领袖在年轻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广泛的媒体报道实在抬举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动。事实上，大量年轻人无视学生会的立场，参加了今年的六四晚会，可见杯葛行动并没有得到那么多支持。而且学生领袖也没有像往年那样组织其他的六四活动（尽管那些活动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联会竭力将每年的晚会去政治化，使其脱离斗争，这的确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是学生会所谓的杯葛只不过是跟随在这种不满情绪之后，而没有将它组织起来或给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为无力，因为学生会除了发出声明之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这说明右翼本土主义没有前途。它指责泛民领导人不愿斗争（我们也同意这一点），但却没有给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郑就任特首已来，大学校园裏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局利用港独横额事件进一步限製学生的言论自由。在浸大普通话事件中，校方惩罚抗议学生，以此来恐吓其他活跃学生。本土派领导的学生会没能动员起认真的斗争来抵抗这些攻击，他们的宗派主义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过自相矛盾的是，六四当晚学联在集会场地外为自己的「抗争者支援基金」筹款。他们做得很低调，而且依然没有提出与泛民领导人和支联会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与115,000名抗议者一同勇敢地反对当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对打压校园言论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义吗？所谓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

香港学生不能接受这样被动丶缺乏战斗性的学生会。社会主义者认为，面对政府的接连打压，学生们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战斗性的领导层，将学生会变成真正的斗争组织。

背景资料：学生会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会主义者就曾警告过，大批学生对亲泛民的学联领导人感到不满，而且雨伞革命没能带来改变也让学生感到沮丧和失望，这会让本土派从中得益。在学生眼裏，过去那些亲泛民的学生会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组织。

在过去那些学生领袖的控製下，从来都没有成为具内部民主的组织，这一点在雨伞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明显。年轻人在雨伞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真正具有战斗性的学生会本应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去动员和组织学生丶讨论运动的政治任务，但实际上学生会却自甘于次要角色。

尽管个别学生领袖的确成了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但他们背后往往没有任何实际的组织力量。

在雨伞运动次年，本土派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夺取学生会的领导权。但是本土派领导下，过去的那些问题（官僚主义丶缺乏基层参与和内部民主丶缺乏群众动员）变得更加严重。没有人会说现在的学生会比过去强大。

香港：五万人七一上街 呼喊结束一党专政

七一游行已连续举行16年，今年亦有数万人参加。示威者无视独裁政权的威胁恐吓，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七一是香港结束156年英国殖民统治、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周年纪念日。但自从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阻止廿三条立法之后，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现在政府试图重启廿三条立法，同时还在推行其他许多打压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郑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数将她「选」为特首。在林郑当政的一年裏，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压，民主权利受到空前打击。就在七一前，港府将反民主火力开到最大。

警方的刁难

警方将以往的游行集合地点批给亲中团体，不允许游行队伍使用，然后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线将会被捕。在七一前的几周裏，许多媒体都认为游行者会和警方爆发冲突。与此同时，中共喉舌《大公报》宣称七一游行「违法违宪」、应被取缔。

不过游行当日并未发生冲突。警方担心如果挑起冲突，自己将会受到公众指责。可见警方几周来的威胁恐吓不过是一场心理战，为的是让群众不敢参加游行。

尽管今年的游行人数只有5万，少于去年，但仍然是一场有力的抗议。而且就在一个月前，有115,000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会，纪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杀的青年和工人。

导致游行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吓，而是主流泛民政党自林郑上臺以来便全线退缩，没能承担起领导责任。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斗争策略去抵抗威权政府」，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评论说：「不过尽管泛民领导层软弱，今天还是有5万人上街。如果在运动中明确号召罢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总罢工，同时呼吁中国大陆的工人和青年一同斗争，将会更大的反响。」

禁止参选

政府和主流媒体宣称今年的游行人数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说民主运动的支持度正在消散。过去几年裏，港府对七一游行的反应都比较谨慎低调，而且会发布声明说它「理解」公众的忧虑。但是今年港府却嚣张地说游行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政府的新闻公告说道：「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製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皆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这裏所说的「一国」是指中共政府对于「一国两製」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拥有主权。

政府正在加紧打压「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反对派候选人如果不放弃这句口号，就会被禁止参选。这种做法对于普通工人和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他们的怒火仍在增长，但是会让温和泛民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群众斗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

空前的打击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断对香港民主权利发起新的打击，试图消灭民主运动。自2003年以来（或者说自1989年以来），在香港这个有730万人口的城市，已有数百万人次参加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在2014年雨伞革命期间，有120万人参加了集会、占领和反政府抗议。雨伞革命是1989年之后中共独裁政权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政府现在实行种种打压措施，以图避免重现当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会失败。而且现在中国的群众斗争也正在赶上（而且很可能会超过）香港。

社会主义行动在七一游行沿途设置街站，售卖新一期的《社会主义者》杂誌。「我们的口号是『重建战斗性民主运动』和『打倒独裁政权』。同时我们也提出，需要建立拥护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群众政党，并将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说：「我们认为，反对威权统治的斗争也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独裁政权。」

林郑执政第一年大事记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宣誓就职。习近平访港发表讲话，警告香港人不要触碰北京的「底线」，并再次攻击港独思想。

2017年7月14日：继2016年底踢走两名本土派议员之后，政府再次清洗立法会，四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资深社运人士、社会民主连线的「长毛」梁国雄。林郑政府将五分之一的反对派议员踢出立法会，事实上推翻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表面上一地两检是为了「节省时间」，实际上是打开了大陆警察和边境人员在香港执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审有关雨伞运动和反新界东北发展抗议的两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运人士被判处严厉刑期。香港众誌的黄之锋和社民连的黄浩铭等16名被告尽管已经完成之前判处的社会服务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狱6至13个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运人士被改判入狱仅仅几天之后，14万人上街抗议法院判决和政府操控法院。游行并非主流泛民政党发起的，他们只是被迫跟随，而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游行。

2017年10月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歌法，「侮辱」国歌将会受到处罚。香港政府宣布将会进行国歌法本地立法。国歌法主要是为了打压反对中共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在球赛现场嘘国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对派议员被取消资格后，建製派取得立法会绝对多数，得以修改议事规则，削弱了反对派拉布的权利。

2018年：政府对民主派示威者的检控变本加厉。一月有6场审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场，27人；三月8场，46人；四月5场，27人；五月3场，21人。今年以来，已有4场有关雨伞运动的审判，共47名被告。因参加雨伞运动而受审的人数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运人士因为在2014年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时违反禁製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狱，包括已经因「占领公民广场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狱的黄之锋和黄浩铭。16人均已提出上诉。

2018年1月27日：香港众誌的周庭被禁止参加立法会补选。名义上「中立」的选举事务处职员声称，周庭被禁止参选是因为香港众誌要求「自决」。但2016年众誌罗冠聪参选并当选立法会议员时，选举事务处并没有表示反对。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会后留下六个空缺席位，其中四个在今年三月进行补选。总共有三名候选人被禁止参选。泛民和建製派各赢得两个席位，意味着泛民丢掉了上次选举赢得的两个席位。补选过后，香港唯一一个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宣称，任何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参选。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拟《国歌条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国歌者最高可被罚款五万元及判监三年。

2018年3月17日：习近平宣誓就任国家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此前全国人大已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製，为习近平的「终身统治」铺路。中共从过去的「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强化了习近平当局的压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大规模网路抗议。

2018年3月30日：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几周前在臺湾一个论坛上的讲话，尽管戴耀廷只是模煳地说到港独作为其中一个政治愿景。建製派要求检控他并开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讲话变成了建製派用来打击言论自由、为重推廿三条立法造势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向廉署举报一名高官涉嫌贪汙，但却因披露调查进度而被判监四个月。吴文远辩护说此事关乎「公众利益」，自己有责任向公众交待，但法院却不予承认。吴文远所受的严厉判决是一个标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证明政府将较激进的社民连视为重点打压目标。

2018年6月11日：法院对「旺角暴动案」做出空前严厉的判决，将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监6年。「旺角暴动案」被定罪人数增加到25人，总刑期长达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建製派使用前所未有的专製手段打压泛民议员，强行通过了一地两检法案，事实上将即将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铁站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铁建筑丑闻变成政治危机

承办本港多项基建项目的港铁最近接连爆出工程丑闻，继高铁工程不断超支延误丶试车出轨外，丑闻更扩散至本地多项铁路工程，当中以沙中线的工程最为严重。

五月中，传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兴业爆料，新红磡站工程用来支撑月臺的部分钢筋被剪短。钢筋的支撑力度不足，随时会导致月臺崩塌。据报港铁公司早已于2015年8月悉知工程问题，却没有通报公众，更向分判商施压要求噤声。

到了六月，沙中线再次爆发丑闻，土瓜湾站的通道墙壁工程偷工减料，墙身厚度被削减。6月17日，沙中线前线工作人员揭发会展站挖掘工程问题。事件发现工程偷工减料，没有放置足够的支撑架，事件的严重程度可导致整个施工地盘倒塌。这个工程同样由礼顿负责，并与中资的中国建筑联营。根据路政署报告，港铁早在五月初发现问题，同样没有主动公开通报。

礼顿至截稿前仍然没有公开回应事件，而港铁主席马时亨却坦然对其「无符」，甚为闹剧。政府只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不过委员会只限于调查红墈站的事件，不会过问其他工程丑闻。

香港基建项目频频揭发丑闻，可见造假并非个别事件，而很可能是长期的腐败问题。政府近年来大兴土木，建设大白象工程，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兴建。判上判的模式，让政府丶港铁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时将问题诿过他人丶推卸责任。

事件已经促发成为一场政治危机。林郑月娥上月还维护马时亨，但现今政府开始表达对港铁通报机製的不满，企图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责任。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甚至可能会更换港铁高层。

对于当下的工程问题，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一个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民主调查委员会，彻查全部问题并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层及政府官员。不过归根究底，我们还要废除外判製，并且将港铁及建筑商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同时间，社会应该重新检视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铁等的大白象项目，将资源重新投入并大幅增加公共社会服务的开支。

时代广场移除刘晓波铜像　 政治打压赶尽杀绝

反对时代广场政治打压

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联会及社民连六月中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摆放刘晓波的铜像，以唤起公众对中国民主的关註。然而，时代广场方面以活动「滋扰商户」为由阻止，更威胁向法庭申请禁製令以作驱赶。

但实际上，商场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间。且该空间同时却摆有商场主办而占地更大的动漫展览，却没有被赶走。时代广场由九龙仓集团所持有，老板吴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商场明显要政治打压，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由于挑战禁製令需耗十数万讼费，最后支联会及社民连无奈决定撤出时代广场，搬到铜锣湾行人专用区继续活动。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时代广场政治打压，剥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

林郑政府拒绝美国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个案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提及，美国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郑月娥应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引渡，并将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这是2007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个案。

疑犯为澳门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门入侵两间美国律师行的内联网盗取上市公司的信息，于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国政府申请引渡疑犯，但在10个月后，香港政府拒绝引渡申请，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检控。

港府最后将该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没有再就如何处理该名逃犯提供任何资讯。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极为受中国干预。去年十九大期间，英国维权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显在敏感时期中共接管了入境处。中共对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当然美国政府也是大力干预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达到政治目的，例如针对斯诺登。社会主义者反对中共操控香港边境。只有边境控製权由人民选举的委员会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缩水 地产商钱包发水

香港楼价连年不断打破世界「最不可负担」的纪录

超过20万穷人居住于比监仓更细小的劏房内。但即使是较富裕的买家（通常是家长帮孩子付首期）也开始抢购纳米楼。

这些单位的面积大部分小于200平方呎，但平均售卖却高达4百万元，以呎租来计算比大单位更贵，因而获得地产商的青睐。地产商是香港的真正统治者。对他们来说，房屋是用来让他们发水，而不是用来为群众提供舒适的家，现在连较富裕的买家都成为了受害者。地产商愈来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窄，也越来越昂贵。

据《福布斯》杂誌的资料显示，香港最有钱的头50名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在去年增加了600亿，达到3070亿，即在一年内上升了24%。这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林郑的威权统治一周年 斗争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郑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郑上任后加强威权统治，特别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议员资格后，政治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习近平去年七一强调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中共强硬地打压香港仅有的民主空间，削弱立法会权力、更明显地利用法庭政治审判示威者、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通过国歌法和一地两检等法例。

上任以来她一直将打压群众抗争的任务外判予法院及建製派政党，避免像梁振英般发表强硬的反民主言论，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务员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无疑对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挫败。政府可以在短期内製造寒蝉效应，但青年的愤怒情绪只会更深。现在对大部分青年来说，「法治已死」和「政治审判」已经变成共识，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压力之下也需要开腔向公众自辩，为自己的政治审判行为开脱。

中共不但要通过这些法例，更要在这过程中展示无上权力，企图令群众运动感到挫败，因此往往以更强硬、更无视民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可以说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两检由人大常委直接颁布决定，完全无视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开向香港法庭施压，指香港法庭不应受理对一地两检的司法复核。此外，中共想将立法会变为人大会议，避免它继续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在今年初修改议事规则之后，现在建製派正准备将因为违反议事规则而被逐出议会的议员禁止开会一年。这将会封杀议会抗争。

中共最理想的目标是把香港变成像新加坡那样，群众抗议和集会受到全面压製，言论和出版自由荡然无存，政治版图上只会存在一些忠诚反对派作为花瓶。事实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全球各国政府也视这种威权统治模式为典范。一方面可以镇压群众反抗和控製新闻资讯，同时又可以与全球金融体系保持密切连系。因此最近特金会后，特朗普称贊金正恩的「强硬统治」，及后一星期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讯号。

「全面管治权」

习近平在中国内地全面集权，收紧对于地方政府的控製，对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来中共越来越公开地直接统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协经常高调发表言论向香港的法庭和议会施压。过去在梁振英时期，中共让中联办占主导角色，由中联办将政治任务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财团、亲中学校等机关）。现在中共更多的是通过人大和政协直接干预香港，推动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样擅自搞风搞雨。但这种直接统治并不会顺畅，因为意味着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难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让步以舒缓民怨，也很难让主张「大和解」的泛民领导展示他们的成果以合理化他们的妥协。

林郑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税，企图摆出压抑楼价的姿态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当年的双辣招一样，这样政策对压抑楼市基本上毫无帮助。现时全港地产商若有9千个落成后没有推出发售的单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税，迫使地产商售出全部囤积的私人单位，根本对压抑楼价毫无帮助。

建製派的恐吓

由于近月建製派开始攻击「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指控其为违法违宪，威胁可以剥夺任何支持这一口号的人的参选权。这意味着整个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体取消议员资格。然而今天六四集会的人数仍然高企。七一游行民阵在群众压力下正确地采纳了这一口号为主题，虽然它并未有明确指出群众运动要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与中国内地的群众斗争连结起来，并且以打倒中共政权及资本主义为纲领。香港警方开始对七一游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严格的限製，强製市民在维园草地出发，并威胁控告中途加入的游行人士「非法集会」。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报》表示应该取缔七一游行，因为这是「抗中乱港」、「违法违宪」。当然大公报是建製派机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个，但在今天愈强硬愈当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亲北京政客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附和这一调子。这是中共推动镇压的策略，先摆出最强硬的立场测试民意，在激起舆论反弹后稍为撤退，然后慢慢将这一强硬立场「正常化」。不过独裁者明显自视过高，由2003年反廿三条50万人大游行开始，七一游行已经成为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记忆。如果对这个香港抗争的重要阵地作出攻击，只会激发更多港人的愤怒到临界点，激起新一阶段的群众斗争。

重建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主张需要重建民主运动，让运动由基层群众掌控。运动不应自我局限在争取民主诉求之内，也应该通过建立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政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处理香港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温和泛民的领导者一直在阻碍斗争。在群众压力下泛民领导不情愿地参与运动，并希望尽快结束运动。

现在面对着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强力打压、以及习近平日渐收紧对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层甚至进一步向威权统治妥协并且拒绝群众斗争。泛民领导在民主斗争中固守错误的观点和方法，导致了他们成为斗争的刹车掣。他们一直认为，仅仅依靠「文明」的谈判向习帝请愿，就可以说服独裁者实行民主。社会变革从来不是依靠与当权者妥协达成，而是依赖不断的群众斗争去夺取当权者的权力。无论是历史上争取女性选举权还是推翻专製政权都是如此。工人组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往往在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会人数等例子，已证明香港群众是准备与政府斗争的。为了抵抗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宏光护老院外劳罢工抗争　追讨欠薪加班费

6月14日，位于观塘的宏光护老院爆发工人抗争，共10名来自中国广东的外劳女工集体辞职，抗议资方长期对工资及工时的严重剥削，以及对员工做出的恐吓行为，要求追讨百多万元的欠薪，。由于所有外劳本来居住于公司宿舍，故她们发起抗争后无家可归，并搬到政府总部外扎营留守抗议。6月16日，工人在政总外发起抗议行动，社会主义行动丶工党丶社民连等组织都有参与，我们支持工人的抗争并聆听她们的愤怒声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参加了印尼及菲律宾外劳的国际家务劳工日集会，展示了工人阶级可以不分国族团结斗争。

超剥削的工作环境

这些女工大多都来自广东省，来港后在超剥削的条件下工作。虽然合约订明的工时为每天9小时，但实际上她们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超时工作至少3小时，有时公司更要求工人连续24小时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乡探亲，也就是说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这些外劳是经过政府的《补充外劳计划》来港工作的。虽然政策订明同工同酬：「其工资至少须相等于本地工人担任相类职位每月工资的中位数，所享有的待遇亦不会比本地工人按劳工法例所得的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资。但实际上资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给劳工署的工作合约上的工资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费为由将实际工资减至$10,800。另外，工人每两年签一次合约，每次公司都会巧立名目征收2.1万人民币和2万港币的「劳务费」，变相每月克扣约$2,000的工资。

以工人实际月入约$8,800来算，每月没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时，工人们的时薪只有$24.4，远远低于最低工资的$34.5，可见雇主其实在一直在违反法例。据了解，资方多年来克扣工人工资丶休息丶超时工作补水等的金额合共约700万元。今次工人抗争的基本目标就是追讨全部欠薪。

无故解雇丶人身恐吓

这次斗争的触发点，源于公司最近无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辞退的黄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于5月28 日在没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签署『粮单』，又威胁不签署的话会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陆，并甚至报復在乡下的家人。」事实上，资方过去曾多次对工人恶言相向，威胁工人不要到劳工署或工会投诉。事件发生后，令其他外劳工人都感到非常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劳决定一同集体离职抗议。

政府纵容私营院舍

这次宏光护老院剥削外劳事件，连同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来毫无监管，纵容私人院舍欺压院友和工人。而问题更甚的，是政府不断在推动安老服务的私营化，现时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营比例为37:63，而且公共资助的宿位严重不足，轮候时间高达37个月，每年有约6千名老人在轮候宿位期间死亡。私营院舍为了牟利，往往会输入外劳来剥削工人，同时以高昂的收费提供参差的服务。私营院舍的每月收费动辄过万元，一般基层家庭根本难以负担。这些院舍很多环境恶劣，每名老人拥有的空间只有6.5平方米，在晚间一名护老员甚至要照顾40名老人。

现时私营院舍大多聘请廉价外劳，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归根究底，政府应该全面将安老服务公营化，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并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请本劳及外劳。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确保员工的待遇与人手，同时间又能以低廉价钱为有需要的基层家庭提供长者照顾服务。

外佣发表中介调查报告　揭露政府假监察真纵容

《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自去年1月起在港实施以来，政府指用意是规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来守则被证明根本是无牙老虎。最近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进行调查，访问了452名外佣，发现中介滥收费用丶剥削外劳的情况十分猖獗。

新来港外佣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费，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规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佣来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调查显示56%受访外佣被雇佣中心违例，另有三成人须在获发首月薪金前缴费。

团体曾以外佣身份到十八间雇佣中心放蛇，有七间表明经他们寻找新雇主时，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万元费用。另一点是，24%受访外佣被没收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做法违反守则。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吓外佣的行为，使她们即使面对中介或雇主违法时也不敢发声。

亦有约百分之十的受访外佣指中介机构曾安排他们向财务公司借贷，以逃避直接参与非法收费的罪行。很多外佣来港后为了缴交中介费而负债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无偿劳动，也因为负债的压力，即使收到剥削和压迫也不敢发声。

政府事事以财团利益行先，这些摆明车马违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纵容。劳工处自守则实施以来，九成中介公司违反至少一项条例，但只有七间被撤销或拒绝续发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则或法例根本毫无实权规管吸血中介公司。外佣需要组织起来积极斗争，并且与本地工人阶级一起团结斗争，要求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取缔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让外佣有权被直接聘用，或者通过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机构受雇。工人们应该不分种族团结抗争，共同抵抗资本主义的「现代奴隶製」。

新民党容海恩攻击外佣    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

5月27日，多个外劳团体发起游行，抗议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种族歧视。容上月在立法会上指外佣周末在公众地方霸占道路、进食和睡觉，影响巿民生活和公众卫生。约三百名外劳举起「反歧视」、「反对现代奴隶製」等标语，要求容海恩道歉。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游行，我们讽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如希特勒一般种族歧视。

建製派种族歧视劣迹斑斑

新民党一向极为性别歧视及种族歧视。2016年立法会选举期间，新民党煽动种族歧视、製造社会恐慌、并攻击民主派以捞取选票，极力抹黑香港的寻求庇护者为「假难民」，又支持政府兴建难民营。2015年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亦曾发表极为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的言论，指「大量菲籍女佣在港沦为外籍男士的性资源」，引起多个外佣团体抗议。

新民党不但攻击外佣，同时也是反对本地工人权益和民主权利的政党。可见本地群众与外佣有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团结斗争，反对种族歧视和资本剥削。

附和政府的压迫性政策

在港外佣人数达到38万，为社会製造庞大的经济成果，可是她们却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视。外佣占据假日路面，是因为雇佣同住条例下，外佣没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极为缺乏公共空间。政府拒绝为外佣兴建假日休憩设施。

「雇佣同住条例」令外佣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与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香港住屋狭窄，外佣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间，女性私稳被无形中被打压。政府亦一直纵容中介公司滥收外佣中介费，令外佣欠债累累，外佣工时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佣每天工作16小时。

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容海恩的言论。我们要求开放所有公共设施让外佣使用，而政府亦应大量增建公共设施以容纳38万名外佣以至全港人士。我们要求取消雇佣同住条例，并大量兴建公屋让外佣居住。

打倒「贵族学校」！打倒阶级歧视！

近日，私立的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宣布将于明年新学期取消中文科繁体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简体中文课程，引发争议。据报导称，香港本地学生家长对此反应激烈，认为学校并未事前咨询家长。此事亦触动了部份人对于中港两地对立的神经，认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权打压香港语言及文字的地位。毫无疑问，哈罗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必然尽一切手段迎合中共与香港政府的好恶。而政府优惠贵族学校的政策，令教育资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阶级倾斜。

现时全港约有五十间此类私立「国际学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倾斜下，这些学校更成为「精英」「优质」教学的代名词。当然，入学的费用同时亦相当 「精英」和「优质」。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为例，学校发行所谓的「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及「个别债券」，认购金额分别为300万及60万港元，供家长认购作为子女必要入学条件，2016年「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金额更增至500万，另外学费约15-18万一年，还未包括每年6万元的住宿费用，相当于一个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远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担。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类私立学校倾斜，哈罗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顷，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还有6间国际学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绝大多数学生的公立学校所得的待遇却惨不忍睹，政府投放于公共教育系统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处于垫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亚，不但坚决拒绝推行小班教学，连学位安排都毫无章法得过且过，以致个别公立学校出现数年间由收生不足几乎被「杀校」、转眼间新学年扩编至一级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况。政府对公立教育系统不仅欠缺长远规划，连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煳涂。

社会主义者故然支持学生、家长和学校民主地决定教学政策；学生有选择接受哪一种语言和文字教育的权利。但在此之前，我们亦同时要求废除一切私立贵族学校，所有学校全面公营，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费优质公共教育。

社义行动致力重建工人斗争　反抗专製政府

中国内地正走入疯狂镇压的「习帝时代」。正当中共政权正在收紧对香港控製，建立群众抵抗的战略和纲领变得更加迫切。社会主义行动努力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我们每天的抗争行动都是为了这目标而前进。

五一国际劳动节，社会主义行动与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及难民联会举行反种族主义游行。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及厨师联盟主席吴誌辉亦有出席。这是劳动节唯一一场集结不同国族的国际主义游行，当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国、苏格兰、香港人等。队伍约一百人，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打出「团结抗争　反种族主义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参加者高喊出「妇女权利是工人权利」、「停止性别歧视，停止种族主义」、「国际工人大团结」等口号。劳动节游行不单是为了表达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么理念来提高香港以至亚洲地区斗争的水平。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支持内地工人斗争。内地庞大的工人阶级如果得以组织起来，中共独裁政权的生命将会进入倒数。因此我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将不同斗争连结起来，并学习当中的教训。5月15日，社会主义行动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办公室抗议，反对啦啦快送压榨内地司机，声援司机罢工。社会主义者谴责啦啦快送压低运费，逃避为司机支付社会保险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们支持啦啦快送司机组织民主的独立工会，争取体面的收入和八小时工作製。

6月16日，社会主义行动、工党、社民连等组织都有参与宏光护老院的内地外劳在政总外发起的抗议，反对公司克扣工资。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发言时表示，罢工工人是妇女、外来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压迫。我们支持工人一切诉求，并支持本劳外劳同工同酬，反对种族分化。

社会主义者一直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前线。5月17日，社会主义行动、Kobumi、社民连、工党及其他外佣团体，到以色列领事馆及美国领事馆抗议，反对屠杀加沙人民。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以巴群众团结抗争，反对种族主义及国家暴力。6月17日，社会主义行动亦参与外劳团体举办的国际家务劳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别是六四的周年游行及烛光晚会。今年是威权主义攻势以来的首个六四。社会主义行动打出「打倒习帝　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由于中共企图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法口号，社会主义行动出版「结束一党专政违禁品」T恤以作讽刺，大受抗议者欢迎。

维园烛光晚会有11.5万人参与，这反映了群众对去年以来政治打压的愤怒，也见到港人没有为民主斗争感到灰心。对专製政权和亲商政策的不满是前所未有地高涨。如果有一个清晰的领导，基层群众是准备站出来的。但现在欠缺的正是一个引领群众斗争前进的领导力量及组织方法。社会主义行动正为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奋斗，作为连结这场斗争的锁链，因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斗争目标。群众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领导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不决，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抵抗政府的攻击，并将斗争限製在司法挑战以及立法会的冲击画面内。

社会主义行动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劳、女性和民主斗争之中，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力量铺路。工人阶级政党可以在未来几年成为反专製斗争的主要力量。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政党被取缔   标誌着镇压的新阶段

今年7月，中共指挥的政治打压继续扩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时期遗留下来的《社团条例》取缔寻求港独的民族党。种族主义的香港民族党自吹自擂，为自己造势，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政府明显是用它来试水，准备更严厉地打压言论和结社自由。在过去两年裏，政府发起一系列政治攻势，颁布新的压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对派参加选举，并将参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运人士投入监狱。

这是自主权移交以来该条例第一次被用来打击政治组织，标誌着中共和傀儡港府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发出禁令，以民族党成员身分参加活动或者向该组织捐款均会是违法行为，最高可被罚款十万元及入狱三年。

政府一开始给了民族党三周的申诉期，但司法程序只会是一场表演。不过在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代理律师提出抗议后，申诉期延长至七周。尽管延期不太可能对最后的结果造成太大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开始过于自信，误判了形势。政府每一次攻击民主权利，都可能引发群众的愤怒和抗议，尽管民主运动的泛民「领导人」没有任何反击。延长民族党的申诉期，说明政府意识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缔，或者至少会推迟审理，而这会令政府大失颜面。

反击林郑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为政府的工具（除了个别情况下会表现出一些「公正」）。不过政府猛烈打压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甚至已经令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感到惊慌。取缔民族党就是最新的警号。

政府于外国记者会（FCC）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于8月14日进行演讲，而政府则威逼它取消这个计划。前特首梁振英作为政府的非官方发言人，政府可能会收回租给记者会的办公室。而且政府还阻止记者会直播陈浩天的演讲。

不过对于林郑政府来说，这样做代价高昂。它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取缔像民族党这样一个根本算不上政党的政党。而且政府的行动反而宣传了陈浩天，让他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国际知名人物。就算取缔了民族党这样一个只是名义上的政党，陈浩天还是可以照常演讲和发声明，而且现在他的关註度比过去更高。所以政府的严酷举措明显不是针对民族党，而是为了抓「大鱼」。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反对民族党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它的种族主义立场和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民族党要求把所有大陆人赶出香港，体现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极为反动的种族主义。这只会帮助同样这只会帮助同样奉行种族主义的中共政权分化香港和内地的群众斗争。社会主义者主张全世界劳动群众团结斗争，一同对抗真正的敌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权统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标不是民族党，它明显是想要以此为先例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打击其他反对政府及其反民主计划的组织。

政府将这样一个没有实际威胁的组织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显然是为了製造先例，为将来使用同样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对派组织作准备。它首先攻击港独支持者，因为中共和港府认为「独立」是一个连讨论都不可以的话题。

接着政府会全面扩大攻击范围，将其他政治主张也列为不可讨论的禁忌。「结束一党专政」是民主斗争的根本诉求，现在也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最近林郑拒绝承诺那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不会面临法律后果。那些公开支持这一诉求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民主派政党）未来都可能被禁止参选。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颂恒和游蕙祯两人的议员资格，然后又踢走了四名较激进的民主派议员。可见政府已经在变相实行廿三条，再一次证明法律和司法製度已变成打压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发出一份长达700页的文件，详列陈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证明」民族党违反了《社团条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彻底消灭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缔民族党以及港府过去的所有政治打压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抓住民族党的一些言论，说它是以「暴力」威胁国家安全，但实际上民族党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小组织，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几乎做不了任何事。

独裁政权向年轻人的政治权利「宣战」。但是就像在中国大陆一样，威权政策不可能消灭民主诉求和反抗斗争，从长远来看反而会推动年轻人更加激进化、政治化，进而引发更多抗争，但在反民主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的本土派和他们的右翼思想无法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团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以及他们的右翼亲资思想，不可能帮助年轻人实现任何成功的政治反击。

新一轮的威权攻势说明现在须要重建战斗性的群众民主运动。我们必须抗议政府的每一次攻击，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发起越来越多的打压。反民主攻势不会自动停止，只有有组织的群众抵抗才能挫败政府的计划。而且群众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组织，由民选发言人和基层委员会来决定行动方针和诉求。

同时民主斗争须要联系到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联合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工人斗争。这些工人正组织起来，反抗减薪、紧缩和各种亲富人政策，反对昂贵的教育和住房。通过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将这些斗争联系起来，能够将民主斗争变成可以撼动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众性运动。

当前的「土地大辩论」以及沙中线丑闻表明，资本家将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当做自己的保护伞，他们会竭力对抗基层群众的民主诉求，从而保护自己的利润。因此民主运动必须要有反资本主义纲领和能够实现这一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以此击败中共和富豪的独裁统治。

威权政府外强中干

港铁沙中线建筑丑闻爆发，政府的无能赤裸裸揭露于群众眼前，多年来纵容包庇港铁腐败令其诚信破产，群众对政府的愤怒大大加深。林郑政府一年以来虽然发动猛烈的威权打压，但政府和统治阶级完全没有强化起来，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统治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今次主力揭发沙中线丑闻的是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挤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显是有部署、有计划行事的。幕后谁是更大的操盘者故然无从考究，但从中可判断统治阵营之内的派系分裂相当严重，才会有建製派政客不惜为政府製造麻烦也要成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联指责田北辰领导的实政圆桌不打招呼就落区准备来年的区议会选举，和民建联撞区，可能会让反对派「渔翁得利」，而田北辰则反驳称民建联是「以大欺小」。社会危机深化和统治不稳造成统治阶级的权斗和分裂，因而让底层群众更能看穿他们的外强中干而起来反抗。

取缔民族党

脆弱的林郑政府为了处理港铁丑闻已经疲于奔命，但在中共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压的任务。近期取缔民族党明显是中共治港的强硬派命令下执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缔民族党的两星期前，中国国务员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见面，强调要处理民族党以及对港独「零容忍」，明显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须果断、强硬。这可能正是因为中共对于港府两次同意延长申诉期感到不满。

在习近平全面威权统治的大环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紧步伐。林郑至今不敢切实谈到廿三条立法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强调要创造「良好社会条件和时机」。但基本法委员会及全国人大等鹰派分子公开施压，要求她加速立法进程。这些强硬派不是负责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动中央的政治任务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乱叫嚣。此外，早在1999年通过廿三条立法的澳门，最近更准备復杂内地的模式，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以针对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一政策明显是为了向港府作出示范效应。在这种压力下，林郑在8月27日被记者问及廿三条立法时称：「亦有些工作现正在进行」，但特首办公室当天立即矢口否认。可见现在港府对于是否加强政治打压左右为难。

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民族党陈浩天发言的事件上，整个统治阵营虽然都「团结一致」攻击港独，但不同派别的论调并不尽相同。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主张大力攻击外国记协，企图要政府拒绝向他们续租办公室，显然他是代表强硬派。而林郑月娥虽然表明反对「港独」，但似乎并不想向外国记协穷追猛打。外国记协与西方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有紧密联系，他们今天在港府的威吓下仍坚持邀请陈浩天演讲，明显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在中美冲突升温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想利用人权、民主等议题来向中共施压，藉以换取更多经济利益。林郑月娥想香港尽量避开贸易战，以免香港资本家的利润受损，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问题成为西方国家在中美冲突中的舆论战场。

贸易战

香港作为转口港，内地的出口占到香港总出口的55%，香港对内地占比达到48%，难以在贸易战中独善其身。内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资的40.2%，因为港资企业也极为担心贸易战会影响利润。此外，大湾区作为在粤港澳的一带一路政策，宣传爱国主义和祖国经济强大，也因为贸易战而拖延了出臺时间。这些都是香港资本家不想见到、也不是中国要员想见到的。

社会主义者分析中共与港府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寄望于林郑政府会维护基层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权利。但我们要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揭露于群众面前，让群众了解到威权政府并不如其表面所坚固。只要有一个有力的群众领导和纲领，重建自下而上的、战斗性的民主斗争，是可以打败威权统治的。

面对陷入危机的政府，泛民主派近来甚至更显得无所作为，更加没有动员群众反攻的准备。由于温和泛民政党行动缓慢，民阵恐怕要等到10月才举办首场针对沙中线丑闻的反政府游行，白白浪费了良好的时机。这种延误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错误。去年七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标誌着林郑刚实施新威权统治。8月20日，14万人上街要求释放3名学生领袖和13名因反对新界东北计划而被判入狱的政治犯，远远超于各大党派的预期。

当时是民主运动自伞运结束以来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製订明确的斗争战略，可以改变整个政治局势，大大成功反击的机会。然而温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低调参与游行，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裏完全没有把握机会提出任何行动升级的方案。在群众斗争高涨时，社会主义行动当时极力主张製订「全民抗暴日」，着手组织群众重建民主运动，并开始认真讨论和准备罢课、罢工作为行动升级的手段。

泛民领导层阻碍抗争

泛民的迟钝、庸懒最终是源于其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群众激进化，寄望与林郑大和解，以换取个别业界的小恩小惠。他们支持资本主义製度，所以担心民主斗争如果激进化，可能会变成要求推翻富豪阶级的群众运动。例如林郑上任新增所谓50亿教育经费，就使教协今年会庆邀请她做嘉宾。泛民在口头上还是会批评政府，但观其实际行动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议一下向选民交代了事，并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压力。

由于去年刘小丽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将于十一月举行。建製方面派出前官员出选，明显想突显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意味，有信心通过击败民主派从而进一步打击民主运动的士气。候选人如果针对政府的核心问题，展开积极的进攻，在对抗威权统治以及港铁丑闻的问题上予以有力的回击，从而揭露资本主义製度上的腐败，将可以有效动员群众、重建民主运斗争，并且赢得选举。姚松炎在三月补选失败的主因，是因为他没有将选举工程政治化，动员群众对抗威权统治，反而将自己包装为社会精英，完全脱离九龙西的基层选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势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主张集中做区议会式的地区工作，淡化选举运动的政治意味。这种策略只会招致更多失败。

如果泛民继续妥协，变成威权统治的「忠诚反对派」，会进一步阻碍香港群众反抗运动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的中国局势以及即将来临的反对习近平「一人独裁」的浪潮也会对香港造成巨大影响。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发了反对神权独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纲领和领导，但它不仅是反对独裁政权，也反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反对派，因为群众意识到改良主义反对派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挑战独裁政权。民主斗争应该学习香港以外的经验，改正他们对反威权斗争的错误观点。

面对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民主运动更需要一个新的、具战斗性的领导，并且需要以工人阶级为主力，主动寻求内地工人阶级的支持，才能挑战专製政府和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并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重划选区操控选举　需要群众斗争反击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图操控民主选举区议会选举。预计会像立法会选举那样引入「反港独确认书」和筛选反对派议员。今年早些时候，选举事务处已表示区议会参选人需要签署声明，承诺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且去年及今年的两次区议会补选已引入确认书製度。可以预料，一些较激进的民主派成员将被禁止参加区议会选举。此外，选举管理委员会还将大幅重划选区，打击泛民选情。这证明妥协和后退只会招致更多打压。

选区重新划界

来届区议会选举将于2019年举行，政府表示因人口变动将128个选区重新划界。今次重划明显是针对反对派，并影响多个反对派区议员，包括四名「双料」议员：民主党邝俊宇、林卓廷，新同盟范国威和泛民区诺轩。其中邝俊宇所属的元朗北朗选区，本来就没有超出法定人口范围，然而却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后再并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变。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区选大胜，当年拿下15席（现时有12席），当选率超过9成，成为泛民在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今次有5名新同盟区议员受划区影响，其中袖范国威的西贡运亨选区同样在法定人口范围以内被修改，而且被划走的是根据过去投票纪录的「票仓」住宅，显然是当局故意的针对行为。另外重划影响的选区，不外乎是被划走或划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变其选区原本的人口结构。

政府宣称重划选区是建基于人口的改变，但实际上有12区选区超出人口基数标准（16,964人）而没被修改，当中11个属建製区议员选区，相反不少反对派选区超过人口基数便马上分拆重组。众多社区被荒谬地一分为二、为三，令泛民票仓被划走。此外，反对派政党及议员一般资源较为有限，相较有北京及财团支持的建製派，一旦重划选区都会影响过去所建立的地区基础。而且有迹象表明，建製派事先便已得知选区重划方案，因而提早落区准备选举。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划计划公布数个月前已经在新选区展开工作，显然得到当局在背后帮助。因此，这些选区的划分并非如政府所说的那样「没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击反对派在来年的选情。这种选区操作被称之为「杰利蝾螈（Gerrymander）」。

泛民领导层无力抵抗

在3月补选失利后，泛民领导层明显陷入悲观情绪，面对操控选举和取缔政党的攻击并没有提出还击方案，也没有在港铁沙中线丑闻上动员群众向政府施压。由于他们对政治化的选举工程没有信心，因而更倾向所谓「地区服务」而避谈政治议题和群众抗争，妄想这样可以与资源丰厚的建製派选举机器竞逐议席。这显然对有中共和大企业在背后支持的建製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预计反对派会有10-20人会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不过他的应对方案却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当Plan B。实际上，2004年泛民在区议会选举取得大进帐，就是因为2003年反廿三条群众运动后，群众对中共和港府的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试图继续操控选举，再次反映重建战斗性的群众民主运动的迫切性，我们要了解到建製当局未来将会发动更多的打压。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仅仅依靠选举无法抵挡威权统治。必须将选举运动作为平臺建设战斗性的基层群众运动，而且应该由参加者民主决定运动的方向和策略。同时民主斗争须要反对那些在背后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业，终结由少数富豪精英控製整个社会的不民主製度，并呼吁中国内地和全世界工人群众一同斗争，反抗独裁统治、实现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环署清洁工人罢工抗争 打倒外判製度

八月六日，食环署旗下的外判工人发起罢工，参与人数达到300多人，抗议食环署对苛刻的要求。约100名主要负责观塘、牛头角、油塘的清洁工人在观塘瑞和街街巿聚集，举起「无良食环署、迫死老员工」的标语。罢工人数占食环署在当区内外判清洁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历时5小时后，食环署与外判公司进行会面，并承诺会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后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环署拒绝工会参与会议，贯彻政府无视工人声音的嚣张态度。工人需要组织起来持续监督食环署落实改变的情况。若果食环和外判商违反承诺，就需要再次行动起来。

这次罢工清洁工时薪仅仅36元，月薪约8000元左右。这批满头白发的清洁工人罢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洁投诉后45分钟内处理。食环署企图辞退65岁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处处刁难，包括喝止饮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称，扬言会向承办商罚钱。工友有时不需要时脱下反光衣，同样会被苛责，变相增加中暑风险。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称「馊水」的垃圾水和处理泥头垃圾等额外工作。

香港外判製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带头引入，目的是削减公务员人手并削减公共开支。政府的外判製度鼓励外判商价低者得，依靠压榨工人来投标。现时食环署外判投标评分製度中，工人工资及工时只各占整体评分的1.5%，相反价格却占70%。

由于工资压得太低，只有议价能力低的长者、少数族裔甚至是残疾人士愿意任职。外判清洁工工作条件恶劣，例如基本装备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适用。除了工资低以外，他们更可能面对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劳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伤赔偿、被迫转自雇合约等。例如今年年初长沙湾海丽邨的清洁工就因为被外判商威胁签署「自愿离职书」而被骗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最后促发罢工行动追回公道。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废除外判製度，所有企业直接聘用工人，设立每小时50元的最低工资，设立全民退休保障，让长者晚年免于受吸血公司所剥削。

港铁丑闻不断　政治危机加剧

港铁沙中线丑闻越爆越大！继5月及6月媒体揭发沙中线红磡、会展、土瓜湾站建筑偷工减料的丑闻，媒体再踢爆原来港铁多年来隐瞒施工地盘的土地沉降。港铁的工程丑闻再次揭露官商勾结的黑幕，引爆了社会对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弹。

事件已经促发成为一场政治危机，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应，甚至令政府在威权打压方面转为守势。建製派亦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大肆包庇港铁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对用特权法调查事件的民建联和经民联改口称「持开放态度」。不过这只是因为建製派看到「火势」越燃越大，不得不软化调门，以免影响未来的选情。

林郑月娥早几个月前丑闻刚刚爆发时还处处维护港铁主席马时亨，但到八月沉降事件后港铁则宣布高层人士变动。主席马时亨将不会连任，并与今年年底离任。行政总裁梁国权提早退休，工程总监黄唯铭则会辞职。政府希望都过撤换高层来平息民分，不过这并不是在惩罚他们，而是实际上「放生」高层，让他们可以安然带着退休金或酬金离职。几年前，因高铁超支丑闻下臺的港铁前主席韦达诚，在离职后仍稳袋3,000万约满酬金！

土瓜湾沉降

八月初，《苹果日报》再次揭发沙中线土瓜湾站出现并隐瞒工程问题。根据港铁2017年的内部文件，显示早在2016年土瓜湾站地盘周遭多达23幢楼宇发现超出容许上限的沉降。附近多幢建筑物外墙及内陇，均出现明显的长裂缝。居民表示经常感受到大厦摇晃震荡。

至2017年7月区议会会议，港铁仍然声称各监测点的数据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隐瞒真相。而沉降被揭发后，建製派区议员何显明更称沉降数字乃私隐，因为会影响楼价！据报，土瓜湾站的沉降更导致地底的煤气喉管变形，更随时有爆炸的风险。然而，港铁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湾站的工程。

而另一边厢，早前已爆出工程丑闻的会展站同样亦发现沉降问题。会展站被揭发50个涉及公共设施位置的沉降幅度达至指标，当中包括道路、煤气管、水管及冷却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沉降角度变形。而会展站及金钟站连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码头海军商场亦出现多条大裂缝，最长近3米。直到丑闻曝出后路政署才下令叫停会展站的施工。

现时沙中线项目严重超支超时，全长17公裏的造价已经增加到目前的971亿，平均每公裏工程成本逾57亿元，比高铁香港段每公裏32.47亿元造价更高，成为全世界第二贵的铁路项目（最贵的是港铁西港岛线）。然而花费公帑近千亿的基建项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统性腐败

显然，沙中线工程丑闻并不是个别的疏忽事件，而是长期的、系统性的腐败问题。港铁乃上市公司，虽然政府拥有七成股权，但公司实际是个「独立王国」以牟利作为其首要目标，并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护。去年港铁的纯利为168亿，但却依然连年加价。至于今次因丑闻而下臺的各人，行政总裁梁国权年薪高达1,520万元，黄唯铭的年薪亦有800万元，而非执行主席马时亨不需要参与日常运作，但去年就获得了170万元董事袍金。原来港铁拿着大量公帑承建高铁、沙中线及其他铁路项目，中间却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供养着这些「寄生虫」。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没有准备在今次事件上动员群众抵抗，只会被动地在立法会提出特权法调查事件，被建製派否决后就慨叹「无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个林郑政府施压的好机会，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斗争，政府完全有可能因为陷入严重丑闻和危机而拖延进一步的政治打压，以免群众的怒火连串爆发。

我们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没有实权的政府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一个有工人代表参与的民主调查委员会，有权彻查和公开全部问题，并且有权惩处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层及政府官员。归根究底，我们还要废除外判製，并且将港铁及建筑商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同时间，应该由民主的基层群众委员会重新检视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费公帑的大白象项目，大幅增加公共社会服务的开支。

长毛继续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郑政府的威权攻势并未有停止下来。今年中共将「结束一党专政」定性为违法口号，而政府又历来首次强硬回应今年以该口号为主题的七一游行。近期政府准备取缔民族党，标誌着政治打压剧烈升级。政府真正要打击的对象并不是民族党，而是激进民主派力量，而当中站在抗争前线的梁国雄（长毛）可说是头号打击对象。

政治检控

近年来长毛屡屡受到政治检控。长毛于2015年一个校际辩论比赛中向林郑月娥示威，经审讯后被裁定妨碍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诉，案件预计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时，在立法会示威区因为争取全民退保而抗议，期间疑与蓝丝团体「珍惜群组」发生冲突。蓝丝诬蔑长毛踢他左脚，然后一再于庭上搞错左右脚，错漏百出。如果这样也能罪成，实在是对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连失去了长毛的唯一议席后，缺少了重要的经费来源。立法会向梁国雄追讨议员薪金及办事处开支，合共298万元。长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诉，在法理上他的议员资格并未被取消，立法会根本无权追讨他的议员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动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想要令长毛破产，使他未来五年丧失参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势下，长毛上诉案很可能会败诉，届时立法会新界东的补选将会启动。如果长毛顺利参选的话，由于他具有高知名度并承载着政治打压的群众愤怒，相信建製派难以夺走他的议席。因此现在政府正准备利用各种手段阻止他参选，例如判刑、破产以至筛选。在十月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刘小丽很可能会被政府取消议格，作为定下一个先例，以便日后取消梁国雄的参选资格。

社民连备受攻击

此外，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因为向传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调查高官而被判监4个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诉。如果最终判决维持在监禁三个月或以上，吴文远也会被剥夺参与议员资格。至于副主席黄浩铭也因为反新界东北示威和伞运占旺而分别被判监13个月及4个月，因此也丧失参选资格。

政府自以为威权统治的气焰在嚣，可以大力重挫整场民主运动以一劳永逸。但他不会如此简单地达到目的，因为指挥打压的习近平当局正处在重重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始终未摆脱危机的阴影；中美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内地的工人和群众斗争已进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运动。现在习近平正处在上臺六年以来最裏外受敌的时刻。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及政治审判，要求撤销所有抗议者的控罪。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卫基本民主权利，当务之急是重建一场民主的、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高铁强行通车　无底深渊后患无穷

高铁香港段会于9月23日正式开通，这条兴建历时10年、耗资853亿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来强行推动下「终于」落成启用。

过去10多年来，高铁项目不断引爆争议，包括不断的超支延误、强拆菜园村、一地两检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试营运期间，甚至更爆出先后发生多宗事故，包括车轮「出轨」、米埔段渗水影响信号系统一度暂停试车，以及多个隧道段出现渗水情况。不过这无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在今年底前通车。

高铁的开通并不代表争议的结束，高铁的营运问题已经成为了新的噩梦。早前，政府私下与港铁公司签署为期10年的营运权，并设有所谓的「乘客量上下限机製」，担保假若高铁的乘客量比预期少超过15%，政府将会承担七成的亏蚀，名符其实是「赚的归港铁，蚀的归政府」！我们早已指出高铁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率，而政府亦将内部回报率由最初的6%降至为2%，显然为高铁长期亏蚀做准备。高铁定价被指比飞机更昂贵，基层民众根本不会乘搭。高铁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亏蚀也不会废止，这样下去高铁很可能会是公帑的无底黑洞。

我们更不要忘记，高铁开通后一地两检将会正式实行，打开了公安进驻香港执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带来深远的恶果。

因此，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由下而上的运动，通过积极的宣传号召群众罢坐高铁，将既已存在的愤怒转化成积极的政治行动，重新动员群众起来。现在高铁的安全问题和高昂票价已经令普通市民却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将抵製高铁的声音转化为积极的抗争力量。高铁的低载客量以及亏本可以作为有力的数字，削弱政府的权威，证明它不过是利益输送以及政治渗透的工具。通过民主的架构组织罢坐运动，并开放予所有真诚反高铁的组织参与，摆脱过去由泛民小圈子领导层控製的运动模式。群众对高铁的愤怒既已存在，反对高铁和一地两检的罢坐运动可以成为群众反击威权攻势的机会，为重建民主运动打开一条出路。

反对国歌法 需要战斗性群众运动

10月立法会復会后，政製局可能将提交《国歌条例草案》进行审议。由于建製派已控製立法会，再加上如通过一地两检时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国歌法很可能会通过，给香港民主权利造成新的打击。中共政权想要用国歌法箝製言论自由，培养所谓的「民族归属感」，打压对威权统治不满的年轻人和反抗意识。

8月13日，澳门的傀儡立法会一般性通过新的《国旗丶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计划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而且「不尊重」国歌者将被罚款2,000-10,000澳元。与香港一样，澳门国歌法对于「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煳，成为悬在言论自由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中共在为香港林郑政府树立「榜样」，向它施压。

中共急切地想要继续向香港民主权利发动攻势。国歌法立法和一地两检都表明，现在中共更加倾向于越过香港当局直接製定镇压性政策，然后交由港府和立法会通过丶执行。而直接面对群众压力的港府则较为犹豫。政府原本计划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进行国歌法首读，但到6月时又突然宣称因为「一些技术性细节」而推迟。它可能担心如果操之过急，反而会激起反弹，甚至像梁振英那样成为「替罪羊」。

表面上国歌法立法是因为香港球迷在赛场上嘘国歌。政府和建製派宣称，普通市民无需担心因为走音丶普通话发音不准等「无心之失」而招致刑罚。但现在有消息称，在新疆有维吾尔族人因为用唱国歌发音不标准而被送进集中营。虽然在现阶段中共还不太可能将这种程度的白色恐怖復製到香港，但可见政府是将国歌法作为广泛的恐吓和镇压工具。

社会主义者反对国歌法，支持废除国旗法。国歌法立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习近平政权试图「全面管製」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条文，而是以战斗性的群众运动反对整个恶法。当今最迫切的任务是建设一场群众反抗，并向群众展示国歌法与其他威权打压是连系在一起，而不是分开个议题。由于温和泛民没有真正组织反抗行动，让政府看起来比实际中更强大。为了取胜，这场运动应该由参加者民主控製和决策，并联合内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众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以及仰赖它保护的富豪专政。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教育

「状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缝七月考试放榜都会遍布报章头条，彷佛正在告诉我们这些」菁英」的出类拔萃就是未来社会的典范。灌输式教育製度生产这一小撮」菁英」，同时也製造了为人垢病的学习文化。学生创意思维被扼杀，学习态度往往被动，变成考试机械。香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製度令学生面对重重考试功课压力丶债务缠身，」精英教育」和巿场主导排除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较低的学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资本主义製度令社会裹足不前，学生在这製度下成为牺牲品。

巿场化与学生自杀率飙升

香港青年协会最近访问了3,000多名中学生及大专生，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绪问题，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杀个案。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行TSA系统评估，社会一直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家长指TSA令学生不停操练试题和加大考试压力，有研究更显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园丶小学和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增至62小时。

林郑政府漠视社会反对TSA的声音，重推小三TSA考试，目的是利用高压考试製度将学生分成不同阶级，并且迫使学生在课外参与私人补习，促进每年数十亿元的补习市场获利。

教育开支不足

香港拥有庞大盈馀，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却非常吝啬，教育占政府的总开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现时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怜的3.3-3.4%，对比起英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与危地马拉丶毛裏裘斯等国家齐名。

每年大学的资助学位只有15,000个，只是报考人数的一半，令未符合条件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迫」走向自资院校市场，承受昂贵的学费，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只能借贷求学。但从各大专院校的财政报告显示它们每年盈利达数亿元以上，根本与」学店」无异。教育质素远高于香港的国家如芬兰丶德国都提供免费教育，实行小班教学，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丶丹麦的大学教育也是全免学费。这都能提高教育质素，并保障每名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小学教育私有化

除传统资助学校外，政府实行另有一种名为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予私立学校发展，直资学校现时在港共有61间。过去数十年，传统名校纷纷转为直资，觊觎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学费等自由。直资学校每年学费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这根本完全脱离一般基层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可见私有化的教育製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变相教育成为富裕家庭才可承担的权利。

「国际学校」数目上升

去年，」国际学校」数目达到51间，当中有15间收录本地学生数目多于政府规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学校的本地收生占总学生的七成以上，这教人质疑」国际学校」的定义。」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上升，这与」国际学校」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和不用跟随本地学校严苛的教育製度有关，但」国际学校」学费却绝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能入读的学生非富则贵。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称本地学生数目不断减少而合理化其」杀校」政策，但却不愿推行小班教学。

香港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公共教育开支，为大财团的私有化和巿场化铺平道路，基层巿民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自然製造跨代贫穷，学生自杀数字飙升等社会危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透过群众抗争，反对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学债，将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学生免费读书。

亲资政策酿成青年住房危机

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的统计数字，香港楼价和租金连年上涨。香港已连续8年位居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之首。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庐的青年投身社会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弃置业，否则註定难逃楼奴宿命。但租屋等于受到任由业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无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难求局面已久，加上学债难填，置业对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与父母同住已成常态，亦无从保证可以长久安居。对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安身之所，只顾要求他们无条件奉献一切心力与时间，为与日俱增的房租疲于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蜗居与办公室之间循环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楼价超越疯狂境界之际，新建的住宅则渐次缩小，以至于面积不足二百呎的「纳米楼」应运而生，更出现以地臺为建筑面积灌水的「奇则」。

早在2011年，曾荫权曾表示要兴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轻人的居住条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个项目开工，而且只有80个单位。就算所有项目落成，总共也只有不到3,000个宿位，显然是杯水车薪。每个人租期不得超过5年的规定更是脱离实际。

亲资港府浪费大笔资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却无意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现时全港有28万宗公屋申请，可政府历年的公屋建成量却少得可怜。更何况林郑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减少公屋供应。2016-2021五年间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应预计只有14400间，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计分製，若申请人于18岁开始申请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轮候册已有27万户，创下18年来新高。

要想解决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问题，我们需要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社会主义者主张大量兴建公屋，并取消入息审查，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同时设立租金管製丶徵收富人税，取消大白象基建，为优质且廉价的公共设施丶服务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必须挑战这个一心保护大企业和富人利益的威权政府，将银行和大企业民主公营，由基层群众自己规划丶管理社会生产和建设。

全球声援香港 反对威权打压

始于2017年的「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致力于组织全球抗议，反对香港政府日益加剧政治打压。目前已有25个国家举行了抗议。

今年暑期，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几名成员参加了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巴塞隆纳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全球30个国家，当中许多人都在密切关註中港的局势进展，而且已经开始组织声援运动。

有60人参加了一场关于香港政府政治打压的讨论会，参加者计划继续举行国际抗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基层社运人士得知相关的消息。

「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寻求世界工人阶级的声援。争取民主权利丶言论自由丶组织政党和工会的自由，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悠久传统。要想得到这些权利，不能等待统治精英「施舍」，必须要自己去争取！而且就算在美国丶西班牙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权利也正受到打压。

我们须要在更强大的基础上重建香港民主运动，而学习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丶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正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大企业和欧美政府丝毫不关心民主权利，不能再对它们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基层的国际声援！

镇压升级 《金融时报》记者被驱逐出境

《金融时报》高级记者马凯（Victor Mallet）申请工作签证遭拒，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的不民主控製已经蔓延至香港。

马凯已被要求七天内离开香港。这起「签证门」丑闻并非单独的事件，而是林郑政府广泛进行威权镇压的一部分。港府过去已经禁止过反对派政党和候选人参选，取消了当选议员的资格，并增设了严酷的新法律。

马凯之所以受到当局惩罚，是因为他是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记者会曾邀请右翼港独团体「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而民族党已成为香港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

「零容忍」政策升级

这起事件表明，北京当局打击「港独」时，不会放过外籍人士或媒体。右翼亲政府的中坚分子梁美芬支持驱逐马凯，她说这起事件向香港公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对港独相关讨论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升级到国家层面。

国际特赦组织发言人潘嘉伟说，这起事件将对香港的新闻自由造成寒蝉效应。《金融时报》是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时几乎不去批评中国一党专製（甚至还在一些文章中称颂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国政府镇压的真正目标。

实际上，政府对「港独势力」发动攻击，是为了打击香港更广泛的民主斗争，对政治抗议定罪， 以图阻止追求民主权利的呼声传到群众抗议正在增长的中国内地。

反对新闻自由倒退

香港新闻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国独裁政权开始加强对香港的控製的时候。监督新闻自由的NGO「无国界记者」提到，香港新闻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从2002年首次排名时的第18位降到现在的第73位。在1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国特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老板和员工，导致批评独裁统治的新书大幅减少。

今年年初香港记者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十分之七的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有所恶化。

驱逐马凯只是最新的警讯。政府的专製攻击不会自行停止。只有有组织的群众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够迫使当局转向。如果像泛民领导人那样，恳求非民选的威权政府来「重启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异想天开。

必须建立群众运动，捍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政治结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斗争必须直指问题根源──与中国工人和青年结成共同阵线，一同反抗一党专政的独裁资本主义。

反对东大屿人工岛　需要抗税运动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动用5000亿财政储备，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兴建东大屿人工岛。政府更提出兴建公路和铁路连接人工岛至大屿及港岛，估计令整体工程开支达到1.2万亿元。

10月14日，过万人游行至政府总部反对东大屿人工岛，参与人数远远超于预算，而且与近年其他的抗议活动不同的是，今次参与的年轻人相当多。除了因为政府倒钱落海，也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政治打压，包括几天前刘小丽被以支持「自决」的名义取消参加立法会九龙西补选的资格。各大政党、环保组织及基层NGO都有参与。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中提出「万亿公帑用之于民　打倒威权资本主义」的口号。

大白象基建

林郑月娥指人工岛可以解决房屋短缺的问题，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过去政府不愿意将公帑用于增建公屋、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医院床位，导致公共资源极之匮乏，但历年来不断累积工程储备基金，现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岛上，因而激发起全城愤怒。5000亿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兴建约80万间公屋、或让全港大学生免费读书71年。近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比以前更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亿的财政盈余，创下历史高峰。财政司司长面对巨大压力下仍死不愿意还富于民，增加公共投资和社会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权力者控製的傀儡。

林郑在早几个月发起所谓「土地大辩论」，表面是就土地问题进行公众咨询，实质上是製造舆论推动让财团掠夺土地的方案。现今咨询报告仍未出炉，林郑却泰山压顶般提出人工岛计划。负责处理这场「辩论」的土地供应小组亦表达不满。成员之一曾钰成表示，连主席黄远辉事前都不知道林郑会提出1700公倾的填海计划，更批评市民未必会支持这一方案。可见土供组由始至终只是一个花瓶，更加证明了这是一场假辩论。

林郑月娥声称人工岛的公私营房屋比例将会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农地「公私合营」发展计划提到同样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实所谓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车盘、绿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单位的比例将远低于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单位而非土地面积计算，意味着更宽敞的私人住宅会占大得要多的面积。人工岛很可能也会用同一技俩搬弄数字，愚弄大众。

国家任务

东大屿人工岛明显是中共给予港府的国家任务，以配合中共一带一路国策。中共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向其他国家借出巨额贷款，大兴基建工程，以加强在亚洲、中东乃至欧洲的政经及军事影响力。董建华任主席的香港团结基金提出，人工岛可藉着与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连接，实现所谓「一小时生活圈」。人工岛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消耗内地企业庞大的过剩产能。中国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令企业利用廉价信贷扩充投资和产能，其中钢铁、铝、水泥的库存堆积尤其严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过度投资已导致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再消化过剩的建筑材料。中共依靠掠夺香港丰厚的财政储备来维持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反人工岛必须要扣连至反中共专政的政治斗争、并联系到内地迅速发展的群众斗争才可成功。

同时人工岛问题再次暴露出建製派内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权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线丑闻的田北辰和他的「实政圆桌」支持东大屿人工岛计划。而新民党主席、廿三条旗手叶刘淑仪则表示政府如果不将成本预算交代清楚，难以得到立法会支持。社会主义行动不支持建製派内的任何派别。叶刘也只不过认为应该将填海地点改到蓝塘或者内地水域。但是统治集团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们受到巨大的压力，可使群众斗争更有信心。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反对人工岛的重点在于阶级问题。人工岛计划不会解决土地问题，而只会是另一个让富人牟利的工具。我们并在游行演说中指出，万人游行是战争的开始，反对人工岛等于对抗整个地产霸权以及中共专政，听令于中共的林郑不会单单因为一场游行而停建人工岛。群众运动必须要升级。正当愈来愈多市民感觉到交税给政府等于倒钱落海之际，罢交税运动可以是打击亲资政府的有力武器。这需要建立一场受群众监督的运动，容许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团体和个人参与，由下而上组建群众委员会，在职场、社区和学校积极宣传和组织起来，瘫痪为少数富豪服务的不民主的亲资製度。

林郑月娥面对外忧内患

林郑政府的危机正在不断加剧，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铁丶港珠澳大桥丶港铁沙中线等）揭示政府亲资立场，而且中共及港府对香港的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止。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出提出万亿兴建人工岛的计划，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三天内引发了过万人上街，给予政府响起警号。林郑明显以为过去大半年以来的所谓「土地辩论」已经成功製造舆论，因此走了过于自信的一步，结果惹来民意反弹。今年以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虽然减少，但民怨只是潜藏在地下等待爆发。

此外，高铁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以来不断製造闹剧，由于使用量远低于政府预期，令民众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质。而且讽刺的是，若从香港市区坐直通巴士经港珠澳大桥前往澳门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两项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达东涌及西九龙，由于欠缺规划而造成大混乱，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贫富悬殊正在不断加剧。

林郑政府的民望极为低迷，净值为负5分。自从发表施政报告丶提出东大屿人工岛计划后，林郑的支持率净值一直是负数。3名司长的支持率净值都下跌，8名局长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止下来。「大馆」古迹及艺术馆一度拒绝向流亡作家马建借出场地演讲，后来在群众压力下才撤回禁令。马建的讽刺小说《中国梦》影射习近平极权民族主义。此外，中国异见艺术家巴丢草的作品展，惟主办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国当局有关巴丢草的威胁」，故因「安全考虑」取消展览。林郑月娥为免事件升温，公开否认政府与今次事件有关。然而我们清楚知道正因为近年中共与港府打压言论及出版自由，特别在前年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之后，社会弥漫白色恐怖，自我审查的程度越来越严厉。林郑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独，暂时缓和对整体反对阵营的攻击，以免掀起更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本刊于第6页的《刘小丽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製派当选》文章再作详细分析。

中美冲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建议美国商务部不将香港视为独立关税区，并收紧科技出口管製政策，意味着贸易战会蔓延香港。中国和美国都是香港两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资本家及建製派政党的恐慌，害怕会损害企业的利润。

自中美冲突爆发以来，香港统治阶级非常担忧冲突会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贸易战的论调上一直比较中立，强调要维护香港自由贸易和经济稳定，没有作为中国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国两製」的方针下中共至今也默许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缓冲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香港向来奉行零关税政策。现时香港作为中国的独立关税区，特朗普向中国施加的关税和贸易限製本来并不适用于香港。

因此，林郑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议题会成美方用来实现其经济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别在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民族党演讲的事件上倾向保持低调。但很矛盾的是，林郑也必须听令于中共政治打压的命令，也面对中共治港的强硬派的施压。这批政客一来主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要求港府紧随党中央路线；二来他们与港资没有紧密的关系，主要靠拢来自中国的红色资本。贸易战升温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中共正加强国家对私人企业的控製（即大陆正在发生的「国进民退」），有助红色财团地位提升，正符合这一派政客的利益。这就是香港统治阶级的内斗原因，而这情况也反映在廿三条立法的问题上，在本刊第7页的《林郑受压推廿三条　统治阶级内斗》会作用详细分析。

工联会指控事件是港独势力勾结美国破坏，企图利用事件加强打港独和推动廿三条立法。更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党，则要求政府到美国进行游说。 香港众誌等自决派政党以为在中美冲突的形势下，寄望美国可以向中共施压，以帮助香港争取民主。这无疑是天真至极的幻想。美国只会利用这些民主人权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贸易和经济上有利的条件，但不会支持香港的基层民主运动。美国更不会想中共倒臺。

委员会的报告指责港府在2013年拒绝移交斯诺登。斯诺登当时因为揭露美国中情局侵犯民众私稳的恶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两星期。当时几名赤贫的难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美国政府政治迫害斯诺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彻底反民主的行为。

中美冲突不会为香港带来民主，相反有可能让习近平得到了进一步集权的机会，并动用更加铁腕丶更加民族主义的统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众运动需要一个正确的愿景做好抵抗的准备。社会主义者在中美冲突中不会站在任何一方，因为这只是各国资产阶级相互攻击丶谋取私利的冲突。所有这些政府都在削减工人权益丶稳定工作和工资。我们主张独立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共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美国资本家通过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削弱本国工会，而且一直依赖中共独裁政权镇压中国工人斗争，以确保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利润。

自雨伞革命结束之后，由于泛民领导人无没任何反击习近平威权镇压的策略，香港民主运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泛民领导人从不相信群众斗争，他们害怕「激进行动」，而且他们支持资本主义製度，没有独立于香港和国际资产阶级富豪，所以他们无法真正领导群众反抗威权统治。而工人阶级则不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国的工人建立起强大的组织（例如民主工会），这些组织註定会为重建真正的民主运动发挥关键作用。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将民主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反剥削的斗争，反对疯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无休止的苦难。这会让群众明白，我们需要以基层工人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

同誌游行要转化为斗争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誌大游行有超过12,000人参加，比去年增加20%，创下游行举办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态度的转变和性小众更敢于公开追求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是受到臺湾平权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誌QT案胜诉的鼓舞。香港社会对于性小众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据香港大学去年的调查，50%的18岁以上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支持为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人从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却依然以「没有社会共识」为借口拒绝同誌平权和反歧视立法。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违背就任时展开同性婚姻咨询的承诺，表示政府将继续维护一男一女的婚姻製度，否决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图书馆在恐同势力的压力下将涉及性小众议题的儿童图书下架在内，港府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同意英籍女同誌QT以她的同性伴侣受养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与工作。案件胜诉是一个可喜的结果，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强调，这份判决不意味着承认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决修订的新入境政策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也说，香港政府承认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侣在香港无法享有配偶权利和保障。就在QT胜诉前一个月，上诉庭裁决高级入境处主任梁镇罡无权与和他在新西兰结婚的同性伴侣获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评税，尽管该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决。

在QT案终审时，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银行和法律公司对曾表示想要介入该案帮助QT。一些媒体乃至一部份性小众团体散播一种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跨国大企业可以成为同誌平权的旗手。但是当QT一审败诉时，同誌团体曾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改变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11家受邀银行都拒绝联署！后来它们看到QT二审胜诉，终审胜诉的可能性比较高，才顺水推舟，装扮成支持同誌平权的形象。放宽入境限製有助于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们不愿与政府作对以免损失市场，更不愿看到一场群众性的基层性小众运动，以免扰乱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视立法，并实现彻底的同誌平权，不仅包括性小众婚姻权，也包括性小众家庭享有与异性家庭相同的社会保障，同时大幅提升社会服务和保障，并通过八小时工作製、提高最低工资、增建公屋、租金管製等措施，使基层群众（无论是异性恋还是性小众）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单身生活。在QT案胜诉后，建製派表示，不可以让同誌伴侣在公屋、福利和儿童领养等方面享有和异性家庭一样的权利。建製派企图将性小众描绘成抢夺资源的竞争者，其实不过是害怕同誌平权会打开缺口，冲击极低的福利保障製度，因为资本家一直依靠传统一男一婚姻製度维护保守公共政策。

集体行动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斗争固然重要，但街头和工作场所的组织与行动不可或缺，同时也只有依靠这些集体行动才能赢得法律上的变革。性小众所面对的不只是个人的歧视，还有来自父权资本主义的製度性压迫。性小众挑战了资产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时资产阶级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众反抗力量。反对平权的建製派和保守教会同时也反对全民退保、租金管製、八小时工作製等有利于基层的政策。

反同团体「性倾向条例家校关註组」于十月发起联署，指同誌游行「有伤风化」，应将其取缔。面对群众压力，相信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完全禁製同誌游行，但同运不能忽视这种威胁。恐同势力企图乘着威权政府打压民主的浪潮，顺便打压同誌权利。同誌权利与民主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同运也是反专製的运动。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将继续加强对于香港立法会和法院的控製，阻止有关同性婚姻和性小众平权的法律。出于和香港保守的资产阶级精英相同的目的，习近平正在加大打压中国内地的同誌平权运动，例如指挥新浪微博删除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以及打压性小众活动团体。香港同誌游行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公开的同誌游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国同誌参加。去年同誌游行有五分之一参加者（约2000人）来自中国大陆。中共担心如果香港落实同性婚姻，将使中国性小众更有勇气追求平权，这势必会挑战禁止的中共独裁统治，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香港以及中国为了实现性小众平权，必须提出一个反专製、反资本主义的愿景。

林郑受压推廿三条　统治阶级内斗

廿三条立法已经越迫越近，将会是雨伞革命以来香港最重要的一场斗争。最近，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立法会动议基本法23条辩论。虽然为无约束力动议，但建製派政客其实是以此举向林郑月娥施压，加快立法步伐。就连2003年倒戈反对23条的自由党田北俊亦公开呼吁尽早立法。林郑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条立法是必要，但未愿意推出立法的时间表，因此与统治阵营内部的强硬派出现的磨擦加剧。自由党在这场权斗中已表明站在强硬派的一边。

林郑月娥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稳、民望低下，现在推动23条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众运动。就23条立法，林郑只强调要创造「良好社会条件和时机」，至今不敢切实谈到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林郑更倾向以经济政策（大白象基建、大湾区融合）来讨好中共和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权力后再推动23条。

统治阶级内讧

建製派中的强硬派（例如全国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声音向林郑施压，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党陈浩天受外国记者协会邀请演讲，梁振英率先炮轰外记协，指政府以优惠价租借场地，威胁要取消外记协的租约。林郑虽然同样站在打港独一方，但不想全面打击外国记者协会，以免与国际自由派发生全面冲突。她澄清外记协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场所，以图淡化事件。其后，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等强硬派不断公开放风指要尽快为廿三条立法。

这些强硬派不是负责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会像林郑政府直接面对群众反抗的压力，只需要推动中央的政治任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乱叫嚣。他们近来亦高调製造声音反对港独，最后在外国记者协会事件上，林郑拒绝外记协第一副主席马凯入境，可说是顺从了强硬派的立场。

强硬建製派过去对林郑本身也有不满。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后对温和泛民主派的收编和「大和解」。林郑的「大和解」当然没有在政製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过真正的让步，但她为个别业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抚他们。林郑收编了前民主党中常委罗致光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局长，在今年3月的民主党党庆中甚至捐款予民主党。又在5月为教协会庆酒会主礼，其后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拨款以拉拢教协。

在习近平「新世代」威权的大环境下，香港统治阶级间的撕裂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习近平最近提到对香港的「四大希望」，当中包括「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製度和机製」和「维护国家政治体製」，，显然是回应强硬派对尽快立法23条的诉求。不过，在现阶段习近平以维持稳定为首要目的，不想加剧香港统治阶级间的权斗，因此表示支持林郑，以在建製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统治阶级内部因着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继而会就统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现矛盾和裂痕，而这在现今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将会恶化。我们当然不会对某一派别的统治阶级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阶级可以透过这个分裂，了解到威权政府并不如其表面所坚固。只要有一个有力的群众领导和纲领，重建自下而上的、战斗性的民主斗争，是可以打败威权统治的。

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　 资本主义製造的恶梦

上月乐施会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报告》，指出2006-16年间，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户月入中位数增加了47%（$112,400），而最贫穷的一成住户只增加了17%（2,560），两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贫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于富者工作1个月收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两年前已达到「高级别」的0.539，创下45年来的新高。相比起其他发达地区，香港的财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乐施会港澳臺项目主管曾迦慧称，现时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资产总和，已等于香港政府可动用的财政储备总额。

根据全球调查报告（Wealth-X）更显示香港拥有全球最多身家达3,000万美元或以上的超级富豪，去年超级富豪人数增加31%，达到1万人。与此同时，即便按照低得可怜的官方贫困线来算，贫困人口也已高涨到135万人，其中又有高达7成是在职贫穷。

裙带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危机之下，全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而香港因着特殊因素，情况更为极端。《经济学人》的报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裙带富豪」的财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设置的所谓「低税率」和「简单税製」，说穿了就是为财团商家的利益而设。香港名符其实是个避税天堂，利得税率只有极低的16.5%，比英美等国更低，大财团享受着极低的投资成本。香港亦不设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难怪香港首富李嘉诚无耻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实质他透过股息已可赚取13.9亿元。政府政策以财团富豪利益为先，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变成企业谋利的门路，同一时间将公共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上的经常性开支削减。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开支只占GDP的14.4%，远落后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民生、民主、社会主义

资本家一方面打压民主权利，控製行政、立法以确保最大化财团利益，另一方面阻挡有利民生的政策通过，而现在政府甚至将庞大公帑通过人工岛等大白象工程输送给资本家，也不愿投放在公共服务和保障上，可见资本主义就是富豪独裁的製度。要打破财团垄断性的资本主义，香港极需要集体性的行动。工人阶级是驱动社会经济的齿轮，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独裁、资本主义的运动必然需要以工人阶级领导。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的血汗製造出来的，资本家只是掠夺成果的寄生虫。大企业和银行理应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作为终结资本主义製度的第一步！

立法会公听会：抗议保安局收紧难民审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会举行「跟进免遣返声请统一审核机製有关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社会主义行动与一众难民到政府总部，抗议保安局收紧审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难民。建製当局近月再次将打压难民的行动升级。

保安局企图收紧处理难民免遣返声请的程序，将提交声请表格的期限，由49天缩减至14天，令声请者更难有足够时间准备文件及寻求法律援助。另外，建製派知道因为民意反对难以推行廿四小时的禁闭营，现在以「收容中心」作为包装的语词，企图要求在特定时间关押难民。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进入立法会发言。社会主义行动的印尼难民成员Mira反驳：「酷刑声请的审核机製极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经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约三亿元援助难民，兴建人工岛的开支已经足够为全港难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难民人数只有约1万人，但却有4千人被遣返，创下七年来最高的被遣返纪录。「政府剥夺难民辩护的权利，务求遣返更多难民，做法极为不人道。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起来夺回我们应有的权利。」

政府妖魔化难民

在场的发言者Jaco表示，林郑月娥政府民望极低，唯有用种族歧视来转移视线，企图将社会问题归咎于难民身上。保皇党试图以「假难民」的议题製造社会恐慌。现在民建联葛佩帆及经民联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更重提设立禁闭营关押难民及退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我们与其他亲建製的发言者针锋相对。他们都在重复难民是「罪犯」丶「社会负担」等陈腔滥调。另一位成员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难民。如果政府指难民拥有工作权，会导致抢饭碗问题，根本是大话。政府有意将难民隔离于社会之外，刻意製造种族歧视，方便他们妖魔化难民。实际上问题根源在于政府的政策劫贫济富，专益富豪和财团。

Griff则嘲讽香港政府在难民政策上与特朗普一致，两个政府都是代表大财团的利益，同样打压寻求庇护人士和劳动阶级权利。「那些支持廿三条立法丶打压民主权利的政客，同时都是那些支持禁闭营的政客，可见打压难民和强化专製政权的关系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劳动阶级不分种族团结斗争，打倒政府和财团的剥削和压迫。

捍卫庇护权！反对收紧审批程序！反对设立难民禁闭营！
支持难民工作权！不分本外劳丶所有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製，最低工资每小时50港元！
反对种族主义抹黑，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反抗不民主的富豪专政！

英航大裁员向员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国航空突然宣布将英航于10月31日关闭香港英航基地，并即时解雇85名香港员工英航英航英。在关闭基地前一个月突然解雇员工并调动英籍空中服务员来港接替，显然是为了避免发生罢工，从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为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达到150亿元，却声称在港业务成本效益及生产力不符合营运指标而将其关闭。英航为了削减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计于不顾，做法极为可耻。

不顾工人权益和生计

有报导指出，此次裁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资较长丶工资和福利较高的长工。这些工人因为年龄较大，离开英航后难以再找到类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机舱服务员工会和员工曾在机场抗议，高叫「英航无能丶可耻」丶「盈利裁员」等口号。

英航威逼利诱，要求员工三日内签署不及法定标准的赔偿同意书，经过工会抗议和得到位于英国的英航联合工会协助向英航总部施压，资方才最后给予第13个月粮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员工所得赔偿较原有方案多8至10万元，大部分员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虽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资本家为追逐利润，往往不顾工人的权益和生计。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减少2.5亿英镑的开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员工。今年3月，英航削减退休待遇，一次性减少6.8亿英镑的支出。英航香港过去也曾因强製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压工会多次遭到工人抗议和起诉。香港资本家通过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反对通过有利于基层工人和群众的法例。打工仔多年来欠缺集体谈判权丶标准工时。亲资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实际却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员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终于决定取消为人垢病的强积金对冲，但却用公帑300亿元补贴雇主裁员。最近更有国际评级将香港劳工权益评为零分，可见所谓的「自由经济」实质上是剥削劳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斗争表明工人的集体斗争能够迫使资本家让步。只有透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和国际团结声援才能抵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它所仰赖的独裁管治。

宏光护老院外劳抗争结束　工人仅讨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营的宏光护老院爆发外劳的抗争，抗议公司无理解僱员工及长年剋扣工资、假期。经过4个月的斗争追讨，工人最终于十月初与资方达成和解协议，公司答应赔偿工人约300万元。不过，赔偿金额只有全部欠薪约700万的不足一半。
宏光护老院的中国外劳一直以来在超剥削的条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资微薄，工人需要全月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而且需要每两年缴交超过4万元的「劳务费」，情况犹如现代奴隶製。面对资方的违法行为，当工人求助于政府时，劳工处却置若罔闻。

由于这些外劳没有居港权，而过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后流离失所，难以留港长期斗争，而劳工处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单，着工人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政府又声称为工人配对新工作，却是装模作样地问其他私营院舍会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后当然没有院舍肯聘请。

政府纵容私营资本

政府的所作所为伸张正义，面对生活和经济困难，工人最后只好无奈接受公司的「协议」，但赔偿金额不足欠薪的一半，变相让资方白赚3百万。而且由于是「和解」，政府更不会追究宏光的法律责任，所谓劳工保障的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宏光护老院的事件更加凸显了政府纵容私营资本的本质。推动社会服务的私营化、并利用外劳来分化打击工人阶级是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政策。林郑月娥在刚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明言要为「安老服务及康復服务单位提供更大弹性，以输入照顾员」，而长者照顾服务券不过是杯水车薪、优惠私营院舍，所谓「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也只是将安老责任推向非政府组织。

在资本主义下，政府利用外劳是充当廉价劳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因此本劳外劳应当团结一致，共同组织工会及斗争，捍卫同工同酬，并将矛头指向资本家。

归根究底，政府应该全面将安老服务公营化，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并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请本劳及外劳。这样才能够一方面确保员工的待遇与人手，同时间又能以低廉价钱为有需要的基层家庭提供优质的长者照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