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文集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9月27日01:15:3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作者 中国网友 香港网友 台湾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九年 释放被捕学生及工人 停止打压马克思主义学会 社会主义行动1月20日抗议声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争期间，得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和青年声援，及后8月24日广东警方逮捕50多名声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声援的学生很多来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学生社团，因为认知中共与资本家一同剥削工人、贪汙腐败的的恶行，而对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表达同情，继而挺身行动声援佳士工人。中共为了作出报復，大力禁製各间大学的马思主义学会，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逮捕组织成员，甚至动用保安和黑社会暴力攻击学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学毕业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要求学生提交成员名单，否则可能会被取缔。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学，学会亦被校方接管。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工人的团体「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本月2日也遭暂停活动并限期整改。 习近平越来越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现实上却完全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现在更要禁止学生组织讨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对自己党史的一大嘲讽。我们反对中共镇压学生，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强烈谴责暴力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支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剥削！ 医疗系统崩溃 前线人员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医院负荷爆煲。香港护士协会1月20日在政府总部门外举行「做爆、不如闹爆」集会和游行，要求政府和医管局增加资源人手，约150名前线医护参加。他们手持黑色气球抗议，举出「病人多到无床瞓 开工做埋几人份」，谴责政府漠视人手不足，令前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集会，被在场抗议者喝倒采。早前她在电臺上呼吁前线员工「捱义气」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线护士的愤怒。 面对群众斗争的压力，医管局作出表面的让步，表示月底会上调前线员工特别酬金10%。此计划实际上要求现已疲于奔命的护士放弃假期、增加加班时数，被嘲讽为「卖假」计划。香港护士长年人手极为短缺。据2016年底的数据，全港有5.2万名护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护士，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9位护士的标准。现时护士与病人比例超过一比十，集会上协会更指有九龙西联网的病房需一个护士照顾三十个病人。协会要求维持合理人手，包括护士与病人比例要达一比六，并增加资深护士，订立临床督导比例，每更一名资深护士。 根据医管局公布的数字，现时15间公立医院床位占用率高达105%，但很多护士指控当局玩弄数字，实际占用率更高。有抗议的护士形容医院「环境如同战地医院，或五、六十年代」，电视机下、厕盘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动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风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线医生在网上怒斥：「入公立医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乌蝇、蟑螂般卑贱。」 医院轮候时间极长。1月21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及联合医院的急症室轮候时间超过8小时，伊利沙伯医院超过5小时。新界东骨科的轮候时间长达3.3年，是九龙东的眼科要等3.2年！ 社会主义行动参与是次抗议。我们一位访问了参加游行的护士陈小姐，了解一下她在医院裏的日常境况。 记：你是哪一家医院的护士？为什么参与今日的集会游行？ 陈：我是来自明爱医院，负责监察感染控製措施、预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组护士。现在医院挤迫的情况已是很难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气变得局促，医管局亦没有製订人数过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参加集会游行，主要是代表负责外科急症病房服务的同事发声，现在急症个案不断增加，病房的56张病床已经饱和，走廊已加了8张病床，洗手间外再增加2张。 记：你的工作时数是怎样？有足够时间休息吗？ 陈：每个新症并不是简单的量血压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检查等后才可以做到一个外科手术，实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计现时是6个护士照顾60病人。根本没有所谓的工作时数，举例说本来是照顾10多个病人，现在增加至20多个，未完成工作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坚守公立医院其实只是为了一个帮助别人的信念，我已经承受了8年，但情况却一直每况愈下。 记：你有什么说话想向巿民说？ 陈：这情况下我们医护的心态只能是尽力而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为自己安全而发声。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可能巿民会立即认为是医护人员的问题，但其实更要了解背后的监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归根究底是要全个医疗製度重新检讨。 工人团结斗争 医疗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费大量金钱兴建基建，但医疗系统却依旧没有改善。香港政府削减公立医疗资源，将巿民健康变成一本万利的医疗产业生意，把公帑送给人工岛等有利财团的项目。一万亿相当于全港16年的公共医疗开支！只有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将医疗体系全面公有化，交由医护人员民主管控，并且加征富人税，大幅增加公共医疗资源，才能提供健全的医疗体製，免费分配给每个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对削减长者综援！停止大兴土木！ 在1月初，林郑政府企图向长者开刀，将领取长者综援的年龄由60岁提高至65岁。面对所有党派的反对下，政府两度作出退让，但仍然无法平息群众的愤怒。连番进退失据令其权威大受打击。 现时单身长者的综援标准金额为每月3,585元，资产限额为48,500元；至于60岁以下健全成人综援金额则为2,525元，及资产限额为32,000元。因此，新政策会迫使所有60-64岁长者综援领取者改为领取健全成人的综援金额，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领取长者综援的人士因为资产高于32,000元而失去资格。 1月18日，政府面对巨大压力下企图作出小修小补，为申领健全人士综援的人士发放1060元的「就业支援补助金」现金津贴。但由于健全成人综援并不会发放各类补助金和津贴，这仍然使60至64岁人士每月领取的金额减少最少637元。同时又要求他们每两个月找两份工、每两个月见社工一次，否则会被惩罚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强烈反弹，因此林郑月娥亲自下命令，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取消这一决定。 逼迫老年就业 由于政府安老政策严重不足，已经越来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岁长者劳动人口升幅达35.8%，达致23.6万人，有45%的就业比率。政府仍然认为60-64岁的长者应该更多出来工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削减长者综援可以释放劳动力，实在荒谬至极。在2018年，介乎60-64岁的综援领取者共有2.5万人，当中7成仅得小学或以下的学历。这些长者即使出来工作也只能从事保安、清洁和侍应等极低薪和不稳定的工作。此外，该群组的健全成人申领人数亦在5年间减少一成，意味着领取者越来越多是残疾人士。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发表「当大家都系120岁嘅时候，60岁先啱啱中年」的谬论。特首林郑月娥更以自身为例，说明60岁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时。但特首年薪为4百多万，出入有高级座驾接送，享用最完备的医疗服务，怎能朝不晚保的长者劳工比较！ 建製派政党虚伪地反对今次削减长者综缓。不过正如林郑月娥所说，在今年度的施政报告裏已经提到此项政策，而当时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报告的。他们现在见到群情汹涌才被迫改变立场，因为害怕失去今年区议会选举的选票。泛民党派也进行多次抗议，但完全没有进一步建立群众运动的计划。 长者贫穷 香港老人贫穷问题正在不断恶化，2017年长者贫穷人口达到31万人。而1人家庭的贫穷线为月入4000元，这笔钱连租一个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够。当局曾于1999及2003年将综援基本金额削减11%，基本金额仍未补回。 香港政府奉行极端新自由主义，向来实行歧视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穷人要「自力更生」，经常宣传要打击诈骗综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懒人」、「社会寄生虫」、「社会负担」等。例如以前要求领取长者综援的亲属签署「衰仔纸」，证明自己不会供养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恶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左翼力量作为替代选项，加上本土派势力的推波助澜，民怨近来有走向排外的趋势，指责新移民领取综援。事实上新移民的综援支出只占整体开支的4%。 林郑月娥向来是贫穷长者的敌人。她在任政务司长期间，极力反对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纸皮的老人其实拥有很多资产，根本没有「经济需要」。事实上只要政府动用500亿就可以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宁愿花廿倍的金钱兴建东大屿人工岛，让地产商投机。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长期间，强推一笔过拨款政策取代实报实销机製，令社福机构预算大幅减少。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削减长者综援，要求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无论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没有企图建立真正的群众斗争迫使政府退让，现在需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斗争，抵抗威权资本主义政府的攻击。 香港民主运动如何走出僵局？ 极度严厉的政治打压没有换来统治的稳定。由沙中线丑闻、兴建东大屿人工岛、放生贪赃枉法的官员、收紧长者综援以至公立医疗体系崩溃，每次民情反弹都出乎政府预料，其救火行动显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在综援事件爆出以后，林郑的民望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满意率净值为负23个百分点。 严厉的镇压未能令港府变成强势。非建製政党虽然陷于瘫痪状态，但政府也陷于极低民望。习近平加强对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对香港民情一无所知，一意指挥林郑开展政治打压，因而更容易触发群情愤怒。 政府继续连串对民主权利的攻击，为准备国歌法立法、修例容许移交逃犯至内地。可以预计今年区议会选举将会有不少非建製派参选者会被指控倡议「自决」或「港独」而被筛选。但关键是中共会否以候选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为由取消参选资格。如果这样的话，立法会将变成彻底的人大式举手机器，并可以完全封杀任何非建製派候选人了。此外，政府准备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与中国大陆及臺湾之间移交逃犯，意味着港人可以因挑战中共专政而触发国家安全罪行，然后被移交内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郑若骅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愤怒。据《南华早报》报道，林郑月娥曾经向北京提出将防止贿赂条例扩大至规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许任何形式的独立委员会监控和挑战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对北京负责。习近平过去几年发动反腐运动，实质上不过是清洗敌对派别的权斗的工具，借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贪的措施意味着分散统治者的权力，中共就会大力反对。 梁振英卸任特首后并没有淡出。他代表着中共强硬的治港势力，通过向港府施压要求更强硬的统治手段，例如发出打港独的声音、要求港府尽快为廿三条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继续充当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护（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荫权那样受到审判）。而且如果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检控乃至定罪，那么中共政府的权威势必大大受挫。 由于温和泛民失败的路线令群众运动陷于瘫痪，统治阵营似乎意气风发，自以为占尽上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现在「时势不同」，推动廿三条不会再有50万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条首次立法时，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被赶下臺。她指2003年有独特的环境，「背负一身债，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对廿三条。」这是后见之明。当年上街人数使当局震惊，甚至有传媒引述时任特首董建华在当天早上仍估计只有5万人会上街。高高在上的叶刘似乎看不到，今天贫富悬殊、楼价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规模群众反抗的客观因素并不缺少的。 大湾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大湾区的纲要。大湾区首要目的是将香港作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中心。在中美冲突的情况下，中共希望强化一带一路计划，与美国争夺地缘政治的主导权，因此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系统及独立关税地位，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共要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吸纳海外资金推动一带一路。此外，由于美国限製对内地输出高科技产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作为缓冲。 然而，整篇大湾区的纲要并无什么新意，只是将政府一直实行的政策重新包装起来。而且在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下，大湾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什么具体成效。大湾区的经济融合只为会香港带来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金融和地产炒卖、医疗和教育私有化、兴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融合，因为只会带来更多剥削。我们支持在公有经济底下由工人阶级民主规划的地区联盟。一个非以资本利润为依归的製度下，这样的融合自然能够提升边界双方民众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击激进派 由东大屿人工岛万人上街，以至各社会议题的怒火爆发，可见群众反抗情绪仍然高涨，只是在欠缺运动的明确领导下感到迷惘。民主运动在泛民的软弱领导之下连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众目前斗争的信心低落。现实上只有通过广泛的群众斗争才能赢得民主权利，但泛民向来认为「稳定」的资本主义营利环境比民主权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领导民主运动上显得软弱，造成几年内的连番挫败。现在，群众信心低落又反过来为泛民领导的保守和妥协提供基础。在立法会九龙西两次补选失败后，泛民主派的结论是过去泛民的选举工程太过政治化、太激进，因此日后应集中修桥补路、蛇斋饼粽等地区工作。这种结论不过将自己领导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广大群众身上。 他们利用这种说法去进一步削弱激进派的力量，以巩固温和泛民的政治权力。泛民选票至上，并僵固地视选举为分饼游戏。他们盘算激进派在下届立法会选举将被阻止参选，而激进选票将会自动流向温和泛民。因此他们不会挑战整个威权统治，而甘心做议会内的花瓶。然而，政治并不是僵固的数字游戏。群众会越来越看到这些温和泛民根本无能带领民主运动，实际上正在变成无意挑战政府的伪反对派，也因此没有意欲投票支持他们。从两次九龙西补选失利已经见到，所谓泛民对建製的「六四比」选票并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众和年轻人对泛民和选举失去信心，将使拥有庞大竞选机器和资金的建製派得益。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现在需要能提出明确纲领的候选人，能提出反对中共独裁统治和极端剥削劳动大众的立场。 梁国雄将会就被取消议员资格案上诉至终审法院，由于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预计上诉很大机会失败，因此立法会新界东议席将会于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进行补选。在补选到来的时候，温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会基于上述的失败主义结论大力攻击梁国雄，指他政治形象激进而将会在补选中落选，企图夺走梁国雄空缺出来的议席。按此逻辑，如果长毛被政府阻止参加补选，他们就会更阻止社民连或任何激进派派出替代候选人，而找一个温和泛民顶上。如果这次温和泛民的攻击成功，就等于让他们压抑激进派给他们的政治压力，让他们更无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软弱的立场。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将使民主运动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胜出是因为未能吸纳本土派选票，因而希望与本土派「和好」，吸纳他们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发表文章表示「不应排除勇武抗争」，企图讨好本土派支持者。当然没有人相信温和泛民会采取暴力行动，但他们可以采纳本土派的部分纲领，例如反对新移民和普通话等排外议题，以收割民粹支持。 现在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准备应付此一攻击，公开批判泛民的政治权谋。大力批评泛民主派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并主张重建一场独立于温和泛民及其亲资政策以外的群众斗争。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斗争最缺乏的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以及团结中港两地民众推翻亲富豪的中共专政的纲领。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饰他们向中共妥协、取消群众运动的措辞，而本土派所谓的「勇武抗争」也只是无组织的骚乱行动，在三年前已经尝试过且失败告终，完全无法对抗专政独治。本土派并不反对压榨基层劳动者富豪统治，也不主张联合中国群众斗争打倒指挥香港政治打压的中共政权。本土派无视西方帝国主义正在侵犯委内瑞拉和加泰隆尼亚民主权利，反而寄望他们会帮助香港实现民主。 社会主义行动民主运动的纲领 基层劳动者和青年的群众斗争，是打倒专製政权的唯一力量。将罢课罢工与拥有清晰路线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会是抵抗极权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罢课罢工至今在运动中没有被认真讨论过； 瑞典驻华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国 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场关于中国异见人士桂民海的政治丑闻而被召回。桂民海于2015年被中国国安从泰国绑架回中国，至今仍被监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讨论营救桂民海的「新办法」为由，将桂民海的女儿Angela诱骗到斯德哥尔摩。桂民海是2015年铜锣湾书店绑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内，当时铜锣湾书店的5名负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后来又离奇地出现在中国，且已被中国警方逮捕。 桂民海没有离开泰国的出境记录，所有证据都显示是中国国安人员将他非法引渡回中国。桂民海和他的女儿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对此事件的回应相当软弱，因此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动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评。据Angela部落格所说，林戴安将她介绍给两名声称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商人。这两名商人盘问Angela 对其父亲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国指控桂民海泄露「国家机密」，但这一指控是在去年国际上对此案的关註增加之后才出现的。 在林戴安的允许下，这些商人要求Angela「闭嘴」：如果她不再公开为父亲发声，他们可以帮助桂民海求取减刑。Angela说她在斯德哥尔摩的两天裏一直被关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会员专区，甚至去厕所时也有人陪同。 后来她找借口离开，然后联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员说他们不知道林戴安曾与她见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后瑞典外交部撤换了驻华大使，并启动了内部调查。与此同时，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此事件有任何关联。 独裁政权的走狗 瑞典左翼党（即前共产党）领导人说此事为瑞典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丑闻。他说林戴安试图让Angela噤声，已是沦为独裁政权的走狗。 以社会民主党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对富有的独裁政权采取姑息安抚的政策，不仅是对中国如此，对沙特阿拉伯等国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访问中国时签署了许多商业协议。众所周知，在那次访问前夕，勒文拒绝说中国政权是「独裁政权」。在一位记者反復追问下，勒文最终提出了一种替代说法：「这是一个没有大选的一党製国家」。 中国异见作家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前主席贝岭谴责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业和封闭式沟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于中国被捕并被迫拍摄认罪影片。当时瑞典驻华外交人员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援助。瑞典记者奥尔森（Jojje Olsson）在其着作《在中国被绑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详细述说了彼得˙达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对中国政权的软弱顺从。 在中国政府以完全虚构的罪名拘押了彼得˙达林之后，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馆官员例行探视他。该大使馆官员同意中共当局提出的一些「探视条件」，尽管这些条件违反了有关领事探视的法律。中国政府要求整个面谈期间要有一名中方警卫在场；大使和彼得˙达林交谈要说英语而不能是瑞典语，从而让警卫可以监听他们的谈话；他们不可以讨论彼得˙达林的案子。同意这些条件之后，瑞典代表就只能问彼得˙达林水果够不够吃！ 揭发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险恶。这两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为Angela提供签证，让她去中国看望父亲。如果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担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国被逮捕，从而让她彻底闭嘴。更何况林戴安并没有官方授权。我们贊许Angela拒绝这个「提议」，并揭露了整个丑恶事件。 工运和社会主义者应该要求解雇林戴安并召回全部的瑞典驻华外交人员，然后对此事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包括调查自桂民海于2015年被绑架以来的案件历史及瑞中政府间的所有来往。 我们毫不相信受商业利益驱使的资产阶级政客或外交官会捍卫基本民主权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且中共当局跨境绑架外国公民的做法也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像建製政客那样迎合独裁者，而是必须加强对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浪潮）的声援行动。我们支持在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并要求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 沙中线丑闻持续延烧 红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踪 沙中线工程又曝出新丑闻。红磡站北面丶南面连接隧道及列车停放处6成施工纪录「检查及测量申请」表格不翼而飞，且未经政府同意擅自改动工程。会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踪，同时有大量工程记录文件被发现是事后补签。不排除红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车站存在同样问题。另外，由中国建筑（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桥同样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两年之后才补签。 「检查及测量申请」表格用于证明工程内部架构合格，可以浇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补签意味着，工程质素很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检查或未达要求。根据最新的消息，沙中线红磡站已凿墙检验121枝钢筋，其中42枝（超过3成）的螺丝头安装状况不符合标准，其中1枝的螺丝头仅扭入6毫米（安全标准为最少40毫米）。该表格一签五份，分别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电脑副本。现在数千份（×5）的表格尽数消失，或者是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礼顿高层销毁了表明工程存在问题的表格。无论如何都是严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将表格丢失问题纳入「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同时继续反对立法会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调查委员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称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意义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没有实权的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不值得信任。港铁于去年4月已发现表格缺失的问题，然后于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调查委员会近3个月的聆讯结束之后，政府才公布消息和进行调查，且荒唐地说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亲资政府包庇劣质工程和有罪的资本家。 由于丑闻和民愤持续延烧，再加上担心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结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会「考虑」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权力及特权条例，例如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和议员梁美芬。现在立法会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会迫于群众压力最终成立调查委员会，建製派依然会试图阻挠调查或隐瞒调查结果。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成立由基层群众丶交通业和建筑业工会及独立技术专家组成的真正独立且民主的调查委员会，彻查沙中线丶港珠澳大桥及其他受质疑的公共工程，并完全公开调查结果； 警察违法被捕数字上升 权力造成腐败 警务处公布去年总共有45名警务人员因违法被捕，较2017年上升55%，当中涉及警员报假案丶盗窃丶妨碍司法公正丶诈骗银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发生两宗警务人员滥权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发在保护证人用的「安全屋」幽会情人。另一宗是卧底警员在涉及酒吧性交易进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动，多次主动与酒吧服务生进行身体接触，明显占尽便宜。过去亦曾发生过多起警员借「扫黄」之名免费接受性服务的事件，即使警员的做法违反内部指引也不会构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无阻吓力。关註性工作者团体紫藤指出，2016年该会总共收到600多宗投诉，当中涉及警务人员滥权及使用暴力的个案占总数八成。 警权膨胀 尽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指这都是少数害群之马和「个别事件」，但被捕警员人数升逾一半，根本问题在于威权政府之下警权严重膨涨，以致腐败成风。市民对警务人员的投诉均由警队的投诉警察课调查。尽管投诉警察课须提交报告给监警会审核，但若监警会不认可调查报告，也只能要求警队重新调查。因此所谓的监管机製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骚乱期间，时任《明报》记者邓力行称采访期间遭警员殴打，警察投诉课经过逾两年调查，决定指控无效。另外，警队订立的「不恰当行为介入指引」没有法律效力，「诚信管理特别工作小组」不受公众监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为了巩固统治权威，赋予警权巨大权力执行政治任务，助长了警队的气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经纬因在占领旺角时以警棍殴打途人而被判入狱，员佐级协会的回应是要求政府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试图协助雨伞运动期间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脱罪名，又举办集会声援犯法警员，变相鼓励滥权犯法。 社会主义者反对警察滥权，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对辱警罪立法。我们认为，根治整个警队腐败需要成立由普通劳动群众丶工会等工人组织和社区组织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民主地控製警队指挥权，独立丶公开地调查投诉和警队违法案件，惩处违法犯罪的警务人员。 建立强大的外佣运动 挑战性暴力的製度 香港製度对34万家务外佣的剥削被形容为「现代奴隷製」，与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剥削一样，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病态。 上月一宗外佣仅上班5日即被僱主儿子强姦，最终法庭判决被告入狱十年。这种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製度所造成的。根据法例，外佣必须与佣主同住，否则有机会面对最高刑罚监禁14年并罚款15万元。外佣外出居住的权利被香港政府于2003年取消，这导致外佣没有固定上班时间，面对每日工时长达16小时。很多外佣被迫与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隐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许使用电话、自己外出，最极端的例子是上厕所也要经僱主批准。在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关係下，同住条件无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变得更容易发生。 统治阶级的歧视 犹记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维护僱佣同条住例，法官甚至指僱佣同住与否与受到侵犯无关。可见这些社会精英如何与工人的生活脱节，他们所建立的法律製度，是如何歧视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佣Erwiana而轰动国际 的僱主罗允彤，原本被判监6年，最后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释放。直到现时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罗允彤仍拖欠81万对 Erwiana 的赔偿。Erwiana 对此表示「伤心和失望」。工人阶级和女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能指望司法製度的审决，必须组织持续的群众斗争才能胜利。 团结抗争 社会主义行动将于3月10日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集会和游行，让不同国籍的女性参加，挑战製造性别歧视和剥削的资本主义製度。 废除「僱佣同住」条例！落实全体工人的八小时工作製 香港：外劳被剥夺权利 香港38万外劳家务工人做着长工时的苦工，且需要将钱寄回菲律宾或印尼维持家庭生计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外劳女工举行过多场示威和集会，争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赢得香港工会与政治组织的一些支持。但她们得到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中大调查 中文大学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外劳的处境还需要很大改变。在2,000名受访者中，超过70%的外劳每日工作超过13小时。近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每日工作超过16小时，5.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无法依法周休一日。 雇佣同住条例是造成外劳家务工人过劳的主要原因。当工人住在雇主家中，并且在任何时间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务丶清洁或照顾孩子时，工时是不可能得到管製的。 调查显示仅43%的外劳有自己的房间。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厕所丶储藏室，甚至与孩子共睡一张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间裏的城市，现实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劳死亡，大多数死于与高血压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 外劳组织多年来一直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该条例颁布于2003年，意在防止外劳得到更有力的经济地位，从而限製其作为工人的议价能力。违反雇佣同住条例可被取消工作许可丶遭受刑事起诉与判监14年。 惊人低薪 中大调查结果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资水准。2017年该数字为每月4,277港元——低于外劳的法定最低工资（调查期间为4,310港元，后来上调了100港元）。 对外劳的这种残酷剥削，也反映了政府不愿投资养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务，令这些部门缺钱，却肥了地产大亨与其他资本家。因为许多原因，外劳女工与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联合起来对抗不公製度，而且必须将国际妇女节作为斗争的集结点。 香港：经济危机初见端倪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香港经济已初见危机端倪。特别在中国经济增长创下28年来最低，加上中美冲突大环境阴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楼市和零售业都受到影响。香港经济愈发虚弱，而且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意味着林郑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许多政府一样即将面临暴风骤雨。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将迫使香港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抵挡资本家更猛烈的攻击；而且香港工人将更加需要民主的战斗性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替代方案。 贸易战 经济及商务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现时的关税仅会减低GDP增长0.5%。然而，贸易战对香港所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关税本身。因为国内经济放缓丶贸易战降低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丶而人民币对港元的汇价降低，更直接降低内地旅客的消费意欲。香港零售业极为依赖内地来港旅客，零售业总销货价去年12月按年仅微升0.1%，而可预计今年首季难有大反弹。去年内地来港旅客人数虽然创新高，但消费力却在下跌。2016年中国旅客平均花费在购物的开支为8,000元人民币，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楼价自去年七月历史高位起连续下跌五个月，跌幅达 9.2%。在农历新年前后，香港新盘都以较低价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场的购买力。地产界大力宣传「楼市小阳春」，意图製造市场向好的气氛。但由于美国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今年楼市仍可能受各种因素冲击。德银预计到2019年中期，房价将下跌15%；长江实业一名主管预计房价会下跌20%。 在中共打击金融业和限製资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资在港的扩张受到挫折。仲量联行早前数据显示，中资于中环写字楼新租约的占比在经历至少连续六年上升后骤降，以楼面面积计，中资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现在林郑政府显然将应对经济危机的希望押在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大湾区」项目之上，但相关的基建项目都难以产生利润，长远来说耗尽香港的财金资源。虽然香港经济看似未面临2003年那种即时性的崩溃，但各种潜伏因素令危机渐见端倪。统治阶级亦清楚这一点，因此也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资本主义体製，一方面是极端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方案，并尽可能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补贴方式，推动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资丶向地产商分发土地助长炒楼。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反击危机。 国际妇女节：香港要劳动者的#ME2运动 近十年来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固然打击整体工人阶级，但女性更加是首当其冲。过去10年男女间每月入息中位数差距不断扩阔，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资差距的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在于香港的托儿服务处于灾难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婴儿后，男女工资往往急速扩大，因为在职妈妈往往要改做兼职甚至停止工作，导致45-54岁的差距更高达6000元。 全港现时全港约77名婴儿才有一个托婴儿园名额，根本严重不足。政府一直不愿意提供公共托儿服务，同时对大部分托儿园的资助由只占营运成本约一成，服务提供机构难以营运。在人手不足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将幼儿工作员与2岁以下幼儿比例定为1比6。有妇女团体批此为1976年水平，促请调整为1比3.5。现时幼儿中心月费为四千至六千元，托管两名幼儿的开支已近万元，大部分家庭根本无力负担。有妇女团体主张由政府资助，将月费减低一半。 性骚扰泛滥 资本主义製度造成男女的经济地位不平等，而社会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操控，使职场丶校园和家庭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的问题严重。平等机会委员会公布「本港大学生性骚扰调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访者表示，在调查前一年内曾被性骚扰。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课堂上作出口头性骚扰，如「我教英文口试，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着少啲，可能都会畀高啲分你呢」，但这些教授没有受到处分。 校园的反性骚扰机製严重不足，对投诉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谴责受害人的现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诉。遭遇性骚扰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学投诉，曾选择报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据新妇女协进会的调查，不少大学及院校均没有製定对性骚扰行为的罚则，如8大中仅3间列明会解雇施害的员工，仅4间列明会开除涉性骚扰的学生学籍。 权势性侵 权势性侵除了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外，在上司与下属之间以至丈夫与妻子之间都相当普遍。社会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录得的性暴力个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说明性暴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性别压迫，而不只是个人行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与受害者是互不相识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举报上司等同丢失工作，而且在职场内搜集性侵证据相当困难，很多时根本没有申诉途径。在配偶受虐的类别上，亦录得2213宗个案，当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公共服务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护所等严重不足，女性面对婚内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离丶只能哑忍。 香港的校园需要一场组织起来的＃ME2运动，团结起来建立有力的反性骚扰机製，由学生独立运作和监督，积极举行宣传和抗议行动。这场运动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儿服务和家暴庇护中心。要实现上述诉求，就要挑战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施政丶以至资本主义製度！ 香港：落实全民退保 取消经济审查 提高保障水平 从2月1日开始，林郑政府将长者综援年龄门槛从60岁提高到65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撤销这一项打击贫穷老人的恶政。不过香港的退休保障製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无需审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製度才能保证基层老人享有体面的老年生活。 现时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为长者综援丶长者生活津贴（普通/高额）丶高龄津贴，不仅保障水平极低，而且均需严苛的入息和资产审查。现时65岁以上的单身长者每月综援标准金额仅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户贫困线（4,000元）。而长者生活津贴（普通/高额）和高龄津贴分别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乐施会已估计一人长者的每月基本生活开支为4,613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现在约为5,000元。可见现在的公共退休保障无法满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许多老人即便领取综援，仍不得不靠捡纸皮维生。 资产限额 尽管政府于2017年开始不再要求领取综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养父母证明书」，但仍然保留以家庭为综援申请单位。这意味着若要申请长者综援可能不得不与家人分居，否则可能会超过低得不合理的资产限额（两名成人丶一名儿童丶两名65岁以上长者组成的家庭若要申请综援，资产不得超过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长者综援年龄门槛后，一名60-64岁的老人若申请综援，不仅资产限额从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单身）/21,500元（作为家庭成员），而且他们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纳入资产计算的豁免范围。 林郑政府一面将万亿公帑投入东大屿人工岛，另一面继续压低本就低得可怜的退休保障。我们要求实行免审查的60岁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时提高保障标准，使退休者能够过上体面生活。为了给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税和开徵富人税（李嘉诚每年可得十数亿股息收入，却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税而无需纳税）；而不是实行「三方供款」，降低劳动者现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让退休保障基金成为金融投机者的工具。 进一步需要将地产公司丶银行丶其他大企业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收归公有，交给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不仅可以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资金，也将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 香港：学生罢课 要求立即应对气候危机！ 「我们要行动！」是今天反气候变化抗议最受欢迎的口号。一千多名中小学生从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支持。 3月15日的这场罢课抗议，是响应瑞典16岁女孩Greta Thunberg号召的全球反气候变化罢课。而且从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个国家也会举行类似抗议，这可以成为全球青年抗议的裏程碑。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率先行动。澳大利亚至少有15万年轻人参加抗议，而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据报导有3000人参加抗议。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参加了香港的抗议游行。我们在抗议现场派发传单，呼吁在所有学校建立民主的学生会，从而准备在不久之后采取新一轮行动。许多学生和家长签署了社会主义行动的联署，购买了《社会主义者》杂誌。许多人都自发认同我们所说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 香港是一个海滨城市，因此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打击，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2018的超强臺风山竹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强的臺风，但这不过是一个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据《南华早报》所说，香港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近乎于无」。 大企业 非民选的林郑政府服务于亿万富豪和大企业的利益，所以不愿采取猛烈、但必要的减碳措施，否则会威胁到大企业的利润。对于大企业来说，利润永远是第一位的。 资本家试图蒙骗公众，让公众以为可以通过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来解决气候危机，例如随手关灯和少用塑胶吸管。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自1988年以来，全球71%的碳排放来自仅100家公司。仅中国国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们需要民主控製这些严重影响气候的大公司，从而改变其生产方式。我们迫切需要转向零碳排放的经济模式。 罢课是民主权利！ 有些人说学生不应该罢课游行。这些人对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非常无知，而且他们也害怕年轻人变得更加激进、为自己的信念而抗争。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对学生罢课，并称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介入气候问题，但是学生们正确地无视了这些压力，发起罢课行动。学生们明白，这些官员和政客的言论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一些学校向家长和学生发出警告信，要求他们不要参加罢课。至少有一间学校呼吁学生不要罢课，而是在学校用餐时自带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费习惯」。 校方的这些做法是为了转移视线，而且说明他们完全低估了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我们需要有组织的群众集体行动，而不只是呼吁人们改变个人生活习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在未来12年裏采取激进措施，气候变化将不可逆转，全世界将面临灾难。 组织起来！ 3月15日的全球罢课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但只是开始。每间学校的学生都需要组织起来，将运动扩大。许多国家的学生正在组织每周罢课，例如德国、比利时和英国，因为一次性的抗议不足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而且各个学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学生会，并联合成全港的群众性学生会。每间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派发传单和组织集会，招募同学加入学生会。为了推动斗争继续前进，群众性的学生会不可或缺，而且学生会必须要有活跃成员和民主架构；学生会需要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行动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这样的罢课行动可以对香港以及其他工人运动薄弱、少见罢工的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即便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张采取政治罢工/罢课来对抗政府，尽管工人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 因此3月15日的反气候变化罢课不只是耀眼的环境运动，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参加罢课的主要是英文学校的外国学生，但是他们树立的榜样可能会鼓舞华人学生采取行动。 反气候变化运动要想胜利，必须对抗资本主义和亿万富豪的统治。社会主义行动要求使用清洁能源的免费公共交通，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汽车使用量。征收富人税和将主要经济部门民主公营可以为此提供资金。如果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我们就可以大笔投资绿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罢课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始。我们需要新的行动保持运动势头，而为此则需要在学校裏建立民主组织，并联结到工作场所，一同讨论和计划未来的行动。社会主义者会继续积极参加气候斗争，阐明和深化斗争所需的诉求，并提出社会主义纲领以拯救地球。 财政预算案不顾基层生死 林郑政府发布2019年财政预算，一方面大举投资科技和基建，同时多项针对基层的纾困措施「减糖」，在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举措也明显不足，被批评是不顾基层生死。有劏房户说，对于预算案，「十分满分我只会给两分」。 由于公立医院爆煲引发的近期医护人员抗议，预算案中有关改善公共医疗的举措尤为引人瞩目。虽然政府的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但这是医护人员抗议所取得的成果，证明即便是小规模的抗议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让步。 群众抗争可以赢得胜利 《南华早报》评论说，削减长者综援点燃的群众怒火使林郑政府陷入2017年上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如果建设起一场更有力的群众斗争（包括进行罢工）， 能够赢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预算案，2019年公共医疗支出将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亿用于更新和购置医疗设备，7.2亿用于提高医护人员的薪资津贴和增加人手，但医护人员计划净增长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新置的医疗设备可能没有足够人手操作。 提高医生候召津贴也是一个荒谬措施。候召医生连续工作时间最长可达三十四个小时。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副会长冯德焜说：「医生因为钱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贴无助于扭转公立医院医生流失的问题。 而所谓100亿「医疗稳定基金」实际上只是一个花招。政府称基金只是作为未来经济不景气时冻结或者削减医疗支出的情况下的备用资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医疗开支。而且按照2015年医改储备金和今年房屋储备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会收回资金。 这份不顾基层生死的预算案源自政府的亲资立场和大财团对于香港政治经济的操控，同时也与打压民主权利的威权统治相辅相成。为了争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穷人生活状况的措施，需要战斗性的工人群众运动，挑战整个威权资本主义製度。 政府「劫贫济富」 贫穷人口再创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决一起老人杀妻案，被告为一名八旬老人。他担心自己死后，瘫痪在床的妻子会因为无人照顾而孤独饿死，但又没有钱聘请私人看护或者让妻子入住私立医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长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将妻子杀死，然后自首。 贫穷率创9年新高 根据最新政府数据，香港贫穷人口已增加至138万人（20.1%），创9年来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后仍有过百万贫穷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数为在职贫穷。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总资产高达到2.3万亿港元。 根据乐施会去年底发布的报告，在香港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将于今年5月实行的新法定最低时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约107万就业者没有达到「生活工资」（包括近4万名政府外判雇员），超过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亲资政府拒绝大幅提高工资与企业税及改善社会保障，反而将大笔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与富豪财团利益输送，将令香港极端的贫富差距继续恶化。 港铁相撞灾难——踢走腐败高层 3月18日，港铁于凌晨3时测试新信号系统时，因系统故障，令两列列车于近荃湾线中环站相撞，其中一位车长的右脚擦伤送院。列车在中环站隧道拦腰相撞至出轨，损毁严重。荃湾线中环至金钟站要停驶2日抢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经荃湾线由金钟往中环的市民需要于金钟站转港岛线，以致地铁站大挤塞。 现场有百多人抢修，据报道有港铁员工即使放假亦调休返工，连日来只睡了八小时，亦有员工受伤流血仍坚守岗位。由于毁坏车厢在隧道内倾侧，消防出动了搜救专责协助求援，将近40吨重的车卡抬高，其间车厢更有随时翻侧的危机。与此同时，港铁主席马时亨他被揭发在记者会后随即坐飞机到上海打哥尔夫球！ 预计港铁在此次事故中被罚金额2500万元，但港去年牟取160亿暴利来说只是九牛一毛。马时亨企图把所有责任推给信号系统软件提供商法国Thales公司。2017年，同样由于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铁信号系统出现故障，新加坡两辆正在载客的地铁相撞，造成38人受伤。不过港铁自己亦有份参与开发今次事故发生时正在测试的信号系统。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来，港铁丑闻和事故不断，说明今次撞车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线和高铁丑闻外，去年10月16日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因信号故障分别停驶61-114分钟。港铁票价只加不减，并通过地产开发大赚特赚，同时近年却削减维修部门开支、人手、资源，令维修部门士气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缓慢，导致事故频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铁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主要为港铁及承办商的代表，意味着「左手查右手」，根本不会揭露港铁製度性的问题，也不会惩处理应负责的港铁高层。政府拥有接近八成的港铁股权，却一直将利益严重倾斜于财团。连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也批评政府极力「迎合」港铁利益，并说让港铁上市是一个错误。 现时需要一场群众斗争，要求由铁路员工、救援人员、独立专家及民主的工人组织成立的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撞车事件和沙中线豆腐渣工程，并且惩治涉事的港铁高层、承办商和政府官员。这场运动应要求将港铁全面公营，由员工进行民主控製，踢走腐败的港铁高层；同时以征收富人税作为资金来源，实现免费且更加优质的公共交通。真正运作铁路的是前线员工而不是高薪厚禄的寄生虫，而铁路本应属于所有民众共同享有，不是财团的牟利工具。 伞运算帐并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审判 雨伞运动的秋后算帐并未停止，政府企图通过政治检控製造寒蝉效应，以更大力推动威权统治的政策。2014 年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丶陈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众妨扰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项或两项罪名成立。法官将于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陈健民请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狱，因为朱耀明的身体难以承受即时监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诉。 寒蝉效应 主审法官陈仲衡的判决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在判词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抗辩理由。现届政府上臺以来，群众运动的浪潮虽然远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温期，但绝不代表政府的权力稳固。林郑月娥现时面对廿三条立法这项中共委托的政治任务。一方面她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恶法会激起群众抗争，因此左右为难。林郑月娥想利用今次审判作出震慑效果，并以为这样可以彻底压製群众反抗运动。 其中一项荒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项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网站呼吁人上街，已经可以定罪。检控方连戴耀廷在2013年报章刊登的「占中」构思文章也视作「煽惑」。这罪项可以用作打压言论自由，任何人有份宣传和鼓动公民抗争，甚至在社交网站上呼吁网民发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陈淑庄及邵家臻两名立法会议员。议员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并经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通过，可以被解议席。由于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关键议席，此一机会不大。但倘二人最终被判囚超过三个月，五年内都不能参与任何公共选举，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去下届参选资格。 此外，最后陈仲衡又认为，三子声称如果有一万人参与占中，政府的最大关註就会由拘捕示威者，变成关註如何推进真普选的说法是不现实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维稳的角度，贬低整场雨伞运动的价值。然而，法官确实道出了统治阶级的想法。「占中三子」从来不是雨伞运动的真正发起人，因为是北京的假普选方案激起群众自发斗争。 阻碍运动 整场运动期间，中环从来没有被占领过。占中三子没有计划过如此大规模的占领行动，而只是希望发起一万人在遮打道静坐数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应。从一开始，占中主办方提出要限製运动的参与人数，有意排拒激进的政治力量，并要求每个参与者签署誓约，承诺会听从大会的指示随时解散。占中三子认为只要稍为向政府施加压力，就可以赢得普选权。直至雨伞运爆发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绝启动占领中环。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学联代表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谈判，然后发起一场假公投解散运动。与其说占中三子是运动的带动者，倒不如说他们是压製运动发展的人。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治检控和审判，要求无罪释放所有伞运人士及政治犯。现在需要重建一场具战斗力的民主运动，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中国内地的工人群众反对整个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製度。 修订逃犯条例是廿三条前哨战 林郑借陈同佳臺湾凶杀案匆匆提出《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条例》，容许港府引渡从内地及臺湾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审。港人陈同佳由于在臺湾杀害了女朋友后潜逃回港，以至臺湾司法机关无法作出製裁。林郑月娥以「主持公义」为名要引渡陈同佳回，以合理化条例。 如传媒组织的联合声明所说，中共当局曾伪造「藏毒」、「行贿受贿」、「走私」等罪名打压异见人士和言论自由。这些罪名均属逃犯条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订案亦无禁止中共在引渡后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订案通过，实际上将由傀儡特首一人决定逮捕和引渡；法院虽然可以审查，但无法调查控罪是否真实，更何况「占中九子案」再次说明法院已沦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可以预见法院只会顺从特首的意见。 屠城木马 4年前的铜锣湾书店绑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时报》编辑马凯被拒入境案犹然在目。如果修订案通过，犹如在香港设下屠城木马，中共可以罗织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调查中国「敏感事件」的记者。批评中共政府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间被捕。资深记者胡力汉说，一些外国媒体已准备撤离香港。 记者、教师、律师等组织纷纷发表反修例声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游行，有抗议者打出「引渡返大陆，香港变黑狱」的横幅。铜锣湾书店事件被绑架者之一林荣基在游行队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头上一把刀，为咗保命，我冇得唔谂离开」。 讽刺的是，林郑政府以陈同佳凶杀案为名修订条例，但臺湾陆委会表示，如果香港修订逃犯条例，臺湾将发布旅行警告，以免臺湾人在香港被捕然后送至中国受审。2017年臺湾亲绿营的社运人士李明哲在中国被捕，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判监5年。 商界转軚 富豪精英担心自己因为行贿、逃税等等罪行而被引渡，体现出他们的集体罪恶感。所有在中国经商的资本家或多或少都曾违法、行贿。其中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更提出司法复核。因为他在澳门「欧文龙世纪贪汙案」中被控洗黑钱及行贿，被裁定罪成并被判监5年。他潜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条例通过，他害怕自己会被引渡至澳门受审。 这让一些人误以为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为反对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从修订案中删去9项可引渡的经济罪，并改为只有在香港可判监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总商会、厂商会和中华总商会随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与富豪精英相互勾结的面目。富人和穷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对专製恶法只能依靠基层群众的斗争。 引渡条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郑，目的是打击转移内地资产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属，其中包括中共官员及其家属。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及加强对经济的掌控，打击向海外大笔投资的金融大鳄。海外投资让这些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挡住中共政权的压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对资本势力并不如中共那样拥有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强大镇压机关，而只是一个侍服财团利益的弱势政府，因此面对资本家的阻挡时举步维艰。中共推动香港威权统治不但会造成底层群众的反弹，也会与香港资本家发生更大冲突，造成统治的内部矛盾，因为香港资本家不想失去现在的特权。 廿三条前哨战 中共可能视现时的强烈抗议为重大挑战。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会见香港律师会代表时力撑修例，看起来中共已准备为修例强力背书。建製派则于4月16日发起「万人撑修例大联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郑完成廿三条立法，现在更有消息称人大准备直接就廿三条释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权威」大受打击，民主斗争的士气大受鼓舞，廿三条立法会更加困难。这或许可以解释林郑现在「不再启公众谘询，不做更多让步」的强硬立场。 反对修例和汹涌而来的威权攻势不能局限于立法会拉布。在建製派已全面控製立法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议会外的强大群众运动，修例几乎必然通过。 现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争势头，召集公开会议，讨论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建立民主的基层组织，重建民主运动，并讨论采用罢工/罢课这样更加有力的斗争方式，挑战整个威权统治和中共独裁政权。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医疗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个案已增加至66人，仅仅4个月就打破过去11年的纪录。现在已可以肯定出现第二轮传播，疫情将持续下去。麻疹传染性强，可造成肺部和脑部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资本主义医疗製度的严重漏洞。 轻视疫情 麻疹爆发「重灾区」的香港国际机场，卫生署设立疫苗註射站，但接种疫苗诸多限製，例如必须未曾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或者无麻疹抗体，但有员工曾接种3剂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种名额又限製每日500剂。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指出，当初有机场员工染病、出现群组爆发时，政府本应无条件为所有员工补种疫苗，以减少传播机会。政府轻视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样难辞其咎。多名机场员工出现病征之后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对待（例如限製带薪病假）有很大关系。在首宗机组人员确诊麻疹后多天，国泰航空没有发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无全面消毒。由于公司反应缓慢，国泰空服务员工会曾威胁集体请病假。 公共医疗崩溃 政府医疗开支长期严重低于其他发达地区，无论医疗人手、设施及药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面对疫情爆发根本无法应付。今年财政预算也没有实际改变。 本港医院连最基本的隔离措施也为人垢病。本刊曾访问一名前线护士，了解公立医院的情况（第51期）。她指出医院过份挤逼的情况已难以做到感染控製，言犹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于急症室等足9小时。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医疗 香港近年没有麻疹的社区爆发，世界衞生组织也于2016年确认香港已成功中断麻疹病毒于本地传播。但本月出现了未曾外游或接触确诊患者的病人，带来社区爆发的担忧。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药品被少数跨国大公司垄断的情况下，解决香港的医疗问题离不开一场全球性的工人运动。只有打破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製度和亲资政府，将医疗全面公营，并置于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们才能製定出以需求为本的医疗服务，增加医疗开支、生产更多疫苗和设备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订逃犯条例：群众怒火开始沸腾 4月28日，超过13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是2014年雨伞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扭转了香港的政治局势。这场游行在11天内号召出来，已演变为一场挑战整个林郑政府的运动。 廿三条 起初温和泛民曾对举办游行犹豫不决，害怕人数少变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对巨大群众压力，才使「民间人权阵线」成功发起这场游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议有1.2万人参加。在过去3年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中，温和泛民鲜有动员群众抗争。这些所谓的民运领袖过去30年来，从未带头发起众运动去争取民主权利，而是在运动爆发时赶上尾班车，以免被群众边缘化。4月28日游行中，温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动的角色。 叶刘淑仪在游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图復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绝对不能撤回修例。当年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她因50万人上街而迫被下臺。的确，逃犯条例修订与廿三条可以相提比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向林郑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条，而林郑对此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担心重燃群众民主斗争。 当年建製派遭遇历史性挫败，叶刘的言论表明，统治阶级意识到反逃犯修例斗争的潜力可与零三年反廿三条相提并论，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议员资格以来，政治检控和取缔政党，现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註一掷，更加寸步不让。 包围立法会 很多示威者认为仅仅游行并不足够的。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队伍中发言，指出行动要升级，因为即使有13万人上街，政府也不会就此让步。这番言论在游行中产生了相当的回响。运动必须同样坚定回应政府，我们绝不让步！ 但是，怎样才能推进斗争？ 民阵提出了包围/占领立法会。我们支持这一行动，应该尽早行动。但就算这样还不够。斗争需要升级至罢工罢课，才能阻止修例、释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郑威权政权、赢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动员的第一步，但罢工才能直接瘫痪经济，停止社会的运作。如果民主运动的领袖现在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作为后续斗争的起点，可以想像群众的回响会有多么热烈。所以，现在应该一鼓作气，立即号召罢工罢课，以免运动的士气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伞运动的时候，正因为泛民领袖不敢果断将行动升级，使运动没有赢得任何诉求而失败告终。而最近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革命中，罢工正是推翻独裁政权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万人上街后，建製派更加顽固地想要通过修例。林郑已表示不会撤回修订案。民主运动必须切实组织起来，表明群众不会让步。我们要将斗争升级，彻底打败林郑威权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层 近期媒体报导显示，香港不但社会结构贫富悬殊，连一些宣称提供「社会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机构（NGO）内部薪酬差距也极其「贫富悬殊」。 近期许多NGO的管理层被揭发享有高薪和巨额津贴，当中最高薪者为「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社服总主任，年薪高达275万元！获政府拨款6,600万元的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在2017年亏损逾130万元，但20名高层的薪酬总共高达1,300万元，占总开支的14%。 另外，32间NGO高层共获发放788万元的现金津贴，最高为保良局两名总干事，一共得到超过76万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据公务员事务局NGO薪级表显示，基层员工年薪顶点只得15万6千余元！以保良局为例，一名总干事发放一次「津贴」就等于捞取一个基层员工超过两年的薪金！有NGO基层员工说：「前线工作量有增无减。但永远只是高层加巨额人工，员工就低过标准。」 香港盲人辅导会工厂的失明工人收入极其微薄，据报导薪金最多仅为6000-8000元，甚至低见1000元。失明工人沦为被肆意盘剥的廉价劳动力。而《香港01》报导指上年度盲人辅导会内16名最高薪的员工就支取了1400万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达160多万。现在工厂计画重建，这些工人又将被随意解雇。 一众宣称「慈善」、「扶贫」、「非牟利」的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一方面肥上瘦下压缩基层员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资助公帑与善款。 香港政府将安老、幼托、残疾人援助乃至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外判与一众NGO，变相私有化这些社会福利服务，而且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稳赚不赔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资助2,754个NGO单位，拨款167.475亿元，但对这些NGO的监督睁一眼闭一眼，令每年资助的津贴拨款屡屡成为被高层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们主张把公共服务全面公有化（无论它们过去是被外判给NGO或是已被彻底私有化），置于社服工人和民主工会的民主管理之下，并且课征富人税，为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香港现在各项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同时为社服工人提供体面的收入和工作条件。 反对打压许智锋案 停止政治监控 3月底，法院裁决许智锋抢手机案表证成立，许智锋于4月1日出庭自辩。去年4月立法会审议一地两检期间，许智锋在立会内抢走一名保安局职员的手机，被指控「不诚实使用电脑」、「普通袭击」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三项罪名，现正准备受审。该职员属于「全程监察小组」，负责记录立会内议员行踪。而建製派也承认该小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过要求点算会议法定人数来拉布。这做法分明是操控议会丶侵犯议员私隐，而打压许智锋显然是变相的政治检控和打压。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案发当天的小组组长于3月底作供称，事发后小组立即删除了用于纪录的Google试算表，但此前被抢手机中保存了数月的资料。政府显然是有意隐瞒纪录内容。此前许智锋也曾说到，他见到手机中存有议员的详细资料，怀疑并非只是为了点算人数，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监控 近年立法会被建製派全面操控，加上激进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温和泛民并无意愿抗争，议会抗争的力量不断收窄。政府明显要利用打击许智锋来进一步震慑议会抗争，以图清除议会仅余的反对势力。 许智锋若被判监超过一个月，可以在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罢免；如果被判监超过三个月，那么五年内都不可以参加选举。政府和建製派有意回避被揭露出来的政治监控问题。 许智峰向来是民主党之中比较站在抗争的一人，虽然他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倾向温和泛民的立场，但多次的抗争行动对民主党领导来说是麻烦和负担。去年事发后，民主党领导立即向许智峰施压，要求他召开记招公开作出道歉。该党一直也没有积极支持许智锋，反而是较激进的民主派作为这场抗争的核心。 「全程监察小组」是威权政府操控立法会的一部分，它并非正式部门，而是由各政府部门职员秘密组成（被抢手机的梁诺施正职为禁毒处行政主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支「秘密部队」的存在。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由基层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该小组的全部活动、纪录资料和经费来源，彻底公开政府的政治监控内幕，并立即停止相关行动。我们要求无条件撤销对许智锋的控罪。同时也需要在立法会和法院外重建战斗性的民主运动，反击新的威权攻势。 国歌法即将通过 思想警察监控全城 国歌法预计将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去年，政府可能因为担心群众情绪的反冲，再加上为了迅速通过一地两检，而推迟国歌法立法。现在则打算在7月前通过国歌法和修订逃犯条例两项恶法，说明威权攻势变本加厉。 按政製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忍光所说，议员若「侮辱」国歌，将不受特权法保护其言论自由。可以预见不尊重国歌的议会也会受到取消资格的威胁。这是议员宣示仪式播放国歌之后又一操控立法会的做法。侮辱国歌的检控期长达2年，将造成被秋后算账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开发布嘘国歌的影像片段均属违法，而且呼吁其他人杯葛奏唱国歌的场合（例如呼吁球迷在国歌播放结束之后才入场）亦可能被控煽惑。这些都旨在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在被质问国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学校教导「爱共产党」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的回应闪烁其词，国歌法作为洗脑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思想警察 国歌法还有相当多模煳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国歌的场合裏，要求出席奏唱国歌场合人士「肃立」，但工作人员会否受条例规范，要求出席奏唱国歌场合人士「肃立」。至于如果有人表现出不屑表情或摇晃身体，是否属于不庄重， 政府的回应强调「按常识理解」，这正正是极权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谓常识任由统治者自己定义，可以根据主观意愿任意罗织罪名。 中共通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国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开了「立法后门」，再次冲击香港司法机关。 抵抗威权攻势 现在部分泛民在立法会内试图通过拉布阻挠国歌法。议会斗争固然重要，但林郑政府和已经控製立法会的建製派正展开更猛烈的威权攻势，更何况此前民主派议会召集人毛孟静已经表示泛民「原则上不反对」国歌丶只是反对「刑事化」，若仅依靠议会拉布，国歌法通过已成定局。 现在需要将反国歌法和反修订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权斗争连结起来，建设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讨论用罢工/罢课等更有力的斗争方式反抗整个不民主製度，并将香港的民主运动联系到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抗争，对抗中共独裁政权以及与之勾结的富豪专政。 加入全球抗争浪潮 反抗资本主义和专製统治 2019年全球群众运动风起云涌。3月8日国际妇女节，许多国家举行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反抗父权资本主义压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个国际150万学生和年轻人参加反气候变化罢课。社会主义行动介入这些运动，指出运动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并提出将斗争升级的方法。 国际妇女节游行 3月10日，我们联合印尼外劳社群KOBUMI和其他社运团体举行了国际妇女节游行。作为香港唯一的国际妇女节示威，我们打出「将#MeToo运动带上街头」的口号，反对性暴力和性别歧视；要求取消对外劳的种种不公製度和残酷剥削，实现本外劳平等待遇和团结抗争。我们也特别要求中共政府释放中国的女权工运分子，呼吁中港群众联合反抗中共独裁统治和习近平政权大肆鼓吹的父权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们还于3月6日在中文大学举办了一场非常的公开讲座，反响非常热烈。我们邀请爱尔兰社会主义党成员（社会主义行动在爱尔兰的姊妹组织）、爱尔兰国会议员Ruth Coppinger介绍爱尔兰女权运动的成果经验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气候罢课 3月15日，香港举行了伞运以来的第一场罢课行动。主要来自国际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加入全球200多个城市的反气候变化抗议。我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得到许多抗议学生和家长的贊同与欢迎。当晚以及4月11日，我们分别在理大和中大举办公开讨论会，解释为什么解决气候危机需要终结资本主义，并呼吁更多年轻人和工人参加气候行动，对抗危机。我们在臺湾的姊妹组织国际社会主义行动举办的讲座吸引到臺外学生和工人，许多参与者踊跃提问发言。 社会主义行动努力在香港建设一支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参加所有斗争，并尝试将这些斗争联系起来，建设更强大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我们将香港的斗争和国际群众运动联结起来，合力对抗造成贫穷、压迫、专製以及其他种种危机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中共独裁政权及其对香港的威权统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团结行动。如果你认同我们的主张，请加入我们！ 议会再次政变！抵抗送中恶法 行动需要升级 在4月28日13万人游行后，政府立场显得更为强硬，企图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连立法会行政机器也已公然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可见今次威权攻势来势汹汹，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斗争方式！民阵号召5月10日在金钟政总外集会，抵抗建製派操控立法会。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各位响应！ 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应该尽快开始，更需要政治罢工罢课一天，重建群众性、战斗性的民主运动。 涂谨申根据议事规则主持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製派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裏自导自演通过一份「指引」，由经民联议员石礼谦取代涂谨申主持会议。这是一场小政变，也是为建製派进一步操控立法会打开先例。这种做法明显违反议事规则，但却受到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製派议员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开法案委员会并选出民主党涂谨申为委员会主席。然而立法会秘书处明显站在建製派一方，杯葛当场会议。建製派议员称他们会在5月10日召开自己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因此，现在逃犯条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法案委员会。斗争和打压将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会尝试通过司法途径（例如禁製令和司法复核等）阻止建製派的非法会议。但建製派掌握着议会多数以及秘书处，因此单靠司法上的斗争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况法院已经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现在建製派在立法会横行无忌、手法粗暴，不排除会直接将法案提交至大会，只要建製议员做举手机器就可通过。群众运动迫切需要动员起来抵抗，并将行动升级至罢工，才有足够力量抵抗这条恶法。 通过近年来的政治清洗，建製派已占直选议席多数，控製整个立法会，无论谁主持会议，法案最终也会通过。但建製派更要牢牢操控审议程序，确保修例可以迅速通过。因为他们害怕泛民会拉布拖延法案审议，而立法会的辩论平臺将会动员大批群众。 立法会秘书处的伪中立被揭露出来，激起群众愤怒。最近，有已辞职的前立法会保安召开记者会，揭露秘书处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报书上填写自己属于「黄」还是「蓝」的。当她拒绝表态后受到上司的针对和打压，以至她在今年较早不忍压力辞职。她也被要求不可以与一些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助理交谈。 中美冲突的因素 林郑也面对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派别反对，主要是外国资本家和香港较小的资本家。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去年年底的僭建丑闻，为免引起民情反弹，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后，而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作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势严峻，连郑若骅也要开腔表态。 由于中美冲突持续升温，甚至有可能谈判破裂，美国加强利用人权、民主的议题向中共施压，以换取谈判筹码。美方甚至发出威胁，指逃犯条例有可能令香港卷入中美贸易战。 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最近对《逃犯条例》修订表达「强烈忧虑」。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支持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展等中共资本输出政策，但特别是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危机时，他们担心自己像华为孟晚舟那样成为中美冲突的牺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内地经商时，行贿以及洗黑钱可谓常态，故此他们担心引渡条例会威胁他们。另外，在转向亲美的蔡政府统治下，臺湾行政院陆委会更表示，即使香港通过法案也不会引渡陈同佳回臺湾，明显与林郑作对。 有一种说法指，逃犯条例并非中共交给林郑的政治任务，而似乎是林郑为取悦中共、减缓为廿三条立法的压力。因此推论林郑有机会撤回修例。然而，不管这是否事实，现在事态发展而令逃犯修例变成廿三条立法的预演。林郑认为如果今次修例失败，未来更难推动其他打压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并不会因为大规模上街而让步，除非行动升级至威胁政府的统治。 斗争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围立法会，都是动员的第一步，但罢工才能直接瘫痪经济，停止社会的运作，给中共、林郑和支持修例的大财团造成最大打击。现在没有犹豫的时间，必须汲取过往失败的教训。2014雨伞运动的时候，正因为泛民领袖不敢果断将行动升级，使运动没有赢得任何诉求而失败告终。 民阵希望将六四连系至反逃犯条例，并藉着六四三十周年的大臺，号召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参与反逃犯条例的斗争。如果真的如此，可说是大大改变了支联会领导的一贯做法。温和保守的支联会过去都想限製六四集会为纯粹的悼念，而不想与今天的斗争连系起来。 然而，观乎现在形势的迅速发展，不排除建製派会在六四前已经通过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尽快动员群众，并讨论如何将行动升级，包括发动罢工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行动正在积极宣传罢工作为斗争升级的方案。如果民主运动的领袖现在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作为后续斗争的新起点，将可以成为重建反威权运动的跳板。 数千人再集会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动升级 民主派和建製派将于5月11日分别召开各自的修订逃犯条例会议，双方发生发生冲突。10日晚超过，1000名反修例抗议者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政府撤回修订案和林郑下臺。由于建製派和立法会秘书处的「政变」，现在逃犯条例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法案委员会，形势十分紧张。为防止会议受阻，多名民主派议员通宵留守立法会会议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问大会上，林郑月娥指泛民议员反送中恶法的论点都是「废话」。 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臺上发言时表示， 保皇党无视白纸黑字的议事规则，政府官员做人肉录音机， 泛民议员上臺发言，故决定今日发起集会，向政府和保皇党表明香港人会「企硬」。工党张超雄提到臺湾当局表明即使「送中」条例通过也不会引渡陈同佳，可见港府修法只是为了政治打压。 社民连梁国雄号召反修例者参加六四晚会，「逼爆维园」。如果六四晚会除了只是悼念死难者外，也能连系至今天的群众斗争，将会是一个进步。 六四晚会可以成为群众讨论下一步行动的平臺，但这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构，让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是由少数人控製大臺。 社会主义行动在集会中宣传斗争需要升级，需要政治罢工罢课，才能阻止修例和打败威权统治，得到许多抗议者认同。群众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个能够指明斗争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领导。集会示威不足以打败来势汹汹的专製打压。如果泛民领袖号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罢工罢课，可以得到强烈反响，成为重建新的群众民主运动的起点。 但是，鉴于政府的强硬立场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製派会在六四前通过修例。因此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动员群众，召集公开会议，在工作场所丶社区和学校建立民主的基层行动委员会，讨论如何将斗争升级和考虑罢工罢课这样更加有力的斗争手段。我们的运动要向林郑政府和中共独裁政权反击！ 中国：天安门大屠杀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0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復「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製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製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网上商店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裏裏，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个表面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活动者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裏一直将市场为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即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之后的几个月裏，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对那些想要加强专製统治的强硬派。改革派支持渐进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赵主张非常有限地放松媒体管製和废除政府部门的「党支部」（实际上是确保对政权忠诚度的监控部门），而强硬派认为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共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製强硬的「元老」，但后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权力斗争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权。」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0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復国家权力。」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残暴的资本主义復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製，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彷英国撒切尔将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製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製造业）。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製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臺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这些是国家控製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导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纪念晚会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公开纪念六四屠杀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纪念晚会创下破纪录的人数。今年的纪念会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订逃犯条例，激起了大规模群众反抗。这项法律将让香港异议份子和政治活动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国受审。在专製的司法体系下，他们会完全丧失基本人权，受到酷刑，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体居民都面临官方恐怖手段，超过一百万人被关押在名为「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新疆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印度。它已经成为警察国家电子监控的巨大试验场，配有脸部识别监控系统、DNA采样和强製安装手机间谍软体等尖端监控技术。 去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尽管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 中美「冷战」 伴随着六四30周年的另一个政治焦点是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经济製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製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英国撒切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谴责，因为这些谴责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随着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组织起来，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汙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尽管现在当局不断製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香港百万人游行 需要政治罢工 6月9日，100万人参加反送中游行，人数创下1997主权移交以来的最高纪录（只有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的示威才能与之媲美），展现出巨大民愤。香港的「抗议文化」由来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游行，将抗议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现在深陷政府危机和群众抗议。林郑政府愚蠢固执至极，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众运动。从雨伞运动失败至今还不到5年。 林郑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让中共独裁政权能够「合法」绑架身处香港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只是途经香港机场的人）。中国没有公平审讯，99%的判罪是基于口供而非客观证据。香港几十年的群众斗争才争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权利，而且在过去几年已被严重破坏，而送中条例是迄今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最大攻击。 2014年，雨伞革命创下大城市群众占领运动的世界最长纪录（79日），至今没有被打破，但因没有前进方向、精疲力竭而失败。自那之后，反革命和变本加厉的威权统治占了上风。 所以，6月9日的游行相当于「决堤」，群众怒火一下子汹涌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绪和过去的群众抗议有多方面不同。历史不会简单重復，反送中运动也不是从零开始。群众毅然上街，尽管许多人都知道政府不会撤回法案。 事实也已证明政府会采取强硬立场。在游行当晚，在仍有数千示威者尚未抵达终点的时候，林郑就宣布仍会在6月12日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游行之后，政府的立场愈发强硬，紧张局势一再升级，因为中共和林郑如果不能如愿通过送中条例，其统治将遭受严重打击。林郑政府的威信已荡然无存，不过这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而且通过清洗立法会和禁止反对派参选，建製派有足够票数通过送中条例，更何况林郑背后还有中共独裁政权的支持。 反送中运动经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条运动。2003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条国安立法。但显然今次不会是2003年的简单重演。 反廿三条运动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华，而林郑受群众憎恨之深更甚于董建华。过去16年的政治斗争令港府权威千疮百孔，但林郑却加力推动送中条例，因为她害怕如果放弃修例，政府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众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恐惧将大大削弱。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香港，中共都是以「无敌」形象和群众的恐惧作为关键的统治工具。 69游行之后，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让步」，但另一方面却将立法会表决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製派议员对香港《南华早报》说，政府认为以强硬立场吓退群众运动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亲中共的资产阶级建製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回头：既然已经遭受损失，不如现在想通过条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会被群众压力撼动。 反送中斗争也和中美冲突交织在一起。中美冲突正从贸易战和科技战迅速升级成全面的地缘战略角力。外国公司已经表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谁的主意？ 是林郑政府自己发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观望。林郑迫切想要讨好习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挡其他亲中派系的压力，以拖延廿三条立法。林郑明白，虽然民主斗争在过去5年遭受诸多挫折，但如果重启廿三条立法，可能会重新点燃群众运动。 但她最终还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送中条例同样激起强烈的群众怒火。可见政府的愚蠢上了一个新臺阶，而且林郑已註定无法连任。看起来中共要等更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能任两届的特首，尽管实际上特首不是民选的，而是由一个仅1200人的委员会「选」出的。 送中条例激起的群众抗议令建製派内的分歧愈发严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製派，让他们支持林郑修例。从此时开始，中共和习近平就已经和修例挂上了钩，既不能继续袖手旁观，也不能容忍修例失败。 独裁的「好处」和「坏处」 中国一句谚语说：「天高皇帝远」。内斗是中国独裁製度的固有成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经济实力强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冲突。中国许多省份的经济规模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也是为了压製政权内强大的离心力。 所以，在送中条例问题上，习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为群众压力而退却，将立即激化现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还会鼓舞中国的群众斗争。现在中国群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强烈。 这也突显出中国独裁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製之间的区别。过去10多年，中共不禁觉得保持高压统治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大收紧管控，因为大部分「民主国家」已经陷入混乱，例如英国政府摇摇欲坠、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冒起、以及其他严重问题。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强化威权统治的做法得到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欣赏。 但是中国的体製缺乏灵活性，不像资产阶级民主製有许多政治「安全阀」来释放群众压力。面对危机时，西方资产阶级经常利用选举来平息或误导群众斗争，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来争取时间，尽管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恶化，资产阶级的喘息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 中共威权体製愈发陷入一个死循环，它只能不断加强镇压和强硬统治，例如新疆关押过百万人的集中营和香港变本加厉的政治打压。当然，到了某个时间，不断升级的镇压必将引爆社会抗争。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将会持续几日乃至几个星期。 中国和臺湾的关系显然也是上述状况。中共称臺湾是中国领土，但大多数臺湾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中臺关系的影响也已变得非常重大，因为臺湾已经成为中美冲突的关键棋子。 香港现在的政治危机正对臺湾造成重大影响。明年今年1月臺湾将举行总统选举。这将是解严30年来最两极化的大选。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众抗议，并利用香港局势攻击中共政权和国民党。 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导致中共不仅没能从经济和政治上拉拢臺湾、削弱民进党和蔡英文，反而令臺湾人民更加排斥中共。习近平不得不对臺湾采取更加强硬的言论和军事威胁，而这又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罢工呼吁是转折点 香港的局势发展非常快。6月4日，18万人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晚会。5天之后，100万人上街反对送中条例和林郑政府。政府没有做出让步，反而更加强硬，暗示要进一步打压民主派，令局势大幅激化，反送中斗争进入紧要关头。 69游行之后不到24小时，就有许多小商户、艺术家、社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罢工号召。一天之后，3000名教师联署，要求「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一个教师工会）发动罢工。航空公司雇员也发起同样的联署。巴士司机宣布怠工行动。学生和其他许多团结也开始讨论罢工、罢课、罢市。 尽管罢工对于希腊、法国、韩国等国家来说是比较平常的事情，但对于香港来说则是历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群众政治觉醒，民主斗争才是采用一个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运动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现在这一直是香港群众斗争的致命弱点。 民间人权阵线号召在6月17日举行一日罢工、罢课、罢市。这是必要的一步，我们对此非常欢迎。如果民阵坚定地向这一方向迈进，并进行真正的组织和准备，那么三罢的号召能够得到巨大回响，而且会成为斗争的转折点。 如果坚定地组织和领导罢工，不再只是跟在群众斗争后面，那么亲民主的职工盟有机会在斗争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尽管香港工人缺乏组织和经验，而且工会参与率低，但是昂扬的斗誌可以推动工人在职场建立罢工委员会、召开罢工会议、加入或建立工会。 雨伞运动没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让步的原因之一，就是从未讨论过罢工。这是严重的弱点。从反送中斗争一开始，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呼吁全港政治罢工，因为中港政权将自己的权威押在送中条例上，要想打败他们必须要有大规模政治罢工。 在69游行中，我们在横幅和演讲中呼吁罢工罢课，并为此派发了1万份传单。当时我们是唯一一个呼吁罢工罢课的组织。现在罢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众，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与民主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香港工人运动来说，反对压迫性法律、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至关重要。香港的斗争也关系到中国大陆支持新兴工人运动和反对中共威权资本主义的斗争。 过去30多年，香港民主斗争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阶级」运动。参加群众抗议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学生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但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与他们观念类似的一众NGO。这些运动领导本身组织规模比较小、自我封闭、没有真正的内部架构、而且主张去政治化的路线。香港民主斗争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领导无法为运动提供真正的领导。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民主运动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万人大游行时工会横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会领导人（例如职工盟）只会跟在资产阶级泛民政客的后面，不去为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而战。 这更突显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份子能够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第一次考虑采取罢工的情况。开始将罢工作为武器，是群众意识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对此做出了贡献。 一些宗派主义团体拒绝参加民主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关工人的利益。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则介入民主斗争，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同运动最激进的成员建立联系并为我们的纲领而战。我们主张将战斗性的民主诉求联系到终结资本主义、施行社会主义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香港这一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危机。 根据乐施会的报告，在林郑治下，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到45年来最严重的程度。香港资产阶级不支持民主诉求，因为这个威权体製就是在保护他们的利润，保持极低的税率，抵挡「邪恶的福利主义」。 自9前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活跃于所有民主斗争。我们提出具体的倡议（包括罢工），并解释需要怎样的斗争才能打败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后的中共独裁政权。我们也明确指出泛民领导人政治软弱、没有战斗性的战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众对送中恶法的怒火，一直落后于群众运动。他们依附于资本主义，看不到资本主义正是港中实现民主权利的一大阻碍。所以他们总是犹豫不定，害怕群众斗争激进化、脱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罢工罢课罢市，但是他们并没有领导和组织三罢，只是迫于群众压力而做出敷衍。 将斗争蔓延到中国 现今中共政权和傀儡港府面临多重危机。如送中条例一样，许多危机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回应挑战的策略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因此现在香港和中国都在酝酿爆炸性的紧张局势。 今天香港群众讨论以罢工对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着群众斗争进入了历史性的新阶段。无论未来斗争进展如何，现在关于罢工的讨论都会带来重大影响。香港群众斗争应该采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摆脱自我孤立的状态（近几年本土派思想令这种状态更加严重），联结到中国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中国的新兴工人运动面临着更加残酷的镇压，但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政党领导中港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提出清晰的纲领将革命的民主诉求联系到彻底终结资本主义，那么独裁政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谴责警察开枪杀人! 林郑执意推进送中恶法，数万名示威者占领金钟, 罢课罢工。警察尽显政权鹰犬本色，动用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暴力袭击和平示威者, 令学生头破血流。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恶法，林郑下臺！ 现在我们已迫使立法会大会推迟，可说是小胜利！但要消灭送中恶法，罢课罢工要扩大起来，全面瘫痪经济, 让林郑看到劳动者才是社会的主人！ 根据雨伞运动的经验，占领不能拖长时间，现在需要进一步将行动升级! 罢课的同学要回到学校号召老师同学罢课，罢工者请立即号召同事加入罢工，并一同出来参与示威。请在学校和职场组织罢课罢工委员会，大力宣传！ 占领运动需要建立民主的防卫委员会，更有组织地抵抗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占领行动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构和问责製度，民选的行动委员会，让所有参与者民主决策，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领和三罢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泛民领导人没有提供过领导，只是跟在群众后面。我们的运动需要一个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具战斗力的政治领导！ 今天的斗争已比伞运再升一个层次。我们要持续升级，直至撤回恶法，林郑下臺！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众 香港警察首次开枪镇压和平示威者，动用前所未见的极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伞运动2.0的爆发。林郑将示威的年轻人定性为「暴徒」，企图利用暴动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们需要持续的运动，捍卫612行动中勇敢、和平及有纪律的年轻人。 香港人的愤怒已到临界点，政府无视103万人上街反送中，已经完全没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谎言统治。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独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运动蔓延至中国，因此不能允许我们有胜利。而且在中美冲突下，习近平视推动送中恶法为国家层面的任务，因此会更加强硬执行。香港群众已经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单靠抗议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群众自发的罢工罢市行动，已经令斗争升级至新的阶段。 政治罢工 现在部分行业正在讨论需要罢课罢工。罢工将可以大大改变香港群众斗争的面貌。雨伞运动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罢工，是当时的一大弱点。政府可以无视百万大游行甚至占领，但当经济被瘫痪、社会运作停摆时，政府的统治会受到更大威胁，而劳动群众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社会主义行动从斗争开始一直倡议政治罢工。我们是在六九大游行裏唯一个组织主张罢工反恶法。庆幸现在罢工的想法得到了群众的响应。 过往多数人觉得在香港发起罢工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但今天现在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现时自发的罢工开拓了行动升级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发日后更有组织的罢工运动。 罢工要组织起来 但罢工不能单靠自发，而需要组织起来。现时围绕罢工的讨论可以作为开始，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但如果罢工真的要有实力，就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一方面，职工盟和教协的领导需要履行领导的责任，全面推动罢工。另一方面，由于香港很多行业都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力量薄弱，所以现在需要立即设立「反送中罢工委员会」，发起联署、召开大会、进行罢工投票。 为了向真正的罢工迈进，需要有组织的领导。我们认为民阵、职工盟和教协立即召开罢工大会，邀请职场、工会、学校和各政团派出代表参加，决定何时及如何组织罢工，製订真正罢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罢工得以有效组织起来，将会向林郑政权发出严重警告，更大规模及更持久的罢工将会陆续月来，直至撤回送中恶法。这场斗争甚至可以得到中国内地人民的响应，动摇中共暴政。 社会主义行动的诉求： 谴责警察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黑警暴行 跛脚林郑还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万人上街反对送中条例，令整个地区都大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报《进攻报》就此采访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规模创下香港历史新纪录。6月9日100万人上街；然后到了6月16日有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超过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无论是对于香港还是中国，这场运动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港府让步有多大意义？ 「政府于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纽约时报》说这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臺之后最大的政治败退。习近平过去被视为『无敌强人』,所以今次让步是一个转捩点。 「中共独裁政权说送中条例是林郑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许的确如此，但林郑一定得到中共的许可，否则港府绝不敢这么做。同样，现在林郑做出让步暂缓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韩正等中共高官赶赴深圳，会见林郑等港府官员，要求他们让步，以解决眼前的危机。」 群众反应如何？ 「群众认为政府的让步太少、太迟。林郑政府深受憎恨，丝毫得不到群众信任。为了推动送中条例，政府散布谎言。6月12日，当7万名学生和青年包围立法会时，政府甚至采取令人发指的警察暴力、枪击示威者。群众担心政府再耍阴谋诡计，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条例。 「6月12日早上6点，大批年轻人占领了立法会周围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误判了形势。数万名示威者通过社交媒体和Telegram等加密通讯工具组织行动。因此当天Telegram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骇客攻击。 「年轻人的斗誌令统治精英大为震惊。《南华早报》新闻主编写到：『年轻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弹，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运动和雨伞运动有何不同？ 「反送中运动从伞运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2014年雨伞运动没有赢得任何成果就结束了。自那之后的4年裏，港府采取猛烈的政治打压，中共独裁政权加强对香港政治製度的控製。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现像伞运那样的占领局面，因此决定开始镇压。警方当天发射的催泪弹多过伞运79日的总数。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发射橡胶子弹。两名示威者被橡胶子弹击中头部，另外两人身受致命重伤。警方还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弹。上述武器都是在伞运之后购入的，但是没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为可以用武力吓退年轻示威者和整场运动，但是年轻人奋勇抵抗，反过来吓倒了统治精英（更何况在那之前不久才刚刚有100万人上街游行）。所以中共才决定让步。 「中共独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进行艰难对抗，无力同时应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所以他们想要通过些许让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郑在6月15日宣布暂缓修例，但是不仅没能平息群众的怒火，反而因为拒绝撤回条例和为警察暴力辩护，令群众更为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万人上街抗议。」 未来局势将会如何？ 「现在群众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政府必须完全撤回条例。今天（6月18日）林郑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后，林郑每天都在『道歉』。但是这些所谓的道歉没有任何新的让步，只是一再重復过去的空话。林郑是天主教徒，『道歉』对她来说就像去教堂忏悔。也许上帝会原谅她，但人民不会原谅。 「她没有说会撤回条例，也没有说会辞职。实际上，无论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会允许她这么做。 「暂缓修例还不足以平息民愤，所以现在中共和港府想要采用拖延战术，消耗运动的精力，从而避免做出更大让步。 「即便只是『暂缓』也已大大打击习近平独裁政权的权威，如果撤回条例而且让林郑下臺，会是中共的大溃败。对于中共来说，迫于群众运动而让步，是最危险的事，因为这不仅会鼓舞香港民主运动，而且会鼓舞中国群众斗争。 「由于中共不会满足群众的要求，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星期一，民主党林卓廷在集会上发言说现在运动对政府是应了『5比0』，所以不需要进一步的群众行动，结果被在场示威者喝倒采。群众不接受政府现在的让步，他们认为还没有赢得胜利。」 为什么林郑不辞职？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个代理人吗？ 「林郑现在不过是行尸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臺，否则中共自己会大难临头。香港不是民主国家，香港特首是由一个由大富豪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员会『选』出来的。特首『选举』完全受中共操控。 「这些精英选民把票投给谁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资产阶级钟意这种製度，因为他们只不过放弃些许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就可以得到中共关照，在中港得到各种特权和丰厚的商业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独裁政权打压中国工人群众，不让他们组织起来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力。所以社会主义者主张争取民主、反对威权製度的斗争也需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权力。 「中共不想在发生这么大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举行特首『选举』。虽然现在群众还不清楚如何才能赢得胜利，但是当前局势已带有前革命特征，如果此时举行『选举』，可能会刺激群众运动进而要求真普选，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会做出更多让步，所以斗争很可能继续升级。」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如何介入这场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投入运动。而且，直到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都只有我们呼吁政治罢工。为了宣传全港一日政治罢工，我们派发了25,000份传单，并在横幅、杂誌和演说中强调这一主张，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响。 「从1920年代之后，香港就没有过政治总罢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遗忘的工人传统斗争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为运动不能停滞。这场激动人心的运动必须迅速找到能够彻底打败独裁政权的方法和纲领。如果群众运动错失机会，中共将『反攻倒算』。」 反送中斗争如何向前走？ 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道歉」，完全没有回应运动的五大诉求。政府死不跪低，明显是听命令中共，不可以让民主运动有一次彻底的胜利。现在我们要组织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对付中共拖延战术。所以，我们也要串联中港两地的群众斗争。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他们与我们有共同敌人，一起反对中共政权和财团专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运动胜利会鼓舞士气，以致提出真普选等进一步的诉求，甚至令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威胁整个中共政权和财团专製的统治。我们要习近平这个恶梦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许林郑作更大让步。我们距离成功还差一段直路。运动应一鼓作气，持续升级，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战术消耗。至今运动没有领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压製运动的扩张和激进化。但单靠自发运动是不足以应付中共这个强而有组织的国家机关。时间长了运动就需要明确的决策，因此运动需要民主地组织起来，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组织架构，为运动提供方向。在当下形势，组织起来，製订行动升级的计划，是成败关键。 现在单靠示威和占领并非可行策略，记得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裏，我们在占领马路后让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断受到黑警和黑社会攻击，加上媒体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转。当运动进入更復杂的局面，在没有清晰网领和明确领导的情况下，内部就会出现分歧和内耗，最终失败收场。 行动升级的方向应该要罢课罢工。现在我们要组织罢课罢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压力。职工盟和民阵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罢工，然后在群众的期望和压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于欠缺组织和准备，很多工人在雇主压力下只能个别请假，真正的集体罢工行动仍未发生。个人行动恐怕难收成效，消耗罢工这一策略。团结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体行动，运动才能向前走。 罢工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让工人可以集体动员起来，而不是依靠请假或公司弹性处理。真正的罢工将会瘫痪经济，除了对抗中共政权，也在挑战财团的利益。香港财团向来为专製政府护航，不民主的製度正正保障他们的低税率、垄断地位和暴利。 现在反送中运动要製订罢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会召开的第一天，6月28日。职工盟和教协的领导需要履行领导的责任，全心全力动员罢工，不应再犹豫不决。此外，由于香港很多行业都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力量薄弱，所以现在需要立即设立「罢工委员会」，串联起来。职工盟和民阵可以征召义工，扩大人力资源，动员群众在大型职场派发传单，推动工会行动。路是人行出来的！ 反送中运动要成为2003年反廿三条以来最大的胜利！经过了四年的打压，从DQ立法会议员、政治检控示威者、推动国歌法，我们的斗争终于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们说过「We will be back!」，现在我们回来了，要双倍奉还给统治者，夺回双普选，打倒独裁政府和财团专製。 社会主义行动的主张： 不撤回、不罢休，林郑下臺 G20峰会要行动升级 6月28日再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反送中运动把握G20峰会的机会将行动升级，例如在6月28日发动罢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註意，藉以向习近平和中共施压。将G20峰会作为斗争平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G20峰会上的各国政府是我们的盟友，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政府也在压迫本国人民，他们反而和习近平与林郑更契合。 反送中运动若要胜利，就先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参与G20的各国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国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样代表各地的大财团和权贵，当中不乏满手鲜血的独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杀，而且公开称贊习近平和普京的铁腕统治；巴西爆发数百万人示威，反对总统博索纳罗打击退休保障，与香港一样遭到催泪弹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现正全面封锁一人以上的集会；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去年下令处死异见记者卡舒吉。沙特军队介入也门战争、屠杀平民，他们的武器正是来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纳罗和萨勒曼都是美国政府的盟友。 各国政府首脑关註的是自己国家的财团和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权利。基本上，他们对林郑「暂缓」方案感到满意，想尽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会不稳而影响他们的营商利益。 这种国家过往都中港的民主问题缄默不言，只顾与中国进行经贸来往。最近由于中美冲突升温，美国才高举所谓「人权」、「民主」旗帜，向中国施压以换取更多经济利益。特朗普已经讲过，香港示威者与林郑会「解决问题」（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状况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脑不会G20峰会上提起香港问题，以免触怒习近平。就算他们提出香港问题，也只是将香港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想要借此迫使习近平在经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决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权镇压。 真正的国际团结只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会分子、工人组织、青年和学生，因为他们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样的邪恶政权，像我们一样为民主权利而战。我们要将行动升级，推动真正的罢工，向中共政府施压。罢工一定要准备、宣传和组织，让工人可以集体动员起来，而不是依靠请假或公司弹性处理。真正的罢工将会瘫痪经济，除了对抗中共政权，也在挑战财团的利益。 中共和威权港府害怕现在的群众运动继续壮大，进而反对地产霸权和东大屿人工岛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极低的法定最低工资、增加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香港房价对年轻人来说遥不可及。现时的最低工资实际上比2010年还要低。港府只顾和富豪财团利益输送，在公共支出上极为吝啬，令公共服务体系早已千疮百孔。而且，反送中运动需要真正的群众罢工，也体现出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条例和警察暴力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但它们也是反对亲富人政策的斗争的一部分。我们主张建设战斗性的工会和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以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挑战资本主义富豪统治。 香港：将腐败港铁民主公营！ 丑闻缠身的港铁于6月30日再度加价，加幅达3.3%！这是根据所谓「可加可减机製」下的最高容许的封顶加幅，但港铁票价从来是只加不减。每程车票加幅最多达$2，对于生活离不开公共运输的基层民众来说，可谓百上加斤。港铁自2010年起几乎每年都会加价，只有2017年曾冻结票价一年。短短9年间，累计增幅已经达33%！ 所谓的「可加可减机製」，是与社会的通胀物价挂勾计算的，理论上在社会严重通缩情况下会减价。然而，由于消费物价指数都会包含如港铁、巴士公司等公共事业的价格，公共事业的收费亦会影响到物价指数。因此港铁加价，就会推高物价指数，而港铁就会根据机製进一步加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011年来，港铁盈利从未少过100亿。2018年，港铁总盈利为160亿，就算扣除物业地产业务，盈利仍然高达113亿元，比去年增加7%。港铁高层压榨民脂民膏和基层工人，大笔财富流入高管和礼顿这类黑心建筑商的银包，却给群众留下一连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线丑闻 沙中线的丑闻仍未落幕，反而越调查越揭发更多问题。而且调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车，为了港铁的利润而置乘客生命安全于不顾。在红磡站，礼顿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门基利使用不同供应商的钢筋与螺丝帽，钢筋最多只可扭入螺丝帽约两、三圈，导致隧道连接缝渗水。港铁和礼顿最迟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问题，但港铁却从未展开调查和纠正，礼顿工程师则告诉工人「扭得几多就扭」。 在丑闻爆发之初，虽然整个项目多个车站出现问题，但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只允许有限度地调查红磡站月臺建筑以及剪短钢筋的问题。后来红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纪录缺失，更有设计被擅自改动等丑闻，政府才被迫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重启调查。 然而就连最初揭露丑闻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开声明不相信单凭调查委员会便能查明真相，并质疑中期报告所信纳的文件有误。中科更称事件仍有三大疑点未解决：车站结构设计、螺丝帽使用数目及南北线月臺涉嫌以「不正规方式」建造。显然，沙中线现时已爆出的腐败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虽然政府拥有七成股权，但由于港铁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实际成了「独立王国」，以谋取最大利润为目标，不受社会大众的民主监督。可见，港铁私营化后，非但没有如资本主义评论员声称所谓改善「服务质素」，更让其变成一个谋取暴利、疯狂加价、剥削工人、腐败的吸血巨兽。 港铁工人抗议 港铁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员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铁工会发起抗议行动，指责公司「高层发大财、基层做到呆」、「漠视年资、变相减薪」，要求根据生产力指数及今年通胀率至少加薪8%并改善员工福利。根据工会声明，现时工资水平无法吸引新人留职，令人手长期不足，但列车班次及各项服务有增无减，令员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样是由港铁公司营运的高铁，于3月底突然解雇了200名外判员工。工人发起了静坐行动，斥港铁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弃」。涉事的外判公司「国际永胜」，负责高铁的车站助理、车上服务员、客务中心、内部会计等服务。据员工估计，裁员是因为高铁的载客量不足。 事实上，2000年港铁上市时定明如果公司发展新铁路项目如果未能达至一定的商业回报率，政府便会资助港铁。因此，港铁的生意根本是稳赚不赔。换句话说，由民众出资的大白象基建，赚钱时归财团，亏本时却要让基层市民及工人买单，足见公共事业私营化对劳动大众根本毫无益处。 因此，我们需要将港铁收归民主公营，踢走腐败的资本家。透过港铁工人和基层市民的民主管控，我们可以监督企业的票价、工程、甚至沿线土地的发展，确保所有劳动大众都可以得到廉宜而优质的基本社会服务，并废除外判製等剥削製度，提高工人薪资和福利待遇，摆脱资本家的剥削与垄断！ 香港：幼儿园教师承受高工时、大压力 教联会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揭示出幼稚园教师的恶劣工作条件。45%受访者表示每周工时达61小时或以上，甚至远高于香港每周平均工时52小时。五分之一更表示达 71小时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师的薪资少得可怜。按照免费幼教计划的规定计算，由政府全额资助的半日製幼稚园教师每月仅基本只获得约18,000元，尚未达到政府建议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费幼教学额为半日製。 如此长的工时，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资金过少导致幼师人手短缺。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再加上难以令人满意的薪资，2018/19学年幼师流失率高达12.3%，创近年新高，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公共服务部门人手短缺已成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才刚刚因为压力爆煲而举行抗议。港府在学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产总值的0.17%，是经合组织中(OECD)其中一个最少的。欧盟顾问建议各地政府的支出应最少为1%。香港的各项幼儿教育发展指标均列经合组织之末，政府难辞其咎。 政府从2017年开始施行免费幼教计画，这原本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政策。但免费幼教计画导致教师需处理大量额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园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为加长教师工时的直接原因之一。过半数受访幼师表示，施行免费幼教计画之后，其教学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师极度劳累、资深教师不断流失的状态下，显然难以维系教学质素。而且在免费幼教计画下，真正免费的大部分只是半日製幼稚园，愈来愈大需求的全日製的学童们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数约7,900元的学费。 为了解决幼师长工时、低工资的问题，同时为全港所有儿童提供优质的幼托服务，我们要求把幼稚园全面公有化，由教师、家长和工会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在提高幼师薪资的同时立即实行8小时工作製。为了实现这些诉求，需要建设具战斗性而民主的教师工会和工人政党，对抗这个只顾和地产商、财团利益输送，无视基层群众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纵容工时杀人 5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立法会被追问，要有多少人过劳死政府才会推动标准工时，罗致光竟然回应说「死几多人唔喺我哋考虑因素」！罗致光还说，政府要花3年时间去研究是否将过劳死列为职业病。亲资政府只会考虑资本家的利润！ 立法会最新数据显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过百人在工作中离世，当中极有可能涉及过劳。政府更本是纵容工时杀人，草菅人命。 过劳死 年初，一名64岁的工人为养家身兼数职，下班之后又要再赶往另一份工作，为节省车资和时间在海边长椅休息，结果一睡不起。3月，玛嘉烈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说：「佢身体一路都唔好，成日话医院压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话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点、2点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约晚上10点11点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时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过50小时，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设立所谓「标准工时委员会」，声称要「研究」就标准工时立法的问题，至今已整整过去六年还是白纸一张，而且标准一降再降，从「标准工时」鬼鬼祟祟的改头换面成「合约工时」，有意不就工时规管进行立法。 近期中国程序员发起反对996工作製（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网络抗议，大批饱受996之苦的工人纷纷声讨所属公司的剥削压榨，展示出工人抗争的巨大潜力。 我们要求立即落实最高工时每周40小时製度（包括外劳），并大幅调升最低工资，保证工人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享受8小时工作製。现时林郑政府因送中条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设起一个强而有力的战斗性工会运动和工人政党，提出针对冷血富豪权贵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我们能够赢得8小时工作製，并打破整个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威权製度。 香港政治危机继续加深 7月1日的大游行及占领立会行动后，反送中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上个月，群众抗议的规模和频率都创下历史纪录，令香港政府和国家机器处于空前危机，整个政府已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立法会冲击事件改变了局面。尽管还未完全清楚局势会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冲击行动让不知所措的林郑政府有机会站稳脚步，开始反击。 可以预见，中共独裁政权和香港强硬派右翼建製派会利用立法会冲击事件，开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坚持不做出更多让步，一小部分年轻人因为斗争陷入僵局而感到绝望，所以采取冲击行动。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群众运动如何才能组织起来继续前进。 政府死不悔改，已经引发群众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甚至感到绝望，为了这场斗争不惜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过去3周已有3位年轻人自杀并留下反对送中条例的讯息。人们担心还会有更多人自杀。 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动者挑唆示威者采取这种无计划的混乱行动，让香港政府和建製派借机发动最猛烈的舆论攻势，抹黑群众斗争。中共政权及其驻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贯使用这种见不得人的阴谋手段。 冲击事件之后，政府很可能会更加强硬地拒绝运动的任何诉求，同时加强警察镇压。运动已经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关键的转捩点。 社会主义行动相信斗争仍可以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但要胜利的话则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和协调，更民主地讨论战略、策略和目标，特别是要讨论采用群众罢工这一尚未用过的武器，开始发挥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力量。现在运动「没有领导」，但当前形势下运动迫切需要清晰的领导，从而让整个斗争采取能够致胜的战略。 史上最大七一游行 七一大游行有约55万人参加。尽管人数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七一游行。群众已有些疲惫，而且怀疑就算再来一场巨大游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这种情况无疑是今次游行人数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继续无视五大诉求（撤回送中条例；独立调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销对612冲突的暴动定性；林郑下臺），令群众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后，政府瘫痪了，直到七一前行政会议两周没有开会。建製派出现严重的公开分歧。「罪魁祸首」林郑则几乎两个星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讲。 还不下臺？ 如果是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像林郑这样的政府几乎一定已经倒臺了。可是在香港，尽管群众抗议已经让政府颜面尽失、毫无「合法性」可言，但林郑还在死撑。这种状况让群众和年轻人感到焦虑和沮丧：还需要做什么才能打败她？对于港府所服务的资产阶级来说，像林郑这样为人民所唾弃的政府最好下臺，换上一个新的亲商政府，做出些许短期让步，以争取时间，瓦解群众运动。 但是香港资产阶级没有权力自行换掉负累般的政府，因为这项权力紧握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手裏，而中共至少现在仍坚决不让林郑辞职，否则可能会开启一连串政治危机。 就像5年前的伞运一样，香港政治危机的异常之处来自于中共独裁政权。作为香港的最高统治者，中共拒绝在民主问题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让步，因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会导致严重后果：在上层会加剧党内精英权斗，挑战习近平的「强人」地位；在下层会鼓舞中国群众斗争，挑战愈发恶劣的威权统治和经济紧缩。 暂缓修例当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对于「绝不后退」的中共独裁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见的一次局部败退。但是香港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一贯会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让步，拖延时间，等到群众压力消退后便立即开始无情反扑。 军事威胁 中共独裁政权正明显向香港加大压力。一方面是恐吓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让他们「冷静下来」。6月26日，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演习，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国的《解放军日报》报导出来。这场演习一部份显然是出于「外国阴谋」论，想要告诉中共政权内各派别，在需要的情况下习近平会动用军队。另一方面如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一名军事专家所说，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运动。 在当前阶段，中共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虽然中共对香港群众的顽强斗争大为光火，但如果派军队占领香港，将会从多方面给中共造成致命危险。如果解放军攻入香港，在臺湾就算是最亲中共的国民党政客也无法公开支持「和平统一」。 另外，中美「冷战」一再升级，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战的范围，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这意味着，军事干涉香港可能会引爆2014年克裏米亚那样的国际危机，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会以香港问题为借口，推出更多反中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政府。对于中共来说，另外一个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群众的抵抗。香港的人口远超过克裏米亚，而且就算中共军事接管香港，如何统治香港这一的问题也将成为中共的恶梦。 把斗争蔓延到中国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机（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权曾短暂地濒临崩溃），都有中共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后盾，这是现在香港群众感到沮丧的真正原因。 数百万示威者以及在网络论坛上热烈交流动员方法的数万年轻人越来越不知所措：这场斗争怎样才能赢？运动似乎用尽了所有方法。但是由于中共的存在，这场斗争是不对等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解释说，香港群众要想赢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打败政府的亲富豪政策，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日渐高涨的群众怒火（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怒火）连接起来。中国拥有5亿工人，而且近年来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愈发增多，他们让习近平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众斗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孤立于一城的局面、点燃全中国乃至更广阔的群众运动，从而和独裁政权「公平决斗」。如果香港的示威者开始打出口号、呼吁中国群加入对抗独裁政权的斗争，也很可能会掀起内地群众的巨大响应，对中共政权造成更大压力。 中港都面临着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而且中国的情况往往更加严重。 没有领导的运动 在本文撰稿之时，中共无疑正努力让跛脚港府和建製派装出镇静的样子，把握住立法会冲击事件这个「好机会」，反击群众运动。有报导称，负责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本周再次到达深圳，对林郑做指示。首先政府会发动暴风般的舆论攻势，大力「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极端激进暴力分子」。警方正从6月12日之后的守势中恢復过来再度进攻，根据媒体和监控镜头拍摄的照片搜捕七一进入立法会的年轻示威者，而且会在未来的抗议中更强力镇压。 群众运动需要采取新方法来应对挑战。年轻人没有领导的、去中心化的自发行动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斗争中，群众的自发性和创意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过去的所有群众斗争，无论成败，都表明，自发行动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斗争一开始，自发性能够发挥有力作用，但是当运动变得更加復杂时，当我们的敌人开始改变战略时，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清晰的斗争战略及纲领。 近几年「组织」被视为过时的想法，群众斗争中存在反组织的情绪，其原因很復杂。社会主义者已在其他文章裏分析过这一问题。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斗争必须要有组织，必须要有平臺让抗争者有组织地、民主地讨论如何前进。 香港眼下的斗争（尤其是年轻人）「没有领导」，起初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同时，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没有领导」是进行运动的好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过去4年的镇压有至少48宗政治检控，数百名抗议者被告，超过100名抗议者被判入狱，而且较激进的泛民政党和非建製派团体受打击最为严重。 对政府不利的情况是，现在他们没有可控製运动的谈判对象，无法通过迫使领导妥协，以瓦解群众运动。就算刚好出狱黄之峰尽管备受媒体瞩目，但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样的斗争？ 运动在无意识中出现一种「分工」。民阵发起了69、616和71游行，做了大部分联络媒体的工作；网络群组裏的年轻人则提出和动员激进抗议，以及和当局直接对抗。 这种「分工」存在很多问题。它的出现是由于现实群众组织薄弱（这是香港民主斗争长期以来的特点）。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地，群众组织程度和当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例如工会）的传统实力直接相关，正如近几年大多数国家的工人组织都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打击。香港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规模很小，严重影响到当前的斗争。 民阵和泛民政客公开说自己不想领导更具战斗性的青年的行动，也不想为之负责，只是向他们提供支持。这也反映出泛民「领导」和政党的权威已经减弱，尤其是在伞运无果而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打压之后。民阵发起的616游行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后，民阵尽管完全认同运动需要升级，但也承认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做。 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国家机器的面前，展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创造力和勇气。但他们经常认为组织大型游行不属自己的范畴，所以最好把后者留给民阵和泛民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游行没那么重要，因为接连的大规模游行也未能打败政府、实现民主变革。年轻人并没太大兴趣组织政治团体，反映出无意识的行动主义及无政府主义。 泛民和年轻人都不想将双方的活动凝聚成一个更有力且更有组织的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许多年轻示威者视去中心化为优势，但去中心可能导致运动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阶段造成严重分裂，因此会越来越妨碍运动前进。简单来说，运动需要领导。 我们不是指像伞运时那样自上而下强加的领导。年轻人有理由去厌恶泛民政客和民阵，因为泛民没有民主、开放的架构。但现在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真正战斗性的领导，而这样的领导需要通过组织基层活动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讨论和计划 年轻的示威者通过加密通讯软件，匿名地连结起来。他们害怕如果在现场被认出真实身分或者被监控镜头拍下，会被警察逮捕。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港府已经在引入内地的镇压手段。数年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抗争工人不再公开选举代表，因为这些代表会第一个被逮捕、解雇。 在愈发威权的社会，年轻人不得不得采取这种措施。但是采取半地下的组织方式、隐藏抗议者的身份，并不代表自发的、即兴的、无计划的行动足以打败有中共独裁政权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讨论推进运动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标。只有建设起群众组织，才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投票。尽管一部分年轻人认为网络聊天群组可以成为民主的辩论和讨论的平臺，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当许多涉及不同问题而且不连贯的讯息同时出现在眼前，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有架构的讨论，因此最终也无法达成清晰的行动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网路投票不是基于民主讨论，因此反而会让示威者更加混乱。 现在则需要在所有学校、职场和社区建立反送中委员会，向所有想要积极参加斗争的人开放，以民主的方式运作。尽管反送中游行都是由民阵主办的，但现在民阵也承认也不知道斗争可以如何继续、如何升级。我们认为运动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阵、工联会、学生和青年团体、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应该号召参加运动的所有团体或个人举行一天的会议，讨论如何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建立民主的委员会，大量招募自发的示威者参与，从而民主地製定运动战略和策略。 组织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 战略要想成功，关键是举行一日的政治罢工。直到现在反送中斗争还没有过真正的政治罢工，这是一个明显的疏漏之处。首先应该诚实地讨论，分析为什么虽然有许多人谈到罢工，但并没有组织起真正的罢工。 香港工会的软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如何才能鼓励大批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把运动当前的诉求联系到工人和专业团体日常面临的问题：全球最长的工时、实际收入停滞、私有化、公共服务崩溃、政府拒绝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组织的工人站到运动的第一线，瘫痪经济哪怕只是一天，并警告政府如果不满足群众的诉求，工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么能够迫使强硬的政府退让。正是因为没有这样有力的工人行动，今天的斗争难以前进。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规模工人罢工是对抗威权政权的决定性武器，例如上个世纪的南韩、南非、巴西以及现在的苏丹。 69游行之后，突然有许多人开始谈论罢工，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不幸的是，职工盟和教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或指引。直到69游行时，社会主义行动仍然是唯一一个呼吁总罢工的组织，而且我们为此在各场示威中派发了总共超过35,000张传单。 由于一些新闻稿和社交媒体帖文造成的误解，海外媒体以为香港真的发生了罢工。的确，一些小商铺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业，但规模非常小。民阵起初号召三罢，然后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万人游行之后，民阵才在最后一刻重新号召三罢集会，而且根本没有组织。 当时职工盟就罢工行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其实也不是真的发动罢工。职工盟发言人说，工人应该请求雇主放几小时的假，让他们去参加集会。这并不是罢工！职工盟的这种做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对一和雇主谈判时是最无力的。真正的罢工应该是统一号召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需要领导。当大批群众真的开始考虑罢工时，工会干部却没有正确处理罢工问题，没有给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领导，令问题更加復杂，而且也导致运动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太困难」、「不切实际」。 冲击立法会 也只有考虑到运动的这种领导真空，才能正确理解七一那些年轻人冲击立法会、布入警方圈套的错误。 政府试图利用冲击事件误导、震吓群众，重新巩固自己的力量、发起反击。运动需要对此做出回应。现在还不清楚政府的反击能走多远，因为它被过去一个月的群众斗争大大削弱，还没有恢復过来，但如果运动越迟做出有力回应，政府就会越自信。 泛民说冲击事件的责任不在抗议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对的，而且值得称贊。责任完全在于林郑政府、中共独裁政权和警方。他们毫不退让，而且过去4年的残酷打压也引起一部份年轻人生出绝望情绪。 毫无疑问，冲击事件是警方给年轻人设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国家机器内的走狗过去多次策划过类似的煽动，试图陷害、分裂民主斗争。当晚9点警察撤出立法会，实际上就是在「请君入瓮」让示威者进入。许多评论人士，包括警队前高级指挥官和安保专家，都质疑警方的行动。而且在7月2日凌晨4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卢伟聪就匆匆否认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怀疑。 一名警队前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做出这么大退让，在那种情况下把议会交给煽动者和顽固示威者」。 立法会入口被打开几个小时后，示威者才开始进入立法会。年轻示威者没有清晰计划，所以犹豫不决。按现在已有的消息来看，进入立法会似乎只是由不超过200名年轻人讨论决定的，而且当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进入立法会。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点燃一场港版太阳花运动（2014年臺湾学生和青年占领立法院24天），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形势，因为就算是进入立法会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长期占领。 立法会内的记者报导说，示威者热烈地（有时是激烈地）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许多决定是由一些小团体做出的，没有统一的协调人。示威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有示威者贴出告示，禁止破坏书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会裏的饮料之后还留下了钱。有人在立法会讲臺上悬挂港英旗帜，但很快被拿下来，这再一次说明示威者内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的许多口号（例如真普选）能够得到群众广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冲击行动给运动造成的伤害。 需要群众组织 冲击事件的关键教训是，运动需要真正的组织。评价任何行动、方法、策略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推进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斗誌和政治觉悟。 这不是责备青年示威者，而是认知到，尽管六月多次大规模的动员令人惊叹，但运动存在严重弱点。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轻人缺少真正的群众组织，而工人阶级组织也很薄弱。 有些人认为缺少组织是一个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障碍。自发性的力量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群众运动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曲折和危机。我们需要群众组织，需要民主选举的领导层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预测敌人的诡计并打败他们。今天香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战斗性的工人群众政党。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开始填补群众斗争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真空。 社会主义行动活跃在香港的反威权斗争中，争取群众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现在这个残酷的腐败製度。为了打败林郑政府，运动也需要挑战资产阶级富豪的权力，因为林郑政府就是服务于这些富豪的利益。从97主权移交一开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气，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并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如果说那些富豪过去担心送中条例会损害他们的财富和人身安全，那么现在他们更担心群众抗议给他们的利润造成的影响和威胁。他们想要香港尽快恢復「稳定」（实际上是指镇压）。 为了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港府和中共政权，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将年轻人和群众当前的迫切诉求（反对送中恶法、警察镇压和中共逐步扼杀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联系到根除住房危机（香港18-35岁的年轻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国是四分之一）、贫穷、医院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这需要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公司从富豪和中共「红色」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将社会资源公有化，交给工人和劳动群众民主控製。 香港：纸皮价格暴跌 拾荒长者无以为生 近期，前线废纸回收价格预计将跌到仅1毫/公斤，这会是20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还没有算上20年来的通货膨胀），4万名拾荒者深受打击，其中三分之一是60岁以上的长者。大批贫穷长者甚至无法依靠执纸皮勉强度日，生活更加恶劣，同时香港可能出现「纸皮围城」的局面。「纸皮婆婆」成为香港极度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贫穷问题的最悲凉写照。 今次回收价格暴跌，是因为中国龙头纸厂「玖龙纸业」将从香港进口废纸的价格压低三分之一（从每吨港币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纸厂接连压价，情况会更加严重。 出口价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国出口6万吨废纸，占本地废纸总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废纸会被用来製造再生纸或者纸皮箱。去年底，香港对大陆的废纸出口价格为1,100-1,200元/吨，当时拾荒者执一公斤纸皮可从回收商处得7-8毫。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于中国政府收紧废物进口标准，在6月前废纸价格已经跌到4-5毫/公斤，执一天纸皮还不够买一餐饭。有关註团体指，依靠执纸皮帮补生计的贫困长者收入减半，部分长者要动用「棺材本」过活。 废纸价格下跌部分也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徵大笔关税，中国製造业出口和生产减少。相应的，用于包装的纸皮箱用量也减少，进而波及香港废纸回收业。 由于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继续上涨的物价，贫穷长者不得不依靠执纸皮拾荒维生，每日工作10多小时只得数十元收入。我们要求立即落实全民退休保障，保证长者能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同时也需要将回收业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纸工厂满足本地回收需要（生产应该符合环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证至少66元/小时的生活工资和8小时工作製，从而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岗位。 保障住房权利 消灭地产霸权 今年早些时候仁济医院提出一项「社会房屋实验计画」，准备在荃湾海角街及海兴路交界天桥下安放100多个水泥管屋，租给轮候公屋超过3年或者居住环境恶劣者。不出意外，该计画受到普通市民嘲讽。除了天桥下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网民称水泥管屋有如贫民窟，「衰过以前啲安置区」，并哀叹「香港人点解搞到咁折堕？」 如此荒谬而且根本无助解决香港住房问题的计画却得到政府支持。房价持续飙升，亲资政府将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恶法，却无心保障基层群众的住房需要，只会做出此类装饰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协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画」至今没有任何成功出租个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会清洗 香港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平均一个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储够钱买房，远超过排第二名的温哥华（12.6年）。买房者要将近70%的收入用于偿还住房按揭。还有21万人住在平均面积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与此同时，公营房屋供应远不及需要，而且林郑上臺之后还继续推进绿置居，试图私有化公屋，减少公屋供应，助长楼市炒卖。绿置居不断蚕食市区公屋，这是变相的社会清洗，将穷人逼入较远的新界地区。绿置居能于数年后通过补地价进入私楼市场，价格较高的市区房屋便会沦为投机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轮候公屋的户数超过25万，平均轮候时间增长至5.5年，创1997以来新高，被讽刺是「等到死」。政府称将把未来10年新建公私营房屋单位（而非面积）的比例从6：4提高到7：3，但同时预计未来5年内每年只能供应14,500个公共住房单位，而私人住房单位则有13,500个，远远达不到承诺的比例。政府连6：4都未曾达到，新的承诺当然更是空话！ 《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文章写道：「香港住房问题需要政治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要改进製度就必须有勇气对抗强大的地产大亨。地产大亨仍在继续炒高房价，或是囤积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这样的房子真的能满足生活需要。」 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必须消灭的地产霸权，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这些哗众取宠的政策，也不能靠实为利益输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郑和亲资港府没有挑战地产商的「勇气」，反而助长楼市投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靠经营劏房和炒卖地皮致富！ 社会主义者要求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丶地产商囤积的土地丶棕地丶闲置军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万间公屋；停止东大屿人工岛计画，加徵富人税和资本利得税，为兴建公屋提供资金；也需要进一步将地产商和银行公有化，由基层群众和工人组织民主管理，才能彻底消灭地产霸权，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权利。 性小众平权再接再厉 打倒专製父权资本主义 最近，国泰航空一个两名男子手牵手的广告被港铁和机管局拒绝展示，港铁广告商暗示说该广告「不道德」，引发众多抗议。有同誌团体在港铁和机场手牵手拍照以示抗议。最终港铁和机管局被迫改变决定。两周之后入境事务主任梁镇罡的同誌伴侣福利案上诉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许他及其在新西兰註册的同性配偶享有医疗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务员福利，也不允许他们采用配偶合并报税丶评税和享受相关税务优惠，梁镇罡提出司法复核。该案几经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镇罡的要求才得终审法院认可。几乎与此同时，终审法院裁定4条男男性罪行条文违宪，予以废除。 尽管香港离真正的性小众平权仍然非常远，但这几宗性平权斗争成果令人鼓舞。赢得这几项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臺湾同婚合法化（尽管仍不是彻底平权）给香港当局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缓和香港性小众的不满，以免香港性小众更大声地要求同婚权利。这从侧面说明，平权运动如果建设起国际联合斗争，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 维持对性小众歧视 香港社会对性小众的接受程度与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逾半数受访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而林郑和港府却以「社会未有共识」为藉口拒绝性小众平权。相反，保守港府丶建製派和他们所代表的大企业正是在维护恐同观念和各种针对性小众（以及女性丶外劳等等）的歧视与压迫。 民建联周浩鼎对梁镇罡的司法复核胜诉表示「担心裁决会引起涟漪效应，由公务员福利引伸至社会各项福利政策」。这正正说穿了建製与大财团惧怕性小众赢得平权会迫使政府为社会福利投入更多资金，不得不提高现在极低的税率。新上任的平机会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访问时则公开说，在香港「研究让同誌缔结伴侣关系政策」是浪费时间和没有可能。朱敏健对展开「性倾向歧视立法」的立场则是左闪右避，只是重复说要「先进行广泛谘询」。朱敏健拥有丰厚建製背景，曾任职廉政公署35年执行处处长及加入过监警会，他的表态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再加上本就残缺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持续受到打压，香港政府和建製倾斜于大财团的利益，宁愿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数万亿公帑输送给财团，也不愿意满足同誌伴侣的社会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同婚，维持对于性小众的歧视。而且如民主问题一样，大力打压性小众的习近平政权也不会容许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则会激励内地平权运动，甚至可能威胁中共独裁统治。香港是现在中国唯一可以举行同誌游行的城市，每年会吸引大批内地性小众参加。 连结民主斗争 这也是香港广泛基层群众所面临的状况。资本家和亲资政府打压劳动大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和保障，例如剥夺议员资格丶削减公共房屋丶打击最低工资丶综援等，所以性平权斗争是与民主斗争互相扣连，只有最大化劳动者的团结，才能赢得平权。 现时香港仍有五宗有关同誌权益的司法复核在排期审议中，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任何促进平权的斗争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机关，它往往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推动性平斗争最主要战场应是群众运动。正如臺湾同性婚姻权也是经历长期群众斗争赢取回来，而蔡英文政府实际上压低了臺湾同誌本来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现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于性小众的判决，但这实际上仍然是迫于香港内外同誌运动的压力。香港极需要更有组织丶更具战斗性的性平权斗争运动，这需要连结到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共同挑战独裁中共和资本主义父权製度。。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立即实视同誌平等权利丶消除性倾向歧视丶婚姻全面平权。 香港：反对示威禁令 ！抵抗渐进「戒严」！ 林郑政府已经比送中条例更加「寿终正寝」。但中共不准许林郑下臺，否则会被视为习帝的大败退，而且可能导致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如果现在更换特首，将会激发大批香港群众要求真民主，反对被富豪财团把持的威权製度。 所以群众斗争的立足点已经改变。现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郑，而是以反抗中共独裁政权为主。据报导，中国副总理韩正已经坐镇深圳，指挥港府每日的行动。警察已经沦为中共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警方和建製派正想办法煽动市民「暴动」，从而有借口镇压运动。新城市广场发生的疯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战略」是要围堵年轻示威者，故意引发冲突，这种不顾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导致有人死亡！他们想以此为借口禁止抗议游行。政府声称会考虑分区戒严，正是要试水温。如果分区戒严成功，他们就会试图全港戒严。运动必须反对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许，我们还是照样游行！我们要捍卫神圣的集会和示威权！ 为了打败中共和香港警方的这种战略，我们必须从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升级斗争： 我们必须把革命蔓延到中国，团结中港群众共同反抗中共独裁政权。中港两地都面临着中共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 将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香港群众运动仍然像2014年那样孤军作战，政权可以拖垮运动。把斗争扩展到中国会涉及到许多方面，为了进行如此广泛的斗争，运动必须拥有真正的组织和民主架构。松散的网络和「自发」行动是不够的！所以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新的工人政党和战斗性工会。通过这两者将斗争组织起来，能够打败独裁政权及其所保护的经济特权阶级（即资产阶级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组织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罢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对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压力，同时势必会令更多中国和全球群众关註和了解香港的现在斗争，令中港群众更有信心对抗中共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超越「五大诉求」；我们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国实行全面民主！ 元朗黑社会袭击：一切都已改变！ 7月21日星期日晚，数百名身着白衫的黑社会暴徒在元朗西铁站疯狂攻击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记者）。我们必须做出最果断、最有力的回应。黑社会的袭击直指群众运动核心。过去两个月数百万人的和平示威已经令中共独裁政权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黑社会使用铁通和藤条无差别地殴打地铁站内的乘客，至少45人受伤，其中至少两人受重伤。一名众誌成员他的头部被殴至破洞，头顶伤口长达6cm，后脑伤口则长达3cm。一名孕妇也被疯狂的白衫暴徒殴打。 警察很晚才到场，而且丝毫没有阻止黑社会暴行，也没有逮捕任何人。任何关註反送中运动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惊讶。群众普遍怀疑警方和黑社会暴徒勾结。一段现场视频显示，警方八乡分区指挥官李汉民对暴徒表示感谢，尽管他也说不想黑社会的「帮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采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过高度组织的恐怖团伙试图製造恐慌，打击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抗争信心。不久前苏丹军政府也使用类似的方法试图打败反威权群众运动，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彷墨索裏尼的黑衫军和希特勒的褐衫队，来支持独裁政权。他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如果群众运动不做出坚定的回应、展现出更强的意誌、更紧密的组织和更高的纪律，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凶残、危险。 元朗「白衫军」大部分都是收钱做事，并不是特别受某种政治立场驱动。而群众斗争的优势正是在于强得多的号召力（反抗腐败、残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数。但是群众需要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把这些优势变成实际力量。元朗事件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号，有组织的自卫已成为群众运动获胜的关键，刻不容缓。 在中国大陆，腐败的中共官员也经常勾结资本家，用黑社会暴徒恐吓罢工工人或反征地的农民。现在政府把这种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于送中条例遭遇惨败，中共独裁政权的「香港战略」也已崩溃。现在林郑比「无用」更加糟糕，因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会令群众更加愤怒。中联办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数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现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据雨伞运动的经验，他们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动消耗运动的力量，同时也希望製造「混乱」和「暴力」令群众疏远运动。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群众对政府的怒火极为高涨。 由于整个社会都鄙视警察，警方内部也出现危机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顾一切地利用黑社会来攻击运动。在五年前雨伞运动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蓝丝对占领者的攻击越来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开、更危险的水平。所以群众运动须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应，否则反动威权势力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记者在元朗事件后迅速发声。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元朗黑社会袭击「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及公众知情权」。一些记者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示威。 在社交媒体上，已有人呼吁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举行示威。这是重要且值得欢迎的一步。不过元朗示威必须采取自卫措施，包括保护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现在迫切需要切实组织自卫。 组织自卫 刻不容缓 群众运动有权保护自己，抵挡法西斯式暴力。这已成为斗争最迫切的问题。自卫需要有组织。李小龙的「如水」广受欢迎，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是「如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元朗事件已经说明，「如水」作为一种斗争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当前这种长期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自发行动，必须要有计划和组织。而只有通过民主的基层渠道才能有效地组织斗争（从上而下的官僚控製会破坏运动）。运动需要领导，但领导必须由群众选举、受群众监督。所以社会主义行动提出应该在每个工作场所、学校和地区建立民主的基层委员会，来组织群众斗争。 为了反击有组织、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会袭击，最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构组织自卫力量，保护群众运动。如果工会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建立自卫力量的骨干，那么效果会是最好的。这样也可以反过来帮助建设工会。在当前斗争中，建设工会是另一项迫切任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法（例如罢工）是打败独裁政权的唯一方法。如果工会干部不采取上述行动，那么基层工人和年轻人就必须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保护基本的民主权利，例如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会主义行动于7月22日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解释说： 「群众受到黑社会近乎法西斯式袭击后，必须做出最果断、最有力的回应……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这是我们的人权。自卫需要有组织，以保护抗议者和普通市民为目的，不是为了攻击…… 「在727之前应该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自卫委员会，选出认真、有纪律的代表。代表应该将示威者和公众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示威者遇袭时组织强硬的防卫行动。」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后的政治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劳工论坛此前的报导，亲政府阵营希望煽动暴力事件，从而有借口实行戒严，禁止群众抗议。过去几周，警方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武器攻击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断升级。如24名民主派议员发表得联合声明所说，有明显迹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会暴徒勾结。 毛孟静说：「999打唔通，警署落闸，有警察见到暴徒就视而不见。」 民主派议员要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辞职，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元朗黑社会袭击。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还不够。他们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群众自己须要如何捍卫示威权和继续斗争。就算卢伟聪下臺（中共对此坚决反对），我们仍显然不能指望警方保护我们的权利。元朗事件说明，有组织的自卫是群众运动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警方为了装扮出所谓的「公平处理」，可能会逮捕一些元朗黑社会暴徒，同时继续升级警察暴力。在他们眼裏，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胁。警方针对右翼势力的任何一丝行动主要都是为了防止群众运动因元朗事件采取自卫措施。 政府的虚伪 右翼建製派和元朗事件的关系也已显而易见。在黑社会暴徒进入西铁站攻击乘客的同时，和许多黑社会暴徒一样代表新界封建势力的建製派议员何君尧被影到向暴徒举起大拇指并和他们握手。何君尧对暴徒说：「辛苦晒」。因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尧于次日试图撇清自己和暴徒的关系。但在一场记者会上，何君尧仍然说到暴徒只是在「保护家园」。 更广泛的亲政府政客以及林郑和高级警务人员的虚伪言论表明他们有份参与元朗黑社会袭击。大话连篇的林郑在记者会上假装对元朗事件感到「震惊」，但其主要发言却是关于同晚中联办外的反送中抗议，并将这两起「暴力事件」相提并论。 但元朗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中联办外的抗议只不过是破坏了一些设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发指的是，林郑拒绝把元朗事件定性为「暴动」，但以往许多年轻示威者却被控告此罪名。林郑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说：「严厉谴责涂汙中联办国徽的暴徒！这些败类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的唾弃。」 长期斗争？ 中共独裁政权正竭力应对香港群众运动。它完全没有预想到反送中运动的爆发，说明它花费巨资在香港建立的情报系统根本是没有用的「大白象工程」。这是因为在中共独裁政权的体製下，官员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样报喜不报忧。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员也需要取悦「独夫」习近平。中共这样的製度不欢迎批评或独立的声音。所以独裁政权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香港爆发史上最大的群众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务一项是防止香港群众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 中共不准许林郑辞职，否则会被视为习近平的大败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争夺香港控製权的长期斗争，而「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中共放弃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势必削弱它对未来局势的预见力，也会削弱它在危机中的权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状况是，现在的政治危机会变成长期对峙。 尽管部分中共强硬派想要动用解放军，但目前来看军事镇压几乎不可能，因为军事镇压会在香港和臺湾引发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并且会成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新战线。尽管美国政府和特朗普对香港民主斗争几乎没有兴趣，但如果解放军接管香港，他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否则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全球的权威会受到严重打击，所以美国政府应该会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做出猛烈回应。 因此，中共独裁政权目前只能试图拖延，希望群众会像雨伞运动那样耗尽精力。但是反送中运动比伞运的层次更高，更具战斗性，规模也更大。今天群众对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不满（尤其是年轻人）。群众的怒火被总结成一句话：「无钱，无房，无民主」。 社会主义行动从反送中运动一开始就解释说，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只有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才能给香港带来实际变革。所以必须争取中国群众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认为的那样，只需要以行动触怒中共政权（中共已经生气了）。 为了实现中港群众的团结斗争，必须明确挑战中共富豪专政及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製度。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将香港当前的民主诉求联系到打破中港的资本主义製度。正是资本主义在支撑着独裁政权。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机场工人接力抗议 社会主义行动访问航空业界抗议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机场集会总共约有1万5千人参加，抗议警黑勾结製造元朗恐袭。无数向机场涌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并展示出「警黑勾结 无法无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乡黑警」等标语，显示巿民对警察纵容黑社会暴力的巨大愤怒。 社会主义行动在现场派发传单，呼吁建立有民主架构的群众自卫组织抵抗警黑暴力、建设战斗性的工会准、备真正的罢工行动、以及将斗争蔓延到中国。 近千航空界工人联署谴责警黑勾结，民航署航空管製人员更发出声明，指为保障公众安全的前提下，会考虑将不合作运动升级。可以想像香港客货运量惊人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罢工，将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庞大影响，给政府造成比现在大得多的压力。 社会主义行动在机场集会访问了数名航空业界工人，尝试了解他们的看法： 记：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次集会？ Bred : 我由6月9日100万人上街反送中时已参加，其后的游行示威等都没有缺席。今次参加是因为作为国泰空中服务员一直都关心社会，积极以行动表达诉求，政府的无能令我们要团结起来。暂时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未有作出升级行动，我相信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来。 Twister : 我都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感到警察纵容黑社会暴力十分可耻。暂时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正在换届而未选出干事，这可能因此而影响工会对运动的参与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国泰航空担任空中服务员已经有8年，我参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诉求，政府无视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来。我所知道工会未有参与今次的集会，其实工会都有一直跟进劳工权益，例如新入职的空中服务员薪金比我们少2-3%，这方面应该要继续争取，另一方面我认为政府继续不聆听诉求，就应该要罢工了。 727元朗游行展现抗争决心 7月27日28.8万人参加元朗游行，抗议上周疯狂的黑社会袭击。如此庞大的人数对黑社会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结做出了有力回应。尽管警方试图禁止该场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冲突和黑社会袭击恐吓群众，让群众不敢参加示威，但群众运动再一次展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 面对勇敢的示威群众，警方采取更加凶猛的暴力镇压，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发射催泪弹，乃至将催泪弹射上一间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铁路轨，威胁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记者在现场所说，是警方首先发起攻击。当晚警方亦冲入港铁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会暴徒一样疯狂殴打正在撤离的示威者。游行申请人钟建平亦于隔日因「煽动非法集会」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为了应付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和混乱。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已公开化。数百名公务员在网络上谴责警黑暴力。面对政府内外的压力，张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试图缓和群众的高涨怒火，却被两个警察协会猛烈攻击。警方高层需要暴力行动来巩固警队的「士气」。 在当日游行中，许多青年拿着盾牌防卫，并展开自卫性的反击来保卫游行。面对警黑暴力，群众运动需要组织自卫。这是运动当前的迫切问题。但是要对抗疯狂的警察和黑帮暴力，需要透过民主架构建立有组织、有计划的自卫队伍，经过民主讨论来决定行动，才能团结和保卫整场运动，并避免被警方煽动落入圈套，让警方找到反攻的机会。 727游行证明，警黑暴力未能终止群众斗争，反而只会加剧群众抗争的愤怒。为了打败警黑联手镇压，赢得彻底的民主，除了组织民主的群众自卫力量外，急需在职场上建立罢工委员会和战斗性的工会来组织一场能够有力挑战威权政权的全港总罢工，争取真普选，以属于工人和穷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议会取代受独裁政权和资产阶级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会，同时必须团结中国工人斗争共同打碎中共财团专政！ 八五大罢工 工人阶级团结斗争 推进逆权运动 罢工又再成为运动的焦点，得到大批年轻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热烈讨论。连登网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罢工，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由于各行各业工人的压力，职工盟26个属会现已表示会参加八五罢工，这一进展值得欢迎。 经过八个星期的斗争，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但送中条例尚未撤回，其他诉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镇压群众的手段也越来越残暴。而群众和年轻人不断发起英勇、果断的斗争，整个社会涌动着反政府、反黑警情绪。 我们要打破过去八个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样做？看看苏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已经证明，罢工是群众打败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阶级是社会运转的基石，而罢工可以组织起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以一日总罢工为第一步，警告威权政府及其背后的大财团：「如果不让步，我们就继续升级斗争」，这比单纯的街头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万工人罢工，成功推翻了总督罗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见，香港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中坚力量，才能推动逆权民主运动取得胜利。 大多数年轻示威者都是来自工人阶级的背景，从事不稳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如果我们发挥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像十号臺风一样让香港停摆，将比我们作为「示威者」或「请愿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强大。 群众斗争关键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职场上组织起来，在不同职场间串联起来，一起建设罢工行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在民主斗争中组织起一支工人力量，连登网民率先号召的八五大罢工正是向此方向前进的第一步。 群众奋勇前进，可职工盟干部却袖手旁观，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职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罢工。但是它必须将声明转化成行动：召开职场会议、张贴海报、派发传单、以及在网络上呼吁所有工会会员参加罢工。职工盟也应该开通法律咨询热线，为遭受雇主威胁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强化弱小的工会运动，使之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 为了扩大罢工规模，我们需要将反对送中恶法、警黑暴力、威权政府联系到劳工阶级的切身问题：低薪、过劳、住房危机、公共服务崩溃、以及工人权利所受的种种限製。 正是这个不民主的製度（非民选的特首、被建製派和财团操控的立法会等等）拒绝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大量兴建公屋、八小时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免费公共医疗和教育等有利于基层的政策，反而通过一连串大白象工程将输送公帑给一班大财团。 五大诉求固然要赢到，但我们要赢到更多。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製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製权的民主製度。亲富豪的建製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毁香港。必须踢走他们，代之以民选的工人阶级代表。 工人对罢工仍有忧虑，害怕力量不够而被孤立。虽然法律保障罢工权，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雇罢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权移交时送了香港资本家一份大礼——废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劳工在一对一面对资方是最不利的。反观十九世纪，工会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工人阶级尚未充分组织起来，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夺财富，中共和港府才胆敢无视民愤、采用警黑暴力镇压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组织起来，让八五罢工不应是一场孤立的行动，而是成为一个转捩点，成为继续升级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的跳板。 八五大罢工，打倒林郑僵尸政府！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众斗争」 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个左翼政党。社会主义行动在巴西的姊妹组织「自由、社会主义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员。 两个月来，香港群众为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接连举行大型示威，并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攻击。这些示威起因于政府打算修改法律，从而允许将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国大陆，以图进一步迫害社运分子。 就算政府说修例已经「寿终正寝」，但示威仍在继续。群众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条例。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年轻人。他们争取自由表达和政治结社的权利，要求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对他们的检控，要求民主选举香港政府，并反对中共对香港施加越来越大的控製。 香港面临主权移交来最大的政治危机，这说明「一国两製」已经走入死胡同。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这也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未见过的严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众运动有可能和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联合起来。尽管我们难以获取香港的资讯，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体对群众斗争的猛烈攻击暗示危机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不久前，警方纵容黑社会在元朗西铁站攻击示威者、记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继续升级。类似的，警方加大镇压并且迫害示威者，也显示出群众运动面临的危险。 我们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支持香港年轻人抵抗威权统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罢工是运动转捩点 八五全港大罢工绝对是反威权运动的转捩点。面对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检控消耗我们的运动，大罢工可以及时突破运动的胶着状态。罢工可以瘫痪经济，影响大企业、银行的利润，政府不能无这股压力。 这会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当时正是香港工人阶级身处革命形势，第一次要求普选。今天罢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现在我们这场反威权运动需要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独裁的革命。而革命是争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罢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资本家和政府的利润会大受打击，比工人的损失大得要多。罢工不但是避免前线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从近来苏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证明这一点，罢工可以成为打败暴政的「核武器」。一日总罢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权政府及其背后的大财团：「如果不让步，我们就继续升级斗争」。我们知道，林郑似乎不会因为一天半天的大罢工而让步，但当香港劳动阶级站起来，动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并且准备再次罢工，政府势必被撼动 。因此，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是，建设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未来数天或数周内准备新场更大规模的全天总罢工。 我们乐见职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罢工。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没有加工会，单靠现有工会力量并不足以建设全港总罢工。我们需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大规模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认为8月16日，即200万人游行两个月，是发动更有组织的总罢工的合适日子。这场总罢工需要有效组织起来，通过在各行各业裏发起运动、举行职场会议，说服更多工人参与罢工，加入工会。 为了扩大罢工规模，我们需要将逆权运动联系到劳工阶级的切身问题。五大诉求固然要赢到，但我们要赢到更多。罢工的诉求应包括八小时工作製、恢復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60元、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政府应停建万亿人工岛，并用公帑扩建公立医院、增加教育及托儿服务资源、改善教育及医护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且应该停止私有化、大学全面免费教育等。为了达成这些诉求，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製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製权的民主製度。 资本家们会永远记得，正是愚蠢、顽固的中共和林郑点燃了群众罢工浪潮！总罢工也可以向中国大陆的工人作出示范效应，将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不人道的剥削和独裁政权。 因此，工人要组织起来，让八五罢工不是一场孤立的行动，而是成为一个转捩点，成为继续升级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的跳板。 八五罢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发动总罢工 八月五日全港罢工创下了香港的历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阶级在三十多年来的民主运动中初次拾起罢工这一武器。29万人参加七区的罢工集会，单单在金钟有15万人。林郑月娥自上月22日 以来一直龟缩，到罢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会面传媒，指罢工是「拿香港经济对赌」，并指控示威者企图「革命」。但这做法实际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罢工并参与集会。 35万人罢工 职工盟估计全港有35万人参与罢工。八五全港罢工以机场工人的罢工最有力量。职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员总工会虽然没有组织工会成员罢工，而只是发声明呼吁工人自发性参与。在这情况下，仍然有大批机场机组人员、地勤、飞机维修员集体请病假旷工，就连民航处航空交通管製员也有三分之一人员加入。估计约2千名空中服务员、320名地勤人员、200名飞机维修员参与罢工，其中国泰和国泰港龙两间公司有一半工人罢工。 建製派的工联会一如所料呼吁工人不要罢工，指控罢工「阻碍经济发展」。但民主派的职工盟的力量相当薄弱，也没有积极动员工人参与罢工，只是希望担当「支援」和「呼吁」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没有参与工会，而少数工会会员则表示工会并无发动罢工。受访的徐先生是飞机工程人员，他的公司有约6000人 ，而自己部门的100人中有过半响应罢工，所有员工均是自发罢工，没有经过任何方式组织。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个人旷工的方式参与罢工，而尚未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廿多位罢工工人，大部分人通过whatsapp或facebook群组联络，然后决定旷工。工人自发罢工展示了无比的决心，而且希望可以发动更有力的大罢工。不少工人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例如在旺角麦花臣球场的梁小姐，从事製造及物流业工作，她说自己公司有100名员工经过讨论后，决定一起发动罢工。 可见，工人罢工的意誌和力量已经远远比工会组织走得更前。由于职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职场中实际的工人组织，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选举工会干部、建设民主架构，在大罢工中没有足够的动员力，其工会领导也显得犹豫不决，没有藉着罢工强化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力量。 建立更强大的工会和广泛的罢工委员会 现在，工人需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认为，8月16日是再发动总罢工的好日子，这段时间工人可以在公司内进行组织和宣传，派发传单和召开会议，招揽更多同僚再次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Nathan作为银行业工人，在金钟集会现场宣传组织起银行工人，建设强大的工会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欢迎。我们的网上群组在一天内吸引过百名金融银行业员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讨如何集结这股力量推动更有组织的宣传，为再次发动总罢工作出准备。 在8月5日早上，年轻人发起不合作运动，在荔景、钻石山、炮臺山等多个车站阻碍车门关闭，导致观塘线、荃湾线及港岛线全面瘫痪。在鲤鱼门、元朗及黄大仙龙翔道，各处有数十架车辆慢驶阻塞交通。事实上，很多工人由于被雇主针对甚至被解雇的风险，而不敢直接罢工。不合作运动瘫痪了地铁和多处马路，某程度上帮助了这些工人「被罢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种抗争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并集体罢工。 在七个罢工集会点，下午时分很多年轻人开始占领、堵路及包围警署。直接行动的模式开始掩盖了罢工作为斗争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会暴力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示威者感到极为愤怒，因此出现向警署投掷石头及燃烧弹，在屯门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纵火。不排除部分行动由冒认示威者警方卧底和黑社会所为。网上流传警察换上黑衣，似乎是企图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冲突，为他们暴力镇压提供机会。8月5日晚，荃湾和北角的福建帮黑社会手持武器袭击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斩伤一名年轻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 在欠缺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目前罢工仍被视为是年轻人抗争的辅助力量。但长期来说，不合作运动是难以持续的，并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的罢工运动。工人罢工不仅仅是「支持学生」，而是这场运动致胜的关键，因此应该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工人如果有组织起来发动罢工，其经济力量可以真正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吸引、说服大多数的工人支持运动，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了打破工人对罢工的顾虑，我们也需要准备跨公司、跨行业地声援那些因罢工而被处罚乃至解雇的工人，向那些为虎作伥的雇主发起抗议。这同样需要有工人组织和有计划的集体行动才能发挥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组织起罢工委员会，成为民主决策运动的机关的一部分，计划下一步的运动方向和政治诉求。这也是帮助整场运动组织起来，改变运动「没有领导」的状况，打破目前的胶着状态。年轻人的自发模式展现出创意和勇气，但运动发展至现今阶段，这模式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工人阶级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而且拥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潜力。工人和整场运动必须组织起来。 扣连至劳工议题 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大规模的工人加入罢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增加教育及托儿服务资源、改善教育及医护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且应该停止私有化、大学全面免费教育等。香港威权製度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权利，让财团赚取更多利润。为了达成这些诉求，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製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製权的民主製度。 林郑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记者会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战国家主权，明显改变了对运动的定性，为更强力的镇压铺路。较早前，林郑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极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图分化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这招分化技俩明显失效，在政权完全失去民意的情况下，广泛社会同情年轻人的冲击行动，认为冲击是无办法之中的办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办亦发表类似的声明，而且深圳2万名公安高调大练兵，模拟处理镇压香港的情况。这种言论明显是讲给中国大陆人听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运动，避免其获得大陆民众的支持。 中共感到惊慌 可见，大罢工给中共发出了强烈的警号。中共极为害怕香港会发展真正瘫痪全城的总罢工，因此开始亮起了加强镇压的讯号。政权也害怕香港长期陷入骚乱状态，因为这会大大损害习近平的权威，并且害怕香港的运动会蔓延至中国大陆。 由于中共出动解放军将会引起全面的反抗、统治阶级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是恫吓多于实质行动。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权受到威胁时，不能排除出动解放军这最后手段。由于中共独裁政权的存在，香港并不像「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可以改头换面换上新政府缓和民愤、继续统治，因此对于香港群众来说，最终来说还是「要不革命、要不镇压」。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运动需要走向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并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连成一线，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才能给香港带来实际变革。为了实现中港群众的团结斗争，必须明确挑战中共富豪专政及其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製度。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将香港当前的民主诉求联系到打破中港的资本主义製度。正是资本主义在支撑着独裁政权。 反威权运动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运动已持续超过两个月。林郑和中共曾希望能够拖垮运动，但是运动到现在仍然保持强大的势头。实际上群众的怒火已经超过五大诉求，指向整个威权製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说，就算现在林郑下臺或者允许独立调查警察暴力，也无法平息运动。 有消息称，习近平因无力控製香港局势，而在北戴河会议上遭受诸多批评；至少现在，习近平决定不派出解放军，因为这将给中共自己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装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国公安武警对示威行动采取更猛烈的镇压，「多抓人并加重判刑」，以图恐吓示威者，平息运动（不过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共未来出动解放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小）。 黑警暴力变本加厉 更加残暴的镇压已经开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场游行，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推近戒严，同时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弹击中失明；太古地铁站，警方在下行扶手电梯入口近距离向示威者发射胡椒弹，除了胡椒弹的直接伤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惨剧；警方在荃湾地铁站发射催泪弹，可能给乘客遭成长期伤害；飞虎队员被揭发假扮示威者在铜锣湾放火，给警察提供借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湾有黑帮无差别袭击涂人。警黑暴行数不胜数。 但中共和香港政权很可能是再次误判形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结果是，之后两日抗议者在机场举行大规模抗议，导致两日分别有180和400个航班被取消（香港机场每日约有800个航班），令航空业损失6亿港元。 这场「没有领导」的运动能够持续到现在而且依然声势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疯狂的警黑暴力触发越来越大的群众怒火。林郑对群众的蔑视以及6月12日立法会外的激烈冲突促使200万人上街抗议，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会袭击事件推动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抗议，并促成了历史性的八五大罢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个游行，但大批群众和年轻人仍涌上街头，并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镇压推动更猛烈的警察镇压很可能会令运动进一步升级。 自一个月前中联办外的示威之后，中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裏，港澳办接连三次召开记者会，谴责香港群众运动，并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镇压，以及威胁说如果运动继续下去，中央政府将会介入。同时中共也要求林郑不要继续躲在幕后。示威者和群众讽刺林郑是「躲在警察背后罢工」。现在林郑重新表现出的「强势」与「自信」只是出于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为政府和运动的力量对比真的改变。 林郑得到财团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财团归队。不同于五年前伞运时，在过去两个月裏，香港财团罕见地保持沉默。它们不想触怒中共，但同时对这场空前的群众运动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广场员工为警察带路袭击示威者之后，大批群众前往新城市广场抗议。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海港城在门口贴上告示：「除非有罪恶发生，警察请勿内进」。 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久前，中国民航局警告国泰，禁止参与或支持示威的机组人员进入中国领空。随后，国泰警告雇员，如果参加未经警方批准的示威，可能会被开除；同时国泰开除了两名地勤人员，只不过因为他们泄露了警队足球队前往中国参加比赛的航班信息；国泰也让一名被控暴动罪的机师停飞，实际上意味着认定该机师有罪。与此同时，林郑带领一众商界代表参加记者会，正是为了显示她已得到资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胁更多的资本家表态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产商和国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支持林郑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这显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凤凰网刊文，指责香港四大家族集体沉默。 香港的大财团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国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国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属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国航是国泰第二大股东，有五个董事席位。国泰第一大股东香港太古集团本就是以中国为主要市场。而且这些大财团一直都仰赖中共维持香港的不民主製度，让它们肆意压榨劳动者，大发其财。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说，极高的房价是触发香港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从2003年以来香港房价上升了两倍，而工资停滞不前，年轻人很难看到。谢国忠说，中共要想解决香港的社会危机，必须把权力从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财团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国《环球时报》（2019年8月13日）所说，中共已经将香港的控製权「外判」给这一小群主导香港经济的寡头。 大财团依靠这个不民主的製度打压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权利，抵製八小时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对大量兴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资，造成极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过劳、住房危机、公共服务崩溃。大财团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这场运动不仅要对抗威权政权和警黑暴力，也要对抗和政权站在同一条阵线的资本家。这更加说明，运动需要新的前进方向。要想打破现在的政治胶着状态和变本加厉的警察暴力，并把权力从这些大财团的手中夺过来，实现由基层工人群众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须要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核心。 准备再次总罢工罢课 35万人参加的八五大罢工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香港近百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罢工。运动需要准备新一场总罢工。新的总罢工应该通过职场裏的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力量。同时，现在正在酝酿的罢课行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的罢课可以反过来鼓舞工人的斗争。新的罢工罢课行动，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对整场运动至关重要。 近期关于「大臺」的争论表明运动出现了领导危机。现在这场运动「没有领导」，泛民在运动中没有权威。但泛民在尝试利用现在的局势重夺领导权。许多示威者开始对过去几个星期的不断冲突感到疲惫。这不代表运动在失去动力，而是因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冲突并没有目标、也没有实际效果，而且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警员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冲突，从而给警方镇压的借口（例如8月13日在机场两名中国人被攻击的事件）。许多示威者开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发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议活动都是运动可以采取的行动方式。我们需要强烈抗议警察暴力和滥捕，而且实际上冲突绝大多数是警方主动挑起的。如示威者讽刺的：「没有警察，就没有暴力」。 运动需要组织和领导，为运动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从未为香港民主运动提供过真正的领导，反而一直尝试煞停运动，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们想和政权做交易，所以担心运动「走得太远」，超出自己的控製。泛民失去权威，正是运动能够持续到现在而且展现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运动应该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民主的架构选举和改选领导，防止如伞运时那样，由少数泛民政客和社交媒体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製运动。 在运动中建立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可以为组织整场运动提供关键帮助。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组织的力量抵抗日渐增加的解放军威胁。8月15日，有解放军军车出现在香港市区。在当前如此紧张的时刻，这绝不会是「无心之举」。前一日，特朗普也已发推文说，美国情报部门证实，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边境调遣军队。虽然习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动解放军，但他不会彻底放弃这一选项，因为随着运动的继续发展，中共无法仅仅依靠警察控製局面，那么他们会「别无选择」。 运动的敌人是中共这一世界上最庞大的独裁政权，所以必须准备中共直接的镇压。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抵挡解放军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国公安武警的威胁。同时运动要想胜利，必须向中国的工人群众发出真诚呼吁，联合对抗两地群众共同面对的这个独裁政权。显而易见，香港群众运动无法独立打败中共。 不能指望美欧政府 我们不能指望美欧或者臺湾政府真正帮助香港的群众斗争。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内，西方以及臺湾政府正在本国执行反民主、反工人计划。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用美欧政府的警察暴力为中港两地的国家镇压辩护。特朗普此前称香港的群众运动是「暴动」，得到中共称贊。在6月底G20峰会上，特朗普为了避免惹怒习近平，有意避谈香港问题。 在中美冲突下，美欧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说：「中国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先要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但同时他也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对于中港群众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更讽刺了。如果中共愿意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不会介意「出卖」香港。 香港群众运动唯一的战友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层劳动者。我们需要呼吁正在进行抗争的中国工人和年轻人，一起挑战中共独裁资本主义，消灭中港工人和年轻人共同经受的压榨和所有社会不公。 运动需要新方向 准备再发动总罢工 中共准备更猛烈地镇压香港反威权运动，黑警暴力已变本加厉。反威权运动需要新方向打败威权政府的新一轮攻势。 以工人阶级为重心 工人阶级应该成为运动的重心，以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瘫痪经济，相比于单纯的示威和占领，能够对政权造成更大威胁。同时，我们要将革命输出大陆，呼吁众多不满中共贪腐特权官僚的大陆基层群众和我们一起抗争。 35万人的八五大罢工是一个好开始。香港工人阶级在三十多年来的民主运动中初次拾起罢工这一武器。罢工不应只是支援年轻人，更应该成为运动的主轴。 这一武器不只是对抗政权，也是对抗为虎作伥的大财团。本来连建製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林郑明显己经与财团达成枱底交易，使他们全面转駄。一众财团和地产商也登报支持警察暴力。 财团本就仰赖威权製度打压工人生活水平和权利，赚取更多利润。国泰解雇两名机师，除了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也是为了报復八五罢工。我们必须对威权製度背后的大财团做出强硬反击！ 航空业工人再发动大罢工能彻底瘫痪机场，给政府和财团造成更大压力！更不用说总罢工的威力！让工人运动成为运动核心，也能为运动提供前进方向，打破现时的胶着状态。年轻人的自发模式展现出创意和机动力，但运动发展至现今阶段，这模式已经到了极限。 前几周，占领和包围警署的行动没有清晰目标，反而令年轻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动运动继续向前。无组织的前线行动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阶级以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为致胜的关键手段，可以打破胶着状态，成为运动的突破口。同时社会主义行动也发起「全港大罢课」这一组织，推动罢课行动。我们相信全港大罢课可以反过来鼓舞工人斗争。 工人需要组织起来 现在，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就需要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决定下一步的升级行动和政治诉求。 为了发动更大规模的总罢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吸引、说服大多数的工人支持运动，并将他们组织起来。 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大规模的工人加入罢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 运动也要扣连至八小时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提高整体工资、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整个财团独大的不义製度，代之以让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掌握控製权的民主製度。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组织基层工人反抗残暴的威权资本主义製度，并为斗争指出方向。依靠群众的参与，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动群众斗争前进，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击亲共财团，组织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再发动总罢工 准备九二总罢工罢课 运动需要新方向 组织工人阶级是致胜关键 818超过170万人上街，证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权的分化奸计没有得逞。林郑月娥过去几周尝试笼络财团，企图重新巩固权力，但政权内部仍然分崩离析。连亲建製的监警会主席都公开支持撤回修例。林郑政府现在外强中干，势孤力弱。 但运动仍处于胶着状态。警察暴力不断升级，更派卧底製造分化，令前线示威者受到打击。我们要推动运动升级。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斗争作为主线。工人阶级以瘫痪经济和社会运作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为运动的突破口。 航空业工人遭到打压 航空业的工人在八五罢工中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因此惊动了中共政权，引来报復。全港航空业至少有14人已被解雇，其中更包括国泰港龙空勤工会的主席。即使国泰工会没有发动八五罢工，而只是让工人自发请假，但国泰资方还是企图借机瓦解工会。所以，政治罢工不但挑战政府，也要挑战财团。社会主义行动也发起「全港大罢课」这一组织，推动罢课。全港大港罢的学生响应9月2日的罢课，相信大罢课可以鼓舞工人大罢工。 为了实现真正有力的罢工，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 除了五大诉求外，九二罢工和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连至八小时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提高整体工资、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自发模式已达极限 没有领导的自发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再难令运动向前走。运动需要民主的组织和领导，提供清晰的前进方向。泛民趁着运动陷于胶着状态，企图建立不民主的「大臺」以控製运动，但至今仍然失败。他们在雨伞运动时没有真正领导向前行，不断尝试煞停运动。我们不要泛民垄断的大臺，但我们也要一个由下而上的行动组织，让所有人公平参与和决策，为运动提供方向。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财团独大的专製製度。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香港要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才能打倒中共和资本的专政。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准备九二罢工，组织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反击亲共财团 香港：清洗抗争工人 国泰港龙工会副主席被解雇 国泰港龙解雇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施安娜，这是过去两个月香港反威权群众运动中航空业工人所受的最严重攻击。中共独裁政权向国泰施压，要求它清洗参加斗争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雇或者辞职。 这场浩大的运动震撼了整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变成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大公司经济霸权和住房危机的群众起义。 脸书帖文 8月21日国泰港龙管理层叫施安娜开会，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脸书上三则评论的截屏图片，然后问她这些评论是不是她发的。根据《苹果日报》的报导，这些截屏图片是国泰港龙一名前雇员提供的，而这名前雇员是一个高级警司的亲戚。一开始，这名告密者把截屏图片发到了蓝丝脸书群组裏，呼吁蓝丝向中国民航局「检举」施安娜。 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臺新的「安全」规定，禁止支持抗争的香港机组人员进入中国领空，其实这只是为了迫害抗争工人。8月中的机场抗议之后，中国对香港航空公司的压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说：「今次被解雇，不单关乎我自己，而是关乎整个航空业，更打击所有香港人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究竟呢个白色恐怖几时先停？」 显然，施安娜被解雇是威权政府打压整个群众运动的一步，特别是要打击航空业工会。航空业工人拥有强大力量，是香港工人当中关键的一部份。他们多次表示支持群众抗议，所以中共想要他们噤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说，国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辞职正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共认为何杲「太过放任」雇员参加抗议。《金融时报》（8月26日）说：「中国媒体向它们［香港的公司］施压，要求它们解雇所有争取民主的雇员。」 打压航空业工人和工会主要是为了报復机场抗议和占领。这些示威尽管并非工人或工会组织的，但向人们展示了瘫痪机场可以对亲政府的公司造成严重损失。8月12-13日，约5万名示威者占领机场接机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飞，据估计令航空业损失6亿港元。 国泰港龙空勤人员协会是职工盟属会。职工盟共有19万名会员。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告诉「香港自由媒体」（HKFP），航空业工会现在成为政府的攻击目标，是因为航空业是工会会员参加八五大罢工比例最高的一个。 八五罢工是香港近百年来第一场由群众运动点燃的罢工。35万人参加了这场罢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 大企业支持一党专政 国泰及国泰港龙的大股东太古集团是香港主要财团之一，它主要经营地产、交通、工业和饮食。太古集团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乐，其主要市场在中国、亚洲和美国13个州。 国泰打压工会和言论自由，甚至限製雇员在私人脸书上的言论，可见国泰老板正是中共独裁政权打压香港群众抗议的政治工具。 尽管到目前为止香港的工会并未在群众斗争中发挥突出作用，但航空业以及其他行业的资本家明白，工会拥有巨大潜力：它们能够发挥更加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瘫痪经济运作，因而冲击公司利润。所以现在看起来，亲中共的财团是要「先发製人」，以图避免工会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进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 近几周，中共加强对香港商界的压力，要求它们向四面受敌的林郑政府表忠并谴责群众抗议。富豪们已经在报纸上登了诸多整版广告来表示忠心。 太古集团于8月13日发表声明称：「我们务必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暴力，恢復安宁，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全力支持国泰航空严格执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确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对非法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需要再次罢工 香港的工会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攻击。国泰解雇施安娜，明显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这一最有组织、最有潜力的工会。职工盟现在必须号召航空业罢工，并呼吁其他行业工人以罢工作为声援，要求让施安娜復职，并停止针对航空业工人的白色恐怖。 职工盟说它会提出法律诉讼，但是对于工人组织来说，法律诉讼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诉讼会消耗宝贵的时间，而行动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职工盟应动员国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临类似打压的工人全力支持罢工。现在香港正处在至少五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罢工将得到大力支持。 必须立即以罢工回应施安娜、其他航空业工人和工会所受的打压，否则会是一个严重错误。 • 立即让施安娜復职！ • 捍卫工会和工人权利！ • 立即号召国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罢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业雇员復职，停止财团白色恐怖！ • 全球工会组织声援抗议。 香港：「八三一决定」五周年 香港现在这场空前的群众运动，起因于中共想要将由少数精英把持的威权资本主义永远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的五周年。「八三一决定」触发了2014年长达79天的雨伞运动。和今天一样，伞运同样是由警察暴力推动的，不过今天的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当时「八三一决定」引爆了整个香港社会。许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煳承诺：会逐步实现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泛民对中共的错误信任尤其深。最终「八三一决定」让所有人看到，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会兑现它的「承诺」。 在「八三一决定」出臺之前，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和中国劳工论坛（CWI在中国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说，中共独裁者绝不会容许香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他们过去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所言所行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反对「西方意识形态」 与中共有关的工业及金融寡头掌控着中国资本主义。他们需要一个独裁政权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来奴役工人群众，以工人阶级的血汗换取自己的财富。中共宣传说「民主」和「西方意识形态」是美欧用来製造社会混乱、分裂中国的阴谋。 习近平上臺后，这种宣传变本加厉，中共的威权统治也更加严酷。继「八三一决定」否决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后，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严厉的压迫性法律，清洗民选的反对派议员，操控议会选举，对社运人士提起政治检控。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是类似：工运人士、左翼学生、人权律师和激进的网络写手遭到接连镇压。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准林郑向香港群众运动做出哪怕微小的让步，以免自己的「权威」受损。 不仅如此，香港的资产阶级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阵线，强烈敌视和害怕民主，因为他们害怕群众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之后会威胁他们收益丰厚但不可告人的商业合约、避税特权和巨额利润。正因如此，这些富豪最近几个星期公开向政府表忠，并要求群众停止抗议。 民主是如何赢来的？ 在历史上，所有民主权利都是群众革命斗争赢来的，而且近百余年来，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等工人组织在这些斗争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资产阶级则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独裁。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了解这些历史经验，才能预见中共的「民主承诺」完全是谎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们周围的学者则声称，「开明的」资产阶级政府会捍卫和推进民主权利。他们指望特朗普、约翰逊、默克尔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国国会「拯救香港」，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近三十年来，泛民领导人错误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骗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寻求和中共独裁政权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达成协议，并为此一再煞停群众斗争，唯恐群众运动「太过激进」。他们认为这是在香港实现民主权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决定」令泛民对于「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传彻底落空。 工国委国际执委会讨论国际愿景 国际执委会首先就国际愿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厘清了很多问题。CWI临时委员会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开场演说，而来自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的Tom Crean负责回应其他同誌的发言和提问。在一天半的时间裏，来自奥地利、澳洲、比利时、巴西、英国、中国、香港、臺湾、希腊、德国、爱尔兰、义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兰、魁北克、俄罗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亚、土耳其和美国的同誌都作了发言。 讨论的三个主要议题均对当前世界至关重要：全球经济可能再度衰退；帝国主义对抗急剧升级，尤其是中美新「冷战」；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问题，及其对世界政治和数百万群众的巨大影响，将成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阶级斗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强调，CWI各支部和成员在上一时期进行的「政治革命」使我们的国际免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堕落。这对我们在政治上做好准备、以介入激动人心且充满挑战的新时期来说非常关键。 世界经济再现衰退 所有最新数据都显示出，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再次衰退。中国经济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欧洲，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接近或者已经处于衰退之中。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将成为人们记忆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危机。中美贸易冲突以及英国脱欧造成世界经济成长放缓（尽管后者影响相对较小），体现出政治与经济之间密切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证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在阻碍经济发展。 IEC会议就未来经济衰退的性质及其影响进行了非常多的讨论。虽然地缘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导火索，但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与2007/8年危机相同，即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盈利能力面临根本性的危机。这反映在自2008年以来恶化的巨大债务问题，投机性经济泡沫增大，生产性投资的长期缺乏。 讨论强调的另外一点是，世界经济还未从上次危机中恢復。国际统治阶级为对付2007/8年危机已使用了浑身解数（包括降息和关键的国际协作），所以如果再出现新的衰退，他们的回旋余地已大不如从前。 新一轮危机对工人阶级、青年人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影响也将与2007/8年不同。人们不会忘记过去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击、贫困和斗争。虽然新一轮经济危机、失业和不稳定的就业前景可能暂时削弱工人的斗争意愿，但是经济再次衰退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无疑将加深过去10年的激进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斗争。 中美新「冷战」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断升级。这场历史性的冲突远远超出了「贸易战」，并正在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经事件。中美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出现「脱钩」的趋势，双方都在寻求巩固和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 关于欧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讨论也提出相关例子。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危机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华为事件所涉及的「5G」技术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民用意义。 中美冲突不是重復美苏冷战，因为美苏冷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经製度间的冲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战」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历史性决斗。不过，与上一次冷战一样，中美冲突正在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集团，而且愈发所有世界关系的主线。 几位同誌评论道，中美之间虽然是「冷」战，但其影响非常严重。的确，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像中美之间这样的冲突很可能已经引发「热」战。 中美冲突在未来几年会有起伏，但导致冲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主义之下得到解决，所以双方不可能达成持久的协议。 冲突还反映出两国内部的发展。美国的同誌解释到，美国经济明显在失去动力，罢工数量在回升，「社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从伯尼·桑德斯的初选竞选活动中可见一斑）。在西雅图，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支部）正参加市议会选举，迎战以世界首富、亚马逊公司CEO杰夫·贝索斯为首的资产阶级联合攻势，争取莎玛·萨万特（Kshama Sawant）连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极其关键的一场战役。 香港的历史性群众运动预示着中国革命 香港和臺湾的同誌深入解释了当前香港群众运动的影响。在过去10多个星期裏，香港群众不断走上街头，每个星期至少会有一次超过10万人的游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万人参加示威！ 各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正在讨论中共是否会出动解放军镇压香港群众运动，製造另一场「天安门屠杀」。同誌们在讨论中说，尽管短期内中共不太可能采取军事镇压，但是中共做出军事威胁反映出它现在面临的危机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发群众革命。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活跃在运动当中，目前正在推动学生罢课。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没有领导」，这反映出群众对于香港资产阶级泛民反对派的不信任。我们的同誌主张运动需要以工人阶级行动为核心，并主张运动需要蔓延到中国大陆。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场群众运动都是新一场中国革命的开端。中共严控媒体并大肆製造假新闻，将香港群众运动描述成西方反动势力的阴谋，以避免大陆群众声援香港的抗争。但是中国大陆也在经历群众斗争和激进化的浪潮。接连不断的中国工人群众斗争可能升级，并和香港群众运动联合起来。 非洲的革命起义 尽管CWI在苏丹的成员未能拿到签证，因而无法参加会议，但我们仍深入讨论了今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群众革命运动。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群众推翻了已统治数十年的独裁者，震惊了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并令整个地区的统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时也鼓舞了数百万工人和年轻人。由于近年来中东部分地区遭受反革命的残酷蹂躏，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起义更具重要意义。 苏丹的斗争是21世纪最先进的革命斗争之一。苏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层抵抗委员会，作为动员群众的核心力量。军政府及其民兵武装在6月3日发动大屠杀，但未能消灭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众反击，包括历时3日的总罢工和6月30日的「百万人游行」。 不幸的是，虽然苏丹群众展现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运动领导层反而落在群众后面。反对派「自由与变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干是「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已与反革命军政府签署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但这份出卖革命的协议遭到越来越多群众的反对，很可能会因革命的继续发展而破裂。旧独裁者被推翻之后，腐败的统治集团更大力地控製经济，并向沙特主导的也门内战派出更多军队，而群众则要承受物价上涨和食品、燃料、药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斗争正在酝酿。 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政治稳定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最鲜明地显示出，欧洲资本主义自2008年危机之后深陷无休止的动荡，丝毫无法恢復稳定的政治局势。欧洲同誌报告了欧洲各国普遍的政治动荡和两极化，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核心」欧洲国家。 尽管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都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但统治阶级的政治考量推动局势不可避免地向这一方向发展。鲍裏斯·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工党和保守党都深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任何能够解决困局的代理人。欧盟建製也不得不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么做，欧盟就会瓦解。 在欧洲大选中，许多国家的群众更加两极化，而且绿党的选票骤然上升。这说明统治阶级未能恢復群众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客的信心。相反，欧洲经济正再次进入动荡期，传统政治版图将更加难以维持。 拉美的情况也与欧洲类似，过去几年右翼势力赢得多个主要拉美国家的大选。但无论是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阿根廷的马克裏），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纳罗），尽管备受大企业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纳罗是1980年代末独裁政府下臺之后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总统，而且博索纳罗政府深陷于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和军方的内斗之中。在阿根廷，马克裏政府面临着工人和女性的斗争浪潮。在不久前的总统大选初选中，马克裏的得票率落后其主要对手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当选总统之后，工人阶级则更勇于发起斗争。 未来一段时期，各种政治立场的政府都会受到考验。而CWI的任务就是呼吁和组织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团结抗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终结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长期危机、不平等、压迫和混乱，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处境，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尽管我们在IEC会议上也专门讨论了性别压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环境问题，但我们在本场讨论中也强调，上述议题是我们讨论世界愿景的关键内容。这些议题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全球行动计划。CWI成员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运动中经常扮演着领导角色。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反过来推动了工人斗争。而且在各类阶级斗争中，女性工人和年轻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线。 全球青年反气候变化运动得到工人阶级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国成员将积极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气候变化罢课/罢工。 今次这场令人振奋的讨论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决心和革命乐观精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活跃在群众斗争当中，准备迎接挑战和革命机遇。 不要假让步 小心紧急法 向中国输出革命是致胜关键 林郑宣称将撤回送中条例，但拒绝其他四项诉求。林郑只是作出假让步，试图分化运动，以为可以孤立坚持五大诉求的示威者，并且顺势推动《紧急法》，变相实行全面独裁。假让步、真镇压是中共一贯的奸招。回顾2011年广东乌坎村的教训，当时村民为争取民主选举而抗争，但误信了中共举行选举的承诺而停止抗争，最终村民的诉求无一实现，只是换来恐吓、搜捕和激烈镇压。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伤害党的权威。这会鼓舞大陆群众彷效港人反抗，造成连锁效应，让革命蔓延全国。所以，中共不可能单纯撤回恶法，而必须配合暴力镇压清场，扑灭运动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权威斗争并未结束，而是进入更復杂的阶段。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必须继续抗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香港示威者通过了勇气和意誌的难关，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战方向和协调。现在更需要一个由下而上产生、受群众监督、由群众民主控製的领导，超越过去数月的自发、没有领导的模式。 需要工人组织和斗争 财团害怕示威浪潮持续，招致利润受损，因此一早希望林郑让步。最近一众达官贵人与林郑会面后，竟纷纷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统治阵营在危险中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财团在中国市场和权力的利诱下，一致拥护威权体製，并协助政府发动白色恐怖。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汇丰银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诱下监视、恐吓、解雇抗争工人。 社会主义行动在汇丰银行工作的成员梁礼邦因组织工会而被解雇，我们正开始在香港以及国际上发动声援行动，要求汇丰撤回解雇决定。 财团担心群众斗争会催生强大的工会运动。随着香港经济正再次走向危机，财团已准备大批裁员、打击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准，让工人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买单。因此我们的运动也必须反对财团，捍卫工会和保护抗争工人。八五和九二罢工是工人初次演练，未来的总罢工要更有更强大的工会和罢工委，才能真正瘫痪经济。 连结国际群众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向中共及亲中政客施压。林郑撤回恶法也因为缓和西方政府的施压。但切记美国统治阶级只是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换取经贸以及地缘政治谈判的让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国主义政府，他们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只想扩大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势力，不会真正顾及民主与人权。 特朗普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亲富人政策备受美国群众憎恶，我们绝不能寄望这样一个政府来保护民主权利。 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都是为了骑劫群众斗争。例如在2014年，美国介入乌克兰的群众运动，将腐败的亲俄政府推翻之后，支持另一个可能更加腐败的亲美政府上臺，让另一批无赖骗子夺取了政权，继续寡头专政。 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而不是各国的亲资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国示威者群众也起来捍卫民主权利，反对约翰逊发动政变架空议会。这些反对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斗争，他们正是我们连结的对象。而举英美国旗只会使他们误以为香港示威者为英美政府摇旗呐喊，隔绝国际基层的群众连结。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中港团结斗争，并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群众政党。我们不只要争取五大诉求，也要反抗贪婪的资本主义。我们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实行八小时工作製，终结中共独裁政权的残暴统治。 香港：严酷镇压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机出现重大转折。经过三个月历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让的林郑于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条例。 这一决定必然事先得到习近平的许可。虽然中共谎称「支持、尊重」港府自行决断香港事务，但实际上香港的真正统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港府只不过是中共命令的执行者。 自6月反威权群众运动爆发之后，香港政府早已瘫痪，真正的决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在深圳领导的专责小组。 送中条例早已不是群众运动最主要的议题。群众的怒火现在主要是针对警察暴力和中共对香港的威权打压。所以林郑现在撤回条例是「太少，太迟」。大部分抗争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郑的假让步。如黄之锋在英国《都市报》上的文章所说：「这支橄榄枝背后的真相绝不是和解，而是收紧控製」。 其他许多群众和年轻人也都认为，林郑做出这一表面让步，是为了分化运动，借势采取更严酷的镇压，包括可能动用英殖时代留下的紧急法（这部法律最初是为了镇压1922年海员大罢工而製定的）。 现在看起来，统治阶级更倾向于用香港警队和本地法律来镇压运动，而非出动解放军，因为前者的政治经济后果相对较小。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共来说，出动解放军只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中共身陷危机 虽然撤回条例只有象征意义，但仍然体现出群众运动给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这场运动的爆发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众的毅力更令中共震惊，。 林郑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条例，令中港的亲中共势力都大吃一惊。事先被蒙在鼓裏的香港建製派（服务于非民选港府的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对林郑再次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过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让」的强硬立场，尽管有时比较犹豫，而现在林郑突然宣布撤回，令他们颜面大失。建製派政党害怕在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会遭遇惨败，失去对这些不民主而且无实权的区议会的控製权。所以政府有可能会以「安全」为由取消今年的选举。 更重要的，林郑撤回条例对内地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王向伟说，这是「一个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险的决定」。他特别提到：「就算在林郑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还没有任何相关迹象或者传言」。 王向伟指出，港澳办在前一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没有给出任何改变政策的迹象，而是继续督促所有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对抗暴徒，将『止暴製乱』作为『当务之急』。」 内地媒体对于撤回条例的报导也非常低调，与过去几周关于「暴徒」和「颜色革命」的激烈宣传形成鲜明对比。 右翼民族主义网民对撤回条例的决定大加批评。这些右翼民族主义网民是中共政治基础的一部分，但现在他们强烈批评撤回条例是「向颜色革命投降」，并警告说这会鼓动中国群众效彷香港的激进抗议。 撤回条例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对中共来说仍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可见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正身处危机。中共的大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其严重程度远甚于官方数据），以及迅速升级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 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 香港现在的抗议无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群众挑战。从6月9日开始，香港已经举行了三场100-200万人的大型示威。英国《卫报》说，从抗议人数与人口的比例来说，香港的抗议规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举行过三次大罢工，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工人自发参加。工会几乎没有为组织这些罢工做过努力。香港的工会几十年来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权移交之后更是被新自由主义反工人政策进一步削弱。在罢课方面，9月2-3日开学时，约有4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无惧警察镇压参加罢课。 除了大资本家和亲中共阵营的核心力量之外，几乎整个香港社会都支持群众抗议及其「五大诉求」： 完全撤回送中条例 公务员、律师、记者、社工、医护人员和建筑师都已公开反对警察暴力、声援示威青年，说明就算部分被视为「建製」的群众也被抗争情绪感染。另外，8月底举行的一场反对警察性暴力的集会有3万人参加；在林郑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万人参加了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众的激昂斗誌。现在民阵发起9月15日游行，会再次有不计其数的群众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个能反映出群众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层居民在深夜毫无装备地走上街头，阻止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攻击示威青年。他们高喊：「滚出去，这裏不欢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两间医院的警岗，因为医护人员非常敌视他们。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铁站、商场或其他地方内无差别地攻击、围捕示威者，以图吓倒年轻人，让他们不敢再参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铁站中截查年轻人，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和手机。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盘查所有乘客。其情景类似于如监狱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众憎恨的是「速龙」（一支准军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残暴的一些镇压行动就是由他们执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传言说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义愤填膺的群众每晚在站外和邻近的警署外抗议。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復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级镇压，包括纵容黑帮攻击示威者，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新疆和香港两地状况完全不同：新疆深处内陆腹地，并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监控、囚禁当地居民；而香港是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拥有自由的信息流通（虽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製），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製派政客说抗议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实际上这也是公众对于警察的看法。警队已经彻底失去群众的信任。 中共的顽固态度 香港群众抗议持续时间越长，习近平精心打造的强人形象就越受打击。 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以恐吓的手段阻止群众发起抗争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如果政权权威受损，或者群众发现其实际力量并不如表面那么大，那么其统治可能会面临存亡危机。 香港资产阶级建製虽然坚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独裁政权，但也对中共的这种顽固态度感到不信任和震惊。尽管香港资产阶级富豪一致反对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但他们愿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让步以缓和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 中美冲突和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香港经济逐渐走向衰退之时，现在这场危机正令旅游、零售和地产业雪上加霜。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自运动开始以来，香港十大富豪总共损失了15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股价下跌。因此在林郑宣布撤回的当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将近五个百分点。 香港资产阶级的不满无疑是林郑撤回条例的原因之一。同时中共也希望缓和西方媒体以及美欧帝国主义政府的压力。如我们之前解释过的，西方政府并不关心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他们只是想要利用这些议题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 中共过去将香港政府作为统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亲自管控香港，从而令香港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现在由于群众抗议的压力，这种状况已经改变。林郑政府没有实权已是越来清晰的事实。 根据流出的一条秘密录音，林郑在八月底闭门会见商界代表时说，她的权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认：「如果我有得选，我会第一时间辞职。」 尽管政府对这次泄密非常愤怒，但并没有否认其真实性。林郑已经「上了贼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对抗中共这一幕后黑手？ 社会主义者对录音揭示出的中港实际权力关系并不惊讶，但录音对香港群众的意识造成重大影响。这场斗争的首要敌人从来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为后者才是香港的实际统治者。那么香港的750万群众如何才能打败这个强大的独裁政权？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唯一的取胜之道是吸引中国群众加入战斗。 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中国群众支持香港斗争，而是需要积极地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建设中国的反威权群众斗争。中国群众参加斗争比香港要危险得多，例如去年佳士斗争的工人和年轻人为争取组织独立工会而遭到猛烈的国家镇压。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解放香港」，因为这种局限于一城的诉求不可能得到广大中国群众的响应。 中国的工人或者学生可能会同情香港的斗争，但如果香港群众斗争只着眼于本地，那么他们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众斗争如果要打破现在的孤立局面，必须要发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们必须呼吁两地群众一起对抗中共政府残酷的亲资政策：终结住房危机（将开发商国有化，开始建设大量公共住房）；建设强大且民主的工会争取工人权利，以工人阶级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资终结低薪、过劳且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推翻独裁政权及其所服务的富豪阶级，停止国家镇压和媒体管製。 如果香港群众斗争明确、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张，可以打破中共在内地的抹黑宣传，得到中国群众的巨大回响，将斗争蔓延到中共独裁政权的脚下。 实行紧急法？ 如前面所说，现在是中共和内地安全部门在指挥香港警队。香港实际上已经进入戒严状态，而且未来政府可能会正式宣布戒严，并采取更加严酷的镇压。现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数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来，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过100人被控暴动罪（最高刑期为10年）。还有其他许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结，同样可能被判处严厉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处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头的警察巡逻已经减少。3万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国军警）已纯粹变成镇压工具。 香港政府还威胁要启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上次动用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动时。如果启动紧急法，特首将成为独裁者，可以随意进行媒体审查、监禁、遣返、取缔政党和禁止集会。政府甚至考虑过局部关闭互联网，以封停示威者用来组织行动的网络论坛，不过政府不太可能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因为会给香港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政府「考虑」采取这一行动，本身足以说明危机之深。不过群众并没有被紧急法的威胁吓倒。在林郑撤回条例之后，政府的恐吓宣传无疑会变本加厉，可是现在年轻人的斗誌非常高涨，整个社会对政府空前不满，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能也无法改变政府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如果在紧急法启动之后迅速出现大型群众抗议，政府的权威反而会被进一步削弱，危机会继续加深。 中美帝国主义冲突 虽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胁要出动解放军，但是目前来看，军事镇压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我们过去已解释过，虽然中共有能力进行军事镇压，但是现今的政治局势（特别是正在迅速升级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让它不敢肆意而为。当然特朗普政府不关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动用解放军镇压香港群众运动，彻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将会受到威胁。 美国如果不做出强硬的外交和经济回应，那么美帝国主义及其遏製中国帝国主义的计划将面临历史性危机。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反中鹰派约翰·博尔顿警告说：「国会此刻[对香港问题]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所以只要中国政府做错一步，我认为就会让整个国会大爆发。」 美国的激烈反应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多变态度令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满。7月，特朗普说香港的群众抗议是「暴动」。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还有一次，特朗普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必须自己解决，他们不需要建议。」特朗普的这些言论赢得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心，甚至有一个支持中共的说唱乐队把特朗普的发言放进他们的歌裏。 美国的亚洲政策立足于赤裸裸的金融和强权利益，绝非要推进各国的民主权利。美国曾在亚洲扶植众多独裁者：韩国的朴正熙，臺湾的蒋介石，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当这些独裁政权被革命运动或者群众压力打垮之后，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确保新政权依然亲资和亲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对美国统治阶级报有幻想，认为美国政府会帮助香港的运动获胜。但实际上美国统治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香港当作迫使中共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棋子。 就在林郑宣布撤回条例前几天，中美决定于十月重启贸易谈判。这并非巧合。尽管贸易战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但重启谈判的决定说明双方都想淡化香港问题。 如何前进？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群众压力必然早已垮臺（其实可以说「香港政府」的确已经「垮臺」，眼下真正统治香港的是中共）。 为了发动全中国的反威权群众斗争，打败中共独裁政权，香港「革命」需要再进一步。自发的运动模式已经达到极限，现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纲领和战略，并且需要将运动组织起来从而执行战略。运动也需要明白哪支社会力量能够将运动组织起来，并将斗争输出到中国内地──不是「纳税人」、「消费者」、「市民」，而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所以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罢工为跳板，建设真正的总罢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真正的组织，需要建立民主的罢工委员会和新的工会。 香港群众运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习近平政权过去奉行强硬路线，不容忍任何挑战，但现在已经受到重重一击。 香港以及整个中国现在就像一个高压锅，阶级矛盾已经沸腾，只不过暂时被独裁政权和警察暴力压製下去。从政治上来说，今天的香港正预示着明天的中国。我们需要为群众斗争找出正确的纲领和策略。 「美国操控香港抗议」是荒谬谎言 自6月香港反威权运动爆发之后，中共便大肆鼓吹说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势力挑动的「颜色革命」，旨在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持国家镇压，同时也想借此压製香港抗议者、外国媒体和西方政府。 国际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在两年前伊朗100多个城市爆发反独裁抗议时，他们也说那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上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们说：「美国警察比这恶劣得多」。这的确是事实，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所有国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虚假宣传的人说，黄之锋、李柱铭等泛民政客以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美国右翼建製政客有来往，所以证明香港群众运动是受美国操控的。但其实现在这场运动没有领导。上述这些人物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激进的年轻示威者赶到一边了，因为这些泛民「领导人」在过去的斗争中一直奉行软弱的妥协路线，令年轻人赶到失望甚至愤怒。正是因为泛民被边缘化，运动才能发展到如今的程度（不过运动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自下而上组织起来，建立民选的、受群众监督的领导层）。 童话故事 甚至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众运动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权的「颜色革命」，否则中共势必不会和美国继续贸易谈判。 上个星期，中美宣布将于今年10月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两国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启贸易谈判，而现在推迟到10月，是为了让习近平能够安心举行十一庆典。特朗普显然是借此向习近平示好。 十一庆典不只是纪念建国七十周年，更是为了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挽救身处重重危机的习近平政权。中共党内权斗重新激烈化，习近平的「强人形象」也接连受到打击，所以习近平想要借助民族主义来稳固政权。美国如果真的想藉香港问题打击中共，那它就会要求在十一之前举行谈判，令中共面临更大压力。但其实美国统治阶级只是想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和打开中国金融市场。 「毛派」青年惨遭迫害 中共政权一惯将自己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归咎于「外国势力」。例如，去年争取独立工会的佳士斗争也被中共官媒说成是「受境外势力操控」。 参与佳士斗争的年轻人大多是「毛派」。虽然他们在经受过几个月的监禁和酷刑之后被迫「承认」自己是受外国势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说他们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报部门勾结，那真是太荒谬了。 美欧等西方国家根本不关心中港的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只想尽量扩大本国银行和大企业的海外市场。 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各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竞争世界经济和政治霸权，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经贸和地缘政治冲突才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西方政府开始在香港问题上向中共施压。但这也不过是美欧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经贸和地缘政治上做出更多让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国主义 在五年前人大出臺「八三一决定」时，英国外交部曾说这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八三一决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中共审核。当时英国保守党外交大臣施维尔说，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适的民主」，中共开出的方案「总好过什么都没有」。英国政府当时迫切想要吸引中国的投资，所以采取了上述的亲中共立场。 美国的立场也是类似。今年7月2日，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在其离职演讲中说，美国政府对于抗议者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作为美国驻港高级官员，唐伟康称贊林郑的「道歉」非常真诚。他还说：「我认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诚对话，并让所有人相互沟通」。这显然不是在支持群众抗议。 特朗普甚至发表过更加亲中共的声明，将香港抗议者称为「暴徒」，并说香港问题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内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权政权，所以发表这样的声明并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说中国的八九民运也是「暴动」，并贊赏天安门屠杀： 「学生大批涌入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政府差点控製不住局面。学生很凶狠，很可怕，但中国政府强力将他们压了下去……这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美国《花花公子》杂誌采访特朗普，1990年3月] 现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国2020年大选前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所以香港群众运动对他来说只是件小事。 现在那一小部分挥舞美英国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陷阱。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因参与九三罢工被解雇 发声支持群众抗议的工人和工会分子被解雇丶监视和恐吓。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是汇丰银行的外判职员，他参与九三罢工并在媒体采访中提出需要建立银行业工会，随后便被解雇。 财团白色恐怖 汇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银行。不过其80%的业务都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汇丰与中共独裁政权关系密切，中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国平安是其最大股东。 近几星期，香港多间大公司听从中共指令，严厉打压参与群众抗议与总罢工的工会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运动，但也受到处罚。这显示出香港大企业与威权政府间的紧密联系。和其他许多大公司一样，汇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谴责群众抗议。这也反映了资本家害怕目前的群众抗议会强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会并使之激进化。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群众可能面临大规模裁员丶减薪与进一步的紧缩措施。今年八月，汇丰宣布在全球裁员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现时的威权镇压来削弱工会。最近几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业工人遭解雇，其中包括国泰港龙空勤工会副主席施安娜。 国际声援 CWI与「全球声援香港」运动呼吁世界各地的工运和社运人士于10月2日到各国汇丰银行外抗议汇丰解雇梁礼邦。我们正请各国工会丶左翼组织和社运组织参加抗议，并请他们发信给汇丰银行和当地媒体抗议香港工会和民主权利的所受攻击。 运动致胜两大关键 林郑和中共撤回送中恶法，企图通过假让步分化运动，但完全没有得逞。中共为了维护独裁政权的权威，不甘向反抗的群众示弱，将会继续加强黑警暴力，甚至推动《蒙面法》打压示威者。「党铁」配合黑警戒严，又拒绝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镇压的全部录影。现在即使林郑否认当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众信任，可见政权诚信已彻底破产。 中共至今不敢出军队全面镇压，一来中共非常依赖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作为大陆接通全球资本的窗口，以舒缓中国的债务危机；二来解放军接管意味着群众将抛掉「一国两製」的幻想，有可能酿成革命局势；三来中共害怕与欧美的冲突会恶化。但同时我们波澜壮阔的运动已持续了三个多月，陷于胶着状态。现在需要改变运动的模式，才能打开突破口。 反对财团白色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因为组织银行业工会而被汇丰银行解雇。今次事件是继国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后，再有大企业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剥夺工人加入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由于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样的经济危机将会重临，资本家正准备大规模裁员丶减薪和压低工人待遇，要我们为危机埋单。他们现在打压工会，是为了削弱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力量。因此，工人斗争是民主斗争的致胜关键。 自六月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对汇丰动大手术。在八月，汇丰更登报「谴责暴力及破坏社会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见汇丰等大财团完全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对立面。我们反对汇丰等大企业的无理解雇，支持员工组织起来斗争，并协助联络世界各国工会进行国际声援。 如何输出革命？ 香港无法独力打败中共独裁政权，必须寻求国际连结。但我们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会丶社运组织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样，都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 美欧政府现在在香港问题上频频向中共施压，包括威胁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但这只不过是为了迫使中共在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加上西方群众大多数也支持香港运动，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众压力。因此，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而不是各国的反对民主丶亲财团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请愿丶举英美国旗，只会让西方国家的群众误以为我们站在他们敌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的群众斗争，才能击倒一个统治13亿的政权。为了赢得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他们支持我们的五大诉求。我们也要呼应大陆反压迫丶反独裁的诉求：要求中港立即实现全面民主丶释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实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和政治结社权丶停止媒体及言论审查。我们也要支持中国的工人丶青年和贫农的斗争，包括争取八小时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资源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反对财团白色恐怖，捍卫工会权和言论自由 彻查警察暴力 惩处残暴警队 群众对香港警队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现在看起来，香港警队应该已由中共直接指挥，其中混杂着大量中国公安武警，对示威者乃至路人采取令人发指的暴力攻击，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视频至今仍未公布，虽然警方称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众无法相信谎言不断的警方和政府。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代表运动和大多数普通劳动群众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揭露警方的暴行，从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组警队。 监警会没有实权 政府现在只同意让监警会调查，正是为了掩盖真相。在撤回恶法后，中共害怕再退让的话等同示弱，会令示威者有信心争取馀下诉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郑与商家闭门会议的录音中，林郑表示自己除了三万警察什麽都没有，可见政府不敢得失警队。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统的，包括拒绝出示编号及委任证丶假扮示威者捣乱，独立调查意味着要由决策的高层来承担。加上大量中国武警渗透香港警队，明显受中联办指使，林郑岂敢成立一个机构调查自己的上级。 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现在林郑关于通过监警会调查警方行动的种种承诺都是空谈。专家组成员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监察执法协会格裏·迈克尼利曾在一起调查中包庇警方。而监警会新增的两名委员林定国和余黎青萍全都属建製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郑竞选办顾问。她加入监警会之后更是说，警方不是「无端端」施暴！监警会尚未开始调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场就已表现出来！ 需要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面对持续的群众运动和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用来暂时平息群众怒火的幌子，不会触及那些有罪的官员和製度，现在的沙中线调查和四年前的铅水事件调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也会尽力只拿少数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队高层下臺，他们还是会领取丰厚的退休津贴作为补偿，整个警队依然会是中共用来镇压香港民主斗争的工具。类似的现象我们已在港铁丑闻中见过。 真正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应该由示威者丶基层市民丶支持民主斗争的学生和工人组织丶独立的法律和人权人士等代表组成，而非由站在运动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组成，更不应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国能。两年前，李国能曾说：「香港社会需接受人大常委会享有全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认可中共对香港的威权统治和打压。 委员会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的控製和监督。独立调查委员会应有调查事件和检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权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为法院已明显成为威权政府用来镇压群众运动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组警队 香港警队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中共的镇压工具。必须重组警队并将它置于群众的民主控製之下，并踢走所有支持威权统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队的现任高层）。 就算林郑和中共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运动也不可以停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曾说，在运动平息之后，可以「考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用假承诺欺骗群众停止斗争，然后发动反扑，是中共独裁政权镇压内地群众斗争的一贯伎俩。2011和2016年的广东乌坎抗争就是最知名的一个例子。运动一旦解散，就难以再重新聚集起来。届时政府会有更大的空间操控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绝对不能为了政府毫无可信度的「承诺」就停止当前的群众斗争，而必须继续扩大运动。必须成立民主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们绝不让步！ 香港民主斗争中的女性战士 除了街头抗议之外，女性工人在机场丶公立医院以及公务员的抗议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运动更为活跃。也正是这个原因，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越加针对向女性施暴，来恐吓参与抗争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上街进行抗争的群众都是三十岁以下，其中近一半（约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运动前线击破了社会对她们的性别压迫与不平等对待，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丶发挥的作用可以更重要。这也是一种国际趋势。过去几年，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运动，例如今年发生在苏丹的抗议行动，成功地推翻了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站在反送中运动前线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却遭到前所未有的丶来自警方与反对者的性暴力与迫害。在互联网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涂改，写上汙辱性的话语，以及各种极为歧视性的言辞。 「他们不会攻击我的观点或其他东西，他们只是攻击我，因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学生表示，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严重的性别歧视攻击。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现在这场斗争的第一线。如果这场运动失败了，女性所受的损失也会是最大的：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权利和公义被打压，也是因为威权统治和富豪专政会令女性面临更大的歧视和压迫，例如政府掠夺公共资金来填满财团的钱包，导致幼儿托育丶长者照护和其他公共服务缺乏资金，而这些重担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别态度和性别压迫扎根于威权资本主义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须彻底打破性别压迫。 香港：十一上街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 随着这场历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个月，香港已变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运动会蔓延至大陆，挑战其统治权力，只能靠警察作为统治工具，酷刑及滥权正不断上演。 输出革命至群众 不靠外国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吓来消耗运动。香港无法独力打败这个世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必须寻求国际连结。但我们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应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样，都只关心各自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对人权民主的「关註」只是骗术。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国训练的，水炮车也是从德国购入的！ 《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我们不可将希望寄託在它身上。连推动法案的共和党右翼政客鲁比奥也承认，就算法案得以通过，特朗普政府也可以无视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郑等官员入境美国或在加洲买楼，只具有象徵意义，并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们能够争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国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层群众。所以向美英政府请愿、举英美国旗，只会让西方国家的群众误以为我们站在他们敌人的一方。 最关键是将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的群众斗争，才能击倒一个统治13亿人的政权。大陆已陷入经济危机，也有传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将会在十一上街。因此习近平才要加强镇压，大力禁止大陆工人组织工会，避免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挑战极权和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最近新疆集中营照片曝光，维吾尔族人被剃光头、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运是连成一线的。 为了赢得内地工人和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不能只是呼吁他们支持我们的五大诉求。我们也要呼应大陆反压迫、反独裁的诉求：要求中港立即实现全面民主、落实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和政治结社权、停止媒体及言论审查。我们也要支持中国的工人、青年和贫农的斗争，包括争取八小时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医疗、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资源等。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 在警察戒严的状态下，一切和平游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疯狂镇压示威者，製造暴力冲突的画面，企图阻吓普通市民上街。过去三个多月以来，609、616和818的大游行是支撑着运动的骨干，现在是时候再次聚集民气，向政权展示强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运动持续下去，并且再推动真正的总罢工，将行动升级。 为了击败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开号召群众抗命，坚持继续上街，高呼黑警无权决定游行是否合法。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开说明，不能隐晦。虽然民阵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温和泛民的压力下，召集人只是呼吁自发「行街」。单靠这策略是不足够的，只会将抗命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由于831和915游行没有做到这点，令运动欠缺集中的领导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机。欠缺领导层和集体方向，是运动成功的障碍。 运动踏入四个月，没有大臺的「流水式」运动已经到达了极限。这模式阻碍了运动成功。我们的运动需要集结一个民主产生的行动委员会，无论采取什麽策略避免刑责，民阵都要公开号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动委员会应该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民主产生运动代表，让所有示威者及团体民主决策，製定运动的方向。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建设行动委员会，号召群众违反禁令 臺湾：庇护香港政治难民！共抗中共与财团专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湾政府陈情时，国际社会主义前进（ISF）便在场提出呼吁争取《难民法》，庇护香港政治犯。时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争者遭拘捕，设立《难民法》与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港澳条例》，庇护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议者，使其免为独裁政权阶下囚，已是刻不容缓！臺湾人民有责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与立院即刻修法，告诉世界，「反独裁、挺民主」的臺湾人民不会对香港抗争者见死不救！ 民进党的虚伪面目 然而，高喊「撑香港」的民进党政府，却借口「避免挑衅北京」和「防堵中共间谍」，拒绝设立《难民法》。民进党拒绝援救香港和中国的抗议者和异见人士，显然选前高举「捍卫民主自由」只是空谈！ 民进党政府装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现在却荒谬地提出「不要挑衅北京」，更突显出民进党在民主和民族问题上的虚伪面目。他们借口说这是为了避免让中共更加有理由说臺湾政府在幕后操控香港群众运动。但无论民进党怎样做，中共早已将香港的斗争定性为「境外势力指挥的颜色革命」。 同时民进党声称设立《难民法》会便利共谍渗透。但最强大的共谍乃是亲中共的财团与政商权贵，乃是那些为中共独裁效劳的媒体、「叫兽」。国际社会主义前进成员因抗议中天的亲中共宣传和假新闻，而被中天滥告「妨碍名誉」。而民进党则只是以「防谍」为借口尝试推动反民主法案、强化国家机器的权力，以图打击基层群众的反抗。 臺湾民主权利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支持中共的威权统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机送他们的臺籍雇员回臺为马英九投票。所以我们需要民主控製臺湾的大企业，彻底公开他们和中国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进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它不想挑战资产阶级的利益。 民进党拒绝设立《难民法》，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触发中共的经济反击，否则会令和中国存在密切商业关系的臺湾资产阶级强烈不满；同时也是因为川普政府的压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湾问题干扰美中贸易谈判。可见民进党和美帝国主义最关心的是本国资本家的经贸利益，而非香港民主，当然他们也不会真正支持臺湾的民族自决权。 「个案处理」缓不济急 为了应付要求设立《难民法》的呼声，行政院长苏贞昌称依靠现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难民。但数十名已前往臺湾寻求庇护的香港抗议者至今悬而未决。目前未有明确法令及正式管道让香港政治犯随时可来臺申请庇护，所谓依「个案处理」的做法旷日费时、缓不济急！至于通过《移民法》变相寻求庇护，现在只有领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领移工或是投资六百万臺币的人才有「权利」移民臺湾，可见只有专业人士与有钱人才有机会利用这一渠道，而香港抗议者大多数都是基层工人和学生。 亦有民进党支持者说，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难民将加剧住房短缺问题和就业问题。论住房，臺湾有八十六万户空屋。论财富，单单是臺湾前35大富豪便有高达2.6兆总资产。因此臺湾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这些社会财富遭到少数权贵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护的香港政治犯应有平等工作权（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权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计画经济下，打破少数富豪精英对财富的垄断，我们可以创造出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不仅能够满足政治难民的需要，也能解决臺湾低薪、过劳、不稳定就业以及房价高昂的问题。 推翻中共独裁是实现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实现和维护臺湾独立的前提。要捍卫臺湾既有的民主权利与实现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与争取臺中港劳动群众和年轻人抗争团结起来，对抗中共独裁政权和三地的财团专製，而非将希望托付给效忠财团的蓝绿白三党。ISF主张设立中国与香港政治难民皆适用的《难民法》，保障所有来臺政治难民在臺湾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与保障，壮大对抗中共独裁与财团专政的抗争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政府通过《禁蒙面法》，企图阻吓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彻底攻击我们的示威权（最高刑期一年），并大大升级香港威权政府的镇压力量。而且林郑政府也是想借此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紧急法。政府显然是用禁蒙面法试水温，准备推出更多的压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抵挡高科技监控和人面识别。如果没有独裁政权的统治，那么我们本没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连参加罢工或者批评政府的工人和工会分子也会被解雇，所以我们无疑有权保护自己免于威权政府的监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们蒙面，那么它为什么不禁止使用催泪弹，为什么不停止警察暴力？因为中共独裁政权命令警方将暴力镇压升级到比过去更加危险的程度，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个人身分，不可调查警暴事件，不可让警方为自己的罪行而受罚。四个月来的群众抗议令独裁政权大受羞辱，但中共又无法大败群众运动，所以便以不断升级的警察暴力作为报復。 政府为禁蒙面法辩护说，「民主」国家（例如法国）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耻！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已经失控的、疯狂的警察国家，并进一步削弱示威权。但是他们不会得逞。 群众应该公开抵抗威权恶法，就好像我们需要公开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们需要群众性的集体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依靠个人行动，否则会分散抵抗的力量。群众应呼吁全民蒙面做出反击！ 禁蒙面法明显是想要分化运动，孤立前线示威者。为了反击政府的企图，我们需要通过集体的决策开始群众反抗。这也说明，我们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动委员会，让群众抗议更有组织。由于群众不信任软弱、摇摆不定的泛民领导人，自发分散的斗争方式在四个月前抗议开始时大受欢迎，但现在这种斗争方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为了赢得斗争，关键是要组织起来，并将斗争方向转向在工作场所和学校裏建立组织，建立罢工委员会、准备真正的总罢工以瘫痪经济，并呼吁内地群众和我们团结反抗独裁政权。 需要组织罢委会 准备新一轮罢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罢工无疑创下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工人阶级是致胜的关键，但要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要改变现在运动的模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在欠缺组织的情况下，过去两场的政治罢工都没有任何工会领导，所以工人未能发动集体的行动，而只是作为个人去请假。民主派的职工盟只是呼吁工人「自发」罢工，却没有真正组织和带领工人罢工。 为了实现真正有力的罢工，工人要更广泛、更坚实的组织起来，成立更强大的工会，并组织更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让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其中，并且召开罢工大会，民主讨论和决定行动计画。 除了五大诉求外，九二罢工和反威权运动也需要扣连至劳工、民生的议题，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机建，并用公帑兴建公屋、扩建公立医院、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税，打破资本财团对经济的操控。 在财团白色恐怖下，工会领袖和罢工工人都受到打压。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是汇丰的外判员工，因为成立金融及银行业工会而被公司无理解雇。我们正在发动国际声援行动，抵抗汇丰的白色恐怖。 运动的矛头要对准财团独大的专製製度。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 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众和我们一起斗争，而不是指望美欧政府。特朗普为了和习近平继续贸易谈判，未对十一香港警察的残暴行径做出任何指责，而是向中共的庆典表示祝贺！香港要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才能打倒中共和资本的专政。 香港：全球声援 反对无理解雇工会分子 梁礼邦因支持民主运动，并呼吁香港银行业工人组织新的、真正的工会而被汇丰解雇。抗议活动还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权的威权镇压，谴责香港大财团勾结威权政府以攻击、恐吓和开除梁礼邦这样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 当天，16个国家声援者在当地的汇丰办公室和分行外设起纠察线，亦有其他国家的声援者传来声援照片和讯息。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声援行动。在这场由CWI和「全球声援香港，反对政治迫害」运动带头的国际行动中，引人註目的包括来自北爱尔兰哈兰德和沃佛造船厂（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声援影片（点击此处查看影片）。不久前哈兰德和沃佛造船厂工人成功阻止企业主关厂，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门萨那的工会分子尽管饱受战争、饥荒和贫穷的极度摧残，也挺身声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图恐吓、分化和消耗香港运动 香港的抗争运动已经超过五个月，而独裁政权的打压越来越激烈，抗争已经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再次遇袭，严重受伤。同一天林郑月娥发表的施政报告，完全没有回应五大诉求，并不断转移视线，借民生问题去「拓楼市」。政府企图逐步将紧急法升级，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审判示威者。港铁胡乱关站，配合政府变相实施宵禁。然而镇压不会平息运动，反而只会激起更大愤怒。 抗争的致胜关键 黑警现时的策略是要不断将镇压升级，禁止和平游行，刻意造成各区的零星冲突。纵使群众多月来的不懈、果敢抗争，现时运动没有真正的组织、民主产生及受问责的示威领导，使抗争正面临零散化、碎片化的风险，失去互相的协调和明确的方向，难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气。 当务之急是要从无大臺的抗争方式，转为更有明确组织、更集体的抗争方式，并建立民主行动委员会，用以互相协调示威行动，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级号召。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亚运动，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占的角色较为重要，得以号召有力的大罢工。 中共不允许香港有民主，是因为中共害怕引起大陆民众争相彷效香港抗争。因此，我们要威胁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将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国。中共和习近平外强中干，只是在掩饰经济问题造成的大危机。为了得到大陆基层群众响应，只提五大诉求是不足够的，支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反对言论封锁、反对财团操控经济等等。 全球基层群众团结 不要各国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没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园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集会。社会主义行动要对香港抗争开始萌起这种亲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权法本身只是无牙老虎，即使通过也难以对中共造成威胁。而且习近平可以借运动的亲美立场向中国人煽动爱国情绪，抹黑示威者受「外国资助」。这样只会削弱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众对香港运动的国际声援。 中美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开权斗。特朗普没有重视香港问题，因此有时说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时恭喜中共建国70周年，并呼吁香港示威与政府坐下来谈！特朗普上周才与中共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并在表示该协议对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显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国猪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发反政府运动，香港示威者当然应站在外国反抗群众的一方，而不是外国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亚的独立运动与香港运动命运共同的，那么反对加独运动的美国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独派分子13年的欧盟，怎么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斗争。 香港的抗争就要独立于中美帝国主义之外，并且要转向争取国际间的被压迫者、工会、社运等支持。早前因为组织工会及发表政治立场而被汇丰打压的梁礼邦，获得有300万会员的巴西左翼独立工会的邀请，于他们的全国大会中发言，解释香港的抗争与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个城市的工运人士和左翼组织在当地的汇丰抗议，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会主义行动致力推动这个方向的斗争和组织，如果大家都认同的话，欢迎联络和加入我们，一同团结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游行毋须黑警批准，建设行动委员会，号召群众违反禁令 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办公室遭盗窃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办公室于10月17日凌晨遭遇入室盗窃。6部电脑、手机、3张信用卡和工作人员的个人物品被窃。现金和信用卡被盗，损失超过20,000港元。事件发生于凌晨3点，当时办公室有两名同誌在熟睡。如果他们醒来并惊动到贼人，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相信贼人是利用大楼外临时搭建的棚架，从窗户进入6楼的办公室。我们事前已经架设了金属窗花，并在门外和室内安装闭路电视等防盗措施。但这些都未能阻止贼人进入，贼人是拆除贮藏室的窗花后得以入屋。 这次爆窃可谓社会主义行动在四年半反对独裁政权的历史性群众运动期间遭遇的极沉重打击。说社会主义活动者在此时承受巨大压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实状况。当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镇压横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泪弹。警察野蛮殴打示威者，并自6月份以来逮捕超过2500人。非民选的林郑政府已经实质宣佈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将抗议者抹黑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动被禁，并遭到严厉打压，数以万计对抗禁令的民众遭警察疯狂攻击。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与许多其他反对派团体和政党一样，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会」等政治罪名的风险，亦面对镇压、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胁。政府未来会越来越动用港英时期的「紧急权力」，并进行网络封锁、新闻审查、禁止出版等，法院会进一步沦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会更多。 香港社会的这场斗争的複杂性（没有群众组织，没有工人阶级政党，薄弱且踌躇不定的工会运动的情况下，对抗世界上最强大、拥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独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群众运动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这次群众斗争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混合体，一方面有着英勇的群众反抗、鼓舞人心的自发和直接行动，但同时缺乏明确的战略和有效的组织，而思想也非常混杂。政治意识混乱的一个体现是部分群众出现了一定的亲美倾向，寻求美国政客支持，而这些政客大多为选票譁众取宠，并非真心支持民主斗争。讽刺的是，中共独裁政权某程度上鼓励这种亲美倾向，以证明自己「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说法。中共也明白美国是无法帮助这场群众运动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行动 – 工人阶级的替代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是唯一一个致力于令是次群众运动转向以工人阶级组织与方法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罢委会来进行罢工）、反对中美帝国主义、主张要有意识地将群众运动输出中国内地的组织。社会主义行动解释道，除了五大诉求外，我们还要连结到工人阶级与青年（香港与中国在这方面都一样）的诉求：争取可负担房屋、稳定工作、终结奴役般工作条件与大规模投资公共服务，不要为资产阶级大亨赚取更多利润的可耻且浪费的大白象基建！ 我们向各地民运人士、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呼吁给予紧急财政支援。这是为填补是次爆窃造成的损失，并加强办公室保安，社会主义行动需要筹集70,000港元（约8,000欧元或8,900美元）。我们需要尽快这样做，以避免在我们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重要斗争中错过关键时刻。若不能购置6部新电脑，我们将无法继续製作我们四个版本（香港、中国内地、臺湾和英文版）的双月刊杂誌。我们日常的组织遭遇严重破坏的风险，不仅存在于香港，也存在于我们正努力发展的、于中国内地地下进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这次爆窃凸显了香港与中国社会主义者进行不懈的反极权斗争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由于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会主义行动不得不在一个贫穷的、较高犯罪率的基层地区租房。我们不能向保险索偿，因为这需要向警方报案，而现在的香港警察不断向抗争者实行白色恐怖，因此让他们调查我们的办公室、质问我们的人员，会进一步危及我们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只能寻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与民主运动的同誌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对汇丰打压工会 要求撤回解雇决定 本人梁礼邦是汇丰客户服务团队的外判员工，我在参与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罢工期间，呼吁成立银行业工会，并接受了传媒采访，因而被汇丰解雇。自反威权运动爆发以来， 今次事件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后，再有大企业公然剥夺工人的罢工权。 九月五日早上，汇丰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职员约见本人，表示汇丰决定将我解雇。该职员表示，汇丰不接受员工在外间参与政治活动时透露公司的名字。这种说法根本荒谬至极。凡是组织工会必然需要公开公司的名字，这样的限製代表剥夺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在香港的法律条文保障下，我拥有的组织工会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剥夺。 该外判公司提出给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岗位，条件是我不能抗议汇丰无理解雇，并停止提到汇丰这间公司的名字。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压， 放弃成立银行业工会。本人绝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坚决捍卫组织工会的权利，并要求汇丰撤回解雇决定，还我工会权利及言论自由。 面对中共的收编和压力，汇丰近年不断跪低。汇丰银行在中联办的压力下不敢再在《壹传媒》刊登广告。自六月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对汇丰动大手术。 白色恐怖弥漫公司 八月，中共国企中国平安银行大笔入股，成为最大股东。及后公司传出3名高层下臺，然后更在八月登报表忠，「谴责暴力及破坏社会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对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罢工当天，本人已经开始派发传单，筹组工会。公司本来没有向我施压，但公司经历了内部大清洗后，白色恐怖开始弥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汇丰等各大银行的员工日后的言论自由和工会权利恐怕会尽一步受到剥夺，没有员工能独善其身。我等员工若不甘屈服于中共和财团的威权打压，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奋勇抗争。 为何群众憎恨港铁－－镇压、谋杀、白色恐怖 港铁已受到抗争群众的深深憎恨。港铁管理层密切配合中共领导的警方镇压，关闭车站、停止服务，丝毫不为乘客考虑。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铁站发生过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会袭击（请见地图）。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坏港铁设施。逾四成车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据称损失超过5000万元港币。9月1日港铁关停机场快线、配合警方压製机场抗议时，一名股票经纪人在接受访问也指责港铁管理层：「我觉得港铁不负责任。很多人像难民一样走几个小时才能离开机场。」社会主义行动一位成员Jackson表示：「这正是港铁协助警察镇压的代价。防暴警察在港铁站内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根本是违反安全指引。」 我们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愤怒与沮丧，但破坏港铁设施不是赢取支持的好办法。罢工才真正能够防止公共交通系统沦为镇压工具。政府手握港铁75%的股权，但港铁从未被置于民主公有製之下、接受群众的民主控製。正因如此，在今次运动爆发之前，港铁就一直推出对基层群众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产投机，催谷房价；2) 工程丑闻，反映出港铁高层腐败和漠视公共安全；3) 破坏环境，令香港生态更加恶劣；4) 在2017年特首「选举」时投票给林郑月娥。 社会主义者主张由群众民主控製港铁等大公司，并为此不懈斗争。这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应由工人和普通选民选举产生，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享有高额薪水与奖金。工会应该控製港铁的日常运作，而管理人员应由公众与工会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监督。 群众斗争需要提出议题，才能赢取更广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够体谅破坏港铁的行动，因为群众对这个残暴的製度感到非常愤怒。但是破坏港铁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政府可能借此抹黑、分化运动。运动需要面向工人阶级的战略，需要着眼于组织真正的罢工，并呼吁港铁以及其他所有部门的普通工人团结斗争。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争取民主公有製和工人阶级控製，因为这是终结财团专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权运动中的同誌集会 11月16日香港同誌集会，共有六千人参加，包含许多中国人也前来参加，社会主义行动也参与其中，可惜今年同誌游行因警察不批准路权、打压主办游行自由，因此今年并没有游行——这是十年来首次游行改为集会。 名叫Prima上臺发言，她带着头盔与彩虹口罩反对警察不批准此次游行，并说政府推动《反蒙面法》导致同誌在集会中不能戴口罩隐藏身分，对于同誌参与集会自由的来说是一大打击，呼吁大家向政府说任何人都有权匿名出席游行集会。也有参与的内地人表示，他很关心香港的反威权运动，也有向亲友解释香港五大诉求并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闻。 由于香港正处于紧急状态，内地的审查变得更为严厉，能从内地来港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 中共害怕香港斗争的讯息会传播到大陆，鼓舞大陆人也共同斗争反对专製。 尽管主办单位没有强调香港反威权运动，在集会尾声，群众自发聚集起来喊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根据中大调查，有88%性小众因身分被歧视，因此需推动《反歧视法》来反击歧视性的行为与言论。同誌权利就是民主权利不可或缺的一环，性小众同样遭受民主权利的打压，1990年前肛交还属于刑事罪，性小众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厅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众性工作者还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集会，提出「1969石墙暴动 2019香港斗争，同誌权利就是民主权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号。石墙暴动当时因为反对警察暴力而引发大规模同誌平权运动，最终取得重要的胜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争同样也是捍卫同誌平权。在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同誌权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压。 1969年美国石墙，警察临检同誌酒吧、打压同誌，最初只有200人的同誌突然一反常态的反击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衅。围观的群众向警察丢瓶子、石头。暴动维持五天，并在暴动结束后，成立「同誌解放阵线」，此命名是有意识衔接到当时反战运动，声援越南反帝国主义战争，并提出「我们是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如果不废除现存的社会製度，全民彻底的性别解放是不会实现的。」 我们需向石墙暴动学习，把同誌运动衔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诉求及工人阶级斗争，团结其他议题与地区的受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压迫。运动需团结中国工人与性小众，他们同样都受到专製独裁的迫害，没有集会自由，我们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财团专製，全面彻底的民主权利与香港同誌平权是不会实现的。 民建联曾钰成爆建製派严重分裂 曾钰成是民建联的创党成员，亦是香港建製派的重量级人物，不过他亦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思想而见称。他最近接受法国学者Jean-Philippe Béja访问，期间透露了统治阶级当中的严重分裂。 根据曾的讲法，现时的危机当中有4个主要参与角色：示威者、公众、港府与北京。访谈在10月进行，那时政府刚刚通过《禁蒙面法》。曾钰成表示「社会相当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动。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港府是4个角色中最弱的一个。现时没有强力的决策机製。特首依赖强硬派，但没有政治人物能够承担责任。」 曾钰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运动」，并指出马后炮来说，没有人应该会对此感到意外。政客们「早应该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为经济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对政府感到愤怒。 曾钰成在学生时代曾参加毛派发起反抗英殖统治的六七暴动。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个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样，曾和整个民建联都紧贴在中共背后，支持中共转变成一个推动资本主义，但有着超压迫的「党国」机关。民建联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这是由于中共本身在香港没有正式组织及活动。 曾钰成承认亲北京的建製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伞革命后采取白色恐怖来打压民主运动，播下了今日危机的种子： 「过去5年，香港政府和许多我的建製派同事都以为我们能够不断胜利，但每一次，民众都变得更愤怒。」 在这段期间，6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数以百计的人被政治审判，而且新的恶法亦被通过。 建製派促独立调查委员会 曾钰成呼吁作出政治让步来化解示威，特别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警队。不过，这个诉求被「强硬派」否决，实际上暗指中共政权。 他说「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联领导层（只在私底下），都在游说林郑月娥采取这种策略。曾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满足的诉求」，当然这变相说真普选的诉求是天方夜谭。 「其实并不是警察不让她这样做。林郑月娥解释警察的士气已经非常脆弱，政府其实做不了事么事情能够进一步打击（他们的）士气。可能她对北京说要提升警队士气，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调支持警察。」 实际上，中共政权现时视任何对警察的质疑都是红线。警察成为了禁卫军，负责慢性推动六四镇压，以免需要动用解放军。因此，虽然大多数本地资产阶级建製派都想接受这个诉求（当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终方案都被北京否决。 香港的统治菁英正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幻想他们能够带来改变的出路。真正的民主变革只能够透过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及战斗来实现，并将权力从资产阶级及捍卫他们的独裁政权手中夺取过来。 建製派在区选惨败 反威权运动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得胜。民主派赢得了388席（上届有126席）而建製派只得59席（上届298席）。选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夺得57%选票，而建製派夺得41%。在单议席单票製下民主派夺得九成议席。 没有六月爆发的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旗开得胜。运动爆发至今超过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龄低于18岁。受伤人数超过二千，有三名年轻人被枪伤，其中一人只有14岁。现在反对警察暴力成为了运动的重点诉求。 历史性选举成绩 今次投票率高达71.2%，远高于2015年区议会选举的47%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58%。投票人数方面，今次人数为294万，上届区选则为147万。大量年轻人成为新登记的选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经出现人龙。 上届泛民在十八区议会裏都是少数，现在控製了十七区议会。除了有8席非民选当然议席的离岛区外，其余十七区都由泛民夺得多数议席。在西贡、大埔和黄大仙区，泛民夺得全部议席。过去几个月，警察多次在黄大仙区疯狂发射催泪弹以及施用暴力，引发多次警民冲突，因而民怨沸腾。 区议会向来权力弱小，而且各党派都在选举中淡化政治，只关註所谓「地区工作」，让建製派容易用蛇斋饼粽及地区网路收买选票。今届选举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选举传统，变相成为了一场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对政府镇压的公投。所以选举结果可谓掴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对更大麻烦 政府和中共更难结束现时的政治危机。在十月四中全会后，北京明显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强硬对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计划製造一场香港版六四，务求达到震慑效果以结束运动。但在建製派选举大败后，短期内这计划难以实现了。 由于特首小圈子选举的1,194票中，区议员选委占了117席。在全票製下建製派之前控製了这117席，现在将由泛民控製。有传中共本来打算在2020年要林郑辞职，并安排一名民意相对较高的人上任。但现在中共更难操控小圈子选举，使其如意算盘更难打响。 过去六个月由硬推送中条例开始，政府不断计算错误。林郑承认自己的错失造成「大灾茌」。在区选大败后，她又指政府会认真从选举结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郑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让步，我们绝不能指望政府会作出改善。 习近平政权害怕作出让步等同示弱，会鼓励大陆群众组织起来并提出自己的诉求。中国工人和青年的民怨与香港几乎一样：低薪、就业不稳定、不人道的工时、疯狂的楼价、汙染问题严重、打压所有反对派的独裁政权。 建製派怪责林郑 政府及建製派如期举行选举的决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预算。在区选前一刻，政府及建製派还在犹豫是否取消选举（这变相是一场政变），但因为害怕取消选举再引发对示威运动的同情，并增加国际压力，因此最后如期举行。建製派都知道选情不利，但没想过会发生如此大灾难。建製派在今次明显也有部署作出大动员，因此得到117万票（比上届多了33万票），而上届全港投票人数也只有147万，可见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製派惨败的关键。现在可预计建製派落选人会相继谴责林郑令他们「失业」，并造成这场主权移交以来最大的危机。 民建联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琼提出辞职，但由于无人想接任而被劝阻。工联会更由27席惨败至4席，比小党自由党的5席更少，丧失建製派第二大党的地位。 今次选举结果对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会波及中国大陆的民众和中共党内权斗。中共经常将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没有社会大众支持，但今次选举结果彻底证明这是错。现在无论中共如何封锁网路，大陆网民都会看到香港的选举结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会有助于当局重新挽回局势。部分泛民主派的领袖可能会受到当局和资本家的压力所影响，会去为抗争运动降温。在今次区选中，泛民之中大赢家就是拿下了91席（从上届的43席）的民主党。该党过去有着与中共代表臺底交易，并阻碍民主运动的的黑历史。 民主党主席胡誌伟表示要修补社会撕裂，这反映了该党的心态。我们要小心泛民的妥协派（虽然暂时被运动边缘化），会利用现在自己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扩大影响力，尝试将运动从群众行动引导至「谈判」的方向。抗争必须要防范这个威胁，因为他们会将运动带回过去失败的道路之上。而我们以下会解释道，为什么运动要有基层的民主组织才能真正防范这个威胁。 将斗争升级 香港的群众抗争需要升级，并利用区选的有利结果乘胜追击，为抗争註入大量力量。只有打败中共独裁，才能实现五大诉求并终结香港的专製统治，但要做到这点，运动仅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够的。 抗争需要扩散到中国大陆，并连结起那些受压迫颇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力量），同时亦向全世界争取声援。这是全球普罗劳动者的大团结，特别是那些同我们一样正在进行伟大的群众斗争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们不能对特朗普或者欧美其他右翼资产阶级政客存有幻想，他们对中国和香港的态度都是取决于商业交易而非民主权利。这条道路只有被出卖与背叛一途。 今次选举地震正好是一个机会去重启群众斗争，现时运动急切需要一个新方向才能有胜机。抗争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因为这是最有能力瘫痪并推翻独裁製度的社会力量。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职场、学校和社区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员会，来以更实在并有效的方法组织抗争。 这代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将民主运动联系到工人、穷人的权利，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并需要将五大诉求扩大，包含工人和年轻一代的各种诉求，譬如：每年10万间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标、大幅增加工资、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时工作製等。 打破财团专政 资本权贵一直抵抗这些诉求。我们要普选政府的权力，让所有16岁以上的人有投票权。而大企业及银行将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权贵手上，阻止社会政策的进步，我们要将其置于民主管控下。香港权贵在中港专製製度护航下榨取巨额利润。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权富豪坐拥3千亿美元的财富，而香港GDP是3620亿美元 我们要将反专製斗争升级，认同上述方案的人请加入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我们为建设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在香港、中国以至全球的群众斗争中，团结所有受压迫者对抗资本主义和独裁体製。 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国会已经正式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该法案于11月20日，在参议院中一致获得通过。这反映了美国统治菁英圈内近几年的立场已有重大改变──变成了反中、但非撑港的立场。许多香港人期望这条法律能够帮助于抵抗中共的斗争，可惜事与愿违。 2014年，许多人还会带英国国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现在，更多人带的是美国国旗，因为大家都不再对英国抱有期望。英国右翼政府不断对中共独裁妥协，原因就是他们急切地希望在中国做生意，尤其因为他们即将脱离欧盟。当然，美国是超级大国，他们又能否帮助香港呢？以下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是个残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以挽救他的总统宝座。自香港6月上百万人大游行以来，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与中国谈判，低调处理香港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习近平不只是「好人」，还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国会施压下，特朗普被迫说出：「我们必须支持香港。」但他又补说：「我也和习近平站在同一边。」而像是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这类批评者，抱怨特朗普不够明确支持香港抗争时，最优先考虑的还是美国利益：「在人权问题上强硬对待中国也能帮助美国赢得贸易战。」 · 特朗普甚至可能会拒绝签署《香港人权法》，作为向习近平的让步。中国政权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动用否决权，这显然关系到贸易战的谈判。中国威胁若法律通过，会对美施加贸易报復反製措施。目前看来，特朗普应该会签署法案，否则会让自己被指责为软弱而不去签署，但会将之尘封起来不去动用。由于华盛顿竭力在12月15日前达成难保不会破局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此在计划新关税时，短期内香港人权法不太可能执行。可见，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体支援。 · 即使人权法生效，其影响力也不过是象征意义的。该法会使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绝入境美国、或者在美国银行的资产被冻结。这些事情不会改变中共政权对香港的政策，但会让习近平的政权利用来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以反对对中国敌人的「让步」。 · 该法案的另一项规定是，要求对香港的自治进行年度评估，以确定在贸易和经济方面是否应继续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该条款可能会为美国政府将来撤销香港贸易特权时先开路（香港拥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并非特朗普对中国提高关税时的对象）。但这将是「核心选项」，能严重损害中国政权经济利益，但同时减少了美国牵製中国减缓进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权的动机。结果可能会使香港进一步受到专政控製，而这显然不是大多数香港人想要的结果。 · 中国控製的新疆，维吾尔族和突厥语穆斯林遭大规模监禁，对此美国国会早已通过类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是在美国参议院大动作宣传下通过的，但此后并没有发生太多事情。该法让美国政治机构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权的捍卫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是名为「反恐战争」的灾难性军事入侵，还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个穆斯林国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也进行过类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权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事实上，製裁引起反弹，反而让普京得以强化民族主义宣传。俄罗斯在叙利亚等地区的军事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因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决定放弃原本是美国盟友的库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军队屠杀）而强化起来。 民主变革从来不是由统治精英和政府赐予的，尤其是美国。美国过去为了地缘政治地益而支持过很多暴虐政权，包括中共。劳动人民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包括基层的国际团结。 荃湾中学学生组人链 防暴警到场殴打学生 11月20日，一批荃湾保良局李城璧中学学生早上发起学校门外的人链行动，但短短数分钟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场驱赶，防暴甚至将一名同学拉出门外暴力殴打、一名旧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记学生的身份证以图作出恐吓。冲突令大量同学受惊及情绪低落，当日学校不能正常上课。 社会主义行动员接触了5位参与当日罢课的中六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对运动的看法。 社（社会主义行动） 学（保良局李城璧中学学生） 社：你们为什么要参与人链行动？ 学：我们是希望以行动阻截同学上课，达至学校罢课以反对今日社会充斥着警察暴力和展示争取五大诉求的决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对场製造混乱冲突，有同学被警察打伤和受惊，事后有老师带我们到操场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气氛下渡过，全校700学生约有200人参受到影响。 社：学校对于同学参与抗争有什么看法？ 学：其实我们的学生反修例关註组有与学校接触，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人链行动是我们学生认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疯狂至此。其实基本上学校没有责备同学参与行动，学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学想罢课，需要向学校递交家长信。但事实是家长大多都不贊成罢课，变相令想罢课的同学不能罢课。 社：为什么要参与抗争？ 学：因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郑製造送中条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压我们的民主诉求，未来社会就是中共要消灭我们。 社：政府官员经常说不要将政治带入校园，你们对这种说法有什么回应？ 学：那倒不如说学校不要存在于社会之内吧！政府真是会说废话！ 社：家人对于你们参加运动有什么反应？ 学：在家裏经常有争吵，但想告诉他们，最近天水围有女学生因参加堵塞港铁的行动，被一大班蓝丝围殴，可见支持政府的人一边说反暴力，但其实最暴力的是他们。支持罢课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坚持继续发声抵抗暴政。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学生更积极去组织罢课行动，需要在各学校成立罢课委员会，协调各校组成联网并发动真正能停止教育运作的罢课行动，向警暴、林郑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应。 今天的学生在未来几年就会变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们现在组织起来，并学习如何作为一个集体而去抗争，他们长大后就能将这个经验带到职场，建立强大的工会来抵抗资方的剥削以及中港两地资本主义的独裁製度。 学生和青年为甚么愤怒？ Terrence是社会主义行动在运动招募的十九岁学生。除读书之外还需打工，一家四口挤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问：你怎么会参加这次运动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社会的气氛颓废许久，很少人参加在运动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两检运动。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钟的抗争中，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当我看见群众团结的对抗警察时的画面很感动，也成为我继续参加的动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郑六月以来忽视民意，不在乎死伤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时黑道攻击示威者，林郑月娥也对此漠视不理，八三一时疑似被打死人也不愿意推动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长郑若华，纵容一切黑警暴力。网路上，亲中共酸民转贴假新闻，举例来说，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动枪击无辜学生，但却有些假新闻报导是学生先夺枪警察才自卫枪击。另外，警察用水砲车与装甲车高速撞向群众！ 十三岁基元中学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会主义行动。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强硬、蛮干、罔顾民意的推动送中条例，另一方面黑警对于示威者的武力镇压、释放许多催泪弹也令我愤怒。 问：运动出路在那？面对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出路又在哪？ 答：罢工、罢课、罢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会停摆，给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学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参与罢课，在罢课运动中也提高了同学们对于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听命于中共的指令，我认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无法争取到民主权利的。另外面对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我认为是需要提出课征富人税才能解决。 访问中大基层关註组的蔡同学，当警察攻击中大时，她也在校园帮忙。 问：你怎么会参加这次运动呢？ 答：政府无视两次上百万人游行民意，还出动催泪弹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导致了至今的反送中运动。再加上政府多年的专政独裁凌驾市民意愿，如二零一四年雨伞运动，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绝筛选过的选举，引发占领街道的运动；还有二零一六年DQ民选议员。类似的事不断发生，中共与港府一直打压市民的政治权利，收窄言论自由，我认为必须关註这次运动，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多年受压迫以来的一次 问：运动中让你生气的有哪些事情？ 答：现时已经有超过四千人被捕，无数人受伤，我们失去了许多双眼睛，有人站出来控诉警察的性暴力，记者因长期在催泪弹环境而患上氯痤疮，冲突地区的居民每天吸催泪弹，以及许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线每天在降低，从胡椒喷雾到催 问：面对中共打压民主权利，与香港贫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与经济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民众对政治权利被剥夺感到愤怒，然而经济也需要公义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识到政商一体架构下，受到剥削、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要摒弃以往刻苦耐劳的狮子山精神。社区和校园的组织工作，应该是打开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依然猛烈燃烧，中共与林郑当局决心与民为敌，一味依赖警察暴力镇压，手段越发凶狠。据报警方至今已施放超过一万枚催泪弹，遍及横街窄巷甚至住宅医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众（约650万人）或多或少地曝露于催泪弹及其残留化学品的影响下，情况骇人听闻。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时，警察发射了18枚实弹、超过3200发橡胶子弹、布袋弹及海绵弹等，滥捕了超过4,500人。黑警攻击中文大学的一天发射了2356枚子弹，而围攻理工大学期间，则发射了1458枚催泪弹和1391发橡胶子弹。 催泪弹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国製催泪弹后，其毒性已经引起全城恐慌。催泪弹的成分在燃烧时可以产生二恶英和山埃。二恶英是难以分解的致癌物。人类如摄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疮、皮肤出疹及变色等皮肤病和体毛过多，长期摄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场新闻记者不幸患上氯痤疮，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样如此。政府却为了包庇警察而拒绝公开。 但显然民众并未被此等暴行所吓倒，黑警失控暴力袭击民众的画面反而更激发群众的狂怒，据悉林郑政权起初以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争运动，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投入抗争的民众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郑与警队一次又一次错判形势。反威权运动早已超越了对送中条例的不满而转为针对警暴，而林郑亦自知自己「除了三万警察外一无所有」，以致纵容包庇黑警，黑警越发失控反过来劫持了政府，体现在林郑早前曾言「不会『盲撑』（盲目支持）个别违法警察」后遭蓝丝阵营群起批评后又急急转变称「坚决支持警队「，可见警队已有凌驾政权之上，甚至军阀化的趋势。以至于建製内部离心离德，连同为政府纪律部队的消防和救护员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对待。 即便如此，直至现时警察依然执行着政权指示下铁腕镇压的维稳任务，包括借用各种借口禁止游行，令群众运动变得零碎化，同时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显得疯狂和肆无忌惮，甚至过往还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殴打示威者的行为亦变得常态化和公开化，无日无之的闯进多家大型商场，总结包括沙田新城市广场、太古城、大埔超级城、又一城等入内逞凶，酿成严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后多次以实弹射击民众，甚至发生了科大学生离奇因走避警暴而堕楼身亡的悬案。最近黑警甚至冲入荃湾李城璧中学校园殴打示威学生，引发学生罢课两天。 由于这些暴行屡屡被媒体曝光而迁怒记者，多次以「反蒙面法」为借口强行扯开记者的防毒面罩，随意逮捕记者。印尼女记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访的过程中被正在离开的黑警突然恶意回头射击击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恶意向记者群投掷空爆催泪弹、故意以水炮射向记者群等，引发记者在警察例行记者会上公开抗议警暴。 伤亡惨重 据统计，运动发展至今，已有超过2000名群众受伤，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杀者和堕楼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彻底破产，10月明报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给予警队0分，整体评分只有2.6分。崩溃的信誉，加上对传媒的恶意阻挠以及记者会上的连篇谎言，使得对黑警的阴谋暴行指控广泛流传，包括性侵和杀人弃尸等，警队已被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工具。 社会主义者认同五大诉求，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暴，否则过后警暴将常态化和合理化，香港将彻底沦为警察社会。同时我们主张由法律专业人士、人权组织成员、示威者代表等组建民主委员会，彻底重组警队，全面追究滥权黑警，将警队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24 家族拥全港近半财富 香港新自由资本主义下，极端贫富悬殊、基层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过资产阶级机构的「坦白」确实相当罕见。最近，香港工商专业联会发表一份名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现在需要减少贫富不均》的报告，当中指出香港多个令人骇闻的贫穷数据，更为解决贫富悬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专联的报告直指香港贫富差距之严重，甚至传统计算方法的基尼系数也不足以反映现实问题。24个家族总共控製了香港过半的财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总身家超过3000亿美元！在不计算自住物业，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万富翁（以港币计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经济体，根据金融机构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财富为382万港元。另一边厢，根据政府数字，香港有138万贫穷人口，也就是说每5个人就有1个在贫。当然，工商专联的报告除了揭露贫穷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方案」给政府参考。 公屋私有化 报告指出要处理房屋问题，建议发展棕地、农地，甚至哥尔夫球场和军事用地，但同时却又不反对进一步填海和开发郊野公园。表面上这是很「持平」的立场，所有可开发的土地都应该用来开发。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之下，报告根本没有可行办法去挑战私人囤积的棕地、哥尔夫球场等，所以实际效果上是为了政府一贯主张的发展郊野公园和填海（明日大屿）作保驾护航。 报告中还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声称「公屋住户不应该一辈子作为低下阶层」。公共廉价租住屋本来就是基层唯一的社会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却是要求基层自己掏钱买回自己的公屋，实际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会主义行动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场，为地产商开拓更多楼市空间，再者亦为政府减少公屋供应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专联的报告亦支持提高基层人士的最低工资、综援、租金资助的金额等。表面上是良心发现的「德政」，不过却都只是小修小补的性质，譬如对于解决老人贫穷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说由政府承担额外5%的强积金。 再者，报告没有详细交代钱从何来的问题，政府一直以来就是以「量入为出」等借口逃避社会保障和服务的。Pa s h a指出：「没有大幅增加的财团税及富人税，资本主义下的社会服务不可能足够的。因此，要实现如此幅度的加税，则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抗争，挑战以财团利益为依归的资本主义製度，并且将大企业和银行民主公营。」 巴西工会大会 声援香港民主抗争 拥有三百万成员的CSP-Conlutas工会联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会力量。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最近获邀出席CSP-Conlutas在圣保罗市举行的年度大会。梁礼邦是一名汇丰银行的员工，因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权抗争，并尝试组织工会，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访问之旅是由社会主义行动在巴西的姊妹组织『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以及圣保罗市教师工会所组织的。」 「大会有超过2千人参与，集合不同工会、原住民组织、性小众等团体出席。这场大会就是要团结、讨论和表决左翼和工人抗争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与其他国际代表一同发言，他们来是自最近爆发运动的苏丹、法国、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们亦就工人参与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权镇压的状况发言。这些地区的状况与香港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大会期间，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举办了关于香港民主抗争和反财团白色恐怖的讨论会，超过10个左翼政党及团体加入讨论。我的发言相当受欢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斗争，但同时担心美帝国主义可能会渗透运动，达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国中央执行书记处成员Herbert发言呼吁香港人不要对美国政府存有幻想。他举例提到叙利亚的库尔德族人被美国出卖。香港的抗争需要团结中国的工人才能打败中共。」 「而来自教师工会的Souza说对于左翼斗士参与香港民主抗争感到鼓舞。他所属的工会派了12名代表参与CSP-Conlutas的大会，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声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独裁的决议。」 「我遇到许多来自公共部门、金属行业的工人，虽然不会说英语，但仍然透过翻译指出香港与巴西反博索纳罗的抗争有共通之处。对于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战斗性的工会 「其后在一个集合超过30个世界各地代表的会议上，我解释中国并不是任何左翼或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 「来自西班牙CGT工会联盟的代表Sandra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证明中共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她说当局在利用民族主义来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但一带一路亦在为中国製造新的矛盾，并打击中国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后一站是在一所大学裏举行会议，吸引了众多学生、左翼份子参加，我们指出当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战斗性的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并提出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吸引并唤醒中国工人阶级，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以反对资本主义、打倒一党专政为目标才能取得民主。我的发言得到全场参与者的认同。」 反对政治迫害印佣 Yuli 500名巿民团结抗争 12月初发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压，为香港民主运动再蒙上一层白色的阴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务工Yuli Riswati被入境处递解出境，原因明显与她积极报导香港民主运动有关，她将运动资讯用印尼文带给同乡，又协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务工在港处境。 她接受媒体访问对于运动的立场的七天后，入境处就作出打压，不寻常地先以工作签证问题为由上门将Yuli拘捕。儘管其后法院彻销她的「过期居留」控罪，入境处又以她「无亲无故、无地方住」为由将她押入羁留中心达29日，其间受尽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对待。处方更无视任何反对声音，阻止她联络律师和强迫她撤销签証续期申请。被受威胁和恐吓下，Yuli无奈接受了指令并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一场声援 Yuli 的集会，约有500名巿民参加。在支持 Yuli 的声音此起彼落下，社会主义行动访问了几名参加者，了解他们出席集会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岁的文员，他对人境处的手法尤其不满。「我在新闻上得知事件，入境处将 Yuli 拘押在羁留中心后，一连串毫无准则、违反人权及不仁道对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愤怒。我亦有参与反送中运动，我认为Yuli 都是民主运动的手足，所以我到来支持Yuli 。明显这是一场政治检控，我认为整件事有很多空间可改善，例如公开入境处的收押准则等。」 我们不能将她抛弃 自小在外国长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妇，她因为支持反送中运动特意回来香港。她认为今次撑印尼移民工的集会很有对港人的启发性，并提出究竟何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很多人说南亚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长期在外国居住，拥有外国护照，生活文化都与外国相近，但长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谁才是算香港人？」「我来这裏是要告诉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压知名社运人士，还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们比普通巿民更弱势，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将她抛弃，移民工的抗争和香港现时的抗争是连繋在一起的。」 带上口罩的刘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务工人的家庭裏成长，体会到社会一直存在对移民工的偏见与她自身的体验存在极大反差。「为什麽做家务就是下等？为什麽外佣是个贬义词？我认为社会对移民工太多误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这麽多人关註，是难得的正面报导，所以我站出来，就是要改变社会对移工的负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对着政府的《两星期条例》，两星期内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负担昂贵的中介费，令他们就算遇上恶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气吞声。我知道有僱主只给两块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实我们重视香港民主，争民主争人权，我们亦要同样关註其他人是否有这样权利。」 12月6日的声援集会反映出群众意识的改变，反对种族主义并支持国际团结。这是反威权抗争运动的副产品。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要团结 本劳及外劳 共同斗争并组织起来，共同为所有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工资、权利。我们的共同敌人，就是同一个打击民主权利，以及严重歧视移民工的政府。 习帝舞剑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运动继续之时，习近平于澳门政权移交20周年之时访澳，其在澳门的发言引起多方揣测是否含沙射影，意图警告香港民众。 早在习近平访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尾声脱稿发言，言词间更露骨地指特别行政区不存在「脱离宪法的『宪製』」与「脱离宪法的『法治』」，「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的要求也是一样」，而令人感觉到中共将借澳门政权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骂槐。 习近平在「回归晚宴」上的发言中，特别贊扬澳门所谓「成功实践一国两製」、「自觉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自觉抵製外来干扰」云云数点，甚至出现发言时口误将澳门错植为「香港」，因而被视为对香港局势的回应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运动爆发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将宣传口径设定于「外国势力阴谋」论上，又称五大诉求「违反一国两製」、「挑战中央权威」等，因此习近平的发言自然被理解为实质上针对「隔离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认为香港群众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香港未就23条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叶国谦出席港臺节目时认为中央对此「非常介怀」，又称香港政府应为立法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行动，同时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将准备明年立法。 同时，在习近平发言中所称的「爱国教育」亦令人联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师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当教材」，乘机将遭滥捕的教师停职。教育局亦杀气腾腾的向各学校发信，要求校方「更严厉处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学人员，更扬言「考虑对更严重个案取消教师註册」。这一系列的手段与习近平讲话不谋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气氛已开始弥漫。可以想象，林郑政府为了向习近平赎罪邀功，将有机在未来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紧大学拨款、清洗教师队伍、以致重推国民教育。 故然，将香港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归咎于「23未立法」、「国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当真打算明年启动立法或重推国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习近平和林郑政府在整场运动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对形势的惊人误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编织的宣传谎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区议会选举中遭毁灭性打击，整体局面至今无法收拾。主要是由于中共政权对港澳的政策实际上是取决于中国国内情况，中共忧虑放松任何一地的镇压都会变相鼓励中国的民众效法，令抗议活动蔓延到内地城市。因此加强独裁和镇压被视为维护政权统治的唯一途径。 「政治稳定」 习近平反復贊扬澳门的「稳定、团结、不内耗」，内地官方媒体及外围喉舌甚至直言与「桀骜不驯」的香港相比，澳门是「乖孩子」。然而澳门的所谓「政治稳定」代价是近乎明目张胆的腐败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门政府廉洁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较内地的49.1分还低。选举投票过程中亦几乎是公开地进行操纵，种票买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进行，在澳门却几乎是公开行动。而最近开通的澳门轻轨项目更是将上述问题充分地揭露，第一阶段仅仅9.3公裏长的路线工程竟花费整整近八年时间。而工程造价估算由最初的42亿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亿元，且尙未封顶。加上工程的规划混乱，「边造边改」，以澳门仅60万人口而言这工程成本这项目被视为「世纪大白象」。 经济上，澳门经济亦绝非习近平所称的「欣欣向荣」，在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环境下，澳门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为严重。其中博彩业的收缩直接导致了澳门政府财政收内大减，假如经济下行情况持续，澳门政府每年对全民的现金津贴以弥补公共服务缺失和收买人心的举动可能将难以为继，积压多年的民众不满一旦爆发，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报告质疑澳门青年是否如外间印象般「政治冷感」。报告引述了一位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21岁大学生称：「我认为澳门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稳定，因为自香港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赌博业的收入逐渐下降。」除了抗议活动之外，更大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减低了赌场收入，而这些都不是短期问题，因此未来的博彩业将更不稳定。 而在政治上，澳门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维护中央权威」，落实了23条、国歌法，推动了国民教育，但对政治权利的钳製却丝毫不见放宽，根本无意开放普选权利，甚至出现进一步收紧之势。不仅紧随中共懿旨拒绝外来人士入境过境，默许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桥被中共绑架「送中」，更借修订《民防纲要法》订立所谓「谣言罪」，以图抢先在未来群众运动爆发之前收紧言论自由。 然而这些打压民主权利的手段在群众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击，一如香港的《公安条例》和《反蒙面法》无法阻挡群众一样。中共为了粉饰太平，对内宣传上掩盖官僚和专製的无能而急需将澳门塑造成一个「正面形象」。但未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将再一次粉碎这些谎言。香港群众在运动中正渐渐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未来澳门的群众斗争亦将经历这一阶段：工人将握着社会运作的实质力量，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是对抗专製最有力的武器。并有必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香港、大陆和国际工人阶级联系起来，争取工人的经济和民主权利。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灭国家恐怖主义 工人阶级是致胜关键 建设战斗型工运 林郑及中共政权正在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六月以来，警察滥捕6千多人，导致全港被捕人数已经超过在囚人数。警察拔枪、扣扳机威胁示威者逐渐成为常态，乔装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挥棍殴打也是等闲之事。从8月31日太站子悬案，到新屋岭强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杀、被推落楼、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却又无从解释，反而大话连篇，令政府和警队诚信早已破产。 如果林郑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恶法，这场运动根本不会爆发；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这场运动根本不会持续至今。正是因为独裁政权的强硬和嚣张而引发六个月的抗暴风雨。但中共政权反而认为香港人」桀骜不驯」的原因是因为打压不够严厉。因此中共正准备日后推动辱警罪、廿三条立法，以及加强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统治思维令越来越多群众也会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统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此一政权。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输出中国，团结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斗争。我们要威胁到北京，就更要将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国。为了得到大陆基层群众响应，只提五大诉求是不足够的，支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反对言论封锁、反对财团操控经济等等。 建设抗争型工运 推动真罢工 最近各行业都掀起成立新工会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为没有工会而使罢工相当零散的问题，还有及后财团白色恐怖的打击，使罢工受到挫折。社会主义行动呼吁所有工人加入工会，并使工人阶级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工人阶级掌握经济力量，如果发动有组织而集体性的罢工的话，将是最有力击倒政权的武器。 工会组织必须以本行业的广大工人利益为依归，而不是一小撮」专业人士」的平臺。所以工会必须由下而上建基于工会成员的民主参与，通过民主讨论和投票决定工会的政策和纲领。工人可以回到职场作宣传和组织，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会，并且举行大会集体决定罢工的日子。 工会应该集结因为支持抗暴而受资方打压的工人，公开抵抗财团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与财团和平共处。八月和九月的罢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会那样祈求公司会允许工人罢工是不切实际的。不论中资和外资的工人也要抗争。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証明美国人权民主法案只是纸老虎，用来帮助美国的贸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资的汇丰银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论中资和外资都只会站在独裁政权一方打压民主。工会不能对外资和外国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会不能各自为政，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业才有足够力量。现在迫切需要不同工会举行联合大会，互相协调并製订大罢工的日子。 不论在香港还是新疆，中共的镇压和箝製已经破坏了经济。政府故意放任经济衰退，并将经济不景的责任归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图使群众感厌倦和疲惫，从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数过百万话，就証明民意仍在抗争一方，政府的」经济牌」不会有效。 然而，财团在未来经济危机中，很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工人。工会要提出捍卫劳权和民主的经济诉求，例如反对裁员、反对扣减工资、反对增加工时、要求冻结租金以减轻租户及小商户压力等诉求，并且将经济诉求与民主诉求结合起来，才能动员工人阶级发动大罢工。只有组织起来捍卫工人的经济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财团的经济消耗战，并且能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加入斗争，同时消灭香港财团独大、贫富悬殊的不义经济製度——即资本主义体製。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各行各业的工人加入工会，建设抗争型工运 美国政府不会帮助香港反威权抗争 经过数月的残酷镇压，香港的反威权斗争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开始正确地向外界寻求协助，不过这也包括部分的人将希望寄托在美国刚通过的《香港民主及人权法》身上。 早前我们已经报导了美国国会在11月通过《香港民主及人权法》，并初步评论对香港抗争的影响。现在，我们会进一步剖析这部法律的虚伪与危险。让我们认清楚谁才是香港抗争真正的朋友与敌人。 虽然名为「民主及人权法」，但这部法律本质并非是为了民主人权的，这一点就连法律条文也承认的。法律条文虽声称「香港的人权对美国非常重要」（Section 3），不过条例亦赋与总统及国务卿权力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豁免或终止执行所谓的製裁（Section 4）。换句话来说，决定是否会就人权问题作出製裁，归根究柢就是基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权。在民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的状况下，美国的亲财团政权终究还是会选择利益而牺牲人权。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法案，但他也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舒缓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并为他年底的选举增加胜算。中美在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此后特朗普政府对香港问题转趋低调，变相以「出卖」香港来换取自身的经济优势。 在2019年爆发民主海啸的多个国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亚，也发生与香港非常类似的残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压，却不见美国政府支持当地抗争。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盟友，不论是智利的右翼总统皮涅拉或是得到欧盟全力支持去打压加泰自决运动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选的国会刚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撤兵，但2003年为了「推动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却拒绝接受伊拉克国会的要求。可见美国所谓「支持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伪善的。 《人权法》亦要求国务卿所每年提交的报告，来审视香港是否获得美国的特殊待遇，其条件却是关于香港是否遵守美国（往往是单方面）的对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则是香港有否与美国进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这令人联想起2013年揭露美国大规模窃听民众的斯诺登事件，当时港府拒绝将斯诺登引渡美国，引发外交风波。讽刺的是，美国一方面反对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却要求香港将政治犯引渡到美国。所谓的人权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国资产阶级利益法」。 再者，在对别国製裁方面，美国政府从来都有行政权力去实行的。美国历任总统过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资助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包括近年製裁委内瑞拉，或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美国这次高调通过的人权法只是惺惺作态而已。 或者很多人会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心态，认为这部法律「有好过没有」。但其实这种虚假的希望往往只会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国的外交史上充满着被美国政府（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弃的小国或人民，包括库尔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国曾经花了20多年资助西藏反抗运动，并在印度及尼泊尔培训数千武装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达成历史性协议，西藏反抗运动立即成为弃卒。原因是这符合美帝国主义当时的全球利益。 俄罗斯异见分子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于狱中身亡，美国政府订立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来製裁涉案俄罗斯官员，及后更将此法推广到全球。有人呼吁把香港及中国打压人权的官员也加入到製裁名单。但是这些製裁软弱无力，往往只是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和美国企业进行贸易，或者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已。而且製裁所适用的目标只是非美国公民的「外国人」，在中港「裸官」家属都拥有西方国家国籍的情况下，製裁根本毫无作用。 社会主义者一直强调集体抗争是推翻独裁暴政的关键。我们欢迎草根社运的自发行动，譬如剑桥大学的学生校友要求大学褫夺林郑月娥的荣誉学位。虽然这些行动自身并不足以改变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够唤起大家的意识并推动新的群众抗争。 但是当一个外国政府实施类似的软弱製裁，这都只是一个表面姿态而已。而且这对提升民众意识毫无帮助，也无助于由下而上地建立运动，这些才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事实证明，就算是欧美政府后来在2014年对俄国的加码製裁，也没能够迫使普京在放弃吞并克裏米亚，或者停止囚禁、暗杀国内异见分子。相反，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够刺激起独裁政权「抵御外敌」的民族主义煽动，进一步打击异己及民主权利。今日特朗普在两伊挑起新的军事冲突，反而帮助了伊朗独裁政府镇压并化解其国内史上最大型的抗争运动。历史上美国的製裁就从来未曾推翻过任何独裁政权，无论是俄罗斯、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北韩等等。 美国长年透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方式资助香港泛民势力，而过去数十年间这些与美国有联系的政党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运的温和保守一方。这是因为美国并不关心香港的民主或独立，亦不希望中国发生政权更迭。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权，而非倒臺，因为反而会影响区内的「稳定」，打击美国企业在华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争运动并不能够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政权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反民主的美国帝国主义同一阵线，并与右翼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政客（如特朗普）结盟，成为其「民主面纱」，这会将世界各地的抗争青年和劳动大众拒诸门外。我们所需要的「国际战线」，是国际间的社运、抗争者、工会、劳动者的团结，尤其是中国广大被剥削、打压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全部都在为了改变製度而战斗，而我们当然需要他们的支持。只有连结起中港两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我们才有推翻中共独裁的希望，以及终结其赖以统治的资本主义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机恶化！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着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製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製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製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着「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裏，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再瞒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复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着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着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復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復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復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彷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製垮臺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復，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号？ 去年以来香港抗暴运动中，香港政府的彻底瘫痪、中共独裁政权的权力受到撼动和製衡，以及群众感受到自己能改变历史的觉悟，都意味着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机。反威权运动的激进程度以及规模，远远超越了过往泛民党派及NGO社运所能承载的，释放了群众前所未有的斗争能量。 但同时，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和革命领导，运动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明确挑战财团的既得利益，更遑论提出反对资本主义体製。此外，运动裏夹杂着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倾向，局限实现运动诉求的可能性。虽然运动看起来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权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体製才能实现这些诉求。因为只要中共政权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容忍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 示威运动中涌现了新的口号，在政治上口号没有超越泛民的双普选框架，但群众落实为了使运动胜利而采取的战意，为了尝试为行动赋予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虽然这些口号不是由任何组织製订出来，但它不完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是从雨伞运动及其后的经验和教训中的群众集体总结出来。 这些口号反映着这场运动的战略发展，有很多表现出比2014年雨伞运动时要进步得多。同时，不少口号仍反映着示威运动在思想上的弱点，欠缺一个完备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动、破坏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固然是运动的最大敌人，但记得雨伞运动是先从内部分裂、然后被政权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层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抗资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阶级，故此只有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才能确保运动经得起政治的压力和考验，并透过充分的内部民主的讨论及决策，在復杂的局面中走正确的方向，保持坚实的力量。 自1800年代欧洲的普选权斗争及工会权斗争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民主斗争站在第一线。借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行动在斗争中不会盲目吹捧运动中所有的现象，也不会像一些所谓「左翼」那样为了不被运动的反动元素（右翼保守和种族主义）沾汙而冷眼旁观。我们介入运动之中，就是为了厘清运动中各种现象裏面的进步和反动元素。进步的元素会推动运动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组织化，并走向建立取代专製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我们为强化进步的元素而斗争，并警告群众反动的元素会使斗争后退。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诉求，可见群众感受到改变体製的需要，并且希望争取伞运中落空的真普选。现在运动的需要已经超越了五大诉求，必须要加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製度诉求才能继续强化起来，也一定要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在中国工人阶级获得回响。 香港的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权企图利用经济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会恐慌和疲惫，企图使示威运动零散化，并磨灭群众的斗争意誌。运动必须与时并进，以基层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归，采纳应对经济危机和医疗危机的纲领，使广大的工人阶级知道运动的利益是与自己一致的。 运动中有一个极为麻烦的问题，并对运动发展造成额外的大障碍——就是有一种抗拒提出经济诉求的氛围，认为这是「自利」、不是为了「公义」的。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尚未有组织地投入运动之中，以至反资本剥削的意识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会干事都对此加以鼓励，因为他们只是某种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这句口号用身分认同代替了阶级意识，作为促进团结的「灵丹妙药」。社会主义者了解这种想法得到大众支持的原因，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这种想法不会厘清使斗争迈向胜利所需要的是什么。强调本土身分认同（我们明白这是对中共的反弹）限製了群众的视野，而斗争却必须成为全中国以至国际运动才能胜利。 更甚者，中共独裁政权的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政策引起港人意识的反弹，但基于各种原因仍未至于大多数港人支持独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会团结的，香港的中上阶层和富豪都会站在中共一方，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国大陆人和少数族裔的参与度（例如38万的家务移民工），也成为了建立国际工运连结的障碍。如果运动能说服国际有组织工运的支持，可以成为抗衡虚伪的外国政府的真诚坚定的盟友。将重点放在香港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为大陆人的排外情绪。 工人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挑战资本家才是公义的彰显。而且财团的白色恐怖阻碍了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可见财团和中共是紧密勾结在一起。要挑战财团的话，当然是夺走它们的财富，并归公众享有。 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向香港让步。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诉求。香港革命需要一个完备的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将财富及经济掌控权交给劳动者。 「光復香港 时代革命」 这句口号源于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竞选口号。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现在攻击大陆人的排外游行中。梁天埼因为旺角骚乱成为运动中标誌性的政治犯，也使这句口号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是，绝大部分呼喊此一口号的示威者并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这句口号在9月开始兴起，因为政权强硬和警察暴力的确令群众对温和改革的幻想破灭了，并且寻求更激进的革命路线。但同时，运动对于如何创造新社会并未有明确的构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于哪时的香港曾经有光明呢？似乎无人能解答。而将出路放在香港一个城市，「香港的革命」，只会使运动孤立，让中共等待时机，在之后扼杀运动。唯有打破这种局限，将香港革命转向内地以至全球的斗争，这场战斗才会成功。 对中老年为主的泛民支持者来说，光復香港意味着回復到正常的「一国两製、高度自治」，因此并不祈求会推倒独裁政权。在中共强硬统治下这种幻想逐渐破灭。而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更倾向驱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独立，但却未有一个实现这计划的纲领。总体来说，大部分示威者还是认为中共政府太过强大，所以目前无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标朝向港府。但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背后撑腰，林郑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经倒臺了。林郑并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线公仔。香港的实权在中共与资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个扯线公仔并不会改变香港真正的权力关系。中共不是我们之后的敌人，而是当下战斗的对象。近两年形势有巨大变化，中共现在面临历史性的内部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以至公共医疗危机，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最弱的时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于泛民政客多次与示威者的激烈行动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气消沉、运动内部分化。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无组织的斗争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进步的角色——阻止专门妥协的温和泛民解散运动，但不能够推翻专製政权。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来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应谴责示威者。但是，认同自卫权利的同时，不代表这本身可以成为打倒强大国家机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冲击警察为基础的战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优势也会让独裁政权取得更多时间，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运动，让政权及警察可以驾驭它。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警告，紧急需要改变运动的方向，建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动真正有组织的罢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众对内部分裂戒慎恐惧，亟欲保持团结。的确运动发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坏行动，甚至受塞铁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并且横眉冷对「与暴力割蓆」的政府广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着分裂运动的恶魔。 但不同派别的政治角力是客观存在的，其互相冲突和斗争始终会反映在运动的分歧上。乌托邦的口号不能阻止客观事态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运动需要民主架构来促进对致胜的策略、战略和纲领进行有秩序的讨论。 泛民企图站在「和理非」的群众基础上重夺主导权，在收割11月区选的选票利益后解散运动。本土派则企图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将运动带向右翼排外和亲美国特朗普（一个攻击工人、女性、移民、性小众和民主权利的政府）的方向，并且攻击泛民和左翼、製造内部分化。由于群众对任何政治组织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须步步为营，以免露出政客难看的吃相，但两派所代表的路线、势力还是会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地干预运动，使斗争变成满足他们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罢工中，泛民企图借这场准备不足的罢工消耗民气，借机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与警察爆发冲突，致使计划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为分裂伞运的恶行而恶名昭彰，在运动爆发之初不敢在运动中高举旗帜，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陆人的排外仇恨，甚至连举港独旗也被「和理非」因为害怕「挑衅解放军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监控和检控使勇武派风声鹤唳，而其秘密的行动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渗透在游行中製造混乱，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出现戒心，「捉鬼」行动就正好反映了这一现实。经济衰退也使中产和小商户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惫，而对运动的热情减退。当运动走下陂的时候，「和勇不分」的内部矛盾就会更为突显出来。 真正的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和集体经验使其具有组织新社会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不会剥削他人的阶级，其集体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体利益，一起从经济不公义、房屋短缺、低工资和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运动必须改变方向，采取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包括组织真正广大的工会和发动集体的罢工，并且采取应付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纲领，包括反对裁员、要求冻结租金以至将物业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为了保持「团结」，强调各有各做，「条条大路通罗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争论。这口号同样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为策略分歧而分裂运动。可是，在运动中存在一种个人主义，且忌讳讨论分歧的氛围，对辩明政治问题造成障碍。 当运动内部的分歧没有平臺讨论时，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连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经大量渗透在网路平臺上，企图带风向製造混乱和扭曲运动方向。此外，由于没有具架构的民主辩论，很多时意见分歧会两极化，甚至往往小众意见被打为「分化」和「鬼」，掩盖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例如，在10月时连登广传了一份「临时政府」的宣言，引起当时在商场抗议的示威者朗诵。其后倾向泛民的示威者认为这份宣言是由「鬼」传播的，目的是给中共有借口镇压。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阶段运动连群众的民主组织都未有的时候，提出临时政府当然是不成熟的，但我们不认为运动应因为中共镇压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香港示威者的国际意识正大大提高，开始明白到需要争取外国人的支持，不能让运动孤立在香港一个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大量文宣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国外的声援行动也举世瞩目。 可是，国际战线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外国政府的支持，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民一样会站在抗争的一方。特别由于黄之锋这类亲美政客企图利用国际战线，使群众寄托于美国人权民主法这个假希望上。我们认为美国建製派不是真诚支持香港民主权利，而只是为了收割民意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来，在印尼、苏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尔、海地都爆发具革命性的运动，全球也有大规模的气候运动，700万人示威和罢课，但运动裏却几乎没有提到，有时甚至仍然说讨论外国运动会「转移视线」。反而主要寄望于欧美各国政府会支持，而各地群众都正在反抗这些政府。可见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还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国际战线也引起了运动内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举行声援加泰隆尼亚抗争的集会。两地情况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剥夺参选人权利，将反对派政治人物投入监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显是受到香港鼓舞，彷效了香港占领机场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应不分你我、互相声援。但亲泛民的示威者反对这场集会，认为支持加独会开罪美国和欧盟，因而使香港运动失去外国政府支持。最终，这场集会有三千多人参加，数字仍算可观，但比起其他集会人数要少。而反动亲资的政治团体为了避免国际团结的意识在香港发展，也不想香港运动寻求工人组织、被压迫少数民族、学生和气候运动分子的连结。香港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可说是进一步、退两步。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真正的国际团结的对象，应该是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群众，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动支持其他国家的运动。我们将继续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左翼议会支持香港的斗争。香港及中国的反专製斗争，就像欧洲的气候危机和大罢工一样，展示着资本主义无法给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权利以及安稳的经济和生态未来。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是不能胜利的，但作为全球工人和受压迫者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将牢不可破的。 黄色经济圈是对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吗？ 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面对政府死硬不作为、冷处理应对五大诉求，群众自行发起更多的抗争手段。当中受到很多关註的，是「黄色经济圈」消费者运动。此一号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都疯狂笔墨口诛笔伐。一时间市面上响应抗争的「黄店」门庭若市，而被标籤为「蓝店」者则门可罗雀，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抗争士气，以致于不少商户纷纷在店面张贴反送中海报和标语等，大壮群众声势。 政府和中共对「黄色经济圈」的挞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时亦反面地展示了这消费者运动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亦要理解这一抗争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费者运动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对香港的经济结构造成影响——众所周知，香港资本大财团立场一直亲中共。这些财团与政府关係紧密，并控製社会上全部主要部门：交通、土地房屋、能源、电讯、大型连锁零售。一项2019年进行的调查发现，24个富豪家族拥有了香港一半的财富。 「黄店」的困难 相对地，支持运动的主要以小店为主，而小店并不掌握本地的经济命脉，而仅仅居于经济链的下游，因此这种杯葛亲中「蓝店／蓝企」的运动，对其实际打击有限。大财团近半年的盈利下跌与亏损更主要的原因毕竟还是由于整体经济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游业、贸易、主要企业新增投资的衰落。 《立场新闻》年初时曾报道过「黄圈」网店「光时」在营运中所面对的困难，包括租用营业场地、物流运输、进货渠道与货源等都面临各样困难。这显示了大财团以其垄断位置与雄厚财力去扼杀小店生存空间的能力。在货源问题上，为了维持基础利润以求收支平衡，有时亦不得不选择一些中国货源。 这些都揭示了现时「黄店」与「黄色经济圈」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客观困境。因此，我们当理解这种消费者运动的限製。 打破既有经济权力结构 「消费者运动」并非香港独有的新运动。过去几十年，气候环保份子一直呼吁民众购买环保产品，并由于为地球带来严重破坏而号召杯葛使用私家车或飞机。但这个策略未能扭转由100家最大企业所製造出来的气候危机。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而要做到这样，我们需要团结斗争打破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并将其以民主公有製来取代。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世上垄断资本主义最集中的香港。 现在，反送中抗暴运动极需要连结到建立新的工人阶级运动。由于经济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恶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现倒闭潮和解僱潮。工人阶级更需要组织起来反抗，准备发动罢工行动来保护工作岗位及工资等。而反威权的斗争则需要以更有组织的方法来延续及强化，例如现在新工会的成立就是正确的重要一步。 疫症下工人受剥削压迫 在资本主义的阶级不平等下，新冠状病毒肆虐下，首当其冲影响最深的就是劳动阶级。根据环境卫生大联盟显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洁工每日约需要35万口罩维持，但现时供应商已经中断订购，存货很快会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环署的外判清洁工也身受其害。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的调查显示，有三成食环署外判清洁服务承办商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口罩。虽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惩教署将增产70万个口罩分配给外判清洁工，但这也代表每名清洁工一天只能使用一个，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环境裏根本不够。更甚者，据媒体报道很多清洁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洁员四处奔波寻觅口罩，用私伙装备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环署更举报没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洁员。更可耻的是大部分清洁员都是食环署的外判员工，外判商时有拖欠薪金的事件发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经济负担 在疫情下劳工处呼吁家务外佣休息日应留在家中。外佣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佣同住条例下，星期天是她们唯一社交、宗教和处理个人事务一日，要她们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删去仅有一日例假。家务外佣最低工资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疯狂炒卖下变成外佣的奢侈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提供外佣充足而安全的住屋，并且确保雇主为外佣提供足够抗疫用品。 港龙空服员工会有意发起抗争，反对公司拒绝全面停飞中国令疫情蔓延。因为在武汉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离营。国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别下令员工放「无薪假」，后者更计划裁减400名员工。 面对病毒侵袭，香港的经济开始步入萧条，资本家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工人，将有更多以「开源节流」之名，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打折扣出粮，或者直接裁减员工的事件发生。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在职场建立强大工会运动，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抗疫装备，安全的工作环境，反对强迫放无薪假、减薪、裁员，在疫症中捍卫劳权。 香港新工会浪潮 2019年的抗暴运动除了极大地动摇了林郑月娥与中共专製政权在香港的统治威信外，更进一步催生了多年以来最热烈的工会成立浪潮，各行各业的新成立工会如雨后春笋冒起。这显示了群众仍然坚定的抗争意誌，开始意识到过去劳工权力的不足和薄弱。劳工处资料显示，去年有25个新工会成立，而2018年只有13个。 但同时，目前新成立的工会仍在试验性阶段，很多实际仍未能真的进入职场。本地工作多年来趋于零散化的困局不会立即就能被克服过来。因此，当务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于新工会真正在职场扎根。要达到这一点，必需以职场中的基层工人作为会员基础，并保证工会的组织民主和定期会议，会员参与民主讨论和决策。这一点在斗争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斗争中的策略和决策应当经过全体会员的民主讨论和同意。 工会角色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突显了在职场建立工会的迫切性。工会应当更积极和深入地强调保障员工健康和职场卫生的诉求，必要时准备发动罢工斗争。工会要吸引更多工人，从而成为一个实体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这次疫情斗争中作出了不俗的示范。虽然罢工没有争取到全部诉求，但经过医护人员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后，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今后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力工会。 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组织形式所影响，成立之初就倾向于NGO模式，强调所谓「会员福利」而远离斗争。香港劳工法规本身就残缺不堪，且明显有利于雇主资方。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新工会必需在斗争中建立起实质的力量，令工会真正成为捍卫劳权、反对独裁政府、反对资本家经济专政的有力角色。 访问参与第一阶段罢工的医护人员 社会主义行动于2月3日（一）早上派员到了玛嘉烈医院的医护人员罢工街站，声援并访问了罢工者。 何小姐是玛嘉烈医院妇产科护士。她表示需要封关，因为医院仅有的一座有负气压房并用作隔离用途的大楼并不足够。「曾经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个怀疑个案，最终该病人确诊，因为担心受感染，该病房要整个关闭了。」而因为内科病房需要接收怀疑个案，因此要腾空妇产科病房，准备接收原为内科病房的病人。妇产科的人员也有部分需要到内科病房工作，填补内科病房人员处理疫症个案的空缺。另外助产士的实习已停止，可见空间和人手明显不足。 另一位受访者黄小姐是九龙一间医院的外科护士，为免被秋后算帐而拒绝透露哪一间医院。其医院需要接收不少怀疑个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疗部的同事也需要处理肺炎病症，故现时癌症以外的非紧急手术，全部都暂时停止了。医院内仅有的两个隔离病房亦差不多满了，故医院打算用其他部门的病房改装成隔离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规格并不是标准的隔离病房，所以她对其安全性很有怀疑。 另外防护装备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规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给深切治疗部和隔离病房的人员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隐形的病人，同样属高危地方。但医管局却漠视这情况，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参加了罢工，希望政府和医管局正视疫症。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香港：疫症期间外佣负担更大 「因为疫情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来自印尼的外籍家庭佣工Seputih向《社会主义者》杂誌倾诉：「老板答应让我放有薪假，但实际我没放，我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弃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假日，这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机会。现在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留在家中，于是他们被永无天日地困在「职场」。有些雇主还威胁说要解雇他们，说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许他们出门，会把病毒带回家。但是，当家佣被雇主派去外出购物或熘狗时，这种逻辑却吊诡地不适用了。 新冠病毒对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工人承受「紧急时期」权利限缩、公司倒闭和收入损失。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担了最大的负担。。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在香港有40万移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他们面对更多的工作量、更长的工时、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隐限製。尽管自我隔离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但对于香港家务劳工而言，这反而意味着比以往更长的工时，而且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 学校关闭 Seputih的朋友、同为印尼移工的Vant说：「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因为雇主的儿子不上学了。但是雇主夫妇还是一直上班。」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半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作量显着增加。随着学校关闭已经超过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风险的群体，照顾这些孩童与老人的负担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于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意味着工人们要受到雇主更紧密的监控。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严格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在平时也已经是对移工非常压迫和侵犯隐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根据法律，家庭佣工被迫与雇主同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私人房间。如果工人不服从，那就会被罚款、监禁和驱逐出境。这意味着家庭佣工下班以后没有另一个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机舱热（cabin fever）」，长期待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损害到心理健康。况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们的「女佣」，那情况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烦或突然发脾气，家庭佣工常沦为出气筒。对于家庭工人来说，休息甚至使用电话也变得困难重重。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外汇：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经济破坏和裁员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宾，这给香港移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移工因为担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议现在严重恶化的劳动条件。他们还担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宾过去2个月失业率急遽攀升，已经有50万个工作岗位被蒸发。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导致520万人失业，使380万人跌到贫困线以下。这些社会没有保障安全网或失业保险，没有工作等于没有收入！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要养着包括他们一年才能见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医疗费用和生存都靠着这些母亲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资！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权，同时必须采取新政策，改变移工因为负担不起社交空间的消费，只能被迫在天桥和公园才能聚会的恶劣现况。香港政府在任何层面，都尽量减少花费资源在移工身上。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政府投入资源建设并扩充现有的社区公共设施，让移工学习、上网、聚集和休闲社交时，能够有安全而卫生的环境。 由于旅游业的崩溃，全港到处可见「幽灵酒店」，现在全港多达8万7千个空房间。我们要求征用房间，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时免费住宿，让他们摆脱日常跟雇主关在一起的幽闭窘迫，作为一项疫情危机期间的紧急措施。就像其他产业的资本家，酒店业也在向政府要求纾困援助。但我们说，如果这些资源不由公共监督、不为公众服务，那这些资本家就没有资格从公帑中拿到补助。 我们还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万港币的特别现金援助，也应该适用于移工。政府声称发放一次性补助的理由是为了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防止零售业的经济崩溃。不论是何种理由，很明显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资源的雇主本来应该提供口罩和消毒剂，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移工自掏腰包买的。 政府必须废除其对待移工的吝啬政策，首先就从废除同住政策和「两星期规定（two-week rule）」开始（移工被解雇超过14天而又无法续约就得离开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资每月仅4,630港币，这个数字往往就是移工实际领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么最低薪水。 社会主义行动亦要求将移民纳入最低工资法，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歧视。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37.5港币）也太低了。工会领导们不应该以什么「成本过高」理由而反对提高移工最低工资，而应该集中在组织群众斗争，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条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为了在危机中保护资本家利益而大洒金钱的时候。 组织和战斗！ 像香港其他工人阶级一样，移工需要组织起来参加工会，才能集体谈判、罢工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独自面对。 最近开始的香港工会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新工会必须要向移工们伸出援手，不能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会，而必须跟移工们团结在一起，在共同的组织裏一起奋斗。他们是香港最被剥削的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能够分享亚洲大陆各地工人斗争的丰富经验，与移工并肩作战代表极其重要的国际联系，这点正是许多新兴工会最常缺乏的关键。只有不分国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奋斗，才能抵抗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工人权利、工作岗位和生计的侵犯。 香港：疫症下中共发动大镇压 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中共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撕破面具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製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 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製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製。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製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除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裏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臺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製。 宣示权力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着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霸权，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製力。 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註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以工人阶级为斗争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重建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製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製度和资本主义。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阶级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已渐陷入萧条，各行各业均惊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众除了要应付卫生防疫用品的额外开支，还遭受到企业资本转嫁损失的双重打击。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较去年同期下跌44%，属香港史上最惨重的单月跌幅，而机场三月的载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时，饮食业、旅游业、以及被勒令停业的一众行业工人，面对行业萧条，雇主首先选择的是将损失转嫁往工人身上。综合不同的调查显示有40-60%的工人面临失业、无薪假、冻薪减薪等打击。而关註综援低收入联盟的调查指，有88%的中小型饮食业雇主正考虑裁员或结业。 不幸的是，这只是危机的开始。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几星期内跌入史上最快的经济衰退。大部分经济学家现在预计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将会发生，意味着经济将会严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啸情况更恶劣。香港的经济极度依赖外来贸易及投资，意味着将会面临重大破坏。 「共渡时艰」不过是空话 对于被迫放无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经被迫放假达三个月之久，部分工人耗尽积蓄后只得借贷渡日，政府于财政预算案中所计划向全民发放的一万元现金迟迟未落实，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况亦不容乐观，裁员的阴影依然笼罩头上，且几乎都面对着减薪和冻薪的压力。资料显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当于一下子减薪20%，调查显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层工人平均面对约8-12%的减薪幅度，41%的工人被冻薪。 更甚者，部分企业甚至开始温水煮蛙地进行裁员。根据《苹果日报》报导，湾仔会展自2月起已从不同部门逐步裁员百人，即便员工主动提出减薪和无薪假等仍然被裁，员工批公司假仁假义，以分阶段裁员减低工人的不满。老板将会用任何手段将危机带来的负担转嫁给工人，唯有在每间企业和职场组织强大的工会组织才能捍卫我们的权利！ 同时，香港各大地产商面对各界要求减租或免租的诉求，一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事实上，在众多商户结业潮下，坚持不减租只会令退租情况加剧，令地产资本的实际损失更大。然而，地产商不愿减租的实质理由并非担心租金收入的损失，而是由于减租会直接令物业的估价下跌，造成账面上的捐失。 可见，无论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机，还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与员工共渡时艰」不过是一句空话，面对经营困难，资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牺牲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谓「抗疫基金」政策同样令人啼笑皆非，首轮基金的发放早被视为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无助于纾缓工人压力。而第二轮抗疫基金的计划发放所谓的薪资补贴，漏洞百出，条件仅仅是要求申请补贴的雇主不得裁员，但对于无薪假式申请补贴后减薪却无任何规管。劳工及福利局长罗致光更称这「并非漏洞」，故意放任资本家合法地进一步捞取本应发放予工人的津贴中饱私囊。 面对这场世界大流行的严重瘟疫，政府根本对工人的困难漠不关心，一心只在乎为财团输血。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比1930年大萧条更恶劣。疫症是加快整个製度进入空前危机的催化剂，但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製度。这製度依赖政府不断註入债务「吊盐水」续命，并使多数人生命更不受保护。工人阶级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反抗。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向财团开征「防疫税」，直接资助补贴基层工人。于疫症期间，商舖及租户全面冻租，及视情况减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医院的投资，并将私院的资源收归于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众的生活优先于财团利润，拒绝冻租的大业主和地产商，立即将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资本主义的疫苗是具战斗力的工会运动，而一个新的工人政党将可以组织群众斗争，以捍卫就业、生活水平并争取建设优良的公共服务。 疫情尚未平息 经济危机已杀到 新冠肺炎虽然没有对香港造成巨大破坏，至今没有如欧美失控的社区爆发，也幸运地没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伤亡。不过，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劳动大众即将要面临更严峻的打击：经济危机、失业与贫穷。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次新的大萧条。对上一次的大萧条中国还是被蒋介石所统治着。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但不是问题的根源。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统取代了实体商品的生产、过低的工资导致债臺高筑、各政府都在趋向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而国际间的合作纷纷破裂。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经济出现了11%的负增长。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 最新预测香港今年的经济会萎缩4.8%。疫情导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经济活动进一步大受打击，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零售、饮食、旅游、航运、酒店业等等。 已经有不少企业，当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进行裁员、强迫无薪假、减薪等等。根据政府官方数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飙升至4.2%，创下九年来的新高。 对上一次香港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已经是2003年沙士的时候，当年失业率最严重达8.5%。虽然现时失业率还没有到达当年的高峰，然而现时数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发所导致全球封城的影响，随着欧美及中国市场的萎缩而失去市场与投资，未来状况必然更为严重。 严重倒退 资产阶级评论员普遍都认为全球无一地区能幸免于严重的倒退。2003年与2008年危机当时尚且有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作为缓冲。但今天中国经济也陷入严重危机，习近平正急着要让经济恢復到「常态」，但这个「常态」早已不一样了。中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也纷纷陷入严重危机，而欧美政府亦准备要加速与中国「脱钩」。根据IMF的估算，中国今年增长只有1.2%，远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来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会出现零增长。 不单是中港经济会大受打击，IMF亦认为「在最乐观情况下」今年全球的经济会萎缩3%，并预测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将会倒退6-7%。这样程度的经济崩溃，相当于过去多年希腊经济大量的失业和贫穷的惨况，亦会有连续的总罢工与新左翼政党出现。而且，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加剧，更多的贸易壁垒与生产脱钩也会出现。而香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经济必定会更受打击，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层大众。在1998年与2003年，港府就曾对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实施冻薪和减薪。 而且过去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贫富悬殊的问题更会变得越来越差。 因此，摆在香港劳动大众眼前的问题，就是就业、工资、维生的问题。而亲财团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愿意改善基层的处境的，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财团和大企业能够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来，并平息民愤迫使大众接受这些痛苦的经济政策。他们会试图营造一个所谓的「团结」气氛，但却要工人阶级及穷人承受危机的负担。我们要应对未来更严重的状况，今天就要加入、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以劳动者的集体力量，抵抗资本家与政府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种族主义──另一个要与之战斗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机在全世界引发了一阵种族主义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种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统治阶级害怕他们的资本主义製度正面临存亡威胁。这曾在1930年代的欧洲发生过。还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亚洲，当西方殖民势力利用种族主义来分化革命和反帝运动，譬如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时华人成为了针对目标。种族主义并非出于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统治阶级所煽动，来对其底层分而治之。 右翼媒体的头条就是例子，譬如法国 「黄祸警戒」、澳洲「中国学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这样的种族主义政客有意使用「中国病毒」等词汇，来试图转移民众对于他处理疫情无能的愤怒。自疫情爆发之初，亚裔人就面对了更严重的语言或身体攻击。在法国，发生了一连串针对韩裔、菲裔、华裔的种族攻击事件，引发社交媒体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断转发。今期《社会主义者》会有一连3页的专题，讨论种族主义对香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威胁，与探讨与之对抗的方法。 问：为什么我们警告种族主义会破坏群众斗争？ 答：因为种族主义是奴隶主和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利用种族主义来攻击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来分化并破坏工人、女性、少数族裔权利的反抗斗争。美国右翼政客现在借助反华人的种族主义作为工具来进行全球帝国主义的权力斗争，而这与保护香港、臺湾，甚至是该国的阿拉巴马州（当地右翼刚提出法案试图禁止堕胎）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 问：反大陆人情绪是种族主义吗？ 答：是。种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形态，并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党是一个右翼联盟，他们将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欧盟。但这个政党最初被称为「北方联盟」，并反对意大利南部人的权利。在印度，穆斯林被当局严重歧视，但是在种族血统上他们与印度教徒没有分别，只是他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皈依了另一个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虫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大陆那些大汉民族主义者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清真」攻击。 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 香港的局势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中共独裁决定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这代表着当局不惜绕过香港本地的政府机构，并对香港进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国两製已经名存实亡，而脆弱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现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香港或许会保有经济自主，因为这对中共政权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但西方可能会采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战」的发展逻辑表明，香港资本家的特权也可能会逐渐受到侵蚀。连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命悬一线，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荡的年代。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Jaco说：「中共国安法影响深远，甚至比去年引发大规模抗争的『送中』恶法还要严重得多。」 「这条恶法意味着中国政权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选举，还可以规定哪个程度的反对声音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颠复国家』和『分裂国家』之类的指控来禁止囚禁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甚至以后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也可能会被入罪。」 国安法重点： 中国大陆的特务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动。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国安机构」来监视和逮捕反对派。 国安法的影响远远超过香港，而更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外交实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脸欧美西方大国。这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爆发后，轮番指谪中共政权。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也重新点燃了中共内部的权斗危机，这使得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现他的权威。 习近平的举动与普京在2014年吞并克裏米亚有相似之处，当然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变了。对在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新现况。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新的危机，习近平对香港收紧权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国安法也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半自治区享有的有限民主权利的正面攻击。中共直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说明他们不再容忍立法会等政治体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来仍然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让立法会通过本地版的国安法。通过大规模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议员资格，使9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建製派胜利的话，那么明年就会进行立法。去年区议会选举成为反政府抗争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党派全面溃败，北京的计划是避免重蹈的复辙。全国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有信心或愿意承受更多丢脸的选举失败，所以选择直接强行通过这条恶法。 中共想要扼杀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铲除香港青年对港独和其他激进思想的支持。但这条恶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适得其反，新法会导致香港社会的更多人群的抗拒，并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独思想。未来肯定将会有更多抗议活动，甚至之后几周内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示威。但同时警察暴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会更加猖狂，以执行习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绪比一年前更为强大。「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在较年长的人群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单靠愤怒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另一条前进的出路。抗争运动中的各派都认同「揽炒」这个口号，但他们没有解释这作为斗争策略来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温和泛民只会说这代表要在立法会用「拉布」（冗长辩论） 等方式拖垮议会。 独裁政权最担心香港的反抗情绪会蔓延到中国大陆，并引发一场比香港更加浩大的运动。若果抗争蔓延至大陆，运动将足以推翻中共专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压就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权在新冠肺炎爆发最初几个月的失当、不作为、审查和隐瞒，在整个内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动摇了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1989年危机的幽灵彷佛再一次浮现。但及后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加无能和强差人意，反而稍微缓解了北京方面的压力。 尽管自中国疫情的高峰已过，危机压力计的度数有所减缓，但独裁政府深知危机并没有过去。因此，习近平现在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孤註一掷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还指：「中共觉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失业，出口行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时，中方与同样动荡不安的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习近平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来分散视线，借此契机来巩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经危机可以妨碍新的大规模示威和帝国主义敌对政权的经济反击。 当局于5月21日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故意向媒体放风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让媒体于人大期间集中关註香港问题，而不是疫情和经济危机。 本身因疫情而推迟了两个月召开的两会，无非是一场个人崇拜仪式，用来盛大颂扬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今年，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盖事实真相。现实情况是，习近平政权在国内失去了信誉和支持，而在国外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对外求援」？ 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重大的报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员或企业。香港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寄望于此。这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观点，但也反映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争斗。即使在香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不足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乱的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民众「对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错误的方向。 香港民主斗争不应该求助于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的约翰逊，或是那些过去一直唯利是图地支持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民主运动应该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国大陆的群众与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中国的8亿工人阶级，他们现在是直接受到独裁暴政和恶法的压迫，同样的恶法正在要施加于香港身上。 从短期来看，中共的残酷行径会让对西方甚至特朗普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议游行中可能会出现更多英美国旗，反映出运动中意识混乱。这些幻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国安法的首要针对目标，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华势力」（即美国、欧盟等）结盟的的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力主游说美国实施製裁的政客。 打击和反击 习近平及其身边的人认为，国安法的製定可以杀华府和其他政府个措手不及。毕竟，因为这些国家忙于处理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打赌西方顶多就是发表一堆厉声严词，但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行动。 《南华早报》报导，国安法是向美国「双倍打赌」：一是立刻兑现去年特朗普亲自签名通过的特别法令中所威胁对香港实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个「骗子、伪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国政府陷入内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机。尽管特朗普与他的官员大声发表了各种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但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其实漠不关心。过去是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加上为了避免被标签成「对中软弱」，他才威胁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现在，即使是以批评特朗普见称的《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国作出回应，但这必须谨慎」。 这个大企业们的喉舌担忧如果美国政府兑现威胁，例如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那些资本家们的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根据去年通过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国政府需要审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如果国务院的负面报告导致那些优惠待遇遭到废除，香港的经济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会如是。美国与香港之间每年380亿美元的贸易将受到威胁。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约290家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可能会是将这个中国最自由的城市瞬间转变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香港的利益了。」（《华盛顿邮报》社论，5月22日） 但同时，面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如果美国被视为软弱的话，那么不仅对特朗普，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地位不稳、以及共和民主两党的美国统治精英内部情绪的急遽转向，进一步促使中国问题成为所有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过去所有总统选举都会有人炒作中国议题作为选举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这一切意味着面对习近平的豪赌，美国的反应可能会比他预料的更为激烈。 如何重启群众斗争 习近平想对香港和过去一年的群众斗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会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习近平过去曾多次进行过火的举动，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大，例如「一带一路」、去年对臺湾的威胁、还有2019年的送中恶法事件。 群众斗争是击败恶法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反对国安法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重启群众斗争只是第一步，但斗争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清楚知道之后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仅仅是号召民众上街是不够的。一场运动必须有组织和长期维持，尤其当敌人如此强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的运动，尽管规模与英勇的程度惊人，但仍然没有成功反抗独裁统治。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树立了群众抵抗的传统和象征，但运动没有成功赢得真正的让步，而中共丝毫没有停下对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说明必须建立更有组织、集中和政治上明确的斗争。迄今为止，群众运动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项至关重要的关键：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因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传统和阶级意识，在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领导优势。虽然很多劳动人民参加香港民主运动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运动的主要群体，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人去参加，而不是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组织势力参加。在香港，罢工这个武器并未曾以认真和有计划方法组织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对于一次性的抗议是可以的，但要组织一场真正的罢工就需要计划和精心准备，需要在工作场所建立有实际的力量──具有民主会员结构的真正的工会。 美国和挪威的群众运动学者在150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知名研究发现：「产业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当产业工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统治时，民主化很可能随之而来。」 （Dahlum、Wig、Knutse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斗争必须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自发行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为了维持运动并传播到香港以外（因为仅靠香港本地的运动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协调，通过民主投票和辩论选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选来代表运动发言并明确指出其目标，以动员更多所需要的人参与。 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得出。多年来统治民主运动的泛民精英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虚拟的碎片化运动也不能提供这个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动员群众变得更困难以前，运动就已经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达到极限了。之后就需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方向和组织方式。 斗争要胜利，就只有在中国引起更浩大的运动，甚至扩散到周边地区。随着国安法通过和中共对香港的直接统治，这个基本事实会更加明显。仅凭「五大诉求」这种非常有限的诉求，或是「光復香港，时代革命」这种仅限于香港的口号，难以使中国的工人看到这场斗争与自己有甚么关系，因而不可能引发一场全中国的运动。如果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不试图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支持这个运动？ 所以说，斗争必须转变为阶级斗争，反抗中港两地的资本主义製度。这个製度不仅不民主，而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导致经济崩溃、住房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的贫困。因此，香港的民主斗争需要超越本来有限的民主诉求（毕竟北京早就完全否决了这些诉求），而是同时涵盖其他迫切的劳动者诉求，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间禁止强製无薪假和克扣工资、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征收富人税来支付疫情的公共开支、将製药公司、银行和地产商收归民主公有，并反抗大资本家的权力。 这种将革命性民主斗争的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性纲领，是组织香港工人（当中高达9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方法，也是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连结的方案。 香港：国安法杀到 抗争到达关键阶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掷下一枚重磅炸弹──港版国安法。新国安法势必打击香港仅余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民主抗争已经成为了「终局之战」。 国安法内容包括反对颠复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也包括要求港府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令人关註的，就是中共政权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承认将会设立新部门执行港区国安法，其包括情报收集及武装部队，并与内地国安机构紧密合作。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门。未来反抗政府的人士将更多受到监控、盗取资料以至判监。 过去国保也并不是没有在港活动，不过也只会是地下进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国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动，将店主虏走到中国大陆拘禁。倘若国安恶法通过，中共国保在港的活动将会更加常态、公然，并且凌驾于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决定」授权了人大常委会製定「港版国安法」的实际条文与执行机製，然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直接在香港刊宪实施，据报北京会最早于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换句话说，这次是北京首次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绕过香港的立法机关直接在香港进行整套立法，相当于废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会。虽然过去人大也曾经对香港事务作出「决定」，包括2014年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和2017年有关高铁「一地两检」的决定，但就实际立法内容还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会表决。 绕过本地立法先例 开了这次先例，未来北京基本上任何恶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颁布并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国安法」会像过去《基本法》23条或送中条例那样，在本地立法阶段掀起香港大规模群众反抗，亦担心权力有限的立法会一旦9月选举如去年区议会选举那样变天，将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赖的机构，因此为免夜长梦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实施。 至于国安法实际条文内容，至截稿为止当局仍未公布。不过，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频频吹风，暗示立法将从严。叶国谦指国安法立法后，「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将成禁忌。谭耀宗更加指，无论是议员或是参选人都不应该反对国安法，否则属违反《基本法》，应予取消参选资格。看来，「港版国安法」会比《基本法》23条更加严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渐进争取民主外，并没有其他纲领。中共不断践踏法律框架的情况下，泛民只能节节后退。由于国安法已经写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会参选人可因被指控反对基本法而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最近就表示国安法「应该由港府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这句话只是诚实地反映了整个温和泛民的思维。要知道在2003年时，民主党起初准备接受一个宽松版的廿三条，只是因为最后有50万人上街才将恶法推倒。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比去年更大规模和具清晰纲领的斗争运动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击。 为何中央突然会今年推出「港版国安法」，且从宣布、起草、立法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 实际上，中共推动国安法并非反映独裁政权的强势，反而是其外强中干的危机。去年香港的抗争原本已经是中共1989年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然踏入2020年，中国面对疫情、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冲突急遽升温，国内面对的危机比去年更加严重。 这些都是国内一个个定时炸弹。北京在这时推出新国安法，正是因为他们急了，害怕香港的抗争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索，威胁中共专製的存亡。 反过来，这正是中共的弱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为议价筹码，以迫使中共让步，榨取更多利润。香港群众要战胜新国安法的威胁，抗争的出路不再于寻求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支持，而是连结起中国亿计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及他们的诉求，将革命输出到全国，结束中共的资本主义专政。 香港：中共整肃校园 需要重建罢课运动 最近，政权正在染指香港学术自主的传统，去年反威权抗争后中共企图全面整肃，有变本加厉的迹象。 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日本在1900-45年对中国是否利多于弊」的试题引起轩然大波。教育局以伤害民族尊严为由，强迫考评局取消试题；二十二名教师被教育局发谴责或警告信，指控他们专业失当，威胁他们或取消其专业资格，背后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为清洗学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统作准备，突显出中共视香港相对自由的教育系统为心腹大患，害怕绐予学生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的例子前车可鉴，国家机器的管控近乎无孔不入，在校园内装设大量摄像机监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有学校更导入头戴式脑电波仪，监控学生的专註度；对教师的管控也不逊色，中共的机关渗透教育系统，于校内安插党委，监控教师的言行。 教育系统白色恐怖 在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法双管齐下，中共于香港的教育系统散播白色恐怖，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的教育系统正在急速走向中国大陆化，教师只被允许讲授与中共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相同的内容。政权得以不同方式惩处违反规定的教师，意图遏止反政权的言论在校园裏传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更发表若学生严重违反国歌法，可报警处理，分明是将白色恐怖带入校园。 中共意图抹杀香港学术自由的行动终究不得要领。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间，因社会事件被捕的专上院校学生约有 2,000 名，18 岁以下则有约 1,600 名。可见政权的高压只会令学生更为反感，中共力图实现的「和谐」终究只是一层薄纱，「和谐」的背后却是言论自由被扼杀，思想被箝製的情况，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成立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校园裏招募大量学生加入。从上年罢课行动的汲取教训，动员罢课必须有实际的组织在校园札根，不能单靠在传媒号召，也不能单靠流水式的运动方法。不同的学生组织举行定期会议，尽可能让最多学生有充足、开放且全面的讨论，积极投入在斗争运动之中。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访问抗争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S：你是谁？为什么要参加抗争运动？ S：最近你的抗争情况是怎样？ S：抗争已经超过一年，年青人有什么想法？ S：你认为国际战线是什么？ 香港：对抗黑警恐怖主义 我们需要社区民主监管 从香港去年的群众斗争中，我们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国家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记者和示威者，甚至殴打路过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却还是给警方拨出港币258亿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为了镇压群众运动所获得的加班费，是政府原本预算的10倍，高达25亿元。与此同时，香港工人的失业率节节攀升。 独裁政权为了让警察效忠于国家而奖励他们。去年警察对待人民如此残暴，是由中共国家最高层决定下来的命令，作为消灭群众抗争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国的占领军所建立起来的，并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国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国后并没有剧烈改变我们的日常作风和製度，也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情况。就像又过了平凡无奇的一天，只不过高高在上的政府换成了另外一个而已。」 民主化与改组警队 不管主子是伦敦还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卫统治阶级、执行种族隔离、杀害罢工工人以保护资本财团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针对反政府抗议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少数族裔、性工作者与难民。 社会主义者主张把警队民主化，这个意思是我们要求每个地区的警队交由当地的社群监管，并透过各个民选的监管委员会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预算以及执法。 这代表我们不单要民主监管警察机构，也要实质废除大部分现存的警察架构，尤其是废除整个指挥体系，将其改造成只用来防止罪案的地区性机构，而不是现在这个实行政治任务与暴力来捍卫威权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单位。要实现这种由下自上的彻底改革，必须调查、起诉与解雇所有犯下滥暴、性暴力，以及违反法律与基本人权的警员。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点在于镇压，而非罪案。再者，打击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是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滋养了助长犯罪的条件。 罪案是社会矛盾的结果 在现时体製下，一名难民母亲因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两年徒刑，同时却包庇纵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级富豪们。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窃、店铺高买，这些往往与经济贫困有关。全民免费且资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医疗照护、便宜出租给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终生社会保险以及由劳工与市民民主参与社会各方面决策，才是最有效解决罪案问题的利器。 我们必须开征富豪税，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拥了2.47兆港元。正因为香港政府的亲资政策，才纵容了这些吸血鬼从一般劳动者身上掠夺到如此离谱的社会财富。但要与之对抗，并实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激进改革，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完成，因此我们需要把大企业与银行收归民主公有，因为社会的财富与生产本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监管与计划，来满足社会需要。 我们主张： 香港：组织总罢工 抵抗国安法 《国安法》令已超过一年的反威权运动再次进入紧急关头。去年抗争中如雨后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会，联合成立了「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并已经宣布准备发起全港大罢工行动反抗恶法。 新工会的联合阵线为推动罢工，首先于6月20日进行民间联合公投，到目前为止参与的工会多达30个，目标由1万名会员增加至6万人，并动员全部会员投票，当中60%人支持罢工。另各工会亦设有各自的「罢工门槛」（承诺参与人数），若8成工会超过门槛后就会启动后续罢工计划：暂定于7月进行3天的「警示性罢工」，如政府拒绝回应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真罢工」。罢工门槛设定得十分高。 全港罢工运动理应建立在一个工会联合阵线上，互相协调行动计划。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香港会计手足工会等五个行业工会另外发起罢工行动，并且将参与人数门槛定为不合比例的10万人。最后他们在「二百万三罢」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罢工告吹，变相对「二百万三罢」的动员造成负面影响。 自运动之始，我们就一直提出罢工是运动的致胜关键。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生产者，主宰统治阶级的经济命脉，如果能有组织地发动罢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瘫痪社会运作，展示工人阶级才是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阶级需成为运动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总罢工 建立新工会是为了弥补去年八五罢工缺乏组织的不足，但组织是需要由下而上、扎根在职场才会强大。大部分新工会乃行业工会，虽有不同公司员工加入，但在职场单位基本未有实际组织，很多时候工会成员会发现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针对。 但罢工不能单靠自发的力量动员起来，而公投和媒体宣传动员也不是传统工运的组织方法。罢工而需要建立集体意识的工会，共同决策并执行民主决议，意味着抛弃「兄弟派山、各自努力」这种个人主义的做法。 当务之急，所有认真希望推动抗争的新工会都应该将重点摆在在各职场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罢工委员会，扩大成员基础的深度及广度。为了壮大声势，各工会可发起联合大游行，展示工会力量，借此鼓励更多劳工加入。 工会是工人的民主组织，工会力量在于活跃的成员基础、动员力、以及战斗性的纲领。因此亦要扣连至劳权、民生议题，组织抗争反对企业因为白色恐怖或经济危机的减薪裁员，才能吸引更多劳工加入。 总罢工是工人阶级最强的武器之一，但现阶段应以集中动员全港一天的总罢工为第一步，并在罢工期间举行大会，与工人一起决定后续行动。在深入职场组织起来、召开工会大会、作细心的部署和准备，才能推动3天或更长时间的罢工。 工会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实——罢工分明是挑战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抗资方打压，而不是像职工盟去年反送中时那样指罢工也「对商界有利」，祈求获得老板的批准。一场成功的全港政治罢工必然令整个资产阶级响起警号，并且以撤资和抵製等方式威胁工人，因此建立一个主张打倒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应对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提出的财产权问题——社会财富是属于工人，罢工的企业应归于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战」情况下 香港将受怎样的製裁？ 在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华府乘势发难，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将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后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将采取行动「製裁香港及相关的中港官员」。而在外部，疫情阴影未去的美国又因警暴问题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运动，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应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说，特朗普现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树立一个敌人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在香港问题上再次作出强硬的姿态。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方案和行动，美国明显因为国内经济萧条、害怕自损利益而犹豫不决。 政治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无疑亦将会令本地资本收缩投资。在中共宣布订立港区国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场立即出现了一次小股灾，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点。而在接下来的数个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锯而交易量大增，难免令人联想中共资本在背后「托市」以试图稳定资本市场信心，并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材料，以示「港区国安法并未打击市场信心」。 从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预计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内容包括检讨引渡条约和出口技术管控。当中最受关註的自然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存废问题，尤其当下全球经济都在疫症的阴影下挣扎，香港本年度几乎必然陷入相当程度的经济衰退。香港政府回应中全力淡化这些製裁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独立关税区地位一失，等同于释出「香港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的讯号，进一步打击外来投资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资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响 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与转口业亦必受打击，虽然政府指美国出口额仅36.7亿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却故意忽略了对美近3000亿港元的转口贸易额（占7.7%）。此外出口技术管控亦势必损害本地电讯业及讯息科技产业，虽然这些实体经济板块所占的本地经济份额不大，但金融业及金融服务业必受连带打击，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收紧美国资本在港上市及投资的控製，借此打击本地资本市场集资能力，考虑到中国每年的外来投资有高达八成的比例经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场的集资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国的外部投资减弱。 短期内，美方可能会製裁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这相比之下反而只属细枝末节。有消息认为受美国製裁的香港官僚将会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补偿，以确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国国籍）会忠实地执行对港镇压政策。 至于美国政府会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兑换美元，从而打击香港联系汇率製度？这显然是最极端的选项，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选项。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也会造成动荡。在实行这一步前，美资需要先大量撤离香港，以减低美方的损失。现在距离这一步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自由市场派的温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国製裁香港，但现在因为害怕取消关税区等过激政策得失港资的利益而游说美国暂缓製裁。香港众誌以至本土派则完全将希望投放在美帝国主义当中。 美国经济目前陷入萧条，而且还未能完全团结欧盟全面抵製中国，因此在发动製裁的初期需要谨慎行事。中美帝国冲突升温和全球化逆转已成大趋势，美国製裁将会转趋强硬。由于民族主义升温，全美国政坛争相打反中牌获取支持，资产阶级可以失去他们的「理性」，不惜牺牲利润来发动他们的权力斗争，突然发动强硬的製裁行动。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然而，即使美国发动製裁并不会帮助中港的民主抗争，中共只会更加利用民族主义来合理化高压统治。而身处前沿夹缝中的香港群众，假如将自身的民主权利寄托，甚至认为可以将其与美国国家利益綑绑，将註定只会是一个残酷的误会。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 国安法兵凶战危 请加入我们的革命行列！ 与所有主张打倒中共专政的组织一样，我们将有风险被定性为「颠复国家政权」。作为积极跟进和声援中国大陆工运的团体，我们过往也有内地成员被中共迫害。 日后香港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控不仅会针对我们香港的活动，那些响应我们联合中港抗争的内地左翼青年也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若果被中共迫害将会付出更大的人生代价。 勾结外国势力 社会主义行动多年来争取外国工会及左翼议员发声，抵抗对香港的政治打压。例如我们成员梁礼邦在组织银行业工会期间被汇丰银行解雇，期后到访巴西争取当地工会支持，并在全球廿多个城市向汇丰银行抗议。国安法禁止「勾结外国势力」的做法是虚伪的。比起反对与外国政府连系，国安法更有可能用来打压国际工运连结。前美国外交家博尔顿（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书透露，去年日本举行的G20峰会裏，习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兴建集中营，而特朗普回应说「这是该做的事！」 社会主义行动希望各位积极捐款支持我们。在镇压风声鹤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对派政团将难以继续公开活动。我们现在也需要金钱加强保安措施。我们也需要你加入我们，在危急形势扩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极权是可以被打倒的，我们对未来的群众斗争抱有信心。请立即加入我们！ 美国：特朗普政府封杀TikTok 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全美范围封杀社交App「抖音短视频」（简称「抖音」）海外版「TikTok」，并已经在8月6日签署有关行政命令。这标誌着，作为帝国主义新冷战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战再度升级。特朗普为避免在3个月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态，因此大选实际上加剧了这场冲突，这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此类措施和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下禁令后，微软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购TikTok，收购价格据传达100-300亿美元，但另外有业界人士估计为400-500亿美元。现在拥有抖音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则希望未来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权。 美国并非第一个表态封杀TikTok的国家。早在6月29日，作为针对导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数不明）的中印边境冲突的报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和隐私疑虑为由，禁止该国民众使用TikTok等59种中国手机App。澳洲原本宣布跟进美国，但该国总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却表示不会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政府也表示不会禁止TikTok。 为回应美国政府举动和公众担忧，TikTok表示数据只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不会与中共政权分享约8亿用户的数据，甚至聘请了曾执掌迪士尼的美国人凯文·梅耶尔（Kevin A. Mayer）担任首席执行官，考虑将总部迁到伦敦，以打造「国际企业」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声称，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须要由美国公司收购，否则就会被正式封杀。特朗普还提出，TikTok的这笔交易应按照一定比率金额上缴至美国国库，但如此狮子大开口引发传统商业媒体《华尔街日报》反弹，批评此提议将为夺取外国企业开先河，并为美国企业遭受同样待遇打开大门。 实质上，「抖音」和「TikTok」是两个不同的App——居于中国的人一般只能下载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国国内的视频，视频上传时要过网警这一关；而TikTok是居于其他国家的人可直接下载的，能看到全球各国的视频。但无论差别如何，这两个App都会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视频，乃至封锁相关帐号。这两者也都存在安全问题——它们会窃取所在设备上的资料，包括IP地址、设备名称和型号、照片和视频、支付相关资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作为中国企业，很可能会在「需要」之时，将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否则也将自身难保。 抖音的争议不真正、也不只在于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个粤语自媒体在直播时被系统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没有使用普通话！其打压地方语言与方言的行为，与中共「推普」时的强力作法如出一辙。抖音虽然会删除几乎所有涉及「敏感」话题的视频，但是对于上传为博取关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彷他人的视频、或者是一些高难度、猎奇、危险的动作的视频，则相当容忍。这样一来，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费用户许多时间的问题。 多个国家以安全、隐私、操纵选举等原因，对于TikTok提出质疑，或扬言封杀，但是这些国家自身的表现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应中国法律，苹果公司将其在中国的iCloud业务交由中国贵州省出资的「云上贵州」共同监管；同年6月，在中国被墙的脸书（Facebook）也承认自己和华为共享用户数据，而华为的中共解放军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会主义者固然反对中共独裁政权窃取世界人民的个人资料，但也警告「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也在以一种较隐蔽的方式做这些事情。仅从上述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也是向钱看，为了打入或巩固中国市场，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国主义冲突下，为了自身利益，才会用起来「隐私」和「安全」等辞藻。 在当前中国与西方政府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双方的措辞都充满了虚伪和宣传语调，以掩饰其自身作为超级大国的目的和利益，并指责对方才是问题。美国和西方企业与中国的科技部门（包括监控和国安部门）紧密合作了20多年，因为合作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企业希望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当时，美欧政客几乎没有讲过人权。直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长久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华盛顿才做出了转变，并发起了全球攻势，试图阻止中国的科技扩张。这主要缘于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兴领域在商业和军事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製度、帝国主义秩序下，个人资料安全和隐私永远不会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压政权「需要」，信息安全和隐私随时可以用各种方式被侵犯。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在对自己的公民进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监视。另外，掌握了媒体也意味着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润驱使的企业和政府控製，它们推送的大量内容必将最终为维护资本主义製度服务。社会主义者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应该是免费的公共事业，同时和经营社交App的公司一样，应该由劳动者和用户而不是秘密的企业精英来民主控製和管理；而这一诉求的实现，也需要全球受压迫者联合起来推翻维持阶级压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国之间冲突的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迪士尼《花木兰》电影广遭负评与抵製 2020年9月4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资製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映。该片内容改编自同名中国民间传说，主要描述一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性人物花木兰。长期以来，好莱坞被指责存在被白人垄断、白人饰演非白人角色的问题，华人自然难以在其中施展拳脚。直到好莱坞、迪士尼日趋看重中国市场、与中国电影界合作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现中国元素。今次该片云集刘亦菲、甄子丹、巩俐和李连杰等多名华人影星。然而，从2019年8月开始，影片就惹来相当多的争议。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花木兰》主演刘亦菲于新浪微博表态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于脸书庆祝香港国安法实施。该片在片尾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鲁番公共安全局等多个中共及中国政府机关，而吐鲁番公共安全局负责关押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考虑到电影于2018年8月开拍，剧组应是在中共于2017年升级对新疆镇压后前往当地的，因此也被质疑是否剥削少数民族劳工，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国民主人士发起抵製行动，随后该抵製行动扩大到韩国、美国等地。 除上述政治问题，《花木兰》的剧情也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在中国也招致很多负评。原作《木兰辞》并未记载木兰所处之年代、年龄、籍贯、居住地，但是可以确定故事发生地对应今天的中国北方，年代应该在北魏；而电影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宋朝才开始有的土楼，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应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电影却把原意改编成了生硬的「孝」。可见，考证不严谨、对中国元素错误应用，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的仍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即「东方主义」）。本来是一套向中共献媚的电影，却被《环球时报》批评为「艺术水平低下」，实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电影《达赖的一生》（被视为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权，还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创动画片《花木兰》被迫推迟一年在中国上映，且票房成绩很差。今天，随着中国资本进军，为了保住中国市场，维持自身收入，好莱坞会对自己的电影先进行自我审查，删改之后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异博士》删除了一个藏人主角，以避免电影因为西藏议题在中国遭封杀。 对于电影在新疆取景的问题，美国19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询问迪士尼相关细节，然而其中包括卢比奥、克鲁兹在内，有不少都是公开的亲资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至于民主运动人士发起的抵製行动，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中国确实存在民主权利被打压、少数民族受到特别压迫等问题，而有一定组织、串连多国的抵製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多普通民众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註。然而，抵製行动的发起人大多对美国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动也会被美帝国主义操弄，从而疏远中国大陆甚至海外工人群众。况且，抵製行动成效不佳，《花木兰》在臺湾和泰国上映两周后，票房分别达到196万和230万美元，在臺湾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业必然被资本控製，拍摄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大部分电影公司则为了追逐流量、票房、奖项等因素而製作电影，将利润置于观众爱好之上。只有摆脱独裁政权的控製，并且消除商业市场的因素，电影艺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 香港：失业危机和严峻经济前景 香港经济环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响继续浮现，特别是由于疫症在过去半年在全球大规模肆虐，毫无减退或受控迹象，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毫不意外遭受到经济重创。穆迪预视今年香港经济或收缩近8%。 根据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经济报告》，劳工市场和就业环境在第二季持续恶化，失业率急升至6.2%，总失业人口达24万人，超越08年金融海啸的高位（5.5%）。消费及旅游（10.7%）与餐饮服务业（14.7%）的失业率也显着上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而且这并没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无薪假的问题。 当中青年失业问题尤其严重，远高于整体失业数字。这说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对的困境极其严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而即使就业的青年，均面对着就业不稳、工作零散化、长工时低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条件出现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职外寻找多份兼职以缓和自己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这仅仅只是上半年的数字，对于香港而言最严重的发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症爆发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并未在数字上反映出来。按小区组织协会八月所做的调查补充，五月至七月基层工人的失业率可能高达28.4%。政府将他们置之不顾，拒绝设立实际惠及基层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政策，令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甚或借贷渡日。从早前劳福局长罗致光恬不知耻地公开承认「政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想到『禁堂食』政策会影响户外工作者」一样，政府根本没有正视基层劳动者所面对迫在眉睫的贫穷，哪会意识到缺乏失业保障对劳动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调查亦同时指出，政府虽然动用了三千亿财政储备推行所谓的「防疫抗疫基金」，但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大资本财团所瓜分。雁过拔毛之下保就业计划的资金实质全数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层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员甚至根本无法受惠。政府不断指出财政储备快速燃烧，却仍坚持继续推动万亿元的「明日大屿」工程。 双重危机 这意味着香港政府将面临双重危机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争运动民众怒火远远没有平息，新一轮的政治打压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民怨的内部压力；经济上，即将到来的失业大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陷入绝望。另一方面，中美冲突和美国对港实施的製裁在中长期阶段亦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短期方面，美国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意味对美出口关税将会大增，虽然整体影响有限，但同时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标，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和投资市场地位打击严重。在短期内不单「香港製造」的工业品，香港对美的服务出口以及在当地的企业都可能被视为中国资本和服务。 中美两国愈趋激化的帝国主义冲突，一直以来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逐渐式微，外来资本投资可预期会持续收缩。香港政府的官方报告显示，本年第二季度，内地共有1265家企业在香港资本股票市场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8%。 可见香港的金融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之间的连结与纽带愈陷愈深，随着未来外部投资资金可能由于中美冲突而继续减弱，中国资本所占的份额将有机会进一步增大。 客观上，香港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中已被理所当然地划归中国阵营的一方，往后冲突中，在美国对中国所实施的经济打击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本地基层的就业和生计将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恶化，可以预期基层青年的失业问题将会成为重灾区。在香港承受中美冲突最大恶果的依然是基层劳动者。面对这困境，工人阶级并非无能为力。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强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为基础的运动（而这正是去年的斗争中所缺乏的），争取体面工作和工资、复盖全面而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合理可负担的公共房屋，而这些都不能指望帝国主义政府和专製独裁政权所给予。 香港：青山湾「黑狱」 迫害寻求庇护人士 超过20名寻求庇护者在七月绝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简称CIC）发起绝食，抗议长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对待。他们受到长期拘禁，入境案件无新消息。部分绝食者已被拘禁超过两年。过去廿年，CIC最少发生过7次寻求庇护者绝食行动。绝食男士尝试寻求律师协助，为他们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机製内作出投诉，但每次只获得「请继续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绝食者一度显得虚弱，羁留室内也普遍缺乏妥当的药物治疗。 恶名昭着的CIC 帝理律师行的一位人权律师表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这裏，就像是永无终止的拘留。他们只知道，他们绝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难民之间，CIC向来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无天日」而恶名昭着，因而取得「黑狱」的称号，「服务使用者」饱受虐待与压迫。 来自乌干达的难民Lawrence 曾经历CIC 的不人道对待。他向社会主义行动表示：「我被警察无理拘捕，然后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脱去全身衣服，入境处人员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属硬物插入我的肛门，以搜查所谓的违禁品，持续了约3分钟，我当时十分惊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会告诉我何时会被释放。我不会有任何通讯设备。他们恐吓不准我见律师，否则会送我到环境更恶劣的囚室，或将我遣返回国。有一次我被他们送到罗湖惩教所，那裏环境比CIC更恶劣，我绝食抗议才有机会走出来。」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症的一年。数以亿计人陷入失业，即使亚洲也有爆发新战争的风险。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造成政治、战争、种族、宗教等冲突，使那些希望寻求和平和安全人逃离自己国家，沦为难民后却要面临刑责、谴返或种族抹黑。港府的种族主义及专製政策使难民身处危险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的种族主义压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违反人权的打压，捍卫难民的寻求庇护权利。我们指出，这个打压难民权利的政府和资本主义製度，同时也打压港人的民主权利和剥削。 香港：港府让财团分赃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经造成近3000万人感染，近100万人死亡。虽然香港的疫情相对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这更多是由于民众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劳民伤财，其最初的无能更加是导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发。 7月中旬开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数急遽上升。单计这次「第三波疫情」，超过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总累计感染个案至今已达到近5000宗。 的确，香港4至6月的疫情较为缓和。然而，自疫症爆发以来，政府一直拒绝社会间要求「全面封关」的诉求。政府更加豁免多类人士抵港14天的强製检疫，当中包括航空机组人员、海员、有商务往来的人，或跨境上学的学生等。根据政府数据，2月至7月底间至少有29万人豁免检疫来港。 而医护界基本认为，病毒不会在社区自动爆发，因此豁免检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早于6月底政府已经知悉有多名曾到访香港的海员在宁波确诊。政府顾问专家许树昌亦承认，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检疫的海员和机师确诊。而病毒追踪亦显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确诊个案与受豁免的跨境货车司机有关。 但后知后觉的政府不为所动，甚至在7月中发表声明，强调豁免隔离检疫政策「维持必须的社会及经济运作」。直至疫情社区全面爆发后才于7月29日亡羊补牢地收紧边境检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发时，政府更提出一系列离地、扰民的政策。当局于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厅堂食，大量基层工人午饭时被迫在户外日晒雨淋地吃饭。可耻的是，政府总部和警察餐厅却继续开放堂食。政策实行了2连天后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权阶级与一般民众的脱节。 大而无当的全民检测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以来，病毒检测就成为了重要议题。在疫情爆发之初，香港检测数字一直为人诟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门的6千还要低。因此，林郑在8月宣布进行自愿性全民检测计画，并且由北京派员进行。 本来免费的全民检测是对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却以官僚方式进行，导致计画沦为闹剧。 政府拒绝公开全民检测计画的费用，但据估算，整个计画约耗费12.9亿元，而最终只有178万人参加，佔本港人口约24%，并仅检测出32宗感染。这与当初林郑月娥夸下海口说能找出1500隐形患者，和食卫局局长陈肇始预料500万人参与的目标大相迳庭。 参与人数低下，源于民众对政府的长期不信任，特别是担心检测过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样本，作为政治监控的用途。而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中共已经在新疆地区实行类似的生物数据监控，并借疫情之名计画在其他省份推行。至于香港疗界则担忧中共藉机接管香港的医疗系统。再者，全民检测依靠大陆团队进行，只是一次性的计划，没有增加本地长远的病毒检测能力，因此对于长期持续的疫情帮助有限。 当然，港府要进行如此规模的「检测骚」，更多地是出于利益分赃。政府从一开始就不经招标就钦点了4家中资企业负责检测工作。当中3家企业华昇、金域和凯普都是在中国大陆上市，而华昇的董事更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计画开支就是落入了这些私人企业的口袋当中。 而疫症对香港的广大基层民众来说，莫过于经济打击。根据官方数字，最新6-8月的失业率为6.1%，对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当中最严重的建筑、零售、饮食、服务业等皆超过10%。然而这个数字并不反映全部现实，打工仔实际面对的还有冻薪、减薪、强製无薪假等问题。政府至今却仍然拒绝设立失业援助金。 「保就业计划」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资助受影响企业的抗疫基金，已经推出了第三轮。三轮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轮当中的「保就业计划」间接地资助员工的工资外，其馀的资金都是直接给予企业作补贴。然而就算是保就业计划，亦是充满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员工资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会再推出新一轮计划。 因此，政府为了维持所谓的经济而牺牲了民众的健康，但这个「经济」是谁的经济呢？是基层劳动者还是财团企业的利润呢？答案不言而喻。 归根究柢，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製度及其政府都是为了维护少数特权阶级既得利益和企业利润。政府高官所谓的「同舟共济」只是空话，这是全世界政客的骗人术语，实际在疫情中基层民众与有钱人所面对的打击是完全不对等的。 我们需要向财团开徵「防疫税」，直接按需要资助补贴基层工人。并且大幅增加在公共医疗、检测的投资，将私院和私家化验所的资源收归于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于疫症期间，商舖及租户全面冻租，及视情况减租或免租，拒绝冻租的业主和地产商，应立即将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众的生活优先于财团利润，工人阶级就需要加入抗争、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以劳动者的集体力量，抵抗资本家与政府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劳饱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许出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籍家庭劳工Beryl，她同时亦是外劳组织KOBUMI的活跃成员。 就算当香港的疫情暂时缓和的时候，外劳们所面对的苛刻条件却不变。她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时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变相老板可以随时召唤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欢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视工人为奴隶。」另一名KOBUMI成员Xena告诉社会主义行动。 很多雇主担心会从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这加剧了针对外劳的种族主义。KOBUMI的Julia忆述：「老板总是会找我们麻烦，特别是当新闻上报导有外劳确诊的时候。」 作为工人，尝试捍卫自己的劳工权利往往会落得被辞退的下场。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处投诉，我们将很难找到新工作。」根据「两星期规例」，外劳如果在两星期内找不到工作的话就会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压 在8月，有14名外劳因「违反社交距离限製」而被罚款2000港元，相当于她们工资的一半。当局利用这些措施变相打压外劳仅余的唯一权利──每周休息日。 东南亚诸国的资产阶级与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设计法规禁止直接聘用，并强迫外劳必须透过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项2017年的调查显示，98%的在港外劳被迫要缴交不合法的中介费用，而70%的中介公司进行包括过度收费等地不法行为。Xena继续解释：「如果我们对雇主不满，向中介公司或领事馆投诉根本没有用，他们肯定会站在老板一方。不过，中介公司和使馆很怕我们会找其他组织帮助。」 显然，外劳需要组织起真正的工会。这能让工人集体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筹备并组织抗议行动，包括罢工行动，这是争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劳的惨况，在于她们往往分散与孤立，导致她们受到当局的严厉歧视和压迫。 只有透过建立外劳、本劳、和东南亚工人之间的团结联合，工人阶级才能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现代奴隶製。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共同合作，实施压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阶级也需要跨国界地组织起来。 社会主义者对「加速主义」的立场 2020年以来，「加速主义」思潮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指纵容或鼓励习近平强化威权内政、「战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权更快陷入内外交困，期待它会更早倒臺，以迎来社会变革（包括体製崩溃）。 「加速主义」得以流行，源于2012年习近平上臺以来日趋强硬的高压统治和阶级压迫，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开始一定程度转化为革命的意识，感到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习近平任内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製；加强言论审查与社会监控，清洗少数民族，搞个人崇拜，种种作为，被越来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为「倒车」。即使从统治阶级的利益角度来看，习近平的强硬政策往往是自损利益，为统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烦，就如自掘坟墓。 「加速倒车」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受到显着冲击，近千万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过世、南方水灾，「加速主义」也已经从一种戏谑的自我安慰，变成一种认真的想法。 随着「倒车」的进行，民间对中共的不满亦与日俱增。但在中国的高科技威权体製下，群众直接表达异见的空间极为有限，组织实体抗议亦面临严厉镇压。加速主义的兴起亦反映群众的无力感，意味着群众尚未有充足信心彻底改变命运，其革命意识仍未有清晰的轮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极权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这使加速主义之中同时混杂着进步和反动的元素。 现今「加速主义」，与历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谋而合之处。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和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主张「失败主义」，即希望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折损其军事力量，令国内群众不满而爆发革命，尽速终结沙皇统治。俄国落败确实成为了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为之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笔。 而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抗暴运动中，「揽炒」（粤语，意为同归于尽）成为一些感到绝望的示威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事情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得足够坏，因此会认为只要抗争能製造社会混乱、使经济衰退，并且支持美国製裁香港，就会自动加速政权倒臺。这意识与内地的加速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加速主义」思潮也有很明显的问题。首先，「加速主义」想要中共政权持续升级在国内的高压政策，认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纵容或者煽风点火就好，实质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势到来。这反倒令日常群众运动出现一种积消极不抵抗的情绪，甚至有这一危险——将争取当前的改良斗争和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例如香港抗暴运动的揽炒派就认为应弃守立法会，也抗拒在运动中加入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因为这些问题在革命来到、中共倒臺时就会自动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斗争，从中争取工人阶级到革命旗帜下，使他们明白到为什么要推翻现行体製。 经济危机和外国製裁无疑使习政权陷入空前的危机。但经济困境对工人阶级意识产生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阶级对前景感到绝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需要组织工会来团结斗争，也需要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其政治行动。香港揽炒派一味为经济倒退而鼓掌，却没有意识到组织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的群众运动陷入了困难时期。固然中共政权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但欠缺组织和领导的抗争运动因为难以抵抗严厉的镇压，而运动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揽炒派」却单方面看到现在是纯粹的革命时期，因此不认为需要纠正运动的弱点，而只需要坚持下去就会自动胜利。现在需要改善整场斗争的纲领和方向，团结内地群众反抗、製订反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将无大臺的零散冲击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等等。 由于盼望中共对外继续「战狼」外交、从而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加速主义」也会为群众带来帝国主义幻想，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并为此回避种族主义等议题，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背后有中共支持云云，这样反而落亲中共方面的口实，并难以团结广大中国及海外工人群众。 积极的方向 总的来说，揽炒派的想法简化了革命的进程。首先没有政权会陷入一场最终危机而自动倒臺，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积极和自觉的行动，创立新的製度以取代旧有统治製度，否则深陷危机的政权可以通过镇压反对力量和发动战争、甚至内部发生政变夺权，从而挽救旧有製度。因此，当政权面临一场危机时，革命与反革命会同时加速来临，唯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以正确的纲领和战术领导革命，才能确保革命会战胜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宁曾提出革命的阶级也要采取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以促成资产阶级政府的失败——即「革命失败主义」立场。类似地，我们呼吁「革命加速主义」——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即使在当前只能以地下形式进行，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当革命情势到来之时，用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推翻中共独裁！ 中国：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製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臺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製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製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着马云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臺、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註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着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着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着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製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製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製，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着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製）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製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贊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製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製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 香港：「DQ4」至总辞——香港半议会民主的结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会议员资格后，其余15名议员发动总辞，使议会只剩下建製派，意味着香港半议会民主政治的结束。从此以后，立法会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样只是独裁政权的橡皮图章。 与此同时，政权的镇压在各战线方面继续，中共现在利用国安法造成震摄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诉。政权针对「光復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建国」及「民族自强」，甚至指控警察的口号，例如「721唔见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也可以被视为违法国家安全的口号。 黄之锋、周庭及林朗彦被控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三罪，被还押等候判刑。及后，警察在全港九的闹市地区严密怖防，并针对青年进行搜查行动，明显政权害怕群众斗争可能反弹。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谭得誌亦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罪，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合共14项罪名。中共趁着美国因总统选举而陷入混乱，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时间才上任，所以选择在这段时间发动攻击。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症为借口取消立法会选举，并以委任方式将议会任期延长一年。当时右翼本土派主张杯葛议会，而经过一轮辩论后，除了陈誌全和朱凯迪外，泛民主派决定接受委任议席，使很多抗争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为了议席而委曲求存，现在最终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议会。 讽刺的是，议会没有了反对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灾难归咎于「泛民乱港」。建製派很可能会在无关痛痒的政策上表达反对，以表示自己有所作为，但作为中共的奴隶他们是绝不会改变其亲财团及反民主的路线。 一直以来，立法会在功能组别製度下确保建製派为多数，专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过，而反对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决。立法会过去一直是群众斗争的其中一个焦点，设定政治辩论的议题，成为发动群众斗争的平臺，但同时，议会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将议题的辩论限製在小修小补的框架内，阻止群众斗争激进化。泛民主派「循序渐进」的保守立场，即希望把专製资本主义製度稍微改善，并期望中共会逐步开放民主，就是议会製度下的政治产物。 泛民总辞时，并没有提出任何代替议会真正的斗争方案，只是寄望事件会引起国际资本主义政府的支持，但结果失望而回。各国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并不在于支持香港民主，而这些象征多于实际意义的措施只是为了争夺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疫症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使他们自顾不暇，现在香港议题亦不是西方向中国施压的焦点。而且这些製裁并不会真正威胁到中共统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国以至香港的工人阶级。只有基层工人的组织和行动才能改善状况。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只是为了保障他们剥夺和操控穷人的权力。 现在反对派仅于的辩论和拖延法案的空间都被剥夺。立法会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众斗争的角色。固然在未来一段时间群众斗争会失去了一个平臺。但同时摆脱了立法会的限製后，将迫使斗争通过新的渠道进行，并为工运註入能量，长期来说使其更加激进化。这一过程在没有议会的中国大陆早已发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党的实力和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议会，尤其保守的民主党和公民党更加如此。它们并没有真正党员基础和组织架构，只有松散的义工和支持者，以及传媒给予的「舆论力量」。所以没有了来自立法会的资源和舆论地位，恐怕有机会陷入瘫痪甚至亡党。 社会主义者主张，现应该召开一个抗争平臺，让各大对抗政权的政党和团体讨论如何重建这场群众斗争，以取代立法会在过往进步的作用，同时摆脱保守议会那种讨论枝微末节的传统，将重点放在建立群众组织、公民抗命以及罢课罢工运动。在香港陷入专製反革命局面之际，更加突显需要联合中国大陆和国际的工人阶级斗争，才有足够力量挑战独裁政权及资本主义。 香港：国泰摧毁工资与岗位——工运的教训 国泰航空从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变得破烂不堪，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国泰对旗下的国泰航空进行大裁员，并停止国泰港龙业务，整个集团总共裁减8500人，相当于集团职位总数约24%。此外，香港航空于今年2月裁员400人后，最近再度裁员250人，并且9月曾推出兼职计划，减少1,200名员工三成工资。国泰由一家显赫有名的企业，变成破落的烂招牌，可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所谓「国际金融城市」的繁华面纱已被彻底撕破。 大裁员 这场爆发疫症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幸存」的员工则被迫签订新的压榨性合约。国泰要求留职员工在两星期内极为仓卒地签署新合约，否则当作「解雇」。职工盟主席吴敏儿表示，今次裁员规模只是第一轮计划，因国泰表示，「今次重组后每月只减少5亿现金支出，而集团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亿元现金。」 新合约条件十分苛刻，部分机舱服务员底薪减约四成，外籍员工原享有房屋津贴，但新约则将会失去。与此同时，高层只是减薪一成！机舱服务员过往飞行时数不足最低的 70 小时，都可以获得底薪。但现在，无论飞行时数增加多少，薪金都会封顶在12,600元。若飞行时数不足 70 小时，更会被扣减底薪。 此外，过去航空服务员若想增加收入，可与同事调更，转飞更多长途机，增加工作时数以提高报酬。但在新合约下，员工的额外飞行时数随时变成「无偿加班」。 新合约条款大削薪酬且长期适用，而高层仅再减薪多一年。可见资本家在经济危机时要求员工「共渡时艰」，目的是要将航空业的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们营利恢復后也不会恢復工人过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场为圣经的香港政府，当「大得不能倒」的财团面临倒闭时，却动用273亿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见自由市场只是拒绝援助基层工人的借口。面对侵吞公帑后肆意裁员的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今次裁员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国泰的「商业决定」。 建製派将国泰亏损的责任怪在示威运动以及工人罢工上，无耻地指责被裁员工是自讨苦吃。这根本是一大谎言。早在去年之前，国泰将燃油对冲而招致亏蚀，亏损金额于2015年至18年高达250亿元的，而今年油价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将工人创造的财富押註在赌场，输钱后还呼天抢地，只有厚颜的资本家才能做到！ 国泰的「商业决定」也具有政治意义：试图粉碎工会组织。国泰员工在面对一年来的打压，加上欠缺有力的工会领导进行反击，现在士气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烂得不能挽救，缺少了斗争的信心。但这并不代表工人一开始就欠缺斗争的信心，这是因为工人缺工会领导而遭受到一连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权运动期间，对政治罢工呼声最响亮的是国泰员工，即使在欠缺工会领导下，自发发动了一场有效阻碍机场运作的大罢工，超过3,000名人员参与，多达235班航班被取消，体现工人阶级力量之巨大，向暴政发起进攻行动。 国泰此后面对中共施压，被要求国泰清洗参与运动的员工，并禁止参与运动的国泰员工飞越内地空域。及后，国泰内部地震，在不足一个月内已有三名高层离任，明显是中共直接干预的结果。国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尸企业——太古集团，必然会站在独裁政权的一方去压迫群众；反之亦然，当国泰资本家利益受损，政府亦会牺牲工人阶级利益去拯救资本家阶级。 当时社会主义行动指出，国泰资方的打压并不只针对工人争取民主要求，他们知道经济危机将临，将要对员工发动经济打压，所以当时企图借机瓦解工会以消除后顾之忧。 失之交臂的抵抗机会 可惜的是，当时职工盟的工会领导并没有发挥领导角色，领导工人发动罢工。8月5日的罢工并不是职工盟有组织的发起的，而是员工自发请假或旷工，这种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发力，但难以持续下去，尤其当工运面对政权有组织的攻击时，就更需要工会组织及领导去斗争下去。可见，整个航空业需要重建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会，真正大量吸纳被打压员工，以民主架构组织起来。 特别是在整个市场崩塌时，将航空业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灾难的出路，否则工人只会接受财团的宰割。整个航空业都应该被公有化，收归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进行互相协调和计划。真正的重组计划应该是踢走腐败的管理层和股东，保障付出血汗劳动的员工的待遇，确保航空业为人民需要而非利润服务。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传媒界 在香港警察国安处进行810大搜捕，搜查《苹果日报》总部后，当局最近正式以欺诈及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黎智英等人，并禁止其保释，政权正连环出击猛烈进攻新闻自由。自从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政府对民主运动以及抗争者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而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医疗界、教育界以及新闻传媒界。 最近，有线电视出现大地震，意味着恐怖气氛已令媒体企业自我阉割。8月，4名亲建製人士「空降」成为新闻部高层，随即对部门进行大整顿，当时已经引起三分之二的新闻部员工联署表达不满。至12月初，公司以减省成本为由对新闻部进行裁员，更即时解雇负责调查报导节目《新闻刺针》的所有员工，共40多人。由于该节目过去多次进行批判性报导，包括对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质疑，此举引起新闻部全体员工不满，认为公司是打压新闻自由，犹如「党媒姓党」，其后有线中国组丶港闻组全部员工宣布集体辞职。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变记者的「定义」，由过往持有记者协会或摄记协会的会员，变成只承认政府新闻处所登记的传媒机构，变相由政府「发牌」。这代表大部分学生媒体、民间网媒，以及自由身记者将不被承认。去年香港抗争运动爆发，许多公民记者成立独立媒体，亲赴现场报导抗争运动和警察暴力，让事件真相能够不被当局审查下传达给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众。 显然，这只是当局限製媒体的第一步，未来有可能会像中国大陆一样，由政府统一发放记者证才可以进行采访。 报復记者 而到了11月，作为公营媒体的香港电臺，其调查新闻节目《铿锵集》的编导蔡玉玲，被当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铿锵集》报导了去年抗争期间元朗黑社会袭击民众的「721事件」。当中节目就事件中接载白衣人的汽车，利用公开的车牌查册系统，调查车辆背后的车主，来揭露这些车主与事件的关系。警方却以有关查册并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虚假陈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争运动中其中一个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与黑社会指间的勾结。事后，警方公开指责媒体误报事件，以及抹黑警队。如今，更以荒谬的指控拘捕报导有关新闻的记者，完全是对记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当局正有意识、有计划地打压新闻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学院的新闻及传播系收生人数为零，可见新闻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极为黯淡。显然，当下议会与选举权双双被废，媒体监察是能对政权造成有效阻力的仅存途径，因而新闻自由被政权视为眼中钉。社会主义者捍卫新闻资讯自由，因为这是劳动大众获得事实真相的权利。不过，无线电视及有线电视的例子，证明捍卫新闻自由不能依靠私营媒体下的伪民主，也不能依靠个别「开明」的媒体老板。有线裁员的例子证明了财团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间转向拥抱政权，配合执行打击新闻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闻媒体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因此我们也反对媒体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往往被少数垄断集团控製，使资讯牢牢控製在财团手中。 社会主义者支持新闻工作者组织战斗性工会，抵抗现时对传媒的攻击。我们主张公共拥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体，并由媒体工作者与读者代表共同进行民主管理。我们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香港：阉割通识科 清洗教育界 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展示政权对教育界实施高压政策，意图全面控製教育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权决意整顿通识科，包括更名、删减一半内容、要求学生前往中国大陆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抗争爆发之后，建製阵营一直引导所谓通识科「教坏年轻人」的舆论。尔后通识科只分是否及格，培养学生具批判思考的「独立专题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权要积极建构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加强学生对中共当局宪製文件（即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认识。同时，「国民教育」将会復活，促使学生只能认同中共的立场。 抹杀独立思考 国外亦有不少对应考科目只作及格与否的评分准则，如芬兰的大学入学试。然而国外所以采取这一製度是为了鼓励学生主动汲纳更广泛的科目知识和培养多元的兴趣。相对地，香港政府仅对通识科实施这一评分准则，显然就是为了「不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思辨，课业的「及格」与否仅取决于学生是否填写上政权所认可的「标准答案」和立场。这不仅打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阉割了通识教育的重点，只求让学生成为唯唯诺诺的行尸走肉。 这一趋势其实早见端倪，近期作为迫害教师和打压教学自主的烂头卒的梁振英，自雨伞运动之后，当时他已盘算「整顿通识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中，对中国历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此说法的题目争议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会有任何利」。这就证明政权根本不在乎学生的思辨和论述能力，只在意他们的立场是否与政权一致。 政权于通识教育方面的打压，动机在于试图将学生反抗意识连根拔起，确保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服从政权。但事实证明，这些洗脑教育往往只是政权的一厢情愿，不管是国民党白色恐布治下的臺湾，甚至是现在内地的学生都爆发了自我组织的抗争运动。 除此以外，政权对教师的打压无日无之，继宣道小学教师事件之后，接续再有多位教师被无理打压。政权当局肆意指责教师失德，有如中国大陆劳改，要求教师参与所谓有关认识中共当局宪製文件及对社会运动批判的课程。对教师是打压和恐吓无疑是政权对教育界「杀鸡儆猴」的把戏。 清洗教师 宣道小学教师一事更是公然大兴文字狱。政权心知肚明宣道小学教师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构成所谓「宣扬港独」的指控，这是彻彻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谬。而政权的行动无疑是向教师及社会传达一项讯息：中共连仅仅是引导学生思考言论自由和社会议题的教师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吓余下教师自我审查的效果。 林郑月娥打算将公务员的宣誓，照办煮碗復製在教师身上。可见，政权已经视香港的学术自由如无物，整顿教师、修改课纲、曲解课程设立原意已是无可避免。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一切对教育界的清算，反对阉割通识科及反对推行爱国教育。我们认为，现在政权势更突显学运需要坚实的组织起来，因为与政权机器搏斗是长年累月的事情，但无组织的黑衣人自发行动不能持续下去，在面对镇压的情况下出现疲惫和迷失方向。学生青年群众组织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组织，并选举产生受群众监督的领导，为重建斗争製订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码——政权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发及「便于追踪隔离感染者」为由，推出所谓「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用以记录用户的行踪。这相当于中国执行的「健康码」，不但没有让民众「安心」，反而引发比疫症更大的疑虑。 现时政府收紧防疫规定，法例强製要求餐饮食肆及其他处所必须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以供市民以应用程式扫描记录出行去向。但现时并未强製要求民众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担心引发广泛的抵製和不合作运动，令政府沦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韩国、英国、澳洲等都有推出类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协助执行防疫工作，但事实上，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发了私隐和行踪纪录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虑，除非像中国般无视个人权利和私隐风险强製推行，否则民众主动合作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实际效用成疑。 更何况经过过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誉彻底破产，在保障民众私隐的工作上更是劣迹斑斑。去年的运动中就已有民众怀疑街头的「智慧灯柱」监控并收集民众出行纪录，因而将之全部拉倒。同时，林郑政府一方面声称「保护警员私隐」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员委任证和展示警员编号，另一方面却对亲政府建製组织在网上恶意披露大批民众的「起底网」视若无睹。 国家恐布主义 甚至有报导指，部分被亲政府「起底网」所恶意披露的资料，极有可能是由代办「回乡证」的中旅社甚或是广东省公安厅所流出。而内地官方媒体如中央电视臺更公然表扬鼓励该网站的违法行为，完全是一种以披露民众私隐为手段的国家恐布主义行径。 因此，香港群众对于所谓「安心出行」、「健康码」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极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资巨大的全民检测计划，即使检测期一再延长，反应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虑同样是担心中共借此机会收集民众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监控之用。 香港处于疫情阴影下将近一年，但依然间隔性地爆发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学证据表明四波疫情的源头基本都来自境外输入，可见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线本已千疮百孔。坦率而言，为防疫症蔓延，卫生机关掌握民众出行资料本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这些政策一旦由一个专製政权，特别是一个以披露民众私隐作为打压手段的政权去执行，必然引发抵製和怀疑。更何况这些怀疑与阴谋论其实极有可能就是事实！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须扫走极权专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对掌握民众资料和私隐的部门进行完整严格的民主监督。 香港：荒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医疗系统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于十一月爆发以来，连日新增确诊人数高企，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轻化趋势。据香港大学及理工大学分析，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轮输入个案引起。 政权不检讨入境和隔离政策，不增加公营医疗资金和支援，林郑政府一面收紧限聚令，一面先后让不同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机组人员、船员外国领事和官员等，豁免检疫，彷佛病毒是会因人的职业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为严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营医疗系统负荷加剧，现时公立医院内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体达99%，深切治疗负压病床亦已达七成满。有报导指，公立医院本已长达数年轮候期的专科医疗服务，在疫情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专科轮候期延长5个月，增幅达四成，九龙东医院联网眼科新症轮候时间更长达172星期，即须轮候3年半！香港公共医疗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长年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却在施政报告中全无着墨。实际上，即便没有爆发大瘟疫，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早已长时期处于超负荷水平。 世界各地处理新冠疫情的经验已表明，日常充足的医疗资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对付这种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点在于社区医疗系统的快速而全面医疗反应服务，并防止医院病患过载崩溃，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医疗资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万幸至今为止香港的社区爆发尚未算非常严重，否则以本地薄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之抗衡，情况将惨不忍睹。 相对地，公私营医疗失衡问题亦对抗疫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立医院仅有香港45%的医院医生，却面向服务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医生约7,000多人，占整体55%，则只照顾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过程中，私家医院坐拥大量医疗资源，却拒绝接收诊治新冠肺炎病人，仅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众的检测服务。可见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医院，在疫症灾难面前仍不愿伸出援手，只想营营苟苟地维系自身利益。 隔离政策同样为人诟病。除获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製隔离检疫14天，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并非专人专车送到隔离地点，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会开放给其他顾客。 「秋后算帐」 另一方面，医护界在年初发动罢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紧出入境检疫政策，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士一直都面临被政权「秋后算帐」报復的风险。然而，林郑政权现时迫于外界舆论和工会组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反复爆发，医护工人不可或缺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全面打击和清洗的企图。医管局宣布，对于2月份参与罢工的7000员工，只会收回「缺勤」期间的薪金，而不会再作出「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跟进」。这无疑是一次工人和工会的胜利，假如医护工会能进一步强化组织和工人参与程度，将可成为一支更强大的工会力量。 林郑自己也承认，所谓对疫症「全力以赴，力争清零」，只是一句戏言，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计划。为方便市民纪录行踪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质疑为全民监控铺路。 归根究底，抗疫和民主斗争是一体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财政，令科技不再成为监控民众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透过民主监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检测和封关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献媚工具？ 现时世界各种新冠肺炎疫苗开始问世，意味困扰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开始渐见曙光。现阶段全球进展最快的包括美国辉瑞、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内地的科兴与復星等，当中部分已经投入大规模接种。美国与英国现开始安排民众接种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这两个最主要爆发疫情的国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与港人关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国国产疫苗，现时却似乎未能给予民众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亲建製的媒体亦不得不承认香港民众对中国製疫苗「反应冷淡」甚至「广泛质疑」。尤其是林郑称中国科兴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该款疫苗的第三期临床报告却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这意味着港人可能将会接种成效不明的疫苗，简直形同草菅人命。与此同时，秘鲁卫生部最近就暂停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的试验计划，因为一名誌愿试验者出现神经问题，导致腿部活动困难。 中国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现时中国国产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临床试验报告，只有中国国药集团董事长称，目前已有数十万人紧急接种国药集团旗下疫苗，没有严重不良反应，亦无一感染。又指华为在墨西哥的办事处大部分员工接种旗下疫苗的无人染病，而未接种的员工却过半染病云云。港大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讽这种口述个案的举动是「石器时代非科学的做法」，指大众认可的是临床实验全面数据，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个别情况。 事实上港人不信任中国製疫苗的根源在于过去中国三番四次爆发过骇人听闻的假疫苗事件，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样，不仅令内地民众深受其害更一度间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应紧张。 可见，林郑政府大手向中国药厂採购仍未完成三期临床测试的疫苗绝非所谓「科学的」决定，而极有可能是一种政治献媚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反对采购甚至安排民众接种成效未明的疫苗产品，并要求公开监督疫苗生产，运输，以至采购流程，以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将世界各国的医药企业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国工人阶级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国际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变成外交斗争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严重打击的难民 「疫症影响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健康。」Mira说。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课，但这对他们来说十分困难，因为课堂用广东话教学，而我帮不了他们。我最大的孩子将要进入中学，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双语学校，而要考入这些学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绩。 「难民是不容许在香港工作的，这导致很多经济困难。他们在疫情下削减了我们的援助金（难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贴。虽然他们没有说明原由，但我质疑他们是认为孩子在家上课后，生活和食物费用开支会减少。 「香港政府为每名香港学生提供$3,500的资助，但我们却被排除在外。我有3个就读小学的孩子，分别读小二、小四和小六。他们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没有给我资助申请表。上个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个年头，他们说要逐个庇护个案处理，但我的案子至今还有任何进展。 足襟见肘 「每个月，他们只给予每个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则只有半额。他们不会为我们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为自己找地方。我们一家只能蜗居在一个很小房间，根本不够空间。特别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内，对我们健康不好。 「难民联会（由难民组成的援助组织）获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们孩子也不能再到联会办公室或补习班。我感到十分苦恼。另一个NGO叫做国际社会服务社（ISS），但他们非常苛刻。他们只会给予一次机会协助交租，但只要你迟交一次，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帮你了。 「对于我来说，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工作去养家活儿。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据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个难民没有工作权的地方。 「我特别担心我的小孩。他们的成绩不错，我的大孩子甚至因为他英文天赋被选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没有护照，怎么去新加坡？他对此十分不开心，但我跟他解释这是由于我们的难民身分，他才无奈接受。 我想问，为什么父母不可以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子女？有时候，我会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层团结战斗 反抗不人道难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难民庇护政策非常种族主义而不人道。现时本港有13000名庇护寻求者，他们居住在隔离、贫穷的环境中，并且被禁止工作来赚取基本收入。 社会主义行动多年来积极参与难民斗争。2014年，在社会主义行动成员的提倡下，难民联会在中环天星码头发起了为期六个月的占领行动。这场斗争最终从梁振英政府手中赢得部分而重要的诉求。原本在食物配给製度下，难民往往只能接受过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后来变成现金券製度，让难民能够自行购买食品。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并参与许多抗议行动，包括在2016年我们带领了超过200人抗议叶刘淑仪，反对她提出在深圳边境兴建禁闭营。 我们与同难民多次参加立法会的听证会，其中一次就提出难民学童所面对的困境。会上，我们让一名7岁的难民儿童震撼议会。她说她不会认字，因为她一直被禁止上学。在如坐针毡的数分钟间，那些议员被迫要聆听到他们那些反难民政策所带来的残酷现实。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区还有无数「计时炸弹」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广东道一唐楼发生了严重大火，造成7死11伤，是九年来死伤最严重的一场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尔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两名小童。据《明报》报，火警生还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灭火筒，火势已在3秒内无声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设法逃生。社区「计时炸弹」还有多少？造成火灾的问题根源又是什么？ 该楼宇没有任何消防系统。根据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1987年前落成的楼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装自动洒水、紧急照明、火警警钟等。但截至上月底，并未巡查涉事的唐楼。 房屋巿场化下的危机 出事唐楼是1951年落成，虽然不是㓥房户，但是「三无大厦」—没有法团、没有居民组织、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对加强安装消防系统造成障碍。金科消防顾问梁锦得受传媒访问时指，现时大部分唐楼的消防设备与现时标准有很大差距，且因楼宇本身结构问题，未必能在天臺加装水缸等消防设施。香港总共仍有约5,300幢「三无大厦」，政府推动的支援计划进度缓慢，令类似惨剧不断重演。 问题的根源在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巿场，房屋的供应要以利润为依归，所以对政府来说是不应该大量兴建公屋去满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减少兴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资本主义巿场有利润空间。因此穷人只能付担起住在安全规格欠奉的住宅。 这场大火死伤者主要是尼泊尔裔人士，在港少数族裔因为语言障碍，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视，令他们长期处于贫穷和弱势。亲财团政府拒绝加大公共开支去促进少数族裔融合社会，因为这并不会为财团创造利润。 大火发生后，资产阶级李嘉诚向死难者家属拨款300万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赚到的金额，连积下阴德都恐怕都不够。因为李嘉诚就正正是房屋巿场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产王国越大，穷人就越只能住进危机四伏的地方。 这场油麻地大火揭露资本主义製度压迫穷人、製造社会不平等，以及服务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质。我们需要社会主义，一个真正为穷人、全体劳动者利益去民主规划的社会製度，它会消减资本主义下房屋投机，并以人民利益为优先去兴建大量公共房间，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伤亡的危险房屋，社会主义行动为此而不懈抗争。 香港：新公务员工会宣布解散 反对打压工会权利 1月16日，于反送中运动中乘新工会浪潮而成立组建的「新公务员工会」宣告解散，工会在其FaceBook 专页中亦指因政府将强推所谓强製要求公务员宣誓效忠一事，工会理事将拒绝宣誓，因而预期将可能被政府开除，丧失理事与工会资格。故此现阶段宣布解散，以保护会员资料。 在2019年的反威权运动中，公务员中亦有大批对政府不满者。特别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大量公务员更耻与此政权为伍，离心离德。林郑政府无中生有要求公务员宣誓，企图以含煳不清的所谓「违反誓辞」为借口，以此诛心罪去清洗体製内的反对声音。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会内所有非建製派，林郑政府正要乘胜追击，为所有公务员下紧箍咒。 而在不久的将来，「强迫宣誓」的政策极有可能会延伸至其他行业，首当其冲的最大可能将会是教师、社工、甚至医护等行业。这些行业在过去皆旗帜鲜明地参与在各种挑战专製的社会运动当中，包括反国教、雨伞运动、以及反送中运动等。当中大量从业员在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性。林郑政府亦早已将教育和社工业界视为眼中钉，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后快。 国安法的威迫下工会权利受到更大的威胁，令资本家在经济危机中更肆无忌惮地以减薪、裁员和加工时等手段打击工人。当连否决预算案都被视为违反国安法时，政府未来更有可能用「颠复国家政权」的罪名来针对罢工者。 报导指，曾有会员向新公务员工会提出可否通过司法复核的手段以阻此「强迫公务员宣誓」，而工会亦坦承，政府搬出国安法作挡箭牌，司法复核胜算淼茫。可见法律最终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政权已决心彻底撕毁香港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谓的法律斗争工作难以阻挡暴政的脚步。 整个工会运动需要动员各行各业的工人阶级，抵抗政权的猛烈打压。可惜，新公务员工会领导在动员反抗前就决定解散。如果工会领导动员会员，召开大会民主製订斗争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国安法通过以来陷于困难的新工会运动。政权势必步步进逼，而其他行业的工会仝人应当意识到危机正在迅速迫近。这不是一个能靠法律游戏以抵抗的攻势，唯有立即地号召各行业工会会员，民主讨论及製订如何在国安法下重建工会运动，包括重建罢工运动。 政府封区「抗疫」— 製造种族主义及歧视 新冠疫情持续在社区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开始实施强製封区检测，油麻地佐敦一带成为首个目标地区，区内围封7000人近48小时后，最终发现13宗确诊个案，确诊率为约0.1%，政府所谓要达到病毒「小区清零」和截断传播链，但最大影响却是引发对区内大量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印尼籍难民May与女儿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旧式唐楼单位内，单位内空间狭窄挤拥，连一张枱也没办法放置，平常起居饮食工作读书也是坐在床上进行。「区内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尔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只会说中文及英语，幸好我能说英语，但我的邻居根本不能与他们沟通。」May 续说：「他们派发的食物中居然有罐头猪肉，我们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后，May 带就读幼稚园的女儿回校交功课，却发现被拒进入，并要申报健康状况，表单上更有一项是是否来自受检测或隔离区域，「这跟往常不一样，学校职员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变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标签为带病毒一样。」 新冠病毒传播没有阶级之分，一视同仁地向欠缺保护的人施袭。但资本主义政府却将病毒传播归咎在种族之上，政府高级卫生官员何理明指少数族裔助长病毒传播，因为「他们喜欢分享食物、抽烟饮酒及交谈」，这显然是散播种族主义。支持少数族裔权益的融乐会则反驳「家庭聚会活动，一般巿民亦会进行，为何政府要强调少数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较易传播疫症」 政府带头在社会散播种族主义的言论，目的是要将责任推卸在弱势种族之上，令社会分化对立，分散造成种种恶劣社会问题根源的焦点—资本主义製度。资本主义製度令香港连续10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巿，超过20万最贫穷人士住在㓥房等环境恶劣的地方，当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如南亚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带，他们每天都面对来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视。长期的不公平和歧视成为他们的梦魇，可耻的是当疫情恶化时却被政府「忽然关註」并指责，而资本主义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楼价、恶劣住房造成的病毒传播、削减社会资源造成的不公平却通通被掩饰起来。 少数族裔、难民和香港基层群众都是香港重商经济下的受害者，统治阶级必然要製造种族主义以分化及维持其统治，因此工人运动需要在反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歧视上扮演领导角色，团结不同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基层工人，以争取更多资源、提高工资、增加公共服务和廉价房屋。 需要的是团结基层工人和所有种族，性别和语言的居民的运动，以争取更多的资源，更高的工资，增加政府对可负担住房和公共服务的资助。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可以击退政权和资本家所製造的种族主义，迫使他们作出让步。这也需要组织成一个强大而民主的工人运动和政党，反对资本主义製度和独裁统治。社会主义行动正为此而战。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财政预算案 香港在失业率创新高的情况下迎来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在预算案宣读前，政府早已四处放风称「财赤严重，睇餸食饭」云云，明示不会加强舒困。特别对于面对疫情困境的基层群众，非但没有大幅增加对民众的社会服务开支，过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减甜」，连过去杯水车薪的生果金综援 「双粮」、公屋免租一个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无视基层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拨款予未来数年的「国安开支」却高达80亿元，相当于全港每人交纳1000元「国安保护费」！时事评论员林和立估计这笔钱将支付予北京驻港人员的监控工作。足见有钱搞维稳，无钱帮基层。 现时香港失业率高达7%，在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更为庞大的就业不足者和被迫放无薪假的工人群体。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而被政府勒令停业的行业工人，早已面临将近整整一年「无工开」的绝境。2019年在职贫穷人口已达50万人，去年人数一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各界的强烈诉求却仍坚拒设立失业援助金，也完全没有措施支援被迫放无薪假者，以直接救济失业与就业不足者，反而设立一个不伦不类的所谓「失业贷款」，让失业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贷，上限为8万元。 这项短期的贷款不仅毫无吸引力，即使失业者日后再就业，随后的还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险的是，假如失业者在还款期未能再就业，更可能被银行追至破产，变相推失业者送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25日的记者会上明言，预期坏帐率会高达25%！换言之，政府在这计划中本来就预期每四个贷款人之中就有一人会面临破产，这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产陷阱！而同时这些贷款由公帑担保，银行几乎不承受任何风险却坐收利息，毫不掩饰地进行利益输送。 对于失业者的救济，亦有学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让失业者预支MPF户口的储蓄以应急，惟政府依然拒绝，揭露了政府只顾保护金融和企业的利益。一方面称MPF要保留作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允许雇主以MPF对冲遣散费，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关註的就是向所有18岁以上公民发放共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间才开始接受登记，对燃眉之急毫无帮助。所采用的电子支付平臺几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宝、Wechat pay等软件，这对于很多小商户就无法纳入消费券的流动圈之中。同时，这又涉及到了政权一直以来密谋扩大收集个人讯息的问题。而且这次涉及到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纪录数据，比出行纪录、通讯纪录等更为敏感。众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图推行所谓「货币电子化」，最终将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钱流动纪录。对于这个诚信早已彻底破产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怀疑这些数据将用于人身监控之上。 政府在预算案公布前就不断放风指「赤字超过3000亿，储备缩减至9000亿」，以正当化自身无视基层的政策。最终预算案的数字显示赤字仅2576亿，储备仍超过9000亿。这表明政府根本没有借口缩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无须「减甜」，即使如去年般再发放一万元现金津贴，所额外增加的赤字仍不过400亿，仍不至于如政府所恐吓的「3000亿赤字」。可见政府并非无力舒困，只不过是无心舒困。 实际上，政府所宣称的赤字，相当部份就是源自于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开支预算今年开支740亿元，比去年增长48%，而未来几年将增长至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元。倾325亿推「落马州创科园」计划、6000亿元「明日大屿」计划。去年为了拯救私人企业，政府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向国泰航空註资273亿元。海洋公园今年又正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拨款67.9亿「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获得公帑120亿。而国泰的註资只能足够其营运约一年，未来恐怕是无底深渊。没有这些「支出」，就根本不会落至如此的财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税基狭窄」，要扩阔税基，但对于一直以来针对财团的税种如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提高企业利得税等采取回避的态度。事实上，据不同的调查所估计，假如开征资产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三项针对富豪与财团的税种，已可为香港库房带来每年100-500亿（参考不同税率）的稳定恒常收入，这笔收入足以大刀阔斧增加公共医疗、护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资源等。另一方面，单单政府胡乱挥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输送的开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 社会主义者行动主张停建大白象工程，开征富人税，设立失业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规模增建公房达每年五万单位，解决穷苦大众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亲资本的政府满足这些诉求无异于与虎谋皮。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斗争，将大企业与银行公有化，让工人民主监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国安法起诉 审讯犹如拷问 中共与香港政府再次发动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参与「35+初选」的参与者后，在2月28日以《国安法》中「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当中包括梁国雄、岑子杰、胡誌伟、谭文豪、杨嶽桥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黄之锋。 被起诉的47人在3月1日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数百名民众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队轮候入内旁听以示声援。下午，在场警方一度举「蓝旗」和「紫旗」威吓群众，其后在旁晚驱赶民众离开并封锁法院。更恶劣的是，当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师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进入法庭之际，竟被在场警员拒绝放行，其后更以涉犯「阻差办公」、「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名将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诉程序亦极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电子证据有待处理，甫开庭便申请将聆讯押后至5月31日，并要求将47人还押，反对保释。在未完成搜证工作的情况下，政府就提早起诉并将被告人收监，相当于未审先判。 审讯过程犹如酷刑拷问，被告在首天要进行连续十四小时审讯，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时未能进食，每天只能休息数小时，三天没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绝让被告更衣。梁国雄、杨雪盈等人审讯期间不支晕倒被送院。 这项「控罪」的量刑极其严峻，量刑起点从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终身监禁。但同时，「控罪」的立足点理据却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声援的民众均表示「控罪」非常谎谬，但对判决的结果却感到悲观。民众纷纷表示，对所谓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难以信任，认为他们只会执行中共的意誌，势必会将47人定罪收监。而在诉讼前一星期，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月22日点名黎智英、黄之锋及戴耀廷，称三人是「反中乱港分子」当中极端恶劣者，要给予严惩，犹如在审讯前向法院发号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会举行「立法会选举」，中共急于在此前执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毁灭性惨败重演。尽管中共对外宣声「国安法」有效「回復社会稳定」，但实际上掌权者深知香港的民愤在过去一年以来有增无减，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发。即使以防疫为名剥夺了集会权利，并打压所有的公开政治活动，但民众正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表达的机会与方式，以对抗专製的打压。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国安法」实施后，超过六十万人依然积极地参与了「35+初选」，这对于中共而言相当于奇耻大辱！因此中共与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为名将立法会选举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时间清洗非建製派候选人。对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过于将候选人统统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发立法会内所有非建製派总辞后，本来已无实权的立法会，失去了最后仅余的一丝认受性。正如我们早前所指出，民众会在短期内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臺，但这同时会对统治阶级造成危险，因为群众的不满情绪会引导至其他的抗争渠道。 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比立法会更有力的新抗争工具。长远而言，幻想会消失，斗争会因而激进化。事实证明，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製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註定失败的。群众斗争必须以改变整个製度为目标。因此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我们社会主义者声援47名被荒谬控罪指控的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场与反资的工人阶级立场距离千裏。同时我们不能坐视政权借「防疫」之名压製社会运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权趁此机会步步进迫。我们主张现时迫切需要重建群众斗争 但鉴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2019的反威权斗争，即使有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却未能赢得重大的成果。未来运动要胜利的话，一定要从近月泰国和缅甸的斗争经验中学习。尤其在缅甸，工人罢工瘫痪了经济和银行系统，削弱了军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财团与银行也是祸害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与专製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製，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製度。各争取民主权利的政党和团体应立即召开一个抗争平臺，在建设工人组织和工会的基础上动员并重组群众，为民主权利与经济生存权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出路。 社会主义行动申请加入民阵公开信 致民间人权阵线： 中共正在吹风要用国安法控告民间人权阵线。白色恐怖的政治气氛令泛民党派纷纷退出民阵。此举对于抵抗政治迫害的斗争并无帮助，实在令人遗憾。 中共要取缔的不只是民阵，而是香港举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会的合法权利。若果民阵受到打击，七一游行将可能从此消失。消灭民主运动的示威权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标。中共下一个目标将是支联会及六四集会。各大民主派工会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阵作为号召大型集会的主要平臺，无疑在2019年的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发起1万2千人游行，酝酿前期的反送中运动，至6月9日的100万人及6月16日的200万人上街，驱使抗暴革命爆发，到了运动中期陷入僵持状态时，民阵再发动818的170万人流水式集会再鼓起运动。即使过去民阵由温和泛民所主导，社会主义行动并非认同其全部做法，但现在捍卫它就是捍卫示威权利。 社会主义行动现申请加入民阵，望获所有留下来的成员团体批准。我们呼吁所有反独裁的团体留在民阵，或者加入民阵。国安法通过前，多个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团体，最后也没有避开中共的镇压，足见退出民阵并不是避开中共打压的逃生门。作为民主运动的团体，理应站出来告诉群众——斗争将会继续。 中国／香港：ISA发起全新的声援行动 自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过后，局势已全然改变。习近平独裁政权和名不符实的中国共产党回应这场运动的方法，就是对民主权利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压，其目的是要摧毁这场运动，并防止未来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任何的群众斗争。 鉴于这些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攻击以及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厉的打压，ISA发起了「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暂译，英文名称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加强大众对中港实际发生情况的认识，以动员来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团结声援。 这个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将与几个其他现有的声援行动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们的同誌和社会主义支持者。他们受到直接的打压威胁和影响，令这场斗争非常具体。 我们的团结运动将集中于中港受压迫阶层（工人、年轻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所面临的局势。我们将避免按照各自议程的各政府和商业利益团体发起的倡议。当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问题受到威胁时，他们既不能为被压迫者发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两国统治者之间的新冷战时代，这尤其重要——因为双方都试图操纵全球舆论，利用全球舆论进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 该运动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组织声援行动。实际和即时的团结声援意味着向遭遇国家镇压的受害者表示支持，并尽可能广传相关事件的消息。该运动希望以提出决议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动照片来提高全球工会和劳工运动对中港镇压的认识，以支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将自製灾难 香港正处于历史性的反革命状态。中共动用国安法全面镇压，参加初选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会被阉割至人大一样，法庭不断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参与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其中5人被判监8至12个月，当中社民连梁国雄（长毛）被判最重的18个月。他们多人还将面对国安法的审判。 中共提出「爱国者治港」，为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终。中共全面改组香港立法会，立法会直选议席由一半降低为90席中的20席，候选人必须获得港区人大政协代表的提名，而且还有国安部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共彻底错估形势，误以为建製派会大获全胜，故此没有取消区议会选举。最后民主派夺得9成议席，使中共惊惶失惊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间极度有限的选举也可以成为群众投抗议票的平臺，因此下定决心要全力扼杀选举空间。现在，中共取消超级区议会议席，因为该五席由区议员提名的，将会由泛民占据候选名单。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选举会变成变相公投，让选民抗议票。 中共对小圈子的特首选举也不放心，即使广大群众并无投票权，还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战中央的候选人。除了取消区议员的选委资格外，医护和社工的权力亦被削弱，而中资代表则获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别。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后体製内妥协和「循序渐进」改革的幻想，不论是35+控製立法会，还是300+特首选票的关键少数，都已是灰飞烟灭。 议会沦为笑话一则，杯葛选举的气氛已在群众中蕴酿起来。建製派已正吹风，指鼓吹投白票将会是违反国安法。不论反对派能否发起公开的白票运动，选民的投票意欲己将大大减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为强硬镇压会平息反抗，但民怨只会继续积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间被扼杀，并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从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时会整顿治港势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员，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抛出「忠诚废物」一词，嘲讽香港建製派虽然忠心耿耿，但却庸懒无能、无力护主，并非「贤能的爱国者」。建製派立法会议员的叶国谦则以「废柴学者」一词回击。建製派与中共要员公开骂战是极为稀有之事，表面上无意义的口水战，背后揭示着建製内部权力大洗牌将会进行，各方都在争夺政治分赃。 习近平政权不会明白，是自己极为强硬的统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弹，激起2019年以来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强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挥香港才可避免日后危机再生，因此改变过去经中联办及香港建製派的统治模式，削弱因山头林立而行动散涣的建製派之权力，由中共党机关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发期间，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设立「危机管治中心」指点治港政策。经过这场风浪后，中共要把直接指挥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由韩正担任组长。这种小组是用于驾空国务院的权力，使国家事务更直接由党控製，方便习近平集中权力于一身。习近平上任以来，担任过经济、财经、外交、网络、法治、国防等小组组长。 没有了民主派，「忠诚废物」出现生存危机。过往建製派动辄将民不聊生归咎于「反中乱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现在，他们不能再以泛民作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责任。若果当连橡皮图章也不如，恐怕会失去对中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在政治小丑剧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评政府的声调，来获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对林郑兴建沙岭超级殡葬城，就是一边向中共表忠、一边向林郑撒野的表现。当然忠犬还是忠犬，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性，更不可能挑战中共和财团的利益。 几名内地商业精英高调成立紫荆党，旨在于新选举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荆党创党主席李山两会期间获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夏宝龙单独接见。该党创办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长黄秋智直指，改选举製度将「沟淡」现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无法听取香港真正的声音」，以至在2019年区选中大败。然而，依靠他们执行中共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製造更多冲突和动荡。香港建製派在扎根多年，好歹在直选中也有4成选票支持，而且利用强大的资源进行地区工作，在不少贫困屋邨能欺骗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内地精英面孔对香港人来说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为离地，难以在香港获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面对严厉的镇压，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香港半民主议会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绝路。中共在主权移交时，对一国两製、高度自治、循序渐进走向普选的假承诺，产生了半民主议会与泛民政党这种政治产物。故此，议会就是泛民的母体。温和泛民并不相信议会以外的群众斗争和组织，他们担心斗争会变得「太激进」会挑战到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议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让他们入闸参选。现在泛民各党已在讨论是否继续参选而陷入分歧。而任何决定参选的泛民政党，都将会被群众视为「忠诚反对派」。 整顿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为了让中资加快接管香港经济。在中美冲突激烈化下，中共要应付与美国阵营的经济脱勾，因此加强接管香港以免经济孤立。此外，中共亦要进一步控製香港的战略产业，包括土地、电讯和电力，从而确保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掌握对香港的统治权。中资占香港经济份额是越来越大，已占据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资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约，中资亦占总款额约一半。例如造价逾千亿元的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合约中，中资占总款额的54%。 中资亦积极收购农地及竞投官地，但囤地面积仍远落后于港资地产商。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发动权力斗争，扫除部分港资与新界地主的障碍。三月，韩正提到需要解决香港住屋问题，随后廉署以涉嫌贪汙诈骗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荣及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程振明等乡绅。乡议局根本是「爱国爱港」团体，为中共效犬马之命，可预见权斗之手未来将会伸至中共多年来的另一个盟友——港资地产商，要知道近年党媒攻击李嘉诚为「地产吸血鬼」而不是新鲜之事。香港地产商要么更开放与中资合资开发土地，要么像李嘉诚的长实那样抛售大量资产。 紫荆党最近流出一份内部刊物，拾韩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强征新界土地，就可解决香港土地问题。这种说法实在荒谬可笑。多年来，中资与港资之间虽然互相争夺市场，但也合资联手炒卖或开发土地。他们总体来说有共同阶级利益，而房屋问题的受害者正是他们的阶级敌人——工人阶级。中共自己就是住屋问题的元凶。 去年以来习李就统治方针出现激烈的权斗。主要代表中共太子党、资本家和邓小平时代元老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在国内製造了不必要的冲突，也与西方国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对峙。他们希望恢復邓小时时期的温和政策，让中国可继续融入世界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香港资本家现在被中共排挤，也一定程度上这场权斗的延伸。 事实证明，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立法会形成「35+」从来都是不现实的，中共政权永不能容忍伪议会落入反对派手中。由此可见，在製度内循序渐进改革是註定失败的。群众斗争的逻辑是要改变整个製度。 在可预见的将来，斗争会失去了立法会这个斗争平臺，但群众的不满情绪亦因此会被引导至其他更激进的抗争渠道，对统治阶级造成更大的危险。如果基层劳动者在职场组织起来，建设真正战斗的活跃工会和群众组织，会形成一种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争工具。中共自作聪明的「震慑」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运动「蜕变」。 香港斗争需要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知到不论中资、港资还是外资都是祸害元凶。资本主义与专製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分别是一只恶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镇压民主权製，以保护权贵对基层工人的剥削製度。运动也要抛弃「香港斗争可以在一个城市内胜利」这一想法，而要将运动连系至中国大陆同样受极权压迫和资本剥削的群众。尤其现在中国青年大大激进化，下一场大规模运动可能会先在中国大陆爆发，倒过来鼓起香港的抗争。 香港：青年穷人无份的BN(O)居英权 在中美冲突升温下，英国政府一改过去无视、甚至附和中共镇压香港的态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计划来回应《港区国安法》。去年英国政府放宽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签证及居留，并拨款4300万镑为移英港人提供协助。除了因为与中国发生地缘政治冲突，英国政府也想借此抢夺香港中产阶级带来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据报已有两万七千名港人通过这一计划申请移居英国。英国当局估计未来5年将会有超过30万港人移居当地。中国视之为挑衅推行反製措施，宣称「不承认」BN(O)为合法旅游证件，甚至不排除未来会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港人移居权和庇护权，反对中共的打压。 留英计划被很多港人视为德政。事实上BN(O)政策源于1980年代右翼英国政府不愿意给予港人英国公民身分，声称这会使英国「被外来文化淹没」。今天这项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国政府估计，虽然持有BN(O)的港人数量将持续上升，去年年底已达73万，能通过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岁以下者，除非他们的父母持有BN(O)并有意离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申领BN(O)，根本没有机会出走。最需要受到庇护的一群将受到无视。 成本高昂 BN(O)签证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以英国的生活水平社会，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资产的中产阶级，否则难以承担当地的生活费。据《经济日报》报导，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国，等候入籍的6年间开支至少须485万港元。这就使得基层民众却步。 香港贫富悬殊严重，中上阶层坐拥丰厚资金。去年全港拥有1000万港元或以上净资产的「千万富翁」达51.5万人，创历年新高。港人资金的流入直接推动了英国的楼价飙升。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香港买家占整体外国买家的4%，高于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业主更试图在当地復製香港式炒楼牟利，大量地产业者正在开班传授炒楼技巧。资本输出到哪裏都像蝗虫一样侵蚀资源，所谓蝗祸根本是阶级问题而不是族群问题。在资本主义体製下，香港人未来也不免会在英国或其他避难国裏面对种族歧视。 过去两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继续斗争，举办声援香港抗争的集会，应该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义（港人身分认同）来建立海外生态圈却只是一种幻想。在20世纪初，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批形成中华民族意识的群体，并为1920年代反帝运动埋下种子，是因为华侨工人阶级有着受到种族歧视与欺压剥削的共同经验。然而，今天中产阶级为主的香港民族主义是相当软弱，移英港人欠缺集体生活的连结，使「港人身分认同」难有组织的发展。海外黄店可以像民主墙那样作为宣传平臺和表达空间，但在金融资本垄断的今天这并不会形成独立的经济圈。目前大部分黄店赚到的钱是不会回馈给抗争运动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联结英国政府或两大党权贵政客，而是团结在英国的工人和基层群众，挑战英国的工会官僚，要求工会支持中港民主斗争，亦要中国大陆的群众输出革命，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 香港：巴士逆市加价 市民百上加斤 疫症下市民面对无薪假、减薪甚至失业。九巴及新巴城巴却于3月中获行政会议批准大幅加价。九巴已于4月4日把独营路线价格上升平均5.8%，最高达8.6%，联营过海路线则分阶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则获准加价12%。首阶段已于4月4日起开始整体平均加价8.5%；并于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过去十数年多次加价，数次高于通胀。当中城巴和新巴于2019 年1月加幅更达9.9%。九巴母公司载通国际去年因获政府补贴9亿元，令其有2亿元盈利，近5年已累计赚21.8亿元。而且九巴于2001年把其广告业务附属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帐目并没有直接包括其广告收入。由巴士车厂用地所得，卖楼及出租商场收益，则归载通国际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对员工则越见刻薄。九巴后勤部门于1月有数十人遭「劝退」离职。自3月起，以合约形式续聘已退休车长改为只以半职聘用，更指定夜更岗位。底薪较旧合约减少三成。而负责清洁车厢的清洁工，则由4月起被转为外判工，转职到清洁承包商工作。至于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强製员工每月放1至2日无薪假、要求「自愿申请」短工时更份安排，即相关更份最多上班4小时，以时薪计算工资。于2月先后解雇了10多名文职人员和逾40名后勤部门员工。3月获批加价后，更把所有兼职车长停职。 疫情下削减班次 提供市民服务方面，疫症下乘搭人次减少，本来正好令每班车的载客人数减少，以保持每人的距离，减少病毒传染机会。但政府却批准巴士公司缩减班次，让疫症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长至30至50分钟一班。现时南区部分路线上班上学繁忙时间候车需时达半小时，今年初新巴城巴个别路线甚至曾经于周日每小时才有一班。 社会主义者认为，大型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运作目的，应用于提供免费及优质的服务，并禁止疫症期间任何恶化员工待遇的行为。工人需要团结组织工会才能有抗争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业公有化，置于民主的集体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为民众服务。 香港：「套丁」数十年 资本赚到尽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荣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关註起新界「丁权」及「套丁」等问题。 所谓「套丁」，指的是拥有建屋「丁权」但无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与有地但无建屋权的地产发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产商廉价「卖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请兴建「丁屋」。私底下，该「丁屋」实际上由地产商所拥有，并由地产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笔据称约十多万到五六十万港元不等的「套丁费」。按2015年李钦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决显示，以上的「套丁」行为属串谋诈骗地政总署的犯罪行为。 假如我们宏观地审视，根据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会十八题：乡村式发展地带」新闻公告显示，法定图则中规划为「乡村式发展」的土地的总面积为33平方公裏（约占香港总陆地面积3%），而全港整体的住宅用地仅占香港总陆地面积4%，意味着香港超过90%的居民挤拥在4%的土地上，相对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却（至少在纸面上）有着3%的土地预留。 但事实上，正由于土地紧绌，现时大多数所谓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无地建丁屋，他们最多不过是一次性地将自身的「丁权」出卖予财团，套现区区数十数现金，与财团「套丁」后发展成动軏市值千万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连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据《苹果日报》报导，地产发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转售的暴利，往往通过村长乡绅甚至黑帮威逼利诱原居民出卖丁权，过程中多番涉及众多利益瓜葛而发生血案。可见目前，实际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谓「丁权」根本并非建屋自住，而仅仅是地产商和乡绅牟利的其中一条渠道。 早在2016年，媒体《香港01》已曾揭发「新界王」刘皇发与其两名儿子刘业强、刘业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发展丁屋屋苑「龙涛湾畔」、「成发山庄」等，获利1.2亿。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权的原居民亦直认当时早已出卖丁权，卖价仅五六万元。 套丁行为的非刑事化 据报导，涉嫌套丁牟利的还包括前行会成员张学明、广东省政协温幸平、地产商金朝阳集团、甚至负责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见这些建製中坚，一方面猫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众住屋问题，另一方面却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数以亿元计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个「套丁」屋苑「晓门」公开出售，整个屋苑占地达3.3公顷。而这一「套丁屋苑」并非特例，大埔「华乐豪庭」同样属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顷，已相当于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积。相比之下，以「晓门」为例仅发展277户，而占地相约的公屋启晴邨（3.47公顷），则发展了5,204户，两者相差近20倍，这是对土地发展荒谬的浪费和挥霍。 与此同时，套丁泛滥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现时特首林郑月娥身上，据香港电臺报导2007年时任发展局局长的她应乡议局的要求，将丁屋申请表中，申请人声明没有转让丁权的一项剔除，变相将套丁行为非刑事化。而这一政策的改变，全港民众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钦培套丁案开审，乡议局出示林郑签署相关政策改动的信件，全港上下才惊闻此一消息。 但面对这些严重且泛滥的情况，即使媒体甚至民间团体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关的官僚机构却几乎完全无所作为。被媒体曝光的套丁乡绅名流等人，在过去数年间绝大多数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诉。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后，民众对封建乡绅和「乡黑」势力憎恶至极，大批民众自发追查其不法行为。到最近，廉署方才姗姗来迟地逮捕数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权问题积陋已久，这本身就是一项传统封建宗族的残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散发着封建时代中令人欲呕的恶臭。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应当立即废除丁权，全面没收所有地产商及「乡黑」势力的土地和农地，由居民代表及规划专家组成的土地委会员规划发展，全力兴建廉价优质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应全港民众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经济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超过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见终结。虽然病毒对民众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区那样严重的伤亡，但对劳动大众的影响依然巨大，特别是经济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全年经济增长为负6.6%，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差，而且亦是连续两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击，短短一年间，失业率至今飙升到7.2%，是自2004年以来最严重。除此之外，打工仔还要面对就业不足、强迫无薪假、减薪。受到最大冲击的行业无疑是零售、饮食、旅游、航运、酒店业等等，当中餐饮业失业率更高达14.7%。而贫穷人口亦屡创新高。 虽说是疫情导致经济状况恶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经陷入经济衰退（源于中美贸易战与中国经济放缓），2019的经济增长为负1.2%。 的确，普遍分析认为本港今年经济会出现反弹，港府预测本年经济增长为3.5至5.5%，至于IMF也预测有4.3%增长。不过，这是建基于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数，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数字加起来，经济仍然为负增长。IMF亦警告，全球经济反弹后会逐渐失去动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经济数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后香港表面经济数据能很快復苏，但严重的失业率要持续到5年之后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说虽然经济数据可以改善，但工人阶级的处境往往要更延后几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说贫富悬殊的问题实际上是越来越差。而当年的危机尚且有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作为缓冲。然而，今天中国经济也陷入自1976年来最差的状况，未来经济困难的时期还会持续。 港府是贫富悬殊的元凶 同时，香港政府将摆脱经济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规模接种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医疗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长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种率一直偏低，疫情反复未来仍然会威胁经济。而在经济危机持续下，最受打击的就是广大基层与劳动大众。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9年的贫穷人口达到149.1万，贫穷率为21.4%。但官方的贫穷线定于算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一半，1人家庭的贫穷收入仅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费昂贵的香港下真实的贫穷状况。但这贫穷数字已经是自2009年政府设立贫穷线以来的最高。至于深受疫情打击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会贫穷必然达到破纪录的程度。 面对劳动大众严峻的贫穷、失业问题，这个坐拥过万亿储备的香港政府做了什么来救济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政府以巨额财赤为由，非但没有设立如失业援助金等的社会保障，连过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减甜」，连过去杯水车薪的生果金综援「双粮」、公屋免租一个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实际上，政府所宣称的赤字，相当部份就是源自于大白象工程：倾325亿推「落马州创科园」计划、6000亿元「明日大屿」计划。而去年为了拯救私人企业，政府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向国泰航空註资273亿元。海洋公园今年又正向立法会申请追加拨款67.9亿「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获得公帑120亿。当中国泰获得政府註资后，更随即大规模裁员8500人，留下来的员工亦遭大幅减薪。 似乎政府现在已毫不隐藏地充当工人的刽子手、贫富悬殊的製造者，显露自身服务资本财团的本质。 与此同时，纵使疫情与经济危机的影响，有钱人却越来越富有。花旗银行早前发表《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20全港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资产的人口达51.5万人，上升2%，创历年新高。这与全世界在疫情期间的趋势吻合，全球资产达到10亿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当中有23名香港富豪挤身全球500大。可见，统治阶级不断宣传的「共渡时艰」是假的，朱门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劳动节 最低工资$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劳动节是劳动大众透过抗争来捍卫自身权益的传统节日，但去年五一当局首次借助「限聚令」来禁止游行，而今年亦以同样原因不能有五一游行，可见政权打压民主权利也就是在打压工人权利。在国安法镇压下，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及医管局员工阵线余慧明身陷监狱，未来政治罢工很可能为定罪为「颠复国家政权」，加上白色恐怖气氛也会压製经济罢工。 对于香港的广大工人阶级来说，劳动节实在有太多太多需要争取的改变：全民退休保障、廉价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时、男女同工同酬、工会集体谈判权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冻结最低工资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订立最低工资以来，水平一直极低，现在仅为每小时37.5元。今年冻结最低工资后，意味着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变相这4年来基层的收入连通胀也赶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价）。根据乐施会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要在香港能够得到有体面的生活，应付衣食住行等开支，在计算通胀影响后现在基本一人开支为$11,328。以标准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时製来计算，最低工资应定在每小时$66，也就是说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这个工资水平亦应与生活物价挂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万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来看，这个基本工资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劳动者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们剥削掉。 展望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保护主义、去全球化成为「新常态」，传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未来可谓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北京及港府近年积极推广「大湾区」融合， 目的就是将香港纳在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圈内。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谓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青年人到大弯区工作，并以公帑补贴企业的工资支出，这就是当局试图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方案！不过要知道，大湾区是没有独立工会的，工人维权是非法的，习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时候更加将恶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变为血汗工厂的新力军。 近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也是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两者占额都超过一半。中资企业越来越大举进驻香港不断加速，去年有中国体育品牌李宁入主港资服装品牌Bossini、中国移动旗下公司以工业地史上最贵金额击败港资地产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国安法》通过后，美国商会的调查指2/3美企认为情况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调查显示超过30%日资企业考虑减少在港业务。中资未来势成为香港的新「霸权」。 香港被绑上中国经济列车 至于香港的经济支柱金融业，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为中资企业，比例史无前例地高。今年随着中美冲突恶化，美国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越来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会寻求在香港「二次上市」，当中包括百度、哔哩哔哩、携程等。过去中美冲突，美国也曾经考虑针对香港的美元结算及联系汇率製裁中国。未来，香港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中国金融中心」是大势所趋。 因此，香港不单是政治「大陆化」，而且整个社会与经济命运也与中国绑在一起，未来越来越左右香港发展的，是中国的局势，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团结中国大陆工人共同抗争。 摆在香港劳动大众眼前的问题，不外乎是就业、工资、维生的问题。然而，亲中共、亲财团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愿意改善基层的处境，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财团和大企业能够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来，并平息民愤迫使大众接受这些痛苦的经济政策。 香港的劳动者需要意识到，我们与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压迫者都是命运共同体。要应对未来更严重的危机，今天就要捍卫工会权和罢工权，反对国安法镇压，并且加入、组织新的战斗性工会，以及我们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党。不但要在香港重建斗争，更要连结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劳动者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资本主义与独裁的一切剥削与打压。 香港：疫苗接种一再「甩辘」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种计划，但显然反应并不热烈。截至4月7日，疫苗计划开展到第41天， 接种第一剂的人数仍不到52万人，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确诊率不减反增，而中国也传出医护人员接种2剂国产疫苗后仍确诊感染肺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终于坦承，中国疫苗保护力低，当局正考虑混打不同种疫苗来提升保护力！ 死亡风险 民众对疫苗接种缺乏信心的因素众多，首先的原因在于安全性问题上。特别是对供港主力的中国製科兴疫苗安全性抱有极大的怀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于接种疫苗后死亡，当中13人接种的正是科兴疫苗。虽然未有证据指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存在因果关系，但接种中心在打针前并没有检查市民的病历，加上所谓专家并无加以检查死亡个案，政府一切照常继续接种计划，使民众的信心大受打击。 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政府的接种策略绝对难辞其咎。须知为应对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国的疫苗不管是科兴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获「紧急使用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来，首次全球性大规模批出EUA进行广泛全民接种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意味着这些疫苗有着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药品更高的风险。因此在中国，政府官方还称「临床试验关于老年人保护效力的数据还不充足」，要等到「获得足够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后」才会开展高龄长者的大规模接种工作。 奇怪的是，连科兴自己也表示不建议长者接种的情况下，香港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优先安排60岁或以上人士及长期健康问题的人士接种。而结果自2月26日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接种后出现严重反应须送院的亦多数是长者。显然政府想营造一个照顾长者的形象，但这毫无根据的优先接种政策却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觉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长者作为「白老鼠」，以供给科兴疫苗高龄群体的临床接种数据。 此外，造成反应冷淡的原因还有于接种后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压游行集会的限聚令是否会取消？「疫苗气泡」会否重启，以尽可能恢復航运与旅游业的运作，让从业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种？所谓「疫苗护照」的政策进展又是如何？正与多少国家地区接洽相关安排？是否可以让部分被勒令停业或须遵守营业限製的行业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这些通通都是民众最为关心的事项，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却似乎讳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废话。政府对本港疫情毫无掌握，加上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各自为政，难以互相协调抗疫政策。今年社会运作能否恢復运作仍有很大疑问。 同样的，政府供应的也一直以来仅仅只有科兴或復必泰两款，而从未看见政府有意扩大供应的种类，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这些因素同样都令疫苗接种率和进度缓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兴在巴西的合作伙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最终研究数据， 结果指出，完成两剂科兴疫苗接种后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有效率仅得50.7%。假如按世卫60%才能达到有效的群体免疫效应的标准，那即意味着即使全港所有民众都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香港都不能摆脱瘟疫的威胁。 官僚怠政害苦民众 再一次，香港政府对接种疫苗后的官僚怠政，加深民众一直以来的怀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过将瘟疫维持在一定的威胁水平以借辞打压游行集会等民主权利。毕竟连梁爱诗都坦言担心疫情平息，各项限製撤销后大规模抗争运动会卷土重来。 社会主义行动认同接种疫苗是对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们主张应由医护人员及专家民主产生的抗疫工作委员会製定防疫政策，并统筹一切抗疫物资的采购、物流和供应，基于科学数据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国际声援抗议日——反对香港「国安法」审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罪」的「长毛」梁国雄与其他46名被告将第二次上庭受审。这是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独裁政权去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后，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审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本案于3月1日首次开庭，这是当局发出的一个严厉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来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长毛」在内的36人被拒绝保释，并在「调查」期间继续被羁押。在过去的香港，基于被告无罪假定的原则，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案件（例如谋杀案）审判，否则通常准予保释。3月的审讯持续了4天，被告甚至被剥夺了洗澡或换衣服的权利。当时有10名被告晕倒，包括罹患心脏病的「长毛」在内的4人需要送医。 中共政权通过这次「国安法」审判，其打击面涵盖了几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对派领袖和参选人，包括工会运动人士、亲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长毛」这样的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曾五次当选为立法会的议员，而今天这个机构已经成为了橡皮图章。习政权在香港实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机构或商会将钦点4/5的立法会议席，而国安部门亦能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筛选，以确保只有「爱国者」才能参选。「爱国者」的定义是那些毫无批判地绝对服从习近平政权及其镇压政策的人。 针对这47人的「颠复国家政权」指控，案情指他们在2020年7月国安法实施数周后，参加了的非官方举办的「初选」。超过61万名选民在这个「初选」中投票，来决定泛民参加2020年9月（后来被取消的）立法会选举的代表。这次初选的投票率异常地高。而中共声称「初选」是为了推翻港府的阴谋。 无论胜出初选与否，所有参选人都被指控「颠复国家政权」。「长毛」没有赢得初选，因此根据7月份的结果，他不会成为9月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作为在斗争中拥有良好记录的战士却不能成为候选代表，这显示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意识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乱的。2019年的群众抗议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达200万人上街游行。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并勇于挑战强权。 2019年运动的教训 青年人是推动斗争的力量，他们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对派主导力量的泛民政客，人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太软弱」，并正确认识到他们阻碍斗争的角色。不幸的是，运动集中于「勇武行动」而忽视了政治，且强调「自发性」，而非去建立有组织的群众组织（民主委员会、工会、罢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导致许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乱的人物和团体冒起（言辞激进，但缺乏运动致胜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运动变得精疲力尽的后期，部分团体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们希望押在美国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实际上很表面的）製裁。这些组织缺乏有效的前进方式，而走向了彻底的死胡同，这也代表着运动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误解。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呼吁我们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进行团结声援行动，抗议香港的国安法审判。在大城市，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外进行抗议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在某些国家，即使在小城镇，英国、香港的主要银行，譬如汇丰银行的办公室甚至也可能是进行抗议活动的好地方。（汇丰银行的是国安法的帮凶。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王冬胜是中共独裁政权下的政协委员，并力挺国安法） 我们要求废除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强调重建群众性反独裁的革命斗争的必要，将斗争传遍中国，并将反对无处不威胁民主权利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以下是「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新传单的正文： 反对中港镇压！ 团结基层、国际主义，不信任为大企业服务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发群众抗争以来，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争者被捕。当中有600多人因「暴动」和「非法集结」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许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独裁政权将抗争者称为「恐怖分子」和「境外敌对势力」，并强行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以镇压民主运动。国安法的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香港曾是中国唯一拥有有限民主权利的地区。然而自从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这座城市已成为事实上的警察城市。中共习近平专製想消灭民主「病毒」，他担心这种「病毒」会从香港传播到中国，同时他也想在与美国和西方政府不断恶化的冷战冲突中表现出强硬态度。 香港的镇压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名社运人士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严重罪行。 •国安法严重侵害言论自由。香港民主运动多年的主要诉求口号「结束一党专政」，现在被视为颠复国家政权，违者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在中国是个禁忌话题。六四纪念活动过去只能在香港举行，2019年的烛光晚会就有18万人参加。但是2021年是连续第二年香港被禁止举办烛光晚会。 •香港的工会是中国镇压的目标。3,000人的新公务员工会于1月解散。两个工会的领导者，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和医管局员工阵线（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罪。吴敏儿已辞去工会主席的职务，并与工党的断绝联系，以期减低她的刑罚。其他几名被告也切断了他们的所有政治联系。 •左翼老斗士、民主运动人士「长毛」 梁国雄也是国安法被起诉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时期也曾因「非法集结」被判监18个月——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权才会实施镇压性法律。 中国的镇压 中国的镇压情况更严重。除了作为政府傀儡、从未支持（哪怕一场）工人罢工的黄色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外，所有独立工会都是非法的。工人经常因罢工或抗议而被判入狱，特别是当他们试图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领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势力操控」。女权人士还遭指责「不爱国」和「被西方思想绑架」。 2018年，在着名的佳士工人斗争中，数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组织声援罢工工人而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因此，中共这个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所打压并监禁的，不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运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 在12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当局正进行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恐怖镇压。中共独裁政权支持西方在2001年后的「反恐战争」，并以此来推进对于自己国内穆斯林的镇压，来加强对资源丰富的新疆的控製。维吾尔人受到歧视性的种族主义法律和大规模高科技监控系统（包括大型集中营）的统治。习近平政权最初否认存在集中营，但是当不可否认的证据出现时便改了说法，将其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是由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以及我们在中港臺的同誌所发起的一项国际声援运动。我们在争取民主权利和支持工人斗争方面拥有优秀的记录。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旨在揭露中共独裁政权的真相：这个政权是由亿万富翁所控製（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人数超过了美国），并拥有世界上最恶劣的工人权利记录之一。同时，我们还揭露了西方政府反华言论的伪善，这些言论经常被用来煽动种族主义、引起分化，所谓推崇「民主」和「人权」只是空话。 民主vs独裁 •美国向世界上73％的独裁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中国都没有援助这么多独裁国家！ •英国统治香港154年期间也未曾举行过首长选举。 •只要对他们有利，「民主」国家的政府会支持任何国家製度。正如我们在缅甸所见，要与独裁作斗争，需要工人和青年进行革命性的群众斗争。 美国、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及其大企业多年来与中共独裁关系紧密。他们过去共同遏製了针对侵犯人权的批评声音，甚至曾帮助中国公安开发了一些最先进的监控技术。他们仅有的考量是，要从中国没有工会的劳动力中榨取利润，并开发中国不断成长的市场。新冷战标誌着这种友好关系的终结，而中西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日增。 争取民主的斗争——争取民主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工会和政治团体的组织权、罢工、自由参选与投票权，以及换下现任政府的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的斗争）才能胜利。而跟香港一样，资产阶级在今天站在民主斗争的对立面。 群众斗争 唯一出路 民主权利从来不是哪个执政集团或政权赠与的，外国政府或「国际社会」也从未曾给予过民主权利。这是因为真正的民主权利和实现这些权利所需的群众斗争对资本主义製度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资本主义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拥有全部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在反威权斗争中着眼建立活跃的基层团结，并坚决反对投靠任何资本主义政府。工人、妇女、青年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社会运动，是唯一可以打败专製政权的力量。 警方打压香港六四集会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举办今年度纪念1989年大屠杀的六四烛光晚会，威胁参与六四集会可判处5年监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仅仅宣传六四晚会，亦可处以1年监禁。 就此，当局以疫情为借口禁止集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终是中共政权想让32年前血腥镇压北京民主运动的件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在中国大陆，当局企图用严格的审查製度将六四事件从社会的记忆中完全抹去。在过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国的唯一一个纪念六四的据点，每年6月4日规模宏大且不断增长的集会帮助着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种。 最近一系列对在香港的基本抗议权利的无情打压，反映了中共独裁政权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权对于政治不稳定的担忧。对此，当局选择继续加大镇压，每一步打压及后都会带来更强硬的政策。 一个月前，港府宣布出于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纪念晚会将被禁。当时，特首林郑月娥避谈纪念晚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声称这是警方的决定。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林郑自身的立场无足轻重。实际上，习近平才是在独裁统治着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国和全球才是他优先的考量。林郑不在决策圈子裏，现在她只能通过解读中央政府的动作语言来猜测她明天要拥护什么政策。 鉴于公众对最初的六四集会禁令缺乏强烈反应，中共政权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进一步侵蚀香港民主权利。当局希望完全取缔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并确立未来六四集会也是违法的。由此可见，不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为争取民主权利和反警暴的群众斗争也仍然困扰着当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为由禁止了六四集会，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现在平均每天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综艺活动已经恢復举办）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对于集会是否违法，林郑称要视乎集会上发生什么事，以及有否触犯《国安法》所禁止的行为。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同样含煳其辞，称「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于中共政权完全可自行定义国安法中「颠复国家政权罪」和「分裂国家罪」的含义，因此参加或者宣传政治集会甚至可能会被追溯刑罚。 当被问到六四集会当中的主要口号「结束一党专政」是否合法时，林郑回答说：「香港要尊重国家宪法，而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比林郑两年前说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质」为傲，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限製范围已经从「港独」扩大到纯粹另一种政体。 在毗邻的澳门，六四集会已被完全禁止，因为「结束一党专政」和「停止政治审判」等口号被视为「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和「诽谤」。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法律依据并非像香港那样的国安法，而是根据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时期订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释。 这清楚显示，中共政权会根据其独裁统治的需要，而利用旧有的殖民压迫手段。同样，香港许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结」而被判监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另外还有20名正在等待判决），这也是另一条殖民时期法律。 革命情势 针对区区一场纪念晚会，当局实施的禁令也突显了中国政权对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众斗争中提出的「五大诉求」也仅只是有关香港一地的问题，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一场有可能推翻中共独裁的学生与工人群众革命运动。在屠城前的几个月内，全国至少300个城市（不仅是西方媒体驻在的北京）的数百万工人和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进行公民抗命，并开始组织罢工行动，要求民主化和终结中共独裁统治。这种情况很快进入了革命性的局势，许多基层中共官员和党员也受到群众影响而参与到运动当中。 当时学生主要关註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至于中国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要求结束在邓小平亲资的「市场自由化」政策下所爆发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独立工会成立，展现出潜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资本主义专政方向发展的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以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作为替代方案。 当中共命令军队镇压群众运动时，守卫北京的第38集团军司令拒绝执行命令，这反映出革命情势令解放军与国家机器之间出现严重分裂。国家权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随后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员都曾就转移资金（到瑞士银行）问题与他有过接触。」当时情况下所差的只是一个清晰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一个进行革命性变革的纲领和领导，而不是一个希望说服政权内部较为「开明」的派别去采纳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应，是残暴屠杀示威者、工人和学生。彷佛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实阶级特征，当年惨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北京外围工人阶级地区的民众，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占领者的死亡人数则少得多。这场运动的失败带来了决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国过渡到独裁政权指导的现代资本主义。 香港的反革命 现在，随着反革命的反动在香港大行其道，民运人士被罗织一大堆罪名，看来中共政权想让他们坐一辈子牢。例如，左翼老将「长毛」梁国雄因在2019年与人一起参加并「煽动」两次示威而被判处共22个月的监禁。自由派社运青年黄之锋也因去年六四集会而被判监，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础上又加了10个月。 与邓小平政权在1989年六四后的审判相比，现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为严厉。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头号通缉」的学生领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狱2到3年，而在香港，现在警察威胁纪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监禁。例如，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杨涛因在1989年运动中的角色而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1年徒刑。运动领袖王丹被判处4年徒刑。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是1989年声援六四示威者的百万人示威活动的政治遗产，其中2019年的最后一次合法示威活动吸引了18万人参与。许多中国大陆人继续前往香港参加年度抗议活动，无惧中共的独裁统治。 镇压换不来稳定 中共现在以为，他们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会，从而结束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随后可能会进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游行和其他反政府游行。 中美冲突是推动中共政权继续在香港进行政治打压的另一大因素。在与拜登及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对决中，对于习近平而言有数以万计人上街争取民主权利是个很负面的政治包袱；不过拜登也不过是新瓶换旧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装特朗普反中国议程。 不过，中国独裁统治正在玩火自焚。镇压不会带来政治或经济稳定，无论中共对治港模式做出什么样的「完善」（即更多的极权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长。继承自英国殖民时代、现已经被中共当成垃圾丢掉的民主面纱，过去至少为港府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释放体製积累的危险政治压力。 资产阶级泛民政客（当中许多人现在已在狱中）是这个伪民主体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口裏支持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诉求，但始终试图与中共当局达成妥协，并回避或限製群众抗议。 同时，今天中国自身正在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危机。事实上是众多且相互关联的危机：人口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强硬的高压统治，现在以香港为「沙包」，反而让中国局势更为动荡而非稳定。中共政权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运动。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国家机关 在2021年6月9日于英格兰、威尔士及苏格兰举行的「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启动会议上﹐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发表了演讲。本文为当天的演讲内容。在比利时、德国、瑞典和美国也举行了启动会议。 香港现在是一个事实上的警察城市。中国所谓的「共产党」独裁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彻底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权，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而它已在过去12个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权力，容许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权，但中共政权现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公务员甚至经济。 自从中共在1980-90年代实行资本主义復辟以来，传统香港资本主义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谋，现在正越来越被中国大陆资产阶级挤压开去。因此，伴随政治镇压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国大陆经济殖民。作为中国帝国主义的表征，这一点对于了解在中港发生的事件，以及国际上肆虐中的帝国主义冷战至关重要。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SARCHK）是一个运动，支持中港工人的斗争、民主权利的斗争，以及在中港面临迫害、被逮捕和被监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此运动旨在提高政治意识，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教育，令工人为有效抵御不断升级的中美新冷战而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实情。 了解美国时事比中国要简单得多。虽然资产阶级媒体会有偏见和错误，但在中国，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镇压的政治活动人士获取信息外，其他传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锁。 自一年前中国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约有 100 名抗争者被检控。触犯该法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刑罚，因为国安法允许将严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国审判，而在中国他们可能面临死刑。这一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使用，但其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临最严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还有1万多名年轻人因与2019年群众抗议运动有关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断被提交法庭审理，每隔几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为止，这1万人中有超过700人被定罪，当中许多人被判处5年或更长的刑期。 陪审团製度遭废除 根据国安法，在香港已经使用176年、沿袭自英国司法製度的陪审团製度将不復存在。对于颠复国安法或勾结境外势力等国安法罪行的审判不适用陪审团製度。保释的机会很少甚至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谋杀或其他非常严重的罪行才会被拒绝保释。现在，政治审判中的被告经常被拒绝保释。 例如，「长毛」梁国雄，曾连续五届当选、前立法会唯一的左翼民选议员，自2月底以来一直被关押，并被拒绝保释。他正在与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审，这是目前香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审判。47人中的大多数被拒绝保释，已经被关押了3个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开庭审理，最重大的进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将案件移交高等法院。这意味着什么？显然是、也只会是无期徒刑。下级法院无权判处任何人终身监禁。因此，这47人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会遭遇最严厉刑罚。 「爱国者治港」 这场审判的所谓司法程序绝对可笑，犹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权的莫斯科大审判。这47人的所谓「罪行」是，一年前参加了初选，以决定哪些泛民候选人应该继续参选立法会。那次立法会选举随后被取消，现在真正的立法会已被政权消灭，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僵尸议会。 上一届立法会只有一半民选席位，另一半实际上是由政府机构及资本利益集团委任，并非什么民主典范。但现在，在中共独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选产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则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机构以及资本利益集团任命。此外，新立法机构的所有候选人都将接受国安警察的审核。 此外，新立法机构的所有候选人都将接受（相当于军情五处）的秘密警察的审核。想像一下，如果这是在英国，那么下议院选举的候选人首先必须得到军情五处的批准。 中共及保皇党将该製度称作确保「爱国者治港」。他们不想「长毛」等泛民「不爱国」分子当选。只有对习近平独裁莫敢不从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长 当然，中国大陆的镇压更甚严厉。工人罢工经常被警察镇压，组织或领导罢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议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称「毛派」，但在中国「毛派」是很笼统的词语，涵盖意思很广泛。近来中国青年明显的激进化，对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在增长，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他们自称毛派，但实际和他们讨论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并非真正的毛派，与西欧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国的许多年轻毛派都支持LGBTQ权利、正面看待女权主义。他们反对国家镇压，与我们一样视中共为亲资政权，而不像传统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参与、协助工人组织罢工，因而被围捕、监禁、失踪。 国际上有些左翼误认为左翼应该在中美冲突中给予中国某种支持。他们认为，只因为美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所以中国理所当然地代表某种激进的替代方案了吧？现实并非如此。中共政权是一个极为残酷高压的政权，肆意打压工人权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个外卖骑手罢工的案例。过去几个月，部分骑手就收入下跌和职安问题，至少在3个城市组织了罢工。这就是「零工经济」：他们没有雇佣合同、医疗或养老金福利。中国有超过700万名外卖骑手，有15%拥有大学学位，因为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军。今年早些时候，当骑手尝试组织罢工时，被认定是他们的领导人的陈国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还没被释放。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要求释放陈国江，争取在中国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拥有8亿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会化的劳动力。当中共被误认为是「左翼」或「激进」政府时，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实。 六四纪念 1989年北京爆发群众运动，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六四天安门屠杀扫清了中国復辟资本主义的最后障碍。 6月4日，解放军屠杀超过1000人。真实数字是国家机密，但可以肯定丧生人数超过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会举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连续第二年烛光晚会被禁止。上一次晚会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举办，有18万人参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为借口禁止晚会，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威胁任何参与者会被判5年监禁，并威胁在社交媒体上宣传集会会被判1年监禁。 但主办方支联会对禁令并没有什么抵抗，甚至连举行网上集会都没有。支联会是由泛民自由派政党和NGO组成的联盟。这反映着整体趋势——民主派主流政团大多数对镇压毫无抵抗。 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者一直批评六四晚会的举行方式。支联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也没有将1989年的记忆与今天反威权斗争扣联起来，而是集会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将其变成了一个行礼如仪的活动。 自发抗议 今年六四，尽管面临的集会禁令和严厉镇压，而且没有任何组织领导，但仍有超过3万甚至可能多达6万人（年轻人为主）无视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挠下，走到维园附近以及各大闹市抗议，促成了即兴式的示威。 警方开始逮捕手拿蜡烛的民众。岂料上街人数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数人没有手持爉烛，但维园附近挤满了用手机亮灯抗议的群众。 那天晚上我们在街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年轻人开始高喊口号，但口号内容主要不是关于六四屠城，而是针对当下香港的现况。可见当天变成了一场捍卫香港集会权的自发抗议。 口号反映的是，群众意识完全集中在香港，几乎不与中国发生的事情联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说「结束一党专政」这一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诉求，因为你可能会被根据国安法指控颠复国家政权。但主张港独也是违法，可判处无期徒刑。而年轻人却没有高呼前者，他们高呼独立诉求和其他以香港为中心的口号，例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众斗争的主要口号）。 由于缺乏强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运动，北京的镇压强化了香港意识的上升，并提升部分人对独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运动期间，抗争者与中国群众斗争建立联系的意识就很低落，但现在更为薄弱。从群众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当前的困局，因为与大陆群众联合斗争，是打败专製政权的唯一途径。 拜登与冷战 六四当天群众自发上街，表明中共政权的全面治港将遇到困难，但这并不代表中共会停止进攻。推动北京加强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与美国的冷战。 习近平政权现在正面临冷战的严重压力——他们预计在特朗普输掉选举后冲突会缓和。我们预计冲突会升级。 拜登此时正到访欧洲。这是他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外访，因而极其重要。他将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会议，随后是欧美峰会和北约峰会。所有这些会议无不关乎到中国。外界指拜登对欧洲的访问是关于「三个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气候（Climate）和中国（China）。但实际上，另外两个C也确实与中国有关。G7计划向较贫穷国家提供10亿支疫苗，试图在疫苗外交中战胜中国。现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国都支持美国的立场，要求中国进行再次新冠肺炎源头调查。 G7会议也将推出取代中国「一带一路」的「绿色」方案。绿色方案的实质内容很可能是极为虚弱。他们现在显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国的「一带一路」，利用「绿色」气候友善形象来推出帝国主义贷款，并扩大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裏超过60%的能源投资进入了不可再生资源。据北京清华大学研究人员2019年的报告指出，到本世纪末，有140个参与国的「一带一路」将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7摄氏度。这将让北京已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目标无法达成，并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转的气候破坏。 这些行为，给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对中国开展攻势的机会。拜登访欧期间还有其他方面对这场激化中的冷战极为重要。当这场冲突升级时，习近平政权会做什么？他以香港为出气袋，以展示其「实力」和「决心」。彷佛在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不由你管」。 镇压急剧升级——香港下一步会如何 47人受审是香港历史的关键时刻。民主派47人因初选被控以《港区国安法》「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再度开审。独裁政权以罗织荒谬罪名作为策略手段，目的是为了消灭民主斗争，并取消香港仅有的自治权，施加全面的控製。无论是针对泛民主派头面人物以至更广大的示威者，对民主斗争的群众製造杀鸡儆候的效应。五月，控方随即申请将案件转交高等法院审讯，这意味着被告的刑期上限将提高至终身监禁！ 而在第二次开审过程中，「国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绝辩方的协助请求。甚至连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闭门审讯及是否设有陪审团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未有正面回应。这就如大陆的法庭那样，只是控方的橡皮图章，实在是对所谓「法治」的无情嘲讽。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会被轻判，但这场审判无疑是北京极权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游行集会（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游行）、取缔支联会和民阵等组织、扼杀以往半民主的选举製度、打压本地媒体以及政治清洗校园，这一切都是一场反革命，为的是巩固无可挑战的独裁製度。若果要有一个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当前事态发展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团结斗争，在2019年斗争裏欠缺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重判「非法集结」 早前，19年的十一游行被控「非法集结」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个月，当中长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会的刑期合计后，已共被判囚22个月，而这仅仅是被控「非法集结」这一相对较轻的控罪，纵观过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随着六四临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丑亦纷纷露面以攻击支联会表忠，还记得他们在2019年时是多么怯懦，现在突然大胆起来了！一如早前对民阵捕风捉影的流言攻击一样，这些把戏都是中共取缔支联会前进行捕猎前的试探和前奏。可见政权对政治犯的打压和清算已经到达了歇斯底裏的状态，这表示中共政府意图「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击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对声音和力量。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中共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出击。除了动用所谓的《国安法》以清洗反对力量外，亦利用「公务员宣誓」以「肃清」公务员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权抗争运动期间，特别是骇人听闻的721事件后，公务员团体与政府离心离德，甚至耻与政权为伍。不少公务员公开表态反对林郑，与之「割席」。新公务员工会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标誌（但工会已在政府威胁下解散）。而对于中共而言这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这代表着假如抗争持续下去，失去普遍公务员支持的特区政府将会事实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个有着独立意誌，有机会自行其事并以此反製专製政权的公务员系统。自国安法通过以来，超过2,000名公务员离职。超过130名公务员拒绝宣誓，并在回签表格上写上「损害言论自由」，在离职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议，与那些恋栈议席而留任的区议员相比实在云泥之别。 这一强迫宣誓的伎俩蔓延到了区议会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过30名区议员拒绝宣誓而被迫辞职。宣誓只是仪式，而是与专製政权的一份合约。违约者会被革职或严厉处罚。公务员宣誓製度就如在他们脚上绑上电子追踪器，确保他们在政权的监察范围内。可耻的是，民协、新民主同盟等「温和」泛民决定要「保留实力」而屈服宣誓，而没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态度。显然对他们来说，无实权的区议会议席比重建民主斗争更为重要。 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自以为胜劵在握的建製派几乎全军复没。随后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个非建製阵营控製下的区议会工作，各级官员发起变相「罢工」，对区议会的提问质询和要求纷纷消极应对甚或干脆置若罔闻。令本身已经权力有限的区议会变得更加寸步难行。这不但是对非建製派区议员的攻击，同样是在完全蔑视所有通过投票以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民众。 选举製度被埋葬 同一时间，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旧的选举製度。在民主派全面总辞的立法会中，只剩建製派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地「通过二读」。而所谓新的「选举製度」进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选举，区议会的选委议席被全盘抹刹，实际上就是钦点。 而在立法会选举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选议席不单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缩减，由70席中的35席，变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国会的民选议席，都比「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的22%要高。同时还塞进了整整40个「选委会议席」。而提名参选还要经所谓「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五个选委界别提名。因此，这个所谓的「完善选举机製」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关註度，与过往历次的「政改」所引发的激烈辩论和高度关註大相迳庭，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与建製派的独角戏。社民连表明了不参加立法会和选委选举的立场，并呼吁其他民主派政团也应如此，赢得了相当的掌声。 事实上，正如《社会主义者》杂誌一直所强调，在香港的资本权贵由于与资本主义的中共组成历史性同盟，他们几乎比起世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享有更大的垄断特权，以及对经济政策的高度控製。 经济连年「发展」，但就如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断倒退。当然，在连选举政府和投票权都没有的香港，民众渴望利用民主选举的权利以阻止及逆转政府一直以来的亲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业援助金、扩大公共服务、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设大量可负担的公屋。资产阶级一直与独裁紧密一起反对普选，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打开闸口，让群众争取激进社会变革的洪流冲开，损害钜富的利益。 中共与香港政府是认知到这股洪流的威胁的。因此，所谓「完善选举机製」后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诺比《基本法》的普选承诺更为虚假。民主权利的进一步萎缩只会令既得利益集团更为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群众，掠夺社会财富。分别仅是过去的劫掠战利品归本地资本家所有，而现时中共则正在大举引收中国资本，由更受控与更「忠诚」的中资去瓜分本地市场的利润，将传统港资财团边缘化，并逐渐将其排挤出政权圈子之外。这是一个经济殖民的侵略过程。 但对本地的群众而言，受压迫剥削的情况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转变，甚至会变得更恶劣：过往资本尚且须忌惮本地的民意反弹和立法会有限但能引发民众关註的质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后这些起码的製衡力量都没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与虎谋皮，君不见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国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恶劣，生活压力更大，而且越是发达的一线城市，民众的生活越是困难，以致于近日中国国内出现「躺平」的话题，主张以消极和得过且过的态度应对生活，令中共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香港和大陆资本主义之间是有分别的，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分别。全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有不同的特质，但到处皆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中国各城市像香港一样，楼价长期高企、基本社会福利极少、工人欠缺工会保障权利。如果说习近平政权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层民生，从而重建群众支持度，完全是痴人说梦话。政权越来越利用民粹措辞，但内容却是欠奉。 习近平的连任大计 对习近平而言，现时最关键的是在2022年及其后再次连任。现时习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则全部都集中在为他达成终身统治的目标之上，但现时中国国内国外资本家之间和中共党机器内的权斗都在加剧。对内，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经济减速和年青人消极抵抗的问题迫在眉睫；对外，帝国主义冲突令其四面树敌，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连番追杀。因此，习近平必须对香港施以绝对控製，以维持自身「强人」的形象，令香港议题成为自己加冕为终身领袖的「加分项目」。 香港正处于抗争运动的低潮阶段，并因为好一部分的泛民势力在反革命下毫无准备并且屈服，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没有丝毫减退。即使面对政权的疯狂镇压，在抗争运动上我们切忌「躺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到，专製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而我们亦应当做好应对内地群众抗争爆发的准备，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专製极权与资本主义。 香港《苹果日报》遭中共关闭 《苹果日报》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当局以《国安法》拘捕。他是迄今为止被控以该恶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国安法是一年前习近平政权订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坏香港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权利和部分的自治权利。黎智英的《苹果日报》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主流发行报纸。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袭《苹果日报》总部，并没收了数十部电脑、服务器和多箱的新闻材料。警方以国安法中「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了总编辑罗伟光和其他四名高层。《苹果》的两名专栏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于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前往英国时被捕。 严重打压新闻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权或亲中共香港官员的「非法」文章作为逮捕的依据。控罪内容更是追溯到国安法颁布之前、2019年发表的文章。 《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金亦被当局冻结，这严重打击了该报的出版能力。继大规模逮捕社运人士、六四集会和即将到来的七一大游行等示威活动被禁止之后，如今《苹果日报》被迫关闭意味着香港民主斗争再次遭遇新的严重打击。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来的传统游行，过去曾有超过50万的群众上街要求民主权利。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如果香港第二大发行量的《苹果日报》都停刊了，其他什么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拥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习近平的政策为中港都带来了极权高压统治。 很明显，政府对《苹果日报》进行的致命打击，是要更全面地打击新闻自由，并进一步恐吓已经动摇的香港新闻记者队伍。在警方搜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猛烈抨击那些「以新闻工作为保护伞危害国安」的人。在记者要求澄清时，特首林郑月娥只能像中共应声虫那样称：「记者应该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违法」。 官方含煳其辞的背后其意图明确，是要散播恐惧并施压要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这表明中共和林郑不打算停止升级他们的镇压。6月28日，亲泛民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宣布将其评论文章下架，并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触犯国安法。据报，一些媒体机构受到匿名威胁。 又一国安法！ 在刚过去的周末，港府进行了改组，以强化「国家安全」力量。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成为了政务司司长。在2019年警暴最严重时成为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则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长。 这次改组加强了香港已变成警察社会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资本家欣喜若狂。工联会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公开评论「认为警察城市无问题」。工联会并不是工会，而是个在香港支持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建製派政党。 新上任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随即提到要订立另一套国安法「基本法第23条」，这是一套更具体的本地法律，用来加大对香港反对派的镇压。在2003年七一历史性的群众抗议后，「第23条」立法被搁置了18年，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个主权移交后的董建华政府垮臺。而亲中共建製派现在感到自己势如破竹，并正磨刀霍霍准备更多的攻击。 数以万计的港人为《苹果日报》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后一天出版日，该报最终发行了100万份，而不是日常的8万份印刷量，香港许多地方都有人龙排队购买。《苹果日报》停刊，让普遍带有种族主义、反难民、反性小众、亲独裁立场的建製派媒体不再受到其他媒体挑战。 但是，《苹果日报》的报导也经常带有性别歧视（尽管近年来有所缓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队八卦新闻的先驱。夸张炒作、追踪名人的新闻报导形式，没有提高并反而降低了社会的政治水平。同样在过去，虽然近年来随着公众态度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苹果》和应了建製派阵营的排外立场，例如在2011年时的外佣「居留权」争议上。后来，它变得比较中立，甚至温和地批评港府对在奴隶般的条件下工作的40万名外佣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 《苹果日报》还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言论提供了主流的平臺。这种对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反感，并无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成为2019年香港群众斗争的一个关键的局限因素。正如社会主义者所解释的，唯一可能让反独裁运动升级并赢得胜利的办法，是将斗争传播到中国。 2012 年《苹果日报》臭名昭着地刊登了一个由本土派资助的种族主义广告，当中将大陆人称为「蝗虫」。社会主义行动与学生们一起组织了反种族主义抗议行动，并用事实回应了本土派的虚假宣传：香港：《苹果日报》广告－ 是时候要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受够了！ 归根究底，中共的高压亲资政策、轰炸式的右翼中国民族主义，加上工人运动和左翼规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陆人种族主义得以滋长。 《苹果日报》的往绩 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营媒体，最终也是资产阶级传播和灌输反工人阶级思想、转移群众视线、阻止挑战资本主义製度的武器。 社会主义行动批评《苹果日报》由富豪财团所资助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也捍卫其出版自由。我们反对独裁政权的报禁、审查製度和对媒体的完全垄断。虽然我们抗议这种对新闻自由的野蛮打压，但我们也保留反对《苹果日报》社论立场的权利，该报从未贯彻始终地支持反专製的群众行动。 纵观《苹果》在香港的26年历史，其始终站在民主运动中的保守（非抗争）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党政客捐赠了百万计的献金，来左右他们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编辑反对「5.16五区公投」，认为它过于激进。「五区公投」是由泛民立法会议员辞职引发的五个选区的补选，变相进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辞职五人中的一个是「长毛」梁国雄，他现在面临国安法的「颠复国家政权」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苹果日报》为泛民主派的妥协派提供了一个平臺，去呼吁结束雨伞运动的街头占领。与中共宣传的一派胡言不同，《苹果日报》根本没有煽动民主抗争，它只不过是在抗议已经开始动员大量民众时，才加入呼吁民众行动的行列。但，《苹果》与其他媒体的真正区别在于，它拒绝与香港其他媒体一样充当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阶级在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资产家），作为反对专製统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将到来的艰困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独立组织、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自己的阶级反资本主义媒体。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角色 争取民主选举、新闻自由、罢工权、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斗争，并非也永远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与维护其利润的专製政权之间的有密切关系。自1980年代中共开始拥护资本主义以来，香港的大多数资本家，包括来自「民主」国家的外国企业，在历史上都支持并与中共专政建立了密切联系。 大部分资产阶级也一直反对民主运动，甚至拒绝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几乎所有香港资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凶狠镇压和国安法。他们称贊这带来了「稳定」，当然事态发展仍需拭目以待。 这种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阶级力量支持镇压、哪些又反对镇压）让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部分）感到混乱。他们误以为中共的威权民族主义和反美的「战狼」言论是反资的。但从资产总值上万亿美元的汇丰银行积极支持国安法来看，现实显然与这种认知有着天壤之别。 黎智英代表的是资本家当中的少数，他们「支持」民主斗争只是为了防止民主运动走得太远，并挑战现有的秩序。这也是伊朗、缅甸、泰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对派抱持精英主义路线，认为民主斗争应由一小撮「务实」和倾向「妥协」的领导人控製。这些「温和派」政党和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斗争，并试图限製群众运动。 他们担心如果群众自己领导运动，斗争将变得激进起来，并可能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最昂贵住房市场的吸血控製、反对工会权利的缺乏、反对严重的贫富差距。 《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这种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做法也体现在西方製裁问题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众斗争的角色，并强化了只有富人和强权（外国政府的压力）才能解决问题的观念。尽管製裁在许多香港人和其他异见团体（例如维吾尔流亡组织和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中很受欢迎，但社会主义行动在2019年的香港群众斗争中曾警告说，製裁是一个政治陷阱，而不是斗争的前进方向。 从一开始，一些西方政府实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种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针对的是少数个人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这使得西方企业和资本家能够继续通过与独裁政权的关系中获利，而他们的政府则躲在后面，装出一副很讲「原则」的模样。 在2019年动员了百万计群众的香港民主运动中，对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长是在运动后期发生的。经过数月的激烈斗争，运动被警察残暴地打压、镇压。这种僵局的关键，是由于缺乏群众组织和取代中共独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于大众的沮丧甚至绝望（一种「什么都尝试过了」的感觉），对西方製裁的幻想越来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实施，然后是拜登延续，今年又有欧盟、英国和其他一些政府实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国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也说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难以达到目的。当然，习近平政权无论大小都要对製裁表达愤慨，否则中国的这名「强人」在国际舞臺上就会显得软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对黎智英等人的严厉镇压，源于独裁政权需要在中美新冷战中展示实力。这些体现的并不是中共政权的自信和稳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国的反製裁无助于反专製斗争。相反，製裁会破坏斗争，煽动各方的民族主义，并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斗争才能打败警察恐怖和独裁统治」这一问题製造更多的混乱。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斗争方法的一条关键准则是，必须在群众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监督的资本主义精英所控製。 我们需要群众革命斗争，来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独立的工人组织和工会、反对资本主义。只有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领导下，建立自己的群众斗争组织，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媒体、政府和政客，反专製斗争才能前进。 新闻自由已死 习近平要大陆化媒体治港 林郑月娥扬言要立法防止「虚假信息、仇恨和谎言」，将成为绞杀新闻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这个所谓的「假新闻法」出臺前，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已表示要用《国安法》追究「假新闻」。在2019年期间，政府彻底失信，警察恐怖笼罩，因而传出多宗示威者自杀及失踪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传言。政府想针对这些传言作为幌子，继而製造整个传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区国安法》通过起，林郑政府作为习近平政权的爪牙，严厉打压所有香港媒体，其中首当其冲者当属香港电臺。 港版CCTV 显然，现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将香港电臺变成香港版的CCTV（中国中央电视臺）。政治清洗正在展开。过去，香港电臺作为公共广播媒体，由公帑出资营运，负担起一定的监察政府、批评时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无任何媒体经验的官僚，前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出任广播处长，出任当初已重点打击受欢迎时事节目如《铿锵集》、《视点31》及《香港故事》等。这是当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舆论宣传而非新闻，媒体经验对其来说是多余的。 反之却製作了林郑月娥主持扭曲选举製度的新节目，该节目乏人问津，收视为零。近年最为人所熟知自然是对721事件的调查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编导蔡玉铃却被政权以可笑的莫须有罪名指控并定罪。同一时间，最受民众欢迎与尊重的记者利君雅，却被不获续约，等同被解雇。原因极有可能是721事发后当日的政府记者会中，直斥林郑「不讲人话」而得罪政权。 现时，香港电臺已被政权全面审查控製。众多过去受民众欢迎的高质素时事节目被逐一停播，甚至过去上载至Youtube的节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奥威尔说过，专製政权永远要篡改历史。 这是中国大陆媒体的做法。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劣质的马屁节目被推出，整个港臺几乎变成了林郑个人的广告频道。 而过去一直被政权视为眼中钉的反对派媒体《苹果日报》更是遭受到连番追杀，黎智英已因两项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个月。特别是4月中所谓的「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警察安排学童在地铁车厢场景，持道具枪械嬉戏的画面，令人无可避免地联想到831事件。《苹果日报》刊登两辑照片作对比，事后被警务处长邓炳强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动仇恨」「抹黑学童」云云。 政权正全力扼杀新闻自由权利，因为媒体的监察力量这是在民主权利基本被废的情况下，能製衡专製政权的有限手段。现时连这种有限的监督都被当今香港政权视为「过份民主」，就如中国那样。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港臺，通过「国安法」打压其他所有的媒体，媒体从业员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报导写作范围处处有着看不见的「红线」，这意味着记者在报导真相，调查新闻时，人身安全都面临威胁（一如港臺编导蔡玉玲）。政府通过这种奖励马屁精，惩罚求真者的机製，令媒体渐渐趋往只道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方向，从而彻底瓦解了媒体的监察力量。 社会主义者支持捍卫新闻自由，支持媒体从业员和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战斗性的工会，对抗政权的打压。我们主张港臺工会应以更有力量的行动回应专製政权和官僚的攻击，以罢工等手段，打倒专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阴谋。 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 在资本主义下，经济由商贾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容许局部的媒体自由。富豪拥有媒体，迫使他们雇用的记者散播他们的保守右翼思想。这种假媒体自由给予民众有「新闻自由」的幻想，同时不会威胁到大部分资本主义政府。例如在美国，大部分媒体都由六间大企业控製。在极权的中国，媒体控製就更为集中在独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会主义者支持开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体，踢走大企业的拥有和控製，让其广播、印刷、艺术和文化都会公平民主地开放给社会所有群体。整个媒体工业应由一个独立的公众媒体委员会来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员会要由传媒工作者、工会和群众代表的选举产生，并且公开透明。 香港：可口可乐工人抗争 对抗吸血公司减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部员工发起罢工行动，抗议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变相削减员工薪金。工人们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资被扣减$3000，至只有$10000。在工会的带领下，约30名营业部员工在厂房门外拉起「业绩增长减人工」、「可口可乐，用完即弃」等横额及进行静坐抗议。工人积极罢工行动让事件曝光后，可口可乐高层则虚伪地由否认员工拒绝新机製即会被解雇，并改口指是「一场误会」。但高层仍然拒绝撤回减薪机製，对罢工工人仍态度强硬，员工诉求则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后罢工的七成员工集体辞职，年资最长的更长达27年。罢工工人纷纷表示可口可乐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参与罢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机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实质是员工佣金将与公司利润挂勾，机製变得不透明，使员工极力反对。他怒斥：「公司有权将购买机器、加开生产线、维修等成本转介到我们身上，令我们变相减薪」。机製下员工销售的达标数目亦会与公司利润接轨，「今个月卖一箱可乐可能我有两元收入，下个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决定，公司更叫我们自己去估计如何计算佣金。」 员工原有的「表现评核佣金（Coaching）」机製——即员工只要努力争取到若干数目的商铺下单，就能够提供一份稳定薪金，但在新製下这机製变成「任务式」，由公司决定每月3个任务，当中任务难度由公司决定，员工没有任何商讨空间，「可能要求我们向100间商铺销售一款新的饮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柜」。这增加员工的收入不确定性和难度，变相打击员工的稳定收入。 另一位罢工员工叶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视员工工作量不断上升，更在3月时，要求每位员工随身带备一部电子平板，员工每到达一个地方作销售时都要用这装置「打卡」报到，增加员工工作压力。「我们有时会笑称这电子平板为电子锁镣，追踪我们行踪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叶先生表示销售部员工固然没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时我们都是一直冒着风险在外工作，而公司透过「保就业计划」更分得千万补贴，现在却向员工「开刀」。 任职职工总会会长、任职业务发展代表的卓汉文则表示，除了经济原因令员工发起抗争外，公司的管理层亦一直漠视员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断上升等问题。 跨部门团结抗争 化名阿兴的员工表示，罢工影响到客户下单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员工增加工资去破坏罢工及分化员工，以防止更多部门参与运动。运动高潮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有约30名负责送桶装蒸馏水、同样受到薪酬机製影响的工人加入罢工，运输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响而被削减薪金，当他们得悉营业部同事发起罢工后决定加入，而运输团队总共有约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参与罢工将势影响全港蒸馏水运送，所以公司就运输团队达成协议，口头承诺如他们復工则可以沿用旧製，满足了运输工人的诉求，但就拒绝向营业部员工作出任何承诺。这是资方分化工人团结抗争的典型策略。 社会主义行动到场声援可口可乐工人罢工抗争，提出「全体员工团结罢工」的口号，对抗吸血资本家的剥削。我们认为工会在罢工时积极呼吁其他部门加入抗争是正确的方向。工人在面对公司阴谋利益分化等时，最大化工人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是真正争取长远权益的致胜关键。这次可口可乐工人抗争有着重要的教训。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工人抗争，对抗大财团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现在就需要在职场中建立强大的基层工会来抵抗资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园红线雷区无处不在 香港独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学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学年，通识科就会被更名为「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当中的内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议下被搁置的「国民教育」洗脑课程。不仅是通识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谓的「国安教育」内容，即便连地理、生物、音乐、会计科这些与「国家安全」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国家安全教学内容」。 中共与香港政府趁着强推《港区国安法》后社会整体的恐慌情绪，乘势进行对教育界的打压，为教师设下一条又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红线」，又大肆改动教学与科目内容，强行生硬地插入所谓的《国安法》教学内容。不仅务求将学生洗脑，亦同时令很多教师意兴阑珊而萌生退意。这正是中共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学生积极参与反威权抗争运动。中共、港府与掠夺人民的资本家才是製造民愤的元凶，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製度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剥削，令青年人感到绝望、因而奋起抗争。亲中共阵营将青年对建製的反感和愤怒归咎于教育问题，特别是直接针对尝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通识教育科。 对教师而言，现时学校中已是处处「红线」、「雷区」。特别是在打击中首当其冲的通识科教师，过去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材料一夕之间可能随时变成「违法内容」，轻则被警告，重则被控告。同时，所有人都预期政府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的政策， 将会由政府官立学校的公务员教师进一步蔓延至资助学校的教师中间，进一步打击了教师的教学热忱与士气。 这直接导致了教师群体中人人自危。上个月初，教协访问了超过一千名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当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离开教育界，其中两成人已经正在着手准备辞职或提早退休。有意离职的群体中，七成人表示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 又是「境外势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师亦面临极其困难的处境。政府对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们人心惶惶，同时中共与港府现时的捕风捉影、动辄诬陷「境外势力」的行径令他们的身份非常尴尬，并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代罪羔羊亦令他们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他们与内地的外籍教师相比更难以适应。后者在取得内地的教席之时就知道自己将会在一个专製独裁的政权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对此早已有所准备。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师过去一直身处于相对开放的社会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主的环境下，过去一年间社会气氛的恶化以及对他们而言突如其来的政权镇压令他们更无所适从。 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与港府的镇压手段对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恶劣的影响， 近半教师的离职势必严重影响学生的利益。然而政权对此显然毫不在乎，林郑与习近平关心的并不是学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权位。政权对教材内容的胡作非为，生搬硬套上「国安教育」，亦完全无助于学生学习，相反只是纯粹地浪费教学时数，于学生无益，但却令政权（自以为）能将学生改造为「爱国者」，以巩固自身的统治。 然而，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这些「洗脑教育」并不能挽救一个受人唾弃的政权。将青年的激进化归咎于教师与学校是政权极其无知且幼稚的行径。群众与青年的不满并不来自于他们在教室内听到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及其亲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他们都遭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低薪剥削、超长的工时、天价的房产、恶劣的㓥房、无能的政府，这些遭遇难道不比课本上字句更有说服力？ 《社会主义者》杂誌反对政权对教师和教学内容施加政治压力，更反对清洗教师和实行任何形式的洗脑教育。我们主张应由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组成教学委员会商议教学内容，引导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教学应首先以学生的利益为依归， 而并不是要为资本财团培养奴隶，更不是为政权培养奴才。 香港校园的「外国势力」？ 林郑月娥的言论越来越像《环球时报》，最近更指控外国势力「渗透」了香港的大学，意图对学生进行「洗脑」。 她表示香港的大学要确保学生「不会被偏见洗脑」，并威胁要进一步进行政治打压及学术审查。这是对于大学校园新一轮打压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压基本的言论自由与学生组织。 为了支持「外国势力渗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国日报》针对一项在2017年进行的学术研究，首先发起了烟幕攻击。该研究项目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并向849名学生给予金钱来让他们参加七一大游行，目的是要研究这些作为观察者的学生在经历了一次游行后，会否参加更多游行活动。 林郑当局利用如此勉强的证据，来合理化大学校园的白色恐怖审查，这显示反革命的逻辑是势不可挡的。只要群众斗争的反抗缺乏，对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逻辑的原因去合理化对于反对派的不断打压与灭声。 抗争的方向 自四月起，当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爱国」教育改革，并禁止了校园内一切的政治活动。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对学生会的认受。这对于香港学生运动造成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学生会过去都依赖校方去收取会费和资助。 不幸地，正如社会主义行动在2019年的抗争期间指出，民主运动中缺乏独立的民主架构将成为其面对国家镇压时的致命弱点。学生会未能建立出独立的架构与财政，因此在大学校方的打压下面临崩溃。 中共专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盘人，并在背后指示林郑发表这个针对「外国势力」 的言论。当局害怕抗争与政治激进化的浪潮在未来会蔓延至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园的「感染源头」。因此香港与大陆学生应当互相支援，共同为基本权利而斗争。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团结斗争才能终结镇压。 香港：国安处处长丑闻 腐烂到透的内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惊爆大丑闻，而且更是堂堂警队高层！5月中传出消息，警方辖下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早前于「自己人」的一次扫黄行动期间被揭发光顾无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调查。 这个丑闻之所以惹人关註，正是由于丑闻主角是警队高层，而非一般喽啰。蔡展鹏也被美国政府列入製裁名单。虽然製裁本身并无什么效用，但足见他是国家机关的高层。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应需要通过严谨的品德审查。尤其是政权高举国家安全的「 大义」，指责年青抗争者「犯法」，如今警队第二号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报导甚至称他是在职务期间擅离岗位光顾，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权利去向公众施加高压法律？ 事件使公众怀疑是否牵涉警队内部权斗。众所周知，警察光顾甚至经营违法事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堂堂处长会因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发，令到难免令人联想到，中共加强警队权力同时分赃赃不均，引起这场权斗。在中共国家机关的权斗中，曾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被拉下马的罪状，都离不开桃色丑闻。 假新闻 警队爆出如此丑闻，警方半句道歉说话都没有。警务处「一哥」在记者会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鹏的名字。记者要再三追问，并要说担心被指「假新闻」，邓炳强才支吾以对地承认事件主角为蔡展鹏。 记者对于被指控「假新闻」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4月时邓炳强才高调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製造「假新闻」、「 煽动仇恨、分裂社会」，更称「假新闻与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 近期针对新闻传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电臺》被整顿、《铿锵集》记者因进行721事件有关的调查新闻被捕等， 已引发寒蝉效应。Now新闻臺主管一度要求将蔡展鹏丑闻的新闻下架，尽管当时消息已经在其他媒体广泛报导。未来，媒体自由的空间只会越缩越小，让专製政权有无上权力、不受监督。 警队面对丑闻的处理方式，彷佛2014年镇压雨伞运动期间，时任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对着一众前线警务人员大喊：「你哋冇做错到（你们没做错事）！」，犹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规模群众运动以来，警察在思想培训和武装加强下，变得更为强硬和仇视示威者，成为了中共政权的半军事武装部队。警察变相成为了「无王管」的「党卫军」，因此无论犯上多少丑闻，亦只能是「冇做错到」。 蔡展鹏的丑闻并非警队的唯一丑闻。单是过去3个月就有9名警员被捕或受内部调查，当中有人干犯诈骗、性暴力、赌博、监守自盗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见这些不是个别事件，而是警队内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败文化。 然而，警察获得的公帑资源却越来越多。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警务处的预算约250.6亿元，升幅达7.7%。当中警队购买机器、设备、车辆拨款上升1.7倍至8.5亿元。 这还没有计算国安公署的80亿拨款。 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到牙齿、丑闻频出，却又不受公众民主监督的警队，难怪在2019年群众运动，越来越多民众喊起「解散警队」的口号。世界其他国家的群众运动都有出现类似口号，最明显的是美国警暴和滥权成为焦点，引发起的「黑命攸关」运动。然而，要真正实现解散警队，就要扣连至推翻结资本主义，因为警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一压迫性製度。 因此，我们面对当下的镇压机器，需要一个清晰的纲领来捍卫民主权利及重建这场斗争。真正的民运应该主张削减警队预算，禁止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镇压武器。警队受薪于公帑，亦应被置于民主选举产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包括决定招聘、违纪调查、纪律处分以整体执法政策等事宜。被调查有暴力镇压的纪录，或有种族主义、厌女思想前科的警员应被立即革除。 不过归根究底，香港警察腐败的根源，是背后中共独裁所代表的专製资本主义。无论警察镇压有多严厉，都不会避免此一製度面临未来几年的大危机以及群众反抗。 香港：政府打击下教协全面崩溃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权控製的媒体对香港最大的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发起攻击。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使用法西斯式的语言，表示必须「铲除」「毒瘤」教协。运用典型的「境外势力煽动」宣传，中共指控教协煽动其会员和香港学生反抗独裁统治，特别是促成2019年超过200万人上街抗议的群众运动。任何参加过这些抗议的人都知道，教协领导层并没有扮演任何推动斗争的角色，反而是阻碍了斗争。 全面「大陆化」 在《人民日报》抨击教协仅数小时后，香港的教育局便执行自己主子的意愿，终止了与教协的工作关系，不再承认这个拥有9.5万名成员并代表香港九成教师的工会。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门要全面「大陆化」，这反映了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政治意愿：香港作为几十年来独裁统治下中国的唯一例外，过去有限的民主权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国大陆，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为警察国家服务的黄色工会外，工会是完全非法的。 教协成员、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的蔡子强说：「教协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拥有非常强大组织力量的工会。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员传达信息，为运动提供实质性支持。」（《南华早报》于2021年8月4日报导） 蔡子强的描述并非全然不准确：教协有、也曾经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没探讨到的是，教协资产阶级泛民领导层的可怕作用。无论作为工会一分子，还是作为传统上主导香港民主斗争的泛民阵营中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教协领导层在斗争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运动发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势下，现在充分表现出来教协领导层的怯懦，无力提供任何有组织的反击——教协甚至没有试图组织其成员抵抗，便决定解散。 教协领导层是资产阶级泛民领导的经典代表，他们不是中美宣传所描绘那样顽强的民主斗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却、总是逃避斗争。面对这种对工会权利的正面攻击，教协高层如此的回应对教师和香港工会的未来有着可怕的影响。教协将被视为最大的「被中共极权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之一。这一带来悲惨的直接后果的经历，极为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警告：由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所谓的温和派领导的亲资政党无能也不愿领导争取民主权利的必要群众斗争、保卫现有权利免受攻击、挑战大资本家支持的独裁统治。这些领导下的工会现在已成为「濒危物种」。 投降立场 在港府终结与教协的工作关系前，与其他「温和」泛民一样，教协领导人已经放弃了担当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反对角色。在政权的压力下，他们在去年改变了路线，采取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工会」这种争议性立场。上个月，他们退出了由各泛民政党与非政府组织（NGO）组成的支联会。在过去两年的禁令之前，支联会一直举办年度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支联会的政治构成与教协领导层相同，其本身对政权打压仅表现出象征性的口头抵抗，从而顺应了民主斗争中「官方」政党和团体之间更广泛的投降主义倾向——超过20个政党和团体在过去一年内已经解散。 过去一周，教协的领导实质上使这个工会不再成为能够捍卫教师权利并抵抗政府反动议程的一支力量。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政权决心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香港的学校实施极端民族主义「教育」。教协宣布成立工作组，以弘扬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工会成员和学生中培养「家国情怀」。这种180度大转弯、迎合中共宣传、希望摆脱「毒瘤」指责的立场，只会打击工会的会员基础、疏远绝大多数厌恶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传的学生。这远非赢取时机、避免新攻势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阵营中没有人被这种表面的举动所打动，而对于专製统治深恶痛绝的许多教师会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协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会联合组织职工盟，并立即退出国际教育协会这个拥有3200万会员的国际教师工会组织，进一步背离基本的工会原则。而职工盟领导层表示，对于其最大的附属成员机构教协决定退会「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权面临这样的「反对派」，它的镇压就会「势不可挡」，工会运动就会受到威胁。 年轻人的角色 我们应该在更综观全局的视角下理解当局对教协的攻击：整个教育部门是反民主反革命的关键战场。现在的香港学校全面推行向中国国旗敬礼、接受「爱国教育」和使用中国式新话的学校洗脑教育。在「爱国教育」课上，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的大饥荒、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新疆集中营、维吾尔族的文化种族灭绝都变成不存在、从没发生过的事。 中共独裁政权害怕青年在群众抗议中的角色，误以为可以通过学校内铺天盖地的宣传来防止广大青年参与群众抗议。在因参与2019年抗争而被捕的1万多人中，有2500人（占总数1/4）未满18岁。教协在这个问题上的投降将在工会成员外（特别在受到恐怖主义情绪影响的年轻一代）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斗争，恐怖主义方法是极其危险的死胡同。 早在教协被镇压之前，当局已经在监控教师及他们的社交媒体发文。5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四成香港教师希望完全离开教育界。随着教协的投降，这一「逃亡」趋势将加剧。此外，较小的教师组织，包括教协内的基层反对派团体，由于担心受到镇压也已经解散了。 如果教协领导人拒绝投降，而是召集他们的成员参加群众大会，讨论《人民日报》对于该工会是「毒瘤」的言词攻击，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后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极强、涵盖面极广的《国安法》，也很难造出抗议被贴上「毒瘤」标签的新罪。这一点本可用来发起保卫教协和广泛工会运动的行动。相反，教协的领导投降了，强化了反革命与中共政治打压势不可挡的想法。 工人阶级的团结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SARCHK）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将蔓延到工会。政治罢工很可能会被禁止，在此基础上，未来任何罢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权的目标是要让香港完全「大陆化」，这意味着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和在工作场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阶级问题、工会问题和民主问题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会受到打压，因为它们是反独裁斗争中可能的最强大武器——南非、韩国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民主斗争都是如此。尽管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政客疯狂宣传，声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阶级总是最始终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阶级。 香港泛民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后者已经完全融入中共的统治体系。自由派泛民顶多算是「一厢情愿」地想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也从不质疑资本主义经济製度，然而单纯的冀望并没有让其成为事实。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我们要区分开真心支持镇压与独裁统治的真正资产阶级势力，以及「一厢情愿」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势力。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和ISA呼吁工人与工会运动对局势有所警觉，团结声援反对当局对工会（包括现在被前工会的官僚领导层残忍抛弃的香港教师们）的野蛮打压。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投降不是战术或策略，而是游戏结束！我们敦促全球工人与那些为香港和中国工人争取真正独立工会和民主权利的人一道，支持我们的团结声援运动。 香港：2019年群众斗争的教训 2019年6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中也发生了香港90年以来首次的政治罢工。而当局的镇压也极其严酷，七分之一的群众受到催泪弹的攻击，超过一万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发愤怒，而运动也持续了半年以上。 然而，运动未能赢得任何民主权利或让步。时至今日，林郑月娥政府依旧把控大权。随着国安法的通过，香港进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时局。反对派领袖正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动被全面禁止。现在媒体上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全部都变成了中共与资本家的喉舌。许多政党与团体将不復存在，或被迫转入地下。 运动缺乏政治性 本次斗争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独立于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纲领。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单纯是要捍卫香港这座城市，却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这一推翻独裁政权不可或缺的部分。群众意识的起点是：中共应信守「一国两製」——允许香港实行自治。自治意味着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座允许部份民主权利的城市：在选举中投票、发动示威、成立政党以及公开进行政治活动。 然而，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以及中美帝国主义争霸产生的高压都决定了中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它必要狠毒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以彰显其权威，并煽动民族主义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运动中政治不被重视，致使人们从未讨论过这些復杂的问题；没有群众集会或委员会来提出、号召人们就重大决定进行表决。人们相信只要在街头上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政府就会被迫让步，但在当下的情形这是不可能的。在抗议者与警察战争般的对抗下，青年抗议者们的重心放在了行动上——如何与警察对峙以及阻断交通。抗议运动中的讨论集中于战术与装备，例如哪些装备（如防毒面具与头盔）应对催泪弹最有效、封锁哪条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瘫痪城市。 如此意识使得在青年间引发基本政治思想的讨论极其困难。社会主义行动在运动中十分活跃，没有其他左翼团体能够有组织地参与在运动当中（即便有也仅以个人身份参与）。青年们侧重于行动，意味绝大多数来到我们旗帜下或街站的抗争者都愿意捐款给我们，但往往会随即迅速离开。倘若我们试图挽留他们进行深入讨论，最常见的回复是：「这些我全都知道」。 无论青年示威者有多么的勇武——他们的勇气的确动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完全陷入瘫痪，然而却没有政治纲领将运动传播到中国以推翻独裁政权，也无工人阶级行动，例如组织、罢工、群众集会来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并重新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中国群众 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纲领是与中国大陆的群众联合在共同的斗争中。香港的运动必须扩大其诉求，以吸引中国大陆的群众支持。运动主要的五大诉求只是有关于香港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这些诉求确实重要，我们也支持它们。但这些并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独裁政权，而是局限于争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会主义认为诉求应当包括终结独裁统治、反对审查、争取女性权益、八小时工作製、工会权利（工会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等。 运动还应该要挑战资本主义製度，因为所有香港和中国的大资本家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共拥趸。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罢工行动是运动升级的关键。运动必须提出经济诉求以动员工人阶级，包括可负担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经济。团结的意识极其强烈，在抗议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伞运动的糟糕经验便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主要是本土派组织）卷入了宗派主义内讧，消耗了大量精力并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运动试图避免分裂，要求团结一致反抗中共，却采用了错误的策略：阻挠辩论。在「拒绝分裂」的号召下，他们有意地压抑政治讨论；任何的批评声音往往会遭到敌视。 反政党、反政客情绪 随着斗争的发展，自由派泛民强调他们坚持和平抗争；青年主张对抗警察；然而广泛流传的思想是「两种手段都合情合理的」、双方不应互相指摘。这意味着运动事实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体决策和对建设和前进的最佳手段的评估。但无论是「和平方法」还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确的，因为两者都没有在政治上联系到前进方向和明确的方案。 在运动起始之时，反政党情绪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人们对自由派泛民派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弃义，与中共独裁统治达成了腐败的妥协。除非面临群众革命暴动、其在中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否则中共独裁政权绝不会在民主权利上让步。 在过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斗争是由泛民领导的，其将运动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运动。青年们认为泛民过于软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进、更具对抗性的手段。青年们希望阻止泛民解散运动，因为他们曾经在许多运动中这样做。 黄之锋是着名的前学生运动分子，也是亲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在许多西方媒体中，他被描绘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英雄。然而事实是在2019年斗争爆发的第一天，他企图介入其中试图解散抗议，却招致了青年抗议者的嘘声。 作为反对势力的泛民领导层从不希望群众运动变得过于激进以致「失控」。他们只希望群众运动作为后臺支持，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他们是由律师、学者和小商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大资产阶级。香港所有的大资本家都支持中共并反对民主「改革」。泛民的观念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并反对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他们（曾）痴心妄想中共会允许香港改革成资产阶级民主製。 2019年强烈的反政党情绪使得泛民的影响力被边缘化。他们没法像他们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所做的那样，篡夺领导权并驱散运动。反政党情绪以如此方式发挥着进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发性释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党情绪很快就成为建设运动的绊脚石。青年们抗拒各式的组织框架，只愿意通过秘密的Telegram群组进行合作、组织。社交媒体看上去是完美的联络平臺，极其便利且复盖范围相当之广。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无法正式、认真地讨论观点，也不能对观点发起民主投票。成千上万的观点被提出，但都围绕着「行动」，而非解决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对抗中共这一问题。人们需要另一种群众运动。 运动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立新的政治团体。运动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讨论达成，而是由即兴发挥与情绪化决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号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报仇」。鉴于警察暴行的程度，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赢得中国群众的支持，所需的运动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号上。 民主决策 没有民主的平臺供人们讨论战略与计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线平臺上秘密地、无组织地讨论。香港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是为了提高运动的层次，以让示威者们了解到对组织的需要。这不是有关讨论不同的组织模式，例如「横向组织」之类的，而是有关更为基础的部分，有关对组织的需求以及对无组织的反对。我们在许多传单中就解释了对「基层的行动委员会」的需求，凭此建设运动的民主框架。这些委员会应协同合作以形成更广泛的区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会，而有支持资本家和中共的工联会，过去曾经投票反对全民退休保障，还投票支持废除集体谈判权。另外泛民派的职工盟，则受美国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联会，它是以NGO的方式组织起来，受薪的全职人员控製着工会，并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员框架或工作场所分支机构。 尽管香港90年来首次爆发政治性罢工已经是重大的进步，但是这是一次毫无组织的自发罢工。工人们利用节假日，以个人的身份而非工会成员的身份参与抗议。这表明了香港职工盟领导层的负面作用，他们既无力，又拒绝组织真正的罢工。当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协，他们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罢工。随后在8月，当职工盟的领导层受到来自群众运动的高压，被要求组织一场罢工时，他们让工人们去找各自的老板讨要一日假期的准许，方可参加示威。罢工缺少集体组织的领导，缺少罢工委员会，缺少组织新工会分会的运动以为罢工做准备。香港职工盟的领导们试图安抚资本家，向他们保证这次政治罢工只会反抗政府，而对于老板们和「香港」颇有裨益。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针不仅是向资本家卑躬屈膝，还低估了工人们的力量，妄想调和双方。 挫败 虽然缺乏真正工会的领导，但是8月5日仍有超过30万工人自发地参加了罢工。特别是航空业的罢工足以震慑老板们。然而，工人阶级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作为打倒独裁统治，引领斗争的主要势力。相反，他们仍只将自己视为青年们的援军。与此同时，出于挫败运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群众示威被禁止；警察越来越老谋深算，也越来越暴力；青年们越来越倾向于更无政府主义且更具对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线」青年利用大量群众作为掩护，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坏及暴动之类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现了一波成立新工会组织的浪潮，但此时运动已经过了巅峰期，到了开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阶段。社会主义者们积极地介入了建设工会的进程。2020年1月，新的医护工会发动罢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数新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管理层，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被右翼香港民族主义（本土派）所主导。这些工会的规模基本上都很小，少于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会，而更像是行会（guilds）。它们在疫情期间普遍没有开展活动，而自国安法通过以后就不再尝试动员工人了。这些新组织的活跃分子并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运作，集中为劳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优惠。在目前的严酷镇压下，新的公务员工会已被解散。政治罢工也将被取缔。 运动的特点 一如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和美国爆发的运动，香港的运动表明资本主义危机致使青年高度的激进化。我们理解在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垮臺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性失败仍对今天的工人阶级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坐等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百分百成熟。在成为少数派后，于2019年从组织中分裂出去的工国委宗派主义领导层就期望这会突然到来，随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自动实现「大跃进」。这令他们不愿深入了解今天发生的运动，并与现实脱节。 过往两年的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十年前的运动——凭着革命的精神在战斗，香港和缅甸的青年时刻为着变革作出牺牲。另外，总体上运动的持续时间要长很多（对比之前的几周，现在是持续几个月），马克思主义组织若要介入其中，则可能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政治精力。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挑战。同时，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在斗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作用，令群众意识更加的错综復杂。光有一个大体上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十分审慎地考察那些在运动中往往是混乱且矛盾的想法与讨论，以便有效地介入到运动之中。 中共镇压劳工议题 港大劳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方然在广西南宁市被国安人员带走并被秘密关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据方然父亲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意味住他可能会被拘押六个月，期间与家人和律师隔绝。 多次被打压 26岁的方然曾多次被当局邀请「喝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似因为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而被打压。向来政府视劳权为禁忌。香港《南华早报》评论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劳权团体感到心寒。很少人愿意评论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被指控颠复国家」。让报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热心的社运人士」。方然曾于清华大学成立左翼读书会，而他父亲为中共党员。他的一位同学指方然在少年时期加入过中共，因为他当时以为中共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奋斗。该同学向《南早》表示说：「他可能以为中共代表平权和解放的事业」。 一直以来，中共对劳工议题持敌视的态度，任何研究、讨论，甚至仅仅是报道劳工状况的信息都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遭到中国国家机关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这个当年带领中国復辟资本主义的城市——就开始打压帮助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这些机构全部在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众多工运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监。从2018年开始，政府口径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号召爱国主义分子积极举报。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斗争的镇压，当时众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参与运动，提出独立工会这项重要诉求，结果超过80名佳士工人和学生被拘押。 几个月以来，虽然中国政府陆续出臺了一系列看起来是「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时製度违法，但对舆论的控製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网信办，开始加大对网络的控製力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警察系统，并且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对关键字进行审查，监视网l络讯息，操控网路舆论。被网络警察判定为「违法」或者「有害」的用户将被约谈、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为研究、讨论劳工问题被带走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位。 万马齐喑 除了劳工议题以外，几乎任何涉及到批评时事、讨论政治的言论都有被中共「约谈」的风险。有人戏称：「在中国，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2020年的头几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这个数字是通过零星的政府消息统计出来的。实际的数字不为人知，但一定比这多。 在网络上，由于信息封锁，方然被捕的事件仅仅在小范围内被人了解和讨论，但越来越多的镇压行动已经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盖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日益高压的政策（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主张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且还要把这些斗争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香港：中共镇压风声鹤唳 中共取缔所有反对派政党及NGO组织，消灭议会仅有的选举自由，禁止一切批评政府的出版和言论，逮捕和审判泛民领导和示威群众。即使香港反对派已彻底溃散，中共并不会就此放软手脚。因为中共镇压的目的不在于香港，而是要通过所谓「打港独」向国内群众展示习近平的权威，企图发挥震慑作用，压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进化。此外，习近平镇压香港也是给美国看的，以展示中国可以「为所欲为」。习近平在中美冲突各战线的斗争都失利，而打击香港成为了他可以展示权威的工具。 结社自由工会权利被取缔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来，美国政府对香港的问题只是作出口头上的批评。而美国统治阶级目前已放弃香港这只难以取胜的棋子。作为中国直接统治的一个城市，美国没有什么空间利用香港作为杠杆去攻击中国。再者，中美统治阶级都明白到这场大国冲突是不可逆转的，过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以促进中美经济接轨的角色已再无利用价值。相较于香港，倒不如将资源在南海和臺湾问题上，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上围堵中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一方针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关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热的民主权利。 来年就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虽然在党内斗争占了上风，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连任，但是为了使他未来的权力稳固，为未来的统治扫除障碍，他还不能高枕无忧，而需要继续集中个人权力，并处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炸弹。现时他大打攻击科技业和房产业的私营资本家，大力打压国内女权及左翼运动，都是连任前必须作出的铁腕整顿。 中共要消灭香港一切的结社自由，就像在中国大陆那样，任何独立于政权以外的组织都会被视为威胁。教协和民阵被迫解散后，支联会及职工盟在本文撰稿时亦准备解散。中共借机消灭一切的香港工会权利，像中国那样只有服从于政权的假工会。除了避免像国泰工会和医护工会那样的罢工再有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扼杀未来更激进工会壮大的可能性。 国安处指控支联会和职工盟为「外国代理人」。由于职工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的资助，很可能成为其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佐证。事实上，打击「外国势力」只是中共镇压民主权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经济危机严重，未来对工人阶级将会作出更大力的经济打击，即使政治权利的反抗现在被全面压製，但经济民生的反抗还是可能爆发的。一如在中国大陆即使实行全面独裁，工人还是会为了生计而发动罢工。 我们反对工会组织接受美帝国主义的资助，因为美国政府与中共政权一样，从来都是反对真正的工会运动，而只是想加强自己地缘政治控製的筹码。美国资助职工盟的目的从来不是要强化香港的民主运动，相反是要牵製它、避免其过于激进化。 实际上职工盟虽然在立场上支持2019年的群众斗争，但却完全没有领导过2019年的罢工。在林郑搁置送中条例时他们首先取消了罢工的号召，到了8月因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他们才呼吁工人自行请假参加罢工集会，而没有作为工会组织一场真正的集体罢工行动。 镇压下仅余的抵抗 面对反革命的镇压，几乎整个温和泛民都准备退缩，但当有也有例外。社民连虽然几乎全部领导人物都在监狱，但仍继续在街头抗争。而面对支联会被迫解散，副主席邹幸彤却带领了几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领了其他常委拒绝，表示即使让步也不会被政权放过，并且高调展示准备入狱的决心，说得掷地有声：「恐吓到我们这裏为止，支联会不会帮你散播恐惧。」随后她连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国安处控告「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作为大律师的她大胆发表文章批击法治的虚伪，在文章《「只谈法治，不谈政治」的抗争七步杀——香港法治迷思与司法抗争诤议》呼吁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没有抗争的话并不会有改变。此前，她也拒绝被剥夺言论自由作为法庭的保释条件，坚持在保释期间向公众发表反抗言论。然而支联会和教协一样并不是具动员力的群众组织，恐怕只有几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转解散的结局。 泛民软弱与热狗闹剧 可惜的是，邹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数泛民政治人物都选择投降，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后悔、解散自己的组织、表示退出政坛。就在本文撰稿之时，李卓人和何俊仁呼吁支联会成员解散组织。他们的软弱并不来自个人性格，而是因为其政治路线走到尽头。一直以来，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国两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渐进争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独裁永远不会自我改革而开放民主。他们一直以为只要中共走向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就自然会在香港甚至全中国落实民主。但今天正是因为中共成为了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爆发激烈的帝国主义冲突，并且因而必须加强铁腕统治保卫其「国家利益」。 至于在雨伞运动后打着「勇武斗争」旗号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过程中尽显他们的狼狈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议员出立法会后，连温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议会中作为花瓶，因而全体辞职。但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却继续留任议会，因而一度获得《大公报》的贊扬，甚至本来打算可以被国安处宽恕，继续蒙混过关参选下届立法会。最后他还是无法幸免被DQ的厄运，组织随之也瓦解。 热血公民是一个极右民粹组织，利用激烈措辞但内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论吸引青年，实际上只会用族群仇恨针对中国大陆人，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反对中共。他们往往出现在群众运动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对于温和泛民领导保守的不满，攻击泛民来获取声望，但却从来不会提出另一条斗争的出路。虽然打着「勇武抗争」的旗号，但早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败选后变相退出社运，变成以区议会的保姆服务来争取支持，在2019年的运动中完全没有亮相。他们的狼狈相迎来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耻笑，可算是为这一节悲剧中带来了一个笑话。 中共全面消灭立法会的选举自由，新的议会的90席中只有22席为直选，而且候选人必须经过国安处审查。这种选举与大陆已完全看齐。中共害怕选举气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极低，使假选举成为国王的新衣。澳门在9月选举前DQ了所有民主派议员，使其投票率陷于主权移交以来最低，并出现了大量涂汙选票以示抗议的废票。香港的选举大抵也会是这样的翻版。 因此他们要拉拢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泛民，诱使他们进入跛脚的议会参选，作为其一块遮丑布。至今只有社会民主连线清晰表态拒绝参加假议会，其他党派仍在犹豫不决。其他温和泛民政党内部出现重大意见分歧。虽然议会内逐步改革的路线已彻底破灭，但泛民政客只会继续堕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许，使他们的叛卖之路越走越远。例如民主党元老李华明以及部分民主党的青年领导企图参选，而刘慧卿等元老则害怕参选以致「一铺清袋」，在历史遗下臭名。李华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员向他提出可参选的名单。另一些「参选派」则是年轻的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邝俊宇在2019年运动早期因为经常在前线协助示威者，其突出的个人行动使他在青年之间受到相当的欢迎，因而被封为「邝神」。但现在却准备堕落为最卑劣的叛卖者。可见，审视一个政治人物还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质以及实际立场，而不是镜头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终结 反革命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同时我们认知到习近平政权正面对空前的危机。我们要汲取2019年运动的不足和弱点（参考文章《2019年群众斗争的教训》），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专製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当其爆发之时，我们就会知道2019年香港的运动不过是一场预演。 香港：Foodpanda送递员罢工 抵抗苛刻剥削 外卖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扩张，生意赚到水涨船高，但送递员却没有获得辛劳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断削减，员工连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内部不公平的机製令员工怨声载道，生计受到影响下外卖送递员在周末发起多区罢工行动，抗议公司无理削减工资，超过300名员工参与。 这次罢工并非空穴来风，Foodpanda在这年头已不断推出政策扣减外卖送递员的工资。参与罢工的外卖单车手「奶悠」（假名）向社会主义行动记者表示，公司过去逐小地扣减送递员收取的服务费，以自己一张距离较远的外卖单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币，下同）现在被扣至30元，中距离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张单都被削减约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时本可赚到约800元，现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从来不会知会员工削减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责跟单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静悄悄地削减工资已经非常可耻，现在更不理会我的解释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顾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谓的上诉机製十分霸道，简直人神共愤！」「奶悠」踏单车送外卖亦存在风险，「在行人路踏单车会犯法，在行车路上与其他车辆并行亦非常危险，我试过工作时遇过一次意外，幸好没有大碍」。他指Foodpanda外卖送递员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没有病假、工伤、强积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后公司更将他的送递表现评级下调。 另一位送递员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卖），他指公司推「孖单」降价政策，将第二张同一屋苑的外卖单服务费削减，又将客人投诉外卖送达后出现食物倾倒、外卖送抵后没有该地址或其人等恶作剧，都归咎为员工责任而发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们要利用Foodpanda手机App去处理外卖服务，每张单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时间，那些倒数时间有时只有数十分钟，令我们要火速进行送递，增加交通意外和受伤风险。」 罢工行动在尖沙咀、观塘Foodpanda办公室及多区Pandamart门外聚集，员工举起「停止无理减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标语，亦要求每张单的服务费至少是50元来换取「生存」及抵销外卖摩托车维修费、油费等开支，而「步兵」则至少需要35元。 过往Foodpanda亦曾无理解雇争取福利的送递员，显示大企业对员工的压榨及可耻。在罢工的影响下，多区的Pandamart超巿停止运作，而工人指抗争将会续持。 去年，另一外卖送递平臺Deliveroo亦因削减员工工资险酿罢工。外卖送递行业在疫情下大举扩大业务，在巿场竞争激烈下，这类公司都要加强压榨员工获取利润，使全球多地都爆发工人抗争。例如，中国大陆的外卖送递「饿了么」平臺旗下骑手在今年3月发起跨省的抗议行动，抵抗公司压迫员工，差不多同时间在英国伦敦亦有Deliveroo员工的抗议，反对持续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资。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Foodpanda送递员的合理抗争，在香港劳工保障形同虚设下，工人需要团结的行动去捍卫权益。这次罢工最主要是透过网络群组沟通动员发起，工人至今并未有组织起代表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今天工会正面临政府前所未有的镇压。 11月13-14日的罢工确实令人振奋，但抗争若要持续，网上群组这种组织方法可能并不足够，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会组织架构，以应对资方对罢工的打压，争取最大化工人的权益。所有工人都要与Foodpanda罢工工人展示团结！如果他们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对所有工人来说都是胜利，并会鼓励工人组织和斗争！ 伦敦唐人街冲突：对抗种族主义和国家镇压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两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牵涉到中国内地的组织，另一批是年轻香港移民——在伦敦唐人街冲突。这事件是一个警告：在中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和习近平残酷镇压香港的情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伦敦事件显示，中美地缘政治斗争正与族裔和政治冲突结合，并且将其放大起来。 于世界的另一端，同一过程近来以另一个例子发生。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夺。在这贫穷的前英国殖民地，因中国国家及其资本家作为一方与美国及臺湾作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多年来的族裔冲突变得更復杂。 「向新冷战说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爵禄街举行了一场打着「停止针对亚洲人的仇恨」和「对新冷战说不」的集会，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虽然标语听起来值得嘉许，但集会政治构成和性质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幸地这场集会牵涉到很多和中国独裁政府有联系的傀儡组织，它们和应中国独裁政府的政治宣传，支持镇压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国非政府组织和「左翼」议题组织也合办了这场集会。讲者包括停战联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军运动（CND）的Kate Hudson，还有是保守党的成员。按报导，工党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讲，但因为受支持香港的组织的游说（指出主办方的组织与中共有连结）而取消。 这些亲中共组织主导着当天伦敦的示威。集会的中文讯息和英文讯息非常不同。英国组织代表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和「非政治的反种族主义」是集会主调。但中共政权透过其傀儡组织和支持者骑劫了集会，将其变成贊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并将任何对它独裁的批评和「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混为一谈。与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将所有对以色列国家的行动之批评和「反犹主义」等同。同样地，所有对中国政权的批评也被说成「反华」和「伤害14亿中国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来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义）的香港示威者举行了反示威。幸运地集会和反集会的规模都很小，大约100人参加亲中共的示威，而亲香港的反集会人数则少于50人。但其后双方以种族主义言论侮辱对方展开冲突，造成暴力打斗和数人受伤，成为在社交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大事。 现正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英国警方调查这个「反种族主义」集会的组织者。亲中共阵营则在微博匿名悬赏一万英镑，鼓励网民提供罗冠聪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郑文杰在伦敦的住址。微博的还有帖文讨论建立「小队」攻击在英国的「港独人士」。英国警方随后宣布会调查针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威胁。特此强调，罗冠聪和郑文杰以英美资本为盟的自由派政客，并无提倡港独，只是中共将所有香港民运人士打成「港独」。 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正加剧 和在其他西方国家相同，英国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正在加剧，特别从疫情爆发开始。右翼政客和媒体想用亚洲人和中国人作代罪羔羊来掩饰资本主义灾难式应对疫情的无能，因此为种族主义加温。来自像英国约翰逊等各国政府的反中冷战措辞，无疑在加强反华和反亚洲人情绪。要反击这情况，就需要真正的反种族主义抗争，但这需要完全独立于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资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英国媒体ITV（独立电视网）十月所做的民调显示，过去两年居于英国的东亚和东南亚人受攻击的次数升近50％。60%英国警员表示，去年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种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国、香港和东亚及东南亚人正经历更有威胁的种族主义。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发起真诚的倡议行动，以将跨族裔社群组织起来，对种族主义说不，并将这议题连结至对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扩大资源。但是那些发起或支持爵禄街集会的英国组织，不管是天真得荒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书也好，让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宣传平臺，实在需要检视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爵禄街集会无其他东亚或东南亚裔社群代表的事实，也显露出这个示威的不对劲。另一个不对劲的迹象，是组织者无视新疆议题——当地正发生中国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策——亦说明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种族主义」。 参与集会的英国组织者的声明否认这场活动是「亲北京」，而这说法并不诚实。一系列的参加组织包括英国福建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伦敦华埠商会，全部和中国政府有连结。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直接受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控製，作为非正式「警察网络」监视十四万中国内地留学生，防止他们参加「颠复政治」。 这堆亲中共傀儡组织曾经在英国华人社群间以中文媒体发动一个高调的运动来支持香港国安法和严厉的政治镇压。例如今年，伦敦华埠商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在亲中共报纸卖广告，支持香港「只限爱国者」选举闹剧。这场选举将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只有中共允许的候选人能参加。 民调显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话会选择离港，而约九万人今年已抵达英国。中共担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会变成一个反政权活动的基地，所以将威胁和恐吓升级，如同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骚扰显示。透过在海外内地人社群间煽动民族主义，北京正将社群关系两极化，并为发展族群仇恨的「华人部落群主义」创造条件。 香港的独裁镇压自2020年国安法立法以来，导致过去十二个月内三十个工会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万成员的职工盟。所有示威和罢工已被禁止。在伦敦示威后，其中一个主办团体「监察组」在示威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每个社会应有示威权利和广泛的人权」。即使慷慨地说，我们只能形容这讲法天真得荒谬绝伦。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这些示威者的目标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反对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标语的伪善，同时隐藏了它打压维吾尔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们可笑的举动和带出的讯息却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赢得那些未被洗脑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过媒体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众），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让中共党媒「证明」香港民运示威者是「反中」的。无政府主义式冲突没有带出明确政治信息，只会让当地民众感到困惑，从而使反威权斗争建立基层的国际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不幸的是，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运动的弱点、甚至是放大了运动的一些反动性质。在2019年斗争失败后，在认知到青年抗争者的牺牲和勇气之同时，我们需要从运动的的政治和组织弱点和错误汲取教训。别忘了，在2019年7月运动高潮时，运动某份参与者尝试展示对中国大陆的反政府抗议表示声援，力图建立共同的斗争，也有一些香港种族主义示威者企图攻击内地人时被其他抗争者阻止。这些做法都应该被学习和强化，但今次伦敦的行动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或许也有真诚的反种族主义者参与了这次活动，但他们难以否认自己被两个对骂的种族主义阵营骑劫。一些中国大陆示威者大骂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该词正是中共党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斗争期间对香港抗争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则高喊「返大陆」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用来指代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字汇。 走入死巷的民主斗争 对于认真想重建反独裁民主斗争的香港青年来说，2019年最重要的教训是——这场运动因孤立于香港一地、没有认真努力地与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这股唯一足以挑战中共国家机器的力量——建立团结的群众斗争而失败。 伦敦反示威闹剧，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对中国大陆人或华人长相抗争者针锋相对的辱骂，只会进一步加剧族群分化，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宣传——将香港群众抗争描绘成美国的反中阴谋。 香港的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如罗冠聪和郑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这个大错特错的前提下，心甘情愿地支持亲西方的冷战阵营，而这是重建真正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障碍。为了令民主运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团结中国、香港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者谴责双方的种族主义言语和政治。双方的抗议行动都是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冷战和中国国家镇压作斗争的反面教材。伦敦的抗议也警示着国际左翼，在处理反亚裔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突等问题时，如果没有完全独立于插手运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包括中国资本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共），就会掉入错误立场。 我们需要与在新冷战中源自各方的种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臺湾组织，我们主张建立这种基于团结各族基层劳动人民的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去反对资本主义製度下猖獗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中共自製选举闹剧 镇压不能摆平社会危机 12月19日将举行改製后第一次立法会选举。中共将立法会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选举产生，加上候选人要先由国安机关筛选，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这使选举气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预计投票率将是历史最低的一届。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访者倾向不投票。这数字还未包括因国安法的恐惧下而不敢讲真话的受访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会选举调查，受访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会本来已是跛脚议会，反对派并不可能在建製内对中共构成威胁。相反，过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议会建製内进行渐进改革，使立法会变成一个安全阀，以缓解群众斗争的压力。今次，习近平的极高压统治下，将假议会的遮丑布都全力撕毁，再次挫伤自己的权威。 统治者继续自欺欺人。林郑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会降低」。同时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会削弱其权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胁民调机构有可能违法；又设立边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动员居内地的亲中共港人投票。然而，无论如何强大的镇压机器，但不能强迫「躺平」的选民站起来。 部分温和泛民政客继续叛卖民主斗争，例如前民协的冯检基和前民主党的黄成智，今次更为选举闹剧担任临时演员。而温和泛民一度因为参选与否陷入严重分歧，后来参选派虽因群众压力而放弃念头，但暗地叛卖的行径并无停止——党副主席梁翊婷被揭发支持获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参选港岛东。 继续压迫穷人和青年 国安法通过以来，中共的强力镇压并没有停止。林郑继续以防疫措施为名，加强对市民的监控，推出强製使用「安心出行」，并继续禁止四人以上的集会，甚至威胁煽动他人不打疫苗也属犯法。此外，新闻自由已被摧毁，《立场新闻》总编辑辞职，而《经济学人》驻港记者工作签证续签被拒，都是众多的近例之一。 无论镇压力度如何强大都不能掩盖社会危机，所以民怨并不会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万个贫穷人口，贫穷率高达23.6%，创2009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约4个港人中便有1人属「贫穷」，其中近三成来自在职住户。这可说是对习近平提倡的所谓「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极大的讽刺！ 香港贫穷再创新高，穷忙族水深火热。但近日教育局长杨润雄批评时下「躺平主义」，并公布要将「勤劳」、「奋斗」加入价值观培育，并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指引》文件中删去「尊重人权」、「批判思维」等字眼。 在中国大陆出现躺平主义思想——年轻人拒绝高压社会规范，放弃买房成家，主张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过极简生活。中共如临大敌，视之为破坏经济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机的根源，甚至要出动官媒谴责区区一个网路次文化，并在六中全会中大力宣传「奋斗」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习总的论调，企图以高压家长製统治青年。但统治者越是叫嚣，青年则更充耳不闻。 香港和大陆青年一样，面对房价高企、阶级流动无望，勤劳向上的劳动成果只会被统治阶级夺走。2019年香港反威权运动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觉醒，是他们的一次「奋斗」。运动受警察镇压失败后，青年间弥漫着暂时的绝望感、无力感。 独裁政权加强教育製度的思想压製，只会令更多师生和家长厌恶，选择离港摆脱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学年度，香港学生退学人数上升1.7倍，等于平均每校有32名学生退学，当中有6成学生选择离开香港。每校约7.1位教师离职，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团结中国大陆的斗争 习近平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必须加强巩固权力，加上中美冲突的高度紧张状态下，需要通过镇压香港来展示自己权威。所以，香港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一个城市之内，而是整个中国以至国际局势。在全球资本主义製度深陷危机下，无论是中共还是美国拜登的统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陷入混乱。群众对政权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强大，青年激进化而且阶级意识大大提高，正为香港暗无天日的局面亮起一点曙光。当大陆群众爆发斗争时，香港和国际的群众也需要团结共同的斗争，挑战专製极权与资本主义。 香港：立法会假选举投票率破低纪录 本届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只有30.2%，只仅多于2016年投票率的一半（58.3%），创下史上最低纪录。对香港的统治者（即中共）来说是又一次的公关灾难。任何政府都不能称之为“成功”的选举。 当局动员“爱国者”去投票，但爱国人数似乎不足。2019年群众斗争高峰时，区议会选举中政府受到空前的挫败，当时有294万3千人投票，远高于今届立法会选举的130万人。中共今次纠正错误，确保同样的选举结果不会出现。 所有当选的候选人当然都是亲中共的傀儡，中共官媒固然大声叫嚣，宣称选举“胜利”，但最有力还是来自拒绝投票的抗议声。民众并非“政治冷感”，而是积极地以有意识的群众行动蔑视这场选举闹剧。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香港政府学习了北朝鲜，将宣传杯葛选举定为违法，这段时间并无公众宣传杯葛选举。在没有组织或领导下，抗议的声音仍然如此强大。 选举结果并不会改变北京的立场。独裁政权不会花那怕一秒钟来反省。在面对新冷战及各种内部挑战中，他们在香港问题上不可让步，因为这会削弱习近平所要展示的强势。只有中国的群众反抗才能带来改变。 不过这次“胜利”会为中共治港带来新的问题。立法会内的“清一色”，代表当政府犯下重大错误、爆出丑闻、做出蠢事时，他们将无法掩饰，并只会进一步加剧民愤。今次事件再次反映了一年半的猛烈镇压并未能成功粉碎群众的抵抗，香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 |
|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复热帖 |
|
|
|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21: | 孟晚舟红裙似火燃烧最后五分钟 | |
| 2021: | 中国式阶级斗争，独尊毛、习外，其余皆 | |
| 2020: | 神经第二十七章 网友评论篇 卷一951-96 | |
| 2020: | 日美台印结盟，印度开枪中国等死 | |
| 2019: | 杨安泽的爱好者们，快快将这个贴传给那 | |
| 2019: | 中国独裁政权的统一 | |
| 2018: | 举报共匪的网址，望转发 | |
| 2018: | 得川普真传的卡瓦诺以愤怒横扫千军 | |
| 2017: | 中国人没有资格嘲笑菲律宾及其人民！ | |
| 2017: | 无题一首：猪头卖国急，73盗国忙；哀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