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网友 香港网友 台湾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三年

电影影评- 林肯(导演: 史提芬·史匹堡)

这 套电影重点介绍了政府通过第十三条修正案结束南北战争。在 1864 年赢得竞选连任后，林肯趁机在即将卸任的日子内在国会会议上通过修正案。即使共和党大多数党员同意修正案，但亦不保证能通过。林肯除了需要处理内阁的反对 派外，他政党内部反对，也需要赢得一些民主党党员的支持（民主党当时为奴隶的主要政党）。这套电影清晰地显示了林肯 当时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危机中运用了高明的政治技巧。除此之外，虽然林肯遭受抑郁症困扰的元素没有完全加入到电影中，但也试图将其人性化; 同时，电影也充分展示了林肯倾向于与士兵和内阁成员群内讲述故事和寓言来加强他的观点。

特别在一些情节当中，他和妻子 玛丽·托德·林肯(由 莎莉·菲饰演) 的交流戏和他们的11岁儿子 威利的过世悲惨剧情是最令观众感动的。这也包括了林肯的小儿子 泰德与另一名他的儿子 罗伯特·托德·林肯 之间的紧张关系。电影裏，罗伯特·托德·林肯争取加入联盟军队，却遭 玛丽·托德的反对。

伟大的领袖

丹尼尔·路易斯 籍着以条不紊的方法来演戏令他成为迷人的缩影。在史匹堡的感伤和宏伟的图像构思及指导下，路易斯将其演变为林肯的精神和心灵，呈现了一个神般的身影。电影制片人选择了拍一部在有限范围内的修正案争夺战电影，毫无疑问地是在这事件中放大了林肯所扮演的角色。

在另一情节中，林肯在白宫向一位士兵提出了的一条问题，「我们是否生逢其时?」士兵便回答，「我不清楚我自己，或许你是吧。」对那些希望全面了解林肯在历史中的角色的观众来说，问题是制片人对事件的挑选没有能全面的描画林肯「生逢」的「时代」。

在 几乎大部份情节专註于华盛顿大厅的辩论下，这部电影并没有完全探索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如果奴隶、小农场主、工人以及其他人没有被导致1861年战争 爆发的事件（以及之后的事件）激进化，林肯将没有让他发挥领导才能的平台。若要充分认识林肯的领导素质，把他的角色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进程中看是非常重要 的。而这其实可以在电影的开幕数分钟展现出来。然而，导演却选择提供了狭隘的视野给观众，并且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历史背景下，令剧情呈现历史是由伟人造就 的，而更大的权力规定谁是伟人。

第二次美国革命

「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存了。它只能以一个制度（奴隶制度）或另一个制度（自由劳动制度）的胜利而结束。」-马克思

多年来一直在美国政治占主导地位的种植园东主最终在革命战争中被推翻，,而奴隶制的废除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一一被连根拔起。而这次革命是必要的，因为美国争取独立的首次革命最终是以南方的种植园东主和北方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结束。

许多人当时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正要垂死的制度。但由于轧棉机的发明到工业革命的发展，棉花的需求快速增长所导致出现了比资本主义之前更为残酷的奴隶制，并通过了两党制度（民主党和辉格党 [Whigs] ）令这群拥有奴隶的东主强盛起来和主导了当时的美国政坛。

由于棉花种植破坏土壤，所以种植园东主不断寻找新土地。北方人口迅速增长的小农场主希望获得新的土地建设「自由土地」小农场而不是大型奴隶种植园。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突。1854年堪萨斯的小农场主和奴隶主就这个新的州是否应是蓄奴州而爆发战争。

随着资本主义在北方快速增长，它有自己的政治议程，而奴隶制度和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也面临更多冲突。支持奴隶制的种植园东主更拒绝放弃他们的权力更令革命成为必要的。

工 业界在反对奴隶主的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他们必须动员群众去做。在一场不断增强的反「奴役力量」的民主运动中，共和党于1854年建立。这个新党除了 小农场主和工业家，还团结废奴主义者和工人组织，他们将之示威一个建立强大的反「奴役力量」的运动的机会，将为社会快速变革打开大门。共和党的纲领只有有 效目标要求停止蓄奴地的扩张，但这足以给奴隶制判死刑。

除了遭到北方的反对，奴隶的主人经常生活在奴隶起义的恐惧裏。随着奴隶的人口增长 超过了四百万人，恐惧日益增加。奴隶主人完全依赖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并无情地来执行他们的需要，这包括执行逃亡奴隶法和镇压废奴煽动。反民主 的针对废奴主义者措施在北方散布了恐惧的情绪，认为「奴役力量」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

当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时，奴隶主人已经认定捍卫自己的利益的唯一的希望是要对北美武装起义和分裂国家。

这一广泛的历史进程导致了林肯的选举和战争的爆发的。由于存在两个对立的制度，冲突和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林 肯下决心在内战结束前废除奴隶制是至关重要的，保证了接下来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后续发展。同时也导致发展出强大的工人阶级，只有这一阶级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平 等的社会。因而马克思和他的美国盟友在内战中支持林肯和北军。他们反对认为废奴会导致工人间更大竞争的观点，而解释说工人阶级会由于黑人劳工摆脱枷锁而变 得强大。「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荷利活

林 肯本身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他自己也同样有种族歧视观点。林肯于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辩论时说：「我愿意说， 我现在不、过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种人和白种人的社会与政治平等地位。我现在不、过去也不曾赞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审员，不赞成他们担任公职，不赞成他们 与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样赞成把优等地位指派给白种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诺伊州渥太华，林肯与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辩论，亚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但是 林肯是「自由劳动」的支持者，这是重要因素来动员北方的小农民，商人和工人自愿团结起来战斗。

林肯是一位天才演说家，可以和贫困农民什至律师互通，这是我们可在 史匹堡的电影的开头窥见一斑。当 林肯与两名一黑一白士兵讨论的时候，他们两人似乎受到启发，靠记忆背诵出林肯当时在葛底斯堡的演说。

林克的思想和行为也被社会冲突的加剧所推动。奴隶自己向联邦（北方）领导人施加压力，战争中越来越多的奴隶逃到北方，使得废除奴隶制度成为了战争的手段。在废奴主义者的鼓动下，废奴情绪同样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增长。

陆军为代表了北方最激进的工人和小农场主。它一点都不像今天的美国军队，因为陆军这是透过贫困草案而建立的。南北战争是政治战争，因此联邦军（北军）是政治化的。
虽然当时有征兵制，但也有成千上万的是自愿参军的。因为他们相信打破「奴役力量」对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非常重要。工会会员、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在加入和组建构成联邦军的民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864年选举中联盟军士兵几乎无一例外投林肯的票。

奴隶为自己的解放斗争

在 电影开幕中，有一位黑人士兵提及到黑人士兵有种族岐视的遭遇。但这仅仅象征性提到白人联盟领导和黑人士兵的种族紧张关系。另一部由 马修·布罗德裏克和 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名为「荣耀」于1989年上映的电影，揭示了多得多的这一种动态的紧张关系——联邦领导人极力保住联邦以及他们的仕途，而黑人战士 为社会解放而战斗。诸多事件最终迫使林肯废除奴隶制，而决定这些事件的动力是奴隶们为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不幸的是，电影裏 的黑人只是被用作道具，缺乏任何真正的发展，对话和对事件的影响。更加糟糕的是，电影丝毫没有提到或者描述重要的非裔美国人领袖，诸如废奴主义自由战士弗 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领导地下铁路并在后来加入联邦军（北军）的哈裏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林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曾在奴隶、战后和黑人选举权的问题上借鉴道格拉斯的思想。

这部电影也给出了虚假的印象，第十三条修正案是由 林肯提出，但其事实是激进的共和党人和废奴运动在1864年1月推出该修订案。激进的共和党人比林肯早几年呼吁结束奴隶制度，赋予不同种族和政治派别、不 同经济和社会地位间平等的全面的普选权，正如在迅速重建期（1868-1877）中发生的那样。

激进的共和党党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在 电影中被描绘成妥协派，因为他们降低其更广泛的呼吁黑人平等权利的要求，目的在于防止民主党人拉布，确保解放奴隶宣言得到通过这一中心目标。但是他们所做 的妥协对于在制度上摧毁奴隶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妥协推动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和1860年前所做的维持奴隶制的妥协完全不同。

林肯这 部电影让我们以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它提供了一个背景来进一步揭示快速重建期结束后非裔美国人和劳动人民面临的可怕生活条件，而同时美 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围绕着内战进行的大规模社会斗争带来的重要议题包括结束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族、阶级、性和性别剥削。 废奴150年之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仍然是世界历史舞台上革命性变革的真正力量。

妇女为何受压迫？

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吗？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将女性定位为“天生弱 势”。为此辩解的言论有很多，诸如圣经中的故事：作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因为上帝觉得亚当很孤独。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创造出来的， 而且，因为她性格中的弱点，她出现后的所有事情都变得糟糕透顶。

当科学替代宗教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后，又出现了其他的论点：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女性的肩与臀部形状异于男性；她们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没有男性的体力，易被自己的情绪左右。

虽然这些说法都曾流行一时、甚嚣尘上，但现在看来大都荒谬和虚伪。比如男女之间工资存在差异是因为男性从事对体力要求更高的工资，但在解释男性工资的分配差距时，体力却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练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脑力劳动等因素。

家庭

关于妇女社会角色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攻势中，出现了这样的论断：我们当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赖于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会的最自然而且最优良的组织形式。

他 们声称妇女的低薪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与操持家务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在成年后大多数的时间裏，妇女在经济上应依赖一个男性作为其经济来源，从 这个男性那裏获得零用钱。而任何试图背离这个社会角色而保持独立生活的行为，比如支撑单亲家庭，都会在社会上招致灾难性的的麻烦。

保守党人（新工党的政客经常就这一点附和他们）指责这种妇女脱离其传统社会角色的趋势，将诸如犯罪和损毁公私财物事件等社会倒退的表现的增加归咎于这种趋势。对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仅仅是为了反击这些意识形态攻势，对了解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也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扮演何种角色？

当 大多数人想到家庭的时候，他们往往想到的是亲属关系：母亲、父亲、伴侣、子女等。显然，亲属、朋友及同事等人际关系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他们是人类发展的重 要部分。但值得註意的是，当政治家和不少评论家提及家庭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前英国首相戴卓尔称其为“建筑单元”。家庭，作为一个组织单位， 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理想的家庭是这样的：

一）不参与工作的成员依赖于赚取收入养家的成员，后者传统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这种模式带来的影响就是所有的财政负担均由家庭负担，而非政府。当然，家庭不具备担负这些负担的物质和很条件。因此在历史上造成了饥荒、营养不良和疾病。

将 女人独自留在家中照顾学龄前的孩子，是导致抑郁症和神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福利国家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部分地达成了共识：为了创造 服务行业劳动力和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让步。这也是那些发现家庭不能承担这些负担的男女工人们斗争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对于妇女尤 其有利。

但是，从一开始，女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就已经固定到利益关系中，这种关系根植于父权制家庭的强化。因此寡妇被认为“必然是贫穷的”，同时，人们认为离婚的女性必须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只能领取最低收入。

资 本主义家庭观的核心是妻子在财政上对其配偶的依赖。即使一段感情业已结束，他们总是试图保持两人间的金钱关系。因为职业女性的增加，以及她们想与过去失败 的关系彻底决裂，所以给前妻抚养费的做法逐渐消失了。但在《儿童抚养法案》中，这种抚养费重新出现，该法案规定一个男人在离婚后应继续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前 配偶和子女，因此妇女也不需要在经济上依赖政府的补助。

二）在家庭中，妇女为其他成员提供不计酬劳的家务劳动，诸如做饭，洗衣和清洁。此 外她们还照顾孩子，有时还照顾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对于她们的这些家务活，一些保险公司要价高达470英镑（约4362人民币）一周，这些工作没有一件是维 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所必须的。妇女不必为了和孩子拥有良好的关系而将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实上，很多母亲都会说，不必一直 都是照顾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种将女性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们心力交瘁。随着地方政府为老人提供全程陪护服务、以及国民医保系统、教育及托儿 服务等福利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这些福利事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职位通常由领取微薄薪酬的妇女担任，但是毕竟是一种社会职能，而非被家庭强制的个人劳动。因为这些原因，妇女往往努力争取并维持福利，福利国家的倒退正威胁着妇女在战后经济增长中所取得的不大的进步。

社 区护理服务的资金缺乏意味着意味着妇女不得不待退回过去的处境中：在家中独自一人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和无法满足的需求。这意味着妇女面临孤立无 援、困难重重的境地。这是那些与家庭有关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势中的理由：将这些工作说是是妇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强作为削减公共支出的理由。

三） 家庭还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控制单位。家庭是按等级制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对他言听计从的妻子儿女。在过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权 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胁迫，以及父母对子女拥有的权力。英国在最近才将婚内强奸或家庭暴力定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权利。

当保守党和不少工党需要家庭中的约束力时，他们就呼唤这种传统。他们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员习惯于尊重甚至服从于权威。在阶级社会中，这不仅意味这家长的权威，还意味着社会的权威——国家和雇主的权力。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家庭总是存在吗？

围绕妇女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来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中主要有两种观点，有时两种观点混而有之。一种解释着眼于既有的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种则认为，对女性的压迫与私有制、阶级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如 果承认社会存在针对女性的压迫（包括对统治阶层的妇女的压迫），就可能将这种压迫的根源归于阶级社会本身。虽然这两种观点都不无争议，但大多数分析家对二 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认可的态度。分歧在于哪个更具根本性。这个争论非常重要，因为“阶级社会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妇女受到压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还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跟妇女解放斗争有多少的关联度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就 认为护理员是符合妇女天性的职业，该观点认为妇女受他们生理特性的限制，她们作为子女的抚育者，这个角色限制了她们的工作和思维方式。而男性，则可以理所 当然的参与公共生活，以妇女的供养者和保护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试图脱离这种社会惯例的妇女都会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恶果。

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催生了工厂体系，这种观点的虚伪性日渐暴露。从日益发展的纺织工业、服务业到码头等职业都迫使妇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为工厂中的廉价劳动力。

尽 管统治阶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希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工人阶级妇女还是日益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即使对一些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而言，这种（观点带 来的）限制太多了，因而发起斗争，意在争取法律上的平等，参与某些职业的权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当中的一部分人，与工人 阶级妇女达成了至少是暂时的一致，这种跨阶级的联合，虽然在短时期内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往往会因为分歧而以失败告终。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种斗争方式的分 歧，也包括目标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选权还是拥有与男子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的妇女方可投票？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恩格斯试图用他当时所能找到的资料展示，早期社会的妇女并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社会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统性压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标题暗示的的那样，他将这与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私有）、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马 克思主义在生物因素与后天环境的争论中的基本立场是：很明显是生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术、知识、传统风 俗及观念。即使妇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确实是因为在男女分工中承担抚育子女的职责，但在现代社会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争取 产妇权力和儿童保育权的斗争显示了打破这种分工的可能性。马克思在他的《费尔巴哈论纲》中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进而认 为，改变人的因素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教育的结果。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改变的。”

为什么在早期社会发生的情况很重要？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们的生物特性决定而非归因于社会的组织方式，那么改变前一种因素显然比后一种因素——改变生产和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要更加困难。相反通过改变生产和社会结构组织方式来改变女性地位则有可能性。

同 理，如果我们认为基本权力结构主要是为了维护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话，女性对男性的斗争就是为妇女解放展开的斗争。如果基本的权力结构只是阶级统治的一 部分，并且维持着阶级统治，男性被赋予更多的权力的话，妇女将为反抗她们受到的压迫展开斗争，但这将倾向于与阶级斗争一起展开，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 斗争将会涉及针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

德国1933 : 希特拉是如何夺权的?

在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的领袖希特勒被委任为该国的总理（拥有专制权力的政府首长）。在几个月内，纳粹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并带领德国走向新一场世界大战之路。

纳 粹在德国1933年的夺权加速了这场新的野蛮战争与大屠杀的倒数。希特勒如何在拥有世上最强大的工人运动，自1918年到1933年之间曾经有无数次机会 建立社会主义的德国中夺权的？共产党（KDP）和当时虽然拥有资产阶级政策与领导层但仍然是工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SPD）要为德国1933年的严重失败 负上最主要的责任。

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在1933年1月30日将国家的权力交给希特勒和纳粹。希特勒的第一个政府是纳粹与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个只有十一个部长的小政府当中，有三个是纳粹的。但在一月份的时候希特勒的夺权已经成为了事实，而工人运动却没能作出任何反抗。

1933 年3月的选举就揭开了这一切残酷现实的来临。共产党被暴力地镇压掉，并不能够进行任何的运动。曾经强大一时的社民党也已成为了空壳子，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 表都过去到希特勒一边。在“选举”举行一个月之前的3月5日，纳粹向德国最大的资本家们保证“这会是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最后一次的选举”，并说道他们会将 马克思主义“铲除”掉（包括工人的政治工会组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萌芽社会主义的种子）。纵使如此，纳粹也没有立即获得过半票数，得票只有百分之 43.9。在“选举”过后，希特勒在众多资产阶级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即时被拥立成为独裁者。很快地，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的组织被禁止。在1933年5月，工 人运动被瓦解，而数以千计的运动份子被囚禁或屠杀。

纳粹的支持来自于倾家荡产的小资产阶级（例如破产的小生意老板、农民等），以及在 1929年大萧条和往后德国资本主义崩溃中失去工作、的中产。这些阶层不会自动的转向支持纳粹，他们曾经也支持过工人阶级和其组织。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 （其政策只是跟随着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社民党领导层，以及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共产党所出卖。

共产党在1923年德国危机中并没能把握 革命机会后变弱。共产党的领导退却了，声称革命进攻的“时机未到”。这是关键性的错误。共产党很快的失去在1923年中获得的支持，而政党的威信受到挫 败。加上其在1928年起所奉行的极左派政策，让共产党无法回应1929年华尔街危机后的德国状况。

共产党的极左政策，是1928年由史 太林官僚控制的共产国际向其指示的，当中社民党被标签为跟纳粹一样的“社会法西斯”。根据共产国际，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终的危机而共产党应该准备直接夺 取政权。然而除非被推翻，资本主义并不会有最终的危机，这系统将会在巨大代价下继续运作，正如1930年代及后所发生的一样。除了这一点之外，共产党还需 要赢得大多数的支持才能开始准备革命。

于此同时，纳粹的威胁在增大。但是共产党却低估了其危险，而对社民党工人的宗派主义导致无法团结一致对抗希特勒夺权。除此之外，工人运动被社民党的资产阶级政策所箝制，首先是从自己的政府，后来是通过支持自1929年到希特勒夺权时期统治德国的右翼联合政府。

社 民党对这些危机政府的支持，包括强行通过紧缩政策的专制手法，让希特勒的纳粹能够赢得社会上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将他们转向工人的对立面。1928年过后，纳 粹党迅速地扩大，到了1930年代初他们能够获得数以百万的选票。至1931年该党拥有八十万党员，而其冲锋队（反革命民兵）开始占据街头与公共地方。

虽 然两个工人政党仍然远大于纳粹党，但是渐渐看到如果不阻止纳粹的话一场灾难就会降临。而只有共产党与社民党的群众组织走在一起在社区、街头、工作场所和农 村裏团结反抗纳粹才能阻止纳粹。第一个在苏联反抗史太林主义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也是第一个看到纳粹的威胁并了解怎样才能够打倒希特勒的冲锋队。

“在 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政策呼之欲出。它为共产党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过，通往成功的条件是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套理论 和实践，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这是托洛茨基呼吁共产党改变政策－从极左与宗派主义到团结工人反抗法西斯／纳粹主义的政策。

“共 产党必须呼吁保卫工人阶级已经在德国国家中赢得的物质地位和道德地位。这最直接地关系到工人的政治组织、工会、报纸、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等的命运。 共产党工人必须对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说：『我们两党的政策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坏你们组织的门厅，我们将手执武器，飞跑 而来帮助你们。如果我们的组织受到威胁，你们能答应火速前来帮忙吗？』这就是当前时期我们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动都必须以此为基调。”（托洛茨基：共产 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1930年9月）
*共产党的领导的回应就是指责托洛茨基向社民党的领导投降，并且高估了纳粹的力量。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 尔曼甚至指出社民派、共产党人与非政党工人组成联合阵线是“托洛茨基有史以来最反革命的主张”。一次又一次地共产党声称纳粹势力在减弱，并提出社民党的失 败将会是希特勒的末日来为自己的宗派主义来开脱。

甚至1930年的选举结果，纳粹比1928年多赢了五百五十万张选票，并成为了第二大 党，拥有超过百分之18的支持，也没能让共产党与社民党的领导发现将近的危险。相反地，共产党强调自己也在选举中进步－由百分之10.2增加到百分之 13.1－而社民党退步了。但是社民党得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依然作为最大党派。共产党的党报《红旗》（Rote Fahne）在选举过后写道：“纳粹党只会减弱”，而共产党应该继续维持同一路线。没有比拒绝看清事实的人更盲瞎的。

另一方面，社民党则 相信资本主义的机关能够阻止希特勒。因此其全面投入在支持政府的极端紧缩政策和戒严法。这个政策只增加了危机和贫穷的群众。在1931年12月，超过三分 之一的德国人失业－超过五百万人，相对1928年的七十万人。于此同时，全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40。社民党的领导声称他们会在希特勒夺权后动员数以 百万的人反抗。这是由德国工会联会和社民党在1931年组成的所谓反希特勒的“铁阵”，声称能够动员四百五十万人对抗纳粹。但是这个“铁阵”不过是社民党 的选举机器而不是保障工人组织，例如在工人阶级社区中阻止纳粹党。

工人政党的瘫痪、分裂与无法为危机提供出路导致小资产阶级、中产、失去退休金的长者和绝望的失业者更转向纳粹的煽动，其将对工人运动和犹太族群的攻击混入一些对大财团的指控。

事 件甚至发展成共产党在史太林的指示下跟纳粹一起在拥有德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鲁士企图推翻社民党政府。这最终失败掉－普鲁士政府撑过了反对公投。但是翌年普 鲁士政府被冯·巴本的右翼中央政府所解散，而社民党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同时间，越来越多的大资本家和高级军官开始跟纳粹党建力更紧密的关系。

纳 粹所谓的“人民革命”根据希特勒是一个种族革命，而资本家们有权利带领因为“资本家们透过自己的能力爬上阶梯成为上层”（引自艾伦・布洛克《希特勒：一个 暴政的研究》）。德国资产阶级视希特勒和纳粹为能够粉碎阻挡独裁势力的武器－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组织的政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合作社等组织。纳粹与法西斯 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一般”的专制独裁，而是服务资本主义的恐怖统治，来源自失望的小资与中产的反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反而能够让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在社会中 进行完全控制并且粉碎其他独立的组织。其胜利就代表工人运动不仅仅是被削弱而是被摧毁。

希特勒的上台是德国自1918年来一系列政治和社 会动荡危机的血腥终章。但是德国的结果并不是预定的。到1932年都仍然有机会可以阻止希特勒。可这需要所有工人组织都联合起来同一阵线对抗纳粹，而这并 没有发生到。与其单独行动，应当团结斗争，工人组织最终因为各自领导的错误政策和分析，最终一个接一个地被瓦解。

当共产党的领导在 1932年末宣布相当的路线改变并提出团结行动，至少在地区层面，一切都为时已晚。社民党的政策已经使其成员感到沮丧，并让那些将其视其为自己政党的工人 感到困惑。共产党的干部拥有很多有活力与英雄般的斗士，但也由于其先前的政策未能够团结工人阶级成一股更广泛的反抗。

在其1932年的党 大会中，共产党宣布这将会是其夺权之前最后一次的大会！这显示了其领导是何等的脱离现实，他们宁愿依靠革命措辞来维持士气，也不清楚解释当前的即时目标就 是要阻止纳粹，才能捍卫未来的工人运动。首先需要把纳粹的威胁打倒后，共产党才能开始谈论夺权的工作。在错误政策与分析下，共产党被瘫痪了，纵使其成员及 支持者都随时候命党的指示来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但1933年1月甚么也没有发生。同一样的瘫痪也影响着社民党。社民党的领导没有动员其核心力量来与共产党 支持者合作，反而将希望押註在统治阶级、法律和威玛共和国的残存上。社民党也声称纳粹在1932年选举中支持下滑反映了希特勒的爪牙离国家权力越来越远。

但实际正好相反。纳粹党的减弱与内斗反而迫使资产阶级更团结在希特勒的背后，而希特勒也反过来保证建立资本家所祈求的条件，并在纳粹党内清除掉所有相信“人民革命”的成员。而作为交易，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成为了国家的总理。

正 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认真动员起来反抗希特勒，这失败也就更为惨烈。在纳粹夺权后，顿时笼罩着失望与困惑，纳粹对所有反对的正面攻击更加强这个情绪。在其对 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战争中，新的恐怖政权拥有无数的通敌者和密告者。整个社会被恐怖的触手荼毒。在4月就已经出现第一次由政权发起的对犹太商店的杯 葛。这只是往后发生的恐怖的预告。

1933年德国的灾难是了新一场世界的大灾难的开始。在夺权后，希特勒着手准备德国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扩 张和粉碎苏联的阴谋。新的世界灾难迫在燃眉。新一场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看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揭开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 页。这是为甚么如今反抗纳粹与种族主义的斗争是何等的重要。

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抗争的立场

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由资本家主导，通过他们的媒体、资本家政党，并利用经济力量控制选举，让工人表面上可以“发声”一下。现实上这是不民主的，但社会主义者捍卫所有民主权利 –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组织自由、罢工权，反对警察和国家打压。如果这些权利面临军事或法西斯政权的威胁，我们会倡议工人阶级战斗，保卫这些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资本家保持最后控制权，但又被迫让工人阶级公开组织、抗议、组成工会和政党、参与选举，去监督资本家的权力。在今天希腊等危经国家，欧盟官僚和银家等资本家说现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较专制的政权去解决危机（即要穷人埋单)。

在香港，议会是由资本家控制的，他们利用不民主的议会制度，确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过。因此，资本家是反对香港吋进的民主改革。民主斗争需要由基层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成功。这亦解释了香港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民运上往往与中共妥协，尤其是民主党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斗争的路上，CWI不倦的强调，资产阶级今天不再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是资产阶级的“年轻之过”），从而激化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不信任，强调运动需要以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才能成功。我们以行动说服群众，社会主义者是最坚定的民主派，同时毫不饰掩提出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之密不可分。

我们支持吋进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选权、废除功能组别，但不仅于此。我们强调需要召开新的民主议会，打破现存的立法会，除了彻底的民主诉求，包括16岁投票权、移民工投票权，亦指出新议会必须实施迫切的社会改革，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民主公营化银行及大企业等，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不错，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或过渡诉求，但我们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党派不能实行这些任务，让群众在斗争经验中学习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的必要。

关于“例如中国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选国家领导人了，要不共产党官僚层继续胜选，或如同一般资产阶级国家一般，由真正的资产阶级上台。”如果在未来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阶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权夺权，普选议会当然可以废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领导运动，即使是这种偷梁换柱的议会，社会主义者绝对应该参加，并在议会中提出彻底的社会改革诉求，迫使资产阶级摊牌，揭露妥协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应该提出“国民议会”口号，其内容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包括没收地主土地、中国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等，以民主口号动员工人阶级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而斯大林主义者在革命败退后，却提出即时夺权的冒险主义口号，掩饰革命的失败。在理论上，这是脱离群众意识；在实践上，则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广州苏维埃受军阀镇压。

在“工农胜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导大多数被剥削、受压迫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应该明白我们在理论宣传文章和演说中不知疲倦地闸述的一般革命前景，与我们今天就能用来动员群众、让他们事实上与军事独裁制度对立的实际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分。国民会议口号就是这样的核心政治口号。”（托洛斯基给中国反对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意识水平尚未处于革命阶段，“真正民主议会”与“工人民主政权”的政治口号不仅没有对立，“在民主宣传及其鼓动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紧密的连接，并且这两方面的革命活动平行不悖”（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托洛斯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号召“不分阶级”的立宪会议，目的是揭露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拖延召开新议会的角色。在双重政权形成后的革命形势下，这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今天我们在中港台直接号召苏维埃，不仅是冒险主义，更将自己排除在广大的民运群众之外的消极主义。

占领中环（香港民运议题的焦点）若果如目前一样，由资产阶级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领导，必定会妥协收场，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干预运动，提出工人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争取工人群众支持，挑战泛民领导。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随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条主义消极地与运动“保持距离”。我们绝不会犯上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

南非：曼德拉的遗产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SM）谨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国际上所有哀悼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问。曼德拉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为结束种族隔离和争取民主而斗争和牺牲的成千上百万人的象征。对这一英勇斗争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斗争中强大的黑人工人阶级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们认可他在挫败历史上最为可恨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之一中所发挥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开始的预先哀悼告一段落，当时他被送往医院治疗复发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于他为反对种族隔离进行斗争而遭到27年监禁的第一阶段，当时他在罗本岛的石灰采石场服苦役染上了结核病。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死亡被视为值得欢迎的解脱之举，因为这使曼德拉免于忍受漫长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约翰内斯堡的霍顿区（Houghton）的家中时已经完全奄奄一息而丧失了感知能力。讽刺的是，人们普遍相信，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NC）领导层之所以想让他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只是为了让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从而在当年选举中获取最大的效益。

诚信与承诺

作为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一样伟大的历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实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败地球上最值得唾骂的政权和人类历史上压迫和剥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斗争中发挥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为他为黑人多数人口的的民族解放这一崇高事业而身体力行的自我牺牲，使他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国罪审判期间，他的声明已经记录下，“如果需要的话”，非种族主义是他愿意为之奋斗至死的一个原则。

他愿意为这事业做出最终牺牲的证明是他个人承担了建立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MK），他秘密访问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寻求对（非国大）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使他被任命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总指挥官。他坚定地拒绝为换取他个人自由而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从而选择接受长达27年的监禁。作为一个致力于服务他的人民而坚持原则和正直品质的人物，这些行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这也与今天那些践踏他所托付的遗产而毫无个人原则又腐败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前非国大（ANC）的领导层错误地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失败描绘为非洲大陆最古老的解放运动经过长达百年的长征而或多或少赢得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高潮。但是，毫无疑问，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识形态前景、战略和战术方面而言，非国大（ANC）深受群众爱戴是发生在曼德拉的时代，也就是它百年历史的后五十年，而并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变了非国大（ANC）

作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领袖，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主要是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震撼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革命激励，从而动摇了非国大领导人此前决定的拯救被压迫者的路线，——旧路线依靠乞求英国女王释放被奴役压迫的黑人，同时表达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承诺向她和大英帝国奉上自己永远的恭顺。

非国大原本是一个将其活动方式自我局限在恳求和请愿上的组织。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获取了对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控制权，并采纳了1949年行动纲领，从而第一次将非国大转变为一个致力于通过群众行动实现其目标的组织——其中包括反抗运动、抵制公共汽车（按肤色分区）、抗议通行证法和集体离岗等方式。

此后还通过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进的诉求反映了工人阶级群众开始影响到非国大对前景的展望。这与他们因为阶级差别而对前曼德拉时代的非国大领导层充满敌意而保持距离的情况发生了鲜明对比。从此时起直至1994年实现民族解放为止，这使得同样受到白人少数政权奴役的处于阶级对立中的劳动群众和那些中产阶级——即充满野心的黑人资产阶级——能在同一个组织中在相同的纲领下相互承诺一致推翻白人少数统治。当时这（阶级共存）本是没有关系的……直到它变得干系重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到要开始履行《自由宪章》的时候。

下一场选举将发生在种族隔离政策终结20周年之时。历史性的1994年选举标志着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种族压迫的枷锁终被解除，新社会的大门已经打开，在这个新社会中黑人得以扬起头与他们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并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将拥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和对他们人数实力的信心，南非多数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导下慷慨地接纳了少数人口白人。由于曼德拉的领导避免了一场有些人认为将不可避免的种族内战。

由于领导层是那些曾经一心一意坚定领导人民实现自由的人组成，当时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做出的）所有人都将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诺。通过曼德拉的领导，依据所谓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体制已经到来。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此基础也将浮现一个新的“彩虹之国”，种族压迫和它的同伴——贫困、文盲、疾病和无家可归——将被消灭，而“永不再回来”。在这个新南非，所有人都将在一个“保持多样性的统一”的国度中拥有平等的机遇。

 迥然不同的现实

南非已经实现所谓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现实中看起来与20世纪90年代初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时的承诺却是截然不同。虽然种族主义的德克勒克政府将政治权力转移给了非国大，而且非国大在选举中也靠多数人的选票保持长期连续执政，但对于绝大多数（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几乎没有变化。

对曼德拉的讴歌有一个显着特点，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似乎在对曼德拉的预先哀悼中已经融汇到统一的整个国家共同的公共集会中。

今天曼德拉传承下来的“国家”并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种族隔离政权终结前仍然一样，整个社会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社会力量——一边是工人阶级，另一边是资产阶级。南非被称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多达800万人失业，1200万人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床，数以百万计人无法享有良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

执政的非国大统治精英与其所取代的前政权一样恶行彰显—— 腐败、无能、贪得无厌的聚敛财富和迷恋权力。更糟糕的是，虽然他们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是反人类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们正显示出越来越迷恋采用他们前任类似的统治手法。他们依赖保密法（Secrecy Act）、国家重点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与传统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镇压性法规以确保对权力的控制，并使整个国家依旧处在与种族隔离时代类似的黑暗秘密和镇压之下。

群众曾经被引导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荣的梦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极少数人才从中获利。与曾经承诺的平等的“彩虹之国”相去甚远，非国大总书记格维德·曼塔谢(Gwede Mantashe) 已经亲口承认，今天的南非酷似“爱尔兰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顶部是一层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后洒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数人对曼德拉一生评价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他在非国大领导层中的继任者们和他争吵不休的家人们不仅代表了对曼德拉一切主张的违背，更构成了对他遗产的亵渎。这一评价是否禁得住更为近距离的仔细审查？

资本主义评论家希望我们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为我们梦想的国度，那么至少曼德拉的继任者们正继续沿着他的脚印前行使南非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但事实却是，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对非国大近20年的统治期间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问。

 曼德拉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弃《自由宪章》和那时一切非国大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本性的决裂是（非国大）1996年通过了《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国大政府逐步与工人阶级发生公开的冲突——冲突发生在工作场所、各乡镇、村屋聚居营地和高等教育机构等地，并引发了三方联盟的第一次严重内部冲突。曼德拉的统治与他所有继任者之间的区别是风格多于实质。

有点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贝基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撒切尔夫人似的人物，并且个人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关系紧密。然而，《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尽管事实上，姆贝基率先采用了《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这样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国大其他领导层，包括南非共产党）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释放到非国大四年后上台期间，曼德拉的立场从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推动《自由宪章》和重申作国有化政策为非国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条款到在非国大进入议会之前，宣称私有化——《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战略目标的核心条款——现在成了非国大的基本政策。当初是曼德拉领导非国大获得执政机会，并做出让所有人得以就业的承诺，同样又是曼德拉在议会通过《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后宣布非国大政府“不是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职业介绍所”。

在进行这一“心脏移植手术”时，“曼德拉医生”并没有咨询的“病人”。通过《自由宪章》是非国大历史上最为民主进程的高潮，而通过《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则是极端的不民主。《自由宪章》是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和城乡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他们的建议写在一张张纸片上然后转发给人民代表大会，在那裏将人民的意见汇总而成的。

而《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仅背着非国大的成员，而且甚至背着非国大内阁的多数成员。它在1996年得以通过并开始实施，而直到1997年，该法案得到大企业的认可后，才作为一个即成事实递交给非国大的集体大会。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领导人、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情报部长罗尼·卡斯裏尔斯（Ronnie Kasrils）证实，由于其诚实而感到震惊的是，非国大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在“建立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的谈判中与国内资本和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了“穷人中的穷人”。

 商业合约与曼德拉

引用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伦彻（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裏尔斯写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业战略——是1991年在在矿业巨头哈裏·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约翰内斯堡住所中孵化出来的——是南非开发银行长期秘密深夜讨论的结晶。出席会议的人包括南非矿产和能源行业的领导人和在南非有商业利益的美国和英国公司老板们……”

这些“深夜的讨论”发生了什么事？卡斯裏尔斯透露：“《自由宪章》所设想的矿山国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经济的被遗弃了。” 卡斯裏尔斯介绍了非国大领导层如何在国内资本和帝国主义面前俯首称臣的： “非国大接受了偿付种族隔离时代遗留的巨大债务的责任，……针对超级富豪征收财产税以资助开发项目的计划被搁置了，在种族隔离期间富裕起来的国内和国际公司都被免于任何相关的财务赔偿。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财务预算，这将束缚住任何未来的政府，承担落实自由贸易政策的责任，并取消所有形式的关税保护，接受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大公司被允许在国外上市。”

“非国大领导层源于对宪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议会民主制本身的恼怒，被发现转而开始践踏他们自己的内部民主。

与旧政权宣传相反，非国大领导层尽管接受了南非共产党作为其一部分，但从未感染共产主义的“疾病”。姆贝基的思想面貌曾错误地被描绘为与曼德拉有根本的差异，但其中对工人阶级的回应不过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过的《自由宪章》时和196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已经提炼出来的内容。

他不想将《自由宪章》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他解释说，《自由宪章》“ ……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国有化土地，它提出国有化矿山、银行和垄断行业，因为大垄断行业应该只能由一个种族拥有，没有这样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权力转移了，种族统治仍然会延续下去。

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非国大支持国有化政策从来没有将其视为取消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国家加快发展出一个黑人资产阶级，正如当年南非国民党的做法发展出一个南非白人资产阶级一样。曼德拉在叛国罪审判中解释：“非国大的[国有化]策略与国民党的旧政策是一致的，多年来其党纲中也有将曾经由外资控制的金矿国有化的内容。”

 选举前的曼德拉

非国大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时刻，并不是因为它脱离了其自身制定的历史路径，当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恰恰因为这是一直领导其发展的路径所致。

非国大在“建设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上违背人民大会的授权而屈膝投降，并不是在这一路径上发生偏差。事实上，这是在履行非国大的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国罪审判的讲话中已经发出了明确信号，在审判中他明确表明非国大领导层甚至准备在一人一票的多数人统治这一基本原则上做出妥协，只要当局同意谈判在某一个固定期限内为黑人提供一定数量的议席，并在今后一个固定阶段内逐步增加黑人的议席。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并没有得到自己组织授权的情况下，与种族隔离政权的情报机构和大企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在“为会谈而进行的会谈”之后与当局更高层级的接触1987年发生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他与当局的成员进行了会谈。在没有征询民族之矛（MK)的干部的情况下，甚至没有征询克裏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军事领导人，是仅次于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欢迎的非国大领导人，1993年遭白人极端分子暗杀身亡）的意见，他就放弃了武装斗争。这证明了武装斗争不过是他们迫使当局回到谈判桌上来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已。 因此，“建设一个民主南非大会”（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续了这样一个神话，即所谓谈判协议是改邪归正的南非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权与宽宏大量的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之间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并不是由他或非国大会领导层解放了这个国家，而是劳动群众自己解放了这个国家。

如果帝国主义和南非资本主义体制向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非国大进行谈判，这是因为他们明白群众的斗争是他们制度的致命威胁，——包括从1973年纳塔尔（Natal）的罢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纪80年代在南非民主统一战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动，尤其是南非总工会（Cosatu）的工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如果白人少数统治是被一场群众暴动所推翻的，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会受到威胁。可以相信在与曼德拉进行谈判的幕后是资本们有远见的战略家认识到曼德拉是个可以与他们进行交易的人。曼德拉从来没有考虑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的问题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青睐一个种族而反对另一个。为此统治阶级将永远感谢曼德拉。

非国大领导层从未致力于对南非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其所追求的远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阵痛之中时，这个资本主义政府无法履行人民期望的无能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危机也反映在非国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党

彷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与他曾英勇领导的党的生命周期相互对应，历史似乎已经确定了曼德拉的逝世应与非国大的内在崩解不谋而合。

对于执政的非国大精英来说，曼德拉的逝世无疑是值得欢迎的分散註意力的机会，因为他们自己的信誉因为刚刚发布的护民官报告而受到严重打击。因为该报告火上浇油地发现总统祖马的两名部长犯有腐败和管理不善的确凿证明，而此前关于临时报告已有传言总统祖马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纳干达拉（Nkandla）花费2亿兰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贪汙问题。

毫无疑问，非国大领导层将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试图重振该党与已经疏远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如金属工人全国工会定于12月13日至16日召开特别大会，外界普遍预计该次会议将通过一项决议，不再支持非国大2014年的选举，并停止给予非国大的800万兰特的竞选资助。根据一个针对工人代表政治态度的调查显示，南非总工会（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愿意支持一个值得总工会支持的工人政党。如果金属工人工会的决议获得通过，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不仅在南非总工会内部，并超越其在整个有组织的工人中产生回响，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这将导致总工会的分裂并严重打击非国大的选举表现。这就是为何南非总工会亲祖马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工会主席苏多玛·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而令人感到讽刺地呼吁为了“曼德拉的缘故”而团结 。

但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同情而获得的任何好处至多也是暂时的。祖马讴歌曼德拉是南非“最伟大的儿子”，但对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民而言目前国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儿子”手中。祖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于，据说他最亲密的顾问一想到非国大最受尊敬的领袖将由其最受唾骂的领导人埋葬，而难以掩盖其蔑视想法。祖马无耻的祖鲁族沙文主义使得当初非国大建立之初反对的部落主义得以复苏，而当初非国大就是以此扫清了道路从而用相对进步的民族主义来反对种族隔离的反动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可耻行径。真是有始有终，祖马通过埋葬当代非国大的创始人，也将被埋葬了该党自身当代的化身。

随着他的安葬，非国大作为解放组织的神圣光环余晖也终将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将加速非国大衰弱的过程。围绕在他的周围非国大仍然能够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荣耀带来的光辉。随着工人与社会主义党（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现在得到全国交通运动（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着超过5万工人从南非总工会下属的腐败南非运输和联合工人工会（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来——，这成为一盏指路明灯指示着为紧急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治替代选择的道路已经得以开辟。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哀悼其“建立一个民主南非的大会”即将崩溃之时，工人阶级已经从镇压马裏卡纳大罢工的枪声中惊醒过来——他们长久以来一直相信属于自己的政党原来在事实上竟然是老板们的朋党。在现实中发生的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首领的换班而已，种族主义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数人口通过民选产生的“非种族主义”政府所替换。

工人与社会主义党的成立代表了历史性的一步：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和政治独立得以重申，并得以从非国大和三方联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笼中解放出来。虽然自1994年以来工人阶级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迈向社会主义的征途得以重新启程。

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有理由因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担忧。即使其中有些是猫哭老鼠，但关键是他给南非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得以苟沿残喘的新租约。自他的非国大上台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一直暴露着资本主义的残忍——贫困、失业和不平等，他的非国大的领导们称之为三重挑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根本无法消除它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才能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对于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随曼德拉的例证——进行无私和坚决的斗争——还要学习，在斗争中学习到我们决不允许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进行妥协，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群众的背叛，因为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识到，工人阶级应该只能依靠其独立的政治领导层、组织和计划，从而改造社会使其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南非和社会主义世界而奋斗。

二零一四年

《列宁》书评：列宁的革命遗产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将列宁描述为一个暴虐的独裁者，为了回应这一汙蔑，一些左翼分子尝试向拉尔斯．立（Lars Lih）靠拢。但是，拉尔斯竭力却将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描绘为一个面目模煳的自由主义者。这样，有可能令我们无法理解如何建立运动才能改造社会。

最近乌克兰爆发的“革命”中，群众的目标旨在反对普京要胁乌克兰政府，并反对普京保持该国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当中，有人拆毁了首都基辅最后一座的列宁凋像。前“苏联”史达林派的官僚精英们建造这些凋像，希望利用列宁的政治权威为自己掩护，逃避人民群众的愤怒。现实中，他们与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要被推倒的列宁凋像。所以，特别是在史达林主义，以及伴随着的东欧俄国计划经济崩溃之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学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诋毁列宁和与他共同领导俄国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统抹黑社会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谓有分量的现代“历史学家”，还有不得不提的罗伯特．萨维斯（Robert Service），都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重写。费吉斯被揭发在批评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之同时，却暗地裏撰写评论赞扬自己的书本！萨维斯撰写的托洛茨基的“传记”出版后，我们就立即予以回应，而该书因为缺乏客观性，今天甚至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中也名誉扫地了。

在当下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裏，（人们）重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资产阶级）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说明（历史）。学术界开始拒绝服从泛滥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学。因此，师生对于熟读马克思和相对“激进的”资产阶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愈来愈有需求。这可以理解为，在“神圣的”学社中，一些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征有所复苏。大批学生和学者急速激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纪60-70年代群众工运冒起前的先兆。 

拉尔斯．立（Lars Lih）的一书《列宁》，就是对当前新形势的回应。该书属于“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书及其他着作中，比上述的历史学家较为同情列宁。但至于所谓“崭新地诠释列宁的政治面貌”，至少是夸大失实了。

拉尔斯自己也承认：“我对列宁的观点并不特别具原创性，而与列宁时代大多数的观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数观察者”并不“同情”列宁的观点。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 － 若果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成功，工人阶级需要的什么性质的政党 － 这问题时，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农民

本书中只略谈过托洛茨基，当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达林传》，提及书中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初始阶段的真正历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宁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观点：革命政党需要什么特征、革命政党的结构和实践，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尔斯以模煳难懂的文字误导读者：“列宁对于阶级内部的领导架构持有浪漫的观点。他试图以崇高的理念来描述自己的领导层能如何实现宏业，从而激励下层的活动者。”根据同样的脉络，在书中亦穿插着众多诸如列宁“英雄场景”的描写。然后，就是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武断陈述：“他虽然坚持农民作为从属者的地位，但并无排除对农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领袖需要英勇的追随者”。

当然，像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是充满热情的。反过来，尤其是当革命达至高潮时，他们也被工人斗争场面的热情所激励。马克思主义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同时，列宁整体上对于阶级斗争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阶级命运前途的一切问题，都保持着完全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对于领导的观点，与需要政党的观点一样，并不是出于“冲动的”想法，而是绝对实用的，并遵循必要之举而产生的。

再者，我们该如何看待拉尔斯在书末中的结论？他写道：“老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赌註押在农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宁死后不到十年，由列宁创立的政权则发动了针对农民的战争，并在集体化运动中将革命强加于农民身上，导致一场毁灭性的饥荒”。（202页）

首先，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把“赌註”押在农民身上，反而认识到农民阶层不可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问题是谁将会在革命中领导农民，即谁能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表明，他们绝不会将土地、和平与面包给予大众（包括农民群众）后，工人阶级却以行动满足了农民。其次，拉尔斯将“列宁创立的政权”，等同在列宁去世十年后，特权官僚菁英控制的史达林政权，是十分可笑的。事实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广为人知地说过，如果列宁还活着，他会在史达林政权下会遭到监禁。

革命政党

类似以上的误导而错误的描述，书中出现很多次，因而无法正确阐述列宁的历史作用。但该书却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认可，甚至是某些半马克思主义圈子的认可。原因是，拉尔斯的描述，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这群拒绝这一思想（的左翼）的认同。这撮人反对那个“强硬的”列宁，而更倾向于那个所谓“较开放的”列宁。这并非首次发生的现象。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左派评论》此等杂志，经常会“发现”一些面目模煳的“新突破的理论家”，但是这些理论家总是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快。

对那些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与列托传统的人来说，拉尔斯的思想成为了他们追逐的新潮流。这方面的关键是，需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来建立革命政党。在现阶段，这与广泛的任务 － 建立一个工人群众政党 － 并不矛盾。群众性工人政党需要在远较宽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以联邦的形式运作，在英国的情况来看，此党需要植根于工会中。但在这种较广泛的组织形式内，维持一个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有绝对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阶级赢得的获益并不会长久。

历史上，包括最近的历史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98年建立的苏格兰社会党（SSP）背后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我们（CWI苏格兰支部）。战斗派（The Militant）的领导层首先推动这一想法，并支持建立这一基础广泛的政党。但是，苏格兰工党战斗派（SML）的领导人在建立苏格兰社会党时，瓦解了自己的组织，而直接并入其中。但是，这反过来令他们在国际上和苏格兰脱离了工国委（CWI）。他们并非被驱逐去出，而是自愿离开我们的队伍。

我们当时就曾警告，这不仅意味着苏格兰这一特立的革命组织和传统，会悲剧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阶段令苏格兰社会党本身完全解体。不幸的是，这一断言被证实了。意大利也发生了类似过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没有能力争取该党的成员走去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现在，重建共产党实质上已经瓦解了。

与此相比，战斗派有着更大的成就，无论是当初在英国工党内（1964年我们的支持者不超过40名），还是此后我们在1980年代后期被开除出工党。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苏格兰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组织化和经过政治训练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有能力能赢得党内的多数，或至少赢得相当数目的成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或政党。

阶级、政党和领导层 

一些马克思主义力量误解了阶级、政党和领导层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上述错误。 “民主集中制”一词，本身并非由列宁发明，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最早在俄国工运开始使用的。而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在研究政党的概念、组织方式，以及应如何进行讨论和内部争论等问题上，就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例如，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成员的共产主义同盟裏，就有组织规则所反映。甚至在使用术语“民主集中制”前，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阶级第一国际所采纳。

在规定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资格条件的章程中：“服从联盟的决定…每个圈子的机关[今天理解为由几个‘支部’组成的]是该圈子一切群体的执行机构…一个国家或省的各个圈子机关，都应服从于一个领导核心圈…中央机关是全联盟的执行机构，因此向全体成员大会负责…全体成员大会是整个联盟的立法机关。所有改变规则的建议，都应该通过领导核心提交给中央机关和全体成员大会…任何人违反了会员条款…都将根据情况，从联盟中被撤职乃至开除。”

列宁从工运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学习德国社民党的经验，并尝试将之应用到俄国的具体情况中。列宁于1901年撰写的着名小册子《怎么办？》裏，就强调俄国需要一个集中化的政党。拉尔斯对这部分历史的交代并不很充分，而只谈到列宁在回应与“经济学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经济学派”专註于纯粹的日常斗争。但是，列宁在书中描述社会主义意识如何在工运产生时，就如他自己后来所言，当时是“矫枉过正”的。

列宁曾错误断言社会主义的觉悟只能由革命知识份子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中。他也是从当时的德国社民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那裏借用了此一概念。虽然列宁此后纠正这观点，但细小的组织曾经利用这一点，以合理化自封“领袖”、宣称自己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傲慢手法。

列宁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以建立群众政党的艰苦工作，是为托洛茨基所赞颂的。不过，托强调，工人阶级才是革命原动力的“蒸汽”。党如果能正确行事，则能扮演“活塞”的角色来将这动力转化成革命。

列宁也强调了相同观点，反对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员会派”。“委员会派”怀疑工人的积极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政治任务》（Political Problem）中裏警告，这些人物的出现所带来的危险。他指出，这类型的委员会派都“不承认需要依靠工人，因为他们已经在‘集中制’原则裏建立了支持基础。列宁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论被片面解读时，写道：“当我听到有人说工人不适合成为委员会成员时，我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评论到：“列宁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组织的必要，但他理解到，这主要是一个推动先进工人活动的杠杆而已。迷信政治机器的想法，不仅是异化的，也令人反感。”（《史达林传》，103页，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尔斯对民主集中制的评论完全不正确。他写道：“这个术语的含义并无明确阐述，列宁只是随便用它来传递特定的观点”。他还指出：“列宁的观点应该是：在地下状态并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实行时，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应该是必须的；而在不可能实行时，则是无必要的。”

拉尔斯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阶段可以执行，在另一个阶段则可以完全武断地取消。这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并非依据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而得出的。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组织一样，在任何时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在达成决定前，尽可能的讨论，然后全党、团体或组织的一致努力去执行这一决定。即使作出决定后，也并不表示讨论和辩论结束。从真正的工运历史都见过，在党代表大会框架之外，例如党内会刊、辩论等，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

孤立的知识份子可能难以掌握这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当中的先进阶层）来说则很容易理解。这恰恰是源自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

历史上，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为集中，也从未如今天将强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维基解密（Wikileaks）揭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对本国民众乃至外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就证明上述论点。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松散的网路能够动员起来，并战胜这一庞大权力。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联合劳动人民，并在适当时候果断行动的集中化的群众政党，就不可能令社会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 这一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工人阶级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党和与之相伴的纪律。从工人阶级每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尤其是罢工，都得以体现出来。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来，就一个议题进行内部讨论和辩论时，有时是可以很激烈的。但当他们将议题带向群众大会时，通常会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场。当然，有时少数工人代表和工人会持反对意见，并提出自己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会主张进行全面的辩论。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为劳动者本能上所理解。这也表现南非全国金属工会(NUMSA）最近发布的声明中。当宣布脱离非国大（ANC），并支持新的工人群众政党 － 工人与社会主义党（WASP） － 时，他们宣称：“南非全国金属工会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工会，在击败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剥削中，扮演领导作用。我们支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相信透过强硬而激烈的民主辩论，得出统一的决策和行动。”

讨论和决定

接着提出的问题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辩论讨论、维护全体成员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集中制、采取统一行动的需要等问题之间，在每一阶段如何作出平衡。这不可能先验性地决定，即不可能忽视具体情况，在任何时间都应用大体原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即使在一个群众革命政党中，组织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论出来的。政治、愿景、纲领，以及具体情况，决定着何种组织形式适用于不同阶段。但拉尔斯认为，民主集中制仅于某些情况适用，是不正确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与集中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何时强调民主，何时强调集中，则取决于具体情况。

在地下活动的情况下，集中制倾向于支配着民主讨论、民主权利和民主原则的全面表达。但是，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极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权及其警察斗争时，俄国革命者就政策纲领等问题，都坚持辩论与互相斗争，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为了磨练政治武器及理论武器以准备革命，这是必要的手段。无论在地下活动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当时甚至有定期的大会。

在这时期都有着充分讨论辩论的自由。但是，对布尔什维克而言，特别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言，这并不表示应该让革命党沦为辩论俱乐部。有人定义这一方法为本质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对他们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追随者内部的混乱时，他评论道：“一个规模较小但一致的组织，若有明确的政策，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个组织因内乱而撕裂，就註定走向腐化。”对于今天一些英国以至国际上的组织来说，托洛茨基这句话恰到好处。

拉尔斯试图描绘一个较温和、“开放”和“民主”的列宁，而不是那个“集中制”的人物，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描绘的那个“独裁者”。这个“新”列宁几乎是一个“自由派”，据说他支持在革命党内进行开放公开乃至不受限制的讨论。

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宁的真实观点。确实很多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最开放的讨论，在公开平台，以及在困难时期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讨论发生在党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谈争论（1918年十月革命后苏俄与德国谈判停战）时，布哈林和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竭力宣扬其“革命战争”论。他们甚至拥有一份日报，极力反对列托的思想。

意法两国的群众共产党，曾经在其日报上反对统一战线的思想。但两年后，他们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的少数派，公开讨论苏联的阶级性质。然而，托氏后来从其美国同志了解到，这些少数派求助于党外小资产阶级，后者在所谓“民主”的舆论压力下，背弃了对苏联的支持。于是，托氏就改变初衷，不再支持他们公开辩论了。但是，这并无阻止社工党内部对这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

抗拒政党的情绪

在史达林主义崩溃后，资本家发动的舆论攻势中，包括引导群众（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绪去抗拒政党，并抗拒据说封闭而专制的列宁党模式。我们反对“抗拒政党”，但同时也认知到，任何留有史达林派印记的事物，都会将寻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这种“抗拒政治”和“抗拒政党”的情绪，在现实中就代表对任何“官方”和“传统”政党怀有深刻敌意。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被认定为旧秩序一部分的资本家政党，包括社民党，甚至是共产党。

这种情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局中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领运动（indignados），以及其他国家的运动中，我们曾经看到相似趋势。在西班牙，这反映出对所谓“社会党”的西班牙工社党（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运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仇恨也经常指向马克思主义团体。然而，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推动者，本身也是一些细小政治组织的成员，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抗拒团体的团体”。

但戒绝政治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PP）政府虽然经历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青年失业率超过50%），但却成功再次当选执政，是灾难性的选举结果。因此，新一代青年开始重新评估过去的运动，且再次回归至建设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领运动也出现类似情绪。这一运动缘于美国，再扩展到全世界。而此后的经验表明，一场无定形的运动，纵使燃烧着年轻活力和理想主义，但若果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组织，对于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势力来说，只能带来细微的威胁。

然而，从美国西雅图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竞选运动可见，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经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社会主义者百年来首次当选西雅图市议会，代表着一个事实：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政治斗争大跃前进的潜在可能。在这例子上，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起了带头作用，但类似的激进政治运动也发生在其他地方：纽约市新任市长比尔．布拉修欧（Bill Blasio）在选举中，靠着诉诸“双城记”的口号（以民粹手法揭露纽约的严重贫富分化），赢得了73%选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县（Lorain County），有24名独立的劳工代表当选县议员。

阿根廷也出现了类似过程。在当地最近的选举中，托派的一个选举联盟获得了120万张选票。这是由于目前形势与过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当时，尽管经济处于灾难中，但诸多政党早已名声扫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展甚微。

这些选举结果表明，局势完全改变了，现在更多有觉悟的工人意识到需要组织和政党，因而当中一批群众将希望投放到这些“左翼阵线”的身上。工人阶级新分子在将至的战斗中，会寻求自己的群众政党。如果（左翼阵线）采用正确战术，并与上述的工人分子开放对话，这形势是特别有利于组织增长的。这很可能要维持一个革命核心，即一个独立不同的组织，同时在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中寻求广泛基础。在过去，（左翼）曾经因为没有采纳这种开放的路线，而错失其他机遇。

全方位观看列宁

千千万万的工人正在寻找新前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工人群众政党，以提供这条出路。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时期，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并不大可能立即采纳明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以诚实开放的方式工作，将为那些寻找出路的最优秀工人所欢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尔斯这本书，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赞美他想法的人，在未来混沌但激烈的时期裏，将无法为劳动者做好准备。该书并无清晰地表达列宁思想，尤其在于可耻地无视了托洛茨基的贡献。

我们对该书批评，并不仅局限于组织层面（的内容）。作者也没有充分解释列宁思想与俄国革命展望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核心思想，与孟什维克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认为俄国应该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将社会主义推到不可确定的未来。列宁完全拒绝那种想法，认为衰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土地改革、解决民族问题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农联盟，即绝大多数的俄国人口，才能够贯彻这些任务。

而且，拉尔斯未能充分探讨列宁愿景中的弱点，即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谁会是联盟中的主导力量。整个历史进程证明，农民上层往往与资本家合作，下层则走向工人阶级的行列。由于其内部的相异质性，所以从未扮演过独立的政治角色。

这正是托洛茨基着名的不断革命论，其正确预计了俄国革命如何发展。虽然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是少数，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及特征（在大工业中的动能和有组织性），使其能够在革命中率领农民群众，推翻专制制度。而工人阶级一旦掌权上台，将在俄国乃至全球直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他完全赞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书并无提及这些内容。

相比那些恶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尔斯的书无疑进步不少。但在同时，除非对书本进行补充和修正，否则将进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张。

影评：荷李活电影《华尔街狼人》引发巨大争议

这部电影是根据金融巨鳄Jordan Belfort的回忆录而写成的作品，而据美国政府资料显示，主角仍欠其被害人一亿美元。这部电影在尼泊尔和马来西亚被禁。

社会主义行动完全反对政治审查，并极力捍卫表达自由，但不代表我们不会批评在流行文化和艺术创作中反动落后的思想。以下是我们的影评者Caroline Holmgren考究这部电影如何描绘女性。

《华尔街狼人》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堡垒纽约的成功男士，他们欺骗普罗大众的血汗钱来豪花，花在所有代表着经济能力的东西：车、毒品和裸女。

我从未看过像《华尔街狼人》般如此物化女性的电影。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是主角Jordan Belfort（裏安纳度狄卡比奥　饰）从一名女性的股沟吸食可卡因。接下来的场景，是安排一些女人围绕着成功男士。她们像生产线上倒模出来的产品，个个身体赤裸、态度亲切。

导演马田史高西斯早前也表明立场：一切都关于资本主义重镇裏中的西装、成功男士，透过欺骗一般劳动者的金钱来购买快乐。这部电影将我们带进一个世界：金钱和成就可带给你名车、无限量的毒品和裸女，当然这些情节并不远离现实，但将之浪漫化并呈现于观众眼前，才是可怕之处。主要的几名女角被贬低人格，实在难以置信，几乎达到荒谬的程度。

性别主义贯穿了整部电影裏，因此不可能将之忽略而只看到故事的另一边。Jordan Bedfort在一情景说到：“我正式提出离婚，Naomi会搬到家裏。”在此前，他形容Naomi的生殖器是“他的海洛英”，当时我在想为何我仍坐在戏院裏，但我坚持坐下，希望那些女角会反驳，或讲些有价值的说话，令场景回复到正常的对话裏。

 但这并无发生，导演在三小时的情节裏，将女角描述成思想简单的生物和性对象，生殖器官就是她们最强的武器。

在流行文化裏，所谓“Bechdel测试”（由卡通大师Alison Bechdel于1985年创作的）是一种量度女性如何被描绘的方法。一部电影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要符合以下条件：＜1＞最少要有两名具姓名的女角＜2＞这两名女角要有互相对话＜3＞这些对话是关于男人以外的事情

这三个条件似乎挺简单的，但《华尔街狼人》没有一节符合第二及第三条件。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给予Martin Scorsese一点小嘉许，因为四名女角都具姓名，当中三名都是几名主要男角的妻子。

一部如此贬低女性的电影，却有着备受推崇的成功，可谓非常荒谬。我们真的不能进步一点吗？

在爆出Chris　Brown羞辱Rihanna的新闻不久后，Chris Brown发行了新的专辑。一名评鉴此专辑的人大概这样说：“不要购买这张碟去支持暴力”，立场清晰。

一部影片不会纯粹因为大卡士或名导演制作而成功的。我们每天都被性别歧视和物化女性的舆论宣传包围着。任何人性别歧视言或行都是不可接受的。

影评：《白米炸弹客》

电影由农村的画面展开，稻田、面摊、电视机、农民抗争的新闻带领着我走进农村的生活，平铺直述的旁白让故事显得很生活化，彷佛就像隔壁邻居的故事一样。 事实上，《白米炸弹客》是改编自台湾的真实事件。家中务农的杨儒门见台湾加入WTO后，农民的权益频频被政府忽视，四处陈情未果的情形下，在台北放了17次爆裂物，以引起政府及大众对台湾农业的重视，而被称为白米炸弹客。

电影中藉由人物的对话和新闻的画面，默默地呈现了台湾农业的变迁、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原住民的弱势等问题。杨儒门长大后到军中服役却遭到欺凌，最后他选择了反击，的确「没有人是天生给人欺负的」，一昧地忍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最终受伤害的仍然是自己，那么究竟是谁允许别人伤害了自己？

台湾加入WTO后，政府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旧在农地裏辛勤耕作的农民们并未跟上政府的脚步，只得任由自己的命运被政府主宰，政府征收农地、催收贷款、牺牲农民的利益，换来的获利却从未与农民共享。 杨儒门儿时的稻田间只有水沟，跌进了水沟拍拍汙泥爬起来就好，工业化后的台湾在稻田间居然出现了为丢弃废土所挖的大洞，为什么工业区的废物却要农村来承担？

跌进了大洞裏的孩子再也爬不出来了，经济策略改变了农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媒体采访时却一直关心着隔代教养的问题，追问伤心的家人。 媒体略过其他人的发言，只想报导自己想报导的，最后受害者的家人以请民代协助的回复作了结尾，在如此切身的问题之下却还是需要借助他人之手，期盼他人可以为自己追求正义。

当看到汙泥被恶意倾倒在杨儒门袓父的田地上时，袓父心中充满不舍与无奈，却妥协地说：「若他们要就给他们吧！」原本辛勤耕种，就怕农地被征收，袓父在面对恐吓之下也只能退让。

民代鼓吹农民上街参与抗议，表面上是协助农民，为的还是自己的私利，民代表示若不是农民自己没志气，那他早就去吃土了。 原来被农民视为救星的民代心中是这样看待这些敬重他的农民的，很讽刺却也很写实。民代的女儿搅和角是和杨儒门对比的角色，虽然口口声声喊着革命，却还是经济起飞下的受益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虽然对社会怀抱不满也无可奈何，但面对死囝仔留下的三个弟妹，她对杨儒门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救济贫苦总是救济不完的，但与其说「给他们鱼不如给他们钓竿的道理」，不如说要把抢走我们鱼获的人还给我们，才能道出制度性的问题。

杨儒门到了台北以后，向政府机关陈情总被敷衍，于是他选择了放置炸弹，告诉台湾当权者他的声音，一开始媒体还推测炸弹客可能是高学历份子，没想到却是出自农家子弟之手，实在是刻板印象，遗憾的是媒体却着重于他个人的报导，而忽略了他的主要诉求。 为发展经济，政府哄骗农民休耕，却不顾农田是农民耕耘了一辈子的资产，政府追求的经济成长，没有将利益建立在国家所有人民，但事实上却总是图利资本家，牺牲了基层，唯有基层人民真正的看清事实，并采取行动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普选斗争处于拉弦状态

近月，北京打压真普选的舆论攻势一浪接一浪，态度极为强硬。 泛民主派与和平占中并无率领群众还击，令群众心急如焚。民主党、公民党、工党等温和泛民派发起绝食争普选行动，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断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选原则，例如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会」而抗争。随着群众的激进化，沿用多年的绝食、跳海、游行三部曲，逐渐被群众视为「政治骚」。

相反，台湾占领立法院运动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质疑为何占中迟迟未起步，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压力。 戴耀庭回应，占中尚未有爆发点，并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们可以先占」。而陈健民则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选」。

泛民被动的策略似乎令群众暂时寂静下来，目前未来大规模运动尚未爆发。但是，中共更强硬的打压将会引起群众反弹，迫使泛民在压力下向前走一步。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两会的言论，清楚表明中央否决真普选。 普选特首必须符合「一个立场，三个符合」的原则，一个立场是指，「香港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即任何绕过小圈子提名委员会的方案都不会接受。 三个符合指的是普选要「符合香港实情」、「符合基本法与人大规定」，而特首必须「符合爱国爱党港条件」。 张德江强硬表明，特首候选人必须是北京属意的，有些人「打着争普选的旗号出来搅局……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很明显，言论是针对占领中环。

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讨会时，强调不论是公民提名、政党提名，还是公民推荐或政党推荐方案，一律都有违《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场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后形容饶的言论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言论惹起群众反感，令更多群众认清，普选是无商无量。 政府宣传「有商有量﹐实现普选」的口号，但实际上要确保只有提委会才能唯一提名权，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绕过提委员的筛选。

对于为何中共竭力打压香港真普选，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解释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诚实、更清晰。 李飞指，首选举程序中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目的是「必须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搞民粹主义，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资本家依赖不民主制度维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选打开威胁其既得利益的大门。

公民推荐　鱼目混珠

真普选联在今年年头提出三轨制方案，其中一轨的「公民提名+提委会确认」，本来是用来讨好基本法的。 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表示，中央立场愈来愈强硬，为普选特首划设底线，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认为三轨方案会削弱提委会权力。

但是，当中央政府连半妥协的三轨方案都指「违反基本法」的时候，更保守的泛民势力就开始提出更恶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调总监钟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击，指控其「不客观」并经常发表「不利中央」的调查结果。从事件可见，中共正在向资产阶级学界施压。同时，十八学者提出「公民推荐」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产生候选人后，须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会中至少1/8的确认。 学者乱说此方案可以达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众视听。 小圈子的提委会由建制占绝大多数，必然将「对抗中央」的候选人筛走。

不幸的是，真普联倡议的「三轨制方案」的其中一轨，正是「公民提名+提委会确认」的方案，与十八学者的方案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联方案为了讨好《基本法》45条而不绕过提委会，最终只会将公民提名与公民推荐混淆。而真普联的妥协方案也受「进步民主派」（社民连、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牵头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选特首方案，建议中没有提出公民提名，却指只要改革提委会则可以「达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亦未有建议取消功能组别。 陈方安生呼吁各界「妥协」以达成共识。

保守泛民并非依归群众，以正确的方案、口号与策略号召群众起来抗争。相反，他们自己没有底线，却不断揣摩上意，争相摸索一个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头」后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见到泛民一退再退，只会步步进迫，得势不饶人。

泛民访上海谈政改

对于是否到访上海会见中共领导人，泛民议员起初犹豫不决，连番商讨决定参与。 由于害怕会见京官会勾起选民对4年前与中联办密室谈判的记忆，民主党尤其如此感到压力。所谓的政改商讨是闭门会议，而且没有预定的议程，不过是京官训话、泛民点头的一次机会。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会放弃一次揣摩上意的机会？

梁国雄到达上海入境关卡时，遭到海关搜查行李。 因为有携带六四T-shirt、六四传单，以及写有「结束专政，全国普选，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的纸牌，被指携带「违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国雄表示，05年时他仍可以穿着六四衫到深圳地铁，可见今天中央政府对人权自由的态度比2005年时更为倒退。

廿三条与国安法

23条立法必然会勾起群众11年前50万人上街的回忆，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务」中最困难的一项。但是，中共始终会死心不惜，并展开舆论攻势，为立法铺路。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前，可试行内地的国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最近又公开表示，若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条，把国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联办的郝铁川亦有相同言论。

中共放风若果廿三条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国安法，为驻军出动提供「法理基础」。目前，连警务署署长曾伟雄与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都不敢为这言论背书。从这极严重的恐吓可见，中共正积极部署镇压占领中环或香港其他民主运动。 在台湾爆发占院运动后，建制派讨论如何防止占领立法会在港发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独势力为极少数，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胁其统治，但却刻意强调本土派的威胁，从而抹黑整个反对阵营为「分离主义」。从乌克兰的灾难裏，我们可见到在工人阶级与左翼组织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况下，两派民族主义造成的毒害。 恐惧俄罗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维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过程中被右翼资本家政党与半法西斯团体主导。 乌克兰的俄裔人被亲西方政府威胁其语言自由与民主权利，因此惊惶失措地寻求俄罗斯保护，视暴虐的普京政权为「救星」。 如今，血腥内战是有可能爆发的。在香港，由于「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的谎言逐渐被揭破，独裁的中共态度愈加强硬，而香港统治菁英与之勾结，港人愈来愈愤怒，因为想摆脱中共控制而趋生了合理的独立情绪。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这情绪，煽动反内地人的族群仇恨，并不会帮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会让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势力会「威胁中国利益」。在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护在乌克兰的俄裔人」为名接管克裏米亚。

正如社义行动一直强调，如果占领中环发展为威胁政权的运动，解放军在香港戒严是绝对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头来自独裁政权而非群众，「非暴力演练」并不能抵挡暴力的打压。我们必须从宣传与教育开始，向群众响起这个警号。占中需要群众的组织民主的纠察队，并呼吁工人与工会组织协助。在过往世界各地的运动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运动裏，号召罢工罢课抵抗政权镇压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香港）的立场：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员会，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废除功能组别
·占领中环作为起步，以罢工罢课将运动升级
·中港群众运动连结抗争，打倒一党专政
·召开人民议会，选举产生劳苦大众的代表，执行社会主义政策

美帝国主义是如何扶植建立阿尔盖达组织

在1980年代，美国中情局对抗苏军侵略阿富汗而进行隐蔽战之一，在文斗方面印制了数万本《可兰经》；在武斗方面则向当地武装分子提供武器及资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雇佣兵”。Dilip Hiro则指出，美国“在1980到1990年代，释放了恐怖主义这头怪兽，不受控制的恐怖主义以及文化毒素，从纽约到菲律宾不停散布”。华府启动了“恐怖主义的进程，在21年后到达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划的自杀式袭击。”Dilip Hiro表示。

在极保守伊斯兰势力与“民主”的美帝构成战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发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为两地的菁英在政经上的紧密关系，故此美帝国主义长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独裁王权。

1979年，在苏联占领阿富汗后，美国便默认沙地阿拉伯政府输出右翼逊尼派伊斯兰教义 —瓦哈比主义。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该教义的支持者。作为回报，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护伊斯兰教义和及其圣地的角色，资助亲美（同时非伊斯兰派）的恐怖集团在尼加拉瓜、巴拿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动，以作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国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尔．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结盟可追溯自1933年，当时允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获得当地的石油专营权。瓦哈比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并不互相敌视，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换取保护，在历史上和平共处。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关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开创人的后代联婚。沙乌地阿拉伯的国旗中交叉的两柄阿拉伯剑代表这两个团体的结合。凭着瓦哈比宗派这思想利器，以及15万称为“兄弟”的伊斯兰游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尔在二十世纪初10年间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岛上差异极大的各部落。

随着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因为依赫瓦尼（Ikhwan）计划联合整个中东地区的部族，而此举威胁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利益，阿布杜尔转而计划消灭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尔签订了《吉达条约》，承认英国是“阿曼、外约旦、伊拉克的保护者”。两年后，藉着英国的军事援助，沙特领导人成功消灭了依赫瓦尼。

这个故事意义深远。在1990年8月萨旦姆．候赛因挥军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赖混乱的伊斯兰基要派，并西方“基督教”帝国主义列强结盟。沙特王室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家族，该家族有4,000个王子占据政府、军事高层和大公司要职。正如Dilip Hiro说：“在某种意义上，庞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党相似，都是用鲜血而非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凝聚团结。”

1979年末，苏联入侵亚富汗，并在当地扶植亲苏政府，成为了一个转捩点，改变了极端保守政治伊斯兰分子的命运。John K Cooley在书中引用一名阿富汗游击队领导的说法：“你必须明白，它们[阿富汗反抗组织的政党]都很小，而我们组织在喀布尔也是非常小。”美国的资金改变这情况。而为了回应激进的什叶派在伊期崛起，驱使美国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与逊尼反动派建立更紧密的联盟。

美国和其盟国出钱训练了8万-15万的伊斯兰游击队“圣战者”，甚至被时任美国总统列根（81-88年）称为“自由战士”。然而，当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时，这些“自由战士”被归类为“非法战斗性人员”，这些人成为俘虏后无法享有《日内瓦公约》保障的基本权利。阿尔盖达训练恐怖分子的培训手册，是取材自美国中情局及五角大楼在1980年代发给当时伊斯兰武装分子的一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培训手册被译成波斯语、阿拉伯斯、乌尔都语，”Hiro写道：“被公认为教导新兵如何弄炸弹、破坏武器的好教材。”

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国安顾问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规划的。这政策不仅是为了迫使苏联从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兰人为主导的苏联中亚共和国传播反动的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此，华府通过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对派为极端伊斯兰组织。而例如当时的国务卿万斯主张较谨慎处理的意见则被驳回。而第一个由卡特授权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六个月前已出现。22年后，卡特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布热津斯基后来声称，美国这般做的目的，是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从而“让苏联陷入自身的越南战争”。有记者问他会否为其后果而后悔，布热津斯基说：“哪一个在世界历史比较重要？塔利班还是苏联帝国的衰落？”

美国默许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义。华府默许巴基斯坦伊斯兰化，当时该国由在独裁者奇亚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强大的内务情报委员会（ISI）统治下。奇亚哈克一方面充当帝国主义者运送军火和资金到圣职者手上的桥梁，亦担任右翼宗教领袖，以此两个角色维持其脆弱统治。由于沙地阿拉伯钜额资助宗教学校和圣战人员，故此瓦哈比主义持续增长，导致了对巴基斯坦什叶派少数族群者（约20%的人口）的袭击增加，宗派争端两极化。

这过程中让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据Cooley所言，这过程“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情报人员及内务情报委员会（ISI）的，为了制造反对力量，对抗对伊朗及其伊斯兰主义[什叶派]”。

经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后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补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占领了首都喀布尔，统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随后禁止音乐、舞蹈、电视和国际象棋，甚至剥夺妇女的就业权和受教育权。这些法令都不是根据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兰传统而订立的。而少数派人士，如哈扎裏（Hazaris）和其他什叶派，都遭受到残酷迫害。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阿富汗的行动需要大量金钱。一个全职的圣战者月薪可达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军队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菲律宾人等，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尽管美国国防部的“黑预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亿美元，但华府在阿富汗战争面临严重的资金紧张，尤其是因为需要保持“否认自己卷入战争”。

随着开支剧增，美国大力鼓励在阿富汗发展鸦片种植提供非法资金。结果，Cooley写道：“在1979年苏联和美国中情局开战前，当地只有少量的种植，但此后所谓的‘金新月国家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最大的海洛英生产中心，产品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占全球的75%。这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社工发现巴基斯坦有20万儿童是海洛英瘾君子。2000年1月，仅在卡拉奇一个城市，就已有超过100万瘾君子，其中包括8万名儿童。”

美国转而向从沙特政权入手，争取当地的富翁如银行家等支持伊斯兰反革命。Cooley称之为“缓慢的圣战私有化”，而本拉登成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号。拉登的阿尔盖达基地组织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军方情报组织（Istikhabarat）监护。作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忆道：“本拉登发起一项计划，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愿者，加入反苏联圣战，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报部门主管 － 特克亲王（Turki）支持。这项计划后来扩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圣战者占领喀布尔之时，估计有35,000名来自43个伊斯兰国家的人参加圣战，近三分之二的人来自阿拉伯国家。根据沙特外交大臣萨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当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门、阿尔及利亚及埃及。”而后来的圣战组织领袖，如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2002年10月巴裏岛爆炸案的主谋）、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集团和阿尔及利亚的GIA，全都有与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训。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败的沙特皇室都有紧密联系。在1968年时，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费萨尔国王对本拉登及其兄弟们说：“我现在就是你们的父亲了。”拉登的家族企业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筑企业，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护，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机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麦加的大清真寺。而美军使用的拜尔大楼，在1996年遭炸毁，价值1.5亿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业负责。当美军搬基地到新地方，他们见到大型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沙特本拉登集团进行安全升级”。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个1980年代“紧密呼应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尔盖达成立了企业，内有四个执行委员会（军事、商业、伊斯兰研究、媒体）。

转捩点来自萨达姆入侵邻国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对这个严重的震动，担心伊拉克将会侵略自己的国土，而美国亦有这担忧。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后回到沙特，反对容许美国进驻科威特，这反映沙特政权和瓦哈比神职人员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统治者，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也反对美国进驻。一个瓦哈比宗派的领袖指责沙特皇室“信任美国总统多过信任阿拉”。事实上，正如Hiro所指，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军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领土上活动，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这次美国进驻会成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根据Hiro的记述，拉登向当时的国防部长苏尔坦亲王阐释了另类策略，将3万名身经百战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补充入王国军队，其中一半为沙特藉人，有参加过反苏圣战。苏尔坦亲王和沙特官员对此方案感到恐惧，因为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样有独立势力，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这时候，沙登和圣战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员监视。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国王法赫德发私人信件请愿，不过信件内容至今仍是秘密。当这些努力都失败后，本拉登变成了沙特政府的公开批评者，令他行动受限，被剥夺沙特公民身分，然后在1994年流亡到苏丹。拉登亦成为了沙特政府暗杀的目标，这事件中沙特可能与美国有勾结。1995年，沙特国王清洗了一些伊斯兰神职人员，但这些措施没有稳定局势。

如履薄冰的中国经济

中国内地的经济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国所关註的焦点，房地产价格下跌、大量工业产能过盛，以及银行危机的存在风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色相当重要，因此这状况已令各地政府和资本家感到恐惧和戒备。

经济危机有多远？

零八年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中共推出四万亿救市方案以图刺激经济。这政策在短期内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脱逃。但是，这不免只是饮鸩止渴式的「解决方案」，而这为经济所带来的缺陷恶化，特别是刺激方案鼓励金融投机的浪潮，造成了庞大债务。

最为明显的，就是由于这种依靠投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今天中国内地的经济严重过热，亦即是产能过盛。比如兴建了过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铁路、机场等，这些基建建成后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基建都变成了「过盛」产能的一部份。不仅如此，在兴建时所需的各种跟进工程和配套设备，钢铁、水泥、机械等亦会随之而过盛。综合各方数据，具体来说，全中国各产业的产能过盛超过50%。而引发日本长时间经济萧条的产能过产程度亦不过30%。

另一个引人关註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关于这个问题，内地不少经济学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过分析和估算，指中国可能有330个地级市负债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国底特律（已宣告破产）。根据中国自行公布的官方资料，13年6月审计处针对36个地级市进行审查后，指出其总负债3.85万亿，其中16个市(包括9个省会)负债率超过100%，即已处于技术性破产阶段。

根据内地的经济学者计算，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68万亿，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国GDP总额为52万亿，亦即是说中国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例为130%。反观即便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平均负债比例亦不过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发行地方债券和理财产品等，借以筹措资金偿还债务。连前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亦将之称为「庞氏骗局」（简单而言就是指以新债抵旧债，而每一次举债的数额和利息成本都愈来愈大，直至失去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存在巨大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将可能会由两种不同的脸貌所呈现。

「软／硬着陆」 － 滞涨还是崩溃

既然中共选择了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言则意味着其亦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体育的内在逻辑，中国即使以市场经济为主导，辅以宏观调控的所谓「中国模式」，过去曾被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所称颂，但时至今日最终也摆脱不了马克思的「诅咒」－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体系，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

零八年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阔绰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乱投医之举，使得热钱在国内市场全面泛滥，淹没了几乎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板块。如太阳能产业就因其利润高，投产所需准备时间短等因素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资本，使得现时全国太阳能产能过盛高达92%。

即使指假如全国太阳产业从此停止增长，而同时市场对太阳能设备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么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现时过盛的产能，亦即是说整个产业将可能面临2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萧条！而产能过盛绝不仅仅出现在太阳能产业，数据指出，中国造船业现时过盛91%、风能70%、不锈钢60%、煤化工50%、机械和汽车卡车约50%、钢铁水泥超过30 %，几乎函盖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领域。

而在地产市场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现时已出现危机的端倪。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一线省会城市的地产市场已开始走到下坡路。这是由于过去十多年来近乎疯狂的地产建设，造成大量房屋空置，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城。如内蒙乌兰包托的情况甚至达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满空置量的情况。

正如习近平提及增长减速会成为「新常态」，高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会面临两个选择－ 软着陆或硬着陆。

但事实上所谓的软着陆也不见得有多「软」。因为在消化产能的同时意味着全国重工业的大萧条，意味着更多工人失业，同时地产房价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产阶级各下流动，加上严重的通涨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着经济萧条而集中爆发，因此所谓的「软着陆」对中共政权而言就如同走进地雷阵一样。虽然现在习李不想动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临严重的放缓或崩溃，他们不免会使用更多「国家资本主义」的调控手段，特别是要求银行投放更多信贷。这些手段只能换取时间，但未来要付出更大代价。经济危机只会进一步重挫中共独裁政权，令其命悬一线。

中共自其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一直企图以经济的「高增长」缓和和掩盖在其专制下底层人民的巨大不满。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输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时如履薄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故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重挫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让我们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才能从廿一世纪资本主义下的大规模失业与一潭经济死水中逃出生天。

「企业道德」、「社会责任」的虚伪

近几年来，各大知名企业间兴起了一股「道德觉醒」的风潮，争相追求所谓「企业道德」：越来越多的产品上印着「公平贸易基金会」、「雨林联盟」、 「森林管理委员会」等道德认证商标；各企业纷纷成立慈善基金会，举办各类公益活动。

难道资本家们真的良心发现本性改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年前就说过，企业唯一不变的社会责任是「使用自身的资源，从事以提升获利为目标的各种活动，尽可能为股东赚进越多钱越好。」这些举动只是协助他们更彻底地逐利和剥削的伪善伎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因日益受到「赚取工人血汗钱」的指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在各国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许多跨国企业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沃尔玛、麦当劳等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响，纷纷加入这一运动。

跨国企业从追求利益的本质出发，认识到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才能更多地赢得顾客的青睐和消费者的满意，从长期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当大企业讲到为什么要拥护这些道德理想时，无论态度有多么诚挚，都只是把它当做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毕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卖。

虚伪的企业道德就像一张纸，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巨大裂痕的表面上。跨国企业在「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从未停止过「不负责任」的破坏、压榨和剥削。

麦当劳在销售「雨林联盟」认证咖啡的同时被指控从事许多伤害雨林、虐待动物的活动。据英国科学期刊《自然》表示，以目前的情况看，2050年前，麦当劳将会破坏四成的亚马逊森林。而它也一边成立麦当劳儿童基金会，一边受到剥削劳工与儿童的指控，更被揭发违反劳动法，员工薪资严重低于法定标准。

星巴克经常满口「生态永续」、「公平贸易」，但事实上公平贸易咖啡产品只占其咖啡产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设立的内部采购标准更与公平贸易标签要求相去甚远。同时星巴克藉由压榨咖啡农、控制咖啡专利权，从中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润，更有多次恶意辞退工会领袖及参与争取权益的员工。

而一向自诩拥有「高道德标准」的三星也被美国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指控其在中国的工厂和外部供货商存在系统性违法行为，包括有两家外部工厂使用童工。此外，越来越多「声誉良好」的跨国企业出现在由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汙染企业名单上，从最初的33家发展到现在的90家。

这些企业通过展现更多的社会责任承诺，让自己表现得好像负起社会责任，但其实是借此分散人们的註意力，从而忽略其剥削压榨、汙染环境的事实。

随着越来越多的「血汗工厂」被披露，不少非政府组织都要求跨国企业去重视并解决此类问题。彷佛这些企业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厂商才是进行压榨剥削的罪人。这当然不是事实，跨国企业并非「不知者无罪」。

全球化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分层承包体系，跨国零售商和制造商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跨国企业由于掌握了销售终端，而且规模庞大，许多市场也基本形成了寡头垄断的格局。这些跨国企业借助其在销售市场上的垄断优势，采用超低价采购策略，将自己的巨额利润建立在对供应商的压榨上，最终导致工人成为价格压力的牺牲品。

「采购价越来越低，如果想保证利润，只能削减人工成本。」Nike（耐克）代工厂的人力资源负责人透露：「从表面上看，员工福利下降是工厂的错，其实源头是品牌商。」跨国企业标榜其为社会责任运动的推行和倡导者，使供应商成为被动的成本和风险承担者。

另外，不少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还天真地呼吁企业不要为追逐利益而丧失企业道德，进行公平贸易以及保障劳工福利，但只要这些跨国企业依旧为一小撮资本家控制，以利润为依归的剥削模式就不会停止，问题也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斗争的出路是工人斗争，「血汗工厂」的工人需要组织起来，以罢工等集体行动进行抗争，反对跨国企业的剥削。而要对付跨国财团的资本家，跨国性协调的工人斗争也是必须的。工人和消费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员会，监督食品安全、劳工保障、环境汙染、贸易压榨等问题，并要求财团公开数簿，将剥削和垄断的暴行曝露于公众眼前。只有将这些跨国企业国有化，收归工人民主管控，实现民主的计划经济，才能彻底实现这些目标。

关于「血汗工厂」的资料：

●全球有六分之一5-14岁的儿童被迫工作，在血汗工厂、农田以及服务业（包括色情行业）

●血汗工厂普遍生产的商品包括鞋、衣服、咖啡、朱古力、毛毯、玩具及香蕉

●平均来说，一名血汗工厂工人每年赚取1,550港元，普遍每周工时为60-80小时

● Nike（耐克）广告经费的少于1%，可以让Nike（耐克）的全体制衣工人的工薪上升一倍

●血汗工厂的工人有85%-90%为女性，面对更多问题，例如性侵犯、被迫控制生育、验孕，以及歧视的对待令她们留在血汗工厂的低薪职位

书评：《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回潮》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自幼受母亲的中英双母语教育，并在70年代就随父母到访中国。该英文书是她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从2010开始的两年半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她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女性急于结婚，即使对男方并不特别满意，有时甚至是在经济利益受损的条件下也会结婚。这些被访问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们将会或已经成为“剩女”。

随后Hong Fincher发现“剩女”一词在2007年后出现在中国媒体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共所谓的女性组织）定义剩女为27岁以上的单身[未婚]女性，而在媒体中甚至提前到25岁。

很多发表在大众媒体包括全国妇联网站上的文章宣称，很多女性不容忍对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们年龄和学位相彷的男人都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口性别比例极高，2008顶峰时期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到121：100。而这是一胎政策、传统对男孩的倾向和性别选择流产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谓的“剩女”问题并没有事实的依据。

对“剩女”的媒体宣传的动机之一，如Hong Fincher发现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鼓励婚姻。因为政府认为过多的，无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胁社会稳定。

当局的人口计划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这一政策不仅为控制人口数量也是为了控制人口质量（即所谓“优生优育”）。因而当局希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女人结婚生子，然后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给国家。

一个在中国媒体广为传播的“伪科学”是30岁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宝宝。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访的女性当中很多人曾被医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岁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宝宝。

和“剩女”媒体炒作特别相关的另一因素是房地产市场。Hong Fincher采访到的一名专业售房者说楼市的“刚需”来自城市居民人身当中的以下事件 1）结婚 2）怀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开始上学。

Hong Fincher进一步解释，由于政府不希望楼市过热或过冷而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购政策；国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楼市低迷时也不降低房价；房地产商和国营媒体、婚介行业联手强化传统的社会惯例，即结婚必须先买房（国营媒体和房地产广告营造出“中国女人绝不嫁无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书对楼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认为高房价可能反而帮助了中共维持社会稳定。

她阐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有房产被认为是成为中产阶级的标准）的行动主义只是集中在发生在他们“后院”的问题上，如抗议修建有毒化工厂，但是这在目前并没有潜力发展成挑战政府权威的集体行动。另一面社会学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倾向于支持中共一党政权，认为参与政治威胁自己和中国社会。“中国不需要政治变革，需要的是稳定。”

另一方面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赚钱买房成为有产者，而没有精力剩下来关註社会变革。

而对于以上问题对女性的影响，Hong Fincher发现尽管大多数女方家庭对新房贡献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偿还贷款，过半新房只登记男人的名字。这个问题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释出台后，对女性的影响雪上加霜。Hong Fincher发现中国贫富差距中，男女性别间的财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严重的是，这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离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担心离婚后，她和小孩无处栖身。

此书叙述了中国家庭暴力的严重状况。即使官方数据都承认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过伴侣的暴力，而实际数据比这高得多，因为很多妇女不认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没有对恋爱关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认识。婚内强奸在中国甚至都不构成犯罪。

而且受到伤害的妇女几乎无处寻求帮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举报家暴之后被她男人谋杀，而杀人者只以“故意伤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书的最后一章 Hong Fincher采访了数名女性活动家。一名24岁的女同积极参与女性主义活动，她的团体组织大量以“形为艺术”为名的行动，如着名的“占领男厕”活动。她们也身穿被泼了红墨水的婚纱，呼吁对家庭暴力的重视。

另一名女性活动家是叶海燕，她多年对性工作者维权。在2013年抗议小学女生被校长和官员强奸之后，被警察逮捕过，最后甚至被房东踢出家们。

书中也提到了女性在个体层面上的斗争。Hong Fincher采访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着名商人（“疯狂英语”的）李阳的来自美国的妻子。虽然作为美国人，她仍然在数年的抗争后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决。在这个过程中她曾想过放弃，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给了她继续抗争的决心。她得到了许多中国女性的感谢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视。

难能可贵的是Hong Fincher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和中国革命间的关系。在清末、民国和中共革命时期，秋瑾等女性就呼吁性别平等和参与革命改变社会。而“五四”时期更将妇女的解放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后50-60年代，妇女的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些妇女解放的主张并不总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没有提到的是在民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男性对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来自民族主义的立场，一个观点是中国需要现代化的妇女来为资本主义提供劳动力。而中共革命后的妇女解放一方面是由于来自女性群众的呼声和党内女性活动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但由于毛泽东政权的官僚化下，农村落后封建文化重新回来，女性起初获得的权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样强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顾家庭成员和做家务。一些刚刚生育的女性被迫背着刚出生的婴儿下地耕作甚至将婴儿独自留在家中，而由于繁重的劳动负担而无法给婴儿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难忘的痛苦。

除了这些，此书也写到了关于LGBTQ群体，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等的内容。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女性解放在于女性自身的抗争并其他受压迫者如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经济的基础如公共和免费的托儿所、养老院，民主公有的经济为女性提供就业等等。同时左翼人士也必须真正重视女性斗争、坚决反对性别主义和歧视（包括工人运动中的性别主义），这样才能让更多女性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

香港民主运动仅仅是“香港事务”吗？

雨伞革命见证了香港群众斗争的激进化、规模化和持续化，示威者冒着催泪烟，冲出马路，震撼人心。期后，为了消耗警力，群众自发的分散占领，将两万警力，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中鲜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头到尾只是傀儡，人大决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战人大决定，就必然威胁到整个独裁体制。习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协”的消耗战，最后还是成功了。这场普选战，群众有着无限的热忱和机智的策略，但却缺少一个发展运动的完整纲领。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为了将运动消灭于萌芽中，投掷催泪弹，犯上了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激起了大规模的占领，然而中共知道，如果运动仅限在香港爆发，时间是在政权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劳。

从一开始，运动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国大陆，只有将黄伞传遍大陆，才有足够力量挑战中共政权。八九六四运动虽然最后失败告终，但也因为得到全国城市响应，令中共政权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强硬不让香港有真普选，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协，民主运动会蔓延至全中国，推倒中共一党专政。

雨伞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陆得到了零星的响应，很多勇士举伞声援，因而有超过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陆的响应尚未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所以雨伞革命对中共造成的威胁始终及不上八九民运，当时北京的占领运动获得了全国响应。未来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个城市，而需要一个纲领，将运动连结至中国大陆的群众抗争，特别是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

中国的工人阶级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实可威胁中共政权。因此，大陆工人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弹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罢工与工厂工人相关，其中60%发生在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中港两地的斗争是紧密连系的。在广东省投资血汗工厂的香港资本家，同时也反对香港的普选和“福利主义”，他们是雨伞运动的一大反对者。多年来，大陆罢工由只限于提出经济诉求，到慢慢开始要求选举工会代表，政治意识逐步提高。虽然目前罢工仍未提出打倒独裁专政的政治诉求，一来是八九六的阴霾尚未完全驱散，群众避免全面镇压，二来是欠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武装工人的思想。

泛民与双学认为，在雨伞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号，会扼杀与政府的谈判空间，甚至挑起中共镇压。因此，他们强调，雨伞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现真普选，在10月中学联发表的《致习近平公开信》裏“不代表夺权”。可是，中共必然视香港普选为大敌，并不会因为几句好话而释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讲好“高度自治”吗？

十多年来，中共持续加大对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间，长远目标是完全收复香港这个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习近平统治的时代裏，香港的民主运动并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中共不会进行民主改革，所以要么民主运动成功打倒中共，要么香港也会走向专制，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在主权移交时，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诺，让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华就曾经预言，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会逐步体制内改革，香港普选也指日可待，但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湾，即使实际上已经是独立国体，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台资为了商机还是会为中共当“买办”，加强对台湾经济的控制。长远来说，特别是国民党希望与中共，必然会尽力配合中共，削弱台湾的民主权利，在太阳花运动裏就可见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折损独裁者的子弹和银弹。

第二点就是社会主义者未来的任务，目前在独裁制度，但在中港台建立的组织，将为未来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准备。

二零一五年

热血公民是什麽组织？

雨伞革命后，香港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摆脱中共控制的意识愈来愈强烈，香港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情绪升温。这很可能会主导未来民主运动的方向，就如台湾太阳花运动后，青年和学生的反政府组织冒起，台独立场愈见鲜明。

经历过泛民多次背叛香港的民主运动后，传统政党尽失新一代的信任，年轻人急切寻求新的政治选择。热血公民以激烈的言辞攻击民主派（却无提出任何实质替代），挟着仇视大陆人的民粹意识，吸引得了部分年轻人的青睐。他们随着一时三刻的民意左摇右摆，为的只是送黄洋达进议会。

立场飘忽　面目模煳

热血公民等本土派的主张类似国际上的右翼种族主义团体，主张「本地人利益」至上，反对外来移民，憎恨左翼及社会主义，他们的政策不会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打击。

热血公民的支持者在网路上极为活跃，在实地上则只是一个松散的网络，并不如欧洲的极右派（例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般紧密组织。该组织并没有正式的纲领，也没有明确支持本土派内部的哪一种主张，例如香港自治、独立还是所谓「归英」），务求包揽最多的本土派支持者。

首领黄洋达向来立场飘忽而恶名昭彰。一时攻击大陆人来港「抢资源」，一时又指责任在于政府分配资源不均；一时又指自己不是种族歧视，却又反对《反种族歧视条例》立法。

黄洋达在短时间内由支持建设民主中国，彻底改变了立场。2012年他在旺角的论坛裡，力竭声嘶地说「六四的烛光要遍及中华」，并且在同年黄洋达参选立法会的文宣内，也明确写到「作为香港人，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发声空间」。但在短短不足一年后，黄洋达彻底改变立场，变成认为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主张仅仅「保住香港」，指所有关註中国民主的人都是「大中华胶」。

「保住香港」－ 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线

八九六四后冒起的香港泛民，当时提出「民主抗共」的口号，背后的想法是相信《基本法》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但求在中共独裁下苟且偷安，并寄望中共会进行体制内改革，实现民主。主归移交17年后的今天，中共政权的独裁变本加厉，爪牙伸进香港，依靠《基本法》的一纸空文并不能保障什麽。

泛民悼念六四只是行礼如仪，却从未想过连繫中国的民主斗争，不少年轻人对推翻中共感到无力。现在，热血公民提倡「保住香港」的口号，只是反映着这股失败主义的情绪：中共过于强大，无法推翻，港人自保就好了。久不久喊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割裂中港两地的民主斗争，香港一城岂可推翻一国的独裁者？

雨伞革命期间发起佔领英国领事管的马骏朗，曾在《热血时报》撰写一篇《勿奢望中国人会帮你推翻中共》的文章。文章内容指摘「中国人是奴性极重，盲从附和建制，没有勇气，没有嵴樑的民族」，因此不可能推翻中共。但是，今天大陆群众即使面对独裁镇压，斗争也愈来愈激烈，佔领堵路、罢课罢工，甚至武力自卫对抗国家机器都是屡见不鲜。今年年头茂名反对化工厂的示威，裕元鞋厂五万工人罢工，黑龙江八千教师罢教等，都是香港可以借镜的斗争手段。

马骏朗叫我们放弃与大陆群众站在一线，却寄望与中共唯唯诺诺的英国政府会替我们争取民主。可笑的是，英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投资，早已跪在中共面前，今年六月，中英就签署了超过300亿美元的贸易合约，双方大力投资核电、高铁、基础设施建设。香港警察投掷的催泪弹是英国军火商製造的，英国政府得悉后也无阻止其出口。

热血公民并无纲领和行动去推翻中共，甚至黄洋达表示回到从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会接受，只是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线，幻想香港独善其身。

一场波澜壮阔的雨伞革命，为所有组织和政团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泛民政客曝露了妥协畏缩的真面目，因此被彻底边缘化。但热血公民嘴巴凶狠地攻击传统民主派，甚至是学生组织，同时自己却未提出清晰的立场。他们以「勇武抗争」为口号，但从未解释何谓勇武，更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只享受做「反对派」去拿取道德光环。

热血公民为冲击立法会事件摇旗呐喊，但又不敢为行动正式背书，更不会以此行动为基础，作为发展运动的方向。热血以这闪闪缩缩的手法，永不清晰提出改变斗争方向的替代方案，只顾收割短途利益。

民粹组织　昙花一现

在近年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下，传统政党失去群众信任，造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欠缺工人群众政党的状态下，这真空被不同类型的民粹组织暂时性填补，但这些组织都很快令支持者失望，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热血公民就是香港的一例。社会主义者必须向其代表的排外民粹浪潮反击，为建立工人群众政党而奋斗，避免民主运动再走迂迴的道路。

热血公民费尽心思攻击「左翼」，却从不解释何谓左、谁是左，只靠庞大的宣传机器去大肆抹黑。相反，社义行动虽然只是小团体，没有大党的资源和影响力，但坚定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公开提出民主运动的替代纲领，倡议以罢课罢工为斗争的核心武器，从而动员广大的群众，打破佔领被孤立的困局。

我们在运动裡指出，只有将斗争蔓延至中国，清晰以推翻中共为目标，才可赢得真正的民主变革。未来的民主运动不仅要提出真普选的诉求，更要连繫至结束财团的统治，才能运动会更强大。

各大党派的经费从何而来？

最近，各大政党及民间团体的财政来源受到高度关註。在雨伞革命期间，建制阵营大肆叫嚣，反对“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但众所周知，全港最多钱的民建联就是由中共支持。根据一项研究，2011年区议会选举裏，民建联总共得到28.2万票，每张票背后花费376港元。蓝丝带及黑帮势力当然也受到中共资助，在雨伞革命中大肆破坏。

中共指控香港有人搞“颜色革命”，当然毫无事实根据。但是，美国政府的确资助香港的民主派政党和民间团体，背后的目的当然不是“推动民主”那么丹心一片。从斯诺登揭密事件，加上最近众议院报告揭发联邦调查局动用酷刑，都清楚可见美国反民主的角色。

由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2013年向香港不同的团体合共资助了54亿，用以“推动民主”。讽刺的是，《南华早报》11月28日揭发，连民建联职员也有参加由NDI（NED的另一翼）资助的“民主训练工作坊”，可见美国政府对“民主”的态度。奇怪的是，沙特阿拉伯政权作为中东的大独裁者，NED却不会资助当地的任何“民主”团体，因为该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美国对待其他友好政权也如是。

社义行动：钱从基层而来

“我们不会收受财团、政府的一分一毫，中国的不会，美国的也不会！”社义行动的邓美晶表示：“我们想建设一个抗争型的新民主运动，以工人阶级群众政党为核心。当然我们对筹钱的态度也会不同，我们只会从基层身上募捐，也会依靠《社会主义者》杂志。”

黎智英与泛民

据报道，在2013年黎智英向泛民政党捐助了1千万，受惠者大多为温和泛民政客。在温和泛民愈来愈受唾弃之时，他要维护他们的地位，避免激进派令民主运动“失控”。《苹果日报》在整场雨伞革命裏都是维护泛民及占中三子的立场。在2010年，《苹果》更力挺民主党走入中联办谈判，反对五区公投。黎智英恃着自己的媒体霸权和银弹攻势，可以大力影响整场斗争，这根本是不民主的。

在2013年，民建联共收到1.07亿资助，当中6千万是由该党的筹款晚宴筹得的。晚宴有梁振英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琼以及大陆地产富商许荣茂透过竞投水墨画、字画等“艺术品”，向民建联捐助了过千万。

职工盟接受美国资助？

香港职工盟承认，过去七年每年从“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re）收受了60万。团结中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有连系，超过一半的资金来自NED，实际上只是美国政府向外提供资助的另一渠道。团结中心被批评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它曾协助破坏那些与美国交恶的政权。团结中心的前身为美国自由劳工发展机构（AIFLD），曾经支持1954年的军事政变，推翻当时的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也曾经支持1973年的军事政变，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政府。最近，团结中心在委内瑞拉资助反政府的右翼工会联盟CTV。CTV曾在2002年参与推翻左翼总统查韦斯，但失败告终。所以，职工盟的每名成员都有权质问，为什么他们的组织会收受这些捐款！

热血公民 － 钱从何来？

本土派组织热血公民长期抹黑社义行动，指控我们募捐和售卖刊物。这团体宣称不接受捐助，但首年就有120万经费，而讲到钱从何来就大致上沉默起来。

民间团体不是那么“民间”

香港有超过3万个民间团体，远多于主权移交时的8,700个。很多都收受政府或宗教团体的资助，实际上不是那么“非政府”的。在香港，民间团体在社运裏有重大的影响力，但这些团体都是相当内向型的，甚至以半商业架构运作，没有民主性的群众基础。在整理重要资助和揭露真相方面，很多民间团体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团体在群众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例如雨伞革命中五方平台成员之一的“联合阵线”，是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团体专打“单一议题”，有些更依赖财团捐助。所以，他们往往将运动去政治化，作为群众斗争的煞车掣。

新自由主义打击女性权利　造成女性贫穷

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纪念女性在超过百年的抗争路上成功争取众多重要的权利，今天我们所拥有很多的权利如投票权、工作权、受教育的权利等，都是过往历史斗争的成果。但必须认清一点，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在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为其中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女性受着经济政策、父权文化的压迫，当中又以工人阶级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最大。

父权资本主义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资本主义是为了将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个高度私有化的社会下，医疗、老人服务、教育、托儿等公共服务完全不足，这令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也导致了女性贫穷，并且在父权文化下，女性贫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服务财团的政府宁愿把钱投放在千亿的基建项目上，也不愿意投放公共资源于老人服务或儿童託管服务。父权社会下的性别定型及性别分工根深蒂固，「应由谁来照顾家庭或打理家务？」父权社会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权社会一直透过教育、媒体、政府等公共机关舖天盖地的宣传「这些是女人的天生职责」，来合理化歧视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谓「男女平等」的父权社会下，女人事实上被剥夺很多权利、自由和选择。我们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职留在家中」这种父权概念！正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儿、长期病患及伤残人士等服务，很多女性在婚后被迫放弃工作，在家照顾老幼，成为家庭主妇，从事无薪的家务劳动。一项政府调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有67%，与未婚男性相约，但已婚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却有71%。

即使在婚后工作，只能在家务外有限的空馀时间，从事兼职工作，又因为家务劳动的性质，工作时间不能太长而且需要弹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选择不稳定的临时工、兼职、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称「4C」行业，即清洁（Cleaning）、饮食（Catering）、护理（Care-giving）及收银（Cashiering），多属一次性或兼职。这类工作当然工资偏低，变相造成女性贫穷。女性亦会在收入较另一半低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需依赖丈夫，一方面令女性无法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男性工资本来已被压低，当女性工资更低时，工人阶级家庭的财政压力便更大。

而对于离婚独自照顾小孩的单亲妈妈来说，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单亲妈妈都活在贫穷线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耻！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在老人及託儿等的公共服务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与伴侣分开，也不敢离婚──试问一位单亲妈妈如何以月入不过一万来兼顾房租（一间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学费书簿费杂费、交通、食物等开支？

託儿服务严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弃工作

香港没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儿服务，社会福利署提供的託儿服务都是非政府机构提供（需付费），而且名额长期不足，全港有超过30万名6至12岁儿童，但该年龄儿童的「课馀託管服务」全港只有约5,500个名额！同时，这些託管服务的时间缺乏弹性，很多妈妈因为不能于下班时间前后接送孩子、未能负担费用、地点不方便等问题，被迫放弃工作。香港妇女中心协会2013年一项调查发现，大部份基层妇女认为香港託儿服务不足。超过七成妇女认为，若果能够解决託儿问题，她们希望外出工作。我们认为，女人要有工作权，所以託儿服务更应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全民退保迟迟未落实

政府多年来不肯落实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准备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审查。政府坚持吸血的强积金制度，为的就是将工人阶级的血汗钱给银行家用作投机炒卖。而这也是造成女性贫穷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很多女性没有正职工作，家务劳动并不受到强积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后没有任何积蓄，高龄津贴（生果金）的每月金额只有约$1,100，根本不足够生活，令她们最后要靠拾纸皮变卖来维持生活！一项有关香港拾荒长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长者为女性，近50%拾荒长者每月收入少于500港元，超过40%更曾因与人争夺纸皮而受伤！

此外，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六年，但政府并没有对女性长者的医疗需要增加公共医疗开支，很多老年妇女人到晚年，体弱多病却无钱医治。老人在退休后过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条件，香港的老人却要沦落街头，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贫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纵观过去数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严重。男女工人都被压低工资，当中女性工人的情况更甚。男性每小时的工资中位数为63.2元，女性则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产假落后亚洲地区

去年11月，联合国建议香港政府应将有薪产假增加至符合其认为是「国际标准」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产假（现为10週）排列亚洲榜末位置，比亚洲地区如南韩、新加坡落后。

有薪产假的好处多不胜数，尤其是对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经常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对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们认为，即使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4週有薪产假也不足够。欧盟国家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产假。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工会、妇女团体及社运分子应该要求6个月（24週）的全薪产假。

而经过多年建制派及资本家的阻挠下，男士侍产假终于在去年12月在立法会上通过，将于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这是由劳工处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议案。

女性团结抗争　反抗父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除了剥削工人阶级外，亦以物化女性身体，开拓美容产业来赚取利润，这导致对女性价值观的扭曲（认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价值），强化父权思想及对女性的控制。在这个制度下，女性受尽制度性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如何还击？女性必须组织起来，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会，反对资本财团对整体工人阶级的打击。要反抗整个压迫性的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战斗性女性运动，去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公共託儿及老人服务、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产假、有薪产假6个月、8小时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资（包括外佣）、落实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连繫至社会主义性平权的抗争。

书评：格雷的五十道歪理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被吹捧成一个赋予女性权力的爱情故事，并因其开放大胆的性爱行为而广受赞扬。事实上，从故事的主题来看，它只是一堆反动的歪理。小说的主题是关于男主角克裏斯钦格雷曾经历「五十个糟透的阴影（Fifty shades of fucked up）」，彷彿任何人都以此为虐待女性的藉口。

在作者的构想中，女主角安娜塔希娅史迪尔（安娜）是纯洁的化身：喜爱喝茶、阅读古典文学、22岁的大学生却不谙电脑操作，同时也是一名处女。而格雷显然除了样貌俊俏、喜爱支配及虐待他人以外，并没有太多其他个人特徵。

格雷不但希望在床上控制安娜，更希望掌控她生活中所有领域，包括她的饮食习惯及避孕的选择。事实上，他因为自己「鄙视安全套」而强迫安娜服食避孕药。这些性别主义的特质只会强化女性的负面形象，并合理化暴力虐待性的关係，跟真正的色情艺术并没有关係。

书中所描述的两次性爱情节尤其突显此书最糟之处。其中一幕是作者（女作者）将安娜失去贞操的情节描写成格雷「毁掉她的贞操」。这非但没有赋予年轻女性自主权，让她们准备充足地迎接第一次的性经验，它反而是对女性的侮辱。

第二幕则讲述格雷强行除去安娜的卫生棉条而跟她性交。对此非双方自愿的行为，安娜唯一的反应却只是「倒抽一口气」。格雷总是假定安娜必是享受他对她做的事，这也是在书中反复出现的。

不少其他的评论都认为，此书可能很垃圾，但至少能让女人公开地谈论性。实际上，很多阅读此书的女性并不是为书中出现的性爱场面而疯狂，而是欣赏故事的叙述手法，儘管那些画面负面地描绘女性。

此书鼓吹的思想是：格雷或许有问题，但他可以被治疗。他唯一需要的是爱。这绝对不是进步的概念。无论是在床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行为态度、女人被对待的方式，都象徵着社会上严重的不平等，亦促使一些男人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女人的想法。

生活中的种种，如女性工资比男性低，以及女性在生活绝大多方面的社会地位比男人次等，都巩固了上述的观念。女性并不会因为这些强化落后思想的二流小说而被赋予自主和权利。要赋予女性权利，唯一的方法是去挑战鼓吹性别主义与不平等的固有制度。

此书儘管被如此大肆宣传，从任何方面来看，其内容都没有任何进步性。它宣扬主流社会的父权观念，认为女人的性仅仅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延伸。要真正冲破对女性的压迫，我们首先要认知女性为何及如何及压迫、女性仍需要争取甚麽权利。从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将会让男女更自由地探索性，而非被困于资本主义和《格雷》所宣扬的性别定型。

影评：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

今年是漫长的黑人解运运动的五十周年纪念，由Ava DuVernay执导的电影《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上映。由赛尔码市至蒙哥马利的游行，到在爱德蒙配特司桥上的“血色星期日”，以至1965年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下《投票权法》的通过，这部戏将众多历史事件戏剧化。

为什么《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在今天显得重要

《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与今天的全球斗争都十分切题，无论是中港的民主运动，还是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的反紧缩斗争，还是美国人群起反对警察制度暴力，拒绝全球资本主义。

这部电影的重心，是由马丁路德金博士和黑人神职人员带领的黑人民权运动，在总统约翰逊的统治下争取投票权。这套电影巧妙点出黑人工人和青年们组织起来反抗的力量，对抗吉姆．克劳法。这歧视法由1877年至1965年在美国南部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制，令黑人工人和青年被剥夺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公民权，被美国资本主义压迫。

今日，我们在打着同样的战争，守着工人，青年，和特别是有色人种的投票权，因代表着大企业的两个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已在数个州（如德州）通过压制投票的法律。近年，美国最高法院修改选民法令的联邦法规，例如第四及第五条文。在历史上歧视选民和种族主义横行的州（如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中，这些条文可以保卫工人投票权。

荷裏活、历史、公民权利

《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由亿万媒体富翁奥普拉和毕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级的作品。由大卫．奥伊罗（David Oyelowo）饰演马丁路德金，汤．韦坚逊（Tom Wilkinson）饰演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姆．罗斯（Tim Roth）饰演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卡门．艾乔格（Carmen Ejogo）饰演科丽塔．史考特．金。

电影以细腻视觉绘画了几件历史事件，例如吉米．杰克森被杀（译按：一名非裔教会干事，尝试登记成为选民五次而不成功，在26岁时一场夜间和平抗议后，因为要保护双亲被警方枪杀），以及在爱德蒙配特司桥州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

电影将这场抗争描绘成马丁路德金和约翰逊总统的斗争，但很多历史学家（包括研究总统的历史学家）也质疑这种描叙，而认为在确保投票权的抗争上，马丁路德金和约翰逊总统比较像是“合伙人”，而非“敌人”。电影抬举了马丁路德金和约翰逊总统的地位，堕入典型的“伟人”历史观，但却矮化女性（如科丽塔．史考特．金）在黑人解放运动中的角色。黛安纳什、埃拉贝克（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和斯托克利．卡麦可（大学社运人士）甚至不被提及。连詹姆斯．比维尔（由说唱家兼演员Common饰演）、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内的激进声音）也只是轻轻带过。实际上，在1950至60年代在美国争取公民权利和黑人权利的斗争裏，混杂着不同的声音和想法。制作人和导演的编排会误导一整代年轻人。

看这部戏固然是好开始，但若要看清民权抗争的全相，需要研究更多历史，对因为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为祸而激进化的新一代人。这部电影表明在资本主义，有需要建立群众运动来确保物质上的胜利和民主改革。这些胜利的果实能成为跳板，进一步争取更多，挑战和取代剥削和压迫性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才能巩固我们的成果，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今天正是迫切要为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

《马丁路德金：梦想之路》中描写民权运动的历史事件，启发了全球多代的工人和青年去改变生活，终结属于0.01%的独裁制度。要真正纪念这历史事件的话，就继续抗争直至得到胜利吧！

托洛茨基遭暗杀75周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雇用的杀手拉蒙-梅卡德尔（Ramon Mercader）用冰镐暗杀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狮子一样与杀手进行了搏斗，从而阻止了更多的打击（杀手还配备了手枪和刀）。但因为冰镐所造成的伤口实在太严重了，一天后托洛茨基辞世了。这是对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杀，终于成功了。

他的秘书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说托洛茨基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坚信第四国际的胜利–前进。”8月22日开始追悼和遗体告别会，在5天内共有30万墨西哥人前来瞻仰。由于美国当局拒绝给予托洛茨基遗体进入美国的签证，所以最后葬礼在墨西哥举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难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从苏联驱逐出境 。经过在土耳其和法国逗留数年后，他于1935年夏天到达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会主义政府由于斯大林当局的压力也希望尽快摆脱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货船送往墨西哥，因为这是整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愿意接受他的政府。

对托洛茨基的谋杀是一场单方面内战的结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别乌（GPU）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VKD）投入巨大的资源以企图将托洛茨基和他身边最亲密的伙伴们从肉体上进行灭绝。托洛茨基的儿子列昂-谢多夫（Leon Sedov）作为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成员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间被暗杀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期间，列宁时代的大量布尔什维克领导成员被被指控与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合作而遭到立即处决，而当时托洛茨基和利昂-谢多夫就是被作为主要被告而缺席审判的。在随后的相关审判中，共有800万人被送往监狱或劳改营地。

200万人死亡，100万人被处决。斯大林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审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记忆。他是当时仍然唯一还幸存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应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崭新而复杂的世界局势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一年之后，托洛茨基预测的由于劳工运动推翻资本主义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败和由于未能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将导致战争的爆发已经得到证实。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对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军事与外交协议进行了无情的批评。托洛茨基指出该交易将无法防止德国对苏联的进攻。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托洛茨基强调解决的办法不是为与英国和美国结成联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让步，而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国的攻击之后所作出的选择。莫斯科的独裁者于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从而表明国际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苏联的主要盟友，而外国政府和外交则变得更为重要。

尽管战争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1938年第四国际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对他的独裁专专制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具有巨大的潜在支持。

当墨西哥共产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瓦伦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尔曼-拉沃尔德（Herman Laborde）反对秘密暗杀托洛茨基的计划时，他们于1940年3月被开除出党。第一次直接暗杀的企图发生在2个月后的5月24-25日。一伙武装分子强行闯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机枪向卧室进行扫射。然而此后他们试图纵火焚烧房子和安装炸弹炸毁房子的企图都遭到了失败。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经参加国际纵队。在当地的斯大林主义者用与苏联相同的方法来对付左翼反对派，而嫌疑人也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有所联系。

1938年，拉蒙-梅卡德尔以一个假身份开始了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维雅-艾格莱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关系 ，这给他提供了拜访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亚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机会。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写的文章并提供意见为借口，梅卡德尔得以接近托洛茨基并进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击。就在谋杀发生不久后，梅卡德尔的母亲被斯大林授予列宁勋章。当凶手在1960年从监狱被释放出来，随后他居住在苏联和古巴，他被当时莫斯科的统治当局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地位。对于斯大林主义而言，这种政治谋杀是一种英雄主义行为。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对资本家和官僚的斗争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世界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当工人阶级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列宁和托洛茨基成为了俄国革命两个最有名的的领导人。随后更发生了戏剧性和解放决定–结束-战争时，将土地从地主的手中转让给耕种它贫困群众，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独立的民族自决权（芬兰独立就是很好的例证）时，禁止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为妇女和同性恋争取权利。在工业方面，工人控制得以应用，任何图谋破坏的资本家的公司都被国有化。

只有当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反动的沙皇将军进行合作开始入侵时，布尔什维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军队。而托洛茨基则从”外交部长”成为了红军的领导人。

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仍希望不发达、贫困和遭受战争蹂躏的俄罗斯能够得到其他较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的支持。但由于这一情况未有发生，从而促使俄国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发展出了官僚主义倾向。其代言人就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对于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宁而言，其生命中最后一场未有完结的斗争就是反对已经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点导致其谨慎地和尝试性地试图寻找新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反过来，这也导致了工人阶级在1923年德国革命、1925-1927年中国革命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决定性失败。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增强了他在苏联对于政府和党的控制力。当 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代会上被开除之后，这成为了最后一届可以表达两种观点的党代会。

1929年他被苏联流放；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裏，托洛茨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一系列新现象的分析。他预先警告了来自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并认为两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应该进行联合斗争以阻止纳粹，但双方都拒绝了这一想法。

托洛茨基对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诸多错误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斗争路线至少具有一样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阵线是如何导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力量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在当时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自愿地服从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要赢得胜利必须要与贫苦农民和少数民族一起共同斗争，与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地隔绝从而实现真正的革命变革。

也许托洛茨基最伟大的理论成就就是他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专制民族国家官僚制度的分析，虽然这一制度建立于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但却摧毁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预测这一矛盾的状态或将通过一场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决，或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而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前官僚们将会成为这场复辟的主角。

社会主义：是过去式还是未来式？

《后资本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和杰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写的《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书评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2014/11/03/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review-the-marginal-cost-soc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处。裏夫金写道：“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终结……它渡过了鼎盛时期，开始缓慢地死亡”。梅森则写道：“资本主义的前途黯淡无光”，新自由主义时代最终是厄运。书本出众地描写了衰落的资本主义，值得一读。

梅森和裏夫金两人都认为科技的巨大进步将埋葬资本主义，尤其资讯科技是无法限制在民族国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狭窄空间内的。资讯科技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令生产多每件产品的额外成本近乎为零，进而令商品价格降到零或近乎为零。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利润——资本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裏夫金）。

裏夫金埋头研究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如他所承认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出身背景。裏夫金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验主义结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它为群众广泛拥护的时候。而且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裏夫金的思想表明，我们有可能把一些作为个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运动这一边。

与裏夫金不同，保罗．梅森则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从这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思想上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十分悲观，特别是提到他认为已经过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相反，他钟爱着“后资本主义”这一块政治上从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带。裏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在与未来时，都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组织代替资本主义。梅森在书中写道：“我们看到了自发兴起的合作化生产……平行货币、时间银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间……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贷形式……我相信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传和保护”。

那么如何才能到达这个乐土？不是通过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梅森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而是通过“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会知识联系起来的每个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惠及所有人类”。由此可以看出，先后作为《新闻之夜》和《第4频道》记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领运动的影响。

占领运动无疑是美国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腊）新生代政治觉醒的重要阶段。我们欢迎这一进步。但是梅森学到的不是这场运动的优点和潜力，而是它的弱点：在对抗资本主义时所谓的“自发性”，因而还有它的幼稚性。事实已经证明，有意识的“去组织化”的泛青年运动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现代”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令国家机器转为中立。占领运动的一部分人士——例如从卡萨玛．斯旺特（Kshama Sawant）当选西雅图市议员这一事件中——很快学习到一点：政治运动对于实现运动目标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中，群众意识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这场运动曾在上一次大选中实际上抵制了“政治”，最终却导致右翼人民党（PP）获胜。因此群众开始意识到激进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并促成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西班牙语意为“我们可以”）的崛起。至于这场新运动能否有效驾驭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激进的不满情绪则是另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力量党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对所谓“种姓”（caste）的模煳批评——而不是明确批判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与组织——来建立一个“反政党的政党”，现阶段此种政策不可能争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会民主力量党在民意支持率的确出现下滑。

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梅森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合作创立者——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他批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他们领导的俄国革命。他也高度批评对一战前经济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一战爆发只是因为“错误的末日预感”。另外，他还推崇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后者在一战前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支持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辩护士。

梅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的观点是错误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耗尽其所有潜力之前都不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过我们不能以肤浅的经济“决定论”来理解这句话，不幸的是，梅森就是这样做的。经济发展具有最终决定性，但是国家与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註的不仅有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变动与政治变动之间辩证关系——原因可以成为结果，结果也可以成为原因。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对二战后革命浪潮的背叛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和1950-75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于同一原因，我们反对从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裏借用的长波理论，或者叫做超级周期理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对此做过评论。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钵的梅森等人所设想的50年周期。他们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线性经济进程，而没有充分考虑国内外巨大政治变革的影响。

梅森也没忘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他在参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个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裂出来的小型政治团体）时曾追随过托派。他所攻击的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1946年提出的一个错误的经济分析。那时战斗派（Militant，英国社会主义党）的先驱者考虑到了政治变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党人和斯大林派对战后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据这些因素，战斗派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因而成功地预见到1945年工党政府能够实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梅森犯了类似的错误。列宁、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战前为回应改良主义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经为战争本身所证实。他们承认在战争爆发前资本主义是相对进步的，能够推动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劳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这并不是说如果革命在19世纪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业和社会就不会以快得多的速度发展。

然而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前行，同时也令无产阶级——它未来的掘墓人——不断壮大。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限，从对生产的相对阻碍变成了绝对束缚，民族国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产力的喉咙。战争是无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在一战前的繁荣期——大概从1896年到1914年——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有所缓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适应了这种局面。工人阶级因此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准备。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战争中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的背叛行径完全令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迷失方向。

三年的残酷战争为革命——特别是1917年俄国革命——铺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却写道：“法西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毁灭是组织化工人200年来的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具有决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这200年裏——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类历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俄国革命，而不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们只是减慢了社会和工人运动的前进步伐。

为拯救资本主义而奋斗？

这些并非只具有历史价值的抽象问题。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说一些让左翼感到痛苦的话：马克思主义误解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往在人类社会中最像一个进步的、集体的历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的头脑充斥着“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着推翻这个制度……左翼着作中到处散布着为200年失败史开脱的借口：国家太强大、领导太软弱、工人贵族的影响力太大……工人阶级远不是社会主义的无意识的承担者，他们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用行动表达出来。他们想要一个能让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资本主义……这并不是思想落后的结果，而是一种公开的战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这种战略的基础：存留在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技术、个人自主和社会地位。”

所以，不时发生战争、经济和社会浩劫、革命和起义的20世纪并非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无产阶级建立“可生存的资本主义”的尝试。梅森竭力否定俄国革命、1918-23年德国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静坐罢工和1930年代美国与革命潜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当时本可以发动十场革命。

更不用说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罢工和群众占领工厂的运动，还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的革命剧变。让我们回忆一下，1975年斯皮诺拉（Spinola）政变失败后，《泰晤士报》宣称“葡萄牙资本主义已死”，因为在起义工人的压力下，银行被收归国有，70%的工业由国家接管。这些看来都是因为误解！群众抛洒热血、做出巨大的牺牲与努力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建立另一种资本主义。

梅森的另一个错误是他断言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改头换面的工人阶级；而是网络化的人类”。就这样，工人阶级一下子消失了。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新意。他只是复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别是那些在苏东剧变后从斯大林主义倒向欧洲共产主义的人，他们为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领导英国工党向右转提供了理论依据。埃裏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书中得到赞扬。他认为去工业化宣告了工人阶级的死亡。

尽管发达工业国家的传统产业工人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其数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大规模工业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们明白现在传统产业已经进一步削弱，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受雇于运输业、工业等行业。从最近伦敦地铁工人的一系列罢工中可以看出，他们能够而且也将发挥关键作用。

即便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原来的“特权”阶层正在无产化。教师、公务员、邮政工人和大学讲师的工资经常少得可怜。他们视自己为无产阶级、加入工会并采取其他行动。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大型运动，以及英国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时10英镑的运动。我们还看到呼叫中心员工和亚马逊员工反抗日益严苛的工作条件。他们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工人阶级普遍情绪的影响，不仅在行业层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

社会主义意识

广泛的社会主义意识尚未出现，即便在希腊也是如此，尽管经济深陷危机，引发了空前的阶级愤怒和阶级行动。英勇的工人阶级发动30多场大罢工，确实痛击了希腊资本主义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众掀起巨大的社会浪潮，英国则出现了科尔宾（Corbyn）现象。这些都是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着贝利雅派和资产阶级。

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释这些斗争为何还没令工人阶级取得成功的时候，梅森认为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对于群众意识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决定论的。群众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具体事件、工人阶级——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的集体经验，以及党和领袖的关键的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其19世纪鼎盛时期——例如德国——直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20世纪头十年它对成千上万的工人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这帮助数百万人树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并将之与日常经验相结合。演讲、新闻报章和宣传册等各种宣传手段令资本主义的问题家传户晓。

罗马神话说密涅瓦（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脑袋裏出来时就身披甲胄、手执金矛。显然梅森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无需客观条件的变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样凭空出现。他在《卫报》写道书本的概要：“过去25年间，左翼的方案失败了。市场摧毁了计划；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世界劳动力极大扩展，他们看似是‘无产阶级’，但他们根本不像以前那样思考和行动”。这些话说明他还没有明白，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观念造成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存在。

即便庞大的官僚集团带来沉重负担，计划经济仍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参照点。它的瓦解让统治阶级有机会大规模鼓吹资本主义相对“声名狼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败退——群众意识倒退了——即便其严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后对工人运动的打击。

2007/08年危机后，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渠道反复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市场”是无可替代的。工会领导和社会民主党人则附和这种论调，越来越向右翼倾斜。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大众及其先进阶层不断投身于反抗资本冲击的斗争之中，却仍未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真正能替代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

不过，卡萨玛．斯旺特（Kshama Sawant）当选西雅图市议员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竞选美国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已经表明，在犁过的地上，社会主义意识的新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连美国——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无法避开这一趋势。被危机撕裂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会落后太多。

空想社会主义

梅森用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没有丝毫新意，它并非对“过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据他自己所说，其本质上是借由合作社回归到协作理念。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运动出现之前，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旧思想而已。欧文是一个拥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区让我们初步了解了社会主义可能带来什么。不过，这只是乌托邦，他的方案最终未能成功。在资本主义的海洋中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小岛，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其目的是“在社会的背后改造社会”。

梅森声称，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物质匮乏，但现在资讯科技的应用和分享行为等诸多因素已经使物质资料大大丰富了，所以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他在许多方面都犯了错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提出此种方案，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独立力量。不过他们在宪章运动——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实现了这一点。

在大概十年的时间裏，宪章运动经历了阶级斗争的所有阶段，从和平请愿到革命总罢工。当时24岁的恩格斯在他那本杰出着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这段经历，而梅森则对这段经历加以攻击。他同样攻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1848-51年革命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繁荣期并造成英国工人运动出现一段“温和期”所做的解释。

梅森写道：“恩格斯说工人变得温和是因为他们分享了英国帝国主义力量所带来的好处。不只是熟练工人——他把他们描述成‘工人贵族’——而且还有广大群众，恩格斯认为大英帝国扩张导致的价格下降使他们得益。但是，他认为英国的竞争优势是暂时的，熟练工人的特权也是暂时的”。

恩格斯说对了。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失去它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了工人阶级，导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码头工人等奋起反抗。当然，熟练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们也受到英国资本主义衰落的影响。梅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作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的分析是错误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观点禁不起认真检验。他用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拼凑出一堆经济和政治的大杂烩，以配合他那乌托邦式的观点。

在其结论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认：“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他已经用自己的简要模型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模型丝毫不能说明今后一段时期内英国和全球的动态。我们从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乌托邦主义者是后资本主义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一切先驱者”。这裏丝毫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和即将战斗的工人阶级。

很明显，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失败对梅森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对此做过细致的电视报道。希腊、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将从这一段惨痛经历中学到很多。我们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还需要能和群众一起抗争到底、铲除资本主义、开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领导者。不幸的是，保罗·梅森的书对培养这样的领导者有害无益。

资本主义与中国

本文于2015年首次发表于希腊《马克思主义思想》杂志。现在是首次以中文发表

2015年3月，中国的花瓶“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在北京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年度会议。全国人大及其“孪生”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辩论和审议，只是为中共独裁政权的内部圈子中已经做出的决定上盖上橡皮图章。

与往年一样，很多人都关註中国的财阀金融精英参加这些会议的情况。今年，中国的超级富豪以“立法者”和“协商者”的身份参加会议，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这其中包括中国10位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时报》指出的那样，他们出席年度会议凸显了“中国超级富豪的影响力”。

这5人分别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马化腾（144亿美元，根据《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马化腾是中国第3大富豪）、饮料巨头宗庆后（110亿美元，排名第6）、手机制造商小米的雷军（91亿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为全国人大代表。而全国政协委员中，还有拥有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李彦宏（147亿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阳能巨头李河君（130亿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美国，那就意味着亿万富翁比尔·盖茨、拉裏·埃裏森、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和沃伦·巴菲特都坐在国会裏。但在老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更喜欢躲在精心收买和游说的民选“人民代表”后面低调地统治。但中国的人大代表不用担心落选，这让他们的美国同行“看起来像个穷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当时，最有钱的70名人大政协代表的财富总和，是美国政府三个部门（国会、最高法院和奥巴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财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时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资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泽民领导的90年代企业家才正式被允许加入共产党”。这概括了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转型规模，发展出一个与国家和中共独裁政权紧密结合的特富资本家阶层。

超级富豪的党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级富豪所领导的。根据《彭博新闻社》2012年的一项调查，习近平的家族拥有价值3.76亿美元的投资。这比整个英国政府的财富多出三倍（虽然英国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个身价过百万美元）。

“人们常常轻描淡写地解释说，共产党只註重权力，好像这是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某种统一的产品。事实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该党现在关註的是利益。”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凯瑞·布朗说。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根据北京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国最上层的1%的家庭拥有总资产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层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拥有1%的财富。 《福布斯》报导说，中国213位亿万美元的富翁（仅少于美国的亿万富翁的数量）的财富在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长20%[2] 。

同时，住房、医疗、教育费用作为“三座大山”压在人民身上。没有免费的学校教育。而医疗费用高昂，是每年医院发生17000多起伤医事件的原因之一（袭击医生和医务人员，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政权最担心的。然而，它的对策是增加镇压资源，加强政治控制，同时进一步放开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习近平经济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以来GDP增长了30倍）和广泛的、日益复杂的镇压（包括200多万名网警！）是阻止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的主要因素。然而，两位数的增长率属于过去，如今的实际增长率大大低于官方GDP数据。日本式的债务危机有可能会出现。

中国每年有超过10万起“群体性事件”——暴动、罢工和农村抗议，但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现跨地域的串联。大多数抗议活动集中在经济要求或具体的官员滥用职权的案例上，并不直接挑战中共的统治。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镇压和觉得政府太强大而无法对抗。

中共禁止任何类型的独立政治活动，对那些试图组织串联的活动人士更会进行严厉打击。这就是2015年五名年轻女权主义者的在三八妇女节前夕被捕的原因。该案件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可以说中国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评论家的理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带来民主改革，相反，政权的压制控制更加严密，尤其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到达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与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1949-76年），官僚阶层对社会和经济行使权力，中共政权是其独裁工具。虽然权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所解释的那样，这个由官员和国企经理组成的特权集团是一种过渡性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革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计画经济。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延迟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俄罗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成为统治阶级的持久性，因为他们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那样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权力。

毛泽东官僚体系以斯大林的俄国为模式，但在更加落后孤立的条件下，缺乏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这解释了毛泽东时代的无休止的动荡。其中最鲜明体现这点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中甚至包含了内战的因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计画经济中，毛泽东/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话，他们是“癌细胞的生长”。

毛泽东政权特别是在最初几年拥有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土地改革、赶走列强、堪称典范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廉价住房——这些社会改革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是因为废除了资本主义而代之以国有制和计划经济。

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裏，工人阶级应该有权选举每个企业的管理层，并且管理职责应该是轮换制。工人阶级通过选举代表、积极参与、民主讨论和实施监督，对整个经济行使真正的决策权。一群拿着高薪的常设董事和官僚是没有必要的，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70年代末邓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经陷入僵局，但中国群众的革命能量也濒临耗尽了。国有经济在缺乏工人民主计画的情况下表现不振，而统治阶层在毛泽东末年的动荡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稳定：保证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邓小平的纲领反映了官僚逐渐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计划经济来实现愿望，所以他们开始在各种资本主义实验和“改革”的基础上寻找替代方案。

转向资本主义并不是来自一个精心设计的总纲领。邓小平和他在中共领导层的盟友用一种他着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实验性地朝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前进。最初的市场改革规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开始不断加剧的阶级分化，并开始有了强大的惯性。在中共高层中，一个有意识的亲资本主义阶层集结了起来，他们对同样是一党专政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了羡慕。邓小平宣称他的市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体系中这一新生资产阶级派别日益增长的信心。

中国的历史性转辙的世界背景是国际上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群众党派，导致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得以暂时巩固。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斯大林政权垮台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这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贸易”的口号掩盖了世界各地对工人薪资、待遇、工会和公有制的攻击。因此，中国的转型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只是中国的历史发展。

政治革命：天安门事件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和中共领导人没有回头路的信念。中国在利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吸引外资和技术的基础上申请加入WTO，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逐底竞争”的中心点[3]。

中国的反革命过程延续了几十年，期间经济、国家和中共政权的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国政权粉碎了这场新生的政治革命。这并不是要重新巩固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尽管中共声称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反革命”），相反，这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前所未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是因为唯一能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压迫层支持的中国工人阶级，但新生的工人运动却是天安门后被重点残酷镇压的对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中所说，“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 [《过渡纲领》，1938年]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与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相比，显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国政权粉碎了刚刚开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极端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多达1000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青年被杀害），但却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稳定”，以进行根本上的复辟改造。

一些观察家试图精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反革命发生的历史时间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一场扼杀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样，我们面对的历史进程，是强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产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单一的事件。

然而，毫无疑问，1989年群众运动的粉碎代表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体对此都有误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并没有诞生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调整，这个过程甚至今天还在变化。

三个代表

2002年江泽民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即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这个名号为资本家打开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大门。到2011年，中共党员中有四分之一是“企业管理者或专业人员”，是分类为“工人”的三倍多。 《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一书作者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将其描述为“党与私营部门关系的象征性转折点”。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作为中共国家的外延发展起来的，这与东亚其他国家“裙带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处。私人部门最强大的资本家非常依赖国家的赞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本身拥有中共党员身份。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想挑战政权或要求激进的政治变革。

身价40亿美元的重工业企业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说：“我的财产甚至生命都是属于党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贷推动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

中国新一代资本家与中共国家的日益融合，是否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带来了希望？ 1989年大屠杀后入狱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员鲍彤给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答案：

“相反，这意味着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时候承认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富人党、贵族党和权贵党。就是这么简单，也不应该感到意外。有人预测，随着红色资本家的入党，中共将开始由专制向民主转变。我相信这种预测会让人失望，就像与虎谋皮。审视一下这些党内红色资本家的所作所为之后，就会明白了。他们是在发扬民主，还是在强化自己的特权？『三个代表』不会开启一个新的民主时代。那些被绝对权力吸引的红色资本家也不会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27日]

历史证实了鲍彤的预测，我们看到中国私人部门的大资本家都明显缺乏对民主化的热情。互联网巨头阿裏巴巴董事长马云说，邓小平1989年镇压群众民主抗议是“正确的决定”[4] 。

科技企业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评论说，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将使中国陷入“无望的情景”，因为，“大家都会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财产”[5]。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为了避免俄罗斯式的个人寡头在中国各地崛起，党决定应该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国有企业的寡头，”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cGregor）认为。

尽管有官僚主义的扭曲，但毛泽东计划经济对执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约束。这是因为无论官僚们偷了多少国家财产，都没办法把它转化为私人财产：公司、股票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如今，这些障碍已经消除，中共领导人亲自主导了关键的产业，使其亲戚富裕起来，积累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党以其自上而下的独裁指挥结构，成为精英阶层保护其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机制，并向社会大众隐瞒了这些财富的全貌。同样，中共作为一个秘密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也方便派系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暗中交易。

《金融时报》的贾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说：“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会，一张党证是商人们建立人脉关系、达成高额合同的最佳途径。”

中国领导人没有盲目追随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前斯大林主义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釆取的亲西方的“休克”式资本主义复辟途径。相反，那些国家后来也在这方面有所收敛，向中国模式靠拢。中国这么做是为了避免经济权力过度向各省市倾斜，因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区别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独立计算也是巨大的经济体。拥有1.05亿人口的广东省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将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兰还大[6]。

中国历史上，强大中央政权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不同于前苏联，而是在毛泽东/斯大林政党一党独裁的框架下进行。中国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爆炸性增长，已经蜕变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统治精英的工具。

这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由于物质和历史的原因，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老牌工业国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不过与东亚其他经济体有一些相似之处。中共把维持一党专政视为最重要的，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一方面为了在一个庞大、复杂、不稳定的社会中保持控制，尤其是为了压制工人和农民阶级。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想放松控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想试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对“西方影响”和“政治改革”的拒绝，在习近平上台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现执政集团重申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承诺。 《金融时报》从最近对李克强总理的釆访中报道说：“他向世界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当前的全球金融秩序。”。这种强硬的打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定会引起抵抗。但这种抵抗必定会来自广大劳动人民和穷人，而不是几乎不存在的“民主资产阶级”。

二零一六年

评论：重温《动物农庄》

《动物农庄》 在1945年首次出版。70年后，安迪·福特评论乔治·奥威尔这个具影响力的故事。《动物农庄》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本成功小说，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廿世纪其中一百本最伟大的小说。书本常常出现在学校课程中。相反，直到1989年为止，该书一直被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禁制。到今天津巴布韦丶缅甸，甚至一些保守的海湾国家仍在禁制这本书。

第一件震撼读者的事，就是作者的文采。故事以清晰直白的语言展现，并带着看似简单的童话。事实上书本原来的标题是「动物农庄：一个童话故事」。在第一章动物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奥威尔在介绍动物出场的章节中展现他小说家的造诣。他提供份量恰到好处的资讯来勾勒故事的角色，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伏綫。此外，奥威尔的文笔渗尽了幽默感，当「猫」角色在会议上就「老鼠是不是同志？」这问题，同时投支持和反对票时，保证了这本书令人享受，也令人难忘。

奥威尔曾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卑鄙行为，还有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所重复的巨大谎言。在这期间，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一个受托洛茨基影响的组织。他决心揭发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真相。为此，他立心写作一寓言，故事中几乎每一个情节，都与斯大林夺权和苏联倒行逆施的暴行相平行。

故事角色「老少校」代表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整合，开始时他解释自己的理念：这个社会其中的动物不再被人类压榨和偷走它们的劳动成果。动物们热切地接受这个想法，而且比它们预期中更快地将角色「庄园主人琼斯」（代表沙皇）的无能统治推翻。该农场被改名为「动物农庄」，动物们还创建了一个新的旗帜「蹄与角」，猪担任了动物的领导层，尤其是角色「拿破仑」（代表斯大林）和「雪球」（代表托洛茨基） ── 但两人从未认同对方。

未来问题的预告出现了，「拿破仑」负责农场的牛奶，只为令它「消失」，使我想起了最近出土的证据表明，即使早在革命刚完结之后，斯大林下令让官员和官僚获得额外的面包配给──通过这种方式巩固对自己的忠诚。但是，额外的面包除了在大饥荒状况之外，可以促进的忠诚其实少得可怜。这是托洛茨基分析苏联变质的出发点。在马克思一篇鲜人为知的文章中，讨论到在一个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可能性，马克思写着：「当贫乏普遍化时，所有的陈腐的东西（即压迫）将重现」，托洛茨基意识到匮乏和饥饿是斯大林胜利的起点。

当动物农庄派出「鸽子」们传送革命的消息后，反抗浪潮席卷其他的农庄，与早期的第三国际相似。人类不能忍受这点，因而入侵动物农庄，但由「雪球」带领下的动物奋战，人类被打得落花流水。「拿破仑」在「牛棚之战」中只付出很少力量，就像斯大林在俄罗斯内战，几乎地球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列强也入侵这个新生的革命国家的时候，也只付出很少力量。托洛茨基组织和率领红军，打败了这些侵略者。

「拿破仑」和「雪球」下一个争议是对动物农庄风车的建设。这反映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在苏联工业化时的争端。这争议在当「拿破仑」与他秘密饲养在农舍的「恶狗们」将「雪球」赶出农场时结束。这是一个隐喻：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令托洛茨基流亡海外，并吓唬他的支持者令他们噤声。而且，正如在1920年代末的苏联一样，「拿破仑」偷走「雪球」的想法，并提出它们当成自己的。从这点开始，动物们用来讨论并商定动物农庄下一步行动的每周会议，都变成了他们听取指示的「会议」，就像最初民主的苏维埃变成了统治集团落指示的传动带。

动物们，尤其是「拳击手」（农场的马），辛辛苦苦建筑起风车。因着极为强壮和自我牺牲精神，「拳击手」是普通苏联工人的象徵。尽管如此，他努力建筑的风车还是崩溃，就像许多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容还是不成功一样，从而导致了1930年代初的大饥荒。当动物接近饿死时，动物农庄的领导在人类探访者的面前假装出有丰富食物，正如「苏联之友」（一个奥威尔鄙视的组织）被斯大林安排的旅游所骗。尽管风车崩溃，「拿破仑」还是命令「拳击手」和动物重建一切。

同时，「拿破仑」开始和两个相邻的农庄商谈贸易协定。第一个是「福克斯伍德农场」（代表英国），正在衰败，治理不善；另一个是「平彻菲尔德农场」（代表纳粹德国），被一个一直牵涉诉讼的农场主人保存得较为完好。「拿破仑」在两个农庄之间拉一派丶打一派，但最终还是出售一些木材给「平彻菲尔德农场」，尽管其主人非常可怕地虐待他的动物。一旦交易完成，动物被告知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只是「夸张放大」。就如同希特勒一样，这协定换来的只是「平彻菲尔德农场」入侵动物农庄，动物被彻底击败，伴随着的是巨大的痛苦，还有「风车」的再次毁灭。

在这本书中最可怕的时刻，是「拳击手」的死亡。他经过所有建筑风车的努力后，变得越来越老了，他的蹄子愈合得很慢。「拿破仑」说，他将被送去看兽医。但是当车到达带它走时，动物们意识到这一点：车上写着「阿尔弗雷德·西蒙斯：马匹屠宰和胶锅炉」。「拳击手」被送往的地点是屠宰场。斯大林正是这样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报答苏联工人的付出。

「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最后的背叛来自动物们的指导精神被更改 ── 即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改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这样一个粗鄙和虚伪的态度中，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也背叛了苏联的基本原则。在书最后的一幕──以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为史实基础──动物们看起来「由猪到人，再由人到猪，但很难说哪个是哪个。」

苏联在1943年的堕落如此彻底，令奥威尔却看不出它（译者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的差别。而事实上托洛茨基也有同样的看──在外观和行为上，斯大林派和资本主义的独裁者和领导人确实没有什麽不同，但托洛茨基指出，苏联的经济基础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不同，苏联是靠这一点打败纳粹的。

这本书有一个奇特的出版史。最初在1945年斯大林主义的同情者阻碍它的出版，但它的诚实和绝对的品质透露出来，而开始有一些好评，然后好评如潮，最后是全球范围的销售，容许奥威尔有时间和资金，写作他最后一本着作《1984》。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这本书当作粗疏的反俄宣传工具，然后出资将它在1954年制作成动画电影。而「革命是徒劳的，因为它只是导致独裁统治」的想法仍然经常在学校传播，但这与奥威尔的观点距离极远。这本书捍卫革命起初的行动，也捍卫真正的英雄「拳击手」。它就像所有地方的工人阶级一样，是「农场」所有财富和成功的真正泉源。「拳击手」被愚弄和骗走了财富丶甚至被残忍宰杀的情节，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控诉。

奥威尔从来没法己从理论上认识苏联的变质。但他是个有原则的和真诚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动物农庄》是俄国革命被一帮追逐私利丶毫无原则的罪犯，可怕地背叛的诚实寓言。

二零一七年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影评

本部纪录片美国编剧兼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摄，描述20岁香港政治人物黄之锋。影片从他14岁开始记述，当时他仍是个中学生，并领导「学民思潮」反对北京推行的国民教育计划。

黄之锋无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电影的叙述角色过于个人化，且对他毫无批判，未能深入探讨民主运动与中共独裁。

影片的宣传海报上写道：「这是个关于一位青年人觉醒的故事。」显然是将焦点集中到个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这场触动了数以百万人的斗争运动中更深入、真实的一面。这实在令人感到可惜，因为自2014年雨伞运动的高峰后，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多次挫败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够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纪录会出色得多。

《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在其目标观众，海该群体中大获好评。该片在1月赢得辛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纪录片观众评选奖。我怀疑奖项更多是出于对香港群众运动的同情与敬佩，多于对影片本身的欣赏。

胶着状态

黄之锋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和伞运领袖正被政治检控，有可能会面临长刑期监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坐牢。当然，哪会有人准备好呢？

香港的斗争陷入僵局，是因为单靠行动主义与民间勇气还不足够。年轻人固然是重要的资产，但单靠年轻人也不足够。纵使雨伞革命拥有这些因素，但持续了79日后，最终依然耗尽能量而瓦解。原因是运动没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纲领，而未能挑战「超级强权」继续掌权。

雨伞运动过度聚焦于香港，并且未有提及支撑中共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窒碍的两个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纲领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他们害怕群众斗争的思维，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将这角色活形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在群众厌恶泛民软弱的情绪之间，诸如黄之锋等学运领袖从中冒起，可惜他们抱有与泛民一样的错误思想，只是形象年轻而愤怒一点而已。影片忽略了斗争运动内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黄之锋（温和地）批评戴耀廷将「占领中环」搞得像个仪式一样吗。不过，戴耀廷的罪行又岂止于此？其组织「和平占中」不断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领运动。戴耀廷亦反对学生在2014年9月发起的一周罢课（实际上是这场罢课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触发了雨伞运动）。在雨伞运动爆发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学生喝倒采（这一幕没有在影片中展示出来）。

再见学民思潮

同样，「学民思潮欢送派对」一幕，黄之锋决定解散学民思潮以「成立新政党」（香港众志），电影亦没有解释此举的前因后果。真诚的政党与学生运动，本应不会互相排斥。
实际上，学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黄之锋为核心的小圈子从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决定亦如是。一些在雨伞运动期间及之后加入组织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独派思想所影响，这对于黄之锋的领导带来了问题，他亦因此决定「割爱」。

纪录片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香港」。这种局限于本土的浅短目光，成为了反独裁斗争的绊脚石。那么，既然单靠港人并不足以击败中共专制，我们应与谁联盟结友呢？就如黄之锋最近提出那样，以特朗普等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还是与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包括中国的广大群众，以及反对西方不民主资本主义暴政的斗士）联合起来？

黄之锋在影片中说道：「在香港变回香港之前，我是不会停下来的。」这句话正好表示香港民主斗争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鸡」、「公厕」、「劳资纠纷」──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发生数宗骇人的强奸案，当中包括可怕的「衣柜强奸案」，男被告因有计划地带备武器潜入前女友住所将她强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货VAN上强奸一名21岁少女。这些案件的共通之处是受害者都与施暴者相识。 根据关註性暴力的组织风雨兰近三年的服务数字显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约八成人与侵犯者相识，可见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向女性施暴，是权力及控制欲的表现。

社署资料显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强奸个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骇人的是对于受害人的道德指责、网上公审。社会及网上舆论都会以受害者的行为、背景、衣着等进行审判，往往会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实，是「鸡」（妓女）、「公厕」、「劳资纠纷，倾唔掂数屈人强奸」等，而非指责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导致绝大多数人不敢报案、公开事件。 2016年，风雨兰接获163个强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数字则只有71个。

父权沙文主义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顺从主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时，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观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沟、不到酒吧认识新异性朋友，还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变得更猖獗，并不是因为女性比以前「不守妇道」，所以惹来性侵的下场。性暴力加剧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市场每日以海量的媒体广告、明星效应洗脑式地灌输「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将女性贬低为纯粹讨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性暴力及责备受害者，反对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费的公共社福资源。女权斗争必然连系至工人运动，促进男女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对抗资本主义这个制造性暴力的温床。

社会主义者对色情行业的立场

大部分卖淫的都是女性，而绝大多数买家都是男性。社会有经济压迫和不平等，就会有性别歧视这产物。 在分析现代性产业时，我们必须同时观察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包括贫富悬殊、贫穷问题加剧，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妇女受压迫经已存在了几千年，尤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透过父权家庭制度的思想，培育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则是「天生」照顾家庭的角色；一夫一妻制，为了保证私有财产由父系继承，而强制控制女人的性征。这为资本主义统治精英带来了很多有利影响，包括令妇女成为无薪劳动的来源，贬低女性的劳动价值，从而用「女人从属于男人」的概念去合理化同工不同酬的性别歧视。

性别不平等可以概括为两个长期现象：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第二是不断的社会危机和普遍男性对妇女的暴力和性暴力。最常犯罪的是配偶、前配偶、家庭成员或其他受害者认识的人。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都有发生。

在利润的驱动下，例如庞大的美容产业生意，媒体企业疯狂商品化和物化女性身体。此外，色情行业泛滥渲染歪曲的性观念，将女人的身体描绘成商品，成为男性性欲、需求和欲望的物体，反映着社会上对女性的压迫。在大企业和企业媒体推动下，物化女性身体的状况愈来愈严重，某程度上把卖淫正常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加强了性别不平等，对妇女在社会上实在有害。

社会主义者反对色性行业，但不同于那些保守派、道德分子或宗教禁欲分子；社会主义者是反对的是性的商品化。今天需要一场主要斗争，对抗恶性和似乎无止境的经济紧缩。如果运动不挑战性别歧视的想法和观点，我们又怎能跨越性别分野，建立工人阶级最大的团结？

《资本论》出版150周年

英国工党国会议员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在今年 5 月说道：「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你就无法明白资本主义制度。」然后不出意料，《每日邮报》做出歇斯底裏的反应，要求工党党魁科尔宾 立即谴责该位影子大臣。不过他拒绝了这麽做，并且正确地将马克思称为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这些对马克思的认可与前工党首相韦尔逊（Harold Wilson）的态度相去甚远。 1963年，韦尔逊曾无耻地贬低马克思的这套巨着，当时他轻蔑地说自己只看到第二页的脚註。

威尔逊的傲慢态度反映了那个已逝去的时代。 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下，资本主义似乎会永远前进下去，进而毫不费力地消除阶级矛盾。 工党领袖的工作就只是管理好这个制度，利用「下渗效应」的财富不断增加丶充分就业和国有公共服务来安抚工人阶级。

很多奚落马克思的人大多是过时的 19 世纪空想家，他们嘲笑他的预言：资本主义将会造成阶级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陷入贫困。

但是现在，当资本家们徒劳地寻找办法摆脱 2008 年大衰退造成的持续伤害时（全球产出已经损失了至少 12.8 万亿美元，政府纾困行动又另外耗费了 10 万亿美元），马克思的预言再次诅咒他们。

所以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杂志决定重新评价马克思的理论。 一篇题为《工党是对的：今天的政治家非常需要向马克思学习》的文章提到，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裏，工人的工资下降，迅速增长的「优步经济」令数以万计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和贫困之中。

但这些趋势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解释过它们的成因。 在《资本论》第十章《工作日》中，他揭露了当时骇人的工作条件，并且记录了资本家为了利润对劳动者不分老幼地造成的摧残。

我们看到，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如何竭力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加剧恶劣的工作条件。 当企业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时，工人的安全和福祉就被无视了。

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一百周年纪念日。 不过在9月14日有另外一个纪念日，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这部着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石，后来从这个党中发展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政治经济学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资本论》就已经以九 种语言出版。 首先翻译全套三卷的是俄语。 当年的青年工人和知识份子如饥似渴地埋头阅读。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资本论》，并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弟弟。 不幸的是，绝望的亚历山大落入个人恐怖主义的歧途，最后因为企图刺杀沙皇而被判绞刑。 但是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伊裏奇不仅阅读丶学习了《资本论》，还把它的理论付诸实践，为将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列宁后来把《资本论》称为「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着作」。

马克思的终生战友恩格斯在 1867 年评论这本书时写到：「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还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

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花了 40 年。 在他于1883年去世后，不知疲倦的恩格斯将马克思未完成的庞大遗稿整理成《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他们在 1840 年代的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丶《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丶《德意志意识形态》丶《哲学的贫困》丶《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构建唯物史观以及从中发展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

资本主义的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 在第一卷中，他追溯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史，解释了工厂法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于机器的应用。

关键的是，他解释了货币如何变成资本：资本家积累盈馀，然后单纯为了得到更多盈馀而把它重新投入生产。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形成，并以此来支撑每个论断。 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从一堆随意的个人交换行为中产生的，而是遵循可知的特定经济规律。

在《资本论》一开始，他首先考察了商品，也就是用于交换的人类劳动产品。 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就是商品的生产和积累。

每种商品都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它们对于购买者必须有用。 使用价值取决于商品的物理性质。 但是每种商品还有另外一种属性，即交换价值。

虽然每个时代的人类劳动产品都有使用价值，但是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它们才具有交换价值（此时的产品不是直接为了消耗，而是为了出售）。 所以商品就拥有了双重属性。 它们具有特定的形态（衣服丶雪糕丶报纸等等），能够满足某种需要。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隐藏起来的神秘属性，不能用来穿丶吃或看，而且没有物质形态。

尽管存在物理上的差异，但每种商品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以在市场上与其他商品交换。 那麽这是如何发生的？ 不同的商品是通过什麽样的机制相互交换的？

人类劳动

马克思发现所有商品有一个共同之处：生产它们都要耗费人类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都要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

在任何特定时期，使用一般的劳动丶机器和方法生产任何商品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时间长短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水准。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任何商品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每种商品的价值就相当于生产它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最终决定价格的并不是供给与需求。 由于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一辆货车总会比一张塑胶桌贵。 最终代表交换价值的是货币，而价格就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通过出售劳动力，工人会从资本家那裏得到一定数额的工资。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也是商品，它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劳动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 只有它能够创造价值，它是价值的源泉，而且它能创造比自身更大的价值。

货币把戏

然后资本家就开始上演「货币把戏」。 举例来说，在同意了一定数额的工资之后，工人用前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生产出了与工资相等的价值。 但是雇主已经购买了八个小时的劳动力，所以工人得到的工资只是他们在一个工作日裏创造的价值的一半，而在另外四个小时裏他们就在创造剩馀价值，也就是无偿地为资本家工作。

马克思简洁地解释了这一过程：「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

由此榨取的盈馀就是剩馀价值或者说利润（也就是工人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资本积累的来源。

每个工作场所裏，工人争取更多工资或者资本家争取更多利润的阶级斗争无非是关于如何分配剩馀价值的不断斗争。 就连最愚蠢的老板也本能地明白「时间就是金钱」。

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出剩馀价值来源的人。 其他人，例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虽然发现了剩馀价值，但是没能充分解释它的由来。

在收集了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研究之后，马克思开始用辩证的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过程，首先就是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双重属性。

用恩格斯的话说，剩馀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仅次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项伟大发现。

《资本论》如宝库一般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其实就是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

犬儒经济学家乐于承认自己无法预见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而且他们也毫不在意资本主义的长远前景，但又声称普通人无法理解复杂的经济学。

革命

对于我们来说，就像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研究揭露了统治着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力量，并指出这些经济力量与社会发展丶历史丶政治丶文化以及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评论《资本论》时写到：「假如有一套理论能正确地估计到发展的过程，并且比其它理论更准确地预示未来，那它就是当代最先进的理论，就算这套理论是在几十年前提出的。 」

今天，资本主义信誉破产，并在政治丶社会和经济方面穷途末路，全球工人将会再次学习《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着作。 他们会永远记住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独裁？

从取消议员资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铁一地两检丶国歌法立法，中共已经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为政治镇压的工具。群众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溃，使政府及法院面临巨大压力。他们要开动舆论机器为政治迫害作出辩护。林郑月娥否认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师公会主席林定国则表态说，外界批评法庭裁决渗入政治因素会影响外界对香港法治的观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决以及判辞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为了政治打压的工具。

8月20日14万人上街见证了群众对政治镇压的愤怒，也表现了大规模反抗的潜在力量。中大一项民调显示，袁国强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过去1年来最低。林郑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岁以下受访者更只给予林郑42.4分。

年轻人的愤怒直接表现在行动之上，在中文大学开学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挂上写有政治犯名单的布条，甚至出现了香港独立的横额。中文大学校方立即指责标号「违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会议成汤家骅亦恐吓挂「港独」横额可判入狱2年。如果这股情绪可以组织起来并赋予正确的政治纲领，将可以有效带领行动升级──以罢课一天为开始鼓动工人罢工。但是控制学生会的本土派虽然曾高呼“勇武抗争”，可现在他们比过往泛民的学生会更为被动，完全没有提出任何斗争方案。现在只能绕过学生会的架构，直接鼓动学生组织罢课委员会起来抗争。

在非常短的时间裏动员出14万人游行，展示了群众不屈的斗争意志。现在群众 斗争极为关键的时期，会为未来数年香港及中国的政局奠下基础。若果在这几星期内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民气将会很快消散，将会让政府的镇压变本加厉。相反，如果有一个坚定的斗争方案凝聚民气，将可以重建一场比雨伞运动更有力丶更大规模的运动。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谓司法独立从来只是幻想，基本法一开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资本家自上而下强加给群众的，目的就是维护资本家的经济特权，确保牢牢稳固极端亲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确保香港维护专制，而法治制度最终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开始后悔主权移交时给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权利，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危机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权于一身来巩固权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机关，不容忍有有任何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空间。2014年6月的白皮书就已经是个警号。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权的范围，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权”。而且它也将法官视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连串判决丑闻。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后，中共开始为政治报复作出准备，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并加强向法官施加政治压力。现在群众对司法独立仅存的幻想也破灭，自然会进一步走向两极化和激进化，更相信在资产阶级机关以外组织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立法会六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后，政府将会为空缺的议席安排补选。由于在新界东及九龙西有两席空缺，如果同时进行补选的话，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两区而各取一席。因此，长毛希望通过向法庭提出上诉，从而拖延他空缺出来那席的补选，而刘小丽也因同样道理理应上诉。

反抗的方案

虽然补选和上诉都是必要的抗争策略，但最重要是还是组织群众斗争。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回这些席位，还要动员群众积极抵抗打压：通过选举运动建立有组织的抵抗，反击政治迫害，反对高铁和洗脑国教，以及组织群众行动争取提高最低工资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并反对富豪的经济独裁。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罢课一天，如果得到群众支持则将它蔓延至职场，以此做为全民抗暴日的焦点，重建民主斗争，抵抗一党专政降临香港。关于我们的斗争方案，详情可参阅本刊第10页。社会主义行动为此奋斗！

二零一八年

普京是习近平的榜样吗？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走向一人独裁是效彷普京。CWI的俄国成员Rob Jones解释了普京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俄国重新集中权力的。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裏，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至少每两个月会晤一次。因着反对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例如叙利亚和北韩问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经济利益，他们二人走得更紧密。不过，他们也同样在争夺传统上被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亚的控制权。现在习近平形容这两个国家是关系状况处于“历史上最为友好的时期”的“最值得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越来越多人会将这两个日益独裁的领导人相提并论。

在俄罗斯，那些年迈的前共产党员和相当部分的亲普京的建制派在某程度上很羡慕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具有不少的负面特征，但却与俄罗斯的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苏联解体后的12年裏经历着长期的负增长。俄罗斯在1990年的GDP为5160亿美元，而当时的中国只有3600亿美元。从那以后，俄罗斯的GDP仅仅成长了一倍，而中国的却增长了30倍。在今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共产党表示如果他们的候选人当选，俄罗斯将成为第二个中国。反过来，中国的统治精英也在仔细地观察俄罗斯以试图避免重蹈复辙。

许多评论家对俄罗斯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的解释是，两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从官僚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到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休克疗法

在苏联时代晚期，经济停滞不前，工人们越发不满，而统治阶级的一大部分人正贪婪地凝望着西方资本主义精英们奢侈的生活方式。随着东欧反抗苏联统治的群众运动的爆发，当地的亲苏政权纷纷倒台。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人们也讨论了推动俄罗斯工业快速私有化的提议，但是改革还是被限制于对小型企业和合作社以内，直至1991年政变失败和叶利钦的胜利。后来基于大规模工业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导致了一场彻底的经济灾难，由此产生的经济萧条比1930年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更为严重。

工人们领不到薪水，通货膨胀达到极高水平，土匪般的资本主义成为俄罗斯人生活的主要特征。

1991年的八月政变失败后，部分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随即宣布独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顾问影响，俄罗斯统治阶级将剩下的苏维埃联邦肢解。俄罗斯自身作为一个联邦，叶利钦告知各共和国和地区去获取独立自主的权利丶想要多少就要多少。这一点，再加上1993年叶利钦反对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政变，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崩溃。车臣共和国在一场反对莫斯科统治的起义后宣布独立，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爆发，俄军从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羞耻地撤退。

前苏联开始变得像是后世界末日恐怖电影中的梦魇。经济崩溃丶工厂被武装组织接管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战争丶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出现武装冲突丶塔吉克斯坦更陷入全面内战。俄罗斯变得像是第三世界国家一般，依靠出卖自己的自然资源石油丶天然气丶其他矿物来维持自身。

统治阶级中反对分裂、支持中央集权的一部分在1991年8月发起了反对戈巴契夫的政变。他们不反对市场化政策，不过相信中国模式是更好的做法。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模式在俄罗斯不会奏效。由于全国上下对苏联官僚统治的日益反对，特别是以矿工为首的工人阶级，即使是军事化的政权都无法长久维持集中化的统治。再者，苏联的经济相对发达，并且是高度工业化丶城市化的，只是被臃肿官僚体系的不善管理与腐败所残蚀，而用来投资国家资源则被不断增加的国防和维稳开支所侵吞。

经济已触及发展的瓶颈，它要向前进，不能透过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无法提供必要的投资和科技，而是要去除庞大的官僚精英并将计划经济置于民主控制与管理之下。

至于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还是个完全的农业国家，80%的人口为农民。在工业相对不发达和科学基础仍较差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持续的中央指令资源配置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成长。

普京上台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宣布将权力交给名不经传的前克格勃特工普京，无论这是否是统治阶层的刻意决策，其结果是俄罗斯开始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普京很幸运，他在1998年卢布贬值后上台执政，而卢布的贬值实际上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石油的全球市场价格从2000年的每桶39美元上涨到2008年的107美元，在这八年中，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使统治精英们能够遏制俄罗斯的解体。普京回归了中央集权制，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普京发起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并获得成功，终结了车臣独立。效忠普京的前军阀拉姆赞·卡德雷夫（Ramzan Kadyrev）被委任为车臣共和国的总统。这对其他地方权力发出了警告：禁止再谈主权问题！叶利钦时代所许诺的地方自治被废除了。

莫斯科亦撤销了与位于伏尔加河上富含石油丶拥有自己的穆斯林共和国政府甚至总统的鞑靼斯坦之间的主权协议。

90年代的俄罗斯尚有议会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多党选举和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更迭。如今，尽管表面上仍然有选举，但90年代那种混乱的多党选举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被允许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尽是克裏姆林宫的傀儡，凡事都要事先征得克裏姆林宫的同意。而真正的反对派则被禁止参选。电视和新闻等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正在与中国大搞竞赛，寻找最有效控制互联网的手段。

寡头经济

经济亦被集中起来。由于工业和自然资源在叶利钦时期被私有化，俄罗斯的寡头们在短时间内暴富起来。许多新兴寡头都来自共青团，并使用犯罪手段来对付对手。意大利黑手党把有组织犯罪变成了大生意，而俄罗斯黑帮则将整个商业世界变成有组织犯罪而声名狼藉，政客丶商人丶国家官僚都被卷入这个机器。普京曾承诺改变这些，但是，他当然没有。

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和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等寡头利用自己肮脏的财富向自由派的反对团体提供资金或以其他方式挑战克裏姆林宫，最后流亡国外，但仍得以过着奢华的生活。

还有几个寡头的下场则没有那么幸运。普京与其余的寡头们达成了不成文协议，只要他们不干涉克裏姆林宫，就可以继续畅通无阻，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ch，作为英超球队切尔西的老板而闻名）甚至成为了一个地区的州长。但最大的寡头则是普京家族，包括他的柔道教练丶厨师和其他依附者，可以从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建立的腐败行为中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上世纪90年代，超过十万家前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劳动力比例从90%下降到40%以下。然而，在2000—2008年的繁荣期间，普京通过在太空丶纳米技术丶运输丶能源和国防部门建立的大量资本重新建立起国家的控制（不是直接所有权）。国家买入了大量的股份，这些公司需要与克裏姆林宫提名的董事一起遵循克裏姆林宫的政策行事。其他股东如有必要，可从国家获得低息信贷丶采购和政府救助。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俄罗斯，倒闭的私人银行又重新被国家收购。

帝国主义扩张

现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成为主要角色。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几近经典的例子，中国在国内市场达到极限后，通过出口资本寻求新的市场。自1991以来，俄罗斯经济遭受了巨大资本外流，主要是流向东欧。为了进一步向更远的地区发展俄罗斯的能源和运输利益，俄国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作为向欧洲恐吓和勒索的手段。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利用其军事能力来捍卫其在东欧和中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不过这不必是这样的。这两个国家都有建立强大工人阶级组织的潜能，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工人的权利，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夺取政治权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如果这成功的话，两国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建基于经济剥削丶大规模腐败和军事干预，而是真正的经济合作和团结。

“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进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最伟大的丶最民主的群众政党——在两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与托洛斯基的领导下，引领俄国工农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俄国革命激起了革命浪潮（特别是在欧洲）。这些革命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亚洲引发了群众起义与革命。

就算仅为这一点，马克思的诞生就值得全世界庆祝。但大多数亲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却严重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最起码，一伙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任何观点的大学教授与评论员很可能会出现在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上，肤浅地评论丶贬低马克思的思想。

他们会说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观点以及对未来的预测错了。简直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说法更偏离事实了。

科学社会主义

结合了德国哲学丶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最先进的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挽救了“辩证法”。黑格尔发展了古希腊人的思想，试图全面理解世界的“现象”。马克思与恩格斯摒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维心主义成分，使他不再头下脚上颠倒过来。

黑格尔认为自然丶人类与社会关系的演化是基于思想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主张思想和意识是物质力量的表现，物质力量推动了历史发展。今天，大部分认真的分析人士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例如，美国前总统比尔·柯林顿在1992年着名（或许可以说简单粗暴）的说过一句着名的（或许可以说简单粗暴的）话：“笨蛋，问题在经济！”。经济最终决定了事情的进展——在克林顿的例子裏，就是总统选举的结果。

但是，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先提出经济最终决定了国家丶政治等“上层建筑”。今天，这一理论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的决定论者。相反，他与恩格斯分析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国家”是如何与经济相互影响的。

资本主义评论家有时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某种历史意义，但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计划经济已经被埋在柏林墙的废墟之下。

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以及计划经济（尽管是受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崩溃，导致了资本主义必胜信念的肆虐。撒切尔和裏根代表资本家吹嘘说：“1980年代的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失败了”。

前苏联经济急遽衰退，甚至比1929~1933年美国经济暴跌后的全球危机还严重。

但没过多久，即使是资本家自己也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中一位，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位银行家朋友的建议下研究了马克思的着作，包括共产党宣言。

他在1990年代中期的评论很有启发意义：“我花在华尔街的时间越长，我越相信马克思是对的。”他的朋友评论道：“我绝对相信马克思的方法是理解资本主义的最佳方式。”

他们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无知的丶蛊惑人心的资本主义作家那样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的观点联系起来。他们说：“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掩盖了马克思的遗产”。

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最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数百万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工资停滞以及年轻人越来越认同共产主义。他警告：“马克思与恩格斯可能再度获得影响力。”

卡西迪承认，马克思“写了非常精彩的文章去讨论全球化丶不平等丶政治腐败丶垄断丶技术进步丶高雅文化衰落丶现代社会本质上丧失了活力等问题——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正重新面临的问题，而他们有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行。”

透过马克思的方法，我们知道经济萧条和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说出这种观点时，许多人还没有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我们的党刊《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m Today）中曾写道：“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资产阶级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不正是2007-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趋势吗？

现在特朗普正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施贸易制裁，而这也使得这些国家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害怕沿着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的老路重新进行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因为当时的贸易战大大加剧了萧条的时间和严重程度。

马克思的许多着作都指出资本主义阻碍了工业丶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着述的时代──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总体上仍在推动社会进步，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

当时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还只是相对的。不过，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变成了彻底反动，因为这场战争表明已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了。

诚然，资本主义在自一战以后的某些时期经历了可观的结构性成长，例如1950年至1973年间的繁荣期。但那段时期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其动力主要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丶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打开了新的市场。

然而在那之后资本主义重新进入萧条时期。1980年代只有部分地区繁荣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对下降，非洲丶拉丁美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下降了。1980年代的经济增速远不如1950-73年代，工业的再投资率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这种工人阶级仍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饼中分得残羹的“荣景”，也在2007-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戛然而止。

这场经济危机以前，马克思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评论家恣意拆解和恶意扭曲。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说，马克思认为劳动群众的苦难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更不会是那些批评者所提出的那种简单丶因而错误的看法。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时候工人阶级能够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甚至争取到一些重要成果。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期，在肤浅的表象之下，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经常是在下降。也就是说，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在相对地下降。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饥饿和营养不良重新出现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增加的“食物银行”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所预测的“不断增长的苦难”，难道不就是已经活生生地发生在“现代社会”了吗？

今天几乎无庸置疑的事实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丶下降，不仅仅在新殖民世界是如此，而且在美国丶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各地的贫富差距都呈指数性地扩大。

正如英国《独立报》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最富有的9位个人拥有的总财富，比最贫穷的40亿人加起来还要多。”以前，我们曾经说一辆伦敦的公共汽车就可以装下那些世界巨富。现在，只需要一辆小巴就够了！

该报也指出：“如果这些财产超过十亿美金的顶级富豪保持现在的财富回报率，那在25年内世界上就会出现第一个超过万亿美金的富人。”

亿万富翁

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名财产超过十亿美金的富豪，仅美国就超过560位。中国丶德国和印度每个国家都各有100名以上。

正如卡尔马克思精辟地预言的那样，这些都是掌握人类命运的“宇宙宰制者”。但连马克思都没想到，财富的集中程度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他认为，早在我们达到这种情况之前，工人阶级就已经掌权，资本主义就已经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严峻的不平等丶世界范围内可怕而且持续恶化的贫穷丶以及无休止的战争，马克思认为这些早就能成为过往云烟。

事实没能如此，完全是因为工人运动领导层的失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而不是像马克思所倡导的那样动员劳动人民和群众运动去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

当马克思在海格特墓园下葬时，只有十一人出席葬礼。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说：“他的名字将长存于世。”他的名字的确将长存于世。我们会沿着他的足迹，实现社会主义的英国，并将之连结到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邦。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书评

在媒体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似乎是北爱尔兰的死结。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遗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则解释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动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伦敦则以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应对：分而治之。为了避免爆发革命，英国政府按教派将爱尔兰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在继续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新教保皇派和联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统一党（Unionist Party）通过操纵选区划分和投票资格，在1921-68年间一直执政，并利用国家机器和保皇派武装匪帮攻击天主教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

反动政党与天主教会一起接管了极其贫穷的南方，不过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分裂爱尔兰是为了分化新教工人与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间，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进行总罢工和群众斗争。

1968-69，一切都改变了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的主题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战斗派」的新成员（战斗派是CWI的创建者，社会主义正义党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动和理论上都处于领导地位。他撰写了数本关于北爱尔兰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着作。

1968年至1969年，北爱尔兰的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的贫困和苦难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视引爆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或者宗派主义，哪个会占上风。

本书其中一章是关于1968年10月5日的关键转折。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裏，住房行动委员会（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并得到当地工党及其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要阶级战争，不要信仰战争」，「橙（联合派）绿（民族派）保守党统统滚出去」等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反对两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严重短缺和极度恶劣的居住条件是示威的关键原因。示威组织者在一份传单中特别提到了两名贫民窟房东：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镇压。警察用警棍丶催泪瓦斯或其他方式袭击这400名抗议者，其中有100人受伤。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广播传播开了。

量变引起质变，彼得·哈登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整整一代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了」。「那一个月裏，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革命的机会已经出现」。

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一个阶级纲领 来扩大斗争规模丶提高群众的意识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德裏示威的组织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举行一小时的罢工并在星期六再次举行示威。

然而，工会领导层以及北爱尔兰工党（NILP）和共产党（CP）没能提供这样一个纲领。工会领导人反对政治罢工，而工党和共产党则寻求与天主教自由派和企业家合作。德裏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伤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贫困的运动，提出关于住房丶最低工资和受教育权的诉求，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相信工人运动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着作让我们看到，贫穷与不幸是多麽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市尚基尔区，95％的住房没有室内厕所，97％没有热水。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新教极端组织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战统治着南北爱尔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领导问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多个组织都来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如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公民行动委员会（CAC）。这些自封的领导人通常是在阻碍运动；或者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诉求。例如，民权协会领导人约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权利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年裏许多运动和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贝尔法斯特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变成了名为「人民民主」的组织。这个行动组织没有明确的成员，它的纲领是半调子社会主义。它没有面向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而这正是运动的关键。

德裏工党提出了最明确的阶级纲领。「谁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裏？谁没有浴室和热水？谁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裏？是工人。因此，反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德裏工党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不过它得到的强大支持证明当时有机会建设团结的社会主义斗争。

德裏的第二次示威活动于11月16日举行，不幸的是这次的领导者与10月5日的不同。这一次没有标语和横幅，而且只批评了新教贫民窟房东。

彼得·哈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参加这样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些对现在的领导人抱有幻想的人们终将对他们失去信心，然后会想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

社会的政治化导致起初的热情逐渐变成愤恨，但也更加自觉。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天主教青年的冲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无论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运动。约翰·休姆等领导人和年轻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迅速扩大。

在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群众都反对宗派主义。1968-69年许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一起对抗一个新的反工会团伙。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区，他们还组织了联合抗租行动。

群众情绪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中阿尔斯特一名统一党国会议员死后进行的补选。21岁的伯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与统一党竞争这个席位。伯纳黛特一开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员，后来转向更左倾的德裏工党。她不想被视为「天主教候选人」。「我讨厌反联合主义这个词」。宗派主义「使人们忽视了同时影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问题」。工人阶级需要「团结在非宗派主义的激进政纲之下」。

凭借这一政策，伯纳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赢得了选举，成为20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但尽管有罢工丶抗租行动和中阿尔斯特选举，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消极的。同时伦敦的工党政府积极支持贝尔法斯特的联合派政府。

博格赛德之战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9年8月。联合派动员了15,000人参加德裏的年度游行（学徒男孩游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赛德的居民，担心自己会受到阿尔斯特警队丶B特警队和保皇派极端分子的袭击。

先是有一些年轻人投掷石头，然后发生了袭击。人们挺身自卫，成为「博格赛德群众自发起义」，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泪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赛德防卫委员会控制了一个名为「自由德裏」的地区，「负责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赛德之战」持续了三天。

伦敦政府担心保皇派极端分子会进行大屠杀，进而引发内战，因此于8月14日决定派兵弹压。

一部分左翼和德裏的社运人士一开始将此视为胜利，因为他们以为军队将保护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释的那样，派遣部队是为了「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润，而不是保护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赛德之战和军队的到来导致了暴动和冲突。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力量通过和平和防卫委员会反对暴力。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个保护所有居民的联合组织封锁了港区。」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图组织一场群众集会，结果8000名造船厂工人中只有185人参加。

但是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的运动并没有协调或联合的民主领导。相反，工会加强了与政府的联盟。

共有15万人加入了反对政权的第一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解放区』已经成为了革命大学」。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在对抗 国家镇压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但是却不清楚在争取什麽。

9周后，政府承诺做出一些有限的让步，然后博格赛德的街垒就被拆除了。民权运动的领导层无法给出斗争前进的方向；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冷眼旁观，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发挥重要作用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分裂了。新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批评正统派没有保卫居民区和背离了社会主义。临时派的纲领有半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武装斗争因而显得比较激进。然而两派都受到史太林主义阶段革命论的影响，认为现阶段是跨阶级的民族斗争。他们主张爱尔兰在资本主义下重新统一，因而无法团结工人阶级。

但是劳工运动仍然有机会胜利。在1970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反工会法律。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但是工会没有就普遍的阶级和社会问题组织任何联合斗争，造成工人组织倒退。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社会影响导致暴力升级。以前的群众斗争退潮了，群众变成了宗派冲突的旁观者。联合派成立了武装团体，如数千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军」（UDF），还有「阿尔斯特志愿军」（UVF）。数千家庭被赶出原来生活的地区。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炸袭击也增多了。国家暴力也升级了，不仅攻击天主教徒，也攻击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卫团体。

为了击败爱尔兰共和军，政府建设了拘留营被建立起来，仅四个月就关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适得其反，爱尔兰共和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青年认为共和军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忽视了这个组织局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伯纳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DLP）也同共和军合作，从而加入了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阵营。

只有以彼得·哈登为首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爱尔兰共和军的做法没有前途。个人恐怖主义将导致政府加强镇压，并把新教工人推向联合派那一边。爱尔兰共和军永远无法战胜英国军队，而只会促使英军采取更野蛮的镇压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裏多达2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撤除拘留营，结果有13人被英国伞兵枪杀。目击者说士兵们从背后射击逃跑的抗议者，还有一些人是被进距离处决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爱尔兰人都「惊呆了，愤怒了」。天主教工人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学生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北爱尔兰问题

接着，长达数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开始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两个月内杀死了56名士兵。联合派类似于法西斯的武装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1972年成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发生115次炸弹袭击。

英国政府接管了北爱尔兰，但仍然无法解决这种局面。爱尔兰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英国政府决定维持现状，并为此向北爱尔兰派驻了21,000名士兵。

不过即使在这段时期仍然可以看到阶级团结。宗派主义未能分裂工会，而且也未能破坏任何一场罢工。1974年联合派组织了一次宗派主义罢工，利用准军事组织的威胁中断了生产。但1977年联合派试图发起同样的行动但却失败了。当时工人组织了群众大会反对「罢工」。

在1970年代，工人阶级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内战苗头。好几个工人团体（例如巴士司机和电工）曾因工友遇害而举行罢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众都更加反对爆炸袭击和杀戮。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的两家酒吧实施爆炸，导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伤，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时政府利用伪证和酷刑，诬陷17名无辜者实施了爆炸袭击，突显出国家机器的角色。

工会高层被迫采取行动，发起了生存权运动，要安全生活的权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权利。运动第一天就有2万人签名支持。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是停留于口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动员或斗争。

反映这种情绪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和平人民」运动（Peace People）。它组织了反对宗派暴力的示威，贝尔法斯特有2万人参加，德裏有25,000人参加。这个运动的弱点在于，它没有谴责国家暴力，也没有提出紧迫的社会问题。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写的一本杰作。它内容丰富详实，并对非常复杂的爱尔兰民族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结论。

今天的现实印证了这本书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自从1990年代和平进程开始以来，北爱尔兰的两极化加剧，有可能爆发比过去更为严重的新冲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争取团结抗争。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吸取这本书所介绍的经验教训。

二零一九年

《保卫马克思主义》80周年

这本书内容丰富，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和德国掌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适用性。与此同时，它具体论述了建立革命政党所需处理的问题——工人阶级取向、党内民主与国际主义。在整本书中，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只重复旧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不怕承认错误。

苏德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对每个组织与个人的考验。全球大批资产阶级政客已经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将它作为粉碎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进行报复的唯一途径。

1939年8月，就在战争爆发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感到震惊。这是斯大林为避免纳粹德国立即进攻而采取的绝望行动，因为他未能与法国和英国建立他想要的联盟。1941年6月，当德军进攻苏联时，斯大林起初不相信这一消息。

苏德协议令共产国际的宣传转为主要批判英法帝国主义，而不是批判纳粹德国。在军事上，该协定意味着波兰在9月1日被德国军队从西方入侵，随后在9月中旬被苏联从东方入侵。苏联军队也进攻了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

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托派政党SWP的部分成员（包括部分领导层成员），改变了他们对苏联性质的立场。他们在媒体和若干“左翼圈子”中屈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庞大压力，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独裁与德国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等同起来。

采取这些做法，SWP中成长起来的反对派也很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立革命党的愿景。对于《保卫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只是看过一眼，而是应该仔细研究，要理解将强有力的理论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必要性。

列宁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令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史上第一次工人夺权。他们也是首先意识到新国家的弱点和遭受的威胁的人，尤其在它因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失败而遭到孤立的时候。

以斯大林为领导、以维持现状与“实现稳定”为第一要务的一个官僚层对特权和权力的渴望逐渐增长。斯大林在1917年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也没能为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两场都以失败告终）提出正确的建议。

在1920年代，官僚层起着无意识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后来它变为有意识地抑制工人革命与斗争。这一点在1936-39年的西班牙体现得尤为明显。

斯大林主义

在苏联，他们对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展开了事实上的内战。斯大林主义政权利用肃清和监禁的方式，对一切反对派（尤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审判和处决。

在斯大林主义掌权的过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热月”——1794年法国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认为俄罗斯的热月意味着工人国家的毁灭。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热月是一场政治反革命，而非社会反革命。在法国，热月意味着反革命的政权更迭，但新政权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新经济体制。

从法西斯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俄罗斯，斯大林的统治是一场政治反革命。资本主义没有恢复，计划经济得以保留。在长期的血腥斗争中，官僚独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罗斯落后的发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环境使这成为可能。

保卫苏联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它废除了资本主义，拥有一个基于国有制的计划经济。

在此基础上，由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组织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不给予斯大林政权任何支持。第四国际及其所属政党的纲领是进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计划经济中落实工人民主，遵循并发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决议，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托洛茨基在写给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实上几乎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对立。” SWP内部出现的少数反对派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认为对芬兰的进攻和与希特勒的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家性质。

在墨西哥获得庇护并且被禁止入境美国的托洛茨基在这次辩论中开始写作，向他们提问，如果苏联不是工人国家，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描述它。

他们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层是一个新阶级。其他人说苏联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认为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义同样导向官僚主义国家独裁统治。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区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作为金融资本的工具，当然不会剥夺资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是一个缺乏历史使命的临时现象，而不是新的统治阶级。苏联强劲的经济成长不是因为官僚，而是计划经济和新技术引进的结果。官僚层碍了计划经济的发展。

斯大林主义是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但其政权并不稳定。斯大林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早在其发生50年前就已经由托洛茨基预计到，其负面效应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帝国主义的强化。受到二战影响，这个过程被推迟了。

在此基础上，尽管莫斯科的内外政策“保存了旧有的反动性”并且是“国际革命的绊脚石”，托洛茨基主张保卫苏联（他用支持政府、反动但对于抵抗阶级敌人的再次进攻有必要的工会做比较）。

瓜分波兰

由于苏德双方的军队瓜分了波兰，SWP的反对派提议采取“既反对希特勒又反对斯大林的革命”这一立场。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兰的真实情况。在西方，革命者、犹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离德国军队的进攻。在东方，是地主和资本家试图逃脱。托洛茨基预测，入侵之后红军将征收土地和工厂。资本主义媒体，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维克报纸都在波兰东部报导“革命浪潮”中证实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警告说，希特勒会将他的枪口对向苏联，以建立法西斯政权并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当希特勒进攻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击败他的军队。

马克思主义者应怎样评论红军的进攻？托洛茨基写道，“衡量本阶级利益得失的最高标准”不是财产关系的变革（尽管是进步的），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第四国际反对占领新领土，反对“挺着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须具有坚实的工人阶级与穷人基础才能获得成功。在已经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张剥夺资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阶级独立行动。

辩论与团结

在这场辩论中，托洛茨基将尖锐的政治论战与强调团结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他强调了SWP成员和领导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苏联性质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

托洛茨基写道，这场辩论是必要的，但“怂恿组织分裂，会酿成大错”，“如果这次思想斗争跟分裂、清洗、开除等等行为的前景联系起来的话，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极端有害的。”

他赞成“如果多数派中的某人”发起这种威胁，就会受到“批评或严重警告”。如果不是，“领导层的威信会受损”。

托洛茨基提出进行辩论应有的方法。双方都杜绝任何威胁，而如果有错误举动，则应由全国委员会或特定的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双方应该忠诚合作。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同意这一立场，并将它在党内领导层提出。

当然，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的辩论中已经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即使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有‘灾难’，而是必须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

为了向改变立场的领导成员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议，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领导层的问题，但没有立即形成新的、确定了的立场。

托洛茨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多数人将新的少数群体归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没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分析的情况下，反对派在散布“每一个政党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计的轶闻和趣事”，试图从中找出错误和过失。在党内，他们有着“几乎像一个家庭的特征”，或者说，一个小集团。

托洛茨基强调了这个少数派的一些特点。他们不尊重自己组织的传统，对理论持轻蔑的态度。34岁的哲学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于1935年入党，并被任命为该党理论杂志《新国际》的编辑。

伯恩海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比作一种宗教。少数派的其他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立场。

在这场辩论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经批评过了沙赫特曼在《新国际》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表示“我们之中一个支持辩证法，而另一个反对”。文章的内容是对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会压力而转向反社会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说，不与伯恩海姆辩论辩证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本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辩护，比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着作更好地解释了哲学。辩证法解释说，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在通过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量变到质变和突变。托洛茨基总结道，在政治上，辩证法是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相反的是，反对派在伯恩海姆的强大影响下，采用了固执的抽象表述。他们总结道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却无法回答是什么发生了量变或质变。从哪裏到哪裏——有什么样的过程?反对党既缺乏理论，又缺乏具体分析。

伯恩海姆还强调了他的“个人独立性”，在这种党的建设中全职人员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并不准备为党全身心工作。这也表明了他对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其他特点还包括政治上的神经质，以及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反复横跳的习惯，包括在派系斗争中轻率地选择盟友。

作为对这场辩论发展过程的总体描述，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派开启了一场严重的派系斗争，让现在正处于一个使党陷入瘫痪的非常关键的时刻。要使这样一场斗争是正当的，而不是遭到无情的谴责，就必须有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基础只能是阶级性质的。”

很明显，少数派展开了一场没有严肃政治基础的恶性的派系斗争。大多数人坚定地支持第四国际的方案和观点。这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与之相比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特征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距离越来越远。

托洛茨基并没有在1939年发现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他举出了许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认为，美国社会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作于其中的一个更广泛的政党，但1937年被驱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革命党。

尽管有这样的分析，托洛茨基还是主张团结。这与利用分裂的威胁吓唬成员的反对派领袖马丁•阿伯恩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反对派领袖希望公开的辩论。

派系斗争

就在少数派分裂前几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强调了内部民主权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团结，就不能有一个只有多数代表组成的书记处。你也许应该有一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书记处——包括3名多数派成员和2名少数派成员。”

当托洛茨基指出少数派内部的矛盾时，沙赫特曼以给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集团”的历史例子作为回应。托洛茨基的回复是，举例来说，1926年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集团是正确的。

但是这样一个集团并没有掩盖共同计划背后的政治分歧。很明显，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团中最强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国，沙赫特曼组织了一个派系，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由不同力量组成的集团，针对的是占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的工人阶级。在派系内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短期政治托辞。

即使在这个阶段，托洛茨基还是采取了一种耐心的态度，他写道，事件可以改变个人，而个人又可以在革命政党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在那裏他立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试图将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在那个时期，尤其是在组织领域，我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征。我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调和主义症感到厌恶……”

政治上，辩论扩大到更多的问题。托洛茨基当然明白，并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结论，但他强调，编写这种材料的成员必须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数派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希望将党的计划简化为“具体问题”，这使得托洛茨基将其与俄罗斯国内的辩论进行比较，反对经济学家和民粹主义者，这两者都回避了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数派认为战争是具体的，但工人国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宁在1920年与托洛茨基的一场辩论中说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俄罗斯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然而，沙赫曼没有註意到列宁几周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自己错了，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国家”，这些特征包括农民占多数人口和官僚主义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堕落这一说法，但他与伯恩海姆结盟。伯恩海姆虽然不相信辩证法，但他认为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将其等同于纳粹德国。少数派没有团结起来，在少数派分裂并组建新的“工人党”后不久，伯恩海姆离开了，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反动分子。

理论基础

这本书还分析了许多其他的具体事件：战争开始时芬兰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应该如何行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战争的立场。

托洛茨基对第四国际组织成员的一般性建议是，指导和协助工人阶级、罢工和工会，同时警告说，工会中总是存在“机会主义”。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会民主党向世界大战投降而爆发的革命领导危机如何尚未解决。一些社会主义者将此归咎于无产阶级，就像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正在正在与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观形势作斗争。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数地方的劳工运动必须重建。这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来自底层的爆炸性运动。

随着气候、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和国际的紧迫性不亚于托洛茨基时代。学习和运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经验教训在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的分析于党的建设和辩论中，这在今后的暴风雨时期将是至关重要的。

二零二零年

影评：《寄生虫》的贫穷气味

韩国电影《寄生虫》（港：上流寄生族，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引起了轰动。该片获得四项大奖，亦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获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这部电影描绘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差异，跟荷裏活（好莱坞）的标准形成鲜明对比。

富裕的朴家小儿子多颂的一句：“他们闻起来都一样”，一语道破了以虚假身份、声称彼此互不认识，而潜入了朴家别墅成为其佣人的金家四口。金家无法摆脱那股贫穷的气味，那是永远潮湿的半地下室单位之气味。

在好朋友的引荐下，金家儿子基宇得到了在朴家补习英语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没有正式工作。他们虽有才华，但诸事不顺。例如有天赋的妹妹基婷报考美术学院屡屡失败，只能通过伪造文件来展现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计将其所有家人混入朴家中。基婷成为了朴家多颂的“艺术治疗师”，因为多颂在幼年时受过心理创伤。爸爸基泽当上了司机，母亲忠淑是家佣。基泽向儿子解释说，人不应该制定计划。因为计画失败会让人更失望。但很快我们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计划，一切还是会出错。

导演奉俊昊用无情的笔触描写了富裕的朴家。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们的小孩都无法令人同情。观众对金家会希望他们至少能取得某种成功。他们虽然有点怪异，但却是有血有肉，互相团结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寄生虫？”金家虽然欺骗并试图偷窃朴家的酒水，但他们每天都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们煮饭、开车、教书或陪玩，使命必达，也害怕自己身上的气味不讨雇主喜欢而战战竞竞。

就像他的其他电影作品，如《汉江怪物》（港：韩流怪吓，台：骇人怪物）或《母亲》（港：骨肉同谋，台：非常母亲）一样，导演让失败者、受压迫的人与有钱有势的人发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绘穷人，并结合了幽默、偶尔的暴力与戏剧化的流血情节。奉俊镐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说明了韩国社会的阶级差异和竞争压力。

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如何对待民族问题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21世纪，这个问题尤其迫在眉睫，苏丹达富尔地区、刚果、中东的流血冲突时刻都在发生。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爱尔兰、比利时和其他地方，民族问题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而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乌克兰，民族问题都导致了残酷的冲突。

车臣的两次残酷战争和对少数民族的待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与布尔什维克有着天渊之别。最近，在西伯利亚产油小镇苏尔古特（Surgut）发生了一次袭击，一名年轻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个购物中心。这显然是种族主义国家政策和极右翼行动的结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闯入该镇的一家咖啡馆，强迫那裏的年轻人剃掉胡须，声称他们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逊尼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竭尽心力地支持少数民族的权益。

语言问题

列宁可以说是走在了他时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评日常语言当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对用“霍霍尔人”（Khokhol）一词来称呼乌克兰人。而今天，这个词不仅仍在广泛使用，甚至俄罗斯官方宣传最近也启用了这个词，把乌克兰描述为法西斯国家。

布尔什维克对语言问题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识的步骤来支持少数民族语言。列宁反对将特定语言规定为“国语”，特别是这样会歧视重要的少数语言使用者时。与这种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苏联境内的各资本主义的新政府纷纷尝试限制俄语。这导致了1990年代摩尔多瓦的严重种族冲突、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严重紧张局势。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统治的哈萨克哈萨克斯坦，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特别是扎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罢工期间，他都依靠所谓的“民族爱国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义者）去尝试限制俄语。乌克兰当局只是威胁要限制俄语也足够导致东乌克兰冲突加剧。普京政府当时伪善地用保护俄语族群权利的借口来干预东乌克兰，而现在却说要停止拨款给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工作。这已经在鞑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国引起不满。

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

在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中，布尔什维克党都以支持各民族自决权为原则。在十月革命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发表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与现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现代外交惯例裏面，各方会用各种诡计技俩向自己人民掩饰其真实意图。但这项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简洁的文字表明：由于俄罗斯各族人民曾经遭受压迫和虐待，因此，应当果断且不可逆转地立即禁止大屠杀、奴役和种族攻击。它宣称俄罗斯各民族应该享有平等和主权，俄罗斯各民族要有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废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权与限制，支持俄罗斯境内一切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

这个宣言本身就与1917年二月革命后统治俄罗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发的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起义的群众以为，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不少人甚至觉得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革命后上台的资产阶级联盟不仅拒绝让俄罗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让农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绝给予前沙皇帝国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兰发出命令，维持前沙皇在18世纪的定义，重新确认芬兰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7月，芬兰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权“决定、确认和颁布法令，执行所有芬兰法律，包括涉及财务、税收和海关的法律”。俄罗斯临时政府立刻就派遣了军队解散芬兰议会。俄罗斯临时政府规定，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权利问题将由一个制宪议会决定。但是，当临时政府最终发表要向制宪会议提出的民族权利的立场时，他们很坦率地说，“俄罗斯是神圣不可分裂的”。

虽然从二月到十月统治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曾经暗示说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从未兑现诺言。相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苏维埃政府不仅公开宣告，而且也尽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决权。苏维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承认了芬兰独立。紧随其后的是支持乌克兰、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外高加索、白罗斯、波兰和拉脱维亚独立。尽管存在各种复杂和困难，而且这些新的独立国家总的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苏维埃主义，但布尔什维克政府仍然尊重它们独立的权利。

1917年的中亚，是帝国主义列强“大博弈”的战场，当时仍基本没有从封建社会走出来。尽管中亚算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们统治，并没有形成巩固的民族。当地也几乎没有工人阶级，充其量只有铁路和基础设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或是讲俄语。几十年来，当地精英迫于沙皇的武力服从其命令，因此他们将革命视为摆脱俄罗斯人统治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尽其所能鼓励该地区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工人民主，但布尔什维克党也承认当地的现实，并尽其可能向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于现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一直由当地可汗统治，直到1920年被红军支持的民众起义推翻为止。新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承认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公开宣布放弃对花剌子模领土的所有主张，并与新国家建立自愿的经济和军事联盟。曾经属于俄罗斯政府的所有财产和土地，以及行政机构都无偿移交给了新政府。俄罗斯政府还对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用于修建学校、开展扫盲运动，修建运河、道路和电报系统。

波兰

在辽阔的前沙皇帝国的彼端是波兰。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它一直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帝国瓜分。随着这些帝国在一战结束时崩溃，革命在前沙皇帝国的土地上蔓延，波兰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新的局面中——波兰人终于可以争取统一独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认了“波兰全国委员会”为波兰的合法代表。

当时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是由时为波兰社会党领袖的毕苏斯基所领导，其在群众压力下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和免费教育。然而，毕苏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会主义的车，在叫做独立的车站就下车了”。新政府很快地转向打压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逮捕共产党人，并利用俄罗斯深陷内战的机会企图扩大领土。波兰军队入侵立陶宛，并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结盟，入侵乌克兰并后来占领了基辅。及后红军对波兰进行了决定性的反击，才迫使他们退回到华沙。尽管如此，列宁在与波兰的和谈中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关于波兰的政策不是因为暂时的军事或外交优势，而是因为绝对和不可动摇的民族自决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自从波兰国家成立的时刻起，就无条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列宁的斗争

列宁努力确保将“民族自决权”纳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他与罗莎·卢森堡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要求偏离了阶级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跟她持有类似论点的还有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尤裏·皮亚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为辩论的一部分，列宁鼓励斯大林（台：史达林）写本有关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不过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列宁也已经发现有必要反对斯大林立场中的一些主张。他不同意斯大林对民族的僵化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建基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的权利。列宁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张，要求各国工人阶级享有自决权。他认为，在俄罗斯帝国中生活的许多民族，包括库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等，都生活在社会和经济尚未发展的地区，他们还没有机会发展阶级，更遑论是发展阶级意识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争辩说“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过时，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开始主张对于边疆地区脱离俄罗斯独立的要求“必须拒绝，不仅因为这与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的构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为从根本上这与中央和边疆地区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不幸的是，持有这个立场的并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发时，位于乌克兰首都和工业中心基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有200人，而且几乎没有组织。到10月，他们的人数达到800人。为响应二月革命，乌克兰资产阶级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议会”（Tsentralnaya rada），作为“所有乌克兰人的政府”，并主张自决权。但是，基辅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说这是比阶级斗争次要的问题。在参加全俄反对临时政府的全面斗争时，他们放任中央议会去建国，包括建立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与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犹太民族的左翼运动）一起成立一个党团，承认中央议会是合法政府，并宣布任何反对中央议会政府的作法必须“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们拒绝接受其他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立场，即“有必要与中央议会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绝不与之达成任何协议”。结果，中央议会政府保持了乌克兰政府的强势地位，而向乌克兰苏维埃革命的进程被推迟并大大削弱了，这导致乌克兰的内战情势变得更为复杂与漫长。假如基辅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那肯定不会这样。

民族问题与红军

尽管在乌克兰遇到了困难，但列宁的作法在确保苏维埃政府取得内战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因为大多数白军保皇派都反对任何民族自决。

在高加索地区，白军军阀邓尼金（Deniken）明确表示，他反对给予少数民族权利，因为“俄罗斯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团体也普遍认为，既然布尔什维克承诺民族自决，所以他们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这个承诺足以让整个少数民族支持红军。

其中一个关键的决定是让红军以地区划分，并以“原居地服役”为基础原则。旧时代的沙皇军队是俄罗斯化的。除了哥萨克人以外，少数民族成员服役时都会被外派到家乡以外的常备部队，被要求说俄语。但是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许多部队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使用各自的母语，并出版了许多非俄语的军事刊物。这帮助红军赢得了很多少数民族为主地区人民的支持。许多犹太人团体自发建立武装，抵抗高尔察克（Kolchak）将军等人发起的犹太人屠杀。红军甚至在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学校。1919年，整个巴什基尔（Bashkiria，横跨伏尔加河到乌拉尔山脉的穆斯林地区）的民族武装与红军合并，建立了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这些民族国家建立在哪裏，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援助，特别是消除文盲运动。尽管是内战期间，新社会主义国家裏的大学数量仍从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与伊斯兰信徒直接冲突的同时，社会主义者积极倡导废除一夫多妻制、买卖新娘、还有丈夫可以拒绝妻子离婚等习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义得势以后，这些成果都被废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将俄语定为指挥语言，并停止了其他语言的军事出版物。

对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灵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讨论，并且常常需要列宁或其支持者直接干预以纠正错误。布尔什维克党赞成把土地自愿集体化，但是列宁警告说，在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强推这一政策为时过早。他甚至反对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国有化。他担心，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得到足够的发展，这将导致内战期间的供应中断。

在某些地区，尽管有列宁的做法，民族问题还是处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传播到中亚之前，地方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经抓紧机会发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国。革命是后来由铁路工人与解散了的军队带来的，这些部队几乎全部是讲俄语的。他们成立了塔什干（Tashkent，乌兹别克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并自称“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穆斯林不应该在新政府中拥有地位，并且苏维埃没有必要纳入“落后”的农民群众。结果，这个苏维埃政府孤立于当地95％的人口。当它试图用军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并主张建立“作为俄罗斯联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联邦共和国”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军事占领。

列宁的灵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务部的态度是这只是地方事务，但是随着白军在该地区被击败，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领导红军前锋的伏龙芝（Frunze）最初提议将该地区分割以便于统治。这遭到了当地共产主义者的抵制，其中许多人几乎没有掌握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当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提议建立统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区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时，当地的共产主义者更加不满。最终，列宁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应该采取的立场：在大力减少俄罗斯富农的影响的同时，应註意使俄国人与当地人的土地所有权平等。确保只有在当地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关于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决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稳健地”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当地工人的苏维埃。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基本任务“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宁表示：“将该共和国一分为三的议题不宜过早决定”。

另一个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的问题是“本土化”（korenisation）。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培养当地领袖而不是从中央外派官员进行治理，以此让布尔什维克扎根于新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原则。

布尔什维克党特别留意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语言的发展。如果列宁听说布尔什维克官员，包括来自中央的官员，在那些俄语不是当地主要语言的地区继续讲俄语，会非常生气：“苏维埃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君主政权，因为它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这点，只有苏维埃机构使用当地母语进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发展民族语言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民族事务部本身，那裏的官僚经常争辩说，只要将俄语翻译成当地语言就足够了。相反，列宁回应说，首要任务是确保教育机构提供熟悉母语和文化的老师以及母语教科书。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大会上，一位发言者指出：“培养国际主义的精神不是通过把无法互相理解的儿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语介绍世界革命的精神。”

为了协助在非俄罗斯族地区建立支持，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有意识地与当地左翼革命组织合作并试图赢得支持的政策。在乌克兰，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耐心与“斗争”协会（Borotba）合作。这是一个扎根于农村的左翼社会革命团体。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建立了十所新的“共产主义大学”来培养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同样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资，建立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公共教育系统。1921年苏维埃政府拨款一千万卢布，用于发展白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教学。对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这个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这些任务都得到了认真对待。到1923年，有67所学校教授马裏语（Mari），57所学校教授卡巴尔达语（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语（Komi），51所教授卡尔梅克语（Kalmyk），100所教授吉尔吉斯语，303所教授布利亚特语（Buriat），超过2500所学校教授鞑靼语。在革命之前，中亚地区民族学校的数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达到2100所。这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地的许多语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没有文字的。通过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语字母本身的现代化，为推广民族语言的任务提供了帮助。

鉴于这段期间大部分都是内战激战状态，这一成就更加令人瞩目。这期间资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学校经常被用来训练部队。而且由于许多教师自愿去了前线，所以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乌克兰语教师很少。尽管到1923年终于有了45000人，但这仅仅是所需人数的一半。等到内战结束，情况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没有列宁对民族问题采取敏感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打赢内战会困难许多。
不幸的是，这成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义堕落开始得势的时候，首先的受害者。这在高加索地区尤其明显。

二月革命后，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主要是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期待俄罗斯新政府承认他们的自决权，但却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发时，该地区被德国和土耳其联军占领。在1918年德国战败后，占领它们的换成了英国和邓尼金的白军。确实，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不仅放弃了波罗的海、乌克兰和白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们还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让给了奥斯曼帝国。

随着内战进展，邓尼金的部队最终被赶回克裏米亚，应该由谁来管理高加索地区的问题自然而生。布尔什维克在诸如阿塞拜疆的巴库、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车臣的格罗兹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实质上，革命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胜利到达该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后来分别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控制格鲁吉亚的是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国际的大红人。尽管列宁与格鲁吉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激烈的政治争执，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经参与1917年的圣彼得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列宁还是赞成与该政府采取和解态度。托洛茨基也反对军事干预。他认为，推翻格鲁吉亚政府的任务应该交给格鲁吉亚人民。因此，他赞成“在格鲁吉亚内部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煽动起义，并在起义爆发之后前来援助”。1920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签署了承认格鲁吉亚独立并同意不侵略的条约。

该地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亲密同志（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ey Ordzhonikdze）则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主张立即把格鲁吉亚苏维埃化。斯大林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无视列宁和俄罗斯政府的建议，利用红军单位挑起格鲁吉亚边境的冲突。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委员会不得已通过决议，“倾向于在遵守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允许第十一军积极支持格鲁吉亚起义并占领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对所有信息进行全面审查之后，需要保证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为运输条件恶劣，我们正缺乏面包。因此，我们无法让你使用火车或铁路。我们只能从高加索地区运送粮食和石油。”这些信息对当时身在乌拉尔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后，他非常愤怒，并且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红军为何以这种方式进行干涉。

军事干涉自然引起了当地居民和相当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很大反对。但是，无视该地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当地存在三个公认的民族身份这一事实，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划建立了一个“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将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并拥有高于三个新共和国的权力。除了能够决定格鲁吉亚国内问题外，这个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还会把三国的货币统一在一起。这点遭到格鲁吉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货币联盟会破坏其相对较强的经济。考虑到建立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时使用的方法，许多人还认为这会引进俄国劳动力来发展经济，并认为这是延续了沙皇时代的作法。

奥尔忠尼启则这种铁腕作风往往不咨询当地领袖的意见，向对手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以及他本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包括爱骑一匹大白马。这些都使得情况雪上加霜。

苏联成立

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的辩论，涉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新苏维埃国家未来的方向。

此时，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完全对立已经十分清晰。前者认为自由、平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是巩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并且是未来的苏维埃国家（例如德国）与俄罗斯结盟而不导致任何一国称霸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民族问题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会扩散，必须只在俄罗斯一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共和国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国，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这个问题在围绕苏联成立的讨论中浮上台面。

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撰写了草案，规定新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他提议把乌克兰、白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独立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区。至于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远东地区的地位以后再决定。所有关键职能，例如经济、预算、外交和军事，由俄罗斯中央部门作决定。只有像文化、司法、医疗和土地等相对较小的事务由“自治”区负责。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国均反对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给政府之前，就通过了批准该提案的特别委员会来推动他的计划。

但是他还有一个要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列宁本人。在列宁从中风暂时恢复期间，得以过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愤慨地反应，要斯大林放弃整个“自治区”的构想，把苏联建立为平等的共和国联盟。尽管斯大林被迫妥协这一点，但他还是千方百计限制各共和国列宁要求的权利。他一反先前反对立法机关两院制的立场，在立法机构最上面设了一个“民族院”，然后在那裏面塞满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后彷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够强烈，他提议不让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直接加盟苏联，而是让三个共和国挂在“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之下加入苏联。这种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鲁吉亚人。

列宁病得很重，无法参加1923年2月讨论这些议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当他最终收到报告时，列宁的愤怒达到了沸点。他写信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请你在党中央委员会为格鲁吉亚一案辩护。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打压’这件事，而我无法信任他们的客观性。”

尽管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还有话说，但他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他无法参加6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非公开会议，该会议专门讨论民族问题。发言者在本次会议上针锋相对的立场清楚地分开了支持列宁的民族路线的人，与背弃了布尔什维克所有原则的斯大林朋党之间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尽管列宁提出的关于建立苏联议案通过了，但实施它的任务却留给了斯大林周围迅速巩固起来的官僚阶层。

不幸的是，在列宁死后成功完成了苏联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宁曾严厉批评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加上官僚的反犹与种族主义观念，再加上强制集体化的罪行，使得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亚大范围的饥荒更加恶化。这段历史使得今天的反动民族主义者有理由声称苏联进行了有意识针对各民族的种族灭绝“大屠杀”（holodomor），并将其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将波罗的海国家作为筹码与希特勒谈判、在二战期间把车臣人和克裏米亚鞑靼人整个民族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利用苏联军队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义，以及在“改革重组”时期拒绝承认民族权利，这一切的历史，都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完全毫无共同点。

应有的立场

一百年过去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某些当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张，认为“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过时，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下”，这是致命的错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任何民族都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他们永远都会被跨国企业和帝国主义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没有能力确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权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与社会主义者领导一场有力的、团结的工人阶级斗争。而要建立起来的前提，是这个工人运动必须对民族问题有清晰的立场才有可能。

德国卡普政变一百周年

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德国不可能有总罢工，遑论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国工人阶级却非常接近夺权的状态。在萨克森、图林根，特别是鲁尔，工人阶级成立红军。总罢工击溃了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翼军事政变，使政变发动不到五天后就陷入尴尬窘境。

历史上有那么一短时间，劳动人民能实现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景。工人们掌握了权力，而社会民主党（SPD）政府和工会官僚却对此退却。而后社民党政府动用正规军来对付工人起义，而这支军队却也是几天后变成了反过来要推翻社民党政府的军队。社民党背叛工人阶级不是第一次，仅在一年前，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许多革命者，已被社民党政府和自由军团谋杀。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尔水兵叛变并发动全国起义，瓦解君主制和帝国，而各大城市日以继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连好几个星期，权力一直掌握在这些委员会手裏。当战争结束时，就连中产阶级也为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然而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是，德国当时缺乏革命党。从前线返回的大多数士兵还信任被陈腐的领导层控制的社民党，因为社民党正是革命群众自己付出巨大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更为左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成为德国共产党KPD），则只能组织到政治意识先进的少数工人阶级。

社民党领导人利用自己的权威，将革命导向到捍卫资产阶级秩序和议会制度的死路。他们设法说服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变相放弃自己的权力。同时，他们与旧军队将军达成交易，以利暴力镇压工人革命活动。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国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国防部长诺斯克（Gustav Noske）同属社民党领导层，他们随后对工人动用军队。这支军队有极右翼主义战斗部队“自由军团”（Freikorps）参与其中。他们号称要恢复“秩序”，对付“斯巴达克份子的威胁”。而社民党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军团的招募广告。

总统艾伯特当时评论说：“我像讨厌罪恶一样厌恶革命！”他的国防部长诺斯克（Noske）说：“必须有人扮演寻血猎犬的角色，而我责无旁贷！”随后他便用沾满鲜血的手履行他所说的话。1919年1月，历史所称的柏林斯巴达克斯起义被镇压了、革命的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装、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左翼警察局长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罢免。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谋杀。

革命斗争于血泊中的惨败带来了后续影响：1919年二月的国会大选将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变成了议会多数；独立社民党依然软弱；德共在违背卢森堡的建议下杯葛了选举。但在三月份，工人们已采取政治罢工，对抗军队和自由军团的残酷镇压，这些武力是由诺斯克部署到每个发生无产阶级起义的城市，并实行军事戒严统治。执行镇压的自由军团和军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进行过殖民战争的洗礼，例如马尔克（Georg Maercker）将军。过去他对“土着”施加的恐怖行径，被他的部队带进德国工人社区。

当时在不来梅成立了一个后来遭到军事镇压的苏维埃共和政权；在汉堡地区也有起义反对粮食控制；而自由军团在慕尼黑尤其残酷，1919年4月该地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且延续了好几星期，随后遭到自由军团中恶名昭着的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镇压，在社民党领袖的许可下，这支部队在1920年继续发挥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军团的屠杀是如此严酷，他们甚至错手开枪射杀天主教团契的参与者，只因为他们是工人，且看起来像斯巴达克主义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这样的德国苏维埃勇敢的领导者也遭到处决。在那之后，慕尼黑成为法西斯团体的温床。纳粹党（NSDAP）于1919年在那裏成立不是没有理由的。

几乎无人想要的共和国

1919年间，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逐渐被资产阶级国家取代。尽管在产业层面，他们的影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政府和工会官僚逐渐让工兵委员会丧失实权，将之转变为今天依然存在并致力于劳资调和的工作委员会。当时工会领导层还与德国最大资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

社民党的背叛已经无法向工人阶级掩饰，此时独立社民党和德共都获得成长，并且一度变得同样强大，噬血的诺斯克已沦为遭人厌弃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轻的德共此时已丧失了卢森堡、李克卜内西等杰出领袖人物，而且时而得进行地下工作，并纠缠于内部派系之争（例如是否应以革命党之姿参加议会选举、应否在大型工会中进行工作）。拒绝上述做法的党内极左派，一开始很有力量，并分裂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继续拒绝资本主义。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罢工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之后，工人斗争仍在继续。1920年1月，在柏林国会大厦前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新的《工人委员会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员会的权利。政府对示威群众派出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的保安警察，并向人群开枪，其中逾四十人遭杀害，逾百人受伤。主导这场屠杀的是吕特维茨（Herr von Lüttwitz）将军，而他仅在两个月后就参与反共和国的政变。这场示威之后，当局实施了德国议会方圆一英裏内禁止抗议的禁令，而且这条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议会制共和国所拥有的制度尽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会让步、赋予女性投票权已经太超过了激进右翼的接受范围。正是艾伯特／诺斯克政府放任自由军团做好了全副武装，准备好对付革命工人。当时还有准军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装民兵，当中许多人成为了后来的纳粹冲锋队（SA）、纳粹亲卫队（SS）、以及纳粹的领导层。他们代表了反犹思想。纳粹的卐字符号早于1919年就已经出现在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的头盔上。

资产阶级共和国得到了社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也是与盟国谈判赔偿并签署《凡尔赛条约》的代表，该条约将战争归咎于德国，要求人民赔偿数十亿美元，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对其恨之入骨。

这让激进右翼有借题发挥的空间来加大鼓动。威玛共和已经超过了右翼和旧权贵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时能给工人阶级的却少得可怜。资本家和旧国家机器依旧存在。谁想改变这一点，谁都会感受到国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联合压制。

右翼发动政变，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击垮共和国和强大工人运动的时机。当艾伯特和诺斯克决定在英法资产阶级施压下缩减国防军编制时，右翼有了行动的借口。解散自由军团的事项将被强制执行。这促使吕特维茨将军和右翼政客卡普发（Kapp）动了针对艾伯特政府的军事政变。参与政变的包括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以及杀害卢森堡的凶手沃德玛（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进分子和军人。

这场政边获得着名的德国右翼激进分子，以及法西斯团体“国家统一”的支持（当时法西斯这个字眼还没在国际上恶名昭彰）。大企业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资本家大方捐钱赞助这些团体。后见之明的我们知道，当时社民党政府早被警告过可能爆发政变。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昭然若揭的是，政变分子甚至还想把社民党的诺斯克部长争取过来，然而斯诺克没准备要走得那么远。

3月12日至13日晚间，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向柏林进军。政变份子宣布罢免艾伯特社民党政府，禁止一切罢工和示威并宣布戒严。艾伯特和诺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试图获得国防军将军梅尔克（Maichcker）的支持，这号人物在1919年谋杀工人而恶名昭彰。尽管他没有加入政变，但他并不准备反对政变或捍卫议会民主。因此，社民党领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装，逃到安静的斯图加特（Stuttgart）。当他们看到军方已经没有任何一派准备提供保护的时候，他们要再次思考。

在许多地方，左翼和工会主义者由下而上涌出来组织革命执行委员会来反对右翼政变。他们建立了网络，在许多地方停止工作并武装自己。艾伯特和诺斯克此时束手无策，才决定呼吁工人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自己造就的处境”，但理应是右翼社民党人与德国工会联合总会（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会领导人莱根（Legien）去负责这些事项。工人组织开始各种商议，因而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工会开始呼吁在1920年3月14日对右翼政变进行总罢工。

德国共产党最初拒绝参加，因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诺斯克，但仅在一天后便转而加入。第一天，许多德共成员已参加罢工。从工人、一般雇员到公务员，这场总罢工几乎是扩及各产业。仅在鲁尔区（Ruhr），就有逾十万名矿工进行罢工，全国各地共有数百万。政变失败了，罢工让所有火车无法运行、电源也停止供应，没有任何东西能继续运作。仅五天后政变恶梦就结束了。卡普逃到国外，吕特维茨将军辞职。艾伯特一帮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厌恶的斯诺克不得不辞职。

支持总罢工的工会于3月18日就九点联合纲领达成共识，这份纲领提出了深远诉求，包括社会化各个企业、征收大片农田并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府。否则，他们就要继续罢工。但经过了与执政党的谈判后，3月20日却换得妥协，被接受的纲领中九点基本诉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独立社民党的施压又导致进一步的谈判和退让。到了最后，大部分的承诺很快被收回，政变分子只遭到非常温和的处分。自由军团逐渐并入正规国防军和国家机器，没加入的也不会一直失业──他们转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武装力量。

德国中部和鲁尔：从总罢工到武装起义

在总罢工期间，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已在产业中心建立起来。他们跨越党派组织，由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组成。在鲁尔地区，他们以俄国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为先例，自称为“红军”。

在德国中部工业区，武装工人宣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并得到了战斗性工人委员会的支持。他们组成了“革命人民军”。在福格特兰，被德共开除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斯‧霍尔兹（Max Hölz）号称为“红色罗宾汉”，他与游击队强行没收富人的商品，并将其分发给该地区的穷人。结果，德国国防军和自由军团再次进军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在鲁尔区，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红色鲁尔军，由约80,000名战士组成。权力再一次到达了共产主义工人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面对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党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样反应，再次利用军队武装右翼激进分子的武装，而这些人却也是刚发动政变反对社民党和革命工人的群体。1920年4月，中将奥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挥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鲁尔红军及其同情者的起义。许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队和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鲁尔地区的矿工以罢工来回应当时好几场屠杀。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击败。再一次，作为最大工人政党的社民党，其导层控制了最大工会联盟ADGB，这就像从工人阶级背后捅一刀。

这只是一场战斗，但不会是最后一场战斗

镇压很残酷。霍尔兹（Max Hoelz）和许多人入狱多年。鲁尔或萨克森州的许多工人阶级家庭，必须哀悼被部队及其右翼盟友杀害的家庭成员。受害者数以千计。确切数字销声匿迹，因为许多工人被捕后遭杀害的真相被掩盖了，或者被官方宣称是在战斗中死去。1920年3月的斗争已被历史证明是另一场德国共产主义者惨败的血腥事件。

但此后，德共却得到增长，这或许是因为社民党领导层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质。在德共的左边，独立社民党也得到了发展。1920年，德共与独立社民党的多数派合并成一个群众性政党。1921年3月，德国中部矿区发生了另一起武装起义。 即使行动没有成功，但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工人政党之间的合作，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这场革命浪潮一直持续到1923年秋天。

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现实的斗争中通过实践以身作则，展示他们有值得为之奋斗的纲领，才能赢得群众支持。

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是由于社民党领导层的有害影响及其对工会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轻的德共的政治弱点，有时落后于局势，有时却采取冒险行动。

1920年卡普政变教导我们，统治阶级随时准备犯下罪恶来维持权力。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差遣军队和右翼极端分子。尽管这些右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但只要他们能有效镇压左翼，统治阶级不介意与他们合作，这就是1920年3月发生的史实。

列宁–150年诞辰纪念

如果今天政府撕毁所有限制普通群众权利的国际协议、接管经济运作、实行工人管理生产的制度、并呼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为全人类利益合作，它将获得广大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的热情支持。而这正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实行的事情，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民族自决权给予那些想要脱离前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并赋予每个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停止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干涉国家的权利。

在当时，英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投票权也仅限于拥有财产的21岁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苏联则赋予无论男女所有18岁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权，除非他涉及剥削他人的行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出代表组成苏维埃，运作整个社会。

方方面面的革命性

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实施了一项广泛的计划来减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儿园来减轻妇女压力。婚姻法和离婚法被修改，允许妇女随时能依她意愿离婚，并且确立了堕胎权。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长。

同性恋也被除罪化，事实上，许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杰出人才都是同性恋，包括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此外，政府开展了全民扫盲运动，提供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任何在16岁获得毕业证书的人都有权在大学学习。到1921年，已经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学，在三年内数量增加了两倍。同时建立了数百所特殊学校来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

医疗保健也对所有人免费，所有医疗机构都纳入了国家体系。医学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的医疗方法不是以治疗富人的慢性疾病为目标，而是以消灭传染病为目标。当时，传染病夺去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穷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不到30岁，1926年上升到44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上升到60岁。

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后发动了内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设法使俄文的字母现代化，在数个地区引入了文字，废除了反动的儒略历，使历法与欧洲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一些沉迷于过去的保守人士，至今还在使用儒略历。此外还废除了国内护照制度。

当然，列宁在建立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运动。

列宁的许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于辛比尔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宁一家生活在一间舒适但简朴的木房裏，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督学，他曾利用这个职位推动教育改革。乌裏扬诺夫家的三个孩子受益于鼓励读书的氛围。长子亚历山大，充满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组织“人民意志”，并相信个人的恐怖手段会导致革命。1887年，他因参与密谋暗杀沙皇而被处死。这让列宁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组织、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革命。

在帮助组织了一次学生示威活动后，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他搬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成立于1898年，目的是在俄罗斯革命家和工人运动中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后来被逮捕、流放，获释后前往欧洲，在那裏的马克思主义圈子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办了一份名为《火星报》的报纸，然后将其秘密运回俄罗斯。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迅速，这个运动原本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基础。在德国，它得到了工会和民选议员的广泛支持。列宁最初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欧洲社会民主党巨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被那些对议会议席，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更感兴趣的人所主导。

怎么办？

列宁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怎么办？》和1903年在第二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上的辩论中。这显然是一场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这实际上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是一个专业革命家的政党，纪律严明、团结一致并按照党的纲领行事。他的对手，以尤裏．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为首，认为该党应该更为广泛。他说，只要一名党员同意党的总体方向，而不一定参加党的活动，就足够了。列宁在会上赢得了多数票——他的派别因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反对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少数派）。

两年后的1905年初，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东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务，他试图转移民众的愤怒，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向沙皇递交了一份呼吁改革的请愿书。沙俄警察向工人开火，激起了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波兰和芬兰（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工人们第一次组成了苏维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选为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主席。

虽然列宁的很多布尔什维克同志都没能通过这次试炼，但列宁自己却通过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其中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党的代表人物，但事实证明，他没能把工作转向群众活动。他认为代表了数十万工人的苏维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戏，他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给苏维埃下最后通牒——要么采纳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要么他们将退出。然而列宁明白苏维埃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应该向大批年轻工人开放入党，以克服“委员会成员”的保守影响。

列宁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不应该信任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正试图与沙皇专制达成妥协，成立立宪会议，孟什维克还提供帮助。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与贫农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中合作，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政体，虽然它还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将允许工人阶级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通往“完全的自由，迈向彻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领导所有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走向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走得更远，他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俄罗斯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太软弱无能，无法像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阶级必须替他们完成，并进一步实施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后的数年反动时期裏，列宁为了捍卫党组织而斗争，抵抗极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诺夫这类人物——他们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参与议会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国际一直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联邦议院投票支持拨款给德国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只有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和奥托．吕勒（Otto Rühle）是例外，这仍带来巨大冲击。当列宁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还认为只是谣言。孟什维克主义看来不仅是改革主义，而且其政策的背后包藏的就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1915年，来自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坐着四节车厢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保持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

在俄国，由于战争和沙皇警察的镇压，革命组织非常困难。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裏，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寥寥可数。所有的女性党员都被逮捕了。渐渐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来，但他们几乎没有为新革命的爆发做好准备。当一个女工代表团拜访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协助准备1917年妇女节的罢工时，她们得到的回复却是要等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印刷机来为罢工印制传单。当时是“区联派”这个规模较小的组织（Mezhraiontsii，区联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战社会民主工党人，后来在托洛斯基的影响下，与布尔什维克合并），提供反对“战争、高物价和女工无权”的传单。

俄国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当时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屑一顾，这些斗争主要发生在流亡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他们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罗斯68个地区中的54个地区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党组织中运作。

不过，革命正在酝酿中。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发展壮大，在彼得格勒就拥有2000名党员。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达林）在内的地方领导人选择支持临时政府。4月，当列宁流亡回国时，它面临一项艰钜任务，这份任务托洛茨基称它为“重新武装党组织”。

尼古拉．苏哈诺夫是一名孟什维克，当列宁返回俄罗斯途中，他回忆当时芬兰车站所发生的事情。

“人们写到在芬兰车站与列宁热情会面的场景时，他们一点也没有夸大。受到布尔什维克号召来到车站的士兵和无产阶级群众都欢欣鼓舞……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到来，伴随着振奋人心的宣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担忧列宁刚归国的演讲，这并不难理解。他们都学习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们和西方社会主义者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骤……首先得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后要经过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只有到那时才有社会主义的斗争……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在为夺权的武装斗争做准备，而是在为未来立宪会议中的议会辩论做准备。列宁却像龙卷风一般赶回俄罗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决定开始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在这场革命中，权力应该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手中，转移到苏维埃手中。”

四月提纲

列宁于是写下了他着名的《四月提纲》。《真理报》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个人观点之下才将其发表。两天后，当他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但是他没能得到足够票数支持。季诺维也夫（Zinoviev）、什利亚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对他，加米涅夫甚至说：“俄罗斯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iy）评击列宁，要求代表“在实践中经历革命的同志”发言。然而列宁坚持自己的立场，到4月底他已经赢得了党的支持。苏哈诺夫（Sukhanov）说，那就是“俄罗斯政治月历从2月加速到10月”的时刻。

列宁确信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会支持他。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成熟，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壮大，到年底，布尔什维克已有近35万党员，因为自由派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未能结束战争、实现民族自决、召开立宪会议或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五分之一的党员年龄在26岁以下，一半在35岁以下。

在列宁归国几周后，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罗斯，此后两人形影不离，共同领导了革命。他们早期的分歧，被他们的敌人戏剧性地夸大了，是关于需要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党和革命的不断性这两个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托洛斯基开始相信列宁在第一点上是正确的，列宁认为托洛斯基在第二点上是正确的。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的革命只有作为更广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与托洛斯基结盟

列宁喜欢引用浮士德的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他用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他改变了先前呼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立场。他说，那些死记硬背这句话的人现在已经落后了，他们“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仓库（或称作“老布尔什维克”仓库）。”

事实上，正是像这些事件展示了列宁的真实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对者妖魔化的那样，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并把列宁描绘成无所不能。列宁犯了错误，或者可能做出错误的评估。但是当他持错误意见时，他也能改变观点，这种改变通常是和同志们激烈的讨论之后产生的。

正是这种方法，再加上他与托洛斯基的紧密联盟，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工人群众和士兵的支持，并领导11月（儒略历10月）的革命走向胜利。新的苏维埃政权开始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改造俄罗斯。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正确地明白，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将成为其他地方工人的灯塔。他们在俄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在内的至少14支帝国主义军队支援前沙皇和白军，试图击败革命。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所作的英勇牺牲使他们筋疲力尽，并且消耗殆尽。世界革命的延迟，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德国革命之后，使原本落后的经济陷入孤立的状态。这造成了革命的反动与堕落。

列宁曾遭遇两次未遂的暗杀。1918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杀几乎成功，列宁的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这导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风的折磨。然而，在这一时期，他意识到，在新苏维埃国家内部，反动势力正围绕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帮，不断积聚力量。列宁将其描述为“被卷入肮脏的官僚主义沼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与托洛斯基达成了一项协议，与正在发展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不幸的是，客观形势对他们不利。在接下来的十年裏，一场官僚主义的政治反革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独裁，在保持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同时，推翻了革命的许多社会和民主成果。
列宁除了与托洛斯基一起领导俄罗斯革命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遗产。他论证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强大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团结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他也警告说，这样一个政党在所有国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他认为，革命者应做好准备干预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一种新的方式、以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工作”。

列宁的遗产

他对国家作为阶级社会的镇压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义，当资本主义政府试图说服我们，在面临新冠肺炎危机时，我们要一同共度时艰，但实际上是要工人阶级承担经济崩溃的代价。

即使在今天，当许多资本主义政府无论在库德斯坦、加泰隆尼亚、西藏还是在北非都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当然，还有布尔什维克采取统一战线方法的经验，这使他们能够通过苏维埃建立强大而团结的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

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列宁对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根据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这样的人只会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托洛斯基的一生：“吾辈清楚自己的责任；定会奋斗到底”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务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锆，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杀害在家中。这场刺杀标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党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革命家、与老布尔什维克们赶尽杀绝的血腥阴谋，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经离开人世，托洛茨基也继续令统治阶级恐惧。美国国务院甚至不允许他的遗体埋在其领土上。于是托洛斯基的遗体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间，有三十万人前来哀悼。他们是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赤脚无产阶级、是来自耕地上的农民，来自这个仍然对墨西哥革命记忆深刻的国家。当时，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对这名来自俄罗斯的流亡革命家发放签证的国家。

至死忠于他的阶级

托洛茨基的生与死既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和悲剧，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他直接参加了当时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正是1917年这场革命撼动了整个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间，他都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与红军的成立密不可分，并指挥红军打赢了俄罗斯内战。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间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时的行为。在反动和镇压的黑暗岁月裏，许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国革命的传奇英雄们，如斯米尔诺夫（Smirnov）、斯米尔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谢列布裏亚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岁月裏，他们被迫（至少是在口头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无法降伏所有人。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沃库塔（Vurkuta）监狱营及斯大林的卢比扬卡（Lyubanka）政治警察总部牢房裏牺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自己遭到谋杀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两个孩子及他们的四个伴侣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当然，更不用说其它的许多同志和战友了。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个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于工人阶级。他不仅拒绝承认斯大林集团的权威和指控，还用理论厘清了斯大林集团的夺权，并提出一个同时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真正的政治纲领。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裏，托洛茨基对未来还是充满乐观的。在1940年2月的遗嘱中，他写道：

“在我懂事以来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义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裏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如果我的人生能够重来，我当然会尽量避免重复各种小错误，但是我不会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绝不妥协的无神论者的身份死去。我对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比起我年轻时不仅毫无磨灭，甚至更加坚定。”

“娜塔莎刚从院子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得大些，好让我的房间透气。我看到墙脚下的鲜绿色的芳草，墙上方的晴朗的蓝天，到处都是阳光。生活是美好的。愿子孙后代们可以清除一切邪恶、压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与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将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器库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这些思想与托洛茨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论着作《不断革命论》至今仍是最鲜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实，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大意上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他们可能从哪裏听说过封建制度应该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资本主义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负责掀起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负责掀起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动摇了俄国，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时间就赶回了俄罗斯。他后来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罢工：

“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不是农民的零星暴乱或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工人的罢工，第一次让沙皇跪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展示了他们不容争议的存在……。如果俄罗斯年轻的无产阶级可以如此强大，那么更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该要多强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据1905年的经验指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发展。当技术较落后的社会进步时，他们不会重新发明电报，而是购买已经制造好的智能手机。他说，在西方压力下，沙皇没那个功夫去按部就班发展工业，而是会直接建造巨型工厂。

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老板”做靠山，却往往过于软弱，无法作为独立的进步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国和1789–1794的法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去领导民主斗争，并且同时，作为民主斗争的一部分，更进一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改变而斗争。

当时立宪民主党党魁自由派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对于这个纲领感到震惊。是他首先将那些支持这种做法的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托派份子”。

如此一来，托洛茨基已经预测了1917年革命的发展方式。他的主张在今天的拉美、亚洲、非洲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仍然绝对有效。但是，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不接受这套方法。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早已成为那些有斯大林主义劣根性的共产党的标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着政权的“共产党”仍以建设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为主要任务，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限推迟到未来。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在沙皇法院被控组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无视律师的建议，展开了后来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说，他在法庭上捍卫了苏维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但不久便从那裏逃亡到国外。

1907到1916年：反动与战争的年代

所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失败给这个党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许多成员离开了并再也没有回来。接连的失败导致党支部的数量下降了十倍，许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卧底所领导。

很多孟什维克提议建立一个“广泛的合法党派”，要求解散地下党部。这些孟什维克支持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再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在党内掀起了一轮派系斗争：布尔什维克、前进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组织、孟什维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犹太崩得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孟什维克使得情况更加恶劣，这一局势使列宁忧心忡忡。这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试图组织一个联盟，以团结各种派系。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拒绝加入，托洛茨基发现自己跟孟什维克站在一起了。他后来意识到这个尝试是徒劳的，他解释是因为他对于妥协的热衷，以及他那时致命地相信，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各派会重新合并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书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在病重自杀前给托洛茨基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么看待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期的关系：

“我从未怀疑您指出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断革命论》发表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开始，您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是对的。我经常告诉您，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在1905年的时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临死的人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我现在向你重复一遍……但是您经常会为了寻求同意与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您高估了这种妥协的价值。这是错的。”

1912年8月以后，托洛茨基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经抛弃了对这种联盟的幻想，于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时，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矛盾纠纷爆发了巴尔干战争。托洛茨基以《基辅思想报》的战争记者身份前往巴尔干半岛。这次经历使他对民族问题得到宝贵的了解。他在这裏遇到了罗马尼亚革命家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后者后来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和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战友。

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地区的经历对他帮助甚大，不仅在俄国内战期间，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与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权问题上的可耻且错误立场进行辩论时。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兰、西班牙和乌克兰讨论了民族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宣言

1914年，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很多社民党决定在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支持自己的国家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几天之内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了。只有少数革命家始终忠于自己的阶级。托洛茨基当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齐美尔瓦尔德反战会议的38名与会代表之一，并负责撰写了宣言。此后，托洛茨基和列宁缓慢但稳定地靠近起来。在巴黎，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带有强烈反战情绪的文章《我们的话》。后来有人在法国的俄罗斯士兵手上搜出这篇文章的印刷品时，已经被驱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国特工”并驱逐出境。西班牙人将他押解给葡萄牙当局，而葡萄牙把他塞进驶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断革命的实践

1917年俄国再次爆发革命。列宁迅速于4月返国。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离开纽约，却被关进加拿大的集中营裏，直到五月份才获释。但是，一旦回到俄国，他和列宁便成为了紧密的盟友。

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裏发起斗争，反对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倾向时，他知道他可以依赖托洛茨基的最真诚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时声称列宁已经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在返回俄国时发表《四月纲领》，呼吁党组织停止支持临时政府，并且呼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立场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时期裏，布尔什维克遭到诽谤，因而不得不转入地下。当加米涅夫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当暴徒在街头搜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但他公开宣布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并于同一天被捕。列宁写道：“从那天起，就没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称得上是布尔什维克了。”

9月，他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并且被全党接纳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主要组织者。

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丹（Fyodor Dan）指责该起义是一场阴谋。托洛茨基这样回应：

“正在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群众起义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们公开打造了群众起义的意愿。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现在他们告诉我们：拒绝胜利，达成协议。要和谁达成协议？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你们已经破产了，你们的戏份已经结束了。滚进历史的垃圾桶裏吧，从现在开始那就是你们註定的归宿！”

红军：前进，前进！

数百万人丧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布尔什维克主张俄国退出这场屠杀。但是国际统治阶级不同意，试图让俄国屈服。新的苏维埃政府试图履行其诺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中抵挡了德国的威胁。但几天后，协约国便对苏维埃发动了入侵。因此当时必须成立一支“工农红军”，而列宁说服托洛茨基领导这支军队，因为这对于革命是生死攸关的。

1918-20年间，年轻的工人共和国被十几个资本主义列强的军队入侵，这段内战的历史充满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的壮举。这个时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不过，是托洛茨基在领导这一空前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了对抗强大的白军骑兵，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骑兵队。他的口号“无产阶级，上马！”像野火一样在群众中间蔓延开来。

约4万名前沙皇军官被招募入红军成为中央军事干部。为了监督他们，政治委员被委任进部队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些高级军事专家会搭配两名工人进行监督，这两名工人带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无论白天黑夜，决不让那些军官离开自己的视线。

两年间，托洛茨基着名的列车驰骋全国各地，为各地前线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队，并解决各种问题。其中一个惊险的时刻是在彼得格勒。红军阻挡不了白卫军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击队。季诺维也夫偏头痛地躺在沙发上，无能为力。他已经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决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车及时赶到，并领导这座城市的防御。最后红军打败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脏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对派

在关于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诸多毁谤中，有一种说法是托洛茨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种则说托洛茨基也是个渴望权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甚至有人说托洛茨基会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说托洛茨基是个自满、渴求权力、虚伪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对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懒惰从不容忍，也从来不会在那些亦敌亦友的人或政敌背后使阴谋诡计。如果他觉得一个人混帐，他就会当面骂他混帐。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侣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过一次这样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们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前两三个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会议。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们聚集在我们的家中，等政治局开完会，列夫·戴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达可夫（PYATAKOV）回来，好了解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其中一次，我们实在等不耐烦了。会议一直延长。最早回来的是皮达可夫，我们等着听他会说什么。他什么话都没说，脸色苍白，耳朵发烫。他情绪很激动。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说：『我就站在最前面。我从未见过那种情况！』然后列夫·戴维多维奇进门了。皮达可夫转身跟他说：『你为什么对他（斯大林）说那种话。你的舌头怎么了？他永远不会原谅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听说列夫·戴维多维奇骂斯大林是『党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维多维奇没有回应。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必须讲真话。”

做出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单独的个人。彷佛单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转历史的潮流。

当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阻碍着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许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驱，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尔诺夫的才智，有皮达可夫的组织才能，有萨普罗诺夫的阶级直觉。他们全都团结在左翼反对派（1923–27年）的纲领下。这个纲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连列宁去世前都时常写信批评斯大林和得势的官僚阶层。列宁于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对派反对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提出了五个要求：

左翼反对派要求提高苏联工业化的步伐，将新经济政策置于计划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加强工人阶级的作用。当时，布哈林只同意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计划”，他呼吁农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对派的想法，说修建聂伯河水电大坝就好像农民买留声机而不是母牛。与此同时，工人的工时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尔什维克曾经进行过少喝烈酒的宣传）。

左翼反对派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个强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为这种方式比较容易统治。

左翼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有理有据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那建设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但对于依靠官僚作风、特权和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得势的斯大林派来说，这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左翼反对派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它已经实现了一切可能。他们的口号变成了“一国社会主义”。

最后，其他国家的革命党把苏联视为坚强的后盾。左翼反对党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十月”战略，特别是阶级独立的策略。但是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皈依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然后再社会主义。或是，首先脱离殖民，然后再社会主义。

但是，斯大林这些想法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方针；而要作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发展。

托洛茨基强烈批评了1925–1927年间斯大林（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提出的自杀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等于把共产党在政治上缴械。而后来，国民党清党，对共产主义者展开了空前的屠杀。

因此，大家都应该记住，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歧，还有俄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其他无数革命者的鲜血鸿沟。

在1920年代，内战和破坏使俄罗斯筋疲力尽，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损失，俄罗斯农业国家的落后地位日益突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也造成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强盛起来的官僚机构接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控制权。即使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没办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对派知道自己胜利的机会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苏联中央委员会：

“人各有志。你们企图扩大敌对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我们也清楚自己的职责，定必会奋斗到底。”

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导的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德国共产党（KPD）自我孤立于社民党（SDP）的数百万工人支持者。克裏姆林宫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国情势，更不用说给劳动人民一个明确的政治领导。德国共产党错过了1920年代的革命机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条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争取德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因应反法西斯斗争中把各种工人群众党派团结在一起合作战斗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释说，为了对抗法西斯，不仅有必要与社民党基层党员们并肩作战，而且还必须与社民党高层提议合作，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会找任何借口拒绝。托洛斯基在《德国革命和斯大林主义官僚》（1932年）中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对抗它。

但是，德国共产党拒绝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是向社民党发表了最后通牒。共产党要求社民党以接受共产党领导为前提一起战斗。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吸引到社民党工人群众的信任，反而用这种最后通牒要求把他们赶走了。局势变得更加险峻时，共产国际的战术也更加“激进”起来。德国共产党甚至与纳粹合作反对社民党，因为据说“社会法西斯主义比公开法西斯主义更危险”。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共产党领导层还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选举共产党人赢定了！看到斯大林主义者毫不抵抗就放弃德国，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已经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并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苏联是什么，它会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与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着作。1936年他发表本书，分析甚么是斯大林主义及怎么与之斗争。托洛茨基在这裏厘清了许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问题。

他说，斯大林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的驱动力是党内和苏联的一部分官僚阶层。这些官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于一个阶级，革命以后又依附另一个阶级。由斯大林派单方面发起的内战剥夺了工人阶级各种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由于革命和内战后工人阶级精疲力尽，农民对年轻工人国家的巨大反动压力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等等原因，从革命家堕落成的官僚阶层与野心家们便设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类比。他说，始于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类比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不是一场典型的反革命运动，而是革命从激进倒退成中间派，再倒退成保守。这样的政变巩固了新统治阶层的地位。但是，这个“阶层”只能依赖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这个政权必须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和捍卫计划经济。

于是，苏联维持了一个工人国家的表面形式，但实际上是畸形的。所以说苏联是一个“堕落工人国家”。在这裏，本来的统治阶级（工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无产阶级专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为了夺回政权，无产阶级需要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一场政治革命（不是社会革命），以恢复工人民主。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为托洛茨基预测，为了维护其特权，这个政权迟早会需要着手恢复资本主义。

第四国际

在二战前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需要非凡的勇气。从1939年创建的时候起，新的国际就必须面对各种强大的敌人：斯大林主义、无牙老虎的社民党、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法西斯主义。新的国际成立时有大约3千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谋杀后，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的艰难时期。第四国际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错误的政治观点，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认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推动力的角色。1989-91年间，苏联集团瓦解，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整个左派和国际工人运动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国际委员会（ISA前身）在此期间始终相信工人阶级，捍卫着托洛茨基的遗产，耐心地在各国建立了第一批干部和组织。现在，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世界正在变得激进。ISA有充分的优势利用这一机会，并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设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国际。

罗莎·卢森堡：她的革命思想

卢森堡以她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挑战而闻名。她是一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观的阶级战士,同时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工人斗争的乐观主义者。即使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们的历史性背叛,她仍对工人斗争与胜利抱有信心。

卢森堡于1871年出生于波兰,是一位犹太人后裔。从15岁起,她就活跃于社会主义政治中,协助组织罢工。她发表了一篇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论文,是当时为数不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国期间,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德国社民党成立于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社会中拥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抵达柏林后,她成为一名记者,同时在党组织的培训中心裏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在卢森堡的年代,欧洲许多社会主义运动都声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联系,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党——当时被称为“社会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组织。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政党,也常常需要通过在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来使他们的思想合理化。但是,这些国内政党和国际组织实质上成为了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和方式的平台。这些分歧最终展现为国际组织内的两个不同阵营,特别是在俄罗斯和德国的政党中,这些分歧展现得最为显着。

革命社会主义者是这场争论的一方,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了解到最终必须资本主义系统割离,同时工人阶级必须从资本主义阶级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以这个立场介入在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日常斗争中。资本主义本质就是一个危机不断的制度。它会一而再地为工人的新起义创造条件。然而列宁特别指出,为了确保他们的胜利,必须做好准备 ——通过在革命党内组织起来,同时保证党能成为工人的利益而开战独立战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工人革命视为一种活生生的发展,并力求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需要。

改良还是革命？

第二国际内部争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观点的支援者。这种观点被总结为改革主义意识形态。另一名德国社民党的成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为第一个对这一倾向作出理论表达的人。在他的着作《进化社会主义》(1899年)中,他挑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的观察。伯恩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不是本质上是一个容易触发危机的体系,反之,它有着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 ——它的“适应机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从而去规避革命性和系统性变革的需要。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引擎,而应该是通过组织工会和争取改革的反式,帮助资本主义制度适应和避免危机。

伯恩斯坦认为,只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迎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不再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独立运动的平台,而是其目的。值得註意的是,卢森堡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她完全赞成工人阶级为改善他们的权利和条件而斗争。然而,她并不把这场斗争本身视为目的,并驳斥了资本主义这一体制是可以改革的观点。

卢森堡在伯恩斯坦的书中,看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戏剧性决裂。这种分裂具有深远和危险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工人运动,并颠复整个欧洲发生的剧变。她写了《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做为回应,在其中她解构了伯恩斯坦的论点,也披露了其弱点。她驳斥了关于信贷制度今后能避免陷入危机的错误观点。这一观点在未来,2007-2008年的经济崩盘,也就是所谓的“信贷紧缩”中得以证实。她提出所谓的信贷制度,实际上即是允许企业在崩溃前背负巨额债务,会让危机变得更加影响深远且更具破坏性。

伯恩斯坦在辩论中声称,无论每个群体设想什么道路,他们最终都将支持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卢森堡质疑到,如果工人的斗争导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来的同时加强资本主义制度控制,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会成为必然的呢？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又将如何立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支柱？她恰当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对征服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的人,并没有真正选择一条更安稳、更平静、更慢的道路,来以达到相同目标。相反,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目标。他们并非如他们表面所说的却选择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主张对旧社会进行肤浅的改造。”

—— 《改良还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义的根源

卢森堡指出,这些思想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学术阶层,他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斗争中最尖锐的武器——从党内广大工人的手中夺走。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担心改革主义领导层会暴露得不够。伯恩斯坦的理论并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观点,而是中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入侵。由于中产阶级位处在社会中的夹心位置,他们会分成一方支持资本主义,和另一方对大资产阶级怀有敌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终表现了中产阶级的一种不可能的期望,即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可以简单地自我调节,而无须经过精英阶层（拥有私有产业,从工人劳动中获取利润）与工人阶级（一方面出卖劳动制造巨大的财富,一方面却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之间的冲突。这些想法也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在社民党日益壮大并愈加官僚化的情况下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后来,卢森堡也曾与那些比表面上声称支持她在《改良还是革命》中政治立场的人发生冲突,其中最受人关註的一位,是社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皇”。在1910年,卢森堡写了一篇关于“群众性罢工”问题的文章,作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对德国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普鲁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对卢森堡来说,这样的罢工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部分表现”。

考茨基反对这一立场,这反映了保守派不愿去疏远日益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的想法。他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策略是,让社民党在“消耗战”中逐步“积累力量”。然而归根结底,这反映了他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缺乏信心,以及社民党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脱离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革命斗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有这些政治分歧都变得愈加明显。

资本主义与战争

马克思主义解释了资本主义系统本质上便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在于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1914年,这种革命性的观点系统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根本上代表了竞争资本主义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为了通过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场牟利。统治阶级愿意派遣数百万工人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相互屠杀。然而如果劳工领袖支持战争,那就意味着工人组织服从于保卫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及其制度。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坚决反对战争,呼吁在国际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结束一切战争。

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冲突。所有在交战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都在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是必需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内所有阶级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这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屈服于这一想法。然而,虽然第二国际的成员党达成一致反对战争,实际上考茨基和社民党内的改良派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并不反对战争。

卢森堡很清楚,放下阶级斗争,就等于放下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工具,实际上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裏做到了——同时于之后的所有战争亦是如此。所以最终卢森堡和李克卜内西被迫退出社民党,成立了名为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独立组织——以古罗马奴隶起义的着名首领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推翻了沙皇独裁统治,并发展成推翻改良派临时政府的一场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导下,俄罗斯革命取得了成功。与社民党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简单地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同时同时适应体制,并越来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党。自成立以来,他们一直是一个为革命做准备的组织,并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其领导和干部都是认识却经过考验的战士,在20世纪初,他们在俄罗斯与沙皇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也许罗莎·卢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她没有在德国或波兰（她在那裏也很有政治影响力）建立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她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战前时期打击堕落的社民党改良主义这方面,她的声音很明确。然而,她的思想并没能通过一个组织来表达出来,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建立一个重要基础。然而直到战争时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KPD）成立时,她才试图纠正这种情况。即使德国共产党仍吸引了不少杰出的革命阶级战士,但它缺乏经验,缺乏德国工人阶级的充分支援,无法发挥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当然,对卢森堡的上述批评,需要考虑到其所身处的历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一个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此之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国社民党才是工人挑战资本主义的典范组织。

鉴古知今

今天,社会主义变革的急迫性与工人意识和组织水准低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衰退,并标志着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受到新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它促使工人采取行动去捍卫自己的工作、工资和条件。工人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寻求解决办法,并将眼前的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削减公共服务、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这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编队中找到了政治表达,并为英国的科尔宾（港：郝尔彬,台：柯宾）、美国的桑德斯、法国的梅朗雄（台：梅兰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经历过经济危机以来,人们开始思考工人党应该如何组织、如何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等的问题。

然而,与紧缩政策和对工人的攻击齐头并进的,是削弱妇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体权利的推动,像特朗普（台：川普）这样的人,错误地将生活水准和工资降低归咎于制度之外,并归咎于其他受压迫群体。今天,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阶级斗争的记忆体,把斗争重新集中到应有的目标上。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对工人的攻击和一切压迫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从而建立团结统一运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训。向保守和民族主义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采取两害取其轻的做法、或将我们的愿望局限于更仁慈的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仍然非常现实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对这些思想的时候。然而,这些忽视工人摆脱过去的束缚和领导的压力,特别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弃。卢森堡之死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强大的革命领导层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扎根,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大的民主集中组织,历史将会如何发展？1918/19年的悲剧表明,这样的一个政党是绝对必要的。

罗莎·卢森堡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她向统治阶级和与他们合作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劳工领袖发出警告。她不朽的话语将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这个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过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将’再次崛起,并挥击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惊恐的是,它将用喇叭高声宣布：我是过去,我是现在,我是未来！”

—— 《秩序于柏林恢复》,1919年

国家资本主义论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在世界各地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卡斯特罗政权（台：卡斯楚）仍在古巴执政。 我们党把这个政权称作畸形工人国家。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则认为，古巴现在与过去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古巴政权垮台，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资产阶级呼吁要把古巴恢复为美国资本的离岸避风港，我们两派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尽管我们批判卡斯楚政权，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次挫败，是所有制关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贵党采取与俄罗斯和东欧事件一致的态度，那么贵党会觉得这不是开倒车，而是一个“机会”。您来信称：“我们认为这些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挫败，而是在这些国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机会。 ”

即使对于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和东欧而言，这个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工国委（ISA前身）正在当中一些国家／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工作当中的关键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对于1989年后的事件之理解。 我们的立场是首先承认产权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资本主义得到复辟。 假如我们不把这场反革命看作是“失败”、不是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横向转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件对于工人阶级的士气打击和迷惑、阶级意识的倒退、自沙皇时代以来前所未见有组织的反动思想；也无法解释随之而来的经济与社会崩溃。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崩溃的分析对于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作至关重要。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说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解释俄罗斯出了什么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与英国SWP在这些国家的阶级性质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托洛茨基的分析

与贵党最近党报中所暗示相反，我们从来不“捍卫”这些政权。 您认为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似乎是我们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尽管你们谴责斯大林主义并宣称坚持托洛茨基的传统，但你们仍将这些政权视为『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

这句话确实很讽刺。 讽刺在于，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谋杀、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谋杀，都是因为他对苏联官僚制度和敏锐的批判。 当托洛茨基称苏联官僚是“世界的反动派中最恶性的一支部队”时，我们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语版序言，1936）。 当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并说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也支持他这个观点。

实际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个论据，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经回应过。 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会斗胆在这裏大量引用他的原话。 贵党不认为前苏联是畸形工人国家。 对于1930年代同样反对这个标签并倾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们，托洛茨基严词批评道：“各种道学家、唯心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说：『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是工人国家吗？』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罗斯。 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国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当时的俄罗斯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阶级的疲惫，令特权阶层有空间兴起。 斯大林就是这个官僚阶层利益的个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的『个人政权』是什么，它的起源是什么? ”他这样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后，这个政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 在官僚和警察机器的协助下，人民『救主』的权力及官僚仲裁者凌驾于苏维埃民主之上，并把后者矮化到只剩下空壳。” （《再论波拿巴主义》，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权力从工人阶级手中被特权官僚阶层夺走。 但是，并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丧失了。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计划经济仍然存在，尽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运行；外贸由国家所垄断。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

官僚并没有成为一个阶级。 他们不拥有自己所管理的产业。 尽管官僚由于特权而可以自我延续，但他们没有继承权。 他们与经济的关系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与其所管理的产业的关系。 这些人享有特权，他们像跟资本家一样高高在上远离劳动者，但他们不是资本家。

资产阶级是由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来定义的。苏联官僚集团消费了工人阶级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但这不是苏联的特殊现象。任何官僚集团都会利用自身的领导位置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回报。 与资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价值的所有权，除非他们废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将经济私有化。 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明确：“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劳斯莱斯汽车，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1933）。

根据您的来信，您“从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苏联经济的『计划性质』意味着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危机的矛盾。 ”实际上，除了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以外，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适用于苏联。 苏联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中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变化，也没出现例如1930年代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后来1990年代又阴魂不散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自身没有危机或矛盾。不过苏联经济的矛盾以及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陷入经济停滞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苏联经济最根本的矛盾是计划经济与由官僚负责这个计划之间的矛盾。 托洛茨基说，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这不无道理。 在一段时间当中，公有制的优势和计划经济的形式确实带来了显着经济改善，无论这个计画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实行是如何专制。 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像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这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一旦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决策的官僚主义弊端就开始盖过公有制和计划的优势。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裏兹涅夫）时代，尤其是到他的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此时官僚与其粗劣的方法已经无法推进经济发展。 斯大林主义遇到了其经济限制，但这个制约不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扼制发展的官僚的劣政。 对于苏联来说官僚阶层专制已经无法继续，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铲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归资本主义。

过渡政权

您来信批判“过渡性”政权这个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这些国家的“过渡性”特征。斯大林的胜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并没有完全抹除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如果官僚集团继续执政，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终会在某个时候显现出来。反革命也许最初是以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低价商品入侵的形式到来，并最后终将取得胜利。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低的劳动”打败被更低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罗斯经济。官僚集团或其中一部分会将想办法变身为资产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推翻官僚的运动才能提供另一种出路。

在《过渡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其社会性质。 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另一种性质：一或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关，并会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二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并开辟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托洛茨基对于两种可能的预测，特别是在他的经典《被背叛的革命》详述的那样，是正确的。但这个发展会需要经过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无法预见的是，斯大林主义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极大加强。 德国的战败、英美军队的精疲力尽，不愿意随他们的将领去继续战争对俄罗斯开战，使得强大的红军可以毫无阻碍地征服东欧。

在控制了东欧国家之后，新的统治者开始接管经济，并建立了以俄罗斯斯大林主义为模型的政权。 特殊的局势使得资本主义自上而下地被废除了。 尽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废除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来自该阶级的有意识和独立的行动。 同样，当时的特殊局势使得后来在中国和古巴夺取政权的游击队可以效彷俄罗斯，铲除了地主和资本主义。

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反而恰好是“过渡性”政权，这些国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现推翻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终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由于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用来描述俄罗斯的术语“堕落的工人国家”并不十分准确，所以我们用另一个术语“畸形工人国家”更准确地定义这些国家。

反革命

苏联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使该政权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预测被推迟了。 然而，1989年及其后的历史经过精辟地证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墙倒塌，东德人睁开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导致了一场反革命，并最后以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告终。 在俄罗斯和东欧，大多数官僚都赞同资本主义复辟。 这点托洛茨基也预测到了：如果面临有工人运动争取政治自由、或是恢复资本主义这两个选择，官僚会把后者看作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唯一途径。

反革命与革命一样，都意味着决定性的变化。 显然，1989-91年的事件标志着俄罗斯和东欧的这种变化。 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倒台，部分国家机器被“移交”到新国家，而其他部分则被更换。新 出现的国家打算重建资本主义。旧国家机器的推翻，迎来了产权关系的转变。 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过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国SWP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的，那他们需要说明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种产权关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团的政治胜利。 但是1917年后建立的产权关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得以维持。 如果这是“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也是国家资本主义。 否则，我们将被迫得出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即政治统治的改变相等于社会制度的改变。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从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背后的理论前提开始。

实际上，这就是您的全部论点。 你信中说：

“对于英国SWP而言，也对于马克思而言，决定性的标准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哪个阶级管理产业的社会。 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是否真正掌管一切，并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显看出，苏联工人不仅没有掌管产业，而且还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基本的民主权利。 像社会主义党（工国委）及其先行者那样，把这样的社会形容为『工人国家』，只会使这个词汇失去一切意义。 ” （ 1月11日的来信）

对于马克思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哪个阶级拥有产业，而不是该阶级是否对该产业实行民主管理。 历史上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也会失去对国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产权关系保持不变，他们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您已经将上层建筑（政治统治的方式）的变化与更基础的经济根基问题混为一谈。 我们应该用经济基础来定义一个社会的阶级性质。

在使用“工人国家”一词之前，工人阶级是否必须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柄呢？让托洛茨基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阶级的专政远远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会时时刻刻参与国家的管理…… 社会的解剖决定于它的经济关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形式没有被推翻，无产阶级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1933）

再来：

“可是，（官僚的）篡权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并维持自身，仅由于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那些生产关系所决定。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说，无产阶级专政从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达。 ”（《工人国家的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

由于您把您的性质定性建基于工人阶级被剥夺民主权利、被压迫、并在某种意义上被“剥削”这样的事实，那么您其实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阵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已经引用了托洛茨基对“道学家”的态度，后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就愤慨地宣称这不可能是“工人国家”。 从这裏开始，你的论点更走下坡。 您说，东欧的政权不能成为“工人国家”，因为它们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们，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完成。 ”

波拿巴主义

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一般的历史意义上说，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任务，但马克思也说过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得依靠其他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即使是“经典”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国），过程也复杂多变，让主张单一唯度历史观的贵党头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干是城市贫民，即“无套裤汉”。 他们与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左翼联盟一起行动。 但是，推翻专制的平民群众的力量开始威胁资产阶级。 最终导致拿破仑．波拿巴崛起的热月政变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选后来就被废除了。 波拿巴主义意味着以强权治国。 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竞争的阶级利益之间实行“仲裁”。 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根本上仍然继续存在。

1815年，拿破仑在欧洲被反动联盟打败，波旁王朝复辟。表面上，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仍然继续存在。如果国家的阶级性质只由政治上层建筑决定，那么1815年以后的法国应该算是封建国家。 但显然并非如此。 萌芽中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但从根本上说，革命所建立的财产权保存了下来。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别终结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时，工人阶级比1789年更强大了，但还未有能力夺权。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力量，资产阶级陷入了分裂，无法实行统治。 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之间的斗争无法得出决定性的结果，国家介入了这个平衡，并再次担任了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装工人阶级实现的第二共和再次变成了拿破仑侄子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拿破仑三世）独裁的第二帝国。

国家进行仲裁，但最终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边。 即使在法国的“经典”榜样中，波拿巴主义政权从资本家手中夺取了直接的政治权力，并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财富，但它最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中，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复杂的、看似矛盾的过程。 这与贵党关于相对之下不那么复杂的俄罗斯革命／反革命过程的单一维度且粗略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护资产阶级抵御工人为名，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同时，也向工人阶级宣称会在资产阶级面前保护他们；而这样一来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围绕着皇室宫廷的贪汙舞弊和大规模盗窃更大程度地出现，并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

在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国为例，反动的普鲁士贵族通过其代表俾斯麦的“铁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统一。 德国资产阶级太过恐惧工人阶级在1848年起义中展现的力量，因此没有在当中发挥任何角色。 “他们的”统治由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反动统治者以军国主义旗帜实行的。

斯大林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现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专制被斯大林专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国一样，革命的社会成果并未被废除。 即使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力，俄罗斯也没有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 所以它绝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并不是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科学革命之间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是由社会大多数、法国被压迫的大众进行的，但革命最终不可避免地以少数人（资本家）利益的统治而告终。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号称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但它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由多数人发动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让多数人参与统治。 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或阶层都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不能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终点前一路上出现各种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阶级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广义言论无法改变东欧的实际情况，或是中国、古巴、越南和许多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情况。 帝国主义无法阻止殖民地革命、游击队或其他对西方怀有敌意的势力上台，加上已经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任务是可以不由工人阶级主导下完成的。

这是否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这是否意味着“工人革命”变成只是“诸多能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其中一条”（1月11日来信）？要得出这种结论，您使用了宽松的术语，确实宽松到“使词汇失去一切意义”。 几句话间，您混杂使用“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术语，彷佛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红军用刺刀凋刻出了畸形工人国家，那就意味着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解放社会。

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主义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逐渐和平演变为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不会自愿放弃特权退居二线，就像西方的资本家不会自愿交出自己的财产。 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必须要靠发动革命来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们并不支持或捍卫这些政权。 我们捍卫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来的遗产，即产业的国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张：“苏联经济基础保持了其进步的特征。 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的盟友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卫这些经济基础”（《结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页）捍卫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捍卫官僚或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历史所证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遗产，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机构。

我们的立场，是争取民主权利、限制官员工资、所有官员经民选产生、透过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实行统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以改变生产资料的产权，而在这些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中，我们则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来铲除国家官僚，让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社会。 这种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本身来实现。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 东欧的工人阶级多次行动反对斯大林主义：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兰。 每一次，群众起义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两年，群众一开始还是要求政治变革以结束官僚的统治。 东德官僚集团决定开放柏林围墙，是为了将运动导向西方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国际委员会介入这些事件的立场是，支持群众运动并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时，我们警告人们不要幻想资本主义可以带来西欧的生活水准。

我们的纲领是推动群众运动建立工人民主。但由于没有任何运动领导层采纳这一纲领，并将其向群众推广，所以局势很快从可能的政治革命摆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坚持反对抛售国有资产，虽然随着反革命步伐加快，这种立场意味着我们暂时被孤立了。

十年来，我们对资本主义会带来什么的预测已经得到了鲜明的证实。 俄罗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崩溃。 工人阶级士气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无力反抗。 即使到现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仍处于初始阶段。 这就是挫折和失败的规模。 对反革命程度另一种更主观的衡量是，贵党派去俄罗斯工作的团队经过一段时间后放弃了──他们跟我们当地的同志说，他们离开是因为“不可能”在那边建立组织。

政治革命的纲领源于我们对斯大林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装工人阶级。 这份纲领提高了民众的意识，并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份纲领呼吁民众，一方面要铲除寄生的官僚主义，同时亦要严防反革命的威胁。 1950年代到东德和匈牙利爆发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以至于1989年的事件，这些悲剧都是因为没有足够左右大局的势力利用这些思想来武装自己。

资本主义：横向踏步

相比之下，从（SWP的）国家资本主义论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在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时只会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手足无措、无法行动。 假如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那么这就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转变向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场就是中立，让两者都去死吧。 否则，他们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种的资本主义更“进步”的另一种资本主义。

SWP并不以政治上的清晰着称。不管是在这个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上，贵党经常机会主义地倒向社会上的主流情绪，并相应改变你们的立场。 朝鲜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南韩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占领了北朝鲜这个畸形工人国家，SWP的前身就对此采取了中立立场。 毕竟，对你们来说，这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姑且不论北朝鲜的阶级特征，你们似乎也不在意这是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军事介入。 还记得当年朝鲜战争（韩战）并未在欧美引起工人阶级之间的大规模反战运动，这就很能理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至于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对美国参战引发许多学生和青年激进化。 最终，反战情绪也蔓延到了许多的工人阶级。 从阶级角度而言，越南战争就是朝鲜战争的翻版。 北越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而南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得先后依靠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援才能维持。

大多数左派都是这么看的，但SWP却不是。 按照贵党的话来说，跟朝鲜一样，这也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但是，虽不奇怪，贵党这次没有采取中立。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会在激进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实上，贵党和大多数左派人士一样都走过了头，几乎毫无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们的立场是要求美军撤出越南，同时也批判越共的纲领。我们警告过，按照越共的纲领，他们胜利后建立的会是一个彷照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1989-91年间，群众没有像同情越南那样同情俄罗斯和东欧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贵党也没有压力要改变立场。 但是这时存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场上。 例如，柏林围墙倒塌后，贵党的德国同志支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只加了一句说不应该让时任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去做。

当苏联政权在1991年最终瓦解时，贵党的爱尔兰支部党报以欣喜若狂的标题向事件表示欢迎：“共产主义已死。现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战。”贵党主要社论的导言说：“报纸和电视宣告『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这是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为此感到欣喜的事实。 ” （《社会主义工人报》，1991年9月）

当时的事件使叶利钦（台：叶尔钦）以工业私有化的纲领在俄罗斯上台，并且实行向市场和外资开放的政策。 贵党1991年9月的报纸批判那些认为“叶尔钦代表着倒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左派，称“叶尔钦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倒退”。贵党把叶尔钦描述为是国家资本家阶级中一个比较开明的成员，他“面对严重的危机，希望使经济摆脱恶性循环，并改组生产方式以在世界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他向俄罗斯的国家资本家们提供了一线生机。 ”这些言论跟那些呼吁苏联解体的文章，和推倒列宁凋像的游行中一同出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参加这些游行，就像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参与了前往沙皇宫殿的宗教游行。 ”

贵党在1991年写了这种文章，正当俄罗斯的反革命决定性地加强。把这些游行跟1905年反对沙皇的革命相提并论绝对是错误的。你们提到的1905年1月9日游行示威有十万多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同时发动了数日的罢工。 确实这个游行是由一位牧师发起的，还有一些人背着宗教圣像，但这很难说是“宗教游行”。那天沙皇军警的血腥屠杀加深了革命形势，把革命从地底带到地面，从首都传播到整个沙皇领土上的各个城镇。

1905年的大屠杀引发了足足两个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序幕。这场反革命目前为止在前苏联人民的头上带来了近十年的苦难。 没办法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视会带来实际后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反动，这种思想主张消极被动。如果叶尔钦只是一个横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个“资本主义”统治者，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反对他的政策？如果产业私有化仅仅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转变成另一种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保卫“资本主义”（！） 中的国有制？

我们会从理论上回应贵党主张“斯大林主义社会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理论最彻底的反证，就是其实际结论是在面对反革命时主张消极和自满。

斯大林主义尚未盖棺论定。古巴尽管存在巨大的经济问题，但卡斯特罗政权仍在挣扎求存。这些经济问题已经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场开放。 事情的方向显然是朝向资本主义复辟。 也许这个过程在古巴会比东欧遭受更少的伤痛，但也有可能来自政权的抵抗会引起更剧烈的对抗。

人们对古巴的看法不同于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奥塞古，港：寿西斯古）的罗马尼亚，或是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台：何内克，港：昂立克）的东德。 在欧美年轻人眼中，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年轻人眼中，古巴让人联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华拉）和英勇抵抗美国军事力量的游击战士。 如果卡斯特罗抵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入侵，他可能会在激进的年轻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会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卫古巴的群众运动。

这当然有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种运动发生的话，我们可以预计SWP会放弃他们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为不进不退、在朝鲜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逻辑，而转而拥抱更具感染力的机会主义逻辑，摆出亲古巴、甚至亲卡斯特罗的姿态，因为这样会对激进的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

书评： 《他们摧毁不了的革命家们》

关于越南与法国殖民斗争的主流史观，往往反映了河内政权的斯大林主义陈见，对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拥护者的英勇献身不是无视就是诋毁。作为一位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吴文（Ngo Van，又名吴文雪Ngo Van Xuyet）将他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称）的经历撰写成书，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导正史观，是一本详实、励志，尽管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尾的历史纪录。

1930年代，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监禁，但他们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众基础，领导了好几次罢工并赢得多场地方选举。西贡有一条街道，曾经以一名被杀害的托派领导者谢秋收（Tạ Thu Thau ，1906-1945，又名谢秋杜）命名，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赢得许多群众的支持。尽管1975年斯大林派统治了统一后的越南，将这条街名更名，但“西贡当地人仍然称其为『谢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当时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和共产党斯大林派领导的恶毒攻击。1945年，随着斯大林派巩固对独立运动的控制，数百位积极的托派被抹黑为“叛徒”或“法西斯间谍”而遭到屠杀，这让人联想到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二战后的第四国际领导出于错误立场，尾随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建国者）、毛泽东等斯大林主义领袖，也故意淡化了这些对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国际领导者帕勃罗（Michel Pablo）甚至告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与毛泽东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数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法国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为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国的）侨民之中招募而来。胡志明（又化名作阮爱国）就是这批早期生力军的一份子，他于1929年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PCI）的创党成员。与后来的托派们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在国外流亡。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发动的官僚主义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产主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甚至赞颂“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积极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不满该党领导庸俗的民族主义、以及斯大林渴望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的立场，因此走向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主张的国际主义思想与坚持阶级原则的政治路线。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随国民党的策略导致中国革命的血腥溃败之后，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亦想从反帝斗争中消除一切社会主义的内容，拒绝提出国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厂之类的要求，说这样会疏远本地还很弱小的资产阶级。后来，印支共产党甚至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还地于农民（土地改革），认为这会疏远越南的地主阶级。这种“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一在一个“最小公约数”的资产阶级纲领上。印支共产党一直坚持这种政策，以至于1941年，他们将自己化身成“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Vietminh），一个此前已经沉寂很久的民族主义团体。

工人阶级和农民

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体现在两种不同的建党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组织规模尽管较小的城市工人阶级和苦力，特别是在西贡；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学生领导，并且倾向组织农民。

1930至1932年间，印支共产党领导了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和日薪劳工与法国当局不公正的人头税作斗争，但正如同吴文所指出的：“他们无法、也没有尝试在城市中发动运动响应。”

法国外籍兵团则以屠杀上万名农民作回应。尽管该运动的英勇，但印支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极左冒进错误。这发生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1928-34年），由于之前企图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机会主义政策失败，共产国际矫枉过正地要求每个地方都必须立刻“建立苏维埃”和“夺取政权”。

一旦农民运动平息下来，印支共产党便遭受无情的镇压，包括党总书记陈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产党支持者被控以“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当中8人被处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严酷劳役。

1931年11月，谢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对派。6个月后，他们开始发行双月刊的党报《无产》（Vo san）。1932年8月，《无产》的65名成员和支持者因从事“颠复活动”被捕。印支共产党员的大规模审判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註，但是法国共产党斯大林派的党报《人道》（L’Humanité）却对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保持了冷酷的沉默。然而在西贡，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来，在市议会选举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知名民族主义者合组“工人名单”参选。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产党领导者被判处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单”中有2名候选人当选（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义者）。虽然市议会本身是一个无实权的机构，但这场选举在大规模镇压期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3个月后，法国殖民当局宣布这2位市议员当选无效！

联合阵线？

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贡进行了一段长时期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联合阵线是群众党派之间的务实协议，而不是小规模的宣传团体。列宁的建议是“分开游行，一同罢工”，意即行动统一，但政治旗帜要分明。

西贡托派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幸的是这点在吴文的书中并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选之后，谢秋收和左翼反对派领导扩大了与斯大林派的联盟，并同意联合发布周刊《斗争》（La Lutte）和联合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该允许的政治让步，同意“办一份捍卫工农的报刊，但限制不讨论涉及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

《斗争》报的机关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已经是个联合的党组织，且是个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联合阵线”。在1935年的市政选举中，4名《斗争》的候选人当选为西贡议员：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谢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吴文记录说：“4名『共产党人』在市议会中的充满力量的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民的热烈同情，并提高了群众的斗志。”但4个月后，这5个人因支持马车车伕的罢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们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对政治纲领和分析的妥协上，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与法国右翼共和党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面对这个震撼弹般的政治事件，《斗争》对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对1936年8月莫斯科大审判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也保持缄默。史实显示，当时托派领导认为国际问题可以与日常工作分开。他们并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审判的致命意义，了解到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义份子将把相同的做法引进到印度支那。这导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对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少数派于1935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布鲁姆（Le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当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布鲁姆政府没有放弃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体系”。正如吴文所说，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车中，“印支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斗争从纲领中抛弃，在公开言论中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法国帝国主义』”。

这种背叛为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迟至1936年12月，围绕《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开始抨击巴黎人民阵线政府未能解除对印度支那的镇压。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于是退出与托派的联合组织，宣称该组织已经“托洛茨基化”。这个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阶级中成长的转捩点。

受到法国工人的启发，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发了罢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业、煤矿、铁路和码头行业。正如吴文解释：“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自发的，然后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响下，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每天八小时工作、工会合法化、民主自由并终结暴政和罚金……”

这一运动导致法国当局作出了一些深远的让步，在交趾支那涌现的超过600个行动委员会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领导。

1937年2月，法国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记载：“支持第四国际的革命鼓动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贡提岸的工人阶级大众裏，影响力不断增强。”同年7月，又再补充：“工人阶层中，托派政党比印支共产党拥有更多支持度。”

“保卫印度支那”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印支共产党领导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问题都应该从属于反抗“法西斯”日本的斗争。

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展开加速军事化的进程，为“保卫印度支那”而进行3千300万法属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战争举债，还试图征召2万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产党这时选择了支持法国政府。这两个议题都引爆了群众的烈火──反对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斗争，早已经历漫长痛苦的历史。

尽管如此，印支共产党还是呼吁人们自愿参军来支持“法国民主”。正如吴文所指出：“印支共产党的某些人对战争债券表现出极大热忱，甚至他们还提议将100元债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债券，好让穷人买得起。其他有些人则反对与殖民政权合作，却被革除党务……我们同志的声明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战争税、反对生活水平恶化。”

斯大林派被视作与法国当局及紧缩政策一伙，以至于当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钱的税时，工人就把这称作“第三国际的火柴盒”。

法国殖民地总督曾写道：“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相信……安南（越南）群众的利益驱促使他们靠近法国当局……而托派……则不怕推动当地人抗争，以便将可能爆发的战争变为他们的优势，以赢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产党的亲法立场，在1939年的市政选举中受到了惩罚。尽管托派遭到打压（所有会议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选入西贡议会，而斯大林派则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产党在组织方面受到打击的消息，传到仍在中国流亡的胡志明耳中。彷佛是对未来的可怕预言，他说：“面对托派分子，不能与之和解或让步。必须以各种方式揭露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敌意，一部份是由于胡志明希望与帝国主义达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此后共产党在法国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缔。在越南对于斯大林派与托派的镇压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被送进了集中营。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让印支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转，他们放弃了亲法的鼓动宣传，恢复了第三时期的“反帝国主义”策略。当日本于1940年9月在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登陆时，印支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冒进的、计划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国当局。和1930与1932年间的农民起义一样，这场起事也被残酷镇压。印支共产党的一次党内审判将这场灾难的责任归咎于2名地方党委书记，并将他们处死。

与此同时，日本与战时法国维希政权达成了协议，印度支那由日本军队占领，但继续由法国魁儡政权统治。胡志明在中国复活了民族主义的越盟，带领一支由500名越南侨民组成、在中日战争中由国民党训练出来的武装力量。正如吴文指出的那样，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种选边站的做法，一种寻求他国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国、俄国、美国、甚至法国）；当中毫无无产阶级的立足之地。”

尽管胡志明采取左摇右摆的机会主义路线，但在日本战败造成的权力真空中，越盟却变成了越南独立斗争的领导。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苏联权威的强化，以及越南农民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但托派政党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犯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随着日本帝国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场革命浪潮。在秘密会谈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条件，让法国5至10年后才允许越南独立。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场，目的是要延长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战时同盟。

相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则呼吁展开大规模示威，并武装群众，以阻止法国殖民政权的回归。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鸿基（今下龙）、锦普地区，不受越盟控制的3万名煤矿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生产。他们控制了铁路和电报等公共设施，赶走了旧有的管理人员，并实行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资不论层级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个工人公社一直持续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团结”为名逮捕了矿工领袖，并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胡志明的军队甚至企图阻止农民接管土地，尽管最终他们被迫放弃。

交趾支那是越盟游击队进入的最后一个地区。但在这一带，尤其是在西贡的工人之间，托派有着巨大的权威。正如吴文指出的，“《斗争》的一伙人组织了大约1万8千名斗士和同情者。《争斗》（Tranh dau，《斗争》报La Lutte的越南语版）以日报形式复刊，印刷量超过1.5万份。”

1945年8月21日，西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有30万人参加，其中3万人跟随第四国际的旗帜，他们的口号是“武装人民”和“为工农政府而战”。

越盟到来

越盟完全没有参加8月21日的示威游行，反映出它在西贡缺乏基础。就在傍晚，越盟从周边的农村进入到城市裏，并且绕过工人的控制，宣称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载着扩音器的厢型车巡绕着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这时越盟在西贡还不为人知，它在一份传单中自我介绍：

“越盟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与法国（？！）和日本战斗。我们是俄罗斯的朋友；中国与我们同心同德；美国梦想的是贸易而非征服；在英国，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倾向左派。谈判对我们来说将会很容易。”

斯大林主义份子一边兜售迅速而无痛击败法国的幻想，一边试图抹杀任何独立群众行动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员会。抵达西贡后，越盟在没有遭到日军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央邮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且呼吁在8月25日举行一次新的大规模示威，这次则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夺取西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权。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越盟支持者从周围的农村乘客车赶来。正如一位托派领导者所说，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背着人民进行的”。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斯大林派领导谴责“煽动者和挑衅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时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与托派打交道。因为托派主张民主的工农委员会和武装人民，在西贡人民中有着强烈的共鸣。

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

不幸的是，在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斗争》的领导又回到了10年前所谓“联合阵线”的错误立场，但是这次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开始群众还无法看透越盟的本质，一方面以华丽辞藻说“宁死也要独立”，实际上面对帝国主义、苏联官僚、国内地主与资本家的压力却不断倒退。当时根据群众的经验，如果得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裏，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的反对力量。数以百计的行动委员会已经出现，有可能成为西贡及其周边地区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但这需要一个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领导。

《斗争》的领导们一方面抗拒和较小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合作，但在总体方向上却想与越盟结盟，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斯大林派能够否决他们自己的行动。例如他们通过谈判之后，才组织一支隶属越盟指挥系统、被越盟“认可”的托派民兵。他们的越南语日报《争斗》当时看来已停刊。随着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谋杀），第四国际书记处犯下印度支那支部于1930年代同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本来已经政治混乱的印支托派在国际的错误领导下变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轻的前托派回忆道：

“我们的同志被自己的热忱和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冲昏头，忘记了堤防斯大林派。从那时起，我们的同志们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把工厂变成堡垒、准备内战的步伐。十月派（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激进分子只对《斗争》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评。”

在随后的事件中，这两个托洛茨基组织的民兵即使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仍毫无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装。他们或许是因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应，而拒绝了一个民族主义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农民追随，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压的目标。然而，托派只要能与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与之建立仅涉及自卫的务实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此时，谢秋收前往北部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或许是为了要和胡志明会面。过程中他被越盟逮捕并遭到枪决。斯大林派的私设法庭上，谢秋收令人动容的辩护，使得行刑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要由“检察官”从背后枪毙他。

西贡起义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国军队于同年11月重新占领印度支那这段期间，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将军率领一支小型的英国和印度部队进驻西贡。当他们到达越南时，他们发现西贡到处都飘扬着越盟的旗帜布条，上面写着“欢迎同盟国的到来”，还有四个同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新的越南国旗。格雷西后来回忆说：“我的抵达时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后我很快地把他们赶走。”

英军抵达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组织”的武装。打压托派的运动就此展开。一个斯大林派组织“解放旗”（Co giai phong）说到：“必须立即镇压托洛茨基主义的煽惑组织。”更宣称：

“……他们要求武装人民──这吓坏了英国来使。他们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给农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阵线并挑动地主反对革命。 ”

但是，随着英国人逐步打击越盟在西贡羽翼未丰的政权，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众压力下采取行动。9月17日，他们发起了罢工瘫痪西贡。9月21日，格雷西将军宣布戒严，禁止携带武器并查禁越南语报刊。英国士兵占领了西贡监狱，释放越盟关押的法国魁儡政权的俘虏，同时却把托派囚犯交给法国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国种族主义殖民者的向导下，英军从越盟手中夺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控制权，并触发翌日晚上的起义。西贡贫民窟和工人住区设置了街垒，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托派的民兵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战斗。数百名托派在战斗中阵亡。越盟此时却呼吁民众分散到农村并说“保持镇定，因为政府希望开始谈判。”然后，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也撤军到农村，抛弃了他们在西贡工人阶级之间的位置。实际上，这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解散。在农村，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大多数情况下还遭到越盟屠杀。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发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赛罗纳的事件，成为决定西班牙革命未来走向的关键转折。尽管西贡的托派在街垒和工人街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只满足于当越盟的左派批评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为西贡群众的新领导。

法国回朝

10月2日，法国政府与越盟西贡地区委员会达成了停战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斗争》组织领导者悉数被执行死刑，罪名是“让敌国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样，斯大林主义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对抗反动势力，而是打压革命左翼、打击所有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诉求的努力。

11月，当英国将西贡的控制权转让到法国手上，越盟再次放弃了这座城市。正如吴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运动已经溃散。托派大部份领袖被杀害。民族主义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镇压。这为法国帝国主义的回归开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纬16度线上一分为二，南部由法国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军的存在（首先是国民党军队然后是法军），同时又尝试与法国谈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国土，胡志明还是不放弃谈判！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后来之所以能从自己的政策的烂摊子中全身而退，是由于他们完全预料之外也未曾支持过的1949年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地震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政治成本 。

随着越南的历史再次得到人们的关註，吴文的着作即时地填补了重要的历史缺页。尽管它没有彻底分析这一时期托派在政策和战略方面的错误，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在越南的卑劣影响，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诚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来争取独立，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红旗飘扬于德国国会大厦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当权者诉诸二战英国抵抗德军轰炸时所谓的“大轰炸精神（Blitz spirit）”，说得好像所有人都齐心抗议。实际上，从二战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时期至今，这种呼吁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虚伪。

二战中，超过7000万人丧命——包括600万犹太人、470万波兰人和400万名社会主义者、同性恋、罗姆吉卜赛人及其他“不受欢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惨死于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

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贝尔森（Belsen）和华沙犹太区，这些集中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骇人罪证深深烙在公众意识中，如此恐怖行径绝不能重现于世。然而许多人仍会问，为何在离尸横遍野的一战短短不到一个世代后，这样的冲突会被允许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终结的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业化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西线和东线莫不是血腥屠杀。它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首次为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而爆发的大型冲突。当冲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们首先在俄国革命期间起义，随后蔓延至德国。接连的革命结束了战争，但是资本主义仍在俄国以外存续。

德国资本主义在一战中被击败，屈从于割地赔款。 从大战中走出的英法帝国寸土未失，却对崛起中的美国背负沉重债务，美国借此成为主宰世界资本主义的强权。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俄国的诞生，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强权所谓休战不过是将冲突从西欧转移到俄国内战、转移到对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转移到维持世界各处殖民地的残暴行径。

各国资产阶级为各自利益而发动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衍生的问题，无疑将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体现在世界各地罢工和抗争中——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到苏格兰格拉斯哥，由俄国柏林至中国上海——全球资本主义不得不处理纷争不休的各国政商权贵之间的竞争、对付工人阶级越来越组织化和激进化而不容小觑的力量。

全球经济在1929年的崩溃后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推动文明进展的能力已悉数损毁。资本家为竭力维护自己的利润和对资源与职场的控制，不惜将贫困和苦难变本加厉地强加于工人身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孤註一掷，表现在德、意诉诸法西斯独裁政权，以粉碎有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抵抗。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回应

英国二战纪念活动将战争描绘为一场各个阶级共同团结一致击败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恶政权的全民族抗战。然而，英国统治阶级的反应，说好听点是为捍卫他们的帝国领地才极其有限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说难听点是为粉碎竞争者并为资本主义披荆斩棘，以创造巨额利润，而这点正是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而难掩对德国的“同情”。在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后，逊位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纳粹的关系紧密，甚至能够得到德国占领军在他的法国宅邸派驻守。

1920至30年代，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统治阶级对法西斯一再让步，他们实施的绥靖政策在今日已备受骂名。他们乐于看到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得势。在一趟访问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尔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会全心全意地拥护你，自始至终地追随你对抗列宁主义野心和冲动的胜利征程。”

这番态度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统治阶级会对西班牙内战冷眼旁观。确实，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邱吉尔曾下令拟订如下计划：瘫痪纳粹政权但让其维持下去，同时展开一连串攻势来对付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苏联（尽管这个制度已经严重堕落）。邱吉尔在反对苏联的时候，显得远比反对法西斯时真诚。

然而，这些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不仅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为他们将面对来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绥靖和拥抱

绥靖政策的逻辑在于，对英国资本家利益的关键危害不是来自法西斯，而是来自革命的威胁，来自苏联可以发挥的潜在作用：苏联尽管尽管畸形和堕落得厉害，仍象征资本主义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颠帝国的衰落已成事实，这意味着任何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都将削弱它对领土的控制能力，让美国得以强化国际干预。当像希特勒这样凶残且反对社会主义与苏联的强人出现在政坛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国强权渗入中欧和巴尔干半岛时，他们抓住机会跳了出来，扮演德国重新武装和吞并行径的调停者：允许纳粹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不妨碍不列颠帝国利益的承诺。

德国资本家之间早已达成协定：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独裁者。1920年代的德国充斥着革命动荡，到了三零年代，尽管德国社民党改良派的领导层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德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劳工运动。德国共产党虽然与苏联官僚的私利有着曲折的联系，但他们的存在与成长，足以驱使德国资本主义求助于破产的中产阶级，他们日益壮大的运动日益集结在以希特勒为领导核心的纳粹党周围。少数的德国商业阶级，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开始就积极提供纳粹财政支持。然而，国内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废墟和日益具战斗力的德国工人，促使这些起初的支持者开始把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更全面地引进德国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作为他们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案。

德国工人曾有机会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这一时期，希特勒和纳粹曾有机会被遏止。尽管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存在着政治弱点，但工人们仍留有大量的组织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如果能够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真实威胁并采取统一战线，它将可以推翻现行制度，阻止事态发展至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处于威胁之中的德国资本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以粉碎这些组织。

最终，德国社民党领导层为资本主义国家撑腰的政策失败，路线受斯大林影响的德国共产党深陷于宗派主义之中，它们均未能认识到法西斯的危险。 领导层的失败导致组织起来的活跃工人阶级这个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时期到来的群体，遭到不断巩固的纳粹所摧毁。

西班牙内战

一战没有停止战火，一场新的全球冲突的进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为世界大战先兆的西班牙内战，见证了重新武装化的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干涉内战以支持弗朗哥，让它们凶恶的政策小试身手；见证了英、法、美的无动于衷，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势力在西欧的壮大，他们明面上未采取干涉制止法西斯，实际上消极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来斯大林的干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转局势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观的未来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与农民沦为牺牲品。

这些事件还展示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从世界各地前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他们的英勇示范得到沦陷区各地抵抗运动的响应——法国、意大利、波兰、希腊、巴尔干、越南和中国，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工人和青年担任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数百万的工人见识到要击败法西斯，必须要通过斗争，通过为战争贡献心力不畏惨烈地牺牲。

这份牺牲是统治精英未曾付出过的。在英国，邱吉尔搞砸了西欧的防御，又发动仅为了捍卫大英帝国利益的战争。他长期支持推迟盟军对西欧的反攻，却更倾向发动日益造成无差别伤亡的灾难性大轰炸，当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对希特勒时，英国断然拒绝他的提议。斯大林因此转变了策略，与希特勒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条约并非试图为无可避免的入侵争取时间，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诺，并参与了对波兰的残酷瓜分。而肃清反对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战准备，也削弱红军和工人们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进攻和苏联的抵抗

在短短的几年裏，希特勒和轴心国发动闪电战，接连拿下了中国东北（满州）、比利时、法国和大部份的巴尔干。希特勒随后将他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并于1941年6月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入侵行动。纳粹入侵东欧及苏联的暴行向全苏联人民昭示：这将是一场歼灭性的战争。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被入侵震惊，他们意识到只有放宽控制才能自己皮肤不受损伤。为准备苏联的防御，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缓和了下来，特别是对红军的干预也有所放松。将这场冲突被贴上“爱国大战”的去政治化标签，没有任何要求德国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对抗帝国主义的号召，还再度将森严的军事等级制度引入了军队。经历了入侵初期的溃败后，壮烈的牺牲（超过2700万苏联军民死亡）以及为战争做出的无比努力（T-34坦克是战争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将纳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红军的占领区横跨东欧和德国。

谁的“大轰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齐心，就像二战中所有人“齐心协力”一样，不过是蓄意传播的谎言。在二战时的伦敦东区（贫民区），工人阶级还得为地下防空掩体而斗争。 尽管工会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产党抱持反动愿望，仍无法阻挡工人们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利益。

1944年，贝尔法斯特展开了一场机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爆发的罢工。随着工人们从一间又一间的工厂涌出，发展成了一场机械产业总罢工。到了五月底，超过2万名工人加入了罢工。 1942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老板试图开除2名工会成员时，罢工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了起来。在这两次情形中，罢工的主动权都来自工会成员，而组织和协调行动则是由强大的商店职工团体进行的。

战后瓜分

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斯大林主义苏联相聚一堂，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反抗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提出要由工人阶级接管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在希腊、法国和意大利都纷纷爆发这样的运动。 为了扼杀这些运动，对世界地盘的划分便具有关键作用。这些会议巩固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列强的统治地位，以牺牲尤其是英国等老牌列强的地位为代价。 战后的资本家要保住其体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让步一条路可走。例如在英国，工人们赢得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经济部门的国有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段时期满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训，最明显的是，工人运动若不与企图组织起来的法西斯分子相对抗，就将面临着危险。工人们在战后时期赢得了大规模的胜利，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在捍卫当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设法摧毁它们的人。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明白击败法西斯的关键不在于邱吉尔和斯大林，而在于普通工人阶级的英勇付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未曾存在过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资本主义精英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势不两立，双方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打败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和团结一致的基础之上，他们抗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政权的行为，并拯救了人类。 工人们曾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今天工人阶级一样做得到。

中国：一场反资本主义革命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专政？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每月平均收入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着农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与驱逐了帝国主义。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参与及领导角色，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彷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制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制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制，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与国民党及外资连系的企业，但容许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实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复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良。

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后来在1950年代末苏联赫鲁晓夫政权取消援助之下，中国经济仍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1952至1978年之间，中国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高达11.3%，工业占GDP比重也从10%上升到35%。工人与农民虽然普遍贫穷，却享有着终身的就业保障，退休金，医疗与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国的年均寿命在毛时期从35岁提高到65岁，文盲更是从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时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婚姻，纳妾，重婚等等都被终结。

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在极左和极右间摇摆。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制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彷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复制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制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着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在城市裏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制。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制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当公社被瓦解，医疗及教育保障迅速的从农村消失，农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资金维护，同时失去公社制度动员农村群众，让后期的破坏变得更加严重，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工人阶级失去了终生雇用保障，退休及医疗服务，而农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变成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价格双轨制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汙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资本主义复辟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着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复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并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美国：社会主义者与国家　如何终结种族主义执法

美国警察执法的本质与这个国家的暴力、种族主义历史密不可分。从奴隶巡逻队，到蒙哥马利警察局长康纳（Bull Connor）向黑人民权运动抗议者使用警犬、消防水炮，再到现在警察在黑人社区滥用私刑：这些事件都有着同一个脉络。

在美国历史中，警察和联邦的镇压还针对试图加入工会的工人、激进的组织者以及任何威胁到统治阶级利益的真正的斗争者。 1932年，时任总统胡佛派遣军人和坦克捣毁在华盛顿特区要求政府兑现长期承诺的一战补偿金的黑人与白人退伍军人营地。 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在共和钢铁公司大门外罢工的40名手无寸铁的钢铁工人开枪，造成10人死亡。 2006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对美国中西部肉品工厂进行了盖世太保式突袭，随后大规模地驱逐了这些移工，其目的是为了镇压群众性的移民权利运动——因为这些工人正在组织起来！

警察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解释的那样，在历史上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的出现反映出社会已分化为阶级之间具有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的阶级社会。用恩格斯的话所说就是，国家由“武装的人”组成，国家暴力机关使阶级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但最终维护的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我们社会中的那些亿万富翁资本家。而在我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为维护他们的财富以及统治地位，不可避免的便是镇压与暴力威胁。

从黑奴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种族隔离法案），再到当今已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维持种族间的分化一直都是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为了组织强大的工业工会，如1930和1940年代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激进的组织者们反对由福特等老板为维持其控制权所培育的恶毒的种族主义。如果他们不采取明确的反种族主义立场，他们便无法说服黑人与白人劳工共同奋斗，并赢得有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运动影响深远，以至于它可能是抗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开端。

在现在，警察对贫困黑人和拉丁裔社区采取强化治安措施，实际上意味着使他们不得不呆在劣质的、犹如隔离政策的住房与学校之中。但是，种族主义政客们也尝试把有色人种描述为对较富裕的白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社区的威胁，以便使这些镇压政策更受欢迎。

只要还有一天维持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就不可能实现非种族主义执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下也不可能废除警察——只要资本家仍在统治，他们就将且必须找到一种维护其利益与财产的措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除了推翻资本主义本身之外无计可施。

真正改变

事实证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第一阶段所赢得的改变（包括更多培训和戴上随身相机）是远远不够的。不过，警方执法可以显着改善，滥捕滥囚可以成为历史。但是，因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惨遭杀害后爆发的群众运动，我们才能够赢得这样的成果。为了赢得真正和长久的成果，运动需要继续下去，拒绝被资产阶级收编，以动员劳动者这一社会力量为中心，并阐述更广泛的社会计划。

当前的运动表明，人民群众反对警队中的可恶、猖獗且反动的种族主义。他们十分积极地反抗种族主义政策。这次事件还暴露出警察所拥有的巨大保护伞——他们几乎对任何罪行都享有不成文的法律豁免权。他们是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阶层。他们是统治阶级用来强使人民（特别是黑人社群）“配合”的工具，但现在，统治集团甚至难以管好自己这支队伍。

群众运动暴露了统治集团中在警务问题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极端反动派的大幅强化镇压的立场已被统治阶级其他派别所孤立。由西雅图市长杜尔坎（Jenny Durkan）和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统治集团另一派寻求维持现状，但目前在运动的压力下退让。第三个派别试图采纳运动的减少对警察的拨款诉求，降低警察的武装，从而收编这一运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多数议员甚至支持“解散”警队。但他们基本上迅速开始从这一立场退让，称他们正在开展为期一年的计划，研议替代性警务。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我们需要现在就改变！

我们需要具体化减少拨款的诉求。西雅图的社会主义市议员萨旺特（Kshama Sawant）呼吁将警察预算削减50％，并领导在西雅图的征“亚马逊税”斗争，以资助永久的可负担社会住房、社会服务和工作。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要求将警务政策（包括雇用和解雇）置于民选的公民委员会控制之下。必须立即清除社区内所有曾犯下种族主义和过度使用武力罪行的警察。像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警察不应武装巡逻。一旦警察部队受民主控制（哪怕只是一定程度），黑人工人阶级受到的压迫将尤为减轻，但其实全体工人阶级都将从中受益。

警察内的分裂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警察也不是铁板一块。反动分子在警察队伍中十分强大，且在全美大部分地区中占主导地位。尽管有警察装模作样地单膝下跪后暴力袭击了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普通警察对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一事流露出真正的同情。明尼阿波利斯的14名警官最近在一封信中，声称代表其他数百名警察谴责警察德裏克·沙文（Derek Chauvin），并支持改革。这一举动有局限性，也有积极的一面；但若没有群众运动的压力，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有普通警察真的想要改革，并希望与其工作所在的社区建立不一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正是他们站起来并把像鲍勃·克罗尔（Bob Kroll）这样亲特朗普的极右翼领导人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赶出去的机会。我们认为，警察有权组建工会，这样他们就有办法抵抗统治阶级利用他们来镇压劳工。但这显然不是警察工会在今天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许多城市的警察都利用其参与在更广泛的工人运动来掩饰自己。工人运动不能保持沉默，必须捍卫被警察虐待的黑人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必须要求警察工会拒绝种族主义的警务政策，并同意支持清除警察中那些有暴力和种族主义执法记录的人，以便允许警察工会留在或加入劳工委员会。

安全、公正的社会

为了使人们生活在一个不必担心国家压迫和种族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必须与资本主义决裂。正如我们在最近关于明尼阿波利斯运动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工人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与奴役、帝国主义和一切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在工人政府底下，主要公司被收归公有，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经济，并为打造一个摆脱种族主义警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创造条件。 这将包括工人阶级社区自我组织，保护自己，维护安全。

总的来说，废除警察和监狱、终结国家镇压的进程，与终结和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彼此交织。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不会去做这些，而是需要工人阶级组织有意识地进行革命运动来实现它们。 ”

社会主义替代主张：

立即解雇并起诉所有实施暴力或种族主义袭击的警察。
将国民警卫队从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地区撤出，结束城市宵禁。他们对于种族正义没有任何贡献，而被用来镇压抗议活动，恐吓工人阶级社区，伤害报导非暴力抗议活动的记者，以及保护银行和警察局。
结束警察的军事化。禁止警察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锁喉和军事装备。解除巡警的武装。
将警务置于民主选举的公民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应发挥真正的作用，例如拥有雇用、解雇、审查预算优先事项以及传唤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应该公开进行。
大幅削减警察预算，并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到学校和可负担住房中。大幅征收富人税，并将资金投资于绿色工作、社会计划、公共教育和永久可负担社会住房。
警察工会以支持滥权警察的反动分子主导，不应被工人运动掩饰。工人运动必须站在抗议者一方果断开展工作，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必须要求警察工会拒绝种族主义警务政策，并同意支持对警察队伍的清理，否则不能让警察工会留在或加入劳工委员会。
政治代表——两大党都忠于种族主义和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党市长和市议会在阻止杀人警察方面毫无作为。我们不应相信哪个大党能代表我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大企业的新的多种族工人阶级战斗政党。
整个体制都很罪恶——麦尔坎·X说：“你不可能实现不带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 为了赢得长久的变革，必须将对抗警察种族主义和财团政治体制的斗争扩大为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及争取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

托洛茨基在挪威

今年是伟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务懦夫地暗杀80周年纪念。托洛茨基当时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独裁仍然惧怕他的思想，还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来建立个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潜力。

托洛茨基与同列宁共同领导了当年的革命。为了纪念托洛茨基对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政治和理论遗产，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可怕反动的勇毅，我们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关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发现他们无法获得安全的庇护。先是被驱逐出法国，然后被拒绝进入英国，他们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斯大林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所谓“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让托洛茨基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签证而颠沛流离生活的日子永远无法结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他、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 Sedova）和儿子列夫•谢多夫（Lev Sedov）被从一个流放地赶到另一个流放地，先后长达十多年。 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亚来到了挪威，在那裏生活了18个月。他们在赫讷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为社会民主派编辑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园风光与周围正酝酿的政治风暴可谓形成鲜明对比。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在臭名昭着的莫斯科大审判的开始阶段这一关键时刻，挪威工党政府要将托洛茨基软禁起来，不让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当我今天回顾这段被关押的日子时”，托洛茨基后来承认，“我必须说，在我的整个生命过往中——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谓‘社会主义’政府那样，对我进行过如此过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个月的时间裏，这些满嘴民主的虚伪的部长们企图将我束缚住，以阻止我抗议史上最大的罪行。 ”

挪威工党上台

1935年6月，在约翰•尼高斯沃尔（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党政府上台后，托洛茨基从法国来到挪威。法国激进党政府曾威胁要把他驱逐到法国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忆说：“我似乎要在马达加斯加和奥斯陆之间做出选择”。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急于见到这位红军的传奇创始人。他后来回忆说：“从我与工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开始，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发霉味，那是易卜生剧作中极力谴责的保守主义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长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该党日报《工人日报》的采访。托洛茨基是在部长保证这不会违反他的庇护条件后才同意的。庇护条件规定托洛茨基不得参与挪威内部事务。 《工人日报》表达了大多数挪威工人对托洛茨基发自内心的热情，它写道：“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所有思想正确、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对政府的决定感到高兴。庇护权不能成为一纸空文，而应成为现实。挪威人民对托洛茨基在他们国家的存在感到荣幸。”

尽管当时托洛茨基主义在北欧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适应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裏接待来访者进行讨论，并与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这裏写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苏联需要一场补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扫除由于革命的孤立而产生的官僚和官员的特权阶层。

1936年8月，国内外的事件发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种戏剧性转变。从一开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动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党派“国民联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对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车暴徒强行闯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处。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钓鱼，但克努德森的女儿看穿了纳粹的伪装、阻止了纳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间入口，而她的哥哥则去找警察。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吉斯林的人从门口附近的一张桌子上拿走了几份文件。然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声称持有不利于托洛茨基的文件，“他违背他给挪威当局在逗留挪威期间保持政治上不活跃的承诺。”

被盗的文件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人们震惊的：不过是一篇已经在美国周刊《国家》（The Nation）上发表的关于法国的文章，以及一封给法国托派的信。然而，这些 “证据”后来成为挪威当局翻脸、最终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的借口。这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事件很类似。庇护权首先受到极右翼的攻击，然后主流政党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的立场——以对抗极右翼的名义来使用！

国民联盟的3名成员因闯入并盗窃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诉。他们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时监视托洛茨基长达一个月。瑞典报纸《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写道：“盖世太保是挪威纳粹政变的幕后黑手。”报导说，被盗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国。盖世太保急于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国流亡者中的联络人，而挪威纳粹则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视为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进行全国宣传的一种手段。

莫斯科审判

8月14日，闯入事件发生十天后，“老布尔什维克”格裏高利•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义”的罪名面临死刑审判。这就是被称为 “莫斯科审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开始。其中，被告们被控阴谋杀害斯大林，并与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结盟。据斯大林的检察官、前孟什维克的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说，这个阴谋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是第四国际运动国际书记处的成员，当时住在法国，18个月后，32岁的他被斯大林的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杀害。

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报刊上充斥着维辛斯基的指控。 《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刊登了“托洛茨基即使在苏维埃俄国也是危险人物——计划谋杀共产党人”的标题，报导说他“亲自从国外向苏维埃俄国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

托洛茨基回击说：“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苏联官方通讯社）关于我的恐怖活动的声明是史上最大的诬捏之一。我在此声明，这些指控全然不实。对于每一个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塔斯社所散发的报告完全无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动，而我的思想和活动目前完全是用于写作的。我强调说，自从我到挪威以来，我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我在这裏没有收到那裏的哪怕一封信，也没有直接或通过其他人给任何人写信。 我的妻子和我无法与我们的儿子进行半句交谈。我儿子是一名科学家，与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联系。”

最后面的讲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娅为了尽力保护他们的小儿子谢尔盖，因为谢尔盖还住在俄国。但其实谢尔盖根本没有参与政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37年被逮捕，并被指控为 “大规模毒害苏维埃工人”而被枪决。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也是荒诞的。两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损，承认了不可能的罪行，签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评论说：“即使是诽谤也应该言之成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领导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杀后已经入狱，而实际上斯大林的格别乌要为暗杀罪行负责。莫斯科审判中充斥着这样明显的不协调之处。报纸写道：“苏联新闻界至今没有宣传，他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关押在监狱裏，如何还能领导反对派团体、如何还能与外国势力的特工和间谍保持联系。”（8月20日）

最终全部16名被告被处决。维辛斯基的闭幕言论令他们幸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灭：“我要求对发疯的狗、每只狗都要开枪！”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无异于斯大林发动的一场单方面内战，以压制一切反对官僚统治的势力。在1936-37年间，至少有800万人被捕并处决了100万人。反共书刊，例如《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斯大林的政权是从列宁的政权自然演变而来的，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与列宁有亲密关系的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传统被抹煞。这场审判完全依靠莫须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斯大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审判的主要对象，这绝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继续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而战，并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制定了纲领。格别乌使用酷刑和对被告家属的威胁来获取供词，这将波及托洛茨基，并合理化镇压。有些人认罪，是为了他们能在最后一刻幸免的丝微希望。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伪“秘密审判”后被枪决的，就像当时以传奇将领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为首的8名红军高级军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处决那样。当中3个人和托洛茨基一样也是犹太人。这是一次大清洗的经典画面，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时，红军军官几乎被摧毁。托洛茨基警告说：“牺牲苏联国防是为了保住官僚集团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

莫斯科大审判使整个世界感到惊讶，包括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闻从莫斯科传出前几个小时，挪威共产党于8月14日组织一次公开会议，抗议法西斯对托洛茨基的袭击。在几天之内，这种“错误”得到“更正”，因为法国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写道，挪威法西斯主义者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友好访问” ！

托洛茨基后来表示，“我感觉自己好像在疯人院裏”。他决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应，以便毫无疑问地还自己清白，并揭露斯大林政权的动机和本质。 “根据指控，我的恐怖活动主要是在丹麦、法国和挪威进行的。在这些国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惩处的。因此，我要求他们对我提起法律诉讼。我要亲自揭露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闻报》，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务部发表声明，声称托洛茨基违反了他的庇护条件。就这样，他完全被围困住了——法西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受斯大林压力的工党政府都希望令他噤声。托洛茨基被迫签署一项承诺，即避免“直接或间接、口头和书面地干涉其他国家当前的政治问题”。他拒绝签署，并在赖伊的命令被软禁，被禁止发表公开声明。政府害怕大选落败，正屈服于来自莫斯科、纳粹以及不想与莫斯科抗衡的航运和捕鱼业所有者的共同压力。一如往常，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时，资本家可以废掉崇高的言论自由权或反对暴政的斗争。

当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对国民联盟的成员进行入室盗窃审判时提供证据时，他发现自己在船坞中。他在警察的监督下被带到法院，对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动以及他是否曾批评外国政府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审讯。法官随后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认已经违反了他获得庇护的条件。他从法庭赶往与赖伊的会面。赖伊坚持托洛茨基签署一项新的、相对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诺，其中包括以下内容：“我进一步同意，我发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书接收的所有邮件、电报、电话将受到审查⋯⋯”！

他们希望得到他的签名，因为根据挪威宪法，政府无权监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后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赖伊不得不执行获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纳塔莉娅过往行为的逮捕行动——当时这两人都没有被要求签署任何东西！托洛茨基回忆说：“有才的司法部长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铁链和手铐，就可以填补当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坚定拒绝。” 他告诉赖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连斯大林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那无异于患上自大妄想症。

现在他被置于更加严格的监控之下。他的两位秘书欧文·沃尔夫（Erwin Wolf，后来被格别乌绑架并谋杀）和让·凡·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驱逐出境。几天后，托洛茨基和纳塔莉娅被转移到许吕姆（Hurum）一个新的拘留所。没有人获准访问他们，并且负责审查托洛茨基邮件的警察由国民联盟成员指挥。其中一名纳粹分子在吉斯林战时政府的领导下成为警察局长。

托洛茨基总结了他的处境：“法西斯主义者企图突袭我的家。斯大林指控我与法西斯主义者结盟。为防止我反驳他的谎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让我遭到监禁。其结果是他们把我的妻子和我关住了——由三个法西斯主义工作人员监督。即使进行最疯狂的幻想，也没有一个国际象棋棋手能够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盘。”

托洛茨基和纳塔莉娅的拘留引起了强烈抗议，甚至在国家官僚机构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赖伊依靠法西斯主义者从事肮脏工作的原因。当赖伊出人意料地对托洛茨基进行拜访时，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国的工人没能救您，那么您和您的同事将在几年内像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辈那样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时，相信部长回忆起了这番话。

对庇护权的嘲弄

尽管工党部长们始终否认这一点，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对斯大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接触，无法回应对他不利的诽谤，无法与他的支持者讲话。挪威政府监禁他，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宣传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从挪威散步恐怖主义，挪威当局为什么要逮捕他？维辛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写道，托洛茨基的缄默证明了他有罪。当托洛茨基试图利用法院进行聆讯时，他决定起诉两名报纸编辑（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和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诽谤他，因此，赖伊以一项新法令介入并终止诉讼。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摆脱托洛茨基。尼高斯沃尔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条款，“我们将把他送到西伯利亚”。 8月30日，苏联外长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挪威。工党部长们确实可能将托洛茨基移交给斯大林（就像希腊和其他欧盟列强在1999年将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Öcalan移交给土耳其当局一样）。

围绕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护权的意义，相关的辩论开始了。 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闻报》的社论说：“挪威政府真的确定托洛茨基过去一年的活动是否在庇护权的限制条件之内？……首先是规管的问题。”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呼应了斯大林和吉斯林的指控。当时，资产阶级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斯大林。

由于墨西哥于1936年12月决定批准托洛茨基的庇护，在经历了4个月的失声和不确定性之后，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门被打开了。听到托洛茨基的离开，苏联大使向赖伊送上鲜花。

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后

流放与迫害 

托洛茨基与同列宁共同领导了当年的革命。为了纪念托洛茨基对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巨大政治和理论遗产，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可怕反动的勇毅，我们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关文章。

托洛茨基通过对反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与斗争；为今天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这篇有关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于1980年首次刊登于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英威苏支部于当时的前身）的理论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斗争，他不是攻击对手的思想，而是攻击对手的头颅。」

Lynn Walsh，原文写于1980年，现内容有微调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麦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镐对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击，前者身份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别乌」（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这麽做是为了谋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过去是十月革命领袖列宁身旁的战友，曾创立并领导红军，同时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恶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这还是针对所有世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及所有的后辈青年革命者而来的系统性血腥恐怖之终极表现，因为他们正准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并对抗为官僚所控、充满压迫的政权。

当格别乌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时，他的家人、许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无数国际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和支持者，已被谋杀或被逼上自杀之路。

尽管官僚们谋杀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气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历史作用埋葬在谎言、诽谤和史实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却从未像现在 （原文年代为1980年代初）这样对工人阶级中的活跃份子产生连结和吸引力。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国家，以及俄罗斯与东欧的畸形工人国家当中，无疑有着新革命得以发展的远景。

今年8月，资产阶级媒体也无疑会很不情愿地承认这点。可预见资产积极媒体一定又会因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历史作用，又或故意掩盖混淆和托洛茨基有关的政治问题，而写下一大堆废文。

例如，尽管存在无可辩驳的证据（当时已有些明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更多佐证），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为斯大林主义开脱，甚至试图否定格别乌在托洛茨基被谋杀一案中的罪嫌。

但从根本上来说，有个老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党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兼红军统领，那麽为何他让斯大林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为何托洛茨基为何不亲自夺权就好？这些问题无疑将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过教条主义」、他的政治观「不切实际」以及斯大林比他「聪明得多」的论点。而提出这些论点则必然意味着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来得更加「务实」，而且也更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则亲自完全地驳斥了这些观点，不仅是在回答马克斯·伊斯特曼的问题上，并还对苏联工人国家的堕落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们的政治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把1923年以后所爆发的冲突仅仅归结于彼此对立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写道：「从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观点来看，这点预先註定了官僚政治的胜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胜利。无用的观察家和蠢人把这种结果归因于斯大林有着强大的个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认为这是因为他它特别狡猾。其实，导致这种结果的更深原因在于历史的推动力。斯大林的出现是作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后』 的半自觉表现。」 （《流亡中的日记》，第38页，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尔什维克领导，都不认为俄罗斯工人阶级能够在一个经济与文化还处在原始状态的国家中孤立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坚信工人必须掌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但是当论及如何完成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任务时，俄国工人阶级便只能与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一同合作进行才行，因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更高级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

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这得归咎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组成的领导层之误判）令苏联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经济政策，加快了官僚阶层的形成，他们将自己追求安宁、渴望特权和使自己能够舒适生活的私慾摆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统治阶层们「迅速的发现到斯大林其实是他们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层的利益。斯大林开始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他创造出了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外皮的异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们害怕反对派恢复工人民主的计划会在新世代的年轻工人们中得到回响，从而为反对腐败官僚的斗争提供新动力，而这激起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反对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梦魇，因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这便是这个残忍的傢伙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记》，第66页）

这种恐惧也说明了斯大林为何会产生渴望对托洛茨基及其家人报仇的个人情绪。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够聪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会和他换位思考、对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这人的心理如鲠在喉。」（于1935在法国的一间「感化院类型的监狱」中所写）

驱逐与流亡

托洛茨基预先地指正了「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误解』或不愿妥协的结果」这种错误的想法。托洛茨基谈到了当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时，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师（其实可能是「秘密地派来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问他是否认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与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这麽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说在那时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于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处。官僚主义迫使他把这个进程继续进行到底。他问：『它将怎样结束呢？』我回答说：『最后只会个糟糕的结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来解决它。』看来，我的来访者大吃一惊。显然它没有料到这样一个回答，于是他匆匆离去。」（《流亡中的日记》，第39页）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党内斗争，他写下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发表在《新路向》书中），开始警示革命后所会出现的危机。落后国家的革命势力被孤立于一地，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开始萌芽，托洛茨基开始对抗党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结成的官僚主义之肆意妄为。

在列宁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与托洛茨基一同对抗在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风气。

当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对派开始为复兴工人民主而进行斗争时，政治局出于权责而承诺恢复共产党内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伙人却设法使这项诺言停留于一纸空文。

四年后（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离开克裏姆林宫，并与他的反对派同仁们一同避难。一周后，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党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自杀，以死来抗议斯大林的独裁领导。越飞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个被斯大林政权逼死或直接杀害的人。斯大林政权系统性地残酷镇压其反对者，并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与自己官僚机构的极权手段之间闢筑了一道由鲜血所汇流的长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国外。他先是被驱逐到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俄罗斯小镇阿拉木图（Alma-Ata，今天是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后又从那裡被驱逐到土耳其，并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现伊斯坦布尔）的比于卡达岛（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为了使托洛茨基的写作和政治工作陷于瘫痪，斯大林袭击了他的由五、六个亲密合作者所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兹曼被迫自杀；布托夫死于格勃乌的监狱中；布鲁姆金被枪杀；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没有料到甚至没有一个祕书，我也能继续进行有计画的写作，还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核心班子来替代旧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最机敏的官僚主义者都表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目光短浅的人！」（《流亡中的日记》，第40页）所有这些革命者在过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期间担任军事秘书处成员，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装部队中效命。但是，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斯大林「正在另一个战场上用着另一个手段进行着斗争」。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后便随即将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种名称：契卡Cheka、格别乌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内卫部队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划和执行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那麽为什麽斯大林为何在起先时会允许让他的敌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公开示警说斯大林将会着手于夺走他的生命。他写道：「在1924～1925年期间，斯大林就提出过对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斯大林在少数人的会议上曾经权衡过同意和反对两种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显的。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勇于献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们可能会报以反恐怖行动。」（《诉状》 1932年，第9页，翻译取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一文）。

而这些会议内容是由曾短暂与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但后来又突然开始反对斯大林的二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报的。

迫害

但「斯大林后来得出结论，认为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是个错误」，托洛茨基写道：

「…与他的盘算相反，事实证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机关和没有经费也一样。

共产国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却完全一无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未来，今后是同左翼反对派的国际干部密切地联繫在一起的。什麽样的捏造也无济于事。

反对派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要着述，都将用各种语言出版。所有国家都存在坚不可摧的干部队伍，尽管目前人数还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国际反对派思想的坚定性和蓬勃发展对于他本人、对于他那虚假的『威望』、对于他那波拿巴主义的力量，是多麽可怕的危险。」（《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写下了不朽的《俄国革命史》和他辉煌的自传《我的生平》。通过与其他国家反对派的大量通信，特别是通过《反对派通讯》（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开始凝聚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国际反对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预测，斯大林会利用格别乌进行残酷的清洗，并试图摧毁一切对他不利的东西，这一预言很快得到证实。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后一段时间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他的女儿季娜伊达（Zinaida）因为疾病与抑鬱，在柏林自杀身亡。她的丈夫普拉东·沃尔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轻的反对派激进分子，后来被捕并永远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个向托洛茨基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营，在那裡死去。后来，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Sergey），一名没有任何政治兴趣或政治交际的科学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后来得知他已死在狱中。除了对思想的病态恐惧，「个人报复的动机向来是斯大林制定镇压政策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记》，第66页）

此外，格别乌从一开始就渗透进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对派团体。出没于欧洲的反对派组织、或到比于卡达（Prinkipo）访问协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兰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于卡达与托洛茨基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立陶宛犹太人，后来转向斯大林主义。另一个名为卡林（Kharin，别称约瑟夫Joseph）的人，将一版《反对派通讯》的文本交给了格别乌，从而严重破坏了该份通讯的製作。还有密尔（Mill）（保罗．奥肯Paul Okun，或奥宾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斯大林主义者，这让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确定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还是格别乌卧底。

为什麽这些人会被接纳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评论密尔的背叛时，托洛茨基指出：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左翼反对派处于极其困难的处境。过去没有一个革命党遭受过这样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国资本主义警察的镇压外，反对派还受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不择手段的打击…当然，俄罗斯支部的处境是最艰困的…

但要在国外找到一个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即使是为了纯粹技术上的职能，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解释了密尔有一段时间能够进入左翼反对派的行政书记处。当时需要一个既懂俄语又能担任书记职务的人。密尔曾经是官方政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声称有一定信心担任这个职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页）

回顾过去的经验，缺乏足够的安保措施显然会造成悲惨的后果。但是由于资源极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对渗透的恐惧、对支持反对派工作的人过分怀疑，可能会适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对人的性格有着积极、乐观的看法，他不愿让个人蒙受种种盘问与针对个人的调查。

然而，有一位到访比于卡达的访客绝对是一位专业的格别乌特务。这名特务的奸计很久之后才被发现，从而使人看到了格别乌谋害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手段。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索伯勒维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称为「塞宁」（Senin），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领导成员，与他同伙还有他的兄弟，鲁文·索伯勒维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罗曼·维尔」（Roman Well）的名字为人所知。

两兄弟密谋破坏德国小组的活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回到了位于莫斯科的格别乌总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暂到访哥本哈根，与「塞宁」当面对质，并谴责这名「所谓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斯大林主义者的特务」。托洛茨基写道：「用好听的说法，我们只会称这些人（索伯勒维丘斯兄弟）是革命的败类。」他还评论说，这些特务和莫斯科的格别乌之间肯定有联繫。

大清洗审判

很久之后，「塞宁」本人亲自证实这点，他承认：「我服务苏联秘密警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尽管几乎能肯定他们从更早就开始）。「这份工作是替约瑟夫·斯大林监视托洛茨基，斯大林痴迷于了解他憎恨的对手的一举一动与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间……在1931年和1932年的两年时间裡，我暗中监视托洛茨基和他周围的人。托洛茨基毫无怀疑，邀请我到他在土耳其比于卡达戒备森严的家中做客。然后我向克裏姆林宫汇报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诉我的一切，包括他对斯大林的尖酸评论。」

这件事于1957-8年间在美国被揭露，「塞宁」现在的名字是杰克·索布尔（Jack Sobel），作为俄罗斯在美国的一个间谍组织的核心成员受审。杰克·索布尔在口供中、在受审时、在其同伙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伪证审判时、以及有关间谍活动的参议院听证会的证词中，他和他的兄弟（现在被称为罗伯特．索布尔Robert Sobel）详细证实了格别乌在谋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离孤立的比于卡达，找到一个更靠近欧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根本不愿意给予托洛茨基政治庇护的民主权利。最终，在1933年，托洛茨基获准进入法国。然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右翼势力的壮大，很快导致法国达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驱逐他。几乎每个欧洲政府都已拒绝给予他政治庇护。正如托洛茨基所写，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签证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个短暂的避难所，在那裡他写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国时写道：「说谎、弄虚作假、伪造以及滥用审判，达到了迄今以前历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记》，45页）。但在他抵达挪威后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审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发了。「目前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扰乱人心的审判。」托洛茨基在日记中评论道；「斯大林专政来到全新的界线。」

在第一次骇人听闻的作秀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后是伪造供词、残酷施压、施以酷刑和威胁被告家属。主要被告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这些大清洗的审判中，托洛茨基作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进行了数不清的阴谋活动，据称其目的是暗杀斯大林、沃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并秘密勾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图摧毁苏维埃政权并使苏联解体。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对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应和反驳。为了避免遭到监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寻避难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提供的庇护。途中，托洛茨基回忆起了他写给政治局的公开信，在信中，他预见了斯大林的「世界范围的官僚主义诽谤运动」，并预言了对他的暗杀企图。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预感补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斗争，他不是攻击对手的思想，而是攻击对手的头颅。」（《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页）

在俄罗斯，清洗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少数老布尔什维克或左翼反对派。每有一位领导人出现在公审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关押起来，或被送到北极的劳改营等死，或在监狱的地窖裡被草草处决。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万人被捕，还有500到600万人在劳改营裡无人过问，其中许多人被处死。毫无疑问，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随者，承受着最残酷的镇压。

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别乌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但当时有谁抗议？谁站出来表达他的愤怒？」（《伟大的游戏》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这一荣誉。这群人以他们的领袖为榜样，这位领袖被斯大林用冰镐的一端奖励他的顽强不屈，他们与斯大林主义战斗到死，而且他们是唯一这麽做的人。大清洗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声反抗，他们被拖到那裡等着被消灭。在劳改营裡，他们的行为令人钦佩。但他们的声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权利指责那些曾经狼狈为奸的人。然而，请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大的优势，即拥有一个能够取代斯大林主义的连贯的政治体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极度悲痛中，他们仍有一些信念必须坚持。他们不『认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认罪对党和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56页）

俄罗斯的大清洗也与斯大林对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发的内战进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关。通过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僚领导、苏联军事顾问机构以及格别乌的「特别任务小组」，斯大林将他的恐怖镇压伸向了无政府主义者、左翼激进分子，尤其是阻碍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强措施，破坏由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领导的，位于巴黎的国际左翼反对派中心。

1936年，格别乌窃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档案，此举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击莫斯科大审中骇人指控和伪证的力量。但对托洛茨基本人和整个反对派来说，更沉重的打击是谢多夫的死。

协助托洛茨基着述、筹备和分送《反对派通讯》、维持国际反对派团体间的联繫，这些工作中谢多夫不可或缺。同时，谢多夫也为反对派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独立的贡献。

然而，1937年初，他怀疑患上了阑尾炎。在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议下，谢多夫进入了一家诊所进行手术——后来发现这家诊所由「白俄」后裔（指的是革命及内战后迁居国外的俄罗斯移民，通常反对苏维埃政权，其中大多数是白军的支持者）和有斯大林主义倾向的俄罗斯人经营。谢多夫一度从手术中恢复了过来；但不久之后，他死于极度神秘的症状。

证据以及至少一名医生的意见都将死因指向中毒，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杂的、几乎无法察觉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为他死去的儿子写了一篇感人的悼词：《儿子·朋友·战士──悼列夫．谢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页）。他赞扬了谢多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反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这对他个人来说是多麽沉重的打击。托洛茨基为自己和娜塔莉娅（Natalia Sedova）写道：「他是我们夫妻俩的一部份，是我们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与感情，每天经过几百个孔道传达到巴黎的他。我们的儿子一死，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切青年时代的东西，也都跟着死去了。」

随后，有消息透露，谢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这个人是一个格别乌特务，比以前渗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间谍和奸细要阴险无情得多。艾蒂安后来被揭露其真实身分为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他和索布尔兄弟一样，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被揭露为格别乌美国间谍网络的关键人物。

被捕的时候，兹博罗夫斯基已经犯下一连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鲜血。兹博罗夫斯基在美国的审判中承认，他曾让格别乌进入托洛茨基的档案室，并负责「处理」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书，1938年在巴黎被谋杀）、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并在1937年7月被谋杀）和赖斯（Ignace Reiss）（一个格别乌高级特务，抛弃了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机器，并宣布支持第四国际，1937年9月在瑞士被谋杀）。

据他自己承认，兹博罗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来一直是一名专业的格别乌特务（不过更有可能是从1928年开始的）。他可能曾经是波兰共产党的一员（尽管他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无疑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特务。毫无疑问，他与巴黎的杰克．索布尔有联繫，也与格别乌在西班牙的「特别任务小组」的特务有联繫。「特别任务小组」在巴塞隆拿谋杀了沃夫，在这个小组裡还有臭名昭着的爱廷贡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爱廷贡这个人，利用许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挥了针对托洛茨基的暗杀行动，一同行动的还有他的格别乌同伙兼情人，卡裏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儿子拉蒙·麦卡德（Ramon Mercader），后者正是杀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务。兹博罗夫斯基还负责将麦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杀的近两年前，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让麦卡德引诱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为进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审判和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专政来到全新的界线……」

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格别乌谋杀了托洛茨基、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后来，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不仅是索布尔兄弟、兹博罗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国法院和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词，他们给出了详细证据，而且还有一些逃离俄罗斯的格别乌高级官员，揭露了他们所涉入的谋杀活动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别乌的赖斯，他很快就因为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来，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担任格别乌主管的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国。他试图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谋危害他的生命，尽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细误导，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奥尔洛夫在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和他所写的《斯大林肃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详细地证实了兹博罗夫斯基、艾蒂安和麦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证据是由后来其他的格别乌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维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别乌追踪并杀害），以及后来逃到澳大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证实：

「托洛茨基的暗杀行动是由爱廷贡少将组织的，他当时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将军…招募西班牙人是为了替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牵制活动。」

霍赫洛夫补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个西班牙人，他被带到苏联，被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后来化名麦纳德（Mornard，即麦卡德或「杰克森」Jacson）并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萨克·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页）

武装突袭与暗杀

「报应将会回到卑劣的谋杀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娅与一群关係亲密的人抵达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纳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后几年的生涯中唯一准予其庇护的政府，与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托洛茨基在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欢迎，并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画家迭戈·裏维拉（Diego Rivera）借给他位于墨西哥城郊区科约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刚抵达墨西哥时，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且在不久之后又迎来了第三次、更为怪诞的审判。

娜塔莉娅提及此事：「我们听着收音机，打开信件与莫斯科的报纸，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们都感受到同样的疯狂、荒唐、愤怒、受欺和鲜血淋漓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汹涌而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12页）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这些骇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证据如何自相矛盾，并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彻底反驳了那些专对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实指控，此外，事实更证明了是可能组织一个由美国自由派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审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免除所有针对托洛茨基的控诉。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审判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接下来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与正当化——这恐怖浪潮将落在所有会对斯大林独裁统治产生任何一丁点小威胁的那些人头上，无论是积极的反对派，还是潜在的官僚敌手，又或是仅仅让他感到尴尬的过往同伙，托洛茨基深知对他宣判的死罪不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判决。

从托洛茨基抵达那刻起，忠于莫斯科路线的墨西哥共产党，开始呼吁要对托洛茨基的行动加以限制，防止他回应作秀公审的种种指控，最终目标是要将他驱逐出国。共产党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CTM）发行的报纸和期刊提出一连串诽谤的指控，宣称托洛茨基对卡德纳斯政府图谋不轨，还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动人士进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新闻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辞，不是用选票而是用机关枪。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袭，一群武装分子闯入他的住宅，用机枪扫射卧室，接着蓄意放火摧毁托洛茨基的文稿与档案库，尽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坏，托洛茨基与娜塔莉娅伏在床底下，惊险地逃过了死亡，他们的孙子塞瓦（Seva）遭子弹轻伤。

幸亏入侵者留下的一颗巨大炸弹并未爆炸，后来发现施袭者是由保镖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显然他遭到了某个他所熟识且信任的武装分子的欺骗，他的尸体后来被发现埋在石灰岩坑洞当中，另外，施袭者知道建筑物与安全设备的佈局——代表他们确确实实有内应。尽管有指责的声音声称哈特为帮凶，但他无疑是被欺骗了，像托洛茨基当时所强调的那样——被熟悉不过的人愚弄了。没有谁比麦卡德（外号「杰克森」，1940年8月以冰镐刺杀托洛茨基者）更能验证这个推论了。

一切证据都指向幕后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在他们身后操控的格别乌，通过详细分析遭遇突袭前几周的斯大林主义新闻媒体，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们已经预料到将有一场对自己性命的武装袭击，并且有所准备。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袭击者中的次级同伙，他们提供的证据立刻使墨西哥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经参与西班牙国际纵队——早已因成为斯大林的特工而恶名昭彰。线索很快指向西基罗（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裏维拉一样都是知名画家。但与裏维拉维拉大相迳庭的是，西基罗是墨西哥共产党的主要成员，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长期被怀疑与格别乌有联繫。虽然斯大林主义者蛮横地试图描述这次袭击为托洛茨基「自导自演」的把戏，为了抹黑共产党和卡德纳斯政府，但警方最终还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罗斯在内的主成员，但是由于共产党和工会联合会施压，西基罗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释放，理由是「缺乏实质证据」！

西基罗斯没有否认他在袭击中所担任的角色，事实上，他还公开地吹嘘此事，共产党感到尴尬不已——不全然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它的失败，他试图让自身同袭击事件分割，将一切归咎于「不受控的因子」与「密探内奸」。斯大林主义媒体一边称赞西基罗斯为英雄，一边又称他为「半疯癫的狂人」或「不负责任的冒险家」——甚至还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钱！共产党媒体以无耻的「逻辑」断言这次袭击是针对共产党和墨西哥国家的挑衅行为，因此托洛茨基应立即被驱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后，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承认了事实。该党的资深成员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产党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中，断然反驳该党官方否认参与一事，并详细说明了他们企图谋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准备。坎帕回忆录的关键摘录发表在更具影响力的法国共产党日报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报），该篇文章得到该党总书记马尔凯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权（参见我们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战斗派》）。

坎帕讲述了1938年秋天，他与卡裏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如何被党的总书记拉沃尔德（Herman Laborde）叫去获悉「极其秘密和精细的事务」。拉沃尔德告诉他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实际上是格别乌代表）曾拜访过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决定」，并要求他们落实「肃清托洛茨基的任务」。但在经过坎帕积极的分析后，他们拒绝了这项提议。

「我们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结束了，他的影响力根本趋近于零，这件事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频繁地说过。此外，他被除掉的话，将对墨西哥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作用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提议除掉托洛茨基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由于他们反对意见，拉沃尔德和坎帕被指责为「宗派机会主义」，且「对托洛茨基持柔和态度」，随后便被开除出党。

为墨西哥共产党做好谋杀托洛茨基的准备的人，是一些实施过莫斯科主子残酷命令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西班牙活跃的西基罗斯，大概从1928年就是个格别乌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义者科多维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爱廷贡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人安德烈斯·宁（Andreas Nin）的严刑和谋杀；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切卡（Pedro Checa），实际上这个假名是从苏联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来；以及化名为维达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将军」的假名活跃于西班牙格别乌的「特别任务小组」。当然，无所不在的爱廷贡上校统筹了他们的作为。

在西基罗斯与其党羽意图强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处失败之后，坎帕写道，「第三种替代方案付诸实行，麦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杀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认为从西基罗斯的突袭中逃过一劫只是「缓刑」。娜塔莉娅写道：「住处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为此做的防备，冲淡了我们对救赎的喜悦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强住宅防御，也採取了全新的预防措施。不幸的悲剧是，尽管怀疑家庭中有几位成员对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后仍未彻底认出来这个最终被证实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额外安保措施：例如，让保镳随时跟在他旁边。娜塔莉娅写道：「怎麽可能将一个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转变为自我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然而，鑑于托洛茨基的工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质——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杀行动，毫无疑问，安全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应当採取更加严密的应变措施。

比如说，在其保镳哈特被绑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註意到他允许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进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说这很粗心，讽刺地是，这还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证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纳塔莉娅，《父子》）

在西基罗斯突袭几天后，麦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为他的暗杀行动准备已经很长时间了。通过兹博罗夫斯基和其他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支持者间的格别乌特工，麦卡德在法国被引介认识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这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随后到墨西哥的科约阿坎（Coyoacan）为托洛茨基工作。格别乌特工成功地诱惑她，并使她成为麦卡德罪行裡的隐性帮凶。

麦卡德的「精心掩饰」尽管引来了许多怀疑，不幸地是他最后依旧达到目的。麦卡德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并在1933-36年成为活跃基层党员，当时该党早已斯大林主义化。他的母亲卡裏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别乌特工并与爱廷贡有所联繫，麦卡德本人大概是通过母亲而也进入了格别乌底下。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的破坏下，西班牙共和国战败后麦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为自己的未来角色作准备。1938年在巴黎与西尔维娅．阿格洛夫会面后，他随后于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并逐渐与托洛茨基的家人讨好关係。

在获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纳之后，麦卡德以讨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藉口安排亲自与托洛茨基会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段令人尴尬到近乎无聊的过程，从而兴趣缺缺。第一次会议显然是一次暗杀的「彩排」。

他下次来是8月20日上午。尽管纳塔莉娅和托洛茨基的保镳感到不安，但麦卡德又被允许单独访视托洛茨基。「过了三到四分钟，」纳塔利娅说：「我在隔壁的房间裡，听见可怕的刺耳叫声……列夫·达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现，靠在门框上。他的脸上沾满了鲜血，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没戴眼镜，胳膊弯曲地垂在了身旁…」麦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镐予以托洛茨基后脑剧烈的击打。但是击打并没有立即致命。正如麦卡德本人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长时间」。托洛茨基勇敢地与刺客搏斗，挡下更多的攻击。

纳塔莉娅说：「医生说伤势不是很严重。」

列夫·达维多维奇表情毫无波澜地听着，就像在听俗套的安慰一样。他指向自己的心脏的位置，用英语对汉森说：「我觉得…这裡…到此结束…这次他们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68页）

托洛茨基被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术后存活超过一天，于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岁。麦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罗斯受到宽容处置之后，他也可能会被判轻刑，但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过指纹和其他证据都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绝供出自己是谁或谁命令他谋杀托洛茨基。

尽管罪刑几乎普遍归咎于斯大林和格别乌，但斯大林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否认所有责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麦卡德的母亲与爱廷贡从墨西哥逃亡，她被带到斯大林身边，并为她的儿子和她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官僚荣誉。服刑期满后，麦卡德本人很荣幸回到东欧，即使他选择保持缄默，但现在仍然可以从在美国受审的俄罗斯间谍的详尽证词，还有在不同时间叛逃到西方国家的高级格别乌特工以及斯大林主义者迟来的回忆录中获得的一连串证据，都显示麦卡德与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机器有所连结。

最后，斯大林成功地谋杀了与列宁齐名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但是，正如纳塔莉娅·谢多娃随后写道：「行凶者将得到报应。列夫·达维多维奇在他整个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类在未来将会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裡，他的信仰并未动摇，但是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坚定。从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未来人类将战胜各种胁迫……」（《事情如何发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为新一代武装……」

很多人尝试将托洛茨基描绘成「悲惨」人物，暗示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的政治革命的观点是「高尚」……但却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传记《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隐含的观点，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为重新组织和武装新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做的努力，驳斥托洛茨基顽强而艰苦的工作并视之为徒劳。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egal）为其着作取名为《托洛茨基的悲剧》。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剧性的因素，那是因为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之后，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与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这段时期先是撤退，然后是灾难性的失败。

由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他的过往已预示了他也将随着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处于政治孤立。但是，当胆怯的人和怀疑论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与斯大林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无事时，托洛茨基和少数仍然致力于反对派思想的伙伴，为重新武装新一代的革命领袖的斗争，为工人运动的复兴而奋斗。

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以巨量的着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着述，但他远未接受他仅仅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员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记》（第53-54页）中写道：

「我现在只能限缩于通过报纸进行对话，或者通过报纸发表事实和观点。

但我仍然认为，尽管从事的工作极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内战时期或任何其他时期都重要。

说得更明确清楚一点，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现在圣彼得堡，那麽在列宁在场并指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仍然会发生。如果列宁和我都不曾在场，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将会阻止它的发生，对此我丝毫没有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圣彼得堡，我怀疑我是否能够克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抵制，这些领导份子与『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会从1917年5月就开始，于是就很难确保当时这场革命的成功结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宁的存在，无论如何十月革命将是胜利的。内战虽然可以说是第一次，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时，但总的来说，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列宁动摇了，并被疑惑所困扰，但这无疑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情绪，当时列宁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没有和人讲过。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间，我的作品谈不上「不可或缺」。但是，从我的眼光来看，现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这主张一点也不自大。两个国际组织的瓦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它们是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没有能力解决的。我个人命运的变迁使我面对了这个问题，并为我提供了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经验。

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执行以第二和第三国际领导为前车之鑑的革命方法，来武装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宁（或者更确切地说，屠格涅夫）的观点。最糟糕的恶行是活过55岁！我至少需要再进行大约五年的不间断工作才能确保将这份能力传承下去。」

凯恩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的经济危机或许是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触发的，但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危机，而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机。这场持续的危机暴露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无限制利伯维尔场政策。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场衰退更强烈地指向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危机迫使他们以完全违背「利伯维尔场」正统观念的方式干预经济。这包括把钱直接放进劳动人民的口袋，来支撑需求的所谓「凯恩斯主义」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长期捍卫者《金融时报》编辑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呼吁进行「激进的改革」，明确了向凯恩斯主义措施的转变：「政府将不得不在经济中更积极发挥作用。它们必须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不是负债，并想办法让劳动力市场更有保障。再分配将再次被提上议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权会受到质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视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财富税，将不得不被纳入其中。」

在最新一轮危机中，国家干预的情况比2008-9年更为明显。在几周的时间裏，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财政刺激措施的规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几个月才通过，而且规模「仅仅」相当于GDP的5%。当然，绝大多数的「刺激措施」都是对银行和美国企业的救助。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那样，危机已经揭示了企业在10年前的救市行动之后是如何大肆举债的。这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潜在弱点，而这弱点有可能造成一场超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然而，新冠病毒检疫首先令消费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经裁减了数百万工人的资本家现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扩大失业救济来弥补需求的不足。

这类措施不只是美国在采取，在英国，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保守党政府实施了一项计划，给失业工人补贴80%的工资，最高可达25000英镑。欧洲央行取消了对欧盟成员国的支出限制。

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包括昨天还在执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的政府，会突然向工人派钱？这些措施将走向何方？ 这些支票能够刺激经济并阻止危机的发生吗？为了搞清楚这种180度大转变，社会主义者需要了解什么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主义常常是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代名词，但凯恩斯主义并不等同于社会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观。

什么是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所有支出的总和，当中分为四个部门：消费、政府支出、商业投资和净出口。经济衰退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部门拒绝支出，而解决的办法则是让另一个部门增加支出。为了防止危机，政府可以调整各种经济杠杆，比如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或者直接用财政支出来干预。凯恩斯主义者会把当前的危机定性为生产下降加上「企业投资和自主消费的下降」，在出口部门无法接力的情况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补救措施。

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劳动者，而是把拯救企业放在首位。正如凯恩斯在1931年所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补救失业，显然，我们必须首先使企业更有利可图。」虽然最近为刺激经济的支票是工人购买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线，但即使它们不足以满足工人，对统治阶级来说，这也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目的。政府发放经济刺激支票，是为了让劳动者可以通过消费把这笔钱还给企业。但与此同时，拥有巨额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准备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刺激措施将是暂时性的，统治阶级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危机的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的身上。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萧条时期首次发展了他的理论框架。鉴于当时流行的正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危机或无法提出政策解决方案，因此统治阶级实用主义地转向了凯恩斯主义。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于1932年发起削减预算运动，但现实迫使他转向，并于1933年实施新政，以向贫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但其工资水平还是很低。从1934年开始，资本家还面临着历史性的罢工浪潮，令数百万产业工人加入工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运动威胁，统治阶级做出了让步。

然而，新政未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复苏，美国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主导的战争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被毁灭，创造了新的领域以实现有利可图的投资并允许资本主义恢复。

结构性凯恩斯主义

战后，统治阶级（主要是西欧的，但也包括美国的）在政治上被迫采取「结构性凯恩斯主义」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数以百万计返归的工人阶级士兵在大萧条中幸存下来，然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炼狱战斗，这使他们的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从前那样。在欧洲，传统资产阶级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合作，面对经济崩溃已经失去信誉，而不得不采取替代手段来抵御来自苏联的政治威胁。

凯恩斯主义还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1年持续严格管制的国际货币秩序。从本质上讲，所有国际货币都与美元挂勾，而凯恩斯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倡议者和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想将世界贸易与英镑挂勾。这样做原本应该控制成员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以帮助全球经济增长，但要以各国中央银行丧失一定的货币自主权为代价。

由于国际社会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启动崩溃的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者可以在一些先进国家实施「产业政策」，以国家规划的要素来激励国家工业的发展。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措施固然是激进的，但其目标首先是协助重新启动利润机器。实际上，利用产业政策、大规模社会支出和国际贸易机构作为经济杠杆，凯恩斯主义者风行于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凯恩斯主义已经掌控了经济兴衰的周期。

对经济杠杆的调整产生了影响，但长期繁荣背后的主要物质因素是二战中资本的毁灭、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压制了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竞争、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以及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大军。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时候都竭力反对为社会支出增税，或限制资本的使用和流动，但在经济空前扩张的时代，他们还可以暂时容忍这两种情况。

但这个繁荣不是可持续的。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后期，生产力的增长开始放缓。资本主义具有「过度积累」（过度生产）工业资本的固有趋势，因为它将更多的机械引入生产中，这增加了成本开销，并且产出的增长快于社会吸收能力，从而降低了获利能力。战后的景气显示出这种趋势，并在1973年结束，因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影响，出现严重的能源短缺并引发了严重的衰退。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无法通过降低利率来克服物质短缺，结果是通货膨胀率上升。美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对于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帮助。停滞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结合——被称为经济「滞胀」——严重削弱了凯恩斯主义在统治阶级的风行地位。资产阶级最终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削减社会支出，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尽管今天的危机规模很大，过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到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能够或将回到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繁荣的经济，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紧密协调，这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将更像1930年代的临时措施，因为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和帝国主义（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当然，面对群众的压力或革命的威胁，统治阶级还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让步。

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身？

自1970年代危机以来，统治阶级将其经济方针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别寄生形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限制在保护利伯维尔场和私有财产上。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公共服务大规模私有化、国际市场对自由贸易的开放、稳定货币和债务以及对工人阶级的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它的特征还在于金融资本的作用不断增加以及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对利润率问题的一定解决方案，但只是堆积矛盾，而矛盾造成的问题在某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爆发。

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尤其是左翼，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描绘为贪婪或无知的产物。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这种情绪自2008年以来已经增强。 但是，统治阶级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来应对凯恩斯主义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机，因为当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陷入利润率下降、「滞胀」、企业无法找到获利投资因而破产等问题。

新自由主义用大量的投机活动来恢复盈利能力，采取减税和私有化来攻击国有部门，同时提高生产速度、延长工时和削减工资来急剧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这些都没有解决2000年后在美国再现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根本因素。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作为新自由主义关键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根源。他们指出，2008-09年之后，（在欧洲尤为明显）传统政客的紧缩狂热未能使经济恢复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这裏，我们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长期是处于衰落状态。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类生产力空前的大规模成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在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根本的危机没有得到解决——表现于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战后的繁荣是一个特殊的阶段。1970年代的生产力放缓和盈利危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重新开始长期衰退的开始。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一制度并没有衰退、可以修正。他们将危机视为「消费不足」、工人工资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业无法出售其产品的结果。这个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是「实现危机」，当然是引起危机的原因。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在经济不景气期间，经济的其中一个部门拒绝或无法投资于生产。这通常导致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下降，从而导致工作机会的丧失和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企业萎缩或破产，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这种现实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的基础，即工人没有为使企业盈利而花费足够的钱。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国家干预可以刺激需求，投资将恢复，资本主义的危机将得以规避。

片面观点。凯恩斯主义从表面上将经济视为一个会计实体，要修正一个部门的负数，只需要简单地在另一个部门填补上空缺。它不能对于「为什么企业周期性地拒绝一次全部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个问题作出解答。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这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由逐鹿争夺利润的竞争所驱使的，所以企业过度生产商品和资本，导致市场陷入饱和。

即使在最近的经济复苏期间，企业在扩大生产方面的投资回报也越来越少。例如，企业将其利润大量投入到包括购买股票在内的金融赌场中。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像2019年那样聚积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现金，却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这再次表明了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像过去（特别是战后繁荣时期）那样真正扩大生产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荣」时拒绝投资，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在萧条中给他们更多钱的政策会使他们投资呢？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针对资本主义面临的不同危机而发展起来的。而两者都未能长期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危机。

凯恩斯主义可以解决危机吗？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刺激需求，并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为数百万美国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业和救济。今天，在新冠病毒带来的封城措施直接影响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缓解危机的最严重方面。

但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样，罗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拥有美元等强势货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才能实现，而亦不能单靠这样来摆脱经济萧条。二战后造成的巨大破坏，加上其他条件，才造就了战后的景气。解决当前萧条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在没有战争或自然灾害对资本造成如此破坏下，怎样可以让这样的经济景气重现。

我们现在在美国可能见到的是，务实而不情愿地采取凯恩斯主义，但同时实行严厉紧缩，甚至可能实行私有化。在政府颁布刺激措施的同时，各州也威胁要大幅削减社会服务，而共和党人显然倾心于邮局破产的想法。

从长远来看，凯恩斯主义无法为这场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向经济註入数万亿美元并不会消除对于饱和市场投资的阻碍。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暂时平息了金融市场，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已放弃了有关迅速呈「V」形复苏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说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199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项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凯恩斯主义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实行紧缩政策，这一举措一直持续到今天。以累积世界上最高的债务与GDP比率为代价，日本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在过去的30年中仅实现了1%的年均实质GDP成长，期间还伴随短暂的经济衰退。前首相安倍晋三一直在实行自己的右翼凯恩斯主义，即「安倍经济学」——将放松管制和反劳工法与向公司派钱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完全无法恢复持续的成长，反而使工人转向了不稳定、兼职或零工。在安倍晋三的右翼政策下，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已帮助避免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或新的阶级斗争恐将重新点燃。

凯恩斯主义与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凯恩斯主义措施，这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当伯尼•桑德斯呼吁实行全民医保时，乔·拜登和其他亲财团民主党人不断地反驳他：「你钱从哪裏来？」但当美联储想把最近为企业和各州提供的2.3万亿美元援助计划中的一部分用于股票和垃圾债券，以支撑金融市场时，没有人问他们钱从哪裏来。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业的钱，为什么不能找到拯救劳动人民的钱？

然而，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包括商业刺激，但也包括社会福利计划。凯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是真正想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的活动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将凯恩斯的政策视为「民主社会主义 」的例子，并以出北欧的福利国家为例，然而这些国家也遭新自由主义所侵蚀。另一些人则承认凯恩斯主义政策仍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但认为这种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左翼凯恩斯主义者都是用凯恩斯本人同样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及其危机，把危机完全归咎于新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则不同于他们。

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会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进而产生危机。社会拥有过多的财富会造成下岗和贫困。这些财富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却被资本家占有，实在荒谬。社会主义者正是想用计划经济解决这种被「闲置」的工人被自己创造的财富所包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下，大企业被工人收为民主公有，我们就可以把经济的方向调整为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盈利而生产，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如果需要减产，挣脱利润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简单地对工人进行再培训，或者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以维持工人的充分就业，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现代生产创造的巨大财富支付，而这些财富现在却被囤积在1%的人手中。

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试图从自身拯救资本主义。 而且即使能够完全运用左翼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它也会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完整，不过是有更多的规章制度、社会服务和一些国有部门罢了。这并非对凯恩斯主义「不够激进 」的道德批判。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改革也会削减大企业的利润，这意味着这些改革不断遭受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被蚕食或取消的危险。

当桑德斯在辩论中提出全民医保的必要性时，拜登的响应是说，意大利有公营医疗系统，但未能充分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我们并不认同拜登反对「全民医保」的立场，但事实是，从2001年开始，意大利就对国家医疗体系挖空心思进行改造，目的是将其变成私人医疗的盈利附属品。我们应该争取像「全民医保」这样的改良，但我们不只是要改良，还要将整个医疗行业、最终将主宰全球经济的所有大公司和银行收归公有。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会为改良而奋战，这是俄国革命者托洛茨基称之为「过渡纲领」的一部分。这需要在现时意识与明白转向社会主义的必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为争取立即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良而奋斗，从提高最低工资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对大企业的税收。我们还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要求，例如将能源行业和大银行置于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动员来争取这些改良。说服资本家采取巧妙的货币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们还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在我们针对新冠病毒危机的纲领中，我们呼吁：「为所有在必要部门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劳津贴；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经济衰退而失业，他么要拥有全薪；冻结所有房租和抵押贷款；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紧急计划；重新开放关闭的医院；接管空荡的建筑物，建立免费的医疗诊所；大规模加快培训和雇用医务人员；接管拒绝遵守安全标准的工作场所。」这样的需求将对危机的立即响应，与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将整个经济置于公有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明确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业置于公有，和对经济进行民主和合理的规划。必须排除追逐利润的动机，并且只有工人和消费者的民主决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证生产符合社会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可以使我们人人享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社会主义者对“加速主义”的立场

2020年以来，“加速主义”思潮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指纵容或鼓励习近平强化威权内政、“战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权更快陷入内外交困，期待它会更早倒台，以迎来社会变革（包括体制崩溃）。

“加速主义”得以流行，源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日趋强硬的高压统治和阶级压迫，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开始一定程度转化为革命的意识，感到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习近平任内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加强言论审查与社会监控，清洗少数民族，搞个人崇拜，种种作为，被越来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为“倒车”。即使从统治阶级的利益角度来看，习近平的强硬政策往往是自损利益，为统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就如自掘坟墓。

“加速倒车”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受到显着冲击，近千万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过世、南方水灾，“加速主义”也已经从一种戏谑的自我安慰，变成一种认真的想法。

随着“倒车”的进行，民间对中共的不满亦与日俱增。但在中国的高科技威权体制下，群众直接表达异见的空间极为有限，组织实体抗议亦面临严厉镇压。加速主义的兴起亦反映群众的无力感，意味着群众尚未有充足信心彻底改变命运，其革命意识仍未有清晰的轮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极权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这使加速主义之中同时混杂着进步和反动的元素。

现今“加速主义”，与历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谋而合之处。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和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主张“失败主义”，即希望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折损其军事力量，令国内群众不满而爆发革命，尽速终结沙皇统治。俄国落败确实成为了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为之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笔。

而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抗暴运动中，“揽炒”（粤语，意为同归于尽）成为一些感到绝望的示威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事情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得足够坏，因此会认为只要抗争能制造社会混乱、使经济衰退，并且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就会自动加速政权倒台。这意识与内地的加速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加速主义”思潮也有很明显的问题。首先，“加速主义”想要中共政权持续升级在国内的高压政策，认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纵容或者煽风点火就好，实质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势到来。这反倒令日常群众运动出现一种积消极不抵抗的情绪，甚至有这一危险——将争取当前的改良斗争和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例如香港抗暴运动的揽炒派就认为应弃守立法会，也抗拒在运动中加入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因为这些问题在革命来到、中共倒台时就会自动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斗争，从中争取工人阶级到革命旗帜下，使他们明白到为什么要推翻现行体制。

经济危机和外国制裁无疑使习政权陷入空前的危机。但经济困境对工人阶级意识产生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阶级对前景感到绝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需要组织工会来团结斗争，也需要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其政治行动。香港揽炒派一味为经济倒退而鼓掌，却没有意识到组织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的群众运动陷入了困难时期。固然中共政权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但欠缺组织和领导的抗争运动因为难以抵抗严厉的镇压，而运动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揽炒派”却单方面看到现在是纯粹的革命时期，因此不认为需要纠正运动的弱点，而只需要坚持下去就会自动胜利。现在需要改善整场斗争的纲领和方向，团结内地群众反抗、制订反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将无大台的零散冲击变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等等。

由于盼望中共对外继续“战狼”外交、从而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加速主义”也会为群众带来帝国主义幻想，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并为此回避种族主义等议题，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背后有中共支持云云，这样反而落亲中共方面的口实，并难以团结广大中国及海外工人群众。

积极的方向

总的来说，揽炒派的想法简化了革命的进程。首先没有政权会陷入一场最终危机而自动倒台，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积极和自觉的行动，创立新的制度以取代旧有统治制度，否则深陷危机的政权可以通过镇压反对力量和发动战争、甚至内部发生政变夺权，从而挽救旧有制度。因此，当政权面临一场危机时，革命与反革命会同时加速来临，唯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以正确的纲领和战术领导革命，才能确保革命会战胜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宁曾提出革命的阶级也要采取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以促成资产阶级政府的失败——即“革命失败主义”立场。类似地，我们呼吁“革命加速主义”——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即使在当前只能以地下形式进行，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当革命情势到来之时，用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推翻中共独裁！

资本主义与新冠肺炎：为什么我们需要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就像一座纸牌屋。不协调的供应链、对零部件的疯狂竞争、研究和技术上的藏私——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弱点和漏洞。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酝酿了十年的经济危机，让这个纸牌屋轰然倒塌。正如《纽约时报》(2020年4月10日)在报导全球供应链的崩溃时所描述：

「在一些港口，货物堆积如山，而其他地方的集装箱船却空空如也。奶农在倾倒牛奶，而杂货店的货架则被挑得精光的。」

GEP（一家为埃克森美孚和沃尔玛等大公司提供供应链软件和战略支持的公司）咨询服务副总裁Mike Jette预测，具有国际供应链的大公司很可能会在3个月后遭遇最大冲击。

当前，我们面临着以下关键商品的潜在危险短缺：食品、药品、卫生纸和某些电子产品。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这是因为公司和整个行业都在忙于重组围绕寻找最便宜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劳动力而建立的供应链。

食品供应崩溃

凸显这个问题的荒诞，目前有堆积如山的食物被批发生产商废弃浪费掉，而杂货店的货架和食物银行却空空如也。

据《卫报》（2020年4月9日）报导：「美国种植的食物中，大约有一半以前是要供餐馆、学校、体育场、主题公园和游轮使用的。」

种植和生产的食物很多，但需求的性质已经改变。由于大型聚会暂停，工业厨房被关闭，农民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过剩的食物寻找买家。尽管农民们一再提出要求，但美国农业部没有介入购买多余的食物。现在业内人士一致认为，食物短缺有可能即将到来。

联邦政府和国家政府没有协调反应进行干预，购买额外的作物，并将其分配到需求的需求，因此百万公斤计的新鲜食物就是这样被浪费。这一切都揭穿了市场「无形之手」的神话，并揭示这将带来致命的后果。

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替代方案

生命和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人类都容易碰到病毒和感染。（但不可否认，由于我们不断侵占自然栖息地，流行病的发病率正在增加。）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坏和死亡的规模。

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食品供应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应对全球大流行影响方面装备不足的一个例子。

从严重的紧急医疗物资短缺，到百万计的民众负担不起医疗服务或任何医疗保险。从低工资和缺乏带薪休假，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带病工作，到老板为了削减成本而拒绝为一线工人提供所需的个人保护设备。

这些因素百倍地加剧了这场危机，而这些绝非不可避免。这一切都是这个设计来最大化有钱人利润，并牺牲我们其余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制度之结果。

要避免这种程度的灾难，我们需要在民主计划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对我们如何运用社会资源做出关键决定。

这样的社会由于许多原因，将有能力更好地应对这种重大疫情的危机。以下仅列举少数：

相互合作来迅速满足供应所需
美国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将带来致命的后果。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制造业和政府增加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以满足迫切需求。

通用电气在麻省林恩（Lynn）的工人，在公司总部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目前闲置工厂用来生产使用所需的医疗用品。

在工人政府下，我们不需要这种抗议活动或向世卫请求。国内外工人代表将根据社会的需要辩论和决定生产和资源分配的一般优先事项。然后，每个行业的工人将讨论并同意实施这些优先事项。

因此，当有对于呼吸机和口罩的确实需要时，工厂可以快速重整以集体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可以建立多用途工厂，以适应快速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在不考虑利润的情况下，生产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企业老板来决定。

满足我们所需要的病毒检测
虽然美国是一个全球经济超级大国，但美国也受到新冠肺炎的爆发严重冲击。当中很多原因，包括特朗普政权一度全面否认危机。此外，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可用的检测试剂，以及几十年来削减开支造成的公共医疗系统的低承受能力。2月10日，特朗普宣布了他2021年的预算，包括进一步削减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NAP）、联邦医疗补助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开支，以及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不再缴纳会费）。

于个人、于社会，病毒检测是控制病毒传播的重要工具。对于医疗专业人员而言，对个体患者的检测有利于准确快速治疗计划，包括实时隔离。它还可以识别已经与患者接触的人——因此可以更准确地控制病毒的局部传播。在宏观层面，准确的检测信息是绘制病毒传播、传染性和整体生命周期的重要工作。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没有使用世卫已经在使用的检测试剂盒，而是指示CDC开发自己的检测试剂盒。然而CDC并没有在疫情期间进行分配试剂盒和大规模筛检的准备。当发现CDC的试剂盒有问题时，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找到解决方案。特朗普政府拒绝使用世卫的试剂盒，置数百万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这显然是个政治决定。

在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医学研究和技术掌握在公众手中，来自各地的科学家（现在由于实验室和大学关闭而被闲置）本可以共同开发精确的检测设备以及疫苗。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与同非必要行业的工作者可以被派往每个小区中去建立病毒检测站，进行真正的大规模检测，这是遏制病毒传播的重要第一步。这能让医护人员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所在位置，并进行病毒接触者追踪。这也需要全国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并且对于立即采取行动以限制蔓延并防止大规模的第二波感染至关重要。

如果采用这些方法，很可能就根本无需进行全面封城。社会主义社会将制定一项民主同意的应对病毒爆发的计划，从而防止疫情升级到如此灾难性的程度。但是，在资本主义造成的混乱的基础上，仅有少数国家能够免于实行封城。

我们应得的医疗服务
许多地区的医院都挤满了病患，医护人员正以极其有限的防护设备来维持性命。

假如在工人政府的领导下，社会的优先事项将被重新决定。医疗保健将不再受到亿万富翁高管的操控，而在甚么地方分配资源将由全国范围的工人来决定。这将不仅限于全民医疗保险，或就医时的单一支付者医疗系统。它将包括把医院、制药行业以及医疗设备公司等全部医疗保健产业置于公有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护士需要穿着垃圾袋工作，或这四名患者被迫共享一部呼吸机。

如果护士和医护人员在决定医院运作方面直接提出民主意见，那么他们就不必乞求安全的保护配备或基本物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将是的社会优先事项，并旨在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医院将获得充足的资金用于床位、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必要的物资和设备。病患可以获得免费而优质的治疗，而医护人员则可以在工作中经受少得多的感染或死亡的恐惧。

减少供应链的混乱
由于冠状病毒，全球供应链处于混乱之中。鉴于资本主义供应链中有很多冗余和杂乱，这并不奇怪。正如我们在2019年8月刊登《气候灾害与为甚么需要计划经济》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暂只有英文版），用一个单一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当一辆汽车被组装时，几乎每个组件都会不断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进进出出，然后这些部件才会组装成汽车。在美国生产的方向盘的金属底座被送到墨西哥加工，然后送回美国，完全让公司找到最便宜的材料和劳动力来制作最终产品。」

我们不同意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整件产品都必须是「美国制造」。如果组件只在本地采购，我们不可能继续开发所需的技术。 例如，智能手机充满了钴和锂等贵金属，而这些金属只能从非洲或南美大量获取。

我们绝非反对全球贸易，但主张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利益，我们需要有效的全球贸易计划。基于计划经济，将确定全球贸易的优先事项。如果可以在本地购买组件，应购买本地组件，以降低全球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普遍提高生产效率。

在相互合作的社会中，供应链将不会停顿下来，因为世界各地处于中间环节的工厂将无法提供一个零部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现实，因为公司采用「及时生产」制度，并且依赖愿意提供最便宜零件的供货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生产过程基于合作而不是激烈的竞争，此时将有多个供货商可以参与以满足需要。

奋力战斗

如果社会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运转，我们本可以遏制这种病毒并防止全球疫症大流行。我们不会因为老板没有准许病假（大流行爆发以来，员工不足500人的公司需要提供两周的病假），或者我们没有足够的积蓄、手停口停而被迫工作。我们不会在超级富豪躲在自己的豪宅裏之际，其他人却没有基本的安全用品而自生自灭。我们不必减少食物支出来付房租。

我们需要结束超级富豪的统治，摆脱他们牺牲我们去不顾一切地逐利。我们需要将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府撤换掉，并换上由劳动人民政府组成、为劳动人民发声的工人政府。我们需要一个由国际、国内和各行业的工人委员会民主地做决定的社会。

在这场全球疫症大流行的尽头，全世界可能会有上百万的人丧生，他们是被这个蔑视他们生命的制度所杀害。为了他们，我们将奋力战斗，争取社会主义的未来。

只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才能制止资本主义暴力！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日」。这个纪念日始于1981年，以纪念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Trujillo）军事独裁政权杀害民主与女权斗士米拉瓦尔（Mirabal）三姐妹。对我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终结针对女性的暴力之斗争，同时也必须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各种暴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社会模式允许其滋生，而这种社会模式合理化一种次等、脆弱的女性的形象，并最终贬低她们的人格。

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维持一种「传统」家庭和模范，以剥削女性的劳动，尤其是无偿劳动。同时，资本主义需要制造分化和等级制度，令特定人群易受攻击，这样才方便以维护体制之名为各种暴力辩护。

在纪念日前夕，我们看到在印度、土耳其、波兰、爱尔兰和其他国家，都有针对女性的攻击，以及女性的集体反抗。在印度北方邦发生的年轻的达利特（Dalit，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女性遭到轮暴与残杀的事件引发了印度各地的抗议活动。在一系列的连续抗议之后，波兰女性在10月24日组织了反对限制堕胎（这条禁令实际上会禁止98％的合法堕胎）的大规模抗议，因为这是侵犯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已经有限的自主权。这场运动是波兰几十年来最大的抗议行动，并且是由年轻女性领导、动员及激发了所有性别的工人阶级参与。

在爱尔兰，教会最近被揭发强迫单亲妈妈与孩子分离的丑闻。仅在30年前（1980年代），就有数百名婴儿被教会夺走。证明这一罪行的报告在10月得以公开。这反映了在全球组织起抗争来终结针对女性的暴力之紧迫性！

资本主义是个危机中的制度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只是让经济崩溃、让工人和穷人付出最惨重的代价，甚至试图收回女性数十年来争取到的权利。甚至连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宣称资本主义制度让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渐进改善生活的亲资机构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权利大倒退的威胁。单是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宣判死刑。

2020年第二季度，世界经济下滑了10％，世界贸易下降了27％。全球失去的有薪工时相当于5亿个全职工作。同时，由于在家上学和卫生体系超负荷，女性主要负责的无偿劳动时间增加了。女性的工作尤其容易遭受危险，因为受疫情危机影响最严重的部门（零售、服务业等）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很高。在新殖民主义地区，情况更加严峻，因为大多数女性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缺少合法的社保或健保。经济危机和疫情的结合使她们各方面的处境更加危险，包括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暴力和侵犯。

政客们处理新冠肺炎危机的方式，使得今年全球饥饿人口翻了一倍。早在几年前，世界上的饥饿人数已经开始回升，不久将达到约10亿人。难民也在增加，人数创下新高。这其中最受其害的也会是女性，因为是她们在新殖民主义地区往往负责获取食物和食水。她们也是最脆弱的难民，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只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斗争才能摆脱这种荒谬的逻辑制度，并建立起新社会关系的条件，从而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让我们一同为此奋斗吧！

疫情与暴力的揭露

疫情让女性更加处于抗争的最前线。官方数据显示，全球医疗工作者逾2/3是女性。在许多国家，大部分黑人和其他弱势女性（例如移民和原住民）从事护理工作，她们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已有许多证据显示，疫情期间家暴事件在不断增加。封城之下，女性和其他受害者被迫与施暴者更近距离接触，施暴者可以更轻易监控她们的行动并防止她们对外求救。可负担住房和社工帮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缺乏，而在疫情之下这会造成更致命的影响。女性在职场和家庭裏也都承受着疫情的暴力冲击。

一件有趣但也悲哀的事情是，世界银行在2020年10月提醒各界註意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矛盾的是，正是世界银行等势力推行的以市场与商业利益挂帅的紧缩政策削减了医疗、教育资源，削弱了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

我们绝不幻想那些一直以来默许并维持对女性的暴力的势力，可以解决女性受压迫的现状。资本主义的本质，随着疫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遭受的暴力、侵犯和精神疾病案件增加，证明了这种社会制度无法保证大多数人的安全生活。我们知道自由派、亲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也在处理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我们当然乐见这一问题得到更广泛的认识，但我们认为这些自由派、亲资本主义势力也必须对造成暴力的政治制度负责。因此，这些人不是我们对抗这个问题的盟友，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可怕的数据

联合国统计显示，2019年全球有17.8％的女性遭受身体或性暴力：仅过去一年，就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伴侣，前伴侣或家人的暴力行为。暴力是指包括无论身体、心理、性关系或是情感上的各种侵犯行为。

由于孤立无援加上缺乏工作与公共服务，暴力事件激增。检疫与隔离迫使许多女性与施暴者生活在一起。在巴西，超过76%的受害者认识施暴者（例如是家庭成员）。暴力在封锁中增加不只发生在巴西。封城期间，家庭暴力热线的求助电话数在全球范围内激增。例如意大利增长161％；阿根廷为30％；巴西40％；英国65％；突尼斯500％。

不仅是求助电话数量增加了，这还反映了实际暴力行为的增长。摩洛哥的英纳吉尔（Ennakhil）求助热线报告说，经济暴力增加了60％，心理暴力增加了55％。伊拉克女性自由组织（OWFI）报告说，自封城以来，求助个案（主要来自年轻女性）翻了一番。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女性法律援助和咨询中心报告说，在城市、农村地区和难民营的社会和法律咨询增加了75％。粮食短缺和失业的直接结果是情绪、心理和经济暴力增长。在洪都拉斯，越来越多的女性遭到杀害。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意味着警察对人民镇压生机，特别针对出门捡拾柴火和取水的女性。

暴力在所有国家都在增加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爱尔兰首次封城期间，家庭暴力的个案增加了30％。一些极端恐怖的谋杀案突显了这一点。30-40岁的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尤其受到影响。在爱尔兰，处理性别暴力的服务历来被无视且预算不足：在2020年预算中，拨给赛狗比赛的预算就相当于所有制止家暴服务的预算！这对女性来说是巨大的危机：整个社会没有能力支持女性摆脱虐待关系。在即将来临的第二次封城期间，预计这种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在美国，有关家庭暴力的个案也激增，堕胎权也正遭侵蚀。同时，女性更可能不仅是疫症期间的必要工作人员，也更容易面临失业。在此基础上，女性还担负大部分因儿童在家增加的家务与育儿劳动。

4月，瑞典的女孩和青年庇护所的申请者增加了20％至40％。春季警方接获的伴侣关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并无增加，但目前看来秋季虐待女性的犯罪上升得更快。

在巴西，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成倍增加。一家百货商店的记录显示，截至5月的一年，其在线应用程序所接获的暴力案件数增加了450％。早在4月疫情初期，杀害女性的案件数已增长22％。

在英国，一般「正常情况」下每周平均会有两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而在全国封城的前7周，就有26名女性和女童被其家庭成员杀害（大约是「正常情况」的两倍）。自疫情以来，政府的国家家暴监督小组从未召开会议，这表明家暴的大规模增加并未受到重视。政府要求邮差和送货司机「留意侵犯迹象」，但同时又认为担负这个任务的工人是非必要劳动者！

在许多医疗资源紧缺的国家，堕胎被视为「非必要」医疗服务。许多女性只能「选择」进行危险且昂贵的自助堕胎，或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这是在许多国家对合法堕胎权展开攻击以外，针对女性的另一种国家暴力。

新殖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机构的性侵丑闻：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增加

9月29日有一份报告，详细揭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工作人员在201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犯下的性侵犯。与世卫一起被指犯下这一罪行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国际医疗行动联盟（ALIM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医疗中心（IMC）、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乐施会（OXFAM）、无国界医生组织（MSF）。许多当地女性被迫进行性行为以换取工作机会和食物。

女性的脆弱性由于疫情而加剧，最终被当作当权者（无论是个人、机构还是国家）的筹码。他们最终都是利用虐待和暴力的处境维护自身利益。

这一丑闻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益相关的机构在新殖民主义地区所谓社会救助的假象，他们真正的作用是强化殖民主义、控制和权力。这些机构只会加剧针对女性身体的暴力。

我们必须拒绝这类组织提出的错误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除了点出问题外，完全无力保证工人阶级女性的安全和生活条件。他们甚至无力争取取消穷国的债务，制止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剥削，或是反制帝国主义施压穷国放弃粮食补贴的情况。

民族主义与反动的进攻：对女性施暴的新面孔

由于全球局势和中美贸易战，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和可憎的政客，例如特朗普、博索纳罗、埃尔多安、普京、习近平等，推崇性别主义。连同严厉限制堕胎权的威胁（例如美国、波兰、斯洛伐克等），反动派也提出了女性没有对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的观念。他们贬损女性的人格。随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受损，这等于给向女性施暴亮了绿灯，导致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增加。

这些极端的右翼政府向我们宣战，打击我们权利。有32个政府建立了反对堕胎权的联盟。其中包括美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波兰和匈牙利。这是反动派对世界上女权斗争浪潮的明确响应，并证明了国家暴力行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统治策略。我们需要效彷波兰工人阶级的作法，以更多的斗争来应对。

集体斗争与组织才是出路

疫情远未结束！在新殖民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印度，感染数以及对女性的暴力持续增加。

2016年至2020年间，我们目睹了许多由女性（大多是年轻女性）领导的街头斗争，抗议各种影响着我们的性别歧视。这种斗争和抵抗的能量没有消失。

本来就迫使成千上万的女性上街的困难局势，在疫情中进一步恶化。

为了捍卫成千上万女性，特别是遭受眼下的暴力浪潮威胁的工人阶级女性的生命时，我们需要再次采取这种抵抗策略。

8月23日，以色列爆发一场半小时的象征性女性罢工罢课，抗议一名16岁女孩遭受残忍的轮暴。示威于8月20日至23日举行，一直持续到深夜。示威者自发参加了特拉维夫以及海法的游行，堵塞数条道路。青年和女性是这些运动中最活跃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参与斗争。

当#Metoo运动席卷世界各地时，即使在没有反性别歧视运动的国家，它也对关于性侵害的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丹麦，这种议题的影响本来非常有限，直到美国电影制片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入狱，关于合意性交、虐待和女权的讨论才广泛进行。10月初，#metoo运动开始在丹麦发展。在电影界，政界和其他几个领域，都有女性挺身而出，讲述她们遭受的侵害。成千上万的丹麦人签署了许多不同的请愿书，呼吁关註几个不同行业的职场性别歧视。

我们还看到世界许多地方，医疗工作者，尤其是女性，为争取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加薪而罢工。在尼日利亚，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抗警察的野蛮行径。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女性一直处于抗议的最前线。

为了终结暴力的社会主义纲领

联合国在11月25日的官方活动的全球主题是「点亮橙色：募资、响应、预防、收集！」。他们呼吁大家穿橙色衣服，在窗户上贴橙色海报。他们呼吁将把女性服务的预算纳入政府的疫情援助计划中，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暴力行为，维持基本服务，开展预防暴力行为的态度运动，并收集有关其严重程度的数据！说这是「雷声大雨点小」都算客气了。

我们不能依赖资本主义政府甚至NGO和自由派的活动。为了争取可以在这场危机中挽救女性生命所必需的服务，我们需要的是工人阶级和所有性别的穷人的群众运动。

立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之上，ISA呼吁所有女性围绕确保捍卫我们生命的政策和直接行动，组织一次国际斗争和行动网络。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争取回归疫情以前的「旧常态」。对于很多人来说，疫情之前的过去也是充满痛苦的。我们需要超越仅仅关註眼前局势的要求，为全世界的群众争取新的未来而奋斗。

这些斗争的组织需要集体地和国际性地联合起来。尽管每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组织和反应水平上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是同一个体制在侵犯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工和青年必须建立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是制止压迫的唯一可行方案。我们认为，向所有反对暴力的女性提出一个比向统治者求救更积极的纲领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在此提出一个纲领直指问题的核心：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对于工人阶级女性的要求，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大的进步。

在这样的严重危机时刻，我们社会主义者明白，必须将立即采取的措施与新的斗争和要求结合起来，这些新的要求将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运动，让我们真正脱离这个压迫和剥削的制度、这个无力保证大家生活与生命安全的制度！

在今年的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日，我们呼吁建设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为ISA而斗争，以争取终结对女性的暴力！以下是我们的传单内容：

Ni Una Menos（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要再有人因为性别暴力而丧生；不再有人的精神健康或身体健康受害。我们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虐待和骚扰，无论发生在何处：职场、家庭、学校、国家机构、街头或是网络上。

政客们努力拯救银行和企业，但牺牲女性的性命。需要紧迫的应对这种暴力病毒的蔓延。我们需要立即增加公共支出，并指定政策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这应包括为身处暴力的女性儿童建造庇护所和支持网络，为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专门的家暴和性暴力支持服务。精神卫生服务应提供受害者在当地可以获取需要的咨询和治疗，以及对施暴者进行专门的心理评估和治疗。每个人都要有基本生活工资和有保障的工作，以支持他们独立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把每个人的福利作为第一要务的根本需要。我们需要夺取资本主义精英的财富，为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扩张提供资金；例如免费医疗与免费育儿服务。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没有理由发生大规模失业。在缩短工作日，不降低工资，增加福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创造绿色和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这样足以根绝失业。

没有人应该挨饿。由在地社群、工人组织、贫农和小农合作制定一项应对饥饿增加的紧急方案。这是重新规划农业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终结产生流行病与饥饿的有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有农业系统。

工人应当有安全的工作环境，不怕遭受感染、性骚扰和压力。我们需要稳定的就业，让劳工监督职场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增派人手以减轻工作压力。

真正的租金控制和大规模公共住房：每个人都有权住在安全、可负担房屋。将作为投资目标而闲置的空屋一律充公。

提供免费、优质、公立、政教分离的教育。以及渐进的、适合各年龄层的、包含LGBTQ在内的性教育，并重点教育什么是双方同意。

免费和容易获得的避孕和堕胎服务。

工会和厂工代表必须领导一场真正的工会斗争，终结不稳定就业，为所有工人能够赚取生活工资以及反对职场性骚扰而斗争。这种运动可以带头领导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性别歧视、仇女、种族歧视、对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歧视。这可以建立一个联合的工人阶级运动。

终结法庭的性别歧视与检讨受害者的行为。受害者和犯罪者接触的国家和福利部门人员都应接受有关性别暴力问题的培训，以确保他们尊重申诉人和受害者。

我们争取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从下而上民主统治的国家，消除目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制度，并从政府和司法系统中彻底消除种族、性别歧视。

我们呼吁全体工人阶级立即反抗政府和教会剥夺女性和LGBTQ身体自主权的企图，例如许多国家对于堕胎权的侵蚀。

我们反对物化女性身体，支持消除性别歧视广告的斗争。大众媒体应该受到民主监督。

终结战争，争取气候正义，结束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争取庇护权这一民主权利。

生产数据应该民主公有，并由工人阶级监管关键产业，这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这种新的经济旨在满足每个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

我们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我们争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战争和暴力的社会主义世界。每个人都有优质生活的权利，并有着享受生活的自由！

计划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关于计划经济如何运作的讨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受压迫者至关重要。自1990年代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台以来，资本家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更深的危机。但是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近年围绕着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国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卫着左翼的许多重要社会诉求，但很可惜，这些左翼人物当中，没有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加以推广宣传。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垮台之后，右翼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创新性”的指责，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认识。现在是时候澄清这些问题了，用能够彻底改变当前制度的纲领，来重新武装工人与青年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钜细靡遗地描绘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社会细节，他们不愿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空谈，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但工人阶级为何斗争？这仍需要我们提出新社会中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模样，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着名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着作中，有意识地把重点摆在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为了彻底摆脱老板们利润至上的制度、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包含工厂、职场和技术的共同所有权，以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基于有计划的生产活动，由工人讨论和设定生产的方式和目标，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运作、为何运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壮举，让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何谓工人阶级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且可即时罢免的工人委员、收入不超过平均工资的公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马克思称“总算发现一个政体，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不过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掌权，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有限的学习经验。尽管经历了数十年来主流学说对计划经济这一概念的持续攻讦，以及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计划的经历，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人需要更为努力。

近年对抗这个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制度的斗争持续爆发，也启发了无数群众。多数运动反对的对象明确，但对于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缺乏认识，使得运动或多或少被削弱。我们必须提供更清晰的图景，来展示民主的计划经济在实务上如何运作，以及它与斯大林主义独裁的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摆脱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低效

试想那些在避税天堂上万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和蓄积的财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这个政府将用这些钱消除饥饿、建设体面的社会住宅，并提供每个人体面的薪资；试想那些在广告和非实质生产性的金融服务的投资，能够改挹註于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托育，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试想资本主义下商品无秩序的重复生产和计划性汰旧的现象能够结束，如此将能大幅解放许多资源，并用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将各大产业国有化并以计划经济的型态协调起来，工人阶级就能掌控社会的剩余价值，许多金钱就不会再被那些有钱股东和资本家所浪费掉，他们由于普遍消费力不足而拒绝投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下，已开发国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场，能够被废除并重新导向有用的社会生产。那些右翼经济学者所谓的“效率”，导致的不过是他们口口声声捍卫的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大规模失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中，原本无业的工人能够投入生产贡献社会，并在公共机构、新兴环保产业，或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医疗危机、灾难性的气候变迁以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等事件，都使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族群更加明确渴望民主计划制度。资本主义政府为了不损及市场利益而让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应即时接管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产线。那些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科学家已经在几年前说过，感染力时高时低的病毒不会给制药业带来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对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来说，生态破坏不足以刺激它进行大刀阔斧的生产转型。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却更加多。我们需要展现在一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并有数千家公司的社会中，计划经济能够奏效；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内部作出生产计划，其资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经济由更少数几间企业把持。现在跨国公司几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4。

“经济计算”辩论的后续

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计划的捍卫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右翼从原则上对计划的反对，左翼人物和运动人士的回应形形色色。有论点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提出一些想像，幻想着我们能立即跳入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世界，直接以现代技术和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生产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个方法没有考虑到在产品或服务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免费分配，而货币无需再存在。第二个方法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若要实现为人类需求直接进行生产的愿景，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让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并彼此协调起来。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的先决条件不会立即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生产活动开始以前就使用现代技术来满足一些需求，恐怕并非最有效率的“计划”，像是易坏消费品，这个情形其实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实时计划”来解决，下文会对此做更多说明。

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过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计划体制，部分人仅仅主张工人拥有个别企业并“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理论者都秉持这一传统。还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许多有关当前议题的有趣视频，这是许多青年在网络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沃尔夫写了《工作场所的民主》一书，捍卫“工人自主型企业”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场。工人委员会实行企业自治，并决定赋予更高层级政治机关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程度。

这种市场环境下自治的问题是，各个工人拥有的企业将被迫相互竞争。他们将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被迫针锋相对，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很快会趋向模彷市场资本主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体系就曾经在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试行过，而它摧毁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基础，并导致了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恶行竞争，同时也造成大规模失业。

当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党制国家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所谓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选且不可罢免的党官僚所指导，这些官僚也操纵着工人的意见，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由、民主进行组织的权利。但就算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结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场竞争导致产业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社会拉回等级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么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需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迎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国家来取代旧制度。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低估了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进行国际革命和在民主计划经济中进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经济阶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会经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要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普遍的丰裕，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会以一种改良的形式保留下来。人们获得报酬的标准仍然会依据努力的程度：工作时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这就是间接工资或社会工资。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缩短工时，允许工人阶级有时间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同时也是让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将能更有效地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为降低每周工时奠定基础。一旦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部门收归公有，大公司将无法把巨额财富运往避税天堂，而社会将得到许多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经济”，在这一阶段裏，市场、货币、按时计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时谈到这一阶段：“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

在第二个阶段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某些产品达到丰裕的程度，那么采取免费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增加。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了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金钱可以变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点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达到这样的第二阶段，当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的初步阶段就为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转型，必须不断监测开发中的绿色生产力的生态足迹。与短视近利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识到环境保护符合我们的物质和社会利益，从而持续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不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

各种计划模式：没有单一方法适用于所有生产

如果我们既反对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又反对孤立的自治方案，那么我们主张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哪些计划型态，去除专制成分之后，或将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受用。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被认为特别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的计划形式：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压工会且低薪血汗。若从营业收入来看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并在2019年就有220万名员工。根据几年前的收入计算，如果它自成一国那会是世界第38大国家。沃尔玛被视为将供应链规划的先驱，它的方法已被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效彷。沃尔玛遍及20多个国家，设有1.1万多家门市，其内部运作就像是某种计划经济——当然，是以专制的计划为基础的。

沃尔玛通过高科技与供应链的实时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沃尔玛本身不会自己补充库存，反而是让其合作的供应商来帮它补货。沃尔玛只是与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应商提供低价但大量的货品贸易，这是个令竞争暂停的优待关系。形式上，这些供应商是与沃尔玛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场上交易的数量已经因此减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缜密计划下提高效率。沃尔玛和它的供应商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实践中，却彷佛是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产品不是盲目地涌入沃尔玛的库存，而是随着实时反应的消费需求信息来进行调动。用实时信息演进技术，沃尔玛针对消费品设置的计划模型有效地预期需求的动态。

另一种是基于订单的计划（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像思科（Cisco）这样的信息技术IT公司，在为大公司生产路由器和其他技术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大、更昂贵的工业或科技产品，也可以用这种根据订单进行有生产计划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是根据实际生产目标，来决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产出分析”计划型态，尤其适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对于工人国家中的新兴产业来说，将会非常受用。我们会问，为了拯救气候和环境，那么我们的急迫的计划中，会需要建造多少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呢？我们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运输，都是能够采行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产业。以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教育资源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学校和教师、又需要哪些资源。

透过长期监测需求或使用者数量的动态变化，就能制定投入产出的计划，像是运输网的乘客数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数量的演变，或者它也可以用于工人国家希望优先发展的产业，来因应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是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的社会服务等。

民主的讨论可用来决定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运输、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投入多少比例的社会盈余。当然也要决定公共服务的预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无偿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免费托儿、公共社区餐厅、公共洗衣店等。从职场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会议中，工人国家由下至上的层面都将为此展开讨论。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的反对声音，能够反映在工人的报刊和媒体。

各种经济计划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工人国家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计划都可以继承自资本主义，但需要移除资本主义专制的元素，并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来取代。职场、社区、学校的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区域性、产业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代表，将管理经济的关键产业。

原理上，“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今天很多产品和服务。电脑在这个任务上能帮很多忙。但在现实中，这仍需要民主的讨论，来决定计划的类型以及如何实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论计划是更加集中还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对于任何层面的经济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集中起来制定的计划，也需要产业部门工人、消费者，或原料工人之间的民主讨论、修改和纠正。

产品种类繁多、高投入也高产出的产业，或许适合把计划放到国有企业及其产业劳工委员会的层面上进行决策。但这样的话，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来避免国有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个具体的合理做法，是以产业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委员会、或地区产业委员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变化、将成功的产品的扩大到其他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重新安排就业或工作时间等，并以工人的利益为核心。全国工人的代表应出席并参加这场民主辩论。当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团中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权，工会或选举产生的产业代表有1/3的投票权，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权，从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这不仅是一个利用当今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计划工作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断反馈，任何拥有大数据的电脑演算法都不可能变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说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计划经济被划分为几个经济产业，并且承包商与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那么在各产业要采用计划生产的就不会是数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数百家。这些产业可以由产业代表进行集中计划，也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进行计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由产业级的委员会来引导和管理，以维持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这样子的角度改变了所谓“信息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往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成千上万的公司生产成千上万的产品”的概念，来制造“集中计划”不可行的假象。我们说的不是单一巨大集中的“超级大脑”（或计划机构）来处理每日数百万过载的经济决策信息。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从而我们说的就是几十个专门的规划机构。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计划或钢铁生产。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费品那样比较零散化。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数十个“计划中心”，而且总体来说还有成千上万个工人的大脑、眼睛和双手，都参与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在适当的水平上组织每个产业的生产，并采用最适合的计划类型，将使计划顺利进行。现代技术将对这项任务提供巨大帮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公有制与工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那些仅有少数工人的小商家并不会被国有化，他们将在工人国家的社会规范下继续维持经营。而用来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公司或银行应被国有化的标准则是取决于这些营运单位的公开帐本，不过国有化产业仍应当在全部经济生产当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来的委内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中，仅有少数产业有被国有化，而且这样的国有化之运行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群众所组织的民主委员会之上，这种状况便为政治反革命的行动与经济上的破坏性灾害制造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突破点。

全国性的工人政府将借由讨论来制定全国资源有多少用于消费，又有多少用于积累和投资，而且还可以决定要一间国有的公司或一个产业部门中可以累积多少的“创新基金”。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将是社会或间接薪资，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保健基金或是转职期间的临时失业补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要进行价格管制，价格可以透过中央及产业部门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级单位依据社会主义的会计准则来决定。如果价格无法借由集中决定的话，则也仍可以通过电脑程式和信息技术来轻松管理。

实际价格可能会与原先计划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这种状况或许是应该提高或降低产量，并转用另一个级别的计划来重新分配资源的信号。然而工人国家的运作模式并不同于私人的获利工具。由于考量到重新分配资源时所可能出现的社会变因，价格管制（还有其所伴随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抵制时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政府发起抵制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规模持续增长的全球供应链中？新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PVDA / PTB） 在其理论周刊中指出，彻底的经济转型以及与欧元制度的决裂，需要等到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次群众运动才会成功，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的论述说，比利时的电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大企业的供应，而我们必须使外国资本家无法抵制这场群众运动。ISA比利时支部呼吁在选举期间时对比利时工人党进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为它是在议会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的观点，是过于简化的。

工人国家确实会遭受抵制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低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其并不会仅仅只是以左翼多数派在国会内将大型经济部门国有化的政策表现出来，工人还会握有实权，让产业还会转由工人阶级的民主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样的职场民主委员会将选举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来参加区域或全国性的工人大会，而这些新机构将会动员起来，以掌握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当人们见证到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之时，便将立即改变群众意识，使其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着战斗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会因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对邻国革命采取野蛮行径，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与受压迫者的政府，将对其他国家发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号召，呼吁采取罢工一同对抗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政府发动经济制裁和扼杀革命的企图。这将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联系起来，并向资产阶级任何颠复和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企图进行斗争。

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政策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主义由上自下的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1917年俄国革命促使了工人议会与兵士议会（工兵苏维埃）的建立，并威胁了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示范。不幸地，俄国的革命却被孤立在一个仅有少许工业部门的农业国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专制菁英开始掌控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战争与经济摧残使工人议会遭到破坏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经济政策的特性在于缺乏远见、朝令夕改，并尝试在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找到平衡，妄图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由上而下施行独裁统治。

用能否达到产量目标作为奖励工厂经理的标准，这变相鼓励了资源屯积，和刻意在帐面上低估实际更高的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斯大林和官僚们变得很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确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对于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来说，这种情况当然非常荒诞。对于斯大林与新的菁英来说，重工业及军工业是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公开的档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时常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民生消费问题。他们担心若消费远低于其他经济指标时，会导致社会反弹。

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计划经济依然使俄国跃升世界强国。从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长了4.1倍，与类似条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增长强劲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长开始放缓。错误的投资破坏了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军事开支占了GDP的16%。对军工业的高度重视夺走了民生产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经济中非军事部分的新发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误导性的统计数据和对真实的经济情况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高级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主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拖垮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中。正因为工人们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起来，也无法发声，官僚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工，不能理解现实情况。官僚们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歪曲了局势的实际情况。官僚们过度集中的计划反映在他们紧抓着对社会盈余的严格控制。这些官僚主义的元素是能够借由一个政治革命来扫除的，从而建立工人民主来帮助计划经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诱因在哪裏？”

资本主义捍卫者批评说，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会因享有免费健保、更高的薪资与更多闲暇时间而变得懒散。我们当然不支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的急迫需要，将在社会主义下倍数增长。工人阶级将会如同现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产生阶级意识并警惕任何威胁其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阶级敌人。一个革命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将是生产力、质量、效率、创新与民主的最佳保证。

当然，对生产力最大的“诱因”在于，在社会主义下，社会透过在职场、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员会，人们将获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休闲时间、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和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励措施，那就要以产业或者以全国为范围，集体而共同地施行。在大举国有化后的企业尺度上，如果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会破坏创新的动机和劳动者的团结。相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励措施反而是个倒退。更广泛的集体激励措施将会确保成功的国有化企业，能派遣他们的专家到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让大家共同进步——这点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最终将成为生活的较小部分。同时，它将是让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被生产力操控和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数百万人将走向斗争。如果我们希望能把工人阶级与青年组织起来，并围绕着够带来根本改变的纲领，采取团结行动，那么将关键的产业转入民主计划经济的诉求，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武装和强化这些抗争。

二零二一年

影评《切尔诺贝利》——一脉相承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腐败

2019年HBO播出迷你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播出之初就已引发热烈讨论，而此剧作为一部灾难剧，更在2020年初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时更再一次被炒热，特别令内地群众当时借着对剧情的评论以批评嘲讽中国政府疫情之初的灾难性应对。

该剧背景取自于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核反应炉爆炸事故，该事故造成大量人员直接伤死，更多人间接地遭受到长期而严重的伤害和过高放射性辐射剂量的病症折磨。亦令电厂所在的普裏比亚特市至今仍被画定为无人区，据估计需时900年当地的放射性辐射强度才会减弱至适合人类安全地居的水平。

剧情表现了苏联官僚在灾难发生之初的茫然和无能，反映了当时主要负责的官僚如电厂副总工程师骇人的偏执，在各方面报告出现严重事故，甚至整个电厂上层被爆飞，反应堆炉心曝露后，依然拒绝面对现实，坚持认为炉心不可能爆炸，事故仅仅是“控制箱爆炸，屋顶起火”。

同时亦刻画了斯大林主义官僚出事后急于推卸责任，如电厂主任在凌晨事故发生后返回电厂办公室后第一句说话就是：“我怎么可能负有责任？我当时在睡觉。”以及当苏联副总理及能源部长到场后立即表示“已控制情况”并交出“责任人员名单”。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秘密警察和国家特务机关的无孔不入，剧中表现为克格勃（KGB）处处阻挠列加索夫调查事故起因，更直接出言威迫其在国际会议上作伪证，以求隐瞒RBMK-1000型裂变反应堆的设计缺憾。

核灾与疫情

这些情节在年初中国疫情爆发之时极易引发共鸣，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乃至逮捕指控医生们“造谣”，而在无法掩盖事故之后又尝试淡化灾情。因此，此剧在中国一些网站播放时，当情节推进到苏联官僚表示“情况已经受控”时，观众就在弹幕中打出“可防可控”，以嘲讽中国官僚淡化疫情的作风。

同样的在现实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在英国BBC电视台的访问中表示苏联官僚欺上瞒下，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核电厂的具体事故情况。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对当时灾难的情况一清二楚，他表示自己不知情实际上是为了洗脱自己在灾难前无所作为的汙点。这又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在疫情爆发后失踪多日，随后又毫无廉耻地表示自己一直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一样。

然而，更讽刺的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中，一篇标题为《突发性灾难中媒体传播社会信息的方法和责任》文章中，批评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灾难发生后，苏联的媒体并没有及时地加以报道，4月26日发生灾难，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极少的文字将这一灾难告诉人民……在核爆炸发生后的一个月内，苏联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固然作为一部主流媒体根据现实历史“改篇”的娱乐作品，当中亦不乏夹杂了一些对苏联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比如“连电厂运作方式都不清楚的能源部长”和“鞋厂工人出身的明斯克市委看不起核子物理科学家”之类。而事实上，相比起像核电厂副总工程师一类的技术官僚，工人出身的官僚反而往往对事故更具敏感性，比如片中明斯克市委的原型斯柳科夫在接到科学家对城市背景辐射轻微上升的报告后立即坐立不安，反复向乌克兰与莫斯科致电查问情况。

总体上，这电视剧刻画出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官僚在面对灾难前的无能、失职和卸责，也让人有机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了解苏联官僚的体系性腐败，在苏联最后几年的日子裏最终导致了它不可逆转地走向解体。但同样要明白的是，官僚的体系性腐败和低效并不是源于计划经济，而是因为苏联的工人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因此，我们要主张的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力，特别是要主张对官僚和民众代表的召回权，同时亦要保证对媒体的民主公有并民主地营运和监察，只有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民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官僚机械的低效无能和失职卸责问题。

中国：“内卷”与“入关”——利润饱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瓶旧酒

近期，国内网民交流讨论社会性议题的话题中，常常提及到一个概念——“内卷”。广义而言，这一概念往往会被用于解释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领域出现了过度内部竞争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然而，网络上对“内卷”的讨论非常广泛，套用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从日常生活琐事、到就业和职场竞争、乃至国内“决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这一概念上。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对“内卷”这一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内卷” 

首先应当厘清“内卷”的定义。普遍都知道“内卷”（involution）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社会学当中，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所指的是当社会到达某一阶段后却无法进一步向更高阶段演化，而是只能在当前水平下复杂化的重复再生产，缺乏创造性。换言之就是量变不断累积，却无法达成质变的一种状态。 

而这一种概念套用在中国国内，最容易引发广泛共鸣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国高考被视为典型的内卷，原因而是在于为了在庞大的考生人数中进行淘汰和考核，受制于全国课程大纲又不允许试题和考生跳出大纲这一框架，因而只能将考试题目和内容趋于无意义的复杂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层面往往不是学术水平或创造性，而是对各种出题手法熟悉与否和考生的答题技巧。 

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当局必须以一个全国统一的高考课程大纲所为统一的考核准则，否则落后省分和地区的考生根本无法竞争，高等教育名额必然进一步向发达省分和地区倾斜。 

在就业和职场上，这种情况则最常体现为“向下竞争”的加班文化。在资本家鼓吹“奉献”“奋斗”等等的措辞下，工人通过更多的无偿加班等途径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价值”，996这种公然违法的工作条件更成为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常态。这种工作强度和时数的不断叠加亦是内卷的典型形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新鲜事物，日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进入了这一阶段，有着大量工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这一状态的因素在于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复辟，市场的利润率趋向饱和后，资本本身亦同样开始进入“内卷”状态。在中国，一个有利可图的新行业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载就会吸引大量寻求增殖的资本迅速一涌而上，挤满甚至“压坏”行业的生存空间。如几年前的共享单车行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见，这依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市场利润饱和而资本加强对内剥削的老问题。 

网民试图用“内卷化”一词综合各种社会衰败的现象，反映民众对社会停滞不前、无发展机会的不满，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个客观解说。可见中共的官方宣传权威受挫，使社会意识的出现真空，各社会阶层正在寻找答案。社会开始有集体的独立思考，认知到社会制度出现问题，而不再盲目接受统治阶级的洗脑宣传，已经足够令中共有所恐惧。然而，这可让革命思想有更大酝酿的空间，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 

“入关” 

突破这一困局的想法同时亦被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所谓的“入关论”。这一充满国族主义的念头将现时中国比喻为十七世纪中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所统治的女真政权“后金”，而把美国比喻为挤压女真族生存空间的“明朝”。认为中国应当像当时的后金一样“入关”，“征服大明”。而这其实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说辞的“中国式”翻版，以战争手段为资本掠夺和打开国外市场，占据世界资本市场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嚣“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最终剑没能为犁取得寸土，倒是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并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破坏、衰退。 

因此，现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同样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 而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不是解决方案，只会为工人群众带来最恐怖的苦难。因此，跳出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独裁者们为何抹黑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中国共青团在其社交平台账户上假惺惺地纪念社会主义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并放送其组图及断章取义过的语录。在这份纪念贴文中，我们无法发现恩格斯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点影子，却只能看到一个强调“忠于集体”、“热爱民族”、“坚持工作”、“努力团结”的资产阶级模范道德偶像。恩格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革命者，而绝对不是中共为了给自己披上红色外衣，维稳资产阶级独裁政府的工具。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忠诚战友，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提琴手。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的手稿，继续完成《资本论》的编着并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12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际工人的事业，而不是为了中共所宣称的实际上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丑恶事物而奋斗。正如列宁所说，在他们（革命家）逝世以后，（压迫阶级）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中共高调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随政策而变的历史？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朝鲜战争的“重要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强调朝鲜战争中击败美军的历史。在当前中美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共当局高调纪念朝鲜战争就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讽刺：随现实而变的历史？

历史铭记一切。历史遗忘一切。“老大哥宣布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于是所有人的记忆裏都自动删除了曾经大洋国和欧亚国打仗这一回事，大家似乎理所当然的认为大洋国就是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1984》

中国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前，抗美援朝的历史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获得了极大的重视。为此诞生了大量朝鲜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其中插曲《我的祖国》被视为第二国歌）等等。

改革开放后，走资的中共政权迫切地需求大量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反美民族主义此时变成了障碍，为了避免引起洋大人的不快，也为了压制那些反对中共领导层靠拢美国的党内派系和群众，因而逐渐降低朝鲜战争的宣传调门，并有意压制民间的相关纪念活动（老兵自发组织的此类纪念活动总会被警察严密监视）。

首先是从教育上修改历史记忆，《谁是最可爱的人》、《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等朝鲜战争相关故事从中小学课文中消失，中学历史教材与抗美援朝有关的内容一笔带过。早几年，中学课本准备新增一段源自《奇袭白虎团》的京剧节选（根据朝鲜战争一个真实战例拍成的京剧电影），该段一年后被上级有关部门删除，因为裏面的唱词“打败美帝野心狼”会让美国人不高兴。

与此同时，文艺作品中朝鲜战争题材成为禁忌。《抗美援朝》纪录片三度被禁，从未公映过。2001年刚制作完成，正准备公映，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影视片遂被禁。第三次是几年后，中共的老将领再提出播映该片。哪知，中央答复：“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早已过时，如果我们过多强调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国人，不利于中美外交关系”。所以如今中国隆重的纪念朝鲜战争、推出配套的影片、郑重其事的为健在老兵颁发纪念章等等，就显得莫大讽刺。相比之前的态度，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官方的这种历史观，有人讽刺道：“中日友好时，安倍晋三是和平主义者安倍宽的孙子。中日交恶时，安倍晋三是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

根本不在乎老兵

这不禁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难道历史是可以随现实而变的？在中共独裁下，的确如此。为了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中共当局意图重拾七十年前中美冲突的历史记忆。至于参战兵士，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当局从未真正关心过老兵的晚年生活。

社会主义者人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宣传，任何民族主义宣传都只是为了引导民众为统治阶级利益卖命。无论哪一国，资产阶级政府为鼓动民族情绪，都可以不惜修改历史，例如“美军解放奥斯维辛而不是苏军”。只有建成国际团结的社会主义，才能让历史摆脱民族主义的哈哈镜，不再成为贩卖廉价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鸦片。

朝鲜战争

金日成治下的朝鲜国就如毛泽东的中国一样，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苏联为模范的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政权。在1920-30年代，在特殊立的条件、落后的经济和国际工运受到大挫败的背景下，官僚的反革命催生了斯大林政权。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帝国主义害怕亚洲会爆发革命运动，催生更多建基于由上而下官僚计划的国有经济，打乱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秩序。1950年美国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发动战争，扶助作为美国傀儡的南韩右翼独裁政权。过去五十年亚洲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增长，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在这段时期的战败是主要因素。但斯大林主义，包括毛泽东主义的角色，使革命斗争大大复杂化，最后导致亚洲资本主义强化起来，牺牲了工人运动，并使中国和越南复辟资本主义，而朝鲜也以特殊的形式复辟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民族问题？

国族、国家边界、民族意识都是历史进程下的产物，并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今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不稳正导致各地军事冲突、民族主义、国家恐怖与镇压的加剧，也推动了被压迫者对于自由的渴望。这使得过去一度“已被解决”的民族纷争再次浮上水面，譬如在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2020年，我们看到了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由于民族问题爆发了全面战争。

马克思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对待民族问题的不同型态都是异常小心谨慎的。在来信中，这位读者却过于简单化来理解事情：“即彻底废除国家、民族概念”。问题是，哪股力量、哪个阶级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并且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纲领呢？资本主义，包含完全走资了的中共帝国主义政权，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语言政策

正如西班牙和印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残暴地打压着加泰与克什米尔人的权利，中共独裁也是依靠恐怖与镇压，加上基建投资的外衣，来“团结”中国各族。其不断增加的军警手法，实际上正带来反效果：不稳定的加剧，在香港表现为越加抗拒中共统治，在台湾则是越来越反对跟中国形成更紧密的经济或政治融合。就算在过去的“模范生”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在2020年莽撞推动汉语授课而非采取有弹性而民主的方式，也激起了群众反抗。当局拘捕了一万人，并且在当地的教育、传媒和文化领域进行了种族清洗，以汉人替换掉蒙族人。一个国家只能有单一语言，或者众多语言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些论述都是毫无根据的。许多成功的多语言社会就反驳了这点：比利时、新加坡、瑞士等等，这些国家都比中国小。过去中共采取了比较有弹性的做法，但现在却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为未来“分离”运动的病毒。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没有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旧沙俄帝国内部众多被压迫民族敏感而有原则的立场的话，这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来信认为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决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纲领才让这场最伟大的革命得以成功。

根据来信的逻辑，那列宁肯定就是个“愚蠢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了。毕竟，列宁在1917年12月夺权不久后，就签署文件承认芬兰从俄国独立。俄国的革命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芬兰独立的国家，当时许多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在犹豫当中，害怕这会在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引发连锁效应。

正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待被压迫民族非常敏感的态度，说服了旧沙俄帝国裏面43%非俄罗斯族的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府是不同的，不会像沙俄专制那样奴役他们。

以自决权赢取支持

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支持，建立出多民族的工人运动后，布尔什维克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及其军事反扑，并说服乌克兰、白罗斯、格鲁吉亚与其他民族自愿加入组成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苏联。一开始的时候，加盟共和国是有脱离联盟的权利的。不过，随着俄国革命被孤立，而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从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篡权，脱离联盟的宪法权利变成一纸空文。斯大林政权流于口头的假民族自决权，后来也被中国的毛泽东所彷效。

不幸地，来信没有采取阶级立场，而是从汉民族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同样，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并不会区分各民族。他们并没有只对芬兰、爱沙尼亚这些非斯拉夫族人采取民族自决权，而同样也适用于乌克兰等斯拉夫民族（他们在语言文化上跟俄罗斯族的相近程度，甚至比各个汉人地区之间的更大）。马克思主义者看待民族问题的标准，在于群众活生生的运动当中，他们的意识、恐惧、渴求，并且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建立团结的工人运动来推翻资本主义。这并非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种族”分类。

当今台湾主要由汉民族人口所组成，这位读者因此认为它应该自动并入中国大陆成为同一个国家。但这变相（可能是无意之中）是坠入了大汉民族主义之中，而非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台湾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视自己为大汉民族的一部份。而且，他们不信任也害怕自己会被迫受到中共独裁的统治。这些恐惧在习近平上台后的“战狼”外交下变得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美国为了重新维持对亚洲的主导，当然也是在利用台湾人民的民族渴望来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抗衡中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得分别开台湾工人和青年合理的民主渴求，以及各个资产阶级政权（美国、中国、台湾）的反动阴谋。

正如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

“统治民族的特权”

最后列宁还加上这句来回应这位读者：“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在争取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中，要在中国、香港、台湾，汉人、非汉人，乃至全世界建立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每种特定局势下考虑到群众的现实意识。这代表要提出一个保证工人政府不会违反工人阶级的民主愿望地去处理民族问题的斗争纲领。

波兰：纪念波罗的海沿岸工人起义50周年

2020年12月是1970年12月波兰工人对其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抗议运动，以及“黑色星期四”血腥屠杀的50周年纪念。当时，食品和燃料价格飞涨，原本的罢工和群众抗议快速变为工人群众的起义。革命之火燃遍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城市，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等，并获得了弗罗茨瓦夫、华沙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矿工和工人的支持。

这个12月事件证明了在斯大林主义国家，革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惊人的发展速度。运动最开始仅仅围绕经济诉求，但几天之内就发展到了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为核心的工人起义。而且，我们应该註意，运动中并没有任何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诉求。

当局害怕运动最终会演变为推翻官僚统治的全面工人革命，于是派出坦克血腥镇压了起义。其间，19座政府机关的大楼被放火，其中甚至包括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2座党的大楼。最终，在巷战中，有10辆坦克、18辆装甲车、7辆军用车和51辆民用车（警车）被摧毁。抗议者被士兵用机枪扫射，被直升机射击，被坦克碾过。官方数据称冲突中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伤。事实上，按照这场悲剧的规模估计，至少有数百人死亡。

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形成

中欧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当时纳粹被打败后形成权力真空，而红军得以夺权。一开始，共产党联合“资产阶级的影子”——自由派，“激进派”，社会党人和农民政党，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共产党自己保留了暴力机关的控制权，以镇压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随后现实状况促使他们清算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效法斯大林主义俄罗斯建立政权。这从根本上扭曲了社会主义——建立的不是一个基于民主工人委员会或者苏维埃的工人政府，而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铁腕独裁统治。

不过由于实施了国有计划经济，且由于二战之后各国工人对重建自己国家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些政权在建立初期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说，产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上的。期间有大量农民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大量工厂和住宅拔地而起，如新铸造厂（Nowa Huta）——一个克拉科夫附近从零开始建造的、模范的工人阶级城镇，以及一个大型钢铁工厂。

一段时间之后，当重心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也就是提高生产率）时，问题就出现了。托洛茨基解释说，想要在计划经济中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生产者民主，也就是说，让工人阶级可以在各个层面上检查和控制生产计划。当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产品质量和工人民主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官僚主义及其长期的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则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

与日俱增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在1950年代，官僚当局一直尝试解决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并引入经济改革。但是同时，工人的不满也愈演愈烈，比如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工人起义，几乎推翻了其斯大林主义政权。

稍早之前，同样是1956年，波兰工人在波兹南的抗议被残酷镇压，有数十名工人杀害。在此事件之后，波兰的官僚当局改变了策略，宣布提高工资，并替换了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波兰的执政共产党）的领导人，10月，资深党员哥穆尔卡（Gomułka）成为了党的第一书记，而他同年4月才刚刚从监狱获释。

哥穆尔卡掌权之后，就开始了被称为“哥穆尔卡复甦”的自由化，给予底层官僚和技术官僚更多自主权和激励。他还对农民让步，重新分配土地，解散了绝大部分集体农场，重新归私人所有。但是最终，波兰的农业仍然落后而低效。

尽管进行了改革，或者说，也由于他的改革，1960年代经济问题开始积累。为了进口实现经济现代化所需的资本设备，波兰需要外汇。因此波兰最主要的出口品——粮食的出口增加了。但是由于哥穆尔卡1956年的零碎化土地分配政策，生产率一直很低下。雪上加霜的是，1969到1970年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干旱、寒冬、以及春季洪水，使得农业产量进一步下降。

原本用于出口的粮食现在用于国内，使得外汇赤字扩大，而且粮食短缺仍然存在。这引发了1970年8月的卡托维兹矿工暴动，以及妇女在超市的暴动。随后，当局在华沙“奇迹”般地找到了肉类，并运往卡托维兹，暴动很快平息了，但是几周后，华沙也爆发了罢工。

1970年12月的价格上涨

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1/3的国家预算要用于食品补贴，外汇赤字节节攀升，并且迫切需要资本设备发展经济。最终，在12月，圣诞节前，政府宣布要提高燃料和食品价格。并且执行方式像是把人当猴耍，政府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价格管制”，在报纸的第一版还专门介绍了那些由于这次“价格管制”而跌价的商品，比如“Lazuryt”电视机，事实上这个商品已经停产2年了！而那些关于燃料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新闻则挤在了第二版。

其中，鱼类的价格上涨12%，肉类和肉制品上涨18%，面粉上涨16%，牛奶上涨8%，当地的主食大麦上涨31%，果酱上涨37%，咖啡上涨92%。还有燃料也上涨了，比如煤上涨了10-14%。

在这波物价上涨之前，波兰工人就需要花工资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上，所以当圣诞节前夕，政府宣布物价上涨时，工人的怒火爆发了。在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到如此离谱的情况下，一个商店裏不存在电视机的价格下降，或者其他工人阶级买不起的商品价格下降，这又如何呢？特别是那些最贫穷、最年轻的工人，他们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他们走投无路，率先走上街头。

工人们要求取消涨价，或者对受影响的人进行经济补偿。甚至提出缩减工资差距，使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平等，而这也实际上意味着官僚们膨胀的特权终结。

工人们的愤怒在街头扩散

街上的情况很混乱，很难厘清接下来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仅那些二三手的记录存在矛盾，甚至亲历者自己也很混乱。特别地，因为之后的恐怖镇压、政府的宣传、以及毕竟已经过去50年了，真相更加模煳。但是，我们可以罗列各个部分，并给出事件过程的一个概略。

12月14日，无数工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的早班中罢工。三千人先是前往了工厂管理者的办公室。他们要求取消涨价，管制工资制度和奖金制度，并从统治集团那裏夺权。

由这些要求没有被满足，他们就向市中心前进。一边游行，一边高唱国际歌，下午时走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部前。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年轻人加入他们，人数最后超过一万。他们愤怒但平静，直到目前为止，抗议者们还没有一个领导者，也没有组织。随后他们向华沙理工大学进发，说服学生加入，接着前往广播电台，要求广播诉求。游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民兵（波兰警察）的催泪弹攻击。工人用石头和螺栓自卫。再然后，他们组织了一场露天集会，有几百名学生参加。这天晚上，当局切断了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区所有的有线通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起义升级了。工人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宣布了全面罢工。虽然通信被切断了，但是罢工还是蔓延到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如格丁尼亚、埃尔布隆格、什切青，那裏也有工人建立的罢工委员会。当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再次走上街头时，有了第一个死亡案例，士兵向示威者发射了实弹，官方宣称，造成了5人死亡。随后暴动开始了，有玻璃橱窗被砸，有商店被抢（有一些目睹者说，这是混入抗议者中的警察做的），甚至点燃了党的总部。当局则以地区戒严和宵禁回应。同一时间，埃尔布隆格也发生了冲突，并且罢工扩散到了另一个波罗的海城市斯武普斯克。14日到19之间，抗议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也向内陆城市扩散，到了华沙、佛罗茨瓦夫、比亚韦斯托克、克拉科夫、瓦布尔奇奇、奈萨等城市，共有两万工人参加。

12月16日格但斯克的工人宣布罢工。但是当他们尝试进入工厂正门抗议时，被在工厂戒严的士兵射击。官方报告称，共有2人死亡，11人受伤。

同时，旁边的城市格丁尼亚情况比较缓和。罢工委员会与该市国民议会主席进行了谈判，议会是当局中唯一愿意听工人诉求，并承认抗议行为合法的官方组织代表。工人向主席提交了一份诉求清单，主席承诺会把这份清单提交给副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奥莱克（Stanisław Kociołek），但是抗议者们必须解散回家。

工人的要求内容包括，根据最新的物价上涨来调涨工人工资，提高最低工资（特别是收入最低的女工），减少蓝领和白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异（包括公司董事收入不应超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1000兹罗提）。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格丁尼亚罢工委员会成员被逮捕，副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奥莱克在广播和电视裏呼吁格丁尼亚的工人回去工作，因为格但斯克的抗议已经平息。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这天，也就是12月17日上午，格丁尼亚的工人响应副总理的号召，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军队已经埋伏在格丁尼亚最大的工厂——巴黎公社造船厰，并把这裏封锁了。当手无寸铁的工人刚下火车，准备前往工作时，军队残忍地向他们射击。官方报告称，共有1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18岁的高德莱夫斯基（Zbyszek Godlewski）英勇就义，工人在歌曲中称他为维西涅夫斯基（Janek Wiśniewski），工人们一边高唱，一边抬着他的遗体游行，穿越城市，成为这场屠杀中令人心碎的标志。

随后爆发了巷战，军人和民兵在街上残忍的杀害群众。有一名遇难者是一位15岁的男孩，在他逃避战斗并安全到达校园时，被子弹击中后脑。

在这天，什切青也发生了巷战和全市范围的大罢工。冲突中，党的建筑被点燃，军队和民兵攻击了示威群众。官方报告称，共有16人死亡，100人受伤。工人成立了全市的罢工的委员会，联合了120个工作单位，这已经是一个工人委员会或者苏维埃的雏形了。有报道称，有的士兵和工人开始联合，在军用车辆上展示批评当局的口号。

12月17日至22日，工人们取得了什切青的控制权。西方媒体乃至一些党的政治局成员，都把这种状况成为“什切青共和国”！当局以切断什切青和外界的联系，以及宵禁来回应。虽然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当局直到22日与罢工委员会签署协议后，才使得罢工结束。并且之后，什切青依然动乱了数周。

镇压和让步

十二月事件使官僚当局感到恐惧，并让他们准备展示武力。1970年12月14日到19日，除了9000名民兵，当局还派遣了61000名士兵、1700辆坦克、8700辆装甲车、108架飞机和直升机。官方称，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伤，这显然低估了这场屠杀的真正规模。除此以外，共有3000人被捕，还有无数人遭殴打。

当局对受害者的家属也很无情，家属们被迫在午夜埋葬逝者，并且只有最亲近的家属才能参与。许多家庭被迫搬到波兰的其他城市。

但镇压不足以平息抗议，官僚当局还着手对工人让步。早在12月20日，党的第一书记，瓦迪索·戈姆卡（Władysaw Gomułka）就被迫宣布辞职，官方称是由于健康原因。接任者是前矿工爱德华·吉列克（Edward Gierek）。虽然他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政治局委员了，但是官方就像他是新人一样介绍他。吉列克的风格和戈姆卡不一样，他承认领导层的错误，而不是简单地妖魔化工人。

几天之内，最低工资就提高了，但是涨价没有立刻取消，在起义被镇压之后的几周，愤怒的情绪仍然在暗中扩散。1971年1月22日，什切青造船厂再次罢工。这次，比起镇压，政府更加倾向妥协。吉列克接见了罢工工人。尽管如此，在更多罢工的压力下，直到1971月3月1日涨价才最终取消。

1970年12月事件的遗产

领导人的改变也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改变。当局大量从西方举债，但是没有提高生产力，也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大部分款项都用于消费补贴，来换取社会和平。因此数年后，经济危机又一次发生，为新的抗议埋下了种子。

虽然波罗的海沿岸起义的结局是工人失败了，但是它加强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这是首次出现对自由工会的诉求，并持续扎根于工人心中，之后在1970年代的独立工人阶级工会的发展中表现出来。

1980年，格但斯克再次发生罢工时，运动的组织性比1970年要高，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使当局妥协。不幸的是，12月事件之后的10年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发展。1980年时，大多数工人还本能地怀念“人本社会主义”，罢工者的21条诉求反映了这一点。而运动的“顾问”们（如律师、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并没有争取让工厂的罢工委员会获得政权，而只是给当局施压，以获得让步。这种绥靖的方式最终导致1981年《戒严令》的实施，这击溃了运动。而之后，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越来越多，1989年，运动最终滑向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死胡同。

波兰：功败垂成的斗争

可以说，在东欧集团国家中，波兰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义斗争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斗争已经发展出一个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然后，在那一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占领和罢工的浪潮中异军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权。然而9年后，一个亲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以团结工会的成员为核心所建立起来。以下，Paul Newberry来探讨为何事态会这样发展。

在这场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和组织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寻求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墙壁上的涂鸦就表达了这一点：“要社会主义！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为这场斗争的副产品，独立的“团结工会”（Solidarnosc）诞生了。然而，仅仅9年后，团结工会组建了政府，并开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场化“改革”，复辟了资本主义。工人运动怎么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堕落的根源是否从一开始就存在？

为了充分理解波兰和其他前东方集团国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进程，就必须要考察这些政权的起源。1917年俄国曾发生过群众革命，后来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世界革命失败后遭到孤立，因此出现了官僚化堕落。然而，东欧集团国家的史太林政权却不是这样形成的。红军在二战时解放了这些国家之后，驻扎于这些国家。当地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残存势力组成了联合政府。然而，国家的镇压机关却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义者手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太林主义者在群众的支持下，清洗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最后残余。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措施得到了数十万工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支持。

从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就是畸形工人国家，以史太林主义的苏联为蓝本，并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独裁所取代下对社会主义的荒诞扭曲。尽管工人群众最初对此充满热情，但这些政权的残酷镇压性质很快就令他们失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工人起义，最着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阶级英勇地试图进行政治革命。

波兰在这一进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兹南，一场反对政权的工人罢工和示威遭到残酷镇压。事后，政权决定采取新政策来扩大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权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基层官僚获得更多特权﹐以便与政府加强联系。政府也赋予教会特权，以换取其支持。

转折点

起初，由于计划经济的优势，波兰和其他东欧政权经历了高速增长。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7%。然而，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费、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官僚机构从对经济增长的相对束缚，变成了绝对束缚。经济计划引发了反效果──经济混乱。

到了60年代末，经济已经出现了问题，民众的粮食补贴难以为继。然后在1970年，肉类价格上涨，引发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并演变成了一场斗争。虽然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也影响到斯塞新、艾布隆格、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镇。政权出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被动摇，于是再次试图软硬兼施，同时实行镇压与妥协。哥穆尔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没有得以良好地投资，亦有大量资金被用在增加群众的消费，企图换取社会安宁。

有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但这段喘息期并不长。不久，当局就难以偿还贷款。1976年，工人们在波兰军火工业的发源地拉多姆（Radom）组织了一次罢工。虽然政权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罢工领导人却被秋后算帐。一群反对派和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保护委员会（KOR），为受迫害的工人筹集资金，提供法律援助，并宣传他们的事业。在接下来的几年裏，在KOR的帮助下一些城市组织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厂。

1980年夏天，当肉价的一系列上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罢工浪潮时，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局计划给予战略行业的罢工者让步来分化工人。然而，这一政策只激发了更多的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还抨击了官僚机构的特权，要求言论自由，抗议活动变成了大罢工，包括封锁通往俄罗斯的铁路线，停止了波兰的出口。当地报纸攻击罢工者，并警告说俄罗斯会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报纸。副总理飞往卢布林进行紧急谈判，作为让步的一部分，该报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诉求

8月中旬发生了质的变化，格但斯克造船厂爆发了一场维护工人领袖、KOR沿海工人团体成员Anna Walentynowicz的罢工。一个地下的自由工会在这裏已经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们准备充分，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激进，并蔓延到政治层面。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被解雇的工人的职位，增加工资水平达到与民兵一致，并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竖立纪念碑。

占领活动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亚三联市。格但斯克的罢工委员会相互联系。第二天，当局切断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电话线 以试图控制罢工。然而，罢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与造船厂工人的谈判几乎达成了协议，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满称如果造船厂工人结束抗议，他们将不得不独自继续斗争。船厂工人的领导人迅速转变立场，罢工再度爆发，这次罢工是为了声援其他工人。

那个周末，全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工场罢工委员会（MKS）。这是以类似于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作场所代表组成，而这些代表又选举出一个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极其民主的结构。主席团对代表负责，代表们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作单位负责。主席团和政权之间的会谈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厂工人进行现场直播。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政权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的一些讨论也是闭门进行的。

同一个周末，一份包含21项诉求的清单被起草出来。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们正朝着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首先要求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权利。这些要求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权利的诉求后，还有其他诉求，反对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权，反对特殊商店和商业商店售价高昂。还有一系列经济要求，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的条件，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诉求清单中没有任何地方要求进行市场改革或恢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会进一步提出，要求选举所有官员，并对官员有召回权利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应该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此外，职位应定期轮换。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防止今后形成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应该掌握权力，成为工人阶级统治的机关。

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

尽管政权试图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传出后，运动像野火一样在波兰各地蔓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占领性罢工和类似的代表机构。在斯塞新，船厂工人还没有采取行动就得到了10%的工资涨幅，这鼓励他们组织罢工并成立自己的代表机构。一周之内，代表40多万工人的370个工作场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机构。

双重政权的局面出现了。在大罢工期间，格但斯克代表机构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卫生服务。在罢工期间，禁止销售酒精，罢工者也禁止饮酒。随着罢工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国家慢慢陷入停顿。

这次罢工证实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工人、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公开的民主辩论和讨论蓬勃发展。社会各阶层受到启发﹐开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变现有的官方社团和组织。

相比之下，当局完全被孤立，执政地位命悬一线。由于对武装部队的可靠性没有信心，它无法使用武力来破坏罢工。甚至执政的波兰联合工人党（PUWP—波兰共产党）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阶级的基础脱离了官僚体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员是PUWP党员，斯塞新的两个代表团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许多城镇的代表机构中，工人阶级的党员都成为了领导层，或者主动成立了当地的代表机构。后来，有一百多万工人阶级PUWP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局不得不拖延时间，与格但斯克代表机构进行谈判。8月31日，政权签署了接受21项诉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分胜利。推翻政权，建立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错过。缺少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层，以向工人阶级诚实评估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并充分表达罢工者的诉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机构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华裏沙（Lech Wałęsa）、KOR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顾问”──却有着相当局限的视角。他们认为，他们最多只能赢得一些改革。KOR的领导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协议之前，他认为对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用来在谈判桌上虚张声势，而不是一个可以赢得的要求。在每一个环节，领导层都扮演着保守的角色，牵制着运动的发展，阻挠工人提出更激进的诉求。例如，结束PUWP的“领导作用”和自由选举的要求遭到领导层的反对，没有出现在21项诉求中。协议签署后，领导层走遍全国各地，试图说服工人取消罢工。天主教会也发挥了类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会敦促节制，并劝说罢工者停止罢工以避免激怒波兰的邻国。

尽管领导层发挥了负面作用，但团结工会还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签署格但斯克协议两周后，团结工会拥有350万会员。到了秋天，850万工人加入了团结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达到了1000万。在几个月内，它成为波兰最强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罢工迫使数百名官僚辞职：包括党委书记和工厂经理。

最后机会

然后，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团结工会分子在离开会议时被警察殴打。这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4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实际上应该做的是在3月31日发动大罢工。华裏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政府同意了团结工会的诉求，惩罚那些对殴打事件负责的人，并承认农村团结工会。这给了华裏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一个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次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已经失去。相反，随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团结会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它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政府开始破坏经济﹐希望打击工人阶级的士气﹐并将责任推到团结工会的身上。许多产品被实施配给，各地出现了大量轮候购买肉、糖、肥皂甚至卫生纸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队现象。

政权的策略开始奏效。工人开始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无能感到失望而导致士气低落。根据库伦的说法，1981年上半年，对团结工会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人们反对领导层，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这代表了工人们对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们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会经济的任务。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并没有被制定成一个明确的方案。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它对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乏立场。尽管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决议，但华裏沙和领导层还是再次当选。妥协“自我限制”（“不要挑衅政权”）的政策仍在继续。

9月的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和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随着这次机会的流逝，斗争的天秤开始向政权倾斜。镇压的条件已经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机构的军事部门采取了行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实施了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被围捕，与数千名活跃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关押了起来。工会会议被禁止并实施了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和政治革命发展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粉碎了。任何设法逃脱逮捕的领导人都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民主辩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领导人在秘密条件下工作，这让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的监督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危机也在加深。这是一个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队人数增多，通货膨胀严重。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都存在大规模失业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兰工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灯塔。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想得到了加强。甚至官僚机构也受到了影响。在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后，它试图通过实施市场“改革”来使经济走出僵局，但没有成功。

到了1988年，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和官僚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样的亲资本主义观点，团结工会现在完全被知识分子和天主教教会顾问所控制，而华裏沙则进一步转右、向亲市场的立场发展。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在于意义深远的市场“改革”，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包括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该政权缺乏实施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时，团结工会运动也在复兴，罢工的次数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机构需要让团结工会参与这一进程。如果能说服团结工会承诺采取这些措施并承担共同责任，那么反对这种强硬政策的声音就会降到最低。

解决的办法是组织“圆桌”会谈，谈判这样一个协议的条款。然而，与1980年8月不同的是，这次真正的讨论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况下闭门进行的。讨论的电视转播部分纯粹是为了作秀。作为回报，华裏沙和其他领导人扑灭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罢工。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组织部分自由议会选举。议会中只有35%的席位被选举产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给PUWP及其盟友的候选人。

1989年6月5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个席位除外，这表明该政权的孤立和合法性的丧失。几个月后，团结工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导致了接下来两年GDP的急剧衰退和逾20%的大规模失业。

然而，工人阶级的这次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团结工会，体现在其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层的错误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团结工会也包含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只是在戒严、粉碎工人民主组织和经济全面崩溃之后，才有了反革命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团结工会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打击领导层的错误策略，提出明确的替代方案，工人运动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变历史进程。

影评：《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1992年，年仅10岁的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随后采访了她及称赞她有“漂亮的眼睛”，并询问她是否有男朋友。布兰妮明显感到不舒服，但继续微笑着并保持礼貌，在试图在大批观众面前做出回应时，小心翼翼地讲出了自己的话。女性大多都会熟悉这种情况，面对不适当的评论不得不被迫应付成年男子的情绪。这种遭遇成为布兰妮事业上经常遇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她的12岁男生对手则被问到在农场长大的感觉如何。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最近在英国和爱尔兰播出。它记录了#FreeBritney（解放布兰妮）运动并追溯了布兰妮的职业生涯，以及令这名39岁的表演者和艺人目前受到监护令的事件。这部电影追溯着这位超级巨星的人生轨迹，从脚踏实地、充满活力的少女，到被资本主义媒体骚扰和追捕，并被推向精神崩溃的年轻女性。

企业性别歧视

纪录片内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这位年轻的明星从仅16岁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对象。从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乐录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学生校服，到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龄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问她有关她的乳房、亲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贞的问题。布兰妮被唱片公司和资本主义媒体过度性化，这与媒体对她的童贞的重视相当矛盾。这说明了所有妇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却不能有性行为——妇女必须面对走在永远无法接受的平衡之间的危险。

但是，布兰妮的性化和物化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经历或一次性的事件。相反，她的经历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妇女和女孩都有被物化，这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物化是使人类沦为单纯的死物的过程，它是一个非人性化的过程。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被物化过程是首先通过关註妇女的外表而进行的，其有害的意识形态通过广告、电视、杂志、音乐、电影等进行传播，这些都对正常化物化女性起到了作用，然后这就成了被广泛采用和复制的现象。

为了利润而物化

但是，物化女性对资本家有什么好处呢？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是通过对女性的剥削及物化。到2026年，全球美容产业的总产值预计将达到4383.8亿美元，而贩卖有限的美容标准的全球色情行业的年产值将达到970亿美元。物化女性也使许多其他行业受益：时尚、电视、电影、零售、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行业。

如果物化贬低妇女作为人类的价值，那么也会贬低她们所从事的活动。如果这些活动与妇女特别相关，例如家政和护理工作，那么这一贬低的情况就尤其突出。根据2018年乐施会的报告，绝大多数女性免费从事那些工作而为全球经济节省10万亿美元。在工作场所，这却意味着女性的工资会被降低，为雇主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非人化导致暴力

妇女和女孩为此付出其他什么代价？物件不是人类，它们是可以随意使用和丢弃的物品。当妇女和女童在社会中成为常规被物化的对象时，这会影响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并最终影响她们的待遇。媒体们对待布兰妮有明显物化的过程。例如，出版物和主持人着重于她的外表和她在性方面的事情，从而有损她的优秀的才能、人格和人性。同样地，整个社会也复制了这一点，受影响的包括有工人阶级妇女、LGBTQ +、移民妇女、有色人种妇女、爱尔兰流浪者妇女以及因此遭受最严峻考验的残疾妇女。

物化及其非人化的影响为暴力铺平了道路。妇女援助组织（Women’s Aid）于2019年报告说，自1996年以来，爱尔兰有230名妇女死于暴力，其中87％被他们所认识的男性杀害。全球有1/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过肢体或性暴力。60％的女性很可能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而71％的女性在公共场合遭受了不必要的触摸。最重要的是，女性通常每天都遭受不必要的关註，不适当的言论和其他“较轻微”的性别歧视。

这类经历对妇女和女孩的一生造成严重伤害。面对自身经历、不现实的美容标准、暴力、骚扰以及社会对她们的嘲笑，女孩和妇女的心理健康遭遇毁灭性影响。男性死于自杀的可能很高，但试图自杀的妇女和女孩的比例更高。 2016年，妇女和女孩自残的可能性增加了24％，她们也受到自卑、抑郁、焦虑、饮食失调和与创伤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困扰。所有这些因素削弱了妇女在世界上自由活动的能力，并对她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不能再接受这一现状

但是，现在有着积极的有关布兰妮的遭遇的讨论。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年轻人，以及那些与她一起成长的人，都对这位明星的过度性化以及媒体对她的对待感到震惊。一大批支持#FreeBritney运动的年轻人都拒绝当年被完全正常化的态度。年轻世代正在活跃起来，并组织起来反对性别歧视的传统和压迫，从#MeToo运动的兴起中也能看得出来这一点。

态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证明了群众组织的力量，并表明了与当前围绕利润谋害人类社会的制度进行斗争的潜力。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理解父权结构和观念是资本主义用来维持和正当化不平等的工具。因此，要与这种压迫制度作斗争，就必须对妇女和所有社会上少数群体的压迫有透彻的了解，并与之抗衡，这对于与其他部分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很是重要。

“扬起尘埃，赢得胜利！”巴黎公社150周年纪念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阶级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并创造了历史。这是第一个由工人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会：工人政权。虽然公社只维持了72天，但却能够实施社会变革，改善整个巴黎工人阶级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众控制管理的城市裏，在短短几周内实现的许多变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仍在为之奋斗的目标。

工人发动的革命

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进工人阶级的意识，必须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法国工人阶级以失望告终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国封建秩序的法国大革命，是由自诩为法国“平民”的第三等级，对抗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不仅由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组成，还包括农民、激进的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新生的工人阶级。与之前的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如美国革命）不同，这个等级中的 “下层部分”（非资产阶级部分）围绕着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竭尽所能在斗争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与雅各宾派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结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后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和革命政府，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都会在他们和后代的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他们认为工人控制和结束阶级剥削是共和国目标的进一步民主延伸，他们就是从这场运动的左翼中产生的。

时间来到1848年2月，在欧洲各地的起义浪潮中，法国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国建立。 6月，在新当选的政府转向保守后，巴黎工人阶级发动了起义。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应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作品：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有过着名的描写：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真正忠诚，他们压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为对社会动荡和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的回应。 现在很明显，法国资产阶级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级那样，自称是 “法国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乱最终没有成功，路易•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当选为总统。 三年后，他中止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并宣布在他的统治下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成为拿破仑三世皇帝。

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为展示法兰西帝国的实力而挑起的普法战争中失败了，战事最终以巴黎被长期艰难围困而告终。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新政府向普鲁士军队投降，并迅速试图解除巴黎的武装，尤其是国民警卫队，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这绝非偶然，因为巴黎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城市，而工人阶级一直是法国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军，但是他们的物质条件在君主和民选官员的手中不断恶化，并且刚刚经遭受了普鲁士军队的残酷攻击。

巴黎的工人阶级对已经投降的法国政府构成威胁，因此统治者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 当法国军队试图从蒙马特等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激进区清除大炮时，数千名妇女、男子和儿童阻挠他们，筑起路障，将军队赶出城市。 在之前的动乱中，革命者一直挂在嘴边的“公社”现在已经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将由工人管理并为工人服务。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着手创建一个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剥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内部的革命者们明白，要真正改变巴黎的社会面貌，需要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大规模参与。 3月26日，举行了新的选举，选举出了反映公社新价值观的总委员会。 20万法国人参加了投票，当选者中有1/3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属的第一国际的成员。 选举结果得到了巨大的庆祝。

公社开始实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进步变革。 首先，为了确保当选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备使他们的地位高于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国家职能部门的官员的薪资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并可被立即罢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国人可立即获得公民身份，并允许他们投票。 政教分离，宗教由个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机构强加。 学校特别强调要消除教会的影响。 开始招聘世俗教师，被录用的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权官僚操作的职位被移交给在该部门有经验的体力劳动者。

为了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和痛苦，公社禁止驱逐流浪汉，并设立了公共食堂，还禁止了当铺的交易：当铺是巴黎困难时期的掠夺性产业，穷人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饥。

巴黎工人阶级第一次有机会体验到美术、音乐和戏剧，而这些以前都是法国富裕资产阶级的专利。 艺术品开始向公众开放。 在公社灭亡前几天，就有免费的、价格低廉的音乐会向公众开放，在那裏可以看到各种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试图摆脱前政权的象征。 在一次由妇女领导的自发行动中，巴黎的工人们没收了断头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后烧掉。 今天，断头台常被视为左翼的象征，代表着残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终结。但在当时，断头台最常被用来处决激进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 在摧毁它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妇女和男子正在摧毁一个针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国家暴力象征。

此外，在巴黎公社灭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这根柱子是颂扬拿破仑一世军功的凋像，巴黎的工人阶级和穷人都目睹并庆祝了这一事件。 这反映了对军国主义和法国国家殖民冒险的反对。 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当时巴黎的艺术成就蓬勃发展，巴黎人日常经营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这首歌的歌词似乎几乎让人想起了这几句地标性建筑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们，起来吧，起来吧! 我们从此改变旧有的传统，扬起尘埃，赢得胜利!”

一座正以人们的需要为基础、以世界劳动者为着眼点来经营的价值观，正在被写进这座城市的风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女性往往被限制在历史记忆的边缘，但她们绝对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进步的核心力量。 从公社在妇女的带领下突然出现，挡住大炮和组成街垒，到女革命者为跨越巴黎的孤立状态所做的努力：很明显，妇女在公社成功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社内部推行了许多最进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会主义和左翼妇女组织的产物。第一国际（亦称为国际劳工协会）是一个思想性组织﹐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趋势。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力量，以及后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响，他从理论上论述了妇女的弱点、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这些思想影响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动议，该动议指出：

“从生理、道德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应该受到有力的谴责，因为它是种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阶级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应该说，这些带有深刻性别歧视的言论是在许多后来成为主要共产党员的着名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情况下提出的。

这使主要的女性社会主义者需要挑战这些落后的思想，并开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体中组织起来，同时也与在第一国际法国分部中反对这些思想的男性社会主义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奥（André Leo）是一位小说家，他写了大量关于妇女受压迫的着作，1866年，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新的女权主义团体的成立会议，这个团体将包括许多公社着名的市民：波尔•明克（Paule Mink）、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诺埃米•雷克卢斯（Noémi Reclus）。 她们的工作重点是改善工人阶级女孩的教育。 她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为消除教会对学校的影响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师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整个1860年代，妇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具乐部，在较贫穷和工人阶级的地区中，她们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后来参加了这些具乐部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妇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后来成为公社的主要声音。 他们谈到了妇女的工作权，女工获得的低薪以及合法离婚的必要性。 妇女在公社下的政治具乐部中变得更加活跃。 在一个具乐部裏，一个工人阶级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类最大的错误。 结婚就是奴隶。”另一人说，她绝不允许她16岁的女儿结婚。而且，妇女们很乐意在没有得到教会批准的情况下与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具乐部，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被标记为一模一样，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级之间的关系。 面对前政权最残酷的工人阶级妇女，对这一制度的性质有着清晰的眼光，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政治角色。

因应法国政权向巴黎宣战而成立的保卫巴黎妇女联盟是公社内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它诞生于公社之前政治具乐部、女权团体和工人阶级集体讨论的这些思想。 联盟为老人和儿童的护理设施提供工作人员，并招募护士。 它还把自己的任务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国第一个将性别歧视描述为统治阶级用来煽动自身权力的工具的妇女组织。 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伊丽莎白•德米特裏耶夫是该国际创始文件的俄罗斯原始签字人之一，在整个公社期间，她与马克思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当公社灭亡时，妇女经历了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她们被肆意强奸和侵犯。 她们的身体被士兵脱光，暴露在街头。 在媒体的描述中，她们要么被过度性化，用傲慢的、动物般的语言来描述，要么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视为 “不自然的”。 性别二元制强加给妇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来诋毁为公社而战的妇女。 法国统治阶级对女公社社员的广泛关註，表明她们的存在对它们在巴黎的废墟上重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法国政权的反击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开创性的革命时刻也将出现重大错误，因为几乎没有以前的历史例子可借鉴。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错误之一是公社领导人低估了法国国家机器的敌意。 虽然不能保证工人巴黎的长期生存，但如果国民警卫队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政府，控制法兰西银行（其拥有大量属于资本主义阶级的财富），并且优先与法国和其他邻国欧洲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建立联结，公社存续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后来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基础的。 在这个修正中，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性质，并指明为了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把它的所有职能交给工人阶级，以进一步下放权力。 这一思想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化。

相反，发生的事情是，在梯也尔领导下的政府以几乎无法估量的残酷进行回应。在这场强烈反对中，保守估计有2万人被法国政府杀害，大约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驱逐出境。梯也尔政府也违反所有国际条约，授权在劫持人质时进行即兴“审判”，允许部队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任意屠杀。 工人阶级被屠杀，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 甚至在正式战斗结束后，尸体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幸存者。 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在对革命的巴黎工人发动一场种族灭绝的阶级战争。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个公社期间，女公社员对政权采取了更坚定的立场。 4月2日，当凡尔赛军队向巴黎进军时，其中一份妇女报纸写道：“让我们告诉凡尔赛人，巴黎已经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因为人们试图夺取她。”

“告诉凡尔赛宫，巴黎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护，因为人们试图使她措手不及并解除她的武装。 让我们告诉凡尔赛宫，议会说的没有用，巴黎说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卫公社时，她们提到了1789年妇女向凡尔赛宫进军的事件，当时由妇女带领的一大批饥饿的巴黎人围攻了凡尔赛宫，并俘虏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丝•米歇尔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个未婚仆人的女儿，她是围攻凡尔赛宫的最热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尔政府，法国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伊丽莎白•德米特裏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给马克思写信指出，特别是妇女们坚决认为革命必须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传播，她敦促第一国际总理事会向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出呼吁。安德烈•莱奥是负责写给农村工人的宣言《致农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国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加入巴黎的事业。工人阶级和革命妇女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国的真相，正是因为她们不仅受到制造商的压迫，因为制造商付给她们的工资比她们也在工厂裏剥削的男人还少，而且还受到国家的压迫，因为国家维持着高租金、高额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怜的社会福利。

对于今天的教训

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裏。”

公社在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证明了如果由普通工人负责的话，社会将会是什么样。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几周内就实现了向外国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离的做法，成了当今许多国家仍在为之奋斗的目标。

1871年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成功地造福社会，造福所有人，而且是变革的主要动力。 以少数人的名义对工人阶级的无休止的剥削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革命斗争，即使是被剥削者的自发反应，也是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在过去150年裏，资本主义为无数次革命动荡创造了条件，其中一些动荡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诞生的男男女女一样，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和穷人试图通过集体斗争来结束他们被剥削的痛苦，并面临着当权者的同样反应。这些运动都有胜利的潜力，它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由于缺乏一个大规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领导群众的革命政党，阻碍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社会。

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政党情况下夺取了政权，这是否与这一教训相矛盾呢？一点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个采取这种大胆的起义举措的人，虽然他们只在一个城市裏这样“只做了十个星期”，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应该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庆祝和尊敬。但是，不仅仅是工人从公社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国统治阶级几乎没有进行抵抗，他们还在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挣扎，他们在巴黎郊区进行了战术性的撤退，在那裏他们等待着重新集结武装力量，然后再进行无情的反击。

革命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且关键在于维持政权。托洛茨基在写巴黎公社时，解释了在公社取得初步胜利后，这种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为决定性的障碍。

“这第一个成功成了消极状态的新根源。敌人已经逃往凡尔赛，这不是一个胜利吗？在那时，几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伙。在巴黎，以梯也尔为首的所有部长本可以被俘获，没有人会出来保护他们。但是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没有一个对形势有全面理解和有实现其决议的专门机构的集中的党组织。”

一个革命政党如果对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会认识到粉碎旧的法国资本主义国家并夺取其财富和资源的必要性，以及认识到将革命传播到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必要性。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吸收了这些教训，并确保了1917年在俄国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我们不仅可以从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和其他许多革命事件的历史教训中获益，而且我们还拥有一个大大加强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数量更多、更加多样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全球范围内被剥削者奋起捍卫自己的尊严，并为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而斗争，公社的遗产仍在继续。

纪念革命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诞辰130周年

葛兰西无疑是最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近年来，他的思想尤其受到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赞赏，他们非常期待这位革命家的政治遗产。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意大利共产党（PCI）成立100周年之际，葛兰西的身影也再次出现。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当然有必要把葛兰西的形象从斯大林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切歪曲窜改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歪曲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革命价值的葛兰西形象。

红色时期

要了解葛兰西的政治遗产，就必须阅读他的着作，研究他的思想多年来的演变。这迫使我们分析葛兰西着作的历史背景，从 “红色的两年”（1919–1920）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监狱中去世。

葛兰西于1891年生于撒丁岛。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都灵；正是在皮埃蒙特的首府，他第一次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并在那裏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PSI）。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受到了为期两年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抗议浪潮的震撼。群众工人运动不仅限于经济诉求，而且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下，还具有革命的潜力。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不仅进行罢工，而且经常占领工厂，选举工人委员会，效彷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做法。

尽管工人们的确设法从雇主那裏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权益，例如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愿望很快就被意大利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人和工会官僚扼杀了。“红色的两年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葛兰西、阿梅迪奥 · 博尔迪加（Amedeo Bordiga）和意大利社会党整个革命派缺乏与改良派决裂所需的决断力，因此无法采取主动的姿态，领导工人夺取政治权力。尽管如此，葛兰西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声望还是大大提高了。1919年，这位撒丁岛革命者在都灵创办了“新秩序”（l’ordine Nuovo)报纸，将党内的整个革命派团结在一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反应是建立和资助法西斯的势力。这些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组织殴打甚至杀害罢工工人、占领土地的农民、工会成员和社会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红色两年”未能致胜所付出的代价。在1921年1月21日裏窝那（Livorno）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暴力浪潮中，意大利社会党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分裂: 由葛兰西和博尔迪加领导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成立义大利共产党。意共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第三国际的意大利支部。与改良派的分离显然晚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工人运动已经被法西斯组织击败，反动力量在整个意大利正取得胜利。

博尔迪加的极左路线

意共发现自己很快疏远于大众，特别是由于博尔迪加所奉行的宗派主义极左政策。该党的领导权最初掌握在这位来自那不勒斯革命党人的手中，他拒绝与意大利社会党和其他工人运动力量建立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跟主张应该为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起一个联合战线来反对法西斯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葛兰西在这个时期，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博尔迪加，但接受了他的宗派主义政策。

1922年，葛兰西访问了莫斯科，在那裏，他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进行了辩论，他开始相信博尔迪加的极左政策是错误的，左翼必须有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决心改变该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反对“博尔迪加主义”。

与此同时，墨索裏尼上台执政后，立即给年轻的共产党制造了麻烦。法西斯组织事实上已经开始逮捕和暗杀无数的共产主义运动人士。然而葛兰西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初期，他还能幸免于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6年，当局通过了一系列独裁的法律，清洗了所有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最终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葛兰西领导下的意共

在1923-1924年间，葛兰西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辩护。尽管仍属少数派，但在国际的支持下，党内的葛兰西派利用官僚手段，组织了一场内部政变，推翻了博尔迪加。这种不民主的方式在共产国际早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内部的巩固加强，官僚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葛兰西与博尔迪加进行政治斗争是正确的，也符合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反宗派主义立场。然而，这是一场用不民主的方法进行的战斗，因此违反了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和精神。在1926年的裏昂代表大会上，葛兰西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了“博尔迪加主义”领导层最后一击。在这一时期，这位撒丁岛革命者站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斯大林派系一边，错误地认为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博尔迪加相似。尽管有这个错误，但葛兰西从来都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在1926年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在政治上支持苏联的多数派，同时严厉批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者”使用的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方法。当时是1926年，远在斯大林消灭了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莫斯科审判和大清洗之前。

陶裏亚蒂和斯大林

然而，葛兰西的立场使他与另一位意大利共产党员帕尔米罗·陶裏亚蒂（Palmiro Togliatti）发生了冲突、陶裏亚蒂当时在莫斯科、毫无批判地支持斯大林。他确保了葛兰西的信永远不会被传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收到。同年，葛兰西被法西斯政权逮捕，并被判处多年徒刑。这使得陶裏亚蒂的斯大林主义夺得了意共的领导，陶裏亚蒂多年来一直是斯大林的主要伙伴之一，并参与了斯大林的许多罪行。

葛兰西虽然身陷囹圄、身患重病，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大量写作。他着名的 《狱中札记》可追溯到这段羁押时期，可能是最广受人们阅读的葛兰西的作品。这些着作涉及各种问题，其中包含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观念。然而，他对托洛茨基的判断是草率的，表现出对托洛茨基思想缺乏了解，这无疑是由于葛兰西一直被隔离在监狱中，无法获得外界的信息。所以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葛兰西还是对斯大林和陶裏亚蒂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 “第三时期”的极左和宗派政治提出了批评。

“第三时期”的极左路线

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4年，“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经历了一个极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将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称之为 “社会法西斯主义”。葛兰西在狱中反对这种疯狂的政策，在1933年的德国，这种政策阻止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一切统一战线，使得纳粹几乎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夺取政权。葛兰西当时对意共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批评，与托洛茨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相联系的义大利新反对派（NOI）的 “托洛茨基派 ”的批评不谋而合。义大利新反对派的首领是托派人士皮特罗·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方索·莱昂内蒂（Alfonso Leonetti）和阿尔贝托·拉瓦佐利（Alberto Ravazzoli），他们都是在1930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开除出意共的。

意大利“托派”与葛兰西一样，反对 “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路线。然而，葛兰西由于身在狱中，对这一点并不知情。这并不是说葛兰西已经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与陶裏亚蒂的决裂是尖锐的。因坐牢而处境孤立的时候，葛兰西自己党内的一些同志已经远离了他。斯大林主义者则避开了葛兰西，无法原谅他的 “异端”。

因为在法西斯监狱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在1937年去世，我们也无法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么早去世，他的思想将会如何发展。法西斯分子杀死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一位伟大思想家。

葛兰西的政治遗产

葛兰西的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死后发生的事情。陶裏亚蒂的斯大林派生前曾反对过他，他们后来虚伪地把自己说成是葛兰西的政治继承人，并歪曲他的思想，把他变成了改良派和 “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1935年起，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极左路线，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人民阵线战略，开创了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从未被推翻，在意大利，这一政策在二战期间的抗战中达到了顶峰，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以陶裏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放弃了一切的革命立场，推行与资产阶级力量的民族团结政策，甚至与保皇派和前法西斯分子结盟。

在战后不久，意共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参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建。国家的镇压机器仍与法西斯政权时期建立的机器相同，法西斯分子没有被清除出国家机器，但仍是警察部队、军队和司法部门的首脑。陶裏亚蒂的国际刑事法院通过对法西斯分子的大赦，做出其有史以来最荒谬的事情。

陶裏亚蒂需要把斯大林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说成是意大利的创新、是葛兰西首先倡导的思想的产物。然后，陶裏亚蒂把葛兰西这位撒丁岛革命者说成是斯大林主义意共改良主义政策的先驱、是走“议会路线”通向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先驱。

葛兰西的着作当时是由意大利共产党控制的出版社出版的，此前陶裏亚蒂已将其中任何不符合斯大林主义者需要的内容删除，并加入篡改的内容，以至于陶裏亚蒂将 “托洛茨基是法西斯主义的娼妓”这句话说成是出自葛兰西，但实际上这话是陶裏亚蒂本人说的。

《狱中札记》无疑是被斯大林主义者篡改得最厉害的作品，他们把葛兰西的创新思想说成是对意共的改良主义的预期。例如，《札记》中所表述的葛兰西的 “文化霸权”概念，就被说成是葛兰西放弃了革命的观点，因而也是对意大利共产党所走的议会社会主义道路的预期。其实，认真阅读葛兰西着作的人都会明白，“文化霸权”的概念根本不是放弃革命的观点，而是葛兰西试图将列宁主义的策略适应西方的环境。在列宁的着作中也有同样的概念。

葛兰西尝试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更善于表达民意，因此革命运动不得不克服更多的障碍。这就需要耐心地在社会内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霸权，以反对资产阶级的霸权。葛兰西认为，在西方，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将比在俄罗斯更长、更复杂，因此有必要对资本进行“阵地战”，而不是像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进行“运动战”。这种观点并不排除与其他左翼势力的联合战线和争取民主目标的斗争。因此，对葛兰西来说，这是一个反思西方革命方法的问题，而不是像陶裏亚蒂那样，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而放弃革命。

葛兰西反对博尔迪加的极左路线和博尔迪加反对左翼统一战线的宗派主义立场，但他从未提出任何理论来为资产阶级的人民阵线辩护。他也没有放弃工人阶级和革命政策。他从不认为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可以通过议会手段掌权，而不需要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葛兰西的所有政治斗争都是针对改良主义的。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与斯大林主义的做法相矛盾。

编造出的改良主义者面目

今天的资产阶级出版社揭露了陶裏亚蒂的谎言，然而呈现了一个改良主义者、“国父”和资产阶级的义大利共和国之父的葛兰西。葛兰西革命性的方面被抹煞。1920年领导都灵工厂理事会运动的葛兰西，这位十月革命的热切支持者，与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者编造、向我们展示的改良主义者葛兰西的有什么关系？除了在 陶裏亚蒂的幻想中，提倡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改良主义者”葛兰西从未存在过。然而今天，这就是大家都认识的葛兰西，被资产阶级媒体、“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斯大林主义继承者和意大利改良主义左翼所营造的葛兰西。

幸运的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左翼和社会主义者正在重新发现另一个葛兰西，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葛兰西。葛兰西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和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的政治遗产属于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诞辰150周年——向卢森堡学习

150年前，罗莎·卢森堡出生于现今波兰境内，她是名犹太木材商人的女儿。年轻的罗莎于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跃；她16岁加入了革命团体“无产者”并开始鼓动身边的同学。在那时，她为工人阶级毕生的斗争已然开始。

她加入了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协助左翼成为党内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国际内展开斗争，主张革命路线，并且反对将运动局限于议会斗争和渐进改革的纯粹改良资本主义路线。她不断辩论，反对社民党日益僵化的领导，认为工人阶级群众会最终自己站出来行动，并需要革命性的领导来协助其达成历史任务。

罗莎多次由于“藐视君主”、公开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及宣扬一战威胁而被捕入狱。不仅是统治阶级对“红色罗莎”和她的同志们感到恐惧，连那些在20世纪初不断向资产阶级献媚和抛社会主义原则于争权夺利之脑后的社民党领导人亦复如是。

作为德国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罗莎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他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员，以及之后的德国共产党员都为了他们在俄国的所见而奋斗：工人阶级通过工兵代表大会成功掌权，土地、银行、工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初步尝试被国有化。但在总理、社民党领导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们被逮捕和杀害，他们的奋斗被迫画上句号。罗莎.卢森堡的尸体被发现在柏林兰德维尔运河之上漂浮。

被误解的传奇

罗莎.卢森堡的主张一直与21世纪的情况有着紧密关联。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日益恶化，她的许多着作似乎正是为了我们今天时代所量身打造的。罗莎作品的标志，是其鲜明透彻的革命性和对工人阶级的深深信任。这在与社民党内与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明白地显示出来。罗莎激烈地反对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经济繁荣和议会斗争取胜面前离社会革命目标渐行渐远的人。她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仅通过渐进改革就能步入社会主义的论调。

另一方面，罗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将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改良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她认为，改良的诉求不能局限于改良本身，而是要让改良运动作为手段，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到要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为其自身解放。

如今，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改革来显着促进人们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疫情及经济危机驳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设更“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的幻想。近年来，许多主要国际左翼组织未能有系统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局限于改良的最低诉求——但甚至这些也未能实现，准确地讲，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更远大的图景及进行斗争的需要。

罗莎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由于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会一直产生危机。她将改良斗争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校。当工人阶级反抗并赢得敌人的让步，这会增进了他们对阶级斗争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这增强了他们对自己斗争力量的自信心。

这种改革与革命的方法论在实践中，表现在于她拒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在论战时她对群众罢工的态度。罗莎很早就意识到工会及党组织官僚化的毒害性。工会及社民党领导人轻视工人群众自发行动的重要性。他们视工人罢工为计可以被战术性利用的、由工人组织领导层一手导演的行动。

社民党和工会领导人所拒斥群众性罢工作为从底层发起的运动，和为工人运动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图在他们的队伍裏禁止关于罢工的讨论。受到俄国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励下，罗莎对社民党领导人的迟钝感到忧虑，她多次捍卫着罢工作为工人阶级斗争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将罢工作为反对德国三级选举制（通过加大富人选票分量来压制穷人意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略。

罗莎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对议会选举的思想倾向、工会领导对经济斗争的限制、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败。她认为，在革命群众行动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统一”是一种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在今天甚是明显。

今日之改革与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发的各国群众运动，不仅具有群众的无畏性和自发性的特质，而且具有政治和经济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质。罗莎写道：“若工人运动的每一种表现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简单的罢工就是犯罪，那么逻辑上讲，每一场经济斗争也必然为政治斗争。”

对伊朗、中国、白罗斯及俄罗斯等国的工人来说，这一分析一语中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亦然。而在法国或智利等地亦复如是，当地的经济斗争不断地迅速演变成政治斗争。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机期间的经济斗争必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罗莎预言，随着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展开，劳工斗争也会提上日程，而不会等待工会领导的“命令”。近年来，尽管工会官僚机构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许多大罢工运动还是发生了。

奥地利便是一个小型但重要的例子：过去两年，罢工运动在卫生和社会部门爆发，基本上由下层独立地兴起。而工会领导层很高兴地利用爆发的疫情来扼杀这场运动。

罗莎·卢森堡虽然十分强调群众的自发性，但她丝毫没有低估工会官僚机构及缺乏革命领导对工人阶级斗争可能产生的拖延效应。用她的话说：“贯彻的、坚定的、前瞻的社民党，会使群众产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战斗力；相反以低估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动摇的、软弱的作法，则会混乱群众、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会，也不把劳动者的政党看作终点，即便如此，她也认识到今日愈发凸显的一点：若没有一个革命性政党党组织群众，把群众的怒火和行动领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群众的所有自发性迟早会消散，从而走向失败。

卢森堡反对改良主义威胁的最重要的斗争之一就是反对战争威胁。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在统治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中产生紧张局势及战争。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此同时，尽管第二国际反战各方达成了正式协议，但改良派在批准战争贷款的巨大压力下屈膝投降。经过多年的逐渐堕落，这次投降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崩溃。而以罗莎·卢森堡及其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为标志，社会民主党已经彻底堕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罗莎·卢森堡

德国革命始于1918年11月，当时基尔港水兵拒绝服从毫无意义地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荡柏林。罗莎·卢森堡当时被囚禁在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今天属于波兰），第二日晚上才抵达首都。她立即利用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领导俄国工人夺权的纲领，介入在这场运动。

她要求解散议会和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并将其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兵代表大会（苏维埃）；由这些代表大会没收富人财产、所有银行、矿山和大型企业；这些苏维埃从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机构。

罗莎知道旧精英们不会将政权拱手相让。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同时武装工人阶级——即是说，由新兴的苏维埃进行武装专政来保卫革命。最后，她号召国际范围内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党的领导层与帝国大臣们紧密合作。德国独立社民党（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的领导层与社民党一起进入政府，并为国会选举做准备。这是解除苏维埃权力的决定性步骤。

第二日，罗莎和其他成员以由布尔什维克启发的纲领为基础，重建了斯巴达联盟。斯巴达联盟现在是作为一个明确定位的革命骨干政党来运作，这与之前德国独立社民党（USPD）内部存在的松散结构形成了对比。后来从这个组织重组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KPD）。这样一个党，在革命时期，应该能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领导他们夺权。罗莎在15年之后，得出了与列宁在1903年相同的系统性结论。

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在资产阶级体制内工作所获得的特权，使社民党领导层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以致于1914年他们支持了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而不是组织一场反对世界大战的群众斗争。然而，罗莎曾数次入狱，因为她公开反对改良主义、战争、君主制和资本主义。在最初的战争热情逐渐消退后，她在工人阶级中开始获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战争初期，她并没有利用这一威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来付诸实施其革命纲领。

当社民党领导层同资产阶级和法西斯自由军团（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镇压1918年革命时，很明显，群众的自发性能够向政权发起斗争，但不足以胜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历经14年时间，经历了曲折、犯错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培养了同志，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中可靠的战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开始两个月后才成立的，未能决定性地影响革命进程。

大多数党员是有决心、有动力的，却缺乏战略战术经验。他们拒绝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和改良主义群众性工会的革命工作。罗莎主张把这两个领域的工作都用于党的建设，但她依旧是党内少数。正因为如此，德共无法争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国独立社民党人的重要支持，并在工人间陷于孤立。在随后的几个月裏，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发的起义中被杀害，但这些斗争却未能广泛和协调一致地进行。后来，当德共发展到具有群众影响力时，却缺乏了罗莎所主张利用革命性危机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理解。

今天，环境恶化和经济危机使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正如许多新的群众运动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未来。现在的群众运动所缺乏的是组织和领导，内化罗莎·卢森堡的斗争和过去许多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加上新兴运动的鲜活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制定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的基础。我们ISA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

全球税制改革：资本主义真的在劫富济贫吗？

为什么IMF、拜登、英国政府等资本主义政府和机构不约而同地开始提出加税？他们的政策能解决资本主义下富者愈富的问题吗？

近期，众多资产阶级政府和组织纷纷做出了加税的决定：

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决定在未来4年将公司税从19％上调至25％；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议将公司税从21％增至28％，并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额外加税，借此应付3-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此外，新政府还希望对公司税实行全球最低限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主张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应额外缴纳税款。
那么这些决议会带来多大的政治影响呢？有这样一条评论可以说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闻头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说不要削减公共支出和借款。这则新闻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捍卫着财政稳健政策，但现在他们却告诉工业化富国的决策者不应为新冠危机期间的过多公共债务而烦恼。他们回到了凯恩斯主义，世界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如是讲到……但在过去，他们的对经济问题的处方却是：采取财政紧缩、小政府和/或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亦即华盛顿共识。” （《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决定加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美国、英国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国家；拜登的加税计划更是美国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资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税率平均为40.11％；此后，各国开始意识到高公司税率对商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开始减税。于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税的平均税率削减到了23.85%。

经合组织重申了“为富人减税”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盘活“商业投资”。实际上，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就是在削减公共部门财政、降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这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利润。

市场力量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政客向群众所承诺的稳定、经济增长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带来了最严重的贫富分化，破坏了社会福利，并加剧了现存的气候危机。大约20年前，这个体系就已经受到了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质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凸显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开始设立托宾税（外汇交易税），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反映出资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一些亿万富翁开始提倡增加税收，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提醒人们要註意不平等现象。

但当时没有哪个政府真的去试着打破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格局。在过去的十年裏，他们削减人民的福利，又给富人以补助。这种劫贫济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在2019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开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这种政策转变有以下两个基本原因：1）在过去几十年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能稳定经济；2）当局害怕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进一步打击资本主义及其政党。

当然，疫情及其引发的危机带来了一点转折。为了避免经济全面崩溃，许多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企业获得了能够保证其不破产的资金，甚至连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钱——特别在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派钱给工人以维持消费。

据经合组织统计，在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根据经济周期调整后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债务总额增长相当于将近17%的GDP。 G20国家的平均债务从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没有这些财政和货币措施，去年的全球经济萎缩将是三倍。这可能是又一次大萧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税收战争和避税天堂

十多年来，经合组织国家和20国集团（G20）进行了谈判，以寻求解决各国政府之间税收竞争的全球解决方案。公司税尽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从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爱尔兰的12.5％，到法国的32％以及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35％左右。当然，也有一些零税率的国家/地区，开曼群岛、泽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地区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避税天堂。

据非政府组织“全球税正义联盟”估计，“各国每年因国际公司滥用税款和私人逃税而总共损失超过4,270亿美元的税收，大致相当于每年损失近3,400万名护士的年薪——或每秒损失一名护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马文件”揭露的逃税资料就披露了众多知名大银行和公司的逃税行为，他们用各种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来隐藏利润、进行逃税；而避税天堂向罪犯和洗钱活动敞开了大门。

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的税收战可谓“竞相逐低”。公共部门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地有助于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国的公司税率为35％，但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17年将其降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议增加到28％不过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欧洲，欧盟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欧盟内部，税收和其他竞次仍在继续。当欧盟委员会命令苹果公司向爱尔兰支付130亿欧元的税款时，爱尔兰政府拒绝接受，称苹果已经支付了“合理金额”——对此，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指出，大企业的低税率与对工人执行的紧缩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么？

拜登提出的加税措施将使国家收入增加2-2.5万亿美元。由于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实际上的每年增幅并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场上企业市值的总和就超过50万亿美元。

作为经合组织税收谈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经向135个国家政府提倡这种税改模式。德法两国对此积极回应，并会在夏天之前准备好最终提案。

提案会包括经合组织所称的“两大支柱”：1）全球公司税最低税率定为21％； 2）跨国公司应根据在每个国家的销售额缴纳税款。对于更愿意继续减税的特朗普来说，他不可能选择后者；而拜登的提议虽然意味着谷歌或微软在某些国家交纳更多税款，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避免的各国政府实施的不同级别的所谓数字税的方法。

美国企业少了出于避税原因将总部转移到国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额也将增加美国的税收收入。因此拜登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实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强化国家地位、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也是与中国之间新冷战的一部分。

全球税收计划也并非是大胆进取的计划。这仍然会使较富裕的国家受益，亦无助于阻止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经合组织最初的全球税收计划中，复盖范围仅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以及近期对美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使拜登获得了一些短期优势。尽管如此，共和党仍将将在一些议题上反对他的计划。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也会对全球税率存有异议，尤其是在资本家和代表他们的政党日益走向民族主义的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议尽管看起来是一大进步，但他们的施展空间也很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建议对疫情期间产生的超额利润征收临时的、有限的税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政策负责人加斯帕尔（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种可能是有史以来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资项目”。他说，由于许多人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对超额利润征收“团结税”（solidarity tax）将产生有益影响。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面评价财富税和遗产税，但他们和经合组织的提议都强调：任何支持措施和国家支出都是暂时的，劳动者不应惯于获得国家援助。

社会主义者与征税

高税收经常被政治家和媒体描述成社会主义政策。我们当然赞成增加亿万富翁和大企业的征税。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註意到加税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额外的儿童福利等。他透过这些措施释出信号：“总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需要进行民主组织的群众运动”。但是资本主义下的所有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如今，它们甚至有明确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内。虽然拜登提议将这项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过的1.9万亿美元刺激法案没有给工人以长期收益。

财团和富人不会默默接受加税。他们将雇用上千名专家来帮助他们逃税，并提高价格、削减工资，借此将负担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

在1945-1980年间，瑞典被视为通过增加税收和公共福利来改善工人生活的典范。但这不可能在当前再次发生了，因为税收本身无法动摇经济大权和所有制。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反击，是因为社民主义依旧处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之内。皮凯蒂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的确，温和的加税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养老金、教育资金、医疗资金等。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终付出代价的仍旧是全球的普罗大众。

政策改变不会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国内外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沉重的债务和通货膨胀风险都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者不是加税政客的拉拉队。我们支持积极进行改革，同时我们也为捍卫和改进这些斗争的成果作准备。如果来年政客们想要取消对工人的临时援助措施，我们将会去斗争阻止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工人阶级政党，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废除资本主义、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以加税来钳制亚马逊等大型企业是不可行的，这种做法与控制私营石油公司来阻止气候危机一样困难。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仅仅对私有企业征税是不够的，事情的关键在于所有权问题。我们有必要将大企业国有化，并实现无产阶级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并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经济上的民主。

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100周年——一个反布尔什维克迷思的形成

1921年3月的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经常被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亲资本主义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试图证明不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而是早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新生苏维埃俄国就已经残酷地独裁统治着工人。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当时称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要塞岛）的水手伙同其他人发起叛乱，及后被布尔什维克镇压，托洛茨基称之为 “悲剧性的必然结果”。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预计，当苏联的档案一旦解密，会有大量证据证实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暴力的说法，但现实恰恰相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一个真正的裏程碑，是1999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两卷资料集《喀琅施塔得悲剧》，其中包含了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文件。

事实显示，实情与布尔什维克的 “左翼”批评者说法相矛盾，批评者声称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堕落，而声称喀琅施塔得的叛军代表了 “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危机的根源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国家会效彷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苏维埃政权仍然孤立无援，而100万强大的沙皇军队、白军，在德国、日本、波兰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多达200万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残酷内战。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红军取得了胜利，但国家遭到破坏，饥荒和流行病在全国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厂几乎全面停产。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希望最终能够用土地自行其事。由于白军想把土地归还给地主，广大农民仍然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并加入了红军的行列。由于大约90%的俄罗斯人口是由农民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农业工人和乡村穷人的支持。

但是，由于工厂无法再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支持农业，而城市又处于饥饿状态，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向农民征收粮食，即所谓的 “战时共产主义”。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动对广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让步，但由于内战的状况，工业产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民，以换来他们的农产品，因此让步的政策未能实际执行。

这就酿成了紧张局势。当反革命被击败后，工人国家和小农之间的冲突爆发了，1917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势力正好利用了这一点。早在1918年就有罢工和农民起义，但到了1921年，全国各地都有地方农民叛乱。1920-1921年，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领一支农民军队 “绿军”反对红军，要求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恢复议会制、并处决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许多农民将他们的仇恨指向 “共产党人”，特别是 “政委”（共产党官员）。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将自己改名为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 “苏维埃政权”等词汇对农民来说仍是正面的字汇——它们代表了1917年分配给他们土地的党和政权，而 “共产党”和“政委”则代表在内战期间没收了他们的粮食来养活城市的势力。

1921年2月，这种不满情绪传到了疲惫不堪的革命据点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离开了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过是回到了农村。曾经充满活力的苏维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们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遭受着疫情和饥饿之苦。共产党已经成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的主要政党，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党，因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被排除在外。由于内战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现了倒退，因为军事决策往往必须由党和全国代表迅速作出。这就瘫痪了群众自下而上的行动主动性。

尽管如此，共产党内仍然对工会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内战结束后的民主化进行了热烈的公开讨论。

1921年的二月危机

到1920年底，从农村征用的粮食已不足以养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减面包配给的糟糕决定，不仅导致了饥饿，而且导致了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为打击投机行为和反犹屠杀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的粗暴反应导致了他们与工人（包括工会成员和党员）的尖锐冲突。燃料短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导致了60多家工厂因缺乏能源而关闭。示威活动经常爆发，发出 “我们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们快饿死了”等诉求和呼喊，另外还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发言，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则要求停止粮食征收和恢复立宪会议，实际上是要求恢复资产阶级议会制。

在群众的绝望情绪的驱使下，反犹主义的口号不时出现。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在其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着作中，描述了当时笼罩在彼得格勒犹太社区的恐慌。由于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民众转向由季诺维也夫（Zinoviev）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保卫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军事上封锁了工厂，并逮捕了孟什维克领导人和其他党派的煽动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能通过谈判成功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尽管所需的物资仍被强行征用，危机在面包分配恢复后结束。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支持者声称，它与彼得堡工人的罢工相吻合，但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时，罢工已经结束。

海军基地的叛乱

喀琅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个据点，许多水手在内战的前线作战。托洛茨基曾称激进的水手是 “革命的骄傲”。他解释说，在早期，喀琅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水手来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组织苏维埃政权，但到了1919年：

“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琅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们，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士气完全沮丧的分子，这些人穿着炫耀的喇叭管裤，留着运动家的发型。”

2002年，历史学家盖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琅施塔得1917-21年—苏联民主的命运》一书中，试图证明1921年的大多数叛军在1917年就已经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喀琅施塔得驻军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纪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确实解释说，驻军中许多在1917年是党员的布尔什维克水手和工人已经离开，到前线或政府岗位上服役，许多退党的党员是在1919年或以后加入的，当时已经不指望他们做出这种牺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积极的共产党员人数在内战结束时也有所下降，他们往往是出于宗教情感，或未缴纳党费而退党。在来自农民家庭的水手中，异化现象尤其严重，如果他们来自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更繁荣和粮食丰富的地区的话情况就更为严重。

然而，喀琅施塔得约1.6万名海员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坚持他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忠于苏维埃政府。这导致驻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紧张关系：许多水兵拒绝参加叛乱，勇敢地反对叛乱。喀琅施塔得叛乱领导人彼得裏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奥列辛（Ivan Oreshin）的亲眼所见证实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驻军中仍然拥有权威，以及喀琅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内部的分裂。

摘自奥列辛1924年写的笔记

喀琅施塔得派的抗议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而且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谨慎的形式。在叛乱初期，喀琅施塔得派在夺取了该市的权力后，逮捕了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整个俄罗斯劳动人民的眼中，他们代表着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们预计会取得重大的让步，并立即采取了没有武器的防御性立场，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们非常确信，圣彼得堡的工人会立即支持他们。毕竟，圣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动要求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喀琅施塔得派以为他们会成为这次带来彻底胜利的火种！彼得格勒会爆发叛乱，继而，整个俄国都会爆发叛乱。他们认为这很容易，因为春天的事件已经表明，几乎整个俄国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中燃烧起来。但喀琅施塔得派错了。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没有作出反应，路障已经被拆掉了……而喀琅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几天，舰艇上开始出现骚乱。在大型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其他海域，水手们开始讨论与彼得堡工人的 “暴动”有关的 “事态”。水手们和1917-18年时不一样了。革命热情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1918年1月驱散制宪会议时的那种鲁莽的热情……

…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卫兵们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这座城市，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学校和契卡通过城堡大门离开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们加入了摇摆不定的驻军，并将其组成了一个战斗核心，当敌对行动开始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对喀琅施塔得的行动基地，并有系统地使用炮火对城市和它的堡垒进行了压制，当然也造成了相当多的物质损失”

1917年的水手们对 “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为然——毕竟，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革命和内战中发挥了多么负面的作用。为此，他们被起义军镇压，或者不得不离开该岛。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最初被允许参加讨论）被喊了下来，一个未经选举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水手彼得裏琴科领导。他曾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1919年后的短时间内是共产党员，在一次以列宁的名义突击征收党员时被招募入党，然后在下一次重新登记中失去党员资格。该委员会故意以“无党无派”自居，宣传 “无党派苏维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员是活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位指挥叛军炮兵的科兹洛夫斯基（Kozlovsky）将军。他曾是沙皇的将领，但曾作为 “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

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开始出现，然后“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也很快出现了。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不断被宣布，包括在叛乱的《喀琅施塔得报》上，作为叛乱的既定目标。叛军逮捕了300名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叛乱的支持者强调，要求死刑的决议被否决了，然而这是一件险象环生的事情。从 “喀琅施塔得悲剧”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被大规模枪杀，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即将到来的红军的报复。在公开要求处决他们的人中，最主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典狱长（在喀琅施塔得还存在这种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于喀琅施塔得中心“锚地广场”举行的会议上，舰队政委库兹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裏宁（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发言。显然，他们缓和局势的技巧不太娴熟，只是告诉水手们喀琅施塔得将被孤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绝不会让他们获胜。这正好煽动了叛乱。3月2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将这次叛乱定性为 “反革命的白军阴谋”。

也许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缓和局势，防止成千上万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装叛乱。但另一个亲历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因素。群众是被演说家煽动起来的，而这些演说家谎称已经有数百名红军部队接近并准备摧毁要塞。

在这之后，正如当时亲历者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受到了巨大压力，叛军要求他们公开宣布退出 “俄罗斯刽子手党”。退党声明被印在叛乱者的报纸上。3月3日，围绕彼得裏琴科的 “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整个要塞城市及其2.6万名居民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这些人因此成为叛军的人质。

叛军的纲领

3月1日，着名的15点决议在1.6万名水手的会议上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公开叛乱的开始。许多叛乱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们支持达成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的证明。从表面上看，许多诉求都是基于呼吁恢复苏维埃民主，而苏维埃民主在内战期间大幅退化。该决议要求改选苏维埃，并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出版自由——这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他们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掌权，还参与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然后与反革命的白军结盟参与了内战。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裏奇解释说，“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诉求并没有列入15点的正式诉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说，它很快成为叛乱的所有其他诉求的本质。这并不新鲜，这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并参与组织农民叛乱的政党不断提出的要求。

另一诉求是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在内战期间，所有人的食物都极端短缺。尽管仍有强制征用农民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的情况，但仍有配给制度。到内战结束时，至少有33种不同级别的配给——其中配给最多的是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红军士兵、孕妇、少年儿童、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抗击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宁也在1920年签署了一项法令，给予关键的 “特别重要的专家”更多的口粮，以确保他们能够完成有时一天超过16小时的每日工作。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也是出于发展经济、运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中，当时还有着最高工资上限。

叛乱的水手们普遍吃得很好，口粮明显好过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实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塔波尔”号两艘船上的不满情绪发展了几个月，并不是特别因为口粮不好，而是因为这两艘船从彼得格勒被转移到喀琅施塔得。

但叛乱者的一个更重要的诉求是要求粮食自由贸易，这项诉求显然符合中农和富农的利益，在当时很难使劳动人民和饥饿的群众受益。

这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的方案。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或荷兰 “议会共产主义者”布伦德尔（Cajo Brendel）对于叛乱是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反抗的说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在彼得格勒镇压的零星传言的助推下，叛乱者的口气越来越大。同时，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开始尝试接触叛军。

针对共产党猛烈的攻击和对自由贸易的强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乱的农民性质。《喀琅施塔得报》声称，“共产党政委的统治比沙皇的统治还糟糕。”许多叛乱者并不是特别的左翼，这一点可以从报章编辑们费尽心思防止印刷反犹主义的呼吁书中得以反映。在“喀琅施塔得悲剧”中，水手尤裏（Dmitri Yurin）在3月4日写的一封信，落入红军手中，被引用为叛军中这种情绪的例子。信中说：“我们已经把公社赶走了，没有公社了，现在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了。我们在喀琅施塔得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对犹太人的蔑称）驱逐到巴勒斯坦，这样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可憎的东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我们也已经受够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识形态

叛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偏见、农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发表在《喀琅施塔得报》上的文章，甚至诗歌都说明了这一点。

3月9日：“共产党人的统治给整个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饥饿、寒冷和许多其他不幸。[……] 共产党人需要的不是你们，而是对你们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剥削人民 [……] 为了破坏家庭生活，我们的统治者实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现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奴役：农民成了国营农场的仆人，工人成了国营工厂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来吧，农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来

新的黎明正在破晓

我们将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宁的锁链”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虽然对叛军整体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对现实世界革命事件的无知和不感兴趣，尽管偶尔会抽象地喊几句 “国际无产阶级”和 “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被描述为 “外来事物”。值得註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犹太人的背景而被当作特别的敌人，并遭到点名攻击。列宁和加裏宁最初被看得比较顺眼，因为他们是 “真正的俄罗斯人”。只有当他们称叛军为 “白军阴谋家”时，叛军才将个人仇恨转向他们。

没有党派，特别是没有共产党员的 “真正的苏维埃”，被叛军视为 “人民的机关”──共产党员和政委被宣布为麻烦的敌人。这样一来，喀琅施塔得派显然是与反动思想绑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数喀琅施塔得叛乱者也拒绝议会主义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要求的立宪会议。列宁把1921年3月的叛乱称为 “争取立宪会议的叛乱”，是错误的。

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叛乱领导人的粗劣想法，就会很快意识到，这场叛乱整体上没有任何进步的方向，当然也没有提出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

现在，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军要塞、重炮和无数战舰还躺在冰冷的海湾中。

红军的反击

叛军想拖延时间，直到海面解冻，他们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调解的尝试，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最后，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而且必须迅速回应。从3月7日开始，1.7万名红军士兵在炮火掩护下穿过冰冻的海湾向要塞发起突击。这需要发动数波攻击，因为叛乱分子可以轻易地砍倒冲在前面没有保护的部队。最后，红军使用了飞机，先是投掷传单，后来又投掷炸弹。

在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人们常常声称进攻的红军部队出现了大规模的逃兵。事实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更多是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单纯的求生欲。

当这种开小差是出于政治动机时，它们也很少是出于进步的原因。有时，农民出身的士兵拒绝为 “犹太人”而战，他们被更为可靠的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军官学生（Kursantiy）取代。在叛军中，一些煽动者也试图用反犹主义口号说服红军士兵叛变。幸运的是，他们很少成功。

在喀琅施塔得本身，绝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乱的支持者，更不用说平民，这一点从红军一进城就有一支驻军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据阿夫裏奇的说法，部分水手甚至积极地站在红军一边，拿起武器反抗叛军。

3月18日，经过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叛乱者被击败，损失惨重。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约1万名忠诚的红军士兵牺牲了。当时正在召开的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的300名代表不惜牺牲自己，自愿加入他们。其中有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员，他们强烈批评苏维埃政府，但承认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反革命性质。他们原则上反对对私人贸易和农民的让步。

参加执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斗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当时党还没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领导层的党员也具有牺牲精神。代表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充当鼓动者。在参加战斗的党代会代表中，有1/6的人战死了喀琅施塔得湾的冰面上。

政治后果

叛军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乱领袖彼得裏琴科和几千名叛军，包括叛军的大部分领导层，在红军部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前不久越过冰层逃到了白军统治的芬兰，在那裏他们与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团体保持联系。在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中，有几百人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后来被大赦。其他人被关押在专门关押战俘的营地──有些人后来被关进了索洛维茨基（Solovetsky）监狱，该监狱于1923年6月启用，后来成为臭名昭着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几年后，他们依照大赦令被释放。

彼得裏琴科继续他极其怪诞的一生。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冒险家，至少有一个白军组织声称他在叛乱期间与他们合作。在流亡芬兰期间，他投向了斯大林主义，及后回到苏联与斯大林的特务组织格别乌合作。后来，斯大林将他囚禁并处决。

喀琅施塔得叛乱后不久，列宁曾想过完全解散波罗的海舰队，但这位所谓的 “独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议在党内民主程序下，遭多数反对而没有通过。最终，喀琅施塔得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战争期间帮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后来的列宁格勒。叛军的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 “塞瓦斯托波尔”号被重新命名为 “马拉（Marat）”号和 “巴黎公社”号，以纪念过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进所得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议随后在党内被否决。但在1921年夏天，新经济政策被采纳。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喀琅施塔得水手们的经济诉求，用粮食税取代了粮食征收，并再次允许小型私人贸易。这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强了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然而在政治上，叛乱撕开了深深的伤口。

叛乱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开始，在叛乱失败后，党大会还继续进行。为了在危机中巩固党的团结，大会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民主非但没有得以增进，反而倒退了。然而不应忘记，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仍然能够参加苏维埃选举和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种情况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对派之后，新的官僚机构出现了才结束掉。最后一个合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具乐部和协会也同时被取缔和关闭。

结论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在孤立的革命、饥饿和疲惫的条件下，士气低落的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最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的冲突高潮。

叛乱所反对的是一场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许这些力量继续发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会终结。各类反动势力可以轻易地躲在 “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后面。1921年，反动势力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希望通过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这一弯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引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国外的资本家（特别是证券交易所）对叛乱的反应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与布尔什维主义划清界线的事例。直到今天，无政府主义者还在翻戈尔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对叛乱的旧帐，而叛乱的反动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裏奇的作品是一个例外。

从广义上讲，无政府主义的基础观点认为任何 “自下而上”、反对中央政治权力、看上去是自发的东西——仅这些优点就代表更好、更正确的社会主义。

1921年，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处于几乎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状态。在西班牙具影响力的工团主义全国劳工联盟（CNT）尤其如此。“喀琅施塔得”成为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最后不加入共产国际的理由。

特别是像戈尔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托洛茨基作为红军首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强镇压时，他们却拒绝声援托洛茨基。戈尔德曼在 “莫斯科审判”中对共产主义者进行血腥迫害后写道：“托洛茨基抗议得太多了！”。

当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中向在攻克喀琅施塔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致敬时，他讲出了一下这番话；鉴于这一悲惨事件和一万名为保卫革命而牺牲的战士，这些话虽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却很恰当：

“我们尽可能地等待，以便我们那些被蒙骗的水手同伴能够亲眼看到叛乱会把他们带到何方。但我们面临着冰雪融化的危险，我们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断地出击。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在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枪炮弹药中，我们的军校学生（kursanti）──以及他们激励的红军部队──迅速攻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堡垒。不开一枪一炮，这些俄罗斯之子和工农之子就通过他们的牺牲使自己无愧于革命，并在冰面上前进。他们中的一些人毫无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劳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叛乱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基层水手们的失望，这是1921年农民情绪的反映。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列宁、托洛茨基彻底改变了对农民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革命事件之际，还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列宁把喀琅施塔得叛乱描述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闪电”。

今天，为未来吸取教训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应简单地将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英雄事迹来庆祝，而应理解那些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人的观点。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镇压叛乱是一种 “悲剧的必要作法”，如果苏维埃俄国要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驱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他们对于中国的独裁政权和中国工人的状况并不关心。对于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缓解了矛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积累。

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引起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1914年，这种冲突最终导向了一战；而在今天，这种冲突表现为中美冷战。

长期的帝国主义对抗

历史清晰地证明，华盛顿从不惮于用战争和武力来维持其权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美国的挑战者，中国对劳动人民和一切反对派实施了残酷专政。中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长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对抗。冷战的冲突程度可能时强时弱、有新的转折或结盟，但冲突不会消失，两国的军备竞赛将继续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和武器出口将继续创纪录增长。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必须抱有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组织斗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政客现在突然开始谴责中国的独裁统治，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裏一直对其视而不见——他们至今也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表示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力量或其军事力量会“解放”被压迫者。同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支持北京政权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团体支持美国2011年轰炸利比亚，还有其他一些认为批评中国独裁统治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受益于今天的中国政权是些什么人。中国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全国有878名亿万富翁，远远超过美国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被广泛私有化，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当局强拆迫迁、环境丑闻等问题屡见不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斗争。在中国争取权利的工人遭到政权的严厉镇压，包括绑架、酷刑和监禁。在中国，数百万人受雇于警察、军队、情报机构和庞大的监视机构。这个庞大的镇压系统既与中国公司合作，也与美国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资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运动——他们有时虚伪地支持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这些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支持中国、香港和国际工人的斗争。任何在工作条件、就业、工资、环境、教育等重要领域的斗争都必然会立即成为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就算是地区性的上访和抗议最终也会遭到残酷的国家镇压。因此，民主诉求——抗议权、组织工会权、互联网和新闻自由——是中国和香港斗争的核心，它与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斗争密切相关。民主诉求也成为了革命性的诉求，因为这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斗争来实现。

社会主义者必须为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团结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意味着工人和被压迫者夺取政权。

什么是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范例是列宁1916年所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释这个新阶段，他从较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帝国主义随着资本集中而发展；日益壮大的大公司成为垄断企业，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企业与银行紧密连接并受其控制，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取得了主导权；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操纵金融的‘天才’”，投机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不再有任何边界。

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利润的分配对各国资本家来说都是私人的。在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垄断企业在金融、能源、互联网等所有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在书中也强调了德国等国的大企业如何与银行和政府建立“个人联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机问题也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抗议。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大资本家正在与中共专政携手合作。中国的顶级亿万富翁被吸纳入党，中国的部长、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富有。列宁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完美展现。但是，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绝不会带来稳定，只会积累矛盾，并带来新的危机。

不存在的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将联合成为“超帝国主义”的联盟，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发生，而金融剥削将继续。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论点，列宁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定义为民族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国主义理论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它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了铁板一块，忽视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列强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现代帝国主义意味着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美帝国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冷战中主要对抗苏联，但也对抗中国。中苏两国的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并由“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机器。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时，美国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是经济力量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亚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场，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美国遇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对英国的挑战。在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产量上，德国的产量从英国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国的两倍。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列宁问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冷战，之所以没有爆发热战，是由于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战立场。

中美发动类似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间还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冷战将维持；但与许多预测相反，双方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因此受到挫败。最初的民族主义支持将被冲突所带来的国内、阵营内的严重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角色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决定了资本的输出、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土划分。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裏，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世界。列宁指出，“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这是“发达国家大量‘资本过剩’的结果”。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面对地价相对低、工资低、原材料便宜的欠发达国家对资源、市场、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这也是一场“势力范围之争”。

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市场的最大生产国。它在生产纺织品、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摧毁了其他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规模生产。尽管列宁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终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强调“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从那以后一再得到证明，不仅是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美国在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推到了后座。

由于中国过去看起来甘于充当分包商，所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受到的损害似乎较小，中共政权并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 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剑指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试图减少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巨大协议网络，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正在遵循资本超越国界的一般规律行事。通过贸易、贷款和债务，“一带一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将参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增加了参与国对中国技术的使用，让中国能够从参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两倍，达到了接近2000亿美元。 2005-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对能源的投资。

铁路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写道：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裏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十年来，已有34个国家与中国公司签订了新铁路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中国-老挝、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蒙巴萨-内罗毕、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许多其他大型铁路工程。它们由中铁负责建造，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2013-2019年，各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值616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旨在更有效地运输进出口，为中国提供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在中国政权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项目。

债务

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对需要它的国家有很强的控制力。 “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还展示了贷款如何与贸易需求挂钩：“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和主要资本输出国。经济学家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在《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已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等传统官方贷款机构的总和。”

大多数贷款与中国的基建和自然资源投资有关，并造成了债务国极度依赖中国的结果。同时，大多数贷款都是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据估算，50个接受中国援助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平均债务存量已从2005年占债务国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几个国家（吉布提、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尔、老挝、赞比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蒙古）欠中国的债务占其名义GDP至少20%。”（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这项截至2017年的中国贷款调查，凸显了其在全球金融资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资组合债务（包括中国央行购买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贸易信贷，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截至2017年，世界各国欠中国的债务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2020年11月，赞比亚成为疫情期间第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其112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0亿是欠中国的，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欠款远超这个数字。中国对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特别感兴趣。在疫情期间，北京还承诺提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兰卡提供的5亿美元就是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中国向外国提供贷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穷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赞比亚一样，债务国的财政逐渐被还款蚕食，工作条件随着剥削的增加和贫困的加剧而恶化。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许多参与国都是专制政权，不断破坏民主；而中国的政权和制度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经济：现代货币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对社会开支有越来越大的需要。美国工人、学生和青年正在为全民医保、取消学生的债务和绿色新政而奔走呼号。但是，每当有人提出这些建议，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就会问：“谁要为此埋单？”虽然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很虚伪，但社会主义者也应对此诚实回答。

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是一种越来越受左翼欢迎的理论。MMT认为社会开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即“印钞”）获取充分的资金，而不必担心通货膨胀。MMT的支持者指出，政府在新冠肺炎救济计划上的经济刺激开支达数万亿美元，这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为就业和社会计划提供充分的资金。特别是左翼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也认为，MMT“绝对”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占更大比例”，而且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让MMT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担任高级经济顾问。

但资本主义未曾实现过长期的充分就业，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所获得的改善也不是永久的，并且随时会被统治阶级收回。资本家一直利用失业的要胁来压低工资，他们拒绝社会开支，生怕财富流向劳动人民，并且致力打击工人为争取更多权益而奋斗的信心。那么，MMT真的能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治愈它所产生的弊端吗？

不幸的是，MMT对于资本主义的依赖使它步履蹒跚。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带来重大变革的阶级，他们争取到了全民医保和绿色新政；但MMT不打算依靠工人阶级。相反地，它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官僚来与大企业妥协来实现计划，但这只会将这些改变纲领调低，并削弱群众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MMT终究还是将社会开支视为帮助美国企业摆脱当前萧条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实现人民更广泛利益。但是，正如过去10年的量化宽松所表明的那样，印钞并不意味着资本家会将超发货币进行有效投资来“解决”经济萧条。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才可以选择印钞。在当前席卷全球的危机中，MMT对于全球寻求解决之道的劳动者来说根本不是一个答案。

现代货币理论是什么？

MMT既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非主流论述，又是一系列政策建议。MMT认为，货币不是起源自于物品交换，而是来自国家权力，国家发行货币并决定货币需求。当国家接受某种东西作为对自己的税金、债务、罚款的付款方式时，任何东西，无论是黄金还是比特币，都可以成为货币，且，该国的所有主体（例如纳税人）都被法律强制要求使用这种货币。于是，这种“东西”就成为了可被接受的通商货币。同时，国外的人也将接受这种货币，因为他们知道该国会接受它。

MMT经济学家也借助人类学研究来强化有关货币源自国家的理论。这些研究涉及范围广泛，从苏美尔货币在税收中的发展、古代日耳曼部落的伤亡赔偿，到英国通过征税使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实现货币化都有涉及。

MMT认为，如果货币源自国家，那么政府就可以随意创造和销毁货币；而这种说法与政府需要通过税收来筹集政府开支所需资金的观点相矛盾。MMT认为，政府在开支时就已经有效地创造了货币，而征税要在几个月后才能进行。凯尔顿在开创MMT的论文《税收和债券可以提供政府开支所需要的货币吗？》中提出：“政府想要的不是钱，而是桥梁、军队、卫星等。政府通过鼓励民众提供产品，以此来换取政府的货币。”换句话说，国家使用强制性税收来赋予新印刷的货币价值，然后以这些货币换得私人部门的产品。

这种分析思想植根于货币国定说（Chartalism）。货币国定说是20世纪初期的一种“税收推动货币”的经济理论，对凯恩斯的理论发展产生了影响，之后又影响了MMT的经济政治结论。MMT本身诞生于1990年代，是在对冲基金百万富翁莫斯勒（Warren Mosler）与一群经济学家在有关后凯恩斯主义的线上讨论论坛中诞生的。

MMT的政治计划、工作保障和通货膨胀

MMT的拥护者们一般都是左倾的，并热切致力于绿色新政等计划。他们正确地将应对气候变化、终结大规模囚禁和全民医保的主张与应对大萧条和二战的严峻挑战相提并论。

MMT经济学家将绿色新政与罗斯福新政相对比，认为绿色新政也可提供社会价值和有其反周期性，也就是通过增加投资和开支来抵消经济下滑的影响。尽管社会开支计划的成本将是巨大的，但科尔顿认为，资金不是问题，因为“只要国会授权……几千亿美元的货币发行，而美联储只要保证支票能够兑现。”MMT认为可以简单地依靠美联储为该计划印钱，从而回避了谁要为绿色新政出钱的问题。

为了回应人们对印钞会带来通胀的担忧，MMT以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的理论作为基础。MMT支持者声称，只要创造货币与生产力提升相匹配，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他们认为，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创造新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政府本身应该通过“就业保证”来保证充分就业。这样，在经济低迷时期，社会就可以维持消费者开支，同时以最大的产量生产，并减轻失业的社会痛苦。

过去10年的经验使这种通胀理论似乎变得有据可依。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印出了很多钱，但是美国的通胀率仍然偏低。不过，美国的低通胀率实际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暴露长期以来的盈利危机。美国资本家拒绝将新产生的钱花在办公室、工资、厂房等上，而是将其投入到投机性资产中。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生产过剩和流向工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下降，某些资产（例如住房和股票）获得了投机性并膨胀到天价，整个经济也面临通缩压力。着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将这种现象描述为“长期停滞”。MMT未能证明他们所宣称的经济法则。事实与MMT所描述的不同，过去10年的低通胀是因为美国不单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还面临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通缩压力。

秉承凯恩斯主义的传统，MMT建议通过诸如就业保证等计划，用大规模公共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的持续不足。就业保证将为任何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每小时15美元工资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着名的就业保证倡导者切尔涅娃（Pavlina Tcherneva） 在《工作保障：设计，工作和实施》中表示，这些工作将“转变为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不会与私营部门构成竞争”。就业保证旨在使私营部门恢复盈利，因此，为避免竞争，要故意提供比私营部门更差的就业机会。

就业保证的工资将固定为每小时15美元，但不按通货膨胀进行指数调整。MMT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对于防止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从事就业保证的工作的话还要放弃其他福利援助；如果私营部门扩大，就业保证计划也将相应地收缩，以保持资本家作为主要雇主的地位。同时这些工作被设计为低技能、劳动密集且较少资本集中的工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工人工资被通胀不断侵蚀、商业利益优先于工人福利的计划。就业保证并不是一项提供工作的政府计划，它更像一种需要工作才能获得的福利。

作为资产阶级理论，MMT经济学者被迫削弱就业保证的力度。他们认为私人老板才是经济的主导力量，所以就业保证计划不能威胁老板的权力。资本家可以用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的失业人口来代替目前正在工作的人。所以，失业和可替代性的威胁对工资构成下行压力，并有助于资本家获利。而如果MMT消除了失业的威胁，那么它必须提供另一种削减用工成本的方法，例如削弱就业保证的福利，使其最终不受欢迎，并用通胀来掠夺工人的工资，以此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在缺乏强大的社会压力捍卫就业保证计划并使之得以改善的情况下，财团的游说团体可以轻松地将就业保证扭曲成工作福利方案。

与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而削弱工作保障计划，社会主义者更要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为所有人争取良好的工作条件。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可以争取到社会开支，同时不必屈从于商业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需要将总是与大企业的需相冲突，经济学家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不幸的是，在各个议题上，MMT的拥护者们都退缩了，屈服于资本家的利益。

现代货币理论是正确的社会开支策略吗？

MMT首先关註的是拯救资本主义，并以是否有利于企业利益来衡量社会福利。其中心论点是社会开支计划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印钱而不是税收——税收可能削减企业的利润。争取社会开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而MMT则试图通过避免对富人征税来安抚资本家。所以，美联储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激进左翼机关、为社会福利计划印刷数万亿美元吗？MMT将如何动员将进行这一转变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国家视为阶级之间的中立仲裁者。国家是统治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虽然这并不意味工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对国家的胜利，但是这种现状也确实严重限制了工人改革制度的能力。如果美联储打算从明天开始为社会计划提供资金，那么由私人企业控制的国会就会赶在今天重写美联储的章程。他们可以因为金融市场向好而为企业印钞，却不一定会为社会开支项目印钞——市场普遍反对这种开支。而且，如果公司发现在全民医保和绿色新政上进行投资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生产出必要数量的风力发电机涡轮或药品，只会把新印的钱装在口袋裏。

去年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新冠病毒疫情下刺激经济的资金大部分流入了公司的现金储备，只有1/5流向工人。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在刺激措施的助力下增加了1万亿美元——而仅在大流行的头两个月中，美国工人的收入就损失了1.3万亿美元。在美国，有1/4的家庭失业，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而美联储却史无前例地为公司股东印刷了3.5万亿美元。为了保证全民医保和绿色新政等重大改革的成功，我们不能再坐视大型制造商和制药公司无功受禄了。在获得25亿美元用于新冠疫苗研究、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助用于制造前几亿剂疫苗之后，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承诺在1月底前交付3亿剂疫苗。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也只交付了6800万剂。尽管疫苗的产量正在增加，但其接种计划却是一场灾难。我们需要使所有大型公司转变为工人民主的公有企业，以使竞争和商业秘密不会妨碍合作，使企业能够生产必要的商品，确定合理的价格。

在争取社会开支和为工人争取福利的斗争中，我们的敌人不是通胀或货币流通的理论，而是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开支计划是工人与资本家分配社会产品的斗争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之后，生产的大规模扩张维持了利润，增加了流向工人阶级的社会财富。在战后的繁荣时期，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和苏联的威胁，西方资本家暂时默许了大规模社会开支。但是，随着利润率下降、资本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开支计划成为削减成本和私有化计划的眼中钉。资本家通过削减工人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提高剥削率来提高利润。

凭藉数量上的优势和在工作场所中的潜在力量，工人阶级是可以在不妥协的情况下争取到社会开支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内工作的MMT技术官僚则不可能做到。为了建立强大的运动，我们必须动员工人，直面敌人。这意味着向富人征税，以支付社会福利，并在大公司建立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体系。

不幸的是，许多MMT理论家反对富人税。MMT的支持者在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工作论文《如何花钱实现绿色新政》中指出，他们“不同意（桑德斯的）增加收入目标”，即向雇主和富人征税以支付全民医保。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提议对工资税的雇员部分征收4.6％的附加费”，以“通过减少不幸的最低90％的美国人的消费需求来减轻通货膨胀的恐惧”。尽管MMT夸夸其谈、彷佛关註普通百姓处境，但这将使税收负担进一步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这样的税收不仅会是累退税，而且还是向右翼递刀子、进一步破坏社会开支计划。MMT的创始人理论家兰德尔·雷（Randall Wray）最近与他人合着了一篇论文《现在是时候消除联邦企业所得税了吗？ 》。他声称“公司税…效率低下，主要由消费者和雇员而不是股东承担”，并且“主张免除公司利得税。”这重复了这一右翼的论述——“公司税会转移给消费者和工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对公司征税。”

争取社会开支计划是一场艰苦的战斗。MMT的技术官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将税收从富人转移到工人阶级，这将使工人和进步人士在其工作场所和街头为社会开支而战斗。克服这种反动倾向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对富人征税的群众运动，并将大企业转变为民主管理的公有制企业。

现代货币理论VS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MMT的致命缺陷可以归结为对货币、价值和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根本误解。从历史上看，货币的起源与一系列社会条件相关，而货币的普遍采用则是由继起的社会条件引起的。国家可以发行货币以量化税收，但其最终所寻求的是实际价值而不是金钱。例如，封建领主很乐意以徭役代替金钱或农作物作为赋税。然而，由于贸易和商品生产开始变得广泛，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货币。经济体使用货币的多少取决于商品的生产、交易，以及量化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在资本主义（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一般商品生产”）下，不是货币，而是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驱动了货币需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使市场正常运转，货币流通需要反映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家无法任意确定货币量而不造成经济中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货币过多供应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MT缺乏价值理论的支撑，难以解释价格走势。它假设国家可以通过操纵经济中的货币量来设定价格、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对货币数量的控制与对货币价值的控制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决定生产什么、有多少、并决定货币价值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

从此意义上讲，MMT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潜在危机：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从美国生产率增长下降中看出。从1991年到2007年，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2％。但从2010年至2017年，尽管美国大量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生产率增长仍下降了0.9％。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投资几乎无法提高人均产出，实际利率或低或负。资本家拒绝投资使用新印刷的货币，因为它们无法让资本家获利。过去10年，资本密集度的增长（大致反映资本消耗与生产中消耗的劳动力的比率）在美国几乎为零，甚至为负。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就已经播下了当前经济危机的种子。

如果前期的量化宽松政策被证明不能解决投资获利的不足，那么美联储也不会按照MMT的建议印出更多的钱。利润率下降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了19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通胀率却在飙升。这导致统治阶级抛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通过减少分给工人阶级的财富、急剧削减社会福利，来恢复利润率。MMT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但配备了工作保证，以便就业可以吸收新印制的货币。

但是，政府制止了大规模的就业保障。在MMT的绿色新政愿景中，如《如何负担绿色新政》中，“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人将仅在绿色新政项目中”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不需要昂贵的资本投资或材料”“不得用作技术工人”。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务将构成“国家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仍将由“私人承包者承担，而由国家支付”，并由印钞提供资金。

工人迫切需要更高工资和更多社会开支，但是冲淡过的MMT计划只提供了低薪工作，而疯狂印钞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已经充斥着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印钞将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在民主控制下的理性计划经济才能将生产重定向到基于100％可再生能源，全民医疗保健和所有人的良好工作的方向上。

没有价值理论的MMT还低估了债务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国家债务不止是一个数目；它是资本家从其他阶级转移财富的工具。资本家不仅是国家开支的主要受益者，而且还是国家的债权人，他们向政府的贷款，而政府通过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征税来偿还利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但是过多的国债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负担。本可以投资于企业的银行资产却被捆绑在非生产性的政府债券中，在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性和低利润率气氛中，这种债券变得特别有吸引力。随着实际利率降至零或负数，新的国家债务不再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通过创造货币来解决国债问题，通过量化宽松已经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这导致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价格飞涨。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意味着资本成本上升：商业房地产更昂贵了，购买初创公司股票的成本更高。这进一步降低了盈利能力，阻碍了投资。印钞只改变了债务问题，并没有消除债务问题。

此外，国家债务并不是唯一需要关註的债务。去年，殭尸企业的利润翻了一倍，达到2万亿美元。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偿还债务的利息，并且需要借更多的资金来避免破产。美联储刺激了债务的爆炸式增长，他们印钞票以购买企业债券。如今，有太多投机性资金竞相购买垃圾债券，以致其收益率下降，而企业则会继续发行更多的垃圾债券。企业债务泡沫是一个火药桶，如果利率上升，它就会引爆金融危机。没有历史经验可以证明利率会无限期地保持在低位。如果利率上升并威胁到殭尸企业的数量，政府才可能会选择借助MMT的手段来为大企业纾困，试图防止企业债务泡沫爆炸。

同时，家庭债务并没有宽免。纵然联邦政府已经通过了对学贷和抵押贷款的宽容期，并暂时禁止驱赶租客，但在宽容期结束后，工人仍必须偿还巨额款项。 2008年之后的空转和当前的危机使普通百姓对债务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目前有将近90％背负学贷的人在疫情期间无法偿还贷款，所以一旦强制要求偿还，大部分劳动者将面临违约。但是，除非受群众运动所迫，美联储将不会像拯救殭尸企业那样拯救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资本家和国家将派遣收债员、律师和警察来割下他们认为的、我们欠他们的一磅肉。债务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统治阶级永远不会允许技术官僚的印钞解决方案剥夺如此有用的工具。所以，我们需要社会主义来消除过多的个人债务负担，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摆脱债务负担。

现代货币理论的推行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MMT的许多经济建议都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特殊地位。MMT的政策要求“货币主权”——即对货币发行，税收，债务发行和汇率浮动的完全控制。美国满足了这一系列的标准，但大部分国家没有。欧元区国家对欧元的发行没有完全控制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浮动汇率，因为帝国主义直接导致其以旅游业或出口商品为经济主导，迫使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新殖民主义国家越过这些限制、行使货币主权的尝试常常引发货币危机，例如，黎巴嫩中央银行印制裏拉来支付因腐败和帝国主义掠夺而产生的政府债务，于是恶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显然，MMT仅在真正富裕的国家中有机会起作用。

作为帝国主义强权，美元还享有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权。这意味着，即使两个国家都没有在国内使用美元，它们也会用美元进行大部分贸易。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范围内对美元的接受使MMT认为美国可以任意印刷美元。但印钞的后果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不得不跟随美联储印钞，跟随美国遭受通胀的打击。

大规模的印钞计划会导致货币贬值，它将考验美元的储备状况与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在全球危机之下，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将不会坐视美国出口通货膨胀，坐视美国以贬值的美元购买正价的商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对美元贬值进行报复。而对于新殖民地世界而言，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外，美元驱动的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经济灾难，并引发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帝国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将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拉进中国势力范围的机会。我们甚至可能会看到左右翼民族主义者都采用MMT，力图通过国内货币自治来对抗美国霸权。由于全球贸易与美元挂钩，因此创造大量美元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同于把美国的危机转移到别国。这无疑会加速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进一步使各国经济脱钩，并加深经济危机。推翻资本主义是新殖民主义国家结束帝国主义统治，并使发达经济体摆脱相互破坏性经济竞争的重要一步。

工人如何争取社会开支？

当今的社会开支计划以罗斯福新政为榜样。但是，罗斯福新政的关键开支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争取来的。在1930年代，数次罢工浪潮席卷美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产业工会联合会下成立工会。社会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领导了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与警察、民兵、国民警卫队以及敌对的劳工官僚机构相斗争，并建立了坚实的工会基础。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阶级斗争策略。

新冠危机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了极端的不平等。 “谁来为社会开支买单？”的答案必须是“富人”。社会主义道路在西雅图的市议员萨旺特（Kshama Sawant）领导下赢得了向亚马逊征税的运动。现在，全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需要从右翼的进攻下保卫她的成就。如果一个市议员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请想像桑德斯或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否能呼吁向富人征税的群众运动，为全民医疗保险和绿色新政筹集资金。这种战斗运动与建立不受民主党干预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密切相关，可以将这些社会计划的广泛普及转化为现实。

大笔开支不再是MMT经济学家独有的。拜登总统正在计划实施一项重大刺激计划，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和14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同时不开征任何新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已经转向左翼或实施了永久社会开支。虽然拜登的刺激计划与他在初选和大选期间的保守立场完全相反，但当前危机的深度迫使他和统治阶级为了支撑经济而为普通百姓花钱。

如果这项提案获得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开支固然可以在政客、MMT的拥护者和技术专家的游说下创造出广泛社会福利的幻象。但是，持久的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赢得。MMT宣称自己是跨越社运的捷径，是社会变革的灵丹妙药。虽然社会主义者应该尽量对这种思想保持友好，尽可能理解MMT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也要坚决指出其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的弱点。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而只有社会主义下的社会变革才能保证所有人的高标准生活。

中国、帝国主义与左翼

近年来，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一批国际左翼对中共政权（所谓的共产政权）采取愈发无批判的态度，否认其对内压迫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压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经济事实大多不会受到中共政权的“左翼”支持者的质疑。他们对中国政权事实上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辩护，或是强行粉饰，或是宣称这些行径使那些国家的人民受益。这些评论者，通常有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政治背景，由于他们支持派坦克对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进行镇压，因此他们也被谑称为“坦克派（tankies）”。尽管资本主义早已在俄国与中国复辟，这些人仍相信这些政权至今仍有“进步”的成分。

当中国领导人们看起来与美国总统和跨国公司们相处甚佳时，中共的辩护士们就显得颇为狼狈。2014年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一年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在2015年，习近平与伊丽莎白女皇共乘马车，并将保守党治下的英国形容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新疆并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赞扬，他们只谈生意，闭口不谈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受虐待问题。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还称赞习近平为一位亲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没有一条是那些现在宣称北京系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先锋的“坦克派”可以解释的。 

与资本主义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同时，社会主义者或任何试图联系抗争工人与及青年的人却都被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传统下，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并指出：尽管英、法、美、德更加发达，沙皇俄国也是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宁强调了俄罗斯对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沙尼亚及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的压迫，同时也说明了在1916年写作时，他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案例来代替俄国，是为了规避沙俄的审查。 

今日，坦克派们与中共辩护士们宣称那些被捕者与流亡者及他们的支援者并不知晓事实。这本身就是对独裁政权及其镇压手段的认可。他们也宣称，社会主义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公共服务媒体作消息来源。事实上，那种指责所有主流资产阶级媒体的报导都是美国中情局宣传的论调，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论点。那马克思主义传统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从未在引用资产阶级报纸的问题上犹豫过，例如引用英国保守主义媒体报导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反革命镇压。马克思本人曾长达十年担任过与共和党有联系的纽约第一大报《纽约论坛报》记者。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对资本主义媒体与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这纯粹是一个批判性地研究事实与消息来源的问题。 

今天坦克派们的批评，根本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反托洛茨基运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独裁政权做出的科学批判，被指与右翼分子甚至纳粹势力无异。他们对于之间的阶级差异三缄其口，资产阶级评论员渴望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主张通过新的工人革命来建立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而这根本性的阶级区别，却并不意味着古拉格集中营只是右翼所想象出来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处进行批评，但真实的争论点却是关于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以及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 

中国在新疆的种族隔离政策

新疆集中营、失踪、强奸、酷刑等的巨大网络，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维吾尔人及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的行径并非臆造，而是残酷的事实。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升级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及帝国主义化同时展开。新疆的自然资源及战略位置，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关键部分，加之对少数民族反抗的恐惧，都促进了北京对新疆和东突厥斯坦镇压力度的升级。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汉族人口还不足5%。但这一现象随9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剥削兴起时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今日，维吾尔族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不及新疆人口总量的半数，而汉族人却占了超过40%。 

中共对新疆的统治，就是“实行通行证检查制度、兴建集中营、打造网格化的警察控制体系，复制了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和以色列的少数族裔控制体系”，在乌鲁木齐居住两年、持续研究新疆的学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写道。另一个转捩点是911后小布什所发动反恐战争。中共迅速地应用西方的论调，并将所有维吾尔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宣称，有关新疆镇压及集中营的报导都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国际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答复认为中国的政策是对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国和中国双方仇视伊斯兰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扩张与压迫原住民的联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绝认识和批评这些变化是故意视而不见。”拜勒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他“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将中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将新疆的体制描述为“恐怖资本主义”。新疆政府将拜勒指控为“中情局特工”。这是习近平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中国民族主义者惯常对包括中国女权主义者、工运分子在内的批评习政权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现代史上的关键转捩点是2009年7月的骚乱。起于种族主义动机，两位维吾尔族的民工在一家广东的工厂内被打死。几天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青年举着中国国旗进行了和平游行，呼吁当局调查广东的斗殴致死案，但却遭到武警开枪射击。骚乱的根源是愈发严重的歧视与压迫，如汉语取代维吾尔语成为了学校中的唯一语言，维吾尔人的土地被抢走，及针对宗教服装及习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战争”

为应对一些绝望的恐怖袭击，中国政府于2014年5月宣布发动“人民反恐战争”，来针对维吾尔人群体。社会主义者一直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的方法，总会导致更强烈的镇压，而并不会像这个例子所示那样推进反压迫的斗争。内部通行证系统迫使30万维吾尔人离开乌鲁木齐，并通过检查站限制旅行，集中营体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为一个完备的警察统治社会。 

拜勒的报告显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经招募了“近9万名新警员”，将新疆的公安预算增加了356%以上，达到约92亿美元。且“由于就业普遍不足，维吾尔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队中”。 

除了先进的监控外，还实施了面向维吾尔族的个人电话、电脑检查系统。“仅杭州的两家科技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就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维吾尔族地区建设安全基础设施”。这些安全技术已成为中国面向专制政权的出口产品。 

同时，石油和天然气拉动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也得到了发展。这不是一场“民族冲突”，而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单边攻击。这样，新疆既有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制度的性质，又有遭到殖民经济剥削的性质。与汉族居民相比，维吾尔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资方面遭到歧视。而建造庞大的基础设施专案则是为了确保将来利润，并加强北京的控制。 

有无数人亲眼看见强奸和酷刑，还有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送往集中营，每个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这种所作所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击维吾尔人，通过极其屈辱的流程来建立对中共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此外，北京还挑选维吾尔族“领导人”来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种族主义和反维吾尔特征在他们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剥夺经济和法律权利，强迫维吾尔族妇女接受植入避孕环，还有更恶劣的行径。尽管中国否认了这些行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也显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两年内减半的——这还是包括汉族人口后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两个维吾尔族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84%。 

这些事实首先由研究员Adrian Zenz在国际上发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场来诋毁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他是亲中共宣传势力的炮轰焦点，但这些事实也得到了在集中营中的妇女所述故事的证实。 

集中营系统按不同级别的监狱标准建造，实行从反维吾尔语和文化宣传的“教育”及工厂强迫劳动到强制安装避孕环、妇女绝育和酷刑。 

后来中共不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是改口称它们是为了“再教育”、“职业培训”和促进妇女的“健康生育”。他们把对集中营的所有批评都描绘成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从不向任何有信誉的调查员提供进入集中营的机会。然而美帝国主义现在对维吾尔人境遇的批评也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和虚伪。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远非新鲜事。2002年，美国与中国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获了22名维吾尔族人，将他们关在臭名昭着的美国关塔那摩湾酷刑营。他们中没有人被裁定为圣战分子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但最后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释放。特朗普2017年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赞赏。 

当美国48家最大的在华企业被要求就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发表评论时，只有6家做出了回应，其中只有1家表达了有限的批评。很明显，美帝国主义利用维吾尔人集中营和和待遇问题与中国搞冷战，但绝不是被压迫者斗争中的盟友。 

台湾、中国与美国

台湾是中美帝国主义冷战的焦点。它也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拥有超过2300万居民。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逃往台湾，国民党继续在该岛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目的是希望最终重返大陆。此后，北京的中共政权和国民党中蒋介石的继任者都坚持“一国”的立场。在台湾，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动，资本家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对大陆的中共政权妥协。即使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的台湾民族主义政客，也没有过火地挑战北京。 

这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当时尼克松和后继总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让贸易与利润成为了优先的事情。然而，在军事上，由于其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向北京施压的着力点，美帝国主义与台湾保持紧密联盟。 

实际上，台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自的政府与国家。旧的“统一”主张在岛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这是国民党在选举大败的原因之一，国民党现在被迫与之前紧密联系的中共保持距离。香港出台国安法，废除民主权利，终于打消了台湾人对“统一”的“一国两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湾只有12.5%的人支持统一，54%的人支持正式独立，23.4%的人支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 

由于中国强硬的镇压政策，特别是在香港，中共独裁政权现在保证其国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其威胁来追求“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去年，中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演习，并配上了军事色彩的声明。这些一部分是习近平试图展示实力的体现，一部分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东亚更加尖锐的形象的回应，这种形象在奥巴马时期开始，然后在特朗普时期加强。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协定、更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去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公布的先前秘密防御协定。中共通过恐吓使台湾人支持统一的企图是註定要失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对独立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只有坚持在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这意味着了解工人的情绪和意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称反对“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支持统治民族的特权。”而被视为压迫国家的支持者将阻碍建立工人阶级团结。 

1917年的俄国革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但绝不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进行反革命干预，包括反对芬兰、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解放。 

同样，支持独立不等于支持美帝国主义，台湾独立也无法依靠美国的帮助而实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当然更不是由帝国主义领导的。就台湾而言，独立只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和老牌政党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尤其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中共独裁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在任何国家冲突中，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支援任何一方的统治阶级。在台湾，这意味着不支持美国、中国或台湾资本主义政党，如民进党和国民党。 

香港——并非颜色革命

中共独裁政权的应声虫们——相信的是一些红色旗帜和“共产党”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残酷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专政。他们将香港的群众运动（尤其是2019年），贴上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的标签。 

事实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众运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卫报》报导称：

“据报导，在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在贸易谈判期间保持沉默之后，美国官员被禁止参与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特朗普在6月的电话中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承诺（……）。由于禁言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国智库的露面和计划的演讲，这些演讲已经动摇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有人说某天他们会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处理，他们不需要建议。”同一篇文章还指出，特朗普不想评论新疆和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声称川普告诉习近平，新疆集中营“完全是正确的做法”。 

美帝国主义一般不鼓励支持群众运动。每当积极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运动时，华盛顿的关註点仅是他们培养可靠领导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议。 

2019年当运动在香港爆发时，有一、二百万人参与示威，它传达了愤怒、沮丧和恐惧，即民主改革的承诺被对民主权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几乎没有福利制度的社会中，民主权利恰恰被视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这场巨大的运动是由一项不受欢迎的《送中条例》引发的，但很快就变成了要求忠于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选。后来《送中条例》撤销也无法平息。 

这是一场让所有建制派势力和政党都措手不及的运动。被群众视为民主权利斗争中失败领导者的泛民主派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真正的领导权落在了无组织的青年手中。 

习近平政权将这场运动视为一种威胁，担心它会蔓延到大陆。然而，当香港运动达到顶峰时，北京却没有用自己的国家力量进行干预。但很明显，运动没有胜利，中共就会组织报复。这对习近平来说也很重要，来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谁才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 

这场强大的运动只有在输出到中国，并且通过工人阶级总罢工运动来指明道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疲惫和混乱终会出现， 这种情况又因疫情期间的限制而更甚，迟早会造成运动失败。正是在运动的后期阶段，运动开始更广泛地出现美国国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号。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评。这也与保持香港作为该地区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关。但对个别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员进行象征性制裁，与真正支持香港群众的诉求并不是一回事。 

中共独裁现在正在香港强加大陆化条件，禁止民主权利，加强监视和镇压力量，监禁反对派政客和工会领导人，并以此来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亲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近来措施也包括彻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动没有任何进步或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们得到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亿万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表面上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但现在正在将其总部从伦敦迁回香港，他们公开宣布支持国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国银行渣打银行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国家安全法有助于维持香港的长期经济和社会稳定。”

反抗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式手段

不仅是坦克派们，还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对美中帝国主义进行比较，或害怕将中共的手段与法西斯或军事独裁作比较。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要给不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残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支持他们的“自己”国家，认为它更“民主”，或者说对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模一样。在工人和穷人的斗争推动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组织进一步斗争显然要更可能得多。资本主义民主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组织工会和政党、发表言论和印刷（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帖）、罢工和组织示威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权利会受到限制，必须要不断争取，要反对反动派篡夺先前胜利成果，反对破坏工会、反动宣传和压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手段与希特勒的手段进行了比较，写道斯大林是后者的学生。在评论二战初期的协定时，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读者，他曾经警告过“斯大林正在寻求与希特勒的谅解”。 

尽管社会性质不同，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德国是法西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它被用来粉碎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工人阶级和民主组织。但法西斯党上台后不久，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特性就被暴力的国家机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印尼的苏哈托等野蛮的军事独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等。而今天在中国，中共对斗争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对派施行同样残酷的镇压方法。而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运动将灭绝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野蛮措施与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中国与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族出生率的下跌——对亲中共“左翼”的回应

统计数据

我们显然在事实问题上不依赖曾兹，但正如我们所指，他是第一个发布这些事实的人，这是中国独裁政权及其辩护士使用的论据。然而，他公布的出生率事实来自于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新疆的统计年鉴。曾兹也完全不是独自公布这些事实。举个例子，这篇《美联社》的文章中的事实就是来自于“新疆统计年鉴”。

另一篇报道，也是基于印度WION新闻网《新疆生育率下降》。

我们也当然自行检查了这些事实。中文的统计年鉴请点此阅览。英文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包含了地区出生率与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它提供了各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包括新疆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及维吾尔族。

它显示了新疆的人口总出生率从16%大幅降至8%。即使其中包括了出生率下降得慢得多的汉族人口，新疆的人口出生率也已经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了现在的低于全国平均2%。

在宫内节育器和计划生育政策上，中国《健康和卫生统计年鉴》（2016年至2020年）展示了有趣的数据，其中包括总节育人数、宫内节育器植入数字、宫内节育器移除数字和堕胎人数。

在新疆，植入宫内节育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该地区有超过50%的节育手术是为了植入宫内节育器，中国没有其他地区的宫内节育器植入手术比例如此之高。其他地区的宫内节育器植入手术的比例通常在20%至30%之间（占所有节育手术的比例），包括西藏和广西。这意味着由于强制性计划生育，新疆的宫内节育器植入率异常高。
2018年关于新疆的数据，根本加不到一块去。不同类型手术的“占节育手术总数的百分比”数据加起来仅为45.09%，而所有其他地区/省份加起来为100%。同样，西藏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数据加起来也不是100%，所以新疆不是唯一的镇压目标。这些不完整的数字显示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并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
如果看2014/15年的数据，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大约40%的“节育手术”是植入宫内节育器进行的，而现在除新疆外的所有地区都停止了这种“节育手术”。且关键是，极端形式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新疆一直在延续，而在其他地区则已经废止。1979年至2015年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大多数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所有以上事实都证明坦克派为新疆强制节育政策辩护的企图是空洞的。

女性与强暴

在一封电邮裏，一位坦克派特别点名了一位在各个采访中讲述她遭到强奸和酷刑经过的女性。但凡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受害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将强奸和酷刑的事情告诉他人，之后再在媒体上公开反对残酷的独裁统治。此外，讲出真实的故事是需要时间的。中国独裁政权出了名地用报复亲属进行威胁的行径，并以此向海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施加压力，无论他们是汉族背景还是少数民族，都要求他们放弃对政权的指控并停止通过媒体发言。

正如上一时期许多国家所表现的那样：埃及、苏丹、缅甸、哥伦比亚等，大规模的强奸和暴力侵害妇女是反革命镇压反抗的重要组成部分。压迫者的标准做法是，否认这种情况发生并称女性为骗子。

国际特赦组织最近（2021年6月）关于新疆的报告《就像我们是战争中的敌人》，基于对55人的采访，其内容涉及集中营——酷刑、逼供、“教育”——以及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视。它还涉及被披露的中国官方文件。它包括对强奸受害者的采访概述。

中共政权首先否认有集中营，后来承认它们的存在，声称它们是为了“再教育”。然而，没有独立观察员被允许进入营地。一位今夏访问新疆的瑞典记者报道说，每一步都被监视，当地人不敢与她交谈。

“新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监管的，他们所做一切都受到监控。新的手机SIM卡必须实名註册，在每个城市边界都有警察检查站，每个人都必须下车进入“即时派出所”，在那裏检查行李和手机。通过他们的手机和汽车上的GPS发射器，他们的行踪遭到追踪。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人脸识别技术被用于从支付到汽车加油的种种事情。”

阶级立场

新疆无法隐瞒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坦克派在捍卫什么样的政权。

美帝国主义长期与北京方面合作。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历史性的快速增长使两国的统治阶级受益。2001年911之后，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与中国建立了“反恐”合作。北京利用这一点来镇压新疆。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继续对维吾尔人乃至全中国的镇压保持沉默。

正是在美帝和中帝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尖锐化之后，特朗普政府才提出了新疆问题。就在2019年6月，据他的安全顾问博尔顿的说法，特朗普告诉习近平，在新疆建造集中营“完全正确”。

美帝无意支持在中国遭受越来越大的镇压的维吾尔人、其他穆斯林或工人和青年。美帝支持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许多独裁政权并与之保持良好关系。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招来灾难的“民主战争”是为了展现力量。

美帝希望中国成为其资本主义附庸，而不是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其全球统治。目前，它的战略是为了遏制和限制北京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如果美帝国主义后期考虑在北京进行政权更迭，新政权如果能够建立，不会是民主的，也不会符合工人和穷人的利益。

中国劳工论坛和ISA早在新疆议题成为全球媒体和新冷战的重大问题之前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受到的压迫加剧正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新疆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是通向市场和贸易的大门，处于边疆和大国竞争（与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接壤）的动荡地区。它也已成为石油、天然气、棉花、西红柿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生产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这与北京对民族和少数民族权利诉求的零容忍相吻合，它解释了一个对境内反对派零容忍的政权的超限度镇压。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采取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立场，探求什么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意识。这就要求同时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

工人、青年和少数民族在中国争取权利和反抗压迫，是违背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同样，北京不希望看到工人罢工和反抗压迫的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r Matter，BLM）。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不希望看到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挑战他们的权力和制度体系。社会主义者代表充分的民主权利——支持由工人管理工会、进行示威、动员和就业的权利，支持青年、气候活动家、女权主义者、lgbt+活动家和其他人组织起来。在这些所有的关键问题上，坦克派不是保持沉默，就是捍卫对这些权利的强烈镇压。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只有一个二元选择：要么支持中共和中国帝国主义，要么与美帝国主义站在同一阵营。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或列宁的立场。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支持在美国、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废除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当美国政客预警社会主义到来、中国政权监禁罢工工人时，他们是出于对其经济和政治制度未来的恐惧。

30年前——反戈尔巴乔夫政变失败引致苏联解体

1991年8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八名年迈的将领、克格勃官员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宣布了“紧急状态”，却无法让那些寄希望于他们拯救苏联的人充满信心。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军政府派出的坦克由年轻的征召新兵驾驶，部分在装甲上还挂着表示学习驾驶的“Y字牌”，甚至遇到红灯就停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军政府是多么地与外界脱节、实际支持度如此地低。当坦克到达红场和克裏姆林宫旁边的驯马场广场广场时，坦克司机发现他们的道路被无轨电车挡住了，这些电车被司机故意弄坏，充当临时路障。

对政变的第一反应并非有人刻意组织的。官媒只是简单地播放政变领导人的新闻发布会，其中穿插着芭蕾舞剧《天鹅湖》。当时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互联网，固网电话也超负荷运转。人们只是告诉朋友、家人和同事，并开始涌入市中心。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当时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城市。

中午时分，在已经聚集在驯马场广场的人群中开始流传谣言，这些民众与坦克士兵谈笑风生，他们把战车排成一列，停在庞大官僚机构“国家计划部”的大楼旁（今俄罗斯国家杜马大楼）。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15个苏联共和国中最大的国家）总统的叶利钦，呼吁发动总罢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他没有被逮捕，而是与他的同党一起逃进了莫斯科的白宫，即俄罗斯政府大楼。在那裏，他号召人们保卫白宫。

到了晚上，尽管下着暴雨，几十万普通的莫斯科民众还是包围了大楼，昼夜不停，轮番上阵，直到政变流产。人们在入口处的道路上筑起了路障，驳船司机封锁了沿白宫前面流过的莫斯科河，以阻止船只的使用。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政变的真实性质。当时我们的一个成员，一名在离莫斯科约50公裏的工厂工作的年轻钢铁工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去上班了，希望能召集他的工友们出来抗议。 当他到达工厂时在们口遇到了克格勃人员，他被警告不要再谈论独立工会。他们说“秩序正在恢复”。开始时，其他人都行事低调。但到了晚上，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小队，并试图找到武器来保卫这个城市。 就像在莫斯科一样，政变策划者宣布实行宵禁，在街上出现的任何人都会被逮捕，但民众对此置若罔闻。

政变领导人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经常被说成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政策”（Glasnost ），而这些政策正在引导苏联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至少是一种粗疏的简化论述。

苏联计划经济的存在，使原来落后的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发展出强大的经济实力，拥有能够打败希特勒政权的力量，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落后和欧洲革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发展起来，使计划经济失去了民主，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民主对共产主义就像氧气对人体一样至关重要。 早期几十年的可怕的管理不善阻碍了经济发展。到了80年代，当时拥有两千万人员的寄生官僚机构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绝对障碍。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也就是苏联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代表了苏联官僚机构中改革派的胜利，他们意识到如果要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就必须进行变革。反抗已经在整个东欧蔓延，波兰的事态不断发酵。在他上台前的十年裏，世界石油价格在每桶60-130美元之间摇摆不定。在某种程度上，这掩盖了苏联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深度，但在1985年，油价崩溃到30美元，并直至8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60英镑以下。苏联为支撑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他们的军事综合体而进行的生产出现巨大失衡，并再也无法在石油资金下隐藏起来。

“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的一次演讲中概述了他的答案——他提出了“改革”和“开放”。第一条旨在更新官僚机构并使之现代化。他甚至在一段时间允许工人们内选举工厂经理。第二种是为了改进官僚机构的运作。在一定范围内的非党候选人甚至被允许参加选举。这些举措在早期是非常受欢迎的。

虽然反对派仍是共产党员， 他们在最高苏维埃中推动更激进的改革，这使大量人群聚集在商店外观看电视中议会会议。一个关键因素是将许多国有企业转移到“经济覈算”（khozrachet ）系统：实际上是自负盈亏。工厂经理不再简单地依靠国家经济计划中的国家订单。相反，他们被赋予了决定如何使用其资金的自由，并从外部来源增加资金。1988年，一项允许建立合作社的新法律被通过。戈尔巴乔夫并不打算复辟资本主义，这些来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然而这些改变导致了绝对的混乱。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当然是灾难的最初迹象。1988年，苏联的亚美尼亚地区发生了一场地震，造成5万人死亡。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又是另一羞辱。 一次又一次，官僚机构的无能导致了可怕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振经济，但却使经济陷入崩溃。农产品价格控制的放宽使价格暴涨。官僚们以放松管制为藉口，展开了大规模的掠夺。当局粗暴地实行禁酒令来解决酗酒问题，却导致了家庭酒厂的爆炸性增长，任何可用于酿酒的材料也出现短缺。商店裏也没有食物了。到1990年，部分基本食品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甚至要实行配给制。这种混乱出现的时机，恰好遇上西方经济某程度上的复苏——官僚们越来越被“市场”模式所吸引。

我们当时在1990年11月说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摆脱危机的途径是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幻觉。私有化将扰乱市场中已经非常脆弱的平衡。在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它将导致惊人、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将常态化。在广泛贫困条件下，私有化不过是将几十年来专制主义秘密资本原始积累合法化。只有那些年的工贼和罪犯才能接管生产资料。‘富人会变得更富，穷人会变得更穷’。企业转移到私人手中，将导致劳动力的削减和劳动程度的强化。剥削程度将迅速增长，无论资本主义拥趸如何鼓动、试图说服我们，称我们将像在瑞典一样生活，事实上我们能预计的最好结果是崩溃到阿根廷的水平。”《工人民主》1990年11月第一号

到1990年，苏联领导的东欧集团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波兰选出了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工人起义推翻了可憎的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行刑队公开处决了他和他的妻子，并在电视上直播。南斯拉夫正急速步向解体和可怕的种族冲突。

戈尔巴乔夫政权不仅无法干预阻止这一进程，他的政策只是鼓励了整个苏联不满情绪的增长。哈萨克斯坦地区的示威活动被武力镇压，对环境状况的大规模抗议席卷了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国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其他地方爆发了种族冲突。群众运动在波罗的海国家、摩尔多瓦和其他地方蔓延，要求民族自决。

但是，在苏联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本身，事件也在失去控制地发展。生活必需品的普遍短缺在工人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当矿井口的淋浴器裏没有肥皂时，强大的矿工运动爆发了。

1989年在俄罗斯最北部的沃尔库塔发生的第一次罢工，提出了6项简单的要求：

* 支付所有欠薪。

* 商定适当的挖煤工资和加班费。

* 审查生产目标，因为它们太高了。

* 解决不同工作之间的工资差异问题。

* 将煤矿的行政机构减少40%。

* 因为现任矿长不得人心，重新选举矿长。

在矿坑裏贴出这些要求后，有人在下面写道：“并对沃尔库塔煤矿的整个管理层进行百分百的清算。”

这些罢工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苏联。诉求迅速激进化，不过不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而是呼应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方案，尽管在当时还没有确切的表述。1989年8月，沃尔库塔市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解释了他们的立场：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工人阶级被承认为在自己的工人国家中掌权。我们要恢复对共产党、苏维埃、我们的工会的信心。我们要摆脱阻碍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我们赞成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该条规定，只有一个执政党–共产党）。是的，党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打开了开放政策的大门。但现在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距离领导核心很远。仍然需要社会公正。我们希望党的角色将发生变化，从主要管理经济的角色转变为最终照顾人民需要的角色。”

矿工们提出的经济诉求一般最多只是要求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覈算”政策得到有效地执行。后来加入的更公开的亲市场要求是由新冒起的反对派提出的，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出身的。这种诉求往往是由官方的党组织所加入的。但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工人政治替代方案，苏联国家内部以叶利钦为首的反戈尔巴乔夫派的思想开始主导矿工运动。

亲市场的政变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政变领导人的经济方案显然不是为了阻止市场化的加速。在他们的声明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到列宁，或拯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更不用说工人的权利。只有一些关于结束物价上涨、制止经济混乱的民粹声明，以及关于派遣学生和工人大队到农村收割庄稼的计划。而这会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进行。

政变领导人甚至没有回到苏联的“现状”，而是抱怨“混乱、贸然地走向市场，导致利己主义的爆发”。他们呼吁“采取具体措施，终结纪律涣散和对人民经济的盗窃”，并建立一个“严格的制度，改善组织，在社会的各个部分引入秩序和纪律”。 用他们的话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必须建立“混合经济”、“支持私营企业，使其有一切可能在服务领域发展生产”。这将通过给每个城市居民提供一块土地（每人15公顷，如果实施的话，将打碎国有和集体农场）和取消对货物、原材料和设备在苏联境内自由流动的任何限制来支持。

政变策划者后来的命途表明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尽管因叛国罪被捕并受审，但大多数人在两年内出狱——这与今天俄罗斯抗议者的长期刑罚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有一人，即前内务部长普戈（Boris Pugo）在第三天自杀了，但其他人包括前总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后来在私人银行部门工作成为了富豪。巴克拉诺夫（Oleg Baklanov）成为一家火箭制造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斯塔罗杜布斯特夫（Vasily Starodubstev）成了地区长官和农工企业联盟的负责人。提兹亚科夫（Alexandr Tizyakov）成为几个工业公司甚至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董事。曾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yanov）在政变后成为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共同创始人，然后成为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在共同创建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政党“祖国党”之前一直是名共产党员。

对官僚政权的辩护

驱使政变分子发动军事政变的真正原因，甚至不是为了维持官僚主义管理不善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在过渡向市场经济期间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他们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谈判的“新联盟条约”就证明了这一点，该条约将大幅削减苏维埃国家中央 的权力。前苏联的六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已经在1990年宣布他们脱离苏联独立的意愿。

剩下的共和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大大改变了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大家除了有共同的总统、外交政策和军队外，几乎所有其他权力，包括自然资源，都将在各共和国的控制之下。该提案在1991年3月付诸全民公决，76%的人投了赞成票，并原定于8月20日最终签署。然而政变打断了这事情，并改变了整个发展动态，最终导致苏联的完全解体。

毫无疑问，军政府成员准备使用任何方法来夺取权力。 莫斯科宣布了宵禁令。三天来，关于谁在哪裏、哪支部队入城等的谣言四起。当局第一天就动员了两个坦克师和数千名士兵来夺取城市。周二，政变分子准备了“雷霆行动”：派出更多的坦克、伞兵和直升机，以及臭名昭着的Alpha和Vympel特种作战部队，加上莫斯科防暴警察，用于攻占白宫。包括后来作为皮诺切特式人物进入俄罗斯政坛的列别德（Lebed）将军在内的主要官员，在决定行动之前渗透到白宫周围的人群中，评估局势。 他们为此开了绿灯。

但政变已经开始流产。甚至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的手也抖得很厉害，人们以为他是喝醉了。第二天，他们不得不把另一个成员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和他的妻子送出莫斯科，因为他们喝得太醉了。特种部队不知为何没有按照命令逮捕叶利钦，而一些进入莫斯科的坦克兵则迅速倒戈去保卫白宫。在政变进入第三天的凌晨一点，发生了一场混战，示威者试图阻止一辆坦克驶向白宫，导致三名示威者死亡。此后，即使是精锐的特种部队也拒绝按照命令进军。政变领导人不得不将部队撤出莫斯科。

叶利钦的角色

后来演变成关于政变的一个神话，就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从一开始就采取果断行动，反对政变。当天晚些时候，他被拍到站在塔曼斯卡娅师的一辆坦克上向白宫外的人群讲话，该师的指挥官曾承诺保卫白宫。但事实是，叶利钦最初的反应是逃到莫斯科郊外的大庄园，他希望在那裏组建一个反对派政府。他被迫要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时作为领导成员的共产党，向全俄罗斯发出电报，指示地区和城市政府支持政变。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包括鞑靼斯坦和车臣-印古什等主要俄罗斯共和国，以及大多数主要城市政府。列宁格勒是个例外，该市的领导层坚决反对政变。

现实情况是，民众发动起义反对政变。这几乎是在不自觉地自发而成的，因为人们只是涌入了市中心。莫斯科的司机报废无轨电车和驳船驾驶员的行动，得到了当时俄罗斯两大主要报纸之一 的《消息报》印刷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威胁罢工，若果叶利钦不发表反对声明。即使在已被军方控制的主要电视频道上，员工决定拍摄亚纳耶夫握手的决定也有助于削弱政变者的权威。

在列宁格勒，巨型的基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了。街道上示威者之多，令军队甚至没有试图占领这座城市。随着消息传到矿区，罢工也开始在那裏蔓延。在某些情况下，最初少数人的果敢举措给了大家勇气，并激励了其他人加入。那些在最初几个小时内保持谨慎的人很快就不再恐惧。

到了周三中午，莫斯科已经传出了各种风声。坦克是进还是撤？戈尔巴乔夫怎么了？政变领导人被逮捕了吗？然后，政变已经流产的消息传来。戈尔巴乔夫于周四凌晨飞回莫斯科，其余的政变策划者被捕。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权威都因此遭受了致命的重创。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接管了控制权，而苏联 于12月25日也被废止了。

这为十五个新国家的资本主义迅速复辟开辟了道路。接下来的十年对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掌权的官僚们通过强制私有化、盗窃、掠夺国家财产、种族冲突，将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经济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崩溃——GDP下降了50%以上，通货膨胀率在一度接近3000%。很多地区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工人通常要遭遇连续数月的无薪工作。

在一些地区，虽然人们住在公寓裏，但为了省钱他们还是在外面生火做饭。民族冲突和战争席卷这些地区——塔吉克斯坦的五年内战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并导致了100万难民，车臣的两次战争（1994-1996和1999-2000）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以及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都有俄罗斯的介入。仅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增长和稳定的时期。

当苏联矿工组织起来时，他们的主要不满是反对官僚集团及其糟糕管理。即使当他们提出经济诉求，他们的目的也是改善经济，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亲市场的要求来自官僚本身，以及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但即使他们无法公开主张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也会打着“民主”的幌子把经济主张被偷运到群众意识中。最常听到的呼声，包括来自矿工的呼声，是要求废除宪法第6条。

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远非民主。多党选举实行，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元素，包括政党自由、相对自由的新闻和专制政权的衰弱。但这种“民主”还不稳定，甚至未能持续十年。

1993年，叶利钦反对政变的前盟友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和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领导俄罗斯议会“最高苏维埃”，其中占多数的为“俄罗斯统一党”，其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军方人士和右翼民族主义者。 他们声称担心叶利钦政府迅速向市场过渡的后果，鲁茨科伊将其描述为“经济灭绝”，尽管他们或许是不满自己从这一过程中没有像其他人获得一样多的利益。议会试图削弱叶利钦作为总统的权力。这场权斗发展只1993年9月，叶利钦下令暂停并围攻白宫的最高苏维埃。

这一次，保卫白宫的示威活动由奇怪的联盟所发起，当中有真诚但由反动势力主导并对社会状况不满的工人、也有由前防暴警察部队和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俄罗斯民族团结会”非官方地参与。所谓的“俄共党人”认为他们与法西斯分子的联盟完全没有矛盾！在警察和白宫周围的人发生冲突失去控制后，示威者冲进了电视台大楼。当天晚上，叶利钦派出坦克炮击白宫，到周末时，已有数百人丧生（官方承认有147人死亡）。

名誉扫地的民主制度

许多工人开始不把这一时期称为“民主”（俄语读音demokratiya），而是 “狗屎政治”（俄语读音dermokratiya），这段记忆削弱了整整一代人对于与独裁主义作斗争的意识。“民主”的恢复与大规模的贫困、种族冲突和不同阶层的统治精英争夺前苏联的财富和资源相联系。持续到1999年的叶利钦时代的特征是混乱和崩坏。总统本人的形象也成为一个醉醺醺、步履蹒跚的笨蛋。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阶段，因为代表了旧苏联国家残余的完全解体。由叶利钦亲自提拔接任的普京之后改变了方向，要重建为一个强大而专制的新国家，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

如今，普京执政已经22年了，新一代的年轻工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受过去包袱的束缚，决心要与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作斗争。他们不会允许新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仅仅是官僚化和独裁的前苏联的复制品。相反，它将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础上，有组织、言论和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财富和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各民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决权，所有这些都在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民选机构的控制之下，以确保社会的运行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

9/11恐怖袭击20周年：帝国主义的血腥循环仍在继续

20年前，世界变了。很少有像美国9/11恐怖袭击这样的单一事件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当然，改变历史进程的不仅仅是恐怖行为本身，更多的是因为人们对此的反应。9/11引发了由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新一轮帝国主义血腥浪潮，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野蛮的战争，并以国家散播伊斯兰恐惧症思想。仇恨和死亡的循环在今天仍然继续。

这并不是要减轻事件的恐怖程度。在美国，近3,000人在9/11及其后续袭击中丧生。社会主义者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坚定谴责这次袭击，实际上我们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为，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残暴性质，还因为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外的反动情势。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9/11之后， 统治阶级对于事件的反应遭遇到普通民众的大规模动员抵抗、甚至有可能成为停止战争并重塑历史的运动。

过去与现在的世界格局

首先，值得回顾一下暴行发生的那一年，即2001年，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充满自信。苏联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崩溃已经十多年了。 “共产主义”国家尽管具有专制和扭曲的特征，但仍然保持着对俄国革命的记忆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世界对他们的垮台对感到欣慰。

事实上在1990年代初，评论者们就自信地宣布：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的书名）。换句话说，以良性“自由民主”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不受挑战地统治——并且直到永远！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上世纪9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蚕食社会福利体系，全球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较贫穷的国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减公共开支使普通民众陷入了贫困，同时也增加了富人的财富。

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推动了“全球化”项目。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裏程碑，从而加快商品和服务新市场的“开放”。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较贫穷经济体的新兴产业被逼到了绝境，而跨国公司则靠廉价出口大赚一笔，或者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工厂以剥削廉价劳动力。

如果说这一切听起来像是资本家的成功故事，那么我们只需要回到2021年。资本主义永无止境扩张的承诺在今天被21世纪的发生的事实残酷地粉碎了：灾难性的战争、中美冷战、长期萧条、实际工资下降和紧缩政策。作为回应，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高涨了起来。随着政府在新冠疫情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来挽救他们的制度，新自由主义本身——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制度——看起来受到了重创，甚至不可持续。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了胜利，这让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困境雪上加霜。

当然，资本主义今天在许多方面面临的危机不能仅仅归因于9/11。不过，毫无疑问，那次事件以及对它的报复起了最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9/11事件与“反恐战争”

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进行血腥的报复。阿富汗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对阿富汗的地毯式轰炸于当年10月7日开始。英国首相贝理雅立即向美国总统布什提供了英军支援。到当年年底，美国和英国军队推翻了塔利班政府——鉴于所施加的压倒性的蛮力，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这只是一场残酷侵略战争的开始，其中约有241,000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中有71,000名平民。*普通民众也遭受了无法估量的贫困、饥饿、疾病和恶劣卫生条件——这一切都是战争直接造成的。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

尽管如此暴戾，在这个“反恐战争”中，帝国主义势力对阿富汗的报复从来是不足够的。除了以分裂国内工人阶级为目的煽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外，还有利用“正义”战争来直接达到帝国主义利益需求的目的——控制阿富汗临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东及其主要石油储备。

社会主义者预料到了这一点，在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不仅代表恐怖主义威胁而且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开始鼓吹伊拉克战争时，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了。贝理雅首相也散布了这个谎言。随后是2003年的入侵，以及比阿富汗事件更为血腥的占领。

长期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加上阿富汗冲突，对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伊朗反动教士的力量和穆斯林世界的逊尼派-什叶派教派冲突，因伊拉克本身的持续内战和也门的新内战得到支持。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的崛起和伊斯兰国支持的恐怖袭击，包括在英国——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是由布什和贝理雅开始的帝国主义冒进造成的。

很明显，反恐战争不仅没有增进安全，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反而使恐怖主义滋长的潜在社会和政治原因变得更糟，并且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与怨恨在全球都剧增。

反抗

所有的这一切本可以被阻止发生的——民众当中肯定存在反战的意愿。2002年开始了一场由社会主义者、青年和工会运动人士组成的国际运动。随着布什和贝理雅口中关于需要攻击伊拉克的谎言不断被涌现出的真相戳破，上百万普通民众动员了起来。2003年1月至4月期间，全球有3600万人参加了近3000次反战抗议。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当年2月15日的国际行动日。在伦敦，多达200万人游行反对战争——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这次活动令人震惊，不仅因为它的规模、和许多以前显然没有参加过游行的人的参与，还因为它的战斗性。自民党领袖肯尼迪口头声称反对战争，但表示如果联合国通过第二项支持介入的决议，他将支持战争。他被大声嘘声嘲讽。

与此同时，像阿裏（Tariq Ali）这样的左翼，坚持认为需要改变制度才能结束资本主义战争，他们受到民众的热烈欢呼。并且在对伊拉克的攻击最终开始时呼吁罢工（由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前身——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发起的呼吁），左翼工会领导人克劳（Bob Crow，来自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RMT）和海耶斯（Billy Hayes，来自英国通讯工人联盟CWU）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可耻的是，这些号召并没有在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中得到更广泛的回应。他们要么积极支持新的战争，要么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工会左翼未能组织起来。至于号召抗议的“停止战争联盟”，它错过了从热烈的抵抗情绪中发起斗争运动的黄金机会。

当时，社会主义替代成员呼吁如果运动领导者不带头，则应自下而上组织总罢工，并要求投票和游行反对入侵的工党议员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麦祖恩（John McDonnell）成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来与支持战争的新工党及新自由主义政策作斗争，这样向数以百万计抗争者的呼吁会收到巨大的积极响应，有可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能成立一个新政党。但是，尽管在伊拉克战争于3月20日打响后的几天裏，一些英勇的努力使得动员行动能够继续进行，包括全国各地的学生罢课，但刚刚萌芽的运动最终未能阻止战争。

然而，对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反战运动代表了潮流的转变。它使许多后来在其他运动和团体中组织起来的人变得政治化，他们现在仍然对贝理雅及其派系的立场深恶痛绝。即使运动没有成功，资产阶级仍然害怕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是他们犹豫是否向叙利亚和利比亚出兵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我们的教训同样很清楚。普通民众会蜂拥而起反抗帝国主义战争。但那时运动领导者需要的是制定一个果敢的计划来组织和推进运动，现实却是在逐步平息运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工会和工作场所行动来利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利用罢工这一极其强大的武器来打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好战行为。今天，社会主义替代进行组织，正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领导层而提出了方案。

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与恐怖主义截然相反。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部分时间裏，左翼分子以暗杀、劫持和爆炸的形式实施恐怖活动。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这种行为总是会分散社会主义者的实际工作：建立群众性工人阶级运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看到自己集体行动的力量。这才是改变社会的作法。相反，秘密策划的个人恐怖策略会破坏集体工作。

当然，基地组织从来都不是一个左翼团体，而是一个反动的组织，其议程是要将世界倒退到宗教偏见和仇恨之中。在这方面，9/11的暴力事件似乎只是在挑起反恐战争这件事上取得成功。在短期内，阿拉伯世界肯定会有所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基地组织的事业，促进了招募和筹款。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恐惧症对欧洲和美国的伊斯兰社区也有类似（但很有限）的影响。

然而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的非同寻常的群众革命表明，9/11事件事实上并没有如策划者所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巴林的起义是群众的政教分离世俗起义，要求改变制度，结束专制和资产阶级精英统治。工会会员和左翼政党为革命变革而斗争；团结和集体行动是当务之急。这与基地组织的伊斯兰神权哈裏发的狂想完全相反。

需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9/11发生二十年后，事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衰落暗淡的象征。统治阶级没有了展开报复的正义咆哮，而只有怀疑和犹豫。在阿富汗，美军尽可能地悄然撤离，该国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它的未来仍然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前景，在美国转移焦点往他方后，其主导性的因素将减少。无论如何，任何帝国主义势力都无法解决阿富汗的问题。9/11之后的20年发生的这一切，作为客观教训印证了大国干预为何总是失败。

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稳定且危机四伏，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全世界广大普罗民众，以工人阶级和有志青年为首，才能推翻可憎的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有迹象表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你可以加快这个进程——成为社会主义者，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

十年之后——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意义

占领华尔街为美国的阶级斗争开启了新的篇章。在九月占领华尔街迈入十年之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发展新左翼、开展反资本主义斗争、冲击选举政治和培养新一代斗士的第一步，这场运动的重要性如今已经彰显得淋漓尽致。

占领华尔街行动是美国自2008-2009年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对劳动者权益的三十年攻击和工人运动的大退潮之后。但对奥巴马在经济衰退期间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震惊，和对奥巴马的幻想使斗争的发展延缓数年。在这几年裏，数以百万计的普罗大众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银行却得到了万亿美元的救助；与此同时，劳工领袖和民主党“左派”却日以继夜地确保人民放弃抵抗。

在促成占领行动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政治两极化日益严重：奥巴马胜选后，右翼煽动红色恐慌和种族主义情绪，并声称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关于医保的激烈辩论还有其他很多在整个美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左翼和劳工运动缺席带来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义茶党在舆论中成功上位。茶党既反对银行救助计划，又反对救助普罗大众的主张，预示了特朗普主义的崛起。

风暴卷集

在占领开始几个月前，南欧发生了反对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的紧缩措施的斗争。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人民在中心广场抗议，反抗超级富豪试图让劳动人民为危机买单的企图。

不过，最严重的社会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和埃及成为了抗争的前沿。他们占领广场的斗争形式不但源于久远的斗争传统，还受到了南欧的启发。中东和北非独裁者的倒台重新点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紧缩运动、希腊的数十次总罢工以及新左翼政党的兴起为标志，欧洲的群众运动星火燎原。

在美国，引爆群众情绪的第一个火花来自威斯康星州长沃克（Scott Walker）。作为一位邪恶的茶党共和党人，他在2011年初就开始破坏该州公共部门的工会，大幅削减教育开支。于是，公共部门工会、年轻人和广大工人开展了长达数月的斗争。在这次历史性的反击中，工人使用了欧洲和中东群众的一些策略。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进行持续抗议，“占领”州议会大厦，讨论斗争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公共部门总罢工的想法得到广泛支持，但工会拒绝号召总罢工，并将斗争方向转向选举。

2011年春天，在纽约市，为了对抗亿万富翁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强加的紧缩政策，一小群激进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萧条时期的“胡佛村”帐篷聚落为灵感，于金融危机时期在市内搭建帐篷，组成了“布隆伯格村”。就这样，他们的行动预言几个月后的大规模抗争。

在斗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反全球化杂志《广告克星》于9月17日呼吁“占领华尔街”。他们提出了一个“新范式”：“…… 令人兴奋的是这种新颖的策略的务实与简单：我们在各种线上与线下的集会中交谈……我们将化整为零，唤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来的激进民主……最后，我们坐在一个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广场上，占领它。”虽然这个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后就会暴露出来，但毫无疑问，当时它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斗争航迹

9月17日，数百人前往距离华尔街仅几个街区的祖科蒂（Zuccotti）公园扎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裏，活动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了街头集会、抗议和占领活动。在纽约，第一周结束时有85人被捕。第二周结束时，纽约警察局围堵了布鲁克林大桥上的游行群众，700名抗议者在桥上逐一被捕。报纸头版显示，一名年轻男子被纽约警察局官员逮捕时，脸上有血迹。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国内外的关註，许多年轻人来到纽约市，在祖科蒂公园搭帐篷或参加周末群众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了广大纽约人的支持，每个周末都有数千人前往营地参观。

许多人将占领视为左派对茶党的回应。与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移民和政府“过度社会主义化”的茶党不同，占领运动认为大银行和社会上最富有的1%理应为危机负责，它让剩下的99%形成阶级斗争意识，明白99%应对现状展开反击。他们呼吁广大群众有组织地反抗日益增长的右翼威胁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不公。

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各地。随后，占领运动发展出了社区会议，带来了新的运动和斗争。在明尼阿波利斯，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在占领家园运动（Occupy Homes）中保护劳动人民免受驱逐和迫迁，发挥了重要作用。

占领运动从当年的国际运动中汲取了许多灵感。威斯康星州和纽约州的运动与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众运动在群众意识上有着重要的联系，威斯康星人和纽约人集结在“像埃及人一样战斗”的口号下。

国际主义意识是一种强大力量，但运动人士并不总能从国际斗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这体现了认真研究国际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虽然这场运动热火朝天，但要带来真正的变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阶级遭受了数十年挫败、工会领导层右转之后，新一代民主群众运动战士没有创建战斗组织、领导层和纲领的现成参考。

许多运动人士最初拒绝讨论有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的诉求，以为只需要有一个普遍的诉求（“我们是99%”），就可以赢得广泛的支持。但实际上，他们藉此获得的群众支持大多是被动的。如果他们能围绕日常问题，推动制度变革，那他们就能让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正在为一些实质的东西而战，从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体要求也意味着移民和种族主义等问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就这样，我们错失了一个反抗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反击警察暴力的大好机会。

除了缺乏具体诉求外，活动家也没有民主地选举领导层、建立对运动基层负责任的组织架构。这表示真正的领导者在街头运动扮演着无责任角色。没有选举出来的领导，也就没人有权代表运动，没有提出民主决策平台。相反，决策必须基于数百人在经过数小时的疲惫对话后达成的共识，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对就足以阻挡所有决策。小团体发起零星行动，各行动之间彼此基本上没有协调，于是众多浪费不起时间的劳动者望而却步。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也就不会为此翘班甚至睡在帐篷裏。

这些问题部分源于一些非民选领导人错误的无政府主义方法。他们认为占领公共空间可以开启新的民主社会形式（由劳动人民捐资），随后运动就会自发传播到其他领域。

虽然一些左翼组织要么谴责占领运动，要么成为被动的啦啦队，但是我们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不断提出诉求和建议，呼吁将占领运动扩展到其他城市，并形成一个网络来协调几天的行动、战略和计划；呼吁参与者讨论能够将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的诉求；呼吁将运动扩展到学校、社区和其他有组织潜力的地方……许多最优秀的活动家与我们不谋而合，他们不仅仅希望只是每晚在广场上一聚。

我们还警告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运动就会消亡。随着冬天的临近，许多人会收起帐篷回家；如果不能团结一致，市长们组织的警察镇压将不断加强，削弱运动；我们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替代社会的想法是一种根本错误的方法。这种想法并不挑战资本主义，也没有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因此运动无法前进。

市长布隆伯格在10月份首次尝试封锁祖科蒂公园的尝试以失败收场，是因他发出的最后通牒即将到期之前，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呼吁工会成员保卫公园。这使得纽约警察暂时退让。

在奥克兰（Oakland），一个1500人的大会呼吁于11月2日在全市范围内举行总罢工，以回应警察的野蛮镇压。他们的强烈反应迫使市长公开宣布减少警察人数，允许占领继续进行，并允许工人休假参加罢工。

11月2日的罢工使奥克兰港停摆，并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和占领运动的活动家在西海岸共同领导的历史性港口罢工。

虽然一些工会支持11月在奥克兰举行的罢工，但许多保守的工会领导层并不支持。他们并没有发起动员，仅仅鼓励他们的成员请病假参与活动。一场真正的全市大罢工可以对事件产生历史性影响，并激励数以千万计的人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会进行反击。

11月15日，由布隆伯格领导的市长网络协调了对全国各地营地的袭击。在此之前，联邦调查局已经协调当地警察和国土安全部对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监视。公开的文件显示，占领运动被视为“国内恐怖主义”威胁。

抗争复活

占领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表达了人们对不平等增长、工人权利受损、出发大萧条的银行与救助他们的政客沆瀣一气的愤怒。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通过行动证明，群众不会屈从于紧缩政策和止赎，并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激烈反抗。

这是一场激励住房活动家积极打击房屋止赎、激励学生对抗学费上涨、激励教师和家长反抗削减和私有化教育资源的“教育改革”的斗争。

一些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客试图把占领浪潮为自己所用。民主党纽约市长候选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竞选活动中以“双城记”为口号。社会主义替代则指出需要将对企业权力的挑战带到政治领域，并呼吁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派出200名独立人士参选。2012年，社会主义替代以身作则，派出占领西雅图的领导者萨旺特（Kshama Sawant）参选华盛顿州议会，作为公开社会主义者身分的她拿下了历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们乘运动之势再次参选，成功让萨旺特赢得了西雅图市议会的席位；2014年，我们建立运动首次在主要城市赢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选举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独立于民主党之外赢得议会斗争。

在2011年和2012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社运分子反对参加选举。一方面这避免了运动被民主党收编，但同时也打击了工人阶级政治。2016年，许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蜂拥帮助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活动。作为占领运动在政治上表达了对不平等、紧缩和新自由主义的愤怒，为桑德斯的两次竞选奠定了基础；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将这场巨大的政治热潮禁锢在了民主党内部。

在之后十年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党执政的州的教师抗议以来劳工斗争的重建等标志着群众运动的归来，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1970年代以来最高的水平。在美国，社会主义替代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增长。而且即使是局限在民主党的框架裏，也已经有数十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当选。

在西雅图，在右翼与统治阶级猛烈攻击BLM运动，并试图以不民主的方式将萨旺特从市议会中罢免。而许多十年前因占领而变得激进的人都在应对这种攻击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我们应该对占领运动的遗产给予应有的重视，并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如今，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工人阶级将在全国范围内定期进行民主讨论和决策，组织社会运动，捍卫自己的权益并争取更美好的未来——一个由亿万人民而非亿万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气候危机：汙染能源的真相

几乎所有我们日常生活的事物，从开灯到使用手机，都由汙染能源驱动。

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大约25%）来自发电及热能生产。其实能源生产早该由100%再生能源替代，更准确地来讲应在数十年前就该如此。

我们并非一直以来如此使用能源，早在1800年代工业革命前，我们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行也没有使用谷歌地图。他们总是利用柴火撑过寒冬、长期面对食物稀缺、也难以远距离通讯和旅行。

经过崎岖漫长的创新，全世界的能源得以更有效的方式生产，从新型的水轮科技到1800年末由燃煤和蒸气驱动引擎。很快，我们除了能更好地产生热能暖房，燃煤也使机械引擎的效率更胜以往。

飞机，火车和汽车随之而来，氮化肥料也使食物供给指数增长。生活水准也有所改善，更多人得以生存，充足的能源让各式各样的现代生活成真，这得归功于化石燃料。

但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很显然并不在这裏划下句点。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开始使用化石燃料后产生，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在不冲击环境的状况下持续依赖它满足人类文明。

好消息是，透过现代科技，我们持续发现更多的绿色替代能源运作现代社会。坏消息是，化石燃料公司不会就此罢休。

化石燃料产业的大欺诈

事实上，当化石燃料成为我们的主要能源时，整个产业就已经由少数个人权贵掌握。至今这个状况并没有改变。

1800年代末的新兴资本家们需要这种新能源，用以铁路和兴建工厂及城市，这也代表掌握煤炭的人得以快速富有。

但是当他们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大亨们在接下来数十年间财源滚滚，当时科学界就已经指出对化石燃料的威胁。瑞典科学家和化学家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纪末已经提出，燃烧化石燃料将造成全球温度上升。

随后有越来越多人认同，都表示相同意见并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燃烧化石燃料完全不可持续。

化石燃料公司们对此非常了解，并且资助当中的部分研究，最早在1950年代就发现燃烧化石燃料将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剧烈的环境影响”。环保人士麦吉本（Bill McKibben）说，化石产业造就“美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真相掩盖”。

如果社会是理性的运作，这些研究理应立即促使社会寻找和发展再生能源，并马上转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下，只要化石燃料利润够高，它就会挡在转型的路上，移除它将变为极度困难。

相对的，化石燃料公司们主动资助自然科学研究以淡化气候变迁，夸大不完整且选择性的资料、使用伪专家、以及助长各种阴谋论。

与此同时，这些石油公司也花费多到难以置信的金钱游说政客。这些政客尽管也认知到气候变迁，但宁愿收这些脏钱来赢得选举，或者忙于跟壳牌石油的执行长打交道。在1990年，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花费超过1200万美金资助政治献金，但老实说，相对于他们2020年的1.407亿美金的花费来讲九牛一毛。

2021年，大型森林野火、洪水、飓风见怪不怪的今天，科学事实已经无法否认，令政客们也开始要“跟上潮流”，甚至大型石油公司亦说他们也想投资再生能源！但是拜登政府却放行7800万亩地的墨西哥湾外海钻油，而且2022年的化石燃料产量将持续增长。

钱并不是一切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对普通民众和地球来讲，亿万富翁和政客们从来没有起过什么帮助，所以我们不必倚靠他们。我们应把焦点放在市议会、公众广场、社区中心地下室、学校建筑和大学校园。在这些地方，工人阶级和年轻人正在为更好的未来组织着。

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美国有2000万人参加前后12,000个活动。包括有着约35000名讲者和更多组织者的多个教育讲座。到了年底，美国环保局成立，并且《干净空气法案》得以通过。

这是第一个保护河流和湖畔的法案，而大学的环保学生团体，以及报纸的环保专栏也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这些都是见基于群众性的草根组织运动，将数以千万计的人政治化起来，在讨论会结束之后持续为气候保护奋斗。

一份2021年的报导指出，美国原住民从拱心石（Keystone XL）到立岩（Standing Rock）反抗新的输油管计划，且透过直接行动和社区动员来延迟、扰乱、并完全阻挡各种化石燃料计划，他们已经延后了相当于美加两国25%的年碳排放量至大气中。

爱尔兰的梅奥（Mayo）郡也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包括农民、渔民以及学校老师在内的当地居民，发动长达13年的斗争反抗壳牌石油公司。最后公司尝试但仍无法驱逐郡民以建造天然气管，是抗议、占领、以及当地组织力量迫使壳牌石油最终放弃这项建造天然气管的工程。

还有很多案例，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有希望。

我们有群众站在我们这裏，而且很显然已退无可退。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亿万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钱，但如果我们拒绝运转他们的工厂，拒绝让他们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绝让他们控制我们的政治制度，这些钱并无用武之地。

今年十一月，世界各国领袖将在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举行会谈，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参与抗议行动；我们动员我们世界各国的成员，表达我们急需的诉求：

立即停止所有新建化石燃料计划，立刻在下个十年内转型成100%再生能源。
公有化所有的石油公司和公共设施公司——我们不信任亿万富翁，我们无法承受以利润为依归的能源生产模式。
提供紧急帮助给极端气候收灾户，大量雇用紧急应变人员、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照护人员。
推行绿色新政就业计划，雇用百万计人来增强公共设施御寒能力、建设再生能源电网、整顿农业、复育林地、扩张公共运输、以及实行其他绿色政策。
建立青年及工人阶级群众行动，从每个校园校区到每个工作场所扩及全世界，我们是唯一能赢得永续、根基于实际人类需求而非企业贪婪的社会主义地球的力量。

革命历史：美国黑豹党55周年纪念——对于今天的教训

在历史性的密苏裏州弗格森抗议活动后仅仅两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已经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016年，碧昂丝（Beyonce）和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等名人进一步将种族主义问题带入了主流媒体和社会的视野，随后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种族问题的冲击。尽管BLM已经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但它仍需进一步寻找实现根本、持久变革的方法。

今天黑人运动面临的问题使我们回忆起了黑人自由斗争的上一个重要时期，即民权运动和黑人力量运动，黑豹党为其最突出表现。勇敢的、战斗性的黑豹党一度吓退了种族主义者，激励了黑人工人阶级、穷人和青年。在他们多个战线的行动中，最出名的是武装巡逻黑人社区。在持续和残酷的警察暴力下，巡逻被视为对黑人生命和尊严的勇敢捍卫。

黑豹党于50年前的10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Oakland）成立。该党诞生于南方民权运动衰退和黑人力量运动开始之间的关键时刻，因为斗争的经历引发了关于更深远问题的辩论。由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领导的运动在法律层面粉碎了让公共设施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Jim Crow）法，并成功通过了《投票权法案》和《民权法案》。然而，绝大多数黑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没有改变，他们依旧被住房隔离，在寻求高等教育和体面工作时依旧遭到歧视，贫困率也更高。马丁·路德·金对此发问：“如果你买不起汉堡包，有权坐在餐厅裏又有什么用呢？”

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都谈到了民权运动局限于合法的正式运动所带来的问题，随后当他们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和根本变革问题时，他们两人都被暗杀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裏，黑豹党也面对了这个问题。西尔（Bobby Seale）明确表达了黑豹党的态度，他说：“我们不用种族主义对抗种族主义，我们用团结来对抗种族主义；我们不用黑人资本主义对抗剥削资本主义，我们用全体的社会主义对抗剥削资本主义；我们不用更多的帝国主义对抗帝国主义，我们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对抗帝国主义。”黑豹党的做法与“文化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融合主义者彻底决裂。

黑豹党联合创始人西尔和牛顿（Huey P. Newton）在社区中心的屋子裏编写了黑豹党着名的10点纲领，其中包括呼吁激进民主改革和经济正义的诉求。

黑豹党的十点纲领（简短版）

1.我们要求自由，我们需要决定我们黑人和受压迫社区的命运的权力。

2.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3.我们要求结束资本家对我们黑人和被压迫社区的掠夺。

4.我们要求体面的、适合人类居住的住房。

5.我们要求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教育，揭露美国社会颓废的真实本质，教会我们真实的历史，指明我们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

6.我们要求为所有黑人和受压迫者争取完全免费的医疗保健。

7.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警察暴力，立即停止谋杀黑人、其他有色人种以及美国境内所有受压迫者。

8.我们要求立即结束所有侵略战争。

9.我们要求现在被关押在美国联邦监狱和军事监狱中的所有黑人和受压迫的穷人获得自由。我们希望由同侪组成的陪审团对所有被“依法指控犯罪”的人进行审判。

10.我们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装、正义、和平，我们要求现代技术掌握在人民社区的手裏。

黑豹党在湾区迅速发展。在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他们公开地带着步枪进入大楼，大声朗读反对《马尔福德法案》的声明（该法旨在禁止他们在社区中武装巡逻），这让他们成为全国的焦点，并使黑豹党人数在全国范围内爆炸式增长。除了反对警察暴力，黑豹党还组织了抗缴租金、免费早餐、医疗和服装计划，这些计划与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结合。在鼎盛时期，黑豹党的报纸发行量达到250,000份，全职党员人数达到5,000名。

但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曾着名地将黑豹党称为“对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虽然黑豹党的武装巡逻确实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让当权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党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以及黑豹党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众革命运动的潜力。随着黑豹党开始朝着受压迫人民联合斗争的方向发展，与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贫穷白人的组织建立更大的联盟，他们的担忧大大加剧。联邦调查局的反谍计划通过监禁、渗透、误导和暗杀严重打击了黑豹党。1969年，联邦调查局在一年内残忍地杀害了25名黑豹党成员，并非法监禁了数百人。

虽然来自统治阶级的镇压是可以预料的，黑豹党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世界上其他革命运动历史上也遭遇过更严重的镇压。不幸的是，黑豹党在革命战略上的错误导致了他们的衰落。

黑豹党倾向于关註黑人中最受压迫的部分，那些永久失业或是半失业的阶层。加上“每个成员都需要成为全职人员”的要求，使得百万计的黑人工人难以参与黑豹党的活动，也就极大地限制了其体量。的确，任何革命运动都应该组织起失业者，但也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工人阶级是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具有使经济停摆的社会力量。如果他们建立了具有民主结构的群众性力量、而不仅仅是从中国和古巴革命中汲取灵感，在面对镇压时就可以有千万人站出来捍卫黑豹党。

最后，他们使用枪支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许多黑人工人和穷人来说，武装使黑豹党成为一群他们可以尊敬和赞扬的英雄领路人——但不是他们可以加入的对象。牛顿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写道：“但我们很快发现，武器和制服使我们与社区成员区别开来。我们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军事团体，身处社区结构之外，过于激进因而无法融入其中。也许我们当时的一些策略是极端的。”

尽管犯了错误、错失了良机，黑豹党还是在美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英勇篇章，为推进民主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中，我们这一代人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而今天，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旗帜，继续为黑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

不久前，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两位同志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新的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但是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同两位同志讨论再度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两位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区别：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他们进一步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侵犯，是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者的重任。就这点来说我们与两位同志拥有充分共识。但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一致，它都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

虽然两位同志不与极左派混在一块，却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定义来看”，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但由于“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没有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两位同志同时却否认官僚是独立的阶级，而我们只能对此表示祝贺了。上述前后矛盾的断言综合起来，恰好呼应了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我们尝试回归到国家的阶级理论上。毋庸置疑，我们并非不理论的拜物教徒。假设出现新的历史事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我们不应故步自封。但过去修正主义者的可悲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在我们试图创立一种新学说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两位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要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大，甚至体现为权力实际集中于一人手上。个人独裁无疑是政权濒危的征兆；但特定情况下却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终，国家的阶级性质不仅由政治形式决定，而且由社会内容来决定，即根据当前国家所保卫和维护的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性质来决定。

两位同志在原则上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如果他们仍拒绝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那是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政治原因。他们写道“在过去的一年裏，官僚彻底走进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只是“走进不归路”？）接着又指出局势的演变“将官僚带到了与国有经济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和深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般局面？）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径正大大地破坏着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垄断。”（只是“正破坏着”？所以不是已经破坏了？）。

而第二个论点，就像刚才所说，是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主要是政治范畴……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组织和机构均遭摧毁，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统治现已遭到毁灭”。两位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主要”是而彻头彻尾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经济的集中表现。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治制度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两位同志像先前那样“一般来说”承认上述这点。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夺去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进步的角色；那么现在，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的中心内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估和预测。“开明专制”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后来却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来解决。然而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时，我们写道，官僚的“开明专制”只有相较甚少的时间能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现实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骗，期望相应达到空前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却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这有导致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停止脚步吗？我们可不会如此妄言。尽管生产力受到官僚专断的牵制，国有经济的巨大的生产力，在成长速度比以前放缓的情况下，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多年。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当前的政治危机正将自身扯得四分五裂，这比生产力走向停滞还要危险得多。为了简化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阻碍，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在我看来，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一次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25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只是证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资产阶级产权；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耗尽了一切直接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动用一个中介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走到法西斯主义野蛮手段的穷途末路，为的就是保护生产数据私有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无意将这些模拟无限上纲。但它毕竟展示了权力集中于官僚手中乃至生产力的停滞，仍未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产权制度上闯入一场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将之改变。[1]

难道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性质处于对立状态的例子？是有的！“（法国旧制度的）第三等级”掌权后，有一段时期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数月，无产阶级也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转了好几年（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得依靠国有经济。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所谓的“无阶级国家”的理论（宣称由于没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标准与事实

正是由于使用了主观的“规范性”思路代替客观的、辩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同志很难对苏联进行正确的社会学评估。伯纳姆和卡特会说苏联“不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一词汇的传统意义”视为是一个工人国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这仅表示苏联并不符合我们原先预料一个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样子而已，在这个划分上我们其实并没有分歧。我们原先预计工人国家会随着逐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然而历史并不总是“照着计划走”，反而则是使我们见到工人国家蜕化的过程。

但这是否意味着与我们预料状况相左的工人国家便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吗？生病中毒的肝脏与健康的肝脏不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颗肝脏。为了了解其性质，仅仅使用解剖学和生理学分析是不够的，运用病理学也是必要的。当然，去对患病的肝脏说：“我不喜欢它”，然后就抛弃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个医生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奢侈随便，他必须去根据病症的状况与器官所受到的病变而进行治疗（“改革”）或手术（“革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先去认知到病变的东西是生病的肝脏，而不是别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拿一个更令人熟悉的例子来与工人国家的问题做模拟：工会。从我们期待的方面来看，工会应该要是阶级斗争的组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呢？他们的头领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尔（Matthew Woll）及其同伙都选择了直接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拟扩大来看，并说如果直到产业工会联合会 （CIO）出现后，AFL才完成了一些具进步性质的工作，因此它现在活动的主要内容包含在更具先进（或更少反动）趋势的斗争当中。对于CIO而言，格林那伙人绝对是一个反动因素，这样想完全正确，但是，AFL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一个工会组织。

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它与生产资料中财产形式的关系；而诸如工会之类的工人组织的性质则取决于其与国民所得分配状况的关系。格林及其同伙保卫私有财产制这点，足以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这些人做出保卫资产阶级的收入来源不被工人攻击的行为，如果他们要阻碍的是罢工行动、提高工资及对失业者的救助等行动，那么他们领导的这个组织就是工贼团体，而不是一个工会了。但情况相反，格林及其同伙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础，便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工人进行增加（或至少反对减薪）其国民所得份额的斗争，这个客观征兆足以使我们明确区分出最反动的工会与工贼团体的界限。因此我们不仅有义务去继续在AFL当中的工作，也必须去保护其不受工贼、三Ｋ党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与格林的作用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层服务，因而是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如果他不能够捍卫官僚层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会基础，那么他就不能为官僚层服务，于是斯大林在这个份上捍卫了国有财产制不被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随意的官僚机构而搞垮。但是，这种捍卫方式终将会使苏维埃社会完全毁灭，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集团必须被推翻，而且无产阶级绝不能让帝国主义代替自己完成这项任务。尽管有斯大林的存在，无产阶级仍会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攻击。

历史的发展情形使我们对各式各样类型的工会习以为常，包括战斗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动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会类型。而工人国家却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现象，这尤其需要我们用独到的革命纲领作为标准来理解苏联。在此同时，工人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其正在受到各种不同时代性力量的影响，而且我们认为这点与我们的“传统”标准完全矛盾。

伯纳姆和卡特同志说斯大林及其同伙在政治上服务于世界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希特勒也是为着资产阶级服务，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间则存在着差异。希特勒捍卫着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斯大林则是使官僚机构的利益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资产阶级政权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则是起着希特勒的作用（从他们的政治路线上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通常很小）。从斯大林在苏联与西班牙，两个具有不同体制的社会当中起着的不同作用这点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属于某个阶级的工具，而且我们也绝对不可能仅从官僚机构的德行或恶行来定义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关于工人国家的官僚层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主张，对于那些被形式束缚的头脑来说，不仅无法理解，而且完全无从认识。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没有单纯类别的阶级国家，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半封建制的普鲁士君主制执行着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即以封建体制而非雅各布宾式的方式执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与统治阶级的半封建性质之间存在着相生相成的联系。但是，所有这些例子并不妨碍我们去清晰区分何为封建社会何为资产阶级社会。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并存相比，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并存则更容易实现，因为前者涉及两种形式的阶级剥削。这点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工人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马克思写道，在工人国家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分配型态还仍然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被背叛的革命》中《社会主义与国家》一章）人们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细思考一下这一点。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还在运作，工人国家本身就还仍有必要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

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存在于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当然，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程度和总体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工人国家去除了官僚机构并逐渐开始消亡，这便意味着其发展将步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权威、享有特权和保守，这便意味着在工人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以社会主义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便一定程度上内嵌于工人国家的内在矛盾并未按“正常”而减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这种矛盾还未从分配关系的范畴转移到生产关系的范畴当中，并且还未摧毁国有化的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就仍然还是一个工人国家。

列宁在15年前就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带有官僚主义的畸形变异。” 在那个时期，官僚主义的变异是直接继承自资产阶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仅仅是过去的残余。然而，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官僚的“存续”获得了新的营养来源，并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称它为工人国家的“堕落”。正如波拿巴主义肆无忌惮施行的恐怖所显示，这种蜕化已来到转捩关头。目前，所谓“官僚主义的变异”正在准备不留残块地吞噬工人国家，并且正在国有产权制的废墟上孕育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了。但这一切还只是可能性，我们不打算事先屈服于此。

苏联作为工人国家，不符合“传统”标准。这并不表示它并不是工人国家。这也不表示那个的标准是错误的。 我们的“标准”是建基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苏联只是工人国家落后和孤立状态的局部且残缺的表达。

理想化、僵化、“纯粹”的规范性思维，是以一厢情愿的形象来构建世界，于是只想摆脱他不喜欢的现象。宗派主义者，即只凭自己的想象力进行革命的人，会以空洞的理想主义准则来指导自己。他们说：“这些工会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参加。这种工人国家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保卫它。”他们最擅长一次又一次承诺历史会重头开始。当上帝将理想的政党和理想的工会摆在他们手中时，他们才会建立一个理想的工人国家。但是，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们会对于现实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摆出一副不满的脸——这是宗派“革命主义”的最高表现。

纯粹“历史”的、改良主义、孟什维克式的、消极的、保守的头脑，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忙于用昨天的光荣证明今天的光荣。这类人的代表进入群众组织并在那裏自我溶解。而苏联可鄙的“朋友”主动迎合恶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历史”情境。

与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辩证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在客观发展中考察现象，同时在这种发展的内部矛盾中找到了实现其“标准”的基础。当然，务必谨记，我们念兹在兹的纲领标准，只有在客观历史过程本身的进步趋势是作为总体表现时，才能实现。

工会的纲领性定义听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由行业工人或产业的工人组成的组织，其目标是（1）为改善工人生活而与资本主义作斗争；（2）为推翻资产阶级而参加革命斗争；（3）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参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工作。 如果将这个“典范”定义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我们或许应该绑手绑脚地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会存在。但是，将这种典范与事实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将朝向特定目标发展的一般表现与目标内容对立起来，沦为形式主义、最后通牒式、非辩证把纲领拿来对照现实，这样绝对死气沉沉，不会打开任何让革命党能够介入的道路。同时，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压力下，现存的机会主义工会是可以（对于我们在工会中的党团，在正确政策下则是必须）设法接近我们的纲领典范并发挥进步的历史作用。当然，领导层彻底改变是这样发展的前提。美国、英国、法国的工人必须赶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奥（Jouhaux）和其它资方代表。 苏联工人必须赶走斯大林和其同伙。如果无产阶级及时赶走苏维埃官僚层，那么胜利后仍然可以掌握到国有化的生产数据和计划经济的基本要素。这意味着它不必从头开始。那会是一项巨大优势！ 只有习惯于漫不经心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激进浮夸份子，才能轻率地拒绝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巨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以至于人们无法轻易抛弃其无可估量的物质进步并从头开始。

蛮好的一点是，伯纳姆和卡特同志与我们的法国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没有忘记生产力的因素，也不否认要保卫苏联。但只是这样远远不够。如果官僚机构的罪孽深重的领导使经济增长陷入瘫痪呢？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动地允许帝国主义摧毁苏联的社会基础？我们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他们对苏联的非马克思主义定义，是认为它既非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为各式各样的结论打开了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明确拒绝这种定义。

同时是统治阶级又是被压迫阶级

极左派说：“为什么我们的政治意识并没有不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那群家伙竟然要逼我们相信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无产阶级竟是『统治阶级』…？！”这种以抽象方式表达的断言实际上也引起了我们的“不满”。事实上，在分析过程当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范畴，完全不适用于必须最为具体的归纳。苏联无产阶级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那裏仍然缺乏着众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苏联的无产阶级仅统治着人类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则统治着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的压迫下，俄国的落后与贫穷导致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变得残废破损。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机关，即国家，变成了承受帝国主义（像是外交、军队、贸易、思想和风俗等等）压力的机关。从历史的进程上来看，夺取统治权的斗争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事情，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事情，官僚主义在斗争中只扮演着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而斗争尚未结束，尽管莫斯科竭尽全力地向世界帝国主义证明其作为保守势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为！），但世界帝国主义并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轻蔑地拨开了斯大林用来自我隐藏的薄雾，并准备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时机。而希特勒及其势力，代表了世界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的态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现出来罢了。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当中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仅仅让俄国和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下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只要俄罗斯没有在财产形式和市场的经济开放方面进行彻底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苏联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想的是正确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内部政权主要具有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特征。但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却改变并扭曲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至许多国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独立国家当中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仅部分地达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的确，一个落后国家当中的帝国主义压力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社会特征，因为各国当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代表的只是各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不同的发展水平。然而，英格兰与印度、日本与中国、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统治情形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何者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去帮助后者并反对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则同时是半个统治阶级和半个被压迫阶级。

帝国主义压迫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的本质，这是一场有关财产形式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今天虽然是和平的，将来则会变成军事的）。官僚集团在这场斗争当中起着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过去官僚们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而今天则利用帝国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时，官僚无情地滥用自己作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由此，无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治统治就具有着一种被削减、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在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国家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被压迫的阶级，这个压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国主义，而压迫的传递机制则透过是官僚。如果用“同时是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一词有矛盾，那么它可不是源自于逻辑上的错误，而是源自于苏联自身情况的矛盾。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并非是个典型的工人国家，而是个残缺的工人国家——这完全不代表我们在理论与政治上赦免了苏联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工人国家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了其中的反动性。而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才能获得充分的动力。保卫苏联不仅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首要之务，而且也是为将来能够推翻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所做的准备。

苏联的经验表明，工人国家所蕴含的可能性与抵抗力量有多么的大。但是，这种经验还表明了，资本主义及其官僚机构所带来的压力又是如此强大，无产阶级获得充分解放的困难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精神来教育和锻炼新的国际是又是如何必要。

二零二二年

书评：《在集中营：中国高科技流放地》

在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的新书《在集中营：中国高科技流放地》当中，Vera Zhou、Qelbinur、Erbaqyt、Gulzira和其他人谈及他们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故事。拜勒还强调了全球高科技资本主义与镇压加强之间的联系。

在新疆，越来越严重的剥削，以及汉族定居者的大量迁入，标志着 199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当地丰富的原材料和天然资源、发展特定农业的优越条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使这一地区对于北京至关重要。恢复了市场经济后，以前相对的自治就消失了。新疆汉族人口在1949年占比6%，如今已增至40%以上，而维吾尔人现在占总人口不到50%。

维吾尔人被标签为“不可信赖”、“双面人”和“恐怖分子”的发展过程，恰恰伴随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技术发展、歧视和压迫的加剧。苏联解体后，中共政权开始恐惧新疆地区的独立诉求以及对于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兴趣与日俱增。911事件发生后美帝发起“反恐战争”，而中共也走上同一道路。两国在反恐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敦促美国抓捕在阿富汗的维吾尔人，把他们关在臭名昭着的关塔那摩集中营。被拘留的22名维吾尔人没有一个参与在“圣战”中。

2014年，北京掀起了自己的“反恐人民战争”，从而将新疆全部1500万穆斯林视为犯罪分子。拜勒描述了事件的背景。2009年，迫于生计到中国东南部广东省打工的两名维吾尔族工厂工人，基于种族主义动机被打死，触发了新疆的群众抗议。警方向人群开枪、打死示威者，最终酿成暴乱并导致130名汉族人丧生。随之而来的是新疆社会的军事化，加剧了本已强烈的对歧视和土地掠夺等的反对情绪。2013-2014年还发生了维吾尔人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

这一时期，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进入新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穆斯林在线伊玛目获得了新的受众。

检查站、集中营和出生率

“反恐人民战争”改变了新疆。拜勒总结道：

“五年时间，国家首先在县与县之间、然后在城市管辖范围内建立了检查站系统。他们建立了限制维吾尔人在区域内流动的通行证制度，并没收了少数拥有护照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护照。他们派出多达11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维吾尔和哈萨克农村社区，对‘不可信赖的’穆斯林进行评核。他们额外雇佣了超过9万辅警，负责检查穆斯林的手机和身份证，比得上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警察密度。他们还开始建立一个实施高度安保的拘留营网络，在拘留高峰期曾关押新疆10%到20%的成年人口——这个百分比正是新疆当局认为已经发展了宗教极端主义‘肿瘤’的人口比例。与此同时，中国民政部开始执行对于‘非法生育零容忍’的政策，加上因拘留导致的家庭破碎现象，导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拜勒为了写这本书回到新疆，他从2010年起在当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在当时，他的40名学生和朋友已经失踪了——他们被关进了集中营。

华盛顿大学学生、曾去新疆探望男友的Vera Zhou告诉我们，检查站和高科技被用于大规模逮捕：“警察扫描了Vera的脸和虹膜，记录了她的语音签章，并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纹和DNA。”因为使用VPN、造访境外网站，她被送到集中营。她后来因为被彻底“再教育”而被释放，可以回到西雅图讲述她的故事。

集中营裏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押，他们猜测这是因为去过清真寺、戴过面纱或胡子太长、去过哈萨克斯坦或在手机上使用过微信。

其中一个被关押的主要原因是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北京的政策借助支持妇女反对落后文化的口号，目的是要大幅降低维吾尔族出生率。甚至在体制内工作的国家雇员也被迫使用避孕环。这个制度也包括了安插在当地的间谍，手法犹如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独裁。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线人；没有可保证的盟友；相机和扫描仪的演算法一直在运行。”

监狱“学校”中的“准罪犯”

大多数被关押的人都被视为“准罪犯”，并被关进在称为学校的监狱中。该书描述了裏面的情况：拥挤的牢房装有摄像头和扬声器、禁止讲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囚犯被迫“认罪”、看电视并学习习近平语录、唱爱国歌曲，除了每周一次可以极短的洗澡时间外，不得离开牢房。被拘留者一旦在牢房内进行任何移动或交谈，都会立即遭到惩罚。警卫使用棍棒和电棍，并大喊大叫。想要吃饭就必须先高唱习近平万岁、歌颂是习大大赐予的食物。

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总结了集中营的特点：“施教像学校，管理像军队，防卫像监狱”。

300个集中营的数字， 是基于官方建筑合同招标、卫星图片以及对前被拘留者和营地工作人员的采访得出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显示，53.3万人在2017-2020年于新疆被起诉，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倍，多达50万儿童被送往所谓“寄宿学校”。将新疆所有穆斯林视同罪犯的“反恐战争”，与大量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密切相关。北京在内需和出口方面都严重依赖来自新疆的石油、天然气、棉花和番茄。现在正有计划将100万个纺织工作岗位转移到新疆，以剥削当地低廉和奴隶般的劳动条件。大多数低价值的纺织品制造已经因为不再有利可图，而搬离了中国其他省份。国家对迁入新疆的企业给予补贴。

工人是通过胁迫招募的。从集中营释放的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在工厂或被送回集中营之间选择。工资极低，还会被老板任意扣除。工人必须住在在宿舍裏、与家人分开。

私有科技与监控公司已获得庞大利润，并拥有成熟、世界尖端的科技，用以人脸识别和打造“智慧城市”。这些科技也被用在应对疫情上。拜勒讲述了亚马逊购买了中国热图系统，来检测上班工人的体温的。

2016年以来，新疆在安保方面的开支已经增长了50%，1400家民营企业争夺价值80亿美元的订单。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宣传为能帮助公民生活、降低碳排放和其他积极措施，但其实际基本上是一个加强控制、监视和可能的镇压的系统。对于政客和资本家来说，这个概念可用来保卫私有财产制。这是一项快速增长且利润丰厚的业务。

除了智慧城市，在新疆使用的技术也常用于反恐政策和对付难民的边境管制。拜勒以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和美国大多数城市的警察部门作为案例说明。他还提到英国反恐专家于2017 年受邀访问新疆。

拜勒将当今的全球化与1800年代进行了比较。他引用了历史学家摩尔（Jason Moore）的话说：“曼彻斯特的背后是密西西比州”。这是基于恩格斯对于曼彻斯特的纺织业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曼彻斯特纺织业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是因为密西西比州的奴隶制度。

在新疆和中国奥威尔式监控系统背后的人工智能龙头企业——旷视科技（Megvii）——与微软和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曾任微软副总裁的李开复投资旷视科技，而旷视科技将自己总部设在微软附近，并招募了美国计算机优秀人才。该企业以硅谷和美国科技业为蓝本。

西雅图和首尔背后是新疆

借助这些资源， 旷视科技开发了其Face++人脸识别系统，包括识别到维吾尔人时的警报。在美国，这可以用来对付黑人。拜勒总结道：“在许多方面，新疆劳教工具是这个世界的产品”、“整个地球，不只在中国，都有社会监控的问题”。

基于摩尔和恩格斯的理论，拜勒提到，西雅图的背后是新疆。其他全球领先的公司，如亚马逊、谷歌和 Adobe，以及首尔的三星也与旷视科技相联系。

在中国，旷视科技的主要投资方是阿裏巴巴，这家大公司想跟随其美国同行亚马逊和谷歌进行投资。然而，国家才是主导力量。2017年，旷视科技与中国256个城市和地区的警方建立了“深度合作伙伴关系”。

拜勒的书和他关于新疆的其他着作一样，内容丰富。北京指责他代表美帝国主义是毫无根据的。反对新疆的殖民式种族主义压迫的斗争，与反对美国跨国企业和国家镇压的斗争是携手并进的。全球工人和青年应当从反对镇压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劳工论坛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分析和斗争，得出了必要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结论。新疆和维吾尔人的命运与中国的斗争息息相关。正如书中的一名亲历者Erbaqyt所言：“我不能为此责怪中国人民，他们也是受害者”。

中国是帝国主义吗？

自资本主义复辟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美之间陷入历史性的冲突之际，中国是否帝国主义的问题成为了国内外左翼热烈讨论的问题。本文旨在厘清当中的一些误解，让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政治结论。

帝国主义的定义

我们讨论帝国主义，首先要清楚马克思主义所下的定义。让我们重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定义：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可见，这裏并非指主流那种单纯的军事侵略占领的定义，而是政治经济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必然趋向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下，发展到最高程度阶段的结果。列宁还提到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让我们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国：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今天中国的生产与资本集中的程度是毫无疑问的。2020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榜上有名最多的国家，有135家，比2019年还增加了11家。相较美国则只有122家。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中国的四大银行（工商银行、建行、农行、中国银行）同时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银行。这些虽然都是国有企业，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业。
至于中国最大的寡头企业除了自身的核心实业外，同时也广泛地涉足金融业务，例如阿裏巴巴有蚂蚁金服、腾讯有腾讯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财富管理等等。

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证券市场之一。以市值计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国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开设全国第四个的北京股票市场 ，可见虽然日益面对西方资本市场的竞争，但中国的金融资本仍在扩张。

(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国的经济支柱，支撑了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起飞。近年来，资本输出亦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中“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资本输出战略发展的重要一环，甚至在2017被写入中共党章。这是唯一被写入党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笼罩全球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FDI）金额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国的FDI占全球投资比重也在增加，达到了20.2%，连续5年超过10%。

(4)    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资本联合体已经形成

这裏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跨国企业。根据《全球数据》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营业额最高的2,190家跨国企业中，有10%来自中国，是排名第三大的国家，仅排在美国（33%）和日本（12%）之后。足见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份量。

(5)    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这裏的瓜分世界，包含了传统上军事占领式的殖民政策，还有更现代那种政治经济支配性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则是两者皆有。对内，伴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实行残酷的汉人殖民与种族主义政策。对外，则通过上述的“一带一路”输出资本来夺取市场，也使别国陷入债务陷阱来实行经济支配，同时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频繁的军事挑衅和领土扩张的野心。
我们在过去曾将“一带一路”形容为“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中国是如何将自身的资本、债务、产能过剩输出世界。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基建投资、借贷均不是慈善事业，而全是牟利的。至于“一带一路” 近年因中国自身经济危机陷入了资本减少、项目烂尾等问题，甚至在各地也遭遇当地民众抗议，我们之后会另文讨论，但这更证明了这些项目的帝国主义性质。

可见，今天的中国相当符合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事实上一般只有最强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资本主义，但不是帝国主义？

不过，有部分左翼对于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持不同意见。其中一个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于数个左翼网站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一文中表达了另外的立场。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复辟了资本主义，但还不算是帝国主义国家。

他认为中国不是列宁定义下的帝国主义，是由于中国的跨国企业并非“垄断性”的。换句话说，他主张虽然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但这些企业普遍并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专利。

中国至今在关键领域中（譬如能源、通讯、晶片）仍依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以华为作为例子，虽然他们是中国少数能够走出世界的跨国企业，但仍依赖先进国家的晶片，无论是手机或5G网络系统方面。自美国锁喉式的制裁后，这家中国的龙头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张中国的企业没法通过外包低端生产来剥削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工，来赚取垄断科技的“超级利润”。他认为19世纪美、德帝国主义的崛起时有关于垄断了电力、化工、汽车等技术，使他们能与英、法老牌势力竞争。

换句话说，Sam King认为中国并不是“压迫者国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他又以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至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试图证明中国只拥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产。

辨证地看帝国主义

但列宁的分析中从来没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为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过于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宁分析当时俄国为半殖民国家（受制于英法资本），但同时具有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波斯、波兰、芬兰等）的双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国，人均GDP还比不上波兰，只是与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个则是列宁在《帝》书中为了规避沙俄审查而引用的国家——日本。19世纪末的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争的事实。1900年，刚打完甲午战争并殖民了台湾、朝鲜的日本，人均GDP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列强，甚至比当时沙俄还低。就算是1931年满州事变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兰、墨西哥的水平。无论是当年的沙俄或是日帝，两者也没有获得垄断性的科技，可见Sam King的唯科技论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的例子，证明帝国主义并非单纯的 “富有vs贫穷”、“压迫者vs被压迫”国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况下可以同时拥有两者元素。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发展，加上上世纪的反殖民、反战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完全延续传统的殖民征服，部分过去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现代成为具有双重性质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被欧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但同时在地区上扩充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力。特别是列强相互冲突背景下，这些后发国家会试图在不同阵营之间平衡，让他们有空间在区内比邻的小国间发挥一定的帝国主义扩张。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于南亚地区；土耳其之于库尔德斯坦、中东；沙特阿拉伯之于整个海湾地区；马来西亚之于印尼，印尼又之于东帝汶和西巴布亚等等。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同时对于越南、东南亚，以及中国也有资本输出的帝国主义性质。

因此，简单地把国家二元对立地分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国家是僵化且不辨证的。就算中国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国，但这也证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为地区性的帝国主义，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就代表帝国主义！

列宁在反驳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列强之间能够和平而稳定地瓜分世界，从而长久避免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列宁就讲的很清楚，帝国主义是靠“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狭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来定夺。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金融、军事发展程度也是世界数一数二。这样的发展规模很难想像在资本主义下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

帝国主义并非“政策”

且列宁也强调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可选择或取消的“政策”，而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试图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国市场界限的“特殊阶段”。社会主义者经常说“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同理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帝国主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发展到相当程度，必然地会走向帝国主义的方向。而各国帝国主义利益互相碰撞，就会出现帝国主义冲突，中国也不例外。

况且“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国主义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我们还要看到各国之间的发展趋势。近几十年，中国朝着成为全球性顶尖势力的方向发展，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来不断缩窄，未来总体实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国，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在现在先发制人围堵中国。

我们可以说，中国在40年前开始资本主义复辟，就註定最终是要走上帝国主义之路，这就是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任何淡化中国帝国主义的论述，往往会得出工人阶级应该在今天中美冲突中站在“被压迫者”中国一方的错误而危险的政治结论，而非采取政治上独立于所有帝国主义的立场。

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加上其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金融势力，显示出其发展并非为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例外”。反过来，中国崛起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完全符合在21世纪实际状况下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共产主义联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评论

1.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完全建立在作为物化劳动的价值概念之上，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概念之上。

无论机会主义错误和偏差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么，它们总是在意识形态上归结于对革命党、党与其他无产阶级组织和整个阶级之关系的错误理解。

2.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这个概念的前提是，党完全和无条件地独立于所有其他组织。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与其他组织的各种协议（阵营、联盟、妥协）不可避免，但我们只有在党始终面向阶级，始终在自己的旗帜下前进，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以及向群众清楚地解释达成协议的目的和限度地情况下才能允许这些。

3.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所有摇摆和所有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错误认识。斯大林主义的“两个阶级政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产国际官方还能容忍这一理论好几年，并至今仍然没有以必要的坚定态度谴责它，这是官方路线错误的最清楚迹象。

4.苏联中派官僚机构的根本罪行，是其对党的错误立场。斯大林派寻求行政地将整个工人阶级纳入党的各阶层。由此，党不再是先锋队，即自愿选择自最先进、最自觉、最敬业和最活跃的工人。党与阶级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布兰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随者通过庸俗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说法来为斯大林党政权辩护，从而辨认党和阶级，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消灭党，正如斯大林在实践中消灭党一样。

5.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灾难性政策的基础，是放弃了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达成实际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发展演变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为了将其权力移交给国民党。它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6.英俄委员会的灾难性实验完全建立在践踏英国共产党独立性的基础上。为了让苏联工会能够维持与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的罢工破坏者结盟（他们声称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英国共产党必须丧失一切独立性，将党实在地瓦解成了所谓的少数派运动，即沦为工会内部左倾的反对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对派团体中，英俄委员会的经历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要求与罢工破坏者决裂是宗派主义。尤其是莫纳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怀抱的原罪很明显地体现在于英俄委员会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无论是整个共产主义还是左翼反对派都无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团结一致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他们试图用一个“更广泛的流派”来取代脆弱的英国共产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流派的领导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朋友”、准共产党员、或者是好人和熟人。当然，这些好人、“可靠的领导人”，并不想服从于一个弱小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完全权利；党不能强迫任何人服从它。共产党和“左派”（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在工会运动部分任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有一个条件：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即使是在工会内部，在所有原则问题上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在必要时批评其“左派”盟友，并以这种方式逐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然而，这条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官僚来说显得太长和不确定。他们认为，通过对珀塞尔、希克斯、库克和其他人的个人影响（幕后沟通、通信、宴会、友好的祝贺、温和的劝告），他们可以逐渐地、隐秘地将左倾反对派（“广泛流派”）拉到共产国际的床上。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证此事成功，这些亲爱的朋友（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不会受琐碎的诡计、不合时宜的批评、宗派的不妥协等问题所烦恼、恼怒或不快。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恰恰是破坏和平并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须采取使共产党上从属于少数派运动的激进措施。在工会领域出现的只有运动的领导人。英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脱离群众了。

9.俄国左翼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要求？首先，重新确立英国共产党相对于工会的完全独立性。我们认为，只有在党的独立口号及公开批评的影响下，少数派运动才能形成，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任务、改变其领导人、在工会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共产主义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们的同伴对我们的批评做出了什么回应？“你想把英国共产党推上宗派主义的道路。你想把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赶到敌人的阵营。你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

左翼反对派反驳了什么？“如果珀塞尔和希克斯与我们决裂，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立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没有人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保持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这意味着珀塞尔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敌人。他们越快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对群众越好。我们根本不想与少数派运动决裂，相反，我们必须对这一运动给予最大的关註。与群众或一部分群众一起向前迈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识分子圈子的十几个抽象纲领更加重要，忠于群众与在临时领导人和半领导人面前投降丝毫不同。群众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口号，这就排除了一切理论上的和解和对利用群众落后思想的一切保护。”

10.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验结果如何？涵盖近百万工人的少数派运动，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运动毁灭的祸根。群众只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珀塞尔、希克斯和库克，而且莫斯科也为他们担保。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严峻考验中就可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们陷入了混乱、变得冷漠，并自然地将他们的失望扩展到共产党身上，然而共产党本身只是整个背叛和背信弃义机制的被动部分。少数派运动销声匿迹；共产党变回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派系。这样，由于对党的一种根本错误的概念，导致曾经带来了总罢工的英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运动，不仅没有动摇反动官僚机构的机器，反而加强了他们，并长远地损害了英国的共产主义。

11.机会主义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层次的轻浮急躁，对党的影响力逐渐增长缺乏信心，渴望通过组织性手段或个人交际来赢得群众。由此产生了幕后操作的联合政策、消声、隐瞒、放弃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号的政策；最后，完全倒向机会主义的立场。中共从屈从国民党，印度建立的工农政党，英国的党部屈从于少数派运动等等——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官僚的联合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从低层次的革命急浮躁开始，并以机会主义的背叛结束。[1]

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坚持上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义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经历中，我们都应该重新研究和检视这些错误，不仅是为了事后谴责历史上的错误和罪行，而且是为了学会在新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在这些错误仍然可以纠正的情况下就辨别出类似的错误。

12.必须直截了当地说：部分法国反对派成员、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在工会问题上犯下的错误，显示出与可悲的英国实验的惊人相似之处。只是，法国的错误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还没有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使某些同志在忽视了这些错误，或者低估了它们在原则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联盟允许其未来的工会工作按照旧领导层多数派制定的方法进行，那么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和旗帜在法国将在日后长期受损。

如果对这件事视而不见，那就是犯罪。由于在初始阶段通过私下建议和警告来纠正这些错误没有成功，因此只有公开指出这些错误及持这样思想的人，才能通过集体努力纠正政策。

13.从1930年4月开始，联盟为了统一反对派的利益，实际上放弃了工会中的独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纲领、领导和政策。在这些范围内，我们与英国的少数派运动实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法国的国情下，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这一实验更加危险。在英国，少数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比起工会的官方领导更倾向于左翼。

可以同样的描述形容统一反对派吗？不。在后者的队伍中，有一些人显然倾向于右翼反对派，即改良主义。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具体比重。

统一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师联合会。在法国，教师在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教师中，我们无疑会找到许多朋友。但是，该联合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无产阶级的联合会。由于其社会组成，教师联合会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动者、记者和个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为工会运动的基础。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够清晰。联合会的马赛大会表明，其成员在官方路线、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三者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我们要掩盖他们的错误、动摇和缺乏精确性，我们将为其成员以及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最坏的影响。不幸的是，直到几天前，这还是《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的政策——消声政策——而这并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统一反对派决裂吗？不管是谁，提出这样问题的意思就是，共产党人作为共产主义者，不能参与统一反对派的工作。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简单地表明，统一反对派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的隐蔽敌人所组成的组织。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统一反对派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也不是一个反共组织，因为它是异质的。我们有义务在实际活动中考虑到这种异质性。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最高度关註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乃至个人。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条件：当我们出现在工会工人面前时，我们以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行事，不接受任对我们行为的审查，除非是在联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产主义队伍团结后的全党）的控制下。

15.在统一反对派的队伍中，有一些毫无疑问地强烈同情左翼反对派，但仍不是联盟成员的人；他们必须被拉到我们的旗帜下。有一些持模棱两可立场的人竭尽全力保持这一立场，将组织转变为一个“平台”。对待这些人，我们可以在明确的基础上达成策略性协议，维护相互批评的充分自由。最后，在统一反对派的队伍中，也有毫无争议与我们不相容的分子，他们偶然迷失地走进来，或者作为改良主义的代理人渗透进来。他们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来分化统一反对派。他们越早被揭穿和消灭，对事业就越好。

16.但难道我们不是支持与工会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无论他们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如何吗？当然，但统一反对派不是工会组织；它是一个政治派别，其任务是影响工会运动。让莫纳特和他的朋友们戴着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开行动。在统一反对派中，我们只能跟那些与我们肩并肩、共同前进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未必会和我们一起走到最后。

17.有些同志首先坚持共产党人必须用思想，而不是机械式手法来争取他们对工会的影响。这一想法看似无可争辩，但却常常被转化为空洞的陈词滥调。中派官僚机构也非常频繁、非常诚恳地宣称，其任务是以思想进行影响，而不是机械地施加压力。

归根结底，整个问题归结为政治和经济方向、口号和行动纲领。如果方向正确，如果口号符合当前的需要，那么工会中的群众就不会受到“约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错误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时候提出，或者相反，那么大众不可避免地将其视为一种机械的压力。因此，问题归结为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前提是否足够认真和深入，其干部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是否能够正确评估形势并提出相应的口号。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因此，我们更不允许沉默下去，或低估我们临时盟友以及我们自己的罪恶和错误。

18.联盟的某些成员，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抗议某人或其他人将统一反对派从属于联盟的意图。

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建立在莫纳特用来反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同样悲惨的论点上。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些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独立于联盟之外；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策略、告诫和个人机智，他们将取得联盟通过集体工作无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闻界有类似独立性的，也欢迎这些趋势。问题是：如果这些同志对联盟没有信心，他们为什么还要加入？

19.关于统一反对派的“从属地位”，情况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只其成员才从属于联盟。只要统一反对党的多数不在联盟内，这就只是一个说服、妥协或结盟的问题，当然不是从属问题。事实上，所谓反对统一反对派服从联盟的人，他们实际上再要求联盟服从统一反对派。这正是至今的情况。在其工会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联盟从属于统一的反对派，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联盟的一切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也决不能容忍这种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领导同志，直到昨天还顽固地实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们“完全同意”把统一反对派转变成个集团阵营的必要性。事实上，他们想满足于更名。他们越快“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们实际上越是在为一切保持原状而斗争。他们只是想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措辞来掩饰旧政策。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时间不会使它们更具吸引力。如果一个革命组织允许一种机会主义政策用革命的措辞来掩饰自己，那么它将被口是心非和虚假的毒药长期（如果不是永远）腐蚀。让我们坚定地希望联盟不会允许这样做。

统治阶级的虚伪：英国安德鲁王子与统治阶级的堕落文化

英国童谣《约克大公爵》以这句歌词起始：“哦，约克大公，他有一万人……”正好反映出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有许多支持者，他们包括英国王室成员、主流媒体、富商、公关团队、至少一位被定罪的性拐卖者和一位性侵儿童的罪犯，以及一个耗资数百万英镑的法律团队。

从2001年起，安德鲁王子不断地逃避性侵遭拐卖的青少年的指控和责任，然而在本周，纵使是安德鲁王子强势的、有特权的朋友们，也无法再从席卷整个英国和世界的公愤浪潮中拯救他了。因此对于伊丽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员来说，继续包庇女王最亲爱的小儿子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王室的袒护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一直有人要求撤销安德鲁王子的八个军衔，本周四由150多名退伍陆军和海军军人署名的联名信更是将这一诉求推向了高潮。随后，王室宣布，在双方协议下，安德鲁王子将其所有军衔交还给女王。此外，尽管王子将保留“殿下”的称谓，他不能在官方和公共场合使用此头衔，这意味着他未来将会以平民身份面临法庭审判。

这一事件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胜利，至少是为被拐卖性侵的受害者尤弗裏（Virginia Giuffre）带来了一些公道。

然而，尽管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安德鲁王子在被指控的性侵事件发生后的20年，和在被曝光的6年多的时间裏，不断回避对其行为的责任。事实上，他一直受到英国王室的袒护。

特别是王子的母亲，伊丽莎白女王（今年是女王在位七十周年纪念日），在她奢华的住宅中给王子提供了安全住所，同时向媒体和狗仔队发出法律警告，警告他们不要在关键时刻侵犯王子的隐私。根据报导，女王甚至为王子的法律团队提供每小时约为2000英镑的资金支持，据说总计已经高达数百万英镑。

废除英国君主制

英国媒体有许多报告称，整个事件使英国王室感到十分困窘，然而王室成员对指控中的受害者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关心。相反，交还头衔——一个试图尽力减低王室已经破败不堪的声望的决定，是极虚伪的。

王室成员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对普通英国民众和性侵受害者的蔑视。他们更关心王室后代的肤色，而不是王室成员自己涉嫌性侵的问题。正如本文引用的童谣所提到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的丑闻再次说明，21世纪的英国君主制是完全无用的封建残馀。

统治阶级的文化

然而在富有的统治阶级中，安德鲁王子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涉嫌性拐卖的麦克斯韦尔和涉嫌性侵儿童的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密切联系的人。在最近麦克斯韦尔被定罪后，大家很可能会提问究竟麦克斯韦尔和爱泼斯坦将受害者贩卖给谁呢？

爱泼斯坦的私人日志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许多人的罪行，性侵行为和其他不当行为。这些人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克林顿以及演员史派西（Kevin Spacey）。爱泼斯坦的联系人“黑名单”中，许多是赫赫有名的富豪精英，包括政客、国家元首、影视名人、媒体大亨、军火商以及当中一些人的妻子、女儿和女性亲属。他们包括电影制片人艾伦（Woody Allen），电视节目主持人罗斯（Charlie Rose）和喜剧演员考斯比（Bill Cosby），他们都曾被指控涉嫌性骚扰和性侵。

爱泼斯坦的长期密友当中，其中一人便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女性内衣零售店“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所有者、亿万富翁维克斯纳（Leslie Wexner）。他的公司透过性化和物化女性中赚取暴利。近年来，该公司的一些模特公开谈论过她们在该公司经历的厌女症和骚扰文化。

所有这些都描绘了紧密结合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商业和休闲活动都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这些上层人士在个人生活中轻易剥削他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同时他们正无情地剥削他们的雇员并且推行他们的政治政策，在他们的职涯生活中固化这种剥削。

停止剥削与虐待

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财富只能通过剥削、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来积累，并以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反LGBTQI的政策或思想来合理化低廉工资。对这些势力庞大的资本家们，人力仅仅是资源，是用来榨取利润的手段。最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只是这场资本游戏中的棋子，统治阶级自身将始终保持着阶级团结，直到被人数远远多于他们的人民群众迫使他们让步。

迄今为止，只有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因其行为面对不同的后果。这是因为有大约100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他们不再容忍这些虐待行为。那些从这个贩运链中获利的人必须被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社会中积累的愤怒和挫折感现在必须用来要求问责和正义，建设一个反抗所有形式压迫和剥削的运动。

这与结束反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及他们捍卫的制度密不可分，安德鲁王子、爱泼斯坦、麦克斯韦尔和他们的其他同伙是或曾是这些统治阶级的亲密一员。需要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组成的多性别、多种族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从而真正让这种压迫性的制度走入历史。

回顾2021：无序时代第2年

2021年自始至终是世界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一年。这个腐朽堕落的体系很少在这么多方面同时面临如此深刻的危机。把现行制度替换掉的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开始霉烂了，而2020年代才刚刚开始。

从巨响开始，以巨响结束

这一年以美国冲击国会事件拉开帷幕，武装暴徒企图在1月6日采取行动，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变企图。与此同时，印度贫困的农村群众正在维持一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反对莫迪政权残暴的反社会政策，这场斗争在几周前以胜利告终。

自从英国传出“Alpha”变种病毒以来，灾难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冲向新高，新一轮的封锁正在欧洲蔓延。自已经成为新冠死亡与灾难中心地区的拉丁美洲传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阿根廷长达数年的争取堕胎权的群众运动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在2021年的开始几周内，如此的种种事件，还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拥有力量，这些主题主导这一年。

随着2021年接近尾声，我们也来环顾一下世界各地的情况。尽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民众已经广泛接种疫苗，但对新变种奥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并且已经宣布了新的封锁措施。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比比皆是，乐观的增长预期迅速降温，而中国金融业面对恒大违约威胁，正摇摇欲坠。

全球工人阶级仍在反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属行业工人罢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个城市的大罢工。

在这之间，这一年时局急风骤雨、变化莫测。

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资本主义造成的气候灾难，它从未像今年那样持续一整年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话题。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生活、所想和所计划的一部分。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数百万人对现行制度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的认知。

2020年之后，2021年让我们进一步领略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特征。这一年的危机，都不会（特别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银行创造的一个短语，ISA使用“失序时代”来试图描述这个新时期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推动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进程的加深，将越来越多地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头脑中提出制度变革的需求，其中许多人转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个月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数字——这还是在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研发出好几种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时出现的状况。对于统治世界各国的犯罪般政府而言，还有什么统计数据比这个更加可怕？

正如我们已经广泛解释到的那样，从疫情大流行开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碍了各国和国际范围的有效应对疫情的方案。在疫情开始时，由于政府犯罪般地掩盖过失、害怕有损利润而无所作为，任由病毒入侵社会大众——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虽然公共部门的资源为疫苗研究提供资金，但生产和分销都留在了赚取超额利润的跨国公司手中。

要记得，在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经常是工人阶级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单方面停止了生产和经济运作以保护性命，才使得老板们和政府行动起来。这不仅发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时。2021年1月，由采取工业行动的基层社运人士推动，英国政府和教师工会之间摊牌，而这迫使学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时停课。

疫苗民族主义和新冠病毒新变种


然而，在2021年，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根本矛盾，在其对疫情应对失当中更加凸显出来：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各民族国家相互对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总结为当年的一大关键词：疫苗民族主义。

最初围绕个人防护装备、检测和呼吸机发生的事情（各国政府之间为了供应而展开的毫无节制的激烈争吵）在疫苗方面更为突出。早在1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宣布，由于新冠疫苗的国际上分配不均，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他警告：“最终，这些行动只会延长大流行时间、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导致人类的痛苦和经济的崩溃。” （摘自2021年1月28日《经济学人》）

12个月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在今年早些时候复盖了大部分（尽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种计划之后，数以千万计的人正在排队接种第三剂时，儿童也在接种疫苗。

虽然较富裕国家的工人和青年显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统治精英推动了疫苗囤积的进程，政府坚持维持疫苗技术的犯罪般专利，阻碍了大规模加紧生产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动。

“新变种”一词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该术语的是“Alpha”变种（以前称为“肯特”或“英国”变种），作为一种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传播，它在2021年初引发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随后出现了“Beta”（“南非变种”）和“Gamma”（“巴西变种”），但比在今年晚些时候的“Delta”传染性更强。现在，世界在Omicron变种出现时为之恐慌，目前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但众所周知，它的传播性甚至比Delta都还高得多。

除了出现在英国的Alpha变种之外，所有其他变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出现在新冠疫情严重肆虐的国家，而此时疫苗充足却被帝国主义政府囤积。

如果Omicron变种确实有如上述所言那样可怕（丹麦、英国和美国的疫情发展，可证明这一说法正确性），那么政府为进一步控制传播而采取的措施，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矛盾搞砸，而且还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和公众意见的分化。

尽管大多数工人始终明白，需要将公共卫生放在首位，但由于对传统政客的疏离和不信任，新冠怀疑主义和反疫苗情绪的危险性增长，为民粹主义者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极右翼提供了险恶的支持，对步入2020年代的劳动人民、以及我们的运动构成了重大威胁。

无论2022年疫情如何发展，疫情下的经历让数百万人看到，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无法解决全球危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是一支真正的国际性社会力量，对民族对抗没有兴趣，其经济利益与保护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间没有冲突，所以工人阶级是解决世界危机的关键力量。

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战斗力，并以社会主义政治纲领武装其运动，以从资本主义骗子手中夺取权力，是社会主义者在2022年开始面临的一项关键战略任务。 2021年的经验表明，只有与积极的工作相结合，加强和扩大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的影响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经济——从乐观到悲观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2021年可谓大起大落。3月，在从2020年的封锁和创纪录的衰退中动态“反弹”之际，他们不顾一切地宣布，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越来越乐观。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水平，源于经历了一年的经济低迷之后，被压抑的需求释放了出来、得以推动消费，以及各国（特别是较富裕国家）仍在向经济註入资金。的确，拜登政府3月份通过的一项刺激法案，将全球GDP增长预测提高了整整1%！

总体上看，各资本主义政府处理这次新冠疫情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方式，与处理2008-9年经济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为了应对2020年经济活动的大衰退，各资本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续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根据世界各国的财政实力，不同程度地进行国家干预来支撑经济。

如此的远离新自由主义、更多强调国家干预、趋向去全球化的经济政策的结合，是当前极其重要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辩论，以厘清我们的观点，但在某些时候也引发了争议。

然而，虽然行使国库的权力是在短期内缓解危机最坏影响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这种新的全球政策结合远未为新的增长和稳定时期奠定基础。

对于4月时，经济学家当中蔓延的乐观经济前景，我们写道：“世界经济或将出现的反弹是否标志着经济总体上开始好转？一些资产阶级媒体将这种情况，与一战和1918-1920年的毁灭性流感疫情之后的情况（美国和欧洲持续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并论。这种期望是个错误。”

那些之前对于经济持乐观前景的人，才过几个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预测。世界经济刚进入2022年，众多因素将酝酿新的、潜在的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续！

此外，中国建造业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的威胁，恐将唤醒全球金融危机这头巨兽——这是世界经济形势中内在的危险，企业和公共债务越来越多为其特征。

通货膨胀也是个主要问题。2022年，世界各国央行将面临提高利率，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而这样的举措本身就或将引发新一波经济衰退。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已经宣布即将加息。

在3月的苏伊士运河堵塞危机中，一艘船堵住运河导致巨额经济损失的景象，反映出供应链之脆弱。从石油和天然气，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封锁后需求激增的瓶颈、“劳动力短缺”和气候变化，供应链混乱也是贯穿2021年的主线。

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数据屡创纪录和利润暴增背后，贫困与不平等更是破纪录地增加。最近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虽然有1亿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极度贫困，但亿万富翁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战将持续


2021年，我们也见证了中美帝国主义在新冷战上加倍下註。拜登继续全力推进美帝国主义的议程。12月旨在巩固深化美国冷战势力范围的“民主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对抗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也是拜登经济议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缩水版基础设施刺激法案的明确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在所谓“疫苗外交”上表现出色，利用疫苗供应迫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增强对中国的依赖，甚至在欧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场大国竞争的驱使下，同时出于对内部稳定面临诸多威胁的恐惧（尤其是工人阶级斗争和革命）习近平政权加剧了其反动的威权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进入经济风险阴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对香港的残酷镇压（以便打造中国大陆式独裁统治的条件）、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反恐战争”、日益增长的反女权和反LGBTQ+打压等等，以及许多其他政策，最终显现的都是习政权的虚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将集中在台湾，在众多潜在爆发的事件中，台湾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两个危机四伏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一场致命的缠斗中，台湾在这场地缘政治较量中处在一个确实很危险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战可演变成“热战”的表现，我们只需看看中东——以色列武装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的血腥与压倒性的战争，造成防线两侧数百名无辜民众死亡，包括12人死于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埃塞俄比亚仍处于一场持续的血腥内战之中，这也是新冷战地缘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除了这些冲突（所有这些冲突仍然是可能带来大灾难的火药桶）之外，欧洲东部边境还存在着持续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集结和紧张局势构成了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更广泛竞争的一部分，以及不断升温的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今年早些时候，许多国家的海军也在东地中海对峙，就天然气储量问题持续存在争议。

有一点万万不能搞错：虽然大规模核武库的存在仍然会显着遏止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但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在将全球拖入一个为帝国主义利益而战和流血的时代。全球对5月加沙战争的反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工人青年团结一致展开群众性国际反战运动，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谓“国际社会”支持。

就冷战而言，ISA有原则的独到立场（不对这一新的大国竞争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两个帝国彻底的反动性质）对全球劳工运动至关重要。本着这种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样，我们关键的国际运动——“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将在我们2022年的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继续


工人阶级以多种方式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便是街头和工作场所的斗争。每个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发生了重大的阶级斗争。2021年的运动不仅地理上广泛分布，还反映了资本主义多方面危机的广度，及引发工人阶级抵抗的苦难、剥削和压迫之深重。

印度、哥伦比亚、韩国和其他地方的强大群众运动，由侵害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改恶引发，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图将另一场危机的成本转移到最贫困的人口身上。在缅甸、俄罗斯、苏丹等地，群众在街头和职场抗争，来回应腐朽和寄生的统治精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而这为群众抗争拉开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争再次浮现，反对肆虐的性别暴力。英国、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亚、波兰和许多其它国家都爆发了新一波的战斗性抗议，而ISA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形象使我们的支部能够积极面对这些抗争。 自去年以来，在经济危机的痛苦之上的封锁中，被杀害的女性和跨性别者人数达到新高，因而“杀害女性（femicide）”已经成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词汇。

在争取生育权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国南部边境两旁同时发生了胜利和挫败——英勇的墨西哥女权运动于9月促成该国科阿韦拉（Coahuila）州的堕胎合法化胜利，而美国得克萨斯州立法机关批准了《得克萨斯心跳法案》这一对堕胎权的历史性打压。2022年美国将出现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因为最高法院看起来可能至少部分废除罗诉韦德案的成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即使主流女权组织严重缺乏领导力，比反对今年得克萨斯堕胎禁令更大的斗争浪潮仍会爆发。

缅甸和哥伦比亚斗争的经验教训


这些运动以及其他非常多的运动，都为2022年及往后的斗争提供了极其多的经验教训。但平心而论，2021年最突出的斗争，正是2月缅甸反对军事政变的革命运动，以及4月哥伦比亚使该国社会停止运转、开启民众起义的全国罢工。

它们都具有自2019年以来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进的年轻世代领导。这些运动都具有持续，都延续了数个月。而且，在最残酷、最血腥的国家镇压面前，这两个运动都没有退却，而是反击，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断升级。这些运动也是从防守转向进攻，并随着群众在斗争中意识到自身力量，他们的诉求也有所强化、得以更大胆地提出。

这些运动有着哪些新的经验教训？这两场斗争都有的一个特点是，在广泛的民众反抗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方法和组织发挥了更加突出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因素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情况息息相关，并且发展了我们对未来阶级斗争的观点。

在缅甸，这是一场初生且经验尚浅的劳工运动，但已经是该国执政当局遭遇的最大打击。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协调和有组织的战略，各行业工人（特别是卫生、纺织和金融业的从业者）就会一个接一个丢弃反对政变的武器——建立真正的总罢工、打击统治阶级的痛点，到一定时刻就能让非法政变上台的政权没法给它的员工发薪水。

在哥伦比亚，罢工/停工（当地西班牙语称“paro”）是当地运动的核心斗争方法。这并不总是表现为全国罢工，而有时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斗争来令经济停止运转。虽然运动的官方领导——由该国工会联合会领导的全国罢工委员会不知往何处去，并一再尝试以谈判来结束运动，但工人阶级青年的先锋队却在第一线保持群众斗争的火焰不灭，用临时自制的盾牌武装自己以抵御残暴的警察镇压。

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危机


然而，我们不能止于钦佩这些运动的英雄主义，及他们所正确提出的思想。两场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何会这样？

在思考答案时，我们要指出工人阶级和我们全球各地的运动所面临的核心战略问题：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长期危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在哥伦比亚和缅甸的起义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并没有清楚地反映在领导层中。领导层应以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胜利。

相反，缅甸的工会领导人并非奋力争取一个亲工人阶级的政府来取代执政者，而是将工人组织从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国民主联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些被废黜的反工人阶级政客和他们的民族团结政府。在哥伦比亚，全国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一直尝试将该运动带离街头，并与杜克政府进行秘密谈判，最终成功煞停该运动。

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英勇的工人阶级斗争取得更决定性胜利的最大阻碍。终结这场危机的方法，只能以建立并加强工人青年的群众组织，其领导层不能是受过失败的阶级合作方法训练的老旧官僚，而应是群众运动核心当中的年轻工人阶级分子、民主地选出、对于广大运动负责、通过群众民主结构面向群众运动。

这意味着工人自己打造基层网络，努力重建斗争传统，并直接挑战现有领导层对于运动的控制。这也意味着要建立新的政党，而这个新政党必须可以为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提供独立的政治发言权。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让运动取得胜利的年轻工人阶级战士，不会简单地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通过有意识地组织、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武装而形成。

在2021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重要迹象，显示好些国家的劳工运动内部有着重大发展。在美国，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的工人，选出了左翼领导人，而这是近25年来头一次。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成员投票决定直接选举工会内的领导职位。在英国，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于全国两个最大的工会——Unison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工会（Unite）总书记选举中，赢得了历史性胜利。

随着我们进入2022年，阶级怒火的升温、疫情当下对工人在社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认识，再加上通货膨胀、供应链问题和许多产业的劳动力严重短缺，都显现新的一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的潜力，也显现为我们阶级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条件。新一轮工人斗争可以在运动中产生新的力量，挑战顽固的工会官僚机构，争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

政治两极分化——极右翼的威胁


然2021年于特朗普因未能连任美国总统而蒙受耻辱开始，但在某些方面，随着这一年接近尾声，特朗普主义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国的地方选举，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攻下很多重要地区。此外，随着拜登的总统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机和左翼民主党“小队（Squad）”右转，在他的执政下，从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党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控制美国国会，可悲的是“小队”未能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阶级提供想象。

我们还看到智利总统选举，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极端反动的反工人、专制和厌恶女性的纲领，在第一轮投票中意外领先。值得庆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轮中失利，因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进一步的幻想的情况下，动员起来投票给温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显示了2019年智利抗争的持久力量。极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以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泽穆尔（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声党（Vox）为代表，极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这一趋势当中，更成熟的传统右翼政党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党和英国保守党近年来急剧右倾、转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些丑恶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巩固，是2020年代更尖锐、更深刻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体现。上述工人阶级领导和组织的持久危机，给人的暂时印象是，这些极右力量在2022年能够在所有主要国家占有优势。然而，社会中的真正阶级力量对比，不能用选举数据这样表面的尺度来衡量。

尽管必须承认，这些极右势力中的许多人在过去十年中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基础，而这一巩固过程受到过去两年的危机进一步推动，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让这些极右分子获得哪怕接近社会多数（尤其在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中）的支持。

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与左翼，可以遏制极右翼的增长。然而，只有采取大胆的独立立场，提供真正激进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反对极右翼民粹主义而屈服于“主流”的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势力，正如美国桑德斯和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领导层多数派分别屈服于民主党和劳工党（PT）主流派那样，只会进一步为特朗普主义和博索纳罗主义打开成长空间。

我们需要革命社会主义，而不是改良主义


正如2008年危机后席卷欧洲的阶级斗争浪潮之后的情况一样，即将到来的国际阶级斗争，包括革命运动，将在2020年代重新绘制政治版图。

早在2021年，我们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现象的出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人阶级人民的斗争。在秘鲁，鲜为人知的教师工会成员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规模抗议中击败了该国的一场制度性政变后，排除万难赢得了6月的总统选举。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会爆炸的火药桶，当地将举行数场重要的选举——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和巴西，两国的民调显示，当地反动右翼势力可能会因哥伦比亚左翼彼得罗和巴西前总统卢拉（Lula）的胜选而遭遇挫败。但是，卢拉在21世纪初上任总统后，暴露了其亲资本主义的本色。

这些新的左翼政府将在当今严重危机时期诞生，也会立即受到当前危机考验。如果他们没有一个革命视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不通过挑战统治阶级的权力来实现真正的变革，那么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危机。已经有迹象显示，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已经重复失败的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路线，而正是这一路线造成包括卢拉在内的左翼政府在过去10年中丢掉政权。面对资产阶级压力，卡斯蒂略将左翼人士从内阁中除名，并抛弃关键的竞选承诺。尽管如此，右翼还是加紧步伐，企图破坏其执政并罢免他。就任总统才几个月，他就被迫面对国会弹劾案，仅以两票优势挺过这一关！

ISA支持所有有助于推动工人阶级争取其诉求的政治运动和组织，并将在每个选举中努力击败反动右翼。但是，我们也必须讲出实情：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要真正为大多数人赢得胜利，改良主义是不足够的。实施财富再分配、为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在绿色新政中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胆行动，从最富裕的“1%”手中夺取财富和生产资料，并将整个经济公有化、实现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么样的？在西雅图有这样一个显现革命性领导力量的例子：我们的同志萨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刚刚在亿万富翁的后院第4次击败这些亿万富翁的政治代表。这一发展尤其重要，因为在11月的美国，大部分正在右转的进步派民主党候选人输掉了好几场选举，而这场罢免投票的结果（萨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图市议员位子）与11月美国的整体选举动向完全相反。

过去8年，萨旺特和社会主义替代在西雅图所扮演的角色，正显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领导层所能作出的改变。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国或每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的全国领导层中有所体现，情况该会是怎样！

对于ISA而言，2021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在西雅图挫败罢免企图的这一巨大胜利，是ISA充满挑战的一年中的其中一个事件。几周前，来自16个国家的数百名成员涌入苏格兰格拉斯哥，通过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主义队伍，针对各国政客应对COP26气候峰会的不作为发起大规模抗议，从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註。

我们的成员和各国支部经历了封城和解封，历经考验，但始终保持警觉性、活跃性，努力抓住机遇，质与量并重地建设社会主义力量。在1月和7月，我们举办两次线上马克思主义大学，成功地让1000多名成员齐聚一堂。

我们一直站在无数斗争和运动的最前沿。我们整个国际在5月的反对加沙战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一致，声援和支持我们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处无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员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其他工人阶级战士的工作、成就和牺牲。我们可以肯定，这些通常是看不见的努力，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运动，让我们准备迎接2022年的挑战。

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制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制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1989-1991：走资政策暂缓

而国际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东欧集团开始崩解。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释道，计划经济需要群众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样。经过斯大林主义多年官僚统治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窒碍，导致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许多必需品也出现短缺。这些所谓的“共产”独裁政权以社会主义的言辞来合理化其恶行，使很多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对地，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良好、而工人生活水准高的错误印象不断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带领反官僚专制、同时捍卫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斗争，资本主义在各国迅速复辟，西方资本主义更以胜利的姿态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些发展，给中共政权带来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内部开始多了对改革步伐的疑虑。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导了中央政府，他们主张放缓改革速度，并将过去的通胀与危机归咎于胡赵的改革。

不过，陈云也不是代表恢复旧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而是认为要减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计的改革而非短短数年间完成──并且要避免赤字预算、担忧改革过快所带来的通胀，主张以中央的国家计划为主，辅以市场改革。

实际上，早于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会中，为了应对取消价格管制而导致的通胀与社会恐慌，当时保守派就已经处于上风。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局下降了增长目标已经支出、减低了货币供应、集中并加强了资本与金融控制，并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结果，1989年的GDP增长仅为4.2%，1990年为3.9%，相比1982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邓小平虽然仍然主张资本主义复僻，但需要联合保守派和强硬派来镇压的革命性运动，因为虽然学生领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门群众运动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潜力。在赵紫阳被软禁后，他钦点了前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及后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帮”比北京官员更支持改革。这一事实连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使那些担忧中国会回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的美国资本家得到安抚。

但江泽民在中央还是受到陈云及李鹏等保守派的压力。

1992年1月：南巡

邓小平非常忧心当时经济转型的缓慢步伐。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就是源于经济危机，并引发群众不满。假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他担心中共就会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下场。

中共高层的权斗也越演越烈。邓小平在中央未能影响大局，因此转向地方寻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体去倡议更进取的亲资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则利用《人民日报》进行反驳，双方就这样隔空开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义的中共领导那样，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邓小平也绕过官方架构来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会，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踏上南巡的历史性旅途。当时是以“家庭旅行”为名的秘密行动，就连当时其他党中央的领导层也没有知会，包括江泽民。《人民日报》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整趟旅程是军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离京前，邓小平也向广东打招呼，要求不见报。整个旅程当时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媒体报导，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自由”媒体将事件率先曝光。讽刺的是，香港相对的媒体自由在今天已被习近平政权打压得体无完肤。

邓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拢地方官员，他们当中都在80年代的改开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肯定会支持改革。邓小平想动员地方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来迫使中央就范。

邓到了南方后，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巡查不同的发展项目。他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中央，但明显话中有刺。他不断重复指“开会太多、发言太长”，应该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谓的“右”是指党内的政治改革自由派，这些都在1989年的屠杀后给镇压掉了。至于他认为的“左”就是主张个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或半毛派。当时，中共内部的所有派别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他们两派之间的分别只是走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各派也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制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制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制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复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制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

工人阶级谈中共政权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工人阶级谈毛泽东思想

作者 王凡西 写于 一九六四年

序言

本书取名「论稿」。顾名思义，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种章节分明、体裁划一、组织谨严、前后密切呼应、从任何角度说来都已经是完备的一部着作。

一年前，当本书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係的四章以「三原」笔名先行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整部作品只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这样说既非自谦，亦非自负。它确是一种郑重与虚心的研究，但确实还只能说是企图吧了。所以然者，第一因为作者体力关係，疾病时常打断工作，一搁往往历数月或半年之久。因此，这本中等长度的书，自从1961年1月动手，直到1964年8月方才写完，前后耗时共三年有七个月。如此写法，要想作品在体制上如何统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倒叙述上绝无重出，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蒐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有此限制，当然会影响作品的全面性与完备性。

由于自己对作品的上述不满，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经友人怂恿，并得信达出版社协助，终于先将有关中苏冲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总算和比较广大的读者结了缘。其结果，经出版者与销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预料之坏。这本小书似乎还能获得某些读者的欢迎。有些人看了该书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数章未曾付印，他们竟向出版人或经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尽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热心朋友，竟付款预定，俾助印刷所需。

这样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它让我体会到了一件事：一个作品，只要是郑重其事的，本着科学良心的，不怀有别种用心的，真想说些同时只想说些自己确认为真理的东西的，那末，纵然它在体裁上松些，结构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会有真心的读者欢喜，甚至还真会有人赏识。这个体会驱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独感，它让我知道了世间尚有同道在——决心将馀稿全部付印了。

不过，这部稿子写成迄今，毕竟已经八年多了。是否应该根据八年多来新发生的史实，将全稿重新校订或补充一下呢？怀着这样的目的，我最近将全稿重读一遍，却发现这样做既无可能，亦非必要。无可能，因为一发动全身，牵涉太广，改不胜改；非必要，因为本书写作的最初计划就是学术性的，就是从问题的根本着眼的，八年来新的史实只能证实我们的基本论断，毋须乎用新的史实来修改我们对根本问题的看法。

因此，本书便完全照八年前写完时候的原样出版了。

从本书完稿到目前付印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采表现之一。按理，「论稿」中应该为此添一专论，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关此事的评论。可是一因本书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已另有专文；文字太长，不便用作本书附录；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长注释，将使「论稿」更加庞杂，令人无法卒读，所以我都不曾这样做。(编者按﹕鑑于文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再版这部书的时候，已特别补充一个附录，即作者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实，我们虽然不特别讨论「文化大革命」，本书中所曾讨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方面，尤其关于毛泽东在文艺、经济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经颇足以帮助读者们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说，只当人们弄清楚像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诸般特徵之后，才能正确了解这个「大革命」，才能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它所採取的形式，它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趋向与它的全盘意义。

在这裡，我们自然不能具体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在各个方面的关係。不过抽象地，我们却立即可以指出来：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时而相辅相成，时而此长彼消，它们交互错综着，迭为雄长地，像幽灵一般飘盪在整个运动之上，或者像灵魂一般作用于全部运动之中。试想想，如果不是想实行「一国共产主义」，如何能在国内造成如此深刻与众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经济的浪漫主义」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长达三年的「特大灾害」？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灾害性的错误，党领导又怎能落入「走资派」之手？失权之后，如果没有敢作敢为、乾坤一掷的气概，谁又能做出如此规模的「革命大綵排」？等到「綵排」变成正戏，「钦定造反」有转变为真正革命之势的时候，始则用枪杆子「平乱」，继而以党的名义制军，如此经营，如果不是策略圣手，权术大师，又怎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同时，如果不是斥原则为教条，以理论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这样忽左忽右，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当然，我们绝不以为「文化大革命」乃「毛泽东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为「毛泽东思想」的特徵便可解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们决不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是「英雄史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共通之点。个人，无论多麽重要与伟大的个人，其作用绝是有限的。对于一般的中国革命，或对于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无疑都起过作用，都发生了影响，都留下了记印。但很显然，这些作用、影响和印记，纵然十分巨大深刻，却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更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归根结蒂，客观的条件总决定着主观的意图。历史和社会的「形势」总强于任何伟大人物的计谋。因此，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谁要想拿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来说明其中的许多问题，无论解释其有利于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为害于革命的方面，都必须牢牢保住着一个限度，必须时时记住「存在决定思想」那个命题，必须时时懂得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特殊情形和关係，去观看毛泽东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见解的正确和谬误。只有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反过来，正确地将某一或某些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革命，特别是去解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与性质。

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

稿子写成，曾经请不少朋友阅读过，他们大多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错误，或者纠正事实上的出入，亦在在看法上表示异见提出来与作者商酌的。凡此种种，都会有助于本书的写成，我谨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谢意。

1972年12月7日双山(王凡西)序

一　　写在前面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他们正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发生着巨大影响﹔将来，那个影响还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值得人们之精详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提出来。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更掀起在全党全民之中。对于这样的任务和运动，我们该作怎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详研究，那末对于中共的这个研究运动是否贊同与拥护呢？

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大张旗鼓提倡着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运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应该是科学性的，而后者则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怀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错误」的权威为目的，因而材料经过选择，甚至经过改窜，研究被纳入一定轨辙，讨论必须在「领导」之下，这样的研究学习，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们主张前一种研究，反对后一种研究。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确定历史的真相，能使人从事变的发展中得出规律，从而得出教训，并且能使这样的规律和教训，应用于其他国家中，特别是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使那些国家中的工农大众，也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盖在狭隘派别利益的宣传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復，使三十馀年来有关中国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别是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获得公平的证验，并且据我们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历史地位，反而会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为「始终正确」的「神」没有生命，而有错有对，特别是错得比人少对得比人多的「人」，却是有伟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所发动的那种思想研究，其目的显然不是要确立毛泽东这个人的整个内容及其成长过程，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神，要把一个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变成为无生命无血肉的神和神话。

中共不讳言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运动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他们没有把这个政治任务的真实内容说出来。他们不敢说这是要确立和巩固广大群众对于毛泽东的一尊的崇拜。这样一个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的。

我们反对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却要做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过着手做这样研究之时，我们却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处的环境却难于接触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数能够获致的材料，又都是经过化妆手术的，难于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着作，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却祇有精选过的四册，而这些选出来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着者曾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见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说明），「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和修改」（见一九五三年版「选集」的出版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技术性」的？「补充」了什麽？作了怎样的「修改」？选集中完全不给标准，也根本不曾註明。因此，当阅读毛泽东的着作时候，我们就无法知道究竟那一些是事先预见，那一些是「过后方知」。不能确切知道这一些，就大大妨碍了我们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的」这些个守则，因此在我们书中的某些判断，有时祗能採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态度。

毛泽东为什麽祇出选集而不出全集？据出版委员会的声明，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申革命文献的散失」，以致「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着作」。上述无疑是一个理由，但决不是主要理由。毛泽东不学列宁以及苏联其他领袖的样。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选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为是：实践重于理论、策略重于原则的毛泽东，前后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今日之我常与昨日之我为敌，同时过去当作手段而採取的许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卑恭词令、态度和立场，在今日胜利后看起来是太碍眼了，特别在年轻一辈革命者的眼中，这些文字会大大损害他们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为要建立「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的神话起见，这样的选择便被认作必要的了。

不用说，这种动机和办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教育年轻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正确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确的事例（只要如实地指出其改变经过），却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呢。人不能从神的奇蹟中获取经验，却能从人的事蹟中学习教训。可惜一切中了个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为个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总是不明白这个最浅近的道理。

一个作家，当他将自己的作品汇编出版时，是否可以选择？是否可以补充和修改？这，首先得看是什麽性质的作家，得看是什麽性质的作品。如果是文学或科学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与人与事无关，也不带有争论性质，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选择、修订与补充的自由。甚至还应该这样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图以最完美，最正确的形式和内容跟读者们相见。可是，政治家的政论文章，有关乎历史事变，具有了历史的文献意义，更或牵涉到与别人的论争，已构成了关于是非曲直的相当定案的，那就不应该作任何事后修正。即使是技术性的修改，也应该以註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后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们这样做，并非为了什麽道德教条之故，而是对历史的忠实，对思想的负责。这个态度，每一个认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学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否则便谈不上什麽「科学的良心」，谈不上光明磊落的责任心。史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犯了无数罪恶，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伪造历史，伪造文献，窜改和虚构他本人和他论敌们的文字。我们在这裡绝无意说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犯了与史大林同样大的罪恶，我们只是指出道种「选」却「改」的办法不是承袭自马克思列宁，而是彷效史大林的。毛泽东在这条岔路上走得还不很远，是否尚有可能「回过头来」呢?（其实他儘可不学史大林，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无论实践与理论上都确有成就，有贡献，不像史大林必须靠十足的伪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这方面古有两个典型例子应该举出来，让我们──正确些说，让毛泽东──学习：

１．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大家知道，这个宣言写成于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后，即在一八七二年，马、恩二人给德文新版合写了一篇序文，说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经过时了，「但因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无权加以更改。」（这一声明，后来恩格斯又写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对于「反杜林论」的态度。「反杜林」一书的写成，直接动机虽然为了反驳杜林，但主要却是发挥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见解，这样的书，作者当再版时原本有修改补充的完全权利与自由。但当第二版付印时，恩格斯在其序文上还是道样说：「现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样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虽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来做彻底的修订。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许我对本文作任何变动。这书是部论战性的着作，我以为论敌既然已不能修改什麽，那我对论敌也负有责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泽东的着作，除了极少数像诗词之类以外，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政治性的历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带有论战性质。然则，他对原文是否有「权」修改？他的「良心」与「责任」应该要他如何处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观乎上述的两个例子，答案是自明的。

论个人崇拜

（王凡西着《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

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天定胜人呢，还是人定胜天？这两个说法不同而意义实等的命题，一直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聚讼，却不曾得到过十分完满的、因而可说是正确的解答。自来有些思想家倾向于那两问题的前半截，有些则比较着重于问题的后半截。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强调客观，强调气运，强调天命；而着重后半截的当然要看重主观，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种说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观的与唯物的成份；后一说法是积极而能动的，但大多陷于纯粹的主观与唯心。

由上述两种历史观所得出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本质上正确的伦理学的命题，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种态度虽不曾根本解决了「时势与英雄」，「天和人」的关係，但至少已经道出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係与相互关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能澈底解决这个问题毫不足怪。中国的社会长期停顿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那个所谓「时势」与「天定」究竟是什麽东西，牠们如何发生作用，如何造成与决定「英雄」和「人」，都无法获得清楚正确的认识。人类历史祇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牠造成的较为简单与赤裸的阶级关係，纔算有了足够条件，让思想家们清楚地发见并确定那隐藏在历史发展后面的「时势」、「气运」与「天」。

祇有发见了历史唯物论法则的马克思派，纔终于对时势与英雄的关係问题给了满意答复。祗有马克思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唯物论，纔能在重客观与重物质原因的历史中，排斥了消极的宿命论，给人的主观努力找到了适当地位。祇有这样，纔算最后解决了历史发展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迷人关係。

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做过极高明的应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他一方面反对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观」，另方面排斥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唯史观」。在该书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解了。这样，蒲鲁东就陷于我们那班所谓客观的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反之，我们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形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在「政变记」的正文裏，恰恰就是从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所创造的、特殊的社会条件与形势，说明了拿破仑第三这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变成了英雄，同时，他又指出了：正是因为这个淼小而非伟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当时反动情势的需要，以致能相得益彰，做成许多肮髒的反动勾当。马克思这儿是以「时势」为主，「英雄」为辅，指出了二者的关係，因而正确地解释了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将马克思的此一见解用更简单明瞭的字句规定下来的，据我所知，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要算普列哈诺夫了。在他所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徵，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着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係的已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成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哈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同样也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淼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祇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哈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历史上是充满了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会同时具有正反两种性质。祗当我们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上述看法，纔不致「认贼作父」或「诬良为奸」；纔能还英雄以英雄本色，让民贼们无所遁形，因而给「问题人物」以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论述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正确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对于英雄人物的不正确的态度。在共产党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个人崇拜。这种风气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经济的学说中，都成不出任何足以辩解的藉口，因而是根本违反乎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这风气开始酝酿于二十年代之初，形成于牠的末期，形成于苏共党中，以史大林为中心。最初牠之出现是为了迎合党内斗争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辈代的老布尔雪维克中定出「一尊」来。这个「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宁之病与死而发生的。列宁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天然领袖。他之获得此一地位，并非他费尽心机谋取的结果，而是因他的出类拔萃的才智，精深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出色的服务，极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换句我们上面引过的普列哈诺夫的话来说，那便是：因为列宁「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由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係的已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成了领袖。因为在事实上，在实际斗争中，而不仅在纸面上，不仅在文字中，列宁确实证明出他比当时俄国，甚至比全国际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的种种特性」，所以他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天生的，「命定的」，无可与争的。也因此，只要「时代的社会需要」这个客观情势不变，没有一个老布尔雪维克会妄想与列宁争夺这个地位。就算出来争夺，也决没有倖胜机会。

列宁本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历史上一切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一样，他最看不起个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莱薾所称赞的克伦威尔一样，最讨厌「那些庸人俗子」，这些人「拼命夸耀自己，硬要别人承认他的天赋」少并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伟人，让他出人头地。」卡莱尔说：「这样的傢伙是人世间最可怜的光景之一」。「我劝你避开这种人。他不能在僻静的小径上行走；除非是万人瞩目，为人惊羡，报刊上常有文章恭维他，否则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绝不会希罕这些劳什子」，「镀金的马车，繁文褥礼，一切势派……去你们的吧，我身中已经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见卡莱尔着「英雄与英雄崇拜」第六讲）

自觉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宁，无论在外表与内心都极度朴质、极度诚实、极度谦虚。不但是那深入「灵魂」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朴质、诚宝与谦虚，而且因他具有真正伟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无法兼有那些浮夸、权谋与虚骄等淼小的性格。首先，因为这些淼小性格对他简直是毫不需要的。认真富有的人，怎会喜欢镀金的，即使是真金的心装饰呢？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处。列宁的领袖地位不争自在，他毋须争，也不怕争。他充分让他的同辈们和他竞争－在才智土、学问上、能力上、工作上和他竞争。他欢迎这样的争，因为真理愈争愈明，同时争的结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属于他的方面；至于真理如果属于对手方面呢，那末他就乾脆认错、改过。这真所谓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时之晦，反而愈显其明。所以列宁时代的党内争论，不管是非谁属，却从不影响争论者的领导地位，更不曾随之以组织的或行政的处分。至于因此而获罪，并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价，那简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们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党内，革命以后则在国内外，列宁虽然享有了最高权威，但苏联以及所有共产党中，都没有个人崇拜。他自己不爱这种崇拜，不许发生这种崇拜。别人也就不会、抑且不敢拿这种浅薄恶俗的行为来损汙对列宁的真诚崇敬。

列宁死了，一个不可争衡的权威没有了。论才识功绩，托洛次基原该是最合理的继承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托洛次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功勋，甚至个人的文采气度，都远远地高出于其他老布尔雪维克之上，而与列宁齐肩。在某些场合，特别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宁哩。像这样的一个「得力助手」，当主帅病废或死亡后出来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列宁病中，特别当他发见了党政机关中严重的官僚化危机，并发见了史大林的专横不忠之后，便决心要将托洛次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宁下了这个决心之后纔两个月，犯了第二次中风，于是只好让史大林拉拢了加明尼夫与齐诺维也夫，以「老布尔雪维克」，「列宁忠实弟子」的名义，组成「三头领导」，以此排斥和打击托洛次基。他们敢于这样做，那是利用了托洛次基的一项「弱点」，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次基曾经与列宁作过许多次理论争执，而且组织上并不属于布尔雪维克派。但虽如此，史大林们的此一企图并非轻易能够成功，更无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次基在具备革命领袖的诸特性这一方面，实在超过史大林们太远了；而他凭这些特性在群众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头」大得无可比拟。那末，史大林怎麽办呢？接受托洛坎基作列宁的承继人吗？当然不甘。（这裏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如何纔能战胜这个显然占优势的政敌呢？首先当然得破坏他在群众中巨大的声望。如何破坏呢？齐诺维也夫与史大林便先后发明了「个人崇拜」这个法宝。他们的第一步是把列宁所享有的无上民望转变成宗教式的崇拜。将列宁这个人变成了神，当列宁未死而事实上已不能顾问一切之时，齐诺维也夫与史大林就发明了「列宁主义」，以此和另一个发明所谓「托洛次基主义」对立起来。等到列宁一死，史大林们就乾脆将列宁变成共产主义的摩罕默德，将他放在水晶棺材裏，安置在与列宁精神绝不相容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宁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次基」（托氏语）。这个阴谋，得到了其他有利于此阴谋的其他条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达到了目的的。因为在列宁身上进行了全套「个人崇拜」手术以后，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绝对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个长期间做过他争论对手的托洛次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动地成为不知不能，永远错误的绝对荒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随列宁，从未封列宁说过一个口「不」字的史大林、齐诺维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与保罗，托洛次基则不用说是法利赛人或犹大了。

一九二○年代初期「个人崇拜」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于此。

但自一九二五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二七年托洛次基等左派反对派在组织上被完全击败以后，「个人崇拜」的内容及其实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内容是造成对列宁的崇拜来打击托洛次基，后来，一俟托洛次基被放逐以后，个人崇拜的机器便转向了史大林，竭其全力来神化史大林，藉以反对整辈老布尔雪纸克（连齐诺维也夫在内），反对无产阶级党的民主，反对俄国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这个卑鄙罪恶的计谋，如历史所曾昭示我们，也是成功了的。当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获得了有利于此阴谋的其他客观条件的配合。本来，史大林这个人，诚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中所说，「出席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很少听到或认识的。」其实在苏联的广大群众中，当时可说是百分之百不知有史大林这个人的存在。然则，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为空前未有的暴君与神？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使这一简直是不可能的手术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其中解答得最扼要与最正确的乃是此一「崇拜」手术的主要受害者－－托洛次基。他认为史大林这个阴险的庸人所以会做成上帝一般的「最伟大的天才」，归根结蒂是由于两大客观原因：1. 苏联在经济文化的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２. 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不断失败，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国家长期间处于极度孤立之中，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压力。这两个历史社会性的客观条件究竟如何帮助了史大林的篡夺阴谋，如何帮助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官僚共产主义的思想，如何使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条件所促成的苏联群众的情绪与愿望：这些问题，托洛次基在他所有的着作中，曾经再三再四地给过精详深刻与令人信服的分所，我这裏不予重复了。这裏，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被某些人认为关于「个人崇拜」之「更为根本」的理由。他们认为史大林「个人崇拜」的理由应该从人性深处去找；或者，他们说：任何暴力革命，由于其本身的规律使然，结局一定是「个人崇拜」；又有人说：史大林的个人崇拜，事实上不过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和革命职业家的见解的实施，所以不管好坏，史大林的所行所为，都该由列宁负责。因为这三种说法是更一般地、虽非真正更根本地、触及了史大林的、亦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所以我们愿意详为讨论。如果「个人崇拜」确实发生于人性深处，如果群众暴力革命的发展规律最终必然造成个人崇拜，如果列宁关于党及革命领导的见解确实是个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史大林在这方面的一切作为都属「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现实的，而且今天毛泽东所刻意製造的那种崇拜仪式，也都是如此。同时，以托洛次基为代表的反对此种崇拜的种种努力，便成为虚幻的、反历史要求的、以及不现实的了。如果史大林与毛泽东们的「个人崇拜」合乎「人性」，顺乎革命历史的规律，又导源于列宁思想，那末，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都将是违反人性，违反历史与列宁遗教的反动行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首先弄弄明白。

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似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淼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同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祇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纔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係。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纔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群众（自然祇是一部分）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纔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徵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

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牠们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关係中。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便会有怎样的统治与被统治关係；有怎样的领袖和群众关係，便会有怎样的领袖崇拜制度。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则领袖的地位越降低，牠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们上面用许多文字来说明的那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邱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系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我们对英国战时首相的牢骚毋须寄以同情；因为邱吉尔的政治命运，至少在相当程度内，反映了英国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们对这个牢骚发生了一些兴趣，只因为牠替我们很好地说明了「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方面，并不在于什麽人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