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劳动观察 写于 二零二二年

租户密集的许浦村隔断房，何以“隔离”?

位于上海西郊的许浦村，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如今，这里依旧是外来务工者来上海打工的落脚点，住在这里的很多都是环卫工、保洁员、外卖员、线上跑车师傅。

3月24日，华漕镇许浦村三队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2015年年底整改之后的许浦村，拥挤狭窄的隔板房依旧是很多租户的现实。人口密集、紧凑并排的出租屋，遇上传播速度极快的病毒，“隔离”、“封锁”变得几乎不太可能，生活在这里的租户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战役中。

§§§

“我妹拉走四五天了，我爸妈发烧一个星期了还在家，没人来测核酸，我刚刚接到村委会打电话告知我，我今天测核酸那管出现异常了”。

这是周平在4月7日凌晨1点发来的一条语音，此时距离他所在的许浦村封锁隔离已经过去21天。3月24日，华漕镇许浦村三队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与周平所处的许浦四队仅仅一河之隔。封锁管控并没有让病毒慢下来，相反，他感受到的是感染病例的暴增，过去一个月，他见证了太多邻居、老乡相继发烧、咳嗽，并陆续被确诊。他堂兄弟一家五口都是阳性，最小的孩子五岁多。病毒蔓延的快速程度让他倍感错愕、绝望，谈及身处的境况，他总是不断地重复到：“在许浦，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感冒发烧的”。

周平所在的许浦村位于上海西侧，于虹桥机场的北侧，这里曾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是很多外来务工者的落脚点。仅仅1.3平方公里的面积最高峰时期曾容纳31000有余的外来人口。2015年，这里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府拆除违建的整顿。58万平米建筑被拆除，1.3万打工者不得不从这里离开。据《2020年闵行统计年鉴》，如今许浦村本地784人，外来人口7291人，占比超过90%。住在这里的很多都是环卫工、保洁员、外卖员、线上跑车师傅。

整改之后的许浦，拥挤狭窄的隔板房依旧是很多租户的现实。人口密集、紧凑并排的出租屋，遇上传播速度极快的病毒，“隔离”、“封锁”变得几乎不太可能，生活在这里的租户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战役中。

周平是一名环卫工，住在许浦8年了，这是他在上海的第16年。在上海，除了扫马路，他干过各种工作兼职：送早饭、跑外卖、建筑工、食品加工，最多时候一天干过4份工作。在疫情袭来的一个月里，是他过去16年来最为“清闲”的时日，不用上工，但却也经历了未曾经历过的害怕和无奈。

“封了半个多月，疫情越来越严重”
3月18日许浦封锁进行全员测核酸， 那时没有人想过这里的疫情会蔓延得如此迅速。19号早上通知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出门了。据周平回忆，刚开始还不是很多，后来人拉不过来了。迅速爆发、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是很多居住在这里的租户、房东共有的感受。一位干仓库打包的租户描述到：“一开始普查出来几个，后来就天天往外拉，天天往外拉”。

“每次核酸都有大量阳性出来，每次都是。感觉村子大爆发了。”许浦村的李房东如是说。对于住在这里的很多居民来说，他们担心混检时被感染，但是又不得不配合政府工作。全员核酸混检也许正是此次疫情在许浦爆发的“潘朵拉之盒”。

4月1日上海浦西核酸筛查之前，这里曾做过两三次全员核酸检测，全村八千多人混在一起。后来镇里决定暂时不做核酸了，让村民们居家隔离，说法是“不聚集”。直至4月1日上海浦西地区开始全面核酸筛查，许浦村才又启动了核酸检测。

据周平回忆，刚开始做的一两次核酸，都是全员集体检测。“全员核酸了，全员核酸了！”大家听到外面有人在喊，接近万人的核酸检测，“呼啦”一下子就是大面积聚集。中间的几次开始按院子分，每户院子多则一百来号人，一户一户叫过去。但经常是连着几户叫，几户也有好几百人。再到后来，也不再分院子分户叫了，又回到了全员混检，疫情也早已蔓延开来。

周平印象深刻的是4月9号那次核酸检测，是大晚上进行的。他和家人晚上十点多去的，整个许浦人山人海。“你说人这么多做核酸怎么行呢？”，所有核酸异常的、抗原检测“一道杠”、“两道杠”的都混杂在一起做核酸，租户们普遍感到很无奈。

更严重的混检情况还不止于此，不再分户进行核酸检测以后，连分队也做不到。目前，许浦村只有三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据李房东介绍，最近一两次核酸，许浦三队是和四队、五队以及村里的企业同时被通知去做全员检测的。

实时统计疫情病例小程序“测查地图”显示，截止至4月13日，许浦村附近1公里内共有146例感染。李房东不相信这个数据。他曾和村里其他房东在微信群里要求村委公布确诊人数、密接人数、次密接人数以及核酸复合人数的统计数据，但得到了明确的回应：这个数据不会公布。

租户和房东都能感受到，现实远比数据要惨烈。隔着一两米的隔板，周平每天都能听到邻居们日益增多的咳嗽声、哭声；买药的微信群里，每天都不停的有信息弹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买各种感冒药、退烧药；拉人的大巴车一天天的来，光4月7号那天，就拉走了三车人。周平居住的位置刚好是大巴进村的必经之路，他很清楚大巴是越来越多了，“至少一二十趟大巴车拉过了”，仍然有大量的核酸异常、阳性或者抗原“两道杠”的租户被留在家里，被迫与家里的其他成员交叉感染。由于村里院子院子之间，楼与楼之间挨得非常近，据李房东说，他家的房子就是三面都围着居民楼，而他妹妹家的楼是周围一圈没有人家的，算是条件较为理想的“最后一片净土”，在4月9日全员核酸之后，家里也有租户确诊阳性了。如今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确诊病例。

租户密集的隔断房，何以“隔离”？
过去三周里，周平同一栋楼里的邻居陆续被感染、确诊，原先40多人的楼房里，已有8位租户被隔离，还有2位“阳性”、1位“密接”滞留在家里。再加上封锁期间，很多人蜗居在狭窄的出租屋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出门。原本拥挤密集的群租楼，他第一次感觉到空荡荡。

2015年许浦进行“拆违”整顿后，绿地公共面积增加，村庄外观上的“脏乱差”有所改观，随之而来的是翻倍的租金。这里的打工者，依旧是住在条件简陋、逼仄狭窄的出租屋。出租房大多是由自建民房隔板改造的，房子造得紧凑，一栋挨着一栋，有的房子常年见不到阳光。据房东称，翻修后的房子规范为每家18户，而许浦村至今的翻新率大概是60%，剩余40%没有翻修过的房子，居住户数基本都超过了18户。

周平所住的楼房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他和爸爸妈妈妹妹分别租了一个单间，12-16平米左右，房租加上水电费每间是1500-1700元之间。他们所在的三层民房被隔断成了18户，每层房子除了中间一米多的过道，两边都是挤挨着的房间，三层楼一共有两个公共洗手间，一楼的公共厨房依次排放着四五个小煤气灶。一间房住一户，算下来18户也住了四十多人。

而周平旁边的一栋楼未经过翻修，一层打底便住了八户人家，总共有四层32户，少则夫妻两人一户，多则四五口一户。这样算下来，一座民房大概就有100来人。七十来岁的本地人王房东说，这里就像是上海以前的“棚户区”，一遇上传染病，很容易爆发。

人员密集、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都让隔离封锁变得异常困难。缺乏居家隔离的环境，很难按户封锁，于是楼房内交叉感染几乎是许浦的“常态”。“很多地方都封不了，都要上公共卫生间，你怎么封呢？”李房东直言。

租户只能尽量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带上消毒液去上公共洗手间。厨房只有一楼一处公共的区域，整栋楼的住户只能混在一起公用厨房，轮流做饭。周平也减少了做饭次数，从原本一日三次缩减为一日一次。

在拥挤的群租房里，滞缓的核酸复核、隔离通知，以及消杀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播速度。4月初，周平妹妹在确诊阳性一个星期后被隔离，同屋的爸妈一直发烧咳嗽。本应该是密接者，但后续核酸没有跟上。4月4号之后，他做的两次核酸结果都没有出来。4月7号凌晨，他接到核酸复核的通知，但是他足足等了两天也没有人上门做核酸。4月8号，他感觉自己也中招了，发烧、浑身无力，连起床的劲都没了。9号，他爸爸接到疾控中心电话，说半小时后大巴车会来拉，但是被告知车子装不下了。直到今天父亲还一直呆在家里。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周平住的楼里有两个阳性的，在家滞留一周左右。一个租户在群里感叹“开门去卫生间倒脏水都担心，天天求上帝保佑”。而同屋四个人，有人确诊了也没有办法，得继续住在一起，相互交叉感染。

多人挤在单间里，消杀也是个难题。在许浦村，消杀远低于标准，最开始村里每天进行消杀，最多只延伸到马路上。楼道里都没有消杀处理，更别提消杀到户。即使可以消杀，多人居住就会是个问题。据李房东，同一个房间的阳性病例被接走，暂时阴性的密接没有接走，也很难消杀。

在许浦村的租户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四周暴增的阳性、密接，挤在一起的“全员核酸”，让周平感觉许浦周遭“危机四伏”，空气不好。9日，在去公园做核酸的路上，他看到叶子铺满了马路，周遭人密密麻麻，他觉得这里“特别脏”。

周平觉得“这个病好像控制不住一样”。他说，要是确诊阳性，他会特别想早点离开这里，去方舱隔离。

村委会：“没资源”、“等通知”、“无回应”
许浦村的村委加上志愿者一共只有12个人。维持八九千人的生计这一块，人手就远远不够。政府下发给居民的生活物资，村委要负责快递，运送，分发，另外还有居民药品的购买和发放，以及负责村里的垃圾处理和消杀。

除此之外的事情，村委既没法管，也决定一概不管。一般情况下，出现问题租户会先找房东，房东报给村委，村委再上报给镇里。李房东称，有回应的情况很少；村委的回复总是“没资源，没资源”，要么就是“等通知，等通知”，还有更多时候，直接不理睬、不回应。

房东每天需要负责上报本户的核酸异常和抗原异常的名单，但上报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完全不清楚。租户和房东们从各项工作感知到，村委和疾控中心的工作和数据掌握情况是完全断裂的，各政府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工作并未做好衔接。

据房东介绍，管理工作混乱。上面通知下来，村委的领导很多时候“一头雾水”，大部分工作没和村委领导做沟通的。村委的权力实在太有限，疾控中心如今下来拉人，也不经过村委，村委都不知道每次拉人的名单，都是疾控中心直接打电话通知、拉去隔离。

许浦的群租房无法满足居家隔离条件，大多确诊者希望尽快去“方舱”隔离。疾控中心依据核酸检测结果通知隔离，但现实执行情况混乱不堪。有已经“阳”了很多天的村民们，一直没有被大巴车接去隔离，找到村委，都是“以疾控中心的名单为准”。而这份“疾控中心的名单”很神奇，没人知道它的先后标准是什么，也没人能确定自己或家人到底哪一天能被接走。

有房东称，她家有一位已被确诊为“阳性”的住户，4月8日已经接到了疾控电话，让其做好准备集中隔离，但至今他还在家里等通知，和老婆和两个小女儿生活在一起；而另一房客在4月9日自测出来抗原“两道杠”、核酸待复核，却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于10日被直接拉走隔离。这样的情况绝不仅此一例。

一户院里的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发烧确诊，家里人还有房东疯狂上报反映了好多次，才终于在几天后被接走隔离。两三岁的小孩子发烧到三十八、九度的，急救“120”都是回复，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村委也没有什么办法。

4月10日，周平抗原自测“两道杠”，他等待着核酸复核。但截至目前，他已经有四次核酸结果迟迟未出来。13日开始他陆续接到很多核酸复核的通知，但至今为止，没有人上门给他做核酸。

绝望的“城边人”：“我们被遗忘了”
如今周平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她妹妹已经转“阴”要回家了，但回家她需要跟确诊为阳性的爸爸住在一起，这如何是好？据最新的报道，专家称新冠复阳不具有传染性，但是对于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任何人都还是会感到恐惧和焦虑。

越来越多早期被拉去隔离现已转阴的住户面临回来的问题——到底是否该回来，回来住哪里，居住环境如何？70多岁的王房东面临类似问题，在隔离一周后转阴，他感觉回去许浦，之前的隔离都白做了。

按照村里被感染者的数量和形势来看，许浦村如今就像是病毒笼罩之下的被遗忘之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很难及时跟上的核酸复核、等不到的隔离通知，都让滞留于此的、即将回到这个地方的人们深感不安。

如同在上海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租户们找遍了所有可能会解决其问题的渠道，但几乎很少有回应。打12345，打疾控中心，打120，都没办法。周平的邻居试图用各种信息渠道上报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务院总理信箱，还有其他各种政府、非政府的网络平台，能试的都试过了。李房东在微博、抖音上发声，求救信息发出去不久就被删掉。在得知妹妹即将回来的那天，周平坚持打了一个下午的12345，始终没有接通。他苦笑着说，“现在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绝望的情绪与气氛，蔓延在居住于许浦村的租户和房东之间。经历那么多的努力与挣扎，大家一致地感觉到，“我们被遗忘了”，“我们没人问了”。

许浦村的租户们，曾经是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服务提供者。他们是城市环卫工，是楼宇清洁工，是酒店服务员，是快递外卖员……如果离开这些劳动者的服务，上海将不可能成为“上海”。为了生活，他们从外乡来上海打工挣钱，寄居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廉租房里。简陋逼仄的隔断房，人员密集的居住环境和管理的混乱很快让许浦这个城边村卷入了上海疫情的“风暴”中心，蔓延迅速、确诊猛增。然而，在以“小区”为单元的疫情防控叙述中，毫无居家隔离条件的城边村再次被排挤到了话语的“边缘”。

他们似乎真的被遗忘了，被抛弃了。方舱隔离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在他们眼中竟是更有希望的那一个。身处边缘的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只能等待，“自生自灭”。

上海疫情实录：被驱逐的“桥洞”骑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结零工

和小鑫聊完，已是4月23日的傍晚六点。当晚，他和桥洞下的其他二十多位骑手一样，“住处”没有着落。

就在前一天晚上，小鑫和同行从桥洞下被驱逐。他们先是被告知这里的桥洞不能再住人，随后，管理者在桥洞周围建起了围栏。小鑫问这些人：我们还可以上哪去住？管理者表示，这就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了。

01 从住桥洞到无处安身
小鑫只身一人，已经来上海做了六七年骑手。3月28日，疫情刚开始封城时，小鑫还在租住的小区里接受隔离。后来上海市政府允许核酸检测结果七天为阴性的骑手返岗。于是，4月9日，给居委会签了承诺书之后，小鑫就随身携带帐篷，过起在居民区和桥洞间往返流浪的生活。因为回不去小区，也为了方便送货，夜里他住在高架桥下。桥洞的居住条件当然不好，但小鑫觉得，至少这里地方宽，够容纳他和他的骑手同事，比露宿街头强。

“在桥洞晚上睡觉很冷。有一天晚上下雨，桥洞很冷很冷。那个地方能够遮雨，但是不挡风，风很大的。有时候还能听到高架桥上面汽车开过去的声音。大部分人都没有帐篷，有的搞个毯子盖一下，有的连被子和毯子都没有，搞个雨衣盖一下········今晚应该不会下雨。我们现在住外面啊，就怕下雨，下雨就很麻烦，要重新找地方。”小鑫说。

也不是没想过住旅馆。但是小鑫说，“旅馆我是住不起的，何况现在旅馆的床位也已经很少了”。即便睡桥洞，小鑫每天也负担着好几笔开销：原来房子平均每天40块的房租水电，每天30块核酸检测以及每天25块的饭钱。对于独自在上海的小鑫，疫情下他只需要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而对那些全家都住在上海的骑手来说，他们跑单和寻找住所的压力更大。跑单就只能冒着受感染的风险。而一旦被送进方舱，则意味着失去收入。没有人为他们承担这些风险。住在外面，至少家人不会被自己感染。

相比疫情以前，外卖员的工作更加辛苦。由于市区的很多商家都不开门，骑手往往需要跑到市郊去取货、送货，来回平均要六公里。对于疫情下的每一位骑手来说，这样的送货距离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住在桥洞下的不便捷，进一步增加了骑手生活和工作的困难。在桥洞下居住的十三天，小鑫和他的骑手朋友没有办法洗澡，只能喝自己买的矿泉水，找距离桥洞附近几公里的公园如厕。

吃饭也仍然是问题。骑手们一天一般只吃得了一顿饭，没有热水，只有方便的干粮。对小鑫来说，全家超市的便当已经是最顶级的餐食，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干啃方便面饼。问到小鑫身体是否吃得消，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小鑫回答说：在街上常年跑，已经习惯了。

其实更困难的是，骑手白天需要用手机程序跑单，而夜里桥洞没有地方给手机和电动车充电。所以，小鑫只能四处找充电桩充电，但充电桩很有限，部分充电桩坏了也没人修，很多骑手只能围着少有的几个充电桩排队，而这浪费了大量跑单的时间。

由于充电桩大多集中在市里小区和商场的管辖范围内，很多骑手的“住处”尽量选择离充电桩近一些的地方。被驱逐后，小鑫打算继续往人少的地方走，寻找在郊区的桥洞，或者任何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对于失去了桥洞住处的骑手来说，他们优先考虑的已变成如何找到一个能固定休息的地方。

02 封锁的桥洞
小鑫回忆起4月22日晚被驱逐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有的骑手都睡下了，有的在吃晚饭，突然之间，来了五六辆jing车把两头都堵住，有穿着防护服的协jing，有城管，说这里不能睡了，你们必须马上走。他们先打扫卫生，消杀，然后开始建围栏。之前我们睡的桥洞因为有新闻媒体报道，来的骑手越来越多。但即便人多，管理的人可以限制这个地方能够容纳的人数，可以派志愿者巡逻，定时清理垃圾，不能一赶了之呀，上海的桥洞那么多，我们骑手也要睡觉。”

桥洞附近的铁门栅栏本来有几个骑手在休息，而现在已经被贴上了“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的封条。被赶出来的骑手，只能骑上电瓶车，载着巨大的行李袋，聚集到一个勉强能挡一点雨的角落里，戴上头盔和连衣帽相互取暖。“我们下雨天都没地方去，现在随身带着行李。我们多么难堪啊！带着行李，到处找睡觉的地方。”

根据网络上的消息，之前骑手占据的武宁路桥洞休憩点目前也已经关闭。休憩点容纳的骑手人数从刚开始抖音视频记录的二十多人，一度发展到4月22日的五六十人。这个休憩点本来是市属的小型文化空间，原先晚上在这里的骑手可以充电、烧水、打地铺，而现在这里也被架起了围栏。

小鑫观察到大部分公共空间都已经封锁。地下停车场，烂尾楼，废弃的商场······骑手们正努力在这些不被看见的地方寻找今晚的住处。志愿者和骑手试图找寻商场的地下车库，因为相比其他场所的车库，商场的地下车库容易进入，也暂时不存在被驱赶的风险，但目前不少的商场地下车库仍未开放。找合适车库的过程就像在城市荒原里面探索，完全依靠骑手的个人运气。

03 地下通道里的人
和小鑫一样面临住宿困难的，还有小年这样在方舱隔离结束后搬到上海南站地下通道居住的日结工人。

疫情前，小年白天做日结零工，晚上睡在火车地下停车场，每天接受核酸抗原检测。4月11日，小年接到街道办的电话，告知核酸阳性，被送进了方舱医院。4月18日，小年从方舱隔离出来就搬到了这里。当时，地下通道是上海少有的能充电和烧上热水的免费开放空间。几天之内，他发现从方舱隔离完来到地下通道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约一半是做建筑等行业的日结工以及小鑫那样的外卖骑手，还有一半是残障者。住在地下通道的三十多人中，还有五六位女性。据小年讲，住在这里的女性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小年曾试着给通道中的一位女性提供睡袋，但对方拒绝了，睡觉时宁愿只在地上垫一层塑料薄膜。

小年是2019年从家乡内蒙古来到上海的。“刚开始到上海，过的是真正的流浪生活······后来在车站附近认识了一些人，开始到建筑工地工作，偶尔也做群演。”在建筑工地上，小年主要负责搭架子，架子的管道有小年的胳膊粗，小年要爬上去，在十米高的架子上开始搭建工作。疫情以前，小年在工地上做日结，工地每天会提供中午的盒饭。封城后，他立刻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原先日结攒下的钱也已经快要花光了。

即便是住在地下通道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以为继。4月23日，地下通道里来了一位电工，切断了这里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电源。这种“软驱逐”，让小年失去了热水，泡面也需要省着吃。最近一顿像样点的餐食来自公益机构NCP志愿者分发的物资，但也只能是几个馒头和几包生菜。而外卖的价格实在太贵，两份已经将近百元，小年也不舍得点。

目前，上海市救助站几乎已经满员。因为物资紧缺，救助站难以向小年这样的务工者提供较长时间的食物保障。眼下，救助站能提供给小年的，也只有救急的几包饼干。

04 零工们的生存难题
4月20日，上海曾发布四项工作提示要求，针对因封控造成停工的劳动者做出了专门的街道工作安排：“对因务工场所封控造成无处居住的人员，按照属地原则，由各区、相关街镇落实安置场所。”在社会救助方面，上海市街道办享有全国少有的审批权。疫情下，街道办更是和当地居住者、露宿街头者关系最密切的一层。但小年在方舱隔离结束之后一直没有接到街道和居委会的安置电话。小年说，小区居民都能得到发放的物资，但除了志愿者偶尔的捐赠外，没有任何物资发到自己手上。

另外，尽管上海人社部门在3月底出台了《本市人社领域全力支持抗击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企业应该按正常劳动支付被隔离劳动者在隔离期间的工资，但对于小年这样的日结工来说，隔离期间他们甚至找不到企业作为雇佣单位来给他们提供工资收入。在隔离结束后，小年也没办法参照疫情期间的有关规定，从用工单位按最低工资标准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当被问及现在疫情工地的状况时，小年表示他只跟包工头有接触。而包工头也是外地人，被困在小区，目前吃饭也比较困难。在用工链条中，他无法找到包工头之外的负责人，更无法找到分包体制上游的企业。在这种被救助街道和用工方双重忽视的境地中，小年只能在上海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对于小鑫这样在多个平台接单的众包骑手来说，平台也并不愿意承担用工责任。疫情开初，小鑫注意到美团和饿了么在提供免费的住处，但他是众包骑手，而美团和饿了么的住处只提供给专送骑手——即便是专送骑手，由于酒店床源紧张，也很难获得入住资格。另外，由于大部分酒店位置偏远，一些图送货方便的骑手宁愿选择住在街边。

通过网络和朋友互助的渠道，小鑫也仍然没有找到能够收容他的住所。目前，由徐汇区商务、市场等部门建立起来的小哥驿站多数已经满员，有空床位的驿站不收容像小鑫这样的单个骑手。而要住进小哥驿站，骑手必须先将申请上报到公司，再由公司反馈给小哥所在的行政区，区里的驿站统一安排接收。区驿站只能接收所在行政区的骑手。小鑫给平台客服打过电话，但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05 生活在地下
小年说，当下急待解决的问题是自己和地下通道里的男女同伴都有度过上海夏天的衣服，有保障每日基本生存的物资。接下来，他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到别的城市找到工作。此外，通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电子设备。“我至少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求助，但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小年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生存下去的。”

小鑫打算继续从内环搬到外环去住——他每日从郊区市场赶来，给市里的居民运送蔬菜，但夜里却不得不反方向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小鑫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个稳定的临时安置点：能洗上澡，冲好电，晚上睡得安稳，不用一天换一个住处来躲避驱逐。

而今晚的地下通道中，小年身边身穿制服的骑手仰卧在地下通道一旁，旁边放着几瓶矿泉水，绝大多数人的“床铺”仍旧只由几个纸板铺成。几位骑手和工人围着唯一的充电桩充电。在小年发来的视频最后，他走出通道，指着外面露天的广场说：“通道外面也住着几个人，因为外面可以看见太阳。”

北京市环卫行业权益状况走访报告（2021年）

导言：环卫工群体之于城市卫生整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国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后全国多个城市相继制定和发布所在地区环卫工的相关权益保障规定。但由于环卫工群体地位在城市长期隐形、话语权的失衡，公众及工人对于环卫政策的细则、执行及监管情况皆无法得到恰当的了解和反馈。本走访报告希望通过对北京环卫工的访谈和交流，可以协助公众和工人更好了解环卫行业的权益现状。

首都北京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对外的形象门面。作为一个人口2171万的超级首都大城市，城市的整洁有序显然是重中之重，环卫任务更是高要求高标准。根据网络资料，北京市拥有的环卫作业人员已经远远超过比其人口更多的上海、重庆等地，超过8.3万人。2014年北京市政市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卫职工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下称《环卫意见》），首次对环卫工人劳动权益保障进行了法规文本上的规范。

为了了解北京环卫工权益具体状况，2021年上半年，笔者走访了北京核心城区，包括东城、西城、朝阳及海淀等区，与近20名环卫工交流和访谈，对基本情况进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访情况受限于样本代表性和沟通深入程度的影响，并非能够概括全部的工作状况，但足以一窥北京环卫工人的基本处境。

在北京从事环卫工作的劳动者基本都来自于外地，地区涵盖五湖四海；若单位中有北京本地人，多为管理或者编制岗位。环卫从业人群主要为40-60岁之间的老龄群体，走访接触到的工人亦有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超龄工友。在核心城区四区中，其中朝阳区与海淀区环卫项目由市政部门直接雇佣和管理，环卫工人与环卫相关部门直接建立劳动关系；而东西城区则基本为外包，其中西城区环卫项目由北京环雅丽都投资有限公司承包，东城区由北京首创环卫有限公司外包。各区之间劳动待遇和工作状况各异。

备注：本走访报告数据采自2021年4-5月份，当时北京最低工资仍未调整，为2200元/月；2022年8月起，北京最低工资调整为2320元/月。因此环卫工人2022年月基本工资应调高为2320元/月（为最低工资），但合计加班及其他补贴等后，月收入仍仅为4000-5000元间，但同时法律的实际落实情况如何依然有待考究。此工资水平在北京生活可见是巨大挑战。
01 走访概要
经调研走访和对政策的梳理后发现，北京《环卫意见》对于环卫工权益的保障普遍落后于多数国内其他城市。以基本工资为例，北京环卫工基本工资为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落后于全国绝大多数发展中和发达地区，如武汉要求环卫工基本工资为最低工资的130%，广州为120%等。北京环卫工资总体收入处于3000-5000之间，相较城市物价和生活支出，情况并不理想。

特别需要提出的，因北京地区《环卫意见》对与环卫工人权益规范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缺乏，对工人福利保障的复盖性和保障性都不足，在监管层面上也缺乏强制性，导致各区环卫单位/公司在环卫工权益的实践上有所差异，工资水平差异性也比较大，也难以监督。其中外包下的环卫工人待遇普遍比直聘的差。

在权益保障上，四区中属东城区环卫的不规范性最为明显，外包公司首创环卫违规安排工人14小时工作制加班、也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五险一金等劳动保障，在年休假、高温津贴甚至相关的疗养补贴上也没有落实。海淀区环卫工人同样面临高工时低收入的问题，每天14小时，月收入仅3000+元。对于其他城区，环卫工仍然普遍存在缺乏住房公积金的强制保障，以及在工龄工资和年终奖方面的制度性规范（导致各地区差异很大）。吃住问题上，建议北京市政府出台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和提高城区环卫工人的吃住待遇，对住房/房补和饮食有进一步的保障。

02 工作安排与工资待遇
工作排班与加班工资
北京四区的环卫工作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八小时制或十四小时制。朝阳与西城两区环卫工每天工作8小时（“两头班+一班倒”模式），做六休一，平均月休4天，基本均在下午4点或4点半下班，后续清洁由机动“快速保洁”队负责。而海淀和东城区环卫工每日均需要上岗14小时，其中海淀区为3am-5pm，每月可休息4天，但具体休息日由单位决定，不可以自行选择；东城区道路保洁工人工作时间为5am-7pm，有时候还需要加班到9pm（北京站附近），环卫工需365天无休上岗。

海淀/东城两区环卫工的工作排班显然违反了劳动法中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相关规定，或造成工人的严重过劳，尤其以东城365天无休的模式为甚。劳动法指出，“（劳动者）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依据北京《环卫意见》，月基本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2021年），即周末/双休加班为双倍工资25.28元/小时（202.24元/天），法定节假日加班为3倍工资37.92元/小时（302.36元/天）。

工资方面，东城区采取的是月固定工资的模式（每月4500元），仅会针对晚上7点-9点的额外加班支付加班费，为10元/小时，这也与《环卫意见》等不相符合。海淀区环卫工人具体周末及节假日加班费额度未知，但却存在工人无法自主安排或者循“做六休一”的方式安排休息日，即：每月4天休息完全由领导安排，亦会出现工人连续工作超过十几天仍无法休息的情况。

年终奖、工龄工资及危岗津贴
走访了解，北京环卫工收入还包括工龄工资、年终奖及危害岗位津贴。其中朝阳环卫的工龄工资按工龄年限30元/月累计300元封顶；西城环卫工提到此前单位有发放工龄工资，为450元/月封顶，但近期该项工资已经“消失”，从工人提供的工资条明细中也并未发现；海淀环卫工龄工资标准则过低，十年工龄以下为每月5元/人，十年以上为10元/人（非按工龄长短累计）。但东城区的外包环卫工否认了有工龄工资的存在。

年终奖方面，不同区标准同样不同。其中朝阳区环卫每年年终奖大致在8400元/年左右（700元/月*12个月），不同工友间可能因工龄不同会有数百差距，年底统一发放。海淀区年终奖在去年七月份从7000元调涨到9000+元，增长1600元，也是年底统一发放。西城区环卫年终奖相比之下则比较低，为2000+元，近乎与最低工资持平。

此外危岗津贴方面，根据北京《环卫意见》，环卫工人均依法享有22元/天的津贴标准。朝阳、西城及海淀三区环卫工人均有此津贴，但属于外包的东城区环卫工人由于是固定薪酬（4500元/月）雇佣模式，均未提及有任何年终奖或危岗津贴方面的额外收入。

每月工资收入各区差异大 
根据《环卫意见》，北京环卫工工资待遇由“基本工资+加班费+危险岗位补贴+高温补贴（+绩效奖）”，以及每年一次额度为400元的免费体检和500元的健康疗养费等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不得低于本市当前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走访统计到，北京当下各区环卫工人月收入在3500-6000之间不等，各区之间差异较大。

其中朝阳区月均收入3500元左右，若遇节假日有额外加班费可达4000-4300元左右；海淀区环卫工虽然每日工作时长可达14小时，但月均收入在3500元左右，若额外再加班可达到4000元/月。东城区环卫工采取固定工资标准，为4500元/月，即150元/天；即便当月天数为31天，工资数额同样为4500元不变；环卫工每日工作时长达14小时，365天无法休息；若有事需请假，则会按天计算扣钱。其中东城区公厕环卫工工资稍少，为4000元左右，同样需要每天上岗，若有事请假则按300+元/天标准扣除工资。针对东城区和海淀区，两区实行14个小时工作制，但环卫公司在加班费计发上面存在不透明和涉嫌违反劳动法加班规定的可能性，环卫工应得收入依法会比上述更多。

相比之下，西城区环卫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环卫工“做六休一”工作安排相对合理，其工资组成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危岗补贴+早餐补贴+加班费+综合补贴+值桶补贴（垃圾分类）等，税前收入基本超过5000元/月，部分岗位有值桶补贴，月收入总和达到6000元。

03 劳动福利保障
五险一金保障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上述即为常规所讲的“五险一金”，是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的保障，属强制性。对此，北京各区环卫工缴纳情况不一。其中仅有朝阳区为环卫工完整了缴纳了“五险一金”，其中“五险”部分个人缴纳部分为410元左右，而“一金”公积金则依据工龄长短有所区别，个人缴纳部分为500-900元不等，均符合北京市要求缴纳基数的最低标准。

而西城区与海淀区均只有缴纳“五险”部分，额度为400+元左右。至于东城区公厕环卫部分则有单独缴纳“五险”400+左右，但是东城道路保洁由首创环卫雇佣的环卫工人则没有任何“五险一金”。东城区环卫工人表示，在确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单位已经提前告知不会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等，若不接受则不会聘用。

高温费、年休假、健康疗养等情况
根据北京《环卫意见》，环卫工享有夏季高温津贴标准最高180元/月（6-8月期间），单位应提供每年一次免费健康体检，费用标准不低于400元；每年一次健康疗养，费用标准不低于500元；此外工人享有国家法定的带薪年休假。

针对高温津贴和每年体检，朝阳、海淀和西城环卫工均表示有依法发放和落实，但至于健康疗养的情况则有所差异。其中朝阳区和海淀区因疫情原因去年及今年均未安排疗养活动，但未将费用折算为现金发予工人；而西城区环卫则是直接每年发放500元现金。但工人对疗养活动持保留意见，部分工人表示，很多时候疗养活动类似于团队旅游，仅安排一天，行程过于匆忙及形式化，常常早上出门，下午天还没黑就得坐车回市区，并没有达到休息的实际效果。

至于年休假部分，朝阳、海淀和西城环卫工人均有提及，但是针对具体休假天使的年限统计却有问题。工人表示，所在环卫单位均只计算该员工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以此来计算年休假天数，而非从员工参与工作的年限开始计算，有违国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相关规定。这一情况在各区都普遍存在。

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东城区环卫工人表示，所在的首创环卫公司从未给并没有发放高温补贴和安排健康疗养等活动，也未给予员工带薪年休假的休息机会。

环卫工吃住问题
北京城区内吃住成本极高，对于长期需在市中心工作的环卫工而言，环卫单位能否提供吃住方面的支持是尤为重要的。朝阳区环卫中心不负责工人的日常吃住，但岗位上会提供每日早餐；海淀区则针对部分员工包吃包住，若选在外租房，则每月补贴200元房补，但不能使用单位食堂；西城区提供住宿，为多人间，吃饭则需缴纳150元/月（每日两餐），若在外租房房补为150元/月；东城区同样负责吃住，均为多人间，但是没有提供夫妻房，即便夫妻二人均在同单位也必须男女宿舍分开住。（关于租住环境如何，囿于调研时间有限，未能深入了解）

其中，东城区的吃饭问题备受指责，工人表示每日两餐也同样是外包给其他公司，中午11点和下午5点多送到岗位，但是盒饭油水和肉食普遍少，难以下咽，但宿舍也不允许开伙额外补充餐食，否则会被罚款；因此工人几乎都只能自己额外在超市购买熟食、豆腐等进行搭配或凉拌作为补充。

04 工作管理和劳动规范
存在“以罚代管”
整体而言，北京环卫行业的扣罚管理行为并不频繁，但“以罚代管”仍然是核心的管理策略。朝阳、西城、海淀等区环卫工反应，单位多数仅会在特别严重的事故上对员工进行扣罚，与外人聊天或者地面垃圾清理不及时也会偶尔进行罚款，并不频繁；多数在第一次发现时会进行警告或者少扣一点，第二次开始会进行扣罚，一次50元，也有时候可达100、200元。东城区相对严苛一些，工人被要求在工作岗位上须要持续走动，不可短暂休息，环卫队长会到处巡逻监督工人作业，若发现偷懒或垃圾问题，则会进行扣罚。

负责路段长度较其他城市长
北京各区环卫负责路段长度基本都在800-1000米之间，即大约4000-5000平方米之间的作业面积，相较其他城市为长（如广州为3000-4000平方米）。这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北京市区环卫机械化作业程度高相关，路面整洁度较高，工人仅需负责马路边上的白色垃圾等，以及绿化中的塑料袋、烟头等垃圾，而机动车负责机动车道的常规保洁。但在一定情况下是否也会出现工作负担过大的的问题则有待继续考察。

持有劳动合同/工资条情况
根据《劳动合同法》与《工资支付条例》，劳动者应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每月单位需定期发放工资条列明明细避免工资不透明。走访了解，其中东城区环卫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发放工资条，因而相应的劳动权益，如五险一金等，也均没有依法得到保障。而朝阳区、西城区和海淀区则有按规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有持备份合同，但即便工作多年或签署多次合同的环卫工均没有获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外，朝阳区和西城区环卫工每月有获发工资条，但海淀区自去年7月更换新合同后便不再获发工资条明细。

行业剪报(2022.3-4)｜疫情肆虐，基层劳动者承担着怎样的代价？

导言：3月份以来，由奥密克戎毒株所致的新一轮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多个城市先后出现疫情，并在“动态清零”防疫路线的指导下陷入封锁之中，大量的方舱医院被修建，一轮又一轮的全民核酸检测展开，高速公路出入口被封闭。与此相伴的是，大量工人被招募去修建方舱医院以及担任方舱医院后勤，封城下的生活物资供应则离不开快递员和外送骑手等“保供人员”，卡车司机在各地防疫政策的夹击下维持着全国物流，还有更多的打工人因防疫封锁而“手停口停”。本期3-4月份剪报关注疫情下基层劳动者的权益和生存状况。

01 方舱建筑工人：工地感染、拒付隔离费、回家难

近两月新闻频爆，在疫区方舱医院的修建过程中多起建筑工人权益受到侵犯。最早被引起关注的，是3月24日吉林市高新北区方舱工人的微博求助。

据工人称，自己被招募去修建方舱时，中介承诺不会接触当地人员，但后来在工地宿舍却被安排与当地人员混住。在工地发生疫情后，施工单位未上报，并拖欠工资。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要回工资后，施工单位安排工人在外隔离，但隔离费用却迟迟没有着落。

三月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长春市兴隆山方舱。援建兴隆山方舱的建筑工人也同样遭遇了工地感染、拖欠工资、拖欠隔离费用等相似的剥削处境。

据网友梳理收集，方舱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类似事件也在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与廊坊市方舱发生，具有普遍性。追溯上述方舱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建筑业用工普遍存在的分包制以及劳务中介制度——施工单位将具体施工任务层层分包，导致用工管理混乱，责任不分明。这种用工结构，直接导致承包单位与劳务中介在工人管理和雇主义务上互相踢皮球，乱像丛生。上述用工制度早已是我国建筑行业的顽疾，时常引发拖欠工资等事件。而在疫情下方舱医院的修建中，这种混乱的用工制度则进一步引发了工地工人群体感染、拖欠隔离费用等权益危机。

除此之外，方舱建设结束后，方舱建筑工人的安置与返回居住地安排情形也值得关注。3-4月份，社交媒体上涌现多起关于方舱工人在工程结束后露宿街头的求助信息。追其原因，一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工程结束后方舱工人直接就地遣散，未获安排隔离，也未安排工人返乡；另一种则是工人返回居住地后被当地拒绝接收。造成前者的原因是分包制与劳务中介制的混乱管理，后者则是因为各地防疫政策不协调，地方防疫层层加码，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本位思想导致。

凤凰网曾报道了一位方舱装修工人的回家经历：在结束隔离后，大巴车把他送到了高速路口，打电话给房东，房东说社区不给他进小区；打电话给社区，社区说是房东和物业不给他进；打电话问小区物业，物业说未接到任何通知。三方相互扯皮却又给不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后该工友只能住在自己车里隔离。

如果地方相关部门和承建企业真的是为了防疫考量，就应该为回家的方舱建筑工人提供隔离安置，而非撇清责任让回家工人流落街头。

02 疫情中继续编织招聘骗局的“黑中介”

疫情危机下产生了大量用工缺口。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需要大量人力来维持，例如方舱医院需要招聘保洁员、保安等后勤人员，遭到封控的社区也需要招聘人员来维持秩序、协调集体核酸检测等。

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起17名防疫保安被骗的事件。受访保安称其在招聘群里看见了中介发布的防疫保安招工信息，中介承诺工期是3-15天，工资做完结清，并称工作区域内没有阳性感染者。3月22日，受访工人被中介带到了工作区域，之后中介便消失了，群聊也被解散。这时受访工人们才知道他们工作的小区内早已有大量阳性感染者，但因为身处封控区内无法离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留下做工。受访工人在小区内工作了将近一个月，中途经历了工作量增加、待遇下降，在4月26日发现负责考勤和发放工资的保安队长跑路不见。工资发不下来，被骗的防疫保安开始维权求助，拨打12345、12333等热线反映，并报警，最后在政府介入下要回了4月份的工资，维权结束后，17名防疫保安被遣散。报道还提到，被遣散后，几名工友通过中介找到了新活儿，工作内容是帮做核酸检测的医生“贴标签”，但当他们步行3公里到达工作地点后，却发现那里只有一处在建隔离点，工作内容是搭棚子，又遇上了“招聘诈骗”。

本轮疫情中，上海东海养老院爆发的院内聚集感染也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由于大量护工感染病毒，需要补充人手，养老院通过劳务中介从各地招募护工，在此过程中也曝出各种招聘骗局。劳务中介向工人隐瞒工作环境的具体情况，并向应聘工人收取1000~2000的高额中介费。当受聘护工去到东海养老院后，才发现工作地点管理混乱，工资无人负责，若是在工作时感染，也没有赔偿。一名护工在接受访谈时说到，“如果知道这么大风险谁会来，怎么会愿意赚这个钱。”

类似的招聘骗局在疫情中频繁发生。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的报道《当我决定离开上海》引述了一位滞留高铁虹桥站的工友的观察和判断：“3月中旬，上海疫情变得严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网上发布招聘‘防疫志愿者’的消息，称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而这些人在来到上海后，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绍费，随后并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载着他们到方舱、医院、工厂等地，询问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没有就转一圈回来火车站，第二天再去问工。滞留在这儿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愿者’骗来的，他们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舱等地做了几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却发现已经买不到离沪的车票了。周边宾馆几乎没开，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着要么回家，要么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费和介绍费赚回来，一来二去便在虹桥站住下了。”

黑中介抓住零工在疫情下对生计的需求，毫无底线地发布各种虚假招聘，或是骗取中介费，或是不择手段完成招聘任务，这些行为引发大量劳资冲突，有关部门甚至也在这些冲突中强行维稳。据观察者网报道，4月30日，上海松江警方接到报案，称有工人以工作强度高、住宿条件差为由“挑唆工友罢工”“要挟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合同并赔偿每人3万余元”，警方介入后，发出公告称“发现这批工人此前在其他方舱也有类似行为”，便以敲诈勒索为由对8名方舱工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3 保供骑手：没有高薪，只有露宿街头

封城措施下，整个城市的运行被按下暂停键，居民无法出门购买生活物资，此时保障物资供应的任务便落到了保供骑手、保供司机的身上。TA们来往于各个仓库和小区，构成了封城期间城市的“生命线”。

保供骑手露宿街头的情况在三月份中旬深圳封城期间开始受到公众关注。3月16日，微信公众号“冻柜”发表了文章《疫情之夜，那些无家可归的深圳骑手》，文章提到很多城中村升级了防疫政策，外送骑手“只准进，不准出”，就算骑手有保供人员工作证明也没用。这意味着骑手一旦回到城中村的家中，就无法再出来工作，因此失去收入来源。外送骑手们被逼无奈，只好露宿街头，在外面过夜。文章发出后引发舆论巨大反响，有关部门和企业开始作为，饿了么和美团都发声明为全行业骑手提供免费住宿以及休息驿站，并列出了酒店清单。但后续有骑手表示，尽管美团和饿了么都宣布自己的住宿对全行业骑手开放，有饿了么骑手却被拒绝入住美团的爱心酒店，也有骑手称有些“免费住宿”实际上是要收费的。

在半个月后陷入“全域静态管理”的上海，保供骑手们遭遇了跟深圳骑手们一样露宿街头的困境。美团和饿了么提供的住宿只给专送骑手入住，数量更多的的众包骑手没有入住资格，甚至由于床位紧张，一些专送骑手也无法入住。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骑手选择了睡在桥洞底下，至少可以遮风挡雨。但后续有报道传出一些桥洞底下被城管用围栏围起来，在此过夜的骑手被驱赶。公共部门能在短短几天内协调建设出能容纳数万人的隔离点，却无意保障保供骑手、保供司机们的临时住宿。

上海封城期间，社交媒体上有传言当外送骑手收入一日上万，有骑手在接受访谈时则否认了这种传言：“现在这个时期，那种能拿到很夸张收入的都是比较有心眼的，厚着脸皮可能对顾客连蒙带吓的，一单就很多打赏。老实的收入还是低，还是像平常一样送单。”

04 货车司机：高速封路、车上吃住、还贷压力

中国有约2000万货车司机，TA们奔波在我国的公路网上，支撑起供应链的正常运作。但由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多点爆发，各地开始封锁高速路口，工厂停工，流动的货车司机也被各地防疫政策视为重点疫情关注对象，TA们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一些在疫情下陷入困难的货车司机开始通过短视频平台为自己和同行积极发声，短视频up主“卡车洪哥”发布了多个述说卡车司机困境的短视频，引发公众关注。防疫政策给货车司机带来的第一个困难是核酸检测证明，各地频繁要求入境货车司机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且缺乏互认、标准不统一、核酸检测点配套少，导致货车司机要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核酸检测上。第二个困难则是货车司机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过境多个城市，行程码上难免会带星，而行程码一旦带星，则会被多地拒绝入境。除此以外，一些疫情严重地区采取了封锁高速公路的措施，导致大量货车司机滞留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收入，甚至断粮。有货车司机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车上有载货，货主会协助货车司机应对防疫措施，但是空车时，货车司机就只能自己处理了。

疫情中针对货车司机粗暴的闭环管理措施也令人诟病。货车过境时，地方有关部门会在货车车门上贴上封条，禁止货车司机下车，货车司机只能在车上吃喝拉撒。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公安局4月21日发布一份警情通报，指警方“在巡查时发现3名货车司机撕掉封条下车吃饭，给予三人行政拘留处罚”。恶劣的食宿条件也会影响司机的健康。有报道称，3月31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一名滞留高速公路的货车司机在服务区突发疾病去世，这名司机此时已在服务区滞留一周。

由于疫情影响，货车司机运货不仅效率降低，面临各种隔离措施，单量也大大减少，导致收入大幅下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在三月份通过问卷调查了1801名货车司机，调查显示，35.7%的自雇货车司机今年三月份的净收入少于3000元。中国的自雇货车司机大部分为贷款买车，长期面对着车贷压力。据课题组调查，自雇货车司机中有六成每月要还6000元以上的车贷，其中有两成要还9000至12000元的车贷。收入的下降大大加重了货车司机的还贷压力。

由于媒体对货车司机处境的积极报道，以及疫情物品供应链上的压力，4月7日交通运输部召开“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会议，有关负责人强调，“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设置防疫检测点，严禁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确保全国交通运输干线畅通。要依法依规制定通行管控措施，不得层层加码、一刀切，确保通行管控政策统一。”

05 网约车司机：收入下降，集体退车

3月21日，上百名“如祺出行”司机前往如祺珠海运营中心，要求平台办理退车手续；3月底，成都、长沙、珠海三地的T3出行司机也在大规模要求平台退车。有成都T3出行的司机表示，自2月份以来，当地跑网约车的收入下降非常严重，以前可以一天跑400块钱左右的流水，现在一天只能跑100块钱左右。尽管跑网约车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平台每天一百多的租金还是要继续交，很多司机实在熬不住，要求平台退车。

受疫情影响，多地也暂停了网约车运营，司机失去收入；而网约车还在运营的城市，司机收入也受到剧烈影响。据交通部数据，2月份网约车行业订单量较1月份下滑21.8%，3月份较2月份下降2.2%。而今年4月份的网约车订单数较3月份环比再下降11.6%，仅为去年同期的六成。在行业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网约车司机认为平台减租刻不容缓。苏州市和深圳市的T3出行司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曾通过集体罢驶的做法来向平台要求租金减免。

网约车司机的困境也同样摆在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面前。4月27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同样要求有关部门减免“份子钱”。

06 手停口停的一线劳动者

封城管控下，大量企业生产被叫停，员工被封控在住处，无法工作，生计受到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零工群体。在2022年初西安疫情期间，便频繁传出外来务工人员的求助信息，TA们或是露宿街头，或是在城中村的住处被区别对待——社区物资只发放给房东和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资需求则被无视。而上海作为一个特大都市，有着庞大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封城管控下的上海，作为外来人口的TA们也身处困境。

“半山腰志愿者团队”是一个援助上海受困民工的公益组织，该公益组织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数百条求助信息，其中很多都是来自外来务工人员的求助。在封城初期，生活物资基本只能靠社区发放，社区发放物资往往以户为单位，而外来务工人员往往住在6-8人一户的群租房中，社区发放的物资根本不够分。除此之外，很多群租房亦不一定有煮饭烹饪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区发放了生蔬菜肉类等物资，也无济于事。

社区物资发放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复盖相当有限。更多居住在工地、城中村、日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根本收不到任何社区物资。随着封城的持续，尽管生活物资的外送服务与外卖服务逐渐恢复，但仍因运力和供应不足而价格高企。与此同时，大量工地民工、家政工人、日结零工等因失去收入来源，完全无法负担这些高价食品和物资，而房租压力也让TA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对于长期的零工工人而言，疫情间的收入完全断绝；而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同样面临着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压力，因为工作单位停工，TA们大部分只能领取最低工资。在一些因疫情而经营困难的企业里，工资则被延迟发放。由于供应链的中断，收入受到影响的制造业工人不仅局限于疫情封锁地区，而是随着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辐射到全国劳动者。

2020年疫情以来，我国针对疫情推出的纾困措施都是针对企业进行纾困，例如社保减免等，很少有直接面向劳动者的纾困措施。4月24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1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蓓蓓介绍，为保障服务型企业和员工的经营、生活，朝阳区与中国人保公司合作推出《朝阳区服务型企业疫情防控保险方案》，对防疫过程中按照要求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给予基本生活保障支持。方案提出，在朝阳区辖区内，每家企业每次停业事故累计最高可获赔偿10万元；服务型企业员工，保险给予每人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朝阳区的这一举措获得网友们的欢迎。

但一朝阳区微博网友“狐狸的阿奇”于5月5日发微博称，花了一个多小时打电话向各个部门询问如何领取上述保险，获得答复是“只有店里有阳性或密接才可以领取保险，并需要持有疾控中心发布的文件”。可见，在所谓好的政策方案背后，即便发生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服务业企业的员工还是被排除在外。

07  小结
本月新闻剪报，基本呈现了各个行业基层劳动者在疫情中遭遇的典型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劳动者面临的这些困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于疫情前劳动者的日常中，职场的结构性剥削、不公正待遇在疫情下被放大、加重，最终造成了今日疫情所见到的如此无助的处境。建筑业常见的层层分包造成的混乱管理，在疫情下造成了工人的感染、隔离费被拖欠；平日时常用各种套路坑害工人的黑中介，在疫情下大发灾难财；平台对于众包骑手与专送骑手的算法配置，不断通过灵活化的用工结构弱化平台方自身的雇主责任，在疫情中“光明正大”地让众包骑手露宿街头；货车司机平日受到地方不合理规则的罚款，在疫情中则困在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中；疫情导致的收入下降成为了压倒网约车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本身就缺乏社会保障的零工工人，在疫情下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

当然，基层劳动者在面临疫情困境时也并非坐以待毙，他们也在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争取改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方舱建筑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发微博维权；货车司机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向公众诉说行业困境；被困在群租房内的务工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发送求助信息。基层劳动者也在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被骗的防疫保安集体停工去找有关部门讨说法，出租车罢驶要求公司减免“份子钱”。前者是因为工作的临时属性与疫情封锁中走投无路使得工人敢于行动，后者是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传统在疫情困境中继续发挥作用。

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全球数百万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这是大部分国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正常运行而付出的代价。承受这个代价的，往往是那些缺乏话语权、不掌握权力的边缘群体：工人阶级、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等。这便是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在中国，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存在，使得暂时中断或限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强力的封锁措施尽管使得国内避免了巨额死亡，然而强硬的非人性的防疫措施却令社会付出大量成本——供应链被切断、企业停工亏损、市场交易暂停、劳动者面临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由于针对劳动者与小业主的纾困措施的缺乏，这些社会成本几乎由基层劳动者与小业主来全部承担。在这里的国家干预下，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以扭曲的形式出现，承受着整个社会防疫的最终代价的，仍然是那些缺乏话语权、不掌握权力的边缘群体。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两年里，社会公众对于强力防疫措施的配合来源于对疫情结束病毒消失后，一切恢复正常的所谓预期，因此只能默默承受“动态清零”战略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病毒的不断变异，人类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已成为必然。在此情况下，如不考虑加强对基层劳动者以及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措施，已经被消耗赤贫的基层劳动者恐将难以继续消化这背后诺大的经济代价，继续这样推行强力防疫封锁措施，社会的反抗也将增加。

广东省保缴费年限延长至30年，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

广东省最近出台了一项对于广大劳动者影响深远的政策。2022年6月22日，由广东省税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发布，将逐步统一本省医保缴费年限——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计缴费年限将统一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其中未达规定的地市，从2022年要开始逐年均衡调整。

该政策一出，很多报章媒体都高挂赞誉之词——“广东全省参保人权益保障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尽力宣传。然而对于广大基层劳动者，实际可能的负面影响却没有被详加解释。此法案出台早期也没有任何的公众质询和听证环节，“说修法就修法、说延长就延长”，丝毫不保障受影响劳动者的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

本文将尽可能简单地为广东省内、尤其是受主要影响的广州市基层劳动者解读该新规，剖析《暂行办法》到底真的有没有“完善”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01 修改之前各地的政策是怎样？
本次修法，广东省将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统一延长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且劳动者要在最后的医保退休地有累计10年的缴费记录，才可享受医保免缴的退休待遇；这些新政需在在2030年1月前完成逐年上调。医保退休缴费年限不像养老保险，设立之初并没有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确认，因此各地的缴费年限规定各不相同，而是由各地根据财政情况自行制定。

查阅资料，在过去十年间全国已有城市开始陆续对医保缴费年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延长，主要模式为：1）男25年/女20年，或 2）男30年/女25年；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缴费年限仍然保持与养老保险一致，如上海和成都男性女性均为15年。就广东省而言，各地市在此前的年限要求均低于新规的规定，部分城市如深圳佛山等地为“男25年/女20年”的模式，珠海为20年，广州则仅需10年（2014年前开始缴纳的劳动者）/15年（2014年后）。简而言之，新的广东省《暂行办法》将重新改写全省几乎所有劳动者的医保退休待遇门槛，每个人需要缴纳的医保年限大大延长5-10年；而广州的劳动者缴费时间和金钱成本甚至将翻倍，延长15-20年。

02 新规将怎么影响基层劳动者？
广东省《暂行办法》发布后，要求未符合规定的地市从2022年开始，需制定政策逐年调整本市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也就是说，接下来几个月几乎所有的地市都会加速制定出台相关的“缴费年限过渡办法”，在今年真正落实逐年增加缴费年限的要求。广州社保局公告说明，在今年“缴费年限过渡办法”真正出台前的这短暂的间隙里（但预计政府速度会很快），会继续沿用此前10年/15年的缴费要求[注1]。

不可否认的是，新“医保退休”办法推行后，广东的劳动者必然将受到诺大影响。第一，新规将导致基层劳动者享受医保退休待遇的时间门槛和金钱成本大大增加。这里面最为核心的是，缴费年限的延长将大大增加基层打工人的医保成本。《暂行办法》规定，退休时累计缴费年限不够可采取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补缴基数为上一年度的所在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办法并没有明确缴费的比例，可见这将由各地市根据财政情况自行决定。

那可怕的问题在哪？

我们需要比照下退休前正常缴纳和退休后的补缴医保的成本差异。以广州为例，退休前职工正常缴纳医保，多数基层劳动者的缴费基数采取法定标准的最下限，即广州社平工资的60%，缴费比例为2%，如2020年下限为6757元，缴费金额约135元/月；若退休后补缴职工医保，依照现行的《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关于年限不足补缴的规定，则以“退休延缴人员”的方式全额缴纳，缴费基数变为广州社平工资的100%，缴费基数为7.5%-9%[注2]，如2020年为11262元，最终缴费金额约845-1014元/月，是退休前的6-7倍多。想象一下，新规一上路后，对于未满足年限要求的临退休基层劳动者，工人退休前工资本身就远低于社平工资，但每年因此还要多付出高出自身支付水平的上万医疗保险费，甚至还要连续多补缴5-15年不等（依阶梯递增）。工人退休金这样折腾下去恐怕也不够用。这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大帐。

第二，新规完全忽视了基层劳动者工作不稳定的真实处境和企业不缴社保等历史问题。对于基层劳动者需要累积缴费30/25年的硬性要求，是极为离地的官派思维。有劳动者表示，“累计30年的医保，除了公务员外，谁能保证自己从参加工作以来能累积30年不失业，不换工作，医保中途不断开？女性还要生育，女性退休年龄也早，25年太长了；女性超过35岁，男性超过40岁都很难再找到工作。”在珠三角流动性这么大的地区，要接近中年的劳动者退休前累计有30/25年的工作缴费年限完全不现实、也不可能。全国性的《社会保险法》2011年才上路，很多血汗企业、不良雇主一开始就没有合规地为工人缴纳医保；即便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珠三角中年农民工都有超过30年的打工经历，但是企业能够依法缴纳社保的比例恐怕是极低。缴费年限门槛的增加，明显是进一步将基层劳动者排挤在报销比例较高的职工医保之外。

第三，新规上路至2030年1月完成调整仅有七年半的“过渡”时间，对于未来数年内退休的劳动者极为不公平。《暂行办法》2022年6月下旬才公布，7月就正式生效，2030年1月就要完成调整，从10年/15年/20年缴费年限一下子增加到30年年限，留给社会的缓冲过渡仅有七年半时间，时间太短太匆忙。以广州为例，很多即将在2022-2030年之间退休的劳动者，原本可能已经满足了10年的医保年限缴纳要求，但是现在在退休时却突然需要额外补缴10-15年（甚至更长）的社保；其他城市劳动者也需要在未来七年间消化额外增加的5-10年的年限要求。想象一下，这些劳动者好不容易攒够15年的养老缴费年限和10年的职工医保年限，但是现在退休后可能还额外每月承担近千元的职工医保补缴，又或者无奈转回老家缴纳低额新农合（但报销待遇将大大降低）。最终，劳动者终其一生辛勤工作贡献的城市，依旧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也“看不了病”的城市。

03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来修改缴费年限？
国务院在针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执行意见时，没有针对缴费年限做出全国统一规定，而是采取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由各地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消费水平和人口结构等差异制定相应的缴费标准和医保待遇标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广州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城市——每年的医保参保人数都在稳定增加，医保基金每年结余稳定上升——即便在2015年最新修订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也仅仅是将2014年1月才开始缴纳职工医保的劳动者退休前缴费年限从原先的10年稍微延长到15年。

但是疫情明显完全扭转了这样的财政优势。广州职工医保基金在2017年度结余为96.43亿元，2018年度为112.80亿元，2019年结余163.57亿元，但是到了2020年底结余急速减低到108.74亿元，减少了1/3，比2018年总数还少；而2021年的数据还未公布，相信也不容乐观。我们可以充分相信，疫情防控举措消耗了劳动群众数十年来缴存的大量医保基金存余，但这持续缩减的医保基金池或将导致未来民众看病就医报销标准的下滑，长远恐将影响民众医疗福祉的可持续保障。所以，拓广渠道填补基金危机成了当下重要的政策导向，但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要急于在短时间内将这个代价继续转移到劳动者身上呢？

须记得，疫情期间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规模阶段性减免或者允许企业缓缴社保费用，但劳动者个人缴费部分自始至终都不曾享受减免政策。广州为例，疫情期间将企业的职工医保缴费减半征收，费率从7%减为3.5%，但劳动者个人缴费费率维持2%。疫情期间劳动者虽面临降薪、失业等多方危机，但是却不得不持续地为国家社保财政“贡献”社保医保经费。在这样的“单方面倾向企业”的照顾政策之下，面对医保基金的锐减，政府还继续地将“刀”划向了劳动者，试图通过翻倍延长缴费年限来弥补过度的医保损耗。

04 广东《暂行规定》将加剧劳动者的医保危机，必须要再做合理调整
综上分析，我们看到广东医保《暂行规定》对于基层劳动者的影响甚大，无论从退休补缴的高额缴费基数上、还是额外增加的15-20年的缴费年限、还是极短的过渡缓冲期，都令长期处于工作不稳定性、缺乏完善劳动保障的劳动者难以承担额外增加的养老医疗成本。虽然医保基金骤减，但这代价不应该直接转嫁到工人身上。本文提出，针对《暂行规定》广东省地市政府需要对执行细则再做合理调整。

首先，重新制定合理的补缴缴费基数和比例。现行以“社平工资”和“7.5%-9%”的补缴比例使得工人退休补缴职工医保成本极高，甚至超过普通退休金的一半。高成本最终只会迫使工人转向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接受更低的医保报销待遇，这对于长年在城市打工的劳动者明显不公平。其次，重新审视30年的年限要求，缩短延长或维持原先10-15年限。男30年/女25年对于稳定的制定条例的公务员而言当然可行，但是基层劳动者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中国经济下滑形势之下，劳动者更难找到长时间稳定的工作岗位，而非正规行业又不受医保强制缴纳的规制，贸然翻倍延长年限完全不科学。

最后，延长年限新规过渡期太短，大量即将退休的劳动者受冲击，必须对不同阶段的劳动者医保退休的适用情况进行分类。《暂行规定》规定2030年1月前要完成男30年/女25年的年限调整，各地市今年都会开始制定“缴费年限过渡办法”，我们建议行政部门对适用法规的劳动者进行分级分类，包括：1）在2022年7月法规生效前已经开始缴纳医保的劳动者适用老的年限要求，2022年7月第一次医保缴费的劳动者才适用新规；2）同时，对于即将在2022-2030年之间退休的劳动者，应维持沿用老的缴费年限规定，自2030年1月劳动者办理医保退休时才开始正式执行新规。

但显然，随着老龄化和经济下滑的趋势，延长医保缴费无法完全解决未来医保结余基金缩减的危机。学者杨燕绥就曾提出，要保证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让退休职工继续缴纳一部分医疗保险费只是办法之一，真正控制收支平衡，还是要控制欺诈基金和大处方现象，把有限的医保基金用到合理的医疗上，这是最根本的。可见，增加缴费只是长期中的一环，解决问题的力度远远不如加强医疗服务治理[注3]。

但很遗憾，过去十几年医保基金的稳定性都在靠各地延长劳动者缴费年限来维持。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国家发愁没人生娃影响未来的市场劳动力供应，不断修订政策鼓励生育，让个体家庭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但一方面又不断修法抬高劳动者个人养老医保的成本。“如果退休后继续缴纳医保费用，退休金都不够生活的，还要拿出来支付医保费用不是太悲哀了吗？”——这是广大工人被剥削一生最后的无奈。

上海警方泄露数据中的劳动案件分析

前几天，上海某机构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其中有25万笔个人资料和25万笔“110报警台”的案件数据被作为样本公开释出。后续，有研究者分析了个人资料的出生年份、姓氏分布，发现其非常符合中国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分布[注1]。这样的结果表明该释出的数据样本集具有高度随机性，有一定的分析价值。我们针对这25万笔案件数据，进一步尝试研究和分析其中与劳资纠纷、工人处境相关的案件。

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

劳资纠纷在纠纷类报警中数量排在第六位，约相当于消费纠纷和经济债务纠纷的一半，并非少数。
上海市各区劳动案件数量与该地区外来常住人口比例呈正相关，集中在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静安区。静安区属于主城区，劳动案件数量高的原因尚不明确。
民警对劳资纠纷的处理总体呈现消极态度，以告知解决方法和要求当事双方自行协商为主。但是，仍有38.2%的民警选择介入调解。从迫使执法部门回应的角度看，劳资纠纷报警并非完全无用。
报警案件中劳动案件涉及的三大核心议题分别为工资、招聘、工伤。
工资类型案件中，服务业的纠纷占主要，但建筑业和制造业则有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体行动。其中，工人报案中主要是希望寻求民警介入处理工资纠纷；而雇主方的报案则大多是因为工人所采取的抗议行动，希望寻求警察保护。
求职类型案件中，招聘诈骗为主要报案原因，其次为中介费争议。主要的招聘诈骗来源于网络平台求职，诈骗金额多在1000元以下；中介费争议以要求劳务中介退还中介费为主要原因。
工伤类型案件中，建筑业/工地是工伤报警案件最多的来源地，其次是制造业。252起汇总到的工伤报警中有11起案件明确提到工人在工作中死亡。
释出的数据样本中出现三起工人集体罢工。
一、数据分析方法简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上海某国家机关泄漏的数据中包含的结构化信息并不多，每笔数据只包含案件简要描述、编号（可以获取报案年月）、地点等信息。要想从大量数据样本中获得较具结构且可供分析的内容，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要做出取舍，我们采取了两种分析的策略（下文详述）述。另，本报告虽尽可能采取相对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但也因释出的数据占总数据比重低，分析结果也可能与实际存有一定的出入。

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设定两类分析对象：“纠纷类型案件”与“劳动案件”。其中，前者指的是在案件简要描述中存在明确的类型纠纷指称，这些指称包括“劳资纠纷”、“情感纠纷”、“停车纠纷”等等。纠纷类型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有54912笔（21.97%）。我们使用“纠纷类型案件”的特定指称主要用于考察不同纠纷类型所占的比重为何，劳资纠纷与其它纠纷类型在数量上有怎样的差异，以及警方对纠纷案件的处理等问题。

但是，仅仅分析“纠纷类型案件”中涉劳资议题的警情显然是不够的，仍有大量涉及劳动议题的案件并没有被民警在警情描述中回报为“劳资纠纷”，或是存在错误回报，例如拖欠工资的争议常被回报为模煳的“经济纠纷”。所以，我们在针对“劳动案件”涉及的具体争议内容的分析中，采取另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即采取在全部25万笔数据中，设定广泛的劳动相关的议题关键词（如工资、招聘等，具体请参考第五部分）进行搜索，尽可能呈现整体案件库中涉劳动案件的议题词频，分析劳动领域的日常争议要点。

结合上述两种数据收据和分析方法，就劳动相关的案件而言，我们搜集到一共1892笔警方明确描述的劳资纠纷案件、1697笔劳动议题关键词案件。这两种类型个别案例存在重叠，合并之后劳动相关案件案件共计3022笔。对于下文的分析，在“（二）不同报警纠纷类型的比较”和“（四）警察对劳资纠纷的处理”的两小节的分析中我们仅使用1892笔明确的劳资纠纷案件；在“（五）劳动案件的议题”部分，我们则只使用了数据库中1697笔劳动议题关键词案件；在“（三）劳动案件的空间分布”部分，我们使用了3022笔两种类型重叠后的劳动案件，这样处理是为了尽可能涵盖更多劳动案件，让空间分布的统计更合理。

二、案件时间分布与纠纷类型
在总数据中，剔除一些个别的问题数据后，我们最终得到249,980笔可供分析的案件。图一是所有案件按年份分布状况。可以看到，数据集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在2010-2019期间发生的，不包括疫情爆发之后的案件。

一般来说，公安部对于群众报警分为三个主要类别：违法犯罪、公民求助以及纠纷。这次的数据样本集全部近25万笔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违法犯罪、公民求助类型，其中纠纷类案件为54912笔，占比为21.97%。劳资冲突、劳动问题等通常被归类到纠纷类警情，我们将此类统称为劳资类型的纠纷，为我们本次的主要分析对象。

我们透过词语统计、筛选及标注，将其中主要的纠纷类型进行区分，得到主要纠纷类型在各年度的比例。其中，“劳资纠纷”的筛选词包括“劳资纠纷”、“劳务纠纷”、“工伤纠纷”，“工作纠纷”，“工资纠纷”（所有纠纷类型的筛选词因篇幅过长无法在此展示，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获取）。2005年及之前的案件因为数量过少，我们在数据呈现中省略了。

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劳资纠纷在报警案件中的数量如何？与其他主要纠纷类型相比是多是少？

劳资纠纷的数量在各年度主要纠纷类型中约排在第六位，除个别年份外与司乘纠纷基本相当，同时，劳资纠纷的数量约为消费纠纷和经济债务纠纷的一半。可见，劳资纠纷在纠纷类警情中不是少数，劳资相关的冲突、议题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劳动案件在上海市的空间分布。

三、劳动案件的空间分布

因为劳动案件总量有限，我们的空间分布仅分析到区的层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上海常住人口数最少的区崇明区有63万人，人数最多的浦东新区则超过568万人。我们在计算过程中考虑到各区之间常住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没有呈现原始案件数量，而是呈现各区每10万常住人口的劳动案件数量。因为数据主要分布在2010-2019年期间，我们的对于各区常住人口的计算采用了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和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数据的平均值。

上海目前一共有四个区的外来常住人口超越户籍常住人口：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这四个区也刚好名列劳动案件发生频率的前五高地区。它们都是上海郊区，为汽车制造、化工、电子等劳动密集产业的集中区域，这个结果符合预期，也暗示大多数劳资纠纷的当事人不是主城区的户籍居民，而是各行业从事基层工作的外来务工者。图四展示了各区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与此数据样本集中劳动纠纷案件的相关性。

唯一的例外是位在主城区、传统上被视为富人区的静安区，意外地发现也是劳动案件高发地。其背后原因是目前的数据无法回答的，我们提出几个可能的原因：（1）静安区职住比高——就业岗位数量与在业人口数量的比值高——即在此工作者中大量人口常住在其他区。（2）静安区服务业发达，一些静安区的劳动案件发生在服务业。（3）静安区是不少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工人可能实际工作场所不在静安，但是来此找老板讨工资、要求工伤赔偿等。

四、劳资纠纷的处理
另一个很常遇到的问题是：被老板拖欠工资，报警有没有用？工伤赔偿出现问题，可以找民警吗？在百度搜索中，绝大多数文章对这类型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用，警察不会理你，你应该去找劳动部门”。但实际上，许多第一次遇到问题的工人仍然会尝试进行报警。民警如何处理劳资纠纷的报警？这个数据集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们从劳资纠纷案件中随机抽取150笔数据进行标注，结果如图五所示（处理方式不明的案件原有44笔，占28.5%，为方便说明已省略）。这样的结果与一般的认知可能有些差别。民警对待劳资纠纷并非完全置之不理，尽管大部分记录中民警的做法是相对消极的，只会告知当事人去找劳动部门和司法途径或者要求当事人自己协商，但仍有38.1%的民警会选择以调解的方式介入纠纷。不过，数据集中对于处理结果的记录极少，我们无法评估民警介入对于工人是否真正有利。

此外，在极少数案件中，民警会将当事双方带至派出所，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可能是为了平息处在直接冲突中的劳资双方。例如：

**2016年05月，报警人XX报警称：在某商务大厦门口劳资纠纷，矛盾激化。民警告知报警人到所办理受案手续。

五、劳动案件的议题
我们透过对劳资相关纠纷的词频分布进行研究，发现工资争议、求职/招聘、工伤是其中的三个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就这三者进行考察。对于每个议题，我们会先使用与之相关的关键词进行过滤：

工资：工资、工钱
求职/招聘：劳务所、招聘、找工作、劳务中介、劳务费
工伤：工伤
并且，我们剔除了其中与盗窃、丢失有关的案件，确保每个议题类别筛选出的案件符合率超过90%。在具体分析中，我们都采用了随机抽样100笔进行人工标注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虽然不能达到最佳的准确度，但仍然可以呈现总体的趋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我们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1）工资案件（共807笔）
以工资为议题的案件主要是雇主欠薪、工人讨要工资，也有个别案件是工人收到预支工资后跑路。对于这些工资纠纷案件，我们关注：报案人是谁？为什么报案？是什么行业的工资纠纷？工人抗议是否涉及集体行动？

在行业部分，工资纠纷以服务业为最大宗。但建筑业和制造业则有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体行动（3人及以上的讨薪行动），建筑业19个集体案件中有5起，制造业14个案件中有4起。

工人报案中较高比例是希望寻求民警介入处理工资纠纷，一般是拿回被拖欠的工资。而雇主方的报案则大多不是针对工资问题本身，而是因为工人所采取的抗议行动。资方选择报警明显是希望获得警方“保护”。这些抗议行动包括暴力（威胁）、电话骚扰、上门堵人等，其中个别工人所采取的行动偏向暴力或骚扰手段，例如：

**报警人在某地址内，称：上址2人闹事，无持械，系工资问题，其中一个动手打了人

**报警人XX来所报案称其在某地办公室内收到以前的一个被开除的叫XX的员工的短信称要要回2012年5月份开除他时的工资，从2012年5月份开除至今，已有多次收到过对方的短信、电话等骚扰，故现在来所报警求助。

当然，这些说法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只是雇主单方面报案时的讲法。相对的，也有部分工人报警是因为雇主方的殴打或威胁，例如：

**劳资纠纷，对方要叫保安过来打人…报警人Y今日是为结工资到店内，因不满对方拖欠工资在办公室内抽烟，引起店方不满欲叫保安上来。经民警做工作，双方答应协商解决此事。

**Y到浦东三林镇新春村某老板Z处讨要工资，后发生争执，闻讯赶来的Y的弟弟C也与Z发生口角，后Y被Z持酒瓶砸伤头部并被其用碎玻璃瓶戳伤脸部多处(伤势待鉴定)。

集体行动的工人则倾向上门干扰营业或者限制雇主移动躲避，堵门是最常见做法：

**在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某地 近10名工人为要钱事宜，开轿车堵着厂大门不让进出。民警到场经调查是几个安装工人跟三一精机讨要工程工资引起的纠纷

**报警人称：10-20个工人闹事，拿挖机堵在大门内，不让出去

**禹州城市广场售楼处 经济纠纷引起。3男1女开一奥迪轿车锁门，未持械，无人伤。经查系马洪来此讨要工资，找不到老板而将大门锁上。

此外，我们在分析时发现一个特殊案件，讨薪的工人不是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区政府和信访办。这是我们详细查看的100起工资案件中唯一一个朝向政府施压的工人行动：

**2007年：S纠集了大约35人一起到嘉定区信访办要求讨要富运假日会所拖欠他们的工资。当天下午五时许，S等人带头到嘉定区政府3号门，堵在门口约半小时，导致区政府内车辆和人员不能进出，影响正常工作。后经民警劝说，这伙人被劝进信访办大厅。后至17时30分许，信访办负责人告知在场讨要工资的民工们，正常信访时间已过，告知他们明天再来，S等人执意不肯离开。后至当晚7时许，经信访办协调，拖欠民工工资的”王老板”至现场讲出条件，S等人带头反对，并扬言不让”王老板”离开，后这些人矛头指向信访办，僵持至当晚11时许，后在分局领导指挥下，对信访办进行清场，在清场过程中，T击打一民警脸部，后民警将为首的五人带所审查。

虽然从结果来看，工资没有讨到，为首的工人被带到派出所，可能会因为”击打”警察面临拘留。但在过程中他们堵区政府大门，在信访办僵持确实起到了效果——老板被“协调”至现场。

（2）求职案件（共662笔）
求职类案件可以主要分为两类：招聘诈骗与中介费争议，其它类型的案件中包含了3起中介扣押证件。招聘诈骗占了一半上以上的报警原因，其中有23起案件（43.4%）是透过网络平台找工作时遭到诈骗，11起案件（20.8%）是遭到劳务公司诈骗。

大部分工人损失的金额在1000元以下，通常是工人被要求缴交中介费、体检费、押金、资料费、信息费、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后中介消失。而少数损失金额高达万元以上的案件则多是网络平台的进行的诈骗，求职者被要求配合完成高额刷单，例如：

**其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与对方联系后按照对方指示刷单，被骗27000元。

**被害人Y在本区居住地上”百姓”网找工作，后其在一个自称是”北京龙天兴达建材有限公司”的网站聊谈，对方答应其应聘为该公司的业务”刷手”，前提是为该公司先购物五次，随后公司返回其本金和佣金…转出人民币13420元。事后发现被骗。

中介费争议相关的案件普遍缺乏较详细的描述，但其中部分案件提到“退费纠纷”。根据推测，这类争议应该包括求职者前往应聘后无法入职、求职者发现工作条件与中介所说不符后要求退还中介费、中介未即时介绍工作等问题。例如：

**L经营无证劳务中介公司，前段时间为Z介绍工作，收取中介费人民币200元。现Z以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作与事实不符，要求返回中介费，引发纠纷。

（3）工伤案件（共252笔）
工伤案件较少，总共仅有252起。

结果并不意外，建筑业/工地仍然是工伤案件最多的发生地，其次是制造业（各类工厂），也有部分工伤案件来自服务业（主要是餐厅）和物流运输业（码头及物流公司仓库等）。此外，252起中有11起案件明确提到工人工作中死亡，但其它案件中具体的工伤严重情况较难从案件描述中得知。

职业病常常也是与工伤一同讨论的劳动议题。但奇怪的是，报警案件中没有一起案件涉及职业病，这可能与职业病相对于工伤事故的紧迫性低有关。

六、工人抗争案例：集体罢工
上海数据集中还记录到三起完全未被媒体报道的集体罢工[注2]：

2019年7月，40-50名饿了么外卖员工因路程费罢工拒绝送餐。
2019-07-09 10：45：26，报警人在(报班长)金沪路某地食品城门口，称：40-50人(外卖员)现场闹事，阻止别人送餐，扎坏送餐电瓶车的轮胎，无人伤，无持械，同时建了一个罢工闹事的群，未造成交通堵塞，请民警到场处理。2019-07-09 10：45：26 ，金沪路某地食品城门口 ，民警到场，系饿了么外卖员工因外卖外送费用降低引起抵制，阻止别人送餐，没有扎坏送餐电瓶车的轮胎情况，无过激行为，民警现场劝阻。民警到场，经了解系外卖人员与沃尔玛公司平台因外卖路程费引发纠纷，集体停业，告知现场外卖人员自行离开。

2011年9月，台资电子工厂近500人因公司不缴社保费而堵住公司大门及周边道路罢工。
2011年9月29日13时30分许，洞泾镇洞舟路558号汉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H、女、51岁、台湾人)员工近500人因社保金缴费情况无法在网上查到，怀疑公司根本未交，故引发罢工并堵塞公司大门及洞舟路，造成交通堵塞无法通行。民警到场后了解，汉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历年来与上海劲通劳务派遣公司(法定代表人W、男、38岁、江苏省人、公司地址松江区沪松公路211号)建立劳务派遣协议，按规定社保金等费用均由汉门电子交付劲通公司，由其上缴至社保中心。但由于目前员工在网上查询不到个人社保金上缴记录，故引起不满。我所民警会同劳动部门进行协调，现人员已被劝离。

2017年8月，松江某卫生用品公司全体员工因合同续签问题堵门罢工。
2017年08月23日08时11分，报警人使用XXXXXXXXX报警称：在 松江 沉砖公路3129弄5号口门口 全场员工罢工 其中5-6名员工闹事 无持械 无激化现场 开着电瓶车堵住门口 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出警至现场，经了解报警人W(男、48岁、江苏省泰州市)系劳务公司(在青浦)，在上址(佘山镇沉砖公路3129弄5号口门口)因手下员工与公司合同续签问题引发纠纷，到场处理。

查询中国劳工通讯（以下简称CLB）汇总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三起罢工案件中，其中饿了么众包骑手罢工已经被记录在内，而台资电子厂和松江卫生用品公司的罢工则未被记录。这也是正常的，该地图仰赖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而大多数罢工行动即使具有相当规模，但当事工人不一定会在网络平台发布相关讯息，或者相关讯息因网络审查而难以留存、被检索。CLB曾表示根据政府发表的少部分官方数据，目前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所记录的事件大概只涵盖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5%至10%。

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利用这份上海数据集中的案件数量来简单推断上海罢工事件规模。根据2022年4月29日光明网的报道，上海市公安局长舒庆表示疫情之前110平均每天接警2.6万起[注3]。也就是说，10天的报警量就与这次泄漏数据集样本中的资料规模相同，若换成一年，则上海市可能每年就发生了超过100起成规模的工人集体罢工，不到4天就有一起。CLB对于2011-2019年间上海工人的罢工事件则总共仅记录到72起。

当然，要计算上海这样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型工业城市的罢工事件数量，25万笔报警案件的样本数据集仍然太小了，可能还有更多的劳资纠纷警情数据在原始的数亿资料库中。尽管这样的估算仍然不够准确，但从中看到中国工人在集体行动方面的动能不容小觑——即便在当下，网络审查已经令绝大多数的工人集体行动资讯在传播上销声匿迹，但不代表这些抗争没有发生过。

“服务业劳洞”微信公号被封公告

微信公众号“服务业劳洞”（fuwulaodong）因为7月初一篇针对上海泄露数据库中劳动案件的分析文章，在时隔一个月后，于8月8日被整体屏蔽和封禁，账号消失。

这个年代，账号封禁并不令人惊讶，但此公告除了想知会众多读者有个交代外，还想额外表达两点引发的思考。

第一，“劳洞”从2020年秋季开始间歇性地发文，期间完全依靠志愿者投稿持续至今，其存在，立足于讨论和分享来自于当下服务行业一线劳动者的处境和社会批判。在过去这两年间，我们见证了非常多关注劳动者处境、讨论真实劳动剥削体制甚至思考劳工实践的公众号一个一个被注销，例如政资研、马各庄、多数派、工号51、外送盟主等等，还有类似于打工谈、尖椒部落等因各种缘故停更。早初大家还在不断地“转世”，但久而久之在这场关于审查的博弈中总是会败下阵来，毕竟我们的工具能量是如此有限。服务业劳洞能在这一波波中的绞杀中存活这么久，无非就是我们太懒了，发文频率低（非常诚实）而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所以这一次的彻底消失并不意外，唯一遗憾的是，在互联网平台能够切实地讨论劳工处境问题的平台/账号越来越少了。过去几年，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无疑令每一个打工人都跟深切感受到更为彻底的剥夺感和绝望感，但立足于思考真实问题和日常实践的网络讨论并没有增加太多，消极的行动主义和稍显虚无的意识形态辩论并未能给我们日常带来更多的能量，反而可能是更为犬儒的蜷缩。我们做劳洞，无非就是试图用实践来消解无力，用对话来探寻路径，用存在本身来抵抗沉默，这都是单纯的观望和键政所不能实现的。

其二，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能）做什么？在过往的十多年里，南方活跃的劳工NGO群体是介入工人议题的重要主体，当然也不能忽略过去很多左翼群体在厂内厂外的组织和动员。劳工NGO所实践的组织模式，在经历了2015年开始的大打压之后，已经被迫地不断地退场——从法律个案维权，到大规模的集体谈判动员和罢工组织，这些已经不在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工人组织本身已经被套上了“有罪化”的符号；而近年来，连一退再退、不断妥协的工人社群服务型组织也在被迫关门。可想而知，整个政经格局正在翻转重塑，过往的经验正在悄无声息的消亡，而当下的实践正在扼杀，留下给行动者的想象力还有什么？必须承认，孕育想象力的实践土壤已经极少，对于当下及未来的（劳工）行动者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汲取过去的经验，但同时又可以不失创造性地、在一个（探索出来的）相对安全低调的节奏下继续追寻/筑建我们的理想社会。

即便参与劳工实践近十年，我们也难以提出一个/些自信的结论。所有的实践必须是围绕工人、与工人一起——这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屡屡受挫。与工人一起（with）并不是为工人（for）或关于工人（about），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和批判的东西、实践的东西，工人都看不懂或者理解不了与其自身的关系，那我们始终只是将其当成实践（我们）“理想”社会的一个客体，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工人”社会。“劳洞”的实践也是受挫的——我们起初非常希望可以撰写工人可以看、看得懂的文本，最后必须很无奈地承认，这些东西工人根本没兴趣看、看不懂以及进入不了他她们的生活圈。所以劳洞最后所做的一切，成了一种妥协，简化为：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人议题在公众中的社会可见度，对工人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批判。这种无奈与妥协，令我们长久地无所适从，因为我们所渴望的是陪伴每一个劳动者进行自信、有尊严的抗争。自信、尊严，这些都未必是能在文本中实现的，而是在与工人的组织生活中实现的，在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抗争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有些关于力量的探索，在我们口中是关于阶级，但在工人眼里，我们读出的是自信。

谈这么多，无非是想持续地思考两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持续且深远地提高劳动者处境的可见度，令劳动者的声音在社会上回归其应当的话语权？我们又该如何扎根地回应、参与“与工人一起”的实践问题，令不同工作场所的劳动者建立自身的抗争文化？这是我们最为关切的，至少是我们认为当下阶段极为核心的组织命题。但还是前面的结论，过往的劳工NGO或其他实践仍然难以回应这些困境，再加上政治环境的大变迁，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实验”性尝试，需要有更多的“失败”性探索。所以社群中的伙伴，请不要放弃想象和想象力。

最后，谈回服务业劳洞。虽然所有的微信文章都被删除，但是劳洞的所有文本长期都在网站上有备份，所以大家仍然可以在网站“服务业劳动观察”（serviceworkercn.com）找到文章（可能也被墙了，大家多钻研下…）。但鉴于审查原因，未必接下来还能有精力在微信上再开设账号，也因为平台完全是志愿者运行，现在发文频率也很低，所以后续的运作极为依赖更多人的投稿、或者有伙伴愿意从原始团队中接力继续（!!）。如果你想投稿或者想出一分力，又或者针对上述的思考有很多想表达/一起讨论的东西，都特别欢迎邮件联系：timianlaodong@protonmail.com （一般两天内回复）.

在此也想特别特别感谢过往所有投稿和为劳洞设计出力的行动伙伴，亦再次感谢大家关注劳洞！希望还有更多的劳动者声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