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解颜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社会学鼻祖费孝通的名着《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篇幅不长，仅一百页、十四篇文章、六万字左右，却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1】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两个特点：




首先，作者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表达为简单模型，把散落一地的日常概念梳理成因果关系清晰的逻辑。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2】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牛顿、伽利略在研究物体运动状态时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水落石出。




其次，作者能够去除观察者的感情色彩。自然科学的研究容易做到客观，研究社会现象则很容易被个人的价值观或偏见所汙染。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其论证卓有见地，其暴力革命的结论则给人类带来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人为灾难。在这一点上，费先生把握得相当出色，不管是对中国乡土社会，还是对西方现代社会，都能不温不火、娓娓道来。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很难想象一个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人能对自己的社会作出这样深刻的洞察。费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同学，后来也成为着名社会学家的Sir Edmund Leech即认为社会学家研究自己的社会很难成功，因为研究者有自己难以觉察的成见。【3】费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才智以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到的良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训练之外，我猜想更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他亲身经历的两种反差巨大的文化给他的认知以强烈的冲击，这使得他可以将它们互为参照系，在“山中”和“山外”两个观察角度之间不断切换，山的轮廓就在这切换之中慢慢清晰起来。




本文对《乡土中国》作简单介绍，以此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主要阶层的一些特征及近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痛苦转向。

1. 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




全书的主线索是两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型的对比：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




作者研究的乡土社会的原型是中国农村：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4】




作者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则应该是脱胎于他在伦敦读博士期间对英国的观察。比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他在《言论·自由·信用》一文中对伦敦海德公园中的自由演讲的津津有味的叙述。【5】




这两种社会基本对应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涂尔干）所称的“机械的团结” (mechanical solidarity) 和“有机的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6】这里的“团结”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表示社群成员之间的关联方式或形态。“机械的团结”当是得名于这样的社群招募成员的方式：一个成员属于这个社群，并不是由于他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社群，而是由于某种他自己不可控的“机械力”，如他在这个社群中出生、长大。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典型的机械团结的社会：一个人生于斯、死于斯；他不需要选择社群，社群也不允许他选择。在这个社群中，所有的成员都做一样的事。




“有机的团结”当是得名于其成员的社会分工状态：这样的社群中拥有各种不同的职业，好像一个有机体内的各种器官，各不相同，各司其职。




现代社会中也经常可见这两种不同关联方式的例子。比如，中国的大学中的一个班是机械团结：同学们处在一起，不是由于自己直接选择了要与这些同学相处，而是因为大家被分配到了同一个专业。从外表看起来，这个社群的成员具有均一性或同质性：他们日夜相处、上同样一些课程、做同样一些家庭作业。军队中的一个士兵班也是机械的团结。




一个公司的结构则更接近于“有机团结”：每个人的职能不同，大家组合在一起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协同完成一个大的使命。




“有机团结”的社会中有千百种的职业，那么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何在茫茫社会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职业呢？择业是现代社会中多数年轻人都感到焦虑、困惑、挫折的问题。这要求他们细心观察自己的兴趣、长短处、愿意付出的代价等，然后使用理性来选择自己爱好且擅长的职业。这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重要一环。这个过程并不完美，许多人终生都无法找到自己愿意以身相许的职业，但是每个人发现和伸展自己个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比如中国的农村，择业的问题不存在。那里只有一种职业：终生与土地为伴。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人喜欢或不喜欢做什么事的问题；个体的独特性被社会现实强力抹去了。




作者还从很多其它维度观察了两种社会或社群的不同，比如：




（1）社群边界的清晰程度。作者把现代社会中的“柴捆”式社群称作团体，而把乡土社会中的“水波纹”式社群称作社会圈子。团体的特征是：有清晰的边界、其成员有明确定义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圈子的范围及其成员对这个圈子的责任和义务则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人有不同的社会圈子，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圈子同更大尺度的社会发生关系。




（2）社群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乡土社会又可以称为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每天相处在一起，彼此之间无限熟悉。现代社会可以称为陌生人社会：一个人每天打交道的多为陌生人，并且这并不对他的生活造成任何障碍。在中国，从农村、小城镇、四五线城市到超一线城市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连续光谱。




在熟人社会中，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聚光灯下，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长大，要求他服从于社群规范的压力也较大。一个在陌生人社会中长大的人则更容易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




（3）感情定向。乡土社会中的个人对现存秩序的感情定向是“亚普罗式” （即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Apollo；现在通译为阿波罗）：“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7】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对现存秩序的感情定向是“浮士德式”：“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7】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批评、挑战社群是大逆不道，且通常会输得很惨。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指出团体的缺陷并努力去改变它们是他的自然责任，也是他蓬勃生命力的体现。




（4）权力的依据。乡土社会是身份社会：在这里，一个人的身份是决定其发言权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真理不仅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是社会正常运作的绊脚石，有身份者经常必欲除之而后快。两方发生冲突时，身份低的一方必须甘心认输。在契约社会中，“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注：下一节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8】也就是说，社会成员需要以讲理来生存，真理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性。




电影《隐入尘烟》中的中国西北农村对乡土社会的许多特征有准确的展示，如熟人社会、将小人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身份权力、个人在社群秩序面前的“亚普罗式”的宿命和无力感等。




《乡土中国》中这样的比较还有很多。表一列出了书中对两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的比较。




表一：《乡土中国》中讨论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比较




  乡土社会 现代社会

Durkheim 的描述 机械的团结 (mechanical solidarity) 有机的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

群己关系 差序格局。成员通过私人关系与社群打交道。个体对他人的责任因关系亲疏而定 团体格局。每个个体直接与团体打交道。个体的权利和对团体的责任被清晰定义

群己关系的形象描述 由近及远的水波纹 柴捆

从社群边界的特征来描述 社会圈子（边界模煳） 团体（边界清晰）

从个体之间的熟悉程度来描述 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

从个体之间的互动规则来描述 身份社会 契约社会

社群的治理方式 礼治：顾及脸面；不成文的规矩；长老统治 法治：明文规则。

个人的感情定向 亚普罗（阿波罗）式：宿命（接受命运） 浮士德式：进取（努力改变现有秩序）

利益往来的清算方式 血缘；“人情债” 地缘；“亲兄弟，明算账”

个体之间的交流方式 个人化的口语和肢体语言。基于个体之间的共同经验 书面文字、规范化语言。陌生人之间可以交流

个体对社群的态度 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个人主义：强调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成员之间的关系 权力关系的色彩较强；等级色彩较强 互相之间基本平等、独立

社群领袖的定位 群体的主人 群体事务的代理者

个体行为的动机 欲望（被文化塑造的自发本能） 需要（出于理性选择的自觉）

权力的基本特征 长老权力（基于地位和不成文规则） 同意权力（基于契约）

社群的意识形态 一元；不容忍反对意见 多元；“容忍、甚至奖励反对”

社群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方式 靠对僵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权宜的“注释”来因应，导致名与实渐行渐远 意识形态因多元化而较容易因应变化

两种社会之间还有其它一些不同；它们在《乡土中国》中或完全未提及、或一句带过。比如，乡土社会中基本没有社会分工，其成员们要依靠同一些有限资源（如土地）来生活，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底色是竞争，这导致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乡土中国》中有精彩讨论的中国农民的“私”字的心理原因。在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为社会贡献自己独特的专才，同时自己的生活质量也需要其他社会成员贡献出他们的独特专才，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意识多过竞争意识，因而个体的安全感也较强。




一个人的比较完美的生活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比如，其衣食住行需要各种食物、医疗条件、水暖空调、便捷的交通工具等；其心智活动需要教育、学术、新闻；其安全生活环境需要透明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其审美需求需要电影、小说、音乐、视觉艺术。显然，没有社会分工的乡土社会无法提供这些东西。




表二列举了《乡土中国》中未专门讨论的两种社会的另外一些不同。




表二：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其它特征的比较




  乡土社会 现代社会

社会分工状态 基本没有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细致

生产力形态 简单 复杂

为个体提供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原始；只能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 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

个体之间关系的底色 竞争关系 合作关系

个体的安全感 弱 较强

如同一个人有许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一个社会也有许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表一和表二展示的是两种理想模型的社会的“性格特征”。从这两个表格来看，两种社会在如此之多的“性格特征”上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广，一个彻头彻尾的乡土社会要转变到现代社会需要在这所有的“性格特征”上都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样的转变的发生难度或许可以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




两个表格所示的各种特征维度并非互相独立。比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形态变得复杂时，社会分工自然就会变得更加细致，也能满足个体的更多方面的需求。




每个维度发生改变的容易程度也不同。以中国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其生产力形态的复杂程度发生了天翻地复的改变，但社会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个例子说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形态的复杂程度是比较容易改变的特征，其权力结构则是更难改变的特征。通常来说，容易改变的特征是属于枝叶的特征，难改变的特征是更为基本、属于根系的特征。

2. 社会权力形态对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发生主要作用的权力是“长老权力”：“在人事范围中，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9】




这里的“长老”应该广义理解为由社群习俗规定的权力关系的上游一方。每个人都可能扮演“长老”的角色。比如，根据“三纲五常”，君是臣的“长老”；父母是孩子的“长老”、丈夫是妻子的“长老”。村子里的一个有权有势者是村中其他所有人的“长老”。一个单位的领导是普通职员的“长老”。一个孩子也可能是比他更弱小的孩子的“长老”。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的主要权力形态是“同意权力”，即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订立契约，以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行为。“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意权力中才发生，因为同意权力建立在契约上，执行着权力的人是否遵行契约是一个须随时加以监督的问题。”【9】




《乡土中国》对这两种权力形态在各自的社会中产生的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我认为，一个社会中的主要权力形态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多作一些讨论。




长老权力的主要特点是：




首先，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社群的文化和习俗是长老权力的强大后盾。如果把乡土文化比作点心模具，那么每个成长于其中的人就是软软的面团，一个一个在不自觉之中被模具强力塑造成型。这种教化的目的不是鼓励个人判断力和行动力的成长，而是把个人强力修剪为顺从工具。




其次，长老权力“不容忍反对”，也就是说，长老权力是权力关系双方高度不平等的绝对权力。反抗长老就是反抗社群中千百年传下来的习俗和文化，只能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换句话说，社群秩序的维持是以强迫为基础的。




最后，长老权力对权力的界限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解释权完全掌握在长老的手中，长老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解释。这意味着长老的权力是无限的。能领会贯彻长老之意者得到资源和地位；长老不喜欢的人被排挤、边缘化。




强势的父母带起来的懦弱的孩子会只知道父母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于乡土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乡土文化就是他的“父母”，他就是强势的“父母”带起来的懦弱的孩子，只知道长老们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决心反抗这种秩序的只是少数，且都是以悲剧告终。或许可以说，大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 – 如贾宝玉、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水浒一百单八将 – 也就是个人对乡土文化的悲剧反抗史。




费孝通认为，长老权力不同于需要暴力来维持的横暴权力。这在表面上看是如此，因为在长老权力统治一切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并不需要暴力来维稳。同样，从表面上看，一个由强势的父母和懦弱的孩子组成的家庭也是和谐的，父母不需要使用暴力。但是，孩子这样的顺从只是由于恐惧。如费先生所说，长老权力的本质是 “不容忍反对”。那么对于那些顽固的反对者，长老权力就会顺理成章地变成横暴权力。八九天安门运动被血腥镇压就是政权的长老权力在被挑战时变成横暴权力的例子。




阿伦特说，权力的反面是暴力。这话的意思是：当上游者拥有绝对权力时，下游者根本不会有反抗的意识，所以上游者不需要使用暴力来维持权力关系；反过来，当上游者需要使出暴力时，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受到威胁。比如，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经常有民众的抗议示威，经常需要派出军队施用横暴权力，而中国政府很少需要军队出来施用横暴权力，这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平等，而恰恰是反过来。《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缅甸军政府的横暴权力是等而下之的权力，而中国政府的长老权力是更高明的权力。




相比之下，同意权力关系中的双方较为平等。同意权力基于明文契约，所以相对优势的一方无法任意解释。比如，西方社会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相当大成分的基于契约的同意权力。孩子认为父母越线时，就可以利用契约来自卫。而父母虽然有施用横暴权力的能力，但契约的小环境和整个社会尊重个人权利的大环境阻止了他们这样做。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他与社会是平等友善的关系；社会不是要将他一口吞下去的怪兽。有了安全感，人就不必总是为求生而忐忑不安，其创造力就开始萌芽、生长。




个人在两种社会中成长时都会经历痛苦，而两种痛苦有不同的性质。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经历的是思维和判断被社群习俗和文化强制修剪的痛苦。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经历的是从依赖他人到学会独立行走、独立判断的跌跌撞撞的痛苦。




经历两种痛苦之后的结果也不同。在乡土社会中，成长的痛苦之后的结果是被驯化。在现代社会中，成长的痛苦之后的结果是成长为社会中平等而拥有一定自由度的一员。




费孝通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中说：




“‘知足常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里的精神——‘贪得无厌’刚刚相反。知足常乐是在克制一己的欲望来迁就外在的有限资源；贪得无厌是在不断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这两种精神，两种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是知足常乐。”【10】




如果仔细追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足常乐”，不难发现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它不是由于陶渊明那样经过了灵魂深处的艰苦斗争之后的有意识选择，而是由于无物可贪的无奈。不管是在乡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真正能做到知足常乐的人都是少数，都需要很高的修为。




但是用“知足常乐”来形容乡土社会中人的认知模式则是准确的：他们被长老权力修剪得失去了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蓬勃的生命力。他们未老先衰，心智水平早早就停滞不前。他们齐刷刷地生于斯、死于斯，如他们种的庄稼。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认知方式则是“贪得无厌” – 用褒义的说法来形容，就是有好奇心和进取心。这从近代西方在众多学术和实业领域中的突飞猛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和商业活动等可见一斑。




3. 中国一些社会阶层的乡土特色




以上讨论的是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一些特征。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社会或社群都是介于两者之间，在某些特征上近于乡土社会，另一些特征上近于现代社会。这一节讨论中国一些社会阶层的实例。




 




3.1 中国农村与西方农村的比较




同是工业革命前的农耕社会，中国的农村与西方的农村有很大的差别。




王小波在散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说：




“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愣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11】




可以把荷兰农村的这种大型低地排水系统与《乡土中国》中提到的苏州的河道做个比较：




“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2】




苏州的问题就是费孝通所说的 “私”：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没有人考虑社群的利益。这样的心态导致了荷兰农民那样的工程无法在中国农村实现。




从荷兰低地排水工程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之前，荷兰农村的社群结构就已经在一些维度上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另外一个例子是，1620年，“五月花号”的乘客们在到达北美之后经过集体讨论制定了“五月花公约”，以明文条例来规范社群成员的行为方式。这远远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却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




另一方面，西方工业革命前的乡土社会仍然具有表一和表二所示的乡土社会的许多特征，包括：（1）熟人社会；（2）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一元意识形态；（3）等级制度；（4）生产力形态简单等。带有这些特征的社群在演变到陌生人社会、多元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复杂的生产力形态时也经历了不少痛苦。但总体而言，工业革命在西方孕育、且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取得巨大成功，可以归因于其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需要跨越的鸿沟并不那么深广。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可以把“脱亚”解读为向乡土社会告别，把“入欧”解释为向现代社会靠拢。日本的转向过程迅速而痛苦较少，应该也是由于其社会结构已经在一些较为根本的维度上具备现代社会的特征，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相比之下，中国农村非常接近于表一中描述的理想乡土社会。




 




3.2 中国古代中上层社会




我们可以观察中国古代包括士人和统治阶级在内的中上层社会的一些特征：




（1）身份决定发言权，以契约形式互相制约的权力模式基本上不存在；




（2）以忠孝文化为主的一元意识形态；




（3）在上者拥有任意解释权的长老权力；




（4）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由近及远的水波纹般的“差序格局”。




从这些特征来看，中国古代的中上层社会也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乡土社会。




3.3 当代中国农村和小城市




在当代，中国农村仍然具有乡土社会的绝大多数典型特征，如上文提到的《隐入尘烟》描述的情形。而小城市也呈现出乡土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12】




虽然小城市的生活已经远离田地和庄稼，但仍然“乡土气息”浓厚：“平庸与固化”、“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 – 这都是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




尽管“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那么多年轻人仍然愿意挤进去做“沙丁鱼”，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忍受认知上的“知足常乐”、无法忍受“酱缸” （柏杨的说法）和“铁屋子” （鲁迅的说法）对他们的强力修剪、驯化。他们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多方面的需求，他们的生命力需要有释放的方向；这些东西乡土社会都无法提供。




 




3.4 中共政权




乡土社会结构的多数成分在当代的共产党政权之中也保存下来。比如，当代政权的决策方式仍然是“乡土气息”浓厚的长老权力和家族政治，而与基于契约的同意权力相去甚远：




“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谱’（lineages），内部人士称之为‘恩庇’群体（“XXX”条线上的），相当于中共内部事实上的派别。其实，中共内部那些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和政策辩论的争端往往并不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各个“系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的一个系统导致个人化的效忠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势了，结果意味着他在官场变成孤儿。”【13】




由于政权掌握着中国社会的所有命运，虽然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现在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多数特征，其社会结构经受冲击的能力仍然不明朗。上海和深圳在2022年疫情封城期间的遭遇可以解读为政权的乡土思维方式对在其股掌之间的现代社会的强力干预。

4.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痛苦蜕变




由于十九世纪的日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较小的差别，当西方野心勃勃的现代社会赫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愿意虚心当好学生。中国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鸿沟则深广得多，受到的震动也强烈得多。这从康有为的大声疾呼中可见：




“……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




“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淼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14】




由这些话可以感到，康有为虽然还紧抓着“孔教”、“纲纪”和“道揆”的救命稻草不肯松手，其自尊早已“若坠重渊，淼无所属”了。蒙古人和满洲人只能对汉族人进行物质上的奴役，西方文明则几乎摧毁了康有为的三观。




费孝通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如此分析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的心态：




“中国一身还是埋在土地里，只透出了一双眼睛和一张嘴。……眼睛是透出了地面，看见了人生是可以享受的；眼红了。他觉得知足常乐是多可笑和土气？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学会了现代社会的口味和名词。口味是摩登的，名词是时髦的。可是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若是我说：‘把头也埋下去罢’，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生活和文化是一套一套（注：当是相辅相成之意）的，生活在土里，文化就该土气。土气的文化确是令人不顺眼，但是你得全身从土里拔出来啊。现在这种半身入土的情形是会拖死人的。……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拔出来的希望也愈来愈少。”【10】




这段话道出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人向现代社会转向的动力只是由于“眼红”。在现代社会的灯红酒绿（富）和坚船利炮（强）面前，乡土社会的“知足常乐”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广而言之，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革命家的行为动机都可以解读为乡土社会对现代社会的“眼红”。




与对现代社会的“眼红”相应的是对乡土社会的鄙夷。例子包括当代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居高临下、自由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的道德审判：鲁迅称之为“吃人”和“铁屋子”；柏杨称之为“酱缸”；《河殇》称之为浑浊愚昧的“黄色文明”。




其次，虽然中国除了农村的种田人之外还有其它与现代社会更接近一些的各种社会阶层，但其本质都是“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城里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与他们鄙夷的乡下人是出于同一个根系。




最后，转向的过程极为痛苦，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到底是乡土社会的哪些特征“深深地陷在土里”拔不出来，费先生没有具体论述。我认为，在乡土社会的所有特征之中，最难改变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强烈的不安全感、旺盛的权力欲和对他人的敌意。这个社会是不停地产出具有这些价值观的个人的流水线。每个人在被送下流水线时，他的价值观已经牢固成型，终生再无法改变。这样的价值观适合于在乡土社会中生存，而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旺盛的权力欲一方面让他们看着现代社会“眼红”不已，一方面也是他们转向到现代社会的根本障碍，因为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结出来“摩登” 与 “时髦” 的果实，是因为被契约关入笼子里的“同意权力”，而后者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在1970年代末到2010年代末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中，中国从西方学来了不少东西，可是那些都是容易学的凋虫小技。王朔说：“民主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复杂到这是中国人唯一没能山寨成功的东西。”民主学不来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关在契约的笼子里。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过多次向政府索要权利的民主运动，也提出过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许多愿景。这都是试图在乡土社会的砧木上嫁接现代社会的接穗的努力。嫁接需要砧木与接穗的基因相似；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很难成功。




当今政权全面镇压社会中的不同声音、与西方开始全面敌对，其意图是要把本来已经“透出了地面”的眼睛和嘴也埋回土里，全面回到乡土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乡土社会的伟大复兴。

5. 《乡土中国》的一些缺陷




《乡土中国》中虽然真知灼见俯拾皆是，但由于其视野极为开阔 – 或许过于开阔，其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陷。上文已经讨论过作者对长老权力和“知足常乐“的理解的偏差。这里再简单讨论几个：




（1）作者把乡土社会说成是“有机的团结”，现代社会说成是“机械的团结”。【4】应该是反过来。




（2）作者在“差序格局”一篇中把水波纹般的差序格局与孔孟的“推己及人”哲学联系起来：“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2】 实际上，差序格局与修身文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懂得孔孟的修身，而西方的团体格局倒是很强调修身：在孩子十几岁之前，其教育内容中关于待人接物、爱心、礼节的成分多过文化学习的成分。一个善于修身的人在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中都会是令人尊敬的成员。




（3）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 【2】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中，国家并不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理解更准确：




“试与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观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观之一省，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其治法俨然一国也。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15】




作者的这个判断也与他在后面提到的西方家庭格局矛盾：“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16】 从这里看出，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也有“特出的群己界线”。




（4）作者在“再论文字下乡”一篇中强调用书面文字来交流的庙堂社会与不识字的乡土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7】 但是作者在后面又大量引用《论语》中的道德规范来说明乡土社会的运作。这两者似有矛盾。“克己复礼为仁” 这样的道德准则在多大程度上被农村不识字的农民采用值得存疑。




（5）“有人觉得权力本身是具有引诱力的，人有‘权力的饥饿’。这种看法忽略了权力的工具性。人也许因为某种心理变态可能发生单纯的支配欲或所谓Sadism（残酷的嗜好），但这究竟不是正常。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能是没有目的的，而所具的目的也很难想象不是经济的。我们很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横暴权力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之也不易发生。” 【18】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利益只是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填满；而权力欲属于更高层次的重要感需求、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证明和肯定，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要难填满得多。对于那些将社会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枭雄们，权力本身带来的快乐才是他们生命的终极价值。




（6）“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8】




费先生的这幅田园牧歌式图景很难解释中国古代如此之频繁而血腥的战乱和毛泽东以“农民翻身做主人”为大旗的革命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功。 “专制”和“独裁”并非仅仅来自遥远的京城里的皇帝；它们可以来自县衙里的老爷、村里的族长和强势人物、以至于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中国乡土社会的“无为”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是被“长老”们的绝对权力压制却从未泯灭、一个火星就可引燃的欲望。




总的来看，费先生把握社会宏观现象的能力卓越，对微观尺度的个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理解则较弱。当然，费先生写出《乡土中国》时只是三十多岁的年龄，缺陷情有可原，难掩其横溢的才华。费先生为理解中国社会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框架；这是从无到有，是最难、最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个框架，后来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6. 结语




乡土社会的根系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如此之深厚，与现代社会的鸿沟如此之宽阔，向现代社会的转向之难恐怕是难于上青天。这是铁一般的现实。近二百年来，中国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改革开放到八九天安门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每一个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或是原地踏步、或是走出不远后又回到原点，或许都是因为社会改革家们对这个现实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只一心想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




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普遍不愿意在基础科学上潜心钻研，只想着速成、挤垮对手、弯道超车，是由于乡土社会孕育出的不愿意尊重现实、权力欲爆棚的价值观。社会改革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看起来忧国忧民、志向高远，但心里想的只是要这个社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行，忘了它 “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




制造高端芯片需要老老实实从最基础的科学开始学起，而改革社会的难度又岂是制造芯片可比。如果发现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没有实际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或许应该忘掉橘子，努力让这棵树结出好的苹果。




现代社会也不见得是人类发展的最好归宿。比如：（1）虽然现代社会能满足人的更多欲望，这不等于人的平安与快乐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提升。（2）虽然现代社会给个人的心智成长以更多的空间，实现真正的自我对于多数人而言仍然遥不可及。（3）现代社会的规模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扩张使地球不堪重负。所以中国也许并不需要全面转向到西方式的现代社会。一种可能性是放下对现代社会的 “眼红”，努力在乡土社会的根系上生长出一些宽容、尊重现实、人与人之间有善意、生活上知足常乐的枝叶。这将是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的难度，还是在红苹果树上嫁接黄苹果的难度，还需要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的长期探索。也许他们会发现，在通向人类发展的更好归宿的崎岖路上，这是更可行的一个“超车”的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