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 二零二二年
过去十年，中国劳工通讯通过“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下来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工人运动，呈现出一幅官方叙事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也预示了未来工人运动的演变。
首先，中国的经济成分和发展模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持续三十多年依赖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在线购物和食品配送等的服务业崛起。于是，从医疗保健、餐饮到银行和金融等服务行业，以至与货运司机等相关的运输行业，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2021年1月25日，在上述咸阳和德州的工人抗议之后没几天，陕西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数百名护理人员发起静坐示威，要求医院提高工资待遇，并为员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当月，河北省百世公司的快递员因老板拖欠工资而罢工，导致上万件未送达的快递堆积在仓库外无人派送。可见，在传统制造业的劳资纠纷仍然深陷泥潭的时候，新兴行业的劳资冲突也正以旧瓶新酒的形式扩展开来。
第二，从90年代开始，四川和河南等中国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为更加发达的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时过境迁，随着企业向内陆地区扩展，这些地区的劳资纠纷也同步暴增。曾几何时，深圳就是中国劳工抗议的中心地区，但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2015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75起发生在深圳的制造业工人抗议事件，占当年全市工人集体行动总数的75%。但仅仅两年后的2017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22起，占比也降至全市当年工人集体行动的半数。
最后，与劳动力相关的传统社会结构受到侵蚀，人在社会中日益孤立和碎片化。再加上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劳动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养老等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00年以降，工厂取代了工人曾经依赖的“亲属关系和地区联系”，为工人提供了相互团结联系的天然场域。一旦到达深圳等地，这些来自四川、河南或其他内陆地区的工人就会发现，地区、民族等差异已经不再重要，因为面对工时长、工资低、待遇差，劳资纠纷成为了他们共同面对的终极问题。
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日益明显。随着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兴起，社交媒体构建了新一重的关系，更盛于传统人与人面对面的联结。社交媒体重塑了中国劳工抗议活动的态势，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抗争就体现了这一点。一位学者指出，在那次抗议活动中，尽管中国当局移除并封锁了发布内容，抗议者还是“有效利用了数字媒体来表达工人及学生团结一致的声音”。然而，真正有效的集体行动，需要线下和线上行动的一致团结。线上方便迅捷的交流也会令人忽视线下面对面的实际行动，最终社交媒体也有可能反过来成为雇主和当局用来监控、压制劳动者的工具。
回看过去十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数据，会发现制造业抗议在中国劳工抗议总数所占比例有了明显下降。2013年，工厂工人抗争占总数的46.5％；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仅占总数的11％。过去十年间，服务业及运输业逐渐取代制造业，在抗议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直是工人抗议活动中最明显的趋势之一。而中国工人的抗争主体一直是建筑工人，他们占集体行动总数的比例稳定在40％左右。2020年开始，由于大量建筑公司遇到现金流和经济不确定性的严重冲击，这一比例显着上升，几乎每个案例都涉及拖欠工资。
服务业劳资纠纷的加剧
在2010年代初期，工人的抗议更多地发生在大城市从事工作专业性低的人群身上，如环卫工人、清洁工人，以及商店和餐馆员工。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抗议活动就在全国各行各业蔓延，包括酒店、酒吧和卡拉OK厅、健身房、科技公司、银行和金融公司、医疗机构、幼儿园和其他私人教育机构，如补习班和驾校；甚至在高尔夫球场和游乐园、职业足球队、电视台和地方媒体机构，都出现了员工的抗议活动。
2014年6月，重庆陈家中学高中教师举行罢课抗议，要求学校发放拖欠的工资，维护他们“正当、平等待遇”。同月，中国移动的员工在山东菏泽移动公司、市政府示威，抗议移动裁员不公。同年12月，河北唐山华润万家超市员工在店外举行的抗议活动，要求公司给予他们与另一家分店员工同等的裁员赔偿。工人们的条横幅上面写着:“华润万家，还我平等待遇！”
在2017年之前，交通运输行业的抗议活动往往以出租车司机为主，很少有快递员或送餐员抗议。在过去三年中，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食品配送和其他快递服务行业的零工经济大规模发展，这一新兴行业就业人数暴增，但是由于其劳动关系比传统行业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而劳动争议也随着行业扩张而蔓延。2010年代后期，电子商务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2019年，中国的电子商务销售额总计1.9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电子商务市场美国的三倍多。当下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份额近55％。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网上购物，物流公司对司机的需求也在稳步增长，甚至在2020年全球新冠蔓延时期都保持持续增长。此外，政府通过鼓励建设社区快递站点、增加所谓灵活就业的临时性“零工经济”，来解决社会对失业率上升的担忧。仅在2020年上半年，中国最大的网络食品配送平台美团，就新增了140万名员工。对这些零工的一项调查发现，有30％的人从其他行业失业后加入该平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占美团295万名零工的近25%。
自2015年开始，出租车司机的抗议活动数量一度下降。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出租车收入骤减，但公司收取的各项费用却一分不少，导致抗议活动显着激增。2020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记录了116起出租车司机的抗议活动，比2019年记录的54起翻了一番。当我们将出租车司机放到整体劳工抗议活动中看，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2013年，出租车司机的抗议活动约占总数的15％，2016年降至8.2％，在2019年更是仅占3.9％，但到2020年，这一数字回升至14.5％。自2017年以来，中国App平台运输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已成为主流。平台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不断削减成本以抢夺市场优势，收入不稳和严苛的罚款制度导致抗议活动频频发生。从2017年1月到2020年12月，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220起食品配送工人和快递员发起的集体抗议，约占该时期所有运输业抗议活动的三分之一。美团和饿了么等App平台的送餐员长期以来面对了无处不在的劳工权益陷阱，包括长达18小时的轮班时间、对延迟配送的处罚。在演算法的操控下，工人毫无议价能力，甚至发生工伤后平台完全不承认劳动关系，令工人在维权路上苦不堪言。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将持续出现更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重心向服务业和电子商务的转移，更多的劳资纠纷可能会集中在灵活就业的新型岗位上。这将给中国的劳动关系和劳工权利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
集体行动的地区变化
在201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部分劳动纠纷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经济强省广东。但是，随着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型产业逐渐向外国转移，再加上内陆的城市化发展，广东工人抗议的总体比例持续下降。
近年来，随着在中国设厂成本的上升、东南亚国家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广东的许多低端制造商已经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以前总部位于广东的制造商，已经迁往中国内陆地区——有鉴于201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内陆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提供的激励措施，令很多制造商趋之若鹜。
电子制造巨头富士康，在2010年决定将其主要生产基地，从深圳转移到河南郑州城外的一个新工厂。这间工厂在2018年发展巅峰时期，雇佣了约30万名工人。这与2000年富士康在深圳巅峰时期的工人数量相同。全球一半的iPhone都来自于这些工人的双手。随着富士康等制造商向内地转移，他们也将在深圳等制造中心使用过的剥削劳工的手段一并转移到内地。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ur Watch)在2019年关于富士康郑州工厂的一份报告揭露：这个被称为“苹果城”的郑州工厂，违反《劳动法》强迫工人长时间加班并聘用大量临时工。
内陆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沿海制造业向内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也不断催化内陆的运输和服务业快速发展，吸引制造企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这一点在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数据显示在同一时期内，内陆城市服务行业的劳动纠纷比例也在相应增加。
以四川省为例，在过去十年记录的工人抗议行动，约41%发生在建筑业，34%发生在服务业和运输业，只有15%发生在制造业。企业往往预期基础设施支出、人口增长和更大的消费需求将带来繁荣，于是他们便不计后果地向新的内陆市场扩张，由此导致了大量服务行业的抗议。企业在较小的内陆城市建立新分公司，到投机泡沫破裂时公司便树倒猢狲散。这种情况往往令工人陷入困境——被拖欠几个月的工资、失去工作，遇到老板跑路则工人也就一分钱都拿不到。在四川过去十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记录的654起事件中，75%涉及拖欠工资。
工人组织和抗争性质的变化
2015年后，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贡献GDP最大的产业。随之而来的则是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和离散性提高，这导致工人在组织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上有了重大变化。在之前，制造业、采矿业和其他工业部门通常会在固定地点雇佣大量工人；而现在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数量明显减少。最近一次大型工厂工人抗议，已经是2014年4月东莞裕元鞋厂罢工。当时四万名工人罢工两周，抗议低工资、企业欠缴社保。自2015年起，许多大型工厂关闭或裁掉大部分工人。剩下的工厂多是较稳定、利润较高的，因为可以提供相对合理的工资水平，工人抗议的问题也比较少。
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涉及千名或以上工人的抗议事件数量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在2010年代的头几年，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比小规模抗议活动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找到。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10年代后半期，政府更强硬地制止任何威胁社会稳定、损害共产党形象的集体行动。
政府在劳工问题上最突出的一次挫败，发生在2016年3月11日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当时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数千名愤怒的煤矿工人就在双鸭山街头游行请愿，要求黑龙江龙煤集团支付已拖欠逾两个月的工资。龙煤集团是国有企业，其时正因煤炭产能过剩而负债累累。令工人更加愤怒的是，省长陆昊在两会上公开发言表示，龙煤集团“没有欠井下职工一分钱”。龙煤工人愤而抗议，这次抗议是多年来国企抗议里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一举动迫使当地政府出面要求龙煤集团付清全部工人工资。但是当局也明确表示，这类型的抗议是不可容忍的。3月13日，警察冲入工人居住地，逮捕了许多参与游行的矿工，并公布了至少75名被通缉人士的照片。中央政府零容忍策略的逻辑是，要维持住政府对“闹事分子”严惩不贷的姿态，这样才能威吓其他潜在的工人领袖、避免其他地区效彷集体抗议。
双鸭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与国务院引入新的公共安全措施，大型群众事件的所有责任都属地方政府。换句话说，政府对群众事件零容忍，如果有这些事件发生，地方最高官员可能被撤职。
在2010年代后期，位于广东省的劳工非政府组织（NGO）也持续受到打压。十年来，这些NGO组织对向当地工厂工人提供集体行动所需具体技能，有着充足的经验。这些NGO在几个着名的工人维权案例中，成功的将雇主请上谈判桌，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集体谈判的新模式，同时凸显了官方工会在捍卫工人权利方面的缺席。本报告在余下几章，将详细讨论其中的几个案例。
政府对传统劳工NGO的打压，使得工人缺少了专业抗争知识指导和可靠支持。因此，越来越多的劳工开始转向线上组织，使用各式的通讯软件进行抗争。例如，在2016年沃尔玛员工针对公司更改工时制度进行了几次罢工抗议。实际亲身参与抗议的人数有限，但估计有约10万名沃尔玛员工曾进入新成立的网络在线支持群组，这有助于减轻抗争员工与强大雇主周旋时的孤独感。通过在线组织，每个人、甚至数千公里外的同事都彷佛拥有共同的身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其后，在2018年夏天，起重机操作员和货车司机采取了类似的抗争策略，他们组织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抗议工资水平下降、工作条件不断恶化。同年，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更进一步利用社交媒体，联系左翼学生团体和支持者。然而，网上组织也存在风险，佳士公司的工人及他们的支持者被大量逮捕和拘留。随后外卖员盟主陈国江在2019年和2021年2月的两次被捕也证明了这一点。
陈国江又被称为骑手联盟盟主。他曾建立一个庞大的外卖团体互助网络“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联结了超过14000名骑手。陈国江发布过很多视频呼吁大家关注骑手权益，他揭露平台打压工人，批评平台公然违反劳动法，对工人送迟外卖予以罚款等等不当行为。2020年9月，陈国江曾说道，希望当局能够专门为外卖骑手成立一个像工会一样的组织，希望这个组织能代表工人和平台协商工人待遇问题，并由地方政府出头规范外卖行业的劳动标准，而不是任由私营公司如美团和饿了么这样任意压榨外卖骑手。他最终在2021年被官方逮捕。他的被捕对于在线的集体行动而言无疑是一个警告。官方的信息再明确不过，哪怕官方自己的工会组织如何不作为、如何闭目塞听、如何与工人的诉求相脱节，也不可能容忍那些处于官方组织之外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为工人发声。
其实，目前大多数劳工抗议活动的组织都不够完善。抗争往往规模小（少于百名参与者）且时间短暂，并且专注于解决眼前具体的纠纷。抗议通常是希望引起社会对工人困境的关注，希望政府介入处理，而不是与雇主或地方政府直接对话和集体性协商。许多工人甚至不再举行现实中的抗议活动，而仅仅是在网上发布求助呼吁，这些行动往往对解决事件帮助不大。
面对劳资冲突作壁上观的政府
也许是为了避免双鸭山事件的重演，中央政府在2010年代后期竭尽全力确保下岗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的工资得到全额支付，也在随后的大型国企关停或缩减经营期间，给予工人们足够的补偿。2019年以来，随着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中国共产党随即持续强调“六个稳定”，更将“保持稳定的就业”置于首要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强调“六稳”的重要性，强调“就业问题居于首位”。中央党校教授陈启清，在2020年5月接受《学习时报》采访时解读“六个稳定”，明确表示“就业如果保不住，一切都可能失守，甚至社会稳定的底线都会失守。”
2020年初，甚至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前，当局的主要关切就是向企业主提供足够的救济，以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这样他们就因不必裁员而引致其他劳资纠纷。但封城及经济活动滞后等因素，在2020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危及就业，截至3月，估计有2700万城市劳工失业。而这个数字更将在2022年新一波疫情封锁下，进一步增加。
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推迟于5月下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指出中国不再强调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相反，当务之急是通过给予雇主更多的税收减免和激励措施，鼓励“灵活就业”来实现就业目标。政府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刺激内需，但其后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就业机会仍然稀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4月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农民工总量是有记录以来首次下降，减少约520万人至2.86亿；平均月工资仅增长2.8%，达到4072元。而在住宿、餐饮业工作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仅略高于3300元水平。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搬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大城市，迁往离家较近的小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虽然中央政府专注于研究宏观经济，希望从技术上解决其发现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但处于劳资关系风口浪尖的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没有妥善处理曾出现的劳资纠纷和工人抗议活动——这从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数据上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认为工人抗议是由劳资纠纷引起，并将劳资纠纷的解决视为双方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劳资纠纷中，地方政府往往将自己定位为旁观者或甚至是资方的支持者。
与许多具有预设态度的媒体报道相反的是，中国领导人并非以“系统性的镇压”来回应劳工行动，大多数工人的抗议实际上并未被当局镇压。在整个2010年代中，警方只干涉了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记录事件的14%，并且只有4.7% 的案件当事人被逮捕。在2010年代的前五年中，警方参与占比明显更高，因为如前文所述，当时有更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从2011年1月到2015年12月，警方干预了27.3%的事件，并逮捕了7%的案件当事人。
如果仔细审视过去十年来工人们的不满和诉求，就会发现，正是因为政府一直未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才迫使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在社交媒体上申诉，希望正义得到伸张。
目前，导致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保护劳工权利方面制度性的不作为。政府的体制惯性是被动回应：当地方政府只在工人事件升级时介入，工人便会认为只有将事情闹大才会得到关注，也就是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实，如果有谈判机制让劳资双方平等加入，才可能减少双方的公开对抗。通过契约精神而展开劳资沟通和谈判，才可能把不公义消灭在萌芽阶段，而不至于等到矛盾加剧，最终演化成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