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述的五個地區及三個省份之外中國的其他漢族聚居區，則普遍是被忽視、利用、損害、拋棄的對象。

    河北省，如前所述，關於它的各種政策和制度，都圍繞着為北京服務（有時還包括天津）的原則，是京津的奴僕。它沒有享受到鄰近首都的任何好處，卻受盡了北京的剝削壓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國地域不平等和戶籍制度之惡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沒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燕趙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殘酷的專制磋磨淨盡），也缺乏省籍認同和歷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渾渾噩噩的為北京當“人肉電池”。雖然有許多中央層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們幾乎從未為家鄉帶來發展和利益，甚至總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場上要求河北犧牲。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層精英與河北人民大眾的割裂乃至對立。同樣，那些在衡水中學等高考工廠里“內卷”出來上了名校的“天之驕子”們，也很少會回鄉生活，而是千方百計遠離河北，不讓自己孩子再遭受作為河北人的種種苦難。如果中共政權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關繫結構不改變，河北就不可能振興和發展。

    河南省，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歷史，從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華文明與漢文明的核心和精華地帶。但是經過無數戰爭摧殘尤其金國/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壞，曾經的東京夢華和東都繁盛，都化作過眼雲煙。明代的河南，已經非常沒落和被忽視。明末農民起義和滿清入侵，再次重創了河南。這些殘酷的戰亂與入侵，讓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厭棄之地。清末和民國的歷史變局中，全國許多省份都有梟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沒有可以保境安民、興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強人，自然也沒有實力雄厚的地方組織和勢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現代繼續被侮辱和踐踏，人民成為沒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災民們在蝗蟲、日軍、國軍的夾擊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寫照。八年抗戰，河南並非主戰區，也無發生特別激烈的戰役，但死於戰爭有關的人數卻是全國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盤散沙、無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慘。

    而中共建政後，河南仍然是“朝中無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陽東方紅拖拉機廠/中國第一拖拉機製造廠）”和幾個依託礦產資源的企業，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工業，是十足的農業省份。但由於集體經濟的低效和強制征糧政策，種糧食收糧食的河南人卻經常吃不上糧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幹部、工人、軍人得到定量糧食供應（高級幹部還有充足的肉、蛋、奶供應）及衣布配給外，大多數民眾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勞之後，換來的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回報”。而河南眾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資源，更是加劇了貧窮落後。當時的中國整體非常貧困，河南省則是貧窮中的貧窮。改革開放後，河南經濟有了發展，無論本省二三產業，還是赴外打工群體，都創造了可觀的財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於中央政策仍然不利於河南，如政治地位低於大多數省份，教育上僅給了河南省一個重點院校名額，人均轉移支付也低於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數人民仍然在為基本的生存掙扎。

    四川省，是中國兼具龐大人口和廣闊面積的超級大省，是西南地區的代表。四川有着獨特的地理環境，域內土地肥沃風調雨順，還和周邊尤其中原腹地相對分隔，本來應是安逸和與世無爭的天府之國。但實際的歷史上，許多中原政權和勢力都流亡至此，將蜀地作為休養生息後奪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兒郎成為外來大人物爭雄天下的工具而死於疆場。“終黃土”的不止“臥龍躍馬”，更有親眷們“春閨夢裡”才能相思相見的百萬千萬兵丁。但外來勢力的不斷湧入，也讓四川高度漢化、成為漢民族強固的一部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近現代的四川人前赴後繼的為國家民族的救亡復興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民國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幹的地方梟雄，地方自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在進行中。

    中共建政後，四川喪失了相對的自主，與河南等地一樣成了政權的“奶牛”，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為全國最多。改革開放後，其發展程度和瓶頸與河南類似。中央集權下，地方的發展飽受制約，中央不僅不給予四川和河南這兩個歷史上有過獨特輝煌的地區更多自主，還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勢力和自我壯大，以保證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於股掌之中。四川雖被中共當做西南的領軍省份予以重視，但大多數民眾獲益有限。各種政策扶植和轉移支付，與陝魯湘三省一樣，都被省內權貴和依附者瓜分，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利益。因為四川人口極多、省土廣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以上各省更少。還有，與陝西省的資源高度集中於省會西安一樣，四川省會成都在全省獨大、市民相對富有，而川地其他縣市均非常貧窮（排名第二的綿陽市GDP總量僅有成都的八分之一，人均也只是成都的二分之一），發展極不均衡。

    從四川省被分出的重慶市，雖然有了直轄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沒有直轄市之實。相對於京滬津，重慶受到的政策扶植較少，也沒有它們那樣的地位和話語權，人民享有的政策紅利和社會保障更是遠低於前三者。不過，在政治地位和經濟規模上，重慶仍然與四川省會成都並駕齊驅，是西南的重鎮，在全國也至少是第二梯隊的中堅。